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

反腐败（精选12篇）

反腐败 篇1

八大后我国的反腐倡廉明显提速, 建立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治理机制顺应民心迫在眉睫。但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支撑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仅凭一国的国内法难以有效抑制腐败的扩张, 国际合作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和生效, 标志着国际反腐败立法进入新时期, 它不仅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国际公约, 也将对我国的反腐败立法产生深远地影响。

一、腐败全球化的生存原因

任何存在公共基本权利的共同体都难以杜绝腐败, 但腐败愈演愈烈, 已成为当今社会全球性的问题。“腐败就像常见流行性感冒, 没有国家能对其免疫。”全球性腐败作为市民的公敌, 国际社会的顽疾, 给人类社会带来无穷的灾害, 腐败犯罪不仅严重危害着各国政治稳定、经济秩序、公共管理部门的公正性、人们的价值观, 而且损害法治国家的国际形象。

腐败全球化应引起我们深层次的反思, 即腐败问题为什么形成如此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人类自身为腐败提供了何种生存环境?从人类自身来看, 由于科技水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制约, 人类对欲望的认识还停留在生物学研究层面, 这对研究腐败分子的犯罪动机无法起到理论上的支撑;从制度角度来说, 社会生活能否良性运行, 取决于人类对社会现实的抽象而设计出来的优良制度, 而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规范角度来说, 有关腐败犯罪分子的法律规范凤毛麟角, 这不仅表现为国内有关腐败犯罪的立法很少, 也表现在有关国际反腐败的立法极为稀缺。从国内角度来说, 腐败需要国家从源头和根本上加以治理, 这不能一蹴而就;从国际层面上看, 长期以来, 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人权观念及具体法律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种种差异和矛盾, 各国打击行动没有形成很好的反腐败网络, 腐败分子也抓住国际反腐败机制中的“软肋”, 利用各种漏洞去规避本国的法律制裁。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比较

腐败不仅腐蚀国家的政治机体, 也侵蚀公民的道德水平。当腐败超过一国国界成为全球问题时, 需要通过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予以治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简称《反腐败公约》) 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该公约的制定和生效, 不仅可以加强各国国内的反腐败行动, 提高反腐败成效, 而且在国际社会倡导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 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

从实体法方面看, 《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腐败犯罪较我国刑法规定更为宽泛, 它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腐败行为, 包括:贿赂、贪污、挪用公款、侵占财产、影响力交易、窝赃、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对犯罪所得洗钱、妨害司法等。如《反腐败公约》第21条私营部门内的贿赂指给予不正当好处以换取对方作为或者不作为, 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贿赂仅限于财物, 且犯罪成立要求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 需要遵循特定程序对我国原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

从程序法角度看, 公约特别重视程序法的规定, 大部分条款与刑事诉讼有关, 对预防腐败的措施作了系统的规定;还规定了惩罚腐败犯罪的司法程序;并用较大篇幅规定刑事诉讼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反腐败公约》生效后, 我国在反腐方面的刑事诉讼要与公约的规定相一致, 这将加速刑事诉讼法采用国际准则规范的进程。如公约所强调的腐败犯罪的证人应给予有效保护制度, 对腐败犯罪造成的损害可以提请民事赔偿制度, 以及财产返回所必须的缺席审判制度等,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规定。但这些规定与我国奉行依法治国理念并不矛盾, 将其纳入立法目标, 填补这些空白并非难事。

三、借鉴国际立法探索建立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

首先, 《反腐败公约》对我国政府执政理念和职能转变的影响。《反腐败公约》中指出:“提倡廉政问责制和对公共财产的妥善管理”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反腐败公约》规定了关于公职人员任职等诸多具体规定, 我国作为《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 就应当执行公约的规定或将其转化为本国法律。像我国的《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等, 应该将《反腐败公约》中的廉政、问责制和对公共财产妥善管理等这些原则理念融入自己的立法之中, 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 还可以促进我国的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

其次, 规范上的突破。我国现行刑事立法虽一直在修改完善, 但与《反腐败条约》不相吻合之处甚多。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 我国国内立法与《反腐败公约》以及国际社会已有相关立法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根据我国国内需要而制定, 在执行刑事诉讼方面涉外因素并不多, 刑事实体法方面也与国际社会存在差距, 所以, 对现行刑事法律规范的革新尤为迫切, 规范上的突破的途径是制定修改国内刑事立法, 清理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等。

最后, 借鉴国际立法经验, 加强国际合作, 深入探索建立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腐败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国际社会要维护全人类共同的利益, 就必须摈弃国际法是软法的性质, 赋予国际刑法实际运行效力即强制性。总体而言, 《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及其生效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将有更多的正能量, 它为我国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等法律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借鉴联合国《反腐败条约》, 结合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现状, 构建中国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参考文献

[1]胡铭.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J].学术探索, 2005 (01) .

[2]邢爱芬.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内立法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01) .

反腐败 篇2

2013年01月05日09:39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腐败问题同样由来已久。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时期，有人称其为“腐败高发期”，但是随着反腐败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腐败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防止或惩处，腐败被抑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腐败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从历史上看，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约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期。严重的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几种原因的综合：工业中兴起的大公司获得了对国民经济的很大控制权，它们能利用手中的金钱来收买各级政府中的重要官员，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在南北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经费来同南军作战，这使得政府官员有了更大支配资金的权限;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速度之快，使它几乎来不及建立起有效的控制腐败的机制;从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起，美国开始在选举中实行政党“分肥制”等等。

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并不是自行消失的，而是通过各种社会改革力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来终结的：19世纪后期至20 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的文官改革运动把择优录取的原则引入了对

官员的录用，从此从原则上来说党派倾向不再是选任官员的主要标准;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推动了城市公共管理方面的制度化，使其不再受“老板”及其同伙的操纵;报纸开始独立于政党，并不断揭露政治家的丑闻，这些丑闻报道唤醒了国民的道德意识，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法律来抑制腐败。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进步主义运动接近尾声之时，公共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换言之，此时美国已度过了最严重的腐败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采取措施建立反腐败机制，并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

美国联邦政府的反腐机制由关于政府道德规章和法律以及执行这些规章和法律的机构所构成的。这些规章和法律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以总统令形式颁布的《政府道德准则》，这是针对联邦官员和雇员而制定的道德规章，违反规章者可能受到谴责或撤职，二是由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该法具有法律效力，凡违反政府道德法的政府官员或雇员，会受到法律制裁，三是《联邦竞选法》，其目的是防止与竞选有关的腐败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腐败机制的发展受“利益冲突”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的深刻影响。可以说，现代美国的反腐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利益冲突概念假定，如果一个人在某项政策方面有利害关系，那么如果他在这一

政策上有决策权，他就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作出决策。美国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最主要的腐败源泉，因此，为了防治腐败，一定要首先避免利益冲突。鉴于此，有关政府道德的法律和规章的许多重要条款都是以避免利益冲突为宗旨的，例如，在审查总统提名的主要官员的资格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其所担任职务的责任与个人财政利益之间不能有冲突。

在美国，执行反腐败职能的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有对公共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职能，第二类则不具有这些职能。第一类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FBI)、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根据《政府道德法》任命的独立检察官，以及各部门的检察长办公室。他们都在揭发、调查和起诉地方、州和联邦公共腐败方面起作用。

第二类，也即非刑事公共诚实管理机构的主要责任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而审查联邦官员和雇员的财产情况，解释有关公共腐败的法律和行政部门的公共诚实准则，确保联邦官员和雇员理解法律和行政规章。这类部门主要包括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等。“水门事件”之后，负责公共诚实的联邦机构不仅大大增加了，而且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并成为许多有关公共道德争论的最后仲裁者。反腐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虽然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美国，严重的政治腐败案例的发生频率要小得多，但从大量案例来看，在美国要想根除腐败也并非易事。实际上，美国反腐败机制的真正成型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且，到现在这一机制还在不断针对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进行改革。

我们可以以国会与《政府道德法》的博弈来说明。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一个主要责任是对政府行政部门在财政和行政方面进行监督，其中也包括对政府腐败的监督。然而，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最初只适用于行政部门，国会本身却可以不受《政府道德法》的约束。直到1990年经过修订的1989年《政府道德法》生效时，国会才在行政部门的压力下，同意接受以国会议员提薪为条件，把原先《政府道德法》的适用范围从行政部门扩大到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

再以美国对竞选腐败的治理为例。对选举筹款和开支的控制始终是美国反腐败领域里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为了抑制与竞选有关的腐败，制约金钱对政治的直接作用，国会于1971年通过了《联邦选举法》，以取代1925年通过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为联邦竞选经费的管理建立了一个全面的规范。该法对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公共竞选经费的要求，对其媒体广告开支订立了最高限额，并对候选人本人及其家庭投入的竞选经费进行了限制。1972年尼克松班子在大选中的违法行为被

揭露之后，竞选经费改革的步伐加大了。1974年，国会通过了经过修订的新的《联邦选举法》。这项法律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全面的国家竞选经费管理制度，它对公开竞选财政活动的要求得到了真正执行。以后，《联邦选举法》又经过多次修订。同时，一个独立的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被建立起来，以监督实施这项法律。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竞选经费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联邦选举法》对直接捐给候选人的资金额度进行了限制，但对捐赠给政党的资金却未加限制。这类不受法律限制的资金被称为“软钱”。经过多年的争议，2002年国会最终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软钱”作出了限制。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竞选经费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但无论如何，对竞选经费管理的历次改革远没有消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针对新的漏洞进行的改革还在不断进行。

由此看来，在美国，尽管政治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反腐败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相关制度仍处于持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

重拳出击反腐败 篇3

对于党和国家存在的腐败现象，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掩饰腐败现象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对腐败现象夸大其词，认为腐败泛滥横行，无官不贪，则没有抓住主流，错把矛盾次要方面当作了矛盾主要方面。

一、要正确认识腐败现象的成因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市长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更加容易引发公众诸多联想。深圳和其他地方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让有些人错误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衍生物，搞市场经济必然会加剧腐败，甚至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产生怀疑。

的确有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利用改革开放中的制度漏洞聚敛财富，而且遭到批评时，往往以改革开放中“难以避免”作为遁词，甚至给批评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

其实，任何腐败现象的出现，都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忽视自身修养，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经不起各种诱惑，心存侥幸，最后成了腐败的俘虏。其次是制度和监督的缺失，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二、必须深刻认识腐败现象的危害

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案警示我们，腐败行为一经曝光被查处，首先完全破坏了个人形象，断送了个人的政治前途，通常还会牵涉到家庭成员甚至更大范围，葬送小家庭的和谐与幸福；其次，腐败行为为一己私利不惜牺牲集体和国家利益，可能带来巨额经济损失，还会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干扰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三、反腐败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1、从国家与社会层面看

反腐败，首先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共产党领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民主、依法执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为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其次，制度防腐是反腐倡廉实践的深刻总结，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保证。要针对当前腐败案件多发易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质询、问责、审计、罢免等制度。要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制度创新，狠抓反腐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

再次，反腐败的关键是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建立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这个机制，一靠民主、二靠法制，二者缺一不可。要发挥人民民主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要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置于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要坚持依法反腐，在加强防范的同时，需要加强国家专政职能，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手软。

透过“南京天价烟房管局局长周久耕”一案可以看到，对腐败行为依法实行民主监督，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的主体作用，是新时期打好反腐败人民战争的要求。公民参与民主监督，有利于消除腐败现象，改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也有助于激发广大公民关心国家大事的主人翁精神。公民合法行使监督权，可以通过信访举报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舆论监督制度和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等新形式有序进行。公民要敢于同腐败行为作斗争，勇于行使自己的监督权，也要注意采取合法方式，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干扰正常公务活动。

自觉接受监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反腐败，要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创新监督方式，包括党内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新闻舆论、网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多管齐下，实现公共权力的“阳光运行”。

当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反腐败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早在2004年商务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腐败分子为应对东窗事发，或悄然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或将家人先期迁往他国，凡此种种，表明打击腐败需要国际合作，交流反腐经验，让腐败分子失去境外庇护场所，对遏制新的腐败案件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2、从个人层面看

反腐败，首先要求公共权力执行者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对人民负责原则，要自觉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当权者有效抵制各种诱惑的根本。

其次，要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作为领导干部，不能一味追求个人利益，更不能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大量案例警示我们，个人主义膨胀，必然导致以权谋私、走向腐败和堕落。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利益观，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防微杜渐，才能抵挡住金钱和物欲的诱惑，努力实践高尚的人生价值和人生追求。

再次，要增强法律意识。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身居高位，不可奢求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深圳市市长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说明经济有特区，反腐无特区。在查处腐败案件中，没有职务高低之分、没有身份贵贱之别，更没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区别。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反腐败同样艰难曲折，需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和心理准备，既要坚信反腐败光明的前途，又要准备走曲折的路。

[考场练兵]

1、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其根本目的是()

A、提高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B、树立国家机关的形象与权威

C、维护人民的利益

D、保障公民监督权的真正实现

2、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因为()

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②中国共产党已形成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③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

④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障反腐斗争的正确方向，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3、2009年6月7日，中纪委宣布，根据群众举报，通过广泛调查取证，原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接受组织调查。这表明()

A、中国共产党加强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B、反腐败是当前的中心工作

C、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D、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答案

反腐败的难度和出路 篇4

关于腐败和反腐问题,人们多从政治涵义上去理解,我是个学者,想从学术上找找答案。哈耶克给腐败下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那种强迫我们的意志服从于其他人的意志的权力,亦即利用我们对抗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其他人的目的的权力。”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苏珊·艾克曼认为:“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表现为那些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官员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国际透明组织(1995)对腐败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

对腐败问题,人们至少可以达成以下共识:这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和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在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前提下出现的一种合乎个人“经济理性”,但是却违背社会利益的行为。腐败不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而是将社会财富转移到少数垄断生产者手里,或将公共资源转移给少数腐败分子及利益相关者,对经济增长及公众福利产生危害,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构成隐患。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异化机制,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阿克顿勋爵也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权力如果成为直接参与价值分配的现实资源,就表明它无法受到基础价值资源的制约,进而产生权力寻租行为的泛滥。就最容易酿成腐败的财政领域来说,问题总是出在官员个人权力太大和有效制约的缺失。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由于事权不明确,很容易造成财政分权不规范,形成财政体制中的集权现象。财政管理权力界定的缺陷,有可能导致政府预算的膨胀、预算资金的浪费,有可能发生把预算内资金转化为预算外资金,也有可能导致税收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在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在财政管理权力不被界定的真空地带,就意味着掌握这一权力的官员可以毫无阻碍地将公共权力据为己有,谋取私利。可见,如何保证公款和公共资源的安全和不被任意错配,才是这场反腐风暴的难点和关键之点。

导致腐败的其他原因也可从制度上寻找。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在限制条件下使其收益最大化的。在不同的制度下,人的行为选择不同,制度对于人的行为选择具有支配性的作用。某一领域发生系统性腐败,一定是特定的制度安排的结果。财政领域发生腐败,一定是财政制度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不合理或“篱笆”设置不严密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财政信息不透明给腐败者留下脱离监督的真空,缺乏绩效考评及对失职者的问责机制、缺乏有效的控制、监督和纠错的机制等。

关于治理腐败的出路,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加大打击力度”,而是财政权力的制衡机制的建立。人大应切实承担起立法和监督职能,政府施政要切实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计部门要对各级政府财务实施独立的审计。在人大与政府部门之间、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部门之间、各级行政和审计部门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效的权力制衡关系,从根本上遏制反腐败才是可能的。

反腐机制一定是由有效的制度制约体系所组成。要增强预算透明度,建立规范的财政报告和信息披露制;要建立财政收支查询监督网络系统,形成由人大、审计与财政部门共同联网的财政收支查询监督网络;要切实加强人大的实质性监督,建立强有力的预算问责机制;要建立公众参与式的预算机制,让公共资源的筹集和使用充分呈现在整个社会的实时监督之下。

反腐败 篇5

2010年05月12日

马先权

腐败是个古今中外的世界性问题。正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腐败在本质上有其相同性，所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我国腐败多发的态势，适当借鉴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当前的预防、惩治、监督腐败来说，是极为必要的。

有些国家和地区，在促进全社会反腐败方面颇具战略眼光，充分利用宣传教育和民主监督两大法宝，在促进全社会反腐败上卓有成效。在宣传教育方面，如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在公职人员中的宣传教育。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体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为公务员队伍做出了表率。在领导成员的示范带动下，政府通过举办多种形式对公职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使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了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职业风范，创造了一个诚实、廉洁的政治环境。二是重视对全体国民的宣传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使公众认识到腐败是对自身权利的侵害，迁就和容忍腐败就是害人害已，要善于和敢于通过各种手段与腐败现象作斗争。三是加强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新加坡在中学设立了廉政和反贪污的课程，使广大青少年认识到，贪污贿赂如同黑社会和贩毒问题一样，都是严重的社会罪恶，使青少年从小就树立起反腐倡廉的意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民主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除了政府机构的有效监督和防控外，各种非政府的监督力量也非常强大，这些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党派监督、媒体监督等，它们构成了一张社会监督网，有时甚至能做到政府监督所做不到的事情，对反腐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公众监督。公众监督是促进和改善政府施政、防止各级政府官员腐败的重要监督形式。在西方国家，国会开会辩论，市民可以旁听，一般公民可以对政府官员的工作情况提出批评或建议。在芬兰，普通公民有权直接向全国最高检察长举报和投诉，后者有义务对每一项举证和投诉在规定期限内给予答复，并将最后处理结果通报给举报或投诉者本人。只要公众监督存在，政府各级官员就不得不注重自身形象，留心自己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在媒体、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距离快速拉近，民众发表意见的渠道更为畅通，公众的意见就会更有力。二是政党监督。政党竞争、党派轮换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民主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了争取选民的信任，取得执政地位，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相互揭丑，任何官员的腐败行为，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都会成为党派竞选时争夺和拉拢选票的热点，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绯闻，都是政党之间相互监督而揭发出来的，为在野党重新赢得执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在客观上无疑对清廉政治、减少腐败起到了推进作用。三是媒体监督。被西方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驾齐驱的“第四种权力”，在反腐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为了促进全社会反腐败，就要切实做到如下几点：

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我党的宣传教育优势，充分发挥宣传教育的作用，加大反腐倡廉教育的力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良好风气。一是要在各级学校开设专门课程，把法纪教育、廉政勤政教育和警示教育纳入公务员培训计划。二是要要在广大群众中间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使群众明白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树立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要通过宣传，调动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的主动性，使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三是要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加教材中反腐败的内容，使广大青少年从小就树立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观念。

另一方面，要发挥各方面监督的积极作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使各种监督形式紧密结合，各方面监督力量有效配合，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形成监督的合力，促进全社

会共同反对腐败。首先，要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创新群众监督的形式，使人民群众真正能够监督政府的行为。对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要让群众知道，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定，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对人民群众的质疑、投诉、建议要有答复的程序和期限；要继续完善信访、听证会、开门接待等群众监督的渠道，积极搭建群众监督的有效平台，使广大群众知道如何监督政府的工作、监督领导干部的行为。其次，要积极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贯彻新闻自由、言论自主的原则，对一切腐败现象、腐败分子要敢于揭露，及时揭露；对反腐败的大案要案要及时宣传、广为宣传；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及时刊登、积极反映，从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独特优势和“喉舌”作用，为反腐败贡献应有的力量。

美国官场如何反腐败? 篇6

“感谢对我们一家的帮助”

对弗吉尼亚前州长夫妇提出的14项指控，是FBI经过数月调查后发出的，此时，距麦克唐纳从州长一职离任仅仅10天。如果这些指控最终成立，麦克唐纳及其妻子莫林可能面临数十年监禁，麦克唐纳也将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个被判有罪的州长。

麦克唐纳2012年差点成为罗姆尼的副总统候选人竞选搭档，并被视为2016年强有力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者之一。如今，他绊在了共和党政客常栽倒的“钱”上。

《华盛顿邮报》详细披露了麦克唐纳夫妇与弗吉尼亚州以生产营养保健品为主的星科公司CEO琼尼•威廉姆斯之间的“猫腻”。FBI长达43页的指控文件列举了麦克唐纳夫妇的种种贪腐行为，其中包括从威廉姆斯那里收受了13.5万美元现金、价值数千美元的高尔夫活动费用、多套高档时装和一块在背面刻有“第71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字样的劳力士手表。

威廉姆斯也坦白称，他以多种奢侈礼品和贷款向麦克唐纳夫妇行贿，其中不少是莫林主动索要，并承诺她和州长会对其公司予以帮助。2011年，莫林要求威廉姆斯为她在纽约购买奥斯卡•德拉伦塔牌女式礼服，以便盛装出席一个政治集会。为此，莫林向威廉姆斯许诺届时可安排其坐在麦克唐纳身边，以示“恩宠”。同年，莫林对威廉姆斯说，麦克唐纳一家投资在弗吉尼亚海滩的房地产出现资金困难，希望得到5万美元的贷款。威廉姆斯马上同意借钱给她，并说：“请告诉州长，不必考虑这笔贷款的文件程序。”威廉姆斯還为麦克唐纳女儿婚礼贡献了1.5万美元的酒席费用。作为对此的回报，莫林同意乘坐威廉姆斯的私人飞机前往佛罗里达为其公司产品站台宣传。麦克唐纳在随后写给威廉姆斯的一封电邮中说：“感谢你对我们一家的所有帮助。莫林对于能去佛罗里达并更多地了解你的产品感到很兴奋。”

在麦克唐纳的“指令”下，州政府卫生部长要求其政策顾问与威廉姆斯见面，而威廉姆斯则要求弗吉尼亚公立大学将其产品的相关科研成果介绍给投资者。还有一次，麦克唐纳几乎是赤裸裸地“推介”，当就如何减少医疗费用问题会见一名州政府官员时，他当场从兜里掏出威廉姆斯公司的产品，要求该官员拿着这一产品去与民众见面。

好在，FBI在其还是州长时，就将他拿下，使其无法再一边道貌岸然地为民众服务，一边快马加鞭地为家庭的钱包服务。

“流氓式的政治举动”

照说，在美国，卖官不是件能够得逞的事。然而，卖官的大有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前治安官迈克尔•S•卡罗纳，数年间收受富商唐纳德•海德尔价值超过35万美元的贿赂。作为交换，卡罗纳任命海德尔为负责一处自然保护区的助理治安官，他的家人、朋友和商业伙伴也得到了类似任命，他还动用职权让行贿者之子免受牢狱之灾。

自然，也不仅仅是卖官，贪污受贿是最基本的“动作”。

2009年，新泽西州就发生了一起“简直无耻得不能容许”的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44人，其中包括3名市长、2名州议员和数名犹太教士。这数名犹太教士搭建了一个案值上千万美元的洗钱和工程回扣网络，3名市长和2名议员便在其中获得不菲利益。

同年，时任纽约州州长帕特森带两名助手、儿子和儿子的一个朋友去看了一场世界棒球职业赛。如果是自掏腰包，没话好说，问题是一行5人的门票都是纽约扬基队赠送的。5张门票，每张价格425美元。显然，这是变相的受贿。“偷鸡不着蚀把米”，2010年12月，帕特森因这5张免费的比赛门票，被判罚款62125美元，而且，这名政治前途不可限量的全美首个非裔盲人（非全盲）州长，经此一“票”，光环尽失，黯然“出局”。

2012年，美国媒体披露了数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这年6月，芝加哥市政府两名官员因受贿被起诉，他们接受了一家医药公司的回扣，以保证该市的公立医院从这家公司采购用品。7月，联邦政府移民机构一名负责人及其3名下属，因虚报上班天数和差旅费贪污50万美元被判刑，其中该名负责人一人贪污钱款近19万美元。

不仅仅是贪腐丑闻，还有滥用职权报复政敌之荒唐事。2013年8月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竞选连任州长期间，他的副幕僚长凯利为报复不支持克里斯蒂连任的民主党籍利堡市市长，与港务局官员串通，限行该市乔治•华盛顿大桥的部分车道4天，给数十万人造成了不便，其中一名九旬老妇因救护车未能及时送医心脏骤停猝死，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则造成4名伤者延误送医。对此，克里斯蒂也在记者会上形容封路为“流氓式的政治举动”。幕僚的“流氓式的”报复，也断送了上司的大好前程。2014年1月《纽约时报》社论宣告克里斯蒂问鼎白宫的希望“几乎泡汤了”，并称他将“被斥责和奚落为一个品格恶劣、判断力糟糕的人”。

“腐败史即改革史”

美国官场的腐案，虽然案值一般都不是很大，很少有过千万美元的案子，但其社会影响恶劣，尤其是导致了公众对政府及政界人物的不信任。这一点，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之时更加突出。2010年4月皮尤发布的民调显示，近80%的民众不信任政府，政府甚至与华尔街、国会、媒体并列为民众厌恶的“四大恶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际，民众更是宣称“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

对于美国官场的贪腐，美国社会也有理性的探讨。比如，在对布拉格耶维奇案的法庭裁决和新闻报道中，就使用了“花钱表演”一词。该词原本用于演艺界，移用于政界，便被引申为：政坛成了可以套取知名度和资本的表演舞台，有人跑官买官，送钱、赠红包、给大礼；有人卖官鬻爵，收钱、贪赃、受贿。学者弗雷德•麦克切斯尼甚至称：“我们经历过这样一个现状：以前，当资本家是当官的唯一途径，现在我们已危险地进入另一阶段——当官是当资本家的最快途径。”

当然，公允地说，美国在预防腐败方面做得不赖。各级权力在多个维度被切割、被监督，又通过周而复始的选举不断洗牌，即便是“合法投资”，某个政客也要冒其落选的风险。而且，为了查处贪腐案，政府往往会不惜血本。在新泽西州腐败案中，3名市长总共受贿4.5万美元，而FBI居然卧底10年，花费了2000万美元。

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有句名言：“腐败史即改革史。”从腐败行为被揭露、贪官被判刑，到新法的制定、新政的实施，每一阶段都体现出一种改革、一种进步，从而使法律更趋严密，政策更加成熟，贪腐也更加困难，贪官也更加如过街老鼠。

（摘编自《南风窗》，

反腐败能挽救道德沦丧吗? 篇7

这样“动真格”的反腐风暴, 反复强调党员干部的道德操守, 就此, 我们似乎可以反思一二:反腐败能不能挽救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

描述现在中国有待解决的大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道德沦丧”。客观而言, 虽然现在是太平盛世, 但道德状况颇有“末世”的色彩:相互投毒、潜规则盛行、是非不分、诚信缺失、虚伪冷漠、社会变狠、男盗女娼。从社会学上看, 道德是一种不靠外在强力维持的社会控制, 也是最好、最安全的社会控制, 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绝不可能给权力者和民众以安全感。可以说, 道德烂了、人心烂了, 社会结构一定烂。

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结构瓦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官民的社会冲突剧烈发生, 秩序被推翻, 出现革命。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结构就像树枝一样被折断, 很多东西推倒重来。另外一种是国家强大的暴力机器控制着社会秩序, 无人能够挑战, 民众通过在道德、人心朽烂的方式腐蚀社会结构, 使社会结构像树枝一样慢慢腐烂, 以致某一事件轻轻一碰, 整个社会结构即告散架, 且难以修复。后者无疑极为可怕, 不幸的是, 我们的社会似乎正在向这种最坏的情况慢慢滑落。

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原因比较复杂, 也比较多, 最时髦的也是国内的不少论者追捧的, 它是“社会转型”的结果。诚然, 在社会转型中, 因为社会结构要变, 秩序也要变, 所以, 赖以进行社会控制的传统道德当然会受到冲击, 但“冲击”和“沦丧”不是同一个概念。道德沦丧固然有N多原因, 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是权力在道德上先沦丧的结果。换言之, 民众变坏, 是权力者给带坏的。

一个人坏, 从逻辑上说并不是另一个人也坏的理由, 无论他们各自是什么人。但是, 在社会中, 人是一种对公正极为敏感的动物, 很多时候讲的并不是逻辑 (理性) , 而是心理逻辑 (心理) 。很多行为, 在社会互动中, 最多是受心理驱动, 而不是头脑驱动。

一般而言, 要让民众讲点道德, 有两个办法:一是统治民众的制度有道德。这个有道德的意思是你要统治大家, 不能靠武力强迫, 而是要大家同意你, 认同你。这样, 制度才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如果制度不道德呢?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官员们讲道德——“以德治国”。几千年来, 中国的各个王朝多是这样做的。现代的欧美国家, 则同时运用第一和第二种办法。

尽管我们给制度赋予了很崇高的道德色彩, 但多为自我宣称, 由于民众缺少政治参与, 只是被代表而不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 民众对制度的道德似乎并没有感觉。因此, 示范、引领民众讲道德的重任只能落在了“先进群体”“道德素质很高”的官员们身上。

民众也确实如此期待。

为什么官员没有道德, 腐败会导致社会的道德沦丧呢?心理逻辑显示:任何一个社会的强势群体 (权力者、富人之类) 在社会中占据了最多的资源, 便宜占尽, 从公平上说, 他们理应对社会尽到更多的责任, 这个责任就包括了道德上的示范。如果强势群体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即对弱势民众强加了一种不公平。如果强势群体再腐败、作奸犯科, 对于民众来说, 就属于一种物质上的剥夺和精神上的强奸。

所以, 在任何一个社会, 作为弱者的民众为了保护自己, 事实上和强势群体 (包括官员、富人、明星之类) 签订了一个心理契约:你们因为强势的地位, 必须有道德;如果你们没有道德而伤害到我们, 那么, 我们也不会去讲什么道德 (因为讲究道德只能是更让我们受害) , 大家一起玩完吧!

尤其是在官员腐败, 即严重不讲道德的情况下, 如果有一个民众A不讲道德, 那么, 他在社会博弈中就占据了一个优势地位, 他伤害的对象当然只能是其他讲道德的民众, 这些规矩的人必定吃亏。而民众之间, 也有“你要讲道德”的心理契约, 如果B在不对等的博弈中因为讲道德而吃亏, 他也不干了。这就形成链式反应, C、D、E……全都不干了。这样的相互伤害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民众的不讲道德, 其实有三重含义, 一是因为心理契约被订约的另一方违背而进行自我保护;二是“报复”背叛的订约方, 大家一起玩完;三是因不讲道德而导致人性畸变, 索性践踏人性而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已经很有变态的意思了。所以, 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 人们必定相当疯狂。

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官员的不讲道德和腐败。

我国转型时期的反腐败研究 篇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和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腐败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始终将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任务来抓,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的基础上,党中央新近陆续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和阶段性规划。

二、关于腐败的定义和特征

(一)腐败的定义

什么是腐败?腐败就是权力的滥用,即不正当地利用政府和公众所赋予的权力和权威来为个人或个人所效忠的某个集团谋取利益[1]。腐败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2](P322~323)。

(二)腐败的特征

腐败问题作为一类社会现象,区别于其他社会问题现象的标志是它的普遍性、复杂性、群体性、隐蔽性和可防治性。普遍性是指腐败问题在任何社会、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和地区里都是普遍存在的;复杂性表现为腐败问题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社会后果及解决条件的复杂多样;群体性也称作集群性,是指腐败问题往往不是单个独立地出现,而是呈群状出现,这时的腐败问题的破坏性更大;隐蔽性是指腐败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自身的违法违纪行为,巧妙地把自己伪装起来;可防治性是指只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调动社会上的一切积极因素,组织相关部门分工协作,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科学技术和行政等多种手段,对潜在或显露的腐败问题进行科学分析,采取相应的对策,就能避免、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从而使腐败问题得以缓解和解决。

三、转型时期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思想根源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扩散,是造成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一是社会转型时期,部分人价值取向出现混乱,加上舆论引导不力,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便以新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对权力观的错误认识,使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侵入经济领域,导致各种各样的官商、官倒和官商经济。二是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三是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在各个方面加紧对中国进行渗透,使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产生迷茫,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有的由此走上了违法犯罪的歧途。

(二)体制根源

现阶段体制方面的缺陷是腐败现象加剧的重要根源。一是由于一些领域中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尤其是适应新形势下反腐倡廉要求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新旧体制转换造成的漏洞,使得一些人进行形形色色的腐败活动有机可乘。二是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很不得力。我国权力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对“一把手”缺乏有效监督则是我国监督体制的最大弊端,也是反腐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市场经济自身的一些消极因素相结合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形成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市场经济的重利性和竞争性,导致各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和实现各自最大利益,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这就容易导致不公平竞争,往往引发行贿受贿行为。二是由于当前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导致社会上不同行业和不同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使一些党员干部心理失衡,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参与到新的分配方式中,谋取私利。三是市场经济要求等价交换,少数党员干部以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借口,把适应经济领域的原则带入党的政治生活,金钱、权利、美色等都可能成为等价交换的筹码,导致出现钱权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四)组织根源

在造成腐败的多方面原因中,我们不能忽视党组织自身方面的原因。其主要表现是治党不严。一是强调多年的从严治党始终没有完全落实,许多党组织中存在着发展党员把关不严,对党员教育、管理不严,对违纪行为处理不严的现象,导致党的威信和凝聚力下降,是非不辨,腐败分子十分嚣张。二是一些党员、干部素质下降,理想、宗旨动摇,精神上解除武装。面对改革开放中物质利益的诱惑和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私欲极度膨胀。

四、转型时期反腐败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3](P53~54)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反腐败工作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一)反腐败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1. 反腐败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归根到底就在于我们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不仅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同时也是保持执政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前提条件。党的先进性,是通过一个个党员干部的模范言行和优良作风表现出来的,但党内少数腐败分子的言行亵渎了党的宗旨,玷污了党的形象,腐蚀着党的肌体。只有坚持反腐败,及时将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能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改革开放、搞好现代化建设,才能巩固和保持党的领导地位。

2. 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党的生死存亡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腐败行为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个人、家庭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直接侵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损害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危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二)反腐败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1. 反腐败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一些矛盾比较突出,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因素中,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是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坚持不懈反腐败,才能维护、实现公平和正义,保持社会稳定,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

2. 反腐败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30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的;实现未来的奋斗目标,依然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确认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腐败是改革开放的严重障碍,要保证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振兴民族、造福人民的壮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坚决克服腐败现象,对保证和促进改革的进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 反腐败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只有首先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保持稳定局面,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腐败不仅干扰和阻碍改革开放顺利进行,而且对经济发展也带来直接的破坏。腐败不仅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破坏国民经济的经济基础,而且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和秩序,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还毒化社会风气,挫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大量事实表明,腐败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反腐败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保护和促进。

五、转型时期反腐败的战略措施

我们党始终把反腐败工作作为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先进政党,是与腐败根本不相容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立和坚持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领导体制,才能有效地反对和防止腐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实践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

(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政治保证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围绕发展,服务大局,研究解决妨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五)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制度,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要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既要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更要注重预防,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

(六)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反腐败斗争的整体合力

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组织保证。只要坚持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就能巩固和发展全党动手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良好局面[4](P227~229)。

六、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我国新旧体制的转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国体制转换造成的漏洞,给腐败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解决如何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很好地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等复杂课题;由于我国尚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各类经济活动主体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二)我国廉政法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体系,是很难及时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我国在这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有许多不足,远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发展的需要,亟须加快廉政法制建设的进程。然而,这也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宏大工程。从立法程序上、法律实施过程来看,每个程序都需要做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是一个(下转第25页)(上接第28页)长期的过程。

(三)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表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主要目标: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对近期和远期目标的表述,充分表明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长期的过程。

七、结语

腐败是一个历史现象,我国转型时期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既要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又要坚定信念,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将反腐败工作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不懈抓下去,就一定能把腐败现象遏制在最低程度。

摘要：文章分析我国转型时期腐败产生的原因,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的特征和腐败的严重危害,揭示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论证反腐败是我国转型时期的一项战略任务。从腐败的普遍性和我国转型时期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及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的长期性出发,系统论述反腐败的长期性。

关键词：转型时期,腐败,反腐败,战略任务,长期性

参考文献

[1]刘豪兴.社会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民营企业也要反腐败 篇9

例如,浙江省瑞安市一民营企业董事长,占企业80%股份,在经营活动中仍然收受贿赂而出卖企业利益,理由是还有20%股份是别人的。

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内部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不到位,也有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由于全社会对民营企业预防和惩治腐败工作的认识偏差,无论是国家法律体系建设或是全社会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建设,都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因此,个别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受个人私欲及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在工程建设、物资采购、业务外包、财产管理、职务消费等环节中,挪用或私分企业资产、收受贿赂等腐败现象日益凸现。实质上,民营企业的资产同样不容侵犯。

公民社会参与反腐败引发的思考 篇10

1.腐败的定义。腐败在社会学意义上指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其行为主体、动机、方式与后果, 都有较为明确的界定。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腐败, 也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 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塞缪尔·亨廷顿说:“腐化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工人规范的行为, 其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利与财富的交换即权钱交易, 显然腐化总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1]

2.腐败的原因。正如上文所说,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腐败形成的根源不外乎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即政府行政责任感缺失、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过多垄断。客观原因则是现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为腐败提供了可能性, 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公开, 激励与惩罚机制不完善。

二、反腐败的必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反腐倡廉, 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将要亡党亡国。腐败的存在使得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大大下降, 同时也使得社会风气更加腐败。不解决腐败甚至可能导致我们党和政府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反腐败显得愈加必要。

1.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现在普遍存在着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笔者认为政府公信力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心向背, 长治久安与否。往往传言从网络中流出, 政府出面澄清, 然而很多情况下人民选择相信网络胜于政府, 这该算是政府的一个失败之处。就如前段时间日本的核泄漏竟然会引发中国的盐荒。正是政府一贯的信息不公开, 人民了解政府多是通过国家控制下的媒体, 政府的很多行为不能公开释明, 而是被动地以网上披露的方式被公众所知。官员腐败无疑给政府的公信力雪上加霜, 高官厚禄性质的群体性腐败, 以及官官相护的暗箱操作, 政府被扭曲成压迫民众的公权力, 人民对政府不是敌对就是敬而远之。推进反腐败建设可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引导社会生活趋向公正、高效、有序运行, 从而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升级, 缩减政府的行政成本, 减轻民众的负担, 提升政府形象, 取信于民。

2.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大环境下, 政府是社会生活的主导者, 政府官员是国家公权力的真正实施者, 政府官员在实施自己手中的权利时, 首先代表国家, 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是国家的形象代言人。从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来看, 转型期出现的新的腐败现象能不能彻底清除, 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兴衰成败;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走什么样的道路来看, 反腐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从政府和人民公仆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来看, 反腐败关系到民心所向,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是破除腐败魔咒、走出政权兴亡周期律的必由之路[2]。

三、反腐败的路径创新

(一) 公民社会参与反腐败创新

1. 公民社会参与反腐必要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历来为众多学者引用, 在法学界同样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也就成了“自己不能监督自己, 监督自己需要靠别人”, 申言之反腐败决不能仅仅靠纪检监察机关, 应当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尤其要发挥那些公民意识普遍较强的网民的作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的扩散更加顺畅, 互联网的发展也使得传统的公民参政问政的方法发生了改变, 近几年的两会期间出现了网友与两会代表进行互动的新现象, 也出现了总理与群众的网上对话的现象, 甚至有的网民从线上走到线下, 成为政协代表。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科技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公民参与意识的普遍增强。2012年的一系列高官的落马, 都与网民有着密切的关系, 都是先有网络舆论, 后有官方调查。这些现象不得不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建立一个由公民参与的反腐败体系势在必行。

2. 公民社会参与反腐面临的障碍。

公民参与反腐败虽然在现实实践中有所存在, 依照宪法规定公民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申诉控告艰检举的权利,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公民社会参与反腐败时候也存在诸多的障碍。

首先, 公民社会参与反腐需要公民具有较高的公民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制约了群众参与意愿和能力。一些群众法规程序意识薄弱, 对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规制度不了解, 对参与反腐败的途径、方法不清楚, 无序参与, 责任意识、证据意识不强, 非理性表达、非理性诉求时有发生, 参与效果不佳。其次, 反腐职能部门及舆论媒体的组织引导不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利益格局不断调整, 腐败现象在各个领域蔓延, 同其他社会治理一样, 反腐败已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努力, 必须依靠全体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 而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 推动公众和社会团体参与反腐更需要职能部门的组织和引导。当前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官员由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团结稳定”的认识偏差和现代治理理念认识不足, 在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动员群众参与反腐上流于形式, 是影响群众参与积极性和参与力度的重要原因。再次, 反腐主体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反腐职能部门对群众监督、意见建议反馈落实不力, 缺乏从舆论监督中发现问题、查找线索、改进工作的机制, 新闻舆论媒体缺乏对舆论的引导、群众投诉落实的监督, 许多群众对反腐败机构和舆论媒体组织的反腐活动也缺乏参与热情。最后, 法规制度保障不健全。制度是系统要素规范高效运作的保障。目前有关群众反腐法规散见于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及信访、纪检监察、司法检察等条例之中, 且多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对有序有效组织群众参与反腐败缺乏整体思路、具体操作及保障激励措施规定。现有许多工作做法还仅限于局部和浅层的探索, 许多内部的制度规范由于效力层低, 缺乏强制力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一些有益经验难以推广;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群众参与工作浮于表面, 流于形式, 一些单位内部监督管理不规范, 重大决策事项不公开或假公开, 群众知情少, 难以参与;出台群众参与反腐败的保障激励制度的地方不多, 能够落实更少, 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成本高, 风险大, 自身政治、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处境等难以得到保障。缺乏系统有效的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工作机制、激励和保障制度是影响群众参与效果的重大障碍。

3. 公民参与反腐的对策。

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根本力量。要充分发挥这一力量, 就要尊重他们的知情权。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与社会公众的问责度。目前, 权力行使中的神秘主义、暗箱操作现象依然严重。为此首先要严格执行《行政程序法》, 并尽快制定《政府信息披露法》, 使公开透明原则法律化, 具有强制力。要抓好电子政务建设和完善重大问题听证会的制度。真实公开政府信息, 将重大决策纳入公众视野, 实现决策民主化。专家指出:“即使一个国家的现行宪法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提高权力机关行为的透明度, 实行公开化依然是可行的, 且代价并非是昂贵的, 一旦这种公开透明的做法被制度化, 将成为不易被逆转的强有力的反腐措施。”[3]其次, 实现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权, 出台《新闻出版法》, 切实保障新闻媒体披露腐败事实真相, 满足公众知情、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报纸、电视等媒体的监督作用, 是国外反腐最有力的利剑。一切腐败行为与腐败分子最怕的是“曝光”。要有勇气进一步解放大众媒体, 让媒体说话。利用媒体的力量, 宣传反腐倡廉的政策法规, 曝光反腐案件, 形成对腐败的强大的环境压力。再次要进一步疏通人民群众对腐败检举控告的渠道, 并提供保密与奖励的严格承诺, 严惩打击报复行为, 鼓励人民群众与腐败行为作斗争。

(二) 完善信息公开相关法规, 创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只有依法推进信息公开, 才能够让群众了党和政府, 而信息公开的首要内容就是要确保官员财产的公开。加快“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创新的要求中,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群众呼声最高的。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 因而, 被一些人认为是终极反腐制度, 是反腐预警制度的核心。目前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 仅由其上级机关内部掌握, 这大大削弱了监督的力度。对官员申报个人情况, 还应加大核查力度, 确保官员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对弄虚作假、隐瞒不报的官员, 一经查实应严厉问责。对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 还应及时向社会公示, 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另外, 笔者认为财产申报制度有两点要特别考虑的。一是制度一定要真正落实;二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针对官员的有形财产进行的申报, 而那种由官员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所形成的无形“特权”或“资源”, 又该怎样进一步去监督和控制, 这也是在创新和完善这项制度时需要考虑的问题[4]。

(三)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创新相关激励与惩罚制度

目前关于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只要散见于宪法、刑法、公务员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党章这些法律规范, 然而这些缺乏系统的规范制约腐败或说预防腐败。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备, 贪污腐败难以肃清, 甚至有一些贪官在处分后依旧复出。这些都亟需一部完善的反腐败法的出台, 从预防到事后处理来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一方面, 针对目前公务员工资普遍较低的现状, 有必要仿效新加坡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收入, 确保公务员能够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 从而有更多的精力投入于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 对于有贪污腐败的官员应当从法律上加以规定, 直接判处死刑, 以达到显示反腐败的决心。另一方面, 对于群众来说, 作为反腐的重要力量, 应当立法规定对于经查证属实的群众揭发的腐败现象, 按照贪污的数额的一定比例对群众加以奖励, 当然对于那些举报者的信息应当加以保密, 保障其安全性, 从而充分发挥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

摘要：制度不完备、制度不适以及执行不力是当今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把反腐倡廉建设的落脚点放在制度创新方面, 这说明从制度上对权利加以制约, 建立适应转型期需要的反腐败制度, 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 才是治本之策。当今21世纪是一个公民参与的世纪, 反腐败的制度创新更应该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

关键词：十八大,公民社会,制度完善,反腐败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59.

[2]何增科.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 (3) .

[3]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3.

《反垄断法》与反腐败 篇11

当下，最令老百姓反感的，不是方便面等类似企业的价格垄断与串谋，而是银行、电信、电力、石油、邮政等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不仅仅是经济垄断，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行政垄断。他们头顶国字号，凭借国家的特殊保护政策，动不动就“挟涨价以令公众”。这些垄断行业的背后，是中国银联，是电信局，是电力局和邮政局等，是顽固的利益集团。

《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行政垄断，笔者不禁担心，现实之树常青，而法律是灰色的，13年磨就的这把“反垄断之剑”能撼得动这些大树吗？

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强大的经济职能表明，其基本特征就是行政垄断。现在，尽管早已经树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但行政垄断并未消亡，只是从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变成了局部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一般认为，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是行政垄断产生的重要动力，可以说，体制不改，垄断难除。

经济垄断，源于追求超额利润，而行政垄断则是为了少数群体的利益。行政垄断的本质并不是垄断， 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垄断是一种“滥用权力”。经济学家胡鞍钢就认为，市场垄断利用技术创新，占领整个市场，不会产生腐败 ……而行政垄断，不仅会对垄断行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妨碍市场竞争，而且还会形成“寻租链”，影响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能够肯定这是“滥用权力”的另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反行政垄断，就应该把它当做一项反腐败的任务来抓。

《反垄断法》不是《反腐败法》，让《反垄断法》担负起反腐败的责任，这岂是《反垄断法》所能承受之重？纵观国际反垄断立法惯例，行政垄断都不是《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西方国家很少明文将行政垄断纳入竞争法主体，而是将其视为政府及政府部门行使公权力的公法行为。《反垄断法》调整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行为，而行政垄断，本质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残留，是无法也没有根据受制于基于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法律的。

民办高校反腐败现状及对策 篇12

关键词：民办高校,腐败,预防机制

一、民办高校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民办高校的腐败现象主要有经济腐败、行业腐败、学术腐败等等, 危害极大

( 一) 经济腐败

主要指在民办高校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这一类型的腐败行为是民办高校腐败案件中的主要部分。这些腐败行为主要表现是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资金等, 主要存在于校园建设、物资采购、后勤等。这类腐败涉及人员多, 给学校造成的损失大, 对学校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作用。

( 二) 行业腐败

主要是指在学校招生、考试、学生入党提干、奖学金等方面出现的腐败现象。这一类腐败现象关涉到公平、相关秩序的正常运行, 社会反响大, 关注度较高。

( 三) 学术腐败

主要是指民办高校学术运作和管理活动中出现的腐败行为, 包括狭义的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由于民办高校的体术管理机制和员工的心里因素, 致使民办高校的员工在职称晋升、绩效考核等方面必须考虑自己的学术科研方面的成绩, 进而促使部分员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这一类腐败行为隐蔽性强, 同时对学校的伤害也最大。

二、民办高校反腐败的意义

( 一) 紧迫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不断加快, 不断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和不断健全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 使得公共权力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原来由政府主导的经济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的相关公权力逐渐被分离出来。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公共领域向民间转移, 向社会非营利组织转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组织的“公权力化”。民办高校就是政府教育权力转移的对象之一。由政府批准而转移给民办高校的公权力有: 学位的授予、学生的管理、向学生收取学杂费、书籍费, 招收新生等。如果不能正确的运用这部分公权力, 就会出现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等违规收费现象, 甚至有些部门个人还打着自愿的幌子, 强迫收取名目繁多的保险费、考试费、试卷费, 用于部门开支或私分, 占为己有。有的人利用招生的机会大肆收受贿赂。还出现了有恃无恐的科研造假、论文抄袭、成果剽窃等学术腐败。有的老师还利用抓住学生舞弊的把柄, 索要金钱等。

( 二) 重要性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02 年12月28 日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 其中第三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 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从该条so规定我们可以明确看出, 包括民办高等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都是公益性事业, 表明了公益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 无论在何时何地, 办教育都不能违反这一法律规定。我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条规定: “民办学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保证教育质量, 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类人才。”这就明确规定了民办学校的社会功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是民办高校不仅要培养人才, 而且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人才。从民办学校创办实践来看, 也证明了民办高等教育创新改革, 推动了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 培养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各种人才, 提高了民族素质, 增强我国的整体综合国力。从上面法条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 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一样, 他们的教育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那就是培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民办高校如果不建立惩防腐败体系, 出现了腐败分子就会腐蚀学校的机体, 甚至会改变民办高校的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 这是关系到学校、国家、民族的大事。

( 三) 必要性

民办教育诞生的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 开创了多样化办学模式的先河。因此它应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规律, 讲效益讲是必要的。马克思指出, “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 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 成为发达和专门的劳动力, 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 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民办高等学校是一个真正的办学实体和主体, 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民办高校的内部管理, 大部分不像公办学校那样仅仅把学校当成一个教育单位来管理, 而是将学校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 这和国外相关私立大学的运营模式不同。从管理到经营是一种观念的变化, 也可看出, 在我国, 民办教育不仅仅是公益事业, 具有公益性的一面, 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产业。

民办高校要讲两个效益, 既讲社会效益, 也讲经济效益。要重视资源的投入与产出, 要讲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民办高等学校教育的盈利性是投资资本在办学过程中的必然要求。投资者会只要不超出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 就会精心运作, 以便获取较大额度的利润, 但是, 少部分手握投资者生杀予夺大权的有关领导和部门, 也会趁此机会寻租而卡、拿、要。与此同时, 办学者也会为资本效益的最大化而贿赂当权者, 随之而来的腐败现象就产生了。因此, 建立惩防腐败体系非常必要。

三、民办高校反腐败的机制体制建设

( 一)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要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 努力动员学校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 是当前推进民办高校制度反腐的非常有效的途径。要深化校务公开工作, 让教职员工有更多的知情权, 充分保障群众的发言权、决策权。学校内部所有应该让公众知道的各类文件、条例、政策、决定必须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向全体教职员工进行公开, 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要完善有关权利救济渠道, 切实加强权利救济渠道的建设和维护工作, 切实保障群众的监督权, 充分调动民办高校全体教职员工参与反腐败工作的积极性。

( 二) 创新监督机制, 提高监督效力

创新制度运行监督的方式, 提高监督效力。要坚持规范在前, 预防在先, 着眼防范的原则, 实现由事后被动监督向事前主动监督的转变, 由程序监督向过程监督的转变, 通过专项调查、经济责任审计、公开述职述廉、廉政测评、交流轮岗等措施, 实现柔性监督向刚性监督的转变, 确保制度监督的时效。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提高监督效力。通过廉政专题网站、E -mail、短信平台、举报电话等现代信息技术, 逐步形成目标、制度、过程、重点、舆论等立交式网络化、现代化监督体系, 这一监督方式的特点是快速、便捷, 使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通过身边最便捷的方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实时监督, 降低了成本, 缩减了中间环节, 扩大了群众的参与面, 调动了群众监督的积极性, 能全方位、高效能地提高监督力度和效果。

( 三) 实行校务公开制度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原则和学校的实际情况, 民办高校要以校务公开为重点, 探索建立校务公开制度。建立教职工 ( 代表) 大会制度。凡是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事情, 全部由教职工 ( 代表) 大会讨论决定, 充分尊重教广大教职员工的意见和建议。疏导信息渠道, 建立相关校内信息公示制度。民办高校的干部人事任免、招聘招生、教育收费、行政管理等重要信息全部要予以公示, 为广大教职工更多了解学校工作, 享有知情权, 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力, 参与监督提供保证。

( 四) 建立完善的思想教育机制

建立有效的教育保障制度, 严格教育纪律。坚持和完善政治业务学习制度、干部廉政课程培训制度、廉洁意识教育制度等, 把反腐倡廉教育内容贯穿于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工作始终, 特别是民办高校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坚持开展各种反腐警示教育, 通过观看各种专题片, 参加反腐专题报告、参过监狱、各种反腐图片展等形式, 使学校干部进一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不断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识。在工作中, 筑牢道德、纪律和法律防线, 正确对待自己, 正确把握人生, 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四、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