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共11篇）
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 篇1
对于“社会治理”这个名词马克思并没有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多部著作之中对于“社会治理”都进行了阐述。它将社会治理客体论、社会治理原则论、社会治理目标论、社会治理主体论以及社会治理方法论,这五个内容在其内部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逻辑清楚、层次分明的表述,最终形成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科学体系。“社会治理的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并且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关于社会治理内容的思想体系,更重要的是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实践、科学性、人本性以及批判性等多方面的特征。
1.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具有科学性特征
1.1社会治理思想体系的科学性体现。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科学性特征体现在逻辑的严谨以及体系的完整,其中,满足人的的需求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它的根本是建立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的,协调好利益关系是关键所在,提供服务是基础内容。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五论”方面,“五论”内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
1.2社会治理方法的科学性体现。社会治理的监督、公共服务的提供、社会政策的制定以及利益关系的协调是马克思社会治理方法的重要内容,通俗来讲每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社会治理的监督:对于人们选举出来的干部要进行监督;公共服务的提供:为了实现更好的治理国家以及服务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理想,应该为人民和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社会政策的制定: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应该注意做到公平合理;利益关系的协调:当有利益关系发生时要做好协调工作。
1.3社会治理理论基础的科学性体现。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它使社会主义者不再只是空想,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的基础,也就是将空想变成了科学的基石,始终以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坚持内容。
2.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具有实践性特征
2.1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无产阶级国家社会治理的措施。无产阶级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的国家,其社会治理的根本就是人民的主体性,马克思针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治理进行了原则的总结,包括人民主权原则、社会公仆原则、议行合一原则和廉价政府原则。无产阶级政府要承担起多个方面的公共职能,即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一般管理、以及社会保险与保障等。另外,为了保证人民的权利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应该实行人民选举、选举以及监督等制度,这样一来可以防止居心叵测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人对人民进行欺压,所以无产阶级国家的治理思想是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2.2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源于实践的,但是同时理论又高于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规律是一切的出发点,可以指导实践并且对未来进行预测,通过对资产阶级国家治理过程之中许多弊端的剖析,再对无产阶级社会治理措施进行论述,同时也对未来的共产主义进行了预测。人民群众永远都是社会治理最为根本的动力,同时也是实践的主体,这一点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应该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将改善民生问题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将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为目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
3.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具有人本性特征
3.1社会治理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起点。人是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应该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通过不断的利益协调来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维护。例如巴黎公社规定了官员的最高薪额,并且为了协调利益均衡还提高了低工资工人以及教员的工资,马克思主义治理社会的思想认为所有政策与策略的制定都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出发的,应该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利益关系的协调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利益主体矛盾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协调与解决最终都是想着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向发展。由于每个人生长环境以及劳动能力等多个方面都存在不同,所以才会出现收入差距,为了使收入差距不断减小,需要通过税收以及社会保障等政策完成。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与其他社会治理思想的本质区别就是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
3.2社会治理的归宿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的主体,所有的社会治理最终都是为了使人能够更好地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在发展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所谓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指人的需求与能力以及社会关系以及个性等多个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4.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具有批判性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是相互促进的,二者之间都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主要表现在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唯心,资产阶级国家社会治理存在弊端,以及揭露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谬论等三个方面,贯穿整体的就是批判。
结语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特征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人本性以及批判性等特征,其中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社会治理思想体系的科学、方法的科学以及理论的科学等方面;实践性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措施是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是理论与实践想结合;人本性体现在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等方面;另外批判性贯穿了整体。
参考文献
[1]马俊峰.《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向度及方法论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 篇2
作者：詹鹏宇
乡村社会指乡或镇一级管辖范围内的社会。治理不仅包括政府的管理，还包括社会自我管理，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当前全面落实党的“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乡村社会治理是重中之重，这里生活着6.7亿人，另有2.2亿人虽然居留在城市，但决定他们福祉的根本之地还是在乡村，如农民工。因此，探讨乡村社会治理之道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市场化条件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分析
市场化是指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被用于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种状态。30多年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冲击、侵蚀、洗刷、重组着我国社会原有的一切秩序。乡村社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在政治上确立了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在经济上初步完善了乡村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然而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社会，因为以下因素的制约，仍然难以摆脱弱势地位。
一是农业产品价格的“蛛网震荡”导致的市场失灵。乡村社会经济以农为本。在市场化条件下，农产品价格因特殊的生产、供需条件导致周期性波动：这类产品生产周期长，其决策依据现实销售价格刺激下产生的预期，而实际市场价格却取决于前一周期的生产规模。某个较低的初始供应量导致了较高的第一周期价格，而这一高价将刺激生产，使第二周期供应量大为提高；第二周期供大于求的结果会把该周期市场价格压至均衡水平以下；这一低价又会抑制生产，使第三周期供应量也低于均衡水平，从而推高价格„„如此循环，在PQ坐标系中便形成了一个蛛网状图形，人们称之为“蛛网震荡”，或“蛛网循环”。“蛛网震荡”加上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型供给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业、农民会处于弱势。
二是分户经营的合作难题。由国家确立的乡村社会基本经营体制，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确定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力和土地被分割成零星小块，限制了乡村社会更深入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市场失灵与合作难题双重制约下的乡村社会，生产与生活陷入高风险和低水平发展的困境。家庭经营受限于规模太小，绝大多数只能提供农业初级产品，无力（资金、技术、市场信息、销售渠道）向后拉长产业链，生产出消费品，导致乡村社会单一的经济结构及对城市经济的依附。合作的高成本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强化了乡村经济的弱势地位。同时，离散型、原子化的市场主体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提供乡村社会公共物品，如生产所需的道路、农田水利，生活所需的环境整治、文化设施建设，而公共物品的缺失和不足，更进一步限制了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由此导致，扶贫越扶越贫，年轻一代以脚投票大量涌入城市。
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构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
从治理角度而言，解决农产品市场失灵问题的办法是拉长产业链，或仓储分时销售，对陷入蛛网震荡的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通过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方式避开或削弱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失。而这需要在分户经营的基础上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解决乡村社会合作难题，同样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解决乡村社会公共物品不足问题同样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虽然说当前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积累时期的发展，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水平，具备以工哺农的财政能力。但是，国家财政能力再雄厚，也决不可能解决9亿农民的公共品需求，离开了农村社会自我组织，乡村公共品供给是难以优化的。农民组织起来，对于增加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改善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从治理的本义出发，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也是农民治理和治理农民的题中之义。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参与。
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但这次农民组织化不同于传统和人民公社时期，传统的中国农村依靠士绅和族权势力组织农民，人民公社依靠国家强制组织农民。在这两种组织形式，农民只是依附听令，很少个人利益追求。市场化条件下组织农民，依托的是市场分工引致的利益分化，农民因自身利益追求，自行组织各种机构，行使一定职能，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本质上这种组织是介于国家政权和个人之间，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公共组织。
理想状态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国家政权、社会公共组织、个人三位一体的共治模式。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主要是指培育和发展具有一定作用范围和职能的社会公共组织。在乡村社会，按功能划分，农民组织应在3个方面提高组织化水平：一是政治维权组织。如农会、消费者协会等。二是经济合作组织。如帮工队、生产互助小组、专业合作社等。三是文化生活组织。如红白理事会、老人协会、秧歌队、农民技术协会等。
农民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不仅有助于农民掌握和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他们在日益全球化的大市场中的适应能力，而且有助于分散的农民与大市场的连接，与其他利益体建立对话。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建立政权与农民之间、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有效联系，达到共同治理，促进乡村社会基层民主建设和促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的目的。
发挥乡镇政权的作用，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机构改革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乡镇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考虑乡镇政府职能问题，要从农村工作的现状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出发，重点强化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从实际情况看，随着乡镇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可支配财力减少和职能转向乡村社会稳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村社会出现“官权退、民权进”的局面。乡镇政权迫于节约行政成本、弥补履职能力不足的压力，主观上有着发展农民自治组织的动力。传统上，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结构，使得乡村社会组织资源相对稀缺，除了国家政权组织外，很难说有什么像样的“民间组织”，因此，乡村社会农民的再组织客观上仍不得不依靠乡镇政权的大力扶持。
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 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作为党治国理政中“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属于国家治理体统中的文化治理，亦对其具有定向导航、凝魂聚气、评判调节等功能。
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单向过程，它已融入一个多向互动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越来越受到世俗民主政治发展、社会转型和全球化浪潮的影响，文化的多元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提出了挑战。
（一） 社会生活世俗化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挑战
我国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及社会政治文化世俗化和理性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满足于平安与舒适，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成为当今社会大众追求的重要生活价值目标，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缺陷与宏观调控的局限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
（二） 文化多元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挑战
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及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必然会反映到文化领域中来，必然通过社会文化的折射呈现出来，并导致文化本身的分化和多样化发展。如，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在内容上和话语上的多样性，客观上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调侃，在市场上不断挤占主导文化，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此外，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
（三） 西方社会思潮泛起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挑战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互渗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挑战。西方社会思潮的涌现，在理论与现实的层面上，使不同阶层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困惑、忧虑与迷茫，一些错误观点如“意识形态中立论”等占据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缺少了以往的坚定信念，动摇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基础。
二、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两大关键
当前，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复杂的形势，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重点在提高意识形态的领导能力，核心在提高意识形态的法治化建设。
（一）不断提高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能力
1.不断提高党对自身意识形态体系的主导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不是天然的，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提高党对自身意识形态体系的主导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已经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科学的意识形态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要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化话语体系构建能力，努力形成易于被民众和党组织成员接受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话语权赢得主导权。要不断创新意识形态传播媒介加快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融合，探索多样化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构建互联网时代“微时代”[2]的立体化意识形态传播格局增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不断提高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2.不断提高党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调控力。
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调控要遵循意识形态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重点是加强社会整体意识形态掌控力。[3]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利益和共同愿望，体现了不同阶层、社会群体价值观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意识形态建设，能够在思想意识领域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反映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群众价值诉求的信仰和规范，从而构筑起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基础。
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其自身意识形态就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但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执政党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地变成全社会的意识形态[4]。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已表明，意识形态的垄断必然会造成社会共同价值的分裂，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要在 “一元 ”和“多样”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在一元中求多样在多样中立主导，促进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发展。
3.不断提高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当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认同，但同时，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也汇成了各种意识形态涌流，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党要加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底线思维尊重差异，鼓励多样，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协调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各种关系和资源 [5]推进不同意识形态的融合与创新，使非主流意识形态朝着健康的、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在法治化的指导下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法治化
当今中国由政治向法治的转型恰逢其时，如果在这个时期不向法治社会转型，当出现更大矛盾的时候， 再想起实行法治， 可能就晚了。[6]尤其是改革开放30 年的成功，使得我们可以把法治作为深化改革的目标，用法治促进社会转型与发展，必须用法治意识形态替代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权力政治应该转向法治政治，在意识形态法治化过程中，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占据着核心地位。
三、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三条路径
（一）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一方面，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另一方面，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这样，才能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抵御能力，才能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二）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
要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确保公有制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之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三）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
要搭建起各阶层意识形态的对话平台，处理好坚持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社会思想多样化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包容多样，化解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只有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显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5.
[2]唐绪军.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陈婷，陈海春.加强领导干部文化建设能力的必要性与实现途径[M]领导科学论坛，2013.
[4]李清芳.对提高执政党领导意识形态能力的几点思考，理论导刊 .
[5]金坤城.论意识形态管理理念的创新[J]理论探讨， 2013.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篇4
(一) 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任何政治因素毫无疑问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因素上来。社会治理也不例外, 应当与所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相匹配, 恰当反应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 只有总体把握社会经济状况, 才能有效选择社会治理的模式。
社会治理在基本概念上分为广义和狭义。社会治理从广义上说, 是指管理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而狭义的社会治理则指除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外, 仅限于与之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管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定义, 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进行管理, 主要目的是促使社会系统协调运转, 促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全面协调发展, 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谐有序进行, 达到对社会治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共同价值的基础上, 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 他们通过共同协商、研究、决策, 最终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模式。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与社会价值, 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 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 立足我国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情况, 同时考量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三个层次, 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治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管理主体通过计划、组织、服务、领导和控制,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协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发展, 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社会活动。
(二) 社会治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上, 通过治理活动对社会的人、财、物资源合理配置, 有效协调产、供、销等市场要素, 实现生产力科学组织与发展;在社会属性上, 有效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 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善的社会关系, 使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的价值与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公共利益,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使社会发展有序、健康和高效运转,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张康之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一文中曾经论述到, 虽然公平、公正、秩序与服务、效率、和谐等, 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 但是,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 这些基本价值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1]。在传统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秩序方面。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效率。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 其他的核心价值都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种价值。社会治理反映了能动与被动、自发与强制, 以及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 是秩序、规范与人性的综合反映, 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 有效发挥社会庞大系统工程的功能与作用, 重要的是,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社会平衡的调节机制, 遏制、减少与消除反社会的行为,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与全面发展。
(三) 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 在传统社会里政府是主要的方式, 在治理的方法上多呈现为人治, 它们包揽一切事物, 对社会实施组织化管理, 以至于弱化了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 造成管理效能低下, 寻租现象严重, 出现了畸形社会发展的不良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管理主体, 它与政府协同治理社会, 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所言, 统治是政府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而治理是一种靠共同目的为支撑的活动, 其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 同样也并非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2]。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各级党委, 作为执政党, 党委对社会治理具有领导作用, 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由于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 党没有特殊的利益, 所以, 党本身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 因此, 作为党的具体化的各级党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二是各级政府,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 它与党委一样, 能够有效调动不同社会资源, 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代替。三是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新型社会治理主体, 其产生和发展打破了政府治理的唯一模式。一般而言, 政府治理具有强制性, 而社会组织的治理具有非强制性, 因此, 面对纷杂的社会状况, 社会组织治理比较政府治理而言有其优势。但是, 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时间不长, 尚不发达, 故其对社会治理的功效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据统计, 截至2010年底, 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3.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 法国达到110个, 日本达到97个, 美国达到52个, 阿根廷达到25个, 新加坡达到14.5个, 巴西达到13个, 而我国仅为3.37个[3]。四是公民, 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被治理者, 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教育公民, 将其纳入管理主体的范围,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进一步发挥自治功能, 才能实现有序社会目标。需要说明的是, 当前有一种怪论, 即崇拜西方的社会组织治理和公民自治, 而忽视与排斥政府治理的作用, 这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小政府、大社会”, 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 或许是一种进步, 但过分迷信或夸大社会组织的作用, 有意或无意的削弱政府职权, 很有可能使社会管理误入歧途。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判断, 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不可反驳的公理性论断。就我国而言, 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是人民协议选择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 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这表明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个领导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正当性, 这种正当性决定了它具有独占性、不可阻碍性、不可抗拒性和不可侵犯性。意大利学者普特南提出“强社会、强国家”[4]的治理模式受到北欧多国政府的青睐, 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构建党领导下的科学、普惠、普适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苏东剧变、人亡政息、社会倒退就是忽视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力量之恶果。正如学者陆文荣所言:“在中国,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其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 政府这只推手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 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四) 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 有人称之为社会管理, 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治理, 甚至有人认为三者系三种社会治理模式, 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模糊认识。笔者认为, 三者虽然表述不同, 但在性质上具有同一属性, 基本涵义也大体一致。首先, 目的相同。均是为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作用, 促进秩序优化和社会和谐。其次, 主体相同。即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和混合的管理主体。其三, 方法相同。即均采用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手段与方法, 对社会进行治理。当然, 三者的不同表述也表明了治理策略与重点上的不同差异:社会管理侧重于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 强调其主导性价值;社会治理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承担, 强调其共同性价值;而公共治理更关注于公共政策、公共关系和公共产品, 强调其公众性价值。
当前, 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宏观上的问题, 也有微观上的问题;既有治理主体与范围上的问题, 也有功能与机制上的问题。朱勇同志将其总结为“七重七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重物质丰富、轻思想道德;重静态治理、轻动态治理;重各自为政、轻通力协作;重普遍管理、轻特殊治理;重治理管控、轻服务尊重;重实体治理、轻虚拟治理[6]。围绕上述问题与差距, 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任务:一是增强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的认识,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 有效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遵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 立足中国现实, 放眼世界变化, 继承和发展传统治理方式, 吸收国际文明发展成果, 使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工作协同, 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
(一) 社会治理模式的分类
向春玲教授认为, 社会治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治理型模式和社会自治治理型模式, 认为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应当归属于政府主导加上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3]。学者张康之则认为, 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来看, 它的发展趋势是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的模式是用权力去治理社会, 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来治理社会, 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德治”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 提倡人们用道德治理。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 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以权治为主, 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以法治和德治为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是以法治为主, 但是在法制健全和规范的情况下, 也有着权治的内容, 而德治是被排除在外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德治为主的, 但它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当然, 在管理过程中, 也会包含一些权治的内容, 但权治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 并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且不经常使用。不论对治理方式如何表述, 但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 在主体上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方式方法上内容更加丰富, 在治理功效上效果更加明显, 正如学者孙晓莉所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7]不仅如此, 在目标追求上, “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 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或实现宪政制度创新。”
(二)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 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 倡导社会的共同精神, 即坚持政治平等, 鼓励团结与合作, 提倡信任和宽容, 强调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社会治理的路径, 学者陆文荣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 培育时代新公民;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既利用政府的组织资源, 又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且进一步认为,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这两种社区治理模式, 作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继续发挥其功能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实践需求。学者杨党校认为, 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相应的, 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治理方式演变, 在路径与对策上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转变政府职能, 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 (2) 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 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 (3) 根据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 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多元治理; (4) 倡导公共精神, 加强道德立法, 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
当前, 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上的难题:一是社会组织正在孕育和发展之中, 其功效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有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因此,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合理的支持, 促进其成熟, 并因地因时制宜, 在党委和政府的监管之下, 逐步让社会组织承担适当的管理职能。二是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 包括商会、行业自治尚不成熟, 与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很多地区自治功效徒有虚名, 一盘散沙, 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与责任。应当重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家族领袖的作用, 让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真正立足于基层社会。三是政府治理滞后, 应当更新观念, 创新模式, 强化职能, 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变动的新形势、新任务下, 应当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提升治理能力, 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 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三) 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分担
江平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有四条主线:一是人治和法治, 二是国家与社会, 三是公权和私权, 四是从法制到法治。难能可贵地从法学的视角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抓住了要害与症结, 展望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的进步。比如江平教授在解读国家与社会问题时认为, 以前国家对社会治理干预过多, 经济计划完全由国家行使, 甚至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教育、婚姻、生育等一切都没有完全的自主权。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生了大的变化, 给予社会和老百姓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 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 国家不应该任何事情都加以干预, 在经济发展、家庭婚姻等方面应有自主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改变, 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放权让利, 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国家不再来干预一切, 在教育、医疗方面社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指国家依靠强制力来进行管理, 强调社会的作用更多地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转变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是国家实现专制的工具, 现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工具。
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所以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正如学者马小红所言:“中国社会的治理以人情为核心, 以道德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里及表为主;西方社会则以理性为中心, 以制度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表及里为主。”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党委、政府管理社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 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社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 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 建立起政府治理为主导, 社会各个部门与群体共同参与, 民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协调联动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 即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正如张越同志所言:“同频同步、共振共鸣、应时应变、自省自觉”, 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孙晓莉提出了多元社会治理的观点, 认为其基本内涵包括: (1)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既包括政府, 也包括一些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角色, 近几年, 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市场化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 其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2) 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 其中既包括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也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包括,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 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等。我国治理结构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思想, 一是主体多元, 既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执法、司法群体, 又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权力机关, 还有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方法复合, 既包括行政手段、司法手段, 也包括群众自治方式;三是以法治为基础, 该体系运行既反映了事权的运作过程, 又体现出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3, (5) :20-23.
[2]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向春玲.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EB/OL]. (2011-03-07)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086754.html.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陆文荣.社会管理:概念界定和中国经验[EB/OL]. (2011-03-02)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147193.htm.
[6]李光明, 陈丽平.朱勇代表:创新社会管理要避免七重七轻[N].法制日报, 2011-03-05.
社会组织化与社区治理研究 篇5
在行政改革日益向社会治理模式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化是一个必然的社会内部结构变革的基本特征.而在社会整体的组织化格局中,社区组织化对于社区治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文章以治理理论和社会组织化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阐述社区治理的本质和社区组织多元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介绍我国现阶段社区组织的现状,发现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为培育社区组织和实现社区治理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作 者：胡仙芝 罗林 Hu xianzhi Luolin 作者单位：胡仙芝,Hu xianzhi(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北京,100017)罗林,Luolin(北京科技大学,北京,100080)
刊 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年，卷(期)：2007 “”(11) 分类号：C4 关键词：社区治理 社区组织 现状 对策★ 浙江省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
★ 环境监测与治理简历
★ 环境污染与治理社会实践报告
★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工作总结
★ 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简报
★ 大气污染治理倡议书
★ 农村环境治理倡议书
★ 扬尘治理承诺书
★ 河道治理标语
国家治理理论与我国社会治理方式 篇6
关键词：国家治理；科学成果；治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81-01
一、国家治理的概念与治理理论的兴起
国家治理与国家统治、政权掌控、社会管治等概念一样，都同属一个范畴，国家治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政治进步要求政府改革国家统治方式而产生的政治理论与实践。
国家治理一词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关于治理的论述目前比较多，还没有一个排他性的唯一概念，如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给治理下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2]我国学者俞可平教授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中心。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利益，[3]综合各学派观点和现实实际，治理简单说就是“共管”，包含管理主体多元，自主与强制结合，民主法治为目标等内容。
二、国家治理的产生是生产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
国家治理产生的背景一是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传统职能，尤其是福利国家建立后，政府实施了许多福利项目，范围涉及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政府职能的扩展，缓解了经济社会危机，但大量进入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也使得福利制度陷入困境正反映了政府职能失效的状况，为解决这一矛盾自然会有改良的政权控制方式的理论与实践，这就是扩大管控参与主体，以公民或社会群体组织的自主治理来弥补纠正政府的缺位或越位。二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培育了公民社会的成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全面取代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培育了公民自主自由和民主、平等、契约、权利等观念，这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分工越细利益越多元，社会越分化，越促使社会民间组织大量涌现，公民个人正是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参与政治经济决策、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参与利益分配，实现了公民参与意识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成熟，这是国家治理产生的重要条件。三是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超越了国家地域范围，迫切需要国家从控制转向治理。当代科技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一体，国际交往、跨国经营，资本、资源、人员全球流动，新出现的国际经济金融活动的监管问题，国际安全问题、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社会法律秩序建立与维护问题等等，对传统国家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世界一体的趋势，使国际间社会组织不断壮大，国际间民主政治相互影响，催生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促使各国政府纷纷通过改革从传统的统治走向公共管理方向即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是对传统政权控制方式的扬弃，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到更进步阶段的表现，说明社会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必然要走向更高形式，这是社会客观规律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个人、集团、阶级都只能遵循无法阻挡。
本世纪初，我国就有学者已经在研究治理理论并在中国运行的可能性。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急速发展和不完善的体制相结合，产生了不协调、不健康、不稳定的经济社会问题，面对财产日益增多的个体、利益分化的群体和自主多元的思想意识等复杂现象，我国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已显得力不从心并且落后了，受全球治理理论和国外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启发，我国理论界出现了治理理论研究的热潮。在此基础上，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2013年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我国政治经济发展规律性的把握和对世界政治文明共性的认同。
三、我国国家治理的方式
国家治理的出现无非是分离的社会出现了撕裂的危险而需要将这个“混乱”规一，国家治理的理想化状态（可简言之）是整个社会既规范又有序，这实际就是只有摈弃了人治的法治才能做到的状况，所以治理的方式靠法治。在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确立起了一整套“法律主治”的法治理念和体制，基本满足了市场经济秩序和资本主义利益的要求。进入到现代，西方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意识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科技、生产力和成熟公民社会各方力量很大程度上能够促使西方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在上层建筑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包括以法治为中心的治理的实施），使其上层建筑比较适应于自身经济基础，表现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基本保持了动态中的相对稳定。
从中国实际情况看，现阶段我国治理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市场失序、公民权利保障不力，公民利益表达不畅、群体利益冲突失范、政府权力运用任性、各领域腐败蔓延、价值信仰危机、生态危机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法治不倡而导致无序混乱、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社会问题，法治不倡必然产生运动式的国家行为，从而加重经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弊病、进而影响公民、组织行为选择混乱。因此，我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尊重客观事实，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要求，科学借鉴世界政治上层建筑文明成果，实现法治治理。
遵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市场经济规律，反腐败的现实要求，社会可持续稳定的要求，建设法治国家，目前对我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全社会信仰法律，信仰法律不仅仅是被迫相信，而是要明确认识到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践踏法律，受害者将是每一个人，没人能幸免。国家和政府必须以良法和有效严格的执行来塑造法律权威，培育法律信仰，就实际情况看伤害我国法律权威的事情主要出在执法环节，因此我国国家治理的主战场在执法和司法领域。
参考文献：
[1]UNDP，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美]詹姆斯·N. 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 篇7
知其然方知其所以然,因此需要先了解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才能从其根源和外延上深入剖析其中的联系。
一、思想政治工作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及内涵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即作为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为达到一定目的而开展的教育转化工作,是同人类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相伴而生、一路同行。就中国而言,思想政治工作即指基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相伴的独立研究学科,深入了解和研究这门科学,并用以指导新世纪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多方面的工作,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错,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一项系统工程。
本文研究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在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作用,还要明白研究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研究意义所在。
二、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范围及研究意义所在
研究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要,首先,明确国企为何要承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企,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承担着为国家创收责任的同时,还肩负着维持所在地区社会稳定、带动地方经济、协助地方政府等机构运转的许多社会责任,而社会治安综治则是国企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一项维稳工作,搞好治安综治工作会给国企生存发展创造一个民心稳定、和平安宁的良好环境,更好地促进企业盈利发展。比如地处山西省长治地区的潞安集团,一直是地区发展的支柱,且潞安坚持扎实开展所处地域的社会治安综治工作,尤其是近年来与公安部门协助破获了10数起重大凶杀、盗窃案件,为地区的稳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则为潞安创造了极好的声誉和发展条件。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国企安保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次,明确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范围。一如国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围,国企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同样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
最后,明确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性。一是搞好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地区社会治安和风气稳定好转的基石之一。比如潞安集团的稳定极大的影响和带动长治及周边地区的社会治安和风气是。二是搞好国企治安综治工作是企业生存发展和攻坚克难的基础。没有安宁稳定的环境,就无法保障企业的生产安全和职工的思想稳定。
三、当前国企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及其特殊性
随着信息时代来临,面对市场大潮冲击,当前国企面临着许多问题挑战:一是,众多如潞安的国有煤企,组建了大公司和集团后,企业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职工思想也经历了一场深层次变革和洗礼。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众多国企职工长期积淀的传统思想观念随着企业改制深入推进和利益格局大范围调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思想困惑和心理压力,如不加以正确和及时地引导,会对企业的稳定和生产造成恶劣影响;二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如何打破“大锅饭”、“打击露头”思想桎梏成为思想工作研究的重点;三是企业改制带来的思想大潮使员工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趋利化日益明显,对个别职工和干部思想产生一些诸如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等的负面影响,也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因此,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也呈现了其“新、快、高”的特殊性,即新———思想任务新。当前党中央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政策和要求处于不断修正更新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任务也随之不断进行更新;快———传达时效快。信息时代到来,咨询业飞速发展,传播渠道通畅,各种讯息传送迅捷,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要求更重;高———工作要求高。随着新和快的要求以及世界多元化发展,民宗三观受到各种文化冲击日益严重,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随之在不断提高。
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在当前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将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国企范围内的思想政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内涵、内容和研究意义相结合,不难发现思想政治工作在当前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可以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来看:
(一)思想政治工作在当前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直接作用,表现在防范、教育和管理三方面。
一是提升治安综治防范措施力度。可以结合政治宣教提升社区、生产区等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质量,督促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防范专项活动、做好重点岗位和关键部位的排查工作,来全面维护和提升公共安全能力水平。比如潞安集团常村矿,在思想上全面提升防范意识,率先引进数字化多媒体监控报警系统;二是提升治安综治教育水平。通过扎实开展普法教育和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将禁毒、消防等主题日宣传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充分利用微信、QQ等新咨询工具做好职工安全防范教育工作,提升全员安全意识。比如潞安集团率先在长治地区将禁毒检测纳入职工日常体检,开展防治宣教结合活动,收效明显;三是提升治安综治管理成效。通过认真抓好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与地方警务思想建设接轨,充分发挥警务联动平台作用,优化警企联动、警舆联动机制,提升管理成效。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当前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间接作用,表现在指导“打击、建设和改造”三方面。
一是以思想政治工作的政策理论优势来指导治安综治打击工作实践。从依法治国、依法治企的角度在企业内部及所在地区深入持久地、开展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二是从组织机构网络建设等方面指导治安综治建设工作实践。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组织制度优势,大力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企业基层组织建设,指导成立由公安、保安、治安、群众组成的社区治安联防机制,就工作目标、警力部署、治安巡逻进行了合理分工和科学划分,做到了警民联动、岗位明确、职责清楚、责任到人;三是从优化文化阵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推动治安综治改造工作实践。以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帮助治安机关改造、教育和挽救人、防止重新犯罪。
五、结语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当前的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形势下,国企在社会综治中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可以改善和稳定企业发展环境、推动企业扭亏脱困的重要举措和抓手。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推进,承担着部分办社会职能的传统国有企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国际市场的双重竞争,如何充分发挥利用企业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优势,做好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为国企改革脱困保驾护航,已然成为当前国企政工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潞安集团为例,浅要论述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国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蔚萍.思想政治工作学教程.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3.
[2]张传玲.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的探讨[J].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6.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篇8
民族地区的社会特征分析
社会本身是一系统性的存在,马克思曾以“社会有机体”的概念来表征社会的系统性。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系统是由不同要素组成的,各不同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中系统中任何一要素的变化都将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并且各要素之间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直线方向而是相互的。阿尔都塞把结构主义应用到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分析,认为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的理解是多元决定论,多元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观强调社会不同层面和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多元决定的历史进程。遵循多元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观,我们看到我国民族地区存在着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治理要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复杂性与多样性构成了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固有的属性,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要立足于这一现实基础。具体说,民族地区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组织的多样性。我国各少数民族在本民族形成与社会发展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族社会成员集体生活各自不同又独具特色的社会组织,以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社会规范,维系着本民族的社会秩序。例如云南地区彝族的家支组织、土司组织,白族的职官组织,布朗族的“嘎滚”组织和“达曼”组织;蒙古地区蒙古族的盟旗组织;西藏藏族的“寺院”组织;新疆哈萨克族“阿吾勒”组织、维吾尔族的“伯克”组织等。不同民族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受到中央王朝治理的影响经历着不同的历史变迁。但由于各民族的社会组织是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对于民族成员来说具有较强的心理认同与文化认同,其在历史的传承变迁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现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应充分认识到当地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第二,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至今。我国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一些民族延续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一些民族则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甚至外来宗教对于本民族的影响占据了主导。一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可能几经变迁才固定下来。从信教种类来看,包括原始宗教到我国本土的道教以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几大宗教,都有相当数量的信仰者。从信教民族来看,不仅表现为不同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又表现为同一民族信仰多种宗教,还表现为不同的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即使是同一民族信仰的同一宗教因吸纳融合多种宗教元素而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宗教信仰,对于一个民族的情感、心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认同,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信仰是一种精神信念,是人生活和行动的依据,信仰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也不会受时空变化的影响。共同的信仰可以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连结在一起,宗教共同体即是基于信仰形成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各类共同体中最为牢固的共同体。
第三,居住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居住于国家的边疆地区,相对于中原较为平坦的地理环境而言,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则更为复杂多样,有山区、有沙漠、有戈壁、有绿洲、有高原、有盆地等等。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类的一切吃喝住穿都取自自然,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在保护、适应着自然。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对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民族性格都有着较大的影响,人类文化在深层机制上都带有自然环境因素的深刻烙印,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有此意。其次,从各民族居住的人文环境来看,同样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征。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间大杂居小聚居插花共存的局面。同一民族可能居住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又可能居住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地区内,不同的民族成员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都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共同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因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交辉互融,美美与共又各美其美。
第四,社会发展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既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同时又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平衡性也体现为一种复杂性,对于今天的民族地区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特点。而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这种不平衡性不仅没有改善,有的地区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例如在云南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基础薄弱,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市场化经济程度低,使得在云南民族地区不同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不仅不同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就是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同一民族不同支系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发展失衡容易导致价值观念的扭曲、社会心理的失衡、社会秩序的不稳定,进而引发社会冲突和民族矛盾。各少数民族又处于国家边疆地区,更容易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对政府的不满与不信任,所有这些情况都应引起重视。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逻辑选择
针对民族地区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社会治理应做具体的分析,因地制宜,而不能千篇一律。首先我们借鉴吸收西方社会治理的一些经验。“治理”理念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西方社会同样存在着处理主体族裔与少数族裔间的民族关系问题,“治理”范式本身就包含着处理不同族裔间民族关系的理论分析。伴随着西方国家在现代多种族和少数族裔治理问题的不断产生,西方学者从不同学术背景开始阐述治理概念,其中包括文明冲突与族裔身份、少数群体权力、族群冲突治理等多个方面。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中,认为冷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博弈不再由意识形态决定,而是由文化的差异所引起。随着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凸显,亨廷顿的论断不断得到应验,人们发现仅仅靠提高少数族裔经济发展能力和生活水平并不能消弭族裔间由于文化隔阂造成的摩擦和冲突。亨廷顿晚年的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2004)则进一步回归美国国内的族裔问题,探讨国内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从亨廷顿对全球问题以及美国国内族裔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当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民族社会发展与治理中占据首要的地位,没有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意味着社会治理本身的失败。那么是不是经济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就意味着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呢?从西方社会治理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远不是如此。“治理”范式,正是西方社会在对当今全球性社会危机以及本国社会问题的反思中提出的。“治理”范式的提出意味着人们对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全球性危机认识理念的转变。“治理”理念的核心是“交互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即我们在确认自身主体身份的同时,要相应地认识到对方的主体性,给予对方身份以充分的尊重和认可,其表现形式是崇尚多元,而对多元文化的尊重是现代社会“交互主体性”思维方式在解决多种族问题上的反映。对于我们国内民族地区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应吸收西方社会治理的合理思想,为我所用,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探索有效的治理途径。
民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还应借鉴历史的经验,挖掘本土资源,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中吸取营养,继承传统优秀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与中国传统历史记忆、历史经验的延续与对接。我国在秦汉时期即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由于受到地理环境、中央王朝统治力量的强弱等因素的影响,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央政权并不对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直接的社会治理,这就为少数民族地区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发展预留了空间。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参考的价值,中央王朝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所采取的“羁縻统治”、“土司制度”等形式不论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还是由于王朝统治力量的强弱所致,本质上是一种“因俗而治”,即在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下,边疆民族地方依据当地的社会传统自主治理,保持着经济、文化、社会的民族形态,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一些学者概括这种治理模式的特征为“皇权不下县”、“皇权不到边”,而其实质都是在保持民族地区固有的社会形态基础上依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社会传统,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模式。例如清朝,在西南地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采用土司、土官制度。在北方蒙古地区,清王朝依据蒙古民族传统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等因素创建盟旗制度这一治理模式,而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政治格局的变动,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种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强调“和而不同”的整体系统性的治理模式,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治理方法。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
社会治理与思想道德 篇9
关键词：兵团城镇化,兵团社区,治理体系
在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协同推进中创新兵团基层社会治理, 是兵团贯彻中央精神、推进屯垦戍边事业的体现。一般来说, 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 它是相对中央政权、中层政权而言的, 是指这一级政权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基层也就是说最低一层的位置。按照这样的解释, 基层政权就是指设在最低一级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政权。我国的基层政权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基层政权两部分。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在农村, 是指乡、民族乡、镇一级;在城市, 是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一级。为了便于行政管理, 我国城市基层政权一般设有自己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从组织机构上说, 我国的基层政权是指乡、镇、民族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以及市 (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由于兵团实行兵团、师、团场、连队四级管理, 还有七个城市和五个建制镇, 与我国地方乡镇相对应的营级建制很少, 因此, 从政府管理的视角进行界定, 可以把兵团基层的范围限定为兵团管辖的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直辖的不设区的七个县级市、兵团三个城市辖区内建立的五个建制镇、兵团的农牧团场和连队, 以及其他基层企事业单位。其中, 农牧团场与农牧业连队是兵团基层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四化”建设与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因
从公共治理的内在逻辑来看, 社会治理是一种社会活动过程, 是政府和社会自治组织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满足社区居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特定需要, 在社会规划要求以及社会工作目标指导下, 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社区内各主体之间协调一致, 使其处于稳定、良性的状态, 实现社会健康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
兵团的城镇化不是经济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 而是为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 在中央和地方支持下党政主导的发展过程。其主要目标是对兵团社会资源进行整合, 以城镇为载体, 吸引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经济社会建设, 以基层政权作为推进力量, 为兵团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注入新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力量。这种自下而上的资源整合要求团场社区采取与兵团城镇化阶段性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治理手段, 在兵团以往单位制社会治理模式还存在的前提下, 在“城乡二元、党政双轨”的社会运行模式下, 以新的方式推进团场社区治理。
以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提升兵团屯垦戍边综合实力, 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团场城镇化率,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是事关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兵团“四化”协同推进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推动, 从社会演进来看, “四化”建设对兵团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城镇化中的资源整合与社会重构
城镇化是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不断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 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 兵团要向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方向发展, 并把推进城镇化作为首要任务, 这为兵团新时期实现科学跨越发展、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2. 新型工业化与社会生产方式变迁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是两种差异较大的文明形态,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需要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协调的过程中, 团场面临着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新问题, 而新型工业化生产体系的建立, 必然要求以建立健全团场社会生活体系为依托。团场社会治理为新型工业化提供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服务, 成为当前加强团场社会治理的新任务。
3. 农业现代化与社会生活方式转型
团场公共服务主要涉及职工生产和生活两方面, 服务社会化主要解决职工日常生活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 服务标准化主要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各行业生产全过程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 加快团场公共服务社会化体系建设, 是当前团场社会治理的重点, (农忙季节) 生产在田间、 (农闲季节) 生活在社区, 将形成团场职工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4. 信息化、虚拟社区与跨文化交往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在催生新的网络化交往方式和传播工具的同时, 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信息鸿沟”, 造成不同社会群体获取信息方面的差距。而虚拟社区的兴起和发展, 则对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不同民族之间在现实社区与虚拟社区中的跨民族文化交往, 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交往方式, 对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四化”建设与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特殊性
“四化”建设中, 城镇化是载体、新型工业化是依托、农业现代化是基础, 而城镇化对兵团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最为深远。兵团的城镇化是以连队人口比重下降和团部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特征, 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社会结构从连队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聚居场所从连队形态向城镇形态转化为本质的演进过程。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为标志, 兵团加快了城镇化建设步伐。
1. 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现实意义
屯垦戍边、维护新疆稳定、保卫西北边疆安全是兵团存在的依据, 兵团的发展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导向,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兵团屯垦戍边的内涵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时期, 作为工业化的载体, 城镇化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战略。兵团的主体在团场, 兵团发展的重心在团场, 兵团不断壮大的前景也在团场, 可以说, 团场是做好兵团所有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团场的科学发展与和谐, 就没有全兵团的科学发展与和谐, 团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兵团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建设好团场, 才能为兵团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和精神财富;只有建设好团场, 才能保证兵团的事业后继有人, 世代相传;只有建设好团场, 才能保持兵团自身的稳定和社会的活力, 为西北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贡献力量。而要建设好团场, 注重民生、促进社会建设则是重中之重。从兵团维稳戍边的层面来看, 团场社会治理是国家安全、新疆长治久安和兵团实现科学发展诸多方面的需要, “四化”建设的逐步深入, 将成为推动兵团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体制性和结构性力量。
2. 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特殊性
就兵团自身而言, 基层社会治理集中体现了兵团的特殊性。一是团场社会治理体制的特殊性。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 主要表现在各农牧团场。总体而言, 兵团体制中, 兵、师两级机关“政”的职能较为突出, 而团场“企”的职能较为明显, 呈现出“上政下企”的兵团特色。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团场承担了大量的公共事务, 相比兵、师两级机关决策者的角色, 团场执行者的角色更为鲜明。从行政过程来看, 团场上承兵、师两级管理机构, 下启连队或分场, 处于行政中枢环节, 因此团场的作用尤为重要。团场作为企业法人, 又承担党委、行政、基层武装力量等职能, 与单纯的党委、地方、军队和政府都不同。二是团场社会治理职能的特殊性。在兵团的团场中, 除五个建制镇所辖团场具备政府职能外, 其他团场均为地名镇而非建制镇。以团场自身财力, 要承担党务、行政、基层武装力量和企业等诸多职能, 很显然力不从心, 因此要借助国家和地方的支持, 才能保障对社会事业的投入, 为职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团场社会事业建设的特殊性。基于兵团的使命和宗旨, 团场必须承担社会事业, 才能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 使团场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而团场社会事业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主要以团场历年创造的利润投入相应的行业和领域, 虽然国家也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兵团加以支持, 有些项目要求配套资金, 加之一部分团场各项负担较重, 因此发展社会事业环境极为特殊, 适度推进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性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由于兵团大多数团场没有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等政权组织, 造成兵团团场社会治理中政府职能不到位, 而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又导致兵团的社会治理计划色彩浓厚。兵团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将在一个较长时段内推动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进程。
三、“四化”建设中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
随着“四化”建设的推进, 兵团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人员结构、人口结构有所改变, 兵团经济成分和社会管理职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些都对兵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兵团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基础, 也是兵团推进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障。通过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建设, 解决民生问题, 是兵团当前和今后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从团场目前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来看, 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明确治理主体, 理清治理内涵, 重构治理客体,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达到善治。同时, 要看到城镇化对团场组织结构、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职工居住格局的双重影响, 不断探索解决连队整合过程中与社区如何对接的问题, 保持自身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
1. 健全基层职工利益需求表达机制
社会治理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 以满足社区居民公共需求为前提, 畅通社区居民公共需求表达渠道, 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等充分了解居民需求, 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为此, 在兵团各级党委领导下, 兵团各级职能部门要肩负起相关的责任, 充分调动团场社区居民的积极性, 广泛参与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 通过社会各方面社会力量的支持, 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服务, 创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在社区建立党支部, 通过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发挥社区党组织凝聚人心的作用, 加强团场党组织对团场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
2. 完善兵团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建立与兵团社会建设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格局, 是团场社会治理的发展目标。在推进团场社会治理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及居民个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整合社会资源, 不断探索符合兵团实际的社会管理新路子, 努力构建和谐社区, 形成具有兵团特色的“共驻一地、共同治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谋发展”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为维护兵团社会稳定筑牢稳固的社会基础。
3. 强化对兵团建城戍边的社会认同
对兵团事业的认同是推进和谐兵团建设的根本, 在兵团基层社会治理中, 如何体现社区居民对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的认同, 需要社会治理者以弘扬兵团精神为目标, 通过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活动, 寓加强对兵团事业的认同于具体的活动之中。以兵团人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兵团社区居民的自豪感, 建立社区居民对兵团事业代际传承的良性运行机制。
4. 加快推进团场社会职能改革试点
在目前团场单位制和社区 (居委会) 制双轨运行的情况下, 要以社区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共同推进团场社会职能改革, 因地制宜, 探索出符合团场实际的兵团特色社会职能改革的新路子。团场是社会事业建设的主体, 与职工民生相关的诸多社会事业, 更多地要以连为单位加强建设。社区建设主要针对的是社区居民, 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为主, 也包括流动人口和社会闲散人员。大多数团场在岗职工以从事农业为主, 有些从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 社区同样也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因此, 加强社区建设、转变农牧团场社会职能, 有益于团场和连队的所有居民。
5. 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建设居民和谐家园
团场社区建设要以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为宗旨, 把大量的与团场生产主业关联度不大的社会事业转移到团场社区, 使社区成为生产一线稳定的生活基地和精神家园, 通过构建兵团特色的团场社区, 强化团场职工的归属感, 以人文精神构筑和谐团场、和谐社区。在团场社区内部, 要以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为导向, 建立社区服务中心, 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多领域的公共服务, 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 发挥不同类型社区志愿者群体的专业优势, 以社区安全、社区卫生、居家服务、社区矫正、心理疏导、社区娱乐等个性化服务, 吸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 激发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 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积极性, 在“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氛围中互帮互助, 创建新疆兵团农牧团场的和谐家园。
参考文献
[1]张振华.新疆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
[2]包雅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武汉城市治理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篇10
“治理1”一词在西方社会出现已有数百年 ,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中外学者关于治理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世界银行1989年的报告中提出“治理”是指管理一国经济与社会资源中使用权力的方式;Peters等在讨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时明确提出社会团体、私人在公共治理中的影响将越来越大,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全能的控制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1]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治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政府统治的做法,其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自组织等社会组织;决策的方式也不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模式,而是经常性的多方协调和妥协。
城市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空间上的运用和实践,是将治理理论运用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是由城市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管理城市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利益主体的高度分化,使得隐含在传统的“单向”城市管理方式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被迅速放大。以发展经济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久经困苦的居民急需摆脱贫穷的生活,政府的政策只要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GDP,就能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维持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分层的逐渐形成和公众需求的差异的扩大,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别于传统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的第三部门逐渐兴起,慢慢开始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部门在欧美各国也被称为“社会组织”、“社会自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等。主要包括民间的理事会、非政府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自愿互助组织以及庞大的工会。据统计,2011年,美国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就达到157万家,基本覆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除此之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没有达到登记要求的社会组织,估计占到所有广义非营利组织的90%。规模巨大的社会组织是欧美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组织的代表一方面通过向本区议员沟通、发动游行集会传达自身的诉求;另一方面与政府合作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参与城市治理。
不同于已完成城市主体规划和建设的东部一线城市,武汉市从近些年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和改造,力图摆脱全国“最大县城”的帽子。在错过了早期城市改革的黄金期后,武汉市的都市化进程远比北上广深要艰难复杂。以政府为主体的集权管理、“政府办社会”的管理模式以及以行政命令或者强制手段为主要方式, 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保障的做法容易引起公众的反对和怨恨。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公众特别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在武汉市的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武汉城市治理水平及面临的问题
城市治理水平能够客观地反映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水平和居民的满意度。通过科学的度量指标比较不同城市治理水平的差别,能够清楚直观地了解本地城市治理的优势和不足,借鉴领先城市的治理经验,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构建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城市治理结构和体系。
(一)武汉城市治理的水平
城市治理水平的评估是公共治理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数据收集主要采取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客观指标的数据主要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以及学术论文对地方政府的客观经济和社会数据进行收集;问卷调查结果主要通过本研究委托专业调查公司所进行的专项问卷调查获得。天则研究所《中国省市公共治理指数》是目前研究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实践操作性的指标, 该指标已经分别于2008、2010和2012年完成了对我国省会城市治理水平的测量,该指标采用了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包括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和治理方式在内的三大类共四级指标。
表1和表2显示了武汉公共治理水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位置和变动情况。2012年公共治理指数显示,武汉市的公共治理状况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排名第12位。在2010年的公共治理指数报告中,武汉市的公共治理情况排名第26位,前进了14名。总体上来看,武汉的“公民权利”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3显示,从公共服务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仅在“教育”指标上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 其余各项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社会保障”指标退步了,其余各项分指标进步了。从公共服务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在“财产安全”、“意见表达”与“人身权利”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媒体监督”与“权利救济”指标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各项指标均有所下降。从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在“政治参与”与“廉洁”指标上得分较高,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人大选举”指标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持,“信息公开”与“信任”指标上得分较低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人大选举”、“信息公开”与“政治参与”指标进步了,而“廉洁”与“信任”指标退步了。
注:资料来源于天则研究所 2012 年发表的《中国省市公共治理指数》,下同。
(二)武汉市城市治理面临的困境
第一,治理主体多元但不协同。武汉市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区“两级政府、一级管理”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两级政府、五级治理”,逐渐培育出众多部分履行政府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组织和草根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政府总揽公共事务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领导“人治”传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权力并没有真正地从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市场与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很少,导致主体间难以形成协同合力。社会组织尤其是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和志愿者未能得到充分应用,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监管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这样既产生了行政执法领域的增量,又导致政府监督管理的缺位。
第二,政府官员管理方法和手段不合理,治理能力薄弱。在多年的地方政府竞争和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下,我国许多城市管理者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城市,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开发城市的经济效益。没有长期合理的规划,武汉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地,2013年全城工地数量已经达到11012个,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也给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第三,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长期的管制以及我国传统政府层级的层层控制,各大城市基本不存在群众自组织,所有的组织均需要在政府登记注册才能举办活动。在这种条件下,社会组织很难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与政府之间进行平等的协商,缺乏吸引人才和挽留人才的平台和机遇。总体来说,武汉市的社会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武汉市拥有将近4800家社会组织,但大部分社会组织缺乏社会公信力,在资金、人事管理等重大事务上与政府主管部门存在紧密的联系,许多社会组织的领导是由主管部门任命,缺乏有效运作的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政府想向外出让自己的服务,社会组织也没有能力承担。
第四, 快速城镇化加剧了现有的城市问题,增加了城市治理难度。武汉的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合作龙头。与长沙、南昌相比,武汉无论在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以及交通水平等方面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根据统计,在未来新一轮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武汉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60%左右,大量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将会涌入武汉。新增人口给武汉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维度的同时,也会因为大量人口聚集而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武汉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也面临各项深层矛盾,主要表现在城中村改造、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体系、城市规划、社会就业、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等方面。武汉是城市化率最高且上升速度最快的省会城市,城市化率从58.88%上升到99.83%仅用了6年时间。截至2012年, 快速的城镇化和不断外扩的城市面积已给武汉带来了168个城中村,这些城中村普遍分布在闹市中间,错过了最佳拆迁时机的政府要解决规模庞大的城中村,其所需的成本和遇到的矛盾也空前强大。
此外,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因素,武汉历来就是重工业集聚的地方,以武汉钢铁公司为代表的一批钢铁、能源、采矿工业在兴起和发展,重工业的高污染排放给武汉的土壤、湖泊和河流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据2010年武汉市水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十年来武汉的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五十年来近100个湖泊人间“蒸发”,中心城区仅存38个湖泊。这些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迫切需要政府转变工作态度和思想意识,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
三、社会组织参与武汉城市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用“治理”代替“管理”,虽是一字之差,却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与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3]多元参与城市治理的模式下, 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市场之外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按照民政部的划分方法,我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社会组织的本质是社会的志愿服务,这种特性决定了社会组织将是政府与市场之外最好的补充力量。
( 一 ) 武汉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
响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号召,武汉2014年登记社会组织个数达到了4800个。武汉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通过组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项目、建设孵化园和人才培养基地来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把社会组织培育成政府管理社会的有力助手。据学者调查发现,武汉社会组织的活动领域主要集中于学术交流、咨询服务、调查研究、就业与再就业服务、同学会、文体娱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其活动方式主要是培训、研究与训练、宣传与交流以及调查并收集资料提供信息;其次是出版刊物及其他出版物;再次是政策建议提案、商业性活动、培育基层组织;而义演、义卖等公益活动、热线服务、提供资金及物质援助等方式最少。[4]
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武汉社会组织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利用自身优势,迅速提供市民急需的公共服务。由于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由众多不同阶层的群众共同参与形成的,它能敏锐地发现并整合公众的需求。武汉社会组织正是利用这些优势,在教育、培训、出版、慈善等方面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二是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社会组织的自治传统使得成员在自愿的前提下使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处理和解决矛盾分歧,同时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方便地传达公众对于公共服务和政府治理的意见和建议,还可以及时了解和传播政府的相关政策,宣传学习与本组织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既提高了政府政策的实施效率,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也使公众更方便地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降低了群众对政府的依赖。
( 二 ) 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存在问题及改善措施
在武汉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并逐渐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一是社会组织虽然可以代表民意,但并没有单个组织能代表全民的意见。由于大多数的社会组织是在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的兴趣爱好、地域条件下组建的,它们活动的方式和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本组织内部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关注点单一,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整体社会群众的利益诉求。二是社会组织本身极具复杂性,没有一个公认的评估标准和监督体系,在调动社会积极性的同时,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三是人财两缺,机构运作困难。目前我国大多数社会组织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组织人才的匮乏,只能由成员自身承担活动的费用,这些都严重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在武汉城市建设迅速扩张的阶段,社会结构迅速分化,经济和文化领域层次差别十分明显,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武汉市的和谐健康发展需要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城市建设。而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国务院大力推行“简政放权”,下放政府行政审批权,目的就是要改变以往“政府办社会”,政府一方独大的局面,转变政府职能,逐渐扩大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权,这给了社会组织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此情形下,武汉市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保障。
第一,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者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机构。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城市治理体系的实践经验,武汉市应该逐步形成“政府行政规范、组织自治独立、个体资源参与”的城市治理模式。社会组织自治独立并不是将政府与社会组织截然分开, 而是厘清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权力边界,如果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界,从而建立了某种“指令体系”,就可以认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是值得怀疑的。[5]从目前的条件上来看,普通选举的组织领导人还无法使组织获得独立, 推举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人如退休干部,著名学者等参与才可能帮助社会组织较快获得独立性。
第二,加强社会组织的法制建设。简政放权之后,政府退出了之前管辖的众多领域,而政府职能转变后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必须及时得到填补,过去那种政府领导管理社会组织的模式不适应当前现实发展的需要,应在宪法的框架下加紧制定和修改与社会组织有关的法律法规,必须从法律层面上明确社会组织的定义、活动范围、法律地位及其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功能:明确界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限范围, 在法律层面规定社会组织的职能和权限,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途径、方式和监管措施,取消或删除社会组织必须寻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的规定,降低设立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数额,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可以采取“备案制”和“追惩制”。如此既能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接受法律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又能保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
第三,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武汉市可以通过孵化器和人才培养机制,尽可能加快带头人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和骨干力量的培养,提高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另外,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并设立优秀项目扶持基金,以购买服务、配套支持、项目补贴、以奖代补的方式,努力打造“一街一品、一社一特”,培育出一批活动规范有序、作用发挥明显、有社会影响力的示范性社区社会组织。此外,应该正确定位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的六类社区社会组织形式: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都具有独立性、自治性、公益性和基层性。这些草根组织均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基础,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为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政府提供不了而市场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诚然,社会组织也只有在民生建设领域对服务对象、民生需求有了精准的定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6]
第四,加强普及工作,引导社会各界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重视。社会组织是城市居民参与城市建设的工具和载体,只有居民广泛参与才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和代表作用。武汉市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宣传,吸收社会组织真正参与政府基层的治理,将部分街道社区的职能转移到对应的社会组织上,例如近些年来热议的社区养老服务、社区垃圾处理等问题,使社会组织切实参与到处理街道社区的实际问题,提供社区居民的实际公共需求和服务中,通过示范作用使居民认识到社会组织的作用。[6]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城市治理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还存在许多的困难和阻碍。本文研究发现,武汉城市治理存在着诸如多元主体协同水平低、官员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发展不完善等问题。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背景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武汉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和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从而达到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三者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结构 篇11
从表面上看, 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但此问题却是发自于一个共性基础:公司固然是以营利为宗旨, 但是营利与担负社会责任并非必定发生冲突, 冲突并非必定不可调和, 公司完全有可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本文从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结构的互动关系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一、强调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意义
1、强调公司社会责任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及发展给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公司治理本质上就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关系的有机整合, 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认同和适当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等进行积极的合作。社会责任理念要求公司从社会, 而不仅仅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进行决策, 其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必然从股东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转移, 这种转移有利于各种利益群体相互补充和制衡, 从而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使公司从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演进。实际上, 利益相关者因为投入了专用性的风险资产, 并分担了公司剩余风险, 都会产生足够的热情去行使监督的权利。同时, 这些利益相关者来自不同的领域, 拥有不同层次、不同数量的信息, 如果能够进行有效地沟通, 则可以减少监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由此可见,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可以解决原来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监督激励不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从而降低了代理成本, 形成了有效的内部制衡。在这个意义上, 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认为是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的有效补充。
2、强调公司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传统公司经营中所指的“治理”往往注重的是公司内部结构的调整, 其结构遵循“董事会中心主义”, 即公司除重大事项的决策由股东大会做出之外, 主要的经营决策来自董事会。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作为全体股东的代表, 其行使经营决策权必然要为股东谋取利益。而现代公司经营理念告诉我们, 由于公司的经营行为影响到了众多利害关系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 其经营决策绝非单纯是少数几个董事乃至股东的事情, 因为少数人的决策往往不够全面, 较难做出符合利害关系人整体利益的科学决策。决策主体的单一化与行为后果的社会化极不相称的矛盾要求我们现代公司更加注重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对公司结构进行调整, 健全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制, 让投资者、债权人、职工、消费者、社区等更多地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 充分体现他们的意愿, 才能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只有民主的参与, 才有科学的决策, 也只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做出准确、理性的决策, 才能响应市场的需求。
在西方国家, 绝大部分的学者把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核心特征, 认为一个公司持久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协调工作的结果, 它体现了来自不同资源提供者的贡献, 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认同和适当保护利害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当代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表明, 物质资本对公司的发展作用日益减弱, 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为稀缺, 因此不应简单地把公司看成是“股东们的联合体”, 而应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及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组成的契约组织。同时, 公司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 其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其他利益共同体的制约。任何一个健康的公司必然要与外部环境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 从而达到一种共赢的结果。因此, 适当地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将职工代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引入公司治理中, 不仅不会增加公司的负担、导致公司的低效益, 还会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从而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意义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落实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制度发展导致了诸如劳工问题、环境污染等一系列负外部效应。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 无论是采用“股东大会中心主义”抑或“董事会中心主义”, 只要以股东利益为本位的思想不变, 这些问题便不可能得到克服。于是, 改革公司治理设计、重建公司治理结构, 成为公司社会责任得以强化的必由之路。有学者主张通过立法等外部控制手段来规范公司行为, 强制其承担社会责任。但事实上, 尽管各国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从外部控制公司行为, 但公司滥用权力、不履行社会责任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更有甚者,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地想方设法规避法律, 竭力逃脱应负的社会责任。可见, 仅依靠社会外在压力以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 效果未必理想, 且容易“治标不治本”。而着眼于公司自身, 通过改善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来构建一个公司社会责任实践体制或许更行之有效。
从公司治理结构而言,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由实际掌握公司的管理者来履行的, 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实际上在于对公司管理者行为的规制。所以,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形成公司内部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制约, 才能使公司社会责任落到实处。究其然, 一些公司漠视社会责任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导致的公司和管理层追求短期经济效益, 而不愿意为公司长期发展和竞争力支付社会成本。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是保证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换取长远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有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就能够很好地克服短期行为、违法行为, 投资人的权益就能够得到保障, 市场环境就能够得到优化, 职工、消费者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保护。从整个社会来看, 只有具备有效治理结构的公司才能够形成实现社会责任分担的微观基础。在此基础上, 政府才可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 制定相应的规则和制度, 以公司的利益为纽带引导公司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可以说, 从社会本位理念出发, 重塑公司治理结构也不失为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践。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立法化,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在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以及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对应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英美式和大陆式。
英国、美国致力于通过改革董事的义务责任体系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英国在1985年的《公司法》中规定:“董事们考虑的问题应包括公司全体职工的权益以及其他成员的权益”。美国各州公司法基本上也都规定了公司董事应该考虑各种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或者应该考虑公司所采取的行动可能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影响;同时规定公司董事决策时需要考虑国家及州的经济情况, 以及其他社区及社会上的各种因素。例如, 印第安纳州的《商业公司法》在有关董事的义务与责任的条文中规定:“公司董事在考量公司的最佳利益时, 必须考虑公司所采取的行为对公司股东、员工、供应商、顾客以及公司办公处所或工厂所在的社区的影响, 以及考虑董事所认为相关之其他因素”。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的各州立法之中, 它修正了董事的义务就是为股东谋取利益的传统公司理论, 重新确立了经营判断原则, 要求公司经营者对利益相关人负责, 从而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
而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吸收职工参与公司的治理, 德国公司就被认为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德国1976年的《共同决定法》明确规定监事会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 以此实现共同治理。因此在德国公司里, 监事会和董事会成员并非全是股东, 企业职工和产业工会的代表有权在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中占有一定席位并参与决策, 监督已制定的维护职工利益的法规和劳资协议的执行情况。日本的公司法的现实形态是经营者主导型治理结构, 其目标就是平衡股东与雇员的利益, 并鼓励雇员参与公司决策。这种共同决策机制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权力的滥用, 既维护了股东的利益, 也体现了雇员的要求, 能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宋华, 管娜, 闫莉华.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结构的互动[J].安徽农业科学, 200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