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借鉴

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借鉴（共9篇）

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借鉴 篇1

社会组织即社会中介组织, 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现象, 尤其是在中西方交错的语境下, 对社会组织的理解众说纷纭。在国外, 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一切志愿团体、社会中介组织和民间协会的集合, 与政府、市场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社会组织通常被称为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缩写为NGO) 、非营利组织 (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 缩写为NPO) 、第三部门 (the third sector) 、公民社会组织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缩写为CSO) 等。其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公益性、合法性、组织性等特征;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 如工商联合会、行业协会、商会、工会、大学、基金会、慈善机构及各种民间团体、组织等;其在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及就业、环境、消除贫困、预防犯罪、提供社区服务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而发挥监督政府与市场、支持援外项目、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激发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等功能。

在中国, “社会组织”一直被颇具中国特色的词语“民间组织”所替代, 直到民政部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决定开始启用“社会组织”这一新的概念。在中国, “社会组织的主体是由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类组织”[1]。社会组织既具有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的某些特征, 又具有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制度赋予的特点。主要有:不以营利为目的;有特定的使命与目标;不同于政府机构和市场组织;其行为不是追求剩余利润的分配, 而是为了完成其特定使命。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共同已构成当今社会三大支柱,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发挥着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独特作用, 形成与政府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可见, 当前研究和借鉴国外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经验, 对中国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反映群众诉求、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将对搭建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平台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从而也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组织体系起到启示作用。

经验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形式的多样化

应该说, 在许多情况下, 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合作治理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的问题提供好的解决方案。当前, 随着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的深入, 双方合作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 其合作方式主要有:购买服务、授权委托及政策引导等。

1. 购买服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是指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 通过公开招标或直接拨款等方式, 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组织, 规定其服务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并最终根据中标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来支付其服务费用。在发达国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机制。政府在符合购买服务程序与方式前提下, 遵循物有所值、鼓励竞争和效率效益、合乎职业道德等基本原则的情况下, 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其购买服务的领域主要有市政服务、社区公共服务、非基础性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行业性公共服务、技术性与中立性公共服务以及其他适宜向市场购买的服务。同时, 还设立了包括对社会组织与对政府相关部门监督的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对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的监督。政府对购买服务过程实施动态管理与动态监督方法, 实现对社会组织进行动态保护与动态监督, 并进行服务评审, 保证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政府购买服务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 降低政府社会治理成本,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社会组织实现组织理念, 并获取自身运作必需的资源。

2.授权委托。授权委托是指社会组织通过获得政府授权、接受政府的委托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而政府并不出钱购买公共服务, 而是由使用者付费。其运行方式是“政府发布相关公告, 非营利组织提交材料, 通过对提交申请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审核, 政府授权其中符合要求的非营利组织提供某项服务, 费用由服务的受用者 (一般是民众) 向非营利组织支付”[2]。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 若使用者支付的费用难以维持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 差额多由政府补贴。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助有两种主要方式:直接给予资金支持和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间接给予援助。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社会服务委员会受州政府委托为组织、政府、公众及其他机关提供独立的、负责任的建议与信息, 并向受用者收取费用;但该委员会资金运转一直不畅, 因而每年不得不向政府申请拨款以维持正常运转。“根据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比较项目研究, 在39个有可靠数据支持的国家中, 非营利组织收入中政府资助与慈善捐赠的比例是2∶1 (分别为36%∶15%) ”[3]。如德国社会组织收入的64%来自政府, 澳大利亚社会组织收入的31%来自于政府。

3.政策引导。政策引导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或与社会组织签订合作协议, 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支持, 最终达到解决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公平正义, 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发展之目的。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是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新形式。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参与, 就是其通过各种合法的组织途径, 向政府转达民众利益诉求, 或提出各种政策意见和建议, 协助政府改进公共政策, 以保证政策制定符合广大民众的最大利益, 并确保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偏离预定轨道, 以期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来说, 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主要有建设性提议、参与式合作与利益诉求三种形式, 并开始出现制度化倾向。如政府通过改革税法、减免社会组织税负等;同时,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 作为双方下一步合作的指导方针。可见, 社会组织不仅是服务提供者, 而且还是社会协同者、宣传者, 收集与反馈信息, 协助政府发展政策, 及时反映民心与评估政府政策, 双方寻求合作, 形成社会公共服务合力。

经验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具有实践典型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合作形式不断拓展, 取得了较多的合作实践成果。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的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部门签署的合作协议。1998年11月, 英国中央政府和全英慈善与社区中心共同签署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议———“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 (COMPACT) 。“COMPACT是英国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一项指导协议, 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以达到互益的效果。”[4]它在黑人与少数民族志愿组织、政府采购、志愿活动、咨询和政策评估、社区等方面确立了合作原则和适度放宽了一些政府补助的政策限制。协议签署后, 由地方政府和全英慈善组织与社区中心签署的地方版COMPACT也相继问世。2001年, 英国的1/3地方实行了这一协议, 到2004年, 英国地方政府都实行了这一协议。

2001年12月, 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正式签署“加拿大政府与志愿部门协议” (ACCORD) 。2003年12月, 又签订了《良好实践准则》, 在一个较为实际的层面上, 将ACCORD带进社会生活, 使之成为协调各部门工作的方式。这是英国COMPACT迅速在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的结果。ACCORD提出双方在遵循独立性、相互依赖、对话、合作与协作、对加拿大负责等原则前提下, 规定了合作双方的民主、活跃的公民意识、平等、多样性、包容性、社会公平等价值理念。同时, ACCORD也产生了自己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及其监督与评估机制。从而保证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一切行为都应当本着对加拿大负责态度, 平等享有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权利。

2010年3月17日,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代表联邦政府在议会正式签署“全国性协议———携手合作” (National Compact) 。此后, 政府与社会组织在该合作协议框架内建立多方面、多领域、多角度的全面合作关系。National Compact的内容主要是由共同的使命、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志向等方面构成, 并确定了合作双方的原则和各自的责任, 合作双方将携手共同努力全面推进社会、文化、公民、经济和环境的发展, 提升澳大利亚公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首先,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在其本国的社会组织比较发达, 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三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签署合作协议的基础。其次, 签署合作协议是一个双方情愿的事情, 并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谈判过程, COMPACT、ACCORD、National Compact的签署分别经历了十年、六年和四年。再次, 合作协议的内容上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最后, 在实施机制上, 三国合作协议总体差别不大, “都是由政府代表与非营利部门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或小组负责协调工作;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方面均设立一套领导机构;都设立了监督机构, 负责协议的顺利实施和处理纠纷”[2]。

经验三: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管理途径的多样化

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实质就在于规范社会组织的活动, 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和公共利益。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合作治理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 社会组织成为合作治理的重要伙伴,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途径逐渐发展为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三种途径并存的格局实现其管理目标。“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管理不再是目的, 而是手段, 目的是为了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促进社会的合作治理。”[2]

1. 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手段。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是伴随着现代法治精神的产生而出现的, 是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法律代表理性、规范、权威、稳定和连续等特点, 这就便于更好地管理社会组织。目前, 法律手段已成为各国社会组织管理的一条基本途径。运用法律手段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一方面赋予社会组织合法性与独立性,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手段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制定专门法, 如1901年法国颁布实施了《非营利社会社团法》;二是制定其他法律法规, 有些国家, 如美国、英国、瑞士等, 并未就社会组织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它们只是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对其做出相应的规范, 其中瑞士在《民法典》中就社会组织写出一章做出规定;三是二者兼有之, 即部分国家对社会组织既制定专门法, 又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也作相关事宜规定, 这也是未来社会组织发展趋势, 如1998年日本制定社会组织的专门性法律———《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而《民法典》等中的部分章节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成立及税收等方面也做出规定。

2. 社会组织管理的经济手段。目前, 国外社会组织管理的经济手段主要有筹资、税收和营利禁止, 而且这些手段往往又是借助于法律法规形式表现出来。国外社会组织经费来源是多元性的, 主要有捐赠 (包括个人、企业和国外的捐赠) 、政府资助、服务收费。一般情况下, 只要社会组织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国家就不干涉, 而只是通过对主体资格和筹资方式进行明确界定和限制, 实现对其管理。“税收是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最有效工具。”[5]国外尤其是税收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 为了鼓励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它们从税法方面对捐赠人和社会组织及其不同类型的活动作了税收优惠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社会组织自身的税收优惠, 另一个是对企业和个人公益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目前国际上对社会组织的首要分类原则就是从税法的角度, 因其与税收优惠政策的关联度不同, 把非营利组织分为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 同时也区分为公益活动与商业活动、捐赠活动与赞助活动、国内组织与境外组织。”[2]因而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类型的不同, 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标准有利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 势必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积极性, 势必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从而推动社会组织在社会中发挥较大作用, 更多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满足人民多元化需求。另外, 世界各国对社会组织营利禁止的态度不一, 主要是因社会组织服务于社会与资金短缺之间存在矛盾。但多数国家都认为只要社会组织在遵守纪律法规的范围内, 以收入用途为标准, 即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所得应用于社会组织的目的, 实现公益宗旨的活动当中, 就是可行的。

3. 社会组织管理的行政手段。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行政手段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组织的设立与运作等两方面进行的。因此, 行政管理主要包括登记管理和日常管理两方面。登记既是社会组织通过一定形式取得社会承认、得到法律保护, 又是政府对其监管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就是指政府设置其进入门槛, 包括设立资质、组织类型、规模、人员、资金及组织使命等, 政府对这些门槛的调节达到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这种制度源于英国。同时, 我们知道, 公信力是社会组织赢得组织声誉和维护免税地位, 吸引志愿者、获取社会资助和财政支持以及实现组织终极目标的必要前提。这靠的是社会组织正常的日常运作与管理, 而监管是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关键。从监管主体看, 国际社会关于社会组织监管体系的构成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府监管, 二是社会监督, 三是作为互律的行业监督。政府监管主要通过强化报告制度、年度报告制度及对社会组织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等多样化监管手段;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信息披露制度、捐赠者监督与舆论监督等手段;行业监督要通过组建同业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评估与认证、强化社会组织内部的人员、财务、信息化、组织自律建设等多样化监管。因此, 通过建立不同层次、多元化的监管机制, 用以保证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 增加其透明度, 保证其规范操作, 从而提高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经验四: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具有启示性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 总结公共服务供给多样化模式, 我们可以发现若干经验与启示。

1.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趋势加强。大量的国际性证据表明, 随着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需要社会组织的帮助来解决它们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其他有关问题, 世界范围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趋势在不断增加, 并呈现出多样的合作方式。在中国, “现实中各级党委政府、各个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认识是复杂的、矛盾的、敏感的甚至是歧视的。有的轻视社会组织, 认为可有可无;有的否定社会组织, 存在担忧、防范和限制心理, 有用个别负面典型否定整个体系的倾向;有的担心社会组织, 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会分化社会利益、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有的敌视社会组织, 认为应坚决予以遏制。也有些美化社会组织, 对社会组织尤其是非法组织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6]。因此, 对于社会组织, 我们应当尽快更新理念, 做到放心, 应该对其思想认识上重视、信任和接受, 政治上认可, 政策上支持, 体制上吸纳, 引导其在党和政府、民众需要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 限制其消极影响, 不断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真正把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党和政府放心, 人民满意的可靠力量, 以期有效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给民众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产品。

2.拓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平台与制度化。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看,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授权委托和政策引导, 是国外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三大平台。在中国, 公共服务供给主要还是由政府承担, 尽管不少地方已探索购买服务, 但目前政府购买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企业, 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主体的地位往往被忽视, 处于不对等地位;同时, 对于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发展方面也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 一方面是因社会组织的政策建议角色未扮演好, 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 社会组织还缺乏参与政策发展的常规途径。因此, 我们要不断拓宽社会组织参与购买服务的途径, 明确地将其纳入公共服务购买的对象, 同时, 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竞争提供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 并推进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发展, 寻求与政府合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真正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让渡空间, 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建设服务型政府。

3. 创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良好体制、机制环境。应当说, 中国的社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截至2009年, 在民政部所属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累计总数达43.1万个, 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44.7万人, 形成固定资产1 030亿元, 接收社会捐赠440.7亿元。但从国际比较看, 目前中国现有的社会组织总量还不够大, 服务领域还不够宽, 远远低于萨拉蒙等人进行比较研究的世界上42个国家社会组织的平均规模, 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众的社会需求。因此,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 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 “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 扶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7]。为此, 我们应当管理创新, 进一步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和发展空间, 调整登记管理制度, 放宽准入门槛, 让更多社会组织成为合法独立实体, 促进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功能发挥;建立社会组织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体系, 进一步落实个人、企业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政策等;建立健全政府配套扶持政策, 健全社会组织的财务制度、职称评定、岗位培训、社会保障、人事管理和信息化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政策;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治理结构与管理合作创新;加强社会组织高素质人才队伍与日常管理建设, 推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4. 重视加快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与发展步伐。社会组织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参与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和企业不足方面有独特的功能。但从我们的调查来看, 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尚不成熟,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功能的发挥。因此, 可根据实际情况, 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经验, 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规范其内部治理, 提高组织自身能力, 加快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步伐。

一是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是强化社会组织自律机制的前提。社会组织治理结构的构建要以组织价值目标为主旨, 内容包括组织结构的设置和运行规范。机构设置应有权力机关 (成员大会) 、执行管理 (理事会或董事会) 和运营决策机关以及监察机关;运行规范上, 三大机关之间应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运转协调和决策科学的统一机制, 并依照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等予以制度化;同时还应接受外在的监督。这样使得社会组织能够做到组织独立、运作协调、监督有效、正常运转。二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当前, 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现有国情和社会组织管理特点, 完善人事管理公共政策, 另一方面要提高和保障社会组织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一方面要重视社会组织人才工作, 树立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职业化建设目标。在目前现有条件下, 社会组织内部坚持社会化、职业化的人员管理原则, 提高服务素质, 提升组织声誉, 扩展服务对象, 增加服务性收入, 增强员工认同感与归属感, 吸收储备人才;同时, 完善包括薪酬、招聘、福利、培训等一系列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发挥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创造性,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三是健全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制度。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有效的财务管理可以提高社会组织的资金整合能力和社会公信力, 促进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组织对财务管理重视程度不高, 曾出现诸如“牙防组事件”、“胡曼莉事件”等, 凸显出财务管理方面的混乱状况。因此, 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组织财务管理的规范性, 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科学合理的预算制度以及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 寻求在满足公益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提高自身社会公信力。四是提高社会组织信息化管理水平。目前, 我们应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 提高社会组织工作效率, 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在人员上, 实现信息化部门和人员的组建;在管理上, 运用信息技术改造公益运作流程, 实现组织的网络化;在运用领域, 广泛应用于社会组织决策、筹资、营销、服务和信息共享等各个环节。这样一来, 定将迎来E-NPO即电子非营利组织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王名, 刘求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J].中国非营利评论, 2007, (1) .

[2]廖鸿, 石国亮, 朱晓红.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与启示[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1:21-119.

[3]王浦劬, [美]莱斯特.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203.

[4]The UK Voluntary Sector Almanac 2006:The 2006 State of the Sector, 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5][美]贝奇.布查特.阿德勒.美国慈善指南[M].NPO信息咨询中心,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

[6]孙伟林.新概括新论述新要求——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社会组织论述学习心得[J].社团管理研究, 2010, (12) .

[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 2010-10-28.

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借鉴 篇2

鉴于腐败的全球性和危害性，世界各国都积极投入到了反腐倡廉的斗争中。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但是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探索其规律性，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廉洁修身的经验，从而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机制而努力，通过考察国外反腐倡廉、廉洁修身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反腐倡廉、廉洁修身发展得好、取得较大成效的国家，除了他们结合本国特点采取种种措施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法制上、道德建设上、监督监察机制等方面都加大了建设力度。

（一）国外廉洁修身理论借鉴

1、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把道德看作是政治的基础。

2、17世纪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提出的权利分立学说。

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观点。

（二）国外以法治腐机制借鉴

1、加强廉政立法和反腐败立法

2、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反贪污大会

4、各大洲之间的反腐合作

（三）国外反腐监督机制借鉴

1、设立反腐败监督监察机构

2、普遍实行财务审计监督制度

3、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

（四）国外重建社会道德借鉴

1、严格官员选任和管理，实施“透明”制度

2、讲究“心治”，增强官员自觉

3、振兴社会道德，提高民众修养

国外反腐倡廉、廉洁修身的经验也许在他们国家发展的很好，但不一定适合我国。我国应该结合我国国情，而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机制而努力。

读了《国外廉洁修身的经验借鉴》，我得到了不少的启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第一，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增强全体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观念和制度意识，是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根本。第二，进一步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形成健全完善的监督制度，是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化的关键。完善的监督制度，可以保证权力的授予和运行受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第三，进一步加强预防制度建设。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有效预防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和体现。第四，进一步加强惩治制度建设。惩治腐败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条件。

二、强化廉政文化建设，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

第一，应从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念抓起，要通过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树立清廉信念;第二，从小就向孩子灌输“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廉洁思想,培养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是非观念;第三，还应宣传廉洁典型,倡导淡泊名利，使廉洁自律成为公务人员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培养提

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从思想源头上预防腐败，增加民众对反腐败知识的了解,加强民众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意愿，减少社会文化习俗产生的腐败。第五，是强化领导干部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把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培养、使用和管理的全过程，使领导干部深刻认识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本质和权力使用的规则，打牢廉洁从政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把透明的信息公开好。

要充分发挥这一力量，就要尊重他们的知情权。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与社会公众的问责度。目前，权力行使中的神秘主义、暗箱操作现象依然严重。为此首先要严格执行《行政程序法》，并尽快制定《政府信息披露法》，使公开透明原则法律化，具有强制力。要抓好电子政务建设和完善重大问题听证会的制度。真实公开政府信息，将重大决策纳入公众视野，实现决策民主化。专家指出：“即使一个国家的现行宪法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提高权力机关行为的透明度，实行公开化依然是可行的，且代价并非是昂贵的，一旦这种公开透明的做法被制度化，将成为不易被逆转的强有力的反腐措施。” 其次，实现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出台《新闻出版法》，切实保障新闻媒体披露腐败事实真相，满足公众知情、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报纸、电视等媒体的监督作用，是国外反腐最有力的利剑。一切腐败行为与腐败份子最怕的是“曝光”。要有勇气进一步解放大众媒体，让媒体说话。利用媒体的力量，宣传反腐倡廉的政策法规，曝光反腐案件，形成对腐败的强大的环境压力，再次要进一步疏通人民群众对腐败检举控告的渠道，并提供保密与奖励的严格承诺，严惩打击报复行为，鼓励人民群众与腐败行为作斗争。

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借鉴 篇3

一、黑龙江省农业面源污染的基本状况

截至2014 年底,黑龙江省总人口3 833.0 万人,其中乡村1 609.5 万人,占总人口42%;农作物播种面积1 477.5万公顷,其中粮食播种面积1 422.7 万公顷;谷物面积1 079.7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水稻399.7 万公顷,小麦12.3 万公顷,玉米664.2 万公顷,谷子0.8 万公顷,高粱2.7 万公顷,水稻、小麦和玉米面积3 项同比均有下降;水土流失面积1 085.0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70.8 万公顷,占流失面积的34.2%。黑龙江省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农用化肥、农药使用、畜禽养殖和塑料薄膜污染等方面,其中,化肥和农药是造成土壤板结、土壤能力下降、农产品有毒污染的重要因素,也是河流湖泊水质不断恶化的主要来源[1]。

(一)农用化肥污染状况

近5 年(2010—2014 年)黑龙江省农用化肥施用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见表1。

从统计数据及表1 上看,2010—2014 年黑龙江省粮食产量从5 012.8 万吨增加到6 242.2 万吨,5 年增长了24.53%;化肥施用量从214.9 万吨上升到251.9 万吨,增长了17.21%。但粮食产量和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如表2 所示),导致了农业自然资源的退化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15)

从表2 中看,2014 年黑龙江省化肥施用量(实物量)依次排序为农垦总局(124.03 万吨)、哈尔滨市(118.55 万吨)、绥化市(90.83 万吨)、齐齐哈尔市(80.56 万吨)和佳木斯市(45.49 万吨);化肥施用折纯量为251.93 万吨,其中,氮肥折纯量占35.31%,磷肥占20.80%,钾肥占15.02%和复合肥占28.87%;化肥流失的重点流域主要是松花江哈尔滨江段干流流域、额木尔河流域、乌裕尔河流域、呼兰河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挠力河流域等。但不合理的大面积使用化肥,引起了氮磷流入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湖泊、河流的富营养化,水藻生长过剩,导致水生生物缺氧死亡。其土壤中形成的硝态氮还原成亚硝酸盐引发高铁蛋白症及癌症等疾病,危害人们的健康与生活。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但为维持粮食高产,农户们又不得已逐年增加化肥投入,导致恶性循环,农业面源污染更为严重。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15)

(二)农药使用污染状况

全球气温变暖导致了严重的病虫灾害,使得农药使用量逐年增加。黑龙江省土地面积广阔,农药使用总量居于全国前列,其中部、北部松嫩平原与小兴安岭山区交界处区域农药使用密度高,而松嫩平原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病虫害严重,农药使用量更大。

2010年黑龙江省农药使用总量为7.4万吨,2014年增至8.7万吨,增长了17.57%。目前黑龙江省使用的农药主要是被禁止的高度农药和杀虫剂,而高度农药喷洒农产品的有效率仅为10%—20%,其他成分随着降雨流进河流、土壤中造成污染。佳木斯市、黑河市和大庆市是高度农药重点使用地区,应积极推广使用生物农药来控制农作物的病虫害。

(三)畜禽养殖污染状况

我国实施强农惠农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其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区域化程度不断提升。畜禽粪便的污染物是工业固定废弃物的2.4 倍,但目前无论是大规模的养殖场还是家庭式的养殖散户,对畜禽粪尿处理都达不到规定的标准。至2014 年底,黑龙江省有大牲畜536.6万头、家禽13 940.1 万只(详见表3),其粪便的大量堆积导致地块土质过肥,被随意冲洗或堆放的禽畜粪便在降雨后进入地上和地下水中,严重影响了水质安全,易致人畜疾病。因此,随着黑龙江省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加之环保设备不足和资金投入有限等因素,更加大了禽畜养殖污染治理的难度。

(四)塑料薄膜污染状况

单位:万头,万只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15)

进入21 世纪以后,黑龙江省农业塑料薄膜在大棚覆盖、水稻育秧和蔬菜栽培等方面的使用数量逐年增长。例如,2000 年黑龙江省农薄使用数量为5.3 万吨,2014 年上升到8.4 万吨,增长了58.49%。农用地膜覆盖虽具有保水、保温、保肥、抑制杂草生长等作用,但其使用过的农膜往往不能循环利用,而大多数的废弃农膜被弃置于田间地头。

农膜是人工合成的高分子化学物质,主要成分是聚乙烯和聚氯乙烯,自然条件下难以在土壤中自然分解,更难做到彻底清除,几乎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才可能完全分解。残留在土壤中的碎片切断了土壤孔隙,影响着水分渗透,降低了土壤抗旱能力,导致土壤次生盐碱化,且长时间使用塑料薄膜还会阻碍农作物正常吸收水分和养分,减少农作物的产量,同时对农村环境景观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二、黑龙江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存在的问题

黑龙江省在实施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政策方面,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予以解决。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业政策不尽合理

近年来,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偏向于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从过去的单纯以农业为主体转向农林牧渔多产业的协调发展。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黑龙江省农业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黑龙江省农林牧渔业产值及增长率见表4。

从表4 中可以看出,2005—2014 年10 年间,黑龙江省农业总产值从1294.4 亿元增加到4 894.8 亿元,增长了278.15%,其中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均有增长,其增长速度分别为319.64%、190.79%、222.22%、274.82%。黑龙江省农业结构的调整虽对农业总产值做出了贡献,但导致的风险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持续恶化。其原因主要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林业和渔业产值的大幅度增加占用了一部分农业种植耕地,农民为追求单位粮食产量利益的最大化而大面积施用化肥促进土壤肥力,但化肥使用量与强度增加却超过了农业环境的负荷承载力,从而带来面源污染。二是牧业产值的不断增加也增加了畜禽粪便数量,其中一部分通过污水的分离处理排入农田达到了良好的利用效果,但大部分采用露天堆放或直接排入河流的畜禽粪便,却导致了空气及水方面的污染。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15)。

(二)财政支持能力较弱

我国政府和黑龙江省地方政府虽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能力不足,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从2014 年黑龙江省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上看,农林水事务支出为487.67 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3 434.22 亿元)的14.20%,但农林水事务支出中几乎没有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支出。

因此,亟待财政支持面源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包括:缺乏有效的财政支持,政府没有设立用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专项财政资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是制定并执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显然目前没有对农业生产及环境技术的财政投资或投资极少;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较少,更缺少力度较大的直接财政投资;财政补贴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和农膜等资料虽支持了农业发展,却导致了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2]。

(三)环境污染政策缺失

目前,无论是国家还是黑龙江省地方政府,都缺乏全面、系统的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政策法令,仅是针对污染源地区的农药和化肥使用出台了部分限制性政策,以及畜禽废弃物和秸秆环境管理的规章等,缺少针对污染源的全面规制管理,这在客观上也纵容了污染行为的发生,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践中既无章法可依、又存在执行偏软的问题。

因此,必须科学、规范制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或实施办法,特别应严格细化面源污染的责任或惩处条款,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费),使之有专法可依,严格依法行政行为。此外,在实际工作中应积极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行为的打击力度,并严格惩处,迫使其增加农业面源污染的成本费用或损失,以避免或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

三、国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经验

(一)美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经验

1.充分发挥生态税收功效。美国是最早推行生态税收的国家,20 世纪60 年代主要是对环保产业实施减免税优惠,70年代对硫化物排放提出征税议案,80 年代对环保领域征收生态税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主要是发挥生态税收功能,对农村面源污染者征收消费税和环境收入税。1986 年美国国会审议通过环境收入税,该税明确规定,企业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就超过的部分计算纳税,并对生产、进口、贮存、流通和使用中产生污染的化学品按不同比例征税。美国1991 年开始对购买环保和循环利用的设备给予免征销售税、财产税和税收抵免等优惠,并允许5 年内采用加速法计提折旧;为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美国州政府也相应实行减免政策,如州政府按其实际人口数及比例予以税收减免等[3]。近年来生态税收的实施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2.专项治理财政资金支持。美国生态税收是在“后工业时代”(以服务型经济、技术阶层、轴心原则、技术控制与评价等为特点)背景下形成的,在此基础上通过直接资助和借贷等方式为面源污染治理提供全部或部分资金支持。其专项财政资金一般在10%左右,主要由美国财政部将专项财政经费资金分别划拨到信托基金和普通基金预算,并及时转入超级基金中。超级基金是美国环保局的最大基金,也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最大资金链,征缴对象和数额能得到充分保障,基金数额呈现逐年递增态势。

3.实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美国的绿色补贴政策是鼓励农民将农业生产方式和绿色产业经营开发结合起来,实质上是政府对生产者环保行为的补偿。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环境质量鼓励计划”、“草原贮备计划”、“湿地贮备计划”、“资源保护和发展计划”等,其目的是将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以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协调健康发展。但在实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时,各州政府对受补贴农户要采取严格的限制性措施,生产者必须自觉、定期对其经营的农田、牧场、植被、水质、空气等进行检测,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汇报,有关部门经过实际考查后,再决定是否给予农民补贴及补贴金额。

4.制定排污许可交易制度。由于农业面源污染(非点源污染)受地理环境、气候和降雨等自然环境影响较大,现行的法律法规无法对污染排放指标进行明确的限定,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排污许可交易制度(又称点源——非点源信贷交易政策)。该制度在控制大气污染方面效果显著,进而被用于水污染治理中。其具体办法是:限制某一特定地点一种养分的排放总量,并允许其与面源污染者进行交易;点源污染者如果从污染物排放量低的非点源污染地区购买这种所谓的信贷,会比自己通过购买环保设备、增加技术投资来降低污染所需的成本费用更低,因而他们会积极地进行信贷交易。

(二)德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经验

1.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在欧盟共同体农村政策的引导下,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德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土地资源保护法》、《种子法》、《肥料使用法》、《垃圾处理法》、《水资源管理条例》、《自然资源保护法》等,这些法律规范从不同视角详细规定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此外,欧盟对有机农业还制定了《欧洲生态农业法案》,德国根据该法案制定与实施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态农村管理办法。上述的法律规范对肥料施用、废弃物排放和农业设施安装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如果农户或企业违反其规定,政府将给予严厉惩罚,因而农业面源治理收到了良好成效。

2.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德国生态补偿政策主要是政府补贴给农民,促使生产者采取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其补贴是有机农业办法:农业生产活动和产品符合有机农业要求和标准;根据土地用途,每公顷土地最高补贴450—900 欧元;多年生植物放弃使用除草剂(生态补偿的生植物包括葡萄和各种水果);耕地转为粗放型草场使用,大幅度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降低草场畜牧量(每公顷在0.3—1.4 个畜牧单位)[4]。通过上述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促进了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

3.制定综合管理办法。德国政府在不断探讨与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综合经济管理办法。即在治理农业污染环境的同时,融合田埂和道路的治理,并将土壤资源和环境气候调查也列入其中;在品种的选择上,注重其品质、产量和抗逆性,将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防止化学元素过量产生有害物质;在土地利用方面,采用科学轮作方式,通过少耕或免耕方式保护土壤结构,以抑制土壤肥力下降。

(三)日本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经验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日本对农业面源污染规定了非常严格的监管措施,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虽不是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但客观上发挥了作用,促进了生态农业发展。在防治农业生产污染方面包括《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肥料管理法》、《农药取缔法》等,防治畜禽养殖包括《家禽排泄物法》、《恶臭防治法》等,防治固体废物包括《关于促进费类收集容器包装及在产品化的法律》、《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法》、《关于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的法律》等,保障城市生活环境安全包括 《水质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对策法》等[5]。面源污染治理由于其特殊性质导致难度大、成本高,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治理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更有效地治理面源污染问题。

2.实施循环经济政策。日本对农业废弃物采用循环利用模式,即积极利用当地有机资源能力减少环境压力。主要做法是:将污染物经处理后用于农田间的灌溉,畜禽粪便在堆积发酵后就地还田给土壤做肥料使用等,体现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特点。如图1 所示。

图1 所示是日本一种减少化肥、农药栽培型循环模式。它是在保证现有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已有技术合理减少化肥、农药等对环境污染产生危害的化学品用量,降低食品中有毒物质含量,施用缓效性肥料,以建立面源污染全方位防治体系。

3.完善财政补贴政策。为促进环保型农业发展,日本在部分地区采取环境直接补贴办法。即对“环境友好农产品”直接补贴,每1 000m2(约合1.5 亩)的补贴为:水稻面积以3hm2为基准,在其面积以下补贴5 000 日元,超过3hm2的部分补贴2 500 日元;设施蔬菜(主要指温室栽培的蔬菜)补贴3 万日元,露天蔬菜补贴5 000 日元;果树(梨、桃、葡萄和无花果)补贴3 万日元,其他果树补贴1 万日元。此外,日本对“环保型农户”即农业年收入超过5 万日元的农民,可向农林水产省申请环保型农业种植,经审查合格后,银行可为其提供15 年的无息贷款,政府每年给予7%—35%的农业税费减免,农协提供50%的农业设施补贴。至2014 年底,日本从事环保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达到了48.9%[6],有效促进了绿色农业的发展,较好控制了农业面源污染的范围。

四、国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对黑龙江省的借鉴

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建设,也是国家、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长期、艰巨的工作任务。美国、德国和日本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经验,如美国的财政资金支持、绿色农业补贴和排污许可交易,德国的完善法律规范、生态补偿政策和综合管理办法,以及日本的健全法律法规、循环经济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值得我国及黑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所借鉴。

(一)完善污染治理政策法令

德国、日本等国家极为重视各类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包括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黑龙江省应从省情和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与完善农业面源污染的法律法规和信息管理机制,如地方性农业环境保护、农业投入品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以及化肥、农药和农膜等使用管理办法,细化化肥和有机肥等产品的质量标准;同时,加大对化肥等化学品监管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力度,避免或减少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性[7]。

此外,应完善有机废弃物、畜禽粪便、秸秆还田管理等相关法规,有效控制城镇和规模化养殖场的污水排放;积极推进农业生态示范村建设,建立健全省级、市县级清洁生产的技术规范,并完善与之相关的政策法令;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生态农业发展新模式,注重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农业环境评价体系等,确保黑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实践中有法有章可依,同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二)强化财政治理污染办法

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其投资方式主要是以财政投资为主体、社会投资为辅助,如美国和日本重视财政资金支持或财政补贴政策的作用。黑龙江省可借鉴其农村环境保护财政投入机制,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农村环境保护支出科目,建立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同时吸引社会或民间投资,加大对农村环保建设的投入力度。今后一定时期应着重支持基层环保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增强农村饮用水、小城镇等环保基础设施及农村环境科技的财政投资。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应建立综合性的农村环保投融资促进机制。如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融资政策,采取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参与,带动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等多渠道投入,逐步形成城市扶持农村的新型农村环境保护投资机制。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资金扶持力度,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参与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还应给予采取环保政策的农村合作社、畜禽养殖场等投资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等。

(三)加大技术治理污染力度

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环境原因复杂,包括土地类型及利用、农田基础设施及管理方式、地质地貌特征、气候水文条件和氮磷污染物等因素。如近年来黑龙江省秸秆焚烧导致雾霾等问题日趋严重,除严格依法焚烧禁令外,其技术治理是关键。各级地方政府及农业、科技部门应积极加快新技术的推广进程,如在秸秆处理、生物农药、绿色化肥、可降解农膜等产品方面,加大研发与生产力度,同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强化黑龙江省技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措施主要包括: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创建“环境友好型农业”,取代传统农业的高污染、高能耗模式;在重要水源保护区实行限定性技术标准,如施肥平衡、适量使用农药、建立生态沟渠,进一步减少农田和畜牧业氮磷径流和淋溶;利用面源污染的试点地区,构建人工湿地与植物过滤带的综合生态工程,以稀释农田中的氮、磷、泥沙和除草剂等物质,过滤泥污和污染物,从末端上防治面源污染。

参考文献

[1]张维理,徐爱国,冀宏杰,等.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估计及控制对策Ⅲ:中国农村面源污染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J].中国农业科学,2004,(7):1026-1033.

[2]韦宁卫.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财税政策选择[J].会计之友,2013,(12中):107-109.

[3]汪洁,马友华,栾敬东,等.美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措施[J].中国-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补偿政策研究项目专刊·转载,2011,(4):159-163.

[4]孙宝鼎,刘佳.德国农业生态补偿及其对农业环境保护作用[J].世界农业,2013,(7):99-101.

[5]冷罗生.日本应对面源污染的法律措施[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9):871-875.

[6]罗守进,吕凯,等.农业面源污染管控的国外经验[J].世界农业,2015,(6):6-11.

私人银行发展的国外经验与借鉴 篇4

私人银行服务,是指商业银行与特定客户在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合同,客户全权委托商业银行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计划、投资范围和投资方式,代理客户进行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操作的综合委托投资服务。我国私人银行起步较晚,与国外私人银行业务在服务方式、金融产品创新和发展环境等方面有较大的差距,亟待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2007年以来，各大银行都瞄准了庞大的中国私人银行市场，我国私人银行业务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我国私人银行起步较晚，与国外私人银行业务在服务方式、金融产品创新和发展环境等方面有较大的差距，亟待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一、国外私人银行发展的先进经验

1.服务方式的网络化使国外商业银行逐步收缩营业网点在美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随着现代化支付工具和网络的发展,85%以上的私人银行业务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方式办理。2005年以来,欧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所处理的业务量在总业务量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为了减少营运成本,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一些著名的商业银行开始逐步撤并营业网点。

2.不断开发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适应各类客户的需求国外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适应客户需求和有特色的金融产品,业务范围逐渐涵盖社会生活各层面,如结算、担保、投资管理、财务咨询、委托理财、外汇、代理税收、代收工资费用等,同时通过网络进一步提供旅游、信息、交通和

娱乐等全方位公共服务。中间业务收入成为各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据统计,私人银行客户带来的利润能够达到银行普通零售业务的10倍左右。

3.先进的营销体系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以美国的花旗银行为例,自1995年进入中国以后,针对中国市场,花旗银行以先进的计算机设备和软件为依托,由银行专家型人才根据客户需求,对各种个人金融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组合和创新,产生出满足中高层个人客户资产增值、保值及安全、方便投资需求的个人综合金融产品。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花旗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除了积极利用广告媒体和各种宣传资料外,还注重市场调查和信息的搜集工作。精准的目标客户及营销手段,使花旗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在全球都收效甚佳。

4.完善的法律规范为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西方发达国家私人银行业务历经长期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使得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避免因法律真空导致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纠纷,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我国私人银行发展的现状

随着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相继启动私人银行业务,国内商业银行进军私人银行领域又掀起了一个高潮。从今年开始,国内商业银行对这一市场的争夺有望步入全面竞争时代。去年3月中国银行在中资银行中率先推出了私人银行服务,其后招行、中信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宣布成立各自的私人银行中心,服务对象大都

是个人金融资产在100万美元或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客户。今年以来,在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启动满周年之际,中资银行布局私人银行市场明显提速。此外,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等也有望在上半年推出这项业务。“相比去年,今年国内在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方面的提速,表明各家银行已经对这项业务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达成了共识,意味着国内银行对这一市场的争夺开始进入全面竞争时代。“近期私人银行业务的竞相开办,也标志着中资银行在发展中间业务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私人银行业务立足于制定一整套解决客户金融服务问题方案,除了对客户财富进行合理的投资规划之外,往往还涉及法律、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非金融类的增值服务,这对中资银行来说仍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发展私人银行需要循序渐进的原则,国内银行可参考起步、扩张、创新三阶段的发展路径,在客户、产品或服务、渠道、流程、信息系统等方面逐步实现目标。

三、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存在的问题

1.私人银行专业人才短缺

当前国内私人银行团队中年轻人较多,虽然专业背景、个人综合能力都不错,但是缺乏经验,很多国外的私人银行家,都是在行业中工作了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经历了长期工作的历练和几轮经济周期,经验、阅历都十分丰富,而目前国内私人银行业务还刚刚起步,人员的认证体系、培训体系都不完善,客户经理经验有待积累。人才缺乏成了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一大瓶颈。

2.银行产品研发和创新不够

当前私人银行产品创新机制并不完善。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要求金融企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产品综合化水平很低。银行除了

提供各类标准化产品之外,难以适应复杂的个性化财富管理需求。因此,商业银行只能更多专注于服务形式上,如服务团队配备、专属场所、亲情服务等等。但服务的改善有时并不能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也很难为客户的资金起到分散风险的效果,这成了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又一个瓶颈。

3.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专门针对私人银行的相关管理办法和监管制度,由于私人银行所提供的服务与普通理财业务所提供的服务有很多不同,原有的一些管理办法已经不适用于私人银行的业务,相关部门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私人银行的业务很难完全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相关金融法律法规有冲突私人银行业务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跨越多个部门和业务领域,尚没有明确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法规。仅有《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对私人银行业务的定义以及对个人理财业务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对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管理模式,因此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领域的拓展受到一定限制。

4.业务处理方式落后

落后的业务处理方式成为我国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瓶颈我国的商业银行计算机网络联网程度偏低,电子化服务还不完善,电话银行还不普及,网上银行刚刚起步。例如,电话银行操作起来相对繁琐,语音报读菜单冗长,造成客户不必要的损失。网上银行虽然快捷方便,但因熟练使用电脑的客户人数相对较少,普及与推广十分

有限。

5．金融产品单一

相对单一的金融产品限制了客户的需求由于我国实行金融分业经营管理体制,出于对市场风险的控制,国家对银行、证券、保险合作有较多限制,国内商业银行对证券、保险等综合产品的开发较少涉及。与国外相比,国内商业银行的各项中间业务品种单

一、规模有限、结构不合理,个人金融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三、国外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队伍针对目前国内私人银行业务领域高素质专业人才十分匮乏的局面,国内银行在紧跟国际潮流。加大对相关员工进行专业教育和培训的同时,还可以大胆引进国外高级管理专业人才,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整体服务水平。商业银行要精心挑选具备一定金融专业知识、懂得营销技巧、通晓客户心理的优秀员工作为私人银行业务人才,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和开发力度。

2.修订相关金融法律法规,为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当前,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之间的业务不断交叉渗透,应及时制定、修改有关金融法律法规,明确监管分工和监管协调机制,逐步放松分业经营的限制,同时给予银行一定的产品创新、产品定价方面的自主权,进一步完善私人财产保护制度,建立透明的个人收入体系,制定混业经营交叉地带的相关法律,规范境外投资,制定科学规范的会计税

收制度,严格实施金融监管,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创新,保护银行业稳定、健康发展。

3.创新个人金融产品,满足多元化需要随着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的合作将更加密切,为银行提供更多的私人银行业务品种创造了条件。商业银行应结合我国国情,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尽快开发私人银行业务需要的个人金融产品,以赢得客户的信赖和长期支持。

4.加强营销体系建设,改进服务方式市场营销推广的目的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产品宣传,使客户了解金融产品,充分享受金融产品带来的实惠和好处,主动地接受银行提供的个人银行服务。建议商业银行建立和完善营销体系,引入国外商业银行先进的现代营销理念,加大金融产品市场营销力度。

现代农业:国外经验及其借鉴 篇5

1 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经验

1.1 选择适宜本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方向, 一般主要取决于该国农业资源和工业化水平。许多发达国家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进程中, 都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资源禀赋特点, 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取得了现代农业建设的成功。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1) “节约劳动型”模式。一般来说, 实现工业化较早, 土地资源丰裕, 而劳动力又相对缺乏的国家, 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往往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革上入手, 走资本集约或技术集约道路。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良种技术, 形成规模化经营, 并进而形成了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2) “节约土地型”模式。人多地少的国家是以劳动集约作为农业现代化的起步方式。荷兰、日本、以色列等国, 由于人多地少, 农业资源极度匾乏, 土地高度紧张, 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大量的资本投入, 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 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3) “中间类型”模式。德国、法国、意大利这样人不多、地也不多的国家, 它们发展农业一开始就面临着土地不足、劳动力缺乏的困境, 因此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机械技术与生物技术并进, 把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和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实行“物力投资”和“智力投资”同时并举, 农业从业人员呈现专业与兼业并存的局面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园林化, 既提高了土地生产率, 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1.2 对农业实施积极的公共政策

国际经验表明, 越是发达的国家, 对农业越是重视。农业是一个受环境影响最大、自我支撑力量最弱的天生弱质产业, 因此, 世界各国无不依靠国家宏观调控的力量, 对农业实施积极的公共政策。

1.2.1 坚持以农为本理念并多采用立法形式推行政策。

许多国家政府始终将农业置于优先发展地位, 从农产品价格支持与土地调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信贷服务、农作物保险、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实施了积极的公共政策, 并多以法令的形式出现。农业立法程序保证了政府对于农业的扶持或干预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1.2.2 制订和实施切实有效的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保护的实质是政府对农业资源转移采取的干预措施。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 如实行灵活多样的价格补贴, 调节农产品供求状况;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实行财政金融支持和灾害保险;对农业施行税费减收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等。其中保护农产品价格是核心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 发达国家, 都实行了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限制进口数量和提供出口补贴, 有时甚至通过外交途径, 争夺国际市场。

1.2.3 政府对农业科研推广进行资助。

在现代农业中, 当农产品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 农业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国家, 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 为了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 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体系, 有着实力雄厚的农业科研机构和规模庞大的科技推广队伍, 其每年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 一般为本国农业GDP的0.6%, 而用于农业科技推广经费的支持力度, 为本国农业科研经费的3倍。这些国家的农业科研均针对本国国情, 重点研究适用的现代化技术和设施, 如美国主要是高度机械化及良种化, 荷兰是工厂化设施, 以色列是温室和滴灌技术, 加拿大是畜禽胚胎移植及杂交育种技术, 而日本突出了生物化学、机械技术等, 最终都使农业成为高效产业。

1.3 农业多功能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关注

农业多功能理念, 就是强调不同功能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农业的功能不仅仅表现为食物供给、要素贡献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农业的新功能在不断体现, 如休闲功能、能源替代功能、环境保护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农业多功能的理念日益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 越来越多的国家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把农业的多功能作为政策选择。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许多国家就出台了一系列农业环保政策措施, 政策上给予扶持, 在资金上给予补贴,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值得一提的是, 法国政府现在又提出了用理性农业提升法国农业竞争力的政策。

1.4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发达国家,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 德国几乎所有农户、法国绝大多数农场主、加拿大近50%的农民都加入了合作组织。从发达国家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销售、农村金融、农村保险等各个方面, 甚至发展成为代表农民政治利益的准政治团体。农民只管生产, 一般不会受到市场风险的侵扰。

1.5 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形式, 各发达国家对农业教育都十分重视, 有着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荷兰各类农业院校的学生共有6万人, 相当于农业劳动力的29%;丹麦农民中有85%是大学毕业生;在法国有继承权的农场主子女, 在接受基础教育之后, 还要再上五年农校, 再经过三年学徒期, 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从事农业经营的资格。几十年来, 发达国家农业就业人数大幅度减少, 而农业生产却大幅度增长, 这与农民素质的提高密切相关。

2 国外发展现代农业对我们的启示

目前, 我们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 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上述国外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可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

(1) 根据我国农业资源的特点, 因地制宜地选择农业现代化路线。我国幅员广阔, 各地资源禀赋不同, 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各异。应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功能区域的比较优势, 建立不同的现代化农业体系和模式。

(2)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加强公共政策的扶持力度。农业发展的前途, 不仅取决于农业生产主体的内在活力, 还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农业涉及的面很广, 既涉及产业链条的上游 (包括研发) 部门, 更涉及产业链条下游的产品市场需求部门, 还涉及与此产业相关的金融、财税、投资等产业政策体制改革部门。农业发展中的问题, 不是某一个部门或机构能单独解决的, 需要政府等公共权威组织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措施予以综合协调和鼓励、扶持。政府要加大农业立法工作力度, 增加对农业的有效投入,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完善农业补贴制度, 注重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技术开发与普及, 注重农业运营技术开发、普及和信息化援助以及农业技术宣传, 完善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的管理和有效运用, 降低农业及高新技术生产的风险率。

(3) 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现代农业, 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 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为此, 可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 分区域发挥农业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农业中不同农作物具有不同的最适宜生产和生态区域。应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 下大力气恢复自然生态环境, 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和节水旱作农业。

(4)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促进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表明, 一个有效的农业合作体系的建立, 对于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在农村市场化水平、产业化经营水平、农民组织化程度还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强化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非常重要。同时, 合作组织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合作意识和参与程度, 要强化合作理念。另外, 还要通过财政、信贷和社会资金的投入来强化资金扶持。

(5) 建立农业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体系, 提高农民素质。必须重视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 实现农业生产者素质的稳步提高。国家应从宏观层面加大对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 建立有利于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体制, 要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 逐步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人力支持。

摘要：所谓现代农业也就是当代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发展形态。从这一意义出发, 认真总结发达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经验, 对实现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现代农业,国外经验,启示

参考文献

[1]胡正梁、王均文, 国外现代农业发展借鉴.山东经济战略研究, 2007 (3)

[2]柯炳生, 他山之石如何攻玉.人民日报, 2006-05-19

[3]申学锋.部分国家促进农民增收的财税政策与经验借鉴.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5 (26)

[4]刘义之.法国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6 (5)

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绿色税制 篇6

世界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将人类物质文明带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但是, 自然资源过度开采、大气污染、水体破坏、土壤沙漠化、核辐射扩散等问题逐渐累积, 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快速增长,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对各类资源的消耗也急剧增加。很多地区的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环境受到严重污染,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为此,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 必须增强危机意识, 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以节能减排为重点, 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 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主要目标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 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分别减少8%, 氨氮、氮氧化物排放分别减少10%等。“十二五”规划纲要同时提出, 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 保证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 必须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税制。

绿色税制是根据当前资源浪费与环境恶化这一国情, 为实现税收的效率、公平目标, 促进经济转型,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建立由若干不同性质和作用的绿色税种和一般税种组成的主次分明、长短互补、具有一定生态功能的税收体系。

二、国外绿色税制实践及借鉴

(一) 北欧国家的绿色税制

北欧国家如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等国先后进行“绿色税制”改革, 设计绿色税收, 将环境保护要求整合到税制体系中, 其改革要点包括:1.删除或修正扭曲市场功能并且有害环境质量的补贴或税收;2.改革税制, 纳入环保因素;3.开征新的生态税;4.进行税收中性的税负转移等。北欧国家推行“绿色税制”改革, 将各项能源税的税基由能源使用改为依据各种能源燃烧所产生的污染物质含量 (如含氮量、含硫量) 或是温室气体含量。

为适应《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有关温室气体减量的国际规范, 以及民众对于环境污染防治的要求, 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 北欧国家已实施若干碳税、能源税或环境税, 并以其税收调降雇主负担的社会福利费, 或用来调降工资薪金税和所得税, 或作为降低国民年金与医疗保险费的用途, 以减轻对产业和家庭的冲击, 并可提高国际地位。

(二) 美国的绿色税制

美国的绿色税制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 对汽油的征税, 对与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 征收开采税, 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根据《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 纳税人购买节能的制冷和取暖设备、绝缘材料等产品, 可享受1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对购买更加节能的充电式混合动力车者, 给予最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以推动美国实现“到2015年有100万辆充电式混合动力车上路”的目标。《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法案决定按照“污染者负担原则”, 通过拍卖碳排放额度, 筹措财源, 促进低碳技术的开发运用。预计美国政府在未来的10年内可获得6460亿美元的碳税收入。

美国自对有害臭氧的化学品征收消费税以来, 人们普遍减少了对碳氟化物的使用, 刺激了企业开发新的替代产品。汽油税的征收, 鼓励消费节能汽车的推广, 从而减少了污染排放。环境税提高了部分资源、能源和燃料的价格, 促使企业技术创新, 提高竞争力。

(三) 俄罗斯的绿色税制

俄罗斯于2001年进行了全面的税制改革, 建立了新的自然资源税制系统。从2002年1月1日起以矿产资源开采税替代了原先存在的三种税费:矿产资源开采使用费、矿物原料基地再生产提成和石油、凝析气消费税。同时, 对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课税额规定了特殊的分配方法。为有效调控水资源的使用和分配, 俄罗斯还开征了水资源税, 设计了4个税种。一是使用地下水资源税。纳税人为在俄罗斯境内寻找、勘探、开采地下水的所有法人和自然人, 开采地下淡水的最高税率为所采原料价值的8%, 使用地下水资源税税款分别列入联邦预算40%, 联邦主体预算60%。二是开采地下水的矿物原料基地再生产税。课税基础是实际开采地下水所取得并销售的初级产品价值。三是工业企业从水利系统取水税。该税的纳税人是工业企业, 工业企业不仅要对生产性用水纳税, 而且要对用于其他目的的用水纳税。四是向水资源设施排放污染物税。该税是对向水资源设施排放含有超标有害物质的污水, 以及超限额排放符合标准的污水等行为征收的, 实行定额税率, 计税依据是污水所达到的标准及排放量。

俄罗斯水资源税专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有效地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俄罗斯人均水资源远比我国丰富, 我国视天然水为免费资源, 他们却开征了水资源税。这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瞻性经验, 具有参考价值。

三、构建我国绿色税制的途径

(一) 绿色税制设计遵循的税收负担原则

1.污染者负担原则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PPP) 。

以污染者排放污染物的数量为计税依据, 可称之为直接污染税或污染排放税, 例如二氧化硫税、氮氧化物税等, 通过征税迫使污染者减少污染物排放。需要注意的是, 所称的“污染”是广义的概念, 既包括一般意义上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还包括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2.使用者负担原则 (User Pays Principle, UPP) 。

针对使用产品造成污染者征收产品污染税。通过征税, 促使消费者减少潜在污染产品的消费数量, 鼓励消费者选择无污染的产品, 或选择低污染的替代品。

3.受益者负担原则 (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 BPP) 。

以筹措财源为目的的绿色税, 不同于使用者负担或污染者负担。此税可以依附于其他税种, 或以其他税种的税基作为其计税依据。如对环境税的征收, 可以附加于房产税或土地使用税, 或以房产税或土地使用税的税基作为环境税的税基。由于征税而减少污染排放和减少污染品消费, 导致以污染者负担和使用者负担原则所征收的税收减少。因污染减少而导致环境受益逐渐增加, 因此, 以受益者负担原则征收环境税, 不但可以弥补因污染减少而减少的财政收入, 而且可以开辟稳定的税源。

由于我国的资源环境状况、生产者自律意识、消费者对新税种的接受度等国情, 我国在设计绿色税制时, 近期应当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主, 中期应增加使用者负担原则的应用。随着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的成效显现, 远期则可以考虑采用受益者负担原则。

(二) 完善现有税种, 提高“绿色化”程度

实践证明, 我国现有税制体系中绿色税收相关税种, 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等, 在推动环境保护、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我国的绿色税制, 应该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绿色税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资源税和消费税为例:

1.资源税。我国应加快建立一般性质的资源税, 向所有自然资源开采单位和个人普遍征收, 通过征税调节自然资源的供给和需求, 进而影响自然资源配置。一是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 先将水、森林和草场等已遭到破坏的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以缓解我国目前严重缺水、土壤沙化、水土流失等问题。二是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标准,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 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的资源要课以重税。

2.消费税。近期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将一些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 如电池、一次性饮料容器和塑料袋等。中期考虑参照批发环节卷烟消费税, 对存在潜在污染的居民日常消费品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 让消费者自觉选择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替代消费品。

(三) 开征环境税

我国现行税制绿色化程度不高, 税收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作用分散。要改变这种状况, 需要构建新税种——环境税。环境税一方面通过加重污染者的税收负担, 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 促使其减轻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另一方面又可以筹集环保资金。

1.环境税的征税范围。

环境税的征税范围可分为两类:一是环境资源税, 对稀缺自然资源或利用、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征税。二是环境污染税, 对污染物或排污行为征税 (见表1) 。

2.环境税的纳税义务人。

近期环境税纳税人包括两类:一是消耗自然资源的纳税人。包括对水、森林、土地、矿产等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人。二是对自然环境构成危害的纳税人。包括从事应税排污行为和生产应税产品的单位和个人。

3.环境税的计税依据。

(1) 二氧化碳:对产生CO2的汽油、柴油、煤油、航空燃油、液化石油气、燃料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含碳量所测算的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 (2) 水资源:按天然淡水和抽取的地下水的取用量作为计税依据。 (3) 核能:按核电站发电量作为计税依据。 (4) 空气污染:SO2、NOX和VOC的实际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对实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 可根据纳税人的设备生产能力及实际产量等相关指标测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 (5) 水污染:按工业废水的实际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 (6) 土壤污染:按照电池、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产量换算成体积作为计税依据。 (7) 海洋污染:按海运船舶的排水量作为计税依据。

4.环境税的税率。

环境税实行定额税率。税率制定周期为5年, 逐年小幅递增。5年后再行测算调整。

5.环境税的征收方式。

环境税以企业自行申报为基础, 配合环境监测数据的方式征收。

6.环境税的纳税环节。

(1) 二氧化碳:化石燃料生产环节。 (2) 水资源、核能:水、电生产环节。 (3) 空气污染、水污染:污染物排放环节。 (4) 土壤污染:污染物生产环节。 (5) 海洋污染:海运船舶经营环节。

7.环境税的纳税期限。

环境税按年计算, 分月预缴。

8.环境税的纳税地点。

环境税的纳税人生产经营所在地。

(四) 构建配套征管体制和财政体制

1.绿色税的征管体制。

绿色税作为调节资源消耗企业和污染排放企业负外部效应、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一个税种, 应由国税部门统一征收管理, 以防止地方利益干涉造成的区域之间税收负担、资源环境保护的不公平。为减小改革阻力, 可以将新开征的环境税交由国税部门征收管理, 原有税种暂按现行征管体制不作调整。

2.费改税。

现行排污费等具有准环境税特征, 对它们实行“费改税”, 可逐步减少预算外资金, 完善分税制公共财政体制。近期将作为环境税课税对象的排污费收费项目取消, 改以环境税征收。远期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排污费, 完全纳入绿色税制。

3.新开征的环境税与现行税制绿色税种的协调。

环境税与现行税制中的部分税种, 特别是资源税和消费税存在部分课税对象和征税目的的重叠, 为消除重复征税, 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 应对资源税和消费税中相应的部分课税对象停止征收。

4.有关绿色税的财政配套措施。

一是实行分享税。为了调动地方保护资源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保证地方环境保护资金的稳定来源, 环境税实行中央和地方分享。二是财政转移支付。对资源环境保护压力大的地方, 由中央财政给予生态恢复专项资金转移支付。

参考文献

[1]梁凤云.绿色财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高萍, 计金标, 张磊.我国环境税税制模式及其立法要素设计[J].税务研究.2010 (1) :36-40.

[3]潘家华, 庄贵阳, 郑艳, 朱守先, 谢倩漪.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核心要素分析[J].国际经济评论, 2010 (4) :88-101.

国外社会治理经验借鉴 篇7

一、纳税评估概述

纳税评估是指税务机关运用数据信息对比分析的方法, 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纳税申报情况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定性和定量的判断, 并采取进一步征管措施的管理行为。纳税评估作为一种精细化、科学化的管理手段, 对加强税源监控、推动稽查工作、优化纳税服务、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1. 纳税评估有利于优化纳税服务, 构建和谐的税收环境。

纳税评估较之税务稽查而言赋予了纳税人更多的知情权、解释权和询问权, 变传统权力型管理为科学交互式管理。同时, 通过纳税评估可以更具有针对性地对纳税人进行税收政策辅导和宣传, 增强企业的纳税意识。另外, 纳税评估还可以为纳税人信用等级评定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从而为税务机关的分类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最终形成通过纳税评估优化纳税服务, 通过优化纳税服务促进诚信纳税的良性循环, 营造一个和谐的税收环境。

2. 纳税评估有利于提高税源监控能力, 强化税源管理。

具体而言, 纳税评估可以发挥以下作用:一是通过纳税评估可以提高申报质量, 防止或减少虚假纳税申报现象的发生。二是为解决“疏于管理, 淡化责任”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纳税评估工作要求税收管理员及时搜集纳税人相关信息, 确定管理重点, 明确工作责任, 使管理工作环环相扣, 不留真空。三是纳税评估可以为税务稽查指引方向, 使税务稽查的目标明确, 重点突出。

3. 纳税评估有利于加快税收征管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首先, 纳税评估有利于提高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水平。其次, 纳税评估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另外, 纳税评估有利于促进税收征管工作信息化建设。

二、主要发达国家纳税评估的经验分析

纳税评估作为国际上一种通行的税收管理方式, 在发达国家运用较早且较为成熟。目前, 新加坡、英国等国家在税收征管中专门开展纳税评估管理, 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采用以计算机审核评估为主要核心的涉税评估体系。通过研究经济发达国家开展纳税评估的情况, 可以得到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和经验。

1. 纳税评估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和规章作为制度保障。法规是纳税评估权力的来源, 也是纳税评估效率的重要保证。

2. 纳税评估必须有完善组织体系作为其实施保障。尤其是在机构的设置方面, 简明合理的机构设置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

3. 纳税评估必须以计算机应用为依托, 以信息化手段作为技术保障。

4. 纳税评估必须建立科学客观的指标体系。

5. 注重对纳税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是纳税评估工作开展的人力资源保障。

6. 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有效纳税评估的重要基础。

三、现阶段我国纳税评估存在的问题

1. 对纳税评估缺乏统一认识。

一些地方对纳税评估的内涵、作用认识不足, 致使评估工作流于形式。相当多的纳税人并不全面了解纳税评估的意义, 认为和稽查没什么两样, 觉得税务机关是在反复检查而产生反感情绪, 影响了征纳关系。

2. 纳税评估工作的法律地位有待进一步确立。

现行《征管法》没有单独将纳税评估作为一项工作予以明确, 这就使得在实际工作中纳税评估的法律地位得不到确认。

3. 信息渠道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目前在信息来源上存在三方面限制。一是税务机关信息采集范围偏小, 申报表及附列资料的内容单一。二是信息的横向与纵向交换不足, 缺乏统一的“税务数据仓库”。三是纳税人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较差。

4. 纳税评估指标存在一定局限性。

现行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是确定行业纳税平均值, 这实际上是企业纳税标准的一种假设。评估对象的规模大小, 企业产品类似程度等因素都对“行业峰值”产生较大影响。另外, 企业还经常受到所处的环境、面临的风险、资金的流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单凭评估指标测算和评价很难合理认定申报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5. 纳税评估人员综合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的纳税评估人员均为一人多岗, 除正常的纳税评估工作外, 还须承担企业的各类涉税管理事项, 难于确保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专门从事纳税评估工作。

6. 计算机依托不足, 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软件。

目前全国广泛推广应用的中国税收征管系统 (CTAIS系统) 是基于SYBASE数据库基础上开发的, 而金税工程软件是在ORACIE基础上开发的, 一些报税数据、评估软件还是在FOXPLO数据库基础上开发的, 数据库的不统一, 给信息共享带来技术障碍, 大量的评估信息搜集靠手工操作录入, 效率低下, 差错率高。

四、完善我国纳税评估工作的建议

1. 加大对纳税评估的宣传力度。

采取多种措施, 让税企双方对纳税评估都有一个准确到位的了解。税务人员应认识到纳税评估是国际通用的一种征管手段, 能改善征纳关系, 加强税源监控, 促进稽查工作, 提高征管质量;纳税人应认识到纳税评估是税务机关为改善服务质量的一个载体。

2. 发展和完善社会法制体系。

首先, 应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纳税评估本身的法律地位。其次, 要完善和发展政府机关和其他相关部门关于涉税信息共享方面的税收法律体系。一是确保纳税评估能有效地从第三方获取纳税人的涉税信息;二是明确政府机关和其他相关部门有配合纳税评估调查的义务。再次, 要完善和发展与纳税人相应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 如会计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等。

3. 拓宽纳税评估信息获取渠道。

首先, 要在纳税人提供的纳税申报资料的基础上, 广泛地采集相同或类似行业的涉税信息。其次, 税务机关应完善信息纵向联系, 在税务机关上下级之间以及内部的征收、管理、稽查各部门之间加强配合, 建立内部信息共享的“税务数据库”。最后, 还要最大限度地获取银行、海关、工商、房产等其他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涉税信息, 形成定期联网交换信息的工作机制。

4. 完善科学的纳税评估分析指标。

在评估过程中, 除进行大量的指标测算、数据比对等定量分析外, 还要将评估范围扩大至纳税人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进销规模、仓库出入等方面, 实现对生产销售的全方位分析, 并应用经济指标, 进行非量化的模糊分析, 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 以提高分析的科学性、准确性。

5. 提高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

纳税评估工作的最终实施是依靠评估人员来完成。首先, 要选调思想作风优良、业务水平过硬的评估干部, 以保障纳税评估工作的蓬勃发展。其次, 加大培训力度, 经常组织纳税评估人员相互交流、学习。再次, 实行严格的认定考核制度, 末位淘汰制度, 以及能级管理制度。

6. 提升纳税评估的科技含量, 建立全国统一的涉及各税种的纳税评估智能化评估软件。

能让税务机关结合各地方、各税种实际, 根据完善的数据仓库,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经营管理水平的纳税人智能化地开展纳税评估疑点分析、计算机选案工作及其他相关评估分析工作。

国外结构性失业治理借鉴及启示 篇8

我国现阶段结构性失业在有些行业领域显得格外突出, 产生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矛盾, 再加上我国正处在产业变动频繁的时期, 需要把预防结构性失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首先, 高级技工缺乏而初中级技工过剩。我国城乡共有1.4亿职工, 其中技术工人只占一半, 在这7, 000万技术工人中, 初级技工所占比例高达60%, 中级技工比例为35%, 高级技工仅占5%的比例。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 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超过35%, 中级技工占50%以上, 初级技工只占15%, 高级技工人员缺口将持续一段时期。

其次, 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递增且平均受教育程度低。据统计, 2005~2012年间,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接近50%, 且多年居高不下。我国技术工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近70%, 有限的知识储备限制了他们走向现代化产业部门, 从而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现状。

最后, 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且大部分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时代背景。一方面随着我国教育制度改革以及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 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 而与之相反,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较低, 并且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高校毕业生自身素质不能满足时代需求, 造成大量高校毕业生失业。

二、日本“雇佣保险制度”经验与启示

(一) 日本:雇佣保险制度。

日本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之一, 其社会保障制度已经逐渐发展成熟,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雇佣保险制度, 它在日本结构性失业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最早于1947年颁布《失业保险法》, 主要为失业人员提供失业后补助及救济,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日本以从单纯地重视失业后救济转向提出失业预防的措施。并于1974年制定《雇佣保险法》, 以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并沿用至今。日本《雇佣保险法》主要分为失业保障和失业预防两部分。失业保障主要是从善后的角度出发, 为失业人员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助, 使其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失业预防主要是从防患的角度来隐形地解决失业问题, 从雇主和雇员两个方向同时预防失业。日本失业保障制度主要分为四个环节:登记失业、统计失业、调查失业以及给付失业。其中, 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值得我国借鉴的环节是给付失业, 包括基本津贴 (在享受津贴期间按照日工资额的一定百分比给付, 但被保险人于领取失业津贴期间另有劳动收入时, 保险金将会适当减少或者停止支付) 、技术学习津贴、寄宿津贴和伤病津贴。

日本失业保障制度的给付条件: (1) 投保。一般被保险人失业前1年合计投保6个月以上;短工被保险人失业前2年内投保1年以上;被保险人失业前两个月内购买失业保险印花税28天以上。 (2) 确认失业。失业后须立即到职业介绍所登记, 并经其出具《失业认定申报书》确认。 (3) 等待期。为7天。失业保险金并非每个月自动发放, 而是原则上每4个星期要进行一次“认定失业”。

日本失业保障制度的适用范围: (1) 适用单位:只要雇用一名属于雇用保险制度的劳动者的单位, 就属于雇用保险的适用单位; (2) 适用劳动者:被适用单位雇用的劳动者, 原则上皆是受保对象, 属于适用劳动者。其中, 日本失业保险制度在未改革之前就强制制造、采矿、运输以及部分服务行业加入失业保险。这就表明日本受失业保障制度保护的群体将逐渐扩大至各领域各阶层。日本失业预防制度由自我雇佣和能力开发两部分组成。一方面该制度强调企业在“保障就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某些因经济事由, 如金融危机, 不得不缩小规模的企业, 政府通过资助企业雇主对多余职工进行转业培训或照发工资, 争取企业内部消化, 力争不裁员;另一方面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就业, 降低失业风险, 日本政府对于在企业内部组织雇员举行职业讲习或技术训练的雇主, 政府并设有适当的补助。

(二) 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 完善我国失业保险法, 进一步细化失业保障给付条件。我国虽然已经对失业保障的给付条件给予三点基本要求,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因素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如不满足“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 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没有权利领取失业保险金。但这一条没有关系到因不可抗力导致失业的农民与高校的失业保险。

第二, 扩大失业保障人员的覆盖范围。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我国经济结构复杂、多变。而我国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仅仅包括城镇所有企事业单位, 而对于区县以下行政划分范围内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农民、自由职业者、学生等的保护尚有欠缺, 而这一部分群体也正是我国结构性失业群体中的主力军。建议扩大失业保障人员的覆盖范围以统筹解决我国各领域各阶层劳动力失业问题。

第三, 针对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一方面企业与用人单位应该对下岗员工信息及数量进行及时上报, 为即将下岗的员工再就业创造机会;另一方面我国可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与企业、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互换。形成双向选择的模式, 形成良性互动。职业培训机构可以通过了解市场上的人才需求以及失业人员的总量、素质、就业意向, 进行相应的培训制度与模式的调整。

第四, 建立在职人员职业培训制度。随着我国经济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中国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变, 办公要求也在慢慢转向高技术带动高效率的理念。企业应当为在职员工提供在职培训的福利及补助, 并为在职员工提供职业规划的引导, 让员工适应企业的转型, 这样才能凸显预防失业的价值。

三、德国“双元制教育”经验与启示

德国作为欧元区第一大国, 也曾经出现过结构性失业问题, 在失业治理方面有很多错事值得我们去借鉴。德国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国家, 对服务业较为轻视。德国曾经出现严重的就业结构失调, 严重阻拦了德国经济。但是到了2013年, 德国的失业率仅有6%, 失业率大为降低, 主要归功于“双元制教育”体制。双元制教育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企业为主导, 处理劳工所受教育与企业所需职业技能不匹配的问题。因德国的基础设施完善, 大量中小型企业成为实施双元制的大军。

德国的双元制是指青少年既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又在学校里接受专业理论和基础文化知识教育。双元制中的一元是职业学校, 另一元是培训企业。二者相互依存,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在整个培训目标上, 合二为一, 在具体的培训过程中, 一分为二, 呈现出明显的双元属性的特征。学生的结业考试不是由学校而是由相应的行业协会负责, 正是因为职业学校和培训企业的紧密合作, 从而保证了职业教育和所培训学生的质量。这是一种将企业与学校、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紧密结合, 以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工人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制度。双元制教育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学校所培养的学生正是企业所需要的, 实现了人才的培养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的有效对接, 避免了人才培养的很多误区, 使得理论与实践得到了统一。

双元制教育是解决结构性失业的一剂良药, 但中国切忌照搬照抄, 应结合中国的国家国情。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在德国, 但是德国的大学生人数低于人们的想象, 很多德国青年从中学开始就走上了职业教育, 提前适应于职业。而中国是一个大学生数量颇多的国家, 毕业找不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对企业来说招聘一个没有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大学生, 从入职到适应岗位要求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这无疑为企业增加了隐形成本。政府应发挥作用, 与企业、求职者配合, 达到三方受益的结果。政府应该出面, 出台政策对一些需要高技能人才的企业提供补贴, 并结合企业的需要对准员工进行培训。通过边就业边学习, 给求职者就业前的职业培训, 不但使求职者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 也为企业节省了隐形成本。起到了共赢结果, 也会减少国家的失业率, 提高国家竞争力。

四、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结构性失业问题直接源于其多年来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 并在经济大衰退期间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调整, 部分行业规模减小或消失导致就业岗位减少。2007年11月到2009年10月, 美国失业率上涨了4.9个百分点。在这一上涨中, 19%被记入建筑业失业率的增长, 19%被记入制造业失业率的增长, 13%被记入零售业失业率的增长。随着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美国为优化利用全球资源和提高竞争力, 加速了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等业务外移和外包的步伐, 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鼓励消费措施, 促使来自新兴国家物美价廉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美国。而在美国国内, 却缺乏有足够规模的新兴产业来吸收那些被削减下来的工人, 结构性失业由此出现。

美国主要通过规范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体系;转变教育体系、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合格大学生;采取优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就业率,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而改变结构性失业状况。为治理结构性失业问题, 美国持续施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 经济实现强劲增长会给企业、消费者带来信心, 从而增加投资, 增加雇佣, 刺激消费, 扩大需求, 经济也才可能重回良性循环轨道, 失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税收优惠也是美国治理失业的一大法宝, 一些政府和地方减税能鼓励企业再投资, 刺激企业招聘, 也会给消费者更多的刺激消费。通过税收减免, 鼓励对受军事基地关闭、工厂倒闭、大规模裁员影响的社区进行投资等, 这些举措都意在加速美国就业市场和经济的复苏势头。

从美国的做法不难看出, 解决就业问题需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产业升级, 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只有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失业问题将迎刃而解。变革和完善教育体系, 培养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大学生, 提高大学的劳动技能和市场适应能力。抓好技能培训工作, 提高就业率和再就业率。无论是刚刚走向的岗位的大学生或再就业的劳动力, 只有拥有较高符合岗位需求的技能才不会被社会淘汰。加大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 将用人信息最大限度地向社会披露。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和职业指导制度。继续完善市、区、街三级就业体系, 促进社会保障工作从街道向社区延伸。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 (1) 采取减免税政策, 减轻企业和员工的负担; (2) 增加财税支出,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失业保障基金、失业救济制度。运用法律手段, 完善劳动力市场, 保证其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成学真, 王超.我国结构性失业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经济纵横, 2005.5.

[2]李文琦.日本失业保险制度的运行及对中国的借鉴.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0.

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国外经验借鉴 篇9

1989年, 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先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污染严重的经济发展形势暴露出了种种环境问题, 为了减少发展经济对环境的损失, 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绿色经济由此诞生。[1]现在主流观点认为,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势, 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强调经济发展的环保特性, 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注意与环境的相互协调, 做到经济与环境的统一。因此, 绿色经济又可以称为“环保型经济”或“环境友好型经济”。[2]绿色经济强调的是, 为了环保的目的, 哪怕是放弃一点经济效益也是必要的。

然而在当前的现实世界中, 绿色经济还不是全球普遍的经济发展形势, 除少数发达国家外,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暂且没有提出绿色经济的具体发展纲要。对于中国来说, 政府部门逐渐意识到了本国环境难以承载爆炸式增长的经济, 由此颁布了许多法规来规范经济增长、促进环境保护, 另外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国策, 但是在整体发展绿色经济方面, 我国还面临着绿色法规不协调、市场监管体制不健全、绿色经济的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等问题, [3]这就需要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寻找“良方”, 来治理我国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病症”。本文由此从这方面入手, 论述研究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发展绿色经济的有益经验, 总结其共同特点, 以求对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二、国外经验借鉴

(一) 美国的绿色经济发展经验

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 美国政府提出了以发展绿色经济, 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 其中关于绿色经济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绿色新政”。美国的绿色新政主要有两部分内容, 分别是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以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发展绿色能源方面, 美国政府颁布了“绿色能源法案”, 其中的绿色能源部分包括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低碳交通和智能电网等四个方面。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该法案要求, 风能、生物能、太阳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电力要在电力公司的发电量中占到一定比例, 以此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二氧化碳的回收与储藏领域, 法案规定, 政府应该制定鼓励政策和明确标准以促进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技术广泛应用。在低碳交通领域, 法案要求政府制定一个低碳交通运输燃料标准, 以便促进先进的生物质燃料和其他清洁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最后在智能电网领域, 法案规定政府要采取措施促进智能电网的推广和使用, 等等。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绿色能源法案”同时参照“美国气候行动伙伴”的有关条款, 制定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规则。具体来说, 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分别是缓解全球变暖效应方案 (根据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减排方案) 、追加减排 (指示环境保护部署协议, 防止滥砍滥发, 以便实现追加的减排目标) 、碳抵消 (规定相关企事业单位在排放量超过配额的情况下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其他渠道获得“抵消”减排) 以及碳市场的保障与监管 (对配额和碳抵消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 。[4]

(二) 欧盟的绿色经济发展经验

欧盟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政策和经验是有关气候方面的, 其中包括有关气候变化的立法,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手段这两方面的主要内容。欧盟是全球发展绿色经济的先例, 它促使了欧洲各国加入进来, 起到了良好的带动效应。

一方面, 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 欧盟的战略是首先明确的制定中长期的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然后通过立法以及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 例如采取相关税制和排放量交易等经济手段以确保实现预定的减排目标。这方面以英国为例, 英国在2009年相继出台了《气候变化法》、《低碳转换计划》和《可再生能源战略》等法案, 这是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中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系统的政府白皮书, 也标志着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政府预算框架内特别设立碳排放管理规划的国家, 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 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手段主要有两种, 一是应对全球变暖对策的相关税制, 二是碳排放交易制度。欧盟主要国家从90年代起开始逐渐引入碳税, 在2000年前后又引入了碳交易制度, 而欧盟在2005年开始在全世界率先实施减排量交易制度, 即欧盟区域内减排量交易制度。这里所谓的碳税, 是指针对商品和服务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进行课税的一种制度, 实行这种制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达到排放量越少, 负担额也会越少的效果;二是通过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课税来为政府增加税收, 而这部分收入即可用于发展区域内低碳和绿色经济。[5]

(三) 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经验

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经验也值得借鉴, 作为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之一, 日本国土面积小, 资源相对匮乏, 并且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起, 日本政府就深刻认识到能源的重要性, 由此开始发展本国的节能产业, 建设资源节约型的低碳社会,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在发展绿色经济上, 日本在碳足迹、碳抵消、激励制度与经济创新等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取得了良好成效。

其中, 碳足迹制度是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视化”的有效手段, 日本政府采取了有效的行政手段来参与碳足迹制度的设计和运作, 确保制度的可靠性和透明性, 从而为国民消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行动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而碳抵消制度则是指在某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通过另一场所的节能与减排活动被直接或间接吸收 (抵消) 掉。碳抵消制度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 即绿色积分制度,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可视化, 家庭二氧化碳排放可视化, 以及低碳化教育的实施。

另外, 为发展绿色经济, 日本还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激励制度与经济手段的创新, 分别是“在家电领域普及现有节能技术”、“促进办公大楼和住宅的低碳化”、“促进交通运输领域的低碳化”、“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普及”, 以及“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日本谋求绿色经济的整体发展, 将各方面所得资金用来大力发展绿色科技创新技术, 使得资金用于构建日本的低碳社会上去。[6]

(四) 发达国家绿色经济发展经验总结

综上所述, 总的来说, 各发达国家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的经验主要包括发展绿色新政、健全绿色法律制度、提出未来规划以及发展绿色能源与技术等四个部分, 而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这四个方面各有其创新所在。

首先, 在绿色新政方面, 美国和欧盟都以领导者的姿态建立绿色经济体制;都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为主。其次, 在绿色法律方面, 美国出台了《绿色能源法案》来总体规范能源的使用, 还出台了《能源政策法案》以完善相关政策;欧盟则出台了气候变化的有关法案, 制定了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再次, 在未来规划方面, 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未来发展绿色经济的长远计划。最后在能源与技术方面, 日本不仅在节省能源和排放方面做了大量的科技创新, 而且在民用、交通和产业领域都有所收获。从整体来看, 各国在绿色经济上的科技创新无外乎对民间企业节能方面的创新, 以及对交通、家庭等环境压力的缓解。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经验总结, 我国应借鉴各发达国家, 结合我国国情, 从上述四个方面全方位的进行绿色经济的发展, 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保护措施。

从发展绿色新政来说, 我国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积极推行绿色经济政策。这方面我国可以学习国外经验, 在管理碳排放方面制定相关税制以规范企业和家庭的碳排放, 还可将绿色观念教育引入课堂, 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人才。

从健全绿色法律制度来说, 我国虽已有了比较充分的规范排放的法律政策, 但仍然存在法律政策得不到落实的现象, 因此应继续完善已制定的法律政策, 加强相关法律的落实情况, 除此之外, 还可以在交通、家庭等领域设立规范排放的相关法律法规。

从提出未来规划来说, 我国应制定一个中长期的计划或目标, 以此作为现阶段发展绿色经济的方向标。该规划的具体内容可以是在一定年限目标内完成的任务量, 例如在5年期限内完成减排放量的多少、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对化石能源的使用的减少量的多少等等。

从发展绿色能源与技术来说, 我国应积极面对和大力推进绿色经济技术革命, 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技术。这方面我国可以争取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碳捕获、清洁煤和智能电网等相关技术, 为自身发展奠定基础, 以求做到让我国处于绿色经济技术革命的前列。

参考文献

[1]梁慧刚, 汪华方.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现状和启示[J].新材料产业, 2010 (12) :27-31.

[2]夏光.“绿色经济”新解[J].环境保护, 2010 (7) :8-10.

[3]张杰.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现状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 2010, 22 (11) :19-19.

[4]蓝虹.奥巴马政府绿色经济新政及其启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2 (1) :13-18.

[5]陈亚雯.西方国家低碳经济政策与实践创新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 2010 (8)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