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论文

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论文（精选7篇）

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论文 篇1

法治既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成果, 也必将是推动社会更好发展的阶梯。很多专家指出今天国内的社会问题已经不是制度性的, 而是法律行使过程中的问题, 依据同样的法律, 因为判决人的不同, 就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现阶段中国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社会呢?

改革开放至今, 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似乎中国发展模式已经跃然于纸上, 可是, 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依然相当多, 矛盾非常突出。历史和现实告诫我们:一个社会要想取得长久的发展, 就必须要用法律来保证。

一、构建法治社会困难的原因及分析

(一) 、客观原因及分析

我们的社会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最深刻的变迁, 西方文明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走完的现代化之路, 而今天的中国却只用了短短几十年。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员,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就是同样一件事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错位, 是可以避免产生社会的矛盾。而我国现在正在面临着国家权威的集中化和民主法律建设双重任务, 又偏偏出现在同一时空。所以原本在西方不可能成为矛盾的两方面, 在今天的中国却形成了。有其好的一面, 它可以进一步促进社会向更高文明发展。但是,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 我国的现代化目标将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的确借鉴了西方社会发展的方式包括法律法规, 但是, 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也已经是法治国家呢。法律不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就诞生的, 而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的发展, 分配关系、合作关系越来越复杂, 为了保证社会持续的发展和有序的生活, 法律才有出现的必要。可以说, 法律是文明的果实, 这个果实是有其根土和枝干的, 它包含着一种文明的感情记忆和文明历史, 它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性产物。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程度远没有达到西方社会, 法律体系已经近乎完美, 但是, 我们国家的法律传统却没有更新的那么快, 更准确的说, 没有这种土壤去培育它, 而这些土壤是要经过多少年的环境作用才能形成。

(二) 、主观原因及分析

我们的传统法律思想是很难跃过历史的跨沟的, 现阶段中国的部分法律体系是否适应今天的环境呢。我们的文明几千年来, 一直是一种农垦文明, 思想依然停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思想是具有延习性的, 它一旦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 就很难根除, 会根深蒂固。人的思想是可以左右他的行为的, 尤其是文化思想。某种程度上, 当前我们的实际情况为:日趋完美的法律体系与大众思想、认识之间的距离, 不是朝夕能够弥补的, 思想的落后, 乃至这些思想后面的深层次的根源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尴尬之处所在。

我们的历史主体法律意识相当薄弱, 权力行使的主体或者相对人在面对具体的环境之中, 经常习惯以传统的思维来运用当下的法律体系, 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 经常以人的权威去代替法律的权威。这样的思维逻辑继续传承下去, 那么, 我们的社会乃将是一个“人治”社会。人治的一个巨大祸端是随意性。为了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我们社会传统向来忽视审判过程, 而只关注审判结果。审判过程的不合理或者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审判结果还有多大的意义呢?为了实现正义的目标, 人治就可以随意的按照个人的意志采用各种手段, 来达到目的。一旦这种行为习惯成为一个民族的习惯性思维, 法治社会的到来还是任重道远的。

二、加快构建法治社会的对策措施

在东亚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也不乏成功的国家或者地区, 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七、八十年代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使传统的威权性政府最终走到了法治政府的一边。但是, 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 具体的历史环境又是不同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区域是非常狭小的, 文化具有极大的同一性, 思想各方面相差不大。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 不仅仅是指其庞大的国土面积, 也是指其文化的和而不同但统的格局。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各种差异对不同区域的中国影响是巨大的, 导致了有的地方比较先进, 人们比较开放, 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有的地方比较落后, 人们比较保守, 思想很落后, 对现代文化知之甚少。因此,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权威型的政府, 因为这有这样, 才能给现代化过程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客观上, 我们要处理好培育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行政统治的夸张化与民主法治社会的发展同时成为国家发展的目标的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改革产生的震荡。微观上, 我们需要努力展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特定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律。尽快完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 因为法律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环境, 更主要的目的是用新的去扬弃旧的, 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同时, 切实加强监督制度建设, 使整个执法过程更加合理化, 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改变而扭曲。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制度文化, 使制度本身成为一种文化, 一种载体。这种文化、载体就能够被普普通通的国人所能接受, 去影响他们的思维传统, 去发展他们的潜在的公民意识。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 制度与文化相互培育, 相互影响, 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社会。总之, 改革的难度是巨大的,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摘要：法治社会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应有之意。然而, 现实困难重重, 社会矛盾异常突出。其深层次原因表现为制度文化不够发达, 历史的主体法律意识淡薄, 法治体系与社会历史的错位。加强制度文化的培育, 改造国民性等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法治社会,社会矛盾,制度文化,改造国民性

参考文献

[1]冯霞.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模式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2]祝黄河.中国社会全面发展问题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3]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论文 篇2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与迫切任务，又是对党员干部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从近年来解决纠纷的实践看，一味强调运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不仅会影响行政功能的发挥，背离依法解决纠纷矛盾的初衷，而且最终会损害法治的权威和尊严。党的十八大对矛盾纠纷化解策略和维稳思路进行了及时调整，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因此，科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维稳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同时也是领导干部在维稳工作中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

一、法治思维方式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意义

（一）法治思维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佳路径。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实践中有着不同思路和做法。有的强调运用行政手段化解矛盾，有的主张采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社会矛盾，还有强调运用司法手段解决纠纷。实践证明，偏离法治轨道的维稳，越维越不稳。为追求暂时“稳定”而牺牲“法治”的被动式维稳，看似解决矛盾，实则回避矛盾、积累矛盾，最终只能陷入“信访不信法”的怪圈。正如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成为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最佳路径。

（二）法治思维方式有利于维护法治权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法律是人们行为不可逾越的最后底线，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复议、诉讼等法治手段是经过长期

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中，也存在重过程、轻结果，重形式、轻实效的弊端。

（二）缺乏积极主动的责任意识。一是不重视基础工作。对于影响稳定的问题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范，出了问题也不能正确地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查找原因，不分析总结，不去积极做基础工作，而是被动应付，哪儿漏哪儿堵。二是推、拖思想严重。有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地理解群众的合理诉求，不能沉下心来倾听群众的呼声，而是采取能推就推给其它部门，能拖就拖着不管，能躲就躲得远远的，表现出严重的不负责任，严重的不作为，使矛盾纠纷越演变越复杂，从而越来越难以处理。三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有的领导干部把个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认为摆平就是水平，动用一切手段平息事态纠纷，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群众正常的利益诉求，损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解决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少数领导干部不能正确把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能做到统筹兼顾，灵活处置，一味强调运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不仅影响了行政功能的发挥，而且背离依法解决纠纷矛盾的初衷，损害了法治的权威和尊严，还容易酿成恶性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个别领导干部为了促使当事人息诉罢访，采取“花钱买平安”的办法，一味迁就上访人员，从经济上满足其无理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其他人的攀比思想，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同时为依法处理矛盾问题增加了很大难度。

三、科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着力化解社会矛盾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的能力”。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只有充分具备了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才能依法履职、依法决策，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促进矛盾化解。

（一）必须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化解矛盾、处理问题必须把法治意识摆在第一位，

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论文 篇3

一、“人情社会”的涵义

自秦以来, 我国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人情社会。何谓“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是指以人际关系为运行基础, 个人的义务和权利以及利益的分配方式受人际关系网络的制约, 明确的法律条文或制度不对组织或个体产生绝对的约束力;相反, “人情社会”中“潜规则”大行其道, 法规制度常常被“灵活”, 在成文的规章制度背后, 人际关系往往才是最具有决定力的因素, 且这种受人际关系影响的制度有其独特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二、我国人情社会形成的原因

(一) 经济原因。

一是由种植业主导的生产方式要求劳动者依附于土地, 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进行生产。因此家庭成员之间必须有牢固的关系, 儒家的“孝”、“悌”和纲常思想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同时, 由于商业经济的不发达和地域上的差异, 劳动产品的货币化率很低, 许多劳动产品必须依靠人际关系形成的、非商业化的市场来进行流通。二是社会总体财富的匮乏、不健全的市场、不平衡的分配制度、缺乏约束力的法律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促使人们更愿意接近社会中的威权人物, 如官僚、族长等, 以期获得更多利益或减少自身损失。

(二) 政治原因。

在我国, 尤其是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这种拥有广阔疆域的朝代, 要维持广阔的版图并非易事。仅仅依靠军队等暴力机关不仅成本太高, 而且很可能造成军事割据。因此, 专制政权必须依靠其它方式来维系统一。依靠人情社会的人际网络来加强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显然是一种成本更加低廉的手段。

(三) 社会原因。

封建社会的弊端, 即君权家天下制。这天下是赵家的天下或刘家的天下, 只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才得以彻底更改。在漫长的封建史中, 皇权地位坚固, 家长制一言堂是它的变形表现, 一句话概括:不受约束的权力是罪魁祸首。人情社会作为皇权的产物, 同时也是饱受皇权专制的人民一点心理的安慰, 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人情练达即文章”。

三、人情社会的危害

(一) 导致人际关系庸俗化。

在不正常的人情中, 人们之间的友谊、亲情实际上异化为一种物化关系、相互利用关系、买卖关系甚至人身依附关系。而对于实用主义和趋炎附势式的人情来说, 因为这种人情建立和保持的前提是一方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 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性地保有其权力和社会地位,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人情更不可能巩固长久。一旦这种前提不再存在, 原来那种炽热的人情就有可能化作一滩冰水, 原来的“门庭若市”也有可能变成“门可罗雀”, 徒为一些人心头增加几分“世态炎凉、今不如昔”的伤感。

(二) 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在一个过分讲人情的社会中, 不可避免会滋生腐败。或许有人会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然而有的官员受贿的“起点”只是一张卡、一顿饭、一点烟酒而已, 但发展下去却成为职务犯罪的一个个源头, 也才有了渐进式腐败的生动先例。实际上, 收“人情礼金”早就成了不少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

(三) 影响社会公平公正。

每个人的人情资源并不是平均的, 有多的有少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和不公平。而且一旦考虑问题处处以人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可避免就会脱离机制和制度的约束, 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如果在具有同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情况下, 人情世故对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是否诸事顺利、是否提职荣升起到决定作用的话, 那这个社会自然就无公平公正可言了。

(四) 削弱了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

由于人情消费猛增, 使农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被挪用, 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投入和扩大再生产。我国家庭人员调查数据显示, 最低收入20%的家庭, 其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29.7%, 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了人情往来支出, 这对于一个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来讲, 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 因此人情支出, 对于普通家庭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如任其蔓延, 在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也不堪重负, 势必削弱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

四、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途径

人情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情”, 而法治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法”。人情社会严重阻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 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 树立宪法法律权威。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全面依法治国, 就必须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 使其成为规范一切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准绳。大力营造尊法、知法、守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让依法行政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要在全体公民中深入开展增强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活动, 使全体公民都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合法、负责、理性、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 积极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每一个细胞, 让“人情网络”没有胡作非为的空间, 让法规制度成为调节一切组织和个人行为的标尺。

(二)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相较建国初期, 我国法律体系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 有了质的飞跃, 但在不少方面还不够完善。有的法律存在部门“条条”的局限性, 有的新兴领域存在法律空白, 《民法典》尚未编纂出台等等, 都需要进行进一步完善。完善法律体系应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加强环境保护立法, 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奠定基础。

(三)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一是要完善司法机构设置和职权配置, 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出发, 加强司法机关内部机构制约, 建立统一的执行工作体制和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二是要规范司法行为, 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加强对案件办理的管理。三是要强化司法民主和法律监督方面进行改革, 加强对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 加强司法人员司法行为的监督, 努力提高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最大程度地防止司法领域里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

(四) 加大执法力度。

“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主要途径。一是要选好人、育好人、管好人, 调动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细化司法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提高司法人员的责任意识。二是要加强内外衔接、科学协调的运行机制, 建立立体的监督管理机制。三是要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落实责任到人, 使每一个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审判执行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彻底改变人们“信情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的落后观念。

(五) 强化执法监督。

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论文 篇4

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自此有了统一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宏大命题，而且也关乎每一个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

2018年，舆论场上颇不平静，从“高铁扒门”到“博士霸座”，从“疫苗之殇”到“滴滴顺风车命案”，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事件在社交媒体激起排浪式舆论，这些事件对常识和底线的挑战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加了政府和社会的运行成本。社交媒体上关于这些新闻的热烈的公共讨论，从一个侧面看，正是对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呼唤，是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的民意基础。

[权威论述]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习近平

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习近平

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发挥好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习近平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习近平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

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

[重要意义] 法治化治理顺应社会治理转型趋势，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治理理念。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发展挑战。社会关系更趋多样化、人民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国际格局更为错综复杂，这些都要求必须转变固有的发展观念，顺应时代演变趋势，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而以法治化治理为突破口，不仅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双向化、多元化转变，而且也能不断驱动社会发展观念与制度的创新，催生出更符合中国基本国情、能提升社会治理实效的新模式，逐步构建起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新型治理模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新格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法治化治理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变革，进一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变，如何有效改善民生水平，成为现阶段必须着力解决的难题之一。原有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模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生态，而通过加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力度，使“法治化社会治理”逐渐取代“命令型社会管理”，强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权威性与主导性，不仅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也能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服务作用，维护社会公正、增进民众福祉，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由此也能有效提高、改善全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人心更稳固、社会更和谐、国家更安定。

法治化治理助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交互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支撑，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而加强法治化治理，首先，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具体化;其次，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拓展;再次，则是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有机整合，使二者充分结合、相互助益。这不仅要从宏观角度提高党政机关人员的法治意识，要求其依法行政，而且也要通过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完善，促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法治思维约束自身，提高思想认识、改进工作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面临困境] 治理主体法治意识相对淡薄，偶尔会出现行政权力干预法律法规实施的情况。各别党员干部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契约观念，倾向于以官本位思想去处理各类社会问题，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之中，仍有一些行政机关有意将法律法规与行政权力进行分割，一味通过行政干预去处理问题。而民众的法律、维权意识的缺乏，也导致其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之时，倾向于以讲人情、托关系等方式去寻求调解，而不是积极采用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去解决。法治意识的淡薄，无疑成为了阻碍社会治理法治化有效落实的障碍之一。

法律约束力、震慑力不足。近年来，中央多次出台文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在中央统一部署、领导下，发挥地方的能动性，不断优化机构设置、职能，逐步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治理体系。而由于一些基层政府对中央精神认识不够全面、落实不够充分，加之又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因此，对自身职能定位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会有意淡化或排斥法律对行政权限的制衡，这就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出现权力滥用、以行政权力干扰市场运转，甚至直接配置资源、越权限制一些社会组织发展等情况。同时，当前我国法律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仍有待提高，对犯罪行为的威慑力偏低，难以发挥有效的约束、管制作用。

行政执法不尽规范，职权滥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有待遏制。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一直都是困扰我国社会法治化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地方基层，部分行政人员滥用行政职权问题突出。而对于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也有相当一部分基层行政人员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去人为改变原有的执法步骤、执法顺序，并不采用规定的执法形式、不遵循公开的执法时限，严重损害了法定程序的威严。此外，个别基层行政机关还存在强制执法的问题，这会影响地方治理秩序、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对策] 整体来讲，社会治理法治化：

一是明确基本目标。法治社会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一方面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社会治理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转变;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确立法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保障地位，形成国家、政府、社会建设以法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模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二是培育良好环境。应着力破除长期存在的管控思维，强化合作意识、协商意识，使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发挥政府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提高政府决策效能与效率，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注重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通过健全市场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营造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机衔接、良性互动的法治环境与人文环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赢。

三是加快法制建设。把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相关法律的出台和完善。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强化政府的社会治理责任，明确社会组织、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义务及程序，实现社会治理权责关系明晰化、法治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良好局面。

具体来讲，全社会都应当树立对尊崇法治、敬畏法治、践行法治的信仰。对个体而言，法治思维就是一种契约思维、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公民的法治素养体现为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的自觉遵行，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

对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而言，必须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对企业主体而言，法律法规也应该成为企业经营中不可违反的“高压电线”。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资本逻辑决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铤而走险、心存侥幸只会让企业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而企业经营者也必然受到法律的严惩。

[精彩标题] 1.全面依法治国托举每个人的安全感 2.善用法治手段实现社会安定有序 3.树立法治治理常态化思维 [精彩开头] 示例一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善治的起点，而背离法治则会造成种种难以预期的社会乱象，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被反复证明的经验和规律。

示例二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现代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法治化治理。实践证明，在法治的规范下，治理将更具有规范性、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在这种情况下，让法治治理成为常态，既是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需要。

[精彩结尾] 示例一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历史一再证明：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全面依法治国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必须弘扬法治精神，让每个人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唯其如此，人们才能获得可预期的安全感，迎来社会善治的美好明天。

示例二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法治化路径探析 篇5

1 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与社会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随之,社会治理理论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重点。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及“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1.1“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

全能控制模式是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支配覆盖着社会,全方位控制社会方方面面。在政府的强势掌控之下,社会组织生长空间十分狭窄,公民社会十分弱小。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就属于这种模式,政府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唯一主体,掌控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事务。

1.2“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由行政力量主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当社会力量发育到一定程度,同时,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等现代政治理念通过网络等媒介逐渐传播和普及,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具备一定的实力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但力量又不足以抗衡,这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采取的治理模式。

1.3“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中,社会事务主要由社会居民和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对社会事务并不直接干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政策规划和经费支持。当今世界,社会治理模式比较成功的国家,大多属于这种模式,比如日本。强社会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全,合作共治仍需假以时日。

1.4“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社会自治模式是指社会事务由社会组织主导的管理,公民主动参与,由下而上实施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社会事务,而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间接指导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及公民按照自主自治的原则处理具体事务,政府与社会相对分离。这种模式在早期的希腊城邦模式比较常见,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2 转型时期基层治理模式法治化的困境

随着体制转轨的深化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府主导模式的弊端和不足开始显现。

2.1“人治”思想和基层治理行政化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人治思想仍然很严重,做工作习惯于讲人情,凭个人经验做决策、下命令。加之我国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很难博弈,争取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是按照上级政府的政策简单机械地执行任务,基层治理模式行政化倾向严重。

2.2 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政府公信力下降

公民的社会发育成长,越来越多的公民维权的意识开始增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群体开始壮大,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降低,自主性增强,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对政府的政治认同降低,加之网络的普及为公民参与监督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伴随着公民社会崛起的同时,政府公信力却在不断地下降,伴随着经济改革中权利与资本利益的捆绑导致社会陷入弥散性腐败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再加上机关官僚作风,老百姓办事难,造成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开始滋生蔓延,自然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陷入“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政府的决定和公共政策难以贯彻执行,执政陷入困境。

2.3 风险社会与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现实困境

所谓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自然界的风险;难以预防的天灾人祸,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的损失,日本的地震都能让我们的市民一窝蜂地哄抢食盐;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的现实困境,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资源短缺、公共物品涨价等能够引起大面积的紧张和恐怖,有时会严重影响公共生活秩序。此外,社会不公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人民对基层的居住环境和综合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而滞后的公共服务又不足以承担提供多样社会服务的重任,基层社会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涌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如何弥合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平衡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利益所求,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2.4 全民守法与法治意识淡薄的悖论

全民守法,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法律认同的问题,首先就是老百姓要有法律意识,不然即使你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他也会内心上抵制这部法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还是相信熟人,所以要求法官必须是与此案无关的“陌生人”。如果不是,当判决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时,即便判决是公正的,该当事人仍不相信。所以,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就是要把老百姓几千年的这个惯性思维给扭转过来。当前,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加之司法公信力不足,造成很多老百姓不信法,甚至畏惧法律。遇到事情宁愿私下协商解决或通过行政方式调节,而不愿意诉诸法律。比如:“信访不信法、越法违法维权”现象较为普遍。

3 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与路径选择

3.1 基层网格化治理

基层网格化治理就是将原有的金字塔模式不断地压缩,使之扁平化,形成官民共治的局面。我国目前部分乡村所采用的村两委、村(党)小组长、村民代表实质上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看似增强了基层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管理效率上成效显著,但实际上这种行政中心下移容易导致这些参与治理的人员“一边倒”,重社会控制,轻治理服务,加剧行政化的局势,增加财政负担。

3.2 能人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个别或少数能人在村级治理实际过程中居支配性地位,具有相当高的权威。这个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常见与民国时代的家族村落中;二是当代农村里的致富能人,比如华西村、蒋尚存等,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阜南县、界首市等不少村庄,大多数村两委都是来自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等致富能人。农村中的能人治理现象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表现较为普遍,从实践来看,能人治理村庄相对于以前的靠道德权威治理有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经济能人在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能够带动村民发展经济、走向致富。但能人治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能人治理模式说到底还是人治。一旦这个人在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们对他便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崇拜感,在村一级事务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人们佩服他的能力,无形中就模糊甚至消弭了对他行使权力的监督,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把发展经济作为评价村干部的唯一标准,认为只要村干部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发展经济,其他的问题可以不管。在村民这样的心态氛围下,许多能人村干部的不良作风开始滋长,这是在今后的基层政权建设中需要加强监督并着力解决的。

3.3 公约典章模式

这种模式下,大到村干部违规如何处理,小到一块荒地的承包等各项村务,都有“公约典章”可循。与传统的村规乡约不同,“公约典章”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制予以明确和细化,给农民以行使民主权利的充分依据。以绍兴新昌县一个村为例,通过全体村民公决,通过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根据全体村民授权,典章按重要程度及数额大小将村务分为“重大村务”“重要村务”和“一般村务”,哪一级村务须由哪一个组织研究决定,哪一类开支如何审批等,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典章形成小册子发到每家每户,内容主要涉及村级组织职责、村务议事及决策、村级财务管理、财务公开制度、村干部违规追究办法等。“乡村典章”的推行改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方式,由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变成让民做主的“服务员”,党在农村基层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3.4 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出利益诉求和自治诉求,推动政府不断放权,使治理主体由单一转为多元;治理过程互动化,社会组织与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事务,不仅能够解决社区里规范化、表面化、浅层次的问题,还能解决复杂社会中遇到的纷繁多样的深层问题;治理结构的扁平化,改变了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模式,减轻社区居委会繁重的日常行政工作,让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社区居民自己的组织。

通过上述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和路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完全地去行政化仍然是不现实的,而另外,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双方的因素,既要压缩政府的公权力,防止权力寻租;又需要将公民纳入基层治理的框架内,听民声、取民意。因此,合作共治模式无疑是当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最佳选择。这种模式中的政府与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既充分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又通过互动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多元利益主体博弈机制下的治理模式正是立法的基本精神,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共同的合理化利益诉求,并通过法治渠道将诉求纳入政府的政策过程,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法治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不断深化,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并激化,群体性事件蜂起,基层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法治化,文章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通过对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路径选择和积极探析,探讨了如何依法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合作共治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2]毛万磊,吕志奎.厦门综改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优化——以鼓浪屿社区为例[J].东南学术,2013(4).

[3]戴燕玲.正确理解市场作用创新政府社会治理[J].中国市场,2015(13).

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论文 篇6

一、法治, 德治以及人治的含义

法治, 是指依据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来治理社会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法治强调法律权威性, 国家的治理主要依据法律法规, 其他的社会治理手段都在法治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享有法律规范之外的特权, 法律不得被超越。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而出现的并且这种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当然, 我国古代也有法治传统, 比如《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 修法治, 广政教, 以霸诸侯”, 还有就是邹韬奋《抗战以来》六二:“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 法治无存, 是非不论”等等, 但是这种法治是德治和人治之下的法治, 其普遍性和适用性以及可操作性远远赶不上西方国家所创建的法治系统。

人治, 是指社会上某个或者某些特定主体以自己的意志去管理或者控制另一些非特定主体的一种社会治理体制。这些特定主体往往因某些特定的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 能够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 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非特定成员进行统治。人治是各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最为常用的一种国家治理体制。在我国, 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国理论, 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德治, 是一种自我约束机制, 是人们从自己的“内心”出发, 自我控制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 也是一种主动式的社会治理模式。德治在我国尤为盛行的一种治国理论, 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为依据的社会治理模式, 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一方面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 注意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 另一方面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 德主刑辅”。德治对于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二、依法治国是否需要德治和人治

十八届四中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既定方针, 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文明标志的产物, 其对于社会治理的合理性当然是无需置疑的, 但是百分百的法治作为社会治理手段真的能够完全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吗?中国至古有人治和法治的传统, 几千年的文化沉淀真的可以完全忽略吗?

依法治国究其根源只是一种舶来品, 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的, 在这种斗争过程中必然会在民众意识层面形成并且不断强化的权利和自由保障意识。当从社会上层贵族到下层民众都不断这种权利和自由意识时, 他们必然会不断追求权利和自由, 反对强权政治, 霸权式的君王和宗教统治, 突破封建制的桎梏, 从而制定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则体系, 即法律制度,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法治政府。人们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来之不易的法治政府, 在他们的意识中, 法律之上, 服从法律已经是约定俗成的。

但是在中国,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儒家所倡导的德治和人治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在中国人意识层面, 道德和人性化的人治可能比法治更有说服力。但是, 德治和人治有其天然的缺陷, 这种缺陷与建立在高度的社会分工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现代经济显然相违背的。德治和人治总是相互影响, 互补互成的。道德更多的是从人们的内心出发来影响人们的行为, 这点与法律是不同的, 法律是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之上, 马克思说过:“对于法律来说, 除了我的行为以外, 我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根本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多元化的民族特色, 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结合德治和人治, 取其我们几千年来人治和德治的优良经验, 避开其固有的不足之处。

三、如何实现德治和人治与法治的完美结合

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两个紧密相连的部分, 与此相对应的德治和法治就如同自行车的两个轮子, 两者缺一不可。德治和法治有其根本的不同之处, 如何让才能实现两者的平衡。过渡的依赖法律, 人们会成为法律的奴隶, 失去依靠自己和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解决纠纷的能力。美国法律社会学家布莱克曾叹息美国社会一方面高度法律化, 另一方面道德沦丧。“例如, 1964年, 一个叫吉诺维斯的小姐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夜间遭人施暴强奸, 当她大声呼救, 38位邻居只是开灯向外张望, 但无人出来制止。当警察接到电话赶来时, 罪犯已经逃跑, 而这位小姐也已经死去。布莱克称美国社会患了一种“吉诺维斯综合症”, 吉诺维斯恰恰地过度依赖法律的牺牲品。”①

(一)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加强伦理道德和法制基础教育

由于历史以及西方文化冲击等原因, 传统的一些伦理道德已经逐渐消失, 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只靠法律这种单一的社会治理方式来治理, 远远不足以解决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在小学三年级以下, 不以学习文化知识为主要, 而以强调学生的道德教育, 尤其学习传统文化, 加强学生的法治意思教育为主。三年级以及各个层次的教育都把道德和法制教育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使社会民众从小在优良文化的熏陶下, 提高道德水平和法律规则意识。真正做到不敢违法, 不愿违法。

(二) 民族地区优化法治、德治和人治的结构

中国地大物博, 地区差异性和文化差异性要求必须进行多样化的治理模式。民族地区往往因为地域的特殊性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 他们往往以首长或者族长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地位, 其地区的人们也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或者首领的意识进行活动, 因此其德治和人治的比重和权威性要大于法治。笔者认为在民族地区, 可以适当的将当地的风俗习惯等法律化, 即道德法律化, 同时有必要可以将法律道德化, 让法律逐步成为人们的信仰, 变法律被动调整为道德主动调控。同时, 应定期对地区的首长以及族长等进行培训, 加强其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

(三) 充分利用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公共组织在熟人社会中发挥德治和人治积极作用的影响力

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公共组织是最直接接触民众的组织机构, 遇到的问题也是最为纷繁复杂的。法律调整具有滞后性, 而且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法的局限性表明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多元化。基层组织是直接接触民众的, 与民众的关系最为亲近, 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多是其管辖区域的一员。这种熟人社会中, 在法律的限度范围内, 德治和人治的治理成分更有助于纠纷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当然这种人治的前提是真正落实直接选举制度, 其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自身的修养必须达到令民众信服。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国际化水平提高, 面临的压力逐步加大, 社会矛盾日益激烈。而且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沉淀, 要求我们只有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多元化, 充分协调好法治、德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 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注释

社会治理的法治思维论文 篇7

一、社区治理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国家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最低管理层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城市社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学者开始对社区进行深入研究,并各自对社区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而其共同特征具体表现在“地域性”方面。2000年国务院《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规定: 社区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社区治理,就是运用治理理论对社区进行社区管理活动。即是在法制化的前提下,由政府、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中介组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共同对社区进行管理的活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社区治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国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目标,就要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建国以后,我国针对基层社会分别经历了统治、管理和治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和街居制社区治理模式,在充分尊重平等、公正的前提下,却没能实现国家富强且文明和谐的要求; 大跃进至文革时期的社区管理,越发体现了法治欠缺、“人治”当道。不管是单位制还是街居制,行政控制色彩浓厚,严重缺乏社会和居民的参与。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家逐渐富强的基础上,民主、文明、和谐的要求不断加深,而面对我国层出不穷的新社会问题,给传统的社区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1986年,民政部以承接企事业单位转接社会服务项目为出发点,首次提出在全国开展“社区服务”的构想,推进城市市区福利工作改革。2000年公布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开创了全国各地社区管理模式探索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出现治理理念,提出“基层民主制度的完善,要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伴随着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的进一步要求,通过依法治理解决社会矛盾,以社会化服务为导向,及时协调群众各方面利益诉求,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法治”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基础,成为依法治国理念的先导。

三、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不足

我国推进社区治理的不断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比,我国社区治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治理法治化存在各方面的不足。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中指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社区治理的法治问题主要表现在:

( 一) 社区治理法律制度方面相对滞后。

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起步较晚,与社区治理相关的法律制度存在许多空白或不足。立法方面,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但是没有建立适用于社区治理的法治制度,如社区环境治理、社区卫生治理、社区文化治理等方面立法空白,致使社区工作的“法治”缺乏法律支撑,社区工作和发展无法可依; 法律形式方面,目前我国与社区治理相关的法律中绝大部分是与专门法相对的条款、条例等“相关法”,杂乱的相关法致使社区工作在实际管理中造成多头管理、有法难依的现状,导致社区工作没有统一规范性,适用效力较低、缺乏权威性。

( 二) 政府与社区职权不清,执法不规范。

社区治理基层组织的职能范围主要来自于专门法及其相关法中,但是我国社区专门法存在严重滞后,内容过于简单,没有操作性等问题。1989年颁布的《城市居委会组织法》规定了居委会的自治地位及任务,时至今日其规定的居委会职责、法定任务、运行机制等与目前社区治理现状已明显不符; 另一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提高政府宏观调控力,将政府从复杂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但是在实际行使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是“下移”而非“外移”,由于职责的无法可依,法律不健全带来的漏洞,导致社区组织的具体工作任务增加,社区组织所行使的职权和所接收的任务,一部分实际上存在偏离法治轨道的问题。

( 三) 社区主体法律地位不明

随着社区的发展所带来的社区主体多元化,治理主体不仅局限于宪法所规定的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已扩展到社区管理委员会、业主大会、个人等主体自治形式,但是宪法和法律并未确定这些新出现的社区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一来造成社区成员对除居委会、办事处以外的治理主体产生怀疑,质疑其社会地位和职权能力; 二来影响社区工作的开展,进而影响社区治理的发展。此外,没有具体专门法对个人参与社区治理的自治权利作为法律支撑,导致个人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问题上,没有具体和标准的规范管理程序,进而影响个人参与社区管理的参与意识,无法达到群众自治的效果。

四、小结

我国社区治理的法治化建设,要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根据我国基本国情,我国社区立法和执行工作的现状,认真分析目前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的不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区管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在吸取国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社区法律体系。社区治理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心下移,是城市建设的基础。要实现善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首先要将法治化作为治理体系建设的前提,需要相关法律体系作为社区治理的基础保障; 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社区治理各个主体的概念,明确规定社区治理各组织的法律角色,从立法的角度上提高社区治理的自主性,同时提高社区自治主体的法律定位,从而给社区各主体的治理提供权威性的后盾,能够合法、合理地行使社区治理主体权利,管理社区各项事务; 最后在法制的基础上明确社区治理主体的性质、权利和义务,规范社区工作范围,保障社区经费的充分利用,人力、财力、物力的合理分配,实现社区治理水平的显著提升。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总目标,要求改进我国社会治理方式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把推行基层治理法制化作为工作重点,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的总目标。浅析国家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思维下社区治理现状,提出目前我国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