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2024-08-24

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共8篇)

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篇1

我国多层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做好社会养老保障,构建良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构建全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的进程中,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显得更为迫切紧急。农民在我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为全社会大众提供老有所养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大众的呼唤。而为我国广大农民提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保证其老有所养已势在必行,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农民应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由于我国原有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弊病,在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进程中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构建多层次的符合我国农村社会需求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多层次 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弊病 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民占据了我国十三亿人口的大部分,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对我国城市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农民农村已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解决农民农村问题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项重大任务。加之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独生子女制度的倡导,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建立与现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实现我国农村农民老有所养应成为国家的重要使命。目前,社会各方群体对于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十分关注,主要在于构建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着重要的背景因素,也刻不容缓。其主要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解决农民养老问题方面还存在许多弊病。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原因有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也有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险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 制度本身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

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样。由于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样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则丧失了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农民更是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保障性,其实质还是一种自我的家庭养老,农民的养老保障就等于是自己的一种储蓄,而对于农村,受农村特有经济影响,农民所有的收入相对微薄,在缴费资金来源上存在问题,这就容易导致农村养老保障缴费间断,使得农民的养老保障欠缺连续性。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不可能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是,如果要使这项工作开展下去,常常需要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又违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自愿性原则。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时就使其执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第二 保障水平过低,保障制度不稳定可持续性差。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较少,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偏低的投保档次。这样偏低的缴费额,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的养老保障金根本微不足道甚至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求,这对农民养老几乎起不到作用。而缴纳高额的保险费,农民有缺乏资金来源。此外,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不规范健全完善,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的规范,在执行力度和监督监管方面缺乏力量。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撤消,费用的筹集、运用保值增值以及养老金的发放不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而是按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1]不具有稳定性。缺乏社会化。可持续性较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些地方只能持续几年时间。由于孩子读的不完善,体制的不健全加上监督监管的缺失和资金来源的断链往往导致农村社会养老的发展半途而废。

第三 管理水平低,监督监管缺失。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体制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既有商业保险的技术难度,又有依法实施的政策难度,又有依法实施的政策难度,因而对管理水平的要求很高。但是,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践中,却很少有地方能够保证管理上不出问题。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加之机构设置不健全,便出现了很多漏洞,其中最严重的是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的问题。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应该遵循征缴、管理和使用三分离的原则,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从而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即保值增值)。但是,在中国的农村社会健康保险中却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些,大多数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独立管理的,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监控监督,而地方的民政部门又受当地政府的管理,所以,当地民政部门或

政府挤占、挪用甚至贪污、挥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便时有发生,使农民的养老钱失去了保障。

第四 基金块块分割管理,难以保值增值,降低了保障功效。一是基金运行管理有欠科学性,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处于属地分散管理的状态,以县为单位的分割管理的小规模基金难以进行多样化投资。二是基金运行形式单一,农保基金增值主要是靠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易受利率下降影响,导致养老基金负增长。三是县级财政不保底,农村养老保险机构办公经费支出侵蚀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四是缺乏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也难以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蚀,使得养老基金不但没有增值反而缩水,削弱了未来的保障能力。

第五 法律制度保障缺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体系的构建缺乏专门有效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实践中的主要依据是,一是1992年和1995年颁布的《方案》和《通知》以及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应该重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建设的原则性条款,二十相关的文件内容,三是有关领导关于三农问题和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讲话。由于没有关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专门性法规,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和困惑,而且导致各地在制定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时缺乏有效地立法依据而各自为政,影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发展的规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同时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养老基金缺乏法律监督,出现大量空账和死账以及呆账现象,导致基金流失现象严重,影响了基金的正常运转。[2]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和弊病,对农村农民的养老不能提供稳定的保障,为此必须对此进行改革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实现农民老有所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3]对于多层次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法律先行,确保农村养老保险有法可依,完善法律规范和保障。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根据我国实际,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革,尽快制定并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建设加以保障和规范,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对资金来源、运用方向、增值渠道、保障标准、收支程序、执行政策监督等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规范操作行为,以法制形式将农民这一合法权利确定下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切实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 家庭保障层次。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建设中,我们不能夸大家庭养老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作用。在中国,家庭养老是延续了数千年来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养老方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亲情养老。家庭所发挥的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济,情感慰藉是任何社会

保障制度都无法替代的。因此,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时,要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措施。这一类型的养老是以农村的家庭养老为主,同时辅以社会养老,社会团体和国家补助。这里的家庭养老不是纯粹的传统模式养老,而是积极探索家庭养老的新模式、新思路,进一步完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使家庭养老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

第三 土地保障层次。随着工业社会甚至是信息社会的到来,土地收益日益减少,土地保障已在农村存在“虚化”的现象,但土地在保障老年人的日常开支需求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正式制度起着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老年人经营小块土地不但可以满足其日常的吃穿用度的小额开支,而且还可以满足其情感的需要。因此,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应该利用土地同时对土地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让土地为农民提供一定的养老金,发挥土地保障的有益补充作用。[4] 第四 商业保险保障层次。商业保险主要趋向于高收人群体,虽然农村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农民收入较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中也会不断的涌现高收人群体。有些富裕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农民收入较高,对于这样一部分农村地区可以采取商业保险保障模式,主要满足农村中高收人群体在保证基本生活的同时改善老年生活的愿望。可以预见,发达的商业保险会产生“福利挤出效应”,即一部分高收人群体因参加商业人寿保险,老年收人丰厚,便自愿放弃领取国民基础养老金,这会使有限的国民养老金得到更好地利用。因此,我国在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时,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农村以及不同类型的农民群体的具体情况具体解决,以更好地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第五 流动型农民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大量农民离开家乡的土地,到外地去务工。对于这样流动性较大的农民的养老保障,应将其与城市里人口的保障相挂钩,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的差异,对于这样一些农民群体,应给予和城镇相同保障的待遇。同时,根据农民工的流动性特点,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转移续接,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农民工的养老保障权益。

第六 纯农民型保障。所谓纯农民是指纯纯粹粹的待在农村地区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民。对于这类农民群体,收入水平低,除了家庭养老,农民自身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外,地方政府和国家应给予补贴,采取个人账户和国家统筹以及集体补助相结合。

多层次的构建新型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对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的各个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一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承载农民的保障功能: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上,农民没有能力考虑自身的养老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农村老年人口与城市退休人员一样实现了老有所养,便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起着基础性作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二 有利于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建立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靠,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保护和调动他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农民是我国重要人力资源,解决农民问题调动起劳动生产积极性,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大发展有重大作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使农民逐步进入小康行列,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 有利于落实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在广大的农村,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想从根本上转变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实现农村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从养老保障人手,这是治本之策。多层次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成和不断完善有利于促进我国从村尽快从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有重大作用,促进农村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四 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官大农民的社会权益,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建立多层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目前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紧迫任务,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层次构建是建设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环节,它不仅对解决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存在的固有弊病、促进农村农民由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实现农民老有所养有重大意义,同时对统筹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全国层面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起推动意义,是国家发展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呼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

[1] 王国军,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与改革思路[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1)120-127.[2] 尹宗贻,试析当前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A].“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与贵州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省社会学学会 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0年.[3]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EB/OL](2009-09-05).[4] 阴月华,农民工家庭的土地养老问题浅析[J].科技创新导报,2010年31期.[5] 毕伟男,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几点思考[J].当代生态农业,2011年Z2

期.[6] 贺清龙,农村社会保障现状问题及对策探讨[D].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

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篇2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问题,政策建议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十分重视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设, 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部分。自上世纪50年代起, 我国就建立了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计划经济时代, 传统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确有利于救助农村的鳏寡孤独、赈贫济贫、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生产力。但是, 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与弊端, 已不适应我国目前“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目标。因此, 要适应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就必须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一、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1.农村社会救助及其现状

社会救助, 也称社会救济, 是在社会成员陷人生存危机或不能维持最低生活限度的生活水平时, 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援助和社会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救助是相对于城镇社会救助而言的, 指的是国家和集体对农村中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和因病、灾、缺少劳动能力等造成生活困难的贫困对象, 在现金、实物和服务等方面实施助人及自助活动, 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现阶段,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社会互助和农村扶贫开发。

2.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的问题

(1) 救助制度缺乏规范性。

规范化、科学化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有利于社会保障稳定机制和效率优先机制的作用发挥。但是, 我国目前关于测定农村贫困家庭的评价指标和评定方法还不够完善和统一, 对于贫困者经济情况调查缺乏一定的客观操作性, 对于贫困者的标准和实施救助的标准尚缺乏合理、公正的界定, 这让社会上一些人情因素钻了漏洞, 存在“应保未保”的现象。另外, 救助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临时性和随意性, 有些地方政府有钱就施救, 没钱时就不施救, 他们没有把对贫困者的救助当作一个规范的、系统的工程, 而是认为临时的、随意的对受困群众予以关心和安慰就够了, 这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实施的成效。

(2) 救助管理体制缺乏协调性。

一是对救助资金管理不妥当。由于救助资金管理不当, 造成救助资金的严重浪费和分配不公现象。救助资金的用途应该要做到“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效果。然而, 由于救助资金管理不当, 又缺乏严格的监督, 有些地区在分配救助款项时未按真正、客观的标准将救助款项公平、合理地分发到人, 救助资金存在 “管理不力、监督无效”的严重现象。二是基层管理力量薄弱。农村贫困居民素质较低、居住较为分散, 对于受助者的核查工作量非常大, 基层管理人员较少, 人员管理也不到位, 有的机构的实际上形同虚设, 很难满足工作开展的需要, 这给农村社会救助实施带来很大的障碍。三是救助对象的动态管理难以把握。在实施救助的过程中, 既要遵守“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动态管理”的要求, 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全部覆盖到救助范围里来, 同时又要及时清除那些脱贫致富, 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员名单。但是由于在聚居较为分散的服务对象中, 管理者很难区分和衡量每个家庭的收入状况, 这就造成了“纳入救助对象容易、清除救助对象难”局面。

(3) 救助政策法规缺乏健全性。

目前, 国务院仅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颁发了全国统一的行政法规, 但尚未出台关于农村社会救助的专门法律,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度, 实施救助时无法可依, 无章可循, 仅仅依照相关部门印发的临时的规定和政策来实行, 随意性较大, 由此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而且, 缺乏规范的救助工作操作的程序。救助工作具体的操作程序包括家计调查程序、村民申请程序、机构审批程序、救助实施程序、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监察程序。而我国目前基本没有一套科学、规范、高效的操作程序, 这势必给农村社会救助的实施带来实际的困难, 影响救助的效果和成绩。

(4) 救助缺乏全面性。

一是救助的范围狭窄。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范围是全体困难群众,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覆盖农村全体劳动者, 而我国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救助范围依然较小, 不能覆盖到所有贫困对象。二是救助内容的片面与单一, 专项救助尚不充分。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1.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出发, 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应由贫困性社会救助、灾害性社会救助、疾病性社会救助和互助性社会救助四个方面构成。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就是要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 医疗救助、住房解困、教育帮困、就业帮困等专项救助为配套, 自然灾害救助、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社会帮扶为补充, 救助主体多元化、救助工作制度化、救助行为规范化、覆盖范围广泛, 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救助体系。

2.建立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必要性

(1)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存在诸多不足与弊端, 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必然要求科学、规范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以促进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改革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的配套措施。

(2)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是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农村社会救助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器”, 是农村经济运行的“减震器”, 是农村社会公正的“调节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而进行, 为了全面推进农村的发展, 必然要求在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要推进农村社会救助的完善, 健全的农村社会救助有利于减少农村经济运行中一些不和谐因素。

(3)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客观要求。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村社会中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它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在“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导下, 强调政府对贫困群众单一的救助, 而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是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法律救助等广泛的制度, 国家是社会救助的主体, 对受困群众进行救助是国家的责任, 因此, 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头戏, 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客观要求。

三、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几点建议

1.建立规范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救助还存在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和谐的地方, 因此, 建立规范的救助制度是当务之急。要建立规范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首先要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农村低保制度。农村低保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低层次的保障, 是社会最后一道安全阀, 也是当前农村社会救助的基础和核心。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的稳定就是国家的稳定, 因此, 规范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要进一步完善以农村低保制度为主线, 教育救助、灾害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社会互助以及农村扶贫开发为辅助的, 多层次、全方位、规范的、长效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2.建立协调统一的农村社会救助管理体制

建立协调统一的农村社会救助管理体制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农村社会救助的管理工作, 是为了切实保障农村弱势群体, 特别是农村特困户的基本生活权益。建立协调统一的农村社会救助管理体制:一是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真正帮助那些最困难, 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同时要注意不搞重复救助;还要做到“只助困, 不助懒”。二是要按照严格、统一的标准核定救助对象和明确救助类别。可依据其户籍, 居住以及面对的实际困难等客观标准来核定其身份并予以相应类别的救助。三是要落实救助程序。工作人员在实施救助的过程中要落实救助的程序, 通过层层审批, 确保救助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3.提高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制化水平

针对目前社会救助操作程序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客观事实, 我国应该用法律来规定和明确农村社会救助的内容、标准、对象、性质、主体的职责以及实施救助的操作程序, 树立农村社会救助的权威性, 摈弃一些临时性、随意性的救助, 减少一些人为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实施救助中的干扰。提高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制化水平不仅有利于科学、高效的实施农村社会救助, 也有利于完善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4.转变捐助者和受助者观念, 建立稳固的社会支持系统

传统的社会救助观认为救助是捐助者对于救助者的一种仁慈和施舍。在现代社会, 社会救助体现的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每个人在社会都应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只有人民生活有苦难, 国家和社会就有责任给予救助。这是第一个要转变的观念。同时, 社会救助还应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强调尊重受助者的人格, 强调人权平等。而受助者也要转变观念, 既不能认为贫穷是一种耻辱而抱有悲观消极的心态, 也不能存在“等、靠、要”思想, 要在接受救助的过程中努力进步, 获得致富的信心、经验与本领。

参考文献

[1]花菊香.社会政策与法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368.

[2]李辉婕, 吴自明.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 2007, 35 (34) :11268~11269.

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篇3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供销社

中图分类号: F32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9-0504-0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农”发展面临的困境仍然突出:农业基础脆弱、主要靠天吃饭的基本现状没有根本改善;农民就业门路不多、增收困难的基本局面没有突破性扭转;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基本态势没有有效缓解,农业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贯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一条鲜明主线。在农村改革领域,面对弱质的农业、弱势的农民,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好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加快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步伐,有效整合分散在政府职能部门与市场主体的各类服务资源,推动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促进现阶段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这不仅是破解“分”有余而“统”不足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缺陷的有效途径,也是城镇化背景下解决“谁来种地”,并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1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深陷“双重失灵”困境

中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雏形产生于传统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了适应当时城乡割据体制下农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先后在农村基层建立了俗称“七站八所”的专业服务机构,按照垂直分工的原则面向社队集体组织提供相应农业职能服务,这种服务方式对推动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集体组织土崩瓦解,农民重新成为农村服务的微观需求方,而相应的农村服务领域改革却严重滞后,导致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又尚未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成了一个“四不像”的畸形儿,陷入了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的窘境。

1.1各涉农部门重复、低效供给造成农村基层服务资源分散和细碎化

现有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延续了传统体制下的运行模式,涉农服务多部门、多主体的运作特征明显,造成农村基层服务资源分散和细碎化[1]。各涉农部门呈纵向垂直结构运行,部门设置一般从中央延伸到乡镇一级,有的甚至延伸到村,各部门服务沿着这种自上而下的相对封闭管道运行,导致“各用各的钱,各唱各的调”。如直接提供农业技术服务的政府服务主体有农业部门的乡镇农技站、畜牧站、科技部的科技特派员与科技入户工程,科协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供销社系统的“庄稼医院”等;提供农资服务的政府服务主体有商务部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供销合作总社的“新网工程”等。这些部门之间服务职能交叉,在单一服务项目上重复服务、过度服务,大大增加了服务成本,而在面对综合性的服务需求时,往往是单兵游勇式供给,服务效率低下,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新型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

1.2趋利动机驱使与农民诉求机制不畅导致农村公益性服务领域严重缺位

一是由于政府与市场责任边界划分不清,当前一些农村服务部门逐利动机日益增长,竞相选择进入高利润的经营性服务领域,且利用其行政权力,在竞争逐利中排挤市场经营主体,使得市场经营主体难以公平地进入到农村社会化服务的经营性服务领域,最终导致市场难以在经营性服务领域中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2]。而涉农服务部门对于公益性服务领域则或以“改革”名义纷纷选择退出,或是部门之间“互踢皮球”造成严重缺位。二是目前涉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主体是上级部门,导致农村服务供给模式沦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行政推动,而不是由最终服务接受方——农民的现实需求拉动,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造成农民对服务的满意度降低[2]。在湖北省农户调研中发现,受访农民接受的服务多集中在农业生产服务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而农民迫切需要的农村商品流通服务和农业信息服务、农村金融服务,接受率分别只有20.25%、33.33%、28%[3]。

2供销社具备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有效载体的现实基础

近年来,湖北省供销社充分利用传统经营优势,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2013年,湖北省供销社系统实现购销总额 2 171.24亿元,同比增长24.35%,利润总额4.42亿元,同比增长4%。社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21%,在保供给、稳物价、惠民生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

2.1贴近农村,发挥基层网点优势

湖北省供销系统现有省级供销合作社1个,省辖市(州、林区)级供销合作社17个,县(市、区)级供销合作社86个。全省系统发展各类网点66 000多个,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经营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全省累计建成18 187家村级综合服务社,覆盖全省70%的行政村。建设庄稼医院2 634个,组建农机队520个。2013年,全省供销社系统新建集农资配送中心、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庄稼医院为一体的新型庄稼医院310家,开展农资供应、测土配方、农技推广、农机植保等全程社会化服务。通过科学试验示范种田、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和建立生产基地,服务辐射面积近26.67万hm2,提供技术培训、信息咨询100万人次。2013年,省供销社积极组织开展了与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邮政局及移动、电信、联通等公司的战略合作,改造信息化网点2 540个,丰富了服务内容,拓展了服务功能。

2.2服务农业,发挥主渠道功能

2013年,湖北省供销社系统售给农民农业生产资料151亿元,占全省农资市场80%以上;湖北省供销社系统新建和改建农村流通服务配送中心达到200家,连锁销售额达到253亿元;裕农公司等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013年,电子商务销售额达到2.41亿元;全省供销系统农产品交易市场达到50家;湖北省再生资源公司“三园一网”规划加快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点3 000个以上,2013年,实现再生资源回收额96.31亿元,报废家电、汽车、钢材、塑料等回收量占全省总量的50%左右。

2.3富裕农民,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湖北省供销社系统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 369家,其中36个全国总社示范社,100个省级示范社。2013年,湖北省供销系统积极组织开展了农民合作社服务月等活动,培训农民5 732人次,680人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领办各类行业协会247个,各类协会积极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系列化服务,并联合各级人社部门共同加强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共培训庄稼医生、农产品经纪人、村级综合服务社业主5 732人次。调研的沙洋县供销社采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专业合作社+公司+专业园区的创新模式, 2013年总产值达8 000万元,助农户平均增收2.8万元;武穴市供销社植保专业合作社,2013年从种子收购到销售一条龙服务,为农户烘干稻谷60 000 kg/d,年底二次返利3.6万元,增收1 650元/hm2以上;远安县茅坪场镇领办的瓦仓大米专业合作社年加工能力达到8 000 t,在远安、宜昌等地设立品牌专营店,年销售额达5 000多万元,入会社员户均纯收入48 000多元,比非社员增收25%以上。

3供销社增强服务能力是自身实现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进行了深化部署,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纳入2014年重点工作,随后国务院批准同意供销合作总社在河北、浙江、山东、广东4省开展试点,实施供销社综合改革。在市场化大潮下,随着农民收入水平逐年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消费需求从消费品类别到产品质量均出现新的变化,以往相对单一的产品获取渠道更趋多元化,供销社的原有职能正在弱化,积极推进供销社综合改革可谓顺应市场化要求的必然之举。

3.1农村社会化服务领域重复、低效供给现象严重,亟须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除了以上所述,涉农部门之间重复低效供给现象严重,就供销社系统内部而言,各级供销社之间也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往往局限于利用各自存量资产经营谋求发展,省社与下级供销社上下联结不紧密,如农资销售网络与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几乎省内的每个县都是一个相互独立的体系,缺乏物流与信息流的双向流动;就市场主体而言,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协会)、农业经纪人,在没有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监督对其身份和行为约束的背景下,一窝蜂地涌入,造成农村社会化服务市场的秩序混乱。

3.2供销社历史包袱较重,亟须深化改革,激发活力

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9年,为响应中央号召,供销社实现全面改革与改制,在国家自筹经费、自谋出路的改革方针指导下,一方面导致基层尤其是乡镇一级供销社大多数形成沉重的历史负债,时至今日也是年年入不敷出,同时导致供销社人员流失严重,改制后各县市供销系统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人才队伍老化和青黄不接的问题。从调研的9个县市区情况来看,供销系统员工45岁以上的员工占比超过57%,而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仅占12%。员工受教育程度中本科以上学历只占4%,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41%[4]。另一方面,由于现存集体负资产较多且权属问题复杂,如果继续闲置则造成极大浪费,拖累自身发展;但如果盘活、处置转换,供销社国有划拨土地变性为出让土地时要缴纳40%的土地出让金以及21%的城建税,土地办证难度大,置产处置难,这种不能上也不能下、进无攻退无守的现实困境严重制约了湖北省供销社的持续发展。

3.3供销社服务的深度广度不够,亟须解决供需矛盾

当前供销社所提供的服务更多集中在产前,主要是提供化肥、农药、种子等供应服务。调研问卷显示,有近50%的农户反映在科技、信息、产后等方面服务很少甚至没有,超过40%的受访供销社认为自身服务水平跟不上农民需求。大多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价格发展和信息发挥功能不强,对生产结构、生产环节进行调节和引导的功能难以发挥。说明当前供销社所提供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主要局限于传统的服务项目,综合性服务多,专业性服务少;市场性服务多,公益性服务少;产中服务多,产前、产后服务少,服务针对性不强,服务主动性不够,服务水平不高,服务层次偏低,服务深度广度不够,农民急需的农业科技指导、技术培训、金融信贷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与新型农民与新型经营主体的需求形成极大反差,造成供需矛盾突出[5]。

4以供销社为载体构建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以顶层设计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以自建体系与购买服务相结合、以突出重点与打造亮点相结合为基本原则,以全面增强和不断提升为农民生产生活的服务能力为根本目标,以充分整合涉农资源和努力发挥多元化服务主体作用为主要任务,妥善解决政府与市场权责边界关系为重点内容,以供销社为载体,逐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覆盖农民生产生活各领域、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新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4.1整合相关资源,充分发挥供销社的生力军作用

中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中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其内在根源是涉农服务部门的体制问题,因此基于长远角度,应推动涉农服务系统进行彻底性体制改革,淡化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但从短期来看,由于涉农部门面广量大且体系庞杂,施行根本性制度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可行的思路是,按照渐进式改革原则,走一种诱致性制度创新道路,先从改革农村基层服务组织入手,以供销社为有效载体整合和重组农村基层服务资源,创新一种贴近农村实际、农民信任、服务有力的微观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替代原先散沙式低效率服务体系,逐渐消除以往各服务部门分散出击、九龙治水格局,减少重复服务、多头服务,实现彼此间服务协作,促进综合服务效率的提高。在搞活最基层服务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条件,积累经验,再逐步向纵深层次推进,不断深化改革,最终形成上下一体化的有效农村服务体系。生力军定位即指依托供销社在农村地区原有的成熟覆盖网络,通过改革赋予其新的职能,对现有农村产品供应格局带来全新、有力的冲击和改变。应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争取将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事务性工作职能划入供销社系统,建议参照“七站八所”,政府对供销社为农服务的公益性岗位实行“以钱养事”机制,并以供销社为连接器,充分优化整合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各类社会资源。建议省委省政府尽快出台一个依托供销社为载体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件,将供销社作为各类服务主体积极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中转站。

4.2兼容并蓄,倾力打造农村社会化服务的综合平台

综合平台的定位则区别于供给渠道的单一职能,即通过搭建平台供销社转型成为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农村消费需求的综合性、复合型服务的提供者。

4.2.1坚持开放合作农村社会化服务涉及范围点多面广,供销合作社不可能包打天下,必须坚持开放合作的思维,打破传统的部门化的科层制结构,运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将供销社的经营管理与网络对社会资本、农村能人与农民开放,对外联合、对内合作,通过招商引资、联合合作开发、建设中心社的方式开展资本合作、资本与资质合作、资产与渠道合作、技术合作等。

4.2.2实现纵向贯通强化省社、县(市)社、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的纵向联系,密切各层级之间的有机联系,依托裕农网、省农资公司将全省农资公司(龙头企业)与各经营网点建立起经济联系。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各类项目加强联系,引导基层社产品、领办的合作社产品进驻裕农网,要求村级综合服务社必须由供销社同一配送物质;加强各级供销社信息化建设,发挥信息技术支农惠农的作用,促进各级供销社协同发展;加强供销社品牌建设,各级供销社下属企业、合作社产品共打一张牌,扩大供销社品牌影响力。

4.2.3加强横向联结加强本级各类涉农服务资源整合、搭建综合服务平台:依托供销社农资店、新型庄稼医院与农业技术部门、土肥站合作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农业技术指导,依托村级综合服务社(五务合一)与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社区事务办理与网格化管理,依托村级综合服务社与社保部门、金融部门、移动通信等部门合作,将农村生产、生活、信用、金融服务联结起来,开展社保、医保存取、银行存取款、水费电费缴纳等便民服务。

4.3顶层设计,营造供销社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1)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供销社系统的职能定位,加快县级社振兴和基层社建设,完善现代新型组织体系和经营服务网络体系。(2)加快推动供销社专门立法。推动建立中国特色合作经济组织法律体系,理顺供销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争取颁布全国合作社法,作为现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上位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3)出台相关政策,推进县市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对鄂政发[2010]75号文件中“关于妥善解决供销社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关政策进行细化,如供销社国有划拨土地变性为出让土地时应考虑供销社的公益性职能,在税收方面予以一定额度的公益性减免,并简化办证手续。此外,由于农资淡储旺供,储存周期长,而淡储补贴资金在省一级,县(市)、乡镇在农资储存资金紧缺矛盾突出。建议将化肥淡储补贴到县(市)、乡镇,减轻基层农资储存风险,保障农资供应。(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由于历史原因,全国绝大多数供销大中专学校关停并转,应积极与相关高等院校联合办学,定向或委托培养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樊亢,戎殿新. 美国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兼论农业合作社[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

[2]龚继红.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组织协同与服务能力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1.

[3]孔祥智. 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基于供给和需求的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彭玮,王金华. 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篇4

为完善救助体系,提高救助效能,创新救助方式,构建部门联动、救急救难、便民高效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筑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解决社会救助发展中存在的错、漏、重等问题,实现信息化、精准化、便捷化、标准化救助,到2020年底前初步构建“e家大救助”体系,进一步提高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加快建设“强优富美”新XX奠定坚实基础。

二、目标任务及完成时限

(一)深化社会救助“放管服”改革。

在前期低保、特困人员、临时救助审批权下放的基础上,制定“一次办好”社会救助事项清单,简化优化审核审批流程,建立监督管理制度。形成“村居申报、社区审核、镇办审批、县级发放”的工作流程,运用“互联网+大救助”探索“线上办理”,实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不跑腿”的“放管服”改革目标。

最大限度简化申请所需材料,合并繁琐的行政文书,积极推进减证便民工作,原则上能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低保、特困人员办结时限缩减到20个工作日内;支出型临时救助办结时限进一步压缩到10个工作日内;急难型临时救助24小时内先行救助,再事后补齐手续。实现流程再造、材料精简、提速增效的便民服务目标。(完成时限:2020年4月底前)

(二)完善主动发现、快速响应、救急救难机制。

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急难对象主动发现和快速响应机制。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网络与社会治理“全科大网格”融合,及时了解、掌握、核实辖区居民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事故、重病等特殊情况,主动发现其困难,帮助其提出救助申请,最快速度上报镇(街道),做到早发现、早申报、早核查、早救助。充分发挥救助站等机构在急难对象发现、快速响应等方面的优势,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等对象的主动救助常态化、规范化工作机制,积极开展转介服务,为“救急难”工作提供支撑平台。县民政部门通过政府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公开县级社会救助12349呼叫平台和各镇(街道)、社区救助热线,畅通困难群众求助和提供困难情况渠道。

围绕“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目标,建立乡镇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临时救助审批权全面下放,确保备用资金充足,救助高效。形成临时救助备用金和特困家庭救助基金互补互联的“救急难”模式,打造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的主动发现快速响应机制,防止冲击道德底线事件发生。(完成时限:2020年5月底前)

(三)提高救助工作社会化水平。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为更客观、全面、深入了解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实际情况,加大低保动态管理和特困供养人员精准识别力度,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社会救助对象的家庭收入、生活自理能力、财产状况等情况进行复核评估。积极探索委托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开展特困人员自理能力评估,为分散特困人员定期提供照料护理服务。

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介入社会救助工作,对受助对象提供政府无法提供的专业评估和专业服务,同时对救助实施部门的救助效果进行监督,确保社会救助公信力和实效性。(完成时限:2020年6月底前)

(四)提高全县社会救助标准。

出台提高社会救助标准文件,进一步提高低保、特困人员等救助标准,缩小城乡差距,确保城乡低保标准分别不低于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5%-35%和35%-45%。(完成时限:2020年7月底前)

(五)梳理救助政策,健全救助制度体系。

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XX省社会救助办法》为基础,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全面梳理各类救助政策,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为基础,以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专项救助为支撑,以受灾人员救助、临时救助、特困家庭救助等急难救助为辅助,以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形成分层分类的梯度救助模式,实现困难群体全覆盖,切实编密织牢基本民生安全网。(完成时限:2020年8月底前)

(六)加强社会救助监督管理。

一是加大社会救助信息公开力度。救助政策、救助对象等信息,县级通过政府网站等方式进行公开,镇(街道)、社区通过电子屏或公示栏进行公示,村级通过公示栏进行公示。各级各有关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公开”的原则,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确保社会救助公平公正。二是建立守信承诺制度。探索建立申请申报社会救助事项守信承诺制度,由社会救助申请人对个人的财产、收入等情况的真实性进行声明,签订承诺书,并授权核对家庭经济状况,对虚报、隐瞒、欺骗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待遇的相关人员,追回个人的社会救助资金,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任。三是容错纠错机制。探索建立社会救助领域容错纠错机制,保护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积极性。(完成时限:2020年9月底前)

(七)统筹完善“大救助”信息平台。

依托原有数据平台,进一步完善项目库和对象库,建设社会救助大数据库。整合救助政策和救助对象数据,实现救助项目与救助对象无缝衔接。建立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和信息核对平台,形成市县乡社区四级纵向互联、各部门单位横向互通的网络,实现一证申请、一门受理、一网通办、一键核对、一卡发放的“五个便民”目标。确定海丰街道、棣丰街道、信阳镇先行先试,完成信息系统调试和业务流程标准化建设。(完成时限:2020年10月底前)

(八)架构社会救助工作网络。

随着社会救助审批权下放工作的初步完成,进一步推进社会救助管理体制改革,充实社会救助工作力量,构建县、镇(街道)、社区、村四级衔接互通的“大救助”工作网络。县级成立社会救助服务中心,负责加强与各救助职能部门的政策衔接等工作;镇(街道)全面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服务窗口平台,负责统一受理各类社会救助,审核审批社会救助事项;社区设立社会救助工作站,负责社会救助主动发现、受理初审等工作;村级配备网格协理员,协助开展帮助申请、困难排查和信息报送,对高风险家庭进行定期入户走访等工作。(完成时限:2020年10月底前)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县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为主任,各社会救助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制定总体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有序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定期召开全县社会救助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社会救助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全力推动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二)落实资金保障。

县级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保障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开发、服务大厅和窗口建设、社区工作站建设以及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同时鼓励各级各有关部门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现状调查 篇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调查研

究2007年8月

趁着暑假的大好时机,我们更应该接近社会、了解社会,由于家乡东莞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体系做得比较成功,这使我更有兴趣去研究,因而我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体系”作为暑假的调查对象。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对解决“三农”问题,以至中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必将起到推动的作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及其意义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

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从2003年开始,本着多方筹资,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地区正在不断的增加,通过试点地区的经验总结,为将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的全面开展创造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截至2004年12月,全国共有310个县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1945万户,6899万农民参合,参合率达到了72.6%。截至2007年3月31日,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达到2319个,占全国总县(市、区)的81.03%,覆盖农业人口7.99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91.93%,参加合作医疗人口6.85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78.78%,参合率为85.70%。从受益情况看,2007年第一季度全国累计受益7418.19万人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体系在东莞的发展

经过五年的发展,目前我的家乡东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已经到一个比较高层次的阶段。2004年6月份,东莞市在原有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了全市统一的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市98%的农村居民参加了医疗保险,总人数为109万人。新制度于7月1日正式实施,无论是待遇还是服务水平都较原来的农村合作医疗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受到广大农(居)民的普遍欢迎。2005年全市100%的农村居民参加了医疗保险。

为保证全市农(居)民都能得到医疗保障,东莞市坚持“最基本保障”原则,在农(居)民中实施了以“保大病、保住院”为特征的住院基本医疗保险,并设置了A、B两个参保档次,实行不同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满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参保人的医疗保障需求,保护了参保人的参保积极性。A档按90元/人年标准缴费,B档按220元/人年标准缴费(其中A档个人缴费60元/年,B档个人缴费190元/年,市、镇两级财政分别补贴15元/年)。

就当越来越多的群众了解到农医保的好处时,东莞市的农医保却也遭遇到了一些原先意想不到的尴尬——由于选择筹资水平较低的A档农医保的农(居)民比预期多,农医保基金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

据了解,针对当时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不支出的情况,市财政已经出台了相应的对策。从05年7月开始,财政补贴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费的标准由原每人每年30元提高到60元,个人缴费标准及享受待遇标准保持不变。同时,为了减轻农医保基金的压力,将医保抚恤金待遇改由农(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支付。杨科长预计,如果不出现重大疫情等特殊情况,农医保基本上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对全市具有东莞本市户籍且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及居民,实行全市统筹,打破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格局,参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做法进行设计和实施。同时,医保工作由社保部门具体负责管理,减少了运作成本,提高了整体效益,有利于今后全市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而且采取财政拨款支持,尽量不对农民加压。

大力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体系

把东莞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体系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并参考,将有利的地方传播到各地,大力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调查中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一些问题和参考借鉴有利的地方。

1.明确农村合作医疗的定位。农村合作医疗若要真正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就要“保大病”,这也是广大农民真正需要的。但也有人认为,若提高缴费标准,则会影响农民的参保积极性。但倘若换一种角度考虑,在不提高缴费标准的情况下也可能“保大病”。因为大病的发生概率毕竟较低,若参保率较高,则可以用全体的缴费资助大病患者,以体现“互助”精神。这一思路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试点和实验。

2.使报销更方便。各地可参考东莞即时赔付的做法,推动县、乡镇医疗机构使用电脑计费、收费,探索在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办理补偿支付。

3.基金管理应该要更严。为堵塞漏洞,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由镇统筹改为县统筹,以县为单位实行专户存储,统一管理、封闭运行,有力防止贪污腐败。

4.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级次应适当提高,以县级统筹为宜。县级统筹可以在全县范围制定统一的制度,增加农民就医的选择空间,也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5.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根据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疑虑和想法,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义和好处,自觉自愿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6.加强政策研究,探索方便有效的筹资和管理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的机制创新,缺乏现成经验可供借鉴,需要积极研究探索和不断完善。

7.发展本地区经济,只有地区经济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才有强而有力的后盾。才能真正的普及,做到惠及每家每户。

8.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当前,许多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在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有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国外好的经验与做法,促进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调查报告 篇6

参加者:陈丹实践主题: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现状调查 时间:2月2号

地点:常熟市支新村现将此次实践报告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摘要

时至今日,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仅覆盖属于正规部门的部分城镇居民,农民多以家庭、以至集体为单位进行“自我保障”。经过28年的经济起飞的持续繁荣,催生了农民对医疗、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的迫切需求;而国内城乡产品和要素市场的逐步融合,中国快速融入国际市场的趋势,也呼唤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新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推进,政府将会增大对农村的投入,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开辟了加快农村医疗体制改革和重新构建的进程的道路。本文试着从现有农村医疗体系出发,以及借鉴国外的农村医疗体系完善的经验,对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进行一些浅显的分析。

调查结果、现状是:

一.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加强农村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农民健康水平和平均期望寿命有了很大提高。

从总体上看,“农村卫生工作仍比较薄弱,在农民的医疗保障方面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医疗费用增长过快,超过了广大农民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

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广大农民无力承受是 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据 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透露,在农村大约有 40 %至 60 %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因病在家死亡的人数估计在 60 %至 80 %,原因之一,就是 目前医疗费用增长过快,无钱看病买药、无钱住院治疗的病人增多。据调查,农民生病无钱就诊的比例由 1985 年的 4% 上升到 2003 年的 11%,需要住院而无钱住院的比例由 13.4% 上升到 29.5%。在贫困山区,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应住院未住院的有 89%。医疗费用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问题。“从 1990 年到 1999 年,农民平均纯收入增长 2.2 倍,而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 10.9 元和 473.3 元增加到 79 元和 2891 元,增长了

6.2 倍和 5.1 倍”。对宁夏回族自治区 2470 户、11140 人医疗费用调查显示,全年人均医疗费用为 178 元,医疗费用占人均收入的 12.4%,有 45% 年人均收入不到 1000 元的农户医疗费用占全年收入的 21.6%。“虽然农村的医疗费用相对低于城镇水平,但医疗费用的增幅仍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升(高于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一倍以上),给农民看病问题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民得到的医疗服务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但其经济风险却相当于城镇居民的 17—30 倍。农民住一次院,意味着承担 20 倍于未住院就医者的经济压力。1000 元以内的医药费用对农民的生活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怕的是万元以上的医药费用,1-2 万元就会使农民背上沉重负担,3-5 年缓不过来。2-3 万元有可能使一个家庭破产,或者有病干脆就不治了。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受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成为当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突出矛盾。

(二)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日趋加重

“农村中因病致(返)贫的情况非常普遍,其中因病致贫 , 因病返贫的农民占贫困户的 30% 至 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 60% 以上。即使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仍有 20% 以上的农民看不起病”。“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

年活白干”,“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这是中国一些农民因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 由于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加之医疗价格和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致使西部 农村不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大量 发生”。据调查,大病医疗费用平均额在 10 万元左右,相当于农村一个 4 口之家 16 年的纯收入总额,有的家庭因此债台高筑,甚至倾家荡产,形成第二次贫困。当人们刚刚分享改革的成果时,不幸的疾病灾难随时随地地破坏着幸福家庭的喜悦,十余年来依靠党的政策及勤劳的双手积攒下来的积蓄,因一个大病号的产生而荡然无存。“不怕穷,就怕病”“穷”可以靠勤劳战胜,只要政府的好政策不变,最终总能致富的。但一旦生一场大病,就什么也没有了。“有资料报导,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江苏省泰州市,根据 1997 年对全市六乡 30 个村进行的普查,在重点调查的 499 户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占 96.5% ”。尽管我国政府每年花了很大力气进行“扶贫攻坚”但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不容乐观。

(三)卫生资金缺乏,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

作为枢纽的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农村预防、保健、医疗、康复等工作,是国家直接为广大农民提供服务的基层卫生机构。但目前这个阵地不是在发展,而是在不断萎缩,原因之一,就是 政府的 卫生资金投入严重不足。1998 年至 2002 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 1 . 02 %,下降为 0 . 69 %。占全国近80 %的农村人口,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 33 %。目前,“构建 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缺少各级政府相应的财力支持,医疗保障 资金来源是向农村中的广大农民筹集”。而政府投入的 有限的资金以撒 “ 芝麻盐 ” 的方式花掉了,没有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去解决那些危害大、能给农民造成经济负担重,甚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大病,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影响了资金效能。

原因之二,就是 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卫生资源投放主要集中在城市,占全国人口 15 %的城市居民享受着三分之二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占 80 %的农村人口却仅获得不足三分之一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2001 年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各国卫生保健状况进行了一次评价,我国排名在 140 多位,主要原因是我国卫生资金 缺乏,卫生资金 分配严重不平衡且 没有合理利用,占总人口 80% 的农民缺乏严重的医疗卫生资金保障。

(四)卫生人才短缺、基础设施落后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才 短缺,“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129 万人,比 1997 年下降了不少”。在乡村,除了乡镇卫生院、卫生所初具规模,有各科医生、护士、检验员,还能有几张病床外,基层医卫人员学历水平、专业技术水平普遍偏低,中专学历的占 60-70%(非正规学习毕业)。不少是从当年的赤脚医生转过来的,年龄多在 50 岁上下,接班的年轻人基本留不住。而且,乡村里的医生大多数都是 “ 多面手 ”,光靠肉眼、把脉治病。看病、处置、护理一人兼任。这样的人才结构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疾病是远远不够的,再加上乡村医生本身业务培训、学习几乎是零,村民想要得到有效的治疗很不容易。这样的人才结构,为今后医疗事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使乡村两级卫生机构无法保证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的落实,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才不仅 短缺,预防保健机构、乡镇卫生院数量和床位数也不断减少,而且 基础设施落后。大医院、好设备和高水平医生都集中在城市,不少乡镇卫生院的房屋及医疗设备老化严重,有的已损坏失修,不能使用。一些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也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由于医疗设备陈旧老化,防疫保健工作削弱了,绝迹多年的传染病、地方病又死灰复燃。总之,举步维艰的经济状况、落后的 基础设施和 技术水平以及参差不齐的人员队伍,难以承担农民医疗保障载体的重任。

(五)优生优育难推广

在农村许多人的病都是先天不足和儿童发育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虽然乡卫生院经常宣传优生优育,可是这么多年来,一点作用都没有,农村妇幼保健服务的利用率明显低于城市。农村地区的产妇住院分娩的仅占 21.7 %,在家中分娩的占 76.6 %。妇女常常留下产后妇科病,有许多农村妇女在怀孕期间仍然要参加重体力劳动,更无法保证孕期起码的营养。同样,农村

儿童的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全国农村儿童的健康体检率只有 33.4 %。地方病主要分布在农村,如地方性氟中毒、碘缺乏、血吸虫病等在很多县还没有得到控制,地方病的防治任务还十分艰巨。现在许多父母把几个月大的孩子放在家里给老人代管而自己外出打工,根本谈不上优育。

(六)管理薄弱,假药、劣药泛滥成灾

目前在我国乡村地区假、劣药品的流行非常猖獗。这些假、劣药品相当一部分是从城市回收来的。这些多数已经是过期失效的药品,最终还是流到了防范意识差,管理薄弱的广大乡村。据统计,80 %的假药都集中在农村。而且,那些 “见效快”且价格合理的药,在许多农民眼里就是好药,毒副作用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一些药品制造商和销售商利用这一特点,常常把一些毒副作用强而短期疗效比较明显的、在城市已经禁止出售的、甚至是一些库存积压过期的药品销往农村市场,这表明,占全国大半数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用药安全保障正受到严重威胁。

(七)薄弱的文化意识影响农民 参 保积极性

目前,政府和集体多方筹资为了解决农村的医疗保障问题,这本是“借千家之力,解一家之难”的好事,可实际工作中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却很难。广大农民由于受教育不足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一般小病小灾不在意,根本不看病,更不用说自我保健了。个别有迷信思想的农民,即使村集体为其出钱,让他入保,他也不入,还认为这是别人 “ 诅咒 ” 自己。也有相当部分农民社会医疗保障意识不强。农民害怕交了钱而不得病,钱被别人使用,心理上不平衡。据调查,眼下一些乡镇能积极响应的村民只占 40 %。如果一户农民得到救助,全家人会感激得热泪盈眶;可对于没有享受到的农民来说,却往往有抵制心理。总之,农民现有的文化意识影响着农民参与医疗保障建设的积极性。

(八)基层政府信用危机影响农民参保热情

据了解,目前,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7%,农村居民中参加合作医疗者仅为9.6%。有关专家分析,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农民不太相信建立合作医疗制度能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根据经验,农民认为在合作医疗制度存在不平等的待遇。例如在集体经济时代实行合作医疗时,社队干部及其家属往往多拿药、拿好药、带头欠费等,一般村民享受不到同样的待遇。以至很多农民认为是“群众交钱,干部吃药”。农民没有相应的措施保障基层政府从他们身上收走的钱,能够用于医疗保障,这些钱很可能成为基层政府又一项乱收费,最后落入干部的腰包。因为政府以前的一些政策,已经让农民有了类似的经历。政府的信用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危机。事实上,基层政府也缺乏相应的监督制度保证从农民身上筹集的合作医疗基金得到有效利用,保证用于农民的医疗保障上面。

经验体会:

二.对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完善的提供的经验

(1).城市雇佣工人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先,向农村居民扩张和覆盖在后工业化起步前,农民的保障在家庭范围内进行,土地是农民医疗保障的核心。工业化起步后,城市雇佣工人由于缺乏土地等生产资料,防范和应对风险能力比较差,他们的医疗保障就成了普遍问题。社会救助是医疗保障的起点。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化,救助性质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最后导致国家全面介入,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现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到农村居民之前,农村家庭自我保障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对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产业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设立的次序差异,不能单单归结为“城市工业政策偏斜”、“对农民歧视”。

(2).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一般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实现

农业是小部门是工业社会的一般规律。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加重了农民的竞争压力和经营风险,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和老龄化使农村人口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一方面,出现在农民群体中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使农民产生获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待遇的诉求,迫使政府将农

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提到日程上来;另一方面,因为快速工业化而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也为之提供物质基础。

(3).国家财政或支持确保农民在医疗保障的实质平等

农民在工业化社会中的经济弱势地位,决定了单纯依靠农民自身的筹资无法确保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自我维持。因此,国家财政补贴或支持是农村医疗的保障,以确保所有公民在享受医疗保障方面的实质的平等,这已经成为各国制度运做的常态。

(4).完善农村医疗制度兼有农业结构调整目标

农村医疗制度的完善将提供了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制度安排。如向农民提供农村医疗保险补贴将有利于抵抗生产经营风险。

理性思考、建议:

三.我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能够真正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和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所以,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1).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和方向

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以社会保障事业作支撑,有效率的市场应该是统一的市场,相应地,在社会保障方面也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实现社会保障事业的“城乡统一”。从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分析,社会保障制度从工业延展到农业、从城市延展到乡村,最终实现城乡统一,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也可以从历史和现实发展过程以及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得到印证。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是两个独立并行、封闭运行的系统,而在制度形式上应该是统一的,城乡都应纳入到社会保障的总体框架之中。

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必须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一方面,逐步削减政府在城镇的福利开支,取消或降低城镇居民的福利补贴,如食品补贴、交通水电补贴、住房补贴等。同时,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轻乡的政策,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已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前政府采取的“挖农补工”的政策,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走的大量利润,应适当返回给农村和农民,把此资金作为建立农村保障机制的基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同时,国家应当在政策、资金上向农村、农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保障的建立奠定经济基础。并且,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步的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卫生医疗保障体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2).积极发展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在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方面,应积极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大致有合作医疗、统筹解决住院费、预防保健合作等多种形式,其中合作医疗是最为普遍的形式。实践表明,村办村管、村办乡管、乡村联办、乡办乡管等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广大农民群众通过互助共济、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好办法。因此,各地应积极发展与完善农村合作医疗。首先,正确选择合作医疗的形式及内容。应根据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意愿,选择多种合作医疗形式,逐步形成以村合作医疗组织为基础、乡(镇)合作医疗组织为重点,一定范围(如大病及康复医疗合作)的县(市)联合的多级合作医疗组织体系;其次,合理补偿医疗费用。应本着“以收定支、略有结余”的原则,合理确定合作医疗费用的补偿即报销比例。既要考虑让群众普遍受益,又要考虑对大病、重病患者的重点补偿。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的基础上,完善其他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条件成熟的农村

地区,也可以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探索实行符合当地条件和农民意愿的合作医疗保障方式,尤其可以探索实行民办公助的集资型合作医疗保险方式。其次,推行医疗服务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解决医疗卫生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上涨过快,对低收入农村居民的就医能力和合作医疗保障能力的困扰。

(3).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按照现行的做法,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只是将传统的社会保障范畴涵盖到农村。显然,这处在发展中的我国将遇到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即农民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得其中的医疗健康保险措施难以推行。因此,建立和健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必须加快农业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国家要采取各种措施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同时针对许多农民不愿种田的现状,适当减免农业税,让农民休养生息,在没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前,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最低水平的必需的医药保健需求。

(4).多方面筹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资金

资金来源是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多渠道筹集新型合作医疗基金的机制,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保证。新型合作医疗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参保农民本人三方,但国家要明确三方的合理投资比例,政府要增加对新型合作医疗的投入。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与其它国家相比是较低的。目前,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其实这10%的投入也是绝大部分给了城镇职工。因此,要广开融资渠道,为了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必须开辟新税源,征收社会保障税,也可考虑将土地补偿费、土地使用费、农业税、农业产业化经营所得的合理部分纳入法定的农村保障基金渠道。同时,要建立个人账户,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费全部记在个人名下;要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各种商业保险,如商业性养老保险;要通过有关政策和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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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自宽,《稳步发展合作医疗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保障》,载于《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3 年第 4 期。

13. 黄成礼,周海沙,郭岩合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的几点思考》,载于《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4 年第 5 期。

14.马公超著《社会医疗保险一体化建设的重点应是加快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15.孙淑云,柴志凯合著《论政府在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的责任》 , 载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广东经济出版社。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研究 篇7

1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基本内涵

居住方式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凝结 (孔泾源, 2010) , 社区是随城市化发展出现的典型居住方式, 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同一地域里, 形成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 (费孝通, 1998) 。新型农村社区借鉴了城市社区形式, 是以示范效应推动有条件的农村居民适度集中, 享受等同于城市社区的现代化公共服务, 是对传统农村居住方式的革命。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 符合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的要求, 能够以“集约、节能、生态”的原则实现城乡融合, 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步伐。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源自于城市社区, 也充分借鉴了国外农村社区发展的先进经验, 结合了自身实际情况, 但是总体来说, 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在我国出现时间仅短短数年, 无论在前期建设或后期管理上都处于探索阶段, 社区存在各种显性或隐性问题, 远未达到城市社区成熟形态, 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成因复杂, 类型多样, 涵盖前期规划与建设, 后期管理运营体制, 以及社区文化建设、村民素质等众多层面。问题进一步发展还可能形成“个人问题—群体问题—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的风险演化链。因此, 深入发掘现存问题的种类及成因, 提出解决方案对于新型农村社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的问题

2.1 社区规划及建设问题

当前新型农村社区普遍存在规划不合理、设计不完善、使用功能较差、空间布局不合理、风格千篇一律等问题, 规划与建设脱节、设计与使用脱节。在社区建设中, 建筑标准较低, 基本生活设施缺乏导致交付使用后生活不便、配套缺乏或者使用率极低形同虚设等问题也较为普遍。建设中还存在建设方等因经济利益驱使而蓄意降低标准等问题, 直接导致很多新型农村社区与城市成熟社区相比, 除了外形相似外, 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功能相去甚远, 严重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2.2 居民自身问题

从农村到“类城市”社区, 农民实现了“农民到居民”的身份转变。但是, 身份的简单转变, 思想意识和行为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第一是生活习惯问题, 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延续了农村村民的行为和习惯, 公共道德和文明习惯缺失, 自律性、自觉性较差。如:社区环境卫生状况经常遭到有意无意的破坏、随意侵占社区公共空间, 私搭乱建, 私人占用社区公用基础设施等现象普遍存在。第二是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 过去以长辈、亲缘关系或者村干部为主的社会网络权威性受到挑战、地位下降, 社会网络失衡或者失效会引发道德问题、宗族问题等。第三是社区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缺失, 社会治安混乱现象屡屡出现。第四是失地农民谋生能力、适应能力差, 普遍依靠拆迁补贴和房屋出租收入维持生活, 再就业困难。第五是失地农民出外打工, 妇女承担家庭主要工作造成生产生活困难, 空巢老人众多造成养老问题严重, 留守子女造成教育缺失危机, 一系列问题极易进一步引发社会危机。

2.3 社区管理体制问题

“拆村并村、拆院合院”等方式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基层行政制度很多自然沿用了过去村级行政管理模式, 但这种由过去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沿袭而来的组织架构僵化陈旧, 效率低下。社区物业管理存在村组或者乡镇统筹管理、村民自发成立业主委员会管理、外部社会化物业管理等不同管理方式, 但组织架构又是基本照搬而来, 旧体制与村民的新要求之间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很多物业管理纠纷因此而形成, 且难以解决。

2.4 物业服务费用问题

首先是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缺失严重, 缺乏城市社区齐全的服务项目。其次是居民们意识落后, 普遍还未形成花钱买服务的观念, 很多农村社区因历史原因物管费仍由政府承担, 但政府包揽的形式不可能长久持续。以社会化的物业管理服务代替原有的政府包揽的方式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必然之路, 但无偿性物业管理惯性已经形成, 村民很难接受物管社会化, 抵触情绪严重。因此, 经费来源单一、不足等问题导致物管人员缺乏服务积极性, 服务项目仅停留在打扫清洁等最基本的状态。

3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风险防范对策及建议

社会风险随着国家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必然产生 (贝克, 1986) , 但是风险只是一种导致实际损失的可能性而非必然。对于新型农村社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可以从产生原因以及演化路径来分析研究, 即从切断风险源或切断风险演化路径两方面提出可行解决方案。

3.1 规划与建设创新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加以重视。社区选址、建设模式、空间布局、产业配套等方面都应该科学性、综合性的前期规划, 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社区前期的规划要更有针对性, 一地一规, 尽量建立有地方特色, 有利于生产、生活的现代化新型农村社区。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建立更加严格的监督机制, 基础设施配备更加全面, 设施种类、设施标准等都应该有更加具体的要求和限制。

3.2 管理体制创新

调整社区管理的参与主体, 制定法律法规保证社区委员会的合法自治。通过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化, 增强居民主人翁意识, 进而减轻物业管理工作的阻力和障碍。社区自治委员会成员的选择要重视族姓的影响, 在平衡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参与面, 激发全社区参与社区自治和建设的热情, 不断提升村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 做到“人人有权利, 人人尽义务”, 村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在管理层级和管理制度的设计上, 政府的角色转换轨迹应从直接管理者变为监督者, 而社区居民的角色则从被动参与者到完全自治者。村民自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基层乡、镇、村政府三方定位明确, 基层组织应强化管理职责, 把物业管理纳入社区公共管理服务范畴。通过基层党建、基层民主自治等制度建设, 及时协调、解决社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3.3 管理方法创新

充分借鉴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功经验, 建立完善的网格化服务体系 (社区信息平台) , 以科技手段提高效率。管理工作透明化, 村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采取措施多方引导, 改变农民观念, 倡导文明生活方式, 从思想上和意识上促进农村社区向成熟的城市社区转型。从培养日常生活习惯入手, 管理层要提供典型范本, 组织村民到成熟的社区参观学习。对已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进行梳理总结, 通过评优、惩劣等措施给予强化, 在社区内部达成共识, 促进新行为习惯的形成与稳定。发挥村民主体作用, 组织村民制定社区的村规民约, 改变不良行为习惯。开展经常性的科技文化活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 不断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同住共建的意识, 提升社区文明形象。

3.4 财政来源模式创新

当前新型农村社区物管费多由国家各级财政承担, 这种扶持对新型农村社区前期的形成发展必不可少, 也是实现和谐社区的需要。但是农村社区物管费最终必须实现“自我造血”模式。农村社区居民身份的特殊性, 完全市场化行为的物业公司管理方式并不适合农村社区的物业管理, 因此在探索新的物业管理道路时需要政策上予以必要的支持, 不能一蹴而就或者选择断崖式疗法。通过拓宽物管费的新渠道 (如产业反哺, 物业寻租) 等方式可以在推进社区实现现代物业管理的同时缓解基层财政资金紧张, 同时解决就业问题, 以减轻社区工作压力, 为社区管理带来较为持久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4 结论

新型农村社区的出现是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先进成果, 虽然既存在先天规划和建设的不足, 也存在后天管理上的缺陷, 但其发展势头不可阻挡。通过对已存在的社会风险因素加以处理, 并以预警机制防范风险的产生和扩大, 通过识别、转移、隔绝、利用等一系列知识经验和特殊技能, 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支持, 减少风险损失, 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质量, 实现城乡无缝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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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国忠.社区简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17.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研究 篇8

摘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是由中国国务院进行重点推广的一项惠及农民的政策,也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重要的一环,随着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的愈加严重,加快新农保的发展成为了必要举措。本文以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为例,探究了新农保在海虞镇的覆盖率,满意度以及政府对此的财政补贴情况,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农保;满意度;覆盖率;财政补贴

一、研究背景

老龄化程度高已成为当代中国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2012年末,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3亿,占总人口的9.34%。预测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1]。这对我国的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提出了巨大挑战。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自《指导意见》发布以来,新农保的参保率不断提高,据人社部统计,截至2012年,全国农民中有4.6亿人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有1.31亿人已领取养老金,基金累计结余数千亿元[2]。

二、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本文以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为例,旨在深入了解新农保的覆盖率、满意度以及财政补贴情况,从而对症下药,对新农保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意义:尽管新农保制度在试点推广时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但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仍然面临许多挑战。研究新农保制度目前的实施情况,能够为新农保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和建议,从而促进新农保制度的发展,最终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第一,问卷调查法,在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选取三个村落发放500份问卷进行调查。第二,文献研究法,查阅相关文献。第三,实地调查法,走访常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海虞镇劳动保障所。第四,网络教学平台使用,利用扬州大学网络教学平台的研究性教学模块进行学习探讨。

数据来源:本文有关数据来源于扬州大学商学院“新农保发展调查实践小组”于2014年7月至2014年8月完成的关于新农保实施情况的调查。本次调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发放了5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36份,有效回收率为87.2%。

四、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在本次对新农保的研究中,我们小组分别从覆盖率、满意度、财政补贴等三个角度对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新农保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调研和分析。

(一)关于新农保覆盖率的研究

有数据表明,截止到2013年第三季度末,全国新农保参保人数為4.9亿,而试点之初只有0.7亿[3],参保人数在不断上升。通过走访常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海虞镇劳动保障所,以及查询政府网站上公开的数据,我们了解到常熟市于2010年有432876人参加新农保,于2011年有518938人参加新农保,于2012年有597566人参加新农保,参保率都超过了98%。2009年11月,苏州市被国务院新农保试点工作改革小组确定为全国首批新农保试点地区之一,当时海虞镇在45943名劳动力中便有45557人参保,养老保险覆盖率达99.16%,24377名老年人中便有24143人参保,其中享受老年补贴有12012人,养老保障率99.04%[4],可见试点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

2014年7月至8月,我们实践小组在海虞镇当地派发了500份调查问卷,其中回收了436份有效问卷,在经过一系列整理计算后,统计得出有414人参保,占到统计总体的94.95%,考虑到调查误差,和政府公布的数据相吻合。

为了更好地对新农保的覆盖率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我们统计总结出了调查对象职业与其是否参保的关系,结果如图1所示。

图1显示,在总体参保比例较高的前提下,务农农民或实地农民、个体工商户或其雇工、乡镇企业职工参保比例均达到了95%以上,而外出务工人员、小城镇农转非人员、小规模企业的职工的参保率则相对略低。参保率偏低的职业也是今后政府在继续宣传和推广新农保政策的时候需要关注的重点。

为了研究部分人没有或者不愿意参加新农保的原因,我们对农民了解新农保政策的途径做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

图2显示,有46.10%的农民是通过邻居或者亲戚的口口相传来了解新农保的,占总体的比重最大,而传播便捷性最强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和传播准确度最高的村干部宣传,只分别占到了22.48%和31.42%。有些村民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口口相传虽然容易让他们接受,但在传播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对政策解释不准确甚至是对政策错误解读的现象。

针对这个现象,村干部一方面可以通过召集下层干部开会,传达中心思想,再借由他们一步步下达,另一方面还可以制作相关方面的教育短剧在电视上播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正确的宣传新农保制度以及它的有利之处。

农民自身经济水平的限制对新农保的覆盖率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部分农民自身收入较低,缴纳新农保的保费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政府应加大力度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对农业产业结构加以改善,提高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推进新农保的全覆盖。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一直以来以家庭养老以及土地养老为主,传统的养老模式根深蒂固,部分农民一时不能接受或者不易接受新农保政策也是较难以避免的,但只要做出恰当宣传,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配合新农保制度的实施,相信《指导意见》提出的在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的目标将会很快实现。

(二)关于农民对新农保满意度的研究

在研究新农保问题上,不仅仅要考虑新农保的覆盖率,即农民的参保数量,还要考虑农民对新农保的满意度,即农民的参保质量。

考虑到不同因素对新农保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因素对调查对象的普适应,本次研究选取了政策了解程度、待遇高低、經办人员服务态度等三个因素作为研究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满意程度的依据。

1、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

本次研究根据“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这个因素设计了“您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如何?”这个问题,经过统计整理,仅有6.88%的农民对新农保政策表示非常了解,50.69%的农民对新农保政策表示比较了解,有42.43%的农民对新农保政策表示不了解,虽然不到总数的一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由此可见村干部对新农保政策的宣传还不够到位,导致很多农民对此政策仍然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

针对此现象,第一,在许多已经存在的宣传平台上,例如电视广播报纸,村干部不仅应加大对新农保政策的宣传力度,还应加强对新农保政策具体实施过程的解释,争取让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从了解变为理解。第二,因为有些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在对新农保政策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困难,村干部应该创造更多更便于农民认知新农保政策的平台,例如可以定期开展新农保政策宣传讲座,当面解释新农保政策的相关内容并回答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疑问。

2、待遇高低

本次研究根据“待遇高低”这个因素设计了“您认为通过新农保领取的养老金对您的实际生活有帮助吗?”这个问题,经过统计整理,20.87%的农民认为通过新农保领取的养老金对自己的生活很有帮助,43.12%的农民认为通过新农保领取的养老金对自己的生活有点帮助。但仍有24.31%的农民认为通过新农保领取的养老金对自己的生活帮助很少,11.70%的农民认为通过新农保领取的养老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帮助。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为农民设置了每年从100元到600元之间6个档次的新农保金额,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约59.20%的农民选择了每年600元这一档次,参保农民普遍选择较高的缴费金额。

通过进一步访问得知,如今农村经济发展迅速,物价水平也随之上涨,而大多数新农保受益者领取的养老金在每月200元~300元之间,在日常生活开支中所占比重不高,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社会养老的需要。建议政府在自愿参保的原则下,开设金额更高的缴费档次,并保留现有的较低的缴费档次,既能让低收入层次农民承担的起,也能满足较高收入层次农民的养老需要。

3、经办人员的服务态度

本次研究根据“经办人员的服务态度”这个因素设计了“您认为新农保的经办人员的服务态度如何?”这个问题,经过统计整理,仅有11.70%的农民认为新农保的经办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69.50%的农民认为新农保的经办人员的服务态度还行,有18.81%的农民认为新农保的经办人员的服务态度不好。

通过进一步访问得知,一些新农保的经办人员专业素养不够高,自身对新农保政策的认识程度不够,无法准确回答农民对新农保的一些疑问,而一些工作人员对待农民不够耐心,态度不甚友善,这些都影响了农民对新农保的满意程度。

针对这个问题,第一,政府应加强新农保经办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新农保经办人员的专业素养,第二,政府应设置新农保经办人员服务评价体系,依据参保农民对服务人员的反馈意见设立一定的奖惩制度。

4、对新农保政策的总体满意程度

本次研究也设置了“您对新农保政策的总体满意程度如何”这一问题来反应海虞镇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总体的满意程度,经过统计整理,21.10%的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总体很满意,60.78%的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总体基本满意,18.12%的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总体不满意。

总体满意程度基本印证了从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待遇高低及经办人员的服务态度的角度对新农保满意度的研究,在反映新农保制度在海虞镇近十年取得的丰厚成果的同时,也给新农保制度提出了极大的提高要求与改进空间。

(三)关于新农保财政补贴的研究

2009年国务院出台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国家对新农保政策变“政策支持”为“政府补贴”。中央财政一年对各地区基础养老金补助的金额=∑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12,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 [5]。根据实地调查,我们了解到江苏省常熟市新农保的缴费补贴为60元/年/人,其中市和镇各负担50%,海虞镇对于未满45周岁的参保农民补贴50元/月/人,满45周岁的参保农民补贴90元/月/人。

在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有能力承担新农保的财政补贴费用。一方面,我国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在50%左右,对各地方的新农保补助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另一方面,常熟市海虞镇的经济实力较强,为财政补贴力度的加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在新农保发展的当前阶段,还存在着财政补贴政策水平不够高,相关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为了能够在新农保的实施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我们对新农保的财政补贴政策提出了以下建议:

1、建议政府提高基础养老金补助标准,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力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不断上升,想要对农民参保起到足够的激励作用,提高养老待遇标准势在必行。

2、建议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收入水平制定财政补贴计划。例如常熟市海虞镇是一个经济发展快、实力强的城镇,可以适当地在原先《指导意见》中规定的补贴金额上再给当地农民增加一定金额的补贴。

3、建议地方政府完善新农保财政监管机制。将新农保各个环节在资金投入和使用方面的相关信息公开发布到统一的新农保信息平台上,并在每个乡村村委会的公布栏里公布,让参保农民能够清晰地了解到相关信息,并对此进行监督。

五、总结

经过本次的调查研究,我们把对我国新农保的发展得出的建议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针对关于新农保覆盖率的研究

1、在加大新农保宣传力度的同时,加强传播的准确性,避免传播过程中对新农保制度造成的误读,让农民正确认识新农保的有利之处,进而提高新农保的覆盖率。

2、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使新农保保费不再成为部分低收入农民的负担。

(二)针对关于农民对新农保满意度的研究

1、加强对新农保政策具体实施过程的解释,增进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程度。考虑到部分農民文化程度不高,应使用一些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对新农保进行宣传。

2、在自愿参保的原则下,开设金额更高的缴费档次,并保留现有的较低的缴费档次,满足不同收入层次农民的需要。

3、加强新农保经办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新农保经办人员的专业素养。设置新农保经办人员服务评价体系,依据参保农民对服务人员的反馈意见设立一定的奖惩制度。

(三)针对关于新农保财政补贴的研究

在中央加大财政补助力度的同时,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收入水平制定财政补贴计划,并建立和完善与新农保制度配套的财政监管机制,切实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出发,满足农民的养老需要。

六、结语

一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对这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经过本次的调查研究,我们知道虽然目前新农保的推广过程比较顺利,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真挚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认识到问题的所在并且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国的新农保制度会更加完善,最终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13.

[2]《2014-2018年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行业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3.

[3]陈之楚、范志萍、滕新春.《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思考与路径选择——北大赛瑟(CCISSR)论坛文集·2014》,2014.

[4]《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调研组来常调研——常熟新农保试点工作全国领先》.常熟日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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