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反腐制度比较研究

国外反腐制度比较研究（精选4篇）

国外反腐制度比较研究 篇1

摘要：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社会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参与, 特别是在合作社起步阶段更需要政府从财政、税收、法律等各个方面给予强大支持, 对于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合作社事业来说, 借鉴国外较为完备的促进合作社发展法律制度, 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十分重要。作者主要从财政、税收和反垄断豁免等方面对各国合作社支持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希望能对我国相关制度构建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合作社,财政支持,税收支持,反垄断豁免

农民合作社是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农户根据自愿、平等、民主、互利等原则, 通过共同经营活动以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提高经济地位的经济组织。与一般营利性企业相比, 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反市场性, 换言之, 在一个完全遵从自由竞争机制的市场环境下, 其制度安排处在市场失灵的边缘, 对政府的扶持具有某种天然的倾向性[1]。目前, 各国比较成熟的做法是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对合作社的发展加以扶持, 而避免采用僵化的行政命令过度干涉合作社的内部事务。

一、各国合作社财政支持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合作社为了生存和发展, 需要逐步扩大经营规模、不断采用最新技术, 对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但资本问题又一直是制约合作社发展的软肋, 处于弱势地位的社员群体个人资金十分有限, 使得合作社创立资金先天不足;社员资格的开放性又令社员可在退社时将其股金抽回, 使得合作社资本又时刻处于不稳定状态;合作社公共积累的不可分割性又让社员倾向于将盈余划归个人名下, 使得合作社发展缺乏后劲;合作社虽然开始设法吸引外部投资, 但受制于资本报酬有限的原则, 对外部资本吸引力有限。而国家财政的基础性、公益性和服务性职能, 则决定了其扶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必然性。从国外的经验看, 作为承担一定社会公益事业的合作经济组织, 各国政府对其发展都给予了一定的财政支持。

德国对合作社的财政支持一直力度较大。在前联邦德国时, 合作社就得到了国家财政上的大力支持, 联邦政府对合作社的管理费用进行补贴, 第一年补贴费用总额的60%, 第二年为40%, 第三年为20%;补贴的总额要达到合作社投资总额的25%, 以便合作社购买运输工具、仓库设备等生产性用具来发展生产, 增强经营实力[2]。现在德国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财政补贴占到全部财政补贴额的12%。联邦财政部通过“东部地区合同研究开发计划”, 向东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资助, 资助额占项目费用的1/4[3]。德国巴伐利亚州每年州政府为农业各类投资和补贴约20亿马克, 其中10%用于支持各类农民经济组织[4]。

法国政府采用“技术咨询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技术咨询, 其补贴额度相当于企业咨询费的30%。法国政府还创立了研究人员补贴制度, 适用对象是10人以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政府补贴额相当于一个研究人员第一年研究经费的20%。对研究人员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任职超10年者, 还可获得红利补贴[3]。

在意大利, 一般企业必须向国家银行缴存相当于资本总额30%的储备金, 而合作社可以免缴。此外, 意大利政府还向合作社提供优惠贷款, 非合作社贷款利率在15%~22%之间, 而合作社贷款利率仅为4%~5%。对于购置农业机械的合作社, 政府还给予财政补贴。为鼓励合作社购买国产的农业机械, 提供贷款的利率下降到3%。国有能源部门向合作社提供的农业用油价格比城市低50%, 农业用电价格比非农业用电低1/3[2]。

韩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给予了强有力的财政补贴政策支持。例如, 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开发新产品和改进现有产品方面给予财政援助, 援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开发成本。如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受助项目取得成功, 则要偿还部分的政府资金。另外政府还鼓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学术界和公立研究所共同进行研究开发, 政府可为合作研究方提供财政补贴。联合体的研究开发活动由中央政府、相关地方政府和参与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共同出资, 地方政府需要向进行合作研究开发活动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配套的资金[3]。

印度建立了以下的国家基金, 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印度储备银行一级, 建立全国农业信贷基金, 向各个邦政府提供信贷, 使他们能够参与合作社的股份资本;向农业提供中期贷款;向合作社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提供资金, 支持它发行债券;向各个邦合作社银行提供中期贷款, 以帮助合作社银行在合作社成员遇到干旱等自然灾害时, 将合作社成员的短期贷款转为中期贷款。在印度政府一级, 建立全国合作社发展基金、全国仓储设备发展基金, 以及农业救济和保障基金, 帮助农业合作社扩大农产品的储备能力, 抗御饥荒、洪水等自然灾害, 以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5]。

我们应该认识到, 政府对合作社的财政支持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财政支持的导向作用可以加速合作思想的传播, 有利于合作社的建立和快速发展, 使合作社可以与普通商业企业相抗争。消极的一面是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及财政援助往往变成吸引人们参加合作社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府的资助一旦停止, 合作经济组织就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同时, 政府为了保证财政资金的正确使用, 常常干预合作社的经营, 使合作社具有浓重的“官办”色彩。而且财政支持运用不当还可能导致助长合作社的惰性和依赖性, 破坏原有的正常市场秩序。

那么政府到底应不应该对合作社进行财政扶持?答案是肯定的。关键是要适度, 要遵循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 采取审慎的态度, 经科学评审后才予发放, 并且要充分尊重合作社运动的自治和独立原则, 不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进行过多干预。

二、各国合作社税收支持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合作社是以为社员服务为宗旨,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 其盈余主要按照惠顾额返还给社员, 合作社只是为社员提供了一个经营的平台。各国都对合作社采取减税、低税或免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

美国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对合作社实行不同于普通企业的减免税优惠。1889年战时税法第一次规定对农场主合作社实行免税, 该法关于征收印花税的条款中规定:本条规定不适用于农场主地区合作社公司或协会;由其成员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和指导的地区合作计划。1913年所得税法第七条第四款规定:本条款不适用于劳动者、农业或园艺组织, 也不适用于非股票形式的互助储金会[6]。1916年税法第一次提出了豁免“仅仅为销售其社员的农产品而组织起来的农场合作社、水果生产者协会以及类似组织”的税收。1921年税法把这一规定扩大到采购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 。1951年税法改变了普遍给予农业合作社豁免权的做法, 规定了减免税的条件。1954年税法增加了第521条和第522条, 第521条具体规定了农业主合作社应给予免税的适用规则。第522条规定农业合作社的所得税不予豁免, 同时又规定了其不同于一般股份公司的计算方法, 即在计算纳税收入时, 除了像股份公司一样扣除应扣除的项目外, 还应扣除另两项免税开支:按股金分配的利润额、分配给惠顾者的惠顾偿还金和分配给社员的来自非惠顾活动的收入。1990年首次通过的《合作税则》, 对农民合作社的净收入通常按照单一税制原则征税, 即或按合作社企业征税, 或按社员户征税, 而不是对两者均征税。这一规定的适用对象是公司组织的农业合作社, 对以互助为基础而从事经营活动的农业和园艺协会实行免税[7]。另外, 美国还对农业、化肥和保险费, 免征普遍销售税。

加拿大的所得税法规定, 合作社社员的惠顾返还金可以不纳税。合作社年会召开后6个月内付出的股息在申报所得税时应予扣除, 成员投资所得利息也给予扣除;新成立的合作社3年内可以免税[2]。

意大利政府在税收方面向合作社提供了种种优惠, 合作社可以免缴登记注册税, 资本不超过1000万里拉的合作社和资本不超过3000里拉的合作社联社免缴业务活动文件税;社员的股金红利不缴纳地方所得税;合作社从纯赢利中提留的不少于20%的储备金免缴合作社所得税;合作社使用的农业机械进口税可以下降11%;农业机械燃料的增值税税率由12%下降到6%[2]。

法国对合作社有两项税收优惠政策:一是免公司税 (根据经营利润多少征收, 相当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 ;二是减半征收地方税 (根据不动产总额征收) 。合作社获得的盈余都通过利润返还形式分给了社员, 社员依法交纳个人所得税, 因而合作社没有义务再交纳公司所得税。由于合作社与非社员的交易形成的盈余, 不能按照合作原则进行返还, 会形成合作社的所得, 因而法国有关法律规定对合作社与非成员的交易进行单独核算, 单独纳税。但如果与非会员的交易超过20%, 则要对合作社的全部盈余征收公司税。不过, 法国在增值税征收方面, 对合作社没有任何特殊优惠待遇。

澳大利亚涉农所得税有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但是公司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仅限于股份公司。因此, 澳大利亚对农业合作社不征收公司所得税, 只对农场主征收个人所得税。其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允许的资本开支扣除。如防治病虫害, 修筑堤坝、水渠, 建筑围栏等开支, 可以在开支年份全部扣除;对储水或运水开支可在3年内扣除。农业生产亏损的结转。农业生产亏损可以无限期向前结转, 直到亏损被弥补。此外, 还享有旱灾投资减免税、非正常收入分摊等优惠。另外, 澳大利亚对合作社的税收优惠还体现在批发销售税上。批发销售税是对在澳大利亚境内生产或者进口到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境内使用或者消费的所有商品增收的一种税, 其仅按商品的销售价格在销售环节单向一次性征税, 相当于我国的营业税。澳大利亚税法规定:对于澳大利亚税务局登记免税的纳税人, 凡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商品, 如筑栏工具、材料、灌溉设备、化肥等, 或者专用 (主要) 于特殊目的的商品, 如收割机、农具、拖拉机等, 或者用于农业生产辅助活动以及维持辅助生产的商品, 均免征批发销售税。而且对所有农牧产品销售也是免除批发销售税的。日本政府对农协、生协有很多的税收优惠和扶持政策。如合作社缴纳法人税的基本税率适用于减税税率, 即合作社与公益法人一样, 缴纳法人税税率为27%, 一般公司为37.5%, 出于其他政策的目的, 在实际中还有不同的减税情况。农协中央会因其公益性较强, 免交法人税、印花税。越南政府规定, 依照合作社法, 渔民合作社、山区和岛屿及其他贫困地区的合作社在注册经营的头两年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与合作社一起核算的经营单位和合作社委托其经营的社员个体户, 不直接支付牌照税, 由合作社统一支付。社员向合作社入股的生产资料和股金转到合作社其他社员名下, 免交登记税。从1999年1月1日起, 越南实行新的税法, 以前的营业税和所得税改为增值税和营业收入税。为了继续鼓励合作社的发展, 1999年4月26日财政部就合作社纳税优惠问题, 发布通告, 对合作社免征营业收入税的期限和比例作了特别的规定, 减免的期限和比例则与以前的政策一样。综观各国对合作社的税收优惠制度, 可以发现涉及的税种形式多样, 包括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 而且多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税种综合豁免的方式, 其中又以所得税为主。各国对合作社的所得税征收都避免像普通商业公司那样对公司和股东重复征税, 对合作社和社员只征一次所得税, 具体模式有四种:一是合作社免交所得税, 而由社员按其分配所得交纳个人所得税;二是合作社交纳所得税, 社员也交纳个人所得税, 但是对于与社员交易形成并返还给社员的盈余, 合作社仍可免税, 只由社员交纳个人所得税;三是合作社免交所得税, 仅由社员交纳个人所得税, 但是如果合作社与非社员的交易超过一定比例, 则要对合作社全部盈余征收所得税;四是合作社交纳法人税, 社员也交纳个人所得税, 但合作社的纳税税率低于其他普通法人, 即已经考虑社员的分配所得还要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事实[8]。

同时, 国家对合作社的税收豁免应该是有条件的, 豁免的范围仅限于与社员的业务, 豁免的金额只是按惠顾量返还的部分, 而对非社员业务及其与其它企业联营和按股本分红部分不属于豁免的范围。如上文法国有关法律规定对合作社与非成员的交易进行单独核算, 单独纳税, 并且如果与非会员的交易超过20%, 还要对合作社的全部盈余征收公司税。这样就有效确保了合作社不致偏离为社员服务的宗旨, 防止借用合作社的名义进行避税的情况发生。

三、各国合作社垄断豁免法律制度

合作社作为由社员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一种特殊经济组织, 在满足社员需要、为社员服务的同时, 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功能、民主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合作社在追求效益的同时, 还兼顾了社会公平。

另外, 合作社还是促进竞争的力量, 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提升。Nourse (1944) 提出, 合作社通过其独特的作用, 可以获得足够的市场分额, 迫使非合作社企业更富有竞争力。也就是说, 按成本价格 (包括资本投资的正常回报) 运作的合作社向它的成员、其他人和社会提供一个关于鉴别其他企业组织绩效是否合理的建议或尺度。

而公平和效率无疑是反垄断法追求的价值目标, 因此各国反垄断法都对合作社“另眼相看”, 对危害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予以豁免。“从世界各国合作社的发展来看, 不少国家对合作社给予了有限豁免待遇的政策支持。从豁免规定的方式看, 大致有以下四种:一是制定单行的合作社豁免的法规, 独立地作为与反垄断法相伴而生的'适用例外法';二是在已有的反垄断法律中用专章或专条对合作社的豁免加以规定;三是在反垄断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尤其是专门的合作社法律法规中有承认和保护合作社豁免的条款;四是反垄断法中的专章或专条规定与合作社法中的专门条款规定相结合的方式。”以下主要对日本和美国反垄断法律体系中对合作社的豁免规定进行简要介绍。

㈠日本合作社垄断豁免法律制度日本对合作社的垄断豁免除了体现在各专门合作社法的特别条款中外, 更为集中的体现在《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和《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的适用除外等的法律》中。

第一, 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制定于1947年, 最近修改于1996年, 内容涉及到卡特尔、独占、并购和不公平交易行为。与属于私法范畴, 由受害人向法院请求私法救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同, 该法属于公法范畴, 主要由集行政、准立法和准司法权力于一身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执行。该法第六章适用除外涉及对合作社的垄断豁免。

根据规定, 该法不适用于就特定事业有特别法律而事业者或者事业者团体依据该法律或根据该法律发布的命令所实施的正当行为。这样就与《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的适用除外等的法律》很好的衔接起来。

另外, 该法规定不适用于具备以下各项所列要件并且依法律规定设立的合伙 (含合伙的联合) 行为。但是, 使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时, 或者因实质性限制一定交易领域的竞争从而不正当地提高价格时, 不在此限。一是以小规模事业人或者消费者的相互扶持互助为目的;二是任意设立、且合伙人可以任意入伙或者退伙;三是各合伙人有平等表决权;四是在对合伙人进行利益分配时, 其限度为法令或者章程所规定。

同时, 该法之规定不适用于生产或销售公正交易委员会指定的易于识别质量相同的商品的事业者, 与销售该商品的相对方事业者决定、维持该商品的再销售价格的正当行为。而且又将依据农业合作社法、消费生活合作社法、水产业合作社法、中小企业等合作社法、中小企业团体组织法、森林合伙法等法律设立的团体排除在此种豁免之外。这就将合作社维持再销售价格列为反垄断法规制对象。

第二, 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的适用除外等的法律。《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的适用除外等的法律》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同年颁布与修订, 与后者第二十二条相对应。

该法规定了《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第八条 (即有关垄断行为的禁止及对垄断状态的措施的内容) 的规定不适用于下列团体:一是具备《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各项要件, 且根据下列法律规定而设立的合作社及相关团体:水产业合作社法;中小企业等合作社法;森林合伙法。二是根据下列法律规定而设立的团体:农村负债整理合伙法;农业合作社法;消费生活合作社法;烟草耕作合伙法。三是根据《中小企业等合作社法》的规定而设立的中小企业团体中央会。四是由不超过19人的个人事业者以相互扶助为目的而设立的团体, 且每个事业者雇佣人数不超过20名的。

可以看出, 日本反垄断法对合作社的豁免主要在于对其垄断状态的豁免, 而对合作社限制竞争提高价格和维持再销售价格则不予豁免。

同时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公正交易委员会具有较大权力。如, 中小企业等合作社中的事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成员中如果有法定条件以外的事业人时, 是否给予豁免的权限在公正交易委员会而不是直接法定;同时这些合作社的成员发生变化时, 应将相关内容在一定期限内呈报给公正交易委员会。

㈡美国合作社垄断豁免法律制度美国联邦反垄断立法中涉及合作社的法律主要有三部。

第一, 谢尔曼法 (Sherman Act) 。美国于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 是第一部联邦反托拉斯法, 现在仍是反托拉斯方面最重要的法律。该法案的通过使得合作社的合法性受到威胁, 而大部分针对合作社的反托拉斯诉讼又都是宣称合作社违反了该法的第1条和第2条。其中第1条规定任何以托拉斯的形式对州际或国际商业贸易进行限制的合同、合并以及共谋, 均被视为违法。此条不仅限制了传统处于统一层级企业间的横向协议, 而且覆盖同一生产链上下游企业间的纵向协议。第2条规定任何人试图与他人通过合并或共谋对州际或国际商业贸易进行垄断或部分垄断均被视为违法。该条旨在阻止耽搁企业或企业联合拥有定价权或可以消除竞争的能力。

第二, 克雷顿法 (Clayton Act) 。191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对谢尔曼法进行补充的克雷顿法。该法案的通过是为了明确不论对谢尔曼法进行怎样的解释, 一些特定行为如果实质上限制了竞争或企图建立垄断, 都是违法的。这些行为包括价格歧视 (第2条) 、排他性的交易安排和向购买者搭售其他商品 (第3条) 、获取竞争对手的股份或财产 (第7条) 。

克雷顿法还授权任何因他人违反反托拉斯法而遭受损失的个人都可以要求获得三倍于所受损失的赔偿 (第4条) , 并且公司的董事、行政人员和代理人对公司违反任何反托拉斯法的罪行要承担个人责任。

该法第6条规定:人的劳动不是商品或商业物品。反托拉斯法不限制那些为了互助、没有股份、不盈利的劳动组织、农业组织、园艺组织的存在和活动, 也不限制或禁止其成员合法地实现该组织的合法目的。依据反托拉斯法, 这些组织或成员, 不是限制贸易的非法联合或共谋。尽管根据该条表述, 合作社并不违反反托拉斯法, 但它没有明确指出合作社可以从事的合法业务种类, 而且, 它只适用于非股份合作社。

第三, 凯波———沃尔斯蒂德法案 (Capper-Volstead Act) 。针对上述反垄断法对合作社保护的不足, 美国国会于1922年又通过了凯波--沃尔斯蒂德法案。该法案规定, 凡是参与农业生产的各类农民, 都可以按股份形式或非股份形式建立协会等组织, 集体从事农产品加工、准备、处理、销售 (processing, preparing for marketing, handling, and marketing) 等活动。并且在具体适用时, 法院对销售 (marketing) 做了宽泛的理解, 认为它事实上包含了一个销售合作社被合理期待的社员提供的所有服务, 涉及购买、出售、存储、运输、标准化、融资、风险分担和提供市场信息等。并且销售可以包括最低化的集体行动 (a minimum of collective activity) , 例如, 确立一个最低价格, 低于此价格社员不得出售产品, 或者合作社可以合并整个销售链条。此外, 不同合作社还可以拥有共同的销售代理, 不同合作社的农民也可以组成联盟或仅仅为了完成共同的销售目标而一起工作。

凯波———沃尔斯蒂德法案对适用的合作社做了限制性规定, 它们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其经营活动必须是以成员互利为目标;二是不管其成员拥有多少股份或资本, 都只能实行一人一票, 或股金年度分红率不超过8%;三是协会经营成员产品的数额必须多于非成员产品的数额。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美国对合作社的反垄断豁免是比较彻底的, 不仅豁免其联合 (以协会形式一起行动) 等垄断状态, 而且豁免其联合定价、针对购买者的惠顾返还等垄断行为”。

四、结语

国外的立法经验证明, 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社会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参与, 特别是在合作社起步阶段更需要政府从财政、税收、法律等各个方面给予强大支持。而对于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合作社事业来说, 借鉴国外较为完备的促进合作社发展法律制度, 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更是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苑鹏.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⑹.

[2]洪远朋.合作经济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3]单学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政府财政支持[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⑸.

[4]刘雅静.论政府在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作用[J].农村经济, 2003, ⑹.

[5]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1993:亚太国家农村合作社经济[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4.

[6]李生, 王乐君.农业基本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工商出版社, 2000.

[7]米新丽.美国农业合作社法初探[J].江西社会科学, 2004, ⑶.

[8]李霞, 高海.农民合作社税收优惠之探讨[J].北方经贸, 2006, ⑻.

国外欠薪保障金制度比较及借鉴 篇2

关键词：欠薪；欠薪保障金制度；工资垫付在我国，由于劳动者自我维权意识薄弱，经营者缺乏诚信意识、社会监督和保障机制不完善， 企业欠薪问题愈演愈烈。看似微观的问题其实严重影响了企业再和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影响社会安定与和谐。欠薪保障金制度是指为了防止因雇主欠薪对雇员利益造成损害而设定的强制性工资保障制度。政府保障部门或者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向企业或雇主强制性地收缴一定的欠薪保障费，建立一项工资垫付基金；当雇主无力偿付拖欠雇员的工资时，劳动者可以请求该公基金支付限额限期内的欠薪，基金经审核后即应予以垫付，然后再由其向企业或雇主行使所垫付工资的代位追偿权，从而保障雇员的正常生活。

西方大多数国家普遍建立了全国统的运行模式，在基金的筹集、管理、垫付等方面都具有成熟的操作规范，对我国解决欠薪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立法普法方面

巴西是第一个在欠薪保障基金方面立法的国家，比利时在1967年建立了工资保障基金，在解决欠薪问题上影响很大，随后荷兰、瑞典、丹麦等各个国家纷纷效仿，制定了专门的欠薪法案和实行规则。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在《劳动基准法》第28条规定了工资垫偿制度。对于拖欠工资的，有些国家规定其为刑事犯罪，例如韩国，对故意拖欠工资的业主可以采取拘留等措施。首先，由于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工资支付方面的法律规范，部分法律法规更是形同虚设，所以提高欠薪保障法律的立法层次，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加强法律监督，是解决企业欠薪问题的必由之路。其次，许多法规制定之后，由于宣传的不到位极大地限制了法律监督作用的发挥，导致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屡禁不止，所以应当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宣传教育，将法律宣传落实到位，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二、基金筹集方面

国外大部分国家将欠薪保障金视为强制性的社会保障，所以是由雇主按一定费率缴费，其费率一般根据雇员工资总额确定：德国所征收的费率是根据基金的储存和使用情况进行调整的；比利时的费率与员工总数有关；丹麦的费率与其所支付的增值税相关联；我国香港地区的基金主要来源是每年向每张商业登记证收取一定的费用。比如北欧的瑞典、挪威分别于1970年、1973年建立了工资保障基金， 奖金来源均为国家税收；澳大利亚于2000年、2001年分别有EESS计划和GEERS计划， 前者有50%的经费来自政府税收， 后者则完全来自联邦政府预算。

目前我国各地欠薪保障金的筹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借鉴香港、台湾的欠薪保障金制度的经验，政府在互助的原则上强制用人单位垫付一定的基金，用于支付可能拖欠的职工工资。为了提高这一制度的诚信度，可要求建筑企业出具有关部门认可的保函、保证保险函、担保公司保证书等保证工资的支付。浙江省嘉兴、温州等地建立了欠薪应急周转金模式。欠薪应急周转金模式的基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而这一模式无疑纵容了恶意欠薪逃逸的行为。笔者建议建立一个以财政补贴为主要资金来源、以取得企业营业执照和通过年检时缴纳的少量费用为补充的欠薪保障基金。基金由政府专门管理，以确保职工债权能得到及时清偿。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由雇主每年按精算过后的该企业员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欠薪保障费，其余由国家财政补贴。还可以有一些奖励政策，比如对这一整年没有欠薪历史并且按期缴纳费用的用人单位在下一缴费周期实行优惠政策，减少其所缴费用。

三、基金的管理及垫付

从管理方面来看，一些国家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欠薪保障基金，如西班牙、我国香港地区的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等；有些国家把基金的管理权直接交给了社会保障机构，如意大利；英国的由国内税务局进行征收和管理。这样做可以确保欠薪保障资金与财政资金相独立，并可以通过社会保险机构对其实行专业化的运行和管理。

对于基金的垫付范围及标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垫付范围都包括工资和补偿金，有些国家还包括了其它福利，如德国除了垫付所欠工资外，还给付强制性的缴费，比如法定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护理保险以及就业促进费等等。我国香港地区的范围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通知金和遣散费。大部分实行欠薪保障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最高的垫付金额，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标准都不同；有部分国家为了避免耗费有限的资源也会在不影响雇员正常生活的情况下限定最低限额，大部分国家的垫付期限都在3-6个月。各个国家和地区垫付的雇员资格也各有不同，例如荷兰、加拿大、英国等地就有规定，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雇主的亲属、有一定股权的雇员就不在垫付范围内。另外，在有些国家欠薪补偿款和失业救济金是可以同时申请的，如德国，但如果破产欠薪补偿金与失业救济金是在同一时间授予的话，那么两者需要相互抵消。

为了保障被欠薪劳动者的正常生活，欠薪保障基金除了要垫付劳动者的工资外，还要垫付其与用人单位产生实质劳动关系这段时间的福利费用以及经济补偿金。关于欠薪保障基金都为哪些劳动者垫付，可以向我国香港地区等地学习，向除了与雇主有亲属关系的、有企业一部分股份的劳动者垫付。另外，被欠薪的劳动者需要在偿付欠薪期限内申请垫付。保障支付的职工劳动债权的期间也不宜过长。职工债权未能从保障基金获得救助的部分，还可以依照破产法的规定行使受偿权利。

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省市都没有建立企业欠薪保障金制度，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建立统一的欠薪保障金制度是解决欠薪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劳动者本处于弱势地位，被拖欠工资后往往会严重影响劳动者的生活，各省市可以在全国统一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建立合适的欠薪保障金制度。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广泛参与，明确各方责任尽量提高垫付的上限，分散职工风险，使职工的合法权益能够充分得到保障。

论文挂靠项目（省级校助）：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省欠薪保障金制度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人文社科 硕士编号KYLX15_1021

参考文献：

[1]包红光.论我国欠薪保障制度及其完善[J].延边党校学报，2011（5）；75-77.

[2]范勇.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现状与解决对策[J].企业家天地，2011（2）；31-32.

[3]郭杰.我国企业欠薪的现状、原因及其治理措施[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6）；87-88.

[4]翟玉娟.对深圳工资保障制度的探索[J].中国劳动，2004（2）；12-14.

[5]孟宇.欠薪保障法律制度研究[D].辽宁大学专业学位论文，2012；

[6]邱宝华.建立欠薪保障法律制度促进劳动就业[J].政治与法律，2006（1）；23-29.

[7]孙铮，江青虎.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讨论企业欠薪问题[J].改革与开放，2005（3）；35-36.

[8]王守俊.恶意欠薪罪的理解与适用[J].中国工人，2011（5）；4-7.

[9]吴海燕.企业欠薪成因分析[J].长白学刊，2004（4）；107-107.

[10]张俊才.上海全面实施欠薪保障金制度[J].中国经济周刊，2007（44）；23-23

国外高校教师培训制度的比较 篇3

1 采取立法形式, 促使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化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 世界诸多国家都深刻认识到教师培训的重要意义, 建立了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 保障高校教师在职培训的切实运行。20世纪60年代后, 美国、法国、前苏联、日本、英国等国, 都不同程度地对传统的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 非常注重高校教师的进修和培训提高, 普遍通过立法的形式, 将高校教师参加培训学习确定为教师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逐步形成了制度化。

在美国, 绝大多数州实行了教师资格许可证制度, 将教师资格证书的有效期限定为5年左右 (各州所规定的有效期不一样) , 超过有效期则必须参加专门培训学习。美国的《成人教育法案》规定, 联邦政府教育部门负责全国性高等教育师资的培训工作, 并要求各州至少设立一至两所高等学校, 专门负责接受高校教师培训。同时, 还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必须划拨专项经费用于高校教师培训。另外, 许多州为了保证教师在职进修效果, 立法规定了在职进修期限, 如田纳西州规定高校教师每年必须脱产5天进修学习, 加州规定高校教师每5年必须进修150小时, 其它各州也有相关规定。

1971年, 法国颁布的《继续职业教育组织法》规定, 高校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是教师个人的权利, 每位高校教师都应有享受继续教育培训的机会。1984年议会颁布新的继续教育法, 重申了带薪培训假期制度, 高校教师每6年享受半年至1年的研究假期。

前苏联规定, 高校教师每5年轮流进修一次, 且各高校每次选派参加培训的教师必须占教师总数的1/5。德国政府规定, 教师每5年都要在本地区进修一定时间, 并到州立师资培训中心脱产学习1次;德国同时还规定, 高校教授每4年享受1学期的研究假期。

日本规定:培训是教师的义务。同时, 还规定培训机构要制定详细的进修计划, 包括培训内容、时间、进程和考核方式等, 确保培训取得实效。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优秀教师研修假”制度, 规定具有5年以上教学工作经验的教师可以享受3个月至2年不等的假期, 他们可以到别的高校、研究生院、研究所或培训机构等参加课程研修, 结业后一般能晋升一级工资, 参加2年培训的学习者还可获得硕士学位。

英国的终生教育法要求国民接受继续教育, 高校教师的培训更是得到了国家的充分重视, 并已基本上形成了全国性的培训网络。英国规定, 高校在职教师连续工作5至7年, 可享受1次不少于1个学期的带薪休假学习。另外还规定, 高校教师每7年必须轮流脱产进修培训1次, 并要求在任何时间内都有3%的教师能够带薪进修学习, 不断充实专业新知识。

这些国家通过立法形式, 不但赋予了高校教师培训进修的权利和义务, 而且使高校教师培训的时间、经费等得以保障, 促使高校教师培训形成制度化, 保证高校教师不断更新和充实知识, 提高教学质量。

2 创设多种形式和培训机构, 为高校教师的培训提供保障条件

在国外多数国家, 高校教师的培训还是以高校组织培训为主体, 当然政府、其他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也积极参与, 培训形式灵活多样, 为高校教师培训创造了良好条件。

高校具有师资、科研、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方面的资源综合优势, 是承担教师培训的主战场, 在培训教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美国是以建立高校教学中心来培训教师, 提高教学水平, 同时也提供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层次的培训, 满足不同教师需求。英国在13所大学和7所学院设立高师培训中心, 对高校教师提供专门培训。前苏联通过在高校开设在职研究生班, 来培训高校教师, 教师在研究生班脱产或半脱产学习, 有的是为更新知识, 有的是为了完成学位论文、获得学位, 形式多样。日本高校鼓励年轻教师参加高校研究生班学习, 对于考核合格者还可以授予相应的学位。

国外有些国家, 还设立专门培训机构。例如前苏联设立了高校教师进修学院, 为高校教师提供专门的进修培训, 进修学院的培训一般要脱产学习6个月。丹麦国家设立全国职业教师进修学院, 根据高校的需要, 承担高校教师脱产或半脱产的培训任务。日本于1973年成立中央职业训练大学, 专门培训职业教育教师。此外, 前南斯拉夫的成人教育工作者学校、澳大利亚的成人教育协会、德国的成人教育协会等都接受高校教师培训。

这些国家采用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和培训组织机构, 满足了高校不同层次的教师在职进修和培训的需求, 对提高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3 注重科学研究培训, 促进教师提高学术水平

高校教师不但要具备较高的教学能力, 还应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高校教师只有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训练, 掌握现代科技手段, 并经常参加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才能把本学科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学科前沿知识用来丰富教学内容, 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适应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国外众多国家都很重视高校教师的科学研究, 将科学研究的开展作为教师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不少国家成立科学研究所, 接受高校教师科研培训。如德国、法国、日本的教师教育科学研究所, 通过科研项目合作、学术交流研讨会、科研培训班等形式为高校教师提供学术进修教育, 合格后还可获得该所颁发的专业证书。也有不少国家实行定期从事科学研究的制度。如美国大多数州明文规定, 高校教师在某所高校连续工作7年, 可享受1年的学术休假, 教师可以利用休假到国内外大学或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和学术交流工作。德国政府实施的“海森贝格计划”, 以奖学金形式资助高校教师定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前苏联还为攻读博士、副博士学位的教师, 提供3至4个月的学术研究假期。日本政府为了支持高校教师开展科研工作, 由国家科技局划拨专门的科研经费, 为高校教师科研和出版科研成果提供资助;另外, 还为高校教师提供科研旅费, 支持教师进行国内外的学术考察和交流等。这些做法可使教师不断获得新知识、新的学术思想。

国外反腐制度比较研究 篇4

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和英国, 研究这两个国家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美国的刑罚执行权归属于司法部, 总括管理整个联邦所属的监狱系统, 并监督监狱的刑罚执行情况。美国的缓刑、假释以及某些刑罚的社区矫正制度构成了美国发达的监狱外执行制度。英国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专门设立了监狱检察机构, 设有专业的检察人员, 每个监狱必须进行监督检察, 并对监狱执行情况和罪犯的合法权利保障情况进行总结汇报。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和日本, 研究这两个国家的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德国的检察机关拥有强大的权利, 不仅享有侦查、控诉, 参与诉讼的基本权利, 而且也是刑罚的执行和监督机关, 根据有关州的法律规定, 德国的检察机关还是刑罚赦免机关。日本的检察机关通常称为检察厅, 检察官既是刑罚活动的指挥者, 也负责刑罚执行文书的制作, 还对刑罚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项享有处理决定权。

二、国外发达国家刑罚执行监督制度与我国的比较

国外发达国家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 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我国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存在重大区别:

(一) 监督权与指挥权一体化模式的比较

日本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是监督权与指挥权一体化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的检察机关拥有较大的权利, 包括刑罚的指挥、监督权。不仅负责主动签发执行通知的文书还拥有变更执行、停止执行的权力。日本的监督法规定检察官和裁判官可以监督, 但并不是必须监督。纵观我国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 主要有以下几点制度差异:首先, 监督主体不同。我国刑罚执行监督权的主体完全归属于检察机关。其次, 监督权确定性不同。我国的刑罚执行监督权相对确定。再次, 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关系不同。我国现行的刑罚执行监督则是将指挥权与监督权分离, 更能体现监督的公正性。

(二) 监督权与指挥权相分离模式的比较

俄罗斯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是监督权与指挥权相分离模式的典型代表,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俄罗斯的检察机关仅负责代表联邦对刑罚执行情况实施监督, 享有监督的权力, 但其不享有刑罚执行的指挥权能, 刑罚执行监督权以一般监督权的形式进行运作。我国也实行检察机关的指挥权和监督权的分离, 其特点表现为:首先, 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定的监督机关, 对刑罚的执行活动情况实行监督。其次, 检察机关仅负责刑事案件的监督, 不负责刑事案件的判决执行情况。最后, 我国的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分离模式主要采取诉讼手段针对具体案件进行。

(三) 检察机关有对刑罚执行不具有监督权模式的比较

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只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 不具有法律监督职能, 刑罚执行的监督权力由专门的机关负责行使。我国的刑罚执行监督权力归属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行使具体监督权力可以有效避免英美法系国家中的多头监督或无人监督情况出现。通过与英美法系国家对比, 我国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具有宪法赋予的,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特点。同时, 该项制度也存在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首先, 亟待与世界接轨。其次, 相关制度建设比较落后。最后, 刑罚执行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因此, 建议按照刑罚执行的刑种或按照监禁刑、非监禁刑执行监督等来设置岗位。

三、国外发达国家刑法执行监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必须对症下药, 标本兼治, 笔者认为, 我国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的完善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 我国刑法执行监督制度需确立先进执法理念, 体现时代特征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要求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必须树立先进的执法理念, 体现时代精神和特色。完善刑罚监督体制, 首先, 我们必须树立人权保护意识, 将人权意识提高到宪法的层面。刑罚的执行活动尤其要树立人权理念, 避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得合法权利遭受侵害。其次, 我们要树立先进理念, 将惩罚改造罪犯的转变为教育改造罪犯的思想。最后, 我们要树立司法公正的理念。公正是司法的追求, 从实体公正向程序公正的转变提现了我国的司法理念的转变和提高。

(二) 我国刑罚执行监督需进一步加强监督中办案和监督的力度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对刑罚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和羁押场所监管活动实行有力的监督。监所检察部门有严格的自侦案件的适用范围, 如监管活动过程中的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的活动、私放在押犯罪人员的活动、徇私舞弊活动、贪污腐败活动等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纠正违法通知书》是人民检察院发挥监督管理职能的一项重要的方式, 检察机关应当敢于并善于适用这一手段。笔者建议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 将刑罚执行监督的事项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 改变执行监督方式, 提高刑罚执行监督公正性和时效性

随着刑罚执行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 原有的刑罚执行监督方式已经不适应实践情况的要求, 现阶段, 必须立足实践情况针对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新情况新特点, 从长远的角度具体考量。因此, 刑罚执行的内容应当不断的突出公正性和实效性。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阶段, 刑罚的执行是刑事诉讼中的最后一阶段,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从全局出发, 应当将监督的作用前移, 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监督体系的统一性。

参考文献

[1]许江, 魏昌东.论澳门检察机关的检察权[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3 (1) :63.

[2]邹时楠.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中的问题及解决之道[J].人民检察, 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