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共5篇）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 篇1

一、引言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 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阶段时估计的。1985年中国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397元, 贫困标准为206元, 通常称为农村绝对贫困标准, 也叫赤贫标准。为了适应新的扶贫需要, 1998年国家统计局开始测算新的贫困标准, 从2000年起, 以低收入标准的名义向社会公布。新世纪以来, 中国政府再一次提出了提高扶贫标准的工作要求。2008年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工作要点明确指出, 按照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奋斗目标和“逐步提高扶贫标准”的要求, 积极稳妥地做好调整扶贫标准工作。2009年, 中国政府将新标准提高至1196元, 并取消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的区分。

长期以来, 关于中国贫困缓解的幅度、贫困规模和程度以及中国不同地区的贫困程度的估计非常不一致。一方面, 研究机构和学者使用了不同的基础数据和测量指标, 另一方面, 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贫困标准。[1]世界银行指出虽然中国将贫困标准提高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 但是新扶贫标准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2]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 按当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标准, 远高于中国政府估计的农村1479万贫困人口。另外, 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数据提出了不同的贫困标准, 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贫困标准偏低, 不能与世界接轨。本文将着重讨论两点:一是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标准的差距。二是逐步提高的扶贫标准是否符合现阶段中国贫困和反贫困的实际。

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估计

1.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政府贫困标准有两个:一是农村绝对贫困标准, 二是农村低收入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最初是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

根据农村绝对贫困标准, 扶贫开发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目前进入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 (1978~1985年) 。从1978年到1985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 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第二阶段是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 (1986~1993年) 。到1993年底, 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4.8%下降到8.7%。第二阶段是减贫速度开始下降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扶贫攻坚阶段 (1994~2000年) 。以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 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 到2000年底, 农村贫困人口由8000万人减少到3209万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8.7%下降到3.4%。这一阶段减贫速度进一步放慢, 减贫效果逐渐显示出边际递减的趋势。2001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 标志着扶贫开发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2001~2010年) 。到2007年底,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2927万人减少到1479万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2%下降到1.6%;农村低收入人口由6103万人减少到2841万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6.6%下降到3%。[1]

2.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的估计结果

世界银行在历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 在大多数年份都采用了多条贫困线, 例如1990年报告中的贫困线 (1天1美元) 和赤贫线 (1天0.75美元) , 1994年以后各年度报告中各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以及“1天1美元”和“1天2美元”的贫困线。[1]2008年世界银行把国际贫困标准从“1天1美元”提高到“1天1.25美元”。因此, 本文分别按照1993年购买力平价和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估计1995-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标准。

“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是世界银行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提出的。世界银行根据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推算, 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相当于人均0.7美元左右, 年人均370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接近于中国农村低收入贫困标准。表1是按照1993年购买力平价测算的1995~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表中2000年“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数据直接引用了王萍萍等 (2006) 的成果, 其他年份是作者按照CPI调整后的结果。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换算, “1天1美元”标准在1998年应为每年898元人民币, 这与1998年国家公布的低收入标准880元人民币非常接近。根据王萍萍等 (2006) 测算的2000年“1天1美元”的标准是876元人民币, 经过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 2007年为1024元人民币, 而中国农村2007年低收入标准为1076元人民币, 二者也非常接近。如果按照“1天1.25美元”的标准, 应为每年1280元人民币, 显然高于低收入标准。

表2是按照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995~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标准。2005年的贫困标准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购买力平价换算因子3.448计算的, [5]其他年份的贫困标准是作者以2005年为基期, 按照CPI调整的结果。对比表1和表2发现: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比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标准低得多。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995年的贫困标准是928元, 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1995年的贫困标准是691元, 高出237元;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07年的贫困标准是1364元。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07年的贫困标准是1024元, 高出340元。由于世界银行采用了新方法收集数据、参与国家也发生了变化, 以及改变了分析方法, 使新旧购买力平价存在很大的差异。

现行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和新的购买力平价测算的结果有何差异呢?“1天1美元”标准按照新的购买力平价的测算结果与中国政府公布的低收入标准的比较发现, “1天1美元”标准的贫困人口比重下降的更快, 2000年以来不仅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而且距离低收入群体附近更高收入群体的生活也大大改善。这一点体现了中国政府进入第四个扶贫阶段以来, 所采取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整村推进、扶贫到户”的扶贫效果显著。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 中国政府在逐步提高扶贫标准, 2008年新的扶贫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 世界银行“1天1美元”的标准按照新的购买力平价换算得出2007年的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364元人民币, 按“1天1.25美元”的标准得出2007年的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705元人民币, 显然, 中国实行的新的扶贫标准接近了世界银行“1天1美元”的标准, 但是与“1天1.25美元”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中国政府将在“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政策的引导下, 在未来几年接近国际贫困标准。

三、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进一步讨论

1.关于贫困标准的划分

研究文献对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划分进行了讨论, 观点不是很统一。有代表性的文献是把贫困标准划分为特困线 (活命线) 、温饱线 (贫穷线) 、发展线 (脱贫线) 来替代单一贫困线的做法。[6][7]特困线是农户人均年纯收入达到满足最低生理需要的最低费用;温饱线是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 农户人均年纯收入达到购买温饱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发展线是农户人均年纯收入满足温饱生活所需以后, 还有从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转化、进行发家致富的投资费用。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相当于特困线, 而2000~2007年中国政府公布的低收入标准相当于温饱线。

2.关于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过低的讨论

一种观点是直接使用汇率换算比较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确定的国际贫困标准, 得出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过低的结论。例如王卓 (2000) 按汇率价格将我国的收入折合成美元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际贫困线进行比较, 得出中国农村贫困线低于国际水平80%的结论。[8]另外, 刘纯彬 (2006) 认为一国贫困人口标准不能低于该国囚犯生活标准, 认为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过低, 仅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1/5, 相当其贫困标准的1/10 (分别按照一天1美元和一天2美元计算) , 相当于我国监狱囚犯生活标准的1/4, 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标准的1/50。[9]张宏升等人按照“1天1美元”的标准测算, 2006年中国农村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693元, 即人均每天1.9元, 得出中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国际贫困标准的22.2%。[10]这些观点没有充分考虑购买力平价和汇率之间的差别。因为直接市场或官方汇率难以反映消费品的真正价格, 世界银行采用购买力平价将某一年的美元标准换算成各国以本国货币表示的贫困标准, 在其他年度使用各国消费价格指数更新贫困标准。

另一种观点是和欧洲国家采用的相对贫困标准做比较, 得出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过低的结论。在欧洲统一的进程中, 欧盟设立了一个统一的贫困线。“委员会将界定贫困的标准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成员国的成人可自由使用的平均收入的50%。……以此为基础, 12个成员国对贫困的统计统一了口径。”[11]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 据此与“欧盟接轨”计算出的贫困标准至少应是“人均年收入2300元”, 与2008年的新扶贫标准1196元相比, 几乎高出一倍。[12]2006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 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614元,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1%;低收入人口人均纯收入为869元,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2%。[13]那么, 如果以1985年的人均纯收入397元为例, 贫困标准应该是200元左右, 而实际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206元人民币。在中国现阶段, 相对贫困不能替代绝对贫困。“在我们的贫困概念中存在着一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 即把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它可以看得见的贫困, 统统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 而不必确认收入分配的相对性” (阿马蒂亚·森, 2001) , [14]这种观点是以相对贫困替代绝对贫困为前提的。

四、主要结论

1.中国政府在未来将“逐步提高扶贫标准”, 构建新的扶贫战略框架

随着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变动, 农村贫困标准不断地提高, 在2000年中国政府公布了低收入标准, 2009年公布了1196元的标准, 将取消现行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的区分。中国目前是拥有13.28亿人口的大国, 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 按2008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 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4007万人。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使得政策关注的重点瞄准适当的群体, 把低收入群体纳入扶贫对象, 形成一致的操作手段, 使得更多的人口得到公共财政应有的救援和扶助。

2.按照2005年新的购买力平价测算, 中国收入贫困人口与“1天1美元”标准比较接近, 与“1天1.25美元”有一定差距

首先新旧购买力平价测算的结果存在差异, 一般应采用新的购买力平价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其次, 世界银行采用“1天1.25美元”标准的目的是对不同国家贫困状况进行比较, 各国在确定扶贫目标时一般均采用本国的标准;再者, 发展中国家在扶贫攻坚阶段, 不宜采用更高的标准如“1天2美元”作为该国的贫困标准。中国政府在逐步地提高扶贫标准, 基于收入数据估计的新的扶贫标准与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的“1天1美元”国际标准非常接近了。世界银行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得出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标准。这一结论一方面是因为基础数据、测算指标不同, 另一方面是把城乡纳入了统一的框架。

3.研究者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得出不同的贫困标准, 并对贫困线水平的高低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研究者和机构使用不同的方法, 估计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这些差异还来自于不同的指标和基础数据的选取, 世界银行推荐的马丁法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贫困标准估计方法, 也适合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估计;另外,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不能简单地使用汇率和世界标准比较, 而是按照购买力平价项目换算之后比较, 一般采用新的购买力平价测算的结果进行比较;目前中国也不宜采用相对贫困线的“欧盟标准”, 扶贫标准应该和扶贫目标相一致。随着极端贫困人口温饱的解决, 扶贫的重点应转到重视穷人非食品消费需求和强调培养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方面来。公共政策的目标也应逐步转移到如何提高公众的能力, 如接受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参与等等。

摘要：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标准按照购买力平价, 测算了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及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 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贫困标准进行比较分析, 进一步对现有文献的估计方法和观点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现行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1天1美元”标准比较接近, 与“1天1.25美元”有一定差距, 现阶段逐步提高的扶贫标准符合中国贫困和反贫困的实际。

关键词：贫困,绝对贫困,贫困标准

参考文献

[1][3][4]王萍萍, 方湖柳, 李兴平.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 2006,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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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和反贫困报告[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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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8)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14]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 (中译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 篇2

——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摘要;湖北省巴东县是湖北省少数几个贫困县之一，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几个贫困县之一。也

是西部大开发的地区。其发展关系到湖北西部整个地区的发展。巴东县是农业大县，其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巴东县的发展。贫困山区农业的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必须走与市场相结合的产业化道路培育新型农民。

关键字：农业现状;产业化，现代农业，政府主导，农民主体

湖北省巴东县是湖北省少数几个贫困县之一，也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几个贫困县之一。现阶段，巴东县总人口49.1万人。行政村总共492个(村委会)，共有重点贫困村295个，绝多贫困人口16.56万人，低收入7.9万人。虽然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权限任命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而生活水平仍然是处于低水平。农民的发展致富极其困难，农村的持续快速康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怎样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契机，赶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快车道是当前的主要课题。

农村的快速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农业的发展。下面就该县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并试图提出解决办法。

一，该县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山多地少的现实条件，落后的耕作方式和不合理不科学的资源的利用。

１）巴东县地貌的基本特征是：山高坡陡切割深。因三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盘踞，两江分割，形成三高山（北部小神龙架，南部蛇口山，中部绿丛坡）家两地（长江清江河谷）在湖北省行政区域地貌分类研究的报告中，巴东县被列为高山县，其大高山，高山地貌的比重分别为12.9%，68.6%居全省各县市之首的士高差悬殊海拔高从66.8米到3005.0米最大相对高差2938.2米低山（低于800米）二高山（800米到1200米）和高山（1200米以上）面积分别占29.53%33.18%和37.29%。山多地少。

２）耕地本来就少而且在减少，人口多而且在不断的增多。人地矛盾突出。行政统计年报表明，权限1949年人口24.42万人耕地总面积48800.00米人均占有耕地0.2公顷到1996年人口增加到48.48安人而耕地面积下降到41770.00公顷耕地减少7030.00公顷。人均占有耕地由0.2公顷减少到0.09公顷。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使农业生产面临严峻局面。

据预测，到2010年，如果将人口控制在55.7万人以内，全县粮食总产量只能达21.4万吨。人平占有粮食按400公斤计算，全县粮食需求量为22万吨，与预测产量相比，还差0.6万吨。加之，我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和清江水布垭工程坝址所在，将会淹没和占用一些耕地，根据灾后重建、根据治水患的“三十二字”方针，对于坡耕地还要还园、还林，耕地供求矛盾会更加突出。

3）坡地多、平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多“三跑田”。

土地资源详查结果表明，全县耕地坡度小于2°、2°-6°、15°-25和大于25°的面积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1.91%、5.41%、18.84%、28.70%和45.14%,面积分别为1019.00公顷、2882.10公顷、10046.50公顷、15299.80公顷、24000.70公顷（含梯地1735.7公顷）。

1982年长办协助我县应用遥感技术调查，全县有轻度以上的水土流失面积2400.09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1.57%。经过十多年的重点治理和长江防护林工程建设，使水土流失面积大大减少，据水保办提供资料表明，目前全县轻度以上流失面积还有1548.57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6.18%，而且土壤的片状侵蚀和沟状侵蚀以及小型滑坡分布广泛，局部还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泥石流。

4）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

全县耕地占土地总面积15.88%，以旱地为主，99.0%的又为坡田，水田较少，且有效灌

溉面积更少，仅占水田面积的47.0%，由于坡地的保土、保水、保肥能力差，抗旱抗涝能力弱，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一遇自然灾害，返贫率较高。

全县非耕地面积大，其中仅林业用地就占总面积的63.63%，其它地类比重较少，1996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的收入占62.2%，林业收入只占5.28%，牧业收入占32.4，而牧业生产的精粗饲料主要是靠粮油作物提供的，实际上绝大部分是从耕地中转化而来的，而面积大的林业用地的收入却远远低于耕地的收入。

5）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的山地资源林地资源为得到充分的利用。山地资源没有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林木和养殖业。而是固守着广种薄收的经营方式，大量种植地产粮食作物，竭泽而渔的挤压式利用资源，生态黄静遭到极大破坏。

6）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巴东迄今为止未通高速公路，宜巴高速正在建设之中，沪蓉高速穿过巴东境内，尚未建成完工。农村网络发展缓慢，麦丰湾村尚未拥有一台电脑。信息及其闭塞，乡村小学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仍然很落后，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更是落后。

第二经营模式极其落后，家庭联产承包双层经济体制，农户都是分散的经营。自发的参与市场竞争，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极大，猪仔最贵时卖到200元一头，最便宜时竟免费送人都不要。家庭联产承包只分的彻底没有统一起来，没有农民自己组织的或者是由县乡村组织的给农民信息的预测机制。

第三，机械化水平极其落后，农村除了几处平地采用插秧机外垄烟机外，其余的都采用“刀耕火种”或者原始的人力牛耕。其中牛耕绝大部分限于水田的耕种。农民劳动强度大，投入的成本高。

第四，农村人口流动机构不合理。近几年来，青壮年绝大部分外出打工，留守农村的全都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大部分青壮年妇女也外出务工），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人多地少），但这样的劳动力全部的外出，大部分可耕地荒芜。

第五，政府不作为的现象大量存在，没有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基础设施极其落后，政府没有彻底改变贫富落后面貌，全心全意真正的为农民着想。政府没有勇敢的探索和尝试贫困农村的发展的新出路，而是等待国家政策的辅助，和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而农村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处于贫困县的政府扮演着“服务性政府”的角色，国家补贴和医保等下发时发一下的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全没有发挥出来，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技术的推广和培训方面严重不够，农民缺乏足够的科学文化知识。再说政府的补贴对农民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仅能缓解一时止渴。

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走与市场相结合的产业化道路，特别是贫困山区的发展。以龙头企业为中心。要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还要联合起来形成有组织的生产和营销。同时在产业化的过程中，更要注重产业集群的发展。农业机械化也是农业的重要标志，根据巴东的实际，人多地少，山高坡陡，坡地多，投入的劳动强大难度大，化肥多，但产出十分低，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的实际，应积极转变产业结构，科学合理的利用资源。

一，调整优化农业土地利用结构完善和切实实现土地流转制度土地仍归集体所有。，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园则园。不适宜耕种的变为林业药材油料柑橘的生产的种植，实行规模经营（政府应给与大量切实可行的补贴，比如溪丘湾乡麦丰湾村板块经济种柑橘，补贴相当少，而且现在补贴至今年已达五年补贴未到位）。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政府应该加强实地考察，加强对本地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对本县的研究。同时借鉴其他县的成功经验，勇敢地探索和改革创新。可以先进行试点，在推广。给出行管的奖励补贴政策。真正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同时政府给出相应方针政策，指导引导农民农民也应该转变思想观念，积极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勇敢地走出来。追求更高品位的生活。，加强教育引进和留住人才，建立科研机制，人才强县，科研强县。甘肃会您的一个

极其贫困的县，被成为“状元县”。不知走出去多少优秀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可是那县到现在仍然十分贫困。值得思考。），加强教育的投资，建成高标准，在巴东县要见一系列技术培训学校，为巴东培养一批技术人才。巴东县这类技术学校太少了。目前位置就巴东县一所吧。而且制度很不健全。都只是针对年轻的学生。根本没有企鹅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更没有下乡。农民根本没有机会学到。），培养现代农民。农村的发展，主体是农民。农业知识化，信息化是现代农业的一个标志和绝对的趋势。而信息的索取要靠现代的农民，现代机械的使用也要靠农民。而这些都是要靠现代新型农民，有知识有技术，善经营会管理，对市场的把握有一定的准确度。当然这是全国农民都遇到的大问题，所以这是挑战。但更是机遇。），对对巴东县的高端人才要给予政策优惠，留住巴东县的优秀人才，要引进外来优秀人才，实行人才强县战略。巴东县实际上在为外地的建设培养了人才！这些年来从巴东县走出去多少优秀的学生，是巴东县人民和政府的教育投资啊。可是有多少人回来了？对巴东县的建设没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都是受这样的一个教育，跳出这贫穷落后的地方。他们是跳出去了，可是他们至亲的父老乡亲呢

巴东县的建设靠人才。巴东县并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留不住主人才。巴东县政府应给出优惠政策，鼓励优秀人才返回，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建设自己的家乡。同时加强对优秀人才的引进，根据县内的实际情况引进各种所需人才。还可以加强自己县内人才委托培养的计划，或者合同制等方式。现在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只是要靠人才来传播。现在是市场上对优秀人才的争夺已达白热化。但巴东县政府怎么就没觉察出来呢？

3建立和完善科研机制和基金机制。研究和开发巴东特色的农产品，增加技术含量。打造品牌，创造名牌。比如在烟，酒，柑橘，药材等方面可大做文章。创造国内名牌，甚至国际名牌。巴东县在这些方面都是让那些企业基本上是自生自灭的方式。政府要加强这些产业的合理规划，形成产业集群。在农村建立自主合作的组织。在巴东县经济如此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强其手段。打造属于巴东支柱产业。

4巴东县位于黄金水道长江沿岸，应积极利用长江经济带的辐射，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中小型巴东港，利用陆上公路的便利想内陆辐射，恩施各县及外省辐射，大力发展加工行业。因此应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篇3

一、农村贫困状况

2007年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 农村低收入标准以下人口减少到4320万, 占农村人口的4.6%。其中, 贫困人口由2006年末的2148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 低收入人口由3550万人减少到2841万人。我国的贫困人口从地势分布来看, 200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中, 山区占53.9%, 比上年下降3.3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中, 山区占53.5%, 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从分布地区来看, 西部地区仍是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地。2007年末,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贫困人口分别为54万、372万、989万、64万人, 2/3的贫困人口分布于西部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0.2%, 1.3%, 3.5%, 1.1%, 西部地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2007年末,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低收入人口分别为199万、695万、1876万、72万, 西部地区占66%;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低收入人口占其农村人口的比重分别为0.6%、2.4%、6.6%、1.3%。

从贫困人口的群体分布来看, 首先, 老人和儿童贫困发生率下降较快, 但仍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2007年末, 12周岁以下儿童贫困发生率为2.6%, 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人贫困发生率为2.2%, 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但儿童和老人的贫困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的贫困发生率, 究其原因, 主要是儿童和老人不具备劳动能力, 需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次, 家庭人口规模与贫困发生率成正相关。家庭人口规模与贫困发生率密切相关, 人口越多的家庭, 其贫困发生率也越高。2007年末, 2人及以下户的贫困发生率和低收入人口比重分别仅为0.3%和0.7%, 而9人及以上户的贫困发生率和低收入人口的比重分别高达10.7%和10.3%。再次, 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低。劳动技能的高低不仅仅依赖身体素质,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 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在家庭生产生活决策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户主, 其文化程度的高低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最后, 纯农户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按收入来源的不同, 可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兼营户和非农户, 相对于非农户而言, 纯农户贫困发生率明显较高。2007年末, 纯农户贫困发生率为2.7%, 低收入人口比重为4.4%;兼营户贫困发生率为1.4%。低收入人口比重为2.9%;非农户贫困发生率和低收入人口比重均仅为0.3%。

二、农村贫困的成因研究

当前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 通过调查走访发现, 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自然环境造成的收入减少

由于区域性自然环境的原因, 有的干旱地区, 十几年连续干旱, 促使有的农民放弃种地, 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二)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靠天吃饭的状况依然存在

近几年农村基础设施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 乡村公路已经基本开通, 但还是无法与现代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特别是公路建设、通讯、水利、气象、能源等的建设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三) 农村消费市场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在大部分的农村, 农民仍然需要到很远的县城去消费, 由于去县城不方便, 使得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其次, 现代生产的产品很少考虑农村的需求, 使得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

(四) 农村中的青壮年不愿外出打工

虽然在国家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下, 农民工的权益等到了有效的保护, 但由于缺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打工的待遇仍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有的打工被骗, 有的根本就不赚钱, 返乡后有一大部分成了村中的无业青年。这些人在农闲时节, 大部分时间都浪费了, 甚至有一部分时间参与打麻将等赌博活动。

(五) 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混乱

目前, 农村的各乡镇所在地都设有为农民提供贷款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但是, 有的地区农民取得贷款很难。因为要想取得贷款必需有担保人, 并且担保人的条件比较高, 有的必须是公务员, 农民去哪里认识那么多的公务员呢?那么, 贷款资金流向哪里了呢?据调查得知, 有一部分流向当地有权有势的人手里, 有一部分流向当地的黑恶势力手里, 农民根本没有办法取得贷款, 只能以借高利贷的形式取得所需资金, 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也影响农民的增收。

(六) 思想观念落后

我们走访科左后旗幸福村得知, 该村有1000多亩草场, 经村干部招商, 想在该地开发旅游项目, 但由于本村老百姓不同意, 此项目也就搁浅了。如果该项目能够成功, 可以带动本村村民的就业, 增加其收入。之所以会失败, 就是因为本村村民的思想观念落后, 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不敢冒风险所致。

综上所述, 当前影响农民增收而导致贫困, 一方面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解决农村消费市场的开发和农村的浪费问题。以上的问题虽然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相关政策措施的配套, 但全部用财政去满足也是不现实的, 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三、农村脱贫致富的思考

(一)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等方面作用巨大, 从而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 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一道, 汇集各方力量, 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交通、水利、气象、能源、教育以及仓储、市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循环经济和土地资本化的实施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

(二) 鼓励和引导农民自主经营, 开发农村消费市场

农村消费市场的开发有利于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 更有利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农村消费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利用, 当前主要从农产品、日常用品和家用电器等方面去开发和利用。

(三) 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全面推进劳动力转移就业, 拓宽农民非农增收新领域, 防御和解决因非农收入低而返贫困问题。以贫困村为基本工作单元, 遵循农民自愿、政策引导、科学规划和讲究实效的原则, 坚持劳务公司主导、市场化运作、全程化服务和合理有序的方针, 建立健全劳务信息体系、技能培训体系、劳务市场体系、政策保障体系和管理服务体系, 改善农民非农就业环境,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农民非农就业, 解决贫困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增加非农收入, 逐步改善贫困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

(四)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

农村金融部门应增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转变农村金融干部的思想是加大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力度的重要前提。广大农村金融干部的思想观念、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都必须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 进一步增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同时, 也要不断地深化农村合作金融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支农主力军作用。目前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经营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的不完善, 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较多不利影响。因此, 必须加快农村合作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使其尽快适应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农村、农民的信贷需求。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不动摇, 加大筹集支农资金力度, 努力创新支农服务机制, 扩大支农领域, 提高支农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改进工作方法, 深入乡村、农户和企业, 帮助选好生产项目, 用好用活贷款。

(五) 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 是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 也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必须把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训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工作。切实加强基础教育, 普遍提高贫困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实行农科教结合, 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确定职业教育结构, 改革教学方法;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质量, 办出特色;加强东西部职业教育合作, 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重视和支持职业学校发展校办产业, 并结合冬闲或农闲时间由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短期培训, 增强农民掌握先进实用技术的能力, 促使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更新观念, 增强市场意识, 树立摆脱贫困的信心。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2]何志军.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经济纵横, 2010 (5) .

[3]赵培红.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脆弱性分析及其治理[D].中央民族大学, 2009.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 篇4

关键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因素

从人类的历史进程来看, 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 农村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90%以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为了缓解贫困, 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 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 479万, 贫困发生率也由30.7%下降到1.6%。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 当前贫困代际传递的趋势日渐突出, 贫困家庭几代人都长期陷入贫困无法摆脱。2006年3月, 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要更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 通过寄宿学习、家庭寄养、社会托养、免费职业教育等, 改善其成长环境,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 这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传递现象, 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 在家族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 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 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1]。

要想破解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提高反贫困绩效, 就必须深入分析导致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复杂原因, 从而将反贫困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一、环境性因素

2006年半数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 而山区往往与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差相联系。2006年贫困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6亩,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5%, 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人均粮食产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1.1%, 亩产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1%, 这一切反映出贫困人口所处的自然环境耕地资源少, 生态环境差, 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2], 在此生存条件下, 农村贫困人口世代难以摆脱贫困的梦魇。

二、制度体制性因素

制度体制性因素是导致中国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之一,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决定性因素。

1. 户籍制度。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1984年, 国家颁布相关法规, 允许农民进入县城以下集镇入户, 稍后又出台了暂住人口管理办法, 要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登记。直到2004年中国的户籍制度才有了较大的松动。但总体而言, 对农民的管制依然严格[3]。

近五十年严格户籍管制, 成为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制度基础, 给广大农民造成了严重伤害。一方面, 固化的二元结构, 使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 相反, 在国家实行的城市偏向、工业偏向政策下,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 抽走了上千亿元的农业资金, 从而在这种体系下农民大量陷入绝对贫困。另一方面, 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和创业空间。户籍管制使农民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 子承父业, 世代相传。尽管现在对农民进城务工给予一些优惠, 但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或当地的“常住户口”, 在就业方面仍然不畅, 就更不要奢谈进城创业的机会。这导致广大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难以实现, 造成国家人力资源浪费。

单位:亿元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 由于剥夺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民主权利, 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城乡群体———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成分间难以转换, 且社会对不同成员分别给予不同的对待, 所实行的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 使农民的子女和后代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使农民这一职业与身份在代际之间世袭和传递。这种城市和农村制度性的不平等, 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构性原因。

2. 农地制度。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有解不开的情结。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基于土地的所有权结构, 而所有权结构是农民的交换权利束的首要影响因子。改革前, 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制度, 土地和生产资料归公社统一所有和使用, 农民的生产权和收益权严格受到限制, 各种获得收益的机会远离农民, 由此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获得了一定收益权, 劳动热情高昂, 土地产出率提高, 收入增长。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有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安排已不能满足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曾促进农村快速发展的农地安排, 很难再显现其发展动力。农地产权的不清晰、不稳定性以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只能实行的土地超小规模平均化经营模式, 都使得农民对土地投资的动力减弱, 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对农地征用的不规范甚至是对农民土地收益的剥夺, 使得弱势的农民失去了生存的依赖, 而陷入贫困的泥潭, 父辈的贫困很容易通过代际传递而在其子孙身上复制。

3.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宪法第45条规定, 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是在二元经济体制模式下构建的, 不可避免体现二元的弊端。在改革前, 城镇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及其家属享受以“二高一低” (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 为特征、企业保障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相对完善的保障服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的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 城镇地区基本上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地区,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 合作医疗在绝大多数地方宣告破产, 只剩五保户供养, 社会救济面进一步变窄, 救济水平偏低, 且时有时无。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新一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但从现实情况看, 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参保人员较少, 能享受养老保险金的比例更小。2006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不足5 400万, 只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按理说, 农村医疗保险应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但现实情况是覆盖率低, 参保人少, 2006年扶贫重点县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户比例仅达37.7%,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101元, 人均报销医药费只有2.4元, 仅相当他们当年医疗支出的2.2%。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有不到30%的人能享受不同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 至少还有5亿多农村居民没有医疗保障[2]。医疗保障还主要来自家庭, 而仅靠家庭的经济实力是很难保障的, 这就决定了农民的生活充满了风险性和脆弱性。在农村“因病致贫”是农村贫困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有关部门调查, 农村贫困户中有30%是因病致贫户。

4. 市场制度。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 加上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 贫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 造成其现金收入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产品销售, 农产品价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长期以来, 中国在农村产品流通制度上实行严格的控制, 通过统购统销方式进行农产品流通。虽然这一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所松动, 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定价, 但仍有部分主要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掌握。这种流通中的政府干预容易造成供求关系紧张, 且不利于贫困农户根据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和调整结构, 使贫困农户遭受损失, 难以实现脱贫, 并陷入更深的贫困状态。

5. 教育制度。

在开放型社会, 贫困人口可通过后天努力 (如接受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 , 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 破除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79年就曾指出, 经济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 而非资源的贫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人的质量的提高, 教育是关键, 中国农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问题上却存在着诸多因素的制约, 致使受教育权弱化, 在教育公平问题上存在着极不协调的状况, 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 城镇居民享受公共财政拨款建设的中小学校, 享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而农村居民却长期承担义务教育的各项费用, 教育负担事实上把农村大多数孩子排斥在基础教育之外;同时现存的高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不合理的社会排斥功能, 致使农村居民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教育资本, 使他们的弱势长期处于恶性的代际循环之中, 难以自救。

三、文化性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研究墨西哥贫困地区、家庭、个人等案例比较研究中发现, 文化因素往往是导致贫困产生延续的重要原因。他认为, 穷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会形成一整套特定文化体系, 这种文化体系往往导致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文化和生活方式相互隔离, 这种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一旦形成, 便会对贫困个体产生影响, 尤其是对贫困者后代产生重大影响, 形成自我维持和不断复制, 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 由于受到恶劣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 许多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 听于天命而不是穷则思变, 奋力改变生存状态, 致使劳动效率低下, 养成了“等、靠、要”的信赖性心理;此外, 还受到一些遗风陋习的影响, 对外来先进文化有着强烈的排斥感, 使得贫困在一些地方根深地固, 世代承袭。

四、家庭因素

1. 家庭经济状况。

父母经济状况对子女儿童时期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成年后经济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614元, 比上年增长11.2%, 但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1%;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纯收入为869元, 比上年增长1.1%,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2%[2]。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收入低下, 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 尤其是种植业。由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农业投入少, 生产耕作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 难以引进先进科技投入生产, 生产在低水平下循环, 收入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和量的突破。家庭经济状况的不佳, 使得家庭开支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农业投入和基本的生活消费开支, 难以保证子女的教育投入和营养支出, 从而导致子女成年后由于儿童期的教育和营养的欠缺而失去其竞争的优势, 从而复制着父辈的生活境遇。

2. 父母受教育程度。

教育的收益不仅为受教育者所拥有, 而且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甚至社会。最一般的情况是教育的代际影响, 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儿童未来教育成就。不少学者研究证实, 与家庭收入相近而父母接受较少教育的孩子相比, 父母接受了较多教育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多。教育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子女成年后的就业机会以及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成正比, 并通过收入水平的高低体现出来。

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贫困父母, 观念陈旧落后, 思想保守, 对市场经济不适应, 不愿冒险外出打工经商, 也缺少参加新技术培训的机会, 无法掌握现代农业种养新技术, 仍然按祖辈传下来的老办法耕种土地。2006年农村贫困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在户主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为6.3%, 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为3.4%, 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家庭为1.8%, 在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仅为0.8%, 由此可见,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贫困代际传递有着密切的联系[2]。

3. 家庭规模。

一般而言, 在个人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 一个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 或家庭总人口越多, 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也就越低。当前, 中国贫困农户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负面影响而以难以提高。2006年, 贫困农户户均家庭规模5.4人, 低收入农户户均5人, 均远高于全国农户4.1人的平均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 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家庭规模在1~4人时, 贫困发生率较低;家庭规模在5人时, 贫困发生率与全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大致相当 (2.3%) ;当家庭规模为6人及以上时, 贫困发生率均在4%以上, 此种家庭规模势必影响贫困农户摆脱贫困的速度[2]。

4. 家庭社会网络资源。

家庭社会关系的强弱是家庭生产能力和经营战略的基础, 也是他们克服土地、劳动力、资金短缺困难和获得借贷等的基础。但在中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 家庭社会关系主要靠天然的亲缘、族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 而由于贫困家庭的亲威网络较薄弱, 难以给予更多更有效的援助。

五、个人因素

1. 个人受教育程度。

国外学者曾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 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收入和教育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要高于文盲或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劳动者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 文化素质提高, 个人就业能力增强, 能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获得较高的收入并减少失业的威胁。

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较低, 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为1.8年, 其中具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为14.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更低, 其中, 贫困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8年,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年[2]。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过低, 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就大, 靠自身摆脱贫困的希望就更渺茫, 为贫困的代际传递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2. 个人劳动技能素质。

劳动力个人生产技能高低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 个人生产技能越高, 收入也就越多, 而由于贫困农户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低, 再加上接受专业培训的机会较少, 甚至是贫困农户由于观点的落后和保守尚未形成培训意识, 而使得贫困劳动力仍然以祖辈遗传下来的耕作技术和水平进行劳作。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培训, 但2006年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仍比较低, 为21.3%,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明显偏低, 分别为13.8%和14.8%[2], 这意味着仍有86.2%的贫困农户和85.2%的低收入农户仍以低劳动产出率的耕作方式对有限的土地进行传统的小农式的耕作, 可预想其劳动收入的低微。

3. 心理素质。

由于贫困农户长期在贫困的折磨中生存, 而无法改变自身悲剧性的命运, 因此往往会产生贫困心理, 即被相对剥夺的感觉, 表现出自卑、抑郁、忧虑、沮丧、嫉妒、怨恨和苦恼等心理问题。一方面, 他们可能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情感体验, 缺乏对生活的激情和改变命运的动力, 而采取逃避、退缩的方式, 消极对待生活, 将贫困进行到底;另一方面, 他们也可能由于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 而将因贫困所产生的怨恨归罪于父母、家庭乃至于社会, 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行为, 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定。

综上所述, 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产生, 是以上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应成为中国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

[1]王瑾.破解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 2008, (1) :119-122.

[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7)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9-27.

[3]肖冬平.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探析[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 2005, (1) :7-12.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 篇5

从禀赋方面来说, 相较于城镇居民而言, 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且因为他们长期生长生活在农村, 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程度上受到农村旧观念的影响, 比如从性格上来说, 他们容易满足于现状, 目光较为短浅, 缺少谋求更好生活的想法。即便他们中有些人有一些新的想法, 想要脱贫致富, 想要到大城市去奋斗去生活等, 这些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 要么会遭到身边大多数人的否决, 被认为是异想天开, 甚至是“做白日梦”, 要么是因为深处农村贫困地区, 难以有机会、有资金、有设施去实践。就这样, 一些先进的想法被“扼杀在摇篮里”, 不见天日。长此以往, 贫困的人依旧贫困, 而富裕的人则可能更加富裕。

论及交换权利中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 可以套用经济学中著名的“贸易引力模型”。“贸易引力模型”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两国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的经济大小, 即国内生产总值成正比关系。利用这一结论, 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农村地区的贸易量不大。究其原因, 一方面, 处于农村地区中的人们, 他们本身的收入较低, 没有过多的金钱用于购买他们所需的东西, 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自给自足;另一方面, 由于生产力较为低下, 除了生产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资料外, 难以生产出更多满足其他人需要的商品, 如衣物、书籍等, 所以可与城镇地区居民贸易的商品少, 从而收入低下。也就是说, 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在农村贫困地区是较难实现的。加上农村地区可能交通不便, 即便有产品, 产品销路少或没有销路, 使得他们所处的境况更为不利, 例如很多农村地区处在高原之上, 即便高原上生长了许多著名药材, 也少有人会前去收购, 毕竟交通费用太庞大了。

从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方面看, 除了前段所述农民生产出的产品可能只能满足于他们自身的需要, 难以生产出更多满足其他人需要的商品进行交换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土壤条件。在没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之前, 耕地只能用作生产农产品, 不得另作他用。年复一年耕种下来, 土地肥力下降, 农民获得的产品少, 收入也少, 只能长期处于贫困之中, 生活得不到改善, 更不用说脱贫致富了。

然后我们谈谈农民自己劳动的权利, 户籍制度使得农民本身处于弱势。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国家对公民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 它的特点是依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不可否认, 这一制度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到过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 这一制度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建立起了一座高墙, 是对我国公民身份的一种不公平的界定。在农村, 农民天天起早贪黑, “面朝黄土背朝天”。为改善生活, 他们背井离乡到城市里去打工, 却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地铁上, 农民工往往将行李一放, 直接坐在用被褥制成的行李袋上, 他们或许不习惯于坐到座位上去。火车上, 挤在黑暗车厢里的、没有座位的还是这些脸上饱经沧桑的农民工。这真叫人感到心酸。他们无法平等地享有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 在他们的意识里, 或许还不认识“养老金”三个字。一旦就业形势不稳定, 他们也是最先受到波及的人。虽然现如今已经没有“铁饭碗”一说, 但是相比较, 对于大多数城镇居民而言, 他们拿的还是“铁饭碗”。

最后是继承和转移的权利。由于长期的贫困落后, 农民难以有多余的收入可以留给他们的子孙后代, 其子孙后代也得不到好的教育, 所以说这一权利农民也是难以拥有的。除了一些捐赠之外, 农民很少有机会收到他人赠予的东西, 更别提什么贵重的东西了。这种意外之财鲜有人得, 如果想以此致富, 那便是无稽之谈了。

在权利关系的视角下, 本文从禀赋、交换权利中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农民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的权利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应该从权利的观点出发, 以此寻找突破口。例如, 建立科教扶贫机制, 通过教育设施的投资, 落实九年义务教育, 从而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开阔农民的眼界, 开发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引进小额贷款, 小额贷款拥有额度小、无担保、无抵押、效率高等特点, 能够使农民较为顺利地获取创业资金, 解决资金问题, 到期还贷和创造更好生活的目标鼓励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致富;进行土地改革, 加强土地使用的灵活性, 使得农民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获取更多的收入, 以此改善生活状况, 挣脱贫困线;最重要的是改革户籍制度, 使农民能真正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 缩短贫富差距, 减少贫困人口比例。当然, 缓解和消除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不是一蹴而就的, 任何改革措施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切还得从实际出发。望有朝一日, 贫困问题不再是困扰人们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齐良书.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

[2]王俊文.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7

[3]张飞霞.公共政策视角下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反贫困问题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