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改革

2024-06-09

农村社会改革(共12篇)

农村社会改革 篇1

建设现代农业,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20字指导方针内容全面、内涵丰富, 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必须全面把握, 突出重点, 协调推进。从根本上说, 经济是基础, 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发展阶段, 都必须始终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否则, 新农村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会走偏方向。新农村重在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要抓住其核心内容, 即发展生产力。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努力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首要任务是促进生产的发展, 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 充分发挥农业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基础和支撑作用。而发展生产力是重中之重, 是新农村建设中首要的、迫切的、根本的任务。而在生产力体系中, 人始终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关键的要素, 因此, 新农村建设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因为农民群众是新农村的建设者、管理者、维护者和直接受益者,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人才, 农村实用型人才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推动者。

1.1 农民作为经营者应具有完全自主经营权。

市场经济中, 经营者应具有独立的自主经营权, 其自主经营权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完全占有和自由支配的基础之上的。而农民的生产资料 (土地) 除了占有权完整地赋予给了农民之外, 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限制, 无法从事真正意义的自主经营。

1.2 农民作为投资者不能获取应有收益。

对于农民来说, 土地就是最重要的财产。现行土地制度中规定:农民对土地具有绝对的使用权, 如果剥夺或是占用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就必须对其进行对等的支付。但是, 事实证明, 政府或企业在征地的过程中只对被征地给予原用途 (农村的农业用途) 补偿, 而没有让农民分享到土地的增值收益。

1.3 农民作为劳动者没有获取应有权益。

在我国, 作为劳动者的农民, 可分为三种:一农业劳动者, 即农业经营者。二进城务工人员 (农民工) , 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虽然受劳动法调整保护, 但其劳动权利的实际享有水平与城镇职工相比明显过低, 尤其是很少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 即使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少量农民工, 其社会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相比也是很低的。可见, 在相对于用人单位是弱者的劳动者中, 农民工是更弱者。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不同于城镇失业人员的主体,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但无资格享有失业保险待遇, 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源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多种歧视, 其就业权的内容和实现条件与城镇失业人员也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1.4

农民作为居民不能平等地享有公共产品。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它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影响着我国农村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特别是经济上的“承包责任制”、政治上的“村民自治”的改革。但是, 农村文化发展却滞后于农村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成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发展和创新农村文化。

2.1 加大农村文化建设。

各级财政要统筹规划, 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 不断提高用于乡镇和村的比例。保证一定数量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文化建设, 并确定中央、省、市三级的农村文化专项资金的比例。

2.2 创新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

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逐步推动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 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 规范农村文化市场,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3切实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最重要的是在广大农村再次掀起普及科学文化的知识热潮, 号召农民学科技、学文化、学经营, 使农民成为懂科技, 有文化、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改革发展的20多年来, 我国民生问题持续获得了改善, 但其仍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广大农村, 大多数的农民并没有分享到所应享有的改革发展成果。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的64.1%降低到2005年底的29.1%。在文化事业费用支出中, 城镇占71.9%, 农村占28.1%;中东部占78.3%, 西部地区只占21.7%。在全国60余万个体育场馆中, 占国土面积16.5%和人口39%左右的城镇占有其中的79.8%, 而占国土面积83.5%和人口61%的农村之占其中的20.2%。全国还有大约二分之一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 3.6亿人口仍没有喝上符合安全标准的饮用水, 60%以上的农户没有卫生厕所, 4.9万个建制村没有通公路, 2%的村庄没有通电。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达到6.6%, 占全国中小学校舍危房率的81%。在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 贫困落后状态还没有改变。

改革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善所有国民的福利, 特别是对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讲。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并没有呈现出同样的增长态势,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农民普遍分享。最明显的表现是农民收入没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有的地区甚至呈现出倒退趋势。

缩小城乡差距, 既是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也是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的过大差距。共享就是要维护生存发展的公平性、公正性, 处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 为全体人民提供公平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等机会,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代农业,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农业效益太低、农村发展太慢、农民收入太少, 是“三农”问题的症结, 而城乡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因此, 必须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措施来抓, 从根本上突破城乡发展中的种种制度性障碍, 促进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农村现代化, 逐步缩小城乡、工农差别, 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和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要顺应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 把新农村建设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盘考虑,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重大经济政策时, 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优先位置,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资源配置、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统筹城乡投入。要通过制度的探索和完善, 逐步建立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运行机制, 畅通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渠道, 将城市功能和要素融入农村发展, 将农村功能和要素融入城市发展, 发挥城乡要素的最大效应。要逐步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 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 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市场融合和城乡功能融合, 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让农民共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参考文献

[1]周立冰.试论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J].安徽农业科学2006, 34 (15) :3836-3837.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2月P122页.

农村社会改革 篇2

与新时期我国政府在“三农”问题上陆续出台的各项重大举措相联系,人们可以发现,经过前几年的经济实力、政策实践的积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从单个部门、单个领域局部解决“三农”问题,而是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以增强农业农村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为政策指向,试图根本上重塑中国的“三农”。

建设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尽管诸如“乡村建设”、“农村建设”这样的语汇,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话语中并不鲜见,然而,与上个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出于个人理想主义和激情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新农村建设”背后是强大的国家公共政策背景和全社会的共识;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农村建设”运动不同,“新农村建设”有着我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20余年的经济积累,有着新时期领导层对当代“三农”问题深刻的定位、清晰的思路和全面的政策措施。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后,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改革的重心一直放在城市的各个领域,而这次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映了我国面对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所进行的国家宏观公共政策重心的又一次调整。可以预见,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公共政策议程上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农村的综合改革,增强我国农业农村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以有力促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向更高层级发展。

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采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大多数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适当时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农村改革,以提高农村农业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从而有力促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更上层楼。今天,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历史情境。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外成功的农村建设经验:明确政府在农村建设当中的角色与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时机。作为后发国家,政府在农村建设的启动阶段确实应当较为深入地介入其中,但也应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制度;当未来农村已经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自主、自治机制时,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当与时俱进,顺时而变。

以务实态度开展农村建设。地方政府在推动农村建设时,不应以此作为获取政绩的手段,从而推行华而不实的项目,要针对具体情形,帮助农民寻求能够突出自身特长、赢得市场差异竞争力的项目。关于这一点,在《意见》中也有明确体现。

后发国家开展农村建设运动,就是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这一点必须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来真正实现。今年我国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这些对提高人的素质十分重要。

农村社会改革 篇3

(一)加快了林业发展。通过改革,吸引了林业内外各种生产要素向林业流动,促进了林业生态和产业两大体系的发展。造林由过去的“要我造”变为现在的“我要造”,出现了“争山争苗”造林的喜人现象。全省非公有制造林比重从2003年的不足50 %上升至2005年的80.7%,造林面积是往年的翻番;“看好自家山,管好自家林”成为林农的自觉行动,森林火灾、盗滥伐林木现象大幅减少。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全省活立木蓄积量比前次清查增长780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增长2.44个百分点;林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发展,全省林业总产值由2003年的720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920亿元。

(二)改善了林农生活。通过林改,林农成了集体山林真正的主人,林农敢于投入,舍得投入,“把山当田耕,把林当菜种”,使林农不离家门就能实现增收致富的目标。去年南平、三明等主要林区的农民从林业发展中获得收入已占其家庭收入的一半。同时,通过降低起征价、减免税费、实行木竹产销见面、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全省年还利于民、反哺林业达18.58亿元,对改善林区农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推动了乡风文明。通过林改,农民忙完山下忙山上,忙完山上忙加工,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科学、学技术、争致富成为农村的新时尚。一些地方通过林改收益的二次分配,加快了农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困有所帮”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林改有效解决了山林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密切了农村干群关系,使林区社会邻里之间、干群之间和谐相处。如邵武市铁罗村从“上访村”变为稳定村,永安市的桂溪村由“赌博村”变成“文明村”。

(四)改变了村容村貌。通过收取适当林地使用费和参与现有林的收益分成等,普遍使村财增收。据粗略统计,林区每个村集体每年从林业的收入可达3—5万元,主要林区县达10多万元,沿海地区平均每个村也在万元以上,永安市2005年收取林地使用费达到2700多万元,平均每个村12万元。不少村把村财增收的钱用于乡村自来水、道路、绿化等建设,有效改变了村容村貌。邵武市上坪村由“三不通”实现了电通、路通、电话通,还喝上了自来水,生活条件大有改观。

(五)促进了民主管理。林改是一次全面、深入、生动的民主法制教育过程,使村干部懂得了依法行政,群众懂得了依法维权,主动参与集体事务管理,推动了村务公开,管理的公平、公正、透明,加快了农村民主化进程。全省各地林改后普遍健全了村民理财、听证、村务管理制度,所有重大事项均由村民代表大会说了算,真正实现了村民自治。

农村社会改革 篇4

一、农村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的困境分析

(一) 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制度不完善。

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 国家加快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但是立法制度的严重滞后阻碍着改革的进程。我国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完整的专门法规对农村社会保障范围、项目、标准和资金的使用管理作出统一的规定。法制滞后导致社会保障统筹强制性弱、统筹层次低、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历年审计表明, 转移支付资金被地方政府克扣挪用的现象比较严重。长期以来,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 国家政策是以城市工业发展为主, 农村一直以来是支援城市的。这样就导致了现在农村发展落后, 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市保障水平, 农民的公民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社会不能体现公平。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状况来看, 突出表现在立法层次低、立法主体混乱、立法层级无序。因此, 当务之急在于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制度, 使得农民社会保障的合法权益有法可依。虽然我国在近几年来制定了不少的法规、条例和规章, 但多是单项的, 功能单一, 缺乏力度, 没有形成有机的法规体系。

(二) 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低, 管理水平低。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低, 主要体现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县级统筹, 实际掌控社保资金的是全国2, 000多个县级政府, 基金管理混乱, 缺乏统一的规范;并且基金来源渠道单一, 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补贴和企业缴费。长期以来,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几乎都是规定各种保障费用主要由国家和企业承担, 淡化了劳动者个人自我保障意识和个人责任意识, 长此以往, 企业负担日益加重。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拓宽了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 增强了个人的缴费意识, 并且在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项目中实行了个人缴费制度, 但从企业、个人两者的缴费比例来看, 个人缴费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水平的低下, 则集中体现在保险基金的管理上。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应该相互统一。但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在大多数地方是征缴、管理与设用三权集于一身, 缺乏有效的监控监督, 致使基金的使用及保值增值等面临诸多的风险。

(三)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别的继续存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政府建立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城市形成了以就业为中心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 建立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 以家庭保障为主、集体保障为辅, 包括农村合作医疗、五保制度和社会救济、救助在内的农村保障制度。但是, 随着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农村集体经济被严重“虚化”, 已经无力承担改革前的农村社会保障功能。这就导致广大农民成为没有保障的现代市场经济人群, 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 实现城乡社保制度的衔接, 对建构和谐社会有着深远的意义。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别具体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较狭窄;医保、低保、养老保险的支付和给付水平低;管理效率低下, 社保基金使用混乱, 管理监督体制不规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础设施落后等。

二、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相应对策分析

(一) 以保障农民权益为前提, 建立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应该以保障农民权益、体现社会公平为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一部《农村社会保障法》, 就农村社会保障应该遵循的原则、主要内容及形式、管理体制、资金来源与发放、保障项目的标准、社会保障的监督、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 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有法可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立法需要确立公平、正义、共享之核心价值观念, 突出缩小城乡差距, 让农村居民也能够与城镇居民一样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取向, 这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也是中国持续、健康、文明发展的要求。二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原则与基本思路。平等是最高原则, 法律需要确立和维护城乡居民享有各种平等权利, 同时按照平等权利、城乡一体的角度来考虑农民及农民工的权益以及维护其权益。三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核心任务在于赋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 法律维护农民及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应当包括享有平等的财产权、人身权、劳动就业权、教育培训权、社会保障权、政治民主权等其他权益。四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应该体现“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共负担”的基本方针, 立法本身要做到实体和程序并重, 尽快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科学的农民社会保障法的立法保护体系。

(二) 妥善管理社保基金, 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

1.科学管理社保基金的途径。

农村社保基金关系到农村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因此如何妥善管理社保基金, 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 科学管理社保基金的方法在于“开源节流”。一是多渠道筹集社保基金。主要有以下几点措施:第一, 进行财政改革,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第二, 加强农村税费改革, 从农村税收中适当提取一定的资金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建立一个由农民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负担、共尽责任的多主体、多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机制。第三, 发行社会保障国债。发行社会保障国债是用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偿付社会保障方面积累的欠款, 以达到推迟养老金支付的目的。这实际上是把隐性债务变为短期的显形债务以减轻总负债, 改善长期的财政清偿能力。发行社会保障债券既可以扩大当前消费, 又可以改善人民的预期, 对于拉动内需具有积极作用, 也不致引发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二是加强社保基金的有效管理监督。后改革开放时代, 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社保资金的投入, 在广大农民享受福利的同时, 一部分政府官员打起了社保基金的主意, 非法挪用、非法占有等情况屡禁不止。因此, 要对当前的社保基金管理制度加以改革, 改革的重点在于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监督体制, 政府应该与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定时向公众发布社保基金的使用情况, 增加社保基金使用的透明度。同时, 严厉惩处非法占有和非法挪用社保基金的官员, 情节严重的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

2.社保基金保值增值。

社保基金的运行应该实现“征管分离, 行政监督”。主要通过政府及相关机构承担保险金政教责任, 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基金运作和赔付。同时应该把农村社会保障收支全面纳入国家预算, 并加大投入, 使得农村社保运行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此外, 可以建立农民个人账户, 按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的金额确定基金的发放标准, 这不仅提高了农民集资的积极性, 而且确保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三) 加强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 实现城乡统筹。

后改革开放时代, 城乡之间的差别要尽量缩小和消除, 要消除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别, 首先要加强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 破除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体措施有:

1.继续完善和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制。

2003年以来, 国家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截止到2007年底, 2, 448个县 (市、区) 开展了新农合制度建设, 7.3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 参合率达到85.7%。在今后的几年内, 应该继续加大对“新农合”的投入, 解决广大农村人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使得广大农村人民享有普遍的医疗权利, 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 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的问题, 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的建设。

目前, 农村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 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并且以年均312%的速度持续增长。2006年2月,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表明:2001~2020年是中国社会的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04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43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0197%。同时,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 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182%。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龄化水平1, 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 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村老龄人口, 在家庭养老保障被弱化的同时, 必须加快养老院、福利院的建设, 政府、个人和集体应该共同承担起农村养老的问题。

3.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和服务水平。

目前, 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仅在小范围实施, 没有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因此, 当前这个时期, 要继续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范围, 提高农民参保比率, 特别要重视返乡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安排工作。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和服务水平, 首先, 要提高农村养老保险、低保的待遇水平, 中央财政加大补贴力度, 逐步实现与城市的接轨。后改革开放时代, 国家财政有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农村社保建设中去, 可以适当的考虑减少城市的社保待遇水平, 将更多的财政投入用于提高农村广大农民的社保待遇水平。其次, 国家应该鼓励一部分有着专业医疗护理和专业素质的服务人员投入到农村的社保建设中去, 提高农村社保的服务水平;地方政府应该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 妥善安排好这些人员, 适当地给予嘉奖和鼓励。

4.城乡统筹。

首先, 应该摒弃“重城市, 轻农村”这一旧的观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农村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现在是给予广大农村分享改革成果的时候了。在后改革开放时代, 国家的政策要从原来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转为消除贫富差距, 维护社会财富的公平上来, 农民应该享有更多的权利。其次, 在现阶段, 实现城乡统筹的根本任务在于继续加强城乡之间的相互扶持力度, 实现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城乡互动, 在几年内基本实现城乡就业统一, 城乡社会管理统一, 尽快实现城乡统筹。只有这样, 社会才能体现公平, 公平权利才能得到尊重。

三、结语

农村社会保障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是国家、社会和公民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我国农村社会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社会保障制度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甚至落后于一些并不发达的国家。在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过程中, 出现的困难和不足之处是应该要加以重视和反思的。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 国家仍然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力度, 足见其决心, 这也与国家提倡“和谐社会”的目标相符合, 是为民惠民的体现。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3

[2].王小年.公民权益视野下的社会保障[J].浙江社会科学, 2007, 3:92~96

[3].方文玉, 杨世文.统筹城乡社会保障,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J].发展月刊, 2009

[4].杨华.论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制度路径——以多学科为背景的法学分析[J].当代法学, 2007, 5:10~11

[5].廖洪.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困境、挑战与对策[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 2009, 2:55

农村社会改革 篇5

新农村建设讲稿:怎样通过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

怎样通过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现在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大的热门,和财富有密切的关系,我就把我们自己的体会跟大家探讨一下。去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今年的3月份两会都提出来,新农村建设作为全党重大历史任务,大家的压力一定很大,我们回答,恰恰相反,我们的压力小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在两会期间几千名代表委员从不同的角度和专业、不同的领域谈新农村建设,从报上、电视上、很多,几千名中国的高层专家都在谈新农村建设和不同的角度,而且谈得非常具体和深入翔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农村研究压力就小多了,有这么多同志在提。

新农村建设在很多情况下,似乎社会主义新农村好像在一个晚上一个早晨就会出现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的、艰苦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它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保持一个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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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的头脑,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经常在谈,农村工作“三农”问题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深层次的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还是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而且有一些制约农业农村发展深层次的矛盾或没有得到解决。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怎样通过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应该提到2005年是中国的改革年,有的同志说可以说中国改革回顾年或者中国改革反思年。在2005年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改革措施,在农村领域取消了农业税。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讲,2006年开始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实行长达2600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的改革,这个改革确确实实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取消农业税只是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取消农业税之后面临的任务更重,挑战更严峻,取消农业税之后,以农村税费改革委中心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否则的话,取消农业税的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取消农业税确实惠农利农的巨大筹措,由此引发和凸现一些问题和矛盾,有些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引发,原来不明显的问题矛盾凸现出来。农业税一共三四百亿,占整个税收里边占很小的收入,但是农业税本身的取消标志着什么呢?关键的问题不是农业税,而是和农业税联系在一起的搭车收费村提留、乡统筹加在农民上的负担,这部分负担到底有多少呢?一是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做了一个估算,财政部门有关一个估算,最保守的估算,连农业税加上村提留乡统筹加起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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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保守1500到1700亿,取消农业税本关键和农业税捆绑在一起村提留乡统筹搭车收费是大头。把这个都取消了,就取消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搭车收费的平台,有些矛盾就凸现出来了。温总理在今年两会讲,2006年中央取消农业税之后,中央对地方的财税支付780亿,地方配套的转移支付250亿,加起来1030亿,需小农业税本身如果说农业税加上搭车收费远远超过1500亿甚至到1700,这样的话1030亿的转移支付和最保守估计1500亿还有一个缺口,这部分钱怎么办?如果说这个缺口不通过深化改革,不通过其他措施弥补的话,存在很多的问题。

另外,取消农业税之前,乡镇和村这几级有很沉重的债务负担,退养这个数字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农民的负担是多少,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农民负担是一个无底洞。农民负担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农村到乡镇到村的债务也同样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有的说三千多亿,有的说现在已经六千多亿甚至七千多亿等等,这部分债务怎么来的呢?都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包括九十年代之后我们搞的乡镇企业,村村点火、乡乡冒烟,不换思想就换人,当时盲目决策的情况下,有很多的乡镇企业搞起来,搞完经营部善,负债累累。消灭土牌子,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很多地方借钱搞农村的校舍,校舍搞起来有的学校合并,很多是欠的债。前几年在农村清理整顿又欠下一笔债,包括地方干部,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层的税收和摊派的任务,借钱完成税收和债务,这些债务也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取消农业税之后,债务摆在这儿,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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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之后,很多地方原来落后地区和中部地区包括农业主产区或者农业税比较大的产区,取消之后财政很多完全是要靠上级的转移支付,有的地方讲,原来是吃饭财政,到现在到要饭财政,在整个的财政收入当中,从上级转移支付80%甚至90%完全从上面下来的。

取消农业税之后,可能有些搞企业的同志不知道,在底下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中心工作转,什么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工作,原来讲叫催粮催款,要钱要粮要命都是底下敢不敢的活,但是活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活儿就是税收和各种负担,各种负担不是靠乡镇财政所来收,靠乡村两级干部收,如果原来把乡村两级干部上去的话,中国油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收费队伍,几百万,甚至更大的队伍。取消农业税之后,搭车收费的平台也拆了,任务也就没有了,乡镇和村转换职能为老百姓服务就提供了依据。原来我们也这么写的,现在也不能过于乐观。

如果在底下真正吃饭揭不开饭的话,即使把农业税取消,会出现新的办法,有各种其他的收费,包括超生子女社会事业费的收入,包括原来应该火葬土葬的罚没收入,现在把学生的义务教育免交学杂费但是有一些自愿性的交费收入,建房的注册费、耕地费等等,在收入当中显示出来,并没有真正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里边我们讲,免税兴费,税免了,也可能有新的费,为什么讲温家宝总理一再讲,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能力走出怪圈,历朝历代每次减免税隔一段时间反弹,变本加厉恶性循环,把所有税免了,过一段时候又加码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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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有能力走出这个怪圈。

取消农业税之后,很多地方最后饭都揭不开锅,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应该有严格的用处和监督的,有的镇长讲,我们实在经济运转不开,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斗胆挤占挪用专项资金,不用斗胆,这个事情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本身是犯错误的。

在这个前提下,取消农业税之后,实际上给乡镇包括县各方面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我们的治理结构怎么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怎么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取消农业税支付的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这一级基本上没有财政,一级政府没有财政收入,政府存在的依据在哪里?有财才有政,没有财怎么回有政呢?老百姓讲,取消农业税,拿收费收费卡我们,原创文秘材料,尽在网络网络.m网。现在不用交费交税,我们现在不怕你了,干部就讲,原来拿收费收费作为筹码,取消之后老百姓不怕我们,我们也没事干了,老百姓讲,如果在这个前提下,该你做的事不做,水库漏了不修,该做的事不做,我要你政府干什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或者村,包括县各级政府的转换职能,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个功能的话,不能履行的话,显然取消农业税的初衷也是相违背的。凸现和引发的问题,我认为它是现实深层次矛盾的反映,为什么这么呢?这几点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否能够顺利完成有明确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国民收入格局没有根本的改观。两个趋向,工业范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更加自觉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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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到目前为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序的格局没有根本的改观。现在的条条和块块的关系实际上是严重失衡的,条条是各级部门,块块是地方的,条条和块块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对矛盾本身有一个相对均衡的状况,我个人感到,现在条条和块块的关系本身是一种失衡的状况。1994年的时候,当时搞分税制,分税制的目的想集中财力,中央财力太弱,但是从1994年分税之后中央的财力得到了加强,但是分税制之后,当时造成很大的情况就是说,财权上手,事权下放,在基层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包括到乡镇和县都可以讲,我们的责任是无限的,但是乡系的财力是有限的,有限的财力,无限的责任,为什么摊派问题那么严重,因为很多的从上面布置的任务和工作都是往下布置作为政策布置下来的,但是光给政策不

给钱,人民的学校人民建,人民的道路人民建,人民的厕所人民建,光有任务没有钱,怎么办?只好从老百姓这儿摊派,造成老百姓负担的加重。

另外作为公共产品并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比如到乡镇、村,摊派各种报纸报刊,完全就是垂直体系布置下来的,有的时候到下班根本没人看,搁在那儿,就成为农民和干部的各级政府的负担。这样财权事权农区的局面在94年分税制凸现出来。到02年几个主体税种省市县共享,进一步降低县一级的税比例,县级政府从国税得到的比例从25%降到20%,从地税得到的分成比例营业税从百分之百降到50%,个人所得税从50%降到15%,企业所得税从50%降到15%,给一个人的感觉,凡是有些潜力的,有发展的税种或者上划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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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比例往上更高,留给地方没有什么潜力没有什么油水的税种,从基层到县到乡镇财政方面税收基础更加薄弱。

从基层反映,现在的垂直管理是越来越厉害,很多的部门被条条框到上面,国土、工商、供电等等,凡是有些权力的部门,省对县的垂直管理,部门垂直上去了,但是这些部门的工资从县里来发,部门都上去了,工资还是我这儿发,作为地方的自助行,从垂直部门来讲有它的考虑,我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我为了执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等等,用垂直体系和垂直管理把东西都框上去了,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来讲,到底利大还是弊大,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我只提出来跟大家一块商讨。

现在很多地方县里头讲我们是吃饭财政和要饭财政是讨饭财政的情况。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说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各主战场和平台,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枢纽和连接点。

新农村建设也好,五个统筹也好,县这一块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讲两个反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这一块主要在县这一块体现出来,一个县一两千平方公里,几百万人,相当于欧洲的小国,卢森堡2500多平方公里,44多万人,这跟我们一个县的规模差不多,卢森堡2000年GDP是189亿美元,相当于1600多人民币,最好的县,2003年GDP500多人民币,相当于卢森堡的三分之一,中国有10%的县达到卢森堡的水平,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包括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非常稳固的基础和底蕴,现在看来县域经济本身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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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很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不能既得利益划分更进一步加强。从底下把钱收上去,钱都到那儿去了呢,新农村建设基本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新农村建设是两头热,中央热、老百姓热,我们这头夹在中间,老百姓讲,中央也说了,我们也看报纸了,看了电视了,有3000多亿用于三农,你们不见动静,要到这个钱,这个钱来了之后都贪污挪用了,县委书记说,五中全会开完一个月带着我们县的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到发改委去了,我们是第一个跑到那儿去的,到那儿就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步骤,两会期间又去了,3月1号到15号,呆了15天,把我们的规划报到发改委,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老百姓一说中央给了那么多钱到哪儿去了,三个高于,2006年国家财政增量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比重要高于上年,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三个高于本身是有很大的余地,这种政策语言本身设计得是非常好的,本身就有很大的空间,为什么呢?用于三农的2005年2975亿,2006年是3397亿,比重从04年到05面逐步降低的,04年用于三农支出的资金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是9.2%,到05年是降到8.8%,用于三农资金确实增加了,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比三农资金增长幅度更快,比重是下降的。政策语言有一定的弹性。

我们讲三农支出,本身口径是非常含混的,到底什么真正用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支出,包括一部分事业费、人头费等其它的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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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的专家说,真正直接用于三农的不到40%。老百姓说几千亿,第三个问题,实际上中央提出在新农资金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从现在的分析来看,存量调整是调不动的,增量重点倾斜,到目前来看也没有重点倾斜,因为增长幅度并没有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快,3000多亿,实际上从中央十几个部门,每一个部门一道一道把的,现在涉及到支农一共有16、7个部门,财政部到农业部、科技部、文化部、民政部等都涉及到一块资金,16各部门把着三千多亿,从中央到省市到县到到镇到村到农户,这样的资金下来之后,真正的农户能得到多少,很大程度靠专项资金解决农业农村的问题。

专项资金有挪用的问题,专项资金实际转移支付中,专项资金2004年只占57%,一般性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占43%,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完全是制度性的转移支付不到750亿,只占财力性转移支付29%,占实际转移支付的12%,六千多亿的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占了50%。专项转移支付里边又分16、7个部门,通过这么多渠道往下走。另外一点,在以前很大程度上由一些专项转移支付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不透明性、随意性、不确定性。给哪个地区也很大程度上,决策并不是很确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底下的同志深有感触讲,现在干部从下往上调,项目从上往下跑,一到年底北京外地车牌特别多,交通特别挤,很多外地进京跑部公关要项目,专项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成为寻租的根源,造成很多地方和中央寻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腐败的原因。有的地方县委书记讲话是很沉重的,跑项目学问太大了,但是不跑又不行。我们去跑项目,我们是个贫困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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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项目的力度不够,力度是什么呢?我们也很清楚,贫困地区就这么点力度,都使也不行。有时候跟我们的同志讲,我们只有把眼睛盯着项目我们才能活,没有项目就得死,跑不过来项目我们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新农村建设都去跑项目专项资金,出现这样情况的话,显然我们的钱最后能不能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是不是真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这又是一个问题。

新农村建设如果说几千亿倾斜,最后出现国家出钱,部门分肥,老百姓得不到实惠或者很少得到实惠,出现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和新农村建设的初衷相违背,解决这个问题不在于农村,这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为什么存量调整,为什么增量重点倾斜不了,因为我们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背后调整现有既得利益格局,从各个部门也好各个集团也好,谁都愿意自己兜里钱越多越好,所以这种调整很难,新农村建设资金捆绑使用,各司其职,各尽其工,共同使用,这个钱归你,我们用,但是大家共同整合资源,最后功劳是你的,在目前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因为更深层次的矛盾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第三个问题,新农村建设广泛农村群众需求导向型的重大战略举措。最后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满足人民迅速最紧迫的需求,现在新农村建设本身,包括这些年取消农业税之后,转换政府职能,政府更多从直接干预经济活动退出来,尊重农民的住体地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政府应该从原来通知型管理型的政府转项服务型的政府,从全能的政府转向有限责任的政府,现在很多事布置下来还是自上而下的传统的管理模式,我们把任务布置下来,分解、定指标、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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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指标层层分解,一票否决,把这些作为指标的权重,还是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一有新农村建设,把所有的任务分解了,达标评比,满分140分,120以上是优,80以下是差,当年能够见成效,能够极早见成效的村,新农村试点首先在公路边,沿着公路沿线比较方便的,为什么呢?这是以往搞下来,任何地方有一个样板,重点倾斜,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领导和所谓专家到那儿一看,马上很方便地看到,欣欣向荣,欢欣鼓舞,看完以后警车一开道又回去了,新农村建成几个样板是好办的,全国65万多个行政村,使广大的农村地区都能够实现中央提出来20个字是几十年的努力,现在要出成效,报样板,和中央原来的意图和新农村建设也是相违背的。原创文秘材料,尽在网络网络.m网。县里同志跟我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指标体系,不考核,不布置任务,这样的话,我们怎么监督和检查呢?但是你只要有一些指标,必然围着指标转。县委书记跟我讲,一个月不开会,下面没事情干,思想就反掉了。“五要五不要”,讲得非常好,本身系良好的愿望,但是背后取决于体制,传统的管理模式、政绩观和干部考核机制不改变的话,我们所说的“五要五不要”很难落实的,五要五不要最后是五不要的东西最后就成了五要,这个事情也是涉及到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考核机制的改革。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深化改革本身光靠深化农村改革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谈的问题都不是的问题,光靠农村解决不了,要靠深化整个宏观体制改革才能解决的,要跳出三农看三农,农业靠发展非工产业发展,农村靠工业化城镇化解决,农民靠转移剩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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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解决,真正所说跳出三农看三农,三农深层次的矛盾,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重中之重的问题,最终靠深化整个宏观体制的改革才能最终解决,只有深化宏观体制改革,深化农村改革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业和农村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新农村建设五句话20个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光搞村不行,必须要和整个县的整体规划结合,而且现在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快,社会事业发展落后,我们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经济事业发展又落后于城市,但是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也落后于其它的大城市、中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村一看挺好,村里说村里垃圾遍地都是垃圾,现在我们搞垃圾集中,乡镇处理,现在我们村比较大,弄了三个保洁员,垃圾到底哪儿,到乡镇,我问镇长,垃圾怎么办呢?垃圾就地掩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问县里,县里也只能填埋,不能干别的吗?上一套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几千万,上几千万的设施每年搞垃圾发电几百吨垃圾,一个县没有那么大的量,要把周围弄上的话涉及到运输成本、管理协调的问题,县本身没有这个力量,老百姓就说,垃圾收完之后,最后填埋,闹不好要二次污染。改厕所,搞污水处理,有的地方,离乡镇比较近的村,搞抽水马桶,化粪池、楼房,搞楼房怎么样,化粪池有两三层过滤,过滤完之后,水还是不行,旁边只要盖了楼之后,水晶的水不好吃,有怪味。县的管道透到乡镇、通到村怎么弄,好像新农村建设改厕也好、垃圾处理也好,没有整个的系统,没有整个的规划,没有整个的投入,最后搞出来很难持续,调整收入分配收入格局,重点倾斜,很重要发展县域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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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经济活力,把蛋糕做它,使它自己成为实现两个反哺,真正为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平台。

农村社会改革 篇6

一、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现实紧迫性

(一)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社会稳定是社会政治发展的有序状态,是社会发展规律性、社会控制有效性和社会生活和谐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社会稳定是关系着我国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着力研究的重大课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社会冲突日趋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多。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是风险性最高和危险性最大的时期。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乱。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政治动荡与社会不稳。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启动了全面系统的现代化进程,由此使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社会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社会系统的异质性空前增加,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所以,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农村社会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我国由于人口、产业、发展阶段等多种原因,保持农村稳定有着特殊而迫切的意义。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小平同志的讲话,精辟地阐明了农村稳定在整个社会稳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亨廷顿在其研究中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其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化初期,稳定的基础是在农村。”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局面是稳定的,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农村长期积淀下来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梳理和解决,农村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干群矛盾比较突出,农村贫困状态没有真正改变,农村治理机制不够完善,不少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所以,当前农村的社会稳定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重点研究和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农村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不到位,社会管理制度不完善,新型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没有形成。具体表现为:

第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这是农村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代替了人民公社时期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然而,由于深层次的利益矛盾,村民自治还没有完全到位,村支两委关系和乡村两级关系尚不规范,导致在农村基层管理中,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第二,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农村基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良性运转的管理机制系统作保证。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中,管理机制还不完善,如缺乏乡村社区发展和管理的参与机制、缺乏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机制、缺乏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预警机制与协调机制等,致使农村基层民主流于形式、干群关系紧张、群众积怨过深、突发事件增多,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第三,农村社会管理理念存在缺陷。长期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重管制、轻服务,服务理念缺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深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政府要么简单地对农村实行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控制,要么从便于向农村汲取资源出发实行严格的社会管理,没有为农民提供全面、公平和有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服务意识淡薄、管理方式单一、手段简单粗暴。大多是强迫命令式的,基本以行政手段为主,不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由此可见,基于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管理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农村社会管理与服务水平落后,基层社会生活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基层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化解,这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秩序,也制约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必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服务模式,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二、舟山渔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实践模式及维稳成效

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农村的新变化,推动制度创新、寻求治本之策,以消除不安定因素。而舟山市在渔农村基层管理模式上探索实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一个重大的创新。所谓“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按照“网格化定位、组团式联系、多元化服务、信息化管理”的要求,依托信息网络技术建成的一套比较精细、准确、规范的综合管理服务系统,政府通过这一系统整合,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提高公共管理和综合服务的效率。

(一)舟山渔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实践模式

从2007年下半年起,舟山市开始在渔农村逐步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它融合了乡里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民情日记”、民情恳谈会、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等成功做法,并充分运用了“网格”和现代数字技术,是三者结合的产物。

(1)实行网格化定位,落实责任区域

根据社区所辖范围、村域分布特点、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情况,结合各乡镇、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合理设置网格。网格范围不搞一刀切,渔农村一般以100~150户为一网格。在实施过程中,每个网格都对应相对固定的联系服务团队,对网格内的居民做到“走村入户全到位、联系方式全公开、反映渠道全畅通、服务管理全覆盖”。通过划分网格、明确相应服务团队,努力实现政府管理服务由以往的条条、单向,朝块块、点面结合转变,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有效避免出现“真空”和“盲区”。

(2)实行组团式联系,整合服务资源

注重各层面管理服务资源的集中整合,由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工作人员、社区干部和辖区内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组成管理服务团队,并吸收渔农村老干部、优秀联户党员、社区成员中的骨干力量加入,增强服务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同时,注重团队管理服务能力的集中整合,充分考虑团队成员的岗位职责、专业特长、年龄结构、性格特点等因素,科学配置、优化组合。注重团队成员各领域知识的集中培训,加强团队成员在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市场经济、先进适用技术等方面知识的经常性教育和培训,提高团队成员把握全局、服务群众、处理基层复杂矛盾的能力。通过组建团队,将乡镇(街道)辖区内各种管理服务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科学组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源的集中优势,提高了管理服务的整体水平。

(3)实行多元化服务,完善服务体制

建立积极主动的服务体制,将管理服务方式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管理服务过程中,各团队牢牢把握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促进发展这一核心,把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作为主要工作内容,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联系、蹲点住家、发放联系卡等形式,通过多种群众乐于接受的方法,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地联系服务群众。一方面,加强对群众的法律法规、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切实关注民生,重点围绕如何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如何引导群众创业创新、如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如何解决群众就业、就医、就学等实际问题,动脑筋、想办法、谋对策,进一步掌握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4)实行信息化管理,共享数据平台

运用先进的网格化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了集服务对象正反两方面信息于一体的信息化网络管理服务平台,将网格中所有居民的家庭状况、住房、就业、计生、优抚救助、党建群团等资料输入信息系统,汇总整理后建立数据库,并注重信息的日常收集积累和维护更新,使政府可以随时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提高管理服务的精细化、动态化水平。还在数字平台上开设服务团队成员个人“民情博客”,记录团队成员联系服务群众的经验做法、心得体会、难点疑点、意见建议等,促进信息互通、经验共享、困难互帮,提高整体管理服务水平。

(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维稳成效

1.提升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通过经常性走访联系群众和建立网格化信息管理数据库,使政府对群众信息的掌握更为全面详细,查询信息也更为快速便捷,提高了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如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普陀区迅速启动应急程序,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作用,以网格为单位,通过数据排查、上门走访、电话联系等方式,对区内网格系统数据库中的7431名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进行了上门走访或电话咨询,在第一时间内摸清了全区三周岁以下婴幼儿食用问题奶粉的情况。通过全面有序地做好受“问题奶粉”影响小孩的排摸和治疗等工作,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2.减少了重大项目的推进阻力

随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的深入推进,党委、政府与民众有了更好的沟通渠道,增进了理解。群众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实施的建设项目也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如桃花镇金沙五星级温泉酒店建设,因部分群众不愿意拆迁而进度受阻。自“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开展以来,干部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通过多种方法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并妥善地解决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终于用真情和行动感动了群众,统一了群众的思想认识,从而使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3.畅通了群众利益的诉求渠道

网格服务组成员经常性深入走访群众,嘘寒问暖,了解民情,改变了以往群众有事找政府、围着政府转的状况,进一步畅通了群众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如白沙乡为更好地倾听民意、视察民情、解决民难,在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中,着力实行解决问题、每月集中走访、每月工作例会等三项制度;勾山街道开展“干部听民声、共说连心话”活动。通过这些途径,不仅使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更加畅通,也促进了社会稳定。

4.消弭了干部群众的情感对立

通过团队成员经常性入门串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实打实解决问题,逐步消除了群众与基层干部之间的隔阂,增进了彼此感情,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困难也愿意跟团队成员反映。截至目前,普陀区各服务团队通过下村走访群众,征集群众反映的问题意见达1403条,已经解决1164条。通过一件件细微事情的解决,改变了群众当初观望、怀疑的态度,使这项工作得到了认可,干群关系得到很大改善。

三、舟山渔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舟山渔农村探索实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实践模式,在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上,给我们带来了成功的经验与有益的启示。我们要搞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应该在以下三方面下好功夫。

1.崇尚以民为本,强化服务行政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成功在于,它充分体现和贯彻了民本理念与服务理念。古人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本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我们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到“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提出的“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建设上强调“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权利观与亲民政策。这都体现了我们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谐社会,是以民为本的社会。关注民生,服务民众,把心思用在为老百姓排除困难上,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这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正是通过解决一批民生问题,树立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网格化管理是基础,组团式服务是关键,落脚点在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这种人性化的服务与硬性管制相比更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大量事例显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正是通过细小而实在的服务工作来赢得民心,从而促进社会稳定。通过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关心,了解其不同的需求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帮助,使群众把我们干部当作知心朋友,从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而基层干部只有在内心深处真正确立了民本理念与服务理念才能做到这一点。

2.创新工作载体,及时化解矛盾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开展以来,基层政府把党员联系群众、农村老干部队伍建设和农村党员星级管理等一系列活动融入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体系之中,充分利用和整合各个载体的资源优势,力求做到为民服务更全面、惠民机制更长效。例如在构建网格体系时,由政治性强、素质较好的联户党员来担任小组长,同时,把各小组长开展走访和联系群众工作的情况作为对联户党员工作考核和实施党员星级管理的评定标准。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推进过程中,基层政府还积极创新服务手段,采用分层分类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如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举办“干部听民声、共说连心话”活动,以座谈交流、双向互动为主要形式,以民生问题为主要内容,有针对性地集中解决一些突出问题。对于平时一些简单的问题,由网格服务组当场进行答复或解决,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对于群众提出的诸如建房、生育、就业等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的事项,由网格服务组长负责向社区(村)和乡镇有关职能部门联系落实后进行答复;对于各职能部门无法协调解决的问题,由网格服务组长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向乡镇街道分管领导汇报后提出解决办法,并及时回复;对分管领导不能解决的或带有共性的问题,由网格服务组长会同分管领导向乡镇主要领导汇报,经乡镇班子会议研究后提出解决办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通过创新工作载体和服务手段,建立与公众沟通对话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及分层分类解决问题机制,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了矛盾纠纷的积压和激化,真正实现“察民情、解民忧、顺民心、保民安”。

3.培育公民精神,追求共同治理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实践过程,也是公民精神的培育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过程。公民精神是公民对“公共”所持有的一种信念与承诺。公民精神“意味着公民对‘公共的热心、关爱与尊重,意味着公民对‘公共的责任与义务,意味着公民崇高的公共品德与素养。”而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公共治理理论所倡导的核心思想。现代公共治理理论认为,在公共治理中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政府、公民个人、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成为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主体,它们在共同的目标下共享资源,相互作用,共同承担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这也意味着公民组织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与相互合作关系是公共治理得以运转的社会与道德基础。所以治理的成功实施需要有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公民精神。公民精神在推动和促进政府善治、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实际上也蕴涵着对共同治理与公民精神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作为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探索形式,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其实践中,充分发挥乡镇干部、社区(村)干部、退休机关老干部、医护人员、教师、民警与农村党员等的作用,组成乡村社区网格服务团队。很多人一方面作为网格内的居民直接接受服务,另一方面又是组团服务的成员为公众解决问题,这对于培育公民精神,培养公民的公共责任和公共意识,实现协同共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也为我们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

农村社会改革 篇7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农村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低成本的劳动力及其他资源,而且对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巨额资金,为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 却在下降 ,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拉大。2004—2010年 , 中央七个“一号文件” 都是针对“三农”问题的,其核心思想都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期望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

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2006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起到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我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依靠农业积累、农民贡献和农村支持的时期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这对于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2其含义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中央政府集中实行包括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的一些成就有目共睹。如为农民工进城居住和工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取消实行了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税,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发展,必将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要加强乡村公路网、输电网建设,改善农村通讯条件;二要抓好公共卫生厕所、厨房、圈舍、校舍、卫生所等基本生活设施的改造和完善,抓紧农村沼气池的推广工作,抓好山、水、林、田的综合开发,保障人畜安全饮水。其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一要抓好农村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农民岗前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二要发展公共卫生保健事业,完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三要扩大农村救助覆盖范围,探索建立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其三,发展农村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发展农村生产,减少农民负担来保证农民真正增收,并在促农增收中启动农村市场,使农村市场成为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从上述建设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量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如何配置这些资金?我们认为,一是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支持应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生活保障水平,即通过财政支持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按照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政策原则重新塑造金融体系,为金融资源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的流动构造机制、疏通渠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而发展农村经济又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没有农村金融的支持,就不可能发展农村经济与现代农业,就难以保证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社会的和谐。因此,发展农村金融,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金融需求,就要充分调动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快构建分工合理、功能完善、投资多元、服务高效的多层次现代农村金融体系。这既是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近年来,尽管我们在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包括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农业银行转轨改制、调整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设立邮政储蓄银行、组建微型商业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农业保险等,初步形成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的主导型正规金融与民间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农村金融组织格局。但总的来看,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现状距离“三农”发展对农村金融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村金融难题仍然悬而未决。在现阶段,农村金融新一轮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如何选择,怎样构建一个适应“三农”发展需求需要的农村金融体系,通过哪些路径,采取何种措施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步伐等,这些问题正在引发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

二、我国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一) 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现状

通过多年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农村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农业保险、担保、证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辅,功能各异、层次分明、互相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相对而言,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当中最薄弱的环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多样化以及长期的资金投入,而目前农村金融却面临供给主体缺位、金融工具单一、需求多元化以及制度约束等问题,两者必然产生矛盾。

1.第 一个矛盾 ,是新农村建设对金融支持的要求与金融服务不足的矛盾。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农村金融供给与“三农”金融需求不完全匹配。 供给总量不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部分乡镇存在金融服务空白。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资金正从以下多个渠道大量流失: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县及县以下机构和人员不断撤并,并通过上存的方式致使大量农村资金流向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二是农发行政策性支能作用发挥不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三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出现“嫌贫爱富,离乡进城”现象:四是邮储银行在赢利动机的驱使下,把资金更多地投向获利机会较大的非农领域,在农村地区基本不放贷款,形成了农村资金的“抽水机”现象。因此,我国农村金融的支农能力在不断减弱,农村金融供需失衡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 2) 农村金融品种单一与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的多样化趋势不匹配。投资主体单一,融资渠道不畅,资金投入不足,是当前困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我国的农村经济要想尽快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仅仅依靠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自身资金积累、国家财政支持及金融机构信贷投入,是无法解决目前新农村建设对资金的多样化需求。因此,需要借助于资本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创新多种金融产品来筹集新农村建设资金,这是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

( 3) 农村资金的短期性供给与农村经济对长期资金的需求不匹配。据统计,新农村建设截至2020年预计投入的资金总量将达到15~20万亿人民币,重点是加快乡村道路和水利建设,发展农村通信,完善农村电网,积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等农业公共物品的投入上。所以,新农村建设对长期性资金的需求将更为迫切。而目前我国农村资金供给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农村正规金融的农业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农业发展银行的粮油收购资金以及农信社支农贷款等,这些贷款都是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另一部分主要来源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民间借贷,基本上也是一种短期融资行为。因而,目前农村资金供给大部分是短期资金,这必然会导致新农村建设对资金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匹配。

2.第 二个矛盾 ,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之间不配套的矛盾。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服务“三农”的要求与金融机构安全性 、效益性经营原则存在冲突与矛盾。农业是弱质产业,其自身固有特点决定了它的风险性,而金融机构在转轨过程中不断调整经营战略和市场定位,希望把资金投向效益好、风险小、赢利高的行业,这恰与农业效益低、风险大形成矛盾。

( 2) 农村分散经营方式同农村金融集约化经营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农村金融在向商业化转轨的进程中,为了提高经营集约化程度,制定了减员增效、撤并机构、收缩战线的发展战略,这使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服务分散化与金融服务集约化成为一对矛盾。

( 3)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不配套 ,使农民贷款出现“断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户的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投资主体。但随后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的变化。1995年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都成为商业性金融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金融机构都收缩了对农户贷款的份额。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也只承担国有粮食企业的贷款。

( 二)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农村客户对金融需求已不仅局限于基本的信贷资金需求,保险、理财、投资、证券等各类金融服务的需求都在迅速增长。而长期以来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重点都放在银行类金融机构上,由此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功能不健全。即使在银行类金融机构内部,各自的应有功能没有得到完全发挥,支农作用不断弱化。

1.农村商业金融资金“农转非”。自1998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逐渐向大中城市转移,总共撤并了31 000多个县及县以下分支机构,这直接导致了农村金融的严重萎缩。虽然农业银行在大多数地区保留了县级分支机构,但由于实行了严格的贷款权限控制,它们普遍只存不贷,导致农村资金供需矛盾更趋尖锐,十分不利于县域以下经济的发展,长期下去对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十分不利。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实现了向纯商业性股份制金融企业的转变,近年来,农业银行撤并了效益较差的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的基层营业网点,支农服务机构覆盖面减少。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和支柱,在为农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

2.农村信用社支农日益“空洞化”。1997年以后 ,农村信用社成为“支农”的主力军,独立支撑着农村金融,这直接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率不高,覆盖不够均衡。据统计,乡镇层面上的金融机构空白率为6.7%,西部地区达10%,这意味着还有很 多边远贫 困的农村 地区就根 本享受不 到农村金融服务。

信用社的支农弱化表现在:一是省联社的模式使得农村信用社越发趋向于朝“统一法人的大银行”方向发展。省联社和县级联社的制度安排,已经具备了大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的关系,其运作逐渐呈现服务“脱农化”的趋势;二是随着省联社股份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农村信用社将分期分批建成现代金融企业,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化运作是一个客观必然,其“商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支农主力军”的目标会渐行渐远;三是农村信用联社的制度设计导致其多重角色的冲突,制约了对农村的金融服务。省联社政企合一的角色冲突,使其具有“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角色。既是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可以经营部分资金业务、清算业务的独立的管理服务,具有企业的性质,同时,省联社又是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管理机构,是行政机关。因此农村信用联社既要化解农村金融风险,维护农村地方金融稳定,又要通过经营活动为股东创造经济利益,这种制度安排无法将人力资源和资本有效地聚集来降低组织成本。

3.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的弱化。作为专门“支农 ”的国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农业,为“三农”提供信贷服务。然而,从目前农发行现行体制看,农业发展银行不仅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没能发挥政策性银行应有的作用,而且职能定位也发生了偏离,支农弱化主要表现在:( 1)机构设置有首无尾,信用风险严重;( 2)国家下拨的农业信贷资金渠道不畅;( 3) 业务单一,造成了多重浪费。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金融改革的要求与政策建议

1.以农村金融需求为导向 ,建立垂直互补的农村金融体系。根据我国农村金融主体的需求特点,必须改变我国按照历史上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尤其是支持重工业发展而建立的金融模式,并根据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特点,重点培育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基于农村金融需求的特殊性应允许民间金融机构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改革、尤其是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不成功的,因为现有的改革都有意无意地导致中小金融机构向大型化发展。

2.按照“多予、少取、放活”原则,增加农村金融资源总量。农村金融需求特点决定了农村金融服务额度小、费用大、风险高的特点,因此,政府应当对农村金融组织实行鼓励和扶持政策。如果采取和城市大型金融机构相同的政策,必然导致农村资金的外流,这同建设新农村的愿望是相违背的。因此,对农村金融应该采取“多予”的政策措施,争取扩大农村贷款规模,以达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如加大央行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对投向农村的贷款实行一定的财政贴息、制定“属地再投资”规定等等。“少取”则意味着对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应考虑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扶植农村金融发展。

3.提倡竞争,放开民间金融,使之成为正规金融服务的重要补充。在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和金融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在为农村金融服务方面是正规金融的一种重要补充。放开民间金融,对于使不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之间出现良性竞争的局面是十分必要的。现有改革方案并没有认识到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 包括数量和品种) ,满足农村融资需求,也只有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有足够的信息比较和判断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从而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4.放松农村地区利率管制。贷款利率和风险相关 ,风险越高,按照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就要求更高的利率;贷款利率还与交易成本相关,交易成本越高,就要求利率越高。而农村金融恰恰是风险和交易成本都比较高的领域,因此,在农村应该允许比较高的利率的存在。我国现有的对农村利率的灵活性远远不够,因为限制了利率,结果使资金逐步退出农村金融领域,由此不仅抑制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也使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严重不足。

农村社会改革 篇8

一、城乡统筹进程中农村社会的新景象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国, 农村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 近年来城镇人口比重竟超过农村人口比重, 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离开那片生养他的土地, 使得乡土社会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农村经济发展角度来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户以自家为生产单位, 加剧了人们对“己”和“私”的关注, 大量人口外出务工使得乡村沦为“空心村”, “原子化”的特点愈加明显;从社会交往来看, 学者们和曾经费老提出的乡土中国的本色进行比较, 认为当今的农村进入到“后乡土中国”或“新乡土中国”的阶段, 由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从社会治理方面来看,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治理制度并没有起到预期作用, 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在政府加大对农村资源投入过程中逐渐成为政府的“腿”, 行政化色彩严重, 村民因其在自治过程中作用甚微而逐渐失去对制度的信任和参与热情, 治理主体表现为政府一方独大, 其他多方主体疲软, 治理绩效甚微。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各方利益矛盾冲突凸显出来, 农村社会问题也日益涌现, 集中表现为自然与人之间的矛盾、官民冲突、贫富差距等方面。微观视域下, 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解决好农民问题是城乡统筹进程中的关键, 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农村人地关系、农村社会关系引人关注;中观视域下, 主要是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历来较低, 传统的宗族组织在当今社会日益衰落, 新兴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承担起发展农村经济、整合村民、增进公共生活的责任, 另外农村社会建设也是中观视域中的重要部分, 政府正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探索和试验工程;宏观视域下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村社会问题、农村社会保障等整体性、共性的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二、农村社会学发展的困境分析

当前农村社会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经验研究多而理论范式少的问题。如上所述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涌现出来大量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引起学者广泛关注, 加之我国幅员辽阔, 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区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学者们立足实践对层出不穷的农村问题展开研究, 如农民工城市融入、失地农民及近效村民的市民化问题、农村社会环境问题、农村贫困问题、土地流转问题、农村养老、医疗及教育领域的问题、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农村文化建设、新型农村建设等, 研究论著数量极多, 如果纯粹依照数量计算,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恐怕是社会学分支学科里面最为丰富的。随着农村社会学蓬勃发展的态势, 其研究方法在调查层面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人类学个案研究, 而是开始采用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 进行规模化的数量分析。虽然当下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日渐丰硕, 但物极必反, 当前研究过于注重经验研究而忽略了理论建设, 用陆益龙的话说是“经验研究的过密化和理论范式的缺失”[1]。很多研究只停留在经验层面, 简单的重复一般性的经验考察, 没有进行理论的建构, 对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贡献较少。徐勇认为农村社会学停留在两个层面:“一是文本研究多, 深入持续低开展农村调查的少;二是分类研究比较少, 应该进行更多的分类研究, 告别研究的千差万别、复杂多样”[2]。

研究领域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学学科建设和课程教学, 现行课程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表现在课程内容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农村如此多丰富的研究成果很遗憾地并没有及时更新到教材中, 很多教材出版年度较早, 无法展示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流通的农村社会学教材版本众多, 但体系设置千篇一律, 缺少独创。研究领域的理论缺失使得课程内容当中缺少能够解释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研究, 学生对农村社会学的了解仍旧停留在片段性的多样性的问题上面, 没有能够指导和解释实践的理论。再有教学方式也比较陈旧, 农村社会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现有教学模式安排和其他学科并没有太大区别, 教师注重讲、学生要认真听, 还是一种被动学习状态。另外在教学环节中也忽视课外实践, 很多学校碍于经费限制或是安全因素原因, 并不特别鼓励学生开展教学实习, 对于实践性很强的农村社会学来说缺少教学实习无疑是一块短版、是学科发展的一个缺陷。

三、农村社会学课程改革方向的探索

(一) 更新教学内容

城乡统筹是国家向农村释放红利, 各种资源向农村输入的时期, 农村发展日新月异,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在变化着。因此教学内容要进行适当的更新, 要以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为主线, 以分析城乡统筹过程中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为主要内容。当前教材版本较多但是新近的能结合社会变迁现状的并不多, 仍旧以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卫生、教育;农业、农村、农民;农村现代化、城镇化、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为分章节, 介绍的多而全, 但教材内容仅是对上述各部分的问题泛泛介绍且没有将近几年农村发生的新变化加进去, 新形势下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注重教材的建设, 适时更新教学内容、优化知识结构

(二) 加强理论学习

农村建设是一个实践领域, 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去探索, 重视的是实际行为, 但作为一个学科的农村社会学发展是需要理论指引的, 有了系统的理论, 实践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或是片面性、盲目性, 所以有必要加强理论的学习。比如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时候需要产权、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研究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国家—社会”理论的背景, 是需要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的。陆益龙也指出:“必须使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会怪社会学的理论范式, 从社会学的视角、用社会学的方法去把握中国农村的经验事实, 并从这些经验事实中去创建和发展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3]。”

(三) 改变教学方法

除了讲授内容上的改变外还需要教学方法的变革, 农村社会学课程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实践性和应用型, 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多样的教学方法, 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更多地运动启发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 这样更能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 提高授课质量。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不是放任自流, 对学生不加任何限制, 它更需要教师进行课前设计, 比如精心设计讨论题目或专题讨论, 需要教师铺设更多的背景知识。

参考文献

[1][3]陆益龙.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天津社会科学, 2010年, 第3期.

农村社会改革 篇9

一、社会排斥的概念及特征

社会排斥一词最早产生于法国。1974年, 法国前国家社会行动秘书Rene Lenoir用社会排斥来形容那些被行政性地排斥在社会保护系统之外的个人或群体的状态。此后, 社会排斥的涵义逐渐拓展, 用途日益广泛, 并传播到整个欧洲。在学术界的努力下, 社会排斥的概念逐渐引起了政策界的注意, 并在欧盟的推动下最终获得政策界的认可。1995年, “社会发展与再行动”世界峰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 会议一致决定将社会排斥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 要求反对社会排斥, 并致力于社会整合, 以求实现社会的“稳定、安全和公正”。[1]2000年, 在里斯本召开的欧盟委员会会议将“对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设定为2010年战略发展的政策目标。目前, 社会排斥已经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核心, 并逐渐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近几年来, 我国学者开始涉足社会排斥领域, 并尝试将其引入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用来解释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一些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平等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不同的范式下, 社会排斥有着不同的概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的概念为:人们获得医疗保障和接受教育等基本的社会权利遭到否定;或者即使这些权利能得到认可, 也无法获得必要的政治、法律等资源来实现这些权利。[2]虽然社会排斥的概念多种多样, 但不同概念反映出的基本特征大致相同。根据对不同观点的归纳, 可以将社会排斥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种, 即综合性、动态性和相关性。综合性是指社会排斥涉及住房、教育、就业、医疗、法律、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等多个领域;动态性是指社会排斥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即弱势地位会导致被排斥, 被排斥反过来会增强弱势地位, 最终结果是持久性的、更高程度的弱势地位;相关性是指被排斥者的弱势地位是相对的和相关的。

关于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 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意见。Burchardt等将学者们的观点归纳为三类。第一类认为社会排斥产生于歧视以及未履行的权力的综合影响;第二类认为社会排斥来源于社会制度、系统组织和运作的整体作用;第三类认为社会排斥源于被排斥个体或组织的不正当的、病态的、反社会的和自我破坏性的行为、道德和价值。[3]显然, 这三类观点都是片面的, 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应该是它们的综合。社会排斥影响深远, 难以解决, 并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社会排斥既会给被排斥者带来巨大的心理焦虑和社会压力, 又有可能导致被排斥者的长期贫困。[4]而且, 被排斥者还可能对整个社会和经济构成威胁。[5]

二、商业人身保险的社会排斥性

商业人身保险是保险公司运用经济补偿手段经营的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产品, 是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按自愿原则签订合同而实现的一种经济活动。商业人身保险的基本内容是, 投保人先向保险人交纳—定数量的保险费, 而后与其签订保险合同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在合同规定的保险期限内, 如果被保险人发生死亡、残疾、疾病等保险事故, 或被保险人生存到合同约定的日期, 保险人就需要向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支付一定数量的保险金。

商业人身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从保障制度的角度看, 商业人身保险的市场化性质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排斥性。

首先, 商业人身保险对弱势群体的排斥属于社会排斥的范畴。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 商业人身保险提供的是医疗、意外伤害和养老等方面的保障。虽然商业人身保险通过市场公平地向每一个人提供了获得保障的机会, 但实际上, 对不同的人群来讲, 商业人身保险的可获得性可能并不相同, 因为有些人群会因为贫困或风险过高而被排斥在保险市场之外。众所周知, 几乎所有的人身保险产品都依照年龄、健康状况等条件划定了投保范围, 只有符合条件、在投保范围之内的人才可以投保。

其次, 商业人身保险排斥弱势群体的性质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和相关性的特征。具体而言, 商业人身保险对弱势群体的排斥源于其市场化的本质属性, 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保险产品和所保障的任何风险领域。排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弱势群体往往收入水平低或风险大, 而商业人身保险以盈利为目的, 因此会只向具有支付能力和风险水平低的人提供保险。然而, 弱势群体的低收入或高风险的状态也不是持久不变的, 而是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而且, 这种弱势状态也是相对的, 因为支付能力和风险水平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

第三, 商业人身保险对弱势群体的排斥产生的原因也与社会排斥一致。一方面, 商业人身保险对弱势群体的排斥体现了这种人身保障提供方式对弱势群体的歧视, 因为商业人身保险并没有赋予他们平等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 这种排斥也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健康保障领域运作的必然结果, 因为在市场经济制度的调节下, 保险产品这种经济资源必然会流向报酬最高的地方, 那就是支付能力高、风险相对较低的人群。

三、商业人身保险社会排斥性导致的后果

在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较小、保障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商业人身保险无疑是获得健康保障的重要渠道, 但是, 商业人身保险所具有的社会排斥性会给弱势群体的发展造成长远不利影响, 使其陷入所谓的“贫困陷阱”。[6]

1.弱势群体往往贫困与高风险并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贫困人口比较多的国家, 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按照当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 200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4007万人。然而, 世界银行2009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 仅次于印度。[7]从统计和研究资料来看, 贫困通常与高风险同时存在。贫困意味着对医疗、卫生、保健、营养等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以及更有可能从事高危工作, 从而导致遭遇风险事故的可能性高。同样, 高风险表明遭遇风险事故的可能性更大, 更容易因事故而遭受经济损失。马敬东等 (2009) 对西部家庭的抽样调研结果显示, 38.8%的家庭有成员患有慢性病, 其中, 贫困家庭中这一比例为43.1%, 显著高于非贫困家庭;而且, 患者家庭1年内发生灾害性卫生支出的比例高达24.4%, 显著高于无患者家庭。[8]这一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世界银行对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 穷人患结核病的可能性是富人的4.5倍, 穷人儿童在两岁时死亡的概率是富人儿童的2倍。[9]

2.保险对弱势群体的排斥会加剧贫困

健康风险不同于其他风险, 其冲击会带来较为复杂的影响。在受到保险排斥的情况下, 健康风险冲击不仅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 还有可能对人力资本造成一定损害, 从而对收入能力产生间接影响, 严重的冲击甚至有可能导致长期贫困。有学者以6个贫困县460个农村家庭为例, 研究了健康状况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家庭劳动力因病无法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月, 家庭年种植业收入将减少2300元或6475元;考虑到样本地区的平均种植业收入只有4000多元, 如果某个家庭劳动力一年内有一个月因病无法工作, 那么, 这个家庭全年将有可能一无所获。[10]另有学者对8个省份1354个农村家庭的调查研究表明, 短期和中期的大病冲击会使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平均降低5%~6%, 且影响能够持续12年, 而且, 冲击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为严重。[11]由于受到了保险市场的排斥, 在遭遇健康风险冲击时, 贫困家庭或人口只能独自承担损失, 这无疑会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推算, 2008年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中医疗保健支出所占比例为7.09%, 而低收入户的这个比例则为8.72%。

3.贫困与高风险相互影响会使贫困世代传递

受到保险市场排斥的情况下, 由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储备, 贫困家庭在遭遇风险冲击时不得不采取一些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加以应对, 如减少食物消费、降低食物消费水平、让儿童辍学、推迟婚嫁、推迟生育等。这些应对办法都有可能对家庭下一代的人力资本造成一定损害, 也提高了其面临的健康风险, 并进一步降低了获取收入的能力。长此以往, 贫困家庭会陷入贫困陷阱而无法摆脱, 最终使贫困在家庭内部世代延续下去。

减少食物消费或降低食物消费水平会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和发育构成直接危害, 进而提高其健康风险水平, 降低其未来获取收入的能力。这在少年儿童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因为减少食物消费或降低食物消费水平极易导致少年儿童的营养不良。国家卫生部等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 在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和低体重率方面, 农村地区的总体比率分别为17.3%和9.3%, 贫困农村地区的比率则分别高达29.3%和14.4%;在1岁儿童的生长迟缓率方面, 农村地区的总体比率为20.9%, 而贫困农村地区的比率则高达34.6%。[12]

而让儿童辍学打工来帮助家庭渡过难关的做法会对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造成不利影响, 进而降低了其未来获取收入的能力。有经济学家已经证明, 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摆脱低水平传统农业的必要途径之一, [13]而教育无疑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从这一角度讲, 让儿童辍学而减少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做法不但减少了其未来获得高收入的机会, 使其无法摆脱贫困的束缚, 而且会限制本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 推迟结婚和生育来应对风险冲击的办法也会降低劳动力的补充速度, 进而对家庭收入的提高造成一定延迟。

四、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 市场化的性质使商业人身保险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排斥性, 一部分贫困或高风险的弱势群体会被排斥在保险市场之外, 这在农村表现得最为突出。目前,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较小、保障程度不高, 商业人身保险无疑是获得健康保障的重要渠道, 但是, 商业人身保险所具有的社会排斥性会导致弱势群体缺乏足够的健康保障, 进而对其发展造成长远不利影响, 使其陷入所谓的“贫困陷阱”。

农村社会改革 篇10

关键词:农村医疗改革,社会公平,方法路径

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是指组织国家、集体和个人资金, 抗御各种风险、促进健康水平的一整套医疗保健服务体制。它有其相应的实体, 包括费用的筹集、分配及管理方式, 卫生人员的培养及使用, 卫生服务的实施等。医疗保健体制是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的重要内容, 医疗保健制度是否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经济制度是否成熟, 具有社会经济稳定器与减震的功能。

一、09年医改方案对我国农村实现医疗公平的意义

09年通过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医疗改革方案恰恰遵循社会公平的原则, 这次改革促进了我国农村和城镇之间卫生事业的社会公平。09年医改会议决定, 从2009年到2011年, 重点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几项改革。

1、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 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 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 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这就相对解决了农村经济弱势群体由于缴费能力不足而不能参与医疗保障, 也解决了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群进行转移支付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原则。通过提高农民补助标准保证最贫困农民能够最大限度的参加合作医疗, 同时也使大多数人不管身体好坏都能参与其中。

2、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和供应保障体系。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

这就相对解决了农村大多数人基本医疗的需求, 实现群众基本用药的可及、安全和有效, 是老百姓“吃药少花钱”的制度保证。同时也使农民重视预防保健和常见病治疗等问题

3、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重点加强县级医院 (含中医院) 、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这就相对减少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软硬件的差距。解决了以往由于政府投入不足, 很多乡镇设备陈旧、人才流失, 致使一些简单的急症病人也不能处置的尴尬。使农民也能享受到城镇居民在医疗服务上的便利。

4、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制定并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从2009年开始, 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提高经费标准。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这将有利于建立激励医疗服务供方有效地利用卫生资源的机制, 减少农村和城镇居民在占用卫生资源方面的差距。通过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健康档案, 使农民群众有效利用卫生资源的机制, 减少不合理用药与身体检查。

二、农村医疗改革存在的问题

虽然09年医疗改革从基本国情出发, 着眼长远, 对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行整体设计, 明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框架, 提出了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总体目标, 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这将促进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但是笔者认为当前的医疗改革还有许多不足, 农村和城镇之间还没有真正的实现社会公平。这主要体现在:

1、重效率轻公平

我国政府过多强调个人责任而忽略了国家应有的责任。特别是针对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提供的医疗保障所具有的明显公共产品性质, 更是应该强调国家的保障责任, 增大国家对农村医疗经费的投入比例, 明确资金分担比例, 对贫困地区的分担份额应高于发达地区, 担负起政府应负的责任。

2、重物质补偿轻精神慰藉

当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受西方保险补偿模式影响, 在其制度设计安排中过于强调经济补偿的功效, 似乎经济保障构成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全部内容。尤其单纯强调从物质补偿的角度来提供保障, 而忽略精神慰藉、精神安慰的综合保障作用, 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三、解决农村医疗改革存在问题的路径

1、增加财政投入, 降低或取消农民参合费用。

虽然09年医改预计到2011年各级政府投入8500亿元, 但同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很低, 而且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逐年减少。

2、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监管力度。

虽然医疗改革要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县级医院 (含中医院) 、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培养真正的医疗卫生人员, 在软硬件上实现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公平。

3、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相结合。

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进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既能充分利用现有城镇医保管理的机构、人员与经验, 实现公共资源共享, 节省政府管理成本;又能避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扮演管理服务提供方和为需方购买服务的双重角色。

4、改变补偿模式, 加强费用控制。

目前重视大病忽视常见病、老年病、慢性病和预防保健的补偿模式可能造成过度强调设备和规模, 导致资源浪费, 费用急增, 而人群健康水平并没有明显改善。因此, 加强预防保健, 减少慢性病的发生, 保证常见病的及时治疗, 需要补偿模式的转变。

总之社会公平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农村医疗改革从开始试点到现在才短短几年时间, 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但是该制度发挥的巨大作用已初步显现, 尤其是经过09医改新方案的实施, 相信经过不断的积累经验, 它必将成为我国农村医改的典范, 同时在医疗卫生领域城镇和农村之间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并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李玲: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医改, 文汇报2007-12-24.

农村社会改革 篇11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关系

中图分类号: F832.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6.23.040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倾斜和扶持,农村居民收入不断上涨,收入来源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农村的教育程度、城镇化建设的水平等。另外,农村金融的发展也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随着金融改革的大力推进,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

1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发展的条件日渐宽松,各种创新型的农村金融形式层出不穷。但是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导致尽管农村金融发展呈现出迅速的态势,但相对于城市来说依旧落后,且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方面作用有限。当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1金融组织形式单一,数量有限

虽然农村地区的金融组织日渐增多,但是总体看形式单一、数量有限。当下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为农业银行、农商行以及正在探索试点阶段的村镇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在农村地区难觅踪迹。即便是以上提到的三种银行,在农村地区也仅存在于村镇上,网点设置少之又少。因网点路途较远,增加了农民利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居民对银行的利用率。

1.2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不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滞后

由于我国城乡之间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例如信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的金融业同城市的金融业相比显现先天不足,不但业务发展滞后、职能弱化,而且连基本的金融机构都较为缺乏,无法完全覆盖,因此导致信贷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村剩余资金大量外流。

2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民收入的关系

农村人口占比重非常大,因此其收入的增加对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农业的发展和政策的放开,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其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同期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村经济发展相比城市速度缓慢、城乡发展不平衡日益明显,以致形成目前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

2.1农民收入的组成部分

农民收入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最主要的组成要素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二者构成绝大多数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

2.2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途径

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发挥影响主要是通过信贷来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农民通过在乡镇企业的工作获得工资性收入来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其次,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使通过向农民提供家庭贷款,以帮助农民发展经营性农业投资来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再次,农村金融通过向农村居民提供储蓄利息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收入的转移性收入部分依赖于国家政策,属于转移支付范畴,跟农村金融基本无关。

2.3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具体影响

由于农村金融作用发挥比较滞后,农民由于没有充足的抵押等原因无法充分大量获得农业贷款,导致农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程度有限。由于农民扩大经营主要是中低端的种植、养殖业,附加值低,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无法调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生产周期长,且受自然灾害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较大,贷款风险高,农村金融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作用不明显,部分贷款甚至成为农民的债务,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民被企业或个人雇佣,为雇佣者提供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如外出务工、在乡镇企业中务工的所得。随着当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中小城镇的建设,农民更多地参与第二或者第三产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因为农村金融通过加大对乡镇企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贷款,促使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为农民提供更多务工机会;农村基础设施在农村金融贷款的支持下,一方面会吸收大量农民来务工;另一方面,会促进农村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村的产业化以及农村产业的规模化,从而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有助于农产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农民从传统的农业向高附加值及高收入的工业、服务业等转移,增加了农民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和工资水平,增加了其工资性收入。

我国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较小,同时各地区由于发展程度、财产状况的不同,二者占总收入的比例也不同。当前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以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为主,金融机构的种类单一、数量少,为农民提供的金融服务也有限。主要集中于存取款、贷款,极少有投资、理财、保险等财产保值增值服务。农民由于知识有限又缺乏投资渠道,因此更愿意将钱存放于金融机构获得微薄的利息收入,无法获得证券、基金等投资理财带来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农村金融机构更多地承担代政府发放涉农补贴、救济金等政策性资金,因此金融机构本身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是有促进作用的,主要通过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来实现。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金融本身不足等原因,导致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因此要大力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卢立香.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1.

作者简介:李朋,满族,长春科技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农村社会改革 篇12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实施时,率先启动的是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由财政直接出资来保障其运行。相对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较晚。1986年我国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民政部于1992年出台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许多地区参照该方案启动了老农保制度。它在资金筹集上采取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即个人交纳要占一定比例;集体补助主要从乡镇利润和集体积累中支付;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的集体补助允许税前列支体现。那么这一制度的实施与改革运行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其状况如何呢?

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在执行中面临的问题

根据2000~2007年历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可以看到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实施的状况,见表1。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参保人数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农村参保人数一直在5000万人左右停滞不前。相比较而言,城镇参保人数一直在平稳上升,且远远高于农村参保人数。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其次农村参保人数在2000年出现一个陡然的下滑,参保人数比上年减少22.90%。

再次社会养老保险在城镇地区的覆盖面远远大于农村地区。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2007年全国总人口132129万人,城镇人口59379万人,占总人口44.9%,乡村人口72750万人,占总人口数55.1%。根据以上数据,可计算出2007年社会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的覆盖率为33.9%,而农村居民仅为7.1%,两者差距非常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还有待完善,存在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农民群体多样性、农民日常支出、用资需求、养老支出四个不匹配的问题。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是造成农民参保人数逐年下降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现行制度设计未考虑到农民群体角色的多样化的问题。由于农民的身份、职业、收入水平的差异性,不可能推行一套整体划一的制度方案。迄今,农村养老保险主要适用的仍是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其内容规定滞后、不完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2、现行制度设计与农民现实的日常支出预算有差距。《基本方案》规定,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是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集体补助几乎落空,政府扶持缺乏强制性,国家和集体的责任义务不明确,最终使保障变为一种“个人储蓄保险”。而在农民现实的日常家庭预算支出中,养老保障并非是大多数农民目前最紧迫的需要,发展生产、子女教育、疾病治疗等项目支出均位列养老保险之前。

3、个人账户资金长期封闭闲置与农民个人用资需求不匹配。《基本方案》规定,实行个人账户储备积累制,农民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和集体补助全部记在个人名下,个人养老账户属于农民个人所有。但实际情况是,参保农民对账户资产的控制权极为有限。除个别特殊情况(如死亡等),在达到规定年龄之前,参保农民只有缴费的义务,并无实质的控制权力和投资选择权。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农民个人账户上的资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4、农保资金增值有限,到期领取的资金难以满足农民“养老”支出。一是农保资金增值有限。按照现行制度设计,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方式为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两种方式,资金增值有限。二是到期兑付的农村养老保险资金难“养老”。《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等10个档次缴费。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这点钱对于农民养老来说,几乎不起作用。

二、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问题的对策

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社会养老保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建立统一的、无城乡差别的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在城乡二元化经济存续期间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以及政府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承受能力所决定的。那么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笔者认为:

1、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农村劳动力养老保险,应当根据经济水平和负担能力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实行分层分类解决。目前我国农民可分解为四个群体,如乡镇企业农民职工、城市流动人口、被征地农民和纯留地的职业农民。对于乡镇企业农民,由于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收入和消费高于农村人口的平均水平,因而其养老保险需求也较高,他们的养老保险问题可以部分由乡镇企业来解决;对于城市流动人口,其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两种思路,一是与城镇职工适用同一的制度模式,二是单独为农民工设立新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对于被征地农民,家庭养老的物质基础与功能因土地被征用而弱化甚至崩溃与丧失,而征地补偿标准又偏低,因而对其要区别对待;对于纯留地农民,他们以土地收人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要来源,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村可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

2、针对现行制度设计与农民现实的日常支出预算不匹配的问题,应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建议根据地方经济、财政情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推进适当的公共财政投入。地方财政预算每年要确定一定的比例,充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而且要随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

3、针对个人账户资金长期封闭闲置与农民个人用资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可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抵押小额信贷业务。当参保农民因各种原因需要资金时,可以用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有效证书作为抵押,向养老保险基金申请借款。这种创新制度不仅满足了农民的个人用资需求,也是将农村资金真正留在农村、为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最佳方式。

4、针对农保资金增值难的问题,应该促进两个价值增值循环。一个是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经营性价值增值循环,可以由商业性机构竞争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运作。在商业性机构对养老保险基金运作的整个过程中,政府主要通过专门的管理部门对基金以及运作状况进行监督。另一个是非经营性价值增值循环,通过利用国家政策和社会宣传,不断增加政策性收入、捐赠和赞助收入以及其他各种非经营性的收入等来辅助养老基金增值。

三、对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

从1986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民政部在试点基础上于1992年出台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许多地区参照该方案启动了老农保制度。它在资金筹集上采取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即个人交纳要占一定比例;集体补助主要从乡镇企业利润和集体积累中支付;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的集体补助允许税前列支体现。

老农保制度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属于储蓄积累性社会保险,国家财政没有直接投入,在实际运作中存在资金筹集困难的问题。1992年《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个人月缴费标准设有2至20元10个档次。”这一缴费水平明显偏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缓慢甚至衰落,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力资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加之政府财政也没有给与补贴,由此造成基金缴费水平过低,基金筹集总额偏小,养老金待遇水平无法满足农民基本养老需求,这使老农保制度已经丧失吸引力,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

政府在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障问题上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在老农保制度中国家财政没有直接投入,政府责任没有直接体现。从这种意义上讲,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完全具有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来实施社会保障的功能。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承受能力有着直接联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税收政策的完善与收入的增加,国家的财政实力得到了提高,足以具备承担农村社会保障的实力。另一方面,城市工业化进程加速,因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而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适应社会能力与就业能力极差,这就使得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何解决这些失去土地农民的基本养老问题已成为不可避免而变得现实的社会问题了。只有勇于正视这些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行和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善农民生存问题,让农民也真正享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应是和谐社会建设中最基本的问题,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摘要:自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改革以来,已经历经了二十多个春秋。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们不难看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就此提出若干思考,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杜艳辉、刘婷:“我国农村养老方式的现状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09(09)。

[2]王玮、赵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J],《法制与经济》2009(04)。

[3]王兴业:“改革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考”[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 (06)。

[4]郎明朗、卢营:“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问题研究”[J],《法学理论》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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