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机制

网络反腐机制（通用12篇）

网络反腐机制 篇1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兴事物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 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传统反腐的模式, 网络也因信息公开透明化、快捷性、互动性强等特点成为反腐的有效渠道, 并使我国大步跨进反腐信息化时代, 因而探索网络反腐机制及对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网络反腐,特点,机制,对策

网络反腐, 即通过网络技术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利的约束, 从而达到有效预防、 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方式, 是反腐事业的新方式。 党政反腐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以网络技术为手段, 进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举报腐败官员的腐败行为, 进行民主监督。

2003年, 力举民间舆论监督大旗的李新德开通了他的个人网站——中国舆论监督网, 发表了《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一文, 公开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等多项违法违纪行为。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轰动, 很快变成了网民关注的焦点, 多家媒体先后报道此事, 半个月后, 李信被双规。这起事件开启了中国网络反腐之路。2003年10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12月, 中央纪委、 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网址。2012年微博在网络反腐中风生水起, 均可看到微博的身影, 如“表哥”事件、“房姐”事件。近十年来, 网络反腐缓慢但也推进着国家反腐工作, 它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公共权力与社会力量互动的局面, 推动着国家新语境、国民新思维和社会生态的变革。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媒体而区别与传统媒体, 在反映民意, 监督舆论方面有着与其他反腐方式不同的特点:

一、体制透明性

党政反腐机构利用自身网络平台及时公开反腐案件相关材料、调查处理进度、调查结果等信息, 将政务透明化, 保证舆论监督在阳光下进行。同时, 以网络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较为公开, 给予民众更多的话语权, 民众可以在网上公开发表评论, 引起社会舆论, 给负有监督责任的党政反腐部门以巨大的压力, 促进反腐工作迅速展开, 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2008年, 南京江宁房产局局长周久耕会议上抽天价烟、戴名表被网民盯上, 事件一经网络曝光, 在网络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南京有关部门9天内介入调查, 18天内免去周久耕房产局局长职务。

二、是传播快捷性

互联网有着其他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它依靠高科技信息技术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提高。只要一条反腐的信息出现, 便会迅速地传播至全国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与传统的上访、写举报信相比, 网络反腐大大减少了繁冗复杂的程序, 节省了上传下达的时间, 降低了中间过程人为因素干扰, 同时为反腐工作赢得了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2012年发生的雷政富事件从网络曝光到免职, 仅仅用了63个小时, 可见处理之迅速。

三、是社会互动性

截止2013年6月底, 我国的网民人数已达5.91亿人, 手机网民也达到4.64亿, 随着网民人数的迅猛激增, 网络监督力量势不可挡。通过网络公开的各类形式的腐败案件, 跟帖不断, 评论铺天盖地,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互动只有网络传播媒体才能做到。此外, 政府通过设立反腐信息平台, 公布政务工作进程, 听取公众的意见。从而实现了双方的沟通与交流, 大大推动了反腐工作的进展。

四、是内容生动性

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 为反腐工作提供了更有力的武器, 它兼声音、图像、动画、视频、文字于一体, 展现的内容也更丰富多彩。一张照片, 一段视频, 一段录音, 都可以为反腐工作提供更加具体直观的证据, 逼真地展现腐败分子的罪恶行径, 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网络反腐正在以其快捷、有效的优势进行, 但也存在诸多缺失, 暴露出机制上的不健全。为健全合理的网络反腐机制, 本文试提出两点对策。

(一) 要提高反腐内容的甄别能力

网络是把双刃剑, 虽然通过网络可以及时全面地传播信息, 但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言论, 面对成千上方来源不详、碎片化的信息, 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消息的真伪鉴别变得异常困难, 这给反腐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如何提高反腐内容的甄别, 有效制止不实信息的传播, 是建立健全网络反腐机制的关键所在。

( 二) 要加强反腐安全的保障功能

近年来, 网络反腐经常发生举报人遭打击报复的恶性事件。网络有匿名性不能完全确保反腐举报人的人身安全, 被举报人可以通过网络技术找出举报人并实施报复行为。基于对这类恶性事件的恐慌, 会有越来越多人不敢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将会直接导致网络反腐的萎缩。当务之急, 要尽快出台网络反腐的一整套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 使网络反腐在法制的道路上健康发展。要建立健全网络信息管理制度, 防止对网络信息造成危害的网站出现, 同时加大力度监督网民的网络行为;建立网络反腐舆论监督制度, 明确网络监督应当遵循的原则, 保护网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 切实推进反腐工作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运行。

互联网的发展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今后要深入研究网络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注重通过互联网广泛了解社情民意、畅通网络举报渠道, 不断改进政府反腐机构工作, 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彭小薇.论网络反腐[J].求实.2011 (03) .

[2]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

[3]贺国强关于切实加强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讲话[N].

网络反腐机制 篇2

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给伤害家人。人民网有专家指出：“说起腐败，人们往往想到贪污，其实抢劫也是腐败的一种类型。早期资本主义列强贩卖黑奴、剥削工人、大搞全球殖民地、掠夺全世界的原材料、能源、文物，这不是腐败吗？是腐败。叫作腐败还不足以体现其恶劣，用„奴役‟和„反人类‟这些词描述更加恰当。”所以，应对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我国建立了如下机制以消减腐败现象。

一、查办案件：重点查处干部违法。

二、专项治理：使“小金库”无所遁形。

三、教育监督：让廉洁成为从政准则。

四、制度建设：反腐倡廉走向规范化。

五、改革创新：信息化实现“通天举报”。

追溯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腐败现象曾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些领域，缺乏制约的权利钻了管理上和法纪上的漏洞，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使腐败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 腐败由个体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众行为。

 腐败分子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 腐败之风由个别领域蔓延到社会的全部领域。

 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人员增多，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要想根治腐败现象，还要从法治入手，乱世须用重典，值此腐败现象日益猖獗的时期，应对腐败人员加大惩处力度，健全的法治是遏制腐败行为产生的震慑力和强制力。要想根治腐败行为，还需做到以下几点：

 强化法治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 健全法律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

 依法治理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 给权力制定一些规范，实行权力监督。

 注意官民结合，共同治理，鼓励老百姓举报不法官吏，对举报者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奖励。

创新反腐机制 把权力关进笼子 篇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

全会报告提到的“构建”、“健全”、“建设”、“加强”都是突出制度，用制度来约束权力，用制度匡正职务行为，三中全会把“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行，处于管理阶层的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所做的谋略、定的盘子、实施的行动必须是以法律为准绳，从长远规划，当前入手，担当起责任，做好服务，带领人民群众求发展，为人民谋利益。而如果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我为大，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是谋利的工具，进行暗箱操作，權钱交易，最终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今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各种思想意识无不渗入其中，腐朽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经受着强烈的冲击和考验，一些官员抵挡不了诱惑，守不住清贫，耐不住寂寞，看到部分人快速富裕起来而心理不平衡，攀比心理不断抬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有的买官卖官，有的利用行政审批权索贿受贿，有的利用工程项目牟取不当利益，有的在拆迁征地上进行权钱交易。少数官员的腐败行为严重地腐蚀了党的肌体，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一些官员之所以会堕落，走向反面，并非一朝一夕，都有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开始之初都是比较纯洁，而后放松了思想改造，是非不分，方向不明，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从清变浊变贪，其中主要原因固然在于自身。但是其的蜕变有其生存的土壤和环境，比如官员想利用掌握的工程发包权进行交易，获得不当利益，如果不是其一个人说了算，想要牟利也难；如果是公开透明，任何环节都不允许有暗箱操作，其即使是再狡猾，也躲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官员能够贪，贪得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制度监管还存在缺陷。

对于腐败分子的处理，党和政府历来都毫不留情。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反腐的力度不断加大，到目前为止，先后有83名高官落马。据最高检统计，2013年1至8月份，仅进入司法程序的厅官就达129人。这意味着，每两天就有一名厅官落马。但反腐败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事，它是一项非常艰巨长期的斗争，随着反腐不断深入，一些腐败分子作案手段隐蔽，案情更加复杂，从明转向暗，利用一些表面上看似合法的经济活动形式来掩盖其非法牟利的实质，因而要研究新的对策，不仅要着力于“打”，还要“防”，坚持惩治和预防相结合，两手都要硬，尤其是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规范和制约权力为核心、以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长效机制上进行严控。

权力是把双刃剑，要使权力用得正，必须规范其运行轨迹，不能让它随心所欲。为此，除了加强思想教育之外，还得在制度上进行强化，让权力者每走一步，每干一件事，都让千万双眼睛盯着，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促使其掌好权，用好权。固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会让一些人不自在，但是人民群众却自在，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让权力在法制和法规的轨道上运行，促发展，改善民生，不仅是国家之福，也是对权力者的爱护，少犯错误，规避不良行为，防止栽跟头。

制度管人一视同仁，管得真管得实。党的十八之后，中央在制度制约方面出台了多项举措，从“八项规定”、“六不准”到“双节期间”，坚决刹住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再到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等。这些措施对转变干部作风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等。群众监督、党内监督、司法监督交叉在一起，在各个“关卡”布网，形成高压态势，使反腐制度更为健全完善。

制度是把利剑，制度面前无大小，不论是谁都必须遵守，不管是谁，只要无视其存在，都将受到追究和惩治；制度又是公开的告示牌，以此对照，触犯了哪一条一目了然，便于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互联网监督。制度管长远，管根本，“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利器。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同的时期腐败也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制度也应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改革，以形成对腐败抬头就打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力度前所未有，由此，必将开创我国反腐新局面。

链接

往届三中全会回顾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时间：1978年12月18日—22日

政策：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内容：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

第十四届三中全会

时间：1993年11月11日—14日

政策：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内容：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十五届三中全会

时间：1998年10月12日—14日

政策：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内容：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十七届三中全会

时间：2008年10月9日-12日

政策：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内容：完善土地流转，提出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据腾讯网）

网络反腐机制 篇4

从现实情况看,依靠干部的教育约束和道德自律是很难根除腐败的,只有把权力置于监督之下,权力的使用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网络舆论监督是传统监督方式的有益补充,是新时期权力监督的创新形式,是群众舆论监督的有效工具。网络让监督无人不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在反腐败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

互联网之所以成为反腐败的利器,在反对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与它的便捷功能、震慑功能及其揭露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1. 网络舆论监督的便捷功能。

一是参与方便。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互联网使用人数的迅猛发展扩大了网民监督群体,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基础,使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腐败事件的揭发举报中。二是成本低廉。人们对腐败问题的监督举报,完全可以打破传统的上访、信件举报、电话举报等方式,省去舟车劳顿、辗转多个部门的复杂程序,只需要拥有畅通的网络、电脑、手机等日常通讯设备,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论坛、微信、微博等方式参与到网络监督中来,不受年龄、身份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三是隐蔽性强。传统的举报方式,监督者难免会有畏惧位高权重、打击报复的思想负担,而网络监督具有匿名性的特点,不需要担心身份的暴露,互联网为监督者提供了更加安全、隐蔽的平台。另外,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都设立了自己的监督举报网站,通过技术手段生成举报编号和密码,建立网络加密服务器,防止举报内容的截获、泄露和篡改,增强了举报的安全性也调动了普通民众通过网络监督揭露腐败问题的积极性。

2. 网络舆论监督的威慑功能。

互联网的开放性使舆论监督发挥出它前所未有的威慑力,形成了全天候的监督环境。一是公众舆论引发的威慑力。在网络使用如此便捷的时代,一位普通民众的不满和心声都可以在网络中进行宣泄,他可以指名道姓,可以公布事态发展的经过和细节,事件不仅能够迅速蔓延开来,还会在短时间内使本不熟识的网民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力,被举报者将体会“人言可畏”带来的严重后果,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不敢对民众意见坐视不理。二是制约公共权力的震慑力。十八大以来,通过网络曝光落马的官员为数不少,那些被网民搜罗起来的贪腐分子的相关视频、图片、文字立体直观,远比反复言说的廉政宣传教育活动更有警醒、威慑作用。网络监督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剑,使很多官员患上了网络恐惧症。他们担心自己的不良形象和行为在不经意间被曝光,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人会面时都增强了对个人仪表、言行、作风的自我约束,因此对手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带来无形的威慑力。

3. 网络舆论监督的揭露功能。

网络监督为贪腐案件的揭露提供了线索,成为传统监督方式的有益补充。十八大后,仅一个月内就有十多名官员落马。源于网络,微笑“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撤职调查;源于网络,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在被爆出不雅视频,从被举报到其落马仅用时63小时。源于网络,《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公开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后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包养情人等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调查。源于网络,山东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德增为情妇写的“离婚承诺书”在网上曝光后被立案调查。源于网络,女记者实名举报黑龙江双城市原人大代表孙德江作风问题、以权谋私等问题,经调查核实其在处置国有资产问题上有违规违纪问题被撤职。源于网络,广东省英德市原副市长、原公安局长郑北泉被爆出充当贩吸毒团伙保护伞,后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解决问题被调查,等等。

二、网络舆论监督对反腐败的负面影响

事物都有两面性,正如网络因其匿名性、开放性、交互性、自由性为腐败治理提供又一路径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1. 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提高了腐败甄别的成本。

人人手持“麦克风”的客观实际必然导致短时间内网络信息的大量涌现,这些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真假混杂提高了腐败甄别的成本。网络作为公众舆论的平台从来不缺少追随附和之人,那些虚假言论将被以讹传讹,无限扩大,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借题发挥、窥探隐私、发泄不满、博取利益、赚取眼球的工具。甚至出现网络推手进行幕后煽动、操控,致使更多的网民裹挟其中。政府相关部门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调查、甄别和取证,不仅给无辜受举报者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也增加了反腐成本,造成了有限反腐资源的浪费,并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危害。

2. 内容单一低俗的网络舆论带来了反腐的局限性。

通过近几年网络反腐案例不难看出,贪腐者的东窗事发多与生活作风联系在一起,在网上被曝光的内容大多指向单一、低俗,造成了反腐的局限性。当前,一些干部腐败堕落,类似“不雅视频”“情妇”“艳照”、有几套房、有几辆车、带什么手表、背什么包,抽什么烟,穿什么衣服成为其落马导火索的不在少数。而生活腐化堕落只是腐败问题其中之一,我们还要着眼全局,把对干部的监督放在“盲点”领域和更深层次的腐败问题上。如果举报人只有依靠吸引更多人的眼球,打出“花边牌”才能够获得举报的成功,不仅一定程度反映了网民的素质,长此也必然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3. 公开可操作性的网络舆论增加了反腐查处的难度。

利用网络的公开透明特点和个人身份、能力的优势,干扰事态发展,增加反腐查处的难度。网络的开放透明为举报人揭发腐败案件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也同时让被举报人在短时间内了解和掌握了事情发展的经过和举证材料。被举报人会迅速对自己不利的相关物证进行转移或销毁处理、对相关的人证转移或串供、对自己或家人安排外逃、对举报人威胁报复甚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人证、物证的损失必然增加查处的难度,举报人不仅处于被动位置,案件查处也可能无果而终。利用网络资源,依靠“网络水军”,人为操控和调整网络舆论走向,增加反腐查处的难度。比如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胡艺珍渎职和受贿案,在接受调查取证后,其女儿吴芳宜在网络上为父亲“喊冤”,举证父亲的清白为人,对“不法”办案程序质疑得有理有据,在网络推手的帮助下成功地把舆论导向引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司法审判,增加了腐败案件查处的难度。

三、网络舆论监督引导机制的构建

1. 以政府为主体,建立主动作为机制。

传统监督模式程序运行烦琐、处理问题时间长、行政过程缺乏公开透明,这些消磨了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和耐心,早已不能满足监督的需要。网络的兴起让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巨大转变,对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转换观念、主动作为才能应对已经到来的网络舆论监督和挑战。一是排除抵触情绪,积极主动应对。在网络上所有的信息都是开放的,对人们关注的热点事件决不能采取“拖、捂、推”的方式对待,要敢于、善于接受网民的监督,利用网络听取民声、集中民智、化解民愤,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转化为政府与人民的沟通,为政府提升执政能力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赢得话语的主动权、行动的主动权。二是积极主动挖掘大案要案,加大查办力度。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利用网络资源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搜集和掌握的线索还是太局限,与建立清正廉洁的政府差距太远。我们要充分调动网民积极性,主动拓展线索资源,让人们通过网络参与到反腐败中来,查办对社会影响坏、损失大、危害重、教育深、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并做到抓大不放小,用实际行动证明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2. 以网络媒体为主体,建立合作协调联动机制。

腐败案件的查处涉及多个环节,众多部门,是一个复杂的处理过程,它需要网络舆论监督与体制监督的有效对接,多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一是网络舆论监督与体制监督双向互动。一方面,组织监督要积极回应网络舆论监督。面对网上繁杂的舆论信息,组织监督需要及时收集、甄别、研判,并在短时间内通过网络对网民进行回应,公布事件进展和调查阶段成果,使体制监督作为网络监督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网络舆论监督对体制监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网络监督作为体制监督的重要补充,要逐步规范化、法治化。提倡实名举报,优先办理实名举报,以降低反腐成本,节约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恶意伤害他人的虚假举报,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求责任,严格惩处,网络监督的严格筛选尽可能地为体制监督扫清障碍。二是促进网络媒体与政府、网络媒体之间、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协调合作。网络媒体运营商要积极与政府监督部门的沟通,确保网民举报的贪腐问题在网上得到及时回应,并引导舆论的正确导向。加强网络媒体之间的相互协调。网络媒体作为公众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遵守行业自律,避免为了争抢“头条”误传信息,追求事情本貌,客观真实报道,口径一致,做好党和政府的宣传员。加强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合作。网络媒体公众参与广泛,信息发布传播速度快。传统媒体权威性、真实性、公信力优势明显。双方各有所长,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共同推动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

3. 以网民为主体,建立教育培养机制。

网络信息质量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网民素质的高低不同,要提升网络舆论监督水平,使网络治理腐败真正发挥积极作用,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拥有高素质的网民队伍。一是加强网民基本素质教育。网民要通过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在网络参与中充分认识舆论监督的严肃性,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用理性的思维判断问题,以正确的方式讨论问题,不跟风、不随意、不盲从,不虚构。有些网民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在网上传播谣言,他们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也无须承担任何后果,这是缺少法律常识的荒唐想法。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只有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自由才能得到保护,社会才能在有序的环境下运行。培育网民理性运用监督权利,不仅拓宽了维权者伸张权益的渠道,更为引导净化网络风气贡献了重要力量。二是注重对年轻一代的培养。所谓:“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年轻人既是未来网络监督的主力军,又是廉洁社会的建造者,对他们进行网络伦理和“贪污可耻”的价值观教育尤为重要。让教育走进课堂,既是对年轻人未来的成长负责,也是为建设清正廉洁的社会种下了健康的种子。

参考文献

[1]黄威威.网络监督权力腐败的规范性思考[J].理论探讨,2015,(2).

[2]汤澈,左高山.试论网络监督在廉政建设中的功能与困境[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

[3]孔令兵.网络监督的公共政治属性与建设路径[J].廉政文化研究,2014,(6).

[4]张爱民.反腐倡廉语境下的网络舆论监督[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1).

着力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 篇5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20:44 作者：董金友

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是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内容。平顶山市委把先进性教育活动作为对党员干部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的有利时机，认真总结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开门教育、党性分析、民主评议、整改提高、群众监督等有益经验，在摸清党员干部思想状况及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党风廉政建设措施，着力构建反腐倡廉工作长效机制。

一、完善思想教育机制，筑牢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

加强思想教育是防止腐败的第一道防线。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基础。

重点抓好权力观教育。开展以“牢记„两个务必‟，坚持执政为民”为主题的权力观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能以权谋私、滥用权力；教育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决不能好大喜功、奢侈浪费；要求党员干部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检查自己执政为民的思想树得牢不牢，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

突出抓好作风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为端正党风政风的突破口来抓。采取干部说、党员提、群众议等方法，摆现象、谈危害、查根源、找对策，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触动。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到贫困山区，到特困户和困难职工中，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决上访信访中提出的问题，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认真抓好党纪政纪条规教育、正面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我们把党员干部容易忽视或违反的党纪政纪条规摘录出来，作为党员干部必学和熟记的重要内容。教育党员干部增强政策观念，认真学习并带头执行政策。教育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严格依纪依法办事，改进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民主的方式和法律的手段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树立和表彰一批勤政廉政的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弘扬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良好风尚，使广大党员干部看得见、学得来、赶得上。同时，认真抓好警示教育，运用以案说纪、以案说法等形式，促使党员干部自警自励、警钟长鸣。

二、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是我们党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服好务，进而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保证。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权力依法正确行使。近年来，我们在全市普遍推行了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廉政公开承诺等制度，使党内监督工作逐步制度化。针对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公款宴请、麻将赌博、贿选拉票等现象，我们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十不准”规定。为了加大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力度，确保“十不准”规定付诸实施，我们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并组织力量到各单位进行检查，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的监督。

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各级各部门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整体工作之中，做到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落实，切实保证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既干事创业，又清正廉洁。抓好责任分工，把反腐倡廉的任务分解到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抓好责任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对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抓好责任追究，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严肃批评，对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严格追究，决不姑息迁就。

实施综合治理，不断研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近年来，公款购买手机、报销话费、超标准配备小汽车，以及收受现金等贵重礼品的不廉洁行为又有新的表现。对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如进行手机话费货币化改革，及时解决超标准配备小汽车、党政领导干部拖欠公款等问题。

三、建立维护群众利益机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

切实担负起维护群众利益的职责，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我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来抓，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不断深化纠风工作，在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整治工作、查处侵害群众合法权益行为、纠正基层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仅仅依靠执纪执法部门的努力或单一的行政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改革体制，完善机制，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建立在法律保护、制度规范和机制约束的基础上。为此，我们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探索建立了如下机制：

一是建立联系群众的经常性工作机制。从市委、市政府领导做起，在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中实行分片联系点制度，在机关干部中推行“联县驻村”制度，在基层党员中推行联系贫困户制度，年终把各级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作为个人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考核。我们还设立市委、市政府领导“热线电话”，直接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建立群众来信来访的受理、核查、督办、反馈一条龙服务体系，依纪依法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利益。

二是建立和完善群众监督评议机制。市委、市政府规定，每年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风监督员、新闻媒体和其他群众，对一些热门行业、重点单位开展行风评议，并健全责令限期整改制和责任追究制。同时，开展“下级评议上级、基层评议机关、群众评议党员、党员相互评议”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设立“群众批评意见箱”，努力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三是建立和完善办事公开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把干部行使的权力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注重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以及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努力做到凡涉及公众利益的举措，都向社会公开；凡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都让群众知晓；凡涉及行业领域的决策，都事先通知有关方面，确保群众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得到实现。

四、进一步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和依法办案能力

反腐倡廉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方方面面，又涉及社会经济管理和各单位的业务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完成。

明确职责，齐抓共管。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们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使反腐败的整体合力得到明显增强。党政齐抓共管反腐倡廉工作，就是管热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的解决，管重点任务的落实，管阶段性目标的实现。纪检监察机关承担着反腐倡廉的专门职能，要针对全局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党委提出建议，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协助党委政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要讲究方法，注重实效，突出重点抓协调，整体推进反腐败工作。

各方参与，形成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本职，发挥优势，进一步加强与公、检、法、司及审计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形成查办大案要案的整体合力；要积极与组织部门加强联系，发挥好组织监督作用，改变以往那种“组织部门研究提拔，纪检部门正在审查”的被动局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鼓励群众揭发举报，依靠群众和新闻媒体揭露腐败。在这方面，我们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具体制度，如信访举报制度、定期向社会通报反腐倡廉情况制度、社会评议党风廉政状况制度、反腐败民意测验评价体系、走访和听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意见制度等。

严以律己，抓好队伍。按照“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依法办案能力，增强纪检监察干部的拒腐防变本领、抗诱惑和抗干扰本领。

网络反腐机制 篇6

关键词:高校;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236—02

高校深化反腐倡廉教育是高校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构建惩防体系的需要,是高校构筑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的需要,也是高校发展先进文化的需要。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高校反腐倡廉教育开展情况,更好地发挥教育在高校惩防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在借鉴专家、学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高校反腐倡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构建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进行了探索。

一、高校反腐倡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反腐倡廉宣教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少数高校领导干部不能摆正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与反腐倡廉教育之间的关系,平时只注重业务学习,而在反腐倡廉教育活动的组织上,缺乏严密的制度和科学的系统性、计划性,没有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来抓,没有制定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长期规划和分阶段实施意见,没有形成反腐倡廉教育的整体合力,反腐倡廉教育难以深入开展。

2.反腐倡廉“大宣教”领导体制和資源整合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党委领导、部门联动的“大宣教”局面还没有真正形成;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3.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制度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各项制度之间缺乏呼应和互动,没有形成体系,没有形成自我运转、自我检查、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

4.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特色性、针对性、灵活性和实效性还不够突出。教育内容系统性、针对性不强,高校党风廉政教育在内容上“散、远、晚、浅”。教育形式单一化、模式化,反腐倡廉教育活动缺少灵活性和时代感。教育缺乏实效性。主要表现为教育对于党员干部在提高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还难以准确评价;教育作为反腐倡廉重要治本之策的绩效尚未充分展现;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长效机制还亟待建立。

5.廉政教育的文化含量不高,浓厚的社会化氛围还没有形成。廉政文化建设在许多高校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教育视野不够广阔,教育领域不够宽厚,还没有提升到高起点、宽层面、厚基础的文化反腐的高度,还没有拓展到全社会、多方位、立体化反腐的广度;廉政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社会和家庭的倡廉促廉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引导和发挥。

二、高校构建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的对策

1.提高认识、明确职责,确保宣传教育的前瞻性、战略性。高校要构建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首先要提高党政主要领导对加强反腐倡廉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只有认识提高了,高校领导才会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放在战略性的高度来抓,才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规划;才会深入研究党的建设的新形势、新情况,确保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前瞻性。

要确保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的贯彻落实,必须明确领导责任,发挥领导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核心作用。首先,要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确保领导负起学校反腐倡廉教育 “一把手”责任。其次,要明确领导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 “带头”责任。第三,要明确领导的监督责任。通过领导的监督和督导,确保反腐倡廉教育收到预期的效果。

2.分工明晰、整体协作,确保宣传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高校反腐倡廉教育的工作分工应是: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召集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宣教工作主题,具体制订、规划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并负责对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指导和考核工作;党委组织部门围绕每年反腐倡廉宣教工作主题,侧重抓好党员先进性教育、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党员干部在职务变动转岗离岗时的针对性教育;党委宣传部门要把反腐倡廉理论作为高校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领导干部要带头自学和参加集体学习,同时还要围绕高校每年反腐倡廉宣教工作主题,侧重调动和发挥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网等校内媒体的宣传教育作用,大力宣传勤政廉政先进典型,并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职工群众普法工作的宣传教育;工会要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共青团、学工部要把廉洁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财务部门要把反腐倡廉教育经费纳入财务预算,加大投入,保证教育设施、教育材料及日常办公经费的正常支出,为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供物质保证。各基层党委、总支、支部、各单位主要领导要按照岗位责任书的内容,对本单位反腐倡廉教育负总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构建责任网络,实行目标管理。

同时,要整合高校的宣传教育资源,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高校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整体框架。纪检、组织、宣传、党校、财务等职能部门及各基层党委、总支、支部协同配合、上下互动,围绕总的目标,从不同的侧面对党员干部施加教育影响,形成教育合力。

3.完善体系、落实制度,确保宣传教育的持久性、规范性。高校要按照上级关于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的要求,不断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反腐倡廉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廉政谈话制度》等反腐倡廉教育制度体系。要运用校内各种宣传媒体和其他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以及校务公开等形式,全面宣传学校各项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宣传教育,让高校各级领导干部熟悉学校各种管理制度的原则要求,纪检监察干部掌握学校各种管理制度的原则要求、基本内容和具体规定,相关业务部门的同志精通本业务范畴内各项制度的内容和规定,广大师生员工了解学校各项管理制度的基本精神。

4.分层施教、创新途径,确保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在高校,由于不同岗位的人员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尽相同,需要接受反腐倡廉教育的强度也不同,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过程中,既要根据群体的一般性特点,面向整个党政管理干部和教师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更要针对群体中不同部门、岗位人员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性程度,确定重点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实施重点教育。

对高校中的党政管理人员的教育要做到:加强统筹协调,加强教育规划,合理分配教育时间,科学确定教育内容,形成教育合力,分阶段、分重点、分批次、分对象有机实施廉政教育;充分发挥廉政教育谈话、诫勉谈话制度的作用,改变以往有问题才实施个别谈话教育的现状,使个别教育得以经常化、个性化;加强调研,深入分析高校内部各级各类管理岗位的廉政要素和违规成本,使党政管理人员清醒认识到接受廉政教育的必要性,从而进一步增强参加廉政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针对以教师为代表的专业技术人员的特点,对其教育要体现理论性强、吸引力大、参与度高,促进思考的特点,主要采取研究式教育,如启发式、问题发现式、案例分析式、对策研究式、双向交流式等方式,注重启迪思维,提高思想认识,丰富知识储备。同时,还应加强对教师群体中担任一定行政领导职务的教师及知名专家学者的教育,这部分教师因为他们的学术地位或行政领导职务的身份,掌握着一定的学术权力或行政权力,有时还受社会上的一些权力机构聘请为专家,从事具有决定因素的咨询或专业鉴定等工作,经常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应教育他们正确对待与行使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重点抓好关键环节人员(即是高校内部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的教育。学校要加强高校招生、基本建设、物资采购、科研立项、职称评聘、学科评估等环节工作的干部职工进行廉政教育,并在这些环节中进行阳光操作,深入推进校务公开、政务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广泛接受来自社会力量的教育监督。

抓好教育纪检监察干部的专门业务教育,不仅要加强纪检监察业务的培训,同时也要加强法律法规培训,加强金融、财务、审计、统计、建筑等经济领域的业务培训,加强党务、管理学等知识培训,把教育纪检监察干部锻造成“全频道”、“多面手”的复合型人才,以不断增强预见、预测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分析问题能力。

5.强化考评、奖惩分明,确保宣传教育的科学性、实效性。(1)建立反腐倡廉教育目标管理责任机制。学校根据每年的工作重点,确定反腐倡廉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对各学院、各单位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提出明确要求,并纳入目标管理责任机制中,将“软任务”变为“硬指标”,将反腐倡廉教育摆上重要位置。同時,要加强对履行反腐倡廉教育领导职责的检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考察、任用、奖惩的重要依据。(2)建立激励机制。对重视程度高、工作有创新、实际效果好的部门和单位应给予评价和奖励。对于在反腐倡廉教育工作中不作为,打不开工作局面,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要批评教育直至追究领导责任。

6.提升内涵、营造氛围,确保宣传教育的社会性、广泛性。一要提升廉政文化的内涵。高校要以理想信念、道德修养、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为重点,不断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先进性意识、先进性要求、树立先进性形象。二要营造浓厚的教育氛围。高校要通过建立健全思想教育机制,努力做到廉政教育覆盖整个校园,面向广大教职员工,使廉政教育大众化,形成“人人思廉,人人促廉”的浓厚氛围,营造反腐倡廉的大环境。三要充分利用家庭这个以感情、亲情、血缘为纽带连贯而成的社会细胞的特殊优势,深入开展廉政文化进家庭活动,大力推进“家庭助廉”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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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平.试论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的建立与落实[J].长沙大学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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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反腐倡廉机制探析 篇7

一、高校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

高校中的腐败主要体现在高校的重点领域和学术领域中。

1.高校重点领域的腐败。高校重点领域主要包括招生、基建工程和物资采购等方面。其一招生环节的腐败现象。在高校招收保送生、定向生、少数民族预科生、调剂生和特长生等学生时,个别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违规招生,也使得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其二基建工程的腐败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副校长韩圣浩坦言,随着大学不断扩招与规模迅猛扩张,高校基建以及招生事务,便容易形成高校管理者的极大寻租空间,成为大学腐败的高发之地,并且有资料显示, 最近频频落马的高校官员中,七成以上是在基建工程招标上“翻了船”。其三物资采购的腐败现象。为了保证高校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行,物资采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包括各类教材、机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统计显示,2003至2010年间,图书教材和设备采购领域违纪违法案件在教育系统案件中发案率居首位,占27.3%。

2.高校学术领域的腐败。在高校中, 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同教师职称、待遇等问题直接挂钩,所以学术成果成为教师们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并逐渐助长了学术腐败的不良风气,主要表现为学术成果造假和学术交易。其中学术成果造假包括学术论文、出版书籍和参与结题的科研项目等,主要是通过抄袭剽窃、他人代笔、低水平重复等。学术交易即用权、钱同学术进行交易,利用学术权力垄断学术资源、获取个人利益,如学术评审中的学术交易。

二、高校推行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1. 高校推行反腐倡廉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十八大报告中明确规定,“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反腐倡廉尤为重要,自从十八大召开之后,新一届领导层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先后提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和“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等反腐思路, 并且指出未来十年是反腐机遇期。近年来,高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高校在广大人民心中的良好形象,违背党的十八大精神,所以在高校大力推行反腐倡廉建设是现实需求,更是时代的要求。

2. 高校推行反腐倡廉建设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高校是社会思潮的集散地,肩负着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等任务,更是社会和国家进步的助推器,确保我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有效实施。在高校中具有领军作用的是党员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干部,这个群体的廉洁自律情况关乎学校的命运。然而,近年来个别高校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不断出现,对学校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会阻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究其根源是他们放松了自律意识和自我修养、教育,事业观、权力观和价值观等发生了偏差,所以在高校推行反腐倡廉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也是我国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必然要求。

3. 高校推行反腐倡廉建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手段。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体现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即是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不正常结合,势必会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近些年,高校存在一定的腐败现象,学术腐败、权力腐败无一不是同经济利益相挂钩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十八大提出: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必然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反腐倡廉建设,而高校在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高校腐败行为直接危害到广大师生的经济利益,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不良影响。如,我国《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显示:我国投入科研方面的经费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然而应用于项目本身的科研经费仅占四成左右,大部分的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科技水平对经济发展情况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科研腐败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高校是科研创新的重点领域,推行反腐倡廉建设是时代所需,推动我国社会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我国经济发展所迫,为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三、高校推行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

1. 规范高校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高校要高度重视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设,从而发挥制度制约权力的有效作用,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首先,完善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的制度建设。高校领导班子在高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高校领导层中的核心和领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情况,不仅是对于党政风气还是社会风气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完善高校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的建设具有时代意义。其一,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坚持和完善重大问题由校党委常委会集体决定的制度,主要包括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等。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前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评估、合法性审查的制度,探索建立决策执行、反馈纠偏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其二,完善干部选拔和人事管理机制。对于干部选拔, 逐步规范和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制度。对于领导干部的考核,将廉洁自律情况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作为重点考核对象,在廉政问题上推行一票否决制。其次,完善高校财务制度。高校财务是高校反腐倡廉建设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完善高校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财务资金结算制度,实行 “统一管理,集中结算”的财务资金管理制度;注重财务报告制度,务必要保证财务的公开、透明,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严格执行财务资金预决算制度,按照季度和年份定时向教代会报告该季度和本年度的财务预算执行和决算,并汇报下一次的预算方案;高度重视教职工的教学科研、岗位津贴、基金和差旅费等方面的财务管理;加强高校财务审计监督,保证财务制度的客观公正。最后,实行党务、政务和校务公开制度。十八大强调,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 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校务公开,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平促发展,以发展促和谐,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

高校开展党务、政务和校务公开制度,一是公开形式多渠道、立体化。充分利用传统公开形式,积极探索和建立新型公开方式,促进传统公开形式的系统化和新型公开形式的大众化。传统公开形式主要包括会议形式、公文形式和传统媒体形式,如教职工代表大会、师生座谈会等会议形式,学校公告和文件等公文形式,校报、校广播台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充分、合理利用互联网拓展高校公开渠道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完善高校公开网站的信息提交、审核和反馈系统,充分利用微博、论坛、贴吧、人人网和QQ等网站开展党务、政务和校务公开制度。二是公开内容规范化。严格执行教育部于2010年公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中有关公开内容的规定,公开内容要深入和全面,公开的重点主要包括党组织决议、决定及执行,干部选拔和人事管理,高校廉政建设情况,招生、财务、基建等重要领域的情况。

2.完善高校反腐倡廉的有效监督机制。首先,注重高校内部民主监督。高校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是行使权利的表现,也是履行教育教学的职责所在。高校建立科学民主的制度是其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必要手段,与此同时需要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确保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顺利进行。要想不断强化高校内部的民主监督,务必要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构建以教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民主监督机制。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监督主体意识,能够做到充分、合理地运用自身权利,实现以教职工的权利约束和制约高校管理层的权力,切实保证民主监督发挥实效。其次,加强党内监督。强化党内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高校反腐倡廉建设。高校的各项工作都是由校党委领导,并由各级党委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 政策,而且高校的党政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和负责人员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员,所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其中的主要负责人员是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加强党内监督务必要重视思想层面的监督和权力运行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党性教育,提高政治修养和履职能力,能够全心全意为学校师生服务;另一方面实行分权制衡,科学配置权力, 落实责任追究,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规定的“坚持党委领导、分级负责,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严格要求、违规必究的原则”,落实责任追究,保证权力运行的平衡。最后,强化社会监督。强化对高校的社会监督,是确保高校廉政建设的强有力的手段,有助于规范高校的办学行为,其中可以用以下方式作为主要监督手段:地区监督、 社会团体监督和媒体舆论监督。高校应与所在地区保持密切联系,通过社会监督电话、信箱和网络等方式了解和听取所在地区群众的想法和意见、建议;成立不以盈利为目的、独立的社会团体, 对高校进行审查和考核,定时召开座谈会,积极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在新媒体时代要注重媒体舆论的监督, 首先要把握舆论的主动权,及时全面真实地公布消息,其次高校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舆情研究判断能力和舆论应对能力,与媒体加强沟通、积极配合,主动搭建信息传播的有效渠道,将处理措施和解决方案及时公之于众,能减轻事件对自身造成的不良影响,树立起客观、公众、透明的公众形象。

3.完善高校反腐倡廉案件的查案惩处机制。要遏制高校腐败案件的发生, 维护高校的良好形象,就必须高度重视腐败案件的查案惩处机制。一要健全案源发现机制。要使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被及时发现,就要创新腐败案件举报机制,建立多渠道、立体化、便捷化和网络化的信访举报新模式,健全案件研判预警和科技防范机制,充分利用网络舆情,对廉政信息进行动态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及时发现腐败分子的蛛丝马迹。二要建立健全案件查办协作制度。 充分发挥和合理利用审计、监察、纪委等部门的职能作用,由审计部门查找线索、监察部门确认案件性质并由纪委审查立案。与此同时也要重视由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的线索,严查滋生腐败的关键性问题,自上而下形成整体合力。完善国(境)外办案合作机制,有效整合反腐败资源,加大防逃追逃追赃力度,不断增强办案协调力,大幅度提高执行力, 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三要完善高校案件审理机制。充分发挥高校人才优势,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建立案件自审机制,专职审理人员至少由三人组成,必要情况下聘请兼职审理人员。此外,有必要建立高校听证审理,对于不涉及党、国家和学校的秘密、当事人的隐私的案件,应举行听证会公开审理。

网络反腐机制 篇8

一、加强高校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

反腐倡廉教育是加强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基础工作, 是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党风正则干群和, 干群和则社会稳。是非明于学习, 名节源于理性。近年来,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政府和社会对教育投入的增加, 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日渐突出, 逐渐成为职务犯罪的多发区, 这片“净土”受到了沾污, 犯罪主体绝大多数为校长、副校长等, 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人之所以由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蜕化为腐败分子,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松思想政治学习, 忽视思想和世界观改造,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 反腐倡廉教育必须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 以点带面加强全体教职员工的教育。其一, 从执政规律看, 领导干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只有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抓好反腐倡廉教育, 才能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其二, 从其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看, 领导干部居于领导地位, 职务越高, 其言行的影响越大。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 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示范导向作用。其三, 从权力的监督制约规律看, 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 是遏制和减少权力腐败的重要环节。各级领导干部都掌握着一定权力, 是权力的掌管者和行使者。只有抓好领导干部的教育, 才能增强其免疫力, 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其四, 从反腐倡廉教育工作规律看, 领导干部既是受教育者, 也是教育活动的决策者和组织者。抓住了领导干部就是抓住了反腐倡廉教育的关键。

二、当前高校反腐倡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等教育涉及千家万户, 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高校因其工作的特殊性, 更凸显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近年来, 高校围绕“科教兴国”战略目标,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高校的反腐倡廉教育也面临新情况, 出现新问题, 存在着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

从认识上看, 对反腐倡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反腐倡廉教育重视不够, 对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缺乏正确理解, 抓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强;少数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反腐倡廉教育是做虚功、软工作, 可做可不做, 可多做可少做, 满足于一般应付;个别领导干部甚至片面地认为反腐倡廉教育只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有的领导干部教育别人多, 自己受教育却很少, 不注重自身的学习教育。

从内容上看, 针对性不够强。不能紧密结合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 因人制宜, 分类施教, 开展“有的放矢”、“按需下方”的个性化教育, 教育内容空洞, 大而化之, 不具体、不生动, 起不到入脑入心、触动灵魂的效果;特别是用本地本单位、身边的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 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不够。

从方法上看, 教育的方式方法有待创新。当前教育的方式方法仍然以开会、学文件、读报纸、看电教片等灌输法、说教式的传统办法为主, 陈旧单一、创新不够, 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强;利用网络、多媒体等先进传媒手段进行教育不够, 缺乏时代性和科学性;采取多种教育形式, 形成整体效应不够, 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

从保障上看, 保障措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高校没有反腐倡廉教育专项经费, 反腐倡廉教育设施落后, 与现代宣传教育手段和传媒要求不相适应。

三、加强高校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建设的对策措施

(一) 建立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组织领导机制

一是健全领导机构。高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纪委组织协调,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形成反腐倡廉教育的整体合力。二是完善反腐倡廉“大宣教”工作格局。高校党组织要把反腐倡廉教育工作摆到重要位置, 纳入党的建设工作整体规划中, 与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统筹安排, 全面推进。三是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干部要结合业务工作抓好党建工作和惩防体系建设任务的落实, 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常抓不懈。要坚持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班子成员结合业务工作抓好分管范围内教育任务的落实。

(二) 建立健全勇于开拓、注重实效的教育创新机制

一是注重拓展工作领域的创新。做到“横到边”、“纵到底”, 即拓展到高校的各个方面。上到党员领导干部, 下到普通群众, 都成为宣传教育的对象。二是注重教育内容的创新。要把各级党组织开展教育与党员干部职工进行自我教育、主题教育、警示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 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不断丰富教育的内容, 提高宣传教育的效果。三是注重教育方法的创新。采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易于接受的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 在实践探索中, 通过分类指导、分类施教等教育模式, 把个性与共性、传统教育手段与现代化教育手段等紧密结合起来, 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 建立健全制度, 注重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是坚持中心组定期学习反腐倡廉理论制度。定期安排专题学习, 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理论素养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二是坚持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定期讲授廉政党课或做反腐倡廉报告制度。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职责, 通过坚持定期上党课或作报告, 对所属单位党员干部职工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和反腐倡廉教育。三是坚持和完善廉政谈话、党性定期分析制度。高校党委要围绕廉政建设主题, 采用任前谈话、提醒谈话、诫勉谈话等形式, 加强对党员干部职工的教育。要把党性分析作为民主生活会主要内容。四是坚持和完善廉政培训、考试制度。要以廉洁从政为主题, 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培训对象、培训内容, 采取专题培训、系统培训等形式, 加强对党员干部职工岗前和经常性的廉政培训、考试制度。五是坚持和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主题教育和岗位教育制度。大力宣扬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先进典型, 运用先进典型开展示范教育;深刻剖析违纪违法案件, 运用反面典型开展警示教育;围绕中心工作, 积极开展主题教育;针对不同岗位的廉政风险点, 进行岗位廉政教育, 把风险点变成“安全区”。

(四) 建立健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载体机制

一是深入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 大力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廉政文化和拒腐防变氛围, 全面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二是完善教育基地活动载体。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理论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优良传统教育基地建设。三是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台、校外园网、广播、宣传栏等都要开设廉政专栏或专题节目, 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对热点问题的引导。

(五) 建立健全强化责任、目标管理的督查考评机制

一是明确责任。按照建立健全党建工作长效机制和惩防体系建设、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 高校要把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列入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惩防体系建设任务落实督查考评的重要内容, 党委书记要切实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二是落实任务。根据年度工作任务, 制定反腐倡廉宣教工作责任目标和量化考核标准, 将任务层层分解, 逐项落实。三是注重结果应用。对考核成绩好的高校以表彰奖励, 对不履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职责、完不成工作任务或因忽视宣传教育而导致问题较多、群众意见较大的应进行通报批评, 要把反腐倡廉教育同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考核作用。

(六) 建立健全基础建设与配套建设相结合的工作保障机制

一是抓好队伍建设, 切实加强对宣教干部的培养、使用和管理。二是增加必要的现代化设备。高校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安排适当的经费, 逐步加大对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投入, 保障反腐倡廉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三是营造环境。要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逐步建立起一套反腐倡廉教育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八大报告

[2]宁夏教育系统廉政教育读本.

把网络反腐纳入“制度反腐” 篇9

与通常的实名举报方式相比,通过网络、微博实名举报,往往更容易见效,能够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形成舆论热点,进而倒逼有关部门启动调查程序。正因如此,举报人有必要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更大的责任,以免伤及无辜,损及他人的隐私和名誉。

但需要提醒的是,网络反腐也有其局限性,除了可能存在诬告、诽谤、误伤,或恶意泄露他人隐私等问题外,也存在监督对象和范围有限,调查效果具有一定偶然性等不足。民众乐见实名举报等网络反腐取得实效,但也不能期待太高,有关部门更要认真对待,既不能对举报的线索视而不见,又不能因为舆论的高度关注而“匆忙断案”,查清真相、依法办案,这才是可取态度。

而对于举报者,原则上,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即使举报有失实之处,也不应追究举报者的责任。因为基于公众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法律对官员隐私和名誉的保护有所限制。

不过,在当前声势浩大的反腐热潮中,无论是网民还是有关部门,或许还是应该多一分清醒和冷静。反腐成功与否,不能单以落马官员的级别或者数量来衡量。这方面,重庆昔日的“打黑”已经提供了某些教训。以史为鉴,做任何事情如果以大搞“运动”的方式去做,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运动式反腐”,会“人去政息”,反腐不能靠某个人去决定成败。中国吃这方面的亏已然不少,值得警惕。

民众希望看见的是“法治反腐”,须警惕的是“运动式反腐”。“法治反腐”,一方面是要在具体的个案中,以法治的原则和方式应对;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法律制度的建设。公民实名举报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反腐不可能靠个别人的努力以竟全功,仍需要完善基本的制度防线。

比如,由于缺乏财产公开等基础性反腐制度,相关部门对贪腐线索的发现、汲取能力不足;立足于内部自我监督的体制设计,难免会产生制度惰性,导致反应迟钝、行动力不足;程序上缺乏公开,也影响到查处结果的公信力等。在查处具体官员的同时,这些制度的完善更不能松懈。

网络反腐机制 篇10

腐败是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 (仅从狭义概念上对腐败进行剖析, 对于私营机构中商业贿赂等问题并不纳入讨论) 最近透明国际组织新近给腐败下的定义是:“滥用委托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由此可知腐败涉及的公共权力为国家在行政管理之中依据, 但为什么腐败能够产生于国家的行政管理权之中呢?

(一) 腐败与权力的关系

解决该问题首先需要关注这里涉及的两个概念———国家和公共权力,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社会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国家的本质特征, 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恩格斯如是认为。在笔者看来公共权力即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将个体的权利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组成的权力集合体, 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国家是公共权力的实施者, 公共权力在社会中则具体表现为政府, 政府根据让渡权利的成员要求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知公共权力滋生腐败的原因, 即是由于公共权力被让渡后, 与人民大众分离, 使根据公共权力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成员即政府公务员享有了普通公民所无法掌握的权力, 此种权力的分离性与强权性, 导致权利的让渡者即公民无法以个人的身份进行有效监管, 缺乏监管的公共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源头。综上所述, 虽然政府行政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通过社会契约让与的权利的集合, 理应为民服务尊重人民需求, 依法行使不得随意滥用, 但是由于让与后导致权力具有分离性和强权性, 无力的监管就导致了某些享有权力的政府成员为谋取个人私利造成的权利蜕化现象即是腐败现象。

(二) 从权力制衡思考反腐败途径

现行大多反腐机制均立足于三权制衡, 利用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制衡对权力蜕化的腐败现象进行监控, 而由于行政权力相对于司法和立法为腐败的现象产生的基础, 因此大多反腐败措施均针对行政中的腐败现象进行。故大多数国家首先通过立法和司法机关司法对反腐行为进行监管和惩罚。其次通过行政手段, 即依靠行政权力的自我监督, 阻止腐败的产生, 基于的理论是腐败与行政权力产生的基础相悖, 行政反腐可以自我清洁, 反腐更加快捷有效, 具体实践为香港廉政公署;中国纪委监察部和反贪局。

(三) 问题之所在

通过比较, 上述反腐机制中, 最有效率的反腐方法应为行政反腐, 原因在于行政行为具有高效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倍受青睐, 但是由于行政反腐的执行主体和职权实际隶属于政府, 而政府的行政权是滋生腐败的权力源, 让权力源自检则会因为其和腐败权力先天的关联性导致自身清理机制受到干扰, 这是行政反腐的先天不足之所在, 故导致许多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应最有效率的反腐败制度和措施收效甚微。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反腐机制大量运用了行政力量, 例如建立的廉政公署这一行政机构, 取得良好的收效。故本文将对其进行解析, 探究行政反腐的有效途径。

二、香港特区廉政公署作用探究

香港反腐机败制概况及廉政公署地位: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香港形成了以行政力量为中心的反腐败体系, 之所以重视廉政公署在香港整个反腐败制度体系中作用, 原因在于其为整个反腐败体系的动力源和第一线, 处于核心地位, 在香港的反腐败体系中, 廉政公署通过接受人民举报和相关资料的搜索确定涉及腐败人员启动搜集、调查程序以获取有关证据, 随后根据证据获得程度以及相关标准拘捕和监控涉贪人士, 随后将资料交由律政司, 由其决定是否检控相关的涉案人员, 律政司决定检控后由公署检控, 法院独立审判确定涉案人员罪行, 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是若案件只涉及轻微罪行, 而律政司司长认为检控并不合乎公众利益及当事人已承认所犯罪行, 廉政公署会向此类人员中的成人作出警戒。公署还会将公务员涉及行为不检或徇私舞弊的个案转街有关政府部门, 以采取纪律或行政处分。

通过以上论述, 香港反腐败制度的核心为行政反腐措施, 廉政公署打击监督打击腐败, 公务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从内部遏制腐败, 综合利用利用公共权力中的行政权力对腐败现象进行打击, 而在其中廉政公署制度是重中之重。

三、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特点及相关经验总结

实践表明, 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在香港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而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如此之大的作用, 离不开其极具特色的组织结构及运作程序。其特点归纳后, 主要表现为公署的独立性、运作体系的科学性、权力制衡性、群众性四点。

(一) 独立性

廉政公署的独立性是行政反腐败于香港成功的关键所在, 也是廉政公署运作的基础, 独立性主要从四个方面予以体现, 即是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首先, 机构独立是指廉政公署独立工作, 不对除行政长官外的任何机关负责, 依基本法第57条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 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故廉政公署由此享有超然的地位, 其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 其最高官员即廉政专员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其次为人事独立, 是指廉政专员享有人事任免权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管辖和限制, 公署职员采用聘用制, 虽仿照公务员模式进行管理, 但不属于公务员序列, 不受公务员需用委员会管辖。再次为财政独立, 该点在前文有所涉及, 即是指廉政公署所需经费由行政长官批准后在政府预算中单列划拨, 不受财政司等其他政府部门限制和管理。最后为办案独立, 根据前文中运作程序一节可知, 廉政公署办案署员依据《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等享有极为广泛的办案所需权力, 例如搜查、扣押、拘捕、审讯、携带枪支动用武力等等, 甚至于其还有拘禁场所。故廉政公署办案独立, 基本无需借助警队、律政司或者其他部门的力量进行。独立性是廉政公署成功的基石, 是行政反腐的关键之所在, 因为行政反腐实际是容易发生权力蜕变现象的权力本体进行的自检, 所以极易在自检之时受到自身干扰和阻挠, 只有将自检力量独立并进行加强才能有效避免由于先天的关联性导致的行政反腐先天不足。

(二) 运作体系的科学性

运作体系的科学性在上文廉政公署的运作程序中已经有所阐述, 在这里不加赘述, 仅做评述。廉政公署坚持惩处、预防、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了防腐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这归功于整个策略体系的构想与建设。

(三) 权力制衡性

权力制衡性实际表现为对廉政公署的监督制约机制, 《防止贿赂条例》和《廉政公署条例》为廉政公署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 确保廉政公署的权力受到限制, 保证廉政公署职员利用权力打击贪污而同时不会滥用权力。 (1) 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进行监督, 廉政公署向行政长官负责, 并且要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重要的政策事宜。 (2) 律政司监督, 廉政公署需要将相关的调查资料交由律政司进行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监控, 其自身无进行检控的权力, 该监督方法是对廉政公署权力不滥用的最大保障。 (3) 司法机关进行监督, 众所周知香港司法独立, 只有法院才能够做出判决, 除此之外廉政公署在行使某种权利前, 如扣留涉嫌人士的旅行证件, 须先获法院许可。 (4) 立法会监督, 立法会在监察廉政公署的工作中极为重要, 廉政专员及处长级人员必须出席立法会会议, 就政策大纲及申请拨款事宜回答医院的提问。 (5) 咨询委员会的监督, 行政长官委任各界知名人士, 组成独立的咨询委员会, 专门审查廉政公署的各方面事务。 (6) 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 该委员会专门检查及检讨任何对公署的工作程序或人员的投诉。 (7) 廉政公署内部调查及检查组的监督, 这是廉政公署内部的调查部门。

(四) 群众性

廉政公署在工作中不仅仅着眼于行政反腐手段自身, 还不断通过宣传等提高群众对腐败的认知程度, 鼓励群众加入到整个反腐的进程中去, 确立整个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信念。充分发动群众共同反腐是廉政公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之一, 也是其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所在。

四、结论

行政反腐是以行政权为载体的反腐模式, 其具有行政高效的特点, 相对于司法和立法的滞后性, 行政反腐更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反腐要求, 故对于行政反腐模式的探究有利于各国在当今社会面对腐败问题, 有效的打击腐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反腐机制体系即是以行政反腐为核心的成功反腐案例, 对其的剖析有利于中国其他地区反腐工作的进行, 有利于国家从整体上对反腐工作的布置和掌握。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反腐败进入了新的阶段, 各种理论都在试图从根源上和机制上对腐败问题进行遏制和解决, 在具体实践之中也取得大量成果。作为亚洲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的香港, 其反腐机制建设的成果有目共睹, 在这其中廉政公署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作为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能够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 适应了行政权力在当前不断扩张的时代背景, 验证了对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是可以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因此有必要对廉政公署的制度、法律、人员架构进行研究, 探究行政反腐的有效途径, 对中国行政反腐提供借鉴。

关键词：廉政公署,行政,权力,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社会学名词词条[EB/OL].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16.

[3]陈正云, 胡建泼.廉政之剑——香港廉政公署[J].是与非, 2001, (7) .

[4]陈永革.论香港廉政公署制度的特色及其对内地廉政法治的启示[J].清华法学, 2003, (2) :161-191.

[5]韦飞.香港廉政公署对中国大陆地区职务犯罪侦查权改革的启示[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10.

浅谈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机制的演进 篇11

关键词：反腐败;中纪委;监督形式;演进

中图分类号：D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76-02

一、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机构的演变

“机制”指一定机构或或组织与其机组织的机能，以及这个机构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反腐败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反腐机构，一个是反腐方式。实际上，机构的设立也是一种反对腐败的方式，但由于比较复杂，所以单独来讲。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机构的演进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机构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机构就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它是中共中央的检察监督机关，具有党风、党纪和反腐职能。早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中国共产党就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2]，即中纪委前身。在1928年，中共六大又选举产生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取代之前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又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取代中央审查委员会，李维汉为书记[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反腐败历程进入一个新时期，在1949年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朱德任书记。1955年，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书记由董必武出任。该机构一直持续到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也被迫撤销。[4]文革之后，为了重塑党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重建中纪委，并推举陈云为第一书记。中纪委一直持续至今，继陈云之后，乔石、尉健行、吴官正、贺国强、王岐山先后任中纪委书记。

（二）我国反腐败机构的演变特点。

从中纪委的演变的来看，它在我国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是不断加强的，它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地位越来越高。

从中纪委一把手的职位来看，王荷波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在1928年是中央委员，李维汉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任中纪委书记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在1955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改革开放之后，从陈云到王岐山，中纪委书记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可以看出，党对中纪委的重视程度是不断加强的，它的地位也是不断提高的。所以它在我国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是不断加强的。

2.职能越来越明确。

中纪委成立后，对于其职能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职能的规定比较模糊，1993年尉健行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2002年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次年2月十六届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把中纪委职能定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从而使中纪委的职能明确下来。

3.组织越来越独立。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纪委只是党委下的一个机关，受同级党委领导，陈云首先对其进行了改革，把在“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5]解决了个别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行为压住不调查、不上报的弊端。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标志着由陈云始创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从当初的“由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转变为“由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样就使中纪委越来越脱离党委的领导，开始独立自主的审查腐败案件，对于摆脱官官相护，惩治腐败行为具有重大意义，使中纪委越来越独立。

4.反腐形式越来越细化。

早期中纪委反对腐败主要是对内的监察监督，对外依靠群众运动，群众监督，但这个监察监督方式比较单一模糊，随着实践发展，这种方式越来越细化。在1987年，中纪委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了信访机制，继续重视群众监督的作用，并且使群众监督有制可寻，为更好的运用群众力量提供了条件。在2002年十六大之后，中纪委采取了另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和完善了巡视制度，使中纪委可以更好地主动出击，惩治腐败。2012年十八大之后，王岐山对巡视制度进行了改革，巡视组开始实行3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一次一授权，二是巡视的单位和地区不固定，三是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这三个不固定有利于防止巡视组内的腐败行为，对于更好发挥巡视组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5.打击力度越来越大。

我党素来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对于腐败行为坚决打击。1932年，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生由于贪污腐败被枪决，成为我党历史上因贪污被枪决第一人;红军英雄肖玉壁虽然战功赫赫，但由于贪污大洋3000多元，也被法院判处死刑。建国后，中纪委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也从未停止。在1982年，陈云打下了第一只打老虎是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这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的最高级官员。1987年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这是改革开放后因腐败被判刑的第一个省长，从此，“刑上省部级”的记录由此开始。2000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死刑，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不管一个人官多大，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一定不会逃过法律的制裁。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纪委的演变过程中，它的作用是不断加强的，国家越来越重视中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关的作用，并且采取各种措施来发挥它作为监督机关的作用，在反腐败斗争进入关键期的今天，中纪委将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的演变

（一）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的历史沿革。

反腐方式是指惩治和预防腐败所采取的措施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的演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群众运动。

在改革开放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最常用的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监督来惩治腐败行为。例如，1932年谢步生就是因为群众举报而被打下来的。利用群众运动惩治腐败最有影响的就是1951年11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1952年1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五反”运动。这两次运动充分发挥了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威力，让群众来举报各种腐败行为，其中，最有名的事例就是处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次运动雷厉风行，有力的打击了腐败官员的腐化作风，对于净化社会风气，保持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例如，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一些城市开展的新“五反”，和在全国农村展开的四清运动，这些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对于社会风气的净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出，有些运动存在一些过火的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开展群众运动要注意防止犯左和右错。当然，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并不是只采取群众运动，也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整风运动，毛泽东在1951年也制定了像《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样的法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以群众运动为主，其他方式为辅。

当时党采取群众运动惩治腐败行为也是有其原因的，第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腐败行为重视很早，但对于如何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并没有很具体的方法，开展群众运动简单直接，而且很有效果。第二，国际环境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群众运动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对我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2、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法规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入侵，导致官员的腐败行为加剧，但是大规模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已不太适合我国的实际状况，所以这一时期我党采取的反腐败方式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法规相结合的方式。如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了历时三年半的全面整党。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号召全党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等。在1998年，我党进行了一次时间最长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活动，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党性教育。2002年又开展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2004年又在全党开始了一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对共产党员开展思想教育，使官员不愿贪，从内铲除腐化堕落思想的根源。在进行对内教育的同时，我党也积极健全反腐败法律法规，对外加强监督与惩处力度，使官员不敢贪。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解决当前机关作风中几个严重问题的通知》，对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此外，一批批具体的法律制度也陆续出台，使反腐败斗争做到了有法可依，对于各级干部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使官员不能贪。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方式是某个时期我党反腐的主要方式，并不是全部方式，比如在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党也进行一些群众斗争，以上所说主要是其突出的方式。

（二）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的演变特点。

在我国反腐败方式的演变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反腐败斗争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无论是群众运动还是思想教育运动，甚至是确立各种法律法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也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领导核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种壮士割腕的决心和勇气，全面从严治党。

第二，反腐败方式的选择与时俱进。无论是毛泽东时期所采取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还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所采取的教育和法制方式，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都是顺应时代的选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央又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第三，反腐败方式日益多样化并相互配合。在我国反腐方式的演变过程中，几代领导集体注重综合方式的运用，在重视群众力量的同时，加强教育和惩戒，完善法律法规。尤其在近几年，在运用以上方式的同时，还创新了其他的方式，比如巡视制度，而且日益重视网络反腐等一系列新形势。2013年下半年，王岐山就开始推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建设，这些措施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套无形的制度笼子，使官员不愿贪，不敢贪，不能贪。

第四，反腐败由外在打击为主转向自身预防为主。由群众运动的外在打击到思想教育的内在预防为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党中央开始加大预防腐败力度，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由治标转向治本。

三、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方式演变的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程的整体演变来看，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是始终坚决的，从打击方式上来说，由重在打击转向重在预防，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运动反腐转向专项治理。

从我党的反腐败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要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人们群众是反对腐败的主力军，反对腐败也是为了人民群众更好地生活，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辛福生活，他们有切身的感受，因此在反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要更加重视制度建设。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使反腐败有法可依，有制可寻。全面依法治国，更要全面依法反腐，着力构建上层建筑，加强顶层设计，指导和规范我国的反腐进程。

腐败问题关乎国家命运，人民幸福，在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的现在，我们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决惩治腐败行为，保护人民权利，维护党的声誉，让腐败行为无所遁形，让权利在阳光下进行，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六卷.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第二卷、第三卷.

[3]李荣梅.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反腐败方式选择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理论研究，2009，05.

[4]李秋生.三反运动对于我党治理贪污腐败的启示[J].才智，2011，26.

网络反腐机制 篇12

一、创新财政运作机制是源头治腐的重大举措

(一) 财政工作“治腐”和“防腐”的双重性

政府的一切收支活动最终都会通过资金运动反映出来, 都离不开“钱”, 正因为钱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万能等价物作用, 才使它具有了两面性, 管好用好了钱, 就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抵制和杜绝腐败;反之, 它就会使私欲膨胀, 使人性扭曲, 成为不法分子贪污、挥霍、掠夺的对象。诸多腐败的根源尽管可以集中反映在权、钱、物问题上, 但终其根源仍是“钱”, “钱”是一切贪污腐败问题的根源。要反腐倡廉, 归根结底一句话, 就是要管好“钱”、用好权。财政部门掌管政府资金的分配, 监督着政府资金的使用, 管好财、用好财是财政部门的天职, 所以说, 财政工作是遏制腐败的源头工作。另一方面, 财政工作时刻与“钱”打交道, 实行财政改革后, 财政资金的收、拨更加集中, 财政资金的管理更加严密, 财政资金的监督更加细致, 必然导致财政部门的职责越来越重, 权力越来越大, 同时也增大了财政干部违法乱纪的可能性。作为各级财政部门如何既确保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又能做到“常在河边走, 就是不湿鞋”, 是财政队伍建设需要常抓不懈的问题。

(二) 推行体制改革是财政源头治腐的制度保障

治理腐败, 要标本兼治, 治标是指惩腐于既然, 治本则是防腐于未然。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治本, 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 创新机制, 加强法制制度建设,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财政部门作为源头治腐部门, 惩治贪污腐败责无旁贷, 不能仅仅只治标, 组织几次事后监督检查就算了事, 同样必须不断地创新机制, 深化各项改革, 与国际接轨,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 用科学、完善的财政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预防和惩治腐败。通过各项配套改革的实施, 将财政监督贯穿于财务收支活动的全过程, 变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监督, 变间接监督为直接监督, 使各部门、单位的资金存量、收支流向都处在财政宏观监控之中, 把违规行为消灭在萌芽期, 初步形成具有前瞻性和预防性的财政监督机制, 从体制和源头上构筑资金安全防线, 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三) 规范权力运行是财政惩防腐败的科学手段

只有通过建立规范、健康的权力运行机制, 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运行, 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财政部门要结合财政工作实际, 突出重点领域, 把资金拨付、资产处置、政府采购、行政许可等易于发生腐败的部门作为制度建设的主攻方向, 从预算管理、支出管理、资金管理、监督管理等财政工作的各方面, 进行权力梳理和规范, 最终形成权责明确、流程严密、制衡有力、监管有效的权力运行制度体系和监督机制。通过强化监督约束机制, 打造阳光财政, 有效预防腐败问題的发生。

二、全面深化财政改革, 构建系统的防腐拒变机制

要在财政工作中构建起防腐拒变的科学体系, 就必需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 积极推进和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以政府非税收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财政改革为依托, 规范财政资金的收入、分配、支付、使用和监督, 利用不同改革之间既各有侧重、相互区别, 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配套的关系, 推动各项改革之间的协调发展, 最终从财政工作的不同环节、不同方面构建科学全面的防腐拒变体制。

(一) 推进非税收入改革:规范收缴, 截断“小金库”资金来源

非税收入, 顾名思义就是各预算单位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不仅包括单位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应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 同时也包括国有资源 (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彩票公益金、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在多年来的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 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少数部门、单位对非税收入的财政属性缺乏正确的认识, 把收取的政府非税收入视为单位的自有资金, 在思想上存在抵触情绪, 个别单位隐瞒收入、不足额上缴以及坐收坐支等问题依然存在;有人认为非税收入不形成真正的可用财力, 虚增了财政收入, 在思想上不愿管;有人甚至把非税收入管理与“三乱”混为一谈, 在工作中不敢管等等。二是征管手段落后, 非税收入的票据核销、收缴方式、稽查监管等环节都处于手工状态, 没有实现财政、执收单位、代收银行之间的网络连接, 管理手段严重滞后于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客观要求。三是执收行为不规范, 该取消的项目不取消, 不该减免的越权减免, 擅自调整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搭车收费等现象屡禁不止。四是资金管理不到位, 部分非税收入游离于财政监管之外。

深化非税收入改革, 是适应财政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重要举措。应该从管理范围、收费票据、网络系统、账户设置等环节进行彻底改革, 建立起“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模式, 实行“票款分离”和“收缴分离”, 严把收费项目、票据、银行账户等关口, 多管齐下, 有效遏制乱收乱罚、截留、挤占、挪用和坐收坐支等现象的发生, 截断“小金库”资金来源。推进政府非税收入收缴制度改革, 财政管住了单位的“收”, 提高了政府资金综合利用率, 充分发挥非税收入在规范财政收入、推进财政改革、预防职务犯罪、源头治腐等方面的作用, 是实现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要求。

(二) 加快部门预算改革:规范财政资金分配, 硬化预算约束力

财政预算是部门在一定时间内 (即一个预算年度) 的全部预算收支计划。以前, 我国预算收支指标的测算基本上采用“基数加增长”的方法, 是在上年支出基础上考虑下年度新增支因素后确定, 这种方法虽然简便, 但存在诸多弊端。一是预算不能客观反映各预算部门的现实需求, 各部门经费多少, 不是取决于事业的发展, 而是取决于原来的基数, 基数大的钱多, 基数小的钱少, 部门之间苦乐不均。二是执行中追加频繁, 预算的法律约束力软化。由于财政收支预测不准, 执行中只能不断追加和调整, 形成“一年预算, 预算一年”的状况。三是预算项目过粗, 未细化到部门和具体项目, 发挥不了预算对经济活动的约束作用。四是预算执行前紧后松, 突出表现在预算拨款不均衡, 当年的预算资金尤其是专项资金往往在下半年才下达, 有的甚至到年底才能到位, 由此使一些支出项目在当年很难完成, 个别项目因错过了实施时间而被推迟或不能实施, 造成大量资金沉淀。

要深化部门预算改革, 进一步实行“零基预算”, 按定员定额标准安排人员经费, 按定额标准及调节系数合理安排公用经费, 按调整结构保证重点要求, 妥善安排专项经费, 统筹预算内外财力, 保证预算内外资金一起进“笼子”。部门预算改革, 首先能规范财政资金分配, 各单位资金的拨付仅以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为依据, 资金的整个划拨过程双向透明, 资金管理规范化、程序化、公开化, 同时也增强了单位按预算、按进度用款的自率意识;其次是增强预算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提高了预算内外收支有机结合的层次和财政资金统筹利用的程度, 扭转了部门间经费水平因预算收入能力不同产生的差异, 遏制了预算单位用款的随意性、无计划性, 使单位在经费支出中违规的可能性相对减少, 强化了预算的约束力。

(三) 深化国库集中收付改革:消除单位自留地, 做到单位“花钱不见钱”

国库集中收付就是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 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其核心是资金缴拨集中, 概括而言, 就是实现“两个直达”, 即收入直达国库, 支出直达商品和劳务供应者。其改革内容简要地讲就是要“建立一个体系、规范两个程序, 明确一个范围”。一是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二是规范收入收缴和支付程序, 三是明确国库集中收付的资金范围, 分为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两部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 在收入方面, 所有的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 征收机关和执法机关设置的各种过渡账户不复存在。在支出方面, 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时将从国库账户中直接划入商品供应商和劳务提供者账户上, 各预算单位银行账户随之取消。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首先提高了财政国库资金调度使用效率, 减少了资金的拨付和划转环节, 有效地回笼了财政国库资金, 使分散在各单位的财政资金集中在了一起, 可以发挥整体效应, 有利于财政部门加强对资金的统一调度和管理, 也增强了财政对社会公共需要的保障能力;其次是强化了财政资金的监管力度。国库集中支付后, 在各部门领导干部与其支配资金之间设了一道审核关卡, 卡住了干部以权谋私的通道, 加强了财政资金监管;三是保证各部门集中精力搞建设。国库集中支付对资金的拨付按指标分配、按进度拨款, 使各部门和单位不必像以前每月到财政部门要钱, 跑预算的追加, 也不会再因为资金供给上的旱涝不均而影响专项工作或松或紧, 消除了各部门在资金保障上的后顾之忧, 促使各部门能够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事业发展上。同时由于财政资金从国库的统收统支, 消除了各项收入原先在单位形成的自留地, 做到了单位收钱花钱却不见钱, 有效防止了以权谋私、以钱谋私的行为。

(四) 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精细用钱, 保证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它将各单位的采购项目划分为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两类, 分散采购可由采购人自行组织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集中采购则由各级政府依法设立政府采购监管机构和采购代理机构共同执行。其中政府采购管理机构负责对采购项目的审查审批及具体采购过程的监督管理, 而采购代理机构则专门负责采购项目的执行。各部门各单位的采购项目涉及到当今商品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原有的采购模式中, 从采购方式的选择、供应商的确定到商品价格的交易中, 控制、制约、监督程序不到位, 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利益的诱惑, 人情、亲情等直接、间接社会关系的影响, 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和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行为。

政府采购改革按照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通过完善的管理制度、规范的运作程序、公开的竞争机制, 使得采购机关、供应商和资金管理部门三者的内在目标一致起来, 确保了各部门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物、最完善的服务、最放心的工程, 降低了采购成本, 保证了采购质量, 提高了采购效率。利用各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和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 创造供应商相互之间良性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确保了最低的采购价格和最佳的采购质量, 并打破了原先单位在采购方式上和采购区域上的拘泥, 采取公开招标定点采购、单一源头谈判采购、协议供货制度、电子采购卡制度、网上电子竞价采购等多种采购方式, 方便了单位不同的采购要求, 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梳理规范权力运行, 探索反腐倡廉新方式

(一) 建立科学的岗位权力运行机制

所谓科学的岗位权力运行机制, 就是在规范岗位权力上, 要做到“四化”。一是权力清理明析化。对财政系统所有内设机构行使的权力进行一次彻底大清理, 梳理出权力种类、掌握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和核心机构, 对权力的各种风险进行排查, 找出廉政风险点和工作效能风险点, 为规范权力运行夯实基础。二是权责分配对等化。对清理出的各类权力, 分别明确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按照“有权必有责、权责必相等”的原则, 建立权力与责任相互制约机制。通过对权力结构的适当分解和合理优化, 逐步建立起财政预算、执行和监督“三位一体”的相互分工、互相监督的财政运行机制, 不断健全相对独立和高效的内控监督机制, 从源头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水平, 消除腐败赖以生存的空间。三是权力行使制度化。对各项权力涉及的有关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将每一项权力的行使纳入制度轨道, 完善财政改革与管理、政务公开、行政审批、综合管理、收支管理、行风及廉政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防止职务犯罪, 达到权力行使制度化的目的。四是权力监督透明化。通过政府部门网站、财政门户网站、报刊杂志等渠道, 将财政部门各项权力进行公开, 将财政权力运行监督工作社会化, 使财政内部循环监督机制更趋完善。

(二) 接受群众监督, 打造阳光财政

要规范权力运行, 就要让权力时时处在严格的监督制约之下, 其实质就是让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这就需要不断扩大和保证人民群众对财政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因此, 在新形势下强化监督的重要手段和内容就是打造透明财政, 推行阳光作业。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使公共财政在阳光下运行的体制机制, 使财政部门更好地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 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 创造人民群众能够监督、方便监督、敢于监督的条件。公开管理和监督制度, 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 转变工作作风, 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公开、透明的“阳光财政”。将财政部门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业务工作流程、办事程序向社会公开, 将有关财政工作的法律、法规、文件、制度公开, 将每年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决算以及各类专项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进行公开。同时, 不断扩大监督面, 使财政工作和财政改革始终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形成硬约束, 确保财政资金“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真正体现“为公理财, 为民服务”的宗旨。

(三)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强化内部管理

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任务能不能完成、事业发展能不能搞好、防腐拒变能力强不强, 其核心就在于干部队伍有没有管好。“两手共抓”就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抓, 首先要在工作上不断引进各种竞争奖励机制, 激励大家刻苦钻研、你追我赶、积极进取, 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主动性。二是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让干部职工内部有动力, 外部有压力, 保持干部队伍青春蓬勃、健康奋进的状态。三是要狠抓思想教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应始终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作为全面推进源头治腐工作的首要任务, 通过宣传教育和带动感化, 提高干部职工思想认识水平, 增强工作责任感, 消除麻痹和懈怠情绪, 切实做到勤政为民、廉洁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