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2024-07-26

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精选8篇）

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篇1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摘要：农村土地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行业效率,也关系到中国农村的政治稳定。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客观要求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土地用途改变、有效需求不足、流转期过长等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要依法依规办事、积极开拓市场及加大金融扶持等，以确保农村

【1】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城乡统筹发展

规模经营

引言：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2】集体土地流转是当前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一次创新，涉及到土地资源的整合，涉及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农用地结构的调整。其包括农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两个方面。土地管理工作最大问题是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发展对用地的需求，又能保护耕地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土地综合整治，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土地从粗放、低效利用向集约、高效利用的转变，释放建设用地空间，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实现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统一发展，是解决土地管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同时可以促推新农村建设，拉动经济增长。

一、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土地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中政府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政策,以保护中国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控制乱占和滥用土地。农村住房建设过度占用耕地也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而自然村目前仅有少数人居住,严重“空心化”。同时，目前农民上访和投诉中涉及到的土地案件已经占到全部上访和投诉数量的首位。据估计,全国失地农民数量达到3000万以上。【3】从近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和国农民人均土地面积这两方面判断,3000万失地农民的数量估计并不为过。少数农民因为得不到合法的土征用补充费用,与村集体的干部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成为常年上访户。还有的地方农民集体与征地单位或地方政府对抗,造成严重的地方社会治安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使所有权在国家与集体、农户之间发生分割土地承包法实际上显示了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但却没有明确地合理地界定它们之间的权利边界。深入想,这种界定是不可能的。土地承包法的本意是要克服传统集体所有制的弊端,但又想继续维持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不免在逻辑上漏洞昭然,在实践中弊端丛生。

二、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农地制度的改革路径农地国有化主张退出权”方案设计。建立混合所有制的主张。.改革建议假设中央政府采用下述农地制度改革的方案:1)农村耕地承包权独立化、长期化、商品化。(二)农地征用制度改革1.现行制度的不合理性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只是农业用地的所有权转移,地价作为年收益的6至10倍是合理的2.农地征用改革方案第一,把现在村集体的土地出让权力和收益享有权利完全拿掉第二,在商业性的耕地占用中,用一个新的税种替代耕地占用补偿金的征收,并由国税部门负责征收。第三,土地交易的行政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中央政府已经考虑实行这个制度。土地监管部门负责认证土地交易价格的评估机构的执业资格。第四,由土地法庭作为土地交易纠纷尤其是交易价格纠纷的最后裁决机构。第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土地(或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条例,规范土地的商业性交易和公共部门的征用行为。第六,在目前城市公有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延长土地使用者的使用年限到100年,待条件成熟以后,可以进一步深化所有权改革。3.尝试建立“国家失地农民账户”和“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三、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及对策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客观要求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土地用途改变、有效需求不足、流转期过长等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要依法依规办事、积极开拓市场及加大金融扶持等，以确保农村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

（一）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分析1．土地流转后改变农业用途。新路村的土地流转后，一般用作为建设木材市场、建材市场，还有建楼房以用于出租。土地流转后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导致土地质量下降，缺乏耕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4】识。2．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不足。在调查中发现，各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各类合作社组织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农业产业化企业在土地的使用价格上让其退而止步。3．土地流转期限过长侵害农民的根本利益。土地经营权的长久不变是从根本上保证土地属性和农民利益，但是，一旦出现土地大规模的长期流转，就有可能产生圈占土地现象，将直接影响农民利益。4．土地流转后带来的社会压力土地流转，尤其是规模化经营导向的土地流转，必定会提升农业生产的集中度和机械化程度，从而无法避免地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消化农业人口的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5．土地流转过程中金融支持不足在目前农土地高度分散的土地格局下，小农经济很难积累起大量资本，因为高效农业的投入巨大，而回报周期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二）改进措施及政策建议．确保土地流转的可持续发展土地不但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是农民最大的利益所在，也是农村最大的稳定因素。因此，必须尊重农村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尊重土地流转的内在规律，尊重农民的意愿，从该地的实际条件出发，因地制宜，稳妥推进土地流转。2．积极开拓土地流转的市场需求首先，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权转让机制，允许农村土地在一定范围内流转，并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土地转让价格。3．合理确定土地流转周期从新路村土地流转的个例来说，一方面，专业大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验实体希望能将土地长期稳定下来，形成稳定的规模经营。4．做好土地流转后的后续工作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同时，只有农业劳动力实现了稳定、大规模的转移，才能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进程，促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5．加大对农村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力度①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支持土地流转。②出台对土地流转方面银行贷款配套政策。【5】参考文献：

【1】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100032)第44卷第4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

【2】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及对策

王慧青尹少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农林经济管理研究中心，湖南长沙 410004）

【3】农村土地流转状况调查与思考

黄延信

张海阳李伟毅刘强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11年第5期

【4】 <农村土地与农民的社会保障> 姜长云

国家计委产业发展研究所【5】<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与重建研究>

钱忠好经济学研究

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篇2

1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发展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经土改阶段、合作化阶段、人民公社阶段、家庭承包阶段这4次重大变革。

1.1 土改阶段(1949~1952年)

该阶段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土地农民私有制。建国前后,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利没收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土地所有权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建立起土地农民私有制。此举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1]。

1.2 合作化阶段(1953~1958年)

该阶段形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互助组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各地出现,它是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按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组成的临时性、季节性和经常性的生产组织形式。初级社时期,农村土地的产权在农民和初级社之间重新调整,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逐步收回。随后,国家又凭借政治力量和行政动员将互助组和初级社迅速改造合并为高级农业合作社,进入高级社时期。至此,原先的土地农民私有、农户个体经营模式过渡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1]。

1.3 人民公社阶段(1958~1984年)

该阶段是人民公社的形成与延续阶段。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会后短短1个多月内,全国农村除西藏自治区外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员自留地等全部收归公有。至此,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彻底宣告结束[2]。但是人民公社规模较大,而且存在着产权不明晰、平均分配、监督困难等问题,由此社员生产积极性并不高,导致了人民公社生产效率低下。

1.4 家庭承包经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该阶段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1)新型农村土地制度确立时期(1978~1999年)。一方面,农业生产责任制得以恢复和拓展,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也得以创立;另一方面,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第1轮“五个一号文件(1982~1986年)”的出台与实施也初步构建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土地制度框架[3]。

(2)立法规范承包土地制度、改革建设用地制度时期(2000年至今)。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实施正式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土地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第2轮“五个一号文件(2004~2008年)”的出台和实施将土地征用制度、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推向前台[3]。

2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

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不仅关系到我国改革建设的成败和农村政治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2.1 家庭承包经营下农村土地制度的绩效评价

农村家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益,从而推动了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也得以进一步提高;同时,生产效益的提高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并由此带动了农村市场,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4]。简言之,家庭承包制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强,对中国农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其实施的30年中绩效显著。在土地制度方面,土地家庭承包制使农民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单产迅速增加,并于1996年实现了粮食平衡有余,结束了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4]。

分析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下土地制度的绩效原因:家庭承包经营较人民公社而言强调了农民土地产权的回归与保护(集体土地私人经营:土地所有权回归;农民自主经营:经营权和分配权回归),使得农户由生活单位重塑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并促进了产业分工、加速了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5],有利于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

2.2 家庭承包经营下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分析

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做到了农民土地产权的回归与保护,在实施过程中成效显著,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一是产权仍不明晰,并未明确给出集体所有究竟指集体成员共有还是集体组织所有;由此造成了承包权错位,承包者承包自己的土地,而村委会等又往往会从利己的角度来进行管理。二是家庭承包经营下的土地制度导致土地规模较小,不利于规模经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增收、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三是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并不具有定价权,中国目前的土地流转市场缺少定价要素,而地方政府的征地补偿往往价格偏低;这样不仅侵害了农民权益,也不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资本流入。

3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

土地制度改革始终是中国整体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农村土地制度与国家改革建设的成败、农村政治的稳定、农民的物质生活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密切相关。

3.1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多方解读

关于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多年来围绕着土地制度公有、私有一直在进行着。目前社会上主要有2种论争意见[6]。一是温铁军、潘维、贺雪峰、李昌平等为代表人物认为土地是农民基本保障。主要观点是:保持集体对土地一定的控制权,以免私有买卖导致土地集中,使部分农民失地;保持一定集体用地可保障农村社区公共事业健康发展;在社保不完善时若土地大规模流转可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危及社会稳定;对资本持强烈警惕态度(如李昌平认为,拒绝资本,采用合作社经营模式)。二是以秦晖、党国英、吴敬琏、厉以宁等为代表人物认为不要替农民操不必要的心。主要观点是:基层政权侵犯农民权利,弱化集体对土地权的控制是解放农民的关键所在;资本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公平合理;所有权为完整物权,可抑制地方政府随意征地剥夺农民(秦晖等观点);“盘活农村土地资产”,“进行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效率”;加快农地买卖以扩大内需。

3.2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选择

结合前文对土改方向的多方解读,笔者认为确实没有必要替农民操不必要的心,而农村土地私有化是必然选择。

有学者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担心实现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民随意买卖最终导致失去土地,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旦土地成为农民私有财产,农民将更加珍惜现有土地资源,并注意保护和维持土地质量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可有效抑制土地闲置及浪费现象。

虽然地方政府在技术水平、信息掌握等方面强于普通农民,但是基层政权往往从利己角度不能做到时时将农民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基层政权侵犯农民权利的现象屡有发生。而农村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则可以避免基层政权对其土地权利进行侵犯。

拒绝资本不利于农村农业的发展,当农民具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以后,政府便不能够以偏低的补偿价格来征用土地,因为农民自身已经具有了土地的定价权。换句话说,此时市场决定土地价格,而不是由某政府或机关来决定。此时,资本进入也必须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农民自身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土地的交易买卖。

允许农村土地私有化有利于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当农地流转可以在正确合理的价格体制下运行时,农业生产者会结合自身的实际生产能力和对生产规模的需求来适度改变土地经营的规模,这样会使土地资源的配置更加具有“效率”。而且,这样做不必担心土地的兼并,一些国家在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实行土地私有、自由交易,在整个过程中所有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下降,都是在趋向于分散,而不是上升[7]。

盘活农地资产、增加农民财富,有利于拉动内需。当前中国正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拉动内需是保证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而拉动内需不能仅靠城市居民来完成,增加农民财富对拉动内需十分必要。

现行土地制度并未把土地制度“搞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遭遇到了极大障碍,压缩了中国市场,造成了“资本过剩”与“劳动过剩”并存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8];而农村土地私有化则有利于“搞活”土地制度。

4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经营下的土地制度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生活的水平,取得了极大成就,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产权不明晰、土地规模小、农民不具有土地流转定价权等。为了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僵局,必须继续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而推行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便成为关键。

鉴于前面的论述与分析,笔者认为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最终发展方向:国家没有必要替农民操不必要的心,农村土地的私有化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基层政权侵犯农民权利的问题,还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民增收和引进资本、增加农民财富;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还有利于“盘活”农民财富和“搞活”土地制度。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土地的私有化。建议政府逐步弱化集体的权利,将土地权逐步交还到农民自己的手中,最终使农民获得彻底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土地权,以实现完全的土地私有化。

摘要：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对其现状进行了利弊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进行了讨论;认为政府必须弱化集体权利,将土地逐步乃至最终完全交到农民手中,实现土地的私有化。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私有化,新中国

参考文献

[1]赵耀南.试论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之变革与发展[J].科学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7):121-122.

[2]石海.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J].老年人,2009(1):40-41.

[3]王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30年:回眸与瞻望[J].中国集体经济,2008(24):8-10.

[4]金丽馥.农村家庭承包制的评价与展望[J].江苏大学学报,2008(11):13-14.

[5]王春平.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家庭承包经营30年及走向[J].沈阳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08(9):515-520.

[6]覃爱玲.争议“新土改”[N].南方周末,2008-10-16.

[7]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N].南方都市报,2008-10-07.

[8]党国英.土地制度对农民的剥夺[J].中国改革,2005(7):31-35.

[9]刘芳.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浅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9(7):16-17.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探索篇3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改革是以土地承包制的推行为基点展开并逐步向纵深推进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确立了农户经营的主体地位。由此产生的内在激励机制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发展,并且构成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坚实支点。

一、人口均分土地的缺陷

改革之初土地承包制作为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事实上是在有限的选择空间内进行的。其基本内容是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基础上主要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无疑是当时条件下一种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制度变革形式。正因如此,在耕地资源极为稀缺背景下,按人口均分土地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存在一系列日趋暴露的明显缺陷:

一是形成超小型小块土地经营格局,土地规模细小、零散矛盾趋于尖锐。

二是人口变动条件下导致的土地定期或不定期调整不可避免,农民难以产生稳定的经济预期,土地经营短期化、兼业化和副业化现象日益严重。

三是封闭的土地调整方式使土地转让的供给和需求平衡面临困难,土地流转和集中机制难以形成,土地适度经营规模进展十分迟缓。

由此可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之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四川省对农村土地产权市场的探索

四川作为我国西部农业大省,土地资源匮乏的矛盾尤为尖锐。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有效解决耕地荒芜、质量退化、规模狭小等一系列突出矛盾,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四川省委提出加快“三个转变”的战略构想,把加快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化作为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突破口,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立足四川现实,“三个转变”绝不应该仅仅是城市发展的“三个转变”,应当而且必须进一步向农村延伸。对四川农村发展而言,土地是最为宝贵的农业资源,土地稀缺将是一个长期难以逆转的基本矛盾,因此,必须抓住症结,大胆探索,重点通过土地制度创新在农村集体土地内部流转中以股权化和货币化等方式,完成从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化。简而言之,就是要加快培育三种类型的农村土地产权市场,以土地产权市场为主要载体,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一,农用耕地产权市场。农用耕地产权市场建设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在确保土地用途不变、流转过程公平合理、农民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前提下,大力支持以业主经营、大户租赁等方式实现土地使用权流转,推动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发展,吸引外部资金、技术、管理等稀缺要素的有效聚集,使农村土地能够真正成为实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资本平台。二是在不具备龙头企业进入进行农业开发的区域,重点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以土地入股、合作经营方式实现土地相对集中,构建小群体、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克服现有农户经营规模过小、投入能力不足的局限,促进农村内部生产要素重新合理配置,进而对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农村非农建设用地产权市场。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都只能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付出了丧失土地权利的巨大代价。就目前而言,“失地”农民数量的大规模增加已经构成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农村内部不稳定因素。因此,应当探索培育规范的农村非农建设用地产权市场,让农民能够以土地租赁、入股等方式参与农村土地资源的非农开发,走一条农民凭借土地权利实际加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合理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利益的全新的发展路径。

第三,农村土地金融市场。核心是以法律规范方式明确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农民可以以土地使用权抵押方式获得贷款,在农村土地资源与金融资源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内在联系,培育全新的农村土地金融市场。如果能够在这一重要方面取得突破,将不仅能有效提高农民在土地经营中的投资能力,促进土地利用更加合理,而且对改变当前农村金融的严峻现实,降低农业融资中的较大风险,都将发挥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农村集体中土地流转与临时用地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乱占、乱用、废弃、抛荒、破坏耕种面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发生既有宏观管理体制滞后的客观因素，也有执法力度疲软的主观原因。就拿临时用地管理来说，在国土资源工作中是每年土地违法案件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临时用地涉及面广线长，多在公路沿线和开发小区旁，无论是何种建设，都与之有关。但大多建设项目，需要临时用地都没有按照土地管理法律的规定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临时用地申请，只是由项目建设者与土地使用权者双方签订临时用地协议或订立口头协议，补偿临时用地损失。因土地使用权者往往只被利益所趋，对项目建设者的临时用地不具有十分明显的约束力，任意延长使用期限，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乡镇国土管理站从表面上看是土地专管员，而实际上，大多国土专管员被当地政府安排驻村搞中心，失去了对土地管理实施具体管理权力。而上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临时用地管理很难顾及或管理流于形式，临时用地管理也就成了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的一个“盲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土地管理工作从单一的资源管理向资源、资产管理转变，土地使用制度由行政划拨向有偿使用转变。通过市场机制，使土地使用权这一特殊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其经济价值，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土地市场由政府严格垄断，规范了城市土地依法流转管理，然而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中顾此失彼，由于农村大量的主要劳动力外移，原承包的耕地已转包他人耕作管理，对偏僻的山旱田、脊梁地成片撂荒，或耕作简单粗放，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有的农村中的无儿有女户，女嫁外，地随人走，造成部门土地流转到外省、外乡、外村，因权利与义务的约束，引发了不必要的土地权属纠纷，影响了社会的安定。还有大部分农民已不再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他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跨乡、村、组去承包土地，产生了“良性流转”。在农村，特别是在乡镇政府所在地的边缘土地，农户擅自出让自己承包的土地用于非农建设使土地产生了“恶性流转”。

首先，加强执法力度是管理的基础。在土地执法监察工作中要全面实行土地动态巡查责任制，努力探索出一条“预防为主，变事后被动查处为事前积极防范，事中监督制止到事后快速查处”相结合的执法监察新路子。建议建立以县为龙头、乡镇为主体、村组为基础的土地动态执法监察巡查网络。各乡镇要建立土地监察中队，形成乡乡连片集中监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村、组监察信息员的积极性，促使他们把好国土管理最前沿的关口，防止临时用地过乱过泛，让每块土地充分发挥其资源与资产的作用。

其次，要严把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关。首先要坚持保护耕地的原则，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其用途；其次坚持集体土地节约合理利用原则，在发展农村经济中，要确保集体土地资产得到优化配置。

第三，坚持集体土地资产评估原则，坚决做到不评估的集体土地资产不得入市，有效地堵塞和减少集体土地资产的流失。

总之,四川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仍然面临一系列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还需要坚持不懈地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这一变革过程实现对促进我省农业增长的重大突破。

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篇4

作者：张悦来源：《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5期发布时间：2011年10月20日

所谓交易环境，是指由影响交易费用的相关因素所构成的外部环境。这里有必要将交易环境与制度环境加以区别。按照诺斯和戴维斯的定义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例子”。而本文所提出的交易环境则着眼于那些与交易费用有直接关系的因素，是一种微观概念。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地的占有、使用和分配关系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决定了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而这又进一步决定了农村土地制度本身也必然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正式制度，二是非正式制度。这些因素构成了农村土地制度的交易环境，影响着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下面将逐一进行分析。(一)正式制度

影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的正式制度主要是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l、制约着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集合。计划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消灭私有制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建国初期国家为了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担负着为非农人口提供口粮和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两大任务，为了实现这两大任务，必须加强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将农业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农村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所有制形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方面，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承认，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成为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必须考虑的对象，这种状况改变了计划经济下只强调国家和政府利益、忽视农民利益的局面，使农村土地制度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经济运行方式由计划指令调控向市场自发调节转变，市场规律日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农业资源包括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逐步增加，也促进了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创新，从而扩大了制度选择集合。

2、影响着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经济体制决定着经济运行和调节的方式。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自主经营，主要依靠价格机制来调节生产，强调发挥各类经济主体的作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都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而这两种体制所构成的制度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其中的制度安排，并影响着这些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从这一点推论，农村土地制度作为特定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其运行和变迁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应该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证明这一推论。从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由农民所有制向人民公社公有制的变迁，尽管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可忽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要求对农村的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剩余等资源进行集中控制、统一调配，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农民不仅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拥有处分权和收益权，也就是说农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这种状况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要求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这种体制上的内在矛盾将导致协调成本的增加，成本的增加来自两个方面，既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费用的增加，也意味着农民所有制运行费用的增加。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增加，农村也己完全消灭了农民土地所有制，通过建立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国民经济计划和五年计划等制度，国家垄断了企业管理权、基本建设审批权、财权和物资分配权，通过安排指标、落实计划来平衡和协调国民经济发展，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1957年合作化运动之后，高级社的平均规模为159户，这样的规模符合当时的经营管理水平，但还不能符合计划经济集中管理的要求，特别是在“大跃进”发动全民兴修水利的过程中，由于组织和协调费用的增加使中共中央认为高级社的规模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论背后所隐含的事实是高级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费用的增加，增加的费用不仅来自兴修水利、推行耕作机械化等生产环节，而且来自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对农村经济实行统一管理，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讨论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时所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集中管理导致原有制度交易费用的增加上，那么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则恰恰相反。市场经济体制为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安排，降低制度变迁和运行的交易费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农民财产权利和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分离，都得益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结果导致了土地经营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降低。(二)非正式制度

构成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交易环境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之所以将这两个方面列为交易环境的构成因素，是因为它们制约制度选择集合以及影响制度变迁交易费用。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不统一或者有冲突时，人们对同一件事的认识必然是不一致的，处理问题的行为和方式必然也是不一致的，这将导致社会协调成本增加，甚至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意识形态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限制制度选择集合的范围。大多数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统治阶级创造并大力推行的结果。由于意识形态能够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塑造意识形态可以降低社会协调成本，加上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公共产品，需要巨大的建设投资，且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来说只有统治阶级才有动力和实力来投资建设意识形态，所以在一定社会中经济上或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体系，往往是这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决定了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对人的行为和制度具有约束作用。意识形态越是高度集中，其约束作用越强。这一点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与此配合的是“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运动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宣传。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农村土地制度选择集合是非常有限的。在合作化运动时期，关于合作化运动的争论本来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这种争论被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合作化运动的不同观点被批判为“右倾保守思想”，甚至被加上“破坏社会主义”的罪名。在这种高压的意识形态下，快速推进合作化运动成为当时的唯一选择。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不仅带来了浮夸风，也进一步强化了左的思想路线，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和经济上的批判反冒进使党内外谈“右”色变，人们宁左勿右，受这种思想路线的影响，加上“大跃进”造成的错误判断，在农村除了通过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向共产主义更进一步以外，已别无选择。只有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人民公社走向衰落，国家不堪重负，特别是政治权威出现更替，意识形态悄悄松动之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选择集合才得到扩大，家庭承包经营才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被纳入制度选择集合。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意识形态约束相对宽松，可以接受的制度安排逐渐增多，制度选择集合进一步扩大，土地制度安排多样化才成为可能。

（2）影响着对不同制度安排的评价。按照诺斯的行动集团理论，制度变迁五个步骤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对方案进行评价和选择。这也是一个认识过程，需要运用意识形态的有关评判标准进行分析和比较。同一个方案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例如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阶段，人民公社土地公有制曾被予以高度评价，而土地家庭经营哪怕是一点苗头都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动;而在意识形态相对宽松阶段，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评价是“生产力遭到空前破坏”，而对家庭承包经营的评价则是中国农业的“第一次飞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对土地制度的评价是如何不同。

2、传统观念

这里的传统观念是指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框架、思维方式的总和。传统观念与意识形态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从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来考察，两者的影响方式和影响范围大体相同。但由于传统观念的自发特征，其约束强度比意识形态要小。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二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约束减弱，二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传统观念的制约。下面作具体分析:

（1）家族观念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许多文化观念都源自农业。家族观念决定了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比其他形式更具效率，从而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构成了潜在约束。二十多年人民公社的实践最终走向失败也说明，不管出发点如何，在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上必须考虑家庭因素的影响，否则将会增加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导致最终的失败。

（2）均平思想

均平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的“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均平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均调社会财富，损有余补不足，实现在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上平均一致。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宿愿，“南方新区70%以上地区的土改是按照村社内部人口平均分地。”人民公社制度下，尽管实行的是工分制，但粮食等多数生活必需品是按照家庭人口分配的，家庭副业所需的生产投入也是按家庭分配的，正如农民所说:“粮食靠集体，钞票靠自己。”了。新时期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实质也是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传统的均平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影响土地制度的安排，而土地制度的安排反过来又强化传统的均平思想，就这样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农村土地问题时必须考虑的交易环境的构成因素之一。

以上从相对独立的角度分析了构成交易环境的相关因素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交易费用影响，由于在制度的实际变迁过程中，这些因素是同时存在并共同发挥作用的，而且不同因素的影响之间还存在差别和关联，例如有些因素对交易费用的影响趋势是一致的，而有些因素对交易费用的影响趋势是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所以对相关因素的影响必须综合加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环境是由影响交易费用的相关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因素影响的总和就是交易环境的影响。参考文献:

[1] 叶向阳.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1993,6:23—26 [2] 吕来明.走向市场的土地[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国农村土地违法现状及相关对策篇5

摘要：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人口众多，可耕地人均占有量低，土地科学利用率不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土地问题将始终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因此，针对当前农村土地违法现状，从法学角度认识、分析其存在的客观原因、违法事实, 探讨相关对策,历史意义十分巨大！

关键词：土地，违法现状，问题，对策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农村的土地开发和利用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的确为拉大城市框架，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新思路，新经验。但是，在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出现非法占地现象, 导致了农村开发区建设规模盲目扩大，肆意圈地，各类土地违法案件层出不穷, 严重扰乱了土地市场秩序，破坏了土地资源良性循环机制，侵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农村土地资源正遭受着无序开发和不断减少的危险，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加大治理土地违法案件力度势在必行。因此，从法学理论和实践角度探讨农村土地违法现状及相关对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一、中国农村土地违法现状

自古“民以食为天”，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旦失去了土地，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社科院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从过重的农民负担到事关当代和子孙后代生存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正出现重大变化。调查的主持者、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表示，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一）中国农村土地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形式

目前，土地违法行为主要有：宅基地审批不够严格；非法租地现象泛滥；个人私搭乱建、违章建房；变相买卖集体土地，侵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另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周边乡镇的土地被征用，造成大批村民失去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成为失地农民。可以说：“在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规模进程中，数以万计的农民兄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农民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一方面要适应城市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为生计发愁担忧，因而，少数聪明人、大胆人就想尽一切办法私自建房，尤其在国道两侧、城区出入市口，建成后向外租赁，一月收入少则几百，多则几千。经济利益的巨大驱动，造成农村私搭乱建、违章建房行为屡禁不止。多年来宅基地问题一直是农民心目中的头等大事，由于新城区建设的整体规划，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大批宅基地处于停批状态，农民为了解决住房紧张、子女婚嫁问题而不得不托人情找关系，有的基层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碍于情面，怕得罪人，甚至弄虚作假，违规办理宅基地审批手续。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区建设整体规划，助长了少数人违法建房的积极性，也侵害了遵纪守法群众的根本利益。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可在很多地方，一些村干部为了一己私利，利用手中的权利，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当成私有财产非法租赁，转让、买卖，所得土地补偿款又对群众不公开、不发放、多数用于购买轿车等奢侈用品，这种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破坏了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59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3.75亩的43%，有666个县的土地人均已经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而遥感监测资料表明，从1986年—1995年间，我国净减耕地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超过日本耕地面积总和，耕地的日趋减少和人口的持续增长，已经给我们敲响了世纪警钟！

（二）当前农村土地违法行为的主要特点

当事人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大多数农民只顾眼前经济利益，不考虑失去每寸土地给自身及后代造成的恶果，不考虑失去祖辈留下的这份产业，自身如何生存，这是造成土地违法行为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

农村土地违法案件带有明显的家族性、其中不乏有村、组干部利用职权顶风作案。

土地违法案件多集中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多数村镇无集体企业，群众收入在当地处于低下水平。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多属共同犯罪，主要涉及审批宅基地、土地出让、土地补偿发放，批准占地等项目。

在大宗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多数违法主体是政府机关，这是现阶段土地违法案件呈现的显著特点，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中国农村土地违法原因分析

中国有8亿多群体生活在农村，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也是进行物质开发，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的一切载体。农村土地违法行为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同时与现实法律、法规的制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表面上看，违法行为及违法案件的产生与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和法制观念淡薄有关，但从深层考虑，作为土地政策的立法者，是否真正尽到了自己的法定义务，尽可能制订出与当前经济发展，社会人文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土地部门的管理者、执法者是否有国土资源不断缺失危在现实，殃及后代的忧患意识，真正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这一系列问题无论从历史角度和法学角度进行剖析、探讨都有着深刻地社会意义！

（一）法律意识淡薄，《土地法》宣传力度相当滞后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正逐渐改变原有贫穷落后的面貌，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意识，如何能“快速脱贫致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构想。俗话说：“靠山吃山”，因此农村多数人就在集体土地和自家宅基地上念起了“致富经”，这也是土地违法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3月，湖南枣阳市国土局土地执法人员在三都镇发现，该镇南庄村、双汇村有30多户农民在自家的饭碗里盖房，这是严重违法占地行为，当土地执法人员前往该村执行公务时，遭到该村村民的围攻和漫骂，一些村民还要与执法人员拼命。在这种情况下，执法人员在派出所的配合下采取强制措施，强行拆除了这些违法建筑。今年3月20日，河南省长垣县土地局联合城建局、公安局对私自占用耕地建厂并打伤执法人员的村民杜东义实行刑事拘留，并拆除了非法建筑„„以上两起案件充分反映了当前农村土地违法行为的猖獗和执法的难度，很多村民认为盖几间房能占多少地？又不是触犯刑律的大罪，你能把我怎么样？抱有这种心态的村民不在少数，绝大多数没有文化，更谈不到法律知识。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农村农民的法制观念还很薄弱，遵章守法意识还很差，甚至有的违法案件正是村干部所为，因为村干部手中大小都有一定权力，这就给自身违法行为带来了便利条件。村干部带头违法，群众自然上行下效。而另一方面，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和执法者，是否真正尽到了管理职责和宣传义务？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群众素质差、文化低，关键看如何宣传、教育、和引导，必要的强制惩罚措施不可少，但平时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法律知识，将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将违法案件控制在最底线，这才是土地的管理者和执法者应思考的问题。仅仅靠每年6月25日“土地法宣传日”在乡、镇门口摆几张桌子，挂几条标语等待群众上门咨询是远远不够的！

（二）农村土地违法行为得以长期存在，并不断蔓延

农村是主要的土地资源集中区，大片耕地良田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同时也为违法占地获取经济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等路修好了，畅通了，两边的违法建筑也就应酝而生了，这也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规律，特别在国道两侧，出入市口周边，路边店的整治难度相当大。追根求源还是为了挣“钱”，农民耕作忙碌一年抵不上几间简易房的出租收益，这种巨大的经济反差，足以驱使一部分人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明目张胆地从事土地违法活动。其次，有些村民为了在征地动迁过程中能得到较好的补偿而突击建房，增加房屋面积，占据这种思想的村民也非常普遍。有些是由于统一规划，在本地区停止发放宅基地证，禁止自行盖房，一些村民确实存在住房困难，如子女结婚用房。有些村民不明是非，盲目跟上，看到人家在违法搭建，自己觉得吃亏，所以也跟上，而且越建越多，越建越大。再次，随着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大打“招商牌”，把吸引外商投资，搞活本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作为考核当地行政长官的一个重要指标，有的领导为了出政绩，盲目筹建各类开发区，圈地少则几百亩，多则上千亩，往往是先行开工，后行补办手续，有的甚至没有经过合法审批。记者在河南安阳市各县搞土地调查时看到，该市前几年搞所谓“千村百万”工程，大面积的非法占地，到现在是企业倒闭，厂院空空。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在担任海南省副省长期间，利用主管土地审批工作之便，多次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4万元，港币1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成克杰的死刑档案里，记载了这位大贪官与土地的不解之缘，为帮助一家房地产公司承接到一大型工程项目，成克杰指示南宁市政府大幅度压低工程土地价格，并要求银行为其发放工程贷款，为此，成克杰得到贿赂款2021万人民币。一方面，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的管理者和执法者，承担着保障社会正常秩序和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职责，代表着公平和正义！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一旦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知法犯法现象，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某一个人，都必将给公众造成信任危机，都会降低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国民一旦丧失了对法制和政府的信赖，后果不堪设想！

（三）农村违法占地行为屡禁不止

1、违法占地案件发现难由于基层土地管理部门人员少，又缺少交通工具，面对土地案件发案范围大、土地管辖面积广，农民违法占地建房季节性强、时间集中等原因，土地管理人员经常处于顾此失彼状态中，造成狠多案件和违法行为不能发现或发现不及时。具体到乡、镇土地所，这是最基层的土地管理部门，编制最多不超过十人，同时还要兼顾乡、镇中心任务，例如计划生育、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常年的主要工作，这也是目前农村工作的实际状况。因此，乡、镇土地所管理效能和执法力量无形地被削弱了。

2、发现违法占地制止难

《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作出处罚决定后对继续施工者有制止权。但由于没有明确采用何种手段去制止，因此，许多违法者对处罚通知置若罔闻，在执法过程中，土地执法人员被围攻、辱骂、殴打的情况屡有发生，据对14个省的不完全统计，执法人员被殴打辱骂的就有2.7万人，已经有4名土地管理员被殴打致死。

3、形成违法事实处理难

在执法过程中，很多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理，需要公安机关和法院的配合，使部分土地违法案件处理难。一旦涉及到地方政府或领导干部的案件，土地管理部门便束手无策，有的回避矛盾，有的以罚款代替处罚，或不了了之。河南省2000年就有4000多件土地违法案件未能处理，陕西省也有3200余件。广州市政府越权批地500多宗，面积4万余亩，虽经国务院点名批评，但处理起来仍遇到不少阻力。

4、基层党委政府一味强调“信访稳定”，怕执法行为引起“乱子“丢了官帽，以致对土地违法案件措施不够、力度不强，特别是乡、镇党委政府对不断上升的违法案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在农村和城市，稳定都是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没有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就谈不到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这条方针路线丝毫没有错，但同时，正是这条“高压线”不仅束缚了不少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的手脚，更可怕的是麻痹了思想，禁固了头脑！因为每级政府都和上级签订有信访稳定目标责任书，信访工作搞的如何直接与书记、乡长的政绩挂钩。所以，对于本辖区出现的土地违法案件，乡、镇领导一般都慎之又慎，对小宗的违法占地者，且权力背景不复杂的采取一些强制拆除行动，而对大宗占地且已成规模的违法建筑不敢采取强制行为。一是大面积强拆人力、物力，资金投入大，对违法者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大。二是强拆行为容易引起群体上访事件，给基层党委政府正常工作造成麻烦。而很多违法者也掌握了这种心理，千方百计把“生米做成熟饭“，期盼日后交些罚款了事。在农村，这种现象已经形成了一种怪圈，或者叫浅规则，有的领导干部只为个人仕途着想，认为只要在自己任期内不出现大的乱子，我何必引火烧身呢？把矛盾留给后任不就行啦！

如何加强基层党委政府的执政理念，转变工作作风，牢固树立为民谋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新时期已迫在眉睫，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要求！

三、遏制中国农村土地违法的相关对策

（一）强化管理，严格执法

各级党委政府应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不移地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严格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在本辖区建立乡、村、组三级预防体系，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具体到责任人，并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实行标本兼治，对发现的违法占地行为现场办公，就地处罚，无论涉及到谁决不姑息迁就，只有硬起手腕，铁面无私，才真正起到对违法者的警示震慑作用，同时对广大群众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在这方面，基层党委政府应成为执法部门的坚强后盾，而不是当执法遇到阻力或引起冲突时认为是给党委政府找了麻烦，对执法人员求全责怪，只有这样，执法人员才无后顾之忧，也只有得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农村土地违法案件才能得到根本扼制。

（二）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责任考核体系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

逐步改变以往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把能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作为干部考核、任用、提拔的重要指标，而要把乡镇一级党政一把手对辖区内耕地的保护措施和成绩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中，对治理违法占地业绩突出者，给予重奖，委以重任。对那些玩忽职守，造成辖区内耕地、基本农田遭到大面积毁坏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要实行耕地保护责任考核的动态监测和预警制度，建立能反映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消除地方政府干预征地、供地、土地执法的制度因素，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增强“土地资源不断流失，危在当代，祸及子孙”的忧患意识，引导干部科学、合理、集约、高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与公、检、法、行政监察，纪检部门的密切合作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要加强与各执法部门的联系和协作，定期主动通报辖区内的土地违法案件的情况，争取得到大力支持，特别是要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合执法。在农村，由于基层土地管理部门没有处罚权，一般都是对违法者下达《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对不听劝阻的大宗土地违法案件上报乡、镇党委政府和上级土地监察部门后，在会同公安、行政执法等部门联合执法。加上基层土地管理部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执法者都是当地人，对乡里乡亲的违法行为碍于情面，怕得罪人，因此不愿执行处罚决定。鉴于这种情况，很有必要建立一支土地公安队伍，和铁路公安、林业公安一样对本系统违法案件独立行使执法权，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只有强有力的强制措施才能保障土地市场的规范秩序，才能打击违法者的嚣张气焰，从而扭转长期以来土地违法案件执行难的局面。

（四）将土地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由于农村地广人稀，群众思想觉悟还不高，往往违法建筑一夜之间就耸立起来，执法人员防不胜防，很难发现，而大多数群众又熟视无睹，认为盖几间房违啥法了？因此很少有人举报。如何克服基层土地管理人员编制不足，工作被动的局面，采取日常巡查方式非常重要！在村民中能逐步形成土地违法行为有人管，有人问，而且还将被依法查处这样一种氛围，能起到防范于未燃的作用，并能给村民经济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关键看如何照章执行，不流于形式，真正作到发现一起，查处一宗，把巡查制度作为长期目标任务纳入整个土地管理体系中，坚持打防并举，以防为主，惩治为辅，让这一举措在治理农村土地违法活动中真正收到明显实效！

在我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下，各级党委政府都要认清形式，端正思想，以维护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态度来治理农村土地违法行为，每名土地管理工作者更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抱着对国家长治久安、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投身本职工作中，珍惜地球赐予人类的宝贵土地资源，坚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原则，保护基本农田良性循环机制，严打不同时期土地违法案件上升态势，严惩土地违法责任人，使我们脚下每寸土地都能物尽其用，和谐再生，为我们共同的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祝愿明天更美好！

参考文献:

（1）英.威廉、韦德著：《土地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2）《国土资源管理常用法律法规规章汇编》，郑州市管城区国土资源局，2002年3月。

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篇6

作正文

 我来说两句(5119人参与)

2013年02月01日06:

42来源：中国新闻网手机客户端 打印

 字号

大|中|小

 保存到博客[提要] 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文件要求，加快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地籍调查，尽快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网友有话说][更多精彩内容]

中新网2月1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文件要求，加快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地籍调查，尽快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文件指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必须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文件要求，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强化对农村耕地、林地等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

文件要求，加快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地籍调查，尽快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文件还要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高林权证发证率和到户率。推进国有林场改革试点，探索国有林区改革。加快推进牧区草原承包工作，启动牧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

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篇7

一、农村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阶段, 城市建设、工业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非农建设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大量增加, 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从1990~2002年, 全国占用耕地4736万亩用于非农建设。近年来, 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每年约250-300万亩, 如果按人均1亩地推算, 那就意味着每年大约有250万到300万农民失去土地, 变成失地农民。据估计, 目前中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少在4000万人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使用外, 在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时可以依法由国家征用。国家是依靠行政手段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不是依据市场手段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补偿标准低, 补偿标准远远低于土地市场价格, 严重损害农民经济利益。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 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 每人的补助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被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补偿总额不超过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目前, 国家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征地总费用每亩5万元左右, 国家各级相关部门收取的税费大约2.5万元, 给予集体和农民的征地补偿约2.5万元, 其中70-80%给农民, 农民实际得到的土地补偿费每亩1.7-2万元左右。2004年, 国家又进一步规定, 如果给予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按30倍计算, 仍不足以使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话, 当地人民政府将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但是, 许多地方执行不力。另外, 征用农民土地还导致部分失地农民成为无地可种、无业可就社会流民, 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农民的就业权。

二、中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缺陷分析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宪法》第10条, 《土地管理法》第2条都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国征地补偿理论和制度设计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 仍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做法征地, 必然引发矛盾。它的缺陷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法律规定不完备, 导致征地权运用范围过大, 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虽然强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土地进行征用, 但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 经营性用地也打着公共利益幌子进行征用, 导致征地范围过宽。《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是说, 只有国有土地使用权才能上市流转, 农村集体的土地不能上市流转, 而征用权的行使是集体土地变为国有的唯一途径;当建设用地需求上升, 非公益性经营项目建设需占用集体土地, 土地征用成为目前唯一可行的制度安排。无论公益性用地还是经营性用地, 都是沿用强制性征地的办法。这种建设用地统一由国家征用、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土地使用制度, 在征地与供地之间制造了一个利益空间, 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创造条件。客观上形成“土地征占越多, 政府利益越大, 部门福利越好”的机制。而农民则无缘于土地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价值增值。

二是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 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 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 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 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 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由于中国农村整体上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 即使有的地方建立了社保机制也不完善, 土地对农民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与归依功能, 相比较农民已有的经济基础和今后的需要, 现有的补偿标准难以保证农民原有生活水平的保持或改善, 更难于保证农民的后续发展。

三是国有和集体土地差别对待, 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目前, 建设用地占用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 虽然在本质上也是借助国家行政权力对公民土地使用权的强制取得, 但并未归入征用范畴, 而是由拆迁方面的法规加以调整。数据显示, 城市道路建设总投资当中拆迁费用要占30%。相对城市拆迁户来说,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强, 但在征用中却无法享受同等的待遇。在土地征用中政府动用国家征地权, 以相当低廉的“补偿”价格对农民集体土地永久性所有权实行“买断”, 再以较高的价格出让给土地使用者 (公司或企业) 。农民 (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得到一定的土地补偿后永久性失去在土地上投入、收益的权利。同样是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 国家与集体之间却存在产权歧视, 这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国家土地征用权的超范围使用和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灰色流转。

三、促进农地征用制度改革, 规范农地征用行为

要按照市场公平原则, 改土地征用为征购。即由政府按照市场公平原则向农民集体征购土地, 再根据供地计划向直接的土地使用者供地。这种方案既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 实现市场公平, 又有利于城市土地市场稳定和农村土地资源的保护, 有利于土地供应总量的控制, 并且为人们易于接受, 改革阻力小。首先, 应遵循世界多数国家通行做法, 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依据, 确定合适的符合市场交易原则的补偿标准, 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公平补偿。同时, 既要考虑对土地所有权的补偿, 也要考虑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征地补偿费不仅要体现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和生存保障资料的价值, 还要切实保证对土地的追加投资能得到补偿。征地补偿方式可以多样化, 可以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外, 也可以采用就业安置、社会保障、以土地作为股份在企业入股等多种补偿方式,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为失地农民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生活保障。其次, 要以使农民生活水平发展提高为征地补偿原则, 充分考虑农民的生存权益和发展权益。应改变过去征地补偿以使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的做法。充分尊重农民的利益, 不应以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而否定个人利益, 从而忽视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利益保护, 应贯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协调的思想。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在国家土地征用中,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将赖以生存的土地让渡给国家。国家首先应当在物质上要保证农民的生存权益和发展权益, 使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发展水平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确定补偿标准时, 还应充分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补偿年限内, 由于农民不断引进和采用科学的种田技术, 使土地年产值逐年提高而增加的效益。二是被征用土地农民的转业谋生的培训费用。以体现对失地农民后续发展权益的充分尊重。

摘要: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信息化、高科技、迅速提升传统产业水平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是实现其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 文章建议通过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引导民营企业树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思路;通过优化环境、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民营企业以信息化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发展科技型企业,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转变职能、改进服务, 构筑面向民营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要抓住机遇, 增强实力, 迎接新型工业化的机遇和挑战, 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经济;民营企业;新型工业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我国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就是要基本实现工业化, 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党中央在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也是总结国内外工业化的经验教训, 顺应经济全球化, 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工业发展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经济, 走一条用信息化、高科技迅速提升传统产业水平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是实现其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30年来, 涪陵区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经过近几年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 民营企业发展势头强劲, 在该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批产品档次高、经济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快速做大做强。截至2007年底, 该区个体工商户已达2.8万户, 民营企业达1600余户, 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过100亿元, 比上年增长30.02%, 占全区GDP的比重达到51.6%。全区资产超过5亿元的民营企业2家, 资产超过1亿元的民营企业16家;年产值过1亿元的民营企业20家, 年产值过4亿元的民营企业4家, 年产值过5亿元的民营企业1家。民营企业在全面提升食品、建材等优势产

加快民营企业新型工业化步伐努力实现民营经济跨越式发展

■石焱梅赵小虎张飞

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篇8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困境；破解路径

土地制度是指包括一切土地问题的制度，具体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之下，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和土地的利用形式等问题所形成的土地关系的总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赋予了土地制度更广泛的含义，包括土地的流转制度、耕地的保护制度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一系列新的土地关系、土地制度。

一、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存在的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发展。但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我国依然面临严峻的问题和挑战。

1.耕地面积的减少

2002年至2008年的7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呈逐年减少的态势，总耕地面积从2002年的127.61万平方公里减少到2008年的121.76万平方公里。2008年以后，随着国家对耕地的保护力度加强，可供耕地面积的下降趋势有所缓和，至2014年，我国总耕地面积为121.72万平方公里。

2.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土地财政一般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的使用权的方式来获取财政收入以维持财政支出。2005年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到公共财政收入的40%，而财政部公布的2014年财政收支情况表明，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为7.59万亿元，而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26万亿元，占公共财政收入的56%。

3.忽视农民利益

地方政府给予农民较低的补偿，将土地征收为国有，然后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将征收的土地出售给房地产商、工商业企业等，通过差价来增加政府财政；房地厂商也能够对有开发价值的土地进行开发来获取巨额利润；而农民仅仅获得较少的土地补偿价。政府有时还会以强行征收的方式获取农民的集体用地，对征地补偿安置不合理，难以满足农民的诉求，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二、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政府等有关部门既是国有土地的管理者，又是国有土地的经营者。这种土地管理制度容易造成政府部门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缺乏招商引致的动力，使农民得不到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的实际利益。

2.财税制度的不合理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改革之后我国中央财政占比不断增加，而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2014年我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4.035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7.586万亿元，仅占比54.05%。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减少，而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却在增加，有些县级地方政府甚至出现财政运转困难的问题。公开招标拍卖土地则成为了地方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最有效途径。

3.地方政府对法律的漠视

有些地方政府在土地的征收过程中不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在征收方案的审批、公告以及征收补偿方案的审批、公告等环节出现漏洞，有时甚至非法强制征收农民土地，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甚至会造成群体性冲突。

三、土地制度改革的破解路径

1.明确土地产权

土地财产是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最主要财产之一。要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明确土地产权，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流转，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土地财产在市场中的优化配置。

2.配套改革财税制度

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不是政府的长久之策，也会减少子孙后代的福利。随着更多的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流转，土地财政的空间越来越小，此时需要配套改革财税制度来与土地流转相适应。在财税制度改革过程中，减少对土地使用者的乱收税费的现象，曝光税费收取的透明度。政府应积极创造良好的环境，建设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来加大招商引致，通過企业的培植、入驻来增加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的分配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让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资金进行财政支出。

3.农民和集体的充分参与

我国现阶段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土地权益”的原则国家政府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让农民和集体参与进来，确保农民的利益，避免土地制度改革成为对农民新的剥夺方式。

参考文献：

[1]时旭辉.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1997，02：58-60.

[2]郭晓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求、困境与发展态势[J].中国农村经

济，2011，04：4-8+17.

[3]张琦.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模式探索[J].当代经济科学，2006，05：1-9+123.

[4]丁任重，倪英.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研究[J].学术研究，2008，01：80-84+160.

[5]刘守英.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途径[J]. 上海国土资源，2014，01：1-8

作者简介：

【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推荐阅读：

论文：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讨论与研究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