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共12篇）

腐败现象 篇1

反腐倡廉, 一直是我们常抓不懈的工作, 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目前国企老总的腐败现象, 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1月15日上午, 2011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国企企业家贪腐金额平均每人是3380万元, 其中光明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个人就贪了7.9亿元。 (1月15日北方网)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国企老总的腐败案件是逐年在上升的。2009年我国可统计的落马企业家有95位, 20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55位, 2011年这一数字突破了200。特别是2011年企业家犯罪现象呈现出七大特点:团伙犯罪极为突出;“涉黑”案件所占比例有所下降, 各类诈骗案件所占比例大幅上升;非常知名的企业家落马比较少;国企企业家腐败金额大幅度增加;已经判决的案件绝大多数是过去两三年内发案的大要案, 2011年发案的很少作出判决;在公安部开展“清网行动”中落马的企业家, 竟然有的是在逃犯;打击犯罪的国际化协作加强。

同时, 从贪腐金额来说, 也是非常惊人的。2011年国企企业家贪腐金额平均每人是3380万元, 而2010年是957万元。另外, 根据统计结果, 至少有79例共同犯罪, 占到统计案例的近40%, 涉及人数1266个。

为此, 要防止国企老总的腐败, 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强化。

一要防止利用职务贪利型犯罪。无论国企还是民企, 如何搞好廉政建设, 加强监管机制, 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也是一个老话题。但必须下力气去抓, 去管, 否则还会有更多的老总走向腐败。

二要防止在融资环节犯罪。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旺盛, 而供应与需求的失衡, 导致一些人不惜以犯罪手段进行融资的现象。那么, 如何建立健全一个完善的金融供应体系, 让不同类型的企业都有顺畅的融资渠道, 如何让民间资本健康发展,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紧迫问题, 特别是在资金的监管上更要有新办法才行。

三要防止经营方式方面的腐败。这其中除了一些急功近利铤而走险的企业外, 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实际败在了“创新”上, 这些“创新”的经营方式往往伴随着极高的经济风险, 就像一场赌博, 成则赢得光环无数, 败则带来刑事风险。这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已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层面, 如何进一步规范市场, 如何更加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需要我们加强研究和建设, 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反腐意识, 严防国有企业老总腐败, 确保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企业老总也能健康安全的成长和进步。

腐败现象 篇2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甚至把“小姐”带到家里嫖宿。被“双规”后，张二江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天门人戏称张二江是“梁山寨主”。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廉政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廉政教育直接面对的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廉政教育狭隘化，而是要把廉政教育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社会文化的内核在于价值观念，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分子的堕落，都与价值观念的崩塌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看，腐败与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价值观的“价值博弈”。因此，廉政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有的官员日常生活中对于“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卡一点”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一桩，无碍大节；一些官员对于“小腐”习以为常，逢年过节收“禧礼”、子女嫁娶收“红礼”、生日寿辰收“寿礼”、丧葬之际收“白礼”，以为是人情世故算不得什么。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就是靠这些不起眼的“小打小闹”发家致富，聚敛起数千万元的家产，最终成为贪得无厌的“巨贪”。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它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了严格监督。任何个人财产的不良变动都会受到查处。对于建立财产登记申报制度，许多国家的做法是：首先，制定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其次，建立接受和审查申报书的机构；最后，定期审查和公布财产公布书。我们国家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1)制度内容。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2)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譬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于抽查中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就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3)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那些没有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就是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有些高官，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在案发后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该制度要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的监督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权力运行负监督总责，重点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党委“一把手”，同时实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问责制，凡党委(党组)书记未履行监督责任的，追究其监督责任。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针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各责任主体，就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推荐、考察、决定三个环节的规定加以细化，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操作办法和监督措施，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任用工作责任体系。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要求落实定期谈话，上级党组织每年至少要找下级领导干部谈话一次，特别是当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和退休时、个人遇有重大事项时、班子内部出现不团结苗头时，群众有较多反映时应及时进行谈话。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考核时，领导干部要在干部群众大会上进行一次述职述廉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民主测评，考核和民主测评结果应向本人反馈，述职述廉报告要交上级党组织备案。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一定比例的，视情况作出组织调整或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处理。将述职述廉、评议结果、整改措施等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的重要依据存入档案。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腐败最少的的时代

1.原始社会

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剩余产品

————无物可腐败

2.1949年刚建国时期

当时的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感激却是空前的。抗日时抛头颅洒热血没赶上，为国家那绝对是忠心耿耿，国家要啥，只要家里有，奉献。贪污那是就绝对不会去做的！

————精神不允许自己腐败

3.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官员清廉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法制很严，甚至是残酷，砍头，拨皮，灌水银等刑罚如一柄柄悬挂在官员头上的大刀，没人敢去尝试。

————不敢腐败

4.刘墉，纪昀，包青天

也许他们的事迹是夸张虚构的，但这也说明一种事实，有些人精神很高尚，物质享受是他们所鄙夷的，他们最大的享受是精神，或者说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不腐败，他们打倒腐败

————境界高不腐败 „„„„

为反腐献策

反腐=反腐+倡廉

一、倡廉

1.典型宣传（如 焦裕禄 雷锋 等，使人有榜样，有向往）2.官员党课教育

（给党员，官员一个清廉工作的氛围）3.从小教育

（孩子是白纸，从小打上高尚的精神烙印做背景）

4.社会关注

二、反腐 1.人民监督

⑴举报电话、信箱要方便，不记名，政府对此多家关注。⑵财产实现一定程度的透明，人民有怀疑要说清

⑶定期工作汇报，公开对人民汇报，谁想去谁去，别整一些陌生的代表

2.法律制裁

⑴砍头是不人道的，那就抄家吧，大不了穷嘛，天下穷人多了。⑵自己贿赂过官员并被接受者，到相关部门自首可追回部分贿赂财物，并大程度减轻贿赂的罪过 ⑶贿赂官员的，从重惩罚。

3.社会制裁

有贪污腐败历史的人，及其直系亲人、家属，如银行等机构降低其信誉度，存钱可以，贷款不给。出国办签证，不办。当然，这个只是一定程度上给予制裁，还是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4.体制监督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篇3

关键词：腐败；租金；寻租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24102

1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从形式上来看，腐败主要表现为贪污贿赂、以权谋私、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兼职经商、渎职以及徇私舞弊等多种形式。尽管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即“权钱交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模仿，出现 “权力泛化”现象。于是，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或者交换资源的资源，“权力上市”最终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

那么，权力是如何完成利益交换和资源掠夺这一腐败的过程呢？

从经济学上来看，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控制着政治市场和经济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僚在个人私利最大化的刺激下，因为制度的欠缺，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设租”与“寻租”，和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行为。

1.1租金和寻租

对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租金和寻租。租金一词作为特定意义上的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才在应用经济学理论中出现的，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租金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出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一部分”，因此租金是超出机会成本的收入，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超出资源或商品正常价值的价值，即“垄断利润”。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狭义的寻租，是指利用行政、法律等手段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济交易自由竞争，从而达到获取和维护即得利益的行为。

从经济学本质上来看，寻租及腐败是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y)或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的一个基本类型，寻租是政府干预的副产品。当政府干预市场时，由于人为地限定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交易活动的竞争性，于是政府干预便带来了可以以“租金”形式出现的超额经济利益，这就是“设租”，即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或权力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金诱使私人或企业向他们提供财物作为得到这些租金的条件。一旦官僚阶层的干预创造了超过正常利润的租金，这就为私人或企业通过非竞争手段获得租金提供了激励，于是政府官员会故意提出获得这些租金的特别条件，使私人或企业割舍一部分即得利益与他们分享，这就是所谓的抽租。

1.2寻租与腐败

由于租金的存在，利益集团常常为这样的干预进行各种游说活动，以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获取“非正常收益”的活动都可以称为寻租活动，租金则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时常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几乎所有的干预和行政管制都会为创造这种租金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创造出差价收入，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及官员争权夺利，影响政府收入和增加廉正成本。它妨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降低行政运转速度甚至危及政府政权稳定。更为严重的是，它甚至使政府的决策和经济活动常常受特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摆布。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腐败的基本内容就是政治权利与经济资源和财富的交换，而这种交换得以形成的纽带就是寻租活动，而寻租活动的实质就是权钱交易。在寻租活动中，私人或企业是这种活动的一方经济当事人，通常他们因获得了“租金”中的大部分，所以是这种交易的主要获益者；官僚阶层是另一方当事人，他们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由此，寻租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利的阶层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利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利以谋取更大私利，这是经济人追求经济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

对于私人和企业主来说，寻租就是以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超额利润，然而这种寻租活动寻求的是非生产性的直接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或租金并不是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来增加利润，而是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努力，如游说或行贿等，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经济活动、帮助限制竞争、增强自己的垄断地位等办法来获取的。对于官僚阶层来说，寻租就是运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利来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然而官僚阶层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往往是主动的去进行“政治创租” 和“抽租”，于是就产生了腐败。

2腐败的经济危害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腐败的实质内容就是寻租和非生产性的寻利行为，即私人和企业为了获得以超额利润形式存在的租金，而官僚阶层为了从这种租金中抽租。然而，这种租金却来源于官僚阶层利用手中的职权人为地限制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竞争，从而扭曲了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一般而言，官僚阶层的干预程度愈大，市场扭曲就愈明显，经济租金就越高，寻租活动越呈现恶性循环的趋势。虽然寻租的当事人分别从垄断利润中分享了租金的好处，然而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体系的运行却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性，耶鲁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乐佛就曾形象地把政府的干预和寻租活动比喻为“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具体而言，这种危害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增加交易成本

寻租和腐败虽然会给寻租活动的双方带来额外的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了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从表面上来看，支付给官僚阶层的部分租金似乎是私人和企业主从自身利润中分摊的，实际上这种费用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来获得的，并人为地通过“特许”、“垄断”等形式让特定的经济群体获得租金，继而又把这种成本和费用转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这种租金的存在不断地刺激着官僚阶层设租和企业向官员行贿的寻租活动，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因此，寻租和腐败直接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使大量的财物浪费在“直接性的非生产寻利活动”中。

2.2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寻租和腐败所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经济后果便是资源的误置。众所周知，在一个理想的经济体系中，资源和经济交易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下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和运行，即在竞争规律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最有效率的企业总是率先获得资源、优先参与经济交易。然而，腐败以及由此产生的“特许”和“垄断”却人为地排除了效率优先的企业参与竞争、获得资源和从事交易的权利。这样，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发生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效率优先的企业往往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不能够获得经济资源。而那些通过行贿获得资源和参与交易的企业，通常效率较差，单位成本和边际成本较高，只能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向后将行贿成本转嫁给社会公众，从而破坏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使资源的配置处于无效率状态。

2.3导致价格的扭曲

由于寻租和腐败导致了资源的误置、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价格的扭曲。

价格扭曲对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由于这些国家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许多商品还存在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例如一些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必然会存在部分租金，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因此，寻租和腐败既是一只“掠夺之手”，也像一只“看不见的脚”，它会践踏经济秩序和破坏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将被人们转移到了非生产性活动中，另一方面大量的寻租活动导致了资源配置和经济交易的非效率性。在一个寻租活动十分盛行的经济中，寻租收入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必定较大，因此由GNP计算出的较高的增长水平是不真实的，或者说，在这个较高的经济增长背后，是低发展或无发展的困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真实状况。

3抑制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正是由于经济租金的存在和政治权利能够干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才使权利和财富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并经常化。那么，如何最大限度的消除经济租金的存在基础，如何对政府权利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限制和切断财富和权利之间的经常性交换渠道，就成为遏制以寻租为目的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思路。

3.1提高经济活动的透明度

尽管租金是寻租活动的内在动因，腐败就是政治权利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然而寻租和腐败得以实现和蔓延却依赖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或信息的不完全。从经济学意义来看，通常寻租活动都是与信息问题休戚相关，因为官僚阶层要想让惠与行贿的利益群体，必然要“暗箱操作”，或使参与竞争的其他经济人处于信息劣势。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不对称，有些人可以在某些地区或局部市场上建立起垄断力量，或获得某种“特许”，这样市场和交易在表面上是竞争性的，而实际上并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如果政府能够进行充分的信息批露、建立民主的投票和招标制度、严明的立法司法制度、严格的公务员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传递经济运行中的信息，则可大大预防和减少寻租活动。

3.2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

在寻租和腐败活动中，显然政府干预得越多，政府官员权力越大，官员设租和寻租越是便利。因此，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交易的不适当干预、减少不透明的地下经济活动、使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减小到最低程度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密不可分，因为对经济的监管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然而这种监管也为官僚阶层的腐败创造了机会。例如，如果企业进口商品需要许可和缴纳关税，拥有许可审批权和关税减免权的官员便有了收受贿赂的机会，如果无需进口许可或关税，那么官僚阶层的这一腐败机会就不复存在。正如罗斯•阿克曼所言，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与各种管制是相互联系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严，其代理人拥有的公共权力就越大，因而也更易滋生腐败；相反，经济越是自由化，腐败程度越是有望下降。官僚阶层的管制权力越大，企业的负担就越大，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就增大，从而企业主动寻租的动机则越强，官僚阶层的干预增大了寻租和腐败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是预防寻租发生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杨夏柏.反腐败研究（第四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林吕建.驾驭权力烈马——公共权力的腐败与监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3］朱兴有.预防职务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4］吴敬琏.转轨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5］Johnson,S.,Kaufmann，D.& ZoidoLobaton，P.,1998,Regulatory discretion and the unofficial economy，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8.

［6］Shleifer，Andrei and Vishny,Robert W,Corruption,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腐败现象 篇4

20世纪, 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 人类新文明走向辉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现代化不仅家喻户晓, 而且成为奋斗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 随着现代化理论的传播, 现代化成为一个大众化词语。

一般来讲, 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发国家的社会变迁里, 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现代化是有阶段的, 它包括第一次现代化 (经典现代化) 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 以及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和变化。

二、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性

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最剧烈进行时期往往是腐败最为盛行时期。我们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发现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的这一现象。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都曾有过腐败程度升高的经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是因为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孕育着诱发腐败的因素。亨廷顿曾指出, 现代化加剧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现代价值准则并用来评价既定的行为模式时, 许多传统的行为方式会被裁定为腐败行为。腐败概念的流行表明现代化导致的公私利益区分的概念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二是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 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新富集团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 穷人则用选票换取金钱。三是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也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也往往是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 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腐败猖獗的肆虐。

这是因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诱发腐败的因素。首先, 体制转轨在造就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而公职人员阶层的收入增长较慢, 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自我补偿的冲动。其次, 市场化改革为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差价为掌握政府资源配置权的经济管理部门官员运用权力发家致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最后, 政府改革滞后导致政府管理不善, 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的泛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 与新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现象。

三、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

首先, 腐败现象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不断滋长蔓延的发展势头。涉足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无论在层级和数量上均呈上升趋势;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 但腐败案件增长势头有增无减;被称之为“不正之风”的行业性、部门性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和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与挥霍浪费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对外开放以来, 受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 一些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的干部数量在增加。

其次, 日益猖獗的腐败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危害也愈来愈突出。从经济上说, 因各种腐败行为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犯罪的盛行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量惊人而且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政治上说, 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导致“以钱买官, 以官赚钱”的腐败行为恶性循环, 一些地方司法腐败和行政执法上的腐败, 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 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和难以弥补的。从现实来看, 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往往会扭曲正在实施中的各项改革, 败坏改革的声誉, 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影响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努力。从长远来看, 腐败的猖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打击了人们爱国报国的积极性, 加剧了人才的流失。腐败的盛行必将危及社会的稳定。

最后, 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人民群众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关注程度都愈来愈高。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 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在抓紧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 旨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制度建设的一些重大举措也相继出台, 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反腐败路子。

四、如何遏制腐败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剧烈进行以及体制的转轨与腐败的高发多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述诱发腐败的因素只是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而不是意味着腐败的高发多发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和体制转换时期腐败的高发时期只要采取得力措施, 腐败的程度是完全可以降低下来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人民行动党执政前, 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 从一开始就认识到, 腐败的猖獗与该党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格格不入的, 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廉洁的、高效的政府的大力推动。因此, 清除腐败现象, 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 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 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 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减少腐败动机; (2) 厉行法治依法行政, 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 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 (3) 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 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 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三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 共同发挥作用, 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 不能贪, 不敢贪”, 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五、我国遏制腐败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 党和政府始终对反腐败斗争抓得很紧, 但腐败现象仍然保持发展和蔓延的势头, 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反腐败工作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斗争往往是在某种或某些类型的腐败形成一定的气候之后才去设法扑灭它, 而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做好事先的制度防范工作。改革易于产生腐败, 是因为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的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 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 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个教训是, 反腐败不能治标不治本。每一种类型腐败的兴起都同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有找到诱发腐败的制度上的源头, 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 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党和政府在科学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 实行制度创新,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1997年开始, 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行制度创新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这其中包括: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公检法工商四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抓紧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试行或推行政务公开, 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于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腐败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 旧的腐败形式消失了, 新的腐败形式又会出现, 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工作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况尤为如此。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在转型期的中国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它将长期伴随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3].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 2001

浅谈党内腐败现象 篇5

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腐败，也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腐败分思想（内心）腐败和行为腐败，一般指官员作风不正，行为不正当引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利用出身背景，政治地位、经济权利、熟人关系进行贪污枉法，吃喝享乐。腐败有遗传倾向，历来就有。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稳定。没有斗争、运动、法制约束，则容易滋生腐败。即利用职权非法谋财的行为与现象！“腐败”指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其行为主体、动机、方式与后果，都有较为明确的界定。

腐败现象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腐败是一种多发社会现象，危害至深。据史料记载，第一个见诸文字记载的大贪官是春秋时期晋国贵族羊舌鲋，他曾官至晋国大夫、代理司马、代理司寇。羊舌鲋之贪，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大发邾国战争财。二是借兵威胁索贿卫国。三是扣押鲁国人质索要钱财。羊舌鲋身为代理司马、代理司寇，不能以身护法，反而以贪坏法，卖法纵贪，从而成为第一个被以墨罪（中国古代将贪污罪定为“墨罪”、“贪罪”或“赃罪”）论处、杀头示众的人。新建王朝鉴于前代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和本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与腐败进行斗争，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或遏制，甚至出现短暂的太平盛世。但腐败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甚至在所谓的盛世，也会有很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拿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清朝第一大贪官——和珅来说，就是在康乾盛世时期，足见古代之贪腐现象很严重，从民间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也能窥见一斑。

腐败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美国自诩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他的官员，从总统到州长到市长，从联邦国会议员到州议员到州法官，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美国国会制订有严格的法律和法规，联邦政府设立有庞大的组织机构，对政府各级官员、议员和所有公务员进行防止腐败的管控；美国社会力量，尤其是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议员和公务员进行严密的监督。即使如此，腐败现象仍象病毒一样无孔不入，侵蚀着美国政府的肌体，政府官员、议员及公务员的腐败犯罪现象依然层出不穷。美国最大的腐败就是将腐败合法化。美国政府发现他根本遏制不了自己的腐败，于是就允许政客们合法的接受贿赂了，然后把行贿的贿金换了个名字，管他叫政治献金，或者允许议员或者政府官员们可以暂时离开政坛接受企业的高薪聘请，把钱赚够了再回去当官。

前段时间，曾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大老虎”被立案调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去年，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经依法指定管辖，由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随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自从，总书记上台以来，一个个的腐败“大老虎”纷纷落马，给群众吃下了定心丸。

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权力形影相随。腐败是权力的影子，权力走到哪里，腐败就会跟到哪里，一旦条件成熟就会乘虚而入。这也就不奇怪为何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腐败的发生不是因党派的属性而作出选择，而是与权力形影相随，只要权力的运行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共产党内和其他党派都会产生腐败，这是必然的。人民日报评***案：“权力的任性”要不得。其中讲到，“也有一种任性，谁也玩不起，也根本玩不得。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以致身死国灭；唐明皇宠爱杨贵妃，荒怠朝政、宠信奸臣，以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明朝万历皇帝干脆数十年不上朝，纵情于声色犬马，积弊日深、国事日坏，以致史家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除去权力，党内出现腐败现象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法制、体制建设滞后于经济体制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短，进程快，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根好地建立起来，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没有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民主与法制也还不健全，这就使腐败的滋长蔓延有了客观条件，有易发多发的可能性。

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容易诱发人们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一些人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托关系跑门子，腐蚀拉拢领导干部。

三、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着种种不良因素。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的束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改革开放和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深刻影响；社会分配不公使一些党员干部产主心理失衡。

四、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者为获得私利而支出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腐败收益是指通过以权谋私而取得的各种非法收益。

五、反腐败政策落实不彻底。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针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始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要求全党动手，党政齐抓共管。但是，至今仍有一些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党政齐抓共管反腐败的局面在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没有形成，以致一些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

虽然，党内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但是，我们仍旧应该对党怀有热情，应该相信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于承认、改正错误的党，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党，是一个拥有先进意识、先进思想的党。自从习总书记上台以来，推行了多个经济、政治方面的政策。改善了经济发展结构，调整了政治结构，完善了很多不足。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习总书记在反腐工作中的一些经典的话语，“坚决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从中可以看出我党在对待腐败问题上的决心和信心，表现出了长期性、坚决性。如今中国的腐败现象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在相对和平安定的年代里最为严重，最为全面的腐败现象，腐败分子的顽固程度与贪婪程度，官场错综复杂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可以说是习总书记这一届领导人面对的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中国铲除腐败问题的一个有利条件，因为如今有众多有良知的中国人，众多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最为坚强的后盾，总书记有效的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深入反腐，才能取信于民。可以看到，我们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个事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重要问题。我们不再满足于以往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反腐，而是从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两方面入手，对反腐败斗争作出科学缜密的制度设计：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巡视制度全覆盖，出台作风建设八项规定，探索实行官邸制，制定防止“裸官”管理规定，分解一把手权力等等，一系列创新制度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成功打击各种“苍蝇”“老虎”。比如通过网络反腐，通过一些普通官员或者平头百姓在微博上的实名举报，借助众多网民的力量，将其影响扩大，挖出更多的线索，然后中纪委介入调查，最终进入诉讼程序，使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刑罚，并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随时向网民提供最新进展。这在以前的反腐工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腐败现象 篇6

部分党干价值取向错位，致使道德防线崩溃

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有其自身利益的，而每个党员也都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我国市场制度的改革和私有财产的增加，导致人们的利益观普遍增强。同时，部分党员干部放松了学习与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潜滋暗长，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经不起考验，价值取向错位，道德防线崩溃，滋生了腐败。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某种意义上放松了在思想政治上的工作。此外，我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和“官本位”的封建思想亦沉渣泛起，使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干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滋长出“官本位”的特权思想，甚至把自己凌驾于人民和法律之上，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搞“裙带关系”，如此等等。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生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在社会转型中。无可否认，市场经济是转型期间的核心部分。但这种社会转型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它也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变革。对此，邓小平曾明确说道：“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被邓小平称为“第二次革命”的这场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变革，在使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强大的同时，腐败也随之产生。

体制的缺陷和空隙的存在

体制的缺陷以及空隙具体表现为：

1、法律制度不健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的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廉政法规。但是，廉政法制不健全或者滞后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一些地方和部门无法可依，依然存在着法制不完善。 “权力法授”的问题实质上并未全面解决。权力本应由法律赋予，但因现行法律法规不健全，不能对所有权力的行使进行严格授权和法律认可，权力与责任未能完全对等挂钩，“权大于责”的现象十分严重，结果导致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并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最终形成了“权大于法”的腐败土壤。

2、监督体制不完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地腐败”，公共权力只有得到一定的制约和监督，才不会在实际操作中蜕化变质，产生腐败。换句话说，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权力过于集中，缺少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腐败产生的政治原因。由于我国的监督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结果经常导致监督不到位，甚至缺位。

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防治对策

落实教育预防机制，使其不愿腐败，不想腐败

反腐败，法律完善和制度健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并不是铲除腐败的唯一保证。只有将法制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结合起来，才能在内外多个视角上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根本上预防腐败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要加强党员干部的行为“自律”，强化其官德建设。官德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道德状况的直接体现，并对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官德建设途径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养成良好的从政道德。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提高个人的修养以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这两方面只有相互结合，统一起来才可以共同推动官德建设，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

完善制度约束机制，使其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所谓制度约束，是指通过完善机制并严格执行来防止腐败发生，进而在客观环节制止腐败。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同样，制度完善可使企图腐败之人找不到腐败机会；制度不完善，可使本无腐败意图之人生出腐败意念。制度的完善是做好防治腐败工作的有效保证，具体可分二个层面：第一，推进体制改革。如果单纯改革反腐机制，而不触动原有体制，就很难发挥其应有效力。只有逐步完善制度，找到改革的难点和突破口，构建更加科学的新体制，才能从根本上防治腐败。第二，建立科学机制。它不仅仅指一个方面或者一个领域的制度建设，而是一系列制度的相互配合与统一协调。通过建立科学的反腐防腐机制，能够整合各方面资源，发挥制度的整体功效，从而有效开展防治腐败工作。

防治腐败，积极构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体系，运用制度来规范权力运行，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要不断完善反腐倡廉的工作建设，把权力的科学配置与有效监督充分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随着反腐战略的推广和实施，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腐败一定可以得到彻底根治，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李磊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保平单位：宜昌金海学校高中部）

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现象发生的思考 篇7

腐败已成为政治社会的公敌,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概莫如此。几千年的封建历史, 历朝历代的封建君主都梦想永远春秋鼎盛, 万代相传, 可最终都难逃始兴终亡的这一历史定律。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虽然阻挡了外界的侵入, 但荒淫残暴的秦二世很快就断送了江山;曾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唐朝, 一场“安史之乱”就为他们敲响了丧钟;即便是严惩污吏的明王朝, 也避免不了宦官专权、吏治的腐败, 崇祯皇帝落了个自缢槐树的结局。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他们以摧枯拉朽的迅猛之势攻占盛京后, 却因内部腐败使刚刚夺得的政权土崩瓦解。转眼国外, “因涉嫌××经济案、××绯闻案引咎辞职或被指控的”这类报道我们耳熟能详、司空见惯。曾经被视为最廉洁而受韩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前总统卢泰愚, 收受的贿赂竟高达72亿美元;即使号称最为民主的美国, 尼克松也因“水门事件”使其政治寿命遭夭折, 前总统克林顿也屡屡有绯闻被曝光。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封建陋习遗留下来, 国门的开放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侵蚀着人们的思想, 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金钱至上、权钱交易、及时享乐的风气一度泛滥, 很多党员干部丢掉党性原则, 忘记了党的宗旨, 大搞权钱交易, 贪污受贿, 腐败堕落, 严重地败坏了党风。这种风气如不刹住, 将危及党的领导。

多年来, 经过全党上下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 一些诱发腐败的深层次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只要坚决地使干部队伍做到“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不必贪”, 注重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腐败问题就不难解决。

所谓“不能贪”, 就是健全体制, 加强监督, 堵住腐败的漏洞。在健全体制方面, 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规范行政审批权力;推进财政制度改革, 强化资金监管;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严把用人关;扩大基层民主。在监督机制方面, 注重党内监督、人大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各种监督多管齐下, 防止绝对权力的产生。只要制度完善, 监管措施得力, 腐败分子就无机可乘。当前尤其要对热点部门的腐败问题引起高度重视, 加大改革力度和监管措施。

所谓“不敢贪”, 就是要加大打击力度, 使腐败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 不敢腐败。这几年反腐败斗争力度不断加大, 一大批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 特别是胡长清、成克杰、厦门特大走私犯罪案的查处, 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 极大地鼓舞了人心, 也震慑了腐败分子。但我们同时也发现, 单纯的刑事制裁很难熄灭一些腐败分子的贪欲, 他们主观上都是出于贪财图利的动机, 追求的是金钱, 因而颇有一些“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心态, 所谓“蹲几年, 落百万, 出来还是我合算”就是其心态的写照。所以, 在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的同时也应加重对没收财产和罚金的适用, 使腐败分子不仅要受牢狱之苦, 还要让他们一无所获且丧失原有的财产。只有用好这把双刃剑, 才能使党员干部安分守己, 不敢越雷池半步。

所谓“不想贪”, 就是提高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甘于清贫, 廉洁奉公。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分配制度的多元化,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一些领导干部难免心理失衡甚至愤愤不平。加上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崇尚金钱、崇尚享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 蜕变成道德败坏、精神沦丧的腐败分子, 追求灯红酒绿的生活。更有甚者以权谋私, 搞权钱交易, 大肆贪污贿赂。只有大力倡导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 引导党员干部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 以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 才能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自觉抵制腐朽没落思想文化的侵蚀,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斗志。同时要不断地开展典型案例剖析、先进典型宣传、政策法规教育, 努力营造全社会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 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腐败, 同一切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所谓“不必贪”, 就是要推行高薪养廉和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 使领导干部不必去腐败。长远来看, 反腐败除加大惩罚力度和思想教育, 使公务员“不能腐败”、“不敢腐败”外, 也要适当增强激励机制, 保证公务员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 减少腐败的机会成本, 从而“不必腐败”。在国有企业, 要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 使那些对国家利税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导干部个人也获得较丰厚的经济回报。否则容易导致一些人心理的不平衡而犯罪。

对高校物资采购腐败现象的思考 篇8

一、高校物资采购腐败的成因分析

1. 高校自身对腐败问题认识不够。

相对而言, 高校发生的腐败案例较社会其他行业要少得多, 也正是受到此种思想的影响, 高校部分领导干部对腐败现象掉以轻心, 对学校内部已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处于无所为之状态。特别是少数干部对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不但不给予充分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甚至对反腐败斗争产生抵触情绪。

2.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市场经济

重效率、重利益的价值取向, 在激励人们积极进取的同时, 也容易诱发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 造成一些人道德标准混乱、道德约束松弛, 高校有些理想信念不坚定、法制法规观念淡漠的领导干部, 在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地位观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导致心态失衡, 逐渐把人生的理想和信念转变成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 以权谋私, 贪赃枉法, 使自己的人格、良心和灵魂商品化、市场化, 最终堕落成只讲实惠、不讲理想;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钱财、不讲原则的贪婪之徒;最后走向腐败。

3. 高校物资采购计划没有全部纳入政府采购。

我国近十年的政府采购实践也证明, 政府采购制度是实现“阳光操作”的有效平台。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程序要求, 首先, 高校不是所谓的“业主” (这里的业主是政府) , 而是法定意义上的采购人, 采购人按其实际需要提出采购清单和技术要求, 由法定的中介机构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程序进行采购。整个的采购过程贯穿了公开、公正、公平和效益要求, 并有着严格的监督保证。说穿了, 政府采购制度改变了采购单位所谓的“业主”身份, 失去了业主身份和采购自主权的采购单位的一切行为都置于这样的制度轨道之下。但是, 目前的高校采购项目大都是由各采购单位把持, 其“业主”地位仍牢牢地体现在采购活动的各个环节, 这是高校采购中最大的机制失缺。由于随意性大, 缺乏监督, 长官意志的干预无所不能, 暗箱操作变得轻而易举, 采购程序也不规范, 极易产生腐败。

4. 物资采购过程中供应商为了取得中标权, 想方设法向

项目申报和使用人员、评标人员、采购经办人员、验收人员进行行贿, 受贿赂者利用职权回报行贿者取得中标权。这种采购腐败渗透在物资采购的各个环节中。在项目申报阶段, 为促成某供应商中标, 项目申报人直接指定了采购的品牌, 或限定特殊规则来变相指定品牌, 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或者以时间紧急、项目特殊等为理由, 要求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采购, 以达到“倾向性采购”的目的。在项目评标阶段, 制定评分标准时, 为有利于某供应商, 制定只有该供应商才能满足的技术性能和指标来排斥竞争对手;有时评委向行贿者泄露评标成员、竞争对手、标底等不应公开的采购秘密, 并在评标过程中发表倾向性意见, 由于参加的评委大都是本校职工, 相互熟悉, 碍于情面, 其他评委人云亦云, 于是得出有利于行贿者的评标结果;有时由于评委通常由纪委、财务、工会等到相关人员组成, 其专业化水平往往较低, 而项目使用人员既代表使用单位又代表评审专家, 其观点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表面上走招投标程序, 实际上却是由个别人说了算, 这就滋生了权力腐败。在项目验收阶段, 有些供应商为了利益最大化, 在中标后, 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比合同要求低, 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有时甚至在相关人员的保护之下随意更改合同, 而验收人员却为之开绿灯, 损害了学校利益, 导致腐败的发生。

二、高校物资采购腐败的预防及对策

1. 全面推行高校政府采购。

由于政府采购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有序的竞争原则, 其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可以规范物资采购行为, 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变分散采购为集中采购, 不仅节约了采购成本, 而且使采购工作走上了程序化、法制化轨道。二是能够强化市场意识, 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 提高采购工作的透明度, 促进廉政建设。

2. 加强采购环节管理, 实行“阳光采购”。

高校物资采购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形成全程采购阳光机制: (1) 采购立项公开。经过论证、审批、立项的采购计划报送参与招标的职能部门。招标信息通过政府采购网、校园网、宣传栏或有关媒体公示。 (2) 采购过程执行公开。首先, 由学校监察审计处、财务处、工会、国有资产与设备处、使用部门及有关专家组成招标小组, 共同监督招标全过程。有关标书的技术参数需与使用部门反复沟通, 经确认后报招标小组审议。其次, 部分采购项目需实地考察的, 由招标小组集体考察。通过实地考查厂商资质、供货能力、技术保障、维修服务等, 为选择性价合理、售后服务好的中标厂商奠定基础。再次, 开标前首先讨论通过评标原则及办法。对专业性强, 技术要求高的设备要邀请相关专家参加。主要从厂商资质、技术性能、售后服务、合同条款响应、资信、履约能力、同类产品的销售业绩、培训计划等方面结合其最终报价进行综合评定各自打分, 确定中标商。 (3) 验收付款公开。招标物资都要由学校招标小组进行集体验收, 各有关部门各行其责, 防止走过场。每月排出付款资金进度表, 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资金支付。 (4) 监督部门的职责公开, 监督电话公开。从程序上保证采购内容、采购环节、采购结果公开, 从而形成采购全程公开透明的阳光机制。

3. 健全机制, 加强监督。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可见, 权力如果不被控制和监督, 极易产生以权谋私, 权钱交易, 最后导致腐败。因此, 高校必须建立一套有效制约滥用职权行为的制度体系,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 各司其职, 互相监督, 互相制约。在物资采购过程中实行“采购、验收、付款”三权分离的制约机制;加强对重点岗位的监督, 对重点岗位的负责人和采购人员实行轮岗制度;严格采购审计, 并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日常化、规范化;扩大民主监督的范围和渠道, 积极开展事务公开等行之有效的群众监督制度;加大对采购全过程的监督力度, 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节约、效率的原则组织物资采购招投标工作, 每位采购人员做到不吃请, 不拿回扣, 不私下接触供应商, 不接受供应商的任何馈赠, 廉洁自律, 杜绝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 保证采购全过程的透明度, 积极打造物资采购“阳光化工程”。

4. 加强学习, 强化教育, 提高采购人员的思想素质。

实践证明, 一个人的腐化变质, 往往是从思想堕落开始的, 学习教育不够是产生腐败的主导因素。因此高校要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 结合各类腐败案件, 开展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 以案释法, 举案说法, 使领导干部和采购人员充分认识到腐败犯罪的危害, 树立遵纪守法观念,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把腐败的欲望和动机扼杀在摇篮之中。

参考文献

[1]何翠薇.关于构建高校内部控制体系的思考[J]经济师, 2008, (5) :821, 881, 891.

[2]邵延学.高校政府采购中的风险及其防范[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6) :201-203.

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腐败现象 篇9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我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闻媒体快速发展, 新闻从业人员大量增加, 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对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 促进改革开放, 维护社会稳定,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 在为这些成绩欢欣鼓舞的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那就是:新闻行业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也日益突出, 且有蔓延发展之势, 这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声誉, 玷污了新闻界的社会形象, 降低了新闻从业人员在读者、观众中威信, 也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近十来年, 腐败这个词, 在我们的新闻传媒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语了。什么社会腐败、经济腐败、金融腐败、官员腐败、学术腐败、体育腐败、教育腐败……不一而足, 应有尽有。腐败 (Corruption)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 (2) 具体到当今新闻传播领域, 腐败行为已经远远超出前几年单纯以钱稿交易为特征的“有偿新闻”范畴, 呈现出以新闻传播为手段, 通过多种形式谋取私利的特点。

(一) 新闻腐败的本质

新闻腐败的本质, 所谓新闻腐败是指一切与新闻的采访、制作、传播过程相关的非法的、不道德的权利交换行为、关系、过程, 即一切非正当的新闻界腐败现象。新闻腐败的实质是新闻权的滥用, 权力滥用的目的是谋取不正当的经济、政治利益。所以, 新闻腐败实际上是社会腐败在新闻领域的折射, 是经济、政治腐败现象侵蚀新闻界的结果, 或者说, 是新闻界吸纳社会腐败的产物。

(二) 新闻腐败的表征

新闻腐败有三大表征:版面、节目的腐败;新闻从业人员的腐败和新闻管理制度的腐败。

1、版面、节目的腐败新闻采编、制作、传播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社会传播效果。产生传播效果的最后形式是报纸的版面、广播电视的节目, 因此, 搞新闻腐败, 搞权、利交换最终要通过版面、节目才能达到目的。版面、节目腐败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有偿新闻"泛滥。"有偿新闻"主要有三种类型:收费新闻、新闻式广告和虚假新闻。所谓收费新闻, 是指被金钱玷污了的新闻。从新闻的角度来看, 它具有各项新闻要素, 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把它归属于"有偿新闻", 就在于"收费"。新闻机构或工作人员在采编、刊播新闻时, 向新闻来源收了费, 玷污了专业新闻的纯洁性。收费新闻有的有突出的新闻价值, 有的价值甚微。前者在版面、节目中很难看出来, 除非有人举报或通过经济调查才能发现。后者, 则有两种人可以感觉出来, 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两种人中, 一种是同行, 一种是专门家, 即专门研究新闻的研究人员。同行, 有两类:一类是提供新闻的同行, 如企业同行, 知根知底, 谁出了钱登新闻, 彼此心知肚明。另一类则是新闻传播业同行, 其中猫腻, 你知我知。总之, 不管收费新闻怎么难于辨识, 由于它必然要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 就始终无法完全隐蔽自己。以至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民谣”:“一等记者搞承包, 二等记者炒股票, 三等记者拿红包, 四等记者编编稿。”此外, 有些记者还被冠上不同的头衔, 诸如“金元记者”、“红包记者”、“回扣记者”等等, 相对应的, 群众对新闻的“等次”也作了区分, 如“支票新闻”、“信用卡新闻”、“饭票新闻”、“马夹袋新闻”等等。

2、新闻式广告实质上是广告, 是广告的内容以新闻的形式包装、制作、编排、播发。如今, 各种各样的产品鉴定、商品展销、工程剪彩等新闻发布活动, 都专门列支有宣传费用, 准备了记者的红包。还有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媒体 (或与有关职能部门联合) 大搞所谓的评奖、评优活动, 大玩猫腻, 有钱就能上榜, 且钱多名头大, 对这种不得不花钱去买荣誉的评奖、评优, 不少企业“有苦难言”。虚假新闻也是新闻的形式, 而内容则大部分不真实, 甚至全是编造的东西。虚假新闻的产生, 一般不是新闻机构组织行为的结果, 而是个别采编者“吃了人家的嘴软, 拿了人家的手软”, 因而任凭他人指使, 杜撰出来欺骗受众的东西。当然, 也有的是个别记者为了多拿稿费、奖金而“生产”出来的。总之, 这类东西是借新闻之壳, 行贩假之实的地地道道的“偷渡”假货。

虚假新闻也是新闻的形式, 而内容则大部分不真实, 甚至全是编造的东西。虚假新闻的产生, 一般不是新闻机构组织行为的结果, 而是个别采编者“吃了人家的嘴软, 拿了人家的手软”, 因而任凭他人指使, 杜撰出来欺骗受众的东西。当然, 也有的是个别记者为了多拿稿费、奖金而“生产”出来的。总之, 这类东西是借新闻之壳, 行贩假之实的地地道道的“偷渡”假货。著名学者黄瑚曾经总结过虚假新闻的十种表现:一是道听途说, 捕风捉影;二是以点带面, 以偏概全;三是强扭角度, 似是而非;四是合理想象, 夸大渲染;五是照抄照写, 以讹传讹;六是添油加醋, 任意拔高;七是移花接木, 张冠李戴;八是虚虚实实, 以假乱真;九是无中生有, 凭空捏造;十是篡改事实, 颠倒黑白。

事实上, 刊登假新闻的媒体, 一旦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受损的还是媒体自己。刊登《与狼共穴》的杂志因这起假新闻事件被迫回收11万册, 直接经济损失4 2万元。事实说明, 杜绝假新闻关系到媒体的生死存亡。

因此, 无论从自身的生存发展还是社会责任讲, 媒体对于新闻打假都责无旁贷。就像厂家要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一样, 媒体必须对自己发布的新闻的真实性负责, 这是起码的要求。

以上所说, 我们可以说不代表新闻从业人员的主流。但从社会影响之深之大, 从性质的严重程度来看, 应该说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老百姓说:政府官员、企业干部的腐败, 新闻界可以曝光、鞭笞, 代表社会舆论尽监督之责。新闻从业人员的腐败, 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就难见披露, 难道这些人真是无冕之王吗?

3、新闻管理的腐败

新闻管理的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营管理行为腐败, 二是经营管理制度腐败。

经营管理行为腐败指两者:一是经营管理者把新闻机构、新闻活动作为自身谋利、发财的工具和腐化堕落的财源;二是指这类经营管理者对新闻从业人员实施腐败管理。即以自身的腐败行为为“榜样”, 导引、放纵新闻从业人员参与、从事腐败活动。“有偿新闻”为什么屡禁不止, 且有泛滥之势, 应从管理腐败上找原因。一次偶然机会, 笔者得遇某公关公司一位主任, 其名片业务栏内竟赫然印着“代理有偿新闻”。该主任还掏出多家媒体老总的名片, 并炫耀该公司与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有偿新闻”合作关系。这类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新闻腐败已不仅是极个别现象。它已经很深地侵入了新闻机构的管理。部分新闻机构的经营改革实际上已步入歧途。

经营管理制度的腐败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一些新闻机构以经营管理改革的名义制定的一些制度中。其中, 最为突出就是一些以禁止“有偿新闻”为名的上缴“红包”的规定、措施等。这类规定、措施均要求采编人员上缴“红包”, 而上缴后可获50%—60%, 或更高的返还。这样的制度, 不仅起不到禁止“有偿新闻”的作用, 而且为“有偿新闻”提供了制度支持。有业内人士说:这是双赢, 我们拿得多, 单位收得多, 经过组织处理, 我们的钱就干净了。此话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有的新闻单位制定的所谓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措施, 事实上是为“洗钱”提供依据, 为“繁荣”“有偿新闻”扫除了道德上、法制观念上的“障碍”。有人为此辩解说;“红包”收缴返还是为了变暗为明, 便于监控“有偿新闻”。如果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这样办, 都把不正当收入变暗为明,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还成何体统。

改革的基本理念应该是推陈出新, 去腐创新。把腐败的东西作为创造发明推出, 并以制度形式加以肯定, 并且为不少“新生代”媒体接纳、推广, 这不能不说是改革以来最为奇特的社会现象。如果任其发展而不禁止, 被消灭的恐怕不是“有偿新闻”, 而是“无偿新闻”, 不是新闻腐败而是党的新闻事业。

二、产生新闻腐败的原因

众媒体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 是重要的公共部门, 传媒业是否发达, 是否健康, 是社会发展和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应该说是对媒体高度的评价。作为重要的公共部门, 媒体面对现实社会所做的种种报道, 所发出的种种声音, 都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尽最大可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维系社会的公共价值观。人们常说, 媒体是社会的良知, 正义的化身, 也是推进社会公正的重要力量。正因为媒体具有如此崇高的“社会地位”, 人们就更有理由要求媒体真正能够做到“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充分体现社会的良知, 彰显社会的正义, 切实推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一) 社会原因

客观地说, 其腐败表现,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果我们从新闻媒体的自身特征、外部环境影响、社会制约机制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的话, 可以发现,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 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和变革之中, 媒体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 其版面、时段等, 已远远满足不了来自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宣传需求, 这就在无形中使新闻媒体成了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围绕这一稀缺资源的分配, 产生了激烈的供求矛盾。一些单位或个人为得到这种资源, 就开始与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交易, 用金钱或物质来换取新闻传播权, 从而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同时, 由于社会上“物质至上”、“金钱第一”等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思潮, 便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新闻单位, 受错误价值观念的诱惑, 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的利义观出现了变异, 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抬头, 开始以手中的报道权寻求获取额外的金钱和物质利益。而那些社会影响小、传播范围有限的新闻机构为了生存, 便片面地强调抓创收, 把新闻事业当作单纯的经济经营活动, 公开或私下鼓励采编人员以“报道来赢利”, 或直接从事广告经营, 有的甚至还分配创收指标。

(二) 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方面, 由于新闻工作的特殊性, 使其几乎掌握了全部的“话语特权”, 新闻媒体可以对其他行业和个人, 甚至党政领导的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进行曝光和批评, 而读者、观众对新闻媒体的腐败现象虽有强烈不满却往往无法对等地予以曝光和批评;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新闻法》迟迟没有出台, 对亦“官”亦“商”——两者身份兼具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腐败行为没有适宜的惩治条例, 或者说无法可依。因此, 有人认为, 由于对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还仅仅只有无强制约束力的行业规则, 没有上升到法律层次上的强制性规范, 所以, 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腐败属于一种制度性缺陷的腐败。

三、如何克服新闻腐败

(一) 整顿新闻从业队伍

近年来, 随着新闻传播业的高速发展, 新闻从业人员的队伍也急速膨胀。现实的队伍状况, 可以说鱼龙混杂。在这支队伍中, 有的人是既未接受过专业教育, 又未在新闻界经受过较长实践的锻炼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肯学习, 敢拼搏, 走正道的。然而, 也有小部分人在社会腐败思潮的影响下, 把新闻传播事业当作一种谋取不正当利益, 实现暴富的手段, 在急于先富起来的情绪躁动之下, 干了许多与新闻工作者身份不相称的, 极不光彩的事情,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然, 在这支队伍中, 亦有少数资深新闻工作者, 在社会转轨变型期, 经受不住腐败的侵蚀, 背弃操守, 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 在新闻传播界大搞腐败, 败坏党的新闻传播事业。鉴于以上情况已不是个别, 因此有必要进行整顿, 社会影响极坏者应清除出新闻队伍, 性质特别恶劣, 触及刑律者应移交司法机关惩办。

(二) 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强化对媒体的监督和制约

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实施对新闻业的全方位监督, 使媒体自身时时处于社会公众的严格监督之下。要设置专门机制, 受理涉及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投诉书信、投诉电话, 受理公众的有关举报和来访。对其中的典型案例, 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公布处理结果。开辟专门渠道, 公开披露公众监督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言论。主流媒体要成为社会实施对新闻业和新闻从业人员监督的阵地。塑造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 首先必须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自律。在道德主体自身的意志约束尚不成熟、外在的道德要求还无法自动转化为心中的道德规范之际, 就不可能要求新闻界在内心为自己立法。此时, 就必须由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著名学者雷颐认为:“传媒从业者的个人道德固然重要, 但作为职业道德, 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 决定了总体的道德水平。”可见, 加强对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制度性监督和制约, 是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

(三) 加速法制建设, 颁布有关惩治新闻腐败的相关条例。

改革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要明确新闻改革与腐败的分界线, 必须要立法。在新闻法尚未出台前, 建议中央、人大、政府组织法学界、新闻界专家就新闻腐败的法治问题进行研究, 制定有关惩处新闻腐败的相关条例。这样, 一则可以规范新闻传播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行为;二则能为新闻法的尽早制订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只有这样, 一方面“健全法规制度, 加大管理力度, 综合运用各种手段, 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提高新闻单位自身的监督水平, 提高记者的素质”, 自觉“接受地方党委和群众的监督”, 才能实现中央所期望的“努力做到中央满意, 地方党委满意, 群众满意, 新闻单位也满意”的目标, 同时, 使新闻媒体自身真正成为“舆论监督, 群众喉舌, 政府镜鉴, 改革尖兵”。

摘要：腐败严重影响着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潜在地诱导着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调整新闻媒介整体结构、实行新闻传播资格准入制、鼓励社会公众监督将是治理新闻传播腐败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新闻腐败,制度缺陷,腐败治理

参考文献

[1]《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2]李瞻:《新闻道德》 (台北:三民书局, 1982年出版)

[3]梁伟贤《新闻学研究》第74集 (2003年1月出版)

腐败现象 篇10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村干部是中国各级组织中最基层的干部,是直接面向群众、面对基层工作的“村官”。村级干部手中掌握着一些直接涉及群众利益的权力,行使着村基层组织的一些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权、决定权和支配权。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90多万个村民委员会,在保证农村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基建项目急剧扩张,农村拥有的资源日渐丰富,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方面涌现出了不少问题。

(一)贿选问题

所谓贿选是指村民自治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以及村党支部书记时,个别人为了被村民选举而对选民进行贿赂的行为。既然是民主选举就应该包括村民推荐、原村委会推荐、党支部推荐、或者自荐,候选人通过村民的选举而竞争。按照一般规律,是得票多者当选。但是某些人不是为了本村和本村村民的利益要求,而是为了一己私利或其宗族帮派利益而竞选的。这些人不惜花钱拉拢选民,贿赂选民,甚至动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来获取选票。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干涉村民的民主选举,使得村民民主自治成为一种形式,结果给村官贪污腐败留下了空间,于是农民与村官和政府之间形成了矛盾。“贿选”行为是对法律和民主的践踏,村民在“受贿”背景下,根本不能按照自身的意愿选出满意的当家人,村民民主自治更是无从谈起。而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通过贿选当上的村干部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破坏力。

(二)腐败问题

近年来出现的村官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农村建设中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在一些地方,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日益凸显,主要有:贪占、截留、私分、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和救灾救济、扶贫优扶等资金和物资;在工程建设发包、企业和集体山林土地承包时收受贿赂;有的公款私存或转借他人以获取利息,或借给亲友使用;在集体资产处置上,如企业改制、资产转让等过程中非法占有集体资产;财务管理方面混乱不堪、吃喝挥霍、随意开支等。不仅作案手段复杂多样,而且出现了村干部集体作案,抱团腐败的情况。由于这些案件发生在群众的身边,直接侵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得国家和集体财产遭受了损失,因此引起了广大村民的不满,致使重复上访、集体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三)家长制问题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并不是基层政权性质的组织,这种定义就使得村官具备了一种特殊性。村官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在农村大多数属于家长制,个人可以决定重大问题,权利不受约束,其他党员和群众必须唯命是从,留给村民民主的空间极小。例如,尽管法律法规对农村村务公开的问题有明确的规定,各地统计的村务公开率也很高,但是村干部在村务公开中掌握着信息披露的权力,自己认为可公开的就公开,认为不便公开的则不公开,或是无关紧要的公开,紧要的不公开,随意性较大。即便村干部不公开村务和账目,村民也常常毫无办法。这就使得一些农村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制度形同虚设,再加上一些县、乡对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制度不够完善,村财务就成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团结有极大的危害性。

(四)包庇问题

在面对村干部腐败问题上,有的乡镇领导认为基层工作难度比较大,村干部出点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查案子会伤及感情,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能捂则捂;有的则把查案和稳定性对立起来,对负面信息总是以维护安定团结、注意影响等为借口竭力掩盖;还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更有甚者指使或默许村干部的违规违纪、犯罪行为,为其提供保护伞,从中捞取好处,一旦上面追究下来就往村干部身上推,让其成为替罪羊。这种行为严重败坏了党在农村的形象,降低了群众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信任,不仅使农民对民主的意义产生怀疑,更使得国家的政策不能有效的贯彻执行。

二、农村基层腐败现象形成的原因

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发生在群众身边,不仅直接伤害群众的感情,而且大大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成为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村干部政治和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目前,中国村干部的选拔任用体制基本上都实行当地村民自治,绝大部分村干部都是从土生土长的农民中选任出来的,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封建思想残余严重,民主法制意识较为薄弱,廉政勤政思想明显不足,“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甚至不知道农村决策管理的一些基本常识和规矩,自行其是,盲目蛮干。在任期上较长的个别村干部成了“油条”,他们不是深入钻研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想着怎么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国家法律的空子。

(二)立法不够完善

由于中国目前没有一套完整的村民自治法规,造成现在的很多法律法规都是笼统的,不细化,不适合农村基层的现状。而且,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有公事是干部,没公事就成农民,国家有关的公务员管理法律法规对他们没有约束力。村官在管理村庄内部事务中产生的违纪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往往很难介入,立法不明、制度不全,于是监督村官就陷入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尴尬境地。

(三)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

在广大农村,少数村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专制主义行为,“一言堂”现象相当严重,村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没有保障。少数村官作风霸道,恃强凌弱,自视为“土皇帝”,称霸一方,对村民的合理要求百般刁难,利用手中权势,对不听话的村民进行打击报复,村民慑于村干部的权势,不敢对其进行监督,很多时候敢怒不敢言。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老百姓监督的积极性。此外,一些地方的村级财务管理颇为混乱,有的村会计、出纳不分设,让一人兼任;有的村会计、村主任和村支书有一定的亲缘关系,钱账不分,白条坐收坐支,缺乏制约;有的财务人员唯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命令是从……这些都为村干部的腐败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村干部相互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形也屡见不鲜。这就导致了不仅村民自下而上的监督疲软无力,村委会成员之间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关系。这些村级自治组织的“监督空白”,极容易引起村干部的作风腐败等问题。

(四)村民自治意识薄弱,法律观念淡薄

首先,在广大农村,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人情观念、面子观念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下,因为人们相对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很多村民面对村干部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大家世世代代同住在一个村里,没有必要干得罪人的事情。即使有一个两个敢于出头的村民,也会被这种主流思想排斥,很难得到其他村民的支持。其次,大多数村民的自治意识比较薄弱,法律观念相对淡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懂法,更不要说有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想法。再次,在监督方面,村民担心得罪干部之后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对自己没有好处,干脆对于村委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得过且过”。

三、消除农村基层腐败现象的对策措施

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时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可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2]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对于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以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稳定快速的发展。

(一)加强对村干部的选拔和教育

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农村基层干部必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并不断强化遵纪守法观念和自我约束能力。首先,加强对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组织和监督,严查舞弊贿选,避免“家族村官”、“贿选村官”等现象的出现。同时应加强对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个体商户、返乡务工人员等新生代村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从而改变目前村干部年龄渐趋老龄化、学历偏低等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其次,充分利用党员培训、村干部大会等有利时机加强对村干部的勤政廉洁教育,提高村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政策水平,并通过各种技能培训等活动提高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

(二)完善村务管理和决策机制,推进民主管理

凡涉及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事项,都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杜绝由少数人“拍脑袋”决策的现象,努力提高村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同时进一步完善财务、政务、党务公开制度,做到阳光运作、公开透明,尤其是抓好收支两条线,严格财务制度,实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低保、五保资金物资发放等群众关心的问题作为公开的重点,及时公开“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处置情况,将知情权、监督权和发言权充分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三)强化对村干部的监督机制

民主监督是自治的重要保障,村民要成为村干部的“全天候”监督者,就需要建立和完善村务监督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建立村民监督小组,具体负责村务监督工作。其成员由村民会议选举产生并对村民会议负责,在组织上与村支部和村委是并列的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且应是非两委成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从而割断了组织间由血缘关系带来的利益关联,保证了监督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有效性。此外,还需建立相应的追究制度和考核制度,将各村执行民主决策的情况列入镇党委对各村村务的考核内容,把其结果作为对村干部奖惩的主要依据。

(四)加大信访和案件查处力度

信访是指人民群众通过写信、访问等形式,向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反映个人或集体意愿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3]。人民群众来访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既是广大农民反映社情民意、表达自身诉求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上级了解农村情况、关注社会动态的窗口。一方面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另一方面要以查处为突破口,特别是针对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坚决严肃惩处。以达到取信于民,服务于民,并教育干部的目的。乡镇党委、纪委通过群众信访和主动下访,及时了解发现村干部的违纪违规行为,对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采取及早提醒或通过日常廉政谈话等方法及时给予制止,并加大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集中力量从严、从快、从重打击影响大、危害大、罪行特别严重的村官腐败分子。通过查办案件的强大威慑力,深度打击腐败分子,达到既取信于民,又充分发挥案件查办工作的警示和威慑作用。同时,关注、重视群众举报检举工作,切实维护好基层群众的利益。

(五)培育农村现代法治文化

首先,应完善村委选举的相关法律,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处罚机制。严肃处理各种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对于以贿选手段当选村干部的,取消其当选资格,追究其法律责任。其次,在立法层面应当突出重点,针对侵占农村集体财产、侵犯农村村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进一步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方式,来确立一些相关的法律监督制度。再次,通过在农村地区培育现代法治文化,增强村民民主观念、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和参政议政的主动性,让村民在发现村干部有违纪违法行为时,能及时举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在农村,农民占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农村基层组织既是共和国的基石又是财富。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村的群众基础,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积极完善村级监督模式,构建科学有效的村务管理机制,完善村民自治体制,对于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阚宝光,陈朝军.村民委员会选举与村民自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23.

[2]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8.

试论现阶段腐败现象与反腐对策 篇11

关键词：腐败 反腐 廉政

在当今世界，腐败逐渐凸显成一个全球性的现实问题，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健全发展的一大陷阱。朱元璋曾经感慨：“我欲铲除贪污官吏，为何朝杀而暮犯？”世界上第一个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的垮台可以说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他们长期以不合法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合法化过程，搞垮苏共主要力量是党内的腐败分子。随着权贵阶层形成，苏共开始满足于虚假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苏共蜕化变质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变质，一切腐败都与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关，苏共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一、当今我国社会腐败的现状

在四二零雅安地震后，社会各阶层纷纷伸出援手为灾区捐款筹资，而在震后第四天，香港立法会财委会经过两个小时的特别辩论，仍没能就港府要求拨款一亿港元驻内地赈灾作出表决。这并不是因为港人变得冷漠，而是内地官场腐败导致没有人保证善款不会再次被滥用。五年前汶川大地震，港府与市民合共捐款二百三十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但这笔巨额捐款去了哪里，连港府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正如内地网民调侃：这是穷人给富人捐款，是戴山寨手表的人给戴百万达翡丽的人捐款，是提着人造革皮包的人给提着爱马仕的人捐款，是吃五元盒饭的人给喝茅台酒的人捐款。

总体而言，现今我国的贪腐发生呈现出以下态势：第一，基层腐败现象增多。基层官员身处国家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通过将社区公共权力资本化、集体资产私有化，无法纪、乱集资，以权谋私；第二，“一把手”领导干部大案要案频发，近年来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由于涉入贪腐案件纷纷落马；第三，贪官外逃、资本外逃和贪官洗钱现象猖獗，由原先的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演变至今，腐败方式愈发多样化和高智商化；第四，禁赌成为反腐败的新战场，频繁发生的国家公务人员出境赌博、挥霍公款，乃至豪赌狂输后畏罪潜逃等案件，昭示着赌博已成为行贿受贿的暗道和温床；第五，腐败官员年轻化，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官员涉入腐败案件，违反党纪国法公然收受贿赂；第六，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同时暴露，很多被查处的贪腐官员生活作风方面也堕落腐化，包二奶养情人等事件频繁曝光。

二、产生腐败的原因

党的十八大强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腐败形成有其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乎个人和制度的两个方面。

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漫长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社会留下的印记不会轻易被消除。“家长制”、“官本位”遗留下来的陈腐思想，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权力不受限制，买官、卖官出现直接影响官员的素质，部分官员很难抵御权力地位和物质财富的诱惑，导致贪欲膨胀、心理失衡。

在经济体制方面，列宁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由此可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腐败产生的制度根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脱节产生空隙，再加上当时各项法律制度不完全以及市场经济本身逐利性的特点，为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滋长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政治体制方面，长期以来，人大的监督制度被搁置未用，人事安排与经费依赖于政府从而受到政府的牵制；行政监督制度不完善，多元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权责关系没有完全理清处理造成权能交叉重复、监督缺位以至于乱用权力；我国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国家反腐倡廉立法和党内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缺乏协调性和相关性。

三、防治腐败的对策设立

在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这半年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一场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应该积极借鉴我党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反腐倡廉的教育过程中，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紧紧依靠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已成为腐败最易攻破的薄弱环节。只有领导干部从日常行为规范入手，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以艰苦奋斗的执政理念抵御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遏制官僚主义；以“以人為本”的群众观念扫除封建腐朽思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廉政文化建设是推进反腐倡廉的重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不断与中国文化相碰撞，为了警惕由此产生的“个人利益”、“自我享乐”等消极价值观念的腐蚀，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引导干部培养高尚情操，形成科学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引导干部加强文化修养，培养秉公执法的党性原则和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引导干部处理好工作与享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体系。

制度问题是国家反腐廉政建设的核心要义。关键在于完善体制内监督，在党和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上，实行由上级的纪检部门对下级行政机构进行监督.确保监督的权力保障性；完善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确保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有效的监督；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的舆论监督形式，拓宽监督渠道，发挥广大民众的监督权；完善官员财产监督，试行并不断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官员财产进行有效监督，有效遏制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服务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要牢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道理，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参考文献：

[1]季正矩.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07.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01.

[3]高放.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M].人民出版社，2011-12.

腐败现象 篇12

鉴于此, 笔者就广东省当前交通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及治理对策作一粗浅探讨。

一、当前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产生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广东省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的反腐倡廉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也必须看到,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根治, 反腐倡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形势仍然严峻。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权力运作缺乏规范程序, 滥用权力的空间较大

目前, 广东省许多交通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违规操作、滥用职权等权力运作不规范问题。一是权力过于集中, 权力行使随意性大, 某些握有审批权的职能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二是少数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和干预工程建设, 在工程开发规划、招投标、材料供应、物资采购、工程变更等方面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要求进行操作, 谋取私利。三是权力运作缺乏规范程序, 缺乏法律约束和监督制约, 权力滥用成为可能。业主、监理、施工等各方都有自己的权力范围, 都有较大的寻租空间。业主方拥有国家投资款使用权, 支出多少无须承担责任风险, 责任主体和资金管理虚化, 即使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或违反了法律法规, 也很难追究具体的责任人;监理方, 管、卡、压现象不断发生;施工方, 主要是工程层层转包、分包, 其中行贿受贿、偷工减料等不法行为很难查证。

2.工程建设涉及面广, 存在滋生腐败的特殊土壤

没有合适的土壤, 腐败是难以滋生的。就交通工程建设领域而言, 工程建设涉及面广, 工程量大, 几乎涵盖了各个部门。其中的建设资金周转数额大、名目多, 加之管理不规范, 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再者, 工程建设过程的环节多、工期长, 涉及的每一个部门、环节都有产生腐败的机会和条件。其中的规划、设计、监理、招投标以及工程施工、设计变更、计量支付、竣工验收等每一个环节都有寻租的空间, 都有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3.权力制约乏力, 监督管理存在虚化

一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乏力, 行政主管部门缺少对权力的监督意识, 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存在虚化现象, 使得最直接的监督缺位。有的认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 与己无关, 使监督难以到位。二是纪检监察部门缺乏相对独立性, 制约职能和手段不够强大, 监督力度十分有限。三是舆论监督只是一种“权利对权力”而非“权力对权力”的制约, 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预防和治理交通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基本对策

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证明, 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腐败现象, 绝大多数都与招投标法规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监督检查不力或失控、党员干部廉洁意识淡薄有关。 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 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新路子。

下面, 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 就如何预防和治理交通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谈几点看法:

1.提高认识, 健全机制, 夯实基础

在交通工程建设领域,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必须融入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之中, 把制定计划、执行规章、加强教育、狠抓落实、完善考核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逐渐形成“坚持一条主线、确保两个目标、搞好三个结合、强调四个统一、抓住五个重点”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和基本格局, 夯实基础。

“一条主线”:在实际工作中要始终抓住党风廉政建设这条主线;“两个目标”:要将项目工程建设成为精品工程和廉洁工程;“三个结合”:要将廉政建设与工程建设、与干群队伍建设、与政治思想建设相结合;“四个统一”:在部署业务工作上统一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 在落实业务工作上统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措施, 在检查业务工作时统一检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 在考核业务工作时统一考核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五个重点”:一要抓认识, 统一思想和行动;二要抓机制, 建立健全党政齐抓共管的领导和工作机制;三要抓教育, 坚持源头治腐;四要抓监督, 纪检机关实行关键环节介入监督;五要抓惩处, 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惩处力度。

2.构建平台, 同步预防, 规范运作

开展同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当前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的一个新平台, 是打造廉洁工程的基础和保障。同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有效开展, 要找准结合点和切入点, 把廉政理念熔铸到工程建设的各项具体管理工作之中, 实现反腐倡廉工作与工程建设的良性互动, 有效地促进工程建设的科学开展和项目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进行。

一是监管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 建立权力运行同步约束机制。工程招标、材料采购、资金拨付、计量支付、设计变更一直是交通工程建设领域源头治腐的重点和关键环节, 要想有效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应对这些重点部门的权力进行约束。

在项目前期报批、项目招投标、征地拆迁、现场施工管理、设计变更管理、质量监督管理、工程计量支付管理、材料供应管理、交 (竣) 工验收工作、资金筹措与运作等各方面工作实行公开操作, 逐渐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同步约束机制。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应采取放权、分权、制权、集权的方式加强管理, 即在材料供应上要“放权”, 对工程建设材料必须以业主公司名义进行招标后委托专业公司具体负责供应, 地材则由工程承包人自主招标采购, 业主只负责督促协调、监督服务、质量检测等工作;这样, 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工程建设成本, 有效地避免材料供应中的违纪、违规、违法行为。

在招标工作上要“分权”, 严格按照基建程序, 按市场化要求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工程施工、监理、材料、边坡绿化、技术监测及工程保险等方面的公开招标工作。在计量支付上要“制权”, 建立健全计量支付体系, 严格按规定的工作程序运转。在设计变更上要“集权”, 按照不同的授权范围, 从源头上对变更权限予以约束。

二是建立健全同步预防长效工作机制。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和交通行政主管单位组织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活动, 切实做好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责任落实、严格遵守基建程序、工程建设资金监管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五个方面的基础工作。

3.完善制度, 加强监督, 狠抓落实

依靠制度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加强监督检查, 狠抓制度落实是各项制度正确执行的保障。因此, 一定要建立健全有关工程建设的管理规章制度, 发挥制度的整体优势;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切实督促制度落实。

一是通过体制创新健全和完善主要包括公路工程建设四项基本制度、工程招投标、合同、设计变更、计量与支付、财务、材料采购、征地拆迁补偿、工程竣工验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举报奖励等方面的管理规章制度, 形成一套操作性较强的“从严建路”制度机制, 确保工程建设能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良性运作, 实现项目建设管理有“法”可依, 筑牢制度防线。

二是通过重点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整治工作强化监督检查。在商业贿赂专项整治工作中, 纪检监察部门要紧紧围绕服务, 服从于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工程质量的稳步提高这项中心工作, 突出抓好业务工作的重点部门和重点人员这两个重点;坚决纠正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 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行为, 依法查处违反法律规定给予和收受财物或其他利益的商业贿赂案件, 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工作机制, 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商业贿赂的力度。

4.创新思路, 强化教育, 锁住源头

交通建设企业在工程管理和公司建设的实际工作中, 必须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强化日常教育, 狠抓思想教育活动和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锁住源头。

一是必须深入开展各项主题教育活动,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坚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主题的各种主题教育活动, 积极倡导想干是德、会干是能、多干是勤、干好是绩、干净是廉的“五干”价值取向, 不断增强依法经营、廉洁从业的自律意识, 端正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和价值观, 达到思想上明显提高、政治上明显进步、纪律上明显加强的目的。

二是切实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工作。紧密结合实际, 认真督促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项目管理、公司建设及个人家庭生活中贯彻落实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廉洁自律, 严格遵守廉政法规, 不违规违法干预工程招标投标、征地拆迁、工程施工、计量支付、工程变更、质量控制、材料设备采购等工程建设管理各个环节;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 重大事项必须坚持集体研究决策, 严格遵守会议议事规则, 做到决策公开透明。

摘要：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交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越来越大, 广东省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逐年增加, 少数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 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腐败案件时有发生, 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已成为腐败易发、高发、频发的重灾区之一,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地防范交通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 确保工程建设实现“资金安全、工程优质、干部优秀”的目标, 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笔者着重从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及基本对策方面作一粗浅探讨, 为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