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12篇）
社会治理 篇1
一、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成
(一) 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任何政治因素毫无疑问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因素上来。社会治理也不例外, 应当与所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相匹配, 恰当反应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 只有总体把握社会经济状况, 才能有效选择社会治理的模式。
社会治理在基本概念上分为广义和狭义。社会治理从广义上说, 是指管理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而狭义的社会治理则指除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外, 仅限于与之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管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定义, 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进行管理, 主要目的是促使社会系统协调运转, 促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全面协调发展, 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谐有序进行, 达到对社会治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共同价值的基础上, 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 他们通过共同协商、研究、决策, 最终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模式。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与社会价值, 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 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 立足我国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情况, 同时考量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三个层次, 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治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管理主体通过计划、组织、服务、领导和控制,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协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发展, 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社会活动。
(二) 社会治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上, 通过治理活动对社会的人、财、物资源合理配置, 有效协调产、供、销等市场要素, 实现生产力科学组织与发展;在社会属性上, 有效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 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善的社会关系, 使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的价值与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公共利益,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使社会发展有序、健康和高效运转,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张康之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一文中曾经论述到, 虽然公平、公正、秩序与服务、效率、和谐等, 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 但是,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 这些基本价值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1]。在传统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秩序方面。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效率。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 其他的核心价值都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种价值。社会治理反映了能动与被动、自发与强制, 以及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 是秩序、规范与人性的综合反映, 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 有效发挥社会庞大系统工程的功能与作用, 重要的是,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社会平衡的调节机制, 遏制、减少与消除反社会的行为,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与全面发展。
(三) 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 在传统社会里政府是主要的方式, 在治理的方法上多呈现为人治, 它们包揽一切事物, 对社会实施组织化管理, 以至于弱化了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 造成管理效能低下, 寻租现象严重, 出现了畸形社会发展的不良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管理主体, 它与政府协同治理社会, 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所言, 统治是政府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而治理是一种靠共同目的为支撑的活动, 其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 同样也并非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2]。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各级党委, 作为执政党, 党委对社会治理具有领导作用, 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由于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 党没有特殊的利益, 所以, 党本身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 因此, 作为党的具体化的各级党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二是各级政府,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 它与党委一样, 能够有效调动不同社会资源, 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代替。三是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新型社会治理主体, 其产生和发展打破了政府治理的唯一模式。一般而言, 政府治理具有强制性, 而社会组织的治理具有非强制性, 因此, 面对纷杂的社会状况, 社会组织治理比较政府治理而言有其优势。但是, 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时间不长, 尚不发达, 故其对社会治理的功效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据统计, 截至2010年底, 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3.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 法国达到110个, 日本达到97个, 美国达到52个, 阿根廷达到25个, 新加坡达到14.5个, 巴西达到13个, 而我国仅为3.37个[3]。四是公民, 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被治理者, 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教育公民, 将其纳入管理主体的范围,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进一步发挥自治功能, 才能实现有序社会目标。需要说明的是, 当前有一种怪论, 即崇拜西方的社会组织治理和公民自治, 而忽视与排斥政府治理的作用, 这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小政府、大社会”, 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 或许是一种进步, 但过分迷信或夸大社会组织的作用, 有意或无意的削弱政府职权, 很有可能使社会管理误入歧途。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判断, 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不可反驳的公理性论断。就我国而言, 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是人民协议选择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 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这表明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个领导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正当性, 这种正当性决定了它具有独占性、不可阻碍性、不可抗拒性和不可侵犯性。意大利学者普特南提出“强社会、强国家”[4]的治理模式受到北欧多国政府的青睐, 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构建党领导下的科学、普惠、普适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苏东剧变、人亡政息、社会倒退就是忽视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力量之恶果。正如学者陆文荣所言:“在中国,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其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 政府这只推手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 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四) 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 有人称之为社会管理, 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治理, 甚至有人认为三者系三种社会治理模式, 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模糊认识。笔者认为, 三者虽然表述不同, 但在性质上具有同一属性, 基本涵义也大体一致。首先, 目的相同。均是为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作用, 促进秩序优化和社会和谐。其次, 主体相同。即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和混合的管理主体。其三, 方法相同。即均采用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手段与方法, 对社会进行治理。当然, 三者的不同表述也表明了治理策略与重点上的不同差异:社会管理侧重于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 强调其主导性价值;社会治理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承担, 强调其共同性价值;而公共治理更关注于公共政策、公共关系和公共产品, 强调其公众性价值。
当前, 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宏观上的问题, 也有微观上的问题;既有治理主体与范围上的问题, 也有功能与机制上的问题。朱勇同志将其总结为“七重七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重物质丰富、轻思想道德;重静态治理、轻动态治理;重各自为政、轻通力协作;重普遍管理、轻特殊治理;重治理管控、轻服务尊重;重实体治理、轻虚拟治理[6]。围绕上述问题与差距, 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任务:一是增强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的认识,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 有效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遵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 立足中国现实, 放眼世界变化, 继承和发展传统治理方式, 吸收国际文明发展成果, 使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工作协同, 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
(一) 社会治理模式的分类
向春玲教授认为, 社会治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治理型模式和社会自治治理型模式, 认为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应当归属于政府主导加上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3]。学者张康之则认为, 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来看, 它的发展趋势是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的模式是用权力去治理社会, 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来治理社会, 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德治”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 提倡人们用道德治理。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 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以权治为主, 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以法治和德治为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是以法治为主, 但是在法制健全和规范的情况下, 也有着权治的内容, 而德治是被排除在外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德治为主的, 但它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当然, 在管理过程中, 也会包含一些权治的内容, 但权治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 并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且不经常使用。不论对治理方式如何表述, 但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 在主体上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方式方法上内容更加丰富, 在治理功效上效果更加明显, 正如学者孙晓莉所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7]不仅如此, 在目标追求上, “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 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或实现宪政制度创新。”
(二)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 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 倡导社会的共同精神, 即坚持政治平等, 鼓励团结与合作, 提倡信任和宽容, 强调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社会治理的路径, 学者陆文荣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 培育时代新公民;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既利用政府的组织资源, 又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且进一步认为,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这两种社区治理模式, 作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继续发挥其功能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实践需求。学者杨党校认为, 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相应的, 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治理方式演变, 在路径与对策上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转变政府职能, 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 (2) 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 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 (3) 根据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 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多元治理; (4) 倡导公共精神, 加强道德立法, 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
当前, 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上的难题:一是社会组织正在孕育和发展之中, 其功效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有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因此,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合理的支持, 促进其成熟, 并因地因时制宜, 在党委和政府的监管之下, 逐步让社会组织承担适当的管理职能。二是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 包括商会、行业自治尚不成熟, 与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很多地区自治功效徒有虚名, 一盘散沙, 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与责任。应当重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家族领袖的作用, 让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真正立足于基层社会。三是政府治理滞后, 应当更新观念, 创新模式, 强化职能, 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变动的新形势、新任务下, 应当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提升治理能力, 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 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三) 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分担
江平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有四条主线:一是人治和法治, 二是国家与社会, 三是公权和私权, 四是从法制到法治。难能可贵地从法学的视角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抓住了要害与症结, 展望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的进步。比如江平教授在解读国家与社会问题时认为, 以前国家对社会治理干预过多, 经济计划完全由国家行使, 甚至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教育、婚姻、生育等一切都没有完全的自主权。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生了大的变化, 给予社会和老百姓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 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 国家不应该任何事情都加以干预, 在经济发展、家庭婚姻等方面应有自主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改变, 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放权让利, 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国家不再来干预一切, 在教育、医疗方面社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指国家依靠强制力来进行管理, 强调社会的作用更多地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转变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是国家实现专制的工具, 现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工具。
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所以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正如学者马小红所言:“中国社会的治理以人情为核心, 以道德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里及表为主;西方社会则以理性为中心, 以制度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表及里为主。”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党委、政府管理社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 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社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 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 建立起政府治理为主导, 社会各个部门与群体共同参与, 民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协调联动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 即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正如张越同志所言:“同频同步、共振共鸣、应时应变、自省自觉”, 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孙晓莉提出了多元社会治理的观点, 认为其基本内涵包括: (1)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既包括政府, 也包括一些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角色, 近几年, 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市场化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 其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2) 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 其中既包括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也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包括,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 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等。我国治理结构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思想, 一是主体多元, 既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执法、司法群体, 又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权力机关, 还有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方法复合, 既包括行政手段、司法手段, 也包括群众自治方式;三是以法治为基础, 该体系运行既反映了事权的运作过程, 又体现出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3, (5) :20-23.
[2]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向春玲.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EB/OL]. (2011-03-07)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086754.html.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陆文荣.社会管理:概念界定和中国经验[EB/OL]. (2011-03-02)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147193.htm.
[6]李光明, 陈丽平.朱勇代表:创新社会管理要避免七重七轻[N].法制日报, 2011-03-05.
[7]孙晓莉.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N].学习时报, 2005-06-13.
社会治理 篇2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社会时空与社会治理理念 篇3
目前，关于社会治理的概念和理念，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的是：多元主体的参与，社会和谐的目标。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揭示了社会治理的目的：“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由不同的治理主体——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公民，来共同治理社会。 秉持何种社会治理理念，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成效、得失。一般而言，谈到社会治理，会涉及到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的理念，丁元竹在《平等 公共 参与 反馈 一致 问责——国外社会治理倡导的六大理念》一文中将国外的社会治理所倡导的理念归结为：平等、公共、参与、反馈、一致、问责。平等，要求不同性别、阶层、阶级、民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在文化上互相尊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互相平等。公共，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门要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想公众所想，知公众所知，把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作为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核心。参与（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组织成员的组织参与，公众对于社会生活的参与等）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反馈指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公共管理机构的人员必须对公民和组织成员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反馈越快，治理的程度也就越高。一致，是一种决策方式，主要指公众或组织成员在一些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或组织发展重大问题上通过讨论、协商实现意见的统一。问责，指政府部门、政府官员、非营利部门以及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对其行为和公众及利益相关者负责。问责性越大，治理的水平、程度也越高。
本文拟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角度谈社会治理理念，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希望对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有所贡献。
一、社会时间、社会空间概说
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注重从社会与文化机制的角度阐释时间、空间概念。这里的时间、空间不是纯粹的物理、客体概念，而是具有社会、文化、主体建构等意义。从社会、文化意义方面认识时间空间概念，体会时间、空间中包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把时间、空间要素当作社会结构要素的重要方面，是社会时间、社会空间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时空研究与社会发展研究紧密结合：一方面，努力结合中国发展问题研究时空社会学；另一方面，尝试运用时空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中国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具体发展问题”。[景天魁、何健、邓万春、顾金土著：《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1页。]
（一）社会时间的概念和意义
社会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指的是社会现象的内在要素。社会时间包括结构时间、事件时间、心理时间等类型。社会时间“对于形成社会行动、社会生活和社会过程具有作为构成要素的意义。”[景天魁、何健、邓万春、顾金土著：《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201页。]
（二）社会空间的概念和意义
列斐伏尔是社会时空分析的经典社会学家，他认为：空间实践，即人们对物理性、物质性环境的改变——人们在一定的观念、计划、愿望的指导下，会把自然改造成“第二自然”、“人化自然”。空间表达，指现实中的空间必然表现、表达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关系。物质空间于是具有了非物质性——强烈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表达的空间指作为日常生活的、被支配方或主宰方所主宰的空间。[（美）理查德·皮特著，周尚义等译，《现代地理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8-122页。]
社会空间不同于自然空间，它关照的是有社会意义的空间，体现为权力空间、行为空间、心理空间、信息空间、关系空间等具有不同社会意义的社会空间形式。社会空间体现出的是居住或工作在相应空间中的人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例如，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辖区面积4.4平方公里，分为红庙社区、红庙北里社区、延静里社区、甘露园社区等14个社区。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居住着约12万常住人口、3万流动人口。在14个社区中，老旧小区占三分之二，居民多为从轻工业工厂转制后下岗的40、50人员。这些社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居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严重短缺，老年人口多、困难人口多、弱势群体较为集中。另外三分之一的社区是由新开发的商住楼构成的高档的新社区，这里的外来人口在社区居民中所占比重较高，居民的收入、生活水平已经居于或高于中产阶层，社区人员构成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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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社会治理中引入社会时间、社会空间概念
对于社会治理而言，社会时间可以作为一个社会治理理念和手段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之中。讲述时间、讲述历史，不同的讲述有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讲述中，容纳进人文关怀、讲述对象的期待，注意时间之社会、文化意义的重要性，可以在社会认同层面对于社会治理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同人民群众的认同是相互促进的。社会整合能力越强大、高超，就越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人民群众的认同程度越高，党的社会整合就越能顺利进行，社会整合能力得到提升，从而大大降低执政的成本。如果一个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距离人民群众的期望越来越远，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的要求和期望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先进的、有作为的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通过不断变革和创新，提高社会整合能力，持续不断地丰富和扩大人民认同的资源。”（姜卫平著：《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6页。）例如，2015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之年，中国共产党如何讲述抗战的历史，是争取民心、获得人民群众认同的关键环节。2015年7月18日，龙应台在香港书展上以作家身份向2000多名观众做了“我有记忆，所以我在”的大型演讲，这是对1945年这个历史节点的一个回应。“龙应台的演讲回应了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话题。同样面对抗战胜利，在她看来，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的人记忆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在她的演讲中，有近一半时间播放了那些80多岁老人的历史口述，而这些老人都经历了战争，他们口中的抗战记忆甚至立场并非相同。龙应台说：“现在新一代人是在前代人血汗交織下成长起来的，‘现在是到了温柔倾听的时刻。21世纪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年轻人，有没有可能开启谦卑的大倾听时代，倾听大海对岸的人，无论你在哪一边；倾听你不喜欢不赞同的人；倾听隐藏的记忆。这是对年轻人的挑战。倾听是21世纪华人文明价值起点。’”（石剑峰：《龙应台回应抗战胜利70年》，腾讯网2015-07-19。）对于抗战，倾听或讲述不同角度的故事，是凝聚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好机会，也是从社会治理角度利用历史事件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的良好时机。
同样，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合理的社会空间安排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例如，如果一个特大城市的承载量已经饱和了，就不宜发展更多的人口规模，就要限制流动人口，对该城市的人口流动率做控制。在当代中国，社区作为人们社会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应该做出怎样的有社会意义的安排，这是社会治理的问题，也是社区建设的问题，更是涉及到人的发展的问题。北京远郊的某区，对于社区服刑人员在其所居住的社区进行公示，理由是“为了保护多数社区居民的安全”。该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一个人是强奸犯，在社区服刑，那么，如果不公示，有的邻居不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会委托这个社区服刑人员去接孩子。所以，为了保护多数居民的安全，必须牺牲掉这个社区服刑人员的名誉。该工作人员还介绍说，如果一个社区有较多的社区服刑人员，这个社区的房子都不好卖。但另一个区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则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把社区服刑人员公示在社区中对于保护、改造社区服刑人员是不合适的。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也认为，社会给予越轨者的标签往往会强化越轨者的行为。所以，社会空间的建构包含着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河海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王刘飞利用2012年9月-2013年7月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对南京某初中的班级进行田野调查，发现：班内有些同学因为自身的特点被班主任安排到了后排，由此形成了后排空间的同辈群体。这种现象说明：教师权力在教室的空间安排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于是在同班同学中产生了空间分化。后果是：后排学生通过自主性表达构造了新的空间，这为我们理解学校中的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线索。[王刘飞：《后排男孩：空间社会学视角下的群体塑造》，见中国社会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教育中的社会问题研究分论坛论文集》，第82-88页。] 可见，空间安排对于社会群体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应该慎重对待。
总之，在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社会时间、社会空间的理念是不能缺位的。只有将社会时间、社会空间的理念纳入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才能使社会治理更加科学、合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不是相反。如果处理不好社会时间、社会空间的问题，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刘亮，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社会组织与创新社会治理 篇4
一、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契合
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在国家价值目标和终极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家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终极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而社会治理就是要通过调动社会各个层面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共同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从而使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好, 以求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状态。而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项目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协调人际关系, 改善社会风气,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承担一些公共服务职能, 实现参与主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促进社会民主发展;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奉献精神和服务能力,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城乡发展、社区建设等公益事业和具有特殊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力行保护自然环境, 倡导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等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这都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治理始终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治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的觉悟, 社会治理的动力在于人民的参与, 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人民共同受益。社会治理的终极指向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党政体系、企事业之外的正式组织, 具有自愿性、公益性和自治性等特征。
二、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策保障和发展空间。
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 就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合力。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价值多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 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治理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政府没有必要包揽一切社会事务, 也不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一切诉求, 许多事情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凝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治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大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群众自治组织坚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 使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 政府管理力量与群众自治力量互动。这就迫切要求, 在新形势下大力扶持、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成长, 给其以更充分的信任和更广阔的空间, 以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管理功能,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三、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体现出它不可忽视的角色, 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是降低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发展。当前, 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不足, 公共服务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旧体制不断受到市场需求多元化、群众需求个性化的挑战, 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而社会组织的存在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治理的缺损。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参与目前市场解决不了、政府解决不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组织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来解决一些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的公共事务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节省政府财政支出, 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扩大政治参与, 完善民主自治。社会组织具有群众性和广泛性, 这使得社会治理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更贴近基层。社会组织针对在日常活动中发现的问题, 可以通过提交研究报告、与政府部门进行对话协商等形式, 向政府部门提出制定或修改社会公共政策的建议。它让全社会共同参与, 鼓励公民发现并解决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引领社会风气, 弘扬核心价值。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以及宽容、互助、互惠、利他和公益志愿精神, 使得社会组织成为公益服务的担当者。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等精神, 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别人, 传递社会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缓解社会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扮演着公共参与的组织者、公众诉求代言者、群众权益维护者的角色, 能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 并及时作出直接有效的反应。它能够减少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立,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增进社会和谐。五是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绿色发展。
摘要：社会组织是和谐社会的“减震器”和“润滑剂”, 具有舒缓政府压力、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在国家目标和终极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3-11-16.
[3][德]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篇5
一、强化政治引领，把好改革发展方向
在寒冬里破解困境,在危机中抢抓机遇,首要的就是选准方向、领对路子。油田党委按照“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能定位,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企业治理全过程,确保发展方向正确、发展策略科学、发展措施有效。
在理论学习中提高站位。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化,以党委中心组学习和职工政治学习为基本途径,以专题学习、集中培训、名家讲堂为拓展延伸,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关论述,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行动上的自觉。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第一时间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采取中心组学习研讨、邀请专家教授来油田授课、举办集中宣讲会、干部轮训班、在油田报纸、电视刊发领导干部体会文章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大力度宣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教育职工群众、指导发展实践。
在研讨交流中明确思路。建立领导班子务虚制度,利用常委会、班子会、务虚会等途径和渠道,加强对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集中集体智慧制定油田中长期发展规划。去年,在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和党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基础上,组织召开第四次党代会,确立了今后五年油田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路线图”。今年集团公司工作会议结束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党组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坐标,研究确定了用“两个三年”的时间推动油田迈上全面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再用“两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油田核心竞争力、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路径,开启了千万吨级油气田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在全程参与中推动落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落实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将企业战略规划、体制机制调整、关停并转、薪酬调整等事关改革发展稳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纳入党委常委会前置审议清单,并安排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工会团委、信访稳定、法律审计、经营管理等职能部门调研论证,广泛听取、正确集中各方面意见,力求把好方向关、政治关、政策关。紧扣油田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重点工作,充分运用督查督办、巡察监督、专项治理等资源和手段,加强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有效打通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
二、聚焦中心任务，汇聚改革发展合力
凝心聚力促发展是政治优势最鲜明的体现,是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油田党委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主战场,紧紧围绕打好防范风险、扭亏脱困、分离移交三个攻坚战,从多角度多层面汇集智慧、调动力量,凝聚起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着力鼓士气、增效益。持续推进形势任务教育常态化,每年安排油田领导、副总师、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成立宣讲团,深入基层单位、生产一线、居民小区开展集中宣讲,让掌握形势的人讲形势,让制定政策的人讲政策,提振了干部职工战寒冬、求生存、谋发展的精气神。以“当好主力军、奉献在岗位、建功十三五”为主题,深入开展“五项劳动竞赛”“提质增效杯”“服务效益杯”竞赛,激励干部职工在高效勘探、效益开发、降本减费、安全环保等工作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大力实施青年人才培养“千人计划”,开办专家论坛、“新时代·新青年”成长论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人才成长的良性互动。如今,油气核心业务持续向好、增产提效,油气开发、油气服务、公共服务三支队伍构建成型、互为支撑,油田生存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实力明显增强。
着力保改革、促优化。针对改革调整带来的思想变化,每季度召开职工思想动态分析会,征集意见建议,提出改进措施,做到以发现思想问题找准管理短板、以补齐管理短板促进改革转型。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组织各级党组织参与改革顶层设计、监督改革措施落实,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和职工群众利益。坚持把政策宣传解释贯穿于改革调整全过程,组织班子成员和业务部门深入基层一线,与职工群众面对面交流、实打实交底,既讲改革初心,又讲托底政策,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在油田专业化改造、“四供一业”分离移交、部分采油厂和社区重组整合等重大改革中,涉及直属单位和机关部门57个、干部职工2.08万人,队伍整体保持稳定,改革实现平稳推进,油田转型升级、扭亏脱困取得突破性进展。
着力创品牌、拓市场。牢牢把握市场这个“生命工程”,聚焦油田四次党代会确定的打造中原普光、中原气服、中原服务、中原文化、中原党建“五个品牌”,推进“品牌创优”“我为品牌代言”,促进了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大力倡树“工资奖金自己挣”“每个单位都是利润中心,每个班组都是创效单元,每个员工都能创造价值”的理念,引导干部职工破除固守宅田、看摊守业的保守观念,以诚信拓展市场,以质量打造品牌,全业务链开拓市场,积极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油田专业化队伍分布在新疆、四川、内蒙古、山东、天津等19个省市、自治区和伊朗、沙特、土耳其等10个海外国家,外部市场项目增至274个、人员8627人,年创收14.7亿元。在集团公司品牌创优活动中,中原普光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被评为“技术类优秀品牌”。
三、着力强根固魂，筑牢改革发展支撑
打铁必须自身硬。推进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油田党委牢牢把握国企党建“根”“魂”论断,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切实筑牢保障改革发展的硬支撑。
在责任落实上从严从实。紧紧抓住党建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抓党建“一岗双责”,区分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明确工作标准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巩固了一体两面做工作、党政协力谋发展的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建立常态化、信息化、全覆盖的党建工作考核体系,每季度开展一次日常考核,年底开展集中考核,考核结果与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年度绩效、干部使用、评先选优等挂钩,做到了压力层层传递、动力级级提升。20xx年,对年度考核的18个A档、1个D档单位,按照党政正职10%、班子成员5%的基本薪酬进行奖罚,对履责不到位的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了相应处理。
在干部管理上从严从实。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严格按照“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加强领导干部责任目标管理,制定容错纠错实施办法,树立了出力才能出彩、有为才能有位的导向。针对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的突出问题,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进行储备培养,择优任用年轻干部见习直属单位副职,为年轻干部成长进步创造了条件。加强退出现职领导岗位人员管理,细化安置渠道、待遇标准、监督考核等措施,促其发挥作用、树好形象。严格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切实做到严在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内培与外培、专题研讨与名家讲座相结合,分层分类加强干部培训,增强了各级干部任事担当、攻坚克难的能力。
在组织建设上从严从实。认真贯彻落实“四同步”“四对接”要求,围绕油公司建设、专业化改造、市场拓展,及时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对外部项目党建工作实行区域化管理,确保生产经营拓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覆盖到哪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推行主题党日活动,着力增强“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实效,党内组织生活的“熔炉”作用不断彰显。成立党建研究室,建设基层党建教育基地,建立以形势任务、党章党史、党员标准3次专题党课、1次自选主题党课为主要内容的“3+X”党课教育模式,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对1937个基层党支部进行分类定级,发挥先进支部带动作用,推动后进支部晋档升级,形成了创先进、争优秀的工作局面。
在正风肃纪上从严从实。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突出重要时间节点,坚持直属单位自查、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协查、纪检监察机构专项巡查、新闻媒体督查的“纠风四查”工作机制,持之以恒地反“四风”、正作风。深入开展处级领导人员“建夹”“画像”工作,建立全覆盖的廉洁情况数据库,动态掌握领导干部的活情况。扎实开展党规党纪教育和“算账式”警示教育,收到了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的良好效果。加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运用,科学界定每一种形态的适用范围和处置措施,用足第一种形态,用好第二种形态,用准第三种形态,尽量避免使用第四种形态,着力消除监管盲区。
四、维护和谐稳定，优化改革发展环境
和谐稳定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石。面对挑战多、困难大、任务重的形势,油田党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结合起来,为改革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和条件。
倡树向上向善的新风尚。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员工践行价值观量化考核,使宏观抽象的价值准则变为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坚持价值引领与实践养成相结合,广泛开展敬业典型选树、感动人物评选、志愿服务、道德讲堂等主题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油田先后两次在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培训班上介绍经验,第八社区盟城小区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宋丽萍爱心服务队被评为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她本人荣获首届央企楷模称号。
释放共建共享的正效应。扎实推进棚户区安置、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设置便民服务厅33个,让职工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充分发挥职工帮扶服务中心的主渠道作用,开展金秋助学、困难家庭入户调查等系列帮扶活动,建立以互联网、手机APP为载体的职工网络服务新模式,促进各类群体生活质量共同提升。加强“员工健康快乐双提升”建设,打造企业文化、公共文化、群众文化品牌,举办“心阳光·新幸福”巡讲、“与爱同行”员工心理关爱活动,提高了职工群众幸福快乐指数。
凝聚同心同向的正能量。坚持以文励志、以文化人,深入开展“十大健身广场聚和谐、百名石油作家颂中原、千幅艺术作品展辉煌”文化艺术“十百千”主题活动,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引领风尚。坚持和完善职代会制度,强化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质量体系运行,深化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对群团组织的领导,深入开展“走基层、访万家”“走基层、访青年、寻找最美青工”活动,更加紧密地把职工群众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
巩固和睦和谐的好局面。坚持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稳定工作,在油田官微开通公开信箱,搭建职工群众反映情况的“快速通道”。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阅批群众来信和机关政工部门承包基层制度,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树立“大稳定、大安全、大信访”理念,建立油地区域协作机制,强化治安联防、反恐联动、维稳联控、问题联治、平安联创,增强了职工群众的安全感。在特殊群体数量庞大、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稳定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油田连年保持政治稳定、生产稳定和队伍稳定。
社会治理 篇6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多元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把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决定当中，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把社会参与与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联系在了一起，明确地把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共治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自身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它们社会协同治理作用的发挥。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我国社会组织的现状进行一个基本的描述：
（一）数量不断增长，但是增速放缓
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最近这十年，就是2003年到2012年来看，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是逐年增加的，从2003年的26.6万家增长到2012年49.9万家。什么概念？现有社会组织几乎一半都是这十年内成立的，发展还是很快的，最近十年是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十年。虽然社会组织的数量是不断增长的，但是从增长率来看，2006年开始增长速度连年放缓，2010更是创下了2%的历史最低谷。远远落后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但是2011年出现了一个拐点，2012年增速更是大幅度提升，可以说在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强力推动下，社会组织终于开始扭转低迷的状态，正式迎来发展的春天。
（二）能力不断增强的，但是相对稚嫩
尽管是社会组织在不断的发展的，但是就目前来看，无论从数量以及发育程度来讲都是比较初级的。就数量来说，如果以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来考量，发展中国家基本在10个以上，发达国家就更多了，美国是52个、日本是97个、法国是110个，但是我们国家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只有3.8个左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差距也还很大。另一方面，世界上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员占就业人群的比例它也是有一个数字的，它可以占到4.8%～10%，我们只能占到1.1%，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定位困惑
在我国由于一些体制、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社会组织自身的行政化和商业化倾向十分明显。从我国社会组织的起源来看，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它们初始自主性的不足。很多的社会组织原本都是国家的一部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它们逐渐被剥离、与政府行政部门脱钩。虽然他们在自主性、民主性方面不断做出努力，不断增强对公众和社会的服务意识，但是依然不可避免地严重依赖国家。这种先天的“依赖关系”而非“平等关系”，使得社会组织习惯性地顺从政府的指示，否则便无法生存。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尴尬”的关系，使得他们对于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有着非常严重的困惑。
（二）资金短缺
我国社会组织大部分是自筹经费，经费供给渠道有限，保障力度不够，资金短缺是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一大瓶颈，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反映最突出的问题都是资金不足。政府资助力度有限，获得政府拨款的社会组织仅是凤毛麟角；而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形式，间接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的这种方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制度的建设也较为滞后。政府和社会组织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政府还没有从大量公共服务中“抽身”出来，实现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也无法通过“接手”公共服务来获得自身发展的资金支持。
（三）人力资源匮乏
社会组织缺乏固定的人力资源补充途径。社会组织与企业和政府相比不仅就业的稳定性差，而且报酬和福利水平明显偏低，所以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专业人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数据显示，从19个行业分类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类的年平均工资最低，仅为11738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8%。社会组织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影响社会组织整体的素质和能力。
（四）信任危机
社会组织当前的信任危机源于两个方面：政府和社会公众。对政府而言，因为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使得它在发展过程中很可能会“挤占”政府的传统空间，而且社会组织集聚的社会力量，很有可能会影响政府的社会基础。所以，政府对于社会组织一直以来的态度是，不过度限制、也不大力支持。对社会公众而言，目前社会组织较多地存在公益领域，公众参与程度不高，难以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同。而且，近几年随着“天价餐”“万元帐篷”“郭美美事件”等负面信息接二连三的曝光，使社会组织公信力大打折扣。
三、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思路
社会组织的发展，要依靠政府、社会组织自身以及公众等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政府要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把《慈善法》的出台作为最大的期盼，认为此法一出，横亘在社会组织面前的问题就会被一扫而空，社会组织从此就会走上康庄大道。但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仅仅寄希望于一部法的出台是不现实的，《食品安全法》就是前车之鉴，曾被寄予厚望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了几年了，现在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所以，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工作，也是同等重要的。这就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要把制度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不断进行完善。
第二，政府要加大扶持的力度。一方面积极推广社会组织的公益孵化器项目，针对初创期的社会公益类组织，为他们提供在开始阶段最需要的资源和平台，包括场地、办公设备、小额补贴、专业咨询等服务，帮助他们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的直接扶持。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间接的扶持和培育。购买公共服务的寓意其实很深刻，政府把一部分资金提供给社会组织，你可以跟我签合同，我给你钱让你做一些事情。此外通过购买服务，社会组织进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中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开始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市场交易，市场交易就是平等交易。
第三，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制度的完善、政府的扶持，都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第一步，就是要规范、强化内部管理。现在大部分社会组织在成立的时候，并不重视章程的制定。有的非常简单，为了应付登记草草了事，在实际工作当中，人事任免方面、财务制度方面，一旦有了争议、出现了问题，没有章程的约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非常麻烦。所以，规范化很重要。第二步，注重公信力建设。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决定了公信力是它们生存和发展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来自公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生命线。
第四，公民公共精神的树立。社会组织离不开社会这个土壤，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共精神的树立才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013.
[2]黄晓勇.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1～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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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篇7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政社分开,社会组织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 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 也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 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关如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有五个方面要点, 第一,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第二,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第三,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第四, 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第五, 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这五个方面全面概括了中央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对策, 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要以此为指导思想。
一、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政社分开顾名思义就是让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到社会事务管理当中, 政府不再包揽一切, 能够转移给社会组织来承担的职能, 都由社会组织来负责。从直观的感受来看, 如果将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比喻为赛场上的运动员, 那么政府在其中就应该扮演一个严格执法的裁判身份。政府不能参与比赛, 不能成为利益相关者, 保持中立、公正的态度, 从而使社会在一个公正的规则和秩序下, 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首先, 从职能范围划分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公共事务的合理配置。从个人或家庭的层面来看, 大部分的日常事务都能够由个人或家庭解决, 在这个层面解决不了的事务再交由社区或社会组织来承担。最后, 社区或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问题再交由政府解决。个人或家庭、社区或社会组织、政府是三个不同层面, 每个层面有各自负责的领域。因此, 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社会领域的事务, 防止职能越位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
其次, 从多元主体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形成多元合作机制。从历史层面来看, 一元的单一机制不利于竞争与合作, 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 将使得单一主体停滞不前, 缺乏前进的动力, 也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同时, 单一主体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 不利于学习与进步, 最终将导致整体社会效率的降低。因此政社分开符合多元合作机制, 主张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社会事务, 形成多元合作机制。
最后,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政府负责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 对于少数人群的特殊需求, 应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如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包揽过多, 将导致政府职能扩张, 行政成本增加, 有损社会效率, 政府并不能触及到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因此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 转移一部分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事务。
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政府购买服务的提出源于西方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福利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普遍的治理危机, 由此兴起了以公共服务改革为核心的政府改革运动, 并提出了“购买公共服务”, 即POSC (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 。中国在21世纪才逐渐展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学术界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义都比较趋于统一, 即政府将原来由自己直接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 (包括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非盈利部门和社会服务组织等) , 同时根据社会组织的等级、提供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对其进行评估的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首先, 从政府层面, 应选择适当的领域进行政府购买服务, 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 同时逐步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也要极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标准是, 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 都逐步过渡给有条件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方面, 应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条例, 不仅涉及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制度、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 而且涉及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投标规则、项目的评估和监控制度。只有从制度上严格约束政府购买服务的方方面面才能使政府购买服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其次, 从社会组织方面, 要不断完善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范围。不仅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 也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地方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政策, 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定期为辖区内的社会组织进行评级, 2011年顺德区开展第一批社会组织登记评估, 30家社会组织获得3A及以上等级。2012年进行的第二次评估有29家社会组织获得3A级以上登记。获得3A以上 (包括3A) 级别的社会组织, 才有资格承接政府放权, 获得政府向其购买服务。在评级过程中能够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 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最后, 从监管层面, 要健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 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在监督机构设置上, 可在各级人大下设立专门的“政府购买服务监督委员会”, 防止政府职能部门既负责审批政府购买服务计划, 又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进程、资金使用、预决算等情况的监督。
三、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是指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为社会做贡献为目标, 以知识、劳动、技术、时间等形式实现该目标, 不以获利为目的, 通过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的方式服务社会、贡献社会。从这个定义来看, 志愿服务组织指的是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目前在中国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不仅包括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而且包括大量未正式以志愿组织身份进行登记的组织, 如, 社区组织、企业组织、公益组织等, 他们提供志愿服务的规模非常巨大。因此, 我们在定义志愿服务组织的时候, 应将范围适度地扩大。为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政府必须实现职能转变, 通过制度、机构、运行机制方面的支持, 引导志愿服务组织朝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 增加志愿服务相关制度供给。目前志愿服务制度法律效力低、内容不全面等问题制约了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 必须制定一部针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统一的全国性法律。统一的法律不仅可以很好地规范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动, 而且为志愿服务组织跨区域合作提供制度基础。从法律内容层面来看, 应尽可能详尽地规范志愿服务活动, 包括志愿服务组织准入制度、保护制度、激励制度、监管制度等。在准入制度方面, 应尽可能降低志愿组织准入条件, 取消场地、人员、资金等方面不合适的限制。放开准入限制将促进志愿组织发展, 同时将原本非法的志愿组织纳入合法范围, 从而方便管理与监督。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可解除他们在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后顾之忧。在激励制度方面, 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将志愿服务时间作为社会公认的成果并以一定的形式进行补偿。在完善监管方面的法律过程中, 应明确监管机构义务与责任、设定清晰的监管标准和程序, 从而使监管落到实效。
其次, 加强志愿服务组织政府机构建设。一方面, 目前缺乏专业的志愿服务统一协调机构,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信息的共享、资源的整合、项目的协调。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志愿服务协调机构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 应尽快取消志愿服务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 使得志愿服务组织去行政化, 解除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束缚。
最后, 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监管制度。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监管不仅包括外部监督, 如:政府、媒体、第三方独立机构, 而且包括内部监督, 如:组织内部和行业内部。其中尤其要重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的监督力量, 鼓励发展更多的民间专业化监督评估机构, 并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公开、公正的排名, 从而使民众获得相应的信息, 监督志愿服务组织的财务状况、内部运作、项目开展等情况。
四、实现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中国目前采取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是双重许可制, 涉及登记制度的法律主要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特征可以总结为:归口登记, 分级管理, 双重学科, 限制竞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除法律规定需要前置审批外, 可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 简化登记程序, 促使更多的社会组织进行合法登记并合法地开展各项活动。严格的双重许可登记制度对社会组织成立与发展不利。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现象, 但实际上中国经过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实际数量的8%~13%。
较早对社会组织登记制度进行改革的是广东省。2012年广东省政府出台相应规定, 将双重管理体制改为许可与备案双轨制, 改革效果显著。广东省社会组织数量年增长率翻了三倍, 进入了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阶段。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重点在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 主要目的是降低登记门槛, 简化登记程序, 实现“宽进”。规定明确提到, 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 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 转变过去行政管制的思想, 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同时, 此次改革率先采用了登记备案制度, 即根据相关条件, 城乡基层群众类社会组织可采取法人登记、备案登记两种方式进行登记。备案登记是指针对那些会员数和活动资金达不到法人登记条件的城乡基层类社会组织, 采取备案方法, 即先进行备案, 待其发展到一定规模符合法定条件再进行法人登记。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为部分暂时缺乏条件的社会组织提供一个过渡平台, 在现实中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广东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的实践, 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政府改革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唐钧政社分开:解放和充分发挥社会活力中国社会报, 2012-11-21:3.
[2]魏中龙.政府购买服务的动作与效率评估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2011:14.
[3]编写组编著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11) :314.
[4]孙婷.志愿失灵及其矫正中的政府责任[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011:163.
社会治理 篇8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适应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面对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显现,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和新型社区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完善,重构新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变革过去那种以单位为主体、以行政权力和资源垄断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命令来推进的传统治理方式,汲取世界新的治理模式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当前,党对新涌现的个体企业、行业协会、合作组织等新型社会组织的领导力还不够强,加上目前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年龄老化、学历不高、综合素质偏低等问题,使党对基层社会组织的领导出现弱化的倾向。必须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有力有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二)适应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实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三大挑战:一是伴随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一方面,城镇化地区原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治理结构与高度开放的现代社区建设不相适应,面临如何解决外来人口有效融入当地基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人地分离,面临如何解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农村空心化”问题。根据《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广东省将有超过1300万人口进城,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3%,届时“农村空心化”问题将更加严峻。二是农村集体资产如何有效监管问题。一方面,已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地区,原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如何改革转型,建立适应城镇化发展的新形态;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面临集体经济如何在有效监管基础上做大,以支撑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运作。三是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如何维护农民居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广东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四类社区最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撤村建居社区主要因村集体资产分配不均、社保城乡标准不一等;新建住宅小区主要因物业管理、环境治理、政治诉求等;房屋拆迁类城市社区主要因拆迁补偿标准不一、迁建选址不符合部分人利益等;农地征用类农村社区,矛盾主要集中在征地补偿标准不高、内部分配不均等。这四类社区成为基层社会利益矛盾爆发的“焦点”。若引导治理不当,将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对新常态下社会基层治理构成重大挑战。必须将创新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摆在更重要、更突出的位置,把握群众利益的正当诉求,切实化解基层社会利益矛盾,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稳定基层治理秩序。
(三)贯彻落实“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视察时对广东提出“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广东省提出到2018年提前两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我省经济社会结构、城乡结构、利益格局等发生深刻变化,农村面临着村庄空洞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乡村治理失范等诸多问题,城市中因经济成份、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而导致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原有的基层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只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从根本上改变基层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基层社会治理不适应新常态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多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人民公社”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社区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基层社区在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公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呈现许多新特点、新趋势。
(一)治理目标法治化。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广东省积极推进基层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公正司法,不断优化基层政府职能设置、流程运作和治理能力,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初步构建起政府依法治理和居民依法自治有效衔接的社区治理机制。近年来,广东省改革信访制度,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鼓励群众依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互联网,依法、及时表达利益诉求,把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纳入法治化解决轨道,信访、越级上访量明显减少。
(二)治理主体复合化。广东省把强化政府治理主体责任、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发挥居民自治主体作用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点,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治理、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探索推进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模式,大力发展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服务类及社区基金会等新型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初步构建起多元参与、多元协商、多元共治、协调发展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目前,全省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类基层社会组织达数万个,注册志愿者突破700万人。
(三)治理手段多样化。一是价值观念治理。广东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二是社会规范治理。广东省高度重视运用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人,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三是调解治理。广东省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矛盾纠纷调解衔接配合机制,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四是互联网治理。我省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大力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初步构建起以信息化为支撑、以专业化为主体的矛盾调处机制。
(四)治理方式差异化。由于我国实施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一些新型社区,但大体上分成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两大类,城市社区又分为老居民区社区、单位型社区、村居混杂社区、新型住宅小区社区等;农村社区又分为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等不同类型。综合来看,基层社会可以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等四种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社区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很难用某种共同的方式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根据其不同文化特点、矛盾冲突、利益诉求,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分类施策,差异治理,就成为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五)治理制度系统化。在建立社区管理制度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等意见,省出台了加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等意见,逐步构建起与流动性和开放性相适应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形成了以发展谋稳定、稳定中求发展的基层社会稳定机制。在建立公共服务制度方面,统筹城乡,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逐步建立起“以块为主、以条为辅、以钱养事”并存的多样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推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方面,探索增强公共服务职能,实行政居分开,逐步建立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在发挥居民参与、自治作用方面,逐步建立起参与社区重大决策机制,建立社区民主选举制度,真正还权于民,有效保障了基层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
当前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广东省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在思想观念、主体定位、模式创新、治理手段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思想观念落后。当前,广东省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们政治诉求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形势更加纷繁复杂,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多变。一些基层干部在基层社会治理上存在“求稳怕乱”、“怕闹事”、“怕上访”思想,依靠强硬的“管控”、“管治”旧观念、旧思维求稳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没有树立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尊重人格的观念;一些地方政府只讲“维稳”,不讲“维权”,不善用法治、经济、民主、协商、新载体等新型手段、方法来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应对社会风险的创新能力不强。
(二)治理主体职能模糊。长期以来,受“万能政府”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乡镇、区街道基层政府充当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主角,管理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存在社会治理“过度行政化”、“头重脚轻”现象。村委、居委成为在基层政府办事的延伸机构,与其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功能属性不符,基层政府越位、错位管治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存在弊端,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县、市区,而具体行政性、事务性工作却由基层机构承担,事权和能力不匹配、权责不对称,村委、居委承担了过多不该干、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工作。
(三)治理管理方式落后。一些地方误以为治理就是收费、审批、处罚,治理的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在社会冲突中基层政府置于矛盾的焦点。一些地方误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对上访群众无原则的妥协,鼓励了群众用“大闹”、“重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基层治理陷入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恶性循环,群众信访不信法,恶化了基层的秩序生态。加上信息化管理落后,基础信息采集不及时、不互通互享,社会管理“高本低效”现象普遍。
(四)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滞后。治理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当前,我省“重管控轻制度”现象普遍,主要是在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基层治理绩效考核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落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城市地方政府习惯沿用“运动式”思维应付危机、冲突,习惯于表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修补,缺乏深层的制度变革动力,造成社区治理制度严重缺位。
完善我省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今后一段时期,我省要把基层治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分类治理理念,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治理与建设并举,为全省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可靠保障。
(一)县(市、区)对基层治理负总责,分类治理问题型社区。胡春华书记强调指出,县级党委是抓基层治理的主体。为此,一要明确县(区)委对基层治理负总责。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不是要将老百姓“管死”、“控住”,而是要从坚持社会正义、公平的角度尊重民意完善社会治理政策,逐步建立起地方党委负治理总责的制度化安排。二要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界定政府权力控制和社区自治之间的界限,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明确是服务型政府,把行业管理、社会生活事务管理等职能向具有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实现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变。三要重点治理问题型社区。对实施了村改居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社区,探索将合法的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有偿出让给村股份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对有干部因征地款、集体分红不均引发贪腐行为的社区,要依法严惩查处;对因物业管理不善、占用公共用地引发矛盾的城市社区,要引导建立物主委员会,加强社区的自治管理;对恶意上访、故意聚众闹事的社区,要依法严惩带头闹事头目,以维护城乡社区的和谐稳定。
(二)扶持发展社会组织,推进基层社会合作共治。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构建开放型现代社会组织生态系统。一要制订重点领域社会组织培育、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财政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意见,大力扶持发展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居民社区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二要积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区治安、环境维护、养老助残等群众急需的社区服务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推进网络化治理。三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开辟网络参政、议政渠道,同时加强对网络参与主体教育和监督,建立网络监督队伍,减少公民接触不良信息的机会。
(三)建立自我管理调节机制,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社区是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有机体。要完善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落实居民、村民组织的自治权,把基层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等事项归还给基层,使群众能够真正参加与自己利益有着切身关系的自治活动。要加大政务、事务公开力度,将群众关心、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进行公开,激发群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要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大力宣传基层自治的精神实质、目的以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让基层群众在政策宣传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对自治制度的认知,逐步培养基层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
(四)加快法制建设,构建法治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一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当前,要逐步完善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二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积极开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执法司法公开、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审判权运行机制、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改革试点,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三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核心是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重点是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基本经济、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保障等制度,以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四要开展法治教育。在农村、社区、企业、学校设立“法律工作室”、“道德法律文化墙”,树立法律权威,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强化法律对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
社会治理 篇9
(一) 基层社会的概念。
在我国, 所谓基层是作为政府与基层群众相连接的一条纽带, 基层社会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切入口, 也是一个国家是否稳定的关键点所在。基层包括行政区划分中的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一级。基层社会是社会的基础, 处在社会结构的基础部分, 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所谓基层社会指的是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和市区以下的街道、社区社会等。
(二) 基层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辨析。
一般来讲, 社会管理包括政府管理社会和政府服务社会两方面。政府管理社会, 就是政府依照规范的、系统的政策和法规, 管理和制约社会组织及社会事务, 是一种整合社会资源、整合全社会力量, 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组织化活动。政府服务社会是指, 政府自身提供服务或者购买服务来实现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基层社会管理是指:“基层政府 (一般指农村的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的街道办事处、社区) 依照规范系统的政策、法规, 管理社会组织及社会事务, 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应答社会诉求及化解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性为目标, 构建理性的、宽容的、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 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相适应、相协调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谈及社会建设时, 将社会管理及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列为重要内容, 同时也将其提升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议程上来。随着全党社会管理工作实践的开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 由“社会管理”上升到“社会治理”的新高度。二者虽只有一字之差, 但具有较大的区别:
1. 二者主体不同。
尽管社会管理包括政府管理社会和政府服务社会两方面, 但仍然以政府为主体, 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具体来讲社会管理的主体主要为, 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而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方面的, 可以是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甚至是公民个体, 也可以是以组合的形式呈现的。因此, 社会治理的行为过程也是多元的, 体现了民主的特征。
2. 二者承担责任不同。
社会管理的主体是政府, 所以政府负主要责任;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 各主体之间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 政府责任减少, 各类社会团体组织及私营部门的责任就越大。
3. 二者实现形式不同。
社会管理的主体主要为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从管控社会的角度出发, 形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形式;社会治理更加重视各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体现了民主的作用, 各主体间通过沟通协商达成共识。所以社会治理的实现形式是立体式的多元互动。
4. 二者实践路径不同。
社会管理的实现路径需要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部署社会事务, 一般具有行政命令的色彩。社会治理具有多种实践路径。除行政手段外, 还有市场调节, 社会团体手段等。例如,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起到引导作用并非管控作用, 非政府组织 (NGO) 等主动发挥作用, 加强各方沟通互动, 形成多种主体配合下的实践路径。
5. 二者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不同。
社会服务是嵌入在社会管理当中的, 政府提供社会服务时, 未能考虑到服务对象的诉求, 所以导致服务对象只能被动接受。社会治理强调满足服务对象的诉求, 以不断完善自身提供的服务项目, 被服务对象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表达需求。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社会治理在党的十八大后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人口老龄化、流动性大等问题使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冲击原有的管理观念及模式;社会阶层结构变化、阶级利益格局的形成等。这些新问题都给社会治理增加了难度, 并导致街道、社区机构冗余、职责不清、管理成本高、行政效率低下等。此外, 市、区一级政府职能部门将工作委派给街道和社区, 使得原本是派出机构的街道和社区逐渐演变成了准一级政府。从管理理念、服务意识、居民主动参与管理的需求上, 基层社会治理都存在跟不上的问题, 集中反映了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 改革创新已迫在眉睫。基层社会治理不同于上层治理以及国家政权的内部治理, 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节点的形式存在的, 基层治理得好, 离不开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面对不断出现而且特征明显的基层社会矛盾, 政府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 成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一个亟待完善的问题。
三、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经济发展速度快但质量不高。
近年来, 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 加强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打造“服务型”政府。但从各地基层政府的具体实践来看, 基层政府在落实社会治理政策时仍然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赶超GDP总量, 忽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为了经济快速增长牺牲了环境、就业、公共服务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层出不穷, 加大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
(二) 公共服务投入相对较少。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三,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从政府社会投资上看, 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 对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相对较少, 这种做法直接制约了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转型。
(三) 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的手段单一。
互联网发展迅速, 社会信息瞬息万变, 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应引进相关信息技术, 建立信息系统, 快速从社会信息中捕获重要情报信息并及时发布信息, 从而快速处理社会事务, 避免一些突发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有利于加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交流, 有助于提升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但从当前基层政府的具体实际来看, 政府部门不够重视对信息技术的应用, 信息化建设缺乏相应的财力、人力、物力支持, 技术设备落后, 信息渠道单一。
(四) 缺乏与社会治理相配套的政策制度。
由于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涉及到整个区域内社会的方方面面, 因此为提升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需要一系列完整配套的政策作为后盾, 但与基层社会治理相对应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一是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我国目前社会治理领域的相关法律仍不够完善, 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在很多社会治理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 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二是政府在制定社会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时, 总是习惯性作出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更加细化的内容, 没有严密的操作程序。
(五) 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
从各地基层政府的具体实践来看, 地方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不完善, 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缺乏良好的发展环境。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其一, 基层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态度存在偏差。其二, 社会组织的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小, 社会组织运作水平不高, 社会组织的活动领域有限, 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不高。其三, 社会组织缺乏独立自主性, 一些社会组织看起来相对独立, 但事实上是依附于行政机关的。其四, 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更倾向于活动前的审批, 而活动后的监管却得不到重视。
综上所述, 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必然, 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 运用何种治理模式、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是当前学术界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摘要：本文通过对基层社会、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等概念的辨析, 厘清了基层社会管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区别。党的十八大以来, 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如:人口流动加大社会治理难度、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冲击原有的管理观念及模式等。基层政府作为直接实施社会治理的执行者, 存在着经济发展速度快但质量不高、公共服务投入相对较少、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的手段单一、缺乏与社会治理相配套的政策制度、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等问题。
关键词：基层社会,公共管理,社会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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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社区社会治理研究 篇10
“社区”一词最早由我国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翻译自滕尼斯的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 社区一词从此为我国所接受。我国官方语境下的社区指的是“城市政府按照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双重标准进行拆分、组合后按照有利于施加管理规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加以划定的城区管理单位”。“安置社区”是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今天, 伴随城镇化的发展要求, 政府通过征地拆迁补偿的方式将原居住农民转移或就地安置。这一类社区的典型特征与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自我城镇化的社区存在发展动力的性质截然不同, 依靠政府投入而非自我发展的模式来进行城镇化建设。这一过程中伴随四个矛盾的出现:第一, 农民拆迁安置非自愿性;第二, 社区自治不足性;第三, 农民身份的转变性;第四, 生活习惯的不适应性。
为此, 我们走访了曾家镇龙荫社区, 这个社区属于拆迁安置社区, 大部分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离开原居住地在城镇定居, 政府在拆迁过程中按政策给予补贴, 并对居民日常生活给予一定的保障, 社区的发展状况与政府的支持存在很大的依赖关系, 属于典型的外力发展型社区。外力的作用不足和居民实际生活需求过高产生矛盾, 给龙荫社区的社会治理带来很大困难。经过前期的社区探访和社会调查发现, 一方面龙荫社区的很多小区存在物管费用收取难的问题, 住户原先都是农民, 小农观念浓重, 自扫门前雪现象层出不穷, 法制意识淡薄, 总是找各种理由不缴管理费;另一方面在从“熟人社会”搬迁到城市社会的过程中, 很多生活方式的不适应都会出现, 缴纳物管费的情况违背了农村生活既有的生活习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环境维护的积极性不高, 居民安全意识差, 生活习惯还延续原有的生活状态, 两极 (老人和儿童) 人群存在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等。
二、安置社区社会治理特点
(一) 社区自治能力薄弱, 行政化程度高。社区居委会本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社区组织行政化的倾向。一方面安置社区属于政府主导所形成的, 其生活设施、社会保障体系、环境卫生、劳动保障等还不能和城市社区同等待遇, 依然需要依靠政府扶持、借助外来资源的投入帮助发展城镇经济、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对于社区矛盾的解决依然依靠传统政策导向、社区负责, 社区资源整理力度比较低, 居委会解决居民实际问题能力比较低。所以, 居民委员会的自治能力被削弱, 代表政府处理社会矛盾, 解决社区问题的角色被提高, 行政化程度大于自治能力。
(二) 社会组织参与度低, 创新能力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很多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他们积极介入社会服务中来。在政府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下, 很多社区对引入第三方组织解决社区问题持保守态度, 对于专业社会机构观望不相信亦或者将希望全部寄托于第三方组织, 相互之间沟通路径稀少。 (表1)
提取表1 中信息可知, 大部分居民没有参加社会组织, 占比71.6%, 说明社区居民对于社会组织认识度不大。一方面体现在组织的行政化趋势、资源的不足, 否定了囊括全部意愿居民参加的可能;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宣传力度和方式不够, 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趋类性严重, 专业服务占比较小, 不能很好地切合居民实际需要。提取表2 中信息可知, 各型社会组织中居委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 占比71.1%;其次, 居民自发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占比68.9%, 其他社会组织在居民中发挥作用基本持平。所以, 社会治理需要重视居委会的作用并鼓励发展群众自发组织。 (表2)
(三) 居民思想意识差, 社区归属感不强。社区居民在社会治理中扮演核心的角色, 所有的政策制定、社区管理、社会组织参与等都围绕居民这个核心对象开展。小城镇的社区居民由于思想文化程度不高、工作繁重、家庭任务重等问题, 一定程度上闭塞了他们与外界群体沟通学习的机会, 让他们对于社区认识度比较差, 对于第三方组织的认识几乎没有。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带来困难;另一方面特殊的社区例如安置社区由于经济压力带来居民对于社会需求集中在物质的满足上, 对于其他形式的社区事务兴趣不大, 客观上为社区转移社区居民注意力, 缓和社区矛盾造成困难。在干部层面, 所有小城镇社会治理干部普遍年龄比较大, 这有优势也有弊端。一方面时间的累计为社区干部在社区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民意基础, 社区干部在处理社区问题上打感情牌且处理顺手;另一方面对于新时期社区特殊群体特殊问题, 社区干部在这方面除了逢年过节的礼品慰问就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了, 特别对于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智障者等特殊群体无法兼顾。所以社区干部专业基础差, 处理问题专业技术不足。
三、安置社区社会治理对策
(一) 转变社区治理结构。社区居委会属于群众自治组织, 却在现有体制运行下变成政府行政化机构, 成为政府的代言人, 这不符合社区居委会的法律责任。而新形势下, 安置社区还需要政府帮助协调资源, 维持社区秩序, 社区居委会完全脱离政府行政身份又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另外, 对于新形式下社区产生的问题变化快的特点, 行政手段和政策不能很好地服务百姓, 不符合新形势下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社区建设理念。所以, 我们建议社区能够分化出“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三个组织, 社区居委会依旧是社区居民合理合法诉求的代言人和发言人, 与居民是委托-代理关系;社区工作站是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 承担着社区的行政性事务, 将居委会从行政性事务中剥离出来;社区服务站是社区服务的供给者, 政府通过购买社区服务的方式对社区予以财政支持。
(二) 加强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监管, 提高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现阶段在重庆,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已经成型, 重庆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也迅速崛起, 在崛起过程中, 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于现实状况的估计评价不足, 社会服务购买比较盲目, 没有重心;另一方面对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的评估方式和标准没有成型, 导致社会服务行政化。再有社会服务机构的泛滥导致服务的雷同性严重, 盲目跟风和毫无目的的模仿导致服务价值严重降低。所以, 政府应该出台政策, 首先划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专业领域, 确定服务标准, 拟定评估方法, 组建专业评估团队对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进行专业评估, 防止浑水摸鱼现象的泛滥。
(三)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促进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居民的社会归属感强不强, 一方面体现在居民参与社区实务的意愿,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 逐步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其中公众参与是衡量社会治理程度的关键指标;另一方面在于有没有完善的社区文化, 融洽的社区氛围。通过对龙荫社区的调查走访, 50.5%的居民从不参加居民会组织的活动, 35.8%的居民偶尔会参加, 13.7%的居民经常参加。可以看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影响社区问题的化解。 (表3)
摘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大量农转非的安置社区出现, 在这些社区中, 居委会行政效率低, 社会组织服务不成熟, 居民社区归属感不高, 为安置社区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本文通过对曾家镇龙荫社区的走访, 了解安置社区的社会治理问题, 尝试探索消解安置社区社会治理问题。
关键词：安置社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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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篇11
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与制度改革进展
第一，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但总量仍然偏少、领域分布不均衡。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截至2013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共有54.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基金会3549个。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依然偏少。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发达国家平均为5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个，而我国目前仅4个。从我国社会组织的业务领域来看，教育、社会服务、农业及农村发展三个领域的社会组织最多，而医疗卫生、生态环境、弱势和贫困群体权益保障、对外交流合作等领域的社会组织较少。
第二，近些年来我国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一是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从2012年7月1日起，广东省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均改为业务指导单位（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外）；成立社会组织，直接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截至2013年初，全国19个省份开展或试行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9个省份下放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8个省份下放了异地商会登记管理权限，4个省份开展了涉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试点。
二是对社区社会组织探索实行备案管理制度。上海、山东、江西、陕西、宁夏、青岛等地实行由县（区、市）民政部门统一备案，由街道办事处（镇政府）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并履行指导监督职责的备案管理制度，使得大量活跃于社区、为基层群众服务但又暂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并进入政府的管理视野。
三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不断取得进展。在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最早于上世纪90年代出现在上海。随后，广东、江苏、浙江、北京等地纷纷开始探索在教育、养老、扶贫、残疾人服务等领域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成为许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方式。自2012年起，中央财政已连续三年开展面向社会组织的购买服务公开招标活动。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对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购买机制等作出规范。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
第一，社会组织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社会组织的法律，用以规范社会组织的只有四部行政法规（即1998年修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2004年修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1989年颁布的《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和一些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立法层级较低、法律体系构架不科学，与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符。从法规内容上看，现行法规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程序性规定为主，缺乏实体性规范，监督管理的规定多，培育扶持的内容少。
第二，规范社会组织登记的全国性法规尚未修改，登记“门槛”降低后面临管理机构建设不足的问题。多年来，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一直限制着社会组织的正常发展。虽然目前全国多个省份开展或试行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但全国性法规尚未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三部行政法规的修订还未出台，不利于社会组织登记改革的全国性推进。而且，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试点表明，由于登记“门槛”降低，社会组织申请登记数量上升，社会组织登记、规范管理和执法监察工作量随之增加，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人员欠缺、信息化程度低、自身能力建设不够等问题日益暴露。
第三，部分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由于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社会组织自我营运能力弱等原因，我国部分社会组织政社不分，无论是在人员构成、经费来源、组织结构方面，还是在运作规范、活动方式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大大削弱了社会组织应有的活力，影响了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如大量的行业协会商会都是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的，业务主管单位对其活动保持高度控制，并成为政府安排冗官冗员的场所，而行业协会商会本身为了从政府获得更多资源、维持自身垄断地位，也积极主动地依附于行政体系。一些官办慈善机构同样是地地道道的行政组织，借助行政力量、以行政化的方式进行慈善活动，导致其效率低下、管理不规范。
第四，社会组织监管体系不健全。随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的全面推开，社会组织数量的攀升，目前对社会组织重前置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问题日显突出。一是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登记管理机关精力集中于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业务主管单位侧重于对社会组织注册的前置许可，都疏于对社会组织的日常活动监管。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监管职责分工不清、缺乏各部门综合协调的问题。而且，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之后，业务主管单位还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其职能由谁来承接？如何做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二是对离岸社团、网络社团和草根组织等存在监管漏洞，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三是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目前我国关于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规章制度很有限，对信息公开的步骤、时限等具体操作程序鲜少涉及，并缺乏违反信息公开规定的惩戒措施。
第五，社会组织培育支持体系不完善。一是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方面还面临许多问题。目前的《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服务”仅限于政府自身运作的后勤服务，公共服务并没有被列入采购范围，购买的客体也不包括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尚无法可依；一些地方性的规定各行其是，缺乏统一规范。许多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财政支出还没有完全纳入常规性的财政预算，购买服务的资金不固定、来源繁杂。在购买机制方面，购买程序规范性不强，合作随意性大，服务评价和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购买标准不清、责任模糊，购买成本难以控制等。二是针对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缺陷。对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税种少、额度小、优惠面窄，许多还是个案处理，没有形成普惠性。三是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目前社会组织人才偏少、专职工作人员年龄老化、人才流失严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政府尚未出台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性意见。
第六，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薄弱。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我国现行法规对社会组织的自身制度建设并没有很明确完善的规定。《民法通则》对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建设毫无涉及，三大条例中除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的治理结构作出了专门规定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没有相关规定。实际操作中，大量的社会组织都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资金管理等制度。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社会组织党建管理体制不顺畅、党组织缺乏功能定位、覆盖面偏窄、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三、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对策
第一，大力加强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快修订出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充实实体性、操作性规定，制定社会组织分类登记的标准和具体办法，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和监督管理体系；推进慈善事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工作。加强相关理论研究，争取在适当时机推动社会组织专门立法。
第二，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加强登记管理机构建设。抓紧推进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的全国性实施，除成立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申请登记前仍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外，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加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特别要增强基层一线的登记管理和执法监察力量，大力推进登记管理的信息化。
第三，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限制行政机关和财政供给事业单位参与发起成立社会组织。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与行政机关脱钩，禁止现职国家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商会中兼职，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户。引入竞争机制，开展“一业多会”试点。积极推进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将其行政等级化的组织模式转变为扁平化的组织模式，将工作人员的行政级别改变为非行政机构的职级制。
第四，健全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在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事中事后监管。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年度检查、日常监管、执法查处等职能，指导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和社会评估；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社会组织在本行业的活动规范，通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资金扶持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其他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对社会组织实施监管。探索建立针对离岸社团、网络社团和草根组织的监管办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
第五，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支持体系。一是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体制机制。修订《政府采购法》，将公共服务纳入采购范围，将社会组织纳入购买客体；可考虑出台专门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法律法规。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及监督评估、绩效管理体系。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保证资金投入和使用的稳定性和规范化。二是落实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简化税收减免程序，扩大税收优惠的种类和范围。三是大力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社会组织人才的人事管理、专业培训、人才评价等规定，打造一支职业化的社会组织人才队伍。
第六，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一是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健全社会组织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及选举、议事、财务等各项制度，强化章程的核心地位，建立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负责人管理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加强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建设。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模式，扩大社会组织党组织的覆盖面，引导社会组织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社会治理 篇12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社会自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创新社会治理,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次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 一字之差, 却反映了当前中国治理模式正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激烈的问题, 当前更需要创新社会管理,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社会发展角度看, 一个好的社会治理框架能够让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可通过自我治理解决, 同时政府也具有强大的权力和健全的社会管理体系, 因时制宜地解决各种冲突。厦门市作为率先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地区, 社会发展面临着“中等收入社会难题”, 即民众离政府越来越远, 但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多;民众对权利的要求越来越多, 但自身的责任感越来越低。这表明以往政府包办社会的模式难以为继, 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迫在眉睫。为此, 厦门市海沧区作为试点, 尝试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一、香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经验借鉴
香港社会治理起步较早, 现金运行得较为完善, 其本质特点是“半行政、半治理”, 即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并在社会治理多元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方面, 形成了以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为后盾的运行制度机制。
(一) “小政府”的职能定位
在香港社会治理中, 政府的重点在把握方向, 制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承担社会治安、义务教育、医疗、公租房建设等公共服务。而其他具体的社会服务, 则以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或其他社会服务主体承担。这体现了香港社会治理非政府性的特点。具体来看, 香港的区议会、社区管委会和社区服务组织, 构成了香港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 使社区民主自治的功能得到充分展现。与此同时, “小政府”的职能定位, 为社会释放出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 使社会蕴藏的巨大能量得以有效释放, 并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经常性的文明宣传教育, 有效维护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自律性。
(二) 协同共治的大格局
香港社会组织被香港政府列为除政府和非政府法定公营机构以外的“第三部门”。且这些大部分是发展成熟、功能齐全、管理完善的大型社会服务组织, 年服务量高达千万人次。此外, 宗教慈善机构、家庭服务中心、老人活动中心、老人护理中心、青少年事务办事处、家务助理服务队等其他社会组织, 都是维护香港社会和谐稳定和广大居民安居乐业的担纲者。香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企业、社工、义工及社会各方协同共治, 具有鲜明特点。
因此, 创新社会治理应借鉴香港经验重在划清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 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多元化、市场化, 同时要着力强化社会治理转型的文化支撑。对此, 海沧区在吸收了香港社会治理优点的同时, 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提出了不少新的举措, 如提出“微自治”理念, 根据地域相近、利益相关、兴趣相同等原则, 以小区、网格和楼栋为单元, 创新“微单位”, 提升自治效能等等。
二、厦门市海沧区当前社会治理的不足
(一)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导致社会治理失衡
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 海沧区实现了从小渔村向现代城镇的大跨跃。然而, 正是经济社会的极速变化导致了经济、社会与政府的失衡。与此同时,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也在不断增大, 民众对政府的抱怨、指责和不满增多, 甚至发生了一系列影响稳定的事件, 如2007年发生的PX事件等, 接连不断的问题表明海沧传统的思维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
(二) 城市进程不断推进, 城乡融合问题凸显
20多年来, “以乡补城”的发展模式促进了海沧经济的大跨跃, 但由此衍生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也逐渐成为海沧持续发展的桎梏。失落的乡村 (仍有2/3面积属于农村的实际) 和失地的农民叠加交织成一道道治理难题横亘在海沧面前, 遗漏的农民与农村也未能有效地纳入现代化发展中来。如何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 实现岛内外一体化, 成为考验我们自身能力建设的一大挑战。
(三) 外来人口不断涌入, 新老融合面临挑战
2013年海沧区总人口45万, 其中流动人口近30万, 是户籍人口的2倍;一些街镇外来人口的比重更高, 如新阳街道, 外来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1%。而外来人口众多带来的治理问题给城市的治理与发展带来了挑战。
(四) 对台交流不够深入, 两岸融合有待提高
作为全国设立最早、面积最大的台商投资区, 海沧的台胞人数众多。两岸民众在文化、宗亲等方面开展了丰富热络的交流, 但经济交流多、社会交流少, 社会交流更多的是停留在面上。在积极借鉴台湾社区营造经验, 发动台胞参与社会治理、融入社区建设方面仍有较大不足。
三、厦门市海沧区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实践
海沧区政府在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实践中, 始终围绕党的十八及三中全会的要求, 并在党的核心领导下, 总结自身不足, 通过学习香港、新加坡等地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经验, 提出海沧区“一核多元、互动共治” (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 多种社会组织互动共治) 的社会治理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破解“政社失衡”难题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实现政府自身改革, 还要对社会的转型需求做出回应, 这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路径。海沧区以互动共治为目标, 一方面以体系改革推动层级衔接, 建立区统筹、镇街治理、社区服务、自治单元微自治的四级联动体系, 推进行政与自治的衔接;另一方面以机构改革推动管治衔接。同时通过理清组织体系、优化行政机构, 推进社区自治。截至目前, 海沧区已将面向群众的83项行政事项全部下放社区,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并创造性地将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协商中心、求助中心、调解中心、应急中心引入行政服务中心, 形成“5+1”功能叠加, 搭建起全方位、一站式的政务综合体。且依托政务综合体平台, 简化审批程序, 将行政审批向一个窗口集中, 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 发展各类协同组织, 破解“一元管理”难题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从根本上实现理念的转变和共识的凝聚。海沧区通过引入政企合作、政社合作、社社合作大力提升社区自我调节能力, 扩大社会自主空间, 推动社会治理体制优化升级。
首先发挥海沧区近千名台胞聚集优势, 加强交流合作, 密切两岸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互动交流, 鼓励台胞参与社区民主选举和社区事务管理, 推动共同治理。其次通过扩大购买服务, 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和引导,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再次积极培育和引导各类社区组织, 通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实现社区的和谐有序。以洪塘村为例, 自2013年8月成立道德评议会以来, 成功化解16起邻里纠纷, 防止民转刑案件3起, 化解成功率100%, 实现了“无越级上访”、“大小事不出村”,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讼社区”。
(三) 创新微治参与形式, 破解“主体缺位”难题
在以往管理的过程中, 一般以政府为主导, 但不见群众作为主体参与。为此, 海沧区重点培育居民自主、自助的意识, 以“微治理”改变以往“等、靠、要”的惯性思维, 在划小单元、确定内容、丰富载体的基础上, 最后形成行动, 建立完善的微治体系, 激发群众参与的內源动力。
所谓创新“微单元”首先是根据地域相近、利益相关、兴趣相同等原则, 创新“微单元”, 以小区、网格和楼栋为单元实施自治, 使自治真正运转了起来, 从而提升自治效能。其次着眼“微事务”, 打破原来社会建设就是大拆大建的惯性思维, 从关系民生的小事做起, 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撬动自治热情, 在“微事务”中培养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行为能力, 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再次立足“微平台”搭建群众参与平台, 让群众参与到治理中来, 建构了社会治理的新方法。
(四) 建立互动共治体系, 破解“人走政息”难题
海沧区在社会治理改革中, 以联动为核心, 以协商为基础, 以法治为依托, 以动力为保障, 将参与内化到群众和政府的行为当中, 变“运动式”治理为“常态化”治理, 以体制机制建设确保社会治理工作走得远、走得好。
首先, 创新协商机制, 夯实共治基础。海沧区通过建立政府与群众的协商机制, 引导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 以制度建设拓展民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破解基层治理中的“零参与”问题。其次, 建立联动机制, 提升共治效能。海沧区通过完善政民、政社和两岸联动机制, 构建政府、社会和居民共进格局, 形成纵横关联的行动合力, 确保治理创新取得实效。最后, 健全法治机制, 建立共治保障。海沧区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改革环境、完善制度保障,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工作, 将依法行政和依法自治结合起来, 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