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

农村社会治理（精选12篇）

农村社会治理 篇1

1 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1.1 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理论是西方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委员会将社会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社会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在我国,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 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 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 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公平, 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无论在西方还是我国, 社会治理都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 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 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将社会管理转化为社会治理, 改变过去政府对社会的单一管理, 逐渐向政府和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治理转化;改变过去社会管理中唯有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 逐渐向协商、合作等多种方式转化。

1.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 “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深受广大农民的青睐, 必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就地城镇化”符合我国国情, 就地城镇化通过建立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管理完善的新社区, 既能有效利用当地优质资源实现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还能解决农民的城乡“两栖”现象, 更加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 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的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管理完善的新社区也就是新型农村社区。

1.3 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发展、成熟而进行的, 是逐步由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管理向以政府为主导, 在培育和引导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资本、农民、农民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 通过协商合作等多种治理方式对新型城镇化中的社会事务进行有效治理过渡, 最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各司其职、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和谐有序的治理过程。

2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2.1 农民治理参与受限

长期以来, 以家庭为主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造成了农民小农意识强、个体性强, 再加上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农民大多数认为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工作, 与自己无关, 参与村民自治的比较少, 作用几乎没有;其次, 这些民主意识比较薄弱的农民进入新型社区以后, 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表现出了很多的不适应, 融入社区生活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对自己社区身份的怀疑, 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相对缺失;最后, 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 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这导致他们对社会治理的认识、自己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以及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缺乏必要的认识。村民自治时民主意识的薄弱、缺乏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再加上自身素质的低下必然导致农民参与社会治理受到限制。

2.2 社会组织力量薄弱

现代社会, 伴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社会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面对复杂的社会治理形势, 政府和市场也有许多力不从心的地方, 社会组织种类多, 覆盖面广, 能解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将公民组织起来进行有组织、制度化的利益表达, 更好地维护公民利益, 实现社会自治, 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已经习惯了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包揽, 对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对其参与社会治理存怀疑态度。

2.3 社区居委会自治表象化

社区居委会本应是社区居民实行自治的地方, 然而, 由原来的村委会逐步转变为社区居委会大多是政策推动的结果, 这种行政力量的干预使得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能力大打折扣。在实际工作中, 政府的职责和居委会自治更是难以分清界限, 居00委会承担的更多是上级政府交办的工作, 以致于社区居委会常常被当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其次, 由于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农村面貌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人还是原来的人, 但是身份、经济关系以及法律地位都不一样了, 管理的方式、对象、内容必然也随之改变, 然而这些却是那些刚刚转变的农村干部需要不断学习和改变的。居委会的性质定位以及人员的素质都是造成居委会自治表象的重要原因。

2.4 政府治理职能转变难

在我国, 长期以来是大政府小社会, 所有的行政事务都由政府来承担, 政府习惯性地“大包大揽”, 通过一级级的政府组织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 多元主体参与的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都不健全, 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空间更是不足。特别是对于刚刚由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这类群体, 政府缺乏对其治理文化的引领、缺乏精神层面的转化, 很难使其在短时间内形成现代公民意识和治理意识。除此之外, 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一般是通过行政力量来完成的, 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强制手段, 这样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单一, 主要也不是以增加社会活力和和谐为目的, 有时候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受我国长期以来中央集权制的影响所形成的“大包大揽”的政府以及单一的治理方式压缩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发育以及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特别是在新型农村社区中, 新型的社会关系更加需要刚刚转变的新主体的参与。

3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

新型农村社区将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重点。习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越强, 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实。要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 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 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为此, 应从理念、制度、政策等多方面推进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3.1 改变理念, 提供多元治理主体共存的制度环境

社会治理本身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方式的多样, 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应当从改变治理理念开始, 对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加以认可, 并为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方面的支持, 使多元主体有机会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同时发挥自身优势为社会提供服务, 解决一些政府不便管、不好管的公共事务, 从而在政府和社会各司其职, 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和谐有序的氛围中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3.2 提供服务, 为转型农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条件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更是与每个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必须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挥农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3.2.1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转型农民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条件。农民进入新型农村社区以后, 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自身的生存, 政府应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其后顾之忧, 为其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条件。

首先, 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纳入社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是个基础、长远工程, 为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建设成本, 避免重复建设, 必须在规划中科学筹划、合理布局。因此,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长远规划, 同时坚持长远与阶段规划相结合, 分阶段、分步骤的有序进行, 与社区建设同步进行。

其次, 重点解决转型农民就业收入等问题。就业不仅是维持人生存发展必需的保障, 还是获得信息促使转型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的关键因素, 因此要千方百计增加其收入来源, 采取各种途径拓宽就业渠道;同时为其提高就业信息, 建立其与就业单位之间的桥梁, 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其技能的培训, 使其能尽快适应市场竞争。

最后,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保障是政府对转型农民的“托底”保障, 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 以增强公平性和适应流动性为重点, 着力完善制度, 扩大覆盖范围, 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统筹层次,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

3.2.2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培养公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意识和能力。文化是一种凝聚人心的手段, 要使人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 必须增强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的一员, 社区的社会治理与自身息息相关。为此,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初期可以多组织各类活动宣传社区文化, 培养大家对社区的情感和认同;另外, 要通过社区教育使人们真正认识并接受社区和以前的农村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同, 逐渐融入社区生活。

3.3 降低门槛,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主体, 特别是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中社会组织能充分发挥其贴近基层的优势很好地将转型农民组织起来, 提高其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为此, 政府要按照十八大的要求降低门槛、简化程序, 重点加大对社区服务类组织的培育力度, 并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增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在合作的同时积极帮助相关专业人员向社会组织流动, 逐步推动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

综上所述, 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政府、转型农民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需要从理念到行动的同步推进。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2]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01) .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4.

农村社会治理 篇2

首先，我们去村民中心向齐彦国书记询问了关于新庄头村垃圾处理情况，书记告诉我们，按政府要求:

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原则

全村生活垃圾的收运和处置要围绕改善和提高全乡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削减垃圾污染、保护环境展开，努力构建“城乡统筹、技术合理、能力充足、环保达标”的垃圾处理体系。

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原则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由乡、村、所统一规划。结合人口聚集程度、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生活垃圾成分、性质与情况，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污染防治措施的垃圾处理设施。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鼓励和推广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置，鼓励垃圾资源再利用。

上午调查完新庄头村后，我们下午就来到大河镇政府，在这里详细了解了一下国家政府这几年来对农村垃圾处理的相关政策。在田朝同志那里我们得知，乡镇场镇实行全天候保洁，各村要选聘专兼职环卫人员，负责对公共区域保洁和全村的垃圾转运，人员可由村组干部兼职，条件许可的也可聘请专职人员。各组要选聘专兼职清扫保洁员，负责对公共区域清扫保洁和建立回收体系。

在各个行政村建立再生资源回收点，逐步建立起集分拣分类、回收、交易、加工利用为一体的农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实现农村再生资源应收尽收、变废为宝。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要设立显著的店招，经营场所内制度上墙，并配置必要的计量器具，统一标识、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逐步装配再生资源回收专用运输车辆。

田朝同志还说，大力宣传引导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要持续深入开展宣传发动。要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发动群众参与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推行院户门前“五包”，定期开展卫生评比，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搞好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培训工作，“八进”活动牵头部门要层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各新闻媒体要播放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宣传片，要开辟卫生知识专栏，强化居民素质教育、农民自我教育;要将垃圾处理知识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等主题活动，扩大社会教育面，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农村社会治理 篇3

关键字：农村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 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93-01

乡村治理是在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下，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对村庄事务进行协作管理，提供包括水井道路基础设施、村庄治安等公共产品。这需要每个村民的积极参与，通过集体行动的一致性达到乡村的有效治理。社会资本注重关系网络之间的信任带来合作的可能性，能够解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同时为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农村事务管理不仅需要村两委的决策，更需要乡村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宗族由于其原生性和高团结度，是农村事务管理中重要的制度外力量。

一、宗族是农村管理中重要的制度外因素

农村事务管理不仅需要村两委的决策，更需要乡村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宗族由于其原生性和高团结度，是农村事务管理中重要的制度外力量。

首先，宗族的存在为族内的互助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家庭作坊式生产仍是农村生产的主要形式。宗族的互助生产能形成规模效益。比如，农忙时节需要多人协作才更有效率。本家在农忙时搭伙干活的情景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盖房子时，尽管有专业的建筑队，本族人依然会出现在施工现场帮一下忙。族内的互助合作也能解释家族企业兴起的原因。

其次，在处理道德问题和调节乡村社会纠纷方面，宗族具有乡村政权和法律无可比拟的优势。俗语“清官难断家务事”揭示出公共权力介入家庭等私密性空间的无奈。一些家庭事务由本族精英出面协调解决反而比诸如司法程序的解决渠道要行之有效的多。“自家人”的事情在“自家人”面前解决更容易为当事人双方所接受。 涉及族际间的矛盾纠纷，如果由上级乡镇政府或法院来处理，不仅花费巨大，还会让双方感觉“丢人”、“没面子”。此时，由村干部出面牵头两族内的权威式的人物进行协商是最为稳妥的。还有对于某些“失德者”、“伤风败俗的人”的谴责和教化往往也需借助宗族的力量。

另外，在处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宗族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整合作用。宗族的集体行动意识使得他们在重大利益问题面前选择共进退。那些鳏寡孤独困难人员更容易受到本族人的接济帮助。而宗族对于族人的过度保护和对本族利益的过度维护也会引发对外姓的欺凌和其他个体合法权益的侵害，形成农村中一股不稳定因素。

二、农村社会资本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分析

（一）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

在农村集体行动的困境表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并不是一致的，个人对利益的理性追求并不能促进集体利益的增加。个人关注的总是跟自己利益最相关的那部分，集体的公共事务成为最少受人关注的。个人希望能够“搭便车”免费地享受集体提供的公共产品。同时，个人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会使个人付出相当大的成本。比如对村干部的监督与检举是很得罪人的事情，同时受到的效果也存在很大的疑问。并且即使自己努力争取到一定的合法权利，付出的成本也会大于收益。因此部分村民选择“搭便车”，或者放弃自己的利益而默默忍受，而对村中的公共事务缺乏关注。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缺失

农村公共产品由农民和政府共同提供，由于财政收入的不足等原因，乡镇政府不能完全覆盖乡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社会资本在整合乡村资源，促进农民合作和增强集体行动的合力方面作用巨大，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来源于此。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存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某消费者对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到其他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水平。农村的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前者包含了江河治理、生态保护、计划生育、基础教育、道路、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治安等物品。而后者包括基础设施类产品，如饮水、通信、广播电视、卫生防疫等。

三、社会资本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

（一）农村社会资本解决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追求集体利益上能够有共同的目标和行动。互助、合作、信任的关系网络促使村民自发组成起来，能够弥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陷，共享集体行动的成果。农村社会资本有助于建立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关系网络，每位成员在关系网络里具有共同的知识，对组织具有较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感，成员与成员之间有共同的爱好和认识，这样能促成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由组织成员共同推选的代理人是成员利益和需求的代表，他将以民主决议的方式收集和整理农民的意见和需求，以集体利益为导向参与公共产品的决策。

（二）农村社会资本能够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渠道

农村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相互支持网络，能够消除成员间的不确定因素，自然信用得以有效地建立起来，从而促成合作行为的一致性。并且农村社会资本孕育的各种民间组织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将这种信任与合作传播到每个村民，使他们形成寻求合作的自觉。从而为民间组织、企业及个体等提供一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途径，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农村的金融合作，比如实施“农户小额信贷”、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亲友的财力支持等方式都需要彼此间的高度信任和互惠保证。

（三）农村社会资本还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监督网络

农村社会的“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特点使得村落内的各种信息能够充分共享。且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每个村民都希望享有村内公共设施带来的便利条件。如果一个村落的社会资本发育程度高，村庄内部合作密切且合作方式多样，彼此交流频繁，那么对乡村公共产品的监督也更为有效，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能够时时刻刻被村民评价，甚至被提到正式场合加以讨论。村庄的话语体系和舆论压力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必须保证产品的质量，否则自己的声望和名誉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受损。因此，农村社会资本也能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有效的监督体制。

参考文献：

[1]肖唐镖.农村宗族与村民选举的关系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农村社会治理 篇4

乡镇作为基层政府代表着国家行政权力, 其属性是服从上级的决定, 执行上级的任务, 要对上级负责。这就导致平常我们所说的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的现象。上面设置了多少个机构, 下面都要挂上相应的牌子, 并有专人去负责这一块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 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所选举出来的自治性组织, 其代表的是自治权力, 其执行的是全体村民 (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达成的) 决策, 维护的是全体村民的利益, 而且每一名任上的村委会成员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三年一次的换届, 这就导致其在执行工作时, 不同于基层政府所代表的行政权力, 出于换届的考虑, 其更多考虑自治的因素会多一些。这就造成了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碰撞, 结合近几年来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来看, 基层政府的因素占了很大比重, 根源就在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 与自治性权利属性相异的权力 (利) 在直面过程中, 更容易发生摩擦或者说碰撞, 严重者发生群体性事件。

2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对乡镇基层政府的需要

第一, 现有法律法规的缺位。对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在国家层面, 我国目前仅有一部偏重于组织的《村组法》, 但在当前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下, 如对于某些村改居基层社区, 仍旧存在着部分田地, 或者集体财产, 因此其在治理的过程中还是适用的《村组法》, 这一点在《村组法》中并无相应的规定。地方多以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方式来对适用法律进行规定。

第二, 农村基层自治主体自身的局限性。因工作原因, 接触到的大多数村干部都具备有相当的能力, 在发展经济、处理村级事务过程中都能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情形就是, 在中国处于转型期的当下, 利益的诱惑使得原有的农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闻报道中, 我们不乏看到类似于村干部因违法违纪而受到纪委的查处, 或者接受法院的审判而入刑。

第三, 乡镇政府自身的职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相关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的职权中与村级事务相关的包括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等行政工作;维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以上规定表明村级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都脱离不了乡镇基层政府的各项工作。

3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融合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村级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两种主体的存在, 总会出现博弈的情形, 二者又有融合的必要性及现实性, 关键就是解决好乡镇政府对村级工作管什么以及怎么管。

管什么?依据《村组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基层政府对村级组织的管可以分为静态管和动态管。静态管指指对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是否有违法或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进行监督。动态管则是指基层政府对村级事务的公开合法与否进行监督, 这种管还包括资金上的支持, 在村委会办理本村公益事业所需经费确有困难的, 地方政府要给予适当支持;动态管还包括村委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时组织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怎么管?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法律所定位的指导、支持和帮助?通过实践中的一些正面案例, 我们能够得知, 一方面, 乡镇政府的管主要是侧重于对程序的监控。在城镇化进程中, 如何让村干部对法律有所敬畏?光靠书面的普法显然不能达到这一目标, 笔者所在区域实行合同监管和项竞标, 使得村干部的权力运行不能暗箱操作而需放在阳光下接受检验, 使村干部能够从被动最终转向主动守法。另一方面, 基层政府的管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基层政府只有在全体村民同意作出委托决定并签署委托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以受托监管公章和三资代理。如果没有这一程序的严格遵循, 则会造成行政权力对自治权利的蚕食。任何瑕疵都会导致村民的埋怨及法学界的指责。最后一点不得不强调的是, 基层政府的管更应该侧重于对村级自治营造更好的氛围, 这种氛围不仅仅指基层政府要为村民自治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约束自身的权力不要到处伸手, 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村民自治所应具备的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孕育, 这应该是乡镇政府长期致力的一项任务。

综上所述, 在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乡镇基层政府与村级自治组织这两个主体的博弈这一情形, 但也不能否认二者中间也存在着融合必要性和现实性这一事实。当前我们更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就是乡镇政府如何做才能更好地符合融合的需求, 从而更好地实现农村依法自治。

摘要：城镇化进程中,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既有自治性村级组织, 还有基层政府的身影, 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博弈的情形。但基于当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村级组织自身的原因,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又决定了二者有融合的需要, 这就要求乡镇政府采用正确方法来促进农村依法自治的最终实现。

关键词：社会治理,自治,乡镇政府,融合

参考文献

[1]尤琳.中国乡村关系[D].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 篇5

有良好的社会治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为村民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优良的条件，为认真落实“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为好自己的事”的方针，确保我清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结合我村的实际情况制定以下的计划：

一、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根据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的要求，成立了村支部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我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的开展，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巡逻队等组织。实行目标管理，明确分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充分发动群众消除一起影响稳定的因素处于萌芽状态。

二、搞好普法宣教、营造守法氛围强化管理，以村民小组为基础，以创建“平安村寨”为载体，结合“六五”普法，充分利用黑板报、宣传材料等形式，教育广大群众管好自己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坚决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陋现象和邪教组织。

三、矛盾纠纷细排查，做到化解矛盾到位，由于经济结构的改变及外来人口的涌入，使我村的矛盾纠纷有所增加，针对这种情况我村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月排查制度。对排查出的矛盾早介入、早调处，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上交，不激化。

四、安全管理经常抓，做到安全到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制度，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由于我村与其他几村相连，处于中心地带，外来人员多，为了便于管理流动人口，保障社会治安，我村成立了流动人口管理小组，由专人负责。

五、建立应急预警机制按照“以片区为主、反应灵敏、动作高效”的要求。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处理。保证了全村的稳定和平安。

六、建立防范网络，确保防范措施到位。我村的治安防范网络设在镇综治办的关心和支持下，建立村支部书记负总责，村支两委成员具体抓，以村民小组组长为主要成员的群防群治队伍。形成上下联动，密切配合，防范控制严密的治安防范网络。为我村的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七、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村重要工作来抓，坚持落实“一把手亲自抓”的要求，日常工作和生产劳动中积极落实并经常检查监督，如有问题按时整改，确保我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无不良记录。

第二篇

为了进一步搞好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切实做到稳定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全局形成齐抓共管良好格局，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关文件要求和规定，特制定如下工作计划：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

(一)认真继续贯彻好“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原则，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细化工作措施，完善齐抓的工作机制。局长负责全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各分管副局长负责分管股室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做到排查到位、化解到位、防控到位、维护好社会稳定。

(二)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具体落实到股室和人头。

(三)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全年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全年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及具体人员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少于3次，做到年初工作计划周到、措施具体、任务落实、责任到人、年终奖惩兑现，实行“一票否决权”制。

(四)完善维护社会稳定预警网络、信息网络和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定期排查不稳定因素，真正把矛盾和问题解决、消除在萌芽状态。

二、加强管理，健全并完善各项制度，认真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一)严格遵守值班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值班，职工干部轮流值班制度。认真做好治安防范工作，确保内部重点部位全面安全。凡值班期间，不按值班制度要求履行职责的，按目标责任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产生不良后果的，加重处罚。

(二)加强对办公室的管理。下班后关好门、窗、桌柜；不得在桌柜内存放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办公室内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禁止在办公室内使用各类生活、取暖等电器设备，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办公室内不乱放文件资料、报表，保证室内整齐清洁，对需保留的文件、资料、报表应按规定及时立卷归档，移交档案室；对需销毁的文件、资料、报表，按照保密制度规定，由局办公室统一安排到指定地点销毁。

(三)切实加强局内的电器设备管理。局内职工应能做到正常操作和使用电器设备，保证其正常运转，使用完毕后及时切断电源；不得私接电源线路，不得违规使用电器；经常对电源线路进行检查和维修，及时发现和整治隐患。

(四)加强消防工作。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消防知识，提高防火意识，全年安排一至二次的消防知识教育和正确操作使用灭火器的演练，职工有扑灭初期火灾的能力。达到全年无火灾事故发生。

(五)加强车辆管理，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局内驾驶人员要认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和有关安全条例，做到安全行驶，无违章事件发生。

(六)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检查工作。局内对各股室治安、防火工作的落实情况，实行每月一次的安全检查，重大节日检查，并及时通报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切实将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

(一)积极开展对全局干部职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和法制教育“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全体干部职工的法纪观念，不断提高职工思想人员素质，预防各种违纪违法事件的发生。

(二)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宣传教育，继续深入地同邪教组织进行斗争。

(三)积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教育，不断增强参与意识和提高防范意识。

四、继续做好保密工作

认真落实保密工作责任制，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做到不泄露国家机密。

五、积极巩固安全文明单位成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充分发挥统计的职能作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把“打击、治理、防范、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教育干部职工自觉遵纪守法，维护机关声誉。积极参与当地的各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积极完成交办的各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任务。

农村社会治理 篇6

【关键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政府责任

前言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在农村基层也存在着各种危机，且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比较激烈，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责无旁贷。农村基层是我国体制架构的基础环节，但人们对于基层规范治理和法治治理的关注相对来说还远远不够，强化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政府责任是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1、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责任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1.1政府管理部门及官员责任意识欠缺

第一，体制性因素对政府管理部门和官员意识产生影响。政府现有的以由上级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的体制决定了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机制结构要素是向上级负责，而这一责任体制的形成使得政府责任的实现方式与实际工作情形发生断裂，突出对上级责任的认识与注重，而忽视了对民众责任的重视。第二，对责任内涵认识不清导致责任意识的缺乏。部分政府管理部门及官员没有形成正确的责任观念，对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政府严峻责任认识不到位，甚至认为责任制度是用来约束被管理者而不是约束自己的。第三，责任的执行观念不强、责任执行力不够是责任意识缺乏的突出反映。责任的落实需要较强的执行理念，将责任部署到位、落实到位、实施到位是对责任意识最好的诠释，提高责任执行力和履职能力是增强责任意识的根本。

1.2政府管理过程封闭及信息沟通不畅

第一，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过程公开和信息畅通的体制不健全。从形式上来看，近年来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虽然有很多涉及到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过程公开和信息畅通的相关内容，但比较零散、规定抽象，没有形成一套完善健全的体制机制。第二，缺乏对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政府管理信息公开的特别规定，操作性不强。第三，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过程封闭及信息沟通不畅的责任得不到追究。现有的制度和体制对政府部门不公开过程、不畅通信息应付的责任规定不明确，过于抽象和含糊，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保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使得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过程封闭和信息沟通不畅成为常态。

1.3政府责任管理体系不健全

第一，没有建立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政府责任管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责任管理体系比较粗糙，管理每一个环节的责任没有做到具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现有的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责任管理体系没有以现实为基础，不是针对现实中的薄弱环节制定出来的国家层面的政府责任管理总体设计。第二，责任管理体制因循守旧，缺少革新，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手段和方法探索上积极性不高。事实上，作为承担管理责任的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是管理的主要机构，亲自担任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领导组织工作，对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问题和缺陷也是最清楚的，是最有能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的主体，而现有的责任管理体系限制了部门和责任人员创新精神的发挥，不能有效激励部门和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责任管理体系不能随着经济社会变化而不断变化。政府的责任管理体系是国家权力运行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部分，它应当在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更新、变换、调整与升级。

2、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政府责任机制的落实

2.1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政府内部责任机制的落实

第一，政府在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矛盾防范和准备责任机制的落实。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做得到位，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爆发，或者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将社会矛盾带来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居安思危，切实抓好准备。有些矛盾不可避免，必须为之做准备，如同诺亚在下雨之前就造好方舟。这意味着政府管理者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就必须积累可用资源和提升处理能力，降低个人、组织和社会的脆弱性，在矛盾发生以后做到快速反应、有效处置，从而能够降低矛盾的损害程度，及早达到社会的有序治理状态。第二，政府在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监测与预警责任机制的落实。科学研究表明，社会矛盾爆发之前的临界期是处理社会矛盾、规范社会治理的最有利时机。尽早发现矛盾迹象爆发苗头，并在早期将其消灭，能够阻止矛盾向社会危害蔓延，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矛盾给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及政府管理活动带来的威胁与损失。

2.2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政府外部责任机制的落实

第一，健全和完善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法制体制。首先，要完善宪法条款。“宪法的内容及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宪法和宪法的至上权威是保证权力服从法律，从而实现法治的关键。”要在宪法中增加关于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条款。此外，还要逐步完善其他与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当然，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要注意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各种制度规定要统一、配套、协调，相关措施要落实好，按照法治要求，做到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法制的执行到位。第二，建立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问责制。建立问责制的主旨，就是通过问责来落实政府的责任，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避免产生“不负责任”现象。问责即“追究责任和承担责任”，其核心在于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对其行为负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问责是对全过程中政府行为及其后果的问责，包括过错问责（决策问责、政治问责、法律问责）和绩效问责。这些问责方式意味着，政府日常决策失误或强行推行农村政策而引发矛盾或造成重大损失，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过程中未能维持社会稳定、导致事态恶化并造成恶劣影响，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并有失职失责或违法行为，政府组织或其工作人员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未达到应有的绩效水平，均被追究责任。

3.结语

强化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政府责任是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过程中，政府不要惧怕直面现实问题，要勇于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样既可以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序发展，又可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良好政府形象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25.

[2]马怀德.应急反应的法学思考———“非典”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49.

农村社会治理 篇7

1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 农村社会组织的问题受到乡村治理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学者们的关注, 成为政治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农村各类社会组织有300多万个, 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自治组织、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公益服务组织和村民互助组织等形式。综观目前相关的研究发现, 学术界关于农村社会组织的定义并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看法, 而更多的是以农村民间组织、农村非营利组织、农村中介组织等命名, 它们在乡村社会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学者以农村社会组织的性质和目的为出发点, 将农村社会组织划分为政治性组织、经济性组织和基层自治性组织三种类型, 认为农村社会组织是由村民自发组织而形成, 或者是在乡镇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 为了实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成某种社会保障功能和获取公平的经济利益, 由农民为主体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俞可平从农村社会组织的职能出发, 将其划分为农村权力组织、农村服务组织、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以及其他农村附属性组织等。李熠煜从农村社会组织的生长成因出发, 将其分为和官方有密切关系, 具有合法身份的行政组织;传统的乡村社会团体;由新型的农民自发形成的公益性组织;乡村社会中各种宗教组织和带有帮会性质的类似黑社会的组织。他认为, 类似花会、庙会和基金会、行会等乡村社会团体和公益性组织发展速度最快, 逐渐成为影响乡村事务的重要力量。2008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在关于发展农村社会组织问题上, 进一步明确农民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服务性和互助性的性质, 其基本功能是在于完善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这一定位, 将农村社会组织赋予了更多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乡村社会自治的公共权力, 充分体现了其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 农村社会组织是具有民主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一般特点, 它们根治于农村社会, 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随着我国乡村民主化进程而不断深化, 是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中关于实现村民自治重要的一次尝试。

乡村治理就是乡村社会的各种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共同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一种动态过程, 其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农村社会管理结构和促进公共产品的优化, 实现广大村民的根本利益。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不仅代表着广大村民的利益, 为他们提供公共参与的机会, 而且在促进不同管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因此, 探索农村社会组织在我国基层政治社会发展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以适应和促进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的需要, 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途径。

2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分析

2.1 乡村治理的多中心结构, 为农村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创造制度性空间

自上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 在乡村社会中, 除了传统的集体经济形式外, 开始出现了一些个体经济组织和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 这些经济组织的出现满足了农民的多样化需求, 逐渐受到广泛的欢迎, 其组织的内容和形式也得到了较大的创新。然而, 随着农村的经济成分和利益多元化的转变, 亟待调整政治权力结构以适应客观社会环境的发展。2004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 明确指出建立由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政府具体负责、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这种格局, 从理论的层面上看, 就是宏观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农村的“多中心”治理是它由乡村社会中多元独立的行为主体, 在一定的运行规则下, 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合作、相互调适, 甚至相互博弈等互动方式, 形成一种多元的开放的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制度。笔者认为, 多元性与开放性是辩证统一的, 多元性是实现开放的基础, 开放性为多元的格局提供保障。那么, 面对乡村社会中日益繁杂的公共事务和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时, 在人力物力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缺陷。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调整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 将各种利益主体纳入到乡村政治系统中, 统筹各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 鼓励乡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只有充分调动农村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促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格局, 才能弥补在政府失灵时的社会资源短缺, 才能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

2.2 农民组织化水平提高, 为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发展机会

组织, 是实现政治稳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也是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在我国, 传统的乡村社会一直以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来维系各组织之间的关系,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限制了农民的个人思维和对利益的诉求, 将农村社会推向了一个同质化的阶段。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各种各类的农村经济组织随之纷纷建立起来。然而, 从整体上看, 这些组织呈现出碎片化和分散化的特点。在当时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影响下, 碎片化的农村组织使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 农民的政治参与还处于一个低制度化的水平。农村社会组织能够整合乡村社会中闲散的群体力量, 通过内部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律的手段, 维护广大农村群众的合法利益, 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保障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资源配置上的公平性, 为农村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民公平地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提供机会。

2.3 走向“善治”的乡村治理目标, 推动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合作

政府与公民共同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善治的本质特征, 是当前国家政治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要实现善治, 首先需要以公民对权威力量的自觉认同和积极参与为基础, 如果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 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治。由此可见, 在要实现乡村善治, 仅仅依靠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威性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培育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公民社会, 而农民社会组织就成为了这类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乡村善治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 代表着广泛农民利益的农民社会组织的最重要功能和任务就是促进乡村善治。具体表现如下:

2.3.1 促进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农村社会组织培育

现代公民, 更有效地推动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为实现乡村社会的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提供机会。首先, 农村社会组织具有平等和民主的属性, 成为培育广大村民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的重要组织载体, 使大部分农民明确自己当家做主的选举权利, 提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其次, 农村社会组织是广大村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基金和社会基础, 它可以将涣散的农民群众统一起来, 参与村务日常管理中。再次, 农民群众也可以从农村社会组织中了解政治, 充当乡村事务的决策者和监督者, 增强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最后, 农民社会组织内部非等级制的体系和平等民主的沟通方式, 更容易培养成员的民主意识, 锻炼诉求的能力、管理的意识和管理的能力, 为提高参与乡村事务的民主管理能力奠定了基础。

2.3.2 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服务的提供。

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 政府将大部分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城市, 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相对不足。而农业税的取消, 两极分化更加明显, 已经无力提供能够满足广大村民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乡村政治结构的变革, 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投身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列上, 承担起重要的角色。如有些经济合作组织兴建农村的基本公共设施, 兴办学校和养老机构, 有些专业协会提供市场服务的信息和法律援助等, 有效地弥补了基层政府的缺位和市场运行的失灵下乡村社会的资源匮乏, 对现代乡村社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2.3.3 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

由于市场要素不断的多元化, 像农村土地流转、房屋拆迁和农地征用等引起的矛盾日益增加, 乡村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元化。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通常是以乡绅和宗族势力来维持社会秩序的, 当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 大部分的村民通过私下求助于乡绅势力或者宗族势力来协调支持。随着现代乡绅组织和宗族组织已经逐渐解体,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类农村社会组织承担起乡村事务纠纷的调节者。学者于建嵘认为, 随着农民维权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农民在组织中不断接受法制观念, 促使农民的维权行为更加理性, 成为有权力意识和法制意识的现代公民, 在维权组织的带领下, 恶性群众事件减少, 对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农村社会组织还有其特定的内生性秩序, 通过与村民共同商定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形成符合乡村民约的行为准则。类似农村治保委员会等组织也承担起维护乡村社会治安的责任, 与村民共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成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秩序的重要力量。

3 农村社会组织内部结构失衡和发展困境

3.1 农村社会组织的经济功能大于农民的政治诉求

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是农村社会组织重要的特点, 然而有些社会组织受到利益的驱使而违背了公益的属性, 以赚钱和牟利作为组织的首要任务, 这既表现在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社会组织上, 也表现在某些以非经济功能为主的社会组织上。据2006年农业部对农村各类合作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 49%和20.4%的组织分别分布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等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上, 只有20.2%的组织以提供技术服务为主, 除了农村各类基金会以外, 类似农村老年人协会、用水协会、农业技术协会等组织也越来越重视经济的效益, 而政治功能多是一种缺乏自觉性的附带功能。事实上, 农村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是乡村治理的根本体现, 如果农民的政治诉求不充分, 经济功能的发挥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要保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稳定性和长远性, 仅仅依靠经济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村民自治才是实现善治重要的内驱力。然而, 在现实的环境下, 社会组织既要发挥其经济功能, 取得经济效益, 又要在乡村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还要将广大农村的政治诉求作为政治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目前来看, 是相当有难度的一个难题。

3.2 农村社会组织行政色彩大于农民的民主参与

据相关数据显示:70%左右的农村社会组织是由乡镇政府或者村两委发动成立的, 并且由乡村干部负责日常的管理, 真正由普通村民自发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所占比例较小。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会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的干扰, 出现过度行政化的倾向, 尤其是体制内的组织。如今, 基层政府的社会职能转移, 村民委员会、共青团等为代表的体制内组织将承担着村务管理的职能, 在发展和整合农村各类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有时会受到政府的行政指标的影响, 使得他们烙下了行政的色彩。因此, 有些农民对此类通过行政力量催生出来的, 不是以农民的实际愿望和需求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这是代表着基层政府的意志, 从而农民的参与度比较低, 也影响了乡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

3.3 农村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 缺乏发展力

农村社会组织虽然已经形式上成为治理主体的一元, 但由于自身能力的缺陷, 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首先, 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经费和政策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再加上草根的农村社会组织由于自身性质和规模的限制, 筹措经费能力的弱势使得其发展更加困难。其次, 由于农民的素质参差不齐, 部分农民缺乏现代公民意识, 小农意识较重, 过于强调个人利益, 忽视公共的利益, 导致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事务的能力较低。在组织管理人员方面, 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通常是兼职的, 不稳定的, 再加上自身社会保障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因此, 很难吸引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加入其中。最后, 农村社会组织内部运行机制不规范, 组织结构简单, 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大大降低了组织的凝聚力, 制约着自身的发展。

3.4 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和科学的管理机制

在我国农村社会组织领域中的法规大部分都是针对其中单方面或者某些内容的规定, 如1998年重新修订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0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07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 还缺乏一整套针对农村社会组织成立、性质、地位、运行和功能等方面的完整系统的法律规定, 法律上的空缺导致各类农村社会组织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无法可依, 各自为政。尽管我国已出台了针对农村社会组织成立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但是城乡之间的差异, 导致这个规定不具备乡村社会的普适性, 反而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发展。此外, 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目前农村社会组织主要采用登记和主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然而这种模式并没有在全国广泛地实行, 只是在少数地区试行推广, 大部分的社会组织没有通过政府相关部门注册登记而游离于规范管理体系之外, 这部分组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病, 影响着自身的运行绩效和造成公众对它的质疑。而部分通过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农村社会组织, 由于多头管理约束和政府的严格控制, 也削弱了他们发展的主动性, 限制了其发展的进程。

4 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从客观层面上看, 基层政府要不断地转变管理的理念, 进一步推进职能的转变, 逐步减少对农村公共事务的行政干预, 将农村社会组织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实现政府与农村社会组织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对一些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的组织, 应该明确他们的公益性和民间性, 通过社会化的手段, 促进他们改革成为真正代表广大农村利益的民间社会组织。此外, 应该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政策扶持和引导, 加快针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立法程序, 从法律的层面明确其性质、地位与职能等核心要素, 提升农村社会组织的法律层次。具体而言, 在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时, 应该充分考虑到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差异, 根据农村的社会环境和农村社会组织自身的实际条件, 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 提供一个公平合法的平台, 保障他们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主观层面上看, 农村社会组织应该顺应市场的多元化, 在强调各类组织自身独特功能的同时, 也要加强与各种不同功能组织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互动与碰撞中实现共赢达到和谐。此外, 为了能够良好地承担起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使命, 获得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支持, 农村社会组织必须完善内部的组织建设, 具体包括规范管理制度、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筹资体系和队伍建设等, 将具有现代业务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引入到基层管理的领域上来, 将广大农民的群众力量动员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空间里, 树立和维护良好的组织形象, 充分发挥其在农村治理中的社会自治能力。

综上所述, 我国乡村社会的变迁, 实际上是乡村治理结构中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博弈过程, 而农村社会组织充当着不同治理主体利益的协调组织。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 形成一套能够满足各主体利益需求的有效机制, 农村社会组织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李熠煜.近代中国乡村民间组织生长原因浅析[J].文史博览 (理论) , 2010 (2)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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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 2005 (2) :37-40

[5]李小云, 等.2008中国农村情况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农村社会治理 篇8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土地所有制, 在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 当承包经营权被流转或所有权被转让时, 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有了外排他性, 这样农村集体土地就具备了公共池塘资源的特性, 造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治理很可能陷入“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状态。这主要包括:村领导层侵占村集体土地的收益;村民对土地收益分配难以达成一致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 虽然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八项原则: (1) 清晰界定池塘边界; (2) 池塘的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一致; (3) 所有居民均可参与操作规则制定; (4) 资源占用者互相监督; (5) 分级制裁; (6) 低成本冲突解决机制; (7) 对自治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 (8) 将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在一个多层次的嵌套式企业中加以组织。但是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背景的因素, 即不同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的影响。

所以基于以上所述的内容,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由差序格局转变为半差序格局的状态下, 村民们能否自主治理具有复杂特性的集体土地这一公共池塘资源。这种格局下的社会资本会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的供给与绩效具有哪些作用和影响。农村独特的社会资本在这里面是否具有重要作用。

2 北京郊区A村与B村集体土地出租情况

A村毗邻北京市某区中心城区, 因为中心城区的发展扩张, 该村在2000年被划归到该区的经济开发区, 由开发区管委会统筹村集体土地资源开发整合, 进行招商引资工作。A村党支部书记与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任由一人兼任, 村内成员主要为贾、韩、贺等几家大姓, 基本都有代表进入村民自治委员会。在本村被划归到经济开发区后, A村党支部通过经营人脉关系, 向开发区管委会争取政策支持, 争取到了较高的土地租金, 并换取了了一些优惠政策, 比如通过向开发区有偿提供200亩城镇建设用地引入汽车配件厂、食品加工厂等大型企业, 而这些企业要优先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通过无偿为开发区管委会提供办公用地、工作人员周转房、集体宿舍建设用地, 管委会积极向区政府申请将该村作为新农村实验试点村, 支持该村用土地租金收入建设村集体改善性住房。同时村委会提出的租金使用方案在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通过, 即租金收入不进行平分, 而是注重租金的使用效率, 最大限度的发挥这笔资金的作用。包括为老年人提供持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服务、为该村青壮年劳动力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建设村集体自营养老院、发展成养牛场、鱼塘等村自营农业产业等等。

而与A村属于同一经济开发区的B村在2007年前后, 也将150亩较为平整集中的农村建设用地出售给本区的经济开发区, 获得2000余万的征地补偿款。B村党支部书记与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任也为一人兼任, 在收到经济开发区征地补偿款后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经讨论一致决定将该笔征地补偿款再借给经济开发区用来开发建设该块土地。但该项决定未经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因此村民们就这一决策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分歧。支持村长的一派主要为小工商业主, 他们希望通过与开发区管委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获得包括租房收入、商业店面收入、安排家属进开发区工作等收益。反对村长的一派主要以山地种植果树的村民为主, 他们希望将征地款公平的分发给每位村民。此时恰逢村民自治委员会改选, 果树种植的村民便自行推出了一名村长候选人, 并高票获得村长职位。新任村长当选后与村党支部书记 (原村长) 围绕着是否取消借贷合约、将征地补偿款平分给村民产生了激烈争执。态势扩大后, 镇政府出面协调化解, 最终维持原决议不变, 并将村民自治委员会印章上交给镇政府暂行保管。自此, 该村的公共管理陷入混乱, 所有村民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

以上两个案例分别为一个成功案例和一个失败案例。A村所形成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制度是一种内生的, 在村领导层的组织下形成的收益分配制度, 有效提升了公共池塘资源的价值, 在中国大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实现了公共治理多赢的局面。但从B村的情况来看, 又能够看到这种治理结构存在内在矛盾, 如果关键问题没有处理好, 将会导致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失败。

3 对农村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绩效的理论解释

为什么作为A村的集体土地出租收益分配机制能够得到建立并进一步完善发展, 而B村却无法做到?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对案例进行分析解答。

(一) 社会资本与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

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人们为了获取资源而进行的协调与合作, 社会资本提高了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投资的利益。从A村内部来看, 该村主要有几家大姓与若干分散的小姓组成, 村内大姓基本都有代表进入村民自治委员会, 同时村领导层与开发区管委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A村内部就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整合社会资本为A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区环境, 主要家族都能够参与决策, 实现了利益相似性的要求, 并能够影响决策使其符合实际条件;链合社会资本则赋予了村领导层较强的领导力以及避免外部影响。而且A村作为一个普通村落, 参与决策的人数处于一个合理的小规模范围内, 村内大姓家族几代人都居住在本村, 可以认为对集体土地出租收益其贴现率较低。因此A村这就初步具备了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制度供给的条件。

(二) 社会资本有助于建立信任关系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信任度较高的环境会使互相交往的双方之间产生较为稳定的预期, 每个人事先能够预计其他人的行为反应, 这就大大减少了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因素, 从而使得交易成本降低, 资源的分配能够合理化。这种高整合社会资本的状态就为村内形成低成本的有效监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并且农村的邻里关系紧密, 人口较少, 使监督人能够充分获取各种信息, 保证了监督的及时性。

(三) 社会资本有助于形成可置信的多边制裁机制以约束机会主义

A村的高整合社会资本保证了较高的信任度和监督水平, 而村内各个姓氏家族都能充分参与村委会的决策, 又进一步地使得可置信的分级裁机制能够形成, 即一方面让人们确信违反规则会受到惩罚, 另一方面又使制度具有灵活性, 在初次违规的情况下受到较轻的惩罚。而A村的小规模公共池塘环境也使得这一机制交易成本较低, 具有可行性。另外由于各大姓家族人数较多, 凝聚力强, 治理好A村就必须考虑各个大姓的利益诉求, 因此这对村领导层来说也是一种制约, 也能使出现的冲突以公平且符合传统的方式进行低成本地解决。同时在A村社会资本的影响下, 实施惩罚的成本较低, 被惩罚者的代价很高, 特别是破坏了邻里信任关系后, 在差序格局为主的农村后果非常严重, 从而使得人们更加乐于遵守与维护相关的制度。

(四) 社会资本与自主治理制度的效度和限度

通过前面三部分的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整合社会资本与链合社会资本的存在, A村实行的村集体土地出租收益分配制度满足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大部分原则, 获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但在这里面社会资本是否都是发挥的正面作用呢?这一自主治理制度是否真的具有可持续性, 其效度与限度几何?因此还要再对比一下B村的情况。

B村作为一个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失败的案例, 从中可以看到村内的整合社会资本明显较低, 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村领导层的决策未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 说明村领导层对于该决策能否得到大部分村民的同意感到不确定, 村民与领导层之间的信任度较低, 难以就收益分配方式达成一致。而从链合社会资本的情况来看, B村从事工商业的村民希望能够将征地款借给管委会, 从而在租房收入、店面收入、安排工作等方面获得收益, 而从事果树种植的村民则只想直接获得征地款, 由此可见B村的链合社会资本处于不均衡的状态, 一部分村民从事工商业与外界接触较多, 而另一部分村民则无此渠道。同时村领导层的个人活动能力也较弱, 没能像A村那样引进大型企业, 并建立起惠及所有村民的农业产业和社会保障制度。

所以最终在B村形成了低整合社会资本与低链合社会资本的状态, 产生了个人主义倾向, 从事工商业的村民与从事果树种植的村民的利益诉求难以调和, 人们只考虑自身的直接利益, 对能否实现共同利益存在较大的疑虑, 普遍存在不信任感, 而治理制度供给也就无从说起了。

4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 能否初创一个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制度, 社会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它提供的是建立制度所需要的信任基础和能够改善内部环境的外界资源。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整合社会资本会影响自主治理制度的效度, 它能够保证社会的信任度, 一项制度只有获得其影响的大部分人群的认可, 才能够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否则将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链合社会资本则关系到制度的限度, 自主治理制度要想在较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 一方面需要整合社会资本保持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度, 同时还需要普遍较高的链合社会资本保证所有人都能够公平的享受到这一制度带来的收益, 能与外界保持较多的联系, 使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带来的收益最大化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并且减少外部力量的干涉或影响。

然而社会资本对农村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制度供给以及进一步完善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它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包括:基于半差序格局形成的整合社会资本并不稳定, 当姓氏家族对村级公共事务的影响力不能保持平衡时, 就会影响村领导层决策的公平性, 最终反而破坏了整体社会资本的协调状态。

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应当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建立公正透明的制度, 保证村民参与决策的渠道通畅;其次倡导建立现代化的公民社会, 扩大村子与外界的交流, 在村民中形成自治共识, 强化公共规则的约束作用;最后积极完善村内的社会保障措施, 村子的经济发展, 提高村民收入, 强化村内的凝聚力而非家族的凝聚力。

摘要：中国农村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一直是一个难题, 村集体土地出租收益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成为一种公共池塘资源, 因此由村民自主治理这类资源可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资本以差序格局为基础, 这种社会资本的存在会对农村公共池池塘资源治理的绩效和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公共池塘资源,整合社会资本,链合社会资本

参考文献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余逊达 (译) , 陈旭东 (译)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06-122.

农村社会治理 篇9

中国的改革目前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农民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 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 直接威胁到农村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为民间纠纷、干群矛盾、治安案件、群体性事件等。当前农村社会的矛盾大多是属于非敌对性质的人民的内部矛盾。但当这些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得到解决, 会使矛盾摩擦升级, 很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

为真实地了解辽宁省农村社会稳定情况, 获得基线资料, 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课题组对辽宁省沈阳、大连、锦州、朝阳等地村民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个案访谈、实地察看、与农户深入交谈等方式, 对农村社会稳定情况进行调查。

一、我省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突出问题的现状及原因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我省农村社会总的政治形势是好的, 社会政治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但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农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还存在, 在农村社会众多的矛盾中,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土地纠纷、社会治安和干群矛盾。

(一) 我省农村土地纠纷及原因分析

土地纠纷又称为土地使用权纠纷, 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税费改革后土地逐步成为村集体和农民争夺的焦点。而土地权属不清、法规不完善、程序不规范和管理不到位等原因, 在政府、村集体和农民之间引发了大量征地纠纷、调地纠纷、转让纠纷和补偿纠纷等土地纠纷问题。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 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土地流动而引发的纠纷, 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征地引发的纠纷。在推进城市化和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进程中, 土地资源稀缺性更加突出, 由于土地往往涉及巨额经济利益, 土地又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伴随征地引发的拆迁、补偿款标准、补偿款分配、安置问题, 情况往往比较复杂, 易引发矛盾。以我省D市某区为例, 2011年与2010年比, 由于土地征用问题集体上访17案, 74人次, 同比案次下降26%, 人次上升68%;拆迁类55案, 437人次, 同比案次上升25%, 人次上升163%。安置类62案, 473人次, 同比案次下降19%, 人次上升60%。

征地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法律法规在表述上不严密, 容易产生纠纷。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多少是核心问题, 按《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土地要按原有用途来补偿, 也就是说, 征地后, 农民不享受土地财产升值的利益。这一条, 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特别是国家建设征地补偿标准远远低于经营性项目征地, 同样是失去土地, 失去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得到的补偿款却不同, 群众无法接受, 不少群众因为对土地补偿标准不满;或由于土地征用补偿款分配不公、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兑现引发矛盾纠纷。如根据宪法第十条规定: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法律规定, 征地单位将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但谁是被征土地所有权享受主体?在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下, 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但承包权、经营权属于农户, 造成土地转让中存在着村委会、村民小组、农户多个转让主体和分配主体, 由于转让主体和分配主体的不明了, 在实际工作中, 县 (区) 、乡 (镇) 政府都参与了补偿收益的分配, 农民只能得到一点安置补助。失地农民的权益被不断侵犯导致大量越级上访、群体上访事件屡屡发生, 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承包土地使用权引发的纠纷的原因主要是农户之间, 由于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健全, 造成土地价值评估不准确, 合同文本不规范等引发纠纷的漏洞。造成土地流转不规范的, 土地转让协议约束力不强, 引发了诸多土地租赁纠纷。还有的村民与村集体之间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 调地不公, 导致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之间矛盾冲突。

(二) 我省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及原因分析

调查显示, 从总体上看, 我省农村社会治安情况良好, 安定有序。目前, 我省农村社会治安面临一些新挑战:一是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农村中因承包地、排灌水、收种农作物和住宅基地边界等矛盾冲突, 时有发生, 一些小纠纷因得不到及时解决, 演变为刑事案件。二是侵犯财产犯罪日益猖獗, 占农村刑事案件总数的80%。盗窃、抢劫, 有的是团伙盗窃, 盗窃分工明确, 盗窃手段具有严重的破坏性。报复性案件占一定比例。在农村, 一些村民法律意识淡漠, 在公开的直接的对抗达不到目的情况下, 有些村民便采取了暗地报复性行为。比较典型的案件是割大棚塑料膜、砍果树、点草垛, 严重的放火、投毒、杀人, 后果非常严重。二是农村恶势力的存在, 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 破坏了社会秩序稳定, 影响极坏。有的地方农村恶势力不仅恃强欺弱、争田霸地、私开黑矿、欺行霸市还暴力行凶, 影响极坏。三是家族宗派势力较为突出。家族宗派势力只考虑家族利益, 不顾群众和集体利益, 干扰基层组织工作, 搞派性争斗, 严重地影响了一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有的村民企图通过非法途径快速致富是导致农村侵财类刑事案件增多的重要原因。二是农村政权组织功能弱化, 控制农村社会治安能力下降, 给农村恶势力、违法犯罪分子胡作非为有机可乘。三是尽管我们不断开展普法教育, 但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法律知识还比较匮乏, 不会用法律正当利益。课题组在调查“当你遇到山林、土地、移民补偿等纠纷时,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什么?”41%的村民选择“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依法维护自己的利益;47%的村民选择“找组织协调”;仍有11.4%的农民选择聚众闹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 农村干群矛盾突出及原因分析

近几年来, 围绕土地问题产生的干群众之间矛盾增多, 持续不断的上访集中反映的问题是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

村干部不是国家干部和公务员, 却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人, 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 村干部腐败, 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危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降低了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危害极大。

由于一些地方没有严格执行农村自治规定, 致使一些不称职的村民被推上村级领导岗位。有些村干部软弱无能, 不敢正视问题和秉公办事, 或与村里强势群体和个人勾结, 非法侵占集体财产;有些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 群众观念、政策观念淡薄, 大吃二喝, 不关心群众的疾苦, 为政不廉, 认人唯亲, 对不服管的村民甚至使用暴力, 对村务、特别是财务根本不公开, 或者部分公开, 多得多占, 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二是由于农村干部手中掌握着很大的土地处置权以及背后的经济利益, 选举贿赂大有人在, 近年来, 在乡村中的违法导致的冲突多起来。少数村家族势力、宗派势力为争夺各种财力、权力和势力而参与其中, 严重影响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三是无论村支部还是村委会, 代表的应该是农民的利益, 事实上, 村民与基层组织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问题矛盾纠纷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 有的还十分激烈, 甚至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对我国农村社会稳定情况调研发现, 四层上访针对村干部, 半数上告指向县政府。干群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已成为社会稳定问题的焦点。

农村干群矛盾突出的原因:一是农村干部手中掌握着很大的土地处置权以及背后的经济利益, 是农村干部腐败的重要诱因。二是农村村干部选举过程中, 家族势力干扰选举, 贿选以及农民民主意识淡漠, 不珍惜自己的选举权, 导致不具备素质和能力的村民当上村干部。一朝权力在手, 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的征地、土地、山林承包问题, 村干部不再代表群众利益, 矛盾冲突就多起来。

二、构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我省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治安问题、干群矛盾要做好如下工作:

(一) 针对征地纠纷,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第一, 严格界定用地性质, 逐步缩小征地范围, 限制土地征用权的滥用;第二, 制定合适的征地补偿标准。以土地用途变更为依据, 以市场价格为导向, 确定土地补偿价格。失地农民的安置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第三, 在明确土地权属的基础上, 预防征地补偿款分配侵权行为的发生。第四, 健全市场服务平台, 完善市场评估机制。建立土地转让市场, 规范中介机构和服务机制, 保护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利益, 避免引发矛盾纠纷。中介组织要公正地评估各类农地的市场价格, 为公平交易提供参考, 降低农村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第五, 建立独立有效的征地纠纷调解仲裁机制。行政手段是现行规定中的纠纷调解手段。政府既是土地征用者, 又是纠纷调解者, 使得纠纷调解仲裁缺乏公正性。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 农民就采取越级上访、静坐等集体行为甚至以更过激的行为表达自己的不满, 建立独立有效的征地纠纷调解仲裁机制有利于社会稳定。

(二) 针对承包权纠纷,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的政策法规维护农民利益。第一, 加强法制宣传, 一方面, 增强干部的法律意识, 增强责任感, 提高政策水平;另一方面, 教育村民知法、守法、护法, 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有效防止各种矛盾, 尤其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第二, 针对农村土地管理问题, 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管与指导。依法搞好土地的划界、规划等工作, 依照规定, 消除土地纠纷隐患。加强村民自治, 建立健全村民议事制度, 建立对村委会及其成员的监督制约机制, 规范其行为。第三, 构建多边纠纷解决机制, 健全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司法、信访等多渠道调处纠纷的工作机制, 提高调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能力, 妥善处理争议。在当前社会矛盾多发, 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要发挥司法机关、土地管理机关、村委会、村民小组的作用, 强化基层调解, 在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的作用, 避免矛盾的加大和集体上访案件的发生。

(三) 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长效机制, 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第一, 重点打击各类危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严厉惩治制假售假, 影响农业生产等坑农害农行为。第二, 建立和加强对治保、调解干部的培训制度。调动起工作人员在化解矛盾、调处纠纷、安全防范、维护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达到稳定农村的最终目的。第三, 针对农村治安特点, 改革农村基层公安工作体制, 有条件的地方要增加派出所分支机构或驻村机构, 将警力延伸至村, 明确公安派出所的职责任务, 维护治安、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第四, 坚决开展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公安派出所和农村警务区依托各警种分工合作, 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重点做好土地纠纷、干群矛盾等热点、难点问题的排查化解工作, 要特别注意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的掌控, 力争不使小矛盾演变为大矛盾。

(四) 针对干群矛盾, 建立有利于乡村治理的制度环境。第一, 积极推进村民自治, 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 杜绝贿选和暴力选举, 家族势力干扰正常选举发生, 乡村治理权下放给村庄、村民, 村民真正做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第二, 削减村干部权力, 缩小权力寻租空间, 主要是减少村干部土地处置权以及与土地相关的其他权利, 将家庭土地承包权固化, 村干部无权处置, 村集体不再保留共有土地, 村干部的公权力仅限于村庄、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第三, 提高村干部素质, 转变村干部工作作风。农村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 结合实际创造地开展工作。牢固树立和认真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要求, 带领村民致富, 推进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农村干部要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代表和保护农民的利益, 把中央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第四, 针对个别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农村腐败分子, 要该撤职的撤职, 该清退的清退, 该法办的法办, 确保一方平安。

农村稳定是中国稳定的前提, 稳定关乎改革发展的全局, 对我省农村土地纠纷、干群矛盾和农村社会治安治理刻不容缓, 如何建立完善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实现机制, 妥善解决转型期农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省农村地区幅员广袤, 区域发展不平衡, 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要把普遍原则和本地区实际情况相结合, 实现农村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刘宁, 李晓玲.活力与纠纷:地流动对农社会稳定的双重影响[J].土地经营与管理, 2011, (2) :39-42.

[2]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状况及其特征——四成上访针对村干部半数告状指向县政府[J].数据中国, 2011, (17) :27.

农村社会治理 篇10

(一)

早在三年前,随着中央一声令下,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得以终结,博得了举国亿万人民的欢呼。取消农业税这一德政的实施的确令人欢欣鼓舞,以致人们在兴高采烈之余,鲜有人去认真倾听那发自肺腑的“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形势依然严峻”的呐喊。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满载着欢声笑语、歌舞升平进入2008——一个多事之秋,却不能不让我们驻足去冷静地思索:税费改革到底解决了什么?同时又带来了什么?

早在1990年代末,李昌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痛诉”既触动了总理,也惊动了整个社会,三农问题由此才被真正“建构”成为一个“问题”,并迅速升华为学界及社会的热点。面对由农业税费负担沉重所引发的种种恶性事件,学界称之为治理性危机。然而,如果细细追究起来,情形可能不然。实际上,尽管当时的税费负担沉重,但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依然能够基本得到保障,而且,在税费征收的过程中,农民可以通过拒交税费来要求甚至威胁乡村干部提供公共服务。即使当时的乡村社会远未达至善治的理想,却也尚未陷入治理性危机的困局。因而,与其将由于过重的税费负担而引发的大量群体性事件归为治理性危机,毋宁视之为由于农业税费负担沉重引致底层民众的奋起抗争而使得乡村基层政权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困境。

为了化解这场政治合法性困境,中央于2000年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程,并最终于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考察税费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政策,不能不注意到贯穿于其中的两条主线:

一方面,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税的直接后果,就是乡村组织的收入来源大大减少,使其陷入财政困境,许多地方的乡村基层组织甚至在“玩空转”或者沦为“吃饭财政”。为了缓减乡村组织的财政困境,国家加大了对乡村组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然而,这些财政转移支付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救乡村组织于水火之中。于是,我们看到,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组织普遍变得消极无为,他们不再有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动力。尽管国家的财政支农力度在加大,但因资源的有限性及分配的非均衡性,同样难以有效地为农村提供公共品。

另一方面,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国家还逐年加大了对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粮食直补虽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增强了农民对政府的认同,但却由于其钱款使用的分散性而无法为村庄公益事业提供支持。由是,我们便可看到税费改革的两个层面的后果:一是政治层面的,二是治理层面的。从政治上看,取消农业税从根本上斩断了加重农民负担之源,由税费负担沉重引致大量农民群体性事件而导致乡村基层政权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的局面得以消除,各种因为税费问题而引致的群体性事件迅速平息,农民对国家的认同也迅速提高。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在世纪之交出现的危机是一场政治合法性困境,所以中央采取基于政治逻辑的办法进行处理能够迅速见效,将这场危机适时遏止。

然而,由政治逻辑主导的税费改革却同时忽视了治理逻辑,即忽略了乡村社会对治理的需求。在税费改革之后,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这方面的典型如湖北省推行的以钱养事改革,将乡镇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实现从“以钱养人”到“以钱养事”的转变,希冀达到改变冗员过多、调动乡村干部工作积极性的目的。然而,实践证明,以钱养事改革远未达到改革设计者的预定目标。乡村社会在税费改革后出现了诸多学者调查到的公共物品凋敝,乡村社会出现混混、黑恶势力焦灼的局面。

总结起来,税费改革因忽视治理逻辑而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促成了当下乡村社会的治理性危机:其一,从财政上看,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使得乡村基层组织收入来源大大削减,断了他们的“奶源”,也打击了他们干事的动力、削弱了他们为民服务的能力。其二,由税费改革“倒逼”而致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给乡镇政权“消肿减肥”的同时,也削弱了他们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削弱了其执政能力。

在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的指引下,乡村基层政权的治理功能也一并削弱。换句话说,乡镇基层政权在丧失了“干坏事”的条件的同时,也失去了为农民做好事的动力和基础。当然,税费改革之后,乡村社会在短期内获得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环境,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发挥了其应有的效果。

然而,短暂的和谐与平静却难以掩盖其内部的问题与矛盾。当乡村基层政权普遍因无能为力而变得消极无为、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使得农民对治理的渴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乡村社会的治理状况便愈益恶化。许多学者的乡村调查已经敏锐地发现了税改带来的这一效应。

(二)

2008年11月,当我们亲身进入中部某省H市观察当地村两委换届选举时,看到的却不仅是乡村治理表面上的恶化,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治理的恶化导致的治理性危机逐渐凸显,并渐渐升华为新一轮的政治合法性困境。

在该市G镇展开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有十来个村庄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恶性事件。就在选举的前夕,G镇六房村的200多名村民因为前任村干部在任期间“没有为村民办实事”,致使村里的道路失修、水利灌溉系统瘫痪、近三百亩的水田不得不蜕化为旱田耕种等等问题而聚集到镇政府上访,将镇政府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在同一天,与之相邻的广田村则因为村民告发村干部遭致报复而导致一老人服毒自杀的惨剧,引起极大的民愤。村干部在处理事件中还动用了黑社会的力量。在其他一些村庄的选举过程中,也发生了诸如冲击选举现场、砸毁投票箱之类的恶性事件。整个乡镇和市政府都陷入到了此次选举事件所引发的政治危机的泥淖之中。

凡此种种,如果我们行走到乡村社会底层去仔细观察与品味,就可以卸去我们以前单纯地将其化约为“农民维权”或者简单地定性为“莽夫犯法”的想像。发生在村两委换届选举过程中的系列事件,实际上是农民对当下乡村治理现状极其不满的表现,表达的是农民对善治、对公共服务、对能为农民办实事的能人的强烈渴望。

关于后税费时代的农村社会形势的研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公共品供给缺失、乡村社会黑恶化的问题。然而,至于公共品供给缺失等问题将在乡村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将如何会影响到乡村治理及乡村基层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却鲜有人关注。

笔者认为,在取消农业税后的三四年里,乡村社会虽然表面上平静,其实内部却正酝酿着严重的治理性危机。这段时间的乡村社会正在煎熬着无治理(或者治理混乱)的状态。伴随着乡村基层政权执政能力的削弱,农民对治理的需求与渴望无法在乡村基层政权获得满足,他们的诉求对象便呈现出逐渐升级的趋势(比如上访到县里、市里等更高一级的政府),治理性危机便接二连三地爆发。如果再将眼光投向近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江西林权改革事件以及其他种种由黑恶势力介入引发的事件,那么,我们的话语将不再是“危言耸听”了。

总而言之,取消农业税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如果无法在乡村两级得以解决,就必然爆发更大规模的政治合法性困境,而这个危机又不仅限于乡村范围内,它必定要向更广阔的政治空间扩散,引发更大的政治性困境,而这种政治合法性困境将进一步导致农村底层社会的失序,危害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

(三)

前文已述,在世纪之交的乡村社会出现的危机,是一场由税费负担沉重引致的政治合法性困境,它的解决方式是在政治上的彻底调整,所以当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后,这个危机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得到化解。

然而,当由乡村社会的治理性危机而引发新一轮政治合法性困境时,仅仅采取政治性的策略显然已经难以奏效。其原因在于,治理层面的问题虽不如政治层面的问题那样具有危害性,但却因其结构性、复杂性特征而更加棘手,更加难以解决,它不会因为政治策略的实施而得以迅速化解。当下乡村社会的政治性困境无法通过单一的政治性的调整来解决,它所需求的解决方式不是一次性的、短期范围内的,而必然要与整个乡村的治理面貌相适应。

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法治社会 篇11

一、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瓶颈和制约

（一）社会法治思想观念淡薄

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领导干部乐于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习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干预司法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奴役思想”还有残留，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信访不信法、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

（二）社会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缺位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我国的法律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备、制度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有关社会治理方面的公共服务立法、行政组织立法和社会组织立法还相对滞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加强和完善。

（三）当前社会治理任务繁重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需求快速增长，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频发，公共安全事件增多。社会治理问题又多又难，对法治社会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建设法治社会的重点和努力方向

（一）科学规划社会治理法律体系

第一，从立法上界定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和规范立法的目的和任务，从源头上保障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能够有法可依。第二，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立法进程，尤其要加大规范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制定社会组织法和社区矫正法、社会稳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第三，健全和完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遵循社会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把握社会民生动态，更新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运行方式，健全包括公众参与制度、信息公开与透明制度、社会治理应急处置制度、法律救济与责任追究制度等基本程序制度。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一，加强政府职能体系的法制建设，实现政府职能运行的法治化。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社会组织很好地履行相应职能提供自由空间。第二，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分开，促进实现社会各类角色的合理分化，放开对社会组织在人事权、财政权等方面的控制，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的主动权，还原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地位。第三，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更多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组织发展成为真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激发社会活力。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第一，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护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平台，使各个利益主体的诉求能通过正当合法的渠道进入公共决策过程，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能保障。第二，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化解消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第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第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通过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以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

（四）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第一，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培养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社会理念教育，使之树立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第二，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树立法治权威，才能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确保权利在法治的保障下行使。第三，确立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公民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理性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农村社会治理 篇12

2015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上指出: “ 农村和谐稳定, 农民安居乐业, 整个大局就有保障, 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 ”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是维护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转型,农村工作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农村社会治理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因此,必须加快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二、山区农村社会治理新特点与新挑战

临朐县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大量自然村特别是山区自然村受历史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制约,还处于自然分布状态,“ 山高沟深、居住分散”分布特点短期难以改变,这给开展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全方位的社会服务带来了考验。 基层党委政府工作重心往往集中于经济发展,干部下不去、不愿下,甚至存在“ 交通发达了干群距离却远了,通讯发达了干群沟通却难了”的现象。 近几年农村社区建设加快,但在村级事务管理方面,各村还是各管各事,出现了农村社区“ 空壳化”现象。 在农村,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 留守老人”“ 留守妇女”“ 留守儿童”成为农村常住人口主体,情感缺失、生活困难,如何为他们提供及时温馨的个性化服务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考验。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向基层服务面拓展了、任务重了,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 国家惠农政策增多,新概念、新技术、新知识层出不穷,政策宣传、知识普及和思想引导的任务繁重,如何保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不走样的“ 直通车”式的送到千家万户群众手中、如何有效组织和调动广大群众的建设积极性,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三、临朐县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与经验

近年来,临朐县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引入市场服务机制,推动资源力量下沉社区,实施干部与群众的 “ 面对面、心贴心、一对一”的服务,促进了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开展,推动实现了发展与稳定、服务与管理的基层融合。

(一)引入市场服务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从被动应付向主动应对转变

1.依托服务,让民情员“ 动起来”、 干群信任度“ 升起来”。 推行基层网格化管理对健全治安防范体系,提升基层综治工作整体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网格员大多由村干部担任,因其工资不高,工作之余还要考虑个人家庭生活和经济收入,工作积极性往往不高,进而使网格管理流于形式,出现神经末梢“ 失灵”,很难发挥实际作用。 该县按照地域相邻、交通便利、易于集中、便于管理的原则,每个社区建立一个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并以自然村为依托将社区划分为3—6个管理网格, 每个网格设立1名民情员。 为充分调动民情员的工作积极性, 使其真正 “ 动起来”帮助党委政府出谋划策,镇街选择信誉度高、资金实力强、 服务功能广的业务部门、 企业入驻各农村社区,设立为民便民代办点,并将邮政、电信、医疗、保险、票务、缴费、物资购销、农产品销售、合作社经营、社区银行等业务以“ 团购”的形式搬进社区,让社区焕发生机活力; 由民情员担任代办员,做到业务运作规范、服务优质高效的同时,按市场化原则,将业务利润适当让利给民情员, 既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还解决了报酬问题,调动了网格民情员的工作积极性, 使其能够抽出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网格管理中,变“ 坐等派活”为“ 主动找活”,积极协助党委政府主动开展工作, 为群众提供更为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同时,通过引入社会服务机制,村干部与老百姓之间的交流增多,相互之间的信任增强,和谐融洽的关系也为基层社会治理创造了良好条件。

2.建立机制,让人人都是参与者、 人人都成信息员。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人民群众自觉成为党委、 政府的“ 耳朵”和“ 眼睛”,这是做好基层工作的关键所在, 也是“ 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 为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创立和推广“ 一案一补一号通”机制,即各镇(街、园、区)设立民情公开电话,全天侯24小时开机,随时随地接收民情信息,为广大群众提供民生服务。 该做法将社会治理的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有效避免出现“ 真空”和“ 盲区”,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村干部管理模式,发挥了群众社会主体作用,夯实了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础。

(二)推动综治资源下沉,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从条块分割向条块融合转变

变坐等群众上门为主动进门送服务, 推动政府资源下移、 干部力量下沉, 把社区打造成为农村基层稳定的 “ 桥头堡”。

1.下放政府服务职能。 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9大项服务事项整合纳入社区代办范围, 为群众提供宅基地使用证、工商营业执照、准生证、独生子女证等证件代办服务,党团组织关系接转介绍信、计划生育证明、 新生儿落户证明等证明代开服务,以及新农保、新农合等费用代缴服务,养老金、医疗报销款、粮食直补款等代领服务和提供务工信息、就业介绍等服务。 对办理身份证、 准生证、 残疾人证等当事人必须到场办理的事项, 实行 “ 一站式”服务;对良种补贴申领、新农保发放、低保户申报、林木采伐申请、计划生育证明、加盖公章等无须当事人现场办理的事项,由社区管理服务中心集中受理,让群众省心省力。

2.创新服务运行机制。 一是变“ 群众跑”为“ 干部跑”。 大部分镇级干部下沉到社区, 每天至少在社区管理服务中心集中办公3小时;村干部每天到社区轮流坐班,原则上不少于6小时。 对能够在社区当场办理的,一律在社区办理;不能在社区办理的,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镇村干部为民“ 跑腿”代办。 一次性发放印有代办人姓名、联系方式和服务事项的“ 一卡通”10万张,方便群众联络。 二是变“ 群众跑”为“ 数据跑”。 随着镇域规模的扩大,个别村庄离镇级中心的距离远了很多。 临朐县在利用好四级综治维稳体系(县级综治维稳中心、镇街综治维稳中心、社区综治工作站和村综治工作室)解决群众诉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信息化手段的作用, 通过在社区搭建视频接谈系统,与县e维稳中心一键对接、专线互联,由县社会矛盾受理调处指挥中心安排专人, 全天候视频接谈, 架起了县、镇、社区三级视频接谈网络,群众足不出社区就能与有关部门领导“ 面对面”互动,降低了诉求解决成本,提高了群众满意率。 三是开设法律服务“ 门诊”。 临朐县依托 “ 一村一警一律师”全覆盖工程,在各社区管理服务中心设立“ 法律咨询”窗口,提供日常性法律服务。 从全县遴选50名资深律师和法律工作者, 组成法律服务专家团,对群众提出的重大法律困惑进行“ 一对一”解答,为重大复杂纠纷挂上“ 专家号”,提升了法律服务水平。 同时,积极寻找新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建立与驻潍高校法学院实践活动衔接机制, 吸引法学院师生在临朐开展法律服务实践活动,开展法律服务和法律宣传;加强普法内容衔接, 提高法律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突出健康文化引导,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从文化缺位向文化塑形转变

临朐县立足“ 小戏之乡”、“ 书画之乡“ 全国文化模范县”优势,根据山区农村实际,在各镇(街、园、区)开通文化大喇叭、设立“ 红色文化墙”、建立文艺宣传队,把群众从闭塞的小圈子“ 拉出来”,吸引群众在社区广场“ 聚起来” 培养“ 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生活理念。 打造书香社区, 开设社区书屋,满足群众阅读需求。 深入开展“ 五美村庄、 五好家庭”创建活动,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

摘要：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对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临朐县农村地处山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近年来,出现了农村社区“空壳化”现象,随着国家惠农政策增多,新技术、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普及和思想引导的任务繁重,山区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临朐县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引入市场服务机制,推动资源力量下沉社区,突出健康文化引导,促进了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开展,推动实现了发展与稳定、服务与管理的基层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