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分层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共5篇）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 篇1

社会分层是现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现象, 社会分层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持续几十年, 在当代中国社会剧烈分化的背景下也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同时也是中国百姓关注的热门话题。“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的任务是描述不平等的轮廓和分布, 解释在现代平等主义或反分层化 (antistratification) 价值观存在的条件下, 为什么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有关社会分层的著作和论文显著增多。就能够检索到的相关著作和论文统计, 大约2/3的论文和几乎所有的著作, 都发表于90年代以来, 绝大多数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实证研究也发表在这一期间。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分层理论发展的所有方面, 国际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的不同理论观点和模式, 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都有所表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 教育系统逐渐构成了一种身份赋予和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近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性别差距和民族差距等问题最突出的领域, 其中许多研究都注重从教育领域进行分析。总体来看, 我国近年来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 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特点。

一、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分别进行分析的较多, 将两者作为有机的整体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较少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在整个对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过程中, 存在着两条明显的线索, 即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沿着不同的线索展开研究, 这是一个共同的趋势。时至今日, 这种趋势仍然明显地存在于中国的研究者中。其中, 不同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并不一致。

不少研究专门从两个方面就两种关系进行了探讨, 其中有的研究从整体上进行宏观的梳理, 有的则选择了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专门的关注。郑若玲从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互动的角度, 探讨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2];廖益分别分析了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影响, 两者各自的主要表现方面[3];张衡、王芸兰区分了公平和不公平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以及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三个环节的影响[4];王晓燕、姜晓平探讨了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分析了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影响[5]。

从研究的状况看, 相比而言, 更多的研究者偏向于研究教育对社会分层的作用, 研究者都意识到了教育对社会分层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但关于这种作用的性质及相应的策略的认识则有差异。如杨凤英、袁刚分析了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原因和条件[6];李莉分别分析了教育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抑制作用和促进作用[7];杨翠蓉等人分析了高校如何催化社会阶层的分化, 促进社会阶层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8]。

总体来看, 大多数研究都把两个方向的存在作为研究的基础, 区别只是在于不同的研究者的选择各不相同。但问题在于, 教育与社会分层并不是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系统, 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彼此依存, 不可分离。诚如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在分析学业分类体系时所指出的, “事实上, 正是通过这个分类体系, 学业分类活动建立了行动者的社会属性和学业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 而学业位置本身又根据教学、教学机构、学科或专业的等级而等级化了;对于教师而言, 学业位置的等级化则是根据学校的级别和学校所在的地点来划分的。处于等级化了的学业位置上的行动者的序列反过来又构成了将继承所得的资本转化为学业资本的主要机制之一。”[9]63也就是说, 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两者的作用是相互的, 也可以说是混为一体的。人为地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方向, 只会导致割裂它们彼此之间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 造成研究的机械片面。

有的研究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从而避开两者的相互作用, 而把重点放在彼此的“对应关系”上, 如陶能祥通过对社会分层及教育分流的分析, 发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即: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主要流入社会上层和中上层, 初中、小学文化程度者主要流入社会下层或中下层, 高中 (含中专、技校、职高) 教育程度者主要流入中层或中下层。这表明个体在分流中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才能流入理想的社会阶层, 要形成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 必须大力发展中等教育, 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虽然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 但其研究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10]。

二、在研究理路上大多分为以理论思辩为主和以实证研究为主两类, 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

近年来, 社会分层理论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也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 到目前为止, 我国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还未深入展开, 特别是缺乏大规模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最近几年, 有一些研究者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以理论思辩为主和以实证研究为主, 这是两种最基本的研究理路, 在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上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 不乏精辟的分析, 以对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研究为例, 如周作宇关于“社会分层是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11];李颖对克拉克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和潘懋元教授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相关章节的比较[12];钱民辉对教育“有条件地”使人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分析[13], 都有独到见解。

不少理论研究注意到结合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但这种结合往往是将调查的结果直接引用过来, 作为立论的依据, 至于理论与数据之间有多少关联, 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它们的地域性、实效性能否匹配, 等等这些问题则考虑较少。例如21世纪初张玉林、刘保军在研究文化程度、经济收入与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关度的时候, 为了说明“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结论, 引用的调查资料来自吴德刚在90年代初对西安地区11所高校的1981名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状况的调查[14]265。

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注重通过实证调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通过对调查统计的最终结果的分析揭示问题;但是, 这种分析往往也是停留在对结果的关注上, 对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和过程 (尤其是过程) 分析较少, 这可能与目前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研究中缺乏理论支持、难以进行深入思考有关。例如在从职业着手进行的研究中, 张智敏、唐昌海通过对湖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及相关资料的实证分析, 认为教育水平对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层有明显的影响, 他们的调查得出了若干重要数据, 也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 但由于缺乏理论支持和指导, 还是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在提出对策时显得比较空泛[15];陈爱平、安和平以贵州省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 分析了从业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对职业分层的影响, 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但遗憾的是, 这些结论多为调查结果的统计, 缺少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16];谢怡通过实例研究, 分析了大学生父母所属阶层、个人所学专业、生源地等变量对大学生就业分层的影响, 并剖析了产生大学生就业分层现象的客观必然性, 作者在研究中谈及美国社会学家库利 (Cooley) 的“家庭是自我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的观点, 但却未能利用这一观点就调查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17]。

目前在研究中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较好结合并深入研究从而取得一定成果的, 是杨东平、袁振国和刘精明等人。杨东平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课题“高等教育的教育公平理论研究”, 对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理论梳理, 并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调查[18];袁振国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 认为教育差距的存在和持续拉大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严峻现实, 这种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阶层、类别四个方面[14];刘精明将社会分层、流动与教育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 集中探讨了国家和社会阶层对教育平等、教育选择的影响方式, 并结合实证研究资料进一步进行了分析[19]。这些研究在全面性、系统性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三、大部分研究分别从地区、阶层、职业等多个不同角度着眼, 专门从文化视角着眼并充分认识到文化资本在教育系统中的特殊作用的研究较少

教育系统是文化资本的主要生产场地, 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场域发挥其作用。诚如布尔迪厄所言, “在同一个经济空间同时并存着两种财产移转方式, 一种是通过继承权由家族完全控制的移转, 是‘家族老板们’的行为;另一种基本上完全是由学校 (和国家) 确保和控制的某种终身权力的移转, 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学业称号基础之上的, 它与产权证或贵族封号不同, 是不能够通过继承移转的。”[9]这种独特的力量来源于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 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20]。对于那些渴望向上层流动的弱势阶层而言, 文化资本起到了社会炼金术的作用, 这是一种双重性的神奇作用:一方面, 它为那些因找不到通往成功的大门而苦闷彷徨之中的人们开启了一扇窗, 给他们一线希望;另一方面, 它又凭借“与生俱来”的无形的制约力量, 告诉那些想入非非的人们, 在憧憬美妙前景的同时, 不应觊觎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上述原理十分重要, 但在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专门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就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不多, 主要有:余秀兰对学生的看图写话作文的分析[21];银莲对不同家庭学生的成长差异的解释[22];盛冰从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现代学校制度变革的关注[23];郭丛斌、闵维方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的分析[24];高虹远对文化资本在私营企业主自我定位和其子代谋求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影响的分析[25];王艳霞对家庭文化资源、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分析[26]。

上面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比较有特色, 选样和视角都比较新颖独到, 但诸如此类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研究则是依据地区、阶层或者职业等“常用”指标分析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例如在对学生内在的能力和学业成就的研究方面, 孙中欣研究了学业失败问题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该研究从经济角度入手, 在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文化资本的作用, 但可惜的是, 并未能就两种资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方式进行更深的研究。关于这一点, 孙中欣本人在“结论的局限分析”中也意识到了[27];张胤、唐晓娟对南京某重点中学进行了个案调查, 突出的是“阶层”[28];张朝等研究了父母文化水平及职业对3-9月龄婴儿早期能力发展的影响, 突出的是“职业”[29];魏心等人从多个角度对高中生学业成绩及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中, 分别分析了8种因素的作用, 但并未谈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更没有综合分析[30]。

实际上,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文化视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势。文化社会学本身的一些转向也随潮而至, 并且这些转向都不约而同与社会分层世界结缘。有很多作品问世, 而很多作品都落脚在分层领域。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布尔迪厄的《区隔》, 甘斯的《趣味文化》, 1970年代伯明翰中心相继出版的《工人阶级文化》、《学习劳动》、《仪式反抗》, 以及1990年代雷梦特的《货币、伦理和风格》、《文化差别》等等, 都既是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奠基或者发展之作, 又分别是直接涉及分层研究的力作。这些研究对以往惯用“社会结构分析”进行解释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流动三大传统社会学主题, 输注了属于文化视域的不同声音。

时至今日, 人们大都承认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它们各自的作用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这些作用究竟是如何发挥的, 人们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具体到文化资本上, 人们常常追问的是文化资本在缩小阶层之间的差距, 实现个人从低往高的阶层流动过程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化资本到底是一座桥梁, 还是一道屏障? (1)

四、许多研究重视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外在环节, 但对作用于受教育者个体身上的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如果把目光聚焦于教育系统上, 就会发现, 从学生进入教育这一系统, 直到从它里面走出而步入社会, 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影响互为因果, 互相强化, 它们是合二而一的, 或者说是不分彼此的。整个过程可以从学校教育的开端、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来看。———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所说的“教育”, 是需要界定的。可以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整个正规教育体系, 也可以专门指学校教育;小学教育的出口往往是中学教育的入口, 大学教育的入口往往也就是高中教育的出口。但不管怎么界定, 教育是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 这却是毋庸置疑的。已有的研究中,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 涉及了上述三个环节;但是, 在揭示调查结果时, 能根据深入探究这些环节的具体发生机制的研究则不多见。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重视的是教育系统的整个过程或者某一个环节———从实际研究成果看, 后者更多, 往往忽视了个人在其中的变化和作用。

以实证研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入学机会问题为例。余小波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的实证研究[31];乐国林通过对天津市市属重点中学、示范校的问卷调查[32];王香丽对广东一所部属重点大学、4所省属本科大学、3所公办高职院校和两所民办高职院校20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33];王伟宜、顾自安对部分省份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问卷调查[34];杨东平对10个城市40所普通高中学生的问卷调查[35];谢作栩、王伟宜对我国部分省市区高校在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的调查[36];陈友华、方长春对“南京市社会分层与教育分流”调查资料的分析[37];伊继等人对云南23所高校的2106名学生的访谈[38], 等等, 分别从家庭经济收入差异、家长文化程度差异、家长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诸多角度, 就学生的高考填报志愿的选择和决策过程、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专业入读、对特定科类的偏好指数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有的研究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总的来看, 这些研究涉及教育的诸多领域, 且许多研究者均注意到从实证调查中寻找材料,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往往因为调查的规模和内容设计方面的问题, 导致具体的分析中出现重结果轻过程的共同的弊端。这些调查在发现问题方面做出了明显的成果, 但在寻找原因上———进一步说是在从个体角度进一步深究原因上———却还有待深入。

在另一方面, 也有研究者从理论上就入学机会问题上体现的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进行了分析, 如秦行音[39]、张红[40]。但是, 诚如有研究者指出的, 一味地凭借想象力或理论阅读来完善考察视野的勾勒, 并不能将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描述出来, 而必须先走入中国教育, 先将中国教育时空中的人物、事件描述出来, 才有可能获得对中国教育的理解。[41]实际上, 有的研究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有意采取了不同于上述研究的方法, 尝试采用具体分析个案的方法, 如张杨波通过对17个农村贫困大学生的个案研究。但总体看来, 他的个案分析对影响因素在17个农村贫困大学生身上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还是显得比较薄弱, 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研究深度[42]。

“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 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 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 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叔本华语) 今天中国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存在着一个共性的问题, 套用叔本华的话来说, 就是偏重于“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 而相对忽视“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实际上, 我们不仅要研究某一范围内的对象呈现给研究者的总体“路径”, 更要研究不同的研究对象作为独特个体在教育过程中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悟。这需要研究者“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所进行的加工、提炼甚至替代, 只有如此, 才能揭示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方式, 否则, 我们就永远只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 而不能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这不仅对研究者自身而言是一种遗憾, 对被研究者而言也是一种不公, 最终也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摘要：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学界和民间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热门话题。从整个研究情况看, 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特点:在教育与社会分层相互影响上, 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分别进行分析的多, 将两者作为有机的整体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较少;在研究理路上大多分为以理论思辩为主和以实证研究为主两类, 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分别从地区、阶层、职业等多个不同角度着眼, 专门从文化视角着眼并充分认识到文化资本在教育系统中的特殊作用的研究较少;许多研究重视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外在环节, 但对作用于受教育者个体身上的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关键词：教育,社会分层,研究特点,述评

浅谈新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层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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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中国；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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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深入，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意识逐渐加强。这种社会区分是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直接反映，它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人们对国家政治制度以及各种政策合法性的认同。

一、中国社会的几大分层

2001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1］（P.169）所以，在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已经变成如何协调、解决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传统。那么，只有清晰地了解我国社会分层的具体现象，才能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十大社会阶层划分：2002年12月由陆学艺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⑵经理人员阶层；⑶私营企业主阶层；⑷专业技术人员；⑸办事人员阶层；⑹个体工商户阶层；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⑻产业工人阶层；⑼农业劳动者阶层；⑽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P.3-8)

区域经济发展分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會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1990—2006年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仅在绝对值上而且在相对差距上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东部包括沿海的1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经济最发达；中部9个省区，人均GDP比东部地区低将近一半；西部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GDP更低。2006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达到16 380.39元，西部地区只达到其63%的水平，东西部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这种差距也给地区间的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

城乡社会分层：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化特征十分明显，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是这种二元结构的具体表现。改革开放以后，一定形式的制度变迁对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冲击和解体，启动了社会结构分化。由于城市发展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与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东部地区农村发展速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三大地带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距同样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

二、中国社会分层的政治原因分析

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社会的分层化现象无疑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其中贫富分化差距上升，财富集中化程度高，弱势群体与社会脱节等，这些都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主要以政治学的角度从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政策的转变来分析问题，才能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提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决策。

（一）社会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全部重工业和轻工业，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二）中国区域经济的理论发展与战略转变

1.计划经济体制下服务于国防安全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1949—1978）。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张纠正解放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最重要的区域发展指导方针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沿海和内地的论述以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的“三线”战略：为了平衡工业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三线”建设是“十年动乱”期间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争危险严重性的考虑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一次大转移。所以，平衡工业布局的基本思路贯穿整个计划经济时期。

这一时期，中央动员了规模较大的投资集中投入西部，初步建立了近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和生产体系，在解决中西部绝对贫困和初步实施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改变了旧中国遗留的70％以上工业工业和交通设施偏集沿海一隅的状况。

2.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区域倾斜发展战略（1979—1992）。邓小平为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构想，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发展的“一个大政策”。他认为传统计划经济和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成为中国经济与政治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平衡”，甚至是“平均”的地区发展战略也显示出对国民经济的“瓶颈”性制约作用。所以，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374)，这成为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

到1984年初，中央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这一期间，中西部投资大幅减少，东部沿海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七五”计划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客观上存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差异，所以要把东部沿海的发展同中西部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这一期间，由于国家对东部的政策倾斜，各地区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率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3.落后地区扶持的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992年至今）。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步突出，地区发展差距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央开始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初步尝试：1992—2000年，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采取有力措施，逐步改变目前地区分割、市场封锁、追求自成体系的不合理现象”。“八五计划”的提出，正确处理了发挥地区优势与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利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2）落后地区扶持理论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九五计划”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建设项目。作为全国性基地的中西部资源开发项目，国家实行投资倾斜。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三、正确处理社会分层，改善经济差距的措施

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下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表明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不再以推动经济增长，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主要目的，而是转向维持经济增长，促进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协调发展，实现全社会的普遍受益。因此，党和政府在实现社会公平和平衡阶层之间的经济收入、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等方面的职责将日益突出。随着我国中间阶层的逐渐崛起，更应该处理好它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冲突，努力扩大中间阶层的队伍，维护社会的稳定。

﹙一﹚党和政府要将公平与正义作为社会分配的指导原则

1.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为每一个进入社会经济生产体系的个人和团体提供平等的机会起点。即中央政府避免因为政府政策原因出现任何起点的不平等在公共政策和区域经济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应当在政策环境和市场机会上保证所有进入者的平等，确保生产领域内的效率原则。

2.当出现因为区位差异、经济差异、社会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区域间和民众间的竞争能力差异，致使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收入水平上出现巨大差距时，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竞争能力和扩大竞争机会。

3.在社会收入分配的协调过程中，政府不能因为对平等的追求影响经济发展的自由原则，即政府在社会收入分配环节中应坚持对二次分配的调节以实现最终公平，即政府在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政策扶持上，以弥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引发的区域生活水平和就业机會差异。

（二）党和政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公平与正义的财政保障

1.通过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又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逐步摆脱因区域差异而引发的公民所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差异，特别是使困难群众和困难地区尽快享受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既是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衡量政府绩效的新理念、新导向，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

2.应当看到，均等化并不是平均化，而是中央政府必须有重点、有倾斜地给予经济不发达地区财政支持，以避免出现因为地区间财政水平差异导致的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因为这同样也是一种不平等。

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也要求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政府评价体系进行重新审视。

（三）党和政府完善我国的民主建设，这是公平与正义的制度构建

1.通过公民参与的不断强化，将政府行政行为的向上负责转为向下负责，实现社会改革的政府责任向公民共识转变。

2.通过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构建，将区域经济战略的中央责任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协同行动。

3.通过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将改革中的随意性和官员主导性变为政治制度责任的明确行为和政府体制的理性施政。

（四）党和政府要强化法律的构建，这是公平与正义的秩序要求

1.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立法，使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目标、途径、方式等内容法律化，消除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避免出现政府行政行为的随意调整和政策目标的无序变动。

2.通过社会收入分配的法治构建，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原则，将中央政府责任的公平正义原则法治化。

3.通过法律监控体系功能的不断强化，消除改革中行政权大于司法权的现象，避免出现改革中的司法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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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陆学艺.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 篇3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成员在具体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结构, 它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状态。社会的静态结构通过社会分层来反映, 动态结构则通过社会流动来反映。可以说,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流动本身即意味着有一个不平等的阶梯存在, 而这不平等的阶梯即是社会分层的具体体现。社会分层 (social stratification) 是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概念, 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 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或层次。“分层”最初是一个地质学概念, 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由于社会存在着与地质构造相似的高低不平现象, 社会学家便借用了这一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社会分层理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必须依据三维标准:经济标准 (即财富, wealth) 、社会标准 (即身份地位, status) 和政治标准 (即权力, power) 。其中, 经济标准是指社会成员用其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能力, 其中包括使自己受到良好教育以获得较好经济地位的能力。社会标准是指个人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得到的声誉和尊敬, 政治标准是指支配他人的能力或者强行贯彻自己意志的程度或可能性。上述三条标准, 实际上分别就是“利”、“名”、“权”。它们之间有时是相互联系、甚至相互重叠的, 但彼此并不能完全等同或相互替代, 而且各自可以独立地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的尺度。财富的差别产生阶级或阶层, 地位的差别产生身份群体, 权力的差别产生政党。这种由财富、地位和权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便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核心之所在。根据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 社会分层对于满足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的要求是必须的。只有让那些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和竞争力的人去承担那些最重要的工作或职位, 社会系统才能保持平衡和协调, 才能实现正常运转。[1]

在现代中国, 建国五十多年来, 社会分层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 社会分层采取的是“身份制”制度体系, 该制度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作为“社会屏蔽”的基本指标, 对社会群体进行区分。这些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由于多与“先赋因素”有关, 缺少公平竞争的机会, 束缚了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改革开放后, 身份制开始出现解体迹象。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 所发挥的社会屏蔽和筛选功能越来越突出。[2]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中国视角

我在维普咨讯网里以社会分层和教育进行关键词检索, 所得文献共114篇。文献公开发表的时间和数量具体如下:2008年29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高) 、2007年29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高) 、2006年21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低) 、2005年16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低) 、2004年8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低) 、2003年8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低) 。无论从论文发表数量上还是期刊影响因子不断提高的事实基础上来看, 目前我国学者正日益重视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郑杭生、李强、张人杰等多位学者都对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 他们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和改革的关键期, 对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就2009年高考报考人的下降问题, 有学者认为是新读书无用论在我国教育领域的蔓延, 同时提出了对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来说教育是否还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的疑问。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对于此类问题的观点:对广大普通家庭子女来说, 高考作为一个可控的自致性因素, 几乎成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上向流动的一座最为公平合理的“独木桥”, 而教育机会的公平竞争恰恰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我认为对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来说教育还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 而读书无用论的蔓延或许是我国教育领域不对称因素导致社会流动通道缩小的体现?或者是目前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出现了多样性?如果有更经济、更有效的向上流动的途径, 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自愿放弃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的行为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正像华东师大曹晶所说的那样:目前我国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失衡是转型期农村教育的主要危机, 直接引起了农村教育中新读书无用论的兴起[3];那我们就应该解放思想, 为逐步消除教育领域不对称的因素, 着紧努力, 以建和谐教育。同时我们应该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萧今教授的警示:教育具有两重性, 既是促进人向上流动, 同时也有社会分层和阻碍向上流动的作用, 以防止出现社会流动通道的闭塞。[4]

一个非典型的视角:三个农村义务兵

我选择三个能代表典型普通家庭子女的义务兵作为我访谈的对象, 同时他们也是历经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时代的变迁的见证人, 通过分析、对比对他们的访谈记录以探寻导致这三位列兵流动与否的因素, 以最终证明对广大普通家庭子女来说教育是否还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这三位光荣的列兵, 都是农村户口的义务兵, 且是来自同一个村, 在同一个部队服役过, 且服役之前所占有的资源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是改革前后的两代兵。

军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等级清晰;军队与地方通过转业可以很好的对接。因此国内普通家庭子女在高考失利的情况下很多都将服兵役视为现实向上流动的第二次选择。而刘海峰认为高考就是为社会分层而设, 我个人认为服兵役以获取军衔的提升也是军队里社会分层显现的机制。[5]

对三个义务兵的访谈分析

从访谈中, 我们可以获取以下信息:义务兵B和C是来自同一个村在同一个部队同一个连队服役, 服役五年之后他俩回到自己的乡村, 两年之后C考上了大学, 从此离开山村, 开始了城市的生活。在他们退役三十年之后, 义务兵D抱着入伍考军校的目的, 踏进了军营。在服役期间, 参加了军校选拔考试, 由于考试不第, 他选择了退伍。退伍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基于自身的条件和经济基础, 他再次做出了努力学习技术的决定, 期望以此实现向上流动的理想。我根据社会分层的机制的因素和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标准作为分类标准, 将相关信息登录。

三个义务兵的传说演绎着什么?

通过访谈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当今中国, 社会分层的先赋性因素明显越来越少了, 社会分层的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越来越大。正是这一点给访谈中的义务兵D带来希望, 使他还能拥有一份“慢慢来的”心态。义务兵B和C是同一时代的人, 而义务兵D是是改革三十年之后的新一代人。正是三十年的改革消除了许多社会分层的先赋性因素, 使得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凸现出来。而只有在社会结构合理和社会流动有序的社会里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分层的作用才会明显。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有公平可言。

社会分层的自致性因素中包含了许多因素:“许三多”式的个人品质 (不抛弃、不放弃、不抱怨) 、教育、职业技能、创业等。进一步分析我们可知教育对于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来说还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较经济较有效的途径。

由于目前我国出现本科生和硕士生就业难的情况, 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开始选择放弃教育——这一社会分层的自致因素。我个人认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或许是像义务兵B认为的那样“太难了”, 成功机率小, 感觉教育的竞争太激烈了;或许像义务兵D面对的那样“可以学技术或者自己创业”,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也就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具有了多样性。我个人认为在近五年本科生硕士生就业不容乐观、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具有了多样性的情况下, 教育界人士应该引导我们这个民族认清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是有限的, 应该帮助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理解教育的本质, 同时将有志青年、有质青年、有技青年和有资青年即“有家底”的青年引导到创业——这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另一途径上来, 而不一定非得劝诫每一个人都得死抱书本。

参考文献

[1][2]郑若玲, 科举、高考与社会关系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曹晶.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失衡:转型期农村教育的主要危机.《教育科学》[J]2007, 第23卷.第1期, P1-P4.

[4]萧今, 社会分层与弱势群体的继续教育《,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J].2007第3期, P63-P76.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 篇4

(一) 中间阶层薄弱

目前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 中间阶层人数太少, 力量薄弱。这完全有可能产生两级社会, 即一段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盟, 形成总体性的精英阶层, 垄断了过多的社会资源, 抑制了中间阶层的发展。另一端是以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为主的社会弱势群体阶层。两级社会由于过大的社会差异容易产生社会矛盾, 导致社会冲突进而导致社会冲突的断裂。

(二) 贫富差距过大

贫富差距突出表现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 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 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 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 但是, 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 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 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但是另一方面, 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 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的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 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

(三) 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

有关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达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值。其中一个指标是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 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改革开放前, 这个指标高的时候达到2.9倍, 初期农村改革充当先锋, 倍数曾有下降, 随着市场化改革在城市的推进, 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 城乡消费差距比例不断攀升, 到新世纪初, 已经超过了3.8倍。另一个指标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有数字表明, 2001年城镇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 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 城市均为农村的2.9倍。改革以来, 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变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换问题。但我国近20年来, 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 而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滞留于农村的巨大的农民群体。这部分社会群体与市民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强化了其的被剥削感和被压迫感, 对社会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构成形成威胁, 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四) 官员贪污腐化

在人民日报调查的损害干群关系的主要因素中, 贪污腐化现象占到高达84%的比例。每年因为贪污而落水的党政干部多达上万人, 贪污腐化问题在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占到很高的比例, 是社会成员对社会现象不满的集中点。

(五) 转型期心理适应问题

我国处于分层结构转变的初期阶段, 这一段通常是“阵痛期”, 即社会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的“高风险”时期。很多人难以适应这一时期的阶段性性问题, 对国家积怨很深, 甚至有部分观点说我们是到了历史上最坏的时代。很明显的就是, 这一时期群体性冲突事件增多, 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多是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与积怨。此外网上的不和谐声音也在日趋增多。这都反映出当前转型期和多社会成员在心理上还未适应这一改变。

二、完善当今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的意见

新的社会分层的出现, 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是为了更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要求。虽然现阶段社会冲突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改革阵痛是必然的, 要冷静面对现在的社会问题, 对社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方法来应对。解决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 保持经济的发展

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 虽然目前我国GDP总量排名前列, 但人均消费水平依然远远落后, 为了进一步深化社会改革, 就一定要保持住经济增长的势头, 稳定经济发展, 打好基础。

(二) 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目前我国政治体制不合理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权力分配不合理:党和政府权力过大, 司法权力薄弱和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制约不到位。我们应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构建阳光型政府, 完善制约监督机制, 坚持依法治国, 构建法制化国家。同时严厉打击党政内贪污腐化现象, 创造公正合理的政治环境。

(三) 构建服务型政府

我国的市场化转轨不是由经济关系的发展而自发形成的, 而是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创造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权利阶层可能有双重身份——即使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 又是自身特殊利益的获得者, 这很可能导致财富和利益的相互交易, 是政府的地位产生错位。政府应该明确其职责范围, 保持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四)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 促进社会流动的关键性因素。所以教育的发展是壮大中间阶层的关键性因素, 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 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其次良好的国民素质有利于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进一步推动社会改革做准备。

(五)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在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变革迅速的当今时代,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形成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配套社会制度,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

摘要：本文阐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的状况, 对阶层分化的原因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分层结构, 缓和社会矛盾发表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当今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意见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07月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 篇5

企业成长, 无论对于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来说, 都是极为重要的现象。与其他许多社会经济现象一样, 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科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企业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组件, 体现为一个生产函数, 企业内部的一切复杂安排均被抽象为“黑箱”, 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企业成长在内的企业的一切特征均由外部决定。

众所周知,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打开了“企业的黑箱”, 在科斯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中, 企业的成长主要体现为企业边界的变化。诚然, 上述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具有合理性, 它们回答了为什么有的社会制度、机制、政策促进创新与中小企业成长, 而另外的社会机制则阻碍企业创新、成长。但上述理论在理解企业成长问题上的最大困难是不能说明“此企业非彼企业”, 即为什么在同样的市场经济机制下, 有的企业成长了、成功了, 而另一部分企业失败了的现象。彭罗斯被公认为是企业内部成长理论的开创者。彭罗斯认为, 企业使用自己拥有的资源所产生的服务是企业成长的原动力, 企业成长并非由市场的均衡力量所决定, 而是由每个企业自身的独特力量 (即由使用资源所产生的服务与能力) 所推动。

尽管彭罗斯关于企业成长的理论主体是企业资源观, 但其中的“管理服务”等概念已经涉及到企业核心能力等概念。一般认为,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是企业成长能力观的代表, 他们认为, 企业核心能力的积累才是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原动力。企业的核心能力包括: (1) 企业中不同生产技巧的协调; (2) 企业不同技术的整合; (3) 组织中价值观的传递。通过学习和核心能力的积累, 企业就可能尽早发现产品和市场机会, 因而, 企业成长与企业的核心能力是紧密相关的。然而, 企业如何积累“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的积累是一个线性过程吗?

“能力陷阱”是LEVITT和MARCH在198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能力陷阱概念直指这样一个事实, 即核心能力并总是线性积累的, 核心能力积累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曲线, 甚至会进入一个凹陷。以此前ARGYRIS提出的组织学习的视角来看, 能力陷阱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的困境”, MARCH一针见血地指出, “学习并不能总是产生明智的行为, 相同的过程可能产生经验智慧, 也可以造成迷信的学习、能力陷阱和不正确的推理。”在实际的企业管理实践中, 企业可能陷入成熟性陷阱, 在这类陷阱中, 组织过于重视产出的可靠性与可预测性, 而对潜在商业机会探索不足;企业也可能陷入熟悉性陷阱, 在这类陷阱中, 组织过于强调现有能力的应用和改善, 而忽略了对新知识来源的探索, 限制了组织认知结构的更新;企业还可能陷入临近性陷阱, 组织只专注于与原有专长接近领域的发展, 对产业整体的技术变迁缺乏宏观的理解。

二、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陷阱”

显然, 国家也属于一种组织类型, 因此, 国家的发展当然也可能陷入“能力陷阱”。在国家的发展中, 2006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 2010年, 进一步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阐述为:“几十年来, 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 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适中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中, 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学术界就如何走出陷阱问题, 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传统基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模型认为, 工业革命是能够自动完成的, 该类研究从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变迁角度提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化是一个自然并且必然的历史演化过程, 然而现实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对这类模型提出了严重质疑。在此之后, 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转而从内外部因素的差别中寻找为什么有的国家走出了陷阱, 而有的国家一直没有走出陷阱的原因。一是自然演化的技术变革模型, 以Galor&Weil (2000) , Stokey (2001) 等为代表, 强调了技术变革在经济转换中的作用;二是外部因素作用的人力资本模型, 以Goodfriend&Mc Dermott (1998) , Kejak (2003) , Lucas (2000) , Strulik (2001) 为代表, 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学习效应是促使经济转换的关键, 而人力资本积累并非自然实现, 它与人口变动相关;三是外部因素作用的技术变革模型, 以Jones (1999) , Tamura (2002) 为代表, 强调制度演化导致的技术变迁在经济转换中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 以能力陷阱的概念来考察国家发展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实际上这种发展上的停滞其本质不是在“收入”上的停滞, 而是在发展能力上的停滞, “收入”只是其表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几乎所有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不是用自然演化就是用外部因素, 而无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在主流经济学中只是表现为一个被动的函数, 因此, 走出陷阱的方法就必须依赖于文化、制度、传统这些环境变量, 这些环境变量不是外部给定的, 就是在漫长的博弈演化中生成的。与主流经济学历来强调“看不见的手”不同, 而管理学历来强调管理者的个人主观能动性这只“看得见的手”。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 “中等收入陷阱”乃是管理上的陷阱, 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共同学习, 从而达到组织能力的提升, 只有在能力上超越了前期僵化模式的限制, 才有可能走出“中等收入水平”的“能力陷阱”。

从东亚国家发展的事实来看, 基于管理学的国家发展理论可能更有解释力。在被誉为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典范的“东亚奇迹”中, 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用了7年, 新加坡用了8年, 韩国用了11年。东亚奇迹发生的几个国家也许在文化传统上有相似之处, 但并非是文化传统单独作用的结果;东亚奇迹也许表明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 但并非是市场经济体制单独作用的结果。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那样, 东亚成功的秘密并非在于教条式的自由放任政策, 因为事实上政府介入了某些计划并进行了干预。实际上, 在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与完全的指令式计划经济之间, 至少存在两种混合的模式, 即亚洲管理市场的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鉴于此, 东亚奇迹中很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政府在管理的成功。东亚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 管理尤其是政府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管理能力的提升。

三、“能力陷阱”的突破———基于组织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

实际上, 在LEVITT和MARCH提出能力陷阱之前, AR-GYRIS和SCHON1978年就提出了组织学习的概念, 并在更早的《个性与组织》这一经典著作中提出了成熟的个性与正式组织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指出组织发展和企业成长可能遇到的障碍。1990年, ARGYRIS将员工个性与组织学习之间的矛盾推广到整个组织对于组织学习的抵抗, ARGYRIS称之为“组织防卫”。以“组织防卫”这一概念来看, 能力陷阱并不意味着“组织不学习”, 它代表“组织有可能进行着错误的学习”, 从而陷入能力陷阱。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 作为一个组织而言, 都有可能由于组织防卫的存在, 而进行着错误的学习, 从而陷入能力陷阱。这是因为, 在能力陷阱的情境中, 成功的经验会导致组织坚持熟悉的思考和行动模式, 尽管已经时过境迁, 彼时带来成功的行为, 到了此时未必还能带来成功。然而, 因为被以前的成功及其经验的所诱导, 组织可能会坚持熟悉的行为模式而拒绝新的尝试, 这就是组织防卫的来源。由于组织防卫的存在, 即使组织表面上不断处理着组织面临的新问题, 但这并不构成有效的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改变组织的结构, 就很难避免组织防卫的存在, 换言之, 在能力陷阱的状态下, 组织应改变其结构, 才能走出能力陷阱。对于社会组织而言, 分层与流动已经是一种成熟的理论, 而对于企业组织而言, 笔者最早提出了企业组织社会分层的概念。以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视角来看, 必须打破原有组织的分层流动规则, 帮助新的组织成员流动到有影响力的高一级分层中, 这样才有可能更新组织的权力结构或构成, 打破组织惯性, 消除组织防卫, 促使组织走出能力陷阱。

参考文献

[1]LEVITT B., MARCH J.Organizational Learning[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8, (14) :319-340.

[2]AHUJA G., LAMPERT C M.Entrepreneurship in the large corporation:a longitudinal study of how established firms create breakthroughinvention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3) :563-585.

[3]阿吉里斯C., 舍恩D A.组织学习II[M].姜文波,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4]彭罗斯E.企业成长理论[M].赵晓, 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