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法律实务（精选8篇）
中国农村法律实务 篇1
文章标题：农村宗族问题与中国法律的思考
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到农村时，宗族问题就成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农村宗族问题集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宗族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是什么？如何发挥宗族与法律制度供给的对接与转化？如何看待“法外之法”的制衡作用？就成为本文思考的重心和主线。
一
宗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作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直生生不息。商朝，宗族已有了自己的名号、坟地和葬俗，西周时，宗族得到进一步完善，宗子不但掌管族内婚姻事务，而且对宗族成员有教导权、惩罚权和生杀权；到了宋代，宗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修宗谱、建宗祠、立族长、订族规较为盛行和完备。并且从宋之后，宗族习惯法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中国为宗法社会氏族组织，实历三四千年而未变”[1]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家法与国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2]总体来看，历代封建国家都或明或暗地承认宗族法规的地位，这种承认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已经为宗族家法惩处者，国家一般不再惩处；二是官府可以直接引用犯者所属家规族法作为对其决定处罚的依据；三是官府直接授权将其犯者责付其家族惩处；四是官府直接批复宣布其家族所制定的家法有效。
宗族制，缘于礼，重血缘，建立在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究其原委，在于封建社会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强调、贯彻，在于国家对宗族父权的支持，以及在法律上承认宗族组织的合法性等等有关。例如，在《大清律例》中就有有关惩治“子孙违反教令”罪的条例，把处死权赋予封建族长，直到解放前，还有家族对“不贞”子女执行死刑的情况；而反过来，儒家学说将“齐家”与“治国”视为一事，宗法与国法相辅为用，族权与政权联合统治，血缘与地缘的牢牢扭结，又从根本上强化了宗族的存在及发展。孙中山曾说过“中国人最崇敬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
[1]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分析中国社会时，也把中国称作“家族结构式的社会”。
自近代以来，传统宗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来自这些因素。西方资本主义的介入，各种革命或改革以新的理想冲撞着旧的传统观念，传统思想受到批判、讨伐，宗族制度与现代法制的冲突，以及地缘、业缘等经济发展在动摇着宗族的基础。在清末，中西法文化开始碰撞与较量，军事、政治的失败，传统固有的东西的也跟着遭殃，否定传统成为主流，宗族的发展自然要受冲击。当清政府着手仿效西方的成文法制颁行《大清民律草案》时，事实上就已埋下了宗族制度瓦解的隐衷。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民法总则，施行民法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从法律上真正触动了宗法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例如，取消传统宗法制度中所有嫡子、庶子、嗣子的分别，摒除旧法中对子女及配偶继承权的限制，削弱家长的权力等等，这些规定从法律上否定了传统宗族存在的理由。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它的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是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所以，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宗族活动失去了应有的合法性。
特别是农村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剧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破坏了农村宗族的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宗族走入了低潮。
但人类社会的某些文化特征具有恒存的联系性，特别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天然的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是很难完全剥夺、甚至消灭其生存依据的。八十年代初，我国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社会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调整和组合的新阶段，据笔者从农村实地调查的分析看，农村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断收缩、退化的过程，夏勇先生也说过，农村社会的变迁是“背公为私”的过程。[1]由于公权力的行使在松动，村委会行使的权力在缩小，村委会功能的发挥达不到法律与现实的要求，它难以有效地组织农户间的联合和管理，甚至一些村委会瘫痪、软弱，没有威信，放任或支持宗族活动，让宗族势力凌驾于基层党组织，加之，为宗族提供条件的各种旧传统资源如旧族谱、宗祠、宗庙等设施并没有消失。这样，农民们在生产经营中遇到需要联合的事项时，“亲戚亲三代，宗族亲世代”。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于是，宗族势力找到了复苏的机会，宗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
二
宗族问题的出现，不仅是当今农村比较突出的
中国农村法律实务 篇2
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只有男子有继承权, 唐代以后出现了关于绝户女儿的继承权的规定。在绝户女儿继承的问题上, 唐代完全保护绝户女儿的继承权, 宋代进行了限制, 明清法律几乎完全剥夺了绝户女儿的继承权。唐代和五代时期, 已经明确的将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加以区别, 宗祧继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财产继承则采用“诸子均分”。若有遗嘱者则采用遗嘱优先的原则, 不按法定顺序继承。女子出嫁后, 原则上在娘家没有继承权。但是, 如果出现“户绝”的情况, 依据唐代的敕文“自今后, 如百姓及诸色人死绝无男, 空有女, 已出嫁者, 令文合得资产”女子可以依法取得全部遗产。由此可以表明, 唐代完全保护绝户女儿的继承权。此外, 在分家析产时, 在室女可以分到相当于未婚兄弟聘财一半的财产作为自己的嫁妆费。到了宋朝, 有关继承的法律制度, 就比唐律规定得更加详细, 更具灵活性, 可以说已经达到封建继承法制的顶峰了。除了沿袭以往遗产遗产兄弟均分制和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权外, 还规定出嫁女继承份额为男子的三分之一。 (1) 宋代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南宋规定了户绝继承人的两种继承方式“立继”和“命继”。只有在室女的, 在室女享受3/4的财产继承权, 继子享有1/4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 出嫁女享有1/3的财产继承权, 继子享有1/3, 另外1/3收归官府所有。在宋代, 女儿是户绝财产的第一继承人。女儿作为户绝财产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规定在明代被打破了, 按照洪武二年的一项立法, 四世以内的任何一个侄子都享有较亲生女儿优先的继承权, 学者将其称为”强制侄子继嗣”。明清的法律不仅颠倒了宋代法律关于户绝财产第一继承和第二继承的顺序, 而且将“近亲”的范围扩大至四世以内的所有侄子。这样一来, 女儿享有继承的机会微乎其微, 她们的继承权实际被剥夺了。明、清两代, 法律关于“强制侄子继嗣”的推行可谓深入人心, 成为全国大多数地区通行的习惯和准则。 (2) 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她对自己绝户女儿的身份和处境有很清醒的认识, 她对其父亲林如海的财产实际上没有继承权, 而由林如海的堂侄继承。所以, 林黛玉说:“我是一无所有, 吃穿用度, 一草一纸, 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 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民国时期的立法者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宗祧继承原则, 采用罗马法的亲等计算方法, 规定女儿与她的兄弟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享有完全相同的继承权。但是在新法的施行过程中, 效果欠佳, 基本还是以传统继承方式为主。
我国《继承法》第九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 肯定了在继承时同一顺序的男女在继承地位平等、继承份额均等。继承份额受继承顺序的影响, 与继承人的性别无关。目前社会的独生子女家庭中, 由于处于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人数单一, 基本没有继承纠纷。但在广大农村的非独生子女家庭中, 由于村民法律水平不高, 法律意识淡薄, 再加上受传统习俗的影响, 他们认为出嫁女、改嫁妇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和继父母没有继承权, 在继承时自然将其排除在外。《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 丧偶儿媳对公、婆, 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此条法律的规定,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不论有没有再婚, 都可以作为第一继承人继承公婆和岳父母的遗产。但是现实生活中, 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再婚后, 基本就被认为与原先的家庭脱离了关系, 在发生继承时, 不会被纳入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我国普法事业的推进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人们逐渐意识到继承中的一些传统做法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 农村女性的继承权尤其是出嫁女的继承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近年来, 在农村因继承引起的家庭纠纷时有发生。究其原因, 其中之一是继承金额大幅度增加。在农村, 容易引发继承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土地;二是宅基地及其自建房屋。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宅基地及其自建房屋是农村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根据我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合同法》中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规定, 一般土地承包的期限是30年。在笔者生活的农村, 土地承包的这30年期间土地不做任何变动。例如在30年的承包期内, 女性出嫁到别村, 该女性在娘家的土地不会被抽走, 其土地继续由父母承包, 与此同时, 该女性在婆家也不会分得新的土地, 这就导致了娘家土地的相对增多和婆家土地的相对减少。女性生育后, 一般情况下, 新生儿也不会立即分得土地, 这就导致了在一定的时间内, 婆家增加了至少两口人, 土地却没有即刻相应的增加, 由此导致一定时期内婆家土地和人口比例失衡。再加上, 近年来的征地、拆迁、改造日益增多, 土地的价值大幅度上升, 部分发达城市郊区的土地由“黄土”升值为“金土”。在承包期内, 娘家父母去世的话, 女性的土地自动地被其兄弟继承。在这种情况下, 出嫁女想要行使自己的继承权的话与其兄弟之间就极易产生纠纷。农村宅基地所特有的福利性再加上由于土地资源紧张所导致的宅基地供应不足, 导致宅基地供求关系紧张。在笔者生活的农村, 目前的情况是, 父母亲给儿子准备宅基地及自建房屋, 几乎没人给女儿准备 (招赘的除外) 。父母亲均过世后, 父母的宅基地及自建房屋由儿子继承。正常情况下, 宅基地及自建房屋价值不是很高, 但是由于现在城市化大规模、快速推进, 宅基地及自建房屋有可能陡然升值, 面对价值可观的房产, 极易产生继承纠纷。
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继承问题亲友之间大打出手、兄弟反目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 崇尚孝道、崇尚亲情, 在农村尤为如此。但是在利益面前, 在当今社会价值观混乱的今天, 人们之间的亲情有时被忽略或淡化。兄弟们普遍认为女性出嫁后便是婆家的人, 丧失了娘家的继承权, 这与我国现行的《继承法》是相违背的。继承纠纷大量出现的根源在于农民法律知识的匮乏, 他们对《继承法》及法律规定的继承权一知半解, 或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对此并没有明确而理性的认识。因此, 为了避免和减少继承纠纷, 让村民全面、准确了解《继承法》及其相关知识非常重要。在普法过程中, 应结合村民的文化水平采用多种途径, 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地使村民了解继承人的范围、继承人的义务、继承权的内容、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等制度、继承权丧失的情形以及遗嘱继承和赠与等相关法律知识。积极引导村民正确的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行在调解继承纠纷时, 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应充分支持女性继承人行使继承权, 把握当事人形成纠纷、产生矛盾的焦点, 找到利益的平衡点, 寻求最佳的纠纷调解方案。另外, 大力提倡立遗嘱、赠与等公证方式, 尽力避免法定继承的潜在纠纷隐患。在广大农村中, 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很少有立遗嘱的现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针对出嫁女同样履行赡养义务却不能法定继承的情形, 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 再加上遗嘱继承、赠与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原则, 在农村开展普法活动时应着重提倡农民采用订立遗嘱、赠与等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 尽量避免继承纠纷的产生。
关键词：中国农村,女子继承,法律制度
注释
11 张周国.中国古代女子继承制度研究[J].黑龙江史志, 2009 (22) .
中国农村土地信托法律问题 篇3
关键词 农村土地信托 土地承包使用权 农村土地信托法律制度
因为我国的信托主要用于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我国一些地方已经试图引入到农村土地流转领域。在浙江的一些地方，绍兴为代表，试图农村土地信托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实践证明，我国农村土地信托的实施，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保护，农业规模经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信用制度，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一、我国农村土地信托的概念
中国的农村土地信托是基于集体所有权和土地承包权不变，土地信托服务机构委托土地的承包人，按照土地使用权的市场需求，必要的程序，依照法律规定的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承包制进行管理在一定时期时间，并定期向承包人（受益人）支付土地信托收益的行为。
二、我国农村土地信托存在的问题
（1）土地信托欠缺专门法规
中国《信托法》2001基于完整的法律依据中国信托业的发展而颁布。中国的农村土地信托，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没有任何法律的特殊规定，以真正促进农村土地信托的发展业务，制定相关规范经营性土地信托政策法规尚需要和实现细节。
（2）土地信托中行政介入过多
土地信托是供给和需求的协调，及时配套的服务。对于有土地使用权的人来说，我们应当根据自愿原则。农民作为一个使用权，他们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的需求，因此，他们应占一方主动，积极要求转让土地使用权。这是土地信托的本质，也是土地信托原来的起点。然而，在实践中，自愿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
（3）部分农民思想意识不高、参与的积极性不强
我国农村土地信托的时间不长，是一个新事物，在许多地方的农村干部和农民缺乏基本知识和土地信托的理解，在最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土地信托。不明白对土地和利益的土地信托。一些农民仍然吃饱了，害怕失去土地政策的变化，都不敢把土地信托，由于这些落后的观念的影响，农村土地信托实施封锁，很难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实施。
（4）我国已经实行土地信托的地区违背了信托原则
我国农村土地信托更多的行政干预实施国，违反了自愿信托原理。土地信托是一个复杂的工作，需要必要的行政干预、监督和指导，但干预的一些地区，或忽视农民在利益驱动的强行干预的利益，甚至计划干预，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
三、构建和完善中国农村土地信托的法律思考
（1）对农村土地信托监管的建议
信托是现代金融业的四大支柱产业，随着信托业务的广泛开展，信托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村土地信托制度创新的设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灵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农村土地的效率，促进高产农业产业发展。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根据西方现代金融风险理论，金融风险可归纳为四个方面：金融不稳定，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个体有限理性的金融交易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内在。基于共识，政府和金融机构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农村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的信任理论，充分发挥市场自律机制和政府的作用，帮助农村土地市场的信任，更好更快的发展，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我国农村土地信托制度的发展仍处于试点阶段，许多配套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和完善，对农村土地市场调控的信任是遥不可及的。对农村土地市场的信任首先要完善现行立法，使土地信托行为可以在一个可控的方式进行；其次，加强政府的土地信托行为的指导，帮助农民参加农村土地市场的信任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最后，加强信托行业自律。因此，对农村土地信托市场监督不仅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考虑，更重要的是调控土地保护和土地的使用价值。
（2）关于中国农村土地信托税务相关建议
我国《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以及《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的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信托业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由于信托立法的现行的土地税收制度的不完善，笔者认为在研究农村土地信托的问题要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目前我国信托税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重征税和缺乏公益信托税收优惠政策。为了避免双重征税的问题，土地信托，中国的有关法律在台湾说：“土地的信托财产，信托关系之间的转移，不征收土地增值税。信托财产，信托转移，不征收契税。因此，中国的增长规律的客户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环节免税的受托人的营业税可以避免双重征税的问题。当前农村土地信托实践中的一些部分具有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信任的某些特征。为了鼓励和保护公共土地信托制度的发展，在农村土地信托制度的建立，应该是“公平税，税收效率的精神，税法”的原则，涉及农村土地信托的公共性应该是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实践证明，税收减免，税收优惠政策是鼓励农村土地信托发展的必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刘志仁，岳意定.中国农村土地保护的信托机制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农村相关法律知识 篇4
1、重婚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4、未到法定婚龄的。结婚时虽然婚姻无效，但是如果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时候，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对于宣告无效的申请，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农村土地流转方面，农民朋友互换土地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1.一定要以书面的形式约定互换内容，包括互换的起止时间、土地的位置，使用的限制条件，退回土地的时间、条件、违约责任等。2.要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同意。3.要到县级国土部门登记备案。4.根据约定的互换时间及内容实施耕种计划。超生子女是否享有征地补偿分配权？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按照法律规定，一对夫妇只准生育一定数量的子女。超生的子女是指超过法律规定准许生养小孩的范围额外生养的小孩。按照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超生小孩的一般会受到政府相关部门一定的处罚。所以，对于超生子女，如已接受了处罚并已执行到位，而且进行了户口登记，应当享有本村村民的同等待遇，即有权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如处罚未到位，户口未登记，则不应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义务教育方面，我国义务教育法第16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克扣、挪用义务教育经费，不得扰乱教学秩序，不得侵占、破坏学校的场地、房屋和设备。禁止侮辱、殴打教师，禁止体罚学生。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义务教育的实施活动。对违反规定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诉讼程序方面，提起法律诉讼须有以下材料：
1、当事人是公民的，必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或户籍证明。当事人是法人的，必须提供本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是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当事人是其他社会组织的，必须提供本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
2、当事人委托律师、法律工作者或者亲友到本院起诉的，除本条第1项规定外，委托人必须向受委托人提供书面委托，由受委托人在立案时交立案庭审查。受委托人在立案时，是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应出示本人从业证照和单位委托函；是公民的，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或户籍证明。
3、当事人必须认真填写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提供相应被告、第三人和自己准确、有效的住址，联系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受送达的被告或第三人下落不明，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4、当事人提交的各类诉状和执行申请书，必须符合书写格式，用A4纸型，手写的，必须用黑色或蓝黑墨水笔书写，并在诉状正本和副本上签名或盖单位印章。
当事人到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时，除应按第一条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外，还应当提供据以执行已到执行期限的生效裁判文书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原件，认真填写《可供执行财产举证表》，提供翔实的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状况和相关线索，申请人是法人的还应当提供法人代码。
当事人在立案后应当认真阅读立案庭发出的《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和离婚案件的《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权利告知书》。
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 篇5
调 查 报告
（市政协委员王守德、耿雪萍、孙凡汝）
在广大农村实施“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是我市开展“五五”普法和落实2006—2010年普法规划的一个创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具体体现。遵照“滨办法（2008）18号”文件的精神，在市、县司法行政机关的统一安排和领导下，以全市法律服务中介机构为主体的实施该项工程的队伍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到具体工作中去。到2009年5月底，全市各县区均已完成了这项工程的先期工作，全市农村法律顾问的覆盖率已达到90%以上。
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是我市在“五五”普法活动中的创新形式，因为它具有区域的广泛性，时间的长期性和工作的艰巨性，实施起来，困难很大。就我市的情况看，除个别区域开展得有些声色，创出了一定经验外，大部分都存在诸多问题，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要真正将这项利国利民的工作落到实处，不至流于形式，造成一哄而起，无疾而终的结果，就要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总结经验，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
为此，我们在邹平县几个镇办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
一、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主管机关重视不够，措施不力。自从“工程”实施以来，主管机关只有部署，没有标准，也没有检查，更没有评比验收和奖惩办法。主管机关把这项工作当成了法律服务中介机构的一项正常业务工作，任由各单位自行活动。正因 为领导的重视不够，没有具体指导，没有指标量化，没有上层的工作压力，致使工作没有成效。
2、地方党政机关支持配合不力。广大农村，都在各乡镇（办）党政机关直接掌控下，没有地方党政领导支持，工作难以开展。实施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的具体工作，很大一部分需要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和配合。每个法律服务机构所指派的顾问员，一般都承担几十个村庄的顾问工作。要求他们定时深入到所有村庄去履行顾问职责，实在不现实。在调查中，某法律服务所反映，他们计划在承担的120余个村庄举办村民调解员培训，但无力以村为单位进行，要求地方党政机关支持配合，以责任区为单位集中培训。虽几经要求，但至今未能得到配合，致使这项顾问工作没能开展。
3、承担工程实施工作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认识不足，工作不力。绝大部分法律服务机构对实施这项工程的意义缺乏认识高度，把这项工作当成本机构的正常业务，不是统一签订顾问合同，统一指派顾问人员，而是实行业务与收益挂勾的常规做法，谁联系顾问单位谁负责工作并取得收益。广大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把实施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看成是一次依靠政府倡导来扩大业务量，获取更多收益的好机会。于是，那些门路广，关系多的同志很快承揽下大量的农村法律顾问合同。在调查中发现，有的所全部农村顾问合同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一个人仅农村顾问单位就多达五、六十个村，遍布三、四个乡镇（办）。谁都明白，一名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一年内就是其他业务不承办，光这五、六十个村的顾问工作也干不过来。
有的村签订了法律顾问合同，遇到涉法问题急需处置，却因为顾问员承担的顾问村太多，加上其他正常业务，实在 顾不过来，不能及时提供服务。这就造成村两委负责人的不满。据村两委反映，占50%以上签订了法律顾问全覆盖合同的村两委负责人与顾问员从未谋面，顾问员一年连一次也没到村里来过。
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过一位顾问人员，问他为什么一次也没到村进行顾问活动。这位同志回答说，顾问合同是签了，有的村分文未交顾问费，有的村交了一、二百元，跑一遍顾问村，还不够汽车加油钱，有事只能让村两委同志到所里来找。这确实是实际情况，由于各村经济状况不一，村两委负责人对法律顾问的作用认识不同，顾问费的收取也就成了问题。这种情况是影响律师、法律工作者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各所实行谁联系建立的顾问单位谁担任顾问员并且收入归谁的政策，造成本所人员工作量的不均衡。有的村人口多，问题复杂，而顾问人员却缺乏农村工作经验，无法胜任工作。顾问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造成村两委和农民群众的不满。
由于服务不到位，造成村两委把实施工程当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不愿随大流，宁愿签订正常法律顾问合同，按正常规定支付顾问费，而不愿意再省几个钱去签订法律顾问全覆盖合同。特别是各方面都比较先进的村，如：临池的柏家村，好生的八里河村，魏桥的郭辛村等，就是这么做的。
4、法律服务机构人员流动影响工作开展。各所之间人员流动，特别是种种原因的非正常流动，工作交接不畅，造成责任不清，影响工程的实施。
5、顾问工作与地方党政机关规定冲突，难以开展。在农村开展顾问活动，首先要考虑地方党政机关的利益。诸如 土地承包、建设用地、折迁补偿等，若依据相关法律处置，往往违背地方政府的规定伤及其利益，造成党政负责人的不满，如果迎合地方规定，则违反法律，顾问人员左右两难，无法适从。因为上述原因，有的地方党政机关负责人对这项工程也不是那么热心。
综上所述，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的实施。首先，作为工程实施的主要承担者律师、法律工作者因经济效益问题和不堪重负失去积极性；其次，村两委负责人感觉没有在工程实施中得到具体帮助，认为是形式主义，可有可无。于是一件意义非凡、工程浩大的全民普法创举，仅仅一年的时间，就由一哄而起到无疾而终，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场作秀。
对这项工程的实施，有关组织和上级领导也进行过视察，但基层部门和机构大都隐瞒实情，夸大成绩，报喜不报忧，掩饰了该工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给党政机关传递了不正确信息。到头来，最终受损害的是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
二、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工程顺利实施
根据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中发现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治理意见。
1、领导机关提高认识，加强责任心。一项工作的开展能否顺利，主要取决于领导机关的认识高度和领导工作力度，象农村法律工作全覆盖这样涉及人多、面广、长期、艰巨的工作尤为如此。该项工程未收到预期效果，首要原因应该是领导机关只有工作部署，没有工作标准。在上级党政机关行文之后，下级主管机关应该制订工程实施细则。细则应包括阶段起止时间、进行哪些工作、达到什么标准、每人限 承担几个顾问村、奖惩办法等，使承担顾问工作人员有目标、有责权，充分调动其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将工程的实施始终掌握在主管机关领导人手中。
2、各基层党政领导应积极支持和协助顾问员开展工作，特别是举行培训、讲座之类的集体活动时，应给予大力支持配合，责成村两委负责人采纳法律顾问正确的法律意见，做到依法行政。县（区）党政机关，应将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开展情况，作为基层党政机关考核的内容。
3、法律服务机构和承担顾问工作的律师、法律工作者要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把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当成时代赋予自己的光荣艰巨任务，干好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责无旁贷，不要只考虑利益。
法律服务机构应制订专项制度，由各所负责人代表各所统一签订顾问合同，根据本所人数和顾问村多少，统一指派顾问员，统一收费，按规定分配收益。对那些人口多，问题复杂的村，应指派经验多、能力强的人员担任顾问员。
要建立顾问员之间互通情报制度和定期集体研讨该项顾问工作的制度；各所负责人统一领导和指挥全所承担该项工作的同志，并有权根据每个人的业务安排，随时调整人员和安排单项顾问工作，保证顾问村有求必应，及时解决问题。
4、各法律服务机构要从实际出发，以收到实效为工作目的，制订农村法律顾问工作的专项计划。应当首先对村两委人员组织法律培训，使村干部尽快掌握法律常识，提高依法治村的能力。必要时，最好在培训时吸收该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和党员参加。通过培训活动，增进村干部与顾问人员的工作配合和感情的建立，为顾问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把开展村民调解工作当成化解民间纠纷，构建和谐农村的大事，认真抓好。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规范调解活动，规范调解文书的制作。顾问员可以受聘兼任村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
认真审查和完善包括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的各类合同，避免因土地承包、流转发生纠纷。
利用农闲和晚间举办村民普法讲座，让广大村民尽量懂一些常用法律知识，减少一些违法行为。实践证明，送法到村，广大农民十分欢迎。
农村基层法律文化建设谈 篇6
法治不仅表现为实体的制度结构，亦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法律文化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上支配它们的一般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在农村基层加强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是在农村地区推进法治的基础和系统工程。多年来，我省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地区的法治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律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在一些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律文化的建设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当前，阻碍我省农村地区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一是长期人治历史造成了人们畏法息讼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因之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一些农村地区至今缺乏现代商品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政治的传统，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依凭“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一味以不扩大事态为目的，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被人们所接受。二是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律文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农村地区的法律文化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两者息息相关。作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镇所在地，其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氛围的影响十分明显。局部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的贫乏苍白。在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的地方，文化设施极为缺少，文化活动的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至于不健康书刊、黄色录像的泛滥，常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严重地毒害了社会空气，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有的青少年无事而滋事以至轻微违法甚而走上犯罪之途，造成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恶者横行、弱者受欺的治安状况使善良农民少有安全感。三是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在农村地区，地域的间隔、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从，使得乡镇区域常常是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区域而存在的，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律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落后、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常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赌博成癖；有的为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消极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影响了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要改变当前农村基层现代法律文化建设滞后的状况，可以设想循以下的途径加以改善：第一，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他们尊重法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营造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使依法办事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自觉，使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缺少的武器。法制宣传教育所具有的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的功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正是承担着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在普法过程中，首先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树立人文的普法理念，从法律对农民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通过法律文化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依法办事、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其次，要将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作为当前面向农民普法的突破口。法律权威的树立，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是公民自身受到法律的关怀。农民最为关切的是涉及他们自身的权益，教育农民全面深刻地理解法律“治官、治吏”的功用，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就从物质利益入手保证了实行法治得到农民最有力的支持。如负担过重是各地农民最为关切的问题，要通过普法让农民了解党和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政策和法律，坚决抵制巧立名目收取农民钱物。由于农民不熟悉建房、征地、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水利山林、合伙经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法律服务人员要深入到农民之中，结合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抓住农民最感兴趣的问题，围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开展法律宣传、咨询和服务，把民事纠纷往依法解决的轨道上引导，如此才能让法治精神在农民心中扎下根。再次，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法律，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实践证明，结合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以案说法，最易为农民所接受。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宣传栏、有线广播、地方电视台、网络、学校、农贸集市等，开辟法制宣传教育专栏，设立法律咨询点，调解各种民事纠纷，并抓住典型案例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常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加快发展农村地区的社会文化事业，改善农村地区的人文环境，引导和丰富农民健康的文化生活，增加农民生活的精神内涵，从精神文明建设入手促进法治文明的进步。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律文化的构建是其重要组成。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应该是现代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应当是继承民族精神、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的文化，它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而生。先进文化引导农民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开展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传播进步的思想理念，弘扬民主平等的法治精神，建构日新月异的法治文明。在农村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应当逐步加大对各项社会文化事业的投入。要倡导培育健康的乡村文化，减少渲染暴力、～等西方腐朽文化对农民的侵蚀。我们所倡导和弘扬的法律文化，将积极促进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积极促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积极推动执法环境的改善，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村乡镇的执法者更好地公正执法、严肃执法；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更好地学法、知法、守法，懂得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弘扬这样的法律文化，就是弘扬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现代法律文化只有与先进文化与时俱进，才能在发展完善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第三，改善乡镇政府的执法行为，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确保乡镇各项工作的依法管理，加大对乡镇干部权力的法律制约和监督，在法治实践中努力树立法律正义。执法环节对目前农村地区法治环境的形成有较大影响，普法与执法实践脱节的问题在一些农村乡镇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有从执法这个环节入手，才能尽快提高乡村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进而树立起农民对实行法治的信心。虽然经过了长期普法，屡次培训，但至今仍有一些地方的乡村干部法制观念不强，对法治的理解常常偏于自上而下的“治”，即更多地将“法”作为治理老百姓的手段，未能很好地维护农民应有的物质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在农民心中的权威地位。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乡镇、村干部的法律培训，使他们真正掌握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有关法律法规，并严格考核，不过关的坚决不让上岗，以此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要通过多种渠道公开政务，提高透明度，从依法办事做起，建立起农民对乡镇干部的信赖，逐步树立起法律的权威。要采取有力的手段教育和警醒少数乡镇干部，畅通监督渠道，从他们的一言一行开始来逐步改善乡村的法治环境。要强化多方位的执法监督，加大对乡镇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进一步规范乡镇一级的行政行为，纠正一些执法中的偏差，这是改善当前农村基层的干群关系、提高政府威信、取信于民、营造良好法制环境的迫切需要。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行政务公开，这对方便社会各界和群众进行有效监督具有重要作用。只有让农民享受到实行法治给自己带来的实惠，参与法治实践才会成为他们的自觉追求，现代法律文化的社会氛围才能在千百万人的实践参与中的逐渐形成。法治国家的建立，必须以法理社会为前提，而法理社会呼唤着法律文化的建设。营造农村地区良好的法治环境，进而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在乡村的建设，必将有力地促进农村的法治进程，提高农民生活文明的程度，创造一片繁荣安宁的小康农村乐土。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对策研究 篇7
1.1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成就
(1) 国家重视并不断加强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
国家越来越重视新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 特别是农村的普法教育工作, 在“五五”普法期间, 首次把农民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司法部也将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确立为09年全国法律援助重点工作, 准备从健全工作体系、畅通援助渠道、扩大援助范围、加大办案力度和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 从政策上把农村法律援助推上更高的台阶。各地政府响应国家政策, 纷纷在乡镇建立起司法所或建立起调解庭, 同时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工作。
(2) 一些农村建成“民主法治村”影响并带动其他村落的法治建设。
响应中央的号召, 一些村落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 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工作, 利用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法律知识, 也利用党员电教、科技下吞、放电影板报、宣传橱窗等形式, 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有些还按照“符合法律、顺合民意、便于操作、可持续性”的原则, 制定了上与法律法规吻合, 下与农村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代表会议议事制度》等并上墙公布, 增长本地农民法律知识, 建成“民主法治村”。
1.2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1) 从全国范围上看, 各地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
在我国, 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农村法治建设硬件和软件设施比较齐全, 法律援助工作开展顺利。而在中西部等落后地区, 法律援助的各项工作进展举步维艰, 有些村落甚至还没有开展过法律援助工作。即使在同一个省市, 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也失衡, 富裕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相对于贫困的农村进展和实效更显著。
(2) 各地方的形式主义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
很多地区在发挥地方自治时只是注重形式, 疏于实效。许多法制宣传栏形同虚设, 宣传内容更新缓慢, 内容稀少。工作人员在普法时, 工作方式简单, 官本位思想严重, 不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目前, 大量农民外出打工, 地方政府却没有做好有关劳动权利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 只是象征性地贴一些法制海报。
(3) 司法机关有失公正。
我国司法的平等原则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我国某些城区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 对于农民作为当事人的案件, 对待农民态度冷淡, 甚至不予理睬;在受理农民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案件中, 歧视农民, 偏袒另一方当事人, 做出不公正的判决, 致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
(4) 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怠于农村的法律援助。
根据我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有履行法律援助的义务。在实践中, 某些市、县会有由市、县比较优秀的律师组成的律师演讲团每月或每季度到农村里向农民们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解答疑问、或者赠送法律书籍。但是, 这个律师援助阵容还是比较小的, 存在许多只为自身利益而袖手旁观的律师, 他们下乡宣传法律知识只是为了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 并没有认真宣传法律知识。面对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并对法律宣传兴致不高的农民, 许多律师也就敷衍了事或知难而退。法律援助被称为法治社会里的“穷官司”, 很多律师不愿意接付不起律师费的农民的案件。
(5) 大多数村干部和农民法律意识不强。
很多村干部自身文化素质不高, 只知道有法律这么一回事, 并不明白用法来管理村寨;大多数农民也没有权利意识, 总把自己当作义务人, 所以他们对是否以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无所谓。对于市县在农村的普法工作, 如法律知识的讲解、法制电影的放映, 许多农民都表现表现冷淡, 抱着观望的态度。而农村的法制宣传栏、法律书屋也是无人问津。大多数农民认为农村法治建设是村委会或村干部的事, 与自己无关, 学不学法照当农民, 治村依不依法照按常规办。
2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存在问题的原因
2.1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失衡,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经济水平高, 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而实现法治国家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上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各地政治、科技等方面的不平衡, 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也会有差距。根据湖北等五省的问卷调查, 当今农民发生纠纷选择法庭诉讼的仅占18%, 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自身法律素质低。
2.2 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尚未确立
在农村, 农民遇到纠纷往往直接找村委会、找派出所处理, 或者直接找法官而不到法律服务所咨询, 很大原因在于找他们是不收费的, 且政府没有法律援助的专项资金帮助他们提起诉讼。缺乏经费保障也制约着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的广泛性, 使一些大型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组织不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把法治宣传教育穿插于其他会议或活动中。乡镇司法员的待遇也偏低, 很多司法所拿不到国家的补贴, 影响其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2.3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较低
在我国, 除了公、检、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求要具备相应的比较专业的法律知识外, 对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无此要求。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 国家机关采取各种形式要求其工作人员学法并定期检测, 但很多都只是形式, 很多公职人员对法律仍是只知皮毛。显然这制约着他们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效。而在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多是转业军人, 并不都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 这种情况明显是不利于司法公正的。
2.4 法治宣传教育在农村不易进行, 宣传效果低
在缺乏法治统治的中国, 特别是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严重的广大农村, 包括道德、宗教、习俗等在内的众多非法律手段, 却常常成为广大农民解决民间纠纷的首要途径, 而成为事实上的法律途径的“前置程序”。发挥着定纷止争、调和民间关系的重要作用。而法律在人们严重似乎太严厉、太没有人情味, 常常成为农民不得已时的选择。基于这样的实际, 农民对法律宣传教育往往不屑, 很多时候, 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如免费提供一餐饭等, 农民才可能参与到法治宣传活动中。农民的冷淡态度浇灭了宣传人员的热情。还有, 很多地方法治教育没有把握住农村和农民的脉搏, 教育内容与农村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的现实思想不合拍, 有的调子太高, 把道理将空了;有的口气太大, 理不在点子上, 话不在心坎上, 你们不入耳, 不入心, 不入脑, 使得法治宣传效果低。
3 落实农村法律援助的对策
基于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这一实际, 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搞好农村法治建设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 落实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新农村, 稳定农村发展, 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在上述诸多原因中, 笔者认为经济上的原因是根本原因, 而农村普法教育工作不到位、收效不大是重要原因。因此, 笔者认为落实农村的法律援助最主要是有效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具体对策如下:
3.1 建立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
目前,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对于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 建立起专项基金实属必要。国家可以用财政的手段予以支持, 建立起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 并且该基金应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该基金用于提高农村司法人员的待遇, 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用于农村的普法的宣传教育工作, 从而使普法工作更加广泛, 更加深入;用于填补人民法院减免农民的诉讼费用 , 从这一角度保障司法平等公正, 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使其从心理上信任法律。
3.2 充分发挥法学学生的作用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都有法学专业, 各地方可以开展寒暑假法律援助志愿活动, 组织这些法学专业学生深入农村进行诸如法律宣传等法律援助活动, 既可以增强他们专业知识、丰富他们的社会实践经历, 也可以弥补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学生们的青春活力与热情可以感染农民, 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优秀法学毕业生的作用。目前, 我国法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合计达30万人, 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 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 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当前法学的就业形势颇为严峻, 许多优秀的法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 不知怎样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最终造成大量人才资源的浪费。面对我国农村当前的情况, 各个地区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在司法所和村委会中设立几个岗位, 由法学毕业生担任, 农村中的调解员也可以由法学毕业生担任, 再怎么艰苦的环境总会有人愿意去。还有, 我国目前有些省市建立了村官制度, 可以适当选择优秀的法学毕业生担任村官。这样的队伍更加专业, 深入农村中, 融入农民的生活, 便于有针对性地带法律进农村, 提供法律援助, 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针对农村中常见的土地、婚姻、继承等纠纷问题, 让这些法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去讲解更专业、更清晰, 让农民们更愿意接受, 也使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获取有益的经验。
3.3 以块为单位, 分别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农村法治的本体是广大农村居民, 要使农村法治获得社会认同, 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广大农村居民知法、懂法。我国各地的农村是分散的, 加上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分布不均匀, 这使得各地的农村在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各异。针对这些情况, 以块为单位, 让经济、文化、语言差不多的农村为一块, 在邻近的几个块中设一个总的办事点, 各块设分办事点, 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相互合作, 提高效率, 更有成效。同时, 有些农村里的村民只会说本民族的语言, 其他的语言有些人还听不懂。而各市县下乡普法时, 放映影片、发放书籍等都一律用普通话, 很多村民听不懂, 看不懂。笔者认为在进行此类活动时, 应该采用该村通用的语言、文字, 或者附上该村通用的语言、文字。
参考文献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知道丛书.法律援助使用指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2]舒国滢.法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4]王晨光.农村法制现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农村留守儿童权益法律保护探析 篇8
关键词：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现状；对策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而留守在家乡、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年龄在14岁以下的孩子。留守儿童存在的现实问题主要有：
（一）法定监护人监管缺位
1.隔代监护
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带养，隔代监护，外出的父母比较放心，但这种监护方式存在如下的问题：一是由于天然的血缘、亲缘关系，监护者多采用溺爱的管教方式，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过多的宽容放任，而较少精神、道德上的管束和引导；二是由于缺乏父母的有效监管和教育，加之代理监护人年事已高、文化素质较低，家教知识有限，难以承担起有效的家庭教育的职责，由于缺乏很好的家庭引导和教育，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环境、身心健康、人身安全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2.自我监护
由于没有上面两种条件，既没有隔代教养，又没有亲戚朋友寄托，独自把孩子留在家中。大多数情况是几个孩子在家，哥哥姐姐照看弟弟妹妹。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成了一群“有家的孤儿”。部分留守儿童由于长期无人管教，饮食无依，亲情空缺，心理极不健康，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日益成为问题儿童。这样的家庭教育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3.单亲监护
这种监护方式使得监护人的压力很大，家庭成员的外出增加了他们的劳动负担，他们要承受照顾家人和从事更多农业生产的双重负荷，根本无暇顾及对孩子的教育。
（二）家庭及学校教育方法不当
1.家庭教育观念、方式落后
目前我国很少有人把教育孩子看作是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即使教育权入宪也未能从思想深处改变这一观念，大部分人认为教育是作为家长天经地义的道德义务。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带养，受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等因素的限制，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教育方式难以适应孩子的成长，与孩子沟通交流较少，对孩子的思想动态、接触的大众媒介、生活的社会环境缺乏了解和监督，只关心吃穿，对教育无能为力，甚至有些还放任、纵容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留守儿童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出任性、暴躁、极端的性格。另外，代理监护人往往过分依赖学校，而忽略了家庭的引导和教育，缺乏对留守儿童的正确引导，当他们在受到外部因素的教唆、引诱下，极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学校教育理念滞后
由于亲情缺失，农村的大部分留守儿童在性格方面不太健全，而农村的大部分学校由于受经济及师资力量的影响，加之农村学校教育偏位，重学绩、轻素质，片面追逐升学率的教育理念，学校的教育管理方式简单，忽视学生思想品德和法制方面的教育，把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推向社会，未能注重学生的心理问题，缺少心理疏导的措施和方法，使留守儿童的心理空缺，导致农村部分留守儿童学业不良或性格缺陷。因此，对于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二、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几点对策
（一）建立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构网络体系
博登海默认为，法律对于基本权利的承认，可能只是提供了行使这些权利的一种形式机会而非实际机会。留守儿童权益保护问题是一个涉及劳动、用工、三农、教育、监护制度与户籍制度等多个方面的综合问题。因此，留守儿童工作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共同的、有效的协作，单纯依靠某一个部门或单位开展此项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各职能部门对留守儿童工作的有效协作力度还不够。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在党委及政府的带领下，积极、主动地与公安、教育、文化等行政部门配合，整治校园周边环境，积极创建“平安校园”、“绿色网吧”。同时把侵害留守儿童犯罪行为作为打击的重点，不论案件大小，一律快审快结，依法严厉惩处，加强执行兑现赔偿款项，确保有力地震慑违法犯罪，与其他部门形成长效的联络机制，定期的就留守儿童权益保护问题进行交流、探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形成工作的长效机制和合力，形成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构网络体系。
（二）针对监护人及留守儿童等开展法律宣传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利用12.4法制宣传日、巡回审判、法律五进等形式，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切实履行法院职能，定期对留守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代理监护人等进行家庭教育和法律知识宣讲，详细介绍受监护权、受教育权、发展权、心理健康权等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保障。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家长也进行引导和教育，强化农民工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让农民工家长学会与孩子沟通、交流以及教育孩子的正确方式，发挥家长对孩子的独特教育功能，引导孩子健康成长。同时，用留守儿童犯罪的典型案例从侧面向法定监护人、代理监护人等告知监护人如何预防、如何教育正要走上犯罪道路的孩子，对于已经违法犯罪的孩子要以心论心，注重教育感化，强化监护人的法律责任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使他们掌握一些家庭教育方式和基本法律常识，切实履行教育本职。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教育以及人身安全问题已是不容忽视。事实上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权益保护利于其身心的健康发展，避免因父母外出务工，生活和教育上得不到的照顾和教导产生的不利影响，另外，通过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权利，避免侵害的发生，有利于我国农村家庭的和谐发展。此外，对于留守儿童权益提供法律保障也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及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因此，我们更加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为这些孩子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张艳等.《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合法性”危机》.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