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反腐历史

2024-07-11

军队反腐历史（共7篇）

军队反腐历史篇1

军队反腐彰显法治的力量

核心提示：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下午刚说“大家都很任性”，并宣告“什么样的老虎都藏不住的”。傍晚，中国军网就爆出新打的14只“老虎”名单。这是2015年以来，不到3个月，中央查办的14名军级以上“老虎”。这份新年反腐成绩单，标志着军队反腐已经全面提速。让我们共同关注本期经典案例。

【事件介绍】

解放军反腐有多拼，看看习主席的态度就知道了 3月2日下午5点，一则消息陡然成为两会期间的关注热点：军队权威部门公布14名高级军官被查处情况。

今年1月15日，军方曾一次性公开16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被称“历史1罕见”。时隔不足两月，军方再次公布军队“打虎”情况，分量不减，再次表明军队反腐的坚定决心。

事实上，自从去年两会以来，除了重拳打虎，军队建设还有很多举措和大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军反腐为何这么拼？看看习1主席的态度就知道了。

强力惩贪，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反腐永远在路上”，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这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反腐决心。中央反腐的决心同样也是军队反腐的决心。打掉徐才厚等军中巨贪，两个月内两次集中公布30名高级军官被查情况，军中疾风扫落叶的反腐力度振奋人心。

尤其是2015年初的这两次“信息公布”，更是部队“年终算账”，对去年反腐工作的自我总结。如此密集地大批量通报军中“打虎”情况，不仅是对蝇营狗苟的贪腐分子的巨大震慑，警告心存侥幸、怀有歪念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抓”，更让老百姓看到了“军中反腐力度丝毫不会亚于社会”的决心，宣告军队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

毒瘤挖出，才能迎来新生。军中的腐败分子难免会对军队产生影响，但绝不会伤及根本，绝不会摧垮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和精神大厦。军中反腐的强烈决心和强势举措，正是希望所在。

除了军中“老虎”落马，军队一系列制度反腐举措，同样给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总部机关部门行政消耗性费用限额管理办法》、《军队审计发现违法违纪线索移送办法》……仅十八大以来，军队就出台了军费管理监督规定达13项之多，其中许多是去年完成。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军中老虎苍蝇们滋生为恶的空间正在被逐步消灭。仅从公务接待费用来看，很多单位接待费用下降三分之二以上。从许多基层官兵那里获得的反馈一致表明，强力反腐正激发基层官兵的热情和信心。

根除太平心态，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

在强力反腐的同时，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军队必须保持严明的作风。据报道，首都驻军去年全年外出军人军风军纪合格率保持在99.2%以上，军车违规违纪记录相对2012年下降了约六成。

改作风正风气，让官兵务实意识大大增强，过去为人所诟病的“演习像演戏”的问题大为改观，训练难度不断加大。2014年，全军和武警部队举行了200余场师旅以上规模的实兵演习，还参加了31场双边、多边演训活动，参演兵力、时空跨度、组织难度、激烈程度为近年来少有。没有真本事就无法应对新要求，正成为全军官兵的普遍感受。

作风之变，带来全军观念、思维和话语系统之变。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呼唤”，尤其是他对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所做的深刻揭示，迅速在全军起到示范作用。

绝对忠诚，军队要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

军队的战斗力来自铁的纪律，军队必须有统一的意志。我军和武警部队最强调政治上的忠诚，最忌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方面，我们曾经有徐才厚“两面人”的深刻教训。大奸似忠，大伪似真，用假面具掩盖自己的肮脏丑恶的“两面人”，危害性、危险性特别大。

过去一年来，从军委总部到基层部队，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立规矩、守规矩，全军面貌焕然一新。

军委主席负责制得到强化，保证军队听从党中央、习主席指挥。抓住了这一“牛鼻子”，军队较长时间来少见的一种执行力表现出来，战斗力得到快速提升。全军官兵真正意识到，是否真正拥护和遵循指挥，不是看表态，而是看落实。全军上下正在将功夫和精力由会议落实、公文落实、口头落实转向提高纪律性、增强战斗力这一核心，军令政令畅通有了保证。

法规制度刚性化，制度的威力得到充分发挥。《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选人用人工作监督的意见》、《军队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作战部队指挥军官任职资格规定(试行)》……这些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规定，为正确选人用人立好了规矩扎紧了笼子。全军从上到下“递条子”“拉关系”“送礼找人”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战士转士官、立功、考学，想靠“小聪明”、搞歪门邪道行不通了。

与此同时，基于形势的需要，尤其反腐的需要，军队的某些制度改革帷幕也已经大手笔启动。比如，其中原隶属总后勤部的审计部门改为直接受军委领导，同时，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升格。这种隶属关系与机构调整，让立规矩、守规矩成为军队建设新的着眼点。

军队反腐大提速再显法治的力量

其实，今年1月15日，一向神秘、信息披露很少的军队，史无前例地主动披露了2014年查处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情况，共披露了16只军级“老虎”。这其中既有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也有和**前“腐”后继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刘铮；既有大军区的将领，也有省级军区的将领；既有一线部队的将领，也有多位军事院校的干部……而近期新打的这14只“老虎”名单，再次刷新了军队反腐成绩单，也再次彰显了法治的强大震慑力。

军队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和领土完整的强大武器。“听党指挥、能打硬仗、作风优良”是军队建设的灵魂，也必须是军队官兵的座右铭。但是，军中很“黑”，“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什么级别的军官”等的军队腐败现象严重，一直为部队官兵和社会公众所诟病和不满。在坚决惩治党内腐败的同时，必须坚决遏制军队腐败，已经成了全党全军乃至全社会的强烈要求和呼声，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不二选择，更是强我军威、铸我军魂的迫切需要。

“军委的同志身居高位，全军官兵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为人是否正派？做事是否干净？这是事关党和军队形象的大问题。我们要清廉自律，坚决不搞特殊化，坚决不搞特权，坚决不搞不正之风，坚决不搞腐败。只有给全军作出表率了，我们抓全军作风建设才有底气。自己不检点，不清爽，不干净，让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怎么去要求人家啊？没法说，说了也没用啊！”这是2013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一段讲话，这段讲话力度很大，直指军队腐败现象。

严是爱，松是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着力从严治党，更是下大力气从严治军，解决军队腐败问题。徐才厚、**、***等一大批军中“大老虎”的陆续落马，彰显了中央坚决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和坚强信念，“在反腐斗争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绝不封顶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什么样的老虎都藏不住的”，也成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新常态和新期待。

制度管根本，更管长远。无论是党内反腐，还是军队反腐，都必须坚持走制度化、法治化之路。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正得到逐步完善，军队的依法治腐也在稳步推进。过去一年，中共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成效明显。2015年，军队反腐更是在制度化上迈出了坚实一步。2月10日军队发布全军财务工作大清查方案；2月25日出台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管理五项制度规定；2月26日印发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这些，无一不是推进从严治军的有力举措。新年军队反腐大提速，更是彰显了法治的力量。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改革和发展的源头活水，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坚强保障。国无法不宁，军无法不强。在党的建设和党内反腐取得阶段性成效、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军队法治建设只能强化，不能弱化；军队依法治腐只能提速，不能减速或停息。在作风建设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任何松劲思想要不得，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有。一方面，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魄力，坚决向腐败宣战；另一方面，要有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强烈责任意识，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要讲规矩守纪律尊法治，并且坚决做到上行下效、上下同心、合力共为，共同打赢依法反腐这场硬仗。

军队打虎得靠自身硬

反腐，老生常谈的话题。自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出击，力度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大老虎”相继落马，即使是潜逃国外的“狡猾狐狸”也未能幸免，“小苍蝇”也逐渐浮出水面，得到应有的处罚。政府维护了自身形象，老百姓啧啧称赞，外媒也纷纷发表积极言论。反腐的常规化、民众化在官员当中形成了震慑力，慢慢实现着从“不敢”到“不能”“不想”的转变。

2月，中央巡视组宣布2015年重点巡视对象，并公布其名单，竟都是央企，人们不禁揣测今年将是国企反腐年，国企反腐将掀新高潮。爆出军队14只“老虎”，加上之前所爆出16只，破除“中国不敢反腐军队”的谣言，更是印证了“反腐是绝无禁区的事业”。留有禁区的反腐就像是有了蛀牙的口腔，每天刷牙三百遍依旧会导致龋齿扩大，一旦疼起来真是要了命。而军队就像是嘴里的门牙，最是锋利之处，因其有兵有武器，难度大，危害重，反腐更是重中之重。

一般来说，反腐政府或国企官员一靠纪检二靠举报，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在这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官员们偶尔想要放松时只要想到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便也会自行约束起来了。而军队因其保密性，他们很少外出，增添了很多神秘色彩，即使外出只要着上便装，人们就无法辨认。军队往往成了人民群众在监督腐败方面的盲点，所以，军队打老虎还得靠自身硬。

自身硬，就是说军队上下，尤其是纪委，都要以身作则，戒私心、除杂念、去贪欲、远浮躁，不在于职务高低，均以军人的准则、铁一般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培育出坚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自身硬，也是讲队内队外都一样，出外放松不放纵。当兵，常年不在家，人际圈闭塞狭小，但总归会有拐弯抹角的沾亲带故者。如果他们有事来求，哪怕只是吃个饭，千万别因为抹不开面子而应声答应，让别有用心的人有了可乘之机，稀里糊涂充当他人的“替罪羊”、“护身符”。

自身硬，还是道面对腐败分子强硬时自身要更硬，不能造成敌强我弱之势。之所以称腐败分子为“大老虎”，主要原因还是其位高权重才能有腐败之机，别人才有拉拢贿赂之意。但身为军人，就应该有壮士扼腕之决心，不畏高官，硬下锤头，下重锤，才能打赢这场不能败的战斗。

【启示与思考】

军队历来是国家机器的柱石。我军之所以在历次抵抗外敌入侵，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所向无敌，打出了军威、国威，正是因为我军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尽管“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将士们始终坚持“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充溢着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用鲜血和生命、勇敢和智慧铸就了史无前例的军事辉煌。军队反腐是一场硬仗，战斗未有穷期。军队的特殊重要性决定军队反腐理应比其他领域决心更大，标准更高，行动更快，更全面、更干净、更彻底。军队反腐必须走在前面。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全面依法治军，全面从严治军。这应该成为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新常态。相信在这场新的较量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曾经取得过无数辉煌的英雄军队一定能经得起考验，一定能以新的辉煌战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军队权威部门主动发布反腐信息，有利于增强社会各界对于军队的信任，向公众证明“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虎子苍蝇”，同等对待。在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封顶、不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

今天，军队反腐正风动真格出实招，打出打老虎、正风气、除积弊、严制度、正导向的反腐组合拳，毫不手软的清除了军队里的一些害群之马，让全军官兵发自内心地欢迎，激发强军兴军的正能量。我们相信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将日益成为军队建设新常态，坚决听党指挥的钢铁威武之师一定会军心凝聚、干劲十足，自然汇聚起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

军队反腐历史篇2

一、在军队反腐败斗争中, 发挥军事司法的意义

(一) 有利于保持军队党组织的先进性

由于军队建设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党内腐败对执政地位有这着重要影响。因此,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军事人员更应将司法反腐败斗争放在首位, 尤其是在党执政的长时间的过程中, 应全面抓好司法反腐工作, 坚定信念, 要长期进行反腐败斗争, 同时充分运用军事司法的重要力量, 保持党组织先进性, 抓好反腐倡廉工作, 从而有效预防军队腐败的发生。

(二) 有利于不断满足思想政治建设的需要

由于腐败现象不仅影响军事领域的正常运行, 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军事机关的公信力, 同时还能干扰内部管理, 对军内内部管理以及官兵权益产生严重影响。针对这些腐败现象, 如果不能有效防范和惩治, 就会使腐败现象滋长, 严重的情况下还能引起战争, 影响社会的和谐和进步。因此, 人们应充分掌握和了解这一点, 从而发挥军事司法在反腐败中的特殊作用, 不断满足思想政治建设的需要。

(三) 有利于适应反腐斗争的客观需要

在军队反腐斗争中, 随着职务犯罪的逐渐加剧, 不少党员干部存在腐败现象, 甚至在生活中出现腐化和道德败坏现象, 因此, 这对于军队反腐斗争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所以, 这就要求军事司法人员应清楚的认识到军队腐败的危害, 从而发挥军事司法的重要作用, 不断适应反腐斗争的客观需要。

二、在军队反腐败斗争中, 如何发挥军事司法的重要作用

(一) 加大对职务犯罪的处理和监督力度

通常情况下, 在军队中常出现的职务犯罪包括玩忽军事职守、贪污贿赂犯罪等, 这些职务犯罪均属于腐败犯罪的范畴, 也是当下军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当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做实, 军事检察院应按照审判的相关规定, 依法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并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因此, 职务犯罪是军队反腐败斗争中重要内容。如果保卫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 在这种情况下, 军事检察院应要求保卫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一旦理由不成立, 保卫机关在接到通知后应立即进行立案侦查。当军事法院审理案件中出现违规操作, 军事检察院应根据事情情节的严重性, 向军事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权利或追究其刑事责任。针对军事法院负责审判军内人员实施腐败犯罪的刑事案件, 若未依法进行判决, 任何军内人员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 在军队反腐败斗争中, 如果没有军事司法, 相关腐败犯罪活动将得不到有效惩治, 建立长效反腐机制将不能实现。所以, 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二者相互制约, 相互配合, 才能在军事司法中发挥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作用。

(二) 积极有效地对贪腐漏洞提出合理的司法建议

由于贪污腐败人士都是以私牟利, 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因此, 这些很容易在军队管理中存有漏洞, 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因此, 只有不断完善军队管理和制度的上的漏洞, 才能有效使腐败得到有效预防。另外,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内容, 军事司法人员应积极有效的对贪腐漏洞提出合理的司法建议, 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军队制度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进而提出相应的修改措施, 从而不断完善军队的管理和制度。

(三) 加大司法改革力度

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 对之前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作为一章纳入其分则中, 并且正式收入了国家的刑法典中, 从而鲜明地表明了国家对惩治军队人员犯罪的高度重视。同时, 为了有效发挥该法律条例的作用, 为军队司法人员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执行相关法律条文规定, 于2002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又发布了《关于军人违反职责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 》。可见, 当前的军事司法已经提高了一个相比高的层度。但是在军事司法实践中, 军职人员严重违反其职责, 逃离部队、玩忽职守、贪污受贿、出卖情报、武器装备肇事等情况时有发生, 需要加大司法制裁, 对有关的司法解释及时加以深化和拓展就显得十分必要。所以, 为了加快军队建设, 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 必须加大军队司法改革力度, 坚决做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这就需要加快军事司法体制、人才培养、理论创新等问题的系统工程研究。

(四) 积极开展法制教育

军事司法机关需要在履行军队政治机关的思想政治教育职能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法制教育, 这样才能促使军事司法机关深入剖析案件, 从而查出案件中暴漏的问题, 这样对开展反腐败的警示教育比较有利, 同时还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让相关军事人员更能严于利己, 避免腐败案件的产生。

综上所述, 军事司法是我国军队政治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维护军队的正常秩序, 提高军队的作战功能, 同时还能确保军职人员的自由和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因此, 在军队反腐败斗争中, 军事司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摘要：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军事司法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内容, 同时, 军队反腐败斗争是构建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内容, 更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军事司法在军队反腐败斗争中具有重要作用。而本文就是针对军队反腐败斗争中军事司法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详细探讨。

关键词：军队,反腐败,军事司法

参考文献

[1]周航.发挥军事司法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 2010, (1) :41-42.

[2]黄华, 张庭字.当前中国军事司法改革研究述评[J].大江周刊:论坛, 2012, (6) :140-141.

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军队高官篇3

1军中“硕鼠”王守业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当天下午，会议发布公告：海军本届军人代表大会接受了王守业提出的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守业的代表资格终止。

当晚11时48分，新华社报道了此事，并称，拥有中将头衔的王守业已被中央军委免去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报道还指出，“现年62岁的王守业”是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免职的。尽管有关王守业“被查”的消息早已从军中传到社会，但上述消息一经确证，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回望王守业的人生经历，希望能从中找出问题的肇端。

1943年，王守业出生在河南省叶县邓李乡庙李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因为天资聪颖，学习也很努力，他的成绩一直非常出色。1964年，他以河南省高考总分第六名的好成绩，被天津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录取。

1968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一些高等院校选拔优秀毕业生入伍，王守业由此进入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成为336团的一名工程兵。学历高、专业稀缺、头脑灵活等诸多优势累加，让他从战士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三十八集团军113师后勤部干事。不久，他被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先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工程师、北京军区环保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营房管理处副处长。

此后，王守业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1989年9月任总后基建营房部营房管理局局长；1993年7月调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副部长；1994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1995年12月至2001年7月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2001年7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2002年7月晋升海军中将军衔。有人戏称，他是“开着直升机上去的”。但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王守业却呈现出另一番模样。

据了解，王守业的违法乱纪行为，主要发生在1995年至2001年，其执掌总后基建营房部大权期间。该部门主要负责军队的营房、港口、机关等基础设施建设，实际财权很大。王守业的一位下属甚至听到他抱怨，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后，自己的实权似乎不如以前。在总后期间，王守业全面负责全军第三代营房的改造工作。同一时期，以建立住房补贴制度为核心的军队房改工程也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开始实行。

王守业曾在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称，如果全军在1999年全部兑现住房补贴，一次性动用资金就达数百亿元。据了解，该补贴覆盖了全军70%以上的人员和90%的地区。另有媒体分析：“对军队将士发放住房补贴款比较直观，从中捞好处的可能性小些。相比之下，由于军队房改需要，大量军队用房不断上马，比如，设于各省城繁华地带的军队驻地，有相当比例选择对原有土地进行置换，并择地新建营房。由此形成的市场交易资金数以亿元计。”

庞大的资金量、部队崭新的用房改革政策，让王守业有空子可钻。加上“部队的招投标较其他公用建筑的招投标制度相对宽松，有时会以涉及军队机密或军备等原因，采取邀请招标或议标的方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仍采取由领导说了算的发包方式”。大权独揽的王守业更是对签字环节特别在意，除了自己，谁说话都不能算数。如此一来，身为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他对巨额资金、资产的调配权变得格外巨大，他本人也成为许多建筑承包商的进攻对象。

由于大权在握，虽然自1995年后不断有内部人士举报王守业有经济问题，但都没能把他告倒，反而接连升迁。直到最高首长亲自过问，他才被送上法律的审判台。最终，经查实，王守业贪污、挪用的款项达1.6亿元之巨。

金钱之外，新华社报道中的“道德败坏”4个字，则将问题指向了王守业包养多名情妇的事实。有军方纪委人士称，王守业所涉经济问题源于内部举报。其实，这个所谓的内部，除了之前的大量信件举报外，主要是他的情妇蒋某等人的直接上访举报。而这，也许是王守业与情妇尽享鱼水之欢时万万没有料到的。

十多年前，在坐拥了金钱、权势之后，王守业便包养了多名情妇，其中相对固定、时间最长的，是原某军区文工团演员蒋某。王守业相中蒋某后，凭着自己的权势地位，轻易将她调至北京，包养起来，二人过起地下夫妻的生活。

蒋某曾为王守业生下一个儿子，并一度以为两人会有一个结果。可2001年，王守业在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后，却对蒋某提出的结婚要求置若罔闻。无奈之下，蒋某只得选择放弃这段关系，提出分手。她同意将儿子的监护权交给王守业，但条件是，王必须给她500万元作为青春损失费。为了这笔数额庞大的“青春损失费”，两人讨价还价好几年，却始终不能达成一致。蒋某这才心灰意冷，决定向中央军委领导举报王守业的丑行。两人隐藏多年的私情终于暴露了。

2005年12月23日，王守业被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次年5月，军委检察部门介入对此案的调查。王守业的几名情妇都在被查之列，蒋某更因涉案最深受到严密调查。此外，与此案有牵连的4名少将、7名大校中，5名被责令退伍，6名被降级。

最终，王守业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本应在2006年6月正常卸任的他，最终未能等到这一天。

2刘连昆、刘广智，用情报换金钱

与王守业单纯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包养情妇不同，有的人禁不起金钱的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向境外出卖情报，以获取私利。此种行为，可称为“另类腐败”。这类腐败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比一般经济腐败更可怕。

刘连昆案是上世纪90年代大陆破获的最大一起台湾间谍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一起涉台间谍案。刘连昆曾是大陆少将级军官，1992年在台湾“军情局”间谍的利诱下，开始为其卖命。当年11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六处副处长王宝元(化名)到广州与刘连昆会面。身在北京的刘连昆为了“保险”，决定乘火车南下广州。因为，如果他搭乘飞机离京，就必须向上级请假。

经过周密安排，刘、王二人在广州越秀公园见了面，继而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席间，王宝元向刘连昆通报了他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等——比照台军少将的待遇，刘连昆每月将获得3500美元(以1992年的币值，约合人民币1.9万元)的薪酬；另外，每提供一批情报，台方支付少则4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6万元)，多则上百万(1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1.5万元)的“工作奖金”，由台方代为转存到刘连昆的海外银行账户；刘连昆退休后，“军情局”将照顾他的生活，并依照他的个人意愿将他安排到国外或台湾居住。

为表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王宝元当场拿出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的红包，作为给刘连昆的见面礼。刘连昆则“回赠”了12份机密文件。自此，刘连昆便顶着“军情局”给他起的化名“高至明”、代号“少康二号”，走上一条出卖情报换取金钱的不归路。

据境外媒体报道，从1992年“入行”到1999年初被抓，7年间，刘连昆向台湾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期间，他窃取情报的活动更是达到了高峰。可无论他怎样隐藏，最终都无法逃脱，被判处死刑。刘广智是继刘连昆后被台湾情报部门拉下水的第二个少将级军官，事发前任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军队反腐历史篇4

一、红

四、红二方面军。１９３３年５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和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

军队反腐历史篇5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

自秦朝至清末，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国家就是皇帝的盛筵，皇帝一家是唯一的食客，天下百官是负责上菜的服务员，而老百姓，则是餐桌上的食物。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

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于“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凡所以固位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第二个原因是权力不受约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虽然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如御史台、都察院，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转。比如清代几乎所有的贪污大案，都并非监察系统监察到的，而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原因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

第三，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

在中国历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

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低薪制，是由于历代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都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无不成倍增长。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只有农业税一个主要途径，官吏数量过于庞大，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

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第二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低薪制体现了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

2．案例：大清王朝唯一不贪腐的衙门

晚清中国官场极度腐败，几乎无官不贪，无衙不腐。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海关。

本来，海关是清代最腐败的衙门。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王朝在平定台湾后重开海禁。几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来到广州，但是一到海关，英国人就在关税问题上陷入了麻烦。

据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文件，一条大船，需要缴纳1200两关税。但是中国海关官员要价2484两。英国人多次讨价还价，中方官员遂宣布减为1500两，其中1200两是国家规定的船钞，另外300两是“活动经费”。

这就是清代海关腐败的第一个表现：关税不透明，需要讨价还价。英国人后来说，清代海关官员从来不对外商公布关税实际税率。“海关税收远远高于法定的税率，并且直到鸦片战争时，外国人一直不知道中国的税则规定。他们多次索看，均被挡回。”

其实大清海关关税是有明确税率的。大清在中国古代王朝中算是一个讲究“精细化管理”的王朝，所以对于各个税关包括海关管理有着严格而明确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仅从文字来看，其实挺科学合理的。

首先，征税规则透明化。清政府规定，各关税率不但要公布，而且要刻到木榜上，立到路边，让每个过往商人都能看到。第二，大清关税征收实行“商人亲输”的方法，各税关在收税时应该

让商人们亲自填写文件，现场交税，不许他人特别是海关关员代为填写，以防海关关员在其中做手脚。收据要一式两份，一份给户部做凭证，一份给商人做回执，这两份要对得上，可防止关员收到税款之后私留中饱。第三是实行多重监核制度。清政府规定，户部和广东总督巡抚对广东海关实行双重领导，都有监督检查的权力。第四是规定了对关员腐败的惩处制度。但是和大清帝国的许多制度一样，这些规定大部分没有从纸上走下来，或者走下来不久就变了样子。

比如第一条，“刊行税则”，张榜公布，从康熙后期起，就流为具文，大部分税关都没有认真执行。从雍正六年上谕我们能判断出，截至当时，很多税关就已经不再设立木榜公布税率了。第二条，商人亲自如实填写税单，也很难做到。雍正年间上谕说，海关上报的账簿全是假的，都是关员填写的。到了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奏折当中说，广州海关的账簿已经全是经

过造假的，没有一本是真的了。第三条户部和广东督抚对海关的监管，很多时候也是流为具文。户部长官通常都是三甲进士，没有任何专业知识，搞不懂具体业务流程。至于总督和巡抚，他们都知道能当上海关监督都是皇帝的亲信，所以不愿深管。所以，第四条惩处也就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了。因此广州海关成了众所周知的肥缺，海关人员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中国海关公开税率与当时很多国家相比很低。因为中国皇帝们考虑问题总是习惯于登高望远，从大局出发。他们认为不妨给外国人多点好处，“怀柔远人”，有利于政治稳定。中国官方宣布的平均关税率大约在4％左右，这比当时号称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要低。

但问题是，天朝的事，往往纸上的规定与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实当中，国家正式关税之外，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陋规”。根据尤

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这些还只是可以让皇帝基本掌握并且默许的“半公开化”陋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见不得光的巧立名目和克扣勒索。加上这些陋规，也就是外国人口中所说的“贿赂”，中国的关税水平就从纸面上的4％，一下子变成了20％

以英国人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海关的腐败极为不适应，不习惯。他们之所以不习惯，也许重点不在于关税过高。外国人真正厌恶的，是海关官员们贪婪无厌的丑恶嘴脸，是不透明的，需要费脑子不停讨价还价的过程，是肮脏的交钱方式让人感觉深受屈辱。外商们很清楚，他们交的大部分钱，都没有上缴到帝国财政。据郭实腊估计，广东地方官员以及十三行那些官商，再加上相关工作人员，每年从对外贸易中“非法所得可达300万两。”他还判断，每年外商缴付的各

类税费只有1/3左右进入清朝的国库，而另外的2/3则流入各色人等的口袋。而马士统计的数字更为惊人，他说，海关收到的钱，只有十分之一上缴国家了。

到了晚清，中国海关却一跃成了一个著名的廉洁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海关基本杜绝了腐败，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一块净土，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海关运转失灵。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收到税款后来也如数交给了中方。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遂脑洞大开，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

海关。

1863年，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中国海关的管理。

赫德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海关的腐败。晚清海关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前，因为非法鸦片贸易的猖獗，海关官员最主要的来钱方式变成了庇护鸦片走私。各级海关关员都“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所有的人，从最高级的海关监督到最低级的杂役，都参与了这种腐败。他们定期向商人索取高额的费用，然后默许鸦片走私的进行。正是在这种放纵下，走私变得极为平常，有时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赫德不想仅仅以反贪风暴来改变海关面貌。他要做的，是从制度上彻底更新，对腐败来个釜

底抽薪。

赫德建立了有效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其中正稽核专门负责巡视各口海关，稽查方式是抽查，“他会出其不意地下去。”

赫德做的第二件事，是人事制度改革，对海关进行换血，把海关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换人的要点是“进人必考”。其他任何人和机构，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安插自己的私人。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实行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

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不搞“下不为例”。“贪污，侵吞，挪用，受贿等不廉行为者，一经税务

司上报总税务司，将予立即开革”。

配合以上制度改革，赫德还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清代旧式海关各级工作人员名义上工资都极低，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给大清帝国免费打工，但是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是超级富翁。赫德说：“中国的祸根在于官员薪俸低微不足。”

赫德说，为了使海关改革卓有成效，必须用支付高薪的方式使关员们保持廉洁。“一切费用，不可减少。若少，则所用之人，必为奸商所买”。

综合起来看，赫德的几项管理制度是相互关连的：高薪激励机制，让关员们“不想贪”。先进的会计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让关员们“不能贪”。严明惩戒制度，让关员们“不敢贪”。这三者互为补充，不可分离。

赫德不仅自己在海关实行高薪养廉，还把这

个做法作为一项重要建议，贡献给清朝政府。在1865年10月17日向清政府递呈的《局外旁观论》中，他建议说：

文之要，惟各官俸禄。各等官员应予以足敷用度定数，不致在外设法得钱……其民不服并非因被勒之多，因无定时，无定数而系私取。若因国家用度，新定民间应纳各项银两，必无不服。所交之银，并无格外为难，反或较少。当然，清政府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高薪养廉当然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海关经费的大幅增长。在清代旧海关时代，粤海关每年经费很低，每年不过花掉一万多两。但是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海关经费升至近75万海关两。在赫德任职期间，这项经费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而逐步提高。1896年为196.8万海关两。但是清政府却很痛快地批准了如此高的经费标准，因为在赫

德的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1861年，海关税收是490余万两，到了1871年，仅仅十年，就达到1100余万两，翻了一番。到1904年，已经达到3020.65万两。

赫德主掌的海关极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窘境。税收犹如国家经济的血液，清政府在濒死的边缘，获得了海关税收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鲜血液，让它又苟延了几十年的寿命。

不管赫德的本心如何，他管理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其廉洁程度在2000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说，“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具体地说，据1854-1870年十六年的统计，海关关员中总共只有4名因行为不轨，1名因经商，1名因受贿而被除名。在赫德50年任期期间，未经授权的支出滥用公款等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五起。这一事实说明，贪腐

在中国并不是不能治好的绝症。

1949年之后，新中国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海关也再一次成为腐败高发地带。在湛江特大走私案件中，有200多名海关关员涉案。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中，仅厦门海关涉案人员就达300多人。如同前清海关一样，一个单位成建制地垮掉的现象又一次出现。

3．“陋规”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大清王朝给各级官员所定俸禄水平极低。巡抚级别，年工资不过一百五十五两。

而他们每年的实际支出，大约在八千两到两万多两之间。这些钱并非用于奢侈的生活或者特殊的享受，而是一个省级官员生活中必须的、合情合理的支出。

第一项当然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开支。第二项是社交支出。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需要应酬的地方比今天还要多。

第三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他身边的一套人马，都需要自己花钱雇用。在清代督抚衙门

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在编官员，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也就是说，国家不给总督和巡抚配备下属办公人员。

由督抚来负担身边工作人员的开支，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的负担中，有一项最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用。封疆大吏经常要派人往返京城，递送奏折，与皇帝沟通信息。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得力干员去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边远省份花费更多。这些支出皇帝同样不管。

所以，陋规的产生，也有其“不得已”之处。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没有独立财政来源的情况下，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通过“勒索下属”，来搞一点经济收入。这种“勒索”时

间长了，就形成了“陋规”。

陋规的“陋”字反映了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因此今天的读者有一种常见的认识，认为“陋规”是贪腐的产物，并且主要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综上所述，“陋规”产生的最初原因，是地方官员收支的巨大不平衡。它本来的主要用途，也是地方公务。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演进，陋规确实是越来越“丑陋”了。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收取“陋规”，是地方官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后来官员们发现，这份收入官不举民不究，皇帝也不好深管，所以是肥己营私的最佳空间。于是，本来收一万两就可以满足公用，他会收到两万两、三万两，甚至十万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

4．康熙应该对清代的制度性腐败负最大责任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现代财政一般分为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两部分。随着历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中国传统王朝的中央财政占比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唐代上缴中央的租税是三分之一，留给地方的是三分之二。到了明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七比三，地方收入严重缩水。

清朝开国之初，基本沿袭明制，所以起运与存留的比例一开始与明代相仿。但是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初年，统一战争特别是其中的镇压“三藩”战争还在一直进行，军饷供应成了天大的事，一

切都要为这个让路。中央政府没有别的财政来源，只有不断压缩地方开支，康熙七年，全国“起运”也就是送交中央的财政比例为86.9％，存留地方的比例仅为13.1％。地方官员手中不但没钱来进行地方建设，甚至没钱来给衙役们开支。各地官员开始普遍巧立名目，千方百计盘剥百姓，以补充经费之不足。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采取增加“火耗”的方式。

所谓火耗，就是附加税，名义上是弥补税粮运送和税银重铸时的损失。中国传统官僚办公效率不高，但在贪污肥私时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高效率，令人吃惊。“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收耗银一钱及一钱五分、二钱不等。其或偏州僻县，赋额少至一二百两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百分之十，最后可能变成百分之二十、五十，个别情况下甚至百分之百至二百。“火耗”加征，因此就成了清代一个著名的恶政。如果说在战争紧急之际，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统一战争结束之后，统治者应该合理制定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但是康熙皇帝在这个时候，犯了重大错误。

收权容易放权难，历来是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经过多年的财政集权，中央官员享受到了财政集中的好处，不愿意再把已经到手的财权拱手送交回地方。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惰性严重，凡事一旦形成了“常态”，形成“先例”，就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到了康熙中期，全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基本固定为82：18。这个比例后来作为“祖制”，被历代继承下来。因此与明代的7：3相比，清代地方的财政占比进一步降低。

因为俸禄过低，地方官收取火耗的动力很足，除了部分用于地方开支外，还有余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既然地方财政不足，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不正式提高税率，满足地方政府经费以及官员生活支出的合理需要呢？

康熙皇帝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任内有一个著名的政绩，叫做“永不加赋”。这是他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德政”。康熙认为，这一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限制后世皇帝剥削天下的程度，一劳永逸地减轻了百姓负担。对于皇帝家族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制度设计，康熙因此也确实成为被后世热烈颂扬的千古“明君”。但是康熙没有想到，这样的制度设计，后来实行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通货膨胀之后财政收支的严重不平衡。清代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康熙去世后，从雍正到嘉庆年间，全国物价涨了三倍。然而税收却不能同步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到了嘉庆年间，政府的税收相当于缩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后果，国家一旦有重大突发事件，固化的财政系统无法支持。所以我们后来可以看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朝廷军费无出，咸丰皇帝格于永不加赋的祖训，不敢增加税收，只好大开卖官之门，导致吏治极度败坏。

对于这些问题，康熙本人也并不是没有认识。但是晚年的他却失去了锐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税收体制的根本调整，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晚年的康熙已经调动不起这样大的心力。

5．雍正皇帝的“高薪养廉”改革

雍正皇帝在清查亏空的过程中，认识到各地亏空的成因主要不是官员们的“婪索”，而是地方财政经费不足所致。他意识到财政制度不改革，亏空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亏空问题，就只有突破康熙“永不加赋”的成例，把“火耗”由私下征收，变成公开征收，并用于弥补地方财政收入和官员生活支出的不足。雍正二年，雍正宣布进行火耗归公及养廉银改革。雍正说，过去各地官员私征火耗，银钱多入私囊，弊端很多，比如造成官吏的贪污、陋规的横行、国库的亏空和农民负担的加重等。

雍正问道：

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也就是说，百姓所交不论税还是费，本来都应该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现在以私征的方式进行，就变成了州县官员掏自己的腰包来养活上级，上级就不得不感他们的恩。这显然是是非颠倒。如果把火耗征收的权力上收，就变成了上级拨经费养活基层官员，这样才合政体。

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改革的效果非常良好。

第一个效果，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由省政府公开进行，收到的钱进不了地方官的私囊，与地方的利益并不直接挂钩，因此火耗征收率普遍降低，人民的隐形负担相对减轻。改革之后，山西省的火耗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到

四十，降到了百分之二十，河南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十三，山东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十八。这样一下子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局面。

第二个效果，是贪腐得到了有效扼制。雍正皇帝按各级官员的官职高低、事务繁简，给全国地方官制定了不同的养廉银标准。一般来说，雍正年间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两万两左右，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为一万两左右，按查使为八千两左右，道府为五千两左右，州县为一二千两。养廉银数额超过了他们各自俸银的数倍、数十倍乃至一百多倍。

养廉银制度使官员的薪俸收入有了明显增加，让他们仅凭工资就能过上体面生活。发放养廉银数额虽然庞大，但实际上只是变暗为明，并没有加重人民的负担，也没有加大朝廷开支。

更重要的是，在养廉银改革之后，雍正就可以正式禁止“陋规”，取得明显成效。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清代的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经费的不足，这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的最大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的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6．养廉银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很多讨论反腐制度建设的文章，都以雍正养廉银改革最终失败，作为“高薪无法养廉”的典型例子。但是这些文章几乎没有一篇涉及清代的养廉银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

雍正去世之后，二十五岁的乾隆继位。

乾隆和康熙一样，也是一个“静态思维”的人。乾隆酷爱用规章制度把他治理下的一切都标准化、格式化起来，大力强化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

乾隆对养廉银制度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固定化”处理。雍正皇帝设立的养廉银，本来是一个动态的可以随着需要不断调整的数字。由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请示，由中央政府最后定夺。这

样就可以保证养廉银的数字可以适应各种变化。

但是乾隆却规范了各级官员养廉银的数字。乾隆十二年，朝廷因此对各级官员的养廉银都重新审定，公布了明确的数字，并且永为定制，轻易不做调整。

这个做法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通货膨胀之时，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不能合理调适。

如前所述，从雍正到乾隆再到嘉庆，大清王朝通货膨胀三倍，就意味着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之间，至少又出现了三分之二的缺口。“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不约而同又一次开始在地方上偷偷征收“附加费”，贪污腐败又一次开始横行，陋规体系全面死灰复燃。历史又流转回到了雍正即位时面临的困境，再次燃起的腐败之火，比原来更有破坏力。

7．高薪未必养廉，但低薪一定腐败：“中国俸禄史”的启示

前面探讨了清代官员薪酬与腐败的关系，而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中国历史，也可以看到历代的清廉与贪腐，多与其官员俸禄水平与制度紧密相关。

汉代在建立之初，经济相对困难之时，就确立了中高级官员较高的薪俸标准，这是有着明确的“高薪养廉”的考虑的。汉孝惠帝说，“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也就是说，给官员们高薪，是让他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

与此同时，汉代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处罚也非

常严厉。汉初官吏接受他人宴请被举报，就要罢官。朝廷鼓励百姓举报贪污受贿行为，还把没收之物作为对举报者的奖赏。

因此西汉大部分时期和东汉前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较好的时期，中高级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汉代“循吏”即清正有为之官最多。

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则情况为之一变。

在战乱和灾荒的交迫之下，东汉王朝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为了渡过危机，东汉政府采取了“最省事”，也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减少百官的俸禄。汉安帝汉顺帝均曾经下诏，“减百官俸”。桓帝时期，因为对武陵蛮的战争，还一度停发了百官俸禄。

在这种情况下，中高级官员的收入也大幅降

低，那些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大都陷入了穷困之中。如汉桓帝时的名臣朱穆，长期任中高级官员，“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东汉著名学者政论家崔寔，曾经在多地担任太守，“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

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也就是说，从高级官员到底层小吏，因为没有工资收入，所以就纷纷开动脑筋，把权力当成收入的资本，想法捞钱，于是一级级上贡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社会公正受到极大破坏，民生更加艰难。吏治腐败甚至导致人口减少，西汉大夫鲍宣就把“酷吏殴杀”列为民众“七死”之首。

当然东汉末期腐败横行的原因不仅是薄俸制。严重的党争和宦官、外戚专权也是重要原因。

东汉末年出现了“里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权臣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政治腐败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8．不给官员工资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薄俸制，在一些历史时期，还曾经实行过无俸制。

这些实行无俸制的朝代当然大多数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是朝廷赏赐的战利品。每当北魏王朝打了胜仗，那些随军将士和百官就过一次节。至于赏赐的内容，当然是抢到什么就赏什么给百官，所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金银器物、马牛猪羊、衣服首饰，还有俘获的人口，亦即所谓“生口”。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車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为了惩治贪腐，北魏皇帝们也开动脑筋，想尽了各种办法。太武帝太延三年下诏，号召天下百姓和官员，举报其官长和上级。文成帝太安五年下诏书，要求对官员们实行长期追责制，虽然任满调离或者退休，但是如果发现问题，也不放过。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办法更为特别，他发明了类似今天财产公开的办法。他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百姓特别厉害，就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就是查点官员的财产。巡行

使节闯入官员家中，一项项清点财物。如果你不能证明是合法所得，那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律视作赃物。

但皇帝们的百端治理整顿，几乎毫无成效。清代史学家赵翼对这种情形曾有过评价:“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原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

直到孝文太和八年，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把制定俸禄制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北魏孝文帝以汉化改革闻名史册，他的俸禄改革其实也是任内的一项重要举措，只不过后世注意者不多。

一个王朝，总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实行俸禄制度，从短期看，因为兴革之举会导致官民一时不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因

为这一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了百官肆无忌惮地抢夺民众财产的渠道，百姓负担实际上是大为减轻了。所以孝文帝接着说：“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

历史事实证明，孝文帝的俸禄改革，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整顿了吏治，因此保证了孝文帝时期均田制、移风易俗、实行汉化等其他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9．高度人性化的唐代俸禄制度

唐代俸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高时期。这是统治者在制度设计上的有意为之。唐玄宗曾于天宝十四年下诏说:“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于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及此由。”可见“足薪养廉”是唐代统治者的明确思路。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唐代建立起了体系完备、内容复杂的俸禄制度。唐代高级大臣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名臣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大历八年，回纥人请求卖给唐朝一万匹马，而朝廷因开支不足，准备只买一千匹。郭子仪说，“回纥人帮我们平定叛乱立有大功，应该报答一下他们的支持，而且国内也需要马，我请求缴纳一年的俸禄，帮助出马钱。”请纳自

己一年的俸禄以充一万匹之马价，足见其俸禄之隆。

唐代俸禄制的另一大特点是各级政府的办公费用有明确的来源渠道，不需官员自己想办法。唐代为保证各级官员的办公条件，按不同官署级别，批给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交由农民耕种，收租归各级官署使用作为办公费用。

唐代还实行了公务用车制度，各级官署都备有交通运输工具。中央机构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车坊。

和历代一样，唐代官员服制也很森严，不过唐代官员的官服费用是由国家负担，不需个人置办。

唐代官员出差费用也有保证。官员因公出行，持有官方颁发的有效证件，也就是券牒，可

以使用官方提供的馆驿。

总之，唐代俸禄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人性化。明清两代，在任官员购置官服需要自己出钱，因为官服昂贵，可能是官员年收入的数倍之多，所以清代干脆出现有的官员买不起官服要租官服穿的奇怪现象。除此之外，大臣们上班坐车坐轿、置办办公用品，从一地到另一地去赴任的路费，这些本应该政府补贴的项目，都要大臣们自己出钱。对于各级政府办公经费，朝廷也考虑甚少，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都划归中央，留下的数字只能满足需要的不到十分之一，绝大部分办公经费需要官员自筹解决，所以地方官员就只能在国家税费之外，乱搜刮乱摊派，无限度地增加百姓负担。唐代俸禄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国家不惮花费精力去进行较为完备的财政体系建设，其结果是唐代的官风远较明清两代为好。

10．宋代“高薪养廉”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以高薪闻名。有人说，“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史料，我认为对宋代官俸以“最厚”一词蔽之，过于简单化了。宋朝中高级官员收入很高，低级官员收入却很低，很多基层官员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体面生活的需要。更为严重的是，宋代的地方胥吏居然是没有俸禄的。所以说，宋代应该是厚禄与薄俸兼具的时代，高官厚禄，低级官员薄俸，而吏员甚至无禄。

宋代中级以上官员生活总体上来讲比较优裕，“国朝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元丰年间的朝奉郎、试户部侍郎苏辙，既享有寄禄官

正七品朝奉郎本俸，内容是月俸钱30千，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又享有职事官从三品试户部侍郎职钱月45千。另外还按年或月发给不同数量的盐、茶、酒、面、厨料、薪、蒿、炭、纸，给马刍粟以及元随傔人衣粮等，所以宋代中高级官员生活水平很高。

因此总体看来，宋代中前期宰执大臣官风相对较好，特别是北宋中前期，高级大臣多能“以天下为己任”，贪赃枉法者很少。有宋一代，文治大兴，百姓生活比较稳定，始终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与官僚体系的尽职尽责有关。

不过，宋代也存在着和汉代类似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收入差距过大。宋代官吏队伍过于庞大，财政不胜负担，广大低层官员只能承受低薪。宋代中后期，地方官税外加税、费外加费的情况司空见惯，方式则五花八门。宋代

已经出现“常例钱”的说法，所谓“常例钱”，就是官场上半公开化的礼金，性质同于元明两代的“常例钱”和清代的“陋规”。

与州县官员腐败比较起来，宋代吏员腐败更为严重，甚至与明清相仿佛。

宋代基层政府，官与吏的比例一般为一比二十左右。可见胥吏数量之庞大。但宋代官与吏的地位差别至为明显。

汉代吏员有机会升为高官。但是唐宋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普及，官吏渐渐分途。唐宪宗时曾有上谕禁止吏员投考进士科。不过在唐代吏员还可以由别科（如明法科）进入官员阶层。到了宋代，官员阶层基本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垄断，吏员不论工作多么努力，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

中央政府的胥吏，只给予极为微薄的俸禄，而地方州县吏干脆“无常俸”，不给任何报酬。

虽然没有工资，吏员们却还要承担许多不合理的负担。比如他们要负责筹备过境官员迎来送往、食宿赏玩的开支，备办官员生日的送礼等支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老实的胥吏可能真的宁肯倾家荡产，也不为害百姓，绝大多数的人则注定要“蚕食百姓”。而他们蚕食百姓的机会，又唾手可得。他们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

宋代胥吏贪污腐败已不仅仅局限于小范围，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形成了群体性、普遍性的现象，国家不肯给吏员发放俸禄，实际上就是默许他们蚕食百姓，其代价就是社会底层的败坏。有人说，宋代“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

宋人说，胥吏之治，是宋代最失败的地方:“汉之天下弊于戚畹，唐之天下弊于宦竖，我朝天下弊于吏奸，凡为朝廷失人心，促国脉者，皆出于吏贪。”

总结宋朝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说，局部的高薪养廉注定不能长久，没有与权力约束结合起来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11．元朝俸禄制度的缺陷

和北魏一样，以战争起家的元朝开始时是没有俸禄制度的。

蒙古官兵开始是专以从战争中掠取大量财物、私属人口为生，“鞑人初未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到中统建元之前，没有正式建立覆盖全域的俸禄制度。所以在地方治理上，与北魏初年一样，也是贪暴横行：“元初未置禄秩。无禄不足以养廉，于是地方官吏以未给俸，多贪暴。”

汉族大臣姚枢曾经进言，说实行俸禄有利于建设社会的公平正义:“班俸禄，则脏秽塞而公道开。”

忽必烈时期正式建立了俸禄体制。“世祖即

位之初，首命给之（禄秩）。……禄秩之制，凡朝廷职官，中统元年定之。”

不过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管理上比较粗疏，所以元代俸禄体系发育很不完全，不合理之处甚多。比如元朝南北官员，职田分配是不一样的，江南地少人多，所以职田只有北方的一半。朝廷内外官员收入也不均，有的官员俸禄很高，有的却非常低。

元代俸禄制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俸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钞票发给的。元代钞法实行不善，经常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中统至元中年间，物价上涨8-10倍。最严重的时候，钞票几成废纸，仅能值回印刷成本。虽然朝廷多次采取增俸措施，但速度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元代也属于薄俸制，大德年间，连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感到生活捉襟见肘。元代中下官吏普遍生

活困顿，如“（黄澹）在州县以清白自持，月俸不给，至鬻产佐之”（《新元史》）。这种低薪制不独汉官受害，也导致“不少蒙古官员家计入不敷出”。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吏治之腐败也是空前的。明初叶子奇对元代名目各色的“例钱”曾作过分类解释，他说:“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俸禄制度的缺陷，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12．“官俸最薄”与“腐败最烈”的明代

宋代的高薪在历史上很有名，同样有名的是明代的“薄俸制”。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

按理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明代统治者们应该大幅度提高俸禄。

但事实是，洪武之后，明代俸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步降低。

其主要原因是明代俸禄的“折色”制度。

明初俸禄主要是用粮食来发放的。但是当国库中的粮食不够用时，偶尔也会发点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所谓“折色”。

发什么呢？发胡椒，发苏木。胡椒和苏木，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颜料，为什么发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进口多了，宫中堆积多年，眼看着要放坏了，所以拿出来给百官充工资用。成化五年，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甚至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绽丝绫罗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帽子、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

么。

实在拿不出银子来给百官发工资，发点东西大家倒也能理解。问题是，皇帝们的小算盘打得非常鸡贼。

成化七年，因为国库里存的棉布太多，积压久了，眼看着都快烂了，皇帝遂宣布，以后就用细布给百官开工资。什么标准呢，一匹细布折算成20石米。然而，明代最好的三梭细布，一匹也不过能换二石米。皇帝显然把布价抬高了十倍。

明代官场贪腐发展的曲线图，与俸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贪风之盛行，恰恰发生在洪武朝以后，与俸钞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贪污腐化就发展得越厉害。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总结明史，尖锐地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13．窘迫的曾国藩：清代京官的生活水平

清代顺治康熙等前期帝王认为，明太祖开创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超越汉唐，极为完美，康熙甚至称明太祖“治隆唐宋”。所以有清一代，在国家制度上大部分沿袭明制。比如清代俸禄制度基本是照搬明代俸禄。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清代京官，大部分生活都很“穷”。例如，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在做京官时，有时候甚至吃不起饭，日记中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的记载。他还记载他见到的另一个京官，刑部主事，因为经常饥饿，甚至面有菜色：“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

我们可以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具体分析。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中了进士，道光二十年，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

清袭明制，官员俸禄水平很低。清代一品官员正俸全年不过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

雍正年间地方官进行了养廉银制度改革，但是京官只是在乾隆年间改开双俸，正俸之外再开一份“恩俸”。将薪俸与公费相加，曾国藩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5两。晚清的一两白银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

所以曾国藩收入很低。但同时花费很大。

一个人从外地到北京来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任何福利，刚到北京就买得起房的人很少，曾国藩的选择自然是租房。

在传统时代，等级观念很严重，作为一个京官，不可能采取合租的方式，必须租四合院。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一个四合院，年租金160两白银。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年租金251两。

京官的第二大支出，是社交应酬。清代《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入人数。所以当时北京城的各大著名饭庄门口，每天晚上，都停满了官员的车马。当时京官吃喝不能报销，要自己花钱。在道光21年，曾国藩给朋友的婚丧嫁娶、朋友父母的生日送的寿礼，加起来70多两白银。请客吃饭用了40

多两，这两项加一起110多两。

第三项大的开支是衣服。清代对官服的要求非常严格又非常琐碎。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清代又没有公款采购制度，官服要自己买。一套官服置办齐至少得五百两到八百两。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只能租马车，道光二十一年，他在这方面花了三十多两白银。

除此之外，加上生活日用，文化生活，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共支出608两白银，赤字是479两。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记说“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这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的卑污、多么的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14．曾国藩的小金库：清代地方官员的真实收入

一个人之所以在北京苦熬苦挣做京官，目的就是将来能有机会外放做地方官。一旦做了地方官，就掌握了地方上财政税收的大权。清代财政没有严格的审计制度，要想获得一些灰色收入易如反掌。

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管江苏、江西、安徽三省。

他的法定工资，按制度仍然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但从雍正时期起，两江总督享有养廉银一万八千两。不过，“养廉银”仍然不是两江总督收入中的大头。大头是陋规，清代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官员，平均每年要收陋规十八万两。

但是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不光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他对家里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体力劳动。而且还给她们制订了一个功课表。

曾国藩生活得如此清苦，是因为陋规中的大部分都没收。

可是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身上也有“浊”的一面。

首先，曾国藩也和一般的官员一样，也会给别人送礼。凡是外地官员经过，曾国藩会送上一二百两银子的程仪。每年他还要给京官送冰敬炭敬。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送过“别敬”。同治七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进京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二万两的银票。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其次，曾国藩也像其他官员一样，遵从官场上的“潜规则”。

曾国藩带兵打仗多年，军费花了三千多万两，需要到户部报销。要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各地为了顺利报销，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

在报销前，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封信：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部费”需要四十万两。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

人，到北京讨价还价，结果是户部的书吏做了极大让步，同意只要八万两。

以上这些开支，来自曾国藩给自己建的一个“小金库”。他属下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陋规，他都收下，供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曾国藩是“非典型类清官”。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清官办不成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海瑞一生没办成什么大事，因为他在官场上始终受到大家的排挤。曾国藩是想做大事的。他做事更重效果。因此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15．刘光第和那桐：晚清京官的穷富极端代表

如果要数清代历史上最穷的京官，刘光第应该可以上榜。

刘光第是四川人，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中了进士之后，他却因为家庭贫困，一直没有到北京去当官，因为当时做京官需要赔钱。直到光绪十四年中进士五年后，他获得了一位亲戚每年三百两白银的固定资助，才起程奔赴北京。他在北京当了十年京官，因在京官生涯的最后几个月参与戊戌变法被杀害。

刘光第的整个京官生活，都非常穷困。一般京官为上下班方便都住城里，他因付不起高昂房租住在郊外一座废弃的菜园子。发放俸米时，中

下级官员领到的基本都是放了多年的陈化老米，“多不能食”，一般用做牲畜饲料。只有刘光第一家是领到之后自己吃掉的，刘光第在书信中说：“幸兄斋中人俱能善吃老米。”

刘光第“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夫人则“帐被贫窭”，被子蚊帐千疮百孔。几个儿女则“敝衣破裤，若乞人子”。因为住在城外，所以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

他被捕之时，连抓捕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

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已的空间很大。典型代表当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属。

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绝大多数是满人。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桐是内务府世家，从青年时代起，他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甚至奢华的。那桐的住宅是一座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25亩之多，房屋约三百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

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1897年有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

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因为他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出任的第一个肥缺，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五千两，除此还有巨大灰色收入。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资产积聚相当迅速。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因素。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物，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圆融、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在国步艰难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

小结：反腐败是一连串的事情

据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4年与全国政协常委交流时曾提出，现在的惩贪措施已经让官员们“不敢贪”，他希望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让官员们“不能贪”，最终做到让官员们“不想贪”。那些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什么共同点呢？

第一是能满足公务人员体面生活的薪水。

第二，是透明。

新加坡总理字面收入确实惊人，但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比起来，实际收入也许并不算高。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曾说，仅从工资收入的数字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领取薪水最高的一个人”。但是他又说，“从实际待遇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一位最穷的总理。”这说得也许有点夸张，不过也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公开的工资收入是他们的全部收入，此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待遇。新加坡总理以下，国家都不配给公车和专职司机，他们日常办公都是乘坐自己的私车，自己花钱加油，自己修车，自己出钱购买房子（包括李光耀本人）。即便国家总理，也要自己缴纳商业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李光耀去世，贵为“新加坡国父”的他在医院并没有享受到特别优待，所住的ICU病房隔壁是欠债累累的普通病人，为他看病的住院医也一直在轮转，没有因为他影响培训计划。

因此，和某些表面上工资很低，但实际上享有巨大隐性收入和福利的领导人相比，新加坡领导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绝不算奢华。

第三个成功因素，是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

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却不知道，在新加坡官员腐败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7倍。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能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独立性。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直属总理办公室，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拥有绝对的权威。

第四点，是公民的反腐热情。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腐热情都比较高。

瑞典是欧洲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民众非常关注自己纳的税是怎么用的，所以他们监督政府的积极性非常高。官员们会因为吃饭时自带了烈酒（瑞典禁酒）、在高速上超速行驶等“小事”遭到投诉举报。据报道，有一个国会议员，有一次乘坐出租车到周边小城办理公务。出租车司机和他聊了一路后得出结论，这个议员本来可以乘

坐公交车，所以他乘坐出租车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于是就将此事通知了新闻媒体，结果议员被曝光。瑞典的公职人员就是这样始终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开放的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是廉政建设这个木桶的几块木板。有一块短板，这个木桶就存不住多少水。高薪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养廉的责任，或者说只有在其他前提都具备的条件下，高薪才能很好地发挥养廉的作用。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约束和配合，高薪养廉只能起到部分作用，甚至很多时候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会助长官员的奢靡之风。原书信息

书名：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53384

军队反腐历史篇6

让学生看课本，查图书、报纸，上网查找资料。活动内容：

1、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你认为我国在国庆大阅兵时会检阅哪些装备？

2、历史知识和军事。

3、也要进行评比奖励。参考材料：

一、我国有哪些先进的武器装备？飞机：歼

10、歼11（国产苏27）、苏

27、苏30、飞豹

军舰：现代级驱逐舰、054级护卫舰、晋级潜艇、基洛级潜艇、夏级潜艇、元级潜艇导弹：东风系列战略导弹、霹雳系列空空导弹战车：99式主战坦克还有北斗导航系统好东西太多了

1、现代级驱逐舰（从俄进口）；

“现代”级主要武装为8枚SS-N-22反舰导弹，以四联装发射器置于舰桥两侧，这种导弹被认为是专为对付美国航母设计的，此种导弹飞行速度2.5倍音速左右，再加上威力强大的半穿甲战斗部，使得当今大多数反导武器无用武之地。

SS-N-22导弹是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研制的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于1984年装备部队，专门对付在海上耀武扬威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和装备宙斯盾系统的导弹巡洋舰，号称是为美军航母“量身定做”的克星。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整体组合冲压发动机的实用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到90年代中期该型导弹性能解密时，其总体性能仍远远超过西方的同类导弹，令北约诸强目瞪口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对付SS-N-22导弹的有效办法。俄罗斯称该型导弹的单发命中概率为80%，平均只需1.2枚导弹就能摧毁一艘驱逐舰，1.5枚摧毁一艘排水量2万吨级的运输船。事实上，北约现有的各种舰载防御系统在遭到SS-N-22导弹攻击时，根本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只能被动挨打。

3、99式坦克，装备特种破甲炮弹（破甲厚度1100mm），绝对能打穿世界上任何一种坦克！

超强的火力

99的125MM火炮在发射动能穿甲弹时，可穿透1100MM的均质钢装甲，而豹2的L55120MM火炮为960MM，美国的M1A2的120MM火炮是910MM，所以说99式的火力世界第一。

先进的防护

99的前装甲相当于600MM的均质装甲，加装反应装甲后相当于960MM均质装甲，豹2为750MM，美国为720MM。99的防护是相当好的。

优越的机动性

99的发动机为1000马力，最大速度65KM/H，虽然并非上乘，但在99改中升级为1500马力，最大速度提升为80KM/H几乎为三代坦克的极限，世界第一。

先进的火控：

有人说日本的90坦克的火控第一，但看过北京防务展后，这被彻底推翻了!北研的火控具有自动跟踪和闭环系统，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99的火控一定会十分先进，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88B的动对动都90%)!中国最先进的洲际导弹东风-41.2008-07-27 10:54

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均采用三级固体运载火箭作动力，其载车能在公路进行机动，提高在敌方发动第一次核打击时的幸存力。另一方面，该型导弹采用了电脑控制的惯性制导系统，命中精度得到大幅提高。若配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方式进行攻击，以西方目前技术是无法进行拦截的。采用三级固体燃料的DF-41要比DF-31来得大，并且拥有10000——14000千米的射程。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公开资料提及这种新型导弹的结构，据推测其很可能是在DF-31基础上加大了第三级推进火箭改进而来。由于不像DF-31（巨浪-2即以DF-31的潜射版）那样受到核潜艇导弹发射管大小的制约，DF-41可以将弹体设计得更长，并且使用更大的第三级火箭推动器。同时配套的机动发射系统将极大提高该导弹的生存能力。预计DF-41将在2010年左右交付二炮部队。

由于还没有进行发射实验，这款使用固体推进剂的导弹最终的结构还是未知的，特别是第三级推进火箭的长度。然而，作为DF-31的衍生型号，DF-41的有效载荷预计不到1,000千克，很可能在800千克以内。一些意见认为，和早期型号的中国洲际导弹一样，DF－41仅能携带一枚当量约35万～100万吨的核弹头。

“美联社”消息，中国2004年7月15日试射一枚新型洲际导弹，据说是东风-41改，导弹从新疆射至太平洋中部，射程15000公里，高超音速，在太平洋上空曾做过曲线变轨动作！美军方推测，这类导弹比俄罗斯最先进的白杨M还要先进5年，估计是早在10年前白杨已经让**了关键技术，现在消化吸收发展更先进的东风-41A，导弹成功准确命中目标，误差仅50米。另，为配合这一声势，中国最新核潜艇094也与今早下水，携带16枚射程8800公里的巨浪-2，中国此次把最先进的核武公开，很明显是给美国看的。美国国防部紧急磋商，再次考量对华及对台关系！（该条消息有待证实，不太可信，仅供参考）

军队反腐历史篇7

一、狠抓作风,反对“自由主义”

甲午战争后中国各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各种救国思想,自由主义思潮也随着20世纪初期的“大思潮”洪流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各级组织群体不断壮大,自由主义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在革命队伍中传播开来。1937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深刻批判了当时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2)毛泽东在当时就已经看到自由主义泛滥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后自由主义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缺少了革命年代的政治紧迫感,部分官员在政治仕途中犯了“任人唯亲”“任人唯近”等原则性错误,缺少了党员的自律性,自由化首先从思想上对一些干部造成了腐蚀,降低了党员的政治觉悟。自由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个人主义的泛滥,党员干部开始滋生家长制作风,法治观念也淡漠起来。有些党员干部“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3)把个人私利放在第一位,以追求个人仕途和家族利益为目标。我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邓小平曾经在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4)而新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方向性的根本转变,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干部有向腐败转化的倾向。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如何严格把光掌握大量公共资源财产的“一把手”“二把手”成为党和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是一个形象说法,又是我党更加注重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的有力措施。“分析以往腐败案例,腐败分子大都是从不良作风滑向腐败堕落的。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5)习总书记关于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的论断再次表明了“党风”与“廉政”的互生关系,不正“党风”则无以言“廉政”,“廉政”建设有赖于“党风”的纯洁。

二、营造风气,善抓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贪腐分子也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因此对腐败分子的惩治一定要形成气候,抓住典型严肃处理,以此形成震慑。1952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了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顺应了民意,对少数怀有腐败思想的干部形成了有效的震慑。“反腐”首先要形成“大环境”,否则反腐倡廉很难成功。晚清末年官场腐败盛行,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成为公开的秘密,大有“顺腐败者昌,逆腐败者亡”的趋势,在这种条件下“倡廉”显然没有任何生存土壤。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下,首先需要中央政府的坚定决心,动员一切力量,形成全国范围的反腐败之风,“没有一定气候,这类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6)没有形成不可阻挡的反腐潮流,各级群众、单位就不敢主动发起反腐败运动,也没有力量发起反腐败运动。因此,我党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斗争要想继续深入,就应当运用包括现代网络通讯等在内的各种媒体手段对腐败势力形成强大的舆论围剿。

虽然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环境与建国初期已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党风廉政建设从高级领导机关、干部抓起以示“带头作用”的基本要求是不变的,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的讲话中就指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7)党的十八大以来周永康、徐才厚案正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的体现,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更加完善,对于贪腐分子要依法处理,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执行。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风雨历程已经证明,诸葛亮不斩马谡不足以明军纪,中国共产党不处理党内“巨蠹”就不足以明党纪正国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了全国范围内惩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行动,同时在国际上引渡潜逃多年的通缉犯,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苛、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8)再次表明了新时期我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十八大以来“公款吃喝”“公款送礼”“高级宴会”等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时间与实践证明,抓住典型“大案”进行严肃处理,才能给公众社会一个交代,影响才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意义也就更大。

三、坚持“精兵简政”

1941年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等向延安边区政府提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建议,毛泽东看到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于是便采纳了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并付诸实施,实践证明效果很好。“精兵简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部分党政组织人员繁多、机构臃肿给了腐败分子赖以滋生的土壤,“中国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到4000多万,还有3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每20多个人中就有一个属于财政供养。”(9)如此庞大的行政机构必然使得各级群众在监管中“力不从心”,“精兵简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简单的精简人员,缩减机构,而且在于可以使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监督权力。近年来,公检法内部发生的腐败案件,更反映了这些“绝对权力”部门的“一把手”在群众监督缺失情况下的监督难度,查处腐败过程中暴露出的“二奶反腐”“子女反腐”等案件也充分反映了当下中国群众监督的不足,各级政府部门办事相互推诿、不积极为群众解决问题的现象正反映了机构改革这一紧迫问题。在此情况下“精兵简政”已非常迫切。只有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才能便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的权力,诸如各地方“公款私用”的现象也会得到有效遏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则会使党的自行监督形同虚设,直接行使本不属于自己的行政权力从而导致忽视自身的建设。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而“精兵简政”则对明确党、政职责,加强党的领导能力与自身建设有着了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反腐工作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但如要保持廉政之风继续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就要形成新常态。新时期新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是防止腐败的必要举措,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则是处理腐败的有效手段,党在革命时期防止和处理腐败问题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情国情以及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只有吸取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结合新时代的变化才能找到最有效的中国反腐之路。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央的高压反腐下,一大批“老虎”“苍蝇”被绳之以法。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始终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共同推进,如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反对自由主义、狠抓典型、坚持“精兵简政”等措施,都是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反腐倡廉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自由主义泛滥则要侵蚀党的肌体;资产阶级自由化则要取消党的领导;“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防止滥用权力或以权谋私,预防职务犯罪,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有关廉政思想的论述就是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关键词：自由主义,典型,精兵简政,反腐倡廉

注释

1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卷):359.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卷):36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卷):368—369.

5靳凤山,王绍军,主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百问[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3:118 .

6朱兰芝.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理论与实践[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0:98.

7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7.

8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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