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

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共11篇）

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 篇1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补充, 当个人或家庭生计断绝急需救助时, 乃给予生活上的扶助, 是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 最富弹性而不受拘束的一种计划。社会救助制度在发达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无疑对我国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英国:救助立法时间悠久

英国政府对贫困群众非常重视, 早在1834年, 英国就制定了新《济贫法》, 主要是确认社会救济属于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 确立社会救济是国家应尽的义务。

英国社会救助的项目很多, 甚至有些是福利式的救助, 主要包括低收入家庭救助、老龄救助、儿童救助、残疾救助、失业救助及疾病救助等内容。低收入家庭救助是对收入低于官方规定贫困线家庭的救助, 救助金随政府规定的贫困标准而变化。低收入者还可以取得一部分取暖费, 有子女的可取得学校免费牛奶和免费膳食以及免缴国民保险费, 还可以享受房租补贴等。老龄救助主要是对年满80岁、没有资格享受养老金或只有少量养老金的老年人给予补助。残疾救助包括残疾人的保姆补贴、活动补贴和重残补贴。

美国:救助制度丰富完善

在罗斯福年代, 社会保障受到重视, 美国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

经过几十年的补充, 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救助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有子女困难家庭的资助。政府以现金资助单亲有子女家庭, 或父母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

2.养老及困难补贴。主要做法是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发放现金补贴。

3.免费医疗。是为了使穷人获取医疗服务的项目, 在美国所有的资助项目中该项目耗资最大, 由联邦和州政府分担。对于低收入个人而言, 免费医疗服务的范围很宽, 从住院到门诊, 从检查到手术治疗, 大部分都不用自己花钱。

4.食品券补助。食品券是政府发行的专供购买食品的有价证券, 以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

5.儿童营养补助。主要是为哺乳期的母亲、婴儿、5岁以下儿童而设立的, 每年都有数千名妇孺享受这种补助。

韩国:救助倾向生活保护

韩国的社会救助主要包括生活救助、有功人员救助以及灾害救助。

生活救助包括:生计救助、医疗救助、妇产救助、教育救助、丧葬救助、职业训练以及就业安排。医疗救助是生活救助的一个方面, 对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员的医疗救助从门诊到住院全部医疗费由医疗保护基金支付。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 医疗保护基金负担其门诊医药费, 但住院费只负担一半;其余一半可无息贷给。医疗救助对象须在指定医疗单位就诊或住院。

韩国颁布法律对国家有功人员发给津贴并进行生活救助。有功人员指的是:爱国先烈、爱国志士, 战死、战伤、殉职、公伤的军警, 殉职、公伤的公务员, 武功勋章和报国勋章获得者等及其遗属。对他们的待遇包括年金、生活津贴、看护津贴、住宅资金、抚恤等, 还进行教育保护、就业保护、医疗保护、养老保护以及提供贷款、减免交通费等。

灾害救护的内容包括:提供收容设施, 提供食品、被褥、学习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须品, 对遇灾住宅进行应急修缮, 提供或贷给生活所需资金器具或材料, 介绍就业, 办理丧事等。灾害救护所需费用设立灾害救护基金, 由国库负担70%, 地方政府负担30%。

德国:救助特殊困难家庭

19世纪末, 德国俾斯麦政府创建了社会保险制度, 这种以预防为主对付社会经济风险的新的社会保障手段很快在欧洲各工业国流行开来。德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是对一般低收入家庭的救助和特殊家庭的救助。除了食品费、生活费、燃料费以及杂费等日常生活费外, 还包括代为缴纳医疗、养老保险费、支付丧葬费等。对高龄、残疾、妊娠、妇女生育等特殊需求者, 其救助标准比一般标准高30%。

另外, 儿童补贴也是德国社会救助的重要内容。只要有子女的家庭都可以得到家庭津贴, 子女越多得到家庭津贴也越多。

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 篇2

最早的医疗保障实践，足以劳丁运动和工人间的互助活动开始的。有关资料记载，中世纪的欧洲就有手上业者白发成立行会的活动．行会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是筹集互助资金，帮助会员个的病伤者渡过难关.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丁史广泛地采用各种对付疾病的方法。工人因病伤使收入受到威胁被看做是一种应当共同分掘的风险‘，在上业化开始最早的英国，工人们在18世纪就白发成方了许多互助共济组织，会微们缴纳一定费会．建立基金。到19世纪70年代，参加此类组织的英国工人总数已达到400万人以上。勺此同时．“预付群体区疗”织织在美国也逐渐形成。这种组织

由医生和管理人员发起，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预先交付一定的费用给医疗服务提供者，一旦生病就可以获得免费医治，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Mayo诊所是最早—的“预付群体医疗“组织，这些组织依靠社厌群体互助合作的力量加强广抗御疾病的能力，同时为合理补偿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成本消耗提供了保证。

1883年，德国政府颁布《疾病保险法》，标志着社会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开始；随后，这项政策逐步从20队纪上半ur的欧洲以各种形式搁‘。这项措施在许多国家得到厂政治上的支持，因为它解决了厂人及其家属的后顾之优，同时也表达了什会对健康和医疗的关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的枉法使传统的慈善救助或互助机制向前迈了一大步，也标志着政府开始厂式介入计会保障。

英国也在20世纪初通过国民保险法，规定了政府的责任.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后、各国政府深感社会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对稳定计会、发展经济的重要件，于是纷纷效仿，从r6使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医疗保险在各同得到全间发展。30年代早期。大多数欧洲工业国家采用了社会保阵立法的形式解决雇员的疾病风险保障问题。

国外欠薪保障金制度比较及借鉴 篇3

关键词：欠薪；欠薪保障金制度；工资垫付在我国，由于劳动者自我维权意识薄弱，经营者缺乏诚信意识、社会监督和保障机制不完善， 企业欠薪问题愈演愈烈。看似微观的问题其实严重影响了企业再和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影响社会安定与和谐。欠薪保障金制度是指为了防止因雇主欠薪对雇员利益造成损害而设定的强制性工资保障制度。政府保障部门或者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向企业或雇主强制性地收缴一定的欠薪保障费，建立一项工资垫付基金；当雇主无力偿付拖欠雇员的工资时，劳动者可以请求该公基金支付限额限期内的欠薪，基金经审核后即应予以垫付，然后再由其向企业或雇主行使所垫付工资的代位追偿权，从而保障雇员的正常生活。

西方大多数国家普遍建立了全国统的运行模式，在基金的筹集、管理、垫付等方面都具有成熟的操作规范，对我国解决欠薪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立法普法方面

巴西是第一个在欠薪保障基金方面立法的国家，比利时在1967年建立了工资保障基金，在解决欠薪问题上影响很大，随后荷兰、瑞典、丹麦等各个国家纷纷效仿，制定了专门的欠薪法案和实行规则。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在《劳动基准法》第28条规定了工资垫偿制度。对于拖欠工资的，有些国家规定其为刑事犯罪，例如韩国，对故意拖欠工资的业主可以采取拘留等措施。首先，由于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工资支付方面的法律规范，部分法律法规更是形同虚设，所以提高欠薪保障法律的立法层次，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加强法律监督，是解决企业欠薪问题的必由之路。其次，许多法规制定之后，由于宣传的不到位极大地限制了法律监督作用的发挥，导致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屡禁不止，所以应当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宣传教育，将法律宣传落实到位，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二、基金筹集方面

国外大部分国家将欠薪保障金视为强制性的社会保障，所以是由雇主按一定费率缴费，其费率一般根据雇员工资总额确定：德国所征收的费率是根据基金的储存和使用情况进行调整的；比利时的费率与员工总数有关；丹麦的费率与其所支付的增值税相关联；我国香港地区的基金主要来源是每年向每张商业登记证收取一定的费用。比如北欧的瑞典、挪威分别于1970年、1973年建立了工资保障基金， 奖金来源均为国家税收；澳大利亚于2000年、2001年分别有EESS计划和GEERS计划， 前者有50%的经费来自政府税收， 后者则完全来自联邦政府预算。

目前我国各地欠薪保障金的筹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借鉴香港、台湾的欠薪保障金制度的经验，政府在互助的原则上强制用人单位垫付一定的基金，用于支付可能拖欠的职工工资。为了提高这一制度的诚信度，可要求建筑企业出具有关部门认可的保函、保证保险函、担保公司保证书等保证工资的支付。浙江省嘉兴、温州等地建立了欠薪应急周转金模式。欠薪应急周转金模式的基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而这一模式无疑纵容了恶意欠薪逃逸的行为。笔者建议建立一个以财政补贴为主要资金来源、以取得企业营业执照和通过年检时缴纳的少量费用为补充的欠薪保障基金。基金由政府专门管理，以确保职工债权能得到及时清偿。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由雇主每年按精算过后的该企业员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欠薪保障费，其余由国家财政补贴。还可以有一些奖励政策，比如对这一整年没有欠薪历史并且按期缴纳费用的用人单位在下一缴费周期实行优惠政策，减少其所缴费用。

三、基金的管理及垫付

从管理方面来看，一些国家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欠薪保障基金，如西班牙、我国香港地区的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等；有些国家把基金的管理权直接交给了社会保障机构，如意大利；英国的由国内税务局进行征收和管理。这样做可以确保欠薪保障资金与财政资金相独立，并可以通过社会保险机构对其实行专业化的运行和管理。

对于基金的垫付范围及标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垫付范围都包括工资和补偿金，有些国家还包括了其它福利，如德国除了垫付所欠工资外，还给付强制性的缴费，比如法定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护理保险以及就业促进费等等。我国香港地区的范围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通知金和遣散费。大部分实行欠薪保障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最高的垫付金额，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标准都不同；有部分国家为了避免耗费有限的资源也会在不影响雇员正常生活的情况下限定最低限额，大部分国家的垫付期限都在3-6个月。各个国家和地区垫付的雇员资格也各有不同，例如荷兰、加拿大、英国等地就有规定，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雇主的亲属、有一定股权的雇员就不在垫付范围内。另外，在有些国家欠薪补偿款和失业救济金是可以同时申请的，如德国，但如果破产欠薪补偿金与失业救济金是在同一时间授予的话，那么两者需要相互抵消。

为了保障被欠薪劳动者的正常生活，欠薪保障基金除了要垫付劳动者的工资外，还要垫付其与用人单位产生实质劳动关系这段时间的福利费用以及经济补偿金。关于欠薪保障基金都为哪些劳动者垫付，可以向我国香港地区等地学习，向除了与雇主有亲属关系的、有企业一部分股份的劳动者垫付。另外，被欠薪的劳动者需要在偿付欠薪期限内申请垫付。保障支付的职工劳动债权的期间也不宜过长。职工债权未能从保障基金获得救助的部分，还可以依照破产法的规定行使受偿权利。

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省市都没有建立企业欠薪保障金制度，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建立统一的欠薪保障金制度是解决欠薪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劳动者本处于弱势地位，被拖欠工资后往往会严重影响劳动者的生活，各省市可以在全国统一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建立合适的欠薪保障金制度。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广泛参与，明确各方责任尽量提高垫付的上限，分散职工风险，使职工的合法权益能够充分得到保障。

论文挂靠项目（省级校助）：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省欠薪保障金制度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人文社科 硕士编号KYLX15_10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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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国外住房保障制度 篇4

美国:实物与货币补贴相结合

对于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低收入和贫苦家庭, 美国政府采取的住房保障措施包括:

1、实物补贴。一是公共住房, 指政府房屋署拨款建设并直接管理的房屋。这种房子主要用于出租, 其租金标准根据家庭收入而定, 一般为家庭收入的1/3。二是廉租公屋, 指政府为低收入偏上家庭提供租住的公有住房。其家庭收入限制标准性对较高, 如一家一口为28150美元, 两口为32150美元, 一般租金标准要超过家庭收入的1/3。一旦家庭收入超过以上标准, 便要搬出去, 否则将大幅提高租金。

2、货币补贴。一是租金补贴。这一政策主要针对低收入者承租私人房屋。当低收入者承租后, 便将自己收入的1/3付给房主作为房租, 其余部分由政府代付。二是购房补贴。凡是够支付月供房屋抵押贷款、但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房屋首付款的美国家庭, 可在申请后由政府为购房的家庭提供1万美元或者是住房买入价格6%的首付款资助。

法国:低租金住房政策

自1956年“低租金住房”制度以来, 法国租房市场的主流就被廉租房所占据。据统计, 目前法国近一万个市镇中, 仅有七百多个未达到“人口超过五万, 廉租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于20%”这一标准, 由于廉租房的租金通常只有市场价格的1/3, 最低的仅为1/6, 使得很多低收入居民首先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 此举降低了市场上对住房的需求, 同时也对稳定房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廉租房租金虽然便宜, 但法国廉租房的质量却是上乘的, 在电力配套方面, 廉租房标准要高于社会普通住房;在二氧化碳排放以及节水方面, 廉租房也优于社会普通住房, 有40%的廉租房还被评为“环境优秀住房”。

德国:发放住房补贴为主

在德国, 住房补贴分为租房补贴和购房补贴两类。租房补贴制度是目前德国对低收入居民住房保障的主要方式。德国约有60%的居民租住住房, 其中约1/3租住公共住房。2/3租住私人住房。近年来, 德国住宅补贴法规定, 居民实际缴纳租金与可承受租金的差额由政府承担, 补贴资金的来源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承担50%。此外, 财政还给予收入较低的购房人不同程度的购房补贴, 目前, 约有86%的德国人都可以享受不同额度的住房补贴。

至于将房子租给谁, 德国政策规定主要取决于谁“对需求最紧迫”, 首先无房户原则上会得到优先照顾;其次, 收入低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如果一个家庭每月用于房租的支出大大超过月收入的30%, 就算困难户;第三, 失业者、多子女家庭、孕妇、单身母亲、残疾人、病人、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原住房条件恶劣等等, 也都在考虑之中。

新加坡:政府建房为主

新加坡为政府建房为主模式的典型代表。政府成立专门法律, 对占住户80%的中低收入者, 统一供应组屋, 并实行严格的限房价、限户型政策, 保证大多数居民买得起组屋。政府规定, 每户中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一套组屋, 购买组屋居住不满5年出售要缴纳较高的税。同时, 新加坡还对低收入困难家庭实行更加优惠的住房保障政策。一是对占居民家庭总数8.5%的困难户供应由政府补贴的小户型组屋;二是对特困户政府租给面积更小的旧组屋 (一般为40平米左右) , 月租金仅为几十加元。

新加坡的组屋, 类似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 50年间,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建造了超过90万套组屋, 80%的当地人口居住在组屋中, 其中95%拥有自己的组屋, 是全球唯一一个近乎达到全民拥屋的国家。除了为民众建造新家园, 新加坡也为较旧的市镇提供“组屋更新计划”, 而维护、更新的费用几乎全部由政府买单。

日本:金融公库提供超低贷款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 住房历来紧张, 其住宅政策目标是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宅问题, 而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向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提供融资方面。为了向建造和购买住宅的人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日本政府构造了独特的“住宅金融公库”, 向居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公库贷款年利率通常为4.5%左右, 比商业银行贷款低30%, 利息差额由财政承担。

国外的术前签字制度 篇5

美国：生命高于一切

在美国，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人诊所，只要有病人送来，都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救治，哪怕病人没有医疗保险，甚至付不起医疗费。如果医生需要对病人进行手术，而病人头脑清楚时，只要病人签字就能手术，家属的签字只能起辅助作用。

手术前，医生会向病人详细地解释病情，把手术的利弊关系和可能发生的情况明确告诉病人及其家属，必要时还要求病人复述这些解释。对于某些复述不详细的病人，医生还会对其进行提问，以确保病人真正理解。在治病过程中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比如病人出现大出血、休克以及神志不清，病人的手术决定权在医院，而不是家属或其他人。医生首先会马上对病人的病情进行会诊，只要有2名以上的主治医生商讨并签字，就能决定病人是否需要手术。然后医生会把会诊结果和病人的病情以及急救措施告知家属。如果遭到家属的反对，不同意手术，便由医院设立的“道德办公室”作出最后决定，一般该办公室都会采纳医生的意见。

除此之外，医院还可以寻求法院的支持。比如，医院遇到身份不明的病人，需要马上动手术，但病人本人神志又不清醒，自己无法判断是否同意手术，这时医院可以打电话到法院征求意见。而当地法院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此类事宜，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从病人利益出发，签发同意委托书。医院拿到委托书后，即可为病人实施手术。在手术中，只要医生采取的措施得当，操作规范，即使是病人发生意外身亡，医院也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因为医院已经对病人采取了救治措施。如果医院被家属起诉，法院将有可能会根据相关法律从轻进行判决或宣判无责。但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因为家属不同意手术，医院没有进行及时救治，最终导致病人失去生命的话，医院将会负有责任。即使病人的家属不起诉医院，美国的联邦政府也会对医院提起公诉，追究医院责任。

德国：治病救人是第一位

在德国，患者在手术前通常也要签字，但分几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成年患者有判断能力和签字能力的。医生在手术前必须向患者详细说明手术的风险以及用药后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如果患者同意签字，医生可以为他实施手术，如果患者不同意签字，医生必须尊重患者的决定。

第二种情况是，患者没有判断能力和签字能力，而患者又没有处于生命危急状态，医生必须向患者家属说明手术的风险以及用药后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由家属决定是否做手术，通常情况医生必须尊重家属的选择。

第三种情况是，患者没有判断能力和签字能力，但处于生命危急状态，不手术就会死亡，那么医生必须实施手术救人，这种情况下无需家属签字。

第四种情况是，未成年人患者在手术前没有签字权，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签字。如果患者处于生命危急状态，医生可以在没有家长或监护人签字的情况下实施手术。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有些情况可能比这更复杂，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一般状态和有生命危险的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医生有权利也有义务为患者实施手术。总的原则是，治病救人是第一位的。

此外，德国《基本法》第二条规定，人人有生存权。德国刑法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如果医院有特殊规定，那么医生也必须优先遵守上述国家法律。医生不能为了遵守某些规定而放弃良知，因为一些法规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存在漏洞。日本：先救人后交钱

在日本医院，为患者做手术前，麻醉师和医生会来说明情况，把各种最坏的可能都说得很清楚，然后要求在同意书上签字。首先是患者本人签字，然后是患者亲属签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签字，这样医院就不会为你进行手术。

有一些日本老人把自己的财产管理和医疗等委托给监护人，监护人要有相关法律手续，在患者手术时，作为代理人在患者失去意识或没有判断能力时可代患者在同意书上签字。监护人只要有正式的法律手续，医院也予以认可。

由于是术后交费，患者和家属不会因担心交不起费用而在术前不签字。手术后，医生把切除的组织和手术过程的录像给病人看，一方面是为了让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医疗纠纷。

韩国：救人要紧

韩国医院在为患者实施手术前都会根据《应急治疗法》的规定，在向患者及其亲属详细说明病情、治疗方法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后，要求患者本人或其配偶等直系亲属在《应急治疗措施说明同意书》上签字。较为危险的手术则必须获得患者直系亲属的签字。如果不是法律规定的直系亲属，通常会遭到医院的拒绝，而直系亲属的顺序则根据《民法》规定的顺序执行。

当遇到突发事件时，病人本人有可能失去意识，医院也无法立即联系到病人的亲属，生命攸关之时，韩国的综合医院基本都会选择对病人尽快实施救治。当然，医生们会注意留下详细的治疗记录，以备日后查验。

澳大利亚：需本人或亲友签字

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 篇6

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在全球化趋势和“社会排斥”的整体形势下, 西方福利国家把以再分配和促进消费为主要手段的传统的事后补救型社会政策转变为积极的、预防型的、具有生产性的社会政策, 即增加了“发展”的价值理念。这主要表现在:第一, 改变过去将社会政策与社会支出相提并论, 而从社会投资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政策的功能;第二, 改变过去将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平, 而是将社会政策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第三, 更为重视将社会政策作为手段来影响劳动者获得收入能力。一直以来, 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始终是一维的视角, 其认为贫困就是指经济上的贫困, 而伴随着福利国家经济的衰退和所面临的危机, 许多国家的社会排斥现象日益严重, 社会排斥就将贫困问题放在了涉及全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视角, 认为一个经济贫困的人可能会成为一个逐渐失去就业能力的人, 因为一个经济贫困甚至失业的人会发现, 自己之前所拥有的劳动技能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即受到了社会的排斥, 因此他就会逐渐丧失就业能力, 从而产生新的贫困, 甚至发生贫困的代际转移, 这些都属于持续贫困的范畴, 所以贫困不仅仅限于经济的领域了。因此, 近些年来, 国外许多国家为消除社会排斥, 采取了积极的就业促进措施, 整合了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营利企业等在内的综合反社会排斥政策, 采取多元化道路解决后福利时期的贫困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开始增加了积极的、着力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 并由此形成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

二、国外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实践模式

当前, 世界各国因其国情和经济社会基础不同, 形成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大致有三种模式:工作福利模式、专项救助模式和条件性转移支付模式。

1. 工作福利模式

20世纪90年代开始, 该模式广泛应用于欧美发达国家, 就是在社会救助制度中推行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 主要针对于具备劳动能力的受救助者。这种模式改变了过去的单纯依赖现金的收入补偿模式, 而配合提供就业服务和培训, 让被救助者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获得救助, 这其中包括通过促进就业的措施提高失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自食其力的能力。具体来讲, 这种模式为被救助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以提高其就业能力, 然后采取措施促使被救助者在具备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必须尽快返回劳动力市场, 并且接受救助机构所提供的工作岗位, 否则就会减少甚至失去救助金, 即所谓的强制快速就业。同时采取财政激励措施, 建立工作补助金和收入豁免政策, 使受救助者工作后的收入高于不工作所获得的救助金收入, 有效避免“贫困陷阱”的产生。从实践上来看, 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促进人力资本发展、提高就业率、减少救助人数过分泛滥等作用。

2. 专项救助模式

20世纪90年代,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为解决大规模失业所导致的贫困问题, 东南亚各国开始纷纷推出一些临时性的社会救助措施, 采取用实物或者服务等非现金救助的方式来提升劳动技能, 改善贫困中的生活条件。专项救助通常覆盖面广且项目较为齐全, 主要表现在:为救助对象发放免费医疗保险卡的医疗救助、向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或免除学杂费的教育救助、推出面向贫困人口的劳动密集项目或者开发小额信贷的就业援助等方面, 这些专项救助项目, 有助于被救助者摆脱贫困, 提升他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 以专项救助为重点的社会救助模式的发展性特征较为明显。

3. 条件型转移支付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 美国家相继设立了一些新型的社会救助项目, 这些项目采取条件型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受助者提供现金救助, 并与教育、医疗、就业等人力资本发展联系起来, 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 具有长远发展的功能。这种模式突出了对贫困的多维性和代际转移性的重视, 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中心思想, 倾向于对贫困儿童的救助。这种模式提供了一种有条件的救助, 即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领取救助金, 比如以保证子女教育、保证参加健康体检等为条件, 从而极大改善了贫困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这种模式对最贫困对象的瞄准更为精确, 采取地域、社区、家庭等多层次调查和公示等形式, 多种方式定位贫困对象。

三、构建我国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路径选择

从世界范围来看, 在社会救助中注入“发展”的理念并构建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 是大势所趋。对于我国来说, 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经验, 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认真探索, 找到我国改革决策的基点和制度优势, 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首先应明确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功能;其次应选择和确定我国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模式;此外, 还应在借鉴国际和立足我国实际的基础上调整优化相关制度。

1. 以“发展”理念拓展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功能

社会救助作为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安排, 其制定理念会影响甚至决定社会救助的功能与实践。因此, 应将“发展”的理念有效融合, 使制度在保证受救助者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 发挥促进人力资本发展和反“社会排斥”的功能。当前, 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缺乏事前效应,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事后补救的价值理念, 在这样的价值理念的引导下, 中国社会救助的功能就仅仅局限于提供最基本的托底保障, 而不具备完善的预防和应对贫困的功能。因此,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 应吸收人力资本理论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中的有益内容, 逐渐建立和增强我国社会救助的“发展”理念, 以“发展”的视角拓展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功能, 使其在为社会成员解决生计问题的基础上, 促进社会人力资本的发展, 促进社会成员的融合发展。

2. 明确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模式

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 应选择包括工作福利、专项救助和条件型转移支付在内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基础等都密切相关。欧美国家多倾向工作福利模式, 是基于国民收入水平较高、社会救助基础较好, 现金救助较为普及并在社会救助中居于核心位置, 而因为现金救助的普及导致了福利依赖问题, 才需要通过就业激励手段使受助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倾向条件型转移支付和专项救助方式, 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发展中国家, 实施这两种模式的救助方式所需要的资金总额不大, 符合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另一方面, 因为这些国家之前所采取的社会救助多为临时性的救济措施, 比较容易通过引进一种新的救助项目, 进而发展成为主导模式。

对于我国来说,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改革,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 基本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 以养老、医疗、教育等其他专项救助作为补充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在这样的社会救助体系中, 首先, 工作福利模式所依托的普遍性现金救助项目, 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居于主导地位, 而且近几年来, 一些地方也积极探索就业激励机制, 开始呈现出工作福利的因素。其次, 专项救助模式所依托的各种专项救助项目作为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其重要性不断增强, 所以当前专项救助的因素也已经存在。最后, 条件型转移支付模式所依托的条件型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虽然还没有典型存在, 但目前我国的分类施保制度针对特定群体给予浮动的低保救助金, 与条进型转移支付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只不过还没有完全与促进该群体的人力资本发展联系起来。因此, 在我国的经济社会中, 三种模式都已经具备存在的因素, 应建立适合我国社会救助基础的包括工作福利、专项救助和条件型转移在内的综合性的社会救助模式, 这种中国式的社会救助模式既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现金救助成本, 同时还应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发展。

3. 调整完善社会救助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社会救助模式, 需要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制度调整。首先, 适应工作福利模式的发展, 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 应完善与劳动就业相关的管理机制, 以社会救助来促进就业。应建立健全科学的动态评估和管理制度, 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 政府多为被救助者提供公益性岗位和学习培训的机会, 建立完善收入豁免制度以及社会救助的退出机制, 鼓励受救助者主动有效就业, 引进个案工作计划, 逐步建立完善的以就业为突破口的社会融入机制。其次, 适应专项救助制度模式, 加强规范我国的专项救助制度。准确界定专项救助对象和范围, 不能把专项救助对象等同于低保救助对象, 应针对被救助者的具体困难将其列为该方向的专项救助对象。救助水平应逐渐提高, 医疗、教育、住房等救助应与社会服务的计划投入和发展相结合。最后, 适应条件型转移支付模式, 针对不同条件和类别的被救助对象给予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在我国当前的分类施保制度中, 分类粗疏、人群界定模糊等现象仍然存在, 应对分类施保制度进行改革和细化, 保证分类施保的那部分救助金真正用于特定的困难需要, 并对这部分救助金的使用进行动态监督和管理, 以保证制度落到实处。

因此, 建立健全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 应在理念选择、模式确定以及制度安排上进行调整和改革, 选择综合性的社会救助模式, 还应做好相关的配套改革, 使社会救助制度与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摘要：社会政策是指一系列影响公共福利的制度和准则, 包含教育、住房、医疗、救助等社会福利领域, 以此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 保障基本的民生需求, 是推动社会自我保护的工具和方式。在全球化经济形势和“社会排斥”的整体背景下, 国外许多国家纷纷调整了社会政策, 在社会救助领域, 越来越多的国家社会救助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形成了适合本国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 具体的实践模式包括工作福利模式、专项救助模式和条件性转移支付模式。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 形成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救助基础的综合性社会救助模式, 并做好相关的配套改革。

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救助,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1]张浩淼.中国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国际视野下的分析与启示[J].改革与战略, 2013 (8) :105-109.

[2]徐道稳.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构建发展型福利社会[J].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 (1) :90-94.

国外双向转诊制度的启示 篇7

关键词：双向转诊,综合评价体系,医疗卫生服务

1 国外双向转诊运行研究

从部分发达国家现行的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现状来看, 双向转诊制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较为普遍, 而且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 政策引导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较为先进的发达国家已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双向转诊制度和政策, 拉大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的诊疗费用、起付线及报销比例的差距, 利用政策规定和适宜的经济杠杆进行调节, 在保障患者就医质量的同时, 积极引导患者的合理分流, 提升救治效率和卫生服务资源的利用。

英国实行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即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 取得居留权并在NHS注册后居民即可享受全面免费医疗, 有着严格的转诊制度体系。居民要想享受国家免费医疗, 在患病时 (重大伤害等立即威胁生命的状况除外) , 就必须首先由全科医师诊治, 并根据病情逐级转诊, 病情控制后再转回至全科医师处进行后续性治疗。医院不接待没有任何医师或医疗机构推荐转诊的病人[1]。

美国国民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险来享受医疗保障服务即管理型医疗保健。由医疗保险计划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双方共同组织, 利用经济刺激和组织措施改变供需双方的行为, 以实现卫生服务的有效提供和利用[2]。如通过诊断相关分类 (Diagnosis-related groups, DRGs) 规定的各种疾病的相关诊疗指征和住院时间, 严格作为医疗费用管理和报销的依据, 以经济手段为杠杆, 引导医务人员和患者进行转诊治疗。

澳大利亚实行严格的三级转诊医疗服务体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社区居民获得卫生服务的第一级接触点, 患者必须经社区全科医师的介绍, 才能进入上一级的卫生服务机构就医治疗。度过急性期的病人, 也必须实行自上往下的转诊方式, 转诊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全科医师处继续接受相关诊疗服务[3], 以节省医院的费用。

通过制定并执行严格的双向转诊规章制度, 引导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进行双向转诊, 从而从政策层面保障了双向转诊的顺利实施。

1.2 质量保障

充足的资金投入、严格的全科和临床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完善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合理的沟通协调机制以及风险控制机制保障了双向转诊质量。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都有着完善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 不同医疗机构均有明确定位和职责, 相互协作, 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澳大利亚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有专科医院的支持, 患者在转诊时, 接诊医生都会得到一份患者转诊前的诊疗记录, 患者在转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 还将继续接受相应的随访和保健康复服务, 使患者整个诊疗过程有机结合, 实现患者治疗的连续性。同时还严格规定转诊执行者、转诊有效期、转诊流程、专业服务评估方案、转诊病人评估与管理计划、单次疗程界定等内容, 保证了转诊的流畅[4]。

强调高质量医师的培养, 强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全科医师的“守门人”作用。美国医师在执业前, 必须完成一系列严格的培训和考核, 要成为一名家庭医师, 则首先要成为附近大医院的注册医师。实施全科医师考核制度。为保证全科医师提供卫生服务的质量, 各国都有相应的考评和反馈机制。英国的全科医师每年都要接受评审, 每5年进行一次综合评审, 以保证全科医学的高水准[5], 从而保证了良好的社区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医师网络覆盖, 实现了基层医疗机构和全科医师“守门人”作用的有效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强调标准化建设, 保证其建设资金。巴西卫生部在拨款时重点照顾社区医院的资金投入, 社区公立医院也有较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专门的救护车, 需要转诊的病人, 由社区送到转诊办公室确定上级医院, 对危重病人上级医院派医师、护士、救护车来社区接病人, 保证了患者的转诊救治效率和质量[6]。

1.3 评价反馈

建立评价和反馈机制, 强调双向转诊的质量。督促医疗卫生服务各条线上的医务人员能够通力合作, 切实依据患者的病情及时转诊和收治, 保障患者的健康权益。

在澳大利亚, 一方面政府将根据全科医师对患者诊疗和转诊质量, 每年对社区家庭医师提供的社区卫生服务进行相应的评估和检查, 不达标的社区和医师将会面临严重的处罚[7]。另一方面, 医师的收入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医疗看护补贴计划 (MSAC) 的直接拨款, 以服务的产出进行计算, 注重医师的绩效;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则基于病床的利用, 无论是门诊病人还是住院病人, 都需要医师的转诊。通过DRG拨款付费以及允许患者自主选择医师, 督促医师和医院精益求精, 全心全意服务病人, 促进病人早日康复, 缩短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 从而达到减少开支,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8]的目的。美国医疗卫生行业高度重视医疗风险, 每个专科或服务领域都对常用诊疗方法的风险性有专门研究, 注意采取防范措施。在社区医疗服务中, 家庭医师清楚不及时转诊的后果, 也保证了医师不会为了增加收入而延误患者的转诊时机[9]。德国实行严格的“上下级分工医疗”和“第三方支付”制度, 社区全科医师、家庭医师如若多次把不符合条件的病人转诊到专科医院或大医院, 保险公司将会对其采取降低考核等级和减少拨款的措施[10]。

1.4 技术支持

通过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 为医师提供相关的参考依据和指南, 保障双向转诊的顺利实施和开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制定转诊指南。为保障双向转诊的顺利实施, 各国根据本国国情, 制定了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规范和标准, 为全科医师、综合型医疗机构的专科医师以及管理者提供了评估转诊的参考工具。英国明确制定了各类疾病的转诊指南, 针对不同症状和疾病, 为临床医师、管理者提供改进质量的参考依据。美国通过长期临床和流行病学循证实践, 制定并实施了DRSs体系和诊断支持系统 (DXplainTM) , 用于指导和监督医师的诊疗活动。DRGs严格规定不同疾病的诊疗指征和诊疗时间, DXplainTM则运用强大的计算机以及网络系统, 涵盖几乎所有疾病的相关症状体征以及相应的治疗措施和指征, 为全科以及专科医师特别是低年资的年轻医师在制定诊断疾病、确定诊疗方案时提供相应的参考和指导, 以提升患者救治的质量, 减少甚至避免可能的医疗差错的发生[11]。澳大利亚则根据疾病种类、病情严重程度明确规定接诊时间及内容, 针对管理目标不同制订转诊计划, 并设立转诊评估项目[8,12]。

2 双向转诊综合评价构想

为了能够真实、全面、有效地反映我国医疗机构现阶段落实双向转诊情况和实际质量, 及时发现双向转诊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关键控制点和制约因素, 以期为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今后制定相关政策时, 提供技术支撑和数据参考,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本文对制定双向转诊的综合评价体系构想如下。

2.1 指标体系的研究内容

2.1.1宏观路径——政策研究。

从英国的NHS体系, 到美国的保险体系及DRGs系统, 首先都从宏观角度, 从政策制度入手, 严格规定患者需通过逐级转诊实施救治, 为转诊体系的有效落实提供政策上的扶持。因此, 在制定适用于我国的双向转诊综合评价体系的同时, 也应从宏观方面, 从现行政策入手, 从政策层面, 着力分析我国双向转诊、基本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发展沿革、影响因素、体制局限、改进和推进措施, 找出可能影响综合评价体系开展和落实的因素, 为微观路径制定的评价体系的落实, 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2.1.2微观路径——转诊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相关文献的检索和阅读, 了解国内外双向转诊开展的实际相关现状。通过专家定性访谈, 了解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面临的实际问题;讨论构建转诊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可行性、重点领域以及可能存在的困难。根据文献检索和定性访谈内容, 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 形成研究的理论框架。

2.2 评价指标的切入点和评价内容

综合参考国外经验, 双向转诊评价体系的构建可以考虑从政策引导、质量保障、评价反馈和技术支持等四个层面作为切入点, 分别从卫生经济学、患者满意度、医疗机构双向转诊政策的实际开展、双向转诊患者的诊疗救治质量、双向转诊患者和医保部门的评价反馈以及医疗机构发展等角度, 初步确定适用我国实际国情和特色的双向转诊评价维度和指标, 为后续的专家座谈问题和专家咨询表的设计奠定基础。

2.3 指标体系的检验

受不同地区和不同医疗机构的实际医疗水平、医疗资源分布、相同疾病不同患者之间的异质性、不同疾病不同特点等因素的影响, 研制出的双向转诊综合评价标准体系必须根据实际进行调整和完善, 通过大范围的测评进行不断的完善, 保证评价结果科学、有效、可行, 以保障患者、医生、医疗机构以及社会保险机构等多方的切实利益。对于指标体系的检验, 可以尝试辅助以计算机模拟的形式, 来缩短测试时间、节约实践检验的资金投入。

2.4 构建评价体系的难点

2.4.1评价指标的选择标准。

对双向转诊实行综合评价, 需要有个适合本地实际医疗现状的指标体系, 要求体系中的每个指标均能反映双向转诊质量和效率的一个方面, 以较系统、全面地反映医疗机构双向转诊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因而, 在选择指标时, 应综合考虑指标的敏感性、科学性、针对性、全面性, 使最终的指标体系能够客观、准确、稳定地反映医疗机构以及临床/全科医师双向转诊的实际质量和效率。特别是, 在学习国外相关指标或体系时, 如DRGs, 须联系我国实际, 注意比较国内外相关环境的异同, 在有共通之处的前提下, 扬长避短, 选择具有我国特色的转诊指标。

2.4.2医生的诊疗质量。

医生诊疗质量对于双向转诊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一方面, 诊疗的准确性关系到患者诊疗的质量和效率, 是双向转诊安全、有效的基础, 是关系到双向转诊顺利开展的关键控制点, 也是开展双向转诊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参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相关做法结合我国实际的医师培养制度, 完善医师的入门以及考核体系;另一方面, 患者进行转诊治疗, 意味着患者收治医疗机构级别和主治医师的改变[13], 实现患者诊疗信息连贯是保障转诊患者救治质量的关键, 关系到双向转诊的顺利开展和双向转诊评价的有效性和实际意义。英、美、澳等的患者在转诊时, 接诊医师都会得到患者的详细诊疗信息, 因此, 也应注重加强医师和医疗机构之间的沟通, 在互助协作中共同提升诊疗水平。

2.5 指标体系的便捷性

对于构建的双向转诊评价指标体系, 应考虑指标体系应用的快捷性和便利性, 从而扩大双向转诊评价的使用对象及应用范围。参考DRGs以及美国的DRSs体系和诊断支持系统 (DXplainTM) 以及我国目前采用的的病例分型软件系统的做法, 借助软件和网络的特点, 编制计算机软件系统 (通过计算机软件的形式实时快速地判定患者的病例类型) , 以程序软件为载体, 提升指标体系应用的便捷性, 有效缓解医务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负担从而达到实时地、快速地识别和判定医疗机构双向转诊的绩效、质量和效率的目的。同时, 以计算机软件的形式, 还有助于提升指标体系的应用的可及性。

2.6 建立配套政策体系

双向转诊以社区首诊制、分级医疗为前提, 而其推行也可加快后两者的实现[14]。欧美等国的双向转诊基本都具有强制性, 以规章制度的形式, 明确必须经过社区全科医师/ 家庭医师转诊才能进入二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 才能享受相关医疗保障待遇。但就我国国情而言, 虽然目前尚不具备采取强制措施双向转诊的条件[15], 但是, 逐步完善双向转诊的政策配套仍然极为关键。建立健全双向转诊监督管理体系, 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定位,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完善医保政策和社区基本药物制度, 强化监督监管机制以及与医疗机构考核相挂钩等实际政策的引导, 使我国的双向转诊有章可循、有制可依, 解决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 为双向转诊的顺利开展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 也可提升双向转诊综合评价的准确性。

2.7 完善补偿和激励机制

双向转诊的有效开展是实施综合评价的前提。要完善医务人员的绩效考评机制, 可参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医疗看护补贴计划 (MSAC) 的经验, 将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转诊工作的落实情况与政府拨款和绩效工资相结合, 将医务人员实际开展转诊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纳入绩效管理。在强化各级医疗机构、医生以及患者开展双向转诊意识的基础上, 增加政府针对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基本医疗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投入, 将双向转诊与政府对医疗机构的资金支持挂钩, 与医疗机构绩效考评结合, 与相关医务人员的晋升相关联, 拉开双向转诊患者与普通患者的收费差距, 引进社会力量参与, 制定出合理的补偿和激励机制, 保障各方利益。

国外社会团结理论的发展 篇8

关键词：社会团结,社会转型,阶层分化

尽管团结的概念在社会学理论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常用, 在古典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团结的研究迪尔凯姆可以称得上是大师, 他1893年出版的《社会分工论》最常被人引用, 但是社会团结并非迪尔凯姆独有, 其后的很多的社会学者都有不同程度地论述了社会团结, 这些理论大致以当前的社会转型为背景来划分, 即社会转型前和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理论。

一、社会转型前的社会团结理论

社会转型前的社会团结理论主要的代表, 首先, 马克思的社会团结的理论和迪尔凯姆有所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团结的思想是基于生产资料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来分析社会结构矛盾的二元阶级分化, 这种矛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可以解决, 最终达到社会的团结, 但是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却不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 而是一开始就存在的, 所以阶级之间的团结需要道德意识的基础来实现团结的, 可见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是社会团结实现的道德基础。

由此可见马克思首先运用的是一种“冲突论”的阶级分析法, 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 由于分析主题所处的时代、所占立场、所持的方法不同, 因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分层理论, 在众多的社会分层理论中, 有一类是揭示各个阶级中间利益的, 称之为“冲突论”, 冲突论强调的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因此大体上是一种阶级分析的理论, 其次, 马克思还有了另外一种是理论, 即强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整合, 可称之为“功能论”, 即社会团结的理论, 是一种阶层分析的理论, “功能论”主要是分析社会各阶层及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刘保国, 2004:5) 。

韦伯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 并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阶级意识, 韦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团结是一种无阶级的社会团结, 一无所有的凝聚与团结, 他主要是从宗教的观念作为道德的基础原则出发, 来论述社会群体的凝聚与团结。

还有帕森斯和滕尼斯等人也分别论述了社会团结何以成为可能的,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就是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 他认为社会系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以及信息的交流, 都是在为实现社会团结这个目的而论述, 即一切社会团结的问题就是社会系统的问题, 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社会文化规范来时实现的, 每一个社会系统中, 都具有实现团结的结构, 每一个系统结构都是由社会角色、社会价值与规范、集体属性等要素构成, 这样, 社会规范和价值最终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础要素 (帕森斯, 2008) 。

而滕尼斯对社会团结的论述主要是集中在社会实体, 滕尼斯所说的社会实体实际上就是在说社会团结, 他认为社会实体的实现需要社会实在, 社会实在即社会“纽带”, 即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 这种亲密的社会关系最后形成一个社会网络, 而现代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契约和规范建立的, 不是通过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 这样的社会团结或社会实体慢慢地会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契约和规范所瓦解, 这就这就意味着社会随着文明成都的增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 反而不利于社会团结。

二、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理论

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理论主要是针对当前社会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回应的, 首先是鲍曼, 他从悲观主义的视角出发, 认为现代性过程中社会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 人类的团结将消失, 要想获得安全, 就得现在所拥有的自由;同样贝克也有类似的悲观的看法, 贝克从福利国家的角度来论述社会团结的, 他认为现代的福利国家的发展, 个体化的强大的推动, 造成了传统的社会团结的瓦解, 个体化的过程中势必对以往的促进个体之间相互结合的社会团结造成威胁, 从而瓦解社会团结;从福利国家的角度对社会团结进行论述的还有本迪克斯, 本迪克斯认为福利国家是社会团结的最初, 但是现代性的转型削弱了社会团结。

和悲观主义相对的是积极乐观的社会团结的论述的代表, 麦卢奇和卡斯特尔, 他们分别从认同的差异性和认同的政治权利来论述社会团结的, 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会形成新的社会团结。麦卢奇提出了“差异权力代替平等权利”的观点, 他认为当下的社会虽然削弱了传统的社会团结力量, 却没有自发的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团结, 社会中的个体仍然是独立的原子化个体, 偶尔有事会因情感因素而团结, 在麦卢奇认为, 这只不过是“防御性的团结”, 所以社会团结应该是建立在差异权力上的, 是一种新的团结概念。而卡斯特尔是从认同的政治权力的角度来论述社会团结的, 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宗教和地域上的不同的认同来联系, 形成社会团结网络。二者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都在强调社会的异质性, 新的社会团结应建立在异质性的基础上。

关于社会团结的研究国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方面的研究:

团结涉及了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个体行为, 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促进我们认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 现有团结研究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团结概念内在的问题、作为个体行为的团结概念、团结与社群的关系、团结与亲社会行为、团结与平衡理论、团结与身体表现、团结在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应用等等。

根据以上的国外的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 可以发现:社会转型前的社会团结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那种纯朴的“归属感”, 而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的研究更多的是倾向社会现代性本身的研究, 特别是福利国家的出现, 是社会团结削弱了原有的意义和作用。

国外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分析 篇9

关键词：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举证责任

一、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各国对于原告资格范围的规定存在差异, 但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不断扩大是世界的潮流。同时为了避免原告资格范围的扩大造成的滥诉等浪费司法资源现象的出现, 许多国家通过完善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对原告资格范围进行必要的约束。

(一) 美国

美国最初在“直接利害关系论”的指导下, 规定原告资格是与公共利益的损害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规定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 美国随后通过颁布《反欺骗政府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克莱顿法》等进一步扩大了原告资格的范围。其中《反欺骗政府法》首先对原告主体资格的扩大进行了规定, 随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对原告资格的扩大进行了进一步明确细致的规定, 规定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是任何人、商号、公司、联合会, 而《克莱顿法》进一步将检察官规定为起诉的主体。总之, 美国原告主体资格是不断扩大的, 由原来只能与公共利益损害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到检察官、个人、组织, 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同时为了避免原告资格范围扩大造成的滥诉等弊端的出现, 美国规定了一些特殊的程序对原告资格进行必要的限制, 如美国法律中规定, 原告必须在60日的通告期后提起诉讼, 同时在60日通告期内侵权人可以对错误进行改正,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滥诉的发生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 英国

英国法律规定, 通常只有检察长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而对私人或者社会组织能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范围进行限制。一种情形是在得到检察长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另一种是“私人检察官”作为原告, 私人检察官作为原告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即, 检察长曾经拒绝给予个人起诉的权利, 或者检察长对于给予个人起诉许可的决定进行不合理的拖延。同时英国规定了地方政府机关和一些社会组织具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英国对原告资格范围的限制要比美国严格, 但是根据英国的一些具体情况又做了许多变通性的规定。

(三) 德国

在德国, 通常检察官或者社会团体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32条、第638条等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而社会团体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没有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而是通过部分经济立法加以明确规定的。同时德国为了防止团体诉讼被滥用, 通过多部实体法对公益诉讼社团的资质进行了严格限制。

(四) 法国

法国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范围与德国很相似, 检察官和社会团体都具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法国是第一个从法律上规定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包括检察机关的国家。在《拿破仑法典》中就赋予了检察官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过得权利, 其规定对于身份证明、婚姻、离婚、收养等, 检察官可以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对上述民事活动进行干预。同时, 法国法律对社会团体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进行了适当的限制。

二、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受案范围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差异, 大陆法系要比英美法系的受案范围狭窄, 但从总体来看不断扩大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一) 美国

美国拥有广泛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如《美国区法院民事诉讼法规》中规定, 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中, 在满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当事人可以以美国国家的名义提起诉讼。同时美国的其他法律如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中也都有相关规定。同时, 美国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律, 不断扩大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力度。

(二) 法国

法国的受案范围受制于法律上明文规定的案件的类型。下述案件检察院应当得到通知作为案件的当事人。首先是涉及未成年人监护安排、亲子关系、成年监护的设置与变更案件。再次是现行中止追诉程序、集体核查负债程序、个人破产程序或其他制裁的案件。在社会团体的起诉范围中, 要求目的是为了保护团体成员的个人利益。

三、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为了避免原告举证责任过重, 各国在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中设计了一些缓解原告举证责任压力的措施。例如在美国的民事公益诉讼中, 个人当面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 常出现无法举证而导致败诉的情形,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 美国让行政机关先起诉, 将相关的证据交予法院, 然后个人再运用这些证据进行起诉, 从而有效避免了个人对专业性问题举证不能的情形。《克莱顿法》中就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规定, 对于在民事公益诉讼中个人对被告要求进行损害赔偿时, 如果被告于政府起诉的被告相同, 个人只需证明自己受到损失, 而对于损害赔偿的数额个人可以将这一政府案件的判决作为认定直接证据适用。此法律规定大大缓解了原告在面对大量专业知识方面的举证压力, 更好的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四、民事公益诉讼中对提起主体权利的特殊保护

因为在民事公益诉讼中, 原告相对于被告来说在财力、权力等方面存在不足, 因此在诉讼地位方面, 原告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更好地实现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平衡两者的关系, 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因此, 各国对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进行特殊的规定, 以更好的维护原告的权利, 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关系, 推动民事公益诉讼的进行。

(一) 美国

在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的案件中, 为了更好的权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关系, 美国规定了“法庭之友”这一特殊的制度。法律规定“法庭之友”介入诉讼程序的方式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 是通过递交“法庭之友”书状参与到诉讼程序中, 同时要求要将自己的主张以及事实、理由在书状中详细载明;第二种方式是, 在法庭进行辩论、质证和交叉询问时, “法庭之友”直接参与到上述的相关程序中。这种特殊制度的设计对于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原告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美国《克莱顿法》从诉讼费用上对胜诉的原告进行奖励, 其中这一诉讼费用不仅包括案件受理费用还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从而减轻了原告诉讼费用的压力, 最大限度的实现了诉讼双方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平等, 维护了公平正义。

(二) 德国

德国为了避免当事人的经济实力上的不平等, 导致案件裁判结果损害经济实力薄弱方利益现象的发生, 对于提起主体的权利进行了特殊的保护。德国在其《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 如果一方当事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诉讼, 如果其承担全额诉讼用后, 可能导致其经济地位的明显损害时, 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 然后法院做出命令的方式, 仅承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部分诉讼标的额的诉讼费用。通过这种规定降低了原告诉讼费用负担, 更好的平衡了双方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沈达明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 1991:159.

[2]何勤华主编.德国法律发达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472.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篇10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法律法规

一、典型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养老保险，由养老及遗嘱保险和残障保险两部分组成，国会立法对其强制执行，主要目的是给予那些由于退休、残病、死亡等原因导致收入减少的工人及其家属部分经济补偿。该制度是全国性的，覆盖了美国约96%的劳动人口。一般而言，工人的年龄在62岁以上、通过就业缴纳社会保障税至少在10年以上的，都有资格领取法定养老保险。第二层次是雇主养老金计划，它是由企业设立并定期向该计划缴纳资金，企业职工退休后可每月领取养老金，领取的额度由企业事先规定的支付额或其账户的积累额决定。政府不直接对该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养老金没有强制性，但是政府会通过法律保障、税收优惠等形式鼓励养老金计划的建立和实行。第三层次是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它是个人自愿参加的养老金计划，其做法是建立个人的退休账户， 该账户是一种个人退休储蓄计划，它面向社会上所有纳税收入者。美国法律规定：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均可开设个人退休金账户，联邦政府通过免征所得税予以扶持和鼓励。

（二）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德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由法定养老保险、自愿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特定群体的养老保险等多种形式组成。德国的养老保险比较完善，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适用范围、缴费标准等都有较全面地规定。法定养老保险涵盖了最广泛的人群，是德国养老保险最重要的支柱。几乎所有雇佣劳动者和一些特殊的独立经营者都有义务参加法定养老保险。律师、医生、等高收入者不在义务参保人范围内，但他们年满16周岁以后均可自愿参加保险。国家终身雇佣人员，如公务员和法官，有其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参加法定养老保险。自谋职业的农业人员有独立的“农民养老保险”。

（三）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

国民养老金、与收入关联的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企业年金是当前日本养老保险金的三种主要形式。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实行强制性征收，国民养老金的资金来源是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和国家财政预算，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的资金由个人与企业各负担一半。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又称为公共养老金，由国家统一管理，采用“后代人扶养前代人”的社会保险方式。 总体而言，公共养老金在日本养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是政府强制的养老计划。企业年金的种类不同，一种是厚生年金基金制度，由一些企业联合组建基金，企业和员工向基金缴费，为了扩大基金规模，法律允许厚生年金基金用于投资；此外还有固定收益企业年金，其保费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分担。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一）养老险覆盖面不够广泛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比较受重视，虽然近年来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也逐渐受到重视，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依然很窄，大量的城镇个体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参加， 不同企业、地区员工的养老保险衔接不畅，人事制度改革、人员跨地区流动等受到阻碍。目前，真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只有企业、部分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和某些事业单位并未纳入到养老保险的统筹范围，这就降低了养老保险的社会总体参与度。

（二）养老保险多元化发展不足

我国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在三大支柱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2013年，补充性养老保险覆盖率只有2%左右，这样的比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160多个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企业年金制度覆盖接近1/3劳动人口的国家占1/3以上，一些北欧国家的企业年金覆盖率更高。在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自愿性个人养老金方面，2013年，我国保险公司积累的寿险责任准备金是4.4万亿元，有效保单量为1635万件，平均约每10人拥有1张保单。同年，美国个人退休账户总资产为5.7万亿美元，覆盖全美40%的家庭。

（三）养老保险制度的市场化程度低

市场机制在我国养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省级统筹尚未完全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积累资金和结余资金管理分散，投资于银行存款与国债的方式使其收益率较低。个人账户养老金方面，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过程中对职工的存活年限等因素的考虑欠缺，缺少专业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服务，缺少通过保险业提供年金领取方案。企业年金方面，单一的信托模式限制了企业对养老金产品的选择范围，企业与职工差异化的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管理主体角色较多，运营成本较高。

三、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社会保险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调整，明确的法律法规是相关制度得以贯彻与实施的保障，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收缴与支付的法制化、强制性管理，防止养老保险基金流失，减少征收过程中的拖欠、拒缴等现象。利用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等特征和人们的依法纳税意识，依法征收社会保险税，税款主要用于各种社会福利开支。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税视为薪资成本，计入企业生产成本。事业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列入收支预算，根据国家财政预算的规定进行支付。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税，计入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的扣除项目，防止重复收税。应按时征收社会保险税，不能擅自减免。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险税征收制度，能够提高社会保险征收的安全性、可靠性，也有利于税负公平，有利于促进资源、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的合理流动。

（二）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

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是指，首先，国家要通过立法等措施建立起能维持公民最低生活水平的养老保障制度。其次，以更加具体、详细、深入的保障制度予以补充。最后，鼓励民间资本在养老保险业中发挥力量，为有经济实力的需求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保障，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基本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由政府通过强制性收取税费来提供，实行不同层级的税费率和发放标准，实现公平的给付制度；个人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强制性完全积累个人账户，由国家制定税费率，储蓄资金完全进入到个人账户，使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有所保障；自愿性商业养老保险作为补充，依据个人意愿进行选择，突出激励性，体现差别性。

（三）加强和完善养老保险的监督制度

建立制衡式的监督制度，使不同部门承担不同的监督任务，并实现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加强对社保人才队伍建设的监督，培养更多社保专业人才，养成其在合理监督下工作的习惯。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信息管理系统，统筹各级社保部门的养老保险数据和信息，为监督提供保障。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确保养老基金保值、增值。（作者单位：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

参考文献：

[1]代山.国外养老保险法律制度[J].人民论坛， 2013.

[2]吕学静 .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 M] .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3]丁开杰 .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郑功成 . 社会保障学 [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 篇11

(一) 运动员社会保障的含义

运动员社会保障是指将运动员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为运动员参加养老、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 交纳社会保险费用,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以及在运动员退役后进入其他单位工作转移社会保险关系而做出的制度安排。

(二) 完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制的意义

区别于传统意义的劳动者,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短, 成为顶尖运动员的难度很大;训练强度大, 容易导致难以逆转的身体伤害。在这种特殊性下, 我国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制不仅应当涉及我国大众社会保障的四个层次, 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 同时, 在体制的构建中更应该考虑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退役安置和伤残医疗等问题。

中国每年有近一万名专业运动员退役, 而由于我国体育产业盘活程度不足、运动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原因, 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今年四月的全国体育系统运动员保障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国体育系统要抓住政策制度这一“牛鼻子”, 着力改革创新, 继续在聘用管理、社会保险、行业保障、职业辅导、退役安置等关键方面制定和完善运动员保障政策。

分析研究外国运动员社会保障的发展和现状, 有助于解决目前棘手的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 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一重要课题提供新的思路。

二、不同国家运动员社会保障的发展与现状

(一) 美国:社保制度打稳根基

经历了1929-1933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 1935年8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运动员以体育谋生, 在法律上属于《社会保障法》的保障对象。

美国职业运动员以俱乐部为依托, 其收入相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较高。根据美国劳工局统计数据, 在2013年, 美国职业运动员的平均年薪高达71850美元 (同年所有职业平均年薪46440美元) , 对比中国体制内很多运动员只有不到3000元月薪来看, 美国职业运动员的收入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转换身份、融入社会环境中。

从1995年开始, 美国政府就有单独设置的运动员的社会保障署, 其下有1400多个运动员社会保障办事机构遍布全国各地。该机构曾隶属于联邦政府卫生与服务部, 后独立负责退役运动员的医疗伤残保险、养老保险和遗嘱补助等工作。

在美国运动员社会保障覆盖的众多领域之中, 体育保险是发展最早最快的一个。20世纪50年代, 美国最开始出现体育保险公司, 70年代之后更涌现出了SODA、K&K等发展迅猛的体育保险公司, 为专业运动队或业余运动员提供相应的体育保险。

可以说, 美国保险公司经过长期的发展, 目前已形成开放型、竞争型的运行机制, 再加上产险和寿险兼营的允许政策和费率的自由化政策, 更加促进了这种竞争的形成, 使各保险公司都积极主动的开发新的保险险种, 包括体育保险险种。

(二) 日本:体育保险锦上添花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和完善起来的。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得以完善。日本的社保制度主要包括国家扶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公共卫生医疗四个部分。

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 日本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在1988年文部省制定《关于面向21世纪的体育振兴策略》之后, 逐渐形成了政府-社会-社团-个人“四位一体”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运动员社会保障体制的核心是其发达健全的体育保险制度。运动员不仅可以参加一般性的社会保险, 还可以参加国家专门制定的政府性体育保险。政府性的体育保险分为学校体育保险和运动项目保险两类, 由于日本运动员在学业完成前都是在学校边读边训练的, 因此基本所有运动员在脱离学业前都有学校体育保险的保障。除此之外, 日本的体育安全保险是日本体育安全协会设立的专门体育保险。该类保险范围广、险种多, 可以说是国民接受度最高的体育保险。

(三) 俄罗斯:战略措施将更多为运动员提供保障

俄罗斯体育运动和旅游署在2009年8月7日出台了《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体育发展战略》, 确定了2020东京奥运会前俄罗斯体育发展的基本目标, 其中针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措施逐步增加。从2002年起, 全国范围内3000名顶尖运动员及教练员从“总统基金”中得到每月500美元的津贴, 2010年此款项已达4000美元。此后, 运动员的工资与运动成绩挂钩, 每个月最高可达4000美元, 教练员最高可达4660美元。

同时, 俄罗斯政府还开始着手研制国家队运动员的医疗保险制度。这些为教练员和运动员提供的保障措施, 其最终目的是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保障运动员全身心进行运动训练。

三、国外体制对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体制的借鉴意义

在研究美日俄三国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制优势之后,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特有国情, 为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一) 设置专门机构负责运动员保障工作

在运动员社会保障的实际操作中, 美日两国都建立了专门的运动员社会保障部门, 或在某个机关下设负责运动员伤残保险、医疗保险、遗嘱补助等问题的保险管理机构, 专门负责运动员的特殊保障事宜。

在我国国家体育总局的政务公开栏目中, 设有专门的“运动员保障”信息公开模块, 其所有通知及文件基本由国家体育人事司发布。总局人事司不仅负责运动员社会保障的工作, 更负责人才培训、工资福利、人事任免等日常工作。而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退役运动员的数目逐年递增, 这一问题日益严重。因此, 总局人事司可下设负责运动员保障工作的专门机构, 吸引社会保障和就业研究方面的专业人才, 以此体现政府对运动员这一特殊劳动者保障工作的重视, 保障体育人才的可持续性。

(二) 发展体育保险市场

绝大多数运动员的待遇难以负担运动伤害后高额的医疗和康复费用, 体育保险能为运动员的职业风险提供一定保障。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商业保险行业发展都很成熟, 市场上有着大量专业体育保险公司, 为不同领域运动人群提供不同的险种。日本的体育保险行业更为发达, 不仅有日本体育安全协会设立的专门体育安全保险, 市场化程度高的商业体育保险险种更为丰富。

体育保险是体育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物质保障, 是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健全与否关系到职业运动员后顾之忧的解决, 关系到普通体育爱好者参与日常锻炼的保护, 关系到社会文明进步的构建, 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谐。在今年发布的《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 明确提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扩大体育消费:“引导保险公司根据体育运动特点和不同年龄段人群, 开放场地责任保险、运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全学校体育活动责任保险制度。”在政策支持下, 中国体育保险行业必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 形成真正意义的有效市场。

四、结论及建议

完善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 不仅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更对我国解决举国体制后遗症下运动员可持续性问题有着深远意义。运动员保障的意义在于解决在役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鼓励更多青少年加入体育领域, 将诸多项目“倒金字塔”结构翻转过来, 分担中下层运动员的职业风险。

我国作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 应在关注竞技体育成绩的背后, 更多的关注运动员的切身利益, 实现以人为本的运动员保障制度建设。政府可以设置专门机构负责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同时鼓励体育保险市场发展。只有孕育出以人为本的体育文化, 才能更好的徐进我国体育事业持续高效发展。

摘要：近年来, 随着邹春兰、艾冬梅、张尚武等全国冠军退役后生活状况的曝光, 退役运动员两极分化的现状令大众震惊。运动员作为特殊的劳动群体, 不仅应当被纳入一般社会保障范畴, 其文化教育、医疗伤残和退役安置等问题更应受到特殊关注。本文介绍了同为体育强国的美日俄三国在运动员社会保障方面的优秀经验, 并为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提出建议。关注运动员保障工作, 有助于为运动员分担职业风险, 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运动员保障,社会保障,体育保险

参考文献

[1]张平, 孟令忠.中美两国体育保险现状的比较分析[J].体育与科学, 2009, 03:54-56.

[2]刘振.日本运动员保障政策与我国运动员保障比较与启示[J].当代体育科技, 2015, 30:234-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