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

反腐（精选12篇）

反腐 篇1

最近,几起公民在网上实名举报官员腐败的新闻引起关注。而随着雷政富、李春城等高官相继“落马”,很多人更是对“网络反腐”抱有期待。但长远来看,“网络反腐”只能是对制度反腐的补充,不能替代制度反腐。

与通常的实名举报方式相比,通过网络、微博实名举报,往往更容易见效,能够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形成舆论热点,进而倒逼有关部门启动调查程序。正因如此,举报人有必要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更大的责任,以免伤及无辜,损及他人的隐私和名誉。

但需要提醒的是,网络反腐也有其局限性,除了可能存在诬告、诽谤、误伤,或恶意泄露他人隐私等问题外,也存在监督对象和范围有限,调查效果具有一定偶然性等不足。民众乐见实名举报等网络反腐取得实效,但也不能期待太高,有关部门更要认真对待,既不能对举报的线索视而不见,又不能因为舆论的高度关注而“匆忙断案”,查清真相、依法办案,这才是可取态度。

而对于举报者,原则上,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即使举报有失实之处,也不应追究举报者的责任。因为基于公众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法律对官员隐私和名誉的保护有所限制。

不过,在当前声势浩大的反腐热潮中,无论是网民还是有关部门,或许还是应该多一分清醒和冷静。反腐成功与否,不能单以落马官员的级别或者数量来衡量。这方面,重庆昔日的“打黑”已经提供了某些教训。以史为鉴,做任何事情如果以大搞“运动”的方式去做,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运动式反腐”,会“人去政息”,反腐不能靠某个人去决定成败。中国吃这方面的亏已然不少,值得警惕。

民众希望看见的是“法治反腐”,须警惕的是“运动式反腐”。“法治反腐”,一方面是要在具体的个案中,以法治的原则和方式应对;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法律制度的建设。公民实名举报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反腐不可能靠个别人的努力以竟全功,仍需要完善基本的制度防线。

比如,由于缺乏财产公开等基础性反腐制度,相关部门对贪腐线索的发现、汲取能力不足;立足于内部自我监督的体制设计,难免会产生制度惰性,导致反应迟钝、行动力不足;程序上缺乏公开,也影响到查处结果的公信力等。在查处具体官员的同时,这些制度的完善更不能松懈。

通过建立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来防贪和反贪,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我国的反腐工作,最终也必须立足于制度反腐。网络反腐,亦应纳入制度反腐的框架之中,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以使其发挥更大威力。摘自《新京报》

反腐 篇2

中国财经报网 2013-05-08

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近年来，随着政府采购范围的扩大，政府采购活动中滋生腐败的触点增多，发散面增大，运用“制度+科技”的手段加强政府采购领域廉政防控，深化廉政执法和廉政惩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政目标,是贯彻十八大精神，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切入点。

一是建立政府采购廉政信息网。

建立政府采购廉政专网，设立法律法规、反腐论坛、案件警示、反腐热点、曝光台、监督台、在线培训、在线咨询，举报热线等栏目，各省财政部门建立廉政分站，与政府采购廉政专网链接。加强对政府采购廉政法律法规的宣传，为各采购当事人维权提供法律咨询，畅通问题反映渠道。加大公众对政府采购行为的广泛监督，探讨政府采购及相关领域反腐热点焦点问题，反映各地反腐倡廉新举措，对财政监管部门、采购人、采购执行机构员、供应商、评审专家等政府采购当事人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罚决定曝光公布，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件以警示片的形式给予警示教育，把政府采购置于阳光之下，助力阳光采购。

二是建立电子监控系统。

制定《政府采购活动开评标现场的监控管理办法》，统一政府采购开评标现场标准，设立监控系统，对集中采购机构、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各单位自行组织政府采购活动时的开评标现场，适时进行远程动态联网监控，将开评标现场主持人、评审专家、采购人代表的言行通过音视频网络传输到各级财政、监察部门、采购单位纪检监察部门、采购执行单位纪检监督部门，加强对开评标现场的实时监控，对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及时予以纠正，实现政府采购重点环节的事中监督。

三是建立电子监察体系。

对于每个采购项目从采购预算编制、采购计划审批、采购活动受理、采购文件编制、采购信息公告发布、供应商投标、项目开标、评标、中标通知书发出、采购合同签订与项目验收、统计信息报送、档案归档管理，每个环节都置于信息系统内，形成一个完整的采购流程，同时整合协议供货、网上采购等不同采购活动流程和执行内容，建立电子监察系统，监管部门的监督人员可通过这一系统全方位的对政府采购的所有主体和全部环节进行监督，让权力运行透明起来，扫除采购活动中“暗箱操作”的空间。同时在每个环节设置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系统，通过对比，智能地发现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通过系统报警，达到及时预警、及时纠偏、纠错的目的。每个环节设置办理时限，可实现审批环节的效能管理和项目完成情况的绩效管理，有效提高采购工作效率。

网络反腐——反腐途径新探索 篇3

关键词:网络反腐;网络监督;制度化;法制化

一、引言

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传媒已经成为重要的舆论工具,民众的民主参政意识的不断提升,在网络上了解国家的政务,发表自己的意见,行使监督权利,拓宽了监督的途径。一项调查关于公众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网络曝光”(见图1)。另一项网上调查显示,有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网络反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表1所示。随着被网络曝光问题的官员的迅速下马,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网络反腐越来越受到民众的青睐?网络反腐的利弊何在以及现状如何?如何对其进行正确地规范和引导,使其在反腐过程中发挥最大效用?根据以上问题,本文拟从网络反腐的涵义与利弊进行剖析,接下来对网络反腐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提出对策与措施,最后进行小结。

考察2007-2009年以来网络反腐的成功案例,可发现网民通过网络监督、举报手段使得一批腐败分子应声落马,而且在最近几年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势头越来越强劲,网络反腐已成为反腐败的一种非常有效的路径与方式,越来越得到广大网民的青睐和认可,网络反腐已成为新兴的最有效的大众反腐形式。

二、网络反腐解析

网络反腐实质上是一种舆论监督,即社会公众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手段,在网站、论坛、博客等空间,通过短信、QQ、MSN等新兴媒介,从善治的角度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的言行予以道义上的审视、评价和督促。

从理论上看,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的反腐方式,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网络沟通快捷,成本低廉,克服了传统信访方式等存在的障碍,有利于减少举报信息在逐层传递过程中可能失真甚至泄漏的风险。其次,网络举报具有匿名性,能够使检举人及其亲友遭受打击报复的风险大大降低,使举报人减轻举报的心理负担。最后,网络对政府实行舆论监督的力度比传统媒体更大,对民意的反映更为广泛、迅速,对腐败官员的检举更容易形成集群的互动。

然而,网络反腐毕竟是新生事物,它在促进反腐倡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一是匿名性固然可以使检举人获得安全感与主动性,但有些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这一特点,对他人进行恶意造谣、诽谤。一旦得证与事实不符,不仅浪费相关部门人力及财力,也会打扰被检举人的生活,损害他们的名誉。二是举证困难。由于信息不对称,举报公民难以掌握详尽的一手资料与贪腐证据,通常是只能搜集浮在表面上的证据。三是网络反腐的信息缺乏权威引导,很多信息还未被验证便在网上充斥,这样会造成对他人无谓的困扰,也会淡化人们的法律意识。

三、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

第一,网民数量逐渐增多,但地区不均衡,网络反腐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截至目前,中国网民人数达到4.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网民地域分布差异明显,据调查显示,东中西部发展差异较大,数据差距显著。东部网民网页浏览量占到了全国网民网页浏览量的67%,超过了中西部网民数总和。另外,城乡的网民数量也是相差较大,互联网在城镇的普及率是44.6%,在农村仅为15%。在广大农村,群众对网络监督的概念还是非常模糊,网民的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由于非理性的存在,有时容易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情绪化,会使网络舆情容易失真。总之,网民的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网络监督的代表性不够充分,利用网络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第二,民间与政府在网络反腐上还没有真正形成和谐统一。在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网民的网络举报,一旦触及到一些官员权力利益的这个“核心”,他们就不惜采取违法手段进行排斥、打压。有的地方部门研究网络技术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对反腐的网民进行打击报复。一些非理性的网民在网上暴露一些官员的隐私,而且进行讽刺挖苦、谩骂诽谤,使网络蜕变为令人生畏的“舆论暴力”。有时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网民在网上肆意地公开信息,这样容易让被举报对象事先串供或销毁证据,这样不但加大了查处难度,也使举报人陷于被追究诽谤责任的被动地位,影响司法工作的进行,造成了网民反腐的困惑,民间与官方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和谐状态。

第三,网络反腐各种监督力量整合不够,没有完全纳入制度的轨道。表现为:一是网络管理制度不健全。网站运营机构还没有形成一种理性的态度监管网络上的信息,监督网民的网络行为。我国当前维权较活跃的民间反腐网站,大都存在参差不齐、处于经营无序的现状。网络上有不同的信息,真假难辨,民众不知通过何种正确的途径进行检举,一旦信息错误或失真,就有可能触犯法律或受到连带责任,加重了网民的心理负担。二是官方反腐网络建设并不是十分健全,也没有采取多种宣传方式,提高官方网络反腐途径的群众知晓度。由官方牵头对民间网络反腐网络的统一管理,民间积极参与的网络反腐工作格局还没有形成统一。

第四,网络监督、网络举报的法律并不健全。湖南株洲市出台的全国第一个利用网络反腐倡廉文件《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开启了我国网络反腐机制化的先河。但是,这些法律规章仍然存在很多的不完善之处,比如隐私权、言论自由等并没有通过明文法律规定,有关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建设步伐远远跟不上互联网的发展速度,网络监督不能在法制化轨道上运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在我国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侵权犯罪在网络上发生异化,网络舆论监督难以在适当的法律法规范围内进行,致使侵权和“网络暴力”存在和蔓延,违法或侵权现象难以处理和纠正。

四、网络反腐的发展与完善的举措

第一,从监督主体角度,扩大网络覆盖面,进一步提高网络监督主体的素质。从政府角度看,政府应进一步扩大网民的覆盖范围,加强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网络普及程度,提高网民参与的广泛性,确保社会各领域的人员能参与到网络反腐的行列中来,使反腐人员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地进行网络举报,从而更有效地积极推进网络监督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从网民自身看,需提高网络监督主体的整体素质,加强自律,努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强化社会意识、法律意识。在揭批腐败问题和现象的过程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性思考,努力提高对腐败信息的鉴别力,提高和深化对网络监督举报的认识,不参与由腐败事件或信息引发的各种形式的网络暴力。

第二,从公共关系角度,提升民间与政府网络反腐的和谐度。政府官员首先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廉政网络建设的重要性。廉政网络的运用是一项全新的领域。迎接网络时代对廉政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挑战,发挥廉政网络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强化培训,提高干部队伍信息技术水平。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更要做到业务与电脑兼通,把信息化专业人才充实到纪检监察队伍中来,推进网络监督管理建设。再次要加强网络反腐倡廉文化建设,增强网民与官方的互动,强化网民对网络监督的理性思考。把反腐倡廉网上宣传工作作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此外,对于群众通过网络投递的各种举报,要高度重视,确保诚信,予以保护,纪检宣传工作只有深入群众,引起共鸣,才能取得真正的实效,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能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第三,从制度化角度,进一步加强完善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健全网络反腐责任机制,保障举报信息的及时处理与反馈。通过严格的责任捆绑和明确的问责程序,确保职能部门对网络举报保持“敏感度”,并形成一条通畅的网络反腐专门处理渠道,坚决打击各类腐败现象,为网络反腐提供制度化出口,从而使网络反腐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完成网络反腐由“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转轨。

在配套机制上注重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要想使公众的舆论监督权得以有效行使,其前提条件是政务信息透明、公开,官员财产信息透明。目前,我国缺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反腐行为带来了难度。所以,网络反腐更需要政府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化、透明化,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与公开制度,提高腐败“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受罚成本”,加大反腐败的成本投入,发挥某些经济规律的内在调节作用,来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为网民知晓政府并监督政府提供条件,使网络反腐败机制更加畅通。

第四,从法制化角度,完善网络反腐立法。首先,纪检监察、信息、司法等部门可配合立法机构加快网络监督立法,将网络监督纳入法治轨道,完善网络监督的法规制度。强化对网络反腐的法律规范与约束。其次,加强网络监督管理立法,完善网络举报人安全立法,建立网络反腐奖励与网络反腐特殊保护制度。为了保障检举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的安全,对其奖励应该是通过特殊的途径和方式进行。对网络反腐者还应该给予其特殊保护,使其免受打击报复,免受司法部公正追究。再次,在司法救济上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事实证明,举报的网民如果在受打击后一旦得不到司法救济,就会形成一种“寒蝉效应”:更多拥有反腐线索的网民,因为担心得不到司法保护而不敢出声,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可以考虑将由于网络反腐所引起的诉讼案件的管辖采取异地管辖或由高级法院管辖,这样,可以避免同级权力机关对司法的不当干预。

五、结束语

网络反腐已成为一种新的反腐途径,网络监督,使广大网民提高了民主参政的意识与热情,并且得到广泛的支持与拥护,网络反腐在近年来也不断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增强网络反腐制度化与法制化,大力推行网络反腐文化,进一步提升网络监督主体的素质,并与传统的监督方式结合起来,优势互补,扬长避短,使舆论监督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才能让网络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监督社会的重要载体,为广大群众参与反腐提供新的渠道,将网络监督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

参考文献:

1、李尚旗.从民间到政府——网络反腐的路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0(3).

2、傅达林.聚焦“网络反腐”[J].民主与科学,2009(3).

3、胡庆亮.网络反腐的动因、争议与治理[J].理论导刊,2010(2).

4、王瑞娟.网络监督:反腐倡廉的新途径[J].理论探索,2009(6).

反腐 篇4

岁末年初, 记者对2011年反腐倡廉进行了梳理, 从一系列关键词中可以看到我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 也可以感受到从政府到民间与腐败现象的不懈较量。

严惩贪官

2011年1月6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外宣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新年伊始, 政府部门的一位高官被宣布查办, 一时间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

一年来,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 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统战部原部长宋晨光,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等因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等被法办。

严厉惩处腐败高官, 合民心、顺民意。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一系列腐败贪官被查处, 说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 说明我们反腐败的工作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对任何腐败分子, 不管涉及谁, 都要坚决一查到底, 绝不姑息。

治理公车

2011年, 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超编超标配备公务用车、违反规定换车借车、摊派款项购车、豪华装饰、公车私用等突出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开展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一年来, 公车治理成效显著。截至目前, 全国党政机关共发现违规车辆17.26万辆。

时至2011年年底, 有关部门发布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 明确要求申报公务车目录的轿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8升, 价格不超过18万元。同时, 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中, 细化了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并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公务用车社会化改革。

“车轮腐败”是人们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专家指出, 顺应人民期待, 加快公车改革, 方能从源头上遏制车轮腐败。在这方面, 仍需要探索经验, 稳步推进。

剑指“三公”

2011年, 对于因公出国 (境) 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公务支出, 国家出台系列举措旨在遏制“三公”消费: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 要求中央预算部门率先晒出“三公”消费账单……

6月底,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一个月后, 中央90多个部门陆续公布了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情况和2011年预算情况。从部门数量上看, 公布结果让人欣慰, 但欲说还羞的公布历程、语焉不详的公布结果, 让人们感到这距离真正的公开、透明还有很大距离。

过高的行政成本, 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专家指出, 下一步应该更多从制度和法律层面, 保障“三公”经费公开, 遏制“三公”乱消费。

防治“卡腐败”

当前, 一些地区和部门利用购物卡进行公务消费、送礼行贿的风气愈演愈烈。2011年5月, 国办转发央行等七部门制定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 采取实名登记、限额发行、非现金购卡等措施向“卡腐败”宣战。

半年来, 为防止规范管理工作走过场, 监察部加大执纪执法力度, 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央行制定《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向公众征求意见;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两次商业预付卡市场专项检查。

但从实践情况来看, 对购物卡的规范管理虽然取得一定成效, 但遭遇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境。业内人士指出, 购物卡市场环境的整治不是一日之功, 既需要多方协同努力, 更需要探索长效机制。

换届监督

从2011年开始, 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以及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将陆续展开换届工作。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干扰换届秩序等, 是换届期间最容易发生的问题。

换届伊始, 中纪委、中组部总结近年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实践经验, 针对换届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明确把“5个严禁、17个不准”作为换届工作的“高压线”, 作出“5个一律”的处理规定。4月11日, 通报了山西省太原市原市长张某、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油洋乡干部严某违反换届纪律案件的查处情况。

从目前情况看，这一轮换届保持了风清气正。中组部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社会对换届风气的评价达 82.06 分。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同时指出，换届尚未结束，对一些人“浑水摸鱼”的企图和行为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坚持严厉查处。

网络反腐

2011 年，在党和政府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网络进一步成为民间反腐的重要阵地。一年来，一批“问题官员”因“网”落马。

今年以来，湖北巡视组天价公款花费、中石化天价酒、昆明等地官员艳照门、毕节官员强奸女教师等一系列的热点事件，在网络舆论的监督下，涉案当事人被立案查处，受到了党纪政纪乃至司法的处分。

网络反腐从虚拟空间落脚现实，对一些官员的行为形成无形的监督。这种监督形式已经得到很多地方纪检监察部门的重视，并纳入反腐实际行动和机制中。

有关专家指出，网络为反腐败提供了公众参与的平台，但与网民的期待仍有一定差距。如何运用网络实现良性依法监督，是纪检监察部门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官员问责

2011 年，我国加大了对违纪违规官员的问责力度。与此同时，问责官员的悄悄复出现象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2011 年 9 月上旬，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国务院纠风办通报了对今年上半年 6 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 57 人，其中副省级 1 人，市厅级 4 人，县处级 20 人。对于“问题乳粉”、重大火灾等一系列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员也受到了严肃处理。

反腐 篇5

努力开创反腐倡廉工作新局面

2010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更为复杂的一年，也是确保“十一五”规划顺利完成的关键一年，对湖南烟草工业系统来说，既是发展任务很重、压力很大的一年，也是抓住机遇做大做强、为实施国家局新的战略目标打下基础的关键一年。在新的一年，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各项工作，对于保证湖南烟草工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服从和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监督保障作用，确保公司各项改革发展措施落到实处

在1月份召开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国家局党组明确提出“532”、“461”的新战略发展目标，把“卷烟上水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行业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战略任务。公司的反腐倡廉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服务这一大局，确保“卷烟上水平”各项措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一要加大执行政治纪律的力度，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当前，要突出抓好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认真执行全会《决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最近召开的全国“两会”精神。

二要把是否落实了公司党组、董事会的重大决策；是否落实了公司的生产计划、质量指标、安全指标、节能降耗指标；是否落实了预算管理、经济目标管理；各级领导是否履职尽责作为监督检查的工作

重点。

三是继续学习贯彻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严格实行问责制。

四是纪检监察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发展大局。要坚持惩治腐败者，保护改革创新者的原则，盯紧公司生产经营的重点领域、热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资金流向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要积极探索如何为市场拓展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缓解原料瓶颈服务，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服务，为干部的成长进步服务，真正做到促进而不是促退“卷烟上水平”。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三个文件精神，进一步从严管理党员干部

一是要对党员干部从严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坚持把廉洁从业教育贯穿于党员干部培养、管理、使用全过程。要通过坚持党组（党委）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制度，提高中心组学习质量；开展形式多样的经常性的警示教育；建设学习型企业，抓好党员干部的在职自学；开展大规模的干部培训等途径，从严教育党员干部，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观念。

二是要从严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当前要着重树立五个方面的良好形象：第一，要树立践行“两个至上”的形象。第二，要树立对社会负责的形象。第三，要树立实实在在干事的形象。第四，要树立学习、朝气、阳光的形象。第五，要树立烟草行业风清

气正的形象。

三是要对党员干部从严监督，保证权力的健康运行。要严格按照《廉政准则》提出的要求和规定，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着力解决涉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突出问题，规范权力的运行。

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公司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一要深刻理解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筑牢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道德防线的重要基础。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各项部署的具体措施。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构建公司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迫切要求。

二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建设。一是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党员教育和学习制度、主要领导同志定期讲廉政党课制度和党性定期分析制度，建立健全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洁教育、任前廉政培训教育等制度，保证反腐倡廉教育落到实处，富有成效。二是在反腐倡廉监督制度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决策监督机制和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完善和规范党委向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决策失误纠错改正和责任追究制度、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

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以及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力度。三是在预防腐败方面的制度建设，重点是规范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权力配置科学、界限明确、行使依法、运行公开。四是在惩治腐败方面的制度建设，主要是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建立腐败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建立健全查处案件协调机制和重大案件督导督办机制；建立健全违法违规办案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和完善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奖励举报人的制度，保证惩治腐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三要着力抓好反腐倡廉制度落实，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

一是要深入宣传教育，增强遵守制度的自觉性。要把反腐倡廉制度宣传教育纳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整体工作之中，作为反腐倡廉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统一安排部署，统筹组织落实。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制度的透明度、影响力和知晓率，使广大党员干部广泛了解制度、高度认同制度、有效监督制度执行，增强恪守制度的自觉性。

二是要加强监督检查，增强执行制度的实效性。要针对权力运行中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监督办法和监督检查程序，规范监督职权，强化监督责任，使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效实施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查处。要进一步扩大公开和民主，健全落实办事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用制度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内容，对执行制度不力的坚决追究责

任。要加强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制度的行为，切实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强化制度的约束力和公信力。

三是要完善惩戒机制，增强落实制度的严肃性。要加强责任追究和领导问责，强化对责任追究和惩处制度的落实，对制度执行不力的要按相应制度规定进行严肃追究。要把惩处作为强化监督制约的重要手段，不断改进办案方式和方法，不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保持查办案件、严惩腐败的强劲势头，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要深入剖析腐败行为易发多发部位和环节，认真研究腐败案件发生特点和规律，针对案件中暴露的问题，举一反三，查找制度性方面原因，以更加有效地减少和预防腐败行为发生，铲除腐败现象滋生土壤。

切实履行反腐倡廉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加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组织领导，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水平

一是各单位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反腐倡廉建设的政治责任，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各单位的一把手务必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营造本单位、本部门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二是要抓好反腐倡廉工作责任分解。各单位各部门都要根据自身职能和领导干部岗位职责，细化工作责任，落实责任主体，明确目标要求。要抓好责任考核，加大考核结果在单位经济责任目标考核中的比重，切实形成落实责任制考核评价的激励机制。要抓好责任追究，对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严格追究责任。要发挥好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各职能部门要密切

配合，形成合力，努力营造反腐倡廉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是大力支持各级纪检监察机构积极开展工作，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要把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列入议事日程。要在提高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素质上下功夫，抓好教育培训和传帮带，真正使其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能够不断提高。

反腐 篇6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反腐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由于“权力反腐”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所以在这特定时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权力反腐”又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要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成果，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反腐模式的转型，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走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

[关键词]反腐模式；权力反腐；制度反腐

[中图分类号] D6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41-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法律和制度的空隙，这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反腐败作为突破口，为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障碍。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反腐斗争的基本模式表现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主导的“权力反腐”。最近，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航程，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要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成果，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反腐模式的转型，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走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

权力反腐，是指“以权力为主导、通过领导权力意志推动、以权力制约平衡关系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反腐模式。”我国目前所设置的反腐职能机构，党内设有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设有人大机关和司法机关，政府设有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根据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9600多人。”[1]与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数量相比，“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2]可见，全国检查机关侦查的腐败案件数量只占纪检监察机关的21%。并且，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数十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都是由中纪委直接查办的。由此看来，目前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实际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历史，不难发现由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主导反腐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推动反腐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在过去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以权力为主导，靠领导者权力意志推动的反腐模式，它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整合迅速。在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领导者特别是党委一把手，通过运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制定决策，发布命令。可以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调用国家公共资源，使各方面资源能够得到迅速地有效整合。纪委办案，特别是成立纪委“专案组”，一般调用纪委下级机构和公检法系统资源来全力协助配合。二是执行效率较高。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纪委作为主要反腐机构为了尽可能地肃清腐败顽疾，取得明显的反腐成效，往往会调用一切政治权力资源，采用常规和非常规手段进行强力反腐。许多腐败官员落马，都是在无所察觉的情况下就被纪委“双规”了。毫无疑问，权力反腐作为一种反腐模式在执行效率上是明显高于其它类型反腐模式的。三是短期效果明显。权力反腐，对于腐败治理能达到敲山震虎、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在提高社会信任度与执政合法性等方面取得短期明显的收益。在较短时间内形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

虽然权力反腐在当今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对于遏制腐败势头、扭转社会风气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从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看，“权力反腐”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第一，“权力反腐”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权力反腐是靠领导权力意志推动的，本身具有短期性、不稳定性和滞后性，并且对腐败的发生不能事先起到有效防范作用。虽然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还远未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还未建立起来，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也未能真正形成，所以腐败的根源也就不能彻底消除。显然，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靠“权力反腐”始终是无法解决的，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只能依靠“制度反腐”。第二，“权力反腐”可以获得暂时的突出效应，但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反腐推动力上，过分依赖党组织和领导人推动，不可避免地会压制或削弱其他组织力量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权力制约协调的结构配置上，容易使党内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纪检监察机构也可能遭遇权力扩张和缺乏制约的组织困境，党内权力与国家权力结构之间无法形成良性的制约协调机制；在不断强化党的动员力量的同时，政党本位也可能使反腐体系逐渐呈现封闭性、单一性的特征，导致社会参与的角色困境。”[3]第三，“权力反腐”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权力反腐”的实质是领导者个人权力意志在腐败治理中的集中体现，“在强调权力反腐的体制下，惩处腐败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受到制裁的官员只是整个腐败群体的一部分，腐败也就蜕变成了一种‘博弈。”[4]所以，“权力反腐”也容易造成反腐权力的扩张和越位，导致党纪高于国法，人治大于法治，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不利于根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土壤。

由此看来，“制度反腐”是反腐败斗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首先，“制度反腐”是巩固和扩大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的客观要求。孟德斯鸠说过：“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5]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根本方式只能依靠制度。所以，当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需要适时地将“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型。其次，“制度反腐”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法律是制度的具体表现。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复杂难题，“制度反腐”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切入点，也将为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再次，“制度反腐”是执政党走向现代化治理的必然要求。以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使纪委实际上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人大、政协、政府和司法机关却扮演着从属和配合的角色，以司法为核心的反腐机制未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实行制度反腐，既充分发挥了司法机关的主体作用，又促进了执政党现代化治理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节点时期，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转型，是我国今后反腐败斗争的未来走向。“制度反腐”之所以能够保证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和持续性，这是由“制度反腐”的根本性、法理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第一，“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反腐”依托宪法和法律权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随领导者个人权力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影响和干预，让任何腐败分子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制度反腐”具有法理性。一是可以避免产生负面效应。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制度的程序和规范，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开展反腐败斗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反必究。二是可以避免情绪干扰。采取科学理性合法的手段和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三是可以避免盲目性。摒弃了带有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色彩的运动反腐模式，坚持依法有序进行反腐。第三，“制度反腐”具有稳定性。“单纯依靠权力反腐败对于少数官员来说，也许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约束机制，但它却无法为整个国家的廉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使得政治清明最多只能成为一种偶然性的机遇。”[6]而相比之下，政治和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就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和法律上对权力运作进行了刚性约束，有力地保证了反腐败制度和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和常态化，使得整个国家的清明廉洁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制度反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基础。首先，全党对于“制度反腐”已经达成高度共识。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最近，一些高官腐败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表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已经付诸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历次全会中还是第一次。其次，反腐败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体系日益完备。以宪法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以党章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制度规定。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一系列党内规定，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依法依纪惩治腐败，中国制定并不断完善包括刑事处罚、党纪处分和政纪处分在内的惩处违法违纪行为的实体性法律法规，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再次，人民群众对于“制度反腐”的热切期盼。随着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能力日渐高涨。担心“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常抓不懈、保持长效”的不在少数。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充满信心，不断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斗争成果，必须适时地将反腐败斗争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型。

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制度反腐”依然任重而道远：一是即便在目前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二是要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制度建设上来，不仅要求制度本身的科学规范，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还有制度实施的可操作性等等，要实现这种制度建设的规范化、系统化、精细化和实效性，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三是“制度反腐”真正要发挥其功效，又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土壤。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而言，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建设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总之，“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参考文献：

[1]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EB/OL].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www.ccdi.gov.cn/xwtt/201401/t20140127_17922.html

[2]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工作报告[EB/OL].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www.spp.gov.cn/tt/201403/t20140318_69216.shtml.

[3]胡杨.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4）.

[4][6]吕元礼，李超.以法制权：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J].学习论坛，2006（6）.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路径和机制研究”（11BZZ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邓超系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任中平系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反腐 篇7

然而通过研究近几年的反腐案例我们可以发现, 揭露腐败行为的方式较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网络媒体揭发追查腐败官员逐渐成为了反腐形式的主流。特别是时下最流行的网络社交平台———微博, 成为了这场网络反腐大战的主要战场。据统计, 在近五年来的将近40个网络反腐案例中, 有25个左右的案例是通过微博渠道传播的。这其中就包括了陕西省前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贪污腐败案、重庆市委培区前区委书记雷政富淫乱案等著名的反腐案例。一时间, “微博成反腐反特权利器”, 甚至“微博能替代广受非议的信访制度”等声音出现。 (1) 然而, 正如微博反腐知名人士所说的, 微博反腐只是制度反腐的补充。网络狂欢再加剧信任危机, 也应该引起警惕, “如果没有制度反腐, 微博反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 如何透过使“公众狂欢”的微博反腐的现象, 看到怎样完善传统制度反腐问题的本质, 才是我们应该着重注意到的问题。在这里, 笔者主要谈谈网络反腐对传统制度反腐中最重要的一环———监督机制的影响与启示。

一、微博反腐经典案例简介

2012年陕西省前安监局局长杨达才 (网友俗称“表哥”) 落马事件正是通过微博这一公众网络平台达成的, 凸显出了广大微博网民反腐斗争的力量。

在整个“表哥”落马事件中, 微博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开始有博友在微博上曝光杨达才在车祸现场诡异的“微笑”, 紧接着网友通过“人肉搜索”查到现场官员的基本信息以及其在多个场合佩戴的价值不菲的名表。自此, 微博上关于杨达才贪污腐败的声音便不绝于耳。即便期间杨达才想通过与网友“微博互动”的方式混淆视听, 但终究没能逃过广大网友的双眼。最终, 在强大网络舆情的压力下, 官方反腐机构介入调查, 这才将这一“微笑局长”绳之以法。

二、微博缘何能成为“反腐利器”, 既打“老虎”又拍“苍蝇”?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介绍,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微博”这一新型网络社交平台是如何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发挥作用的。而微博这一新型网络社交平台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决定了它有参与网络反腐的“先天优势”。

第一, 微博反腐的高效便捷。通过微博发布信息非常方便, 其文本“碎片化”的特征使得每条发布的信息都要控制在140字以内。这样就很容易使信息的接受者快速抓到内容的重点, 提高了阅读的效率和质量。另外, 文本发布的同时又能配之以图片, 图片所带来的直观感受无疑能够加深信息接受者对博文内容的理解, 提高信息的提取率。

第二, 微博反腐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微博信息的传播模式是一种“裂变化”的传播形态。 (2) 每一个注册了微博账号的网友都可以通过评论、转发、回复等方式参与到微博话题的互动中来。而每一个微博用户通过以上行为都可以使自身成为一个新的信息发布的中心, 在自身的微博好友中传播开来。因此, 通过微博曝光信息的传播速度是“几何”级的, 能够形成无比巨大的信息能量, 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舆论, 使反腐败机构迅速发现并及时处理腐败线索。曝光腐败行为更为高效。

第三, 微博信息发布渠道多样化, 收集腐败信息更广泛。由于微博平台建设的高效性, 现在能够发布微博信息的终端越来越多样, 形式也越来越多样。网友通过这些移动终端可以十分快捷、方便地记录下身边发生的事情, 并且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是否放在网上与大家共享。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化。这一特点就为反腐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表哥”的案例中, 正是由于车祸现场的目击者拍下了杨达才鬼魅一笑的照片, 才最终使得其东窗事发, 成为阶下之囚。

另外, 微博信息透明化, 监督渠道更为通畅等特点也是微博这一社交平台能够成为既打“老虎”, 又拍“苍蝇”的反腐利器的原因。

三、透过“微博反腐”谈传统反腐败监督机制的缺失

“微博反腐”等各种网络反腐方式说到底都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的一种形式, 是社会公众行使自身监督权力、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具体体现。在打击腐败的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在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形成巨大反响, 除了腐败问题本身让人深恶痛疾外, 还因为传统的反腐败监督机制存在缺失, 公众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不仅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人大监督以及司法监督等传统监督方式存在欠缺, (3) 在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方式上, 也存在监督渠道不足, 监督权力不能有效施展等问题。

首先, 从近几年网络反腐打击掉的落马贪官的级别以及数量上来看, 以传统制度反腐为依托的官方反腐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预防官员腐败的监督机制上更是问题百出。以党内监督来说, 党内监督职责主要由各级纪检监察机构承担。尽管多年来, 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在党的领导下, 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腐败蔓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由于监督体制等方面存在弊端, 党内监督机构作用并没有发挥到位, 效果并不理想。制度反腐资深专家李永忠说:“从目前很多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 许多一把手的腐败案件, 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党委成员主动检举的, 这就反映出我们监督体制存在问题。”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各级的纪检委缺乏独立性。他们的工作是在同级的党委领导下展开的, 很多重大的决定和行动都要通过同级党委领导的批准。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下纪检委的监督作用很难很好地发挥。这也就是为什么“纪检委”这一反腐角色总是在腐败案发生了之后才露面的重要原因。

其次, 微博反腐能够激起如此数量的网民的关注, 也体现出了在传统的制度反腐监督机制中, 社会监督的工作并没有做好。广大人民群众在微博得以普及之前显然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官员、举报涉腐官员的途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清楚腐败分子究竟是怎样被追查检举揭发出来的。社会公众的参与感不强, 莫名其妙地就有几位官员被拉下马, 理由是什么, 是否公正、是否有政治黑幕则不得而知。传统的社会监督效果不佳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就是并没有赋予社会监督主体真正的监督权力。许多社会监督主体在行使监督权力的时候会受到各别国家机关的干扰, 比如新闻机构。在举报爆料某些问题的时候往往要经过层层部门的审批, 然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很有可能在审批的过程中就被“和谐”掉了。第二, 真正能够为监督主体了解使用的监督渠道不多, 大多数情况是只有那些具备某些“资源”的监督主体才会使用这些监督渠道。这就很大程度地打击了大部分其他的监督主体的积极性。基于以上两点原因, 大多数社会公众都处在一种“被压制”的状态, 再加上腐败行为本身就令人痛恨, 才会使得微博的出现就像导火索一样点燃了公众心中压制已久的“火苗”, 微博反腐才会呈现出如此翻江倒海之势。

虽然微博反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反腐存在的盲区, 但是微博反腐本身存在的偶然性、娱乐性、盲目性等缺点也决定它只能作为制度反腐的一种补充。并非每一次微博反腐都靠得住, 通过微博故意诽谤诬陷他人的案例也不是没有。这种公众狂欢式的反腐形式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也是制度的悲哀, 如果有更为流畅透明的监督方式, 更为迅速有力的反腐渠道, “花边新闻”式的微博反腐不会像这样引起公众的狂欢, 要想纾解这样的无奈, 还需尽早促成制度的完善。所以透过微博反腐, 看到制度反腐本身的缺陷, 思考如何将其完善, 才是我们应该着重注意的问题。

四、网络反腐对传统反腐败监督机制的影响与启示

社会在进步, 时代在发展, 新兴的网络自媒体的出现发展壮大对传统的媒介形式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在于如何很好地利用它们。将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带入反腐败斗争的洪流中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说到底, 微博反腐等网络反腐形式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跟进, 才能真正实现网络反腐的准确“落地”。

通过网络反腐,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监督机制存在问题, 致使一部分官员逃过了制度把守的大门。不管是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也好, 还是社会监督、司法监督也罢, 都没能达到制度原先设计时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加强各级纪委监察部门的独立性, 提高体制内相互监督的可行性与流畅性, 加大社会公众参与监督腐败的可能性等。

其次在监督机制创新性方面, 可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设立官方微博, 接受群众的监督。政府机关通过微博及时公开政务信息, 主动接受网民监督, 积极与网民互动, 充分保障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网民也可以随时对政务信息提出疑问, 请政府机关给予回复, 有效促进政务信息的透明化, 从而起到约束政府官员行为和预防腐败的作用。

最后, 还需要完善“引咎辞职”、“官员财产公开”等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引入引咎辞职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直接针对权力的监督制度, 是反腐败斗争中所需要的监督力量。一方面某级部门的领导干部需要时刻监督自己下属的廉政作风建设, 因为下属一旦“出事”, 自己也难咎其职。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时刻监督自身的工作生活作风, 给下属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虽然出台已久,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但从实践经验来看, 其实施的效果并没有当初预想的那么好。因为从理论上说通过官员的财产公开, 一定会使得以钱权交易为主的腐败行为暴露在阳光之下, 但是这几年的腐败大案也没听说有哪一件是因为官员财产收入公开才被检举揭发出来的。这就说明了这项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制度本身不够严密、操作性不强、权威性不够等。因此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制度完善, 确保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良好运行, 非常关键。另外也可以将官员财产公布的结果发布到政府的官方微博上, 真正做到两种反腐方式的有机结合。

总之, 以微博反腐为代表的网络反腐新形式的确如春风拂过般滋润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战场。但是网络反腐只能作为传统制度反腐的一种补充, 不能将其作为反腐斗争中的顶梁柱。在我国网络信息化等各方面建设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 网络自身的特点也会限制其在反腐败方面作用的发挥。要想真正利用好“网络”这一工具, 相关传统反腐机制的改进与跟进也一定不能忽略。

参考文献

[1]唐燕, 王卫明.从表哥事件看微博反腐的价值与条件[J].老区建设, 2013.

[2]杜志洲, 张阳阳.微博反腐:模型、现状与对策[J].理论视野, 2012.

反腐 篇8

一、腐败全球化的生存原因

任何存在公共基本权利的共同体都难以杜绝腐败, 但腐败愈演愈烈, 已成为当今社会全球性的问题。“腐败就像常见流行性感冒, 没有国家能对其免疫。”全球性腐败作为市民的公敌, 国际社会的顽疾, 给人类社会带来无穷的灾害, 腐败犯罪不仅严重危害着各国政治稳定、经济秩序、公共管理部门的公正性、人们的价值观, 而且损害法治国家的国际形象。

腐败全球化应引起我们深层次的反思, 即腐败问题为什么形成如此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人类自身为腐败提供了何种生存环境?从人类自身来看, 由于科技水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制约, 人类对欲望的认识还停留在生物学研究层面, 这对研究腐败分子的犯罪动机无法起到理论上的支撑;从制度角度来说, 社会生活能否良性运行, 取决于人类对社会现实的抽象而设计出来的优良制度, 而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规范角度来说, 有关腐败犯罪分子的法律规范凤毛麟角, 这不仅表现为国内有关腐败犯罪的立法很少, 也表现在有关国际反腐败的立法极为稀缺。从国内角度来说, 腐败需要国家从源头和根本上加以治理, 这不能一蹴而就;从国际层面上看, 长期以来, 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人权观念及具体法律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种种差异和矛盾, 各国打击行动没有形成很好的反腐败网络, 腐败分子也抓住国际反腐败机制中的“软肋”, 利用各种漏洞去规避本国的法律制裁。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比较

腐败不仅腐蚀国家的政治机体, 也侵蚀公民的道德水平。当腐败超过一国国界成为全球问题时, 需要通过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予以治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简称《反腐败公约》) 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该公约的制定和生效, 不仅可以加强各国国内的反腐败行动, 提高反腐败成效, 而且在国际社会倡导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 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

从实体法方面看, 《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腐败犯罪较我国刑法规定更为宽泛, 它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腐败行为, 包括:贿赂、贪污、挪用公款、侵占财产、影响力交易、窝赃、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对犯罪所得洗钱、妨害司法等。如《反腐败公约》第21条私营部门内的贿赂指给予不正当好处以换取对方作为或者不作为, 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贿赂仅限于财物, 且犯罪成立要求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 需要遵循特定程序对我国原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

从程序法角度看, 公约特别重视程序法的规定, 大部分条款与刑事诉讼有关, 对预防腐败的措施作了系统的规定;还规定了惩罚腐败犯罪的司法程序;并用较大篇幅规定刑事诉讼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反腐败公约》生效后, 我国在反腐方面的刑事诉讼要与公约的规定相一致, 这将加速刑事诉讼法采用国际准则规范的进程。如公约所强调的腐败犯罪的证人应给予有效保护制度, 对腐败犯罪造成的损害可以提请民事赔偿制度, 以及财产返回所必须的缺席审判制度等,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规定。但这些规定与我国奉行依法治国理念并不矛盾, 将其纳入立法目标, 填补这些空白并非难事。

三、借鉴国际立法探索建立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

首先, 《反腐败公约》对我国政府执政理念和职能转变的影响。《反腐败公约》中指出:“提倡廉政问责制和对公共财产的妥善管理”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反腐败公约》规定了关于公职人员任职等诸多具体规定, 我国作为《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 就应当执行公约的规定或将其转化为本国法律。像我国的《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等, 应该将《反腐败公约》中的廉政、问责制和对公共财产妥善管理等这些原则理念融入自己的立法之中, 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 还可以促进我国的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

其次, 规范上的突破。我国现行刑事立法虽一直在修改完善, 但与《反腐败条约》不相吻合之处甚多。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 我国国内立法与《反腐败公约》以及国际社会已有相关立法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根据我国国内需要而制定, 在执行刑事诉讼方面涉外因素并不多, 刑事实体法方面也与国际社会存在差距, 所以, 对现行刑事法律规范的革新尤为迫切, 规范上的突破的途径是制定修改国内刑事立法, 清理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等。

最后, 借鉴国际立法经验, 加强国际合作, 深入探索建立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腐败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国际社会要维护全人类共同的利益, 就必须摈弃国际法是软法的性质, 赋予国际刑法实际运行效力即强制性。总体而言, 《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及其生效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将有更多的正能量, 它为我国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等法律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借鉴联合国《反腐败条约》, 结合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现状, 构建中国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参考文献

[1]胡铭.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J].学术探索, 2005 (01) .

一汽深入反腐 篇9

近年来, 受多重因素影响, 一汽集团成了腐败“重灾区”。如何预防职务犯罪, 防止产生“破窗效应”, 成为集团新班子重点思考的问题。今年年初以来, 一汽集团严格落实从严治党要求, 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集团公司党委确定了以“严纪律、严规矩、严作风、严制度、强化责任追究”为主要内容的“四严一强化”专项工作, 明确了学习动员、查摆问题、责任追究和问题整改、督导检查四个阶段工作任务;开展了“同业经营、关联交易”专项治理工作;加大案件查处和案件通报力度, 形成了有力震慑。

在本次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大会上, 集团公司党委播放了结合静国松、石涛、周勇江三起典型腐败案件制作的警示教育专题片《警钟》, 深入剖析了三起案件的发案原因、危害以及案件的警示, 使与会人员深受震动。同时, 为了加大预防力度, 一汽集团与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签署了《关于深化检企共建, 共同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协议》, 使预防工作进一汽集团制度化、常态化。检察机关将定期收集汽车行业职务犯罪的相关案例信息, 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的经验做法, 向一汽集团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支持;结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开展预防调查和前瞻性研究, 及时发出检察建议, 协助一汽集团在制度建设、重点岗位人员监督等方面落实防控措施, 消除诱发职务犯罪的土壤和不利因素。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杨克勤检察长结合一汽集团实际做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报告。

一汽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平在讲话中指出, 此次大会的目的就是通过深入剖析典型案件, 尤其是发生在一汽内部的典型案件, 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纪律操守、依法依规用权、守住做人底线, 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党风政风, 凝聚起全员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推动一汽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趣话古代师爷反腐 篇10

明代晚期,地方官为了驾驭吏胥,掌握政务,渐兴文友幕宾。如万历时李乐任淦令,家人以其不谙政务,请一老主文同行。李乐亦自称: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这种文友或幕友,并不在体制内,无疑是清代师爷盛行之滥觞。

唐睿宗时期,窦怀贞为雍州长史,手下有个司户叫李元紘,司户相当于刑名师爷,但在唐代却是吃俸禄的官儿。窦怀贞当时依附太平公主,是一位大大的贪官腐官。李元紘恰好相反,不媚上,性清俭。

有一次,太平公主霸占寺庙里的一个石磨,和尚告到李元紘那儿,窦怀贞企图包庇,李元紘坚决不干,在判决书上写道: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太平公主无奈,只好把石磨还给了寺庙。李隆基上台后,太平公主被诛,李元紘迁万年县令,积极举证窦怀贞的贪腐劣迹,终使其在劫难逃,投水死,追戮其尸。

明代州县正式官员极少,属州与县衙,其职官最多不过四人,政务主要靠吏员办理。注意,这里的吏员大多也属于清代师爷一类,靠职官的薪水养活的,不在体制内。如承发房和吏户礼兵刑工六房,都由吏员管理。

明代吏员反腐,有两个特点,一是靠发其阴私来胁迫长官,如林烃在《林氏杂记·宦游记》提及:郡邑库藏,往往不明,而官亦受其累。盖缘初至,为吏所欺,衙内费数皆取办,且有受其馈遗者。久之,官长短反为吏把持,噤莫敢出声。下面一种才是真的反腐。

清代师爷最为活跃,在官场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为重要,有良知的师爷也积极加入到反腐行列。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受命为两江总督,自直隶启程,轻车简从,微服袖钱数十文,直赴江宁总督府。时江宁知府好像名叫周艮甫(施世纶是在康熙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做的江宁知府),周艮甫的刑名师爷也姓周,叫周俞承。于成龙的故事,咱就不说了,人家是著名的“于青菜”,那是出了名的清正廉洁的好官,单说说周俞承周师爷是如何做于成龙的反腐卧底的。

那个知府周艮甫,在江宁任职多年,上下勾结,又有朝中权贵撑腰,势力不是一般的大,贪贿徇私、强霸民女的坏事儿没少干,甚至扬言:他于成龙再厉害,恐怕倒霉的未必就是我。这话跟今天的隔墙扔砖头意思相近,大概是砸到谁谁自认倒霉,他于成龙未必就敢公开砸我。于成龙是真的没有公开对准他扔砖头,而是一面颁发《兴利除弊条约》:本部院下车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一面在暗中搞策反,发展了一个“卧底”,就是周俞承。

原来,于成龙赴任途中自投旅舍,做了调查,这位周师爷在百姓中的口碑颇好,不吃请,不受贿,办事也竭心尽力,比较公正。在于成龙的一番激励下,周俞承欣然答应,回到知府衙门就开始收集整理周艮甫的贪腐证据。由于他是周知府的刑名师爷,知府大人贪腐作恶的故事,以及和许多贪官之间如何沆瀣一气的牵连,他基本都清楚,很快就完成了卧底任务,把周知府违法犯罪的第一手材料递送到于成龙的案头。

康熙二十三年,江宁知府周艮甫被诛,周俞承反腐有功,被于成龙保荐,在福建按察使手下混了个副使,干起了专职反腐。

现在常说反腐阻力大,阻力何在?就是因为对问题官员举证太难。古代师爷反戈一击,其效果跟如今二奶反腐几乎一样:因其近,搜集证据容易;因其知,可举一反三。忘乎所以的贪官腐官们焉能不纷纷落马?

反腐 篇11

载体创新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深入开展的活力所在。在众多载体中，互联网的应用又最为关键。互联网在反腐层面的直接表现——微博，正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引导着社会舆论和公众信心。

一、微博反腐的优越性

（一）微博反腐拓宽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途径

从政治角度来看，微博反腐具有明显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微博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监督提供了新的途径，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而这又恰恰是评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指标。微博在互联网上建立了公开、透明、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引导民众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身诉求。它的出现使传统的一对一的交流演变为多对多的同时交流，打破了传播媒介的信息垄断，进一步拓宽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途径，为民主社会的形成提供了保障。此外，近年来党和政府都开始通过网络关注民意，大大激发了群众微博问政的热情，逐渐使微博成为当前社会信息传递、诉求表达、时政评论、情绪释放的最主要渠道。在微博中大家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干扰，完全按照自己本身的意愿对政治和经济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1]培育了自身的参政意识，得到了政治参与的现场感和存在感，增强了民众政治效能感，切身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地位。

（二）微博反腐是信息公开的实践平台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微博反腐充分彰显了信息公开的实效性。目前信息公开的方式主要是政府部门主动公开或依申请公开，但是微博作为一个全新的平台为公开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载体，它可以更大程度地推进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事实证明，微博短小快速和碎片化、多元化的特征最能符合信息公开的需要，相对于其他公开方式，虽略欠正式但更有实效。此外，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要及时、准确、全面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这正是微博和信息公开的显性契合点。微博反腐作为新时期信息公开的具体表现形式，提供了一条不分年龄、职业、资历的无差别式的群众监督渠道，保证了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深化了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的实效性。

（三）微博反腐是廉政文化繁荣的客观要求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微博反腐也是新时期文化繁荣，尤其是廉政文化繁荣的客观要求。廉政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抓手。在新时期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单靠传统的教育和宣传方式是不够的，需要依托网络平台。将微博和网络文化纳入廉政文化发展的范畴，是推进廉政文化繁荣的客观要求。通过微博等途径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唱响网络思想文化主旋律，加强对微博等通讯工具的引导和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才能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形成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继而对廉政文化乃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二、微博反腐的局限性

（一）微博反腐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

当前微博反腐的主要作用方式是通过知情者故意爆料，将腐败行为和相关人员通过微博平台揭发出来，并借用微博强大的传播性和感染力，让腐败行为无所遁形。这种作用方式与争议颇多的“人肉”搜索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都是以个人信息外泄、隐私曝光为前提的。此时，微博反腐“度”的把握就显得相当微妙。如果微博透露的个人信息不实，很可能导致侵犯公民的名誉权等人身权益的情况发生，即便属实，也可能会涉及到泄露当事人隐私权。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微博平台进行的反腐已经部分超越了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政治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的界限，故而微博反腐从法律基础角度上来说是有缺陷的。

（二）微博反腐中信息的真实性验证困难

微博从本质上而言是一个公开平台，其本身作为一个载体对信息发布者是缺乏约束力的，因此在微博反腐过程中就不乏出现假新闻和造谣的事件。如，2012年6月出现的“慈溪杨梅使用膨大剂失实”事件，就充分暴露了微博反腐中无法保证信息真实性的短板，这种信息失真带来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就是信誉的损失，微博针对的问题无论有无，都将造成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是由网络平台的杠杆效应引起的。例如微博的失实信息导致在实际生活中，慈溪杨梅的销售遭到重创，果农经营艰难，有形无形资产损失巨大。其次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微博发布后，慈溪官方为辟谣所投入的社会资产成本和花费的警力都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篇无中生有的微博，对本来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起了雪上加霜的恶劣作用，增加了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据此，从互联网的全局来看，微博反腐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侵犯公民权益，损害公共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形。

（三）微博反腐导致反腐倡廉工作重心失衡

当前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经初见成效，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依靠制度、科技和文化构建的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也开始显现积极效应，民众的反腐倡廉意识不断加强。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群众反腐败意识的不断提高，都为我们创造一个清正廉洁的社会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微博反腐却依赖网络自身的传导力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导致许多民众看不到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经验，出现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判断。针对这种情况，反腐机构开始重点关注微博平台的管理，这就容易打乱反腐倡廉建设原有步骤，导致工作重心的失衡。

三、微博反腐正效力的释放途径

要发挥好微博反腐的作用，完善微博反腐的机制，进而拓展反腐倡廉建设的途径和渠道，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为微博反腐提供合法性

针对微博反腐中存在的信息真实性的不确定和公众言论自由与官员隐私权的矛盾这些障碍，首先要填补法律的空白，将其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出台针对微博平台的限制规范，为微博反腐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对微博反腐设立法律规范时，应注重保证信息真实性，同时，也要平衡网民言论权与官员隐私权，明确界定网民过度行使权利边界及监管措施。具体而言，一是要规定微博用户实名制的基本诚信原则，即公众在注册微博账号时，原创、转帖、发布、传播信息，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这样才能让信息的真实性得到保证，使微博反腐具有最为基本的公正性条件。二是要明确“人肉搜索”的合法与非法界限。“人肉搜索”的正当性来自于它的公共监督功能，对于履行公共监督功能的“人肉搜索”，可以豁免其法律责任，对于与腐败行为或腐败事件不相关或没有合理联系的官员私人信息或者第三人的信息，不能进行肆意披露。三是要将管理网站的法律责任进一步细化，规定开展微博服务的网站要建立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一方面，要保障用户信息安全，严禁泄露用户信息；另一方面，针对微博中存在的恶意注册用户、垃圾信息、谣言信息等，要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并开设官方辟谣账号以第一时间澄清虚假消息，并对造谣者进行严厉处罚。[2]

（二）微博反腐需要明确的价值导向

微博反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传导和揭露事实，也可能为谣言、恶意攻击提供便利。这就要求我们为微博反腐这种反腐倡廉新载体指明正确的价值导向，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建设舆论氛围。[3]首先，要正视微博反腐，各级政府部门也加入到微博反腐的队伍中来，占领微博反腐的网络制高点。目前，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占领微博高地的重要性。四川省部分检察院已经搭建起了微博反腐平台，浙江九成组织部官员织起了“围脖”，根据首届中国政务微博高峰论坛提供的报告，去年底全国266个副厅以上官员开设了微博，公检法类占52.41%。[4]各级政府部门在开设官方微博的过程中，横向上看，应涵盖各个行业和领域；纵向上看，各级部门都应有自己的官方微博。如此立体的官方微博网能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反腐信息，澄清不实信息，保证网络反腐的主动权。其次，应逐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微博反腐的价值取向。在微博反腐过程中，通过发布微博、官方动态等途径渗透主流廉政教育思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寓于网络微博平台之中，通过潜移默化让热衷于互联网而缺乏言论引导限制的广大网民，逐步生成网络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使他们自觉遵守网络伦理道德规范，规范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促使他们选择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网络行为。另外，应在微博平台中诱导网民“公民精神”的觉醒，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博友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状态、以法律为核心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基于理性的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品性，为网络政治参与的科学化构建坚实的思想基础。[5]

（三）微博反腐中信息公开必须到位

微博反腐的作用方式是，群众爆料之后有关部门介入。这种作用方式背后的症结是信息公开工作的不到位，一方面有关部门的介入行为存在很多被动的情况，容易让人产生不作为的感觉；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是群众因为利益诉求得不到正确的对待才会诉诸微博。因此，在微博反腐过程中，信息公开的及时到位最为关键。各级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过程中，要注重以下方面：首先，要做到公开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有关部门在建立信息公开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应该将微博公开的责任落实到人，实行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管理。同时，对信息公开的时效性、有效性进行严格要求，设立信息公开问责机制，保障公开信息及时到位。其次，要在信息公开过程中严防权力干预，保证信息的客观性。这就要求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适时介入，通过设置专门的微博监督账户，让监督部门有权限可以深入后台，监察信息的真实性。再次，对官方信息发布者要进行适当的培训和警醒教育，使其内生出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责任感。第四，还应进一步优化信息公开的流程和程序，提高信息公开的标准，扩宽公开的覆盖面，逐步推进由被动公开转向主动公开。通过这一系列方式和举动保证群众信息公开权和知情权，将微博反腐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完整地发挥出来。

（四）将微博反腐上升为正规渠道

当前微博反腐仍然是半官方、非正规的，也正因为如此，微博反腐中仍带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将微博反腐上升为正规渠道，既可以规范网络举报的言行，又能为网络反腐倡廉的建设开辟新的载体，进一步完善反腐败建设的立体格局。在将微博反腐上升为官方举报渠道的过程中，首先要构建起一个规范的反腐流程，即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在微博上收到任何关于反腐方面的举报线索，先要核实它的真实性，初步判断它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依照轻重缓急决定侦查力度，监察机关的官方微博及时将掌握的线索报给相关业务部门。其次，反腐败部门要在技术层面加强网络监控，在提供更优质便捷的网络环境的同时，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搭建起微博反腐的硬件平台。在接受微博举报过程中，有关部门要指定专门人员从事微博信息发布、收集、甄别、处理、回复、存档等环节的工作，在微博互动中建立平等的交流联系，取信于民，还要把微博反腐与常规的信息公开、公民意见表达和社会群众监督相结合，充分实现优势互补，使微博平台反腐取得最佳效果。另外，对微博平台的定位也必须清晰，它只能是提供腐败的信息，反腐败机构应该充分发挥职能，决定是否采纳情报，处理相关情况，严格照章办事，避免不利的社会影响。

[1]邹新.论构建和谐社会视阈下公民的微博政治参与[J].前言，2012（5）.

[2]涂永珍.微博反腐：公众的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之博弈[J].领导科学，2012（2）.

[3]斯阳.王华俊，等.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J].廉政文化研究，2012（1）：56.

[4]严洲夫.微博反腐揭破七扇“门”[J].检察风云，2011（21）：23.

通信业深入反腐 篇12

事实上, 从去年开始通信业腐败事件就已经曝光于众, 由此也掀开了通信业的反腐大潮。而如果说2010年张春江、施万中、李华等人的落马仅仅拉开了通信业反腐的帷幕, 那么2011年苏金生、沈长富、马力、叶兵等人的东窗事发则将通信业反腐推向深入。面对频频曝光的腐败黑幕, 除了审计部门加大审查力度外, 通信运营商也在自我反省, 并通过整改和轮岗等措施清除滋生腐败的温床。

体制漏洞

2011年, 通信业陷入了腐败丑闻的漩涡:4月, 原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被撤去职务;同月, 原中国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被带走接受调查;5月, 原中国移动数据部部长、原卓望控股CEO叶兵被带走接受调查;10月, 原重庆移动总经理沈长富被指控在任职期间严重受贿。

通信业之所以成为腐败丑闻的重灾地, 与其体制改革不无关系。近年来, 通信业从过去的垄断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型, 然而如同中国其他行业一样, 电信运营商改革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灰色地带, 中国通信业30年来的高速发展, 创造了不少寻租空间。

以此次腐败的集中爆发区数据业务部门为例, 近年来中国移动着力发展数据业务, 为了鼓励用户数的增长, 甚至采取了用话音业务收入补贴数据业务的方式。不过中国移动并不直接提供增值业务, 而是依赖于大量的合作伙伴, 和他们采取收入分成的方式, 具体的分成比例按照中国移动参与程度不同而不同。在实际操作中, 与谁合作、分成比例为多少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这就滋生了巨大的灰色空间和监管空白地带。

此外, 运营商过于集中的管理模式也导致了寻租的出现。比如基地模式的初衷是集中采购、集中管理、提高效率, 但实际操作中, 资源往往因为过于集中而为相关者创造了更大的寻租空间。

反腐风暴

为了彻查和清除通信业的腐败事件, 行业内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波。除了审计部门的检查外, 运营商也在思考和改革现有的体制和管理模式。

对某个权力的长期把控是导致寻租的直接原因, 为此, 中国移动启动了省级公司总经理轮岗制度, 大面积轮调省公司领导人, 中国联通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对于重灾区数据业务部门, 中国移动则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重整了卓望集团, 即注销卓望控股有限公司, 将员工全部纳入卓望信息, 卓望集团下属的各子公司根据业务属性, 改制为8个事业部门。而卓望信息此前拥有的与中国移动在增值业务上的收入分成权利也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