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结构（共12篇）
农村社会结构 篇1
目前, 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和自然灾害救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处于探索阶段。首先, 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保障水平低, 使农村社会保障具有较强的社会救济性质。其次,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很大, 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特征十分明显。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差2.51倍, 月人均补助相差3.07倍。据统计, 占全国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享受了95%以上的社会福利资源, 而占全国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却只享有社会福利资源的5%[1]。由此可见, 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刻不容缓。
大量文献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鲜有学者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郑小玲, 李丽琴 (2009) 摒弃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 转而从路径依赖理论这一新的视角切入,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2]。李建华, 张效峰 (2009) 认为, 我国社会保障理念存在问题, 导致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以及不同对象的保障水平和保障层次存在很大差异[1], 对本文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分析方面, 很多学者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进行研究, 过分注重社会保障的功能, 而忽视社会保障的本源意义。钟洪亮 (2009) 将社会保障作为公民“社会权利”的最高形式, 从人的“需要”为出发点, 论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社会保障水平均等化的必要性[3]。
作者结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 从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 并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提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包含内容和政策建议。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现状和历程
1.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建国以后我国建立的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建立于1956年)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在运行之初, 是一项较为健全的制度, 但是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集体财力变得薄弱,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受到削弱[2], 现在, 虽然几经改革, 制度尚存, 但保障水平很低。2007年, 农村五保供养人员149.27万人, 五保供养单位43684个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2.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于1994年开始试点, 并于2007年成为一项制度最终确定下来。2007年,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3566.33万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救济费共支出109.08亿元, 平均每人305元/年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我国2002年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到2009年参加新农合农民达到8.33亿人, 参合率为94%。截至2009年9月底, 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共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627亿元, 占新农合筹资总额的76.4%[4]。
4.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开始于1986年, 但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无法推进, 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截至2008年, 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595万人, 农村全年养老基金支出为74亿元。到2009年, 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农村养老保险才又有所发展。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
纵观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 城市社会保障起步晚, 但发展已相对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虽起步早, 但中途几经波折, 发展缓慢, 和城市社会保障的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 到1990年代初, 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经费约是农村人均的30倍之多[5]。直到2002年以后, 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才有所突破。作者认为, 从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可以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做一定的解释。
建国以前, 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经济发展中, 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 虽然在明清时代, 商业较为发达, 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始终没有改变封建社会以农为本的思想, 民国时代, 城市工业经济有所发展, 但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 同时也是生活资料, 拥有了土地, 就拥有了保障。因此小农经济最大的特性在于自给自足性。家家户户, 男耕女织, 家庭几乎承担了所有可能的风险, 包括自然灾害、年老、疾病等。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 就是“养儿防老”的思想, 父母老年依靠子女生活。子女要遵守“孝道”, “百善孝为先”、“父母在, 不远行”。子女反哺老人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一个法制准则。相应地, 父母如果没有子女 (尤其是儿子) 就会老无所依, 是一件值得同情的事情。几千年来, 这种相对封闭的、稳定经济和社会结构没有改变。
建国后, 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虽然在人民公社时代, 优先发展重工业, 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有所改变, 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时代。虽然工业经济在城市已有所发展, 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农村和城市阻隔, 小农经济在农村还是占主导地位, 意识层面上, 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家庭养老观念, 即在经济上,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依靠土地, 在社会意识上, 家庭养老, 依靠子女。但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 “家庭养老”已经潜藏了危机。
90年代以来, 沿海地区乡镇工业逐渐发展起来, 土地提供生活资料的功能逐渐弱化, 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生产资料, 一部分农民离开了土地, 进入城市和工业领域。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城乡流动的限制削弱和农业现代化经营的推进, 大批农民开始离乡离土, 农村和农民融入了市场化经济的浪潮中, 由封闭变为开放, 由稳定变为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在此之前, 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冲击。
到了现在, 大批农民进城务工, 留下大量的老人在农村。土地失去了保障功能, “孝道”尚存, 但家庭养老已失去了良好运作的根基。这些老人的养老、医疗问题就成为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诉求越来越强烈。
三、农村社会保障涵盖的内容
“社会保障”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的《1935年社会保障法》中。根据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社会保障是一种公共福利计划, 是保护个人及其家庭免除因失业、年老、疾病或死亡而在收入上所受到的损失, 并通过公益服务和家庭生活补助, 以提高其福利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1) 社会救助, 是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 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需要, 包括灾害和贫困救济; (2) 社会保险, 是社会保障的核心, 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3) 社会福利, 是增进公民生活福利的高层次社会保障; (4) 社会优抚, 包括安置、抚恤、优待、优抚, 是带有褒扬性质的特殊社会保障制度, 其保障对象一般是因公伤残人员、因公牺牲以及病故人员家属。
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 作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社会救助。据统计, 中国的贫困人口90%集中在农村[6], 加大农村社会救助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社会保险。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险中,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可以纳入医疗保险, 目前农村不存在显性失业, 失业保险也无从谈起。因此, 农村社会保险重点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3) 社会福利。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应享有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 (4) 社会优抚。同社会福利, 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应享有同等的社会优抚待遇。
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1.回归社会保障的本质意义
根据社会保障的内涵, 社会保障本质上是公民的一项权利, 是政府的一项公共服务, 向公民均等地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而我国的社会保障理念过于强调社会保障的外部效应, 忽视社会保障的本质意义, 将农村社会保障当作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一种方式。社会保障作为一种人文关怀的机制, 应该以人为目的, 将人的全面发展、免于困苦置于最核心的地位, 而不应将其视为规制穷人和怀柔弱者的手段。这常会导致如下结果:在手段上呕心沥血, 费尽心思, 而原始目的则荡然无存[1]。
2.改革改革者
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递推型改革, 改革者 (政府) 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路径和结果, 必须明确政府职责。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期, 各级政府首先要在观念上真正认识到社会保障是公民的一项权利, 提供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要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权力;其次, 要把财政支出的重点真正转向农村, 各级政府财政应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逐步增长机制;第三, 合理划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我国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现象由来已久, 而各地区经济发展各异, 政府财政收入差距较大, 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无力提供社会保障配套资金, 加上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 导致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中央政府加大财政投入, 是打破社会保障城乡分割和地区差异的关键。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 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3.以“城乡统一”为长期指导方针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政府财力有限, “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 “广覆盖, 低水平”的理念也是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的。但是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长期的指导原则, 唯有坚持“城乡一体化”原则, 才能使每一次改革都朝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靠近, 使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最终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格局。
摘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时至今日,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保障水平低, 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现状和历史, 从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 并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提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包含内容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李建华, 张效峰.从伦理视域审视我国社会保障的偏差[J].伦理学研究, 2009, (01) :51-55.
[2]郑小玲, 李丽琴.改革与重建:渐行渐近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分析视角[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04) :27-36.
[3]钟洪亮.社会权利与需要满足:农村社会保障的一个分析视角[J].社会保障研究, 2009, (03) :14-18.
[4]http://www.npc.gov.cn/huiyi/cwh/1112/2009-12/25/content_1532150.htm.
[5]刘海燕.构建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制度安排[J].农村经济, 2006, (5) :77-79.
[6]世界银行.中国贫困线与国际标准差距悬殊[N/OL].中国青年报.2009-04-09.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09-04/09/content_2615401.htm.
农村社会结构 篇2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将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对农业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发展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基础，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业市场，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靠天吃饭”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唯一的谋生手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业生产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市场风险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根据江泽民同志?quot;三个代表“的思想，周家村两委在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上做文章。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富之路在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产品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面向市场，依靠科技，进一步加强优质品种的引进、选育、繁育和推广工作，尽快淘汰和压缩劣质品种，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种植业。他们为村民们联系了南韩的育种辣椒和西瓜，辣椒2000元/亩，西瓜4000元/亩，西葫芦5000元/亩,环绕村子还重了5000棵柿子树，每棵树收入200多元，年人均收入3800元。
虽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但村两委并没有固步自封，他们清楚地知道”地，也就种成这样了，要想再发展农村经济，还是要想办法，上项目。“我觉得要想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还要在以下三点上想办法：
（一）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鼓励农民服务组织创新，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或修订农业行业标准和重要农产品质量标准，推广采用国际标准，创建一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计划地兴建或扩建一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科技、劳务等要素市场。搞好农业服务，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引导农民发展优质高效经济作物；搞好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户，及时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
1、鼓励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要采取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从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为龙头企业搞好服务，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
机制。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2、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农产品的转化主要是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水平还很低，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实行对初级产品的深加工，还可以为农产品的增长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要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开发，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积极促进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不断开发名、优、特、新品种，搞好优良品种的繁育。
优化社会结构 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
现代和谐社会是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运行状态，需要有稳定、现代的社会结构作保证。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们党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思考的新突破。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特征，对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意义重大。
一、解读和谐社会结构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长期关注经济现代化目标后而提出的社会现代化目标。它符合社会生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现时代的和谐社会包括两层含义，即人际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与人的和谐，就是贯彻公平正义理念，人人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社会能保障其所有成员安全有序的健康生活的社会，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要建设这样的社会，就必须建构中间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型”阶层结构。这样的社会在经济上能够保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政治上能够满足部分社会成员参政议政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保证社会成员的安全生活，这个社会的运行基本上是有秩序的，具有较稳固基础的社会。
二、中国社会结构现状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生，形成了我们国家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在这种状态下，我国社会结构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受到社会资本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的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阶层结构不断变迁和合理化的动态有序的发展社会，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我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的“金字塔”型。如果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状态不能得到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不能形成，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这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骨架，将无法促成现代化发展。
三、优化社会结构 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1.建立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推进城市化进程。在现代社会中，反映人们社会地位差异的社会分层现象是人们在社会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制度化形式。这些差异和不平等是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沟通和协调的障碍。如果社会流动受阻，就会强化不同阶层的集团意识，使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在比较利益面前，会产生和累积不满能量，引起社会隔阂、摩擦甚至社会冲突，而化解阶层冲突的主要途径是社会流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打破城乡商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促进资本、劳动力跨区域合理流动。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程度越高，就越意味着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希望，社会的阶层结构越具有弹性，社会集团性的冲突越不容易产生。
2.贯彻公平原则，确立公民的平等权利。社会公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基本依据,是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准则,也是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依据。社会公正应当是以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或是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贯彻社会公平，确立公民平等权利，包括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是与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文化权利与教育权利相关。这两个权利保障了每个人基本的生产条件和社会底层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能够实现向上流动的基本保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农民逐步迈上富裕发展之路，从而使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合理，同时避免新的城市二元结构产生。
3.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有效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新形势下的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如今的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的冲突，大都是由于我们不能协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这种利益流向的不平衡，会引发普通劳动者阶层和弱势群体的不满，会扭曲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是处理当前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矛盾的关键问题所在，也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宝娟:优化社会结构促进人的和谐发展，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赵宬斐:优化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路径选择，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2005年第4期.
和谐社会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探析 篇4
当前有学者对农村社会阶层做出了详细的划分,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雇工阶层;知识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村集体企业人生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对于一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来说,社会阶层的变化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因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基本内容,而且其本身对于社会转型的发动、过程和变化方向都将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在农村社会转型以及和谐社会构建出现种种冲突与矛盾之后,研究和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被提上日程。
二、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的意义
社会阶层结构之所以是决定整个社会结构状况及其变迁过程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因为它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分界线,是决定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是社会行动的基本组织原则,是决定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社会关系的实质和形式是通过社会阶层关系来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农民阶层存在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基层结构构成了社会稳定或者社会冲突的基础。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生产方式和分配形式也发生相应的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亦随之松动,社会各阶层互通的渠道正在萌生,这就促使农民快速发生分层和分化。农村传统的政治性分层逐步消解,经济性分层逐步形成。农业劳动者阶层开始缩小,农民工阶层迅速扩大。农村阶层分化在不稳态中演进,农民的经济社会角色多重化。这种不稳定的态势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但是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农村阶层的分化是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协调、稳定与和谐的。
三、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的对策
现阶段要解决社会矛盾,使社会趋于和谐,就必须深化改革,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社会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性条件。
1、加快城镇化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没有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所以,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发展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实现农民致富、构建合理阶层的重要步骤,也才能使城乡社会结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健康合理变迁。而要实现工业化和农村社会转型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集中发展城市群的同时,把大力发展小城镇作为中国大多数地方城镇化的核心环节来抓,积极推进农民首先实现就地城镇化;从省一级层面上打破以行政区划设置小城镇的传统格局,按照区域经济中心所蕴藏的城市扩张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精心规划、合理设置小城镇,使小城镇能够以最低成本和最优环境来聚集各种生产要素,事半功倍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公民无差别对待。
中国已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因制度和政策倾向,使这种保障主要属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切实的保障可言。这似乎形成中国发展的怪圈。因此,我们应从户籍制度着手,改革现状,实现城乡公民无差别对待。首先,要适时调整与完善《社会保障法》和《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与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只有权利的平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其次,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确保公民的迁徙自由、落户自由、工作自由等,从而取消户籍对于农民的限制。第三,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公民的迁徒自由、居住自由、择业自由、营业自由等条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论户口、出身、出生地、居住地如何,权利、身份、地位和机会一律平等,任何机关、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公民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不得以任何借口歧视农民。
3、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就当前来说,要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条件下,构建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协调好各社会阶层的关系,应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因此,就必须建立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继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使农村社会各利益群体能够和谐相处,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相对固定化,“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4、培育中间阶层,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传统农业社会的阶层结构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即使在经济上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如果其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便仍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阶层结构形态应是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是最稳定、最有利于社会持续有序地向前发展的。因此,在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的同时,大力培育中间阶层是现阶段发达地区农村重要的社会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周建明.《和谐社会构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韩喜平.《中国农户经营系统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农村社会结构 篇5
巷道乡党委书记 张作忠
巷道乡地处城郊，全乡共有25个行政村，157个村民小组，6832户，26110人，耕地面积47812亩，人均1.8亩。全乡形成温室蔬菜、草畜、制种、劳务、二三产业五大支柱产业，2010年人均纯收入达到5873元。
巷道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迅速，群众思想活跃，发展蔬菜、养殖、商贸流通的城郊优势十分明显。但发展中依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流动人口较大、社会综合治理难度大；人均耕地较少，新农村发展受到制约；各种矛盾纠纷较多、群众思想道德下滑、法制观念淡薄等制约因素。如何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社会管理，加快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农民素质，维护社会稳定，进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当前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结合我乡实际，提出如下思考意见，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充分认识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性
农村社会管理事关农村社会稳定，事关农村经济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工作，对于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升农村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
会的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是践行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只有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把农村的各项社会管理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好的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全面发展。
2、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字，不只体现在建新房、建新村、改变村容村貌上，还体现在农村社会管理的新变化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方针提出的“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都属于农村社会管理的范畴。抓好了农村社会管理，新农村建设也就抓住了内在的东西，抓住了长久的东西，才能更好的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促进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
3、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广大农村的和谐，就不会有全社会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在新的历史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必然要把农村和谐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促进全社会的和谐。
二、加强关键点建设，着力构建农村社会管理长效机制 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是党委、政府的共同责任，农村的各项社
会管理工作都要通过乡村基层组织得以实施，乡村基层组织必须担负起最直接的责任主体的责任。完善农村基层管理和服务网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要协调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类矛盾；要建立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维护村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目前，已经存在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形成了基本完备的机制，关键是抓好落实。为此，乡村基层组织应在三方面抓好落实：
1、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创先争优工作为抓手，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素质、转变作风。要高度重视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建立农村基层干部定期培训机制。通过经常性的培训，引导农村干部认真学习与当前农村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强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增强民主法制观念，提高政治责任意识，依法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自觉尽责、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工作格局；进一步健全农村四议两公开制度，定期研究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努力做到守土有责，以勤政、为民、务实、清廉的实际行动造福于民。
2、要加强配套措施建设，使农村社会管理对症下药、标本兼治。针对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要找到范围明确、保障有力、可操作性强的措施，就能做到对症下药。但具体到每个乡村基层而言，还需要针对实际情况，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应的配套措施，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就拿我乡来看，多年来，乡综治委以维护全乡社会稳定为目标，加强宣传教育，认真组织开展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和“法德进家”、“孝德工程”、“平安建设”等创建活动，提高了群众的法制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加强组织建设，进一步强化基层维稳调解组织，在强化派出所、司法所工作职能和基础建设的同时，建成乡综治办、综治维稳中心、信访政务大厅等组织，形成乡、村、社三级维稳组织网络，确保了维稳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先后健全了民情报告、主要领导信访接待、民情下访、“一庭三所”联动、“两个说清楚”、首问责任制、重点案件包挂责任制等一系列信访及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建立了民调、司法、综治、信访“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同时，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工作，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重点区域的治理工作，协调解决土地征用、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领域的涉诉涉访案件和矛盾纠纷，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整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加强重点路段和治安卡口的人力配备和信息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始终保持“打、防、控”一体的高压态势，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全乡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建设背景
1、随着我乡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城郊地区的巷道乡，尤其是环城分布的巷道、东湾、南湾、沙坡、高地等村，伴随而来的征地拆迁、土地纠纷、经济纠纷、邻里纠
纷等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显，社会不安定因素大量增多，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逐渐显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也要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有效地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2、由于巷道乡地处城郊，交通便利，随之而来的是入室盗窃等侵财性案件的高发，虽然各村社都有巡逻防范力量，但是因资金缺乏、专业性不强，无法正常开展巡逻防范工作，这就要求要用信息化手段，专业化队伍，功能性设施来加强防控网络建设，在重要部位架设监控设备，有效预防可防性侵财案件的发生。
3、随着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外来人员与日俱增，成为各类案件的高发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安稳定，目前，我乡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管理人员缺乏，管理手段落后，基础条件较差，仅凭派出所、计生站很难管理好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这就要求必须强化乡综治办工作职能，将流动人口管理列为重要日程，合理配置各项资源，强化基层基础管理，运用专业化、信息化的手段解决问题，同时，发挥基层治保、调解组织作用，协调各村、各单位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确保全乡社会大局稳定。
4、面对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严峻形势，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方式还难以适应，管理缺位、错位、不到位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虽然积累了很多经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基层基础工作仍然相对薄弱，尤其是资金不足、办公场所、人员不足等问题非常突出，乡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不能很好的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工作机制和制度亟待健全完善，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因此，乡村基层组织要从制度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做扎实的工作，建立规范完善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各项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健全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
3、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明确责任到人，落实工作到位。要按照“横到边、纵到底”和责任到人的要求，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和严格的问责制，把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项职责任务，分解落实到基层单位和具体的人。要建立农村社会管理工作责任制和问责制，进一步明确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基层干部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职责。对于因失职、渎职、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因工作不力，使长效机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都要依法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严肃处理。
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方法和手段 农村社会管理包括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文化生活、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是一项内容非常多、涉及面非常广的社会工程，应统筹兼顾，齐抓共管。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抓住“四个重点”，做到“三个创新”。
“四个重点”是：
1、加强农村社会治安建设，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 良好的社会治安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保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村治保会、调解委员会、农村警务室、治安联防队及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等“五位一体”农村基层综治站的组织建设，形成治安综治合力。二是要顺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和任务需要，大力开展信息警务建设，建立和完善治安预警制度，根据农村发案特点，定期发布治安动态预报和警示，增强群众的安全预防意识和防范的针对性。三是强化重点打击和专项整治。适时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专项打击和整治行动，要加强宗教阵地控制，严密防范和打击各类邪教组织在农村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四是要进一步完善维稳工作机制。在建立健全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及下访、回访制度的同时，要探索农村调处社会矛盾的新模式，建立和完善村级维稳格局。五是要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坚持教育先行，正面疏导，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宪法和法律，增强群众的法制意识和守法观念，促使他们自觉规范行为，遵纪守法，保证良好的生产秩序和生活方式，巩固和发展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2、加强农村公共事业建设，集聚便利的服务功能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通过完善体制，加大投入，改善条件，引进人才等措施，营造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宽松环境。二是要
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进一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提升集体经济实力、引导农民自主自愿地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工投劳等办法，以及鼓励各种经济成份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化运作，市场化经营，改善农村的交通、通讯、水、电、气、文化体育设施、环保设施、农田水利设施、防洪减灾设施等，进一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改变农村面貌。
3、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深化农村改革，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是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顺应农民的要求，尊重农民的感情，留有余地，循序渐进。二是要以保障农民最迫切的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为原则，重点是保障最低生活水平，加强对五保户的供养和重病、重残人群的救助，抓好养老和医疗保险，然后逐步扩大提高。三是要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社会保障，同时要倡导社会尊老敬老和养老的美德，建立以法定基本社会保障为主体，乡村集体保障、家庭储蓄保障和群众互助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4、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坚实的思想基础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我们现在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农
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开放性和流动性大大增强，原有的区域界线和地缘关系进一步打破，传统上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值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各种矛盾有所突出，各种利益之间的协调平衡也更加困难。在这样的新形势面前，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价值导向，作为一项着眼全局的建设工程、一项抓住根本的教育工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农村各个领域，使广大农民都明白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从而对社会结构变迁、利益关系变化、生活方式变动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更好地进行规范调节，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要抓住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把握政策，充分利用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发挥政策的效应，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二是要抓住培育新型农民这一关键，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使广大农民成为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三是围绕乡风文明，树立新风尚，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完善乡规民约，使农民在乡规民约的约束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到教育，得到提高，形成自身的文明乡风。四是要完善农村文体设施建设，加快农村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电视、电脑入户工程，开展特色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把思想宣传工作、文体活动向农村延伸，向农民渗透。
“三个创新”是：
1、创新管理理念，健全民主监督机制，提高服务群众能力 一是要做到管理人本化。通过为群众办实事，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促使干部思想从纯粹的管农教农向亲农爱农转变，进一步融洽干群关系。二是要做到管理服务化。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服务要及时方便、实在管用，对各种问题要及时处理。三是要做到管理公平化。通过不断完善事前公开、事中监督、事后评议的公开机制，建立民主评议干部的制度，使基层干部增强工作责任感，提高决策水平和管理能力。
2、创新管理模式，建立资源整合机制，提高驾驭整体能力 一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形成“纵到底、横到边”的管理模式。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核心作用，全面统筹，凝聚人心，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同时，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干部引领、群众管理，把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二是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形成“全覆盖、多互动”的管理格局。各种社会组织是社会的活细胞，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载体。要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提高农村社会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三是要发挥群众自身作用，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管理氛围。要认真引导农民群众求富求安的强烈愿望和越来越强的自主意识、越来越高的管理热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共同做好农村社会管理工作。
我国社会结构的重建 篇6
关键词：社会结构；橄榄形；重建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30-01
一、我国的社会结构
（一）何为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这个术语在社会学中经常出现，从广义方面来讲，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从狭义方面来讲，它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具体地来说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结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社会结构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等重要特点。
（二）我国的社会结构。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二、社会结构的现存问题及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这么一个形势：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比较稳定，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文化繁而不荣。在这么多的矛盾当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不平衡这一矛盾处在核心和急需解决的位置，这也就使得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
就这个问题而言，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也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这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太快，社会结构没有及时跟上它的步伐，没有及时的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因此社会结构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这也就出现了一些列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事业很薄弱，体现为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问题。如果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就会出现有些社会学家说的“社会利益格局定型化”、那就是“金字塔”的固化，或“社会结构断裂”的局面，所谓的断裂就比如，生活在一个小区里，有的人是高官，有的是企业老板，有的是普通白领甚至有的人是为这些家庭而服务的家政人员，他们之间永远没有共同的生活圈子。
（二）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形。
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机构，应该是公正的、合理的、开放的。我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在这之中的三个阶级的比例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年薪百万的人才属于中产阶级，但是这个比重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是比较少的。根据有关数据，现在我国的中产阶级的比重大约达到了23%，和预期的、正常的40%比重还差了一大截。按照每年中产阶层以1个百分点增加计算，还需要十年左右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这时，我国的社会阶层就差不多稳定了。中产阶级所占的比重少导致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没有发展成为橄榄型的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社会结构的重建
由于我国的“金字塔”形状的社会结构越来越严重，也出现了一些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大，分配不均，住房难，看病难，官民关系紧张，贪污腐败问题日益突出，等等。面对当今社会结构所引起的一些列社会问题，应该加快提出社会结构的调整、重建方针使其朝着“橄榄形”变化，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扩大中产阶级的比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落实，主要目标也是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目前，依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我国中层阶级还在发展中，没有完全的定型，为了使它成为主要的部分，不仅需要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还需要社会政治制度提供基本条件。完善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以初次分配为主体，二、三次分配为调节和补充的主次有序、调节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实现优胜劣汰，破除行业垄断，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怎样使得老百姓过的好，那就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和西方国家相比，可谓相差甚远。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部分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的最基础的部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立足于提高保障水平、增强保障能力、逐步实现全面覆盖的目标要求，以完善制度、强化管理为重点，进一步做好各项社会保障工作。
（三）增加社会事业的投入。
社会事业是社会发展的载体和硬件，社会事业投入的多寡与社会病的发病率成反比。为了降低人类社会病的发病率，只能这样硬性规定。事实上，在西方的发达国家，有不少社会秩序比较好的国家，他们在社会事业的投入上都是高于50%的。但是，相比他们，我们国家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比重少，而且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也不紧密。
（四）社会组织需要壮大。
我国的国家建设有一条基本经验，那就是中央在决定了战略任务以后，都必须在组织上落实，要有组织、有干部去贯彻执行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社会事业是要人去做的。人一旦组织起来，其力量会呈几何级数上升。如今，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七、八年间就翻了一番。可是，以每千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同别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政府要积极主动的地扶植社会组织茁壮成长。
四、结束语
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可持续，我们不能放任社会机构的畸形发展，必须要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建；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老百姓真的能当家做主，真正的能享受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业有所就”过上好的生活，必须要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建；为了使我国的国家地位在国际上屹立不倒，处于良性的发展大国，必须要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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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结构 篇7
关键词：人口均衡型社会,农村人口结构,自然结构
1 背景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当前为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生态等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新的理论与概念, 目前正在为人口学界所关注、探讨。“人口均衡型社会是一种以人口均衡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 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不仅是人与人均衡的社会, 也是人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均衡的社会。”人口发展不仅有其自身有内部的发展规律, 要保持内部的均衡;同时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即人口发展也需要保持外部的均衡, 而且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二者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内部均衡是外部均衡的前提和基础, 外部均衡是内部均衡的重要条件。建构人口均衡型社会不仅体现为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人口规模、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 也表现为人口规模、结构、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等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变化之间的动态平衡, 人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人口均衡发展即受生物学规律的支配, 也受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因此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农村人口是中国人口的主体, 农村人口结构是农村人口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自然结构不均衡、地域结构不均衡和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是影响和制约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的重要方面, 农业资源有限性和农村人口绝对过剩以及人口增长的无限性是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 科学认识农村人口结构的问题并采取合理有效的对策是推动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重要内容。
2 问题
2.1 农村人口的自然结构问题
人口的自然结构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 我国农村人口自然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出生性别比失衡和人口老龄化的突出。与城镇人相比, 农民的生育意愿突出, 农村人口增长迅速, 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同时, 受传统的生育文化的影响, 我国农村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很浓重, 再加上性别鉴定、选择性人工流产等人为干预方式的使用, 造成我国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构成男性偏高, 从而导致农村总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来看, 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105以上的水平。2000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6.74。2004年年末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6.29。根据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性别比为99.80, 乡村人口的性别比为106.09, 比城镇人口的性别比高6.3%。从社会角度来看, 性别失衡冲击传统稳定的婚姻结构, 导致社会关系的失衡, 引发社会、道德问题, 因此可以说, 人口性别结构的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 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构就包含要实现男女两性在数量、素质和结构上的均衡, 从而使其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2006年,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9亿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04亿) , 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预计到2045年, 我国农村8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的比例将超过22%, 农村老龄人口的增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相比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前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严峻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已超过城镇, 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冲击最严重的地区, “未富先老”成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 导致老年人养老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发展水平较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农村养老公共福利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城乡投资的失衡, 导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 甚至形成了“流动多-老化快-保障难-发展慢”的恶性循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迁移流动加速, 大量劳动年龄人口从农村流出,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 留守老人的规模不断扩大, 农村老龄问题将更加突出。养老的人力资源的短缺将会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 它不仅会加剧了农村社会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养老负担, 更主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医疗卫生资源的代际分配格局, 引发潜在的利益冲突, 深刻影响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进程。
2.2 农村人口的地域结构问题
农村人口的地域结构主要指人口的地域分布和城乡结构, 表现为合理有序的人口流动、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城市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也是促进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 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 使农民通过向城镇转移并最终实现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寻求农业资源与人口发展的平衡, 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最有效途径。1980年以来, 我国经历着地球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经历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1982-2009年, 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由657万上升至2.11亿人。但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并没有为农村人口进城做好准备, 。我国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 在“五大社会保险”中, 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 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 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 。
进城的农民工并未与工业化同步进入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并未真正享受城市文明。由于因为资源的有限性而设置的二元分割的人口管理模式, 构成了农民工驻足城市低成本就业、低水准生存的空间环境, 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他们在城市不是以市民的身份存在, 缺乏对城市的认同, 由于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脱节, 客观上形成的自我隔离状况, 使他们成为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的边缘群体, 如何实现这一庞大的边缘群体与城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建构人口均衡型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 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 将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 他们在为城市经济增长带来了活力的同时, 也赋予了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资源环境以巨大压力和挑战, 用水用电紧张, 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会使得城市超负荷运转, 因此, 合理调整空间发展布局, 积极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 实现人口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2.3 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问题
农村人口社会经济结构, 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结构等方面。据2005年调查显示, 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1.78%,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59%,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63%。《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总体上城乡青年受教育水平差距明显, 这必然影响到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在培训方面, 政府为城市青年提供了比农村就业青年更多的培训费, 15%的城市就业青年培训经费来源于政府, 而农村青年的这一比例仅为7%。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偏低造成农村劳动人口的供给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 即农村劳动人口的市场供给与需求错位, 市场上需求拥有一定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才能和现代文化知识的农村劳动人口供给的明显不足和缺乏现代知识, 没有专业技能, 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农村劳动人口的供过于求的状态。
许多农民在农村仍然采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浅层次的传统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 不仅效率、效益低下, 经济增长缓慢, 也导致一些生态本来就很脆弱的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受农村人口文化教育程度低下的影响, 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在城市大都集中于脏、累、险、苦等就业不稳定的部门, 进入正规部门取得稳定工作的进程十分缓慢。目前, 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中, 农民工已分别占68%、80%和85%, 煤矿采掘业为80%, 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农民“复合型”人才极少。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对农民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 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 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农村人口文化教育程度偏低不仅影响了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同时也影响了产业优化与升级, 成为制约未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口难题。
3 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看到, 人口均衡发展的实现是一个渐进、逐步实现的可持续过程, 是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与生态环境在空间布局上相协调, 并使不同区域的人口享受到均等化的社会服务和平等的社会福利, 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的过程。而农村人口在自然结构、地域结构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与障碍, 使得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构变得更为复杂, 因而必须要通过推行制度改革等多种政策、措施来推动其实现。
3.1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要通过制定整体的发展战略来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偏高等的自然结构问题, 实施人口结构优化战略, 即是要促使出生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合理;分阶段科学地规划并实施好各项支撑农村家庭养老事业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提供等具体养老服务项目, 保证农村养老事业发展的系统性、连续性。在破除“以农养老”传统养老体制, 把农村人口养老经济供给纳入财政统筹规划解决的同时, 还要推进资金筹集多元化、老龄产业社会化的发展进程, 发展具有前瞻性的农村老龄产业, 开拓农村老年消费市场。加快农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法制化的步伐, 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 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
3.2 制定统一的人口发展战略, 推进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的城市化进程
人口城市化作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 在其战略实施过程中既要有利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又要保证资源、环境的有效利用和持续利用, 还要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导向,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解决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不断完善城乡统筹就业制度与机制, 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同时, 将人口的城市化过程与城市资源的可承受能力结合起来, 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城市化的根本思路, 制定统一的人口发展战略, 避免出现单极中心化布局等现象, 促进人口地域分布的合理化。在推进外来人口本地化、常住化的过程中, 要相对提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 推动人口产业流出, 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新城市的生活质量促使人口产业流入, “从长远来看, 只有一个中心的都市圈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都市圈只有一个中心, 没有次中心, 对中心城市有相当大的压力”。要通过科学规划, 不断开发城市次中心, 保证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既不破坏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 也不破坏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
3.3 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村的教育体制改革
进一步加大投入农村教育投入, 确定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实施规则, 不断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 注重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技能的获得, 使其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劳动者。同时, 针对农民工文化素质提高的培训教育不多, 加大培训的力度, 不断整合义务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资源, 探索多种适合实际的教育模式, 不断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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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侯亚非.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J].人口研究, 2010 (6) :6-8.
农村社会结构 篇8
据全国第五次全国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有80739万农民。农村体育作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一部分, 是不能被忽视的。目前, 我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迁, 这种社会变迁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显著变化, 进而改变了农村体育的结构和功能。农民的流动必然会对农村体育发生作用, 它既给农村体育发展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也对农村体育发展造成一定冲击。其一, 流动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传播到农村, “使广大的农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 有利于改变乡村的封闭意识, 间接地起到了促进人口城市化进展的作用。”[1]而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包括体育观念的变化, 通过外出务工人员将积极的体育健身观念带回农村对农村体育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作用;同时, 这种社会迁移给农村体育的发展, 给当前的农村体育带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 广大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 留守农民年龄出现两极分化。新的社会结构下如何发展我们的农村体育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2、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2]在社会学中, 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 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社会学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的同时, 着重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特定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局部变化的研究。社会学着重说明下列社会现象的变迁:自然环境引起的社会变迁;人口的变迁;经济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变迁;文化的变迁。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 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 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2.2 农村体育
《体育大辞典》对“农村体育”做了这样的解释:“农村体育是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它是在农村开展的以健身、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主要特点是活动项目多样化、乡土化。活动时间农闲化, 活动形式分散化。”[3]曾理认为, 农村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 农村和城市共同构成我国的地理概念。农村体育的概念是体育的下位概念, 农村体育的参与者包括住在农村的农村人口, 住在城市而锻炼地点在农村的居民。所以农村体育的概念应是在农村地理范围内, 以农村人口为参与主体所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 包括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与我国体育的分类相对应。农村体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指农村竞技体育、农村学校体育、农村群众体育三部分的总称, 狭义指农村群众体育。农村群众体育是我国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 指农村人口 (农民) 包括其中男女老幼及伤病残者自愿参加的以健身、养生、医疗、游戏为手段, 达到健美、健康、康复、娱乐和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4]
3、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结构的影响分析
3.1.1社会生产结构变化对农村体育主体在时间上的动态影响
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发生变化的, 这些也是导致农村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 而另一方面, 城市则需要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于是乎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 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 (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 转向非农产业, 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 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 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386199部队” (妇女儿童老人) 。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 农村有从事农业的农民中有一半以上为女性, 农业从业人员从年龄结构上看, 有三分之二的人为36岁以上的, 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也占了相当重的比重。大批青壮年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 从而使非农业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外出务工存在收入上得很大风险, 而且相对于城市中高额的生活费来说他们在城务工的收入无法支持一个家庭在城市中生活, 甚至无法支持个人长期生活在城市中。这就迫使农民以农村的耕地作为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 以而他们只能长期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5]
农民工的动态流动改变农村体育的结构, 同时影响着农村体育的发展。
首先是流动性带给农村体育的改变:农民工的长期流动性, 使得农村体育非正式组织主体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变化;其次, 农民工的流动性使得农村体育活动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再次, 农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给农村带来了城市中先进的体育活动组织形式、组织内容以及新的体育活动理念和活动意识。
第二是流动途径的多元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流动的范围, 流动的形势都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常见的稀少流动是升学或者入伍, 这样的流动性比较固定。自从外出务工经商这种流动盛行以来, 农民的流动因为地域、经济条件、乡土风情、以及所获得的外出务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流动状态。刘奇先生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土不离乡”, 农民在当地进厂务工;第二类是“离乡不离土”, 即农民到外地承包土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类是“离土又离乡”, 既包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 并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 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人员, 也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 逢农忙、春节等时节才返乡的农民工。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流动就业, 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和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样复杂的流动现象使得农村体育的组织和运作上也要呈现动态变化。[6]
3.1.2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影响
农村人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红利”[8]期的结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 如图1所示。“人口红利”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 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 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事实证明, 这种“人口红利”社会现实促进了中国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农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但是, 由于过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长期实施, 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却没得到相应的增长。农业生产的现代致使农村出现大量的社会劳动力, 工业城市中经济因素等等吸引, 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加上计划生育的作用, 致使农村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农村劳动力的正从过去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供不应求”。农业的从业人员在年龄和性别比特征上也将发上重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老龄化高于农村不同, 因为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比城市严重。2006年2月份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 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 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工作性质多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因而进城务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 大量农村青壮年女性留在照顾家庭和进行农业生产。因此, 在农村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 农村体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壮年女性。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变迁的主流社会背景的影响下, 农村家庭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 规模较大家族式家庭已经几乎消失, 而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同时由于社会变迁下, 大批农民工的动态流动, 致使农村家庭成员的动态性的暂时缺失。由于外出工人员是家庭中的青壮年, 他们不仅承担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大责任, 他们还承担着教育下一代、赡养老人的责任。而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无法承担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转向社会, 寻求帮助。农村体育作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其教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等能够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环境起到补偿作用。农村体育的多重功能对农村的发展期都不同的作用, 因此, 在农民工返乡和外出务工的不同时期, 应该根据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 开展内容不同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多样的农村体育活动, 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妇女在家庭成员暂时缺失的时候在精神上得到慰籍, 从而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这样的社会需求、以及家庭承载功能的动态变化, 必将导致农村体育的组织内容、组织形式上动态上的变化。
3.1.3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阶层结构的影响
社会变迁的背景下, 农村体育主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频繁的流动可能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但是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对农村社会是一种负熵流不断引入的过程, 在这样动态的农村社会中的农村体育自然也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
农村阶层分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 由于农民知识水平相对比较低, 加上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以及原来政策上的倾斜, 农民的阶层分化一直是在不稳定的演进, 农民所获得的社会角色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动态变化性。同时农民的各个阶层同土地存在着难以隔离的关系, 兼业农民还把土地作为他们生活中危机的规避处, 因此大多数农民具有多重角色, 他们具有农民和城市从业者的双重身份。迄今为止, 农民工的社会角色远未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还带有鲜明的过渡性。这种不稳定不但与外界环境有关, 同时与他们的自身素质、原有的知识水平以及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很大关系。
农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断变化对他们自身来说, 是一种不稳定的进步过程。正因为他们的角色和身份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 他们的每次返乡才能给农村社会带来新鲜的血液。同样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对城市体育的体验, 以及获得的体育健身和健康观念, 对农村体育系统是一种负熵流的注入, 只要合理利用, 必将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应该注意的是, 农民传播知识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 要想让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学传授给留守农民, 并且带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促进农村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 还需要政策的指引。
3.1.4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文化的影响
(引自:《流动与城市体验对农民健身观念的影响》姜辉军, 冷新科)
上面调查显示, 社会变迁背景下, 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体育健身观念出现很大变化, 通过上表的比较可知, 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的密切关系的认同度 (57.89%) 要大大超过非流动的农村人口 (7.55%) 。其实, 一方面是认识的误区,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还是经济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出现后, 一切活动都与经济密切相关。现在我国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在农村尤为突出。农村人口劳动强度大, 收入低, 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有限, 是农村健身观念无法科学化的主要问题。而在流动人口中间, 他们的健身观念朴素实在, 但是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当然, 首先他们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 这是绝对离不开的。另外, 在城市, 他们的耳濡目染, 看到城市的体育锻炼如火如荼, 以及职能部门对健身作用的积极宣传。这对他们思想的触动不可小视。同时, 城市的健身场地和条件较好, 尤其是随着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让体育健身成为低消费和零消费的活动, 也让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那些想进行体育健身的群众的积极性大大增强了。”流动人口健身观念的改变, 会随着他们的返乡带到他们世世代代所居住的农村。
健身观念的改变仅仅是农村体育文化的一部分, 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学到的城市体育的组织方式、组织内容、活动形式, 以及体育与城市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形势, 也将会是农村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流动人口可以借助“走出来”“带回去”的方式, 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流动人口把城市体育文化带回农村, 但不等于农村体育就一定能够得到“甘泉”的滋润, 它需要有促进因素, 那就是政府的宏观政策。如图2所示, 影响农村体育文化的因子可以概括为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微观因素, 且“制度”、“社会文化环境”、“流动人口”分别构成宏观、中观、微观曾影响因子的核心。
3.1.5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的动态影响
社会变迁背景下, 社会阶层正在进一步分化出不同的农村社会角色类型, 农村体育文化也在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 农村体育主体也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在诸多动态变化因素的影响下, 农村社会体育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农村体育的组织形式、组织内容是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风土民俗、以及农村体育主体需求和组织者的组织水平所决定的。
首先, 社会变迁背景下, 农民收入相对增加农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基础性的改变, 同时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所带来的城市中的体育健身观念和健康意识影响到民俗的改变, 同时, 他们从城市中所学到的现代化的体育组织形式、体育活动内容丰富了农村体育。
其次, 农村人口中农民工这一流动因素使得农村体育存在着组织上的动态性, 因为农民工多数为农村的青壮年, 他们不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同时也是农村体育活动的主体成员, 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有知识、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影响力, 因此, 在他们返乡以后是农村体育的组织者, 是体育文化的传播者, 而且体育活动的内容也更具活力, 以健身和娱乐为主。
然而, 当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 剩下的是老人小孩还有部分妇女则成为农村活动的主体, 他们的活动内容强度相对较小、更具娱乐性。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农民工的每次返乡都会给农村体育注入新鲜的血液, 因此, 在他们返乡后, 虽然农村体育的主体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妇女, 受农民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内容、组织形式以及组织者组织能力也会增强。所以, 农村体育的组织内容、组织形式存在着动态性的变化。
4、结束语
农村社会结构 篇9
打工潮造成了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 农民自身的素质限制, 城市就业市场的需求限制, 农民打工的热情已经大为降低。乡镇企业由于自身基础的薄弱, 又大都位于农村, 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整合和强大,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乡镇企业大都纷纷衰落, 只有极少数的企业能够随着市场经济的步伐, 不断调整自己, 跟上时代。面对就业的压力和经济形势的挑战, 农民把就业方式的重点, 转向了农业内部。他们结合本地农业资源特点,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经过20多年的农村改革, 一直向城市, 向工业, 要收入, 要就业的农村, 开始深刻地认识到, 任何问题的解决, 都得在自身矛盾运动中寻找解决方法, 而不能把解决方法寄托到外在条件上。目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不但对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 更具有根本性, 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提供了稳定和长期的保障。
一、打工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20世纪的农民打工潮,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从不否认, 打工给农民带来经济收入的巨大提高, 打工开阔了农民的眼界, 打工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打工在中国农民创业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但是, 打工潮也暴露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的一些问题。
农村出外打工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 他们是发展农村的主力军。这批人离开农村, 造成以下结果:
(一) 农村人力资源严重流失, 直接影响到农业的发展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留在家里的大多是妇女、儿童、老人, 有近一半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 一大半是家务缠身的妇女。这样, 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农业的发展。
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 以及农业社区的整合和维系都需要知识和文化, 留在家里的老人、儿童、妇女种地, 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根本不具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愿望。结果农业单产量下降, 耕地粗放经营, 耕地撂荒等, 农业资源浪费和流失。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低, 农业技术落后, 造成越是产粮地区越贫穷。现在尽管取消了农业税, 并为种粮农民补贴。但很多农民, 仅是领取补贴而已, 没有投入到生产条件改善中去。下放到各家各户的补贴, 单纯成了一种对种粮农户的安慰和关心, 不能集中起来, 改善生产条件, 发展农业生产。在调查的农户中发现, 其实这点微薄的粮补, 对农民致富仅是杯水车薪, 但对国家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实现现代化, 意味着现代化的工业要与现代化的农业并行。目前我们处于总体小康阶段, 粮食问题的解决, 只是农业最基本的要求, 完成这一基本问题后, 随之而来的问题将更为复杂, 农民温饱问题解决后, 要求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 要求收入的提高, 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条件, 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农业完成它的最基本功能后, 应该如何向现代化进军, 这只是破题而已。因此, 如何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 发展农业生产力, 农村需要大批的现代农民, 农业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
(二) 大量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外流, 对农村文化和政治建设将产生不利影响
文化和政治建设是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体现, 它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自动生成的, 他同样需要建设。而农村大量有文化的劳动力者出外打工, 留在家里的老人、儿童、妇女根本谈不上文化政治建设。甚至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 也产生了外出打工的想法, 中途辍学, 影响了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大批劳动力的外出, 造成农村的荒疏, 很多村子村容村貌无人规划, 影响了农村建设的进行。在中国工业化时期, 出现了农村的荒芜, 这些警示我们, 在工业化进程中, 城乡分割会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 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好事。
(三) 农民收入下滑
农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简单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 他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大大高于工业资本有机构成, 农民比较收入不低于工业, 甚至高于工业, 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而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非常缓慢, 农业技术水平很低,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大大低于工业, 农民收入就低。进入“九五”以来, 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特别引起注意的是, 农民收入结构中来自农业收入的绝对额在下降, 全国仍有40%以上的农民属于纯农户, 这部分家庭来自非农业收入不到10%, 这意味着来自农业收入的减少等于纯农户的收入出现负增长。在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连续下降的情况下, 全国平均的农民纯收入之所以还能保持低速增长, 关键就在于农民外出流动打工就业的收入在增长。因此农民收入下滑, 农民工收入维持农民收入的增长, 没有打工收入, 很多纯农户家庭就非常贫困。因此打工经济的迅速增长, 纯农民的收入就会很难提高, 农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说打工经济, 在迅速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 也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明显的暴露出来, 但不能促使“三农”问题的全面根本解决。况且当打工农民的收入提高, 很多农民增长见识后, 在寻求自身发展根本之道时, 又把自己的创业根基放在了的农村。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农民就业的最终理性选择。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 对“三农”问题的解决, 更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 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稳定的保证。
(一)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解决农民就业, 可以统筹解决“三农”问题
所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就是以本地农业资源为依托, 因地制宜, 按照市场原则, 遵循价值规律,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目标, 对农业内部重新进行选择、优化, 使其由低级向高级、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其实质是对农业各种生产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使其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开发和利用农业资源, 需要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转变, 形成现代农业。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 能保护和改善农业和农村的生态环境, 实现农村人口、资源、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促进农村建设的良性循环, 还农村青山绿水, 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扩大, 农民从产业化经营和专业化经营中得到的收入会迅速提高, 而且这种提高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越是产业化和专业化经营成功的地方, 大批的农业劳动力被吸收, 农民致富有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 随着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的发展, 农业转化为现代农业, 农村生产和建设出现良性循环, 农民收入就有了长效机制。因此, 农业、农村和农民统筹发展, 就会形成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解决农民就业, 可以把农村劳务经济引向深入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农民出卖劳动直接获取工资收入, 它既包括生产物质产品也包括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服务活动。劳务经济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意义:
1、劳务经济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指标。
因为劳动力商品化就是付出劳动力而获取工资, 工资获取的越多, 劳动力价值的市场实现就越大。
2、发展劳务经济是农民现代化的标志。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生产满足自己消费, 而工资是分工和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工业化的产物。
3、发展劳务经济是衡量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标志。
以工资形式获取的收入, 表明就业的形式已经社会化, 市场化了, 这种就业方式必将带来农村的社会变革。因此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就是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那么广大农民从自身的条件出发, 结合本地优势, 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的进军, 促使农业向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 农民变成产业工人, 工资性收入就会增加, 劳务经济就可以获得大规模的, 高水平的, 长期性的发展。
(三)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解决农民就业, 可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破解“三农”问题、加快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都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过去的实践也充分证明, 县域经济的发展, 农民的就业和增收光靠第一产业, 其潜力是有限的, 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才能较快、较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如何利用自身优势, 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 使他形成自己的特色之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解决农民就业, 为乡镇企业调整产品结构, 促使产业升级,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农产品加工业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新亮点。近年来, 各地按照农业产业化经营思路, 把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调整乡镇企业产业结构的大方向, 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业依靠资源优势, 突出绿色品牌, 建设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带, 涌现出一大批带动力和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呈现快速增长的好势头, 成为乡镇企业重要的优势和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的比重达到29.14%, 成为乡镇工业的主要行业和重要增长点。国际经验是发达国家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劳动力远远多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中国却正好相反。这表明在乡镇企业中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巨大的潜力。
产业集群的不断壮大提升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产业水平。近几年, 乡镇企业在专业村、产业镇、工业园区的基础上, 以特色产业为主体, 以骨干企业为龙头, 与延长产业链相配套的企业不断聚集, 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和区域竞争优势的专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由产业集群构成的区域特色块状经济已成为展示某一地区工业化水平的一个品牌。产业集群化已成为乡镇企业整合利用资源, 调整优化结构, 提升产业层次,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的深入推进, 国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开始重点向“三农”和中小企业倾斜, 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和领域进一步拓宽, 乡镇企业特别是涉农中小企业将会得到更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
农村社会结构 篇10
为缓解农村地区教师短缺和各种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同时兼顾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2006年,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联合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简称“特岗教师计划”。中西部“两基”攻坚县和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尤其是广大的西部地区, 是计划实施的重点对象, 而那里的很多地区, 由于经济、地形、环境和交通、人口等不利因素, 文化和教育水平很落后。农村和学校的自然环境具有差异性和普遍的落后性, 给外来的特岗教师在所处的农村场域中的饮食、居住、交通、气候、生活节奏等带来了变化。农村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滞后性也让作为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身份的特岗教师感到困惑和力不从心。农村教育中的“读书无用论”和应试教育的价值观以及世俗功利的价值流影响着特岗教师的教学效能和稳定性。
农村特岗教师师资主要来源于高校毕业生, 他们接受过3—4年的专业训练, 且多为师范学校毕业, 知识储备较为丰富。但是, 特岗教师从学校走出来就立刻进入农村学校的教学现场, 对当地的学校现实环境缺乏贴切的认识和过渡性的适应, 而直接上任, 对于新手教师还是具有很大的挑战。特岗教师“身份”特殊, 他们是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80后”“90后”。他们是充满理想的高知大学生。他们是服务农村的有志青年。他们是需要被关注和关照的新任教师。他们既作为群体存在, 也作为生命个体存在。
二、视野和系统
(一) 文化生态学的视野
德国生物家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kel, 1834~1919) 于188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虽然生态学起初是研究生物与自然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一门科学, 但是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 环境概念内涵的多重化, 以及生态学所内涵的科学的思维方法。人类学家将生态学引入了人文科学领域——文化生态学理论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 一度在生态人类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理论的创始人朱利安·斯图尔德 (Julian H.Steward) 首次在《文化变迁理论:多线进化的方法论》 (1955) 中将文化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进行使用。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即研究环境因素对所处环境的个体的影响和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作用, 同时文化生态学的视角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 体现融合文化生态意识所内涵的整体性、互动性、共生性和适应性, 体现系统、平衡的观点和整体、联系的研究方法。
(二)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互动结构
通过对大量特岗教师研究文献的分析和对农村特岗教师的深入接触, 为研究发展的人与变化着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系统模型图, 力图把影响特岗教师生存和发展的静态因子以整体、联系、互动的视角动态地进行分析, 有助于理解造成特岗教师适应与发展问题的深层原因。
布朗芬布伦纳在其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中建立的生态系统模型图中定义“小系统”为“发展着的人在具有特定物理和物质特征的情景中所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样式。”[1]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特岗教师和农村社会互动的结构图中, 学生、同事、领导以及与特岗教师最为亲密接触的其他人员在同心圆的最内层中, 这就是所谓的小系统。小系统中的人会直接影响特岗教师。同心圆的外一层是中间系统, 它由特岗教师直接接触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组成, 包括学校和学生的家庭。外系统指影响特岗教师发展的社会环境, 对于身处农村的他们来讲, 农村教师队伍体系的发展和农村公共服务的健全是影响特岗教师的关键因素。外系统并不直接与特岗教师发生关系, 但是它对特岗教师产生的间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例如, 农村居住环境和交通条件不改善, 那么, 特岗教师安居乐业和职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最外层的圆是大系统, 大系统由诸如文化、经济、政策等影响和支持特岗教师发展和成长的东西组成。
三、影响和建议
生态学心理学代表人物库尔特.勒温相信, “环境有其‘力场’ (force field) 在社会情境中随处可见”。同时, 个体对环境的反作用能够使个体适应和改造环境。因此, 特岗教师和农村社会的互动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力场”会对特岗教师在农村的适应性问题、职业认同、教育实践性知识的获得和特岗教师个体性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
1.历辛苦的适应阶段, 即费斯勒所指的“入职阶段”、休伯曼谈到的“求生和发现期”、富勒的“早期生存关注阶段”以及莱西所说的“危机阶段”, 才能逐渐进入到一个适应较良好、专业稳定发展的时期。在文化空间结构中, 城市和农村的文化生态差异大, 从城市中的师范学校毕业的特岗教师来到农村生活和工作, 在农村这个多元差异构成的文化关系网络中, 特岗教师的生活元素、交往空间和身份归属都发生了变化, 以及由社会环境、文化、学校情境所影响下产生了与预期不相匹配的理想落差和价值观念。而影响新特岗教师顺利度过这一“危机”的生存期的因素, 既有小系统和中系统中的社会支持 (学生、同事、领导、家庭成员、朋友等) , 也有外系统农村大环境带来的生活变化 (当地的饮食、气候、居住、交通、生活节奏等) , 还有大系统中城乡文化差异、经济落后和政策上对特岗教师的偏见等。同时, 特岗教师自己内在的评价和应对方式以及应对资源 (知识和技能) 也反过来对环境系统起着重要的反作用。
2.特岗教师的职业认同。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包括“职业认识、职业情感、职业能力、职业体验、职业预期”, [2]在调查中, 多数特岗教师在来农村之前只是知道去向、服务期限, 充满热情和期望, 而缺乏对从事的职业性质、功能和意义的认识, 也缺乏对农村文化和农村教育特点的认识, 也没有提前的实习和实践经历。所以, 在农村往往感到力不从心, 融入感和教学效能感比较差, 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比较低, 遭遇社会价值理性和个体价值理性不统一的境遇等。
3.新手教师的教育实践性知识的获得。新教师一般是入职“1—3年”的教师, 教师的专业成长不仅依赖于在校习得的理论知识, 更重要的是与教学情境互动产生的“使用理论”, 从而对具体问题的“重新框定”, 选择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学者徐冰鸥通过深入农村小学教师生活实践, 提出农村小学教师个人实践性知识的来源, 与教师个人的儿时经验、个性特征、教学经历、人生价值、文化生态密切相关。[3]在特岗教师入职前的培训和实践, 在农村学校中领导的重视和培养, 学校给予的继续教育机会, 同事中的以老带新, 学生及学生家庭的积极配合都对特岗教师习得教育实践性知识至关重要。这些因素的缺失会使特岗教师“摸着石头过河”, 教学单调重复没有更新, 对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4.特岗教师的个体性发展。教师的个体性发展即将教师作为具体的个人, 不是社会对教师群体或职业的一般要求和期待, 而是侧重于在特定社会处境下, 教师个体的物质、心理需要的满足及能力、素养的提升和完善。[4]特岗教师的个体性发展关注的是作为具体而丰富的人的整体发展问题。因为教师只有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只是职业人才能真正在教育中对学生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刻。也只有这样, 教师才能在职业中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价值, 才能有职业幸福感和效能感, 从而实现教师生命意义的延续和可持续的发展。因此, 特岗教师的个体性发展“意味着教师是一个‘具体个人’, 其个体生命是以整体的方式存活在环境中, 并在与环境一日不可中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构成中生存和发展”。[5]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特岗教师和农村社会的互动中, 农村的文化生态结构影响特岗教师的存在方式, 特岗教师与农村文化生态互动方式和互动积极性也影响农村文化生态结构的变化。
成人教育学者马莱斯.霍顿认为, “如果你想改变人们的行为, 你不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改变, 而应该把精力放在改变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上, 从而使这些结构创造一系列不同的行为期望。”[6]所以, 关注农村文化生态, 分析生态结构的不同系统及对特岗教师的影响方式和互动的制约因素, 我们应该在微观上思考特岗教师适应农村文化的主客观条件, 在岗前培训中增加对农村文化和农村教育的了解, 增加实习环节, 帮助特岗教师顺利完成角色转变和培养农村乡土情结;中观层面上, 特岗教师入职后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要有相应的社会支持, 以老带新, 定期培训, 鼓励创新进取等帮助特岗教师适应当地场域并在入职的生存期获得有效的教育实践性知识, 得到顺利过渡和成长;当地政府应该出台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相关政策,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宏观上, 国家出台特岗教师计划同时, 应该在财政扶持、教育培训和服务期满后特岗教师的发展机遇等方面加大投入和保障。只有这样, 影响特岗教师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才能以整体性、关联性、共生性和可持续性与特岗教师发生积极的良性循环, 从而保障特岗教师计划实施的有效性, 使特岗教师坚守自己的选择, 安心并快乐地工作, 过有意义的教师生活。在特岗三年中, 收获成长并促进留岗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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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我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完善 篇11
关键词：农村；村民自治；权力结构
一、我国农村权力主体及其之间的关系
（一）党员与党支部。
在农村，党支部是由党员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党员要想进入党支部，必须获得相当一部分党员的信任和认同，这种信任和认同来源于其较高的政治素养、较强的办事能力，以及自己良好的形象。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在农村，党支部有时并不是优秀的人员，原因在于，一村党员一般数量相对较少，选票比较容易控制，有些人便会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拉选票，党员与党支部也就有了一层“灰色”关系。
（二）村民与村委会。
村委会是村民选出的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作为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机构。在现实中，我们发现村委会给往往人们留下的是一种“土财主”的印象。普通村民一旦被选入村委会，总会在政治和经济上，为自己谋得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村民们一般都会争着去当村官，村民中流传着“要想富，当干部”说法。近年来，像山西“百万村官”等贿选和暗箱操作的行为的发生，也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这种说法。
基于以上状况。势必造成村民与村委会关系的异化。村民对村委会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可谓是又恨又畏。村委会的贪污腐化造成村民对他的憎恶，但村民对他还是有所畏惧的。村委会作为农村的“官方组织”，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农村村民的知识和文化水平比较低，一旦与乡镇政府产生了某种事务关系，他们一般需要村委会去说和，而乡镇政府又需要把与农民的各种事务来往，通过村委会上传下达，因此，村委会“中间人”的地位就形成了，并且这种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村民有求于之，不得不畏之三分。
（三）村民与党支部。
党支部作为农村村民先进分子的领导机构，对村民自治的实施进行监督，推动农村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真正实现农民村民自治的权利。由于党支部并不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理论上不对村民负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党支部直接参与全村各项事务的管理，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往往农村事务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
同时，村民对党支部的权力来源也存在质疑。理论上来讲，党员是农村中的先进分子，并且在过去曾经是农村指定管理者。但实际上，农村党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总体而言不是很高，更何况，入党的权利又往往被那些先天就有政治优势的家族所把持，又进一步影响了党员素质和党的声誉。村民还是有加强对党员及其党支部监督的愿望的，他们希望这种监督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应当有制度保障，不应停留在党的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理论和口号层面。
（四）党支部与村委会。
有关农村“两委”关系的现状,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我们比较赞同划分方法是：把当前农村两委关系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协调型。村中大事原则上先由“ 两委” 共同研究。二是包揽型。村党支部包揽一切, 村委会是个摆设。三是游离型。村支书难以驾驭村主任, 矛盾没有激化。四是对立型。两委依靠各自势力, 互不买账。五是一体型, 由村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1]当前情况下，五种类型在全国均有出现，但比较多情况是倾向于第二种类型，只是村委会的地位稍微有所改善而已。
造成上述以上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村民自治实施之前，由于党政不分的原因，村党支部完全管理着全村的事务，这种制度在我国实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再加上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使得村民自治严重打上了“以党治村”的烙印。更何况，由于政策上的惯性，党支部相对于村委会，更容易得到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使村民自治下，党支部取代村委会履行职务，由村民自治的领导者和监督者易位为农村事务的管理者，由于两者的权力法定和事实的混乱，很容易造成了“两委”关系的紧张。
（五）乡镇政府与“两委”。
总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经历了乡镇政府居于指导, 村民自治从属阶段，和村民自治占主导, 政府指导从属两个阶段。[2]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严密的组织，乡镇党委作为村支部的上级组织，对村支部的近于绝对的领导，无可厚非，乡镇党委不但可以左右村支部的选举，而且即使对于在农村发展党员也有话语权。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这种指导行为不具有行政强制性, 但是村民委员会和乡政府的实然关系体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果村民委员会与乡政府的关系过于疏远, 村民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得不到国家政府的指导与管理,导致了村民委员会自治权过于宽泛, 乡政府对国家对农民的政策不能很好的落实, 村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和乡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 村民委员会的各项自治活动都必须争得乡政府的同意, 乡政府安排下来的任务, 村委会没有选择权的服从, 导致了村民委员会失去了其本身为村民服务的职能, 乡政府作为国家的基层权力机关, 权力延伸到自治地方村一级, 村民自治制度失去了其本质意义, 从而产生了乡政府干涉选举的现象。[3]
二、农村权力结构的实质
（一）家族利益。
从乡村起源来看，农村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一代代沿袭下来的人群集合体。在农村仍然存在着某些落后的封建思想，比如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但还是潜藏有这种意识。
村民自治下农村权力结构，也就不可避免深深打上了家族利益的烙印，由于村委会是村民按照一人一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并且在农村，血缘关系具有天然的向心力，再加上家族内部也会有人出面协调，所以人口多的家族往往在选举中处于优势。事实上村委会干部也往往少不了那些势力强大的家族，因为如果这些家族如果不当选，家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很难去协调，村委会在进行村务管理时，必然会面对来自这些家族的阻力，如果这些家族的势力足够大的话，村委会也往往面临无法履职的风险。
（二）经济地位和利益。
经济地位。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农村的贫富差距也日益明显，经济地位也成为影响农村权力结构的重要因素。经济地位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由于村干部的作风问题长期以来不尽如人意，同时也没有起到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这些人先行致富以后，他们也往往会谋求某种政治上的作为，以扩大自己在农村的影响力，同时这些人的经济条件也为他们的竞选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政治上的地位和优势又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
经济利益。村民自治背后隐藏着经济利益的较量，从“百万村官”到目前的屡见不鲜的贿选行为，究竟这些人投入者这么多为何而来？根据调查发现，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确实有些人不屑于从事村务的管理，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投资，也是会带来收益的，对收益的认识不同，以及获取收益的手段不同，获得的收益也会不同，他们愿意投入的数量也会不一样，这也会影响农村权力结构。
（三）政治地位和利益。
对于党支部而言。发展党员是有限制的，在农村发展党员往往是党支部所有党员相互博弈的结果，一般而言，在一个家族里面，如果其党员比较多，无论是在今后的发展党员还是在党支部竞选上都会处于有利地位。而对于那些没有党员的家族，往往会拒之于党支部之外，这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理所当然之行为。
对于乡镇政府而言，他们需要的是一届能够很好执行其政策的村委会或党支部，因此在党支部和村委会选举中，往往会对选举产生一定的干扰，以便产生一届符合他们心愿的村委会和党支部，在村委会履职过程中，面对群众的上访和反对村干部的意见，他们会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因为这样对他们更有利。
三、当前农村权利结构下实行村民自治的对策
（一）加强村规民约的制定
由于我国农民由粗放朴实的性格，且政治、知识文化水平又不是很高，因此，纪律性和自觉性相对就比较薄弱。同时，受家族利益和自私自利意识的影响，农民很容易走上狭隘的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极端，因此加强村规民约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农村在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因充分考虑到对弱势家族、弱势群体的照顾，以实现实质的民主，应加强对个人私利膨胀的限制、杜绝不良习性，加强对党员、党支部、村委会的监督，并对上述情况有严厉而有效的制裁措施。另外，村规民约的制定要切实可行。一方面，要有奖有罚，加强对群众的说服教育；另一方面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保证实施，不因权势、地位、金钱而转移。
（二）改善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指导监督
在选举中，乡镇政府应派专门的工作人员，成立选举指导委员会，对选举进行指导和监督，这种监督是自上而下的，但易出现“ 干涉选举”的现象, 乡镇政府要明确其在选举中的职能, 转变监督方式, 从而真正的代表国家对民主选举进行监督。[4]
在村委会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乡镇政府应坚持以指导为主，努力与“两委”保持距离，从而给“两委”以独立的身份，才便于对其的监督。乡镇政府一方面要尽力采纳村干部反映上来的问题和意见，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听取普通村民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下基层调研，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路，实现对农村村民自治权力的监督。
（三）完善村民自治的内部监督机制
完善的村民自治制度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内部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具体而言，党支部应当从农村具体事务的管理中撤离处理，真正成为村民自治的领导者和监督者，由村委会直接行使村务管理的权力。党员和党支部应当受到村民的监督，才能使党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组织，并且不至于使入党的权力垄断在少数人手中，把农村的先进分子拒之于门外。村委会的权力也应当受到村民的监督，实行村务公开制度，建立村民监事会。
（四）加强政治文化教育，提高村民民主意识和知识文化水平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一切从实际从发，实事求是，村民自治也必须正视我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目前看来，我国农村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政治民主意识普遍较低，家族观念浓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曲解了村民自治的本意，因此提高我国农村农民政治文化水平当务之急，并且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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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应，浅析村民自治下的乡镇政府角色转变及其成因，大众文艺(理论)，2008年7月
农村社会结构 篇12
西方“家庭转变理论”指出,家庭转变几乎是同工业化、城镇化及人口转变同步进行的。家庭结构变化是经济、文化、人口、政策等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那么,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几十年间,主要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村老人的家庭结构呢?
1.1 年轻劳动力的外流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农村地区人口快速向城市流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增加11700万,增幅高达81.03%。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导致农村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空巢、隔代家庭逐渐增多,老年人口抚养比(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抚养的老年人数量)不断攀升。我国2015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0%,老年人口抚养比已高达13.1%,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超过2000万,比2000年增长了一倍。大约60%的中国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就有1200万,占全国高龄老年人口的一半还多。随着年轻劳动力的进一步外流,我国农村老人(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还将继续攀升。
1.2 婚姻观念的变化
在城镇化推进的几十年中,人们拥有更自由的婚姻观念,晚婚、离婚、再婚等婚姻状态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这对传统的家庭结构造成了冲击。首先,随着进城务工人数的增多,农村年轻人的婚恋思想开始向城市靠近,初婚年龄开始向后推迟,晚婚在农村地区也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两地分居家庭数目增加,夫妻感情容易受到影响,人们对离婚不再持全面否定态度,近年来农村的离婚率不断上升,其中还包括许多老年人。不仅如此,农村的再婚率也逐渐增长,除了年轻人以外,越来越多的单身中老年人渴望或愿意找一个陪伴自己度过晚年的人。晚婚、离婚、再婚现象的增加,使传统农村大家庭的作用逐渐弱化,农村家庭观念较过去淡薄;离婚和再婚现象使家庭结构变得比以往复杂,在老人的赡养问题上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1.3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城镇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这进一步影响了农村家庭结构。首先,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农村初婚年龄渐渐推迟;其次,女性较过去更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生育子女的数量有所减少,农村生育率大幅下降;再次,女性外出务工的比例越来越高,闲赋在家的女性数量逐渐减少,农村空巢老人家庭和隔代家庭因此增加;最后,经济地位的提高弱化了女性特有的家庭职能,女性不再是照顾老人和子女的唯一选择。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增加了农村老人照顾隔代亲人的几率,也减少了护理和照料农村老人的人力资源。
1.4 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简称“新农合”)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于2009年起开始在全国试点,2011年起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至此“新农合”及“新农保”与家庭养老一起,为农村老年人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社会政策对农村老人家庭保护力度的加大,也促成了子女不在父母身边居住的局面,空巢家庭增多成为必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还促使一部分农村老人消费观念和生育观念发生转变,他们不再被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束缚,经济上不再仅仅依靠儿女赡养,与儿女共同居住的老人比例逐渐降低。另外,农村老年人也开始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渴望享受轻松自在的老年生活,农村老人的养老也不再局限于家庭,老人们开始接受新型养老模式的出现。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
2 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
2.1 家庭规模小型化使老人缺少依靠
表1显示,我国农村家庭人口的平均规模从1982年的4.51人下降至2005年的3.27人,进而下降为2010年的3.10人。其原因除计划生育政策外,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迁。30年间,我国农村家庭平均规模一直在减小,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日益显现。我国农村传统的三代同堂、四世同堂大家庭日渐稀少,两代人的三口之家逐渐成为主流,老人与子女同住家庭减少,老人的日常生活少了子女的支持。此外,农村的三口之家不同于城市。城市的三口之家多由父母子女两代人构成,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三口之家中有很多祖父母与孙子女的隔代抚养家庭,此类家庭老人不仅缺少依靠,还要照顾孙子女。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2 代际关系平等化使老人家庭地位下降
我国过去的农村家庭结构以多代际大家庭为主,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父权和夫权有着绝对的权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进城务工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父代和子代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出现了变化,传统“父权制”、“家长制”的家庭相处模式在渐渐改变。同时,城市家庭观念也逐渐开始影响农村地区,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使代际层面上的家庭关系趋于平等化。此外,由于农村大量优质劳动力的外流,越来越多的老人和孩子被留下来一起生活,“空巢家庭”(见表2)和“隔代家庭”(见表3)的数量不断增加,完整代际关系的“缺失”也逐渐开始呈现。另一方面,由一对夫妇赡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四二一家庭”开始在农村出现,家庭中年轻父母的负担加重,年轻人一代同时肩负着赡养和抚育的双重功能,家庭关系和赡养关系也因家庭结构变化受到了新的挑战。
2.3 家庭结构多样化使赡养责任变得模糊
如表4所示,一些学者通过对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及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1%抽样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家庭结构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核心家庭一直是占比最高的家庭类型,直系家庭(父母或父母一方与一个已婚子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和复合家庭(父母或父母一方与两个及以上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也是重要的家庭形式,单人家庭、残缺家庭、其他家庭所占的比例逐渐在增大。近年来,离婚、再婚家庭越来越多,家庭结构更是朝着多样化趋势发展,空巢家庭、隔代家庭、留守家庭、失独家庭等新型家庭模式也不断增加。随着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家庭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复杂,在老人的赡养和财产继承问题上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1%抽样数据库、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1%抽样数据库、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库、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库。
3 新型城镇化目标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过程,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传统粗放的城镇化也存在着“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等问题并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首先,迅速的城市扩张和建设,忽视了农村和农业的建设,农村生活水平并未和城市同步提高;其次,城市建设从农村吸收了大量的优质劳动力,减少了农村建设的人力资源,也因空巢和隔代抚养等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压力;再次,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导致进城农民无法享受到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城市问题频发,城镇化质量遭受质疑。因此,过去传统低效的城镇化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我国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口号是在2003年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为“新四化”的主要内容“新型城镇化”被郑重提出。2011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开始全面指导全国城乡建设。2012年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概念进入人们的视线。2014年我国首部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规划》不仅重新定义了“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且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其重要内容详细解读。
新型城镇化对中国接下来的城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农村老人生活问题的解决创造了巨大空间。新型城镇化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在强调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将面临养老、医疗等困境的农村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给予政策上的照顾和支持,政府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传统城镇化过程中造成的城乡发展不均衡状况加以纠正。
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
如上所述,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婚姻观念的变化、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养老医疗等保障制度的建立,我国农村家庭呈现出了家庭规模小型化、代际关系均等化、家庭结构多样化等趋势,许多农村老人面临着身边无子女照料、需要抚养隔代子女、家庭地位下降、年老无人赡养的局面,老年生活存在着诸多困难。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体制下农村老人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均等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农村老人生活存在着诸多不利要素。新型城镇化目标强调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观察,进行有关农村老人生活困境的更多思考。本文从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视角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加快农村社区养老模式探索
随着农村年轻人口的外流、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方式已不能满足当前农村的养老需求,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十分必要。政府要鼓励、支持和引导不同规模、不同层次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可以整合村组或者社区中的各种力量,结合社区、村组共同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给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离异老人、丧偶老人等)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以支撑和巩固家庭养老。
4.2 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服务体系
“新农合”与“新农保”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养老和医疗现状,但这仅仅解决了制度层面的问题,农村养老、医疗服务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多样化,农村老人在年老重病和失能的时候很难得到子女的照料和护理,农村养老和医疗服务将会有更大的需求。目前城乡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的分配极不均衡,农村地区在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护理人手、社区建设等方面都和城市有着巨大的差距。要想积极应对因家庭结构变化导致的养老和医疗困境,政府要进一步调整城乡资源配置,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服务体系,并逐渐实现城乡服务的一体化。
4.3 加快农村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随着城乡交流的增加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老年人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追求,农村福利机构和福利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当前农村地区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数量少,规模小,设施陈旧,设备落后,地理位置偏僻,服务水平较低,与城市地区相比发展不尽如人意,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社会福利需求。因此加快农村社会福利设施建设,规范农村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构建一个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满足农村老人需求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显得十分必要。政府要以老年人福利服务为重点,积极推进农村福利社会化进程,扶持和引导各种社会福利机构及福利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并且在建设过程中视情况给予相应优惠。
4.4 全面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除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外,社区助老助残活动等公共服务也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由于我国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加上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影响和供给决策机制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使得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农村居民享用的公共服务水平偏低。鉴于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建立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使农村居民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加大对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全面满足老人的公共服务需求,有效改善农村老人的健康和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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