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反腐

时代反腐（共5篇）

时代反腐 篇1

后三国之建立, 均非平地起高楼, 而是都对前朝有所延续, 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梁武帝一人的节俭, 感动不了那班贪官污吏

南齐末年, 君昏臣贪。萧衍建立南梁政权后, 有志纠正前朝弊政。登基当天就下诏, 除选二千宫女赏赐起事将士外, 其余后宫、西解、乐府的宫女全部放遣。他也身体力行, 每天只穿麻衣布服, 食素食。一顶帽子戴三年, 一条被子盖两年。凡是皇帝的种种享受, 他一概摈除。梁武帝萧衍也可算是史上最节俭的皇帝了。

为了整肃吏治, 梁武帝登基第五天, 就分遣内侍, 巡查四方, 查纠不法, 要求对于贪赃枉法、侵渔百姓的官吏, 马上奏报处理。同日, 还下诏起草《梁律》。《梁律》对官员因事受财、监守自盗, 要比照盗窃罪加重量刑, 十匹以上者就要处大辟之刑, 就是斩首示众。

虽然对贪腐之害有所认识, 但相对法令, 梁武帝更希望以佛法洗涤官吏的心灵。他是史上最信佛的皇帝, 不仅大建佛教寺院, 还三次舍身佛寺, 今天中土僧人吃素的戒律也是他提出的。萧衍被称为皇帝菩萨, 他要以慈悲之心来治理他的国家。

梁武帝努力满足各方面的政治经济要求, 对宗室诸王、有功将士, 他授予实权, 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对于门阀世族, 他尽力恢复他们的尊崇地位。对于前朝贪赃奢靡之人, 他也都予以纵容。为了安排旧族、新贵、寒士, 他设定文官九品十八班, 武官十品二十四班, 其外又有流外七班等等, 可容纳很多官, 供他们迁转很多年。可还是应付不了, 梁武帝只好多设州郡县, 将原来的23州分解为107州, 郡县就更不计其数了。为了满足各既得利益集团, 他实在是绞尽脑汁了。

在梁武帝的优容下, 前朝腐败之风不仅没能得以遏制, 还越演越烈。他的弟弟萧宏, 恣意聚敛, 专营高利贷, 积累了大量财富, 家里库房一百多间, 被人检举。萧衍亲自查看, 看见每间库房装满金钱锦帛, 竟然哈哈大笑:“六弟呀, 你原来这么富有, 真是会过日子呀。”

对权贵宽纵, 就得对百姓严苛。国家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才能维持, 只能“舍豪强而征贫弱”, 严防逃逸, 一人逃跑, 全家都要服苦役, 史称每年有千分之一的人被处两年以上的徒刑。一次梁武帝去南郊祭天, 路上有一老人拦住了他的车驾说:“陛下用法, 对百姓太严, 对权贵太宽,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如果您能反过来, 天下人就太幸运了。”散骑常侍贺琛曾上书说, 当时官吏穷奢极欲, 竞相攀比, 无限浪费, 横征暴敛, 民不堪命。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他建议梁武帝对官吏“宜严为禁制, 导之以节俭, 贬黜雕饰, 纠奏浮华”。梁武帝大骂贺琛, 说我每天只吃一餐饭, 餐餐只吃蔬菜, 腰围已经消瘦到二尺多一点, 你还说什么“奢侈无度”!可惜他一人的节俭, 感动不了那班贪官污吏, 也掩盖不了整个集团腐败的现实。

在三国竞争中, 梁武帝高举礼教和佛法大旗。高欢称:“江东复有吴翁萧衍, 专事衣冠礼乐, 中原上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史书评价他:“自江左以来, 年逾二百, 文物之盛, 独美于兹。”只可惜昙花一现, 就像他当初评价前朝一样:“怎么还能指望国家稳定呢?”他也在大乱中活活饿死。

在高欢的纵容下, 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

在边疆的一个士兵高欢, 作为信差来到洛阳, 看到官场腐败, 感叹道:“腐败到这种程度, 这个国家的前途可想而知。天下大乱实在无法避免了。”他回家后, 把在洛阳的见闻讲给家人听, 并说:“看来天下即将大乱, 钱财什么的, 是保不住了。不如趁现在钱还能值几个钱, 多交结一些朋友。”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之时, 高欢带着一帮兄弟参加义军, 后又投靠官府, 攻打义军, 形成势力, 在北魏分裂后控制东魏政权, 其子高洋建立北齐。

进入中原的高欢集团, 本多低下阶层, 受过北魏权贵的欺压, 没有想到一进中原, 也很快学会了吃喝玩乐那一套, 出现普遍贪污腐败现象。高欢对贪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 起兵之初就说:“我做统帅, 首先就要严明纪律。”他以身作则, 行军路过麦田, 都要下马, 牵马步行, 怕践踏百姓的田地。但是他对部下的堕落, 有些无可奈何, 他认为国家处于战争期间, 要靠将军们卖命, 不能不放纵一些。后来腐败越来越厉害, 他也想约束一下。一次酒宴, 他命乐伎人演剧, 用玩笑的方式, 一面剥姐夫尉景的衣服, 一面说:“你剥百姓, 我来剥你。”高欢借机对尉景说:“以后不要再贪污了。”结果反被尉景骂了一顿:“和你比, 到底谁的家当大?我只不过剥百姓的, 你剥的却是天子的赋调。”高欢只有苦笑, 不再吭气。

一个叫杜弼的官员对高欢说, 现在文武官吏如此贪腐, 必须严惩才行。高欢说:“官场上贪污之风, 由来已久。我如果过分强调纲纪、不能宽容的话, 他们一旦都离我而去, 我将如何立国?而且他们还都手握雄兵呀。说不定没有反掉他们, 先把我反掉了。”话说到这个地步, 杜弼还不干休, 还要继续劝诫。高欢叫来一群士兵, 夹道而立, 让他们把弓拉开, 准备射箭, 把大刀举起, 准备砍下, 让杜弼从这刀尖箭头间穿过去。杜弼只是一个小文官, 哪见过这样的场面, 战战兢兢地走过, 满脸虚汗。高欢笑道:“我的箭引而未发, 刀举而不击, 你竟还吓成这样。我的将军们却都是真刀真枪, 百死一生, 立下大功, 就是贪鄙一点, 又有什么呢?”

在他的纵容下, 吏治、官风恶化到极点。大将彭乐意为了一口袋的黄金, 把已经落到自己手上的敌方主帅给放走了。大臣们不仅自己贪腐, 还教唆皇帝一起玩乐。高欢第九子高湛在位时, 其宠臣和士开对他说:“人固有一死, 自古帝王, 尽为灰土, 尧舜也罢, 桀纣也罢, 还有什么区别, 陛下宜及时行乐, 一日快乐敌千年。”从此, 君臣一心, 竞为贪纵, 聚敛无厌, 不断加重赋税劳役, 耗尽民力, 府库仍是空竭, 终至亡国。

字文泰创新制度, 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

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泰集团和高欢集团一样, 同样出自六镇。在三国之中, 西魏及其后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是最弱的。六镇之兵, 高欢得其五, 宇文氏仅拥一镇, 南梁正朔相承, 有文化优势。

与其他两国一样, 字文集团首先要面对的也是吏治问题。《周书》记载, 当时有河北郡太守裴侠为官清正, 百姓称颂他:“肥鲜不食, 丁庸不取, 裴公贞惠, 为世规矩。”一次群臣拜见宇文泰时, 宇文泰把裴侠拉到一边, 对群臣说:“裴侠清廉, 为天下最, 你们中间自认有和裴侠一样的, 可以和他站在一起。”群臣都低下了头, 不敢吭声。于是宇文泰重赏裴侠。这也说明当时官员清廉的很少, 裴侠被称之为“独立君”。为了整治吏治, 宇文泰将贪赃者, 放宽到满三十匹才处大辟死罪。这比《梁律》的满十匹处死和北魏北齐的“赃满一匹者死”都要宽松, 但是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他赫然公告:“杀一利百, 以清王化, 重刑可也。”史书记载北周“用法颇严”, 一旦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吏, 即给予惩治。对于以前的贪官, 北周还制定了“征备之法”, 就是以前犯的事赦免, 但只要有线索可以追查到的, 一定要追查到底, 记录在案, 贪赃所得一定要追索回来。诏书说国库是天下人之公产, 皇帝只不过是为天下人守财。我能宽纵你们的罪行, 给你们自新的机会, 但是人民的财产必须为他们追回。

宇文素还依仗苏绰创新制度。苏绰是历史上少有的精通数学的政治奇才。他为宇文泰起草六条诏书, 要求各级官吏抑制贪污, 廉洁节约, 清心思虑, 秉公处理政务。并建立文案程式, 所办事项都要绩效勾检, 确保落实。所有收支都要黑笔记入, 红笔记出, 收支数据一目了然。对于财政收支, 每年登记户口、土地、赋税, 统计出下年度的国家赋税收入, 然后量入为出, 确定支出。对于这样的制度创造, 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道:“世有为之主, 必有能者出为之用;若谓天下无才, 吾不信也。”宇文泰要求所有的官员必须熟记《六条诏书》和记账之法。对于财政收支中的一些疑难, 甄鸾编有《五曹算经》, 给出计算公式, 虽然今天看来不很精确, 但有了统一的标准。一切公开透明, 监督也容易落到实处, 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宇文泰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统治集团, 被后世史家称为关陇集团, 成为北周、隋、唐的统治核心力量。

对官吏的严格约束, 也有了更多减轻人民负担的空间。西魏、北周进一步推行均田制, 减轻赋役负担, 国力蒸蒸日上。最初是高欢强, 宇文泰弱。两国隔着黄河, 最初每到冬天, 宇文奉为防止高欢攻击, 都要派士兵把边境上结冰的河流凿开。几年后, 攻守之势变化了, 变成高欢派兵凿冰了。再过几年, 北齐腐败更甚, 内部一塌糊涂, 被北周一举歼灭。梁武帝在内乱中饿死, 其子梁元帝建立的荆州政权也被北周所灭。代北周而起的隋唐, 不仅统一中国, 而且进一步完善了籍账制度和法制制度, 最终开创出被称为律令国家的盛唐时代。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这股起于北疆的政治集团能取得三国竞逐的最后胜利, 称羡不已:“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 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旧染既除, 新机重启, 扩大恢张, 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反腐的胜利。

后三国时代的反腐战 篇2

贪腐成败转头空，万千百姓苦难尽。古今多少事，难付笑谈中。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相乱政，贪腐横行，终于侵蚀空了大汉四百年基业。一时间，英雄并起，魏蜀吴三分天下，是为前三国。经过二百年纷乱，到了六世纪初，南边的南齐，皇帝骄奢淫逸。大臣腐败成风，对待百姓如狼似虎。各种矛盾此起彼伏，恶性膨胀。雍州刺史萧衍趁势而起，取而代之，建立梁朝。

在北方，北魏孝文帝改革，虽然努力学习汉族的文化和制度，但却仿建门第制度，效法贵族式的生活，随之而起的就是贪腐和搜刮，新都洛阳成了夸富的中心，吏部成了官爵交易的市场。腐败风气盛行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百姓，各级官吏以贪渎刻削为能，征收赋税，小斗改大斗，小尺改大尺，但还不够维持他们奢豪的生活和买官的费用，又发明了税收预征制度，最狠的地方要预征六年。苦难深重的人民实在难以为生，只有铤而走险，起义烽火一时间烧遍全境，半壁江山再分裂，北魏分解为东、西魏。天下再次出现三分之局，进入“后三国”时代。

后三国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楼，都对前朝有所延续，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梁武帝一人的节俭，感动不了那班贪官污吏

南齐末年，君昏臣贪。萧衍建立南梁政权后，有志纠正前朝弊政。他登基当天就下诏，除选二千宫女赏赐起事将士外，其余后宫乐府、西解暴室的宫女全部放遣。他也身体力行，每天只穿麻衣布服，食蔬菜素食。凡是皇帝的种种享受，他一概摈除。梁武帝萧衍也可算是史上最节俭的皇帝。

为了整肃吏治，梁武帝登基第五天，就分遣内侍，巡察四方，察纠不法，要求对于贪赃枉法、侵渔百姓的官吏，马上奏报处理。同日，他还下诏起草《梁律》。《梁律》对官员因事受财、监守自盗，要比照盗窃罪加重量刑，十匹以上者就要处大辟之刑，就是斩首示众。

虽然对贪腐之害有所认识，但相对法令，梁武帝更希望以佛法洗涤官吏的心灵。他是史上最信佛的皇帝，不仅大建佛教寺院，还三次舍身佛寺，他要以慈悲之心来治理他的国家。

梁武帝努力满足各方面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有功将士，他授予实权，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对于门阀世族，他尽力恢复他们的地位。对于前朝贪赃奢靡之人，他也都予以纵容。为了安排旧族、新贵、寒士，他设定文官九品十八班，武官十品二十四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等等，可还是应付不了，梁武帝只好多设州郡县，将原来的23州分解为107州，郡县就更不计其数了。为了满足各既得利益集团，他实在是绞尽脑汁了。

在梁武帝的优容下，前朝腐败之风不但没能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他的弟弟萧宏，恣意聚敛，专营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家里库房一百多间，被人检举。萧衍亲自查看，看见每间库房装满金钱锦帛，竟然哈哈大笑：“六弟呀，你原来这么富有，真是会过日子呀。”

对权贵宽纵，就得对百姓严苛。国家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才能维持，只能“舍豪强而征贫弱”，严防逃逸，一人逃跑，全家都要服苦役。一次，梁武帝去南郊祭天，路上有一老人拦住了他的车驾说：“陛下用法，对百姓太严，对权贵太宽，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如果您能反过来，天下人就太幸运了。”散骑常侍贺琛曾上书说，当朝官吏穷奢极欲，竞相攀比，无限浪费，横征暴敛，民不堪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建议梁武帝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梁武帝大骂贺琛，说我每天只吃一餐饭，餐餐只吃蔬菜，你还说什么“奢侈无度”！可惜他一人的节俭，感动不了那班贪官污吏，也掩盖不了整个集团腐败的现实。

在三国竞争中，梁武帝高举礼教和佛法大旗。高欢称：“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史书评价他：“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茲。”只可惜昙花一现，就像他当初评价前朝一样：“怎么还能指望国家稳定呢？”他也在大乱中活活饿死。

在高欢的纵容下，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

在边疆的一个士兵高欢，作为信差来到洛阳，看到官场腐败，感叹道：“腐败到这种程度，这个国家的前途可想而知。天下大乱已无法避免了。”他回家后，把在洛阳的见闻讲给家人听，并说：“天下即将大乱，钱财什么的是保不住了。不如趁现在钱还能值几个钱，多交结一些朋友。”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之时，高欢带着一帮兄弟参加义军，后又投靠官府，攻打义军，形成势力，在北魏分裂后控制东魏政权，其子高洋建立北齐。

高欢集团多低下阶层，受过北魏权贵的欺压，没有想到一进中原，也很快学会了吃喝玩乐那一套，出现普遍贪污腐败现象。高欢对贪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起兵之初就说：“我做统帅，首先就要严明纪律。”他以身作则，行军路过麦田，都要下马，牵马步行，怕践踏百姓的田地。但是他对部下的堕落，有些无可奈何，他认为国家处于战争期间，要靠将军们卖命，不能不放纵一些。后来腐败越来越厉害，他也想约束一下。一次酒宴，他命乐伎人演剧，用玩笑的方式，一面剥姐夫尉景的衣服，一面说：“你剥百姓，我来剥你。”高欢借机对尉景说：“以后不要再贪污了。”结果被尉景反骂了一顿：“和你比，到底谁的家当大？我只不过剥百姓的，你剥的却是天子的赋调。”高欢只有苦笑，不再吭气。

一个叫杜弼的官员对高欢说，现在文武官吏如此贪腐，必须严惩才行。高欢说：“官场上贪污之风，由来已久。我如果过分强调纲纪、不能宽容的话，他们一旦都离我而去，我将如何立国？而且他们还都手握雄兵呀。说不定没有反掉他们，先把我反掉了。”话说到这个地步，杜弼还不干休，还要继续劝诫。高欢叫来一群士兵，夹道而立，让他们把弓拉开，准备射箭，把大刀举起，准备砍下，让杜弼从这刀尖箭头间穿过去。杜弼只是一个小文官，哪见过这样的场面，战战兢兢地走过，满脸虚汗。高欢笑道：“我的箭引而未发，刀举而不击，你竟还吓成这样。我的将军们却都是真刀真枪，百死一生，立下大功，就是贪鄙一点，又有什么呢？”

在他的纵容下，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大将彭乐竟为了一口袋的黄金，把已经落到自己手上的敌方主帅给放走了。大臣们不仅自己贪腐，还教唆皇帝一起玩乐。高欢第九子高湛在位时，其宠臣和士开对他说：“人固有一死，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也罢，桀纣也罢，还有什么区别，陛下宜及时行乐，一日快乐敌千年。”从此，君臣一心，竞为贪纵，不断加重赋税劳役，耗尽民力，终至亡国。

宇文泰创新制度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

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泰集团和高欢集团同出自六镇。在三国之中，西魏及其后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是最弱的。六镇之兵，高欢得其五，宇文氏仅拥一镇，南梁正朔相承，有文化优势。

与其他两国一样，宇文集团首先要面对的也是吏治问题。《周书》记载，当时有河北郡太守裴侠为官清正，百姓称颂他：“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一次群臣拜见宇文泰时，宇文泰把裴侠拉到一边，对群臣说：“裴侠清廉，为天下最，你们中间自认有和裴侠一样的，可以和他站在一起。”群臣都低下了头，不敢吭声。于是宇文泰重赏裴侠。这也说明当时官员清廉的很少，裴侠被称之为“独立君”。

为了整治吏治，宇文泰将贪赃者放宽到满三十匹才处大辟死罪，这比《梁律》的满十匹处死和北魏北齐的“赃满一匹者死”都要宽松，但是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他赫然公告：“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史书记载北周“用法颇严”，一旦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吏，即给予惩治。对于以前的贪官，北周还制定了“征备之法”，就是以前犯的事赦免，但只要有线索可以追查到的，一定要追查到底，记录在案，贪赃所得一定要追索回来。诏书说国库是天下人之公产，皇帝只不过是为天下人守财。我能宽纵你们的罪行，但是人民的财产必须为他们追回。

宇文泰还依仗苏绰创新制度。苏绰是历史上少有的精通数学的政治奇才。他为宇文泰起草六条诏书，要求各级官吏抑制贪污，廉洁节约，清心思虑，秉公处理政务。并建立文案程式，所办事项都要绩效勾检，确保落实。所有收支都要黑笔记入，红笔记出，收支数据一目了然。对于财政收支，每年登记户口、土地、赋税，统计出下年度的国家赋税收入，然后量入为出。对于这样的制度创造，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道：“世有为之主，必有能者出为之用；若谓天下无才，吾不信也。”宇文泰要求所有的官员必须熟记《六条诏书》和记账之法。对于财政收支中的一些疑难，甄鸾编有《五曹算经》，给出计算公式，虽然今天看来不很精确，但有了统一的标准。一切公开透明，监督也容易落到实处，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宇文泰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统治集团，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关陇集团，成为北周、隋、唐的统治核心力量。

对官吏的严格约束，也有了更多减轻人民负担的空间。西魏北周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减轻赋役负担，国力蒸蒸日上。最初是高欢强，宇文泰弱。两国隔着黄河，最初每到冬天，宇文泰为防止高欢攻击，都要派士兵把边境上结冰的河流凿开。几年后，攻守之势变化了，变成高欢派兵凿冰了。再过几年，北齐腐败更甚，被北周一举歼灭。梁武帝之子梁元帝建立的荆州政权也被北周所灭。代北周而起的隋唐，不仅统一中国，而且完善了籍账制度和法制制度，最终开创出被称为律令国家的盛唐时代。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这股起于北疆的政治集团能取得三国竞逐的最后胜利，称羡不已：“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反腐的胜利。

后三国时代的反腐战 篇3

东汉末年, 外戚宦官交相乱政, 贪腐横行, 终于侵蚀空了大汉四百年基业。一时间, 英雄并起, 魏、蜀、吴三分天下, 是为前三国。经过二百年纷乱, 到了六世纪初, 南边的南齐, 皇帝骄奢淫逸, 大臣腐败成风, 对待百姓如狼似虎。各种矛盾此起彼伏, 恶性膨胀。雍州刺史萧衍趁势而起, 取而代之, 建立梁朝。

在北方, 北魏孝文帝改革, 虽然努力学习汉族的文化和制度, 但却仿建门第制度, 效法贵族式的生活, 随之而起的就是贪腐和搜刮, 新都洛阳成了夸富的中心, 吏部成了官爵交易的市场。腐败风气盛行下, 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百姓, 各级官吏以贪渎刻削为能, 征收赋税, 小斗改大斗, 小尺改大尺, 但还不够维持他们奢豪的生活和买官的费用, 又发明了税收预征制度, 最狠的地方要预征6年。苦难深重的人民实在难以为生, 只有挺而走险, 起义烽火—时间烧遍全境, 半壁江山再分裂, 北魏分解为东魏、西魏。天下再次出现三分之局, 进入“后三国”时代。

“后三国”之建立, 均非平地起高楼, 都对前朝有所延续, 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梁武帝一人的节俭, 感动不了那班贪官污吏

南齐末年, 君昏臣贪。萧衍建立南梁政权后, 有志纠正前朝弊政。他登基当天就下诏, 除选二千宫女赏赐起事将土外, 其余后宫乐府、西解暴室的宫女全部放遣。他也身体力行, 每天只穿麻衣市服, 食蔬菜素食。凡是皇帝的种种享受, 他一概摈除。梁武帝萧衍也可算是史上最节俭的皇帝之一了。

为了整肃吏治, 梁武帝登基第五天, 就分遣内传, 巡察四方, 察纠不法, 要求对于贪赃枉法、侵渔百姓的官吏, 马上奏报处理。同日, 他还下诏起草《梁律》。《梁律》对官员因事受财、监守自盗, 要比照盗窃罪加重量刑, 十匹以上者就要处大辟之刑, 就是斩首示众。

虽然对贪腐之害有所认识, 但相对法令, 梁武帝更希望以佛法洗涤官吏的心灵。他是史上最信佛的皇帝, 不仅大建佛教寺院, 还三次舍身佛寺, 他要以慈悲之心来治理他的国家。

梁武帝努力满足各方面的政治经济要求, 对宗室诸王、有功将士, 他授予实权, 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对于门阀世族, 他尽力恢复他们的地位。对于前朝贪赃奢靡之人, 他也都予以纵容。为了安排旧族、新贵、寒士, 他设定文官九品十八班, 武官十品二十四班, 其外又有流外七班等等, 可还是应付不了, 梁武帝只好多设州郡县, 将原来的23州分解为107州, 郡县就更不计其数了。为了满足各既得利益集团, 他实在是绞尽脑汁了。

在梁武帝的优容下, 前朝腐败之风不但没能得到遏制, 反而越演越烈。最后他也在大乱中活活饿死。

在高欢的纵容下, 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之时, 高欢带着一帮兄弟参加义军, 后又投靠官府, 攻打义军, 形成势力, 在北魏分裂后控制东魏政权, 其子高洋建立北齐。

高欢集团多低下阶层, 受过北魏权贵的欺压, 没有想到一进中原, 也很快学会了吃喝玩乐那一套, 出现普遍贪污腐败现象。高欢对贪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 起兵之初就说:“我做统帅, 首先就要严明纪律。”他以身作则, 行军路过麦田, 都要下马, 牵马步行, 怕践踏百姓的田地。但是他对部下的堕落, 有些无可奈何, 他认为国家处于战争期间, 要靠将军们卖命, 不能不放纵—些。

一个叫杜弼的官员对高欢说, 现在文武官吏如此贪腐, 必须严惩才行。高欢说:“官场上贪污之风, 由来已久。我如果过分强调纲纪, 不能宽容的话, 他们一旦都离我而去, 我将如何立国?而且他们还都手握雄兵呀。说不定没有反掉他们, 先把我反掉了。”

在他的纵容下, 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大将彭乐竟为了—口袋的黄金, 把已经落到自己手上的敌方主帅给放走了。大臣们不仅自己贪腐, 还教唆皇帝一起玩乐。高欢第九子高湛在位时, 君臣一心, 竞为贪纵, 不断加重赋税劳役, 耗尽民力, 终至亡国。

字文泰创新制度, 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

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泰集团和高欢集团同出自六镇。在三国之中, 西魏及其后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是最弱的。六镇之兵, 高欢得其五, 宇文氏仅拥一镇, 南梁正朔相承, 有文化优势。

与其他两国一样, 宇文集团首先要面对的也是吏治问题。《周书》记载, 当时有河北郡太守裴侠为官清正, 百姓称颂他:“肥鲜不食, 丁庸不取, 裴公贞惠, 为世规矩。”一次群臣拜见宇文泰时, 宇文泰把裴侠拉到一边, 对群臣说:“裴侠清廉, 为天下最, 你们中间自认有和裴侠一样的, 可以和他站在一起。”群臣都低下了头, 不敢吭声, 于是宇文泰重赏裴侠。这也说明当时官员清廉的很少, 裴侠被称之为“独立君”。

为了整治吏治, 宇文泰将贪赃者放宽到满三十匹才处大辟死罪, 这比《梁律》的满十匹处死和北魏北齐的“赃满一匹者死”都要宽松, 但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他赫然公告:“杀一利百, 以清王化, 重刑可也。”史书记载, 北周“用法颇严”, 一旦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吏, 即给予惩治。对于以前的贪官, 北周还制定了“征备之法”, 就是以前犯的事赦免, 但只要有线索可以追查到的, 一定要追查到底, 记录在案, 贪赃所得一定要追索回来。诏书说, 国库是天下人之公产, 皇帝只不过是为天下人守财。我能宽纵你们的罪行, 但是人民的财产必须为他们追回。

宇文泰还依仗苏绰创新制度。苏绰是历史上少有的精通数学的政治奇才。他为宇文泰起草《六条诏书》, 要求各级官吏抑制贪污, 廉洁节约, 清心思虑, 秉公处理政务, 并建立文案程式, 所办事项都要绩效勾检, 确保落实。所有收支都要黑笔记入, 红笔记出, 收支数据一目了然。对于财政收支, 每年登记户口、土地、赋税, 统计出下年度的国家赋税收入, 然后量入为出。对于这样的制度创造, 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道:“世有为之主, 必有能者出为之用;若谓天下无才, 吾不信也。”宇文泰要求所有的官员必须熟记《六条诏书》和记账之法。对于财政收支中的一些疑难, 甄鸾编有《五曹算经》, 给出计算公式, 虽然今天看来不很精确, 但有了统一的标准。一切公开透明, 监督也容易落到实处, 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宇文泰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统治集团, 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关陇集团”, 成为北周、隋、唐的统治核心力量。

对官吏的严格约束, 也有了更多减轻人民负担的空间。西魏北周进一步推行均田制, 减轻赋役负担, 国力蒸蒸日上。最初是高欢强, 宇文泰弱。两国隔着黄河, 最初每到冬天, 宇文泰为防止高欢攻击, 都要派士兵把边境上结冰的河流凿开。几年后, 攻守之势变化了, 变成高欢派兵凿冰了。再过几年, 北齐腐败更甚, 被北周一举歼灭。梁武帝之子梁元帝建立的荆州政权也被北周所灭。代北周而起的隋唐, 不仅统一中国, 而且完善了籍账制度和法制制度, 最终开创出被称为律令国家的盛唐时代。

新媒体时代对网络反腐的思考 篇4

1 什么是网络反腐

所谓网络反腐, 是指广大网民和国家专门机关相关依法运用互联网技术等新媒体载体, 借助网络技术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 对执政行为实施监督、对领导权利进行约束, 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监督方式。

2 小鼠标可以扳倒大老虎

小鼠标为什么可以扳倒大老虎呢?归根结底是因为公权力部门公信力不够造成的。长期以来, 传统举报方式消耗了大量时间精力, 存在着上访成本高、效率低下、缺乏查处监督等弊端。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反腐具有独特的反腐优势。

第一, 网络反腐具有参与者人数多且分布范围广的特点。截至2014年12月, 我国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6.49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为47.9%, 新增网民3771万人, 比2013年增长了2.1%。网络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信息工具, 网民可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价。在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关注下, 公众普遍关注的反腐问题自然成为网络热点。

第二, 网络反腐具有传播快速度快、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网络获取和传播信息是极为方便的。一旦网络上播出震撼性的反腐败的新闻, 肯定会被网民高度关注, 在网络展开评论, 随之成为传统媒体和纪检监察、司法机关重视的焦点。

第三, 网络反腐具有相对安全性。网民通过匿名的方式, 向有关部门举报, 避免了传统方式带来的报复, 给举报人提供“保护罩”, 不会将个人的相关信息泄露给他人。这是网民对腐败行为的举报和监督少了程序上的担忧及安全问题。从而调动网民积极参进来, 提高网民反腐的热情和信心。

第四, 网络反腐舆论激发威慑动力。网络对腐败现象和行为的公开会给反腐廉政机关的工作施加压力, 促使他们及时展开调查, 公布情况。“网络举报”、“网上公示”、“网民热议”将对党政部门和各级官员产生巨大的威慑力, 从而建立起“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的心理, 真正做到警钟长鸣。

3 新媒体时代下对网络反腐发展的忧患

网络反腐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 在许多网民看来很“给力”的网络反腐, 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与风险。

其一, 信息失真。互联网只是反腐败的一种工具, 本身无法辨别是非曲直, 所以, 在网络海量的信息的真实性及可靠性没有保证, 容易造成反腐功能弱化。其二, 缺乏理性表发降低了网络反腐的正当性。网络是开放的、平民化的传播媒介, 人人皆可通过网络发言, 网民对反腐热情高涨, 但是往往也缺乏自律意识, 不能理性地控制自己言行, 有时表现出非正当行为。其三, 由于网络门槛低, 容易侵害他人合法权利。在揭露他人行为的同时, 极易造成其隐私权受到侵害。其四, 网络言论自由, 极有可能导致将重要信息泄露出来。在网上公开的相关反腐信息, 容易让被举报人提前做好准备、事先毁灭证据或串供, 从而影响反腐工作的进程, 加大反腐工作难度。

4 新媒体时代下发展网络反腐的新思考

4.1 领导干部掌握相关新媒体技能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 网络问政的兴起便利政府开展工作, 同时也要求政府工作人员要提升新媒体技能, 利用新媒体技术, 分析相关数据, 预防、解决民生问题。比如:手机微信、QQ、微博、博客的使用以及网络事件处理都需要领导们掌握, 时时刻刻跟随现代科技发展, 掌握最新公众新闻信息, 用真实诚恳的态度及时解决百姓切身问题。

4.2 完善网络反腐立法

目前, 网络反腐热潮有增无减, 我们通过网络反腐的同时更应该警惕那些践踏法律底线、完全被个人情绪左右的状况。因此, 网络反腐的制度化、规范化显得尤为重要。2012年12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正式出台一项专门针对网络反腐的法律条文。网络反腐是反腐倡廉重要渠道, 加强法制建设十分必要。因此, 应尽快制定完善网络监督相关制度规范, 明确网络反腐法律依据、工作流程及标准。只有完善网络反腐立法才能够保障公民参与反腐的权利, 才能让贪污腐败相关人员得到应有的惩治, 遏制腐败现象的再发生。

4.3 畅通网络反腐沟通渠道

网络为政府和公众提供一个上下互通的反腐渠道。这种沟通渠道包括官方网络举报和民间网络举报。在官方网络举报平台得到的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 一些官方举报网站接到举报信后不能及时作出回复, 许多举报因此被埋没, 导致一些人采取其他极端方式炒作。民间网络举报至今未得到法律的确认。举报人可以得到保护, 但让被举报人得知后有所准备, 反过来告其诽谤, 司法机关职能追究举报人的责任。所以, 网络反腐需要建设良好的官方和民间网络举报互动平台, 要有较好的公信力和制度化, 这样才能得到更多民众提供的线索。

4.4 倡导网络廉政文化建设

网络廉政文化是构成网络反腐的根基。网络廉政文化不仅是一种创新性的网络反腐形式, 更是一种强大的信念支撑。比如:微电影是电影艺术与网络技术的创新结合, 它以短小精致、便捷现看受到大众喜爱, 通过微电影的形式将反腐倡廉、崇廉耻腐的价值理念传播、融入民众心中, 宣传正直为官的先进事迹, 让为官人时刻警醒自己为官廉政。

形成廉政文化精神需要长期坚持, 并非一日之功。在廉政文化精神的培养方面, 不能急于求成, 必须要放眼未来。所以, 一方面政府可以联合相关企业一起做好网络廉政文化宣传, 另一方面民众可志愿参与宣传网络廉政文化活动。只有将廉政理念根植于大众的头脑中, 才会在实际行动中逐渐落实, 形成积极向上的廉政文化风气。

参考文献

[1]邹庆国主编.应对“网络问政”党政干部读本[M].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时代反腐 篇5

关键词：“互联网+”的时代,网络反腐,法律制度运行论

随着网络技术在我国的日益普及, 我国社会已迅速迈入了“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在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司法实践领域尤其如此。当下日渐增多的网络反腐事件就能充分地说明这一事实。在本文中, 笔者试图通过法律制度运行论的角度对于网络反腐这一社会现象进行法理分析, 以期能为网络反腐找到法理上的支撑。

一、“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反腐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定义

依据2015年7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6.68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为48.8%。网络作为一个公共交流媒介可以十分便利地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相结合。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 社会公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得到了空前释放。与此同时社会民众的监督权和话语权也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起到一定作用。这方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日渐增多的网络反腐现象。从2004年的市长“下跪门”事件开始到2007的烟草局长“日记门”事件再到2015年的郭某某事件, 网络反腐现象正日益呈现出一种井喷之势。依据人民网网络舆情监督室公布的有关数据, 截至2015年上半年, 涉及吏治反腐的网络舆情就达到82件。网络反腐现象因其日渐增强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了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党纪部门的高度重视。抽天价烟的南京房管局长、特大交通事故中对着央视记者面露笑脸侃侃而谈的延安“表叔”都是因为网络反腐而被彻查。更有甚者, 重庆北碚区党委书记雷某某仅仅因为一段网络视频在短短的3天之内就被绳之以法。

当下对于网络反腐的定义社会各界的观点有很多。从司法角度而言, 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 网络反腐主要是指举报人将所要举报的案件线索写成电子邮件, 通过因特网传递给受理举报案件线索的举报机构或部门所设的网站、信箱进行举报的一种方式1。从党政角度而言, 我国相关的党纪部门认为网络反腐可以概括为在网络这一公共平台上, 由党、政部门主导的, 有民众响应参与的, 包括收集反腐倡廉工作意见、建议, 受理民众投诉, 宣传反腐政策法规、展示反腐成果于一体的党、政行为, 即电子政务理念下的反腐工作电子化与网络化2。这两种观点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区别, 但都认为网络反腐是以互联网这一公共社交平台为依托所建立的对于公共管理权力廉洁实施的一种社会监督机制。从学界角度而言, 笔者以法律制度运行论的相关理论为依据, 认为网络反腐是法律制度社会运行的具体表现之一, 即在我国相关司法机关、党纪部门的主导下, 为确保我国公共管理权力的廉洁实施, 以我国相关的反腐败法规政策纪律为中心, 由我国社会全体公众通过互联网这一公共社交平台所进行的反腐败活动。

二、关于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运行论分析

法律制度运行论认为法律制度的运行, 是指法律制度的一切活动, 即在法律制度主体体系的主持下, 围绕法律规范所进行的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监督、仲裁、教育、研究在内的所有活动3。而这里的法律制度则是广义上的法律制度, 即泛指在一国范围内一切带有社会约束效力的制度性法律规章、政策文件或者党政纪律。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法律制度的运行可以分为纵向运行、横向运行;生成和复现;外向运行和内向运行等三层内涵。网络反腐在法律制度运行论的三层内涵中都可以找到法理上的支撑。

1. 法律制度纵向运行和横向运行

根据相关的哲学原理,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和运动的方式。法律制度的运行同样也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点。法律制度的纵向运行即为法律制度运行的时间性特征, 具体表现为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其演变的方式包括继承、变异和中断等形式。作为法律制度之一的反腐机制在我国历史上大多是通过官方自上而下的监察督促来运行的, 明代洪武时期的反腐、清代雍正时期的反腐多表现如此4。社会普通民众的反腐事件较罕有, 究其根本官本位的社会特征是这一反腐特征的主要成因。

在封建社会中, 官僚阶层是执掌国家权力的阶层, 普通民众除了到官府衙门检举揭发外缺乏其他表达反腐意见的有效平台。加之官僚势力过于强大, 普通民众对于官员腐败行为的揭发往往由于官员间利益的高度关联而被忽略, 甚至遭到打击报复。社会民众的反腐意识因此被长期禁锢。

进入现代社会, 尤其是进入“互联网+”的时代后, 我国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民众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对于官僚机构中的腐败行为, 普通民众的反腐意愿十分强烈。加之互联网这一公共社交平台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 社会民众揭露腐败行为的网络言论能迅速引起官方反腐机制的介入, 进而取得被社会广泛认同的法律效果, 社会民众网络反腐的热情空前高涨, 网络反腐的成功案例络绎不绝。我国反腐机制的运行已经由封建时代的官方主导反腐演变为了现代官方反腐与民间网络反腐共同主导运行的模式。

根据法律制度运行论的观点法律制度的横向运行主要表现在法律制度社会运行的空间性上, 即法律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社会制度共建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活动5。将我国社会构建成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现在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这种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需要通过我国各项社会制度的共同运作才能达成。这其中法律制度与民主制度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制度。一个社会的法制化、民主化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民众权利就越能得到保障。民众的权利越能得到保障, 民众对于社会的满意程度就越高, 这个社会就越接近和谐社会的状态。社会法制化、民主化程度与社会的和谐性往往呈正相关关系。与之相反, 社会腐败程度往往与社会的和谐性呈负相关关系。一个社会越腐败, 民众的权利越可能被侵害。民众的权利越得不到保障, 这个社会就越远离和谐社会的状态。因此,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我国政府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合力。而“互联网+”时代下的网络反腐既能够使法律制度的运行效力得到充分发挥, 又能使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体现。在法律制度的横向运行中, 网络反腐的作用正变得日益重要。

2. 法律制度的生成和复现

法律制度的生成是指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 法律制度依照一定的程序和形式产生的活动即法律规范依法实施, 法律机构依法建立, 法律工作者依法确定, 法律制度手段依法设置的活动。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 网络反腐因其日益显著的法律作用和社会作用对于我国的法律制度的生成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湖南省株洲市纪委、市监察局在2008年8月正式出台一个名为《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的文件, 这是我国政府第一个关于推进网络反腐工作的建设性文件。随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9年5月修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中将网络反腐明确纳入到了举报渠道。该规定特别指出, 对网络举报, 要通过网络进行答复。对使用真实姓名或者单位名称的网络举报, 应当将处理情况和办理结果及时答复举报人,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6。而这些政策规定都可以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找到相关的宪法依据。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具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控告或是检举的权利。”这是我国宪法赋予我国社会民众的社会监督权。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网络反腐正是我国社会民众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社会监督权的具体表现。

法律制度的复现是指在法律制度生成后在法律主体的主持下将法律规范实施于社会生活的过程。其为法律制度运行的重心。法律制度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复现, 那么法律制度的生成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网络反腐不仅在我国法律制度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它的影响力在我国法律制度的复现过程中也得到了有效体现。2015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福州市房管局官员艳照门”事件、“西安市法官与女律师开房门”事件被网络媒体曝光后, 主管的司法部门、党纪机关分别依据《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的相应内容对相关当事人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及时严肃的处理, 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网络反腐影响而修改的法律制度在这些事件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我国政府反腐事业的发展。

3. 法律制度的外向运行和内向运行

法律制度的运行包括外向运行和内向运行两个方向。法律制度的外向运行主要是指法律制度对外的作用力, 即法律制度对外部某种社会矛盾的调整作用7。在很多场合法律制度调整着各种社会矛盾, 包括国家与公民之间、社会组织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权力与权利的各种矛盾。相较于法律制度在调整其他社会矛盾上的作用,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网络反腐则更多地在调整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很多时候会使得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危及社会民众的合法权利, 造成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我国法律制度外向运行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处理好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 彻底遏制腐败行为。但在仅有司法部门党纪机关发挥作用的条件下, 是无法彻底遏制腐败行为的。网络反腐的出现有力地缓解了司法部门党纪机关这些国家反腐机构的工作压力。网络反腐以互联网作为平台, 以其方便灵活的操作模式、精准直观的反腐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我国社会的腐败行为。

法律制度的内向运行即为法律制度内化为社会民众法治观念的一种活动8。社会民众法治观念的提高是法治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在发生社会矛盾时, 法律必须成为社会民众解决法律纠纷、维护合法权利的第一选择。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 网络反腐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反腐案例不仅使得各级党政机关的官员深受教育而且使得广大社会民众的法治观念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通过这些网络反腐案例社会民众可以深刻认识到腐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同时他们还能充分意识到针对腐败行为不仅可以依靠政府的反腐机构, 同时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网络这一公共平台对腐败行为进行检举揭发, 帮助政府的反腐机构最大限度地打击腐败, 厘清吏治, 使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获得廉洁实施。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对于网络反腐, 笔者通过法律制度运行论的观点进行法理分析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能将网络反腐简单地等同于一种社会民众自发实施的世俗行为, 在我国社会法律制度运行的各个层面, 网络反腐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 得到相关的法理支撑。针对广大社会民众深恶痛绝的腐败行为, 我国若要彻底遏制其滋生蔓延, 就必须要进一步重视网络反腐, 必须进一步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全民反腐, 才能真正发挥出国家社会打击腐败、根治腐败最大的力量。

注释

1孔令兵.法治视野下的网络反腐[J].行政与法, 2012 (2) 。

2刘洋, 陈承贵.网络反腐与党的监督机制创新[J].人民论坛, 2015 (2) 。

3陈信勇.法律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9。

4周树志.中国古代反腐倡廉研究[J].中州学刊, 2002 (6) 。

5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 。

6张勇.规范和保障网络反腐的法治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 2014 (4) 。

7尤根.埃利希 (奥) , 《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