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共12篇）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1

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资本与产业和市场的高度融合, 也可以说没有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与市场就不可能更好地吸引资本, 这也是由资本的趋利性所决定的。为此, 解决农村融资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通过产业化可最大限度地扩大融资的规模, 通过市场化可最大限度地增强资金的流动性, 因此, 做好农业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两项工作就会大大缓解农村融资难问题。而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 (简称“供销社”) , 可大大提高农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 从而促进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因此, 深化以农村信用合作社 (简称“信用社”) 为主力军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改革, 以更好地为农村合作经济服务,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一、专业合作社:农村新型合作金融体系的支柱

我国传统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农业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 这三大合作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大合作社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中农业合作社已演变为今天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把千家万户的农民组织起来, 逐步改变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地位, 降低了农民承受的市场风险, 提高了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二是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专业合作社立足当地资源, 突出主业, 实行农业专业化,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优势农业生产, 积极开拓农产品储存、加工、销售新渠道, 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 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但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是一种松散型的联合体, 加上合作社社员整体素质较低, 潜藏着一定的经营风险、市场风险及自然灾害风险, 所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急需农村金融业的支持。同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反过来又能促进农村金融业的发展。

根据一些专家的意见, 解决农村金融为“三农” (农业、农村、农民) 服务问题, 需建立健全三个体系:一是农村金融体系, 如组建农业信用担保公司以及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等;二是农民信用体系, 建立社会公众信用数据库, 建立公开的社会信用信息披露制度和社会化的信用等级评定制度;三是农业保险体系, 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由谁来担当这个责任呢?作为农村地区的两大传统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供销社显然责无旁贷。事实上, 不少地方的供销社在农村金融领域已经进行了许多改革的尝试, 总结其成功经验, 对于全系统参与农村金融服务、规避金融风险、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信用社与供销社在一些地区有与专业合作社相互融合的趋势, 可以认为, 这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既是严峻挑战, 又是重大机遇, 必须加速其走向联合, 扩建服务平台, 以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强化各自职能。

二、信用合作社:农村新型合作金融体系的核心

农村信用社作为主要服务“三农”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 多年来尽管在改革体制、改善管理、改进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支持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相比, 它在管理方式、经营模式、服务方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适应, 在管理体制、产权制度、风险防范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影响其服务“三农”作用的发挥, 需要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 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前些年, 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后, 造成农村金融市场成了农村信用社一家独撑的局面。但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有限, 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 这既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又影响了农村信用社自身的发展。

因此,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应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 发挥政策优势, 用好国家在利率浮动、准备金上缴、支农再贷款、税收减免、小额农贷发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把政策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同时, 还应在开展差异化经营方面下工夫。差异化经营对农村金融市场来讲是一个战略问题, 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 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找准市场定位, 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能够体现自身优势的项目, 开展使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差异化服务。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和信息经济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 使得企业可以在低成本的前提下实现差异化经营。与其他金融行业相比, 农村信用社有着先天的优势, 广大农民为其提供了大量客户资源, 为其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农村信用社可以充分利用差别利率等手段, 把优化信贷投向作为推行差异化经营的有效途径。如在贷款客户对象选择上、在信贷扶持的产业上、在贷款发放额度上及在健全信贷保障机制上均可实行差异化经营策略。

三、供销合作社:农村新型合作金融体系的杠杆

供销社是按合作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立足农村流通的综合性服务组织。供销社的宗旨是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综合服务, 引导和组织农民进入市场, 发展农村现代流通, 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农村合作事业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供销社既是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的纽带, 又是城乡沟通的桥梁, 在服务“三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参与组织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综合服务社, 构建面向专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平台, 指导基层供销社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农副产品购销、日用消费品经营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现代服务网络建设, 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综合开发等工作。

目前, 农村上下都希望供销社能在农村合作金融体制改革中有所作为。其中的道理何在?笔者认为, 首先, 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关键是要让金融机构真正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 积极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供销社长期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 与农民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和感情联系, 所以由供销社参与兴办的金融机构能为农民办事提供更大的方便。其次, 信用体系的建立是农贷畅通的重要保障, 解决农村的信用问题对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起着关键的作用。农村金融基础长期薄弱的症结之一就是金融机构难以掌握农民个人的信用情况, 所以不敢轻易放贷。其实, 供销社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1) 供销社长期与农民打交道, 了解各家各户的信用情况, 容易开发农民的信用资源; (2) 供销社可以通过专业合作社和协会组织来提升信用度和增大信用系数; (3) 供销社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 并收购加工农产品, 从而可以掌握农户的现金流, 有利于防范信用风险; (4) 凭借供销社在农村基层星罗棋布的网点和供销社品牌的知名度, 可以节省金融企业开发市场的费用。

农村金融体制创新需要供销社的参与, 供销社也需要在农村金融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推进合作金融的发展、扩大生存空间、增加服务手段。因此, 利用供销社的优势和企业及机构的资金、管理、技术等优势参与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供销社在参与农村金融改革中要发挥自身的优势, 抓住机遇, 扬长避短, 充分利用调整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之机, 积极参与组建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 为建立农村新型合作金融体系积极作出贡献。

四、结论

如前所述, 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已成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三大主体。三者在构建农村新型合作金融体系中各有侧重和分工, 又有趋于融合之趋势, 分中有合, 合中有分, 分工之中有合作, 关键在于厘清思路、找准定位。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定位是从事生产领域组织服务, 以提高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为己任。它立足当地资源, 实行农业专业化,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优势农业生产是其根本。同时它又可以向产业链延伸, 开拓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之路, 从而在某些领域可与供销社实行职能融合或整合。

供销社的基本定位是从事流通领域服务, 以开展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农副产品购销、日用消费品经营等现代服务网络建设为己任, 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业是其根本。同时它又可以举办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与专业合作社融合, 或者在参与农村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农信担保公司等方面推进合作金融, 与农村信用社合作, 成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改革中的有益补充。

信用社的基本定位是从事金融领域服务, 以服务“三农”、构建社会主义农村新型合作金融体系为己任, 保障专业合作社组织生产和供销社组织流通过程中的资金供应是其根本。然而, 以区区农村信用社一家之力绝无可能撑起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 因此它必须:一方面充分利用供销社的网络和品牌等优势, 与之共创农村合作金融新天地;另一方面在努力完善自身条件的同时与专业合作社紧密合作, 实现双赢。

农业合作经济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问题, 还有市场、技术、供销等问题, 因此努力构建以农民生产合作为基础、流通合作为依托、金融合作为支撑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 从而更好地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这既符合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符合当前农村、农业发展实际, 符合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 又有利于服务“三农”力量的整合。国外的发展经验表明, 金融服务是合作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发展各类金融市场, 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要加快制定农村金融整体改革方案, 努力形成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功能齐备的农村金融体系, 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 在某些地区先行开展农村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的试点工作等等。可见, 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改革, 任重而道远。

【注】本文系中华供销总社课题“完善‘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体系下的信用合作基础研究” (课题编号:gxs0740) 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一个大问题, 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构建农村新型合作金融体系。基于此, 本文阐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参考文献

[1].谢光华.论构筑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生态环境.特区经济, 2006;9

[2].李俊明, 李雁冰.新农村建设中金融服务滞后问题值得关注.河北金融, 2007;4

[3].何伟.我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障碍及政策解读.时代金融, 2007;3

[4].国经文.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国改革, 2006;10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2

未来3年再设1300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

银监会编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以下简称《工作安排》）已经国务院原则同意，未来3年计划在全国再设立约1300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日前，银监会下发专门通知，组织各地贯彻落实。

自2006年底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政策以来，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到2009年6月末，全国已有118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引入各类资本47.33亿元，吸收存款131亿元，累计发放农户贷款55亿元，中小企业贷款82亿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有效缩小了城乡金融差距，改善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各界广泛认同并给予大力支持。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措施符合农村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工作安排》的实施，对于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力度，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覆盖率，加快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工作安排》，未来3年将在全国再设立约1300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农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的县域、贫困县和中小企业活跃县域。3年总体工作安排的实施，将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空白、竞争不充分的状况。

为确保实现3年总体工作安排，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发起人按照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网点覆盖和战略布局、自主选点和监督指导有机结合的原则，首先考虑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中西部地区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同时，实行“东西挂钩、城乡挂钩、发达与欠发达地区挂钩”的准入挂钩措施，对到全国百强县、大中城市辖区及东部地区的规划地点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要求其按照规定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中西部地区挂钩设立相应数量的村镇银行或贷款公司。在实施准入挂钩措施过程中，各级银行业监管机构将严把准入关，加强地区之间横向沟通，系统之间上下联动，确保信息畅通，工作有序。对积极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中西部地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监管机构要支持其到发达地区发展，为其分支机构设立、高级管理人员审批和新业务准入开辟绿色通道；对未按规定落实挂钩计划的主发起人，监管机构不得为其新设村镇银行出具监管意见书，不得受理其村镇银行筹建申请。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3

目前，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导致这种现状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有效解决。要想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能够又好又快发展，与各发达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必须要加大对构建少数民族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视。

少数民族地区新型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至今，不仅经济文化日趋繁荣，人民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但类似于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整体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仍然十分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很长一段距离，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的经济形势依然是十分落后的状况，这对于为了实现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引起了严重的障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有很多方面，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金融业的发展滞后。众所周知，金融问题是阻碍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资金的严重短缺，在各方面都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金融组织体系还不够完善。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形势不好，导致金融体系的整体水平偏低。主要表现为：第一，减少银行机构。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最基本的金融需求，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都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其次，民间金融活动，但由于缺乏法律保护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私人资金有其存在的理由，在一些中小企业的情况下，不能获得支持银行信贷，使企业融资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扩大扩展以满足居民的迫切需求。然而，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和监督约束，诉讼，使借款人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和大量的债务负担。三是严重缺乏的保险，对于金融短缺安全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服务不发达，尤其离城市特别远的，国家政策普及不到的贫困地区的养老保险等更是一片空白。

信用担保体系功能存在较大缺陷。由于经济实力的不强，资金的规模和业务信用担保机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容积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企业只能获得十分少的信用担保。由于缺乏资金，小企业的支持非常有限容量的实力不强，因此在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普遍获得保障信贷条件十分艰苦。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业发展的整体水平非常低，安全机构数量十分少，能够有效分担风险的金融机构也十分少，规模化经营受到限制，也阻碍了公司的健康发展。

立法滞后，金融法律体系不完善。截至目前，我国很多金融机构正在使用共同规定的金融法规。对于各种不同的区域，如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没有注意强调特殊性，应该充分考虑到在少数族裔社区的经济发展。现行的“商业银行法”，将考虑合作融资，贸易融资。经济状况不同的客户就需要为其提供类型不一样的金融服务机构，但也有不符合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如果金融机构和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同样的法律和法规，不但不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新型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的对策

建立多层次的、功能互补的金融组织体系。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服务体系更加是一项综合性金融机构。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机构必须要实现多元化发展，使各项专业服务，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在少数民族地区适应不断变化的地方民族特色，因此，中小企业区，民营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并支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第二，国家的区域金融机构放宽准入条件，新的金融机构要挣脱少数民族地区因素的限制，国有银行要大力发展，特别是要为农业发展创建一个广阔的平台。

构建少数民族地区服务完善的融资体系。首先，我们必须要使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的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国家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可以由当地的政务机关以及金融企业一起出钱设立；或设立财务担保资金参与该公司的股票可能采取信贷的股份数额；或承担责任，联保联保承担贷款更常见的方式，使当地企业在贷款时能够更加顺利。其次，少数民族地区的信用评级制度也要尽快建立起来，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断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具有区域特征的中小国家的评级系统才能更好地建立起来。第三，当局应简化抵押评估，登记，公证手续等，降低收费标准，特别是在抵押贷款行业来解决问题。

加快立法步伐，健全金融法律体系。首先，我们必须考虑与其他区域组织的具体情况少数民族地区，国家的预算规则应制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反应，而其他法律制度必须兼容和支持。第二，经济和社会修订的统一法规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禁止不适当的金融法律法规，提高少数民族的金融法律制度。三是加强法制建设。要注重提高企业单位和居民的法律意识财政社会各少数民族地区；规范执法行为，并建立了完善和金融监管机制的有效实施，加大处罚力度，打击非法活动，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4

1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现状

1.1 数量不断增加

2006年12月, 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首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 掀开了中国农村金融史上的新一页。2007年3月, 首批3家村镇银行挂牌成立,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就此拉开帷幕。截至2007年末, 首批试点的6省 (区) 共有31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截至2009年末, 银监会共核准开业172家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 其中村镇银行148家, 贷款公司8家和农村资金互助社16家。截至2010年6月底, 全国已成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48家, 正在筹建57家。根据2009年7月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工作安排》, 三年全国计划共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 贷款公司106家, 农村资金互助社161家。可见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增长较快。

1.2 存贷款规模不断扩大

银监会表示, 截至2007年10月, 银监会已核准开业的23家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共筹集各类资本1.27亿元, 资产总额达3.2亿元, 存款余额1.9亿元, 累计发放贷款2.2亿元。截至2009年末, 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吸收股金共计70亿元, 吸收存款269亿元, 贷款余额已达181亿元。可见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对支持农户和小企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1.3 覆盖面越来越广

首批选择在四川、内蒙古、甘肃、青海、吉林和湖北等六省 (区) 进行村镇银行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 截止2010年6月底, 村镇银行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 (除西藏及港澳台) 。村镇银行的分布区域, 已不再局限于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 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明显加快, 占比已接近四分之一。根据2009年7月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 2009~2011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覆盖全国35个省 (区、市, 西藏除外) 、计划单列市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将主要分布在农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的县域, 以及国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中小企业活跃县域。

1.4 效果日益明显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较好地满足了当地农民和农村小企业的金融需求。截至2009年末, 银监会已核准开业的172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向农户贷款达5.1万户, 贷款余额65.5亿元;小企业贷款5000万户, 贷款余额91亿元, 分别占贷款余额的36%和50.4%。实践证明,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向合理, 改善“三农”贷款瓶颈效果显著。另外银监会资料显示, 试点以来, 农民人均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和金融服务人员均有所提高。2008年平均每万名农民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1.54个, 与2007年的1.26个相比, 增幅为22.2%;2008年平均每万名农民拥有银行业金融服务人员15.89人, 比2007年增加3.41人, 增加了37.3%。同时,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2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2.1 外部障碍

2.1.1 立法缺失。

在法律层面上, 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仅仅出台了三个暂行规定, 农村金融市场规范的框架没有确立, 大量的操作细节无法可行, 各地方政府的操作方式也不同。如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合作金融的法规, 致使合作金融组织因缺少法律的规范而容易受到外部利益的侵犯, 会导致其内部的制度安排无法可依, 不利于互助性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2.1.2 监管能力有限。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较低, 新增加的机构数量增长较快, 并且设立在不同地区的机构的经营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不同, 加之现有基层监管岗位人员编制有限, 很多人员身兼数职, 无法组织足够的监管力量对新增机构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另外, 还没有建立起集风险监测、预警、管理、机构评级等于一体的体系, 监管行为随意性强。

2.1.3 有关配套政策不到位。

与农村的现实需要和城市相对完善的信贷担保机制相比, 农村信贷担保机制还存在很多缺陷, 如信贷担保机构实力有限, 多为规模较小, 资本金少, 风险化解能力和代偿能力很低, 潜在风险较大的机构, 担保的社会服务也有待完善等。另外, 农业保险体系不健全, 主要表现在:缺乏相关法律的保障, 缺乏财政政策的支持, 缺乏农业再保险机制和巨灾风险转移机制。

2.1.4 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不完善。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量的农户和中小型企业, 几乎没有以往的信用记录, 也没有可供评估的较为完善的财务及产业发展系统, 因此农村地区信用环境比较差。另外, 金融知识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普及程度不够, 很多农村金融消费者缺乏金融知识, 不会利用金融工具, 加之农村金融法律环境还不太完善, 这都阻碍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有效推进和实施。

2.2 内部缺陷

2.2.1 内部人控制风险大。

虽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之初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 并且其资本形式是多元的, 但由于机构规模较小, 组织机构不完善, 内部人员身兼数职的现象较为普遍, 加之内部控制监督不足, 容易引发内部人控制风险。尤其在农村地区人情世故错综复杂, 如果大家族、大派系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得大股东资格和经理人地位, 将会改变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的基本宗旨, 也会产生大量的内部关系人贷款或关联方贷款, 从而使金融机构积累大量的金融风险。

2.2.2 金融服务有待创新。

目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工作在各地区的进展不平衡。在农村很多地区, 目前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方式单一、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2.2.3 资金筹集难度大。

由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时间较短, 农村居民对其认可程度低,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客户对其的信赖度, 并且我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 村民收入水平不高, 手头闲置的资金不多, 最终造成吸储困难、资金来源渠道狭窄、业务发展受限。

2.2.4 人员素质较低。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整体水平较低, 既懂银行信贷管理, 又懂农业行业特点的高素质管理人员缺乏, 不能为操作人员与后台业务提供培训及辅导的平台。由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大多设置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 工作环境差, 薪酬低, 很难吸引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而在当地聘任的工作人员学历较低、经验欠缺、合规操作意识差、风险意识淡薄、操作随意, 这极易造成因人为因素而产生的操作风险难控制的局面。

3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持体系的构建

为保障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稳定、有序和健康发展, 基于服务“三农”的金融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农村金融总量和农村产业结构协调的均衡原则, 构建以下支持体系。

3.1 法律方面

一是立法规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由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较低, 竞争较为激烈, 因经营不善被兼并、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要用立法规范其退出机制。要建立和推行存款保险制度, 当金融机构必须破产关闭时存款人还可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以此保障存款人利益。二是以立法形式保证各地方政府不直接干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三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限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和操作规程, 使其更好地为当地农村企业和农户服务。

3.2 监管方面

强化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工作, 提高监管水平, 提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效能。具体来看, 一是各属地监管机构联动监管, 即要加强基层监管力量, 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建立新机构非现场监管报表制度, 明确监管程序、措施和标准, 落实监管部门、人员和责任, 实现对存贷款、资本充足率、风险、关联交易等指标的持续动态监测。二是对三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差别监管。对村镇银行, 要督促其建立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架构, 督促其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审计机制, 监控其贷款投向, 适度控制单户贷款比例;对贷款公司, 要督促其建立健全经营管理机制和投资人的监督机制, 同时建立合理规范的授权授信制度、信贷管理流程和内部控制体系;对农村资金互助社, 要督促其公开透明运作, 形成有效的社员监督机制, 严防暗箱操作和少数人控制。

3.3 政策支持方面

政府应充分考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农村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 实行积极的支持和保护政策。一是财政政策方面, 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尤其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之初, 给予一定的补贴扶持。采取降低营业税、减免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使其减轻负担, 尽快实现盈亏平衡。二是货币政策方面, 适当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增强其货币供应能力, 同时对其资金拆借、清算提供便利。适当调高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 以限制农村地区资金外流和吸引城市资金流入。三是其他政策方面, 根据“三农”特点和需要, 成立由各级政府出资或多方参与的农户贷款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 鼓励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 健全农户贷款担保机制。同时应加快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 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扩大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 建立有效应对农业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风险转移分散机制。

3.4 金融市场环境方面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良好的金融秩序的维持, 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要完善金融市场环境, 加强金融知识教育, 加强社会信用意识的宣传,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将农民纳入社会诚信系统, 全面提升企业信用等级, 打造诚信政府, 以解决金融信息不对称和农村经济组织、农户贷款难的问题。

3.5 内部管理方面

一是要建立健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 提高其内部规章制度的有效性, 做到权责分明, 对经营中出现的风险事件进行及时处理。二是建立金融服务创新激励机制, 加大金融服务创新力度。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创新应因地制宜、灵活多样。需要将金融与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流通和采购紧密结合起来, 以提高涉农金融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三是开辟资金来源渠道。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得力的措施,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 扩大资本金规模。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 达到优势互补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张雪娥, 发挥政策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中的作用[J].金融市场, 2009 (8) :71-73.

[2]陶月英,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金融观察, 2009 (9) :9-11.

[3]杨连波,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及防范对策[J].财会月刊 (综合) , 2008 (6) :30-31.

[4]林世军, 恩施州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2008.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5

近日，从宜信方面了解到，2014年宜信“农村普惠金融”创新实践将聚焦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

作为中国普惠金融的最早实践者，2008年宜信公司将创新的互联网金融思维与小额信贷链接在一起，先后创立宜农贷、农商贷、农机融资租赁、普惠1号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等项目，为农民、低收入者提供无抵押的信用借款咨询服务，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农村普惠金融实践之路。

宜信公司农村信贷业务也已在甘肃、内蒙古、云南等贫困地区建立17家分公司，业务范围覆盖了7000多个行政村，超1307万人，累计投入资金量超2亿元。而在2013年推出的农机融资租赁项目，目前已经覆盖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地区，并在2013年八九月秋收季节，集中帮助内蒙古通辽地区农民解决了近300台玉米收割机、割草机、打捆机需求，农机资金帮扶近1亿元，带动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6

促进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扶持政策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扶持问题，近年来为扶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财政税收

一是财政补贴和奖励扶持政策。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时间短、初期财务压力大等困难，自2008年起财政部开始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费用补贴，减轻其财务压力。2009年财政部出台《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目前已累计向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拨付了补贴资金2.61亿元。

二是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对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实施税前扣除。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分类后，按规定的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全额扣除。《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及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虽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出台一系列扶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财税政策，并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财税扶持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如2010年5月出台的财税[2010]4号令，明确规定村镇银行执行3%营业税率，但按新政规定，只有单笔且该户贷款余额总额在5万元以下的小额农户贷款才适用减免税政策。农村信用社所得税暂时免征或减半征收，而村镇银行则要全额上缴。

货币政策

一是支农再贷款。支农再贷款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渡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自1999年开办这项业务以来，支农再贷款对引导信贷资金投向、扩大“三农”信贷投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支持农村信用社改善支农金融服务、缓解农民贷款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收到了良好的政策效果。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时，支农再贷款利率低于普通流动资金再贷款利率，目前各档次支农再贷款利率均低于同期流动资金再贷款利率0.72个百分点，体现了对农村金融机构增强资金实力的政策扶持。同时，将村镇银行纳入支农再贷款支持范围。

二是存款准备金管理。对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村镇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照当地农村信用社执行。农村资金互助社暂不向中国人民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同时，认真落实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比例考核激励政策，对经考核达标的机构，执行低于同类金融机构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三是存贷款利率管理。经批准吸收存款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最高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類机构的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利率下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四类机构应建立健全利率定价机制，按照贷款定价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并且符合司法部门的相关要求。

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的扶持力度不够。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制约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存款利率管制是导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吸收存款难的重要原因，贷款利率管制导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不足。存贷款利率管制也不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财务可持续。

金融监管

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2006年12月，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各类资本设立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合作社，首批选择在四川、内蒙古、甘肃、青海、吉林和湖北进行试点。2007年10月，经国务院同意，银监会决定扩大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范围，将试点省份从6个扩大到31个。2012年5月26日，银监会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与其他资本遵守同等条件，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到15%。目前，免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费，对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费减半征收。

在监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规定不太合理，如目前银监会要求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使得民间资本无法发挥主导作用，即使参与其中，也往往无法获得经营决策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二是目前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不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属于集权多头式，监管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这种金融监管体制已不适应农村金融发展需要。另外，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统一实施审慎监管的方式也不太合理。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绩效

在政府一系列政策扶持下，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金融业务，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并且自身也得到较好发展。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开展情况

从2008～2011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和结构表（见表1）中，可以发现：一是农户和小企业贷款占比高，但有下降趋势。农户贷款占比由2008年的40.88%,逐年下降，到2011年降为32.83%。小企业贷款占比由2008年的54.97%,到2011年降为47.11%。农户贷款和小企业贷款占比由2008年的95.85%，到2011年下降为79.94%。二是贷款增长快于存款增长。2011年存款余额比2008年增长了25.42倍，而2011年贷款余额比2008年增长了37.48倍。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2007～2011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财务绩效指标表（见表2）中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指标来考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

一是安全性指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加权资本充足率从2007年的72.3%，逐年降低，到2011年降到28.2%，2011年略有回升，回升到29.5%，不良贷款率由2007年的0.01%，逐年提高，到2009年提高到0.22%，2010年有所下降，降到0.12，2011年又回升到0.2%。从安全性指标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较好，且资本充足。

二是流动性指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的60.53%，逐年提高，到2010年达到83.77%，2011年略有降低，降到83.75%；存贷比也从2007年的53%，逐年提高，到2010年达到80%，2011年略有降低，降到77%。从流动性指标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率和存贷比偏高，说明其流动性不足。

三是盈利性指标。由于开业初期，开办费用较高等因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2007年和2008年整体没有实现盈利。从2009年开始实现盈利，税后利润从2009年的1.17亿元，逐年增加，2011年达到26.8亿元。其权益报酬率也从2009年的2.25%，逐年提高，到2011年达到9.19%；资产收益率从2009年的0.49%，逐年提高，到2011年達到1.49%。从盈利性指标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权益报酬率和资产收益率偏低，说明其盈利能力不强，但盈利能力是逐年改善的。

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税收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初期，政府可以投资参股，但不参与经营管理和股份分红。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盈亏平衡后，政府要逐步减持其股份，最终实现完全退出。政府为了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可以无偿赠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资金，承担其部分组建成本和开办费用，并在发展初期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二是给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培训，使其掌握向小型微型企业和农民发放贷款的技术，认识到发放小额贷款既可以服务“三农”和微型企业，又可以赢利。三是给予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稳定的正向激励机制，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对涉农贷款投放比例较高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激励，只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县域及县域以下的涉农贷款，就给予营业税和所得税优惠。

加大货币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进一步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二是允许和增加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或政策性银行专项贷款，用支农再贷款、政策性贷款等批发资金鼓励和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和农业贷款。三是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根据成本覆盖风险原则，合理定价，实现自身财务可持续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只有财务上可持续，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农村，更好地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反之，用行政手段压低利率，会减少农村的信贷供给，使低利率信贷成为稀缺资源，反而使农民不容易得到贷款。

改善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

一是改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体制。可以考虑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级分权管理的金融监管体制，将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二是监管当局应该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允许民间资本成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将民间资本引导到农村金融市场去服务“三农”和微小企业。三是积极拓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市场机制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大中型金融机构拆借资金，并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债券、票据等渠道进行融资。四是针对不同类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如对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以考虑实行非审慎监管。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7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阵地在县域地区。然而, 受长期二元经济结构影响, 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明显滞后, 困境重重, 严重制约了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配套政策的缺乏导致金融机构动力不足。近年来, 政府决策部门对金融服务城镇化建设的意识有所增强, 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信贷倾斜政策, 但由于配套的实施细则并不完善, 对小城镇建设缺乏有效的信贷指导和协调, 且财税部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也亟待出台,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导致战略规划滞后, 在执行中缺乏趋动力。

第二、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前些年, 多家银行陆续撤并县及县以下的营业网点, 县域特别是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不断缩小, 受文化教育、消费理念、支付模式、通讯基础设施不足等影响, 一些落后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存取款业务都无处办理。据湖南银监局的调查, 截止2010年3月末, 湖南省有金融机构空白乡镇135个。而另一方面, 县域金融机构又存在资金运用不足和严重外流的情况, 在一些县, 很多金融机构的存贷比都不足50%, 资产业务空心化问题比较突出。与此同时, 农村的有效信贷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

第三、金融资本不足、政策体制制约。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根据相关研究机构的测算, 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将需要增加40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仅靠财政自然是杯水车薪, 受当前我国的投融资体制约束, 直接融资渠道受限, 作为间接融资的金融资本必须要发挥作用, 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参与城镇建设是必不可少而且颇为关键的。然而, 在现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框架下, 受借款主体、担保物、地方政府融资能力有限等因素限制, 城镇化进程的融资需求难以获得充足有效的供给。同时, 金融机构自身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局限性, 不能很好的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农业产业化是城镇化的重要支撑, 但对农业基地的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不同、产生经济效益的时间长短不一这一因素, 几乎所有商业银行对此都未充分考虑, 更未对市场作进一步细分, 进而设计相应产品, 出台相应管理制度。另外, 县域金融机构考核制度不适应县域金融业的发展, 受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多数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容忍度偏低, 普遍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贷款责任追究制,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有效投入。

第四、金融服务创新能力不足。随着城乡一体化的不断加速, 城镇化建设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 农业工业化背景下, 农村土地资本化、农业规模生产的风险防范以及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农民市民化过程中, 进城农民开始期待和关注涉及就业、创业、居住、消费、理财等方面的更深层次的金融服务。面对诸多新变化, 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无法满足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同时, 当前金融改革步伐和应对措施也相对滞后, 在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上, 金融机构并未随着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做出及时调整, 探索出适应城镇化发展的多样化服务, 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 其产品研究开发职能更多的集中在总行层面, 分支机构很难实现产品区域化、客户化。一方面, 各金融机构在经营理念、业务模式、产品服务等方面存在趋同问题, 传统的存贷服务比较普遍, 咨询类服务不足;单一工具运用较多, 组合工具使用较少。另一方面, 信贷之外的证券、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手段很少发挥作用, 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尚未建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抑制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金融业面临的困境, 当务之急是应找准定位, 有的放矢,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建立新型金融服务体系, 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和客体牵线搭桥, 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撑作用。

一、建立多层次的城镇金融组织体系

面对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异质化金融服务需求, 应尽快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可考虑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 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先导作用。适度调整农发行的业务范围, 在粮食流通领域贷款的基础上, 尝试开办粮食生产专项贷款、农业企业开发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扶贫贷款等业务, 并加大对涉及城镇民生等具有较强公益性领域的金融支持;允许国开行设立小城镇建设专项基金, 专门满足城镇化中涉及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需求。第二, 引导商业金融积极拓展城镇市场, 找准支持城镇化的着力点, 逐步出台差异化的区域信贷政策, 在健全城镇功能和发展城镇社会服务中寻求商机。大型商业银行可发挥资金实力雄厚的优势, 以大型基础设施、城镇大企业为主要市场定位。邮政储蓄银行应更强化零售银行的市场定位, 通过积极发放小额贷款支持城镇居民就业创业, 通过完善中间业务优化城镇基础金融服务。第三, 建立和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 充分发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服务县域小企业的生力军作用, 有序扩大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试

浅析云阳县基层文化建设

李林云

(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综合文化站)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基层、在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经济发展是根本, 文化建设是关键;而我们的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 无论是进行文化建设还是开展文化活动, 无论是创作生产文化产品还是提供文化服务, 都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 充分考虑基层特点、体现群众意愿。在农村这片富有“希望的田野”上, 农民不但迫切需要经济水平大大提高, 更需要“精神食粮”香满院。因此, 加强基层文化建设, 实现农村“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搞好农村基层文化建设,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 对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县情及基层文化建设现状

云阳县, 全县幅员面积3649平方公里, 辖43个乡镇, 人口130万。县情特点:人口大县——是重庆市8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区县 (市) 之一;移民大县——兴建三峡工程, 全县动迁16万人, 是国定贫困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尽管是贫困县, 但近几年来,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 基层文化尤其是群众文化建设, 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方式、阵

点。第四, 改变市场准入条件, 对民间资本加以疏导, 发挥民间金融在城镇化中的补充作用。第五, 引入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 逐步将单一金融产品转变为综合性金融产品。

二、培育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主体

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 面对城镇化进程中市场主体缺失引起的金融不匹配问题, 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合作, 按市场规律办事, 整合城乡资源, 培育金融支持的有效主体。第一, 弱化城镇化建设的政府融资平台模式。这种以地方政府为信用基础的市场主体, 被广泛认为风险偏高, 已受到中央的高度关注, 监管部门已进行了严格控制;第二, 引导地方政府放开对市场准入的管制, 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等经营性的基础设施领域;第三, 加大对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支持力度, 引导农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转变;第四, 加强征信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营造良好的县域金融环境。

三、整合多元化的城镇化融资渠道

我国现有“土地财政+融资平台贷款”的城镇化融资模式, 不仅因土地稀缺而难以持续、因过度负债而蕴含较大金融风险, 还会因过高地价推高房价, 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可多考虑结合城镇化建设的多元化金融需求特点, 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 实现以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转变, 向体制外引入更多民间资本。如可以按照“谁投资, 谁受益”原则,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对一些可以实现“使用者付费”的基础设施, 应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引入多元化的社会资金。如, 借鉴澳大利亚、新西兰, 由地、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县农村文化资源总量为乡镇及街道文化站43个, 文化专干150人, 乡镇级基础设施比较齐全, 但全县80%以上的村没有真正的文化室, 43个乡镇文化站大部分只有中宣部捐赠的“万村书库”图书及共享工程配置的电子阅览室等, 再无新增基层文化配套设施, 整个农村文化建设单调。其次, 基层文化工作质量不高, 各项文化活动正常开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2存在的问题

2.1基层文化建设发展严重滞后

我县农村文化建设受政治、经济、地理及重视程度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有一大批专兼职文化骨干队伍, 但受历史原因和地方政策的影响, 基层农村文化活动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乡镇文化活动经费不足。村镇经济基础薄弱, 基层领导不够重视, 人口居住分散, 农民文化程度较低,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2.2基层文化建设的基础不够牢固

一是组织基础还不够牢。表现在职责不够清, 乡镇文化干部大多为兼职, 有的常年工作不姓文, 造成闲时有人问, 忙时无人管的局面。而且以兼职工作为主, 从事文化工作精力很

金融机构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建立城市公共投资基金, 并发行公共建设基金债券, 按市场规律运作, 包括城市中的自来水、电力、公共交通、垃圾回收等方面都可以用这些资金运行;可以探索发行市政债券, 探索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资产证券化;还可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 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建设。对资信等级较高的城镇龙头企业, 推动其在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 推动其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区域集优票据融资。

四、创新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体系

金融部门应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为契机, 大力发展农地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借鉴发达国家开展农地金融的成功经验, 建立健全与城镇化相适应的土地金融制度, 引导金融机构开展以土地资产为主体的金融产品创新, 逐步盘活沉淀生产要素、破解融资难题。

五、建立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正向激励机制。

积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金融 篇8

什么是农村合作金融

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是兼备“合作”和“金融”两大要素, 有别于传统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合作金融组织, 完全依据合作制的原则成立、运营, 体现农户的互助合作经济关系, 不以盈利为目的, 其主要目的是向会员放款、为会员提供贷款担保及其他金融服务。其运行模式是将农民自有闲置资金汇集起来, 通过资金互助, 解决社员生产和经营急需资金, 缓解“贷款难”的矛盾, 促进社员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增产增收。

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历程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 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200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建立社区金融和农民互助合作金融”。此后全国人大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年12月20日, 银监会发出《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年1月22日, 出台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 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界定为新型银行业机构, 并开展试点工作。2008年, 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做好2008年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通知》等。这些政策的出台, 有力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加快发展。目前, 银监局 (办) 批准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达到200多家。

重庆市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起步相对较晚, 全市建成农村资金互助社仅2家。黔江区城东诚信农村资金互助社, 于2010年7月23日正式成立, 是重庆首家获准正式开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黔江区城东诚信农村资金互助社, 主要依托农民合作社社员自愿入股组成, 具体模式是:由黔江区惠康地牯牛专业合作社牵头并联合30名农户作为主要发起人 (出资人) 自愿入股筹建, 注册资本68.8万元人民币。江津区白沙镇明星农村资金互助社, 于2010年11月5日获得开业批复, 依托白沙镇恒和村柑橘专业合作社, 联合30名农户作为主要发起人 (出资人) 自愿入股筹建,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服务对象主要是江津区白沙镇辖区内入股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小企业, 目前共有社员1338名。这两家农村资金互助社, 主要为社员办理存款、贷款和结算业务、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办理同业存放及代理业务, 并可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

重庆扶贫资金互助社发展较快, 全市建立1300个, 覆盖32个区县。采取“扶贫资金互助社+专业合作社+贫困户”、“扶贫资金互助社+专业大户+贫困户”的运行模式, 每个村安排15-3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作为互助资金组织资本金投入, 鼓励贫困村农户通过自愿交纳互助资金和社会捐助等方式, 扩大资金规模, 帮助其建立资金互助社。据统计, 目前重庆平均每年有2亿多元扶贫互助资金留在贫困村内滚动满足贫困农民小额度个性化金融需求, 使产业发展扶持到户、特困救助落实到人, 受益农户达40万户。石柱县先后有32个乡镇79个贫困村建立村级互助社, 资金总额达到1879.42万元, 其中财政扶贫资金1455万元, 占用费及农户入会资金424.42万元。全年累计放款536.82万元, 收取占用费37.52万元, 覆盖农户2812户。

虽然, 近几年重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较快, 但总量仍然偏小, 覆盖范围偏窄。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法律地位不明确。新型农村金融合作目前还处于试点与探索阶段, 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框架来界定其法律地位。农村资金互助社不是银行, 在性质定位上是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从事业务却是金融类服务。定位的模糊, 为日后发展和监管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利于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健康发展。二是政策扶持不够。目前, 各级政府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扶持力度还不够, 出于风险控制考虑, 金融监管部门用近乎现代正规金融机构的审批程序和标准来进行严格审批, 加大了互助组织的组建和运行成本, 同时在社员红利分配比例、股金退出、附加表决权、非农民社员和社会组织借款数额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较多, 不利于壮大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机构的实力。三是融资渠道窄。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存贷款业务限于社员, 吸收存款比较困难, 有限的资金积累影响了其经营规模扩大和服务能力提升, 限制了其正常成长。四是风险防范能力差。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机构小型化, 资金实力较弱, 在适应分散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同时, 也存在着风险防范能力差的隐患。加之农业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 自然、市场风险大, 增大了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的贷款风险。五是规范化水平不高。目前, 资金互助组织还处于探索阶段, 管理制度、运行模式、发展机制都还不完善, 缺乏具有较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才, 难以满足合作金融组织规范化发展的需求。

发展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对策建议

健立农村新型合作金融制度。在充分试点和探索的基础上, 尽快出台农村合作金融法或者类似的法律及相关法规, 规范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 以立法形式明确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服务“三农”的地位, 赋予合法金融机构的正式身份, 明确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有关法人登记、税费优惠、金融监管等方面为其正常经营提供法律支持。同时, 借鉴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成熟国家的经验为合作金融机构合并、重组、转型等提供法律依据。

完善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扶持政策体系。农村金融建设需要政府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 特别是在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建设初期, 需要出台配套政策, 从资金、技术、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建立金融机构“三农”信贷投入的激励和补偿机制。构建合理的制度框架, 确立公开、公平、有序的竞争规则, 给予经济主体充分的选择权利, 打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拓宽农村新型合作金融融资渠道。解决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机构资金短缺问题, 应积极探索多种融资渠道, 促进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持续发展。比如, 中央银行向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机构批发支农再贷款, 委托其向农户发放;商业银行可在政策支持下向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批发贷款, 以及探索互助性担保、互助性保险等新的互助合作方式, 推动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之间的联合与合作等。

健全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监管体系。发展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 要突破风险由政府全部买单的传统, 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 以自担风险为前提, 切实加强监管, 通过龙头企业、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制约关系, 提高贷款的安全性。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建立起长效的培训机制, 加大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以尽快提高其业务素质和财务风险识别能力。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持, 建立谨慎的运营监管制度, 根据资本充足率、贷款分类标准、流动性比率等指标变化情况及日常监管中可能引发的风险苗头, 适时进行风险提示。积极引导和督促其贷款投向, 防止贷款投向偏离“三农”, 确保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稳妥发展农村新型合作金融。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模式对改善区域内金融服务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可盲目快速复制。在推广农村新型合作金融模式上, 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 既要有积极的态度, 更要坚持审慎的原则, 要具备应有的基础条件循序渐进, 不能强行推进, 应选择运行规范、经营状况良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 承载这项工作。农村新型合作金融不是越多越好, 也不是规模越小越好。在发展规模、层次上要针对服务的产业和农民的实际需求而定, 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与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文化建设、品牌塑造相适应, 形成良性的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体系。在合作金融组织和非法金融组织之间建立一道拦护网, 防止合作金融组织蜕变为非法金融组织, 合作金融组织必须建立审慎性经营原则。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9

在计划经济时代, 支持农业亦是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 农业的基础作用地位一直居高不下。但是, 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太多实惠,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不得不通过价格控制形成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金融资源更为国家所垄断;二是农民被绑在了土地上, 既不能离土也不能离乡;三是为了实现前两个目标而建立了一系列低效率的制度安排。

在近3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 扎实的工业基础已经能够腾出手来支持农业。然而, 工业反哺农业的目的不是狭隘地将农民重新固定在土地上, 依靠有限的财政补贴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 应该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使更多的农民有机会成为农民工。

也就是说, 工业反哺农业有两种可能的形式:一是将资金从工业向农业转移;二是农民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前一种方式是授农民以鱼, 后一种方式则是授农民以渔。特别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表明, “离土不离乡”式的工业化并不适合这些地区, 乡镇企业大发展的结果导致了金融部门大量的不良贷款, 工业反哺农业绝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因此, 中西部地区农民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也就意味着农民从中西部地区农村向沿海地区和城镇地区的转移。据估计, 到2020年, 中国还将有3亿人口从农业转移出来, 如果按照目前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聚集在沿海地区推算, 沿海地区在未来15年内将需要吸纳大约1亿的新增农民工。这既是中国继续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 也是挑战。

当然, 这并不是说, 农村地区不需要更多的投资, 但投资的方向应该有所侧重。第一, 无论是财政转移支付还是新增投资都应该较多地集中于公共品的提供, 如基础教育的改进、技能培训、最低社会保障以及特殊困难户的民政救助等, 这些公共品的投入可以帮助一部分农民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可以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灾致贫”。第二,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免除农民在当地或进城从事手工业或小商小贩的税费, 鼓励有能力的农民自主创业。第三, 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 支持金融机构为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和养殖大户提供信贷支持。

城镇化:从农民工到新市民

将农民"升级"为农民工不是最终的目的, 还需要为农民工进一步“升级”为新市民或新居民打开一个通道, 这就是城市化。长期以来, 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中国劳动力中有城镇户口的不足40%, 而全国劳动力中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比重却高达60%以上。城市化不足一方面阻碍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 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农民工输入地区消费和服务部门的发展, 是目前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现从农民工到新市民的身份转换, 可以直接提高农民工的福利。身份转换以后的农民工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获益:一是可以享受当地政府为本地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障;二是可以分享当地居民的公共资源, 如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等。这一身份的转换还可以根本改变现有流动人口的迁徙习惯, 变以个人迁徙为主为以家庭迁徙为主。这一迁徙习惯的改变对迁入地的消费、服务和房地产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城市化不足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户籍制度问题。在中国已经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户籍制度的本意是阻止农民的自由迁徙, 以减轻城市的负担, 实质上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第二, 现有的土地制度。现有的土地制度不能抵押、不能有偿转让, 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融资能力和迁徙能力。第三, 发展城市带。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推动沿海地区城市带的发展, 在促进经济活动相对集中的同时, 防止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目前,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3左右, 到2020年城市带的发展可能进一步将这一比重提高至50%~60%, 与美国和日本等地中心城市发展的规模相当。也就是说, 允许发展城市带, 未来劳动力大量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是可能的。

新农村建设:从传统的小农到新农民

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阶段, 只有大量减少农民, 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才有可能实现。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现前两个步骤所需要的时间。

以中国之大, 经济发展差别之悬殊, 新农村建设将会在有条件的地区首先取得成效。我们一般习惯于用"三农"来概括中国农村, 但这样一个高度的概括往往模糊了政策的焦点。按照粗略地分类, "三农"事实上囊括了中国三类不同的地区, 而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地区的特点实施不同的新农村战略。

在大多数沿海地区,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问题。这些地区大多数经历了农村工业化阶段, 非农劳动力的比重高, 小城镇非常发达。这些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城市化, 在适当的土地流转机制下, 鼓励农民自愿放弃土地而将身份转变为新市民。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 (如在一定比例农民离土的情况下) , 新农村建设将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在中部地区, “三农”问题的重点在于农业问题。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鼓励更多的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 将身份转变为农民工或新市民, 即工业化;与此同时, 将土地向种养能手集中, 确保农业生产不因劳动力转移而大幅波动, 并通过适当补贴规模生产的方式实现工业反哺农业, 以提高来自农业的收入, 这属于新农村建设的中期阶段。

在西部地区,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完成, 同时, 政府可以加强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帮助农民实现非农就业, 这些地区属于新农村建设的初级阶段。

新型农村金融:满足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新型农村金融是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广泛基础之上的, 服务的领域应该远宽于传统的“三农”, 提供服务的机构也从原来的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等扩展到所有的金融机构。

目前,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个崭新的农村金融时代正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2005年5月, 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在5省区试点“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 标志着我国农村金融开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2006年12月, 银监会发布《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 显示农村金融市场全面开放时代的来临。目前,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已推向全国, 如果试点成功, 一系列金融创新, 有可能推动自下而上的农村金融变革。

新型农村金融应包括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的农村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第一, 为微小企业或个体工商业提供金融服务。微小企业发展或个体工商业的发展是培养企业家的摇篮, 也是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 这方面的融资需求基本上是通过民间的方式来完成的, 而最近发展起来的小额贷款机构、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为微小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

第二, 为规模化的种植养殖业提供信贷资金。随着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农民数量的减少为种植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机会, 并有可能成为农村地区最为重要的生产主体。同时, 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也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规模化的种植养殖业的盈利前景也越来越好, 逐渐会成为农村金融的信贷主体。更为重要的是, 一些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也可能发展成为信用载体, 起到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桥梁作用。资金互助组织与专业化的生产组织之间的结合可能会成为未来农村金融的一种主要形式。

第三, 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农民向新市民的转变过程中有大量的消费信贷需要。农民外出打工形成的稳定现金流也提高了农民消费的需要, 如子女教育、建房、婚嫁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等, 金融机构完全可以设计相关的金融产品为农民提供消费信贷, 有了打工的现金流作保证, 消费信贷的风险完全有可能是可控的。

第四, 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支农”。“信贷支农”必须以财政政策做引导, 以法律 (如“社区再投资法”) 为依据, 鼓励金融机构开拓贫困地区的农村信贷市场。“信贷支农”应该是政府的目标而不是金融机构的目标, 如政府希望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信贷覆盖, 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但是, 由于低收入人群的高信贷风险, 任何金融机构进入该市场都会要求一个较高的风险溢价, 其表现形式可以是高利率、政府贴息或税收减免等其他优惠政策。只有这样, 政府的支农目标才有可能与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事实上, 也不是只有挂有农村招牌的金融机构才有可能“支农”, 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可以通过或批发或零售的方式参与到金融“支农”的广泛实践中。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10

关键词：自贸区,科技创新型企业,机遇,挑战

一、引言

2014年12月,中央批复福建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下简称福建自贸区)建设的总体方案,明确“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将把福建自贸区建成投资贸易便利、金融创新功能突出、服务体系健全、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区相比,福建自贸区的建设不仅仅局限在贸易领域,而更多的肩负了其他重要领域的改革、创新和政策实验的职能。“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便是福建自贸试验区的重要职能之一。在此背景下,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拓展金融服务功能、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等一系列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创新必将为福建省科技创新产业与金融产业的结合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同时也将伴随着巨大挑战。

二、福建省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的融资瓶颈及原因分析

科技创新企业(以下简称科创企业)即指一般具有某种或某些核心专有技术,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对社会有积极效用的新产品、新工艺、新商业模式的研发或生产的企业。比如:互联网、生物科技、新能源、电信技术、环境保护等科技创新领域企业。李心丹、束兰根(2013)将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生命周期细分为种子期、初创期、萌芽成长期、加速成长期、稳定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七个阶段,提出无论哪个阶段的科创企业,包括衰退期(面临二次创业,下一生命周期的种子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需求。

据2014年度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公布,2014年福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12,726.7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增加值3,451.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8%;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3%,比上年增加0.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9%。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福建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

福建科技创新型企业从地区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厦门、福州和泉州三地,除了具有高风险、技术领先、有形资产比例低、对专有人才依赖强烈等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一般特点以外,福建科创企业还存在主要以中小成长期企业为主、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技术领先优势不明显、创新能力不足、企业经济效益与产值相对较低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福建科技创新型企业在发展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而同时,由于企业外部和内部自身的原因,福建科技创新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又遭受到金融排斥,存在融资困境。

(一)融资渠道狭窄。从福建省目前的金融环境来看,科创企业主要依赖内源性融资或从传统的商业银行及民间渠道获得信贷支持,通过资本市场或其他创新融资渠道获得的资金支持在实践中很少看到,融资渠道较狭窄。

(二)融资结构上的期限错配。由于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在期限上追求短期流动性而民间借贷追求短期高息回报,导致科创企业从传统渠道获得的资金只能用于填补短期资金的空白,对于长期研发、市场开拓以及改善管理等方面存在融资结构上的期限错配,长期资金缺口较大。

(三)科创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在金融机构与科创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福建科创企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存在大量有待考察的信息,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信用体系建设的不完善,导致传统金融机构惜贷及贷款成本较高。

(四)知识产权和应收账款的评估机制不健全。科创企业大多拥有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较多,有形资产较少,缺乏银行认可的抵押品,还款保障不充分,且市场前景不明朗,技术风险较大,达不到银行的资信评级要求,目前针对科创企业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缺乏有公信力的评估机构和流通机制。

(五)缺乏市场分散风险机制的保障。高风险是科创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科创企业在经营的各个环节均承担着较大的市场风险,与“低风险、稳定收入”的金融中介传统经验模式不相匹配。

(六)传统渠道风险控制系统的局限。科创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的现象,信用级别低,无法从内部满足银行的增信要求,此外科创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既无实力雄厚的上下游客户为其进行担保,也未形成与其他科创企业之间的联保、互保机制,难以满足银行对有效外部担保的要求。

(七)科创企业管理粗放,缺乏专业管理人才。大多数福建科创企业在创建初期都是由家族成员或科技创新技术骨干兼任管理人员,在管理上并未达到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造成管理效率较低下、水平有限,技术与管理无法配套。随着公司的发展,在市场推广、商业模式的选择阶段出现误差的可能性较大,运营风险较大,不符合银行的信用要求。

(八)福建科创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财务内控体系不健全。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和财务信息的不透明,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的收入、成本和利润,使得担保公司、评估公司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态评估时要付出更多精力,直接导致了企业申请贷款周期长,融资难。此外,初创期的科创企业往往现金流不稳定,还款来源不确定,以及一些科创企业的失信行为也是造成传统渠道融资不畅的原因。

综上,福建外部金融支持体系建设的不健全和科创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科创企业的融资瓶颈,需要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福建自贸区的设立,尤其是自贸区金融体制改革,使得突破制度框架,进行全面的金融体制、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融资渠道的创新成为可能。

三、福建自贸区金融改革视角下,科技创新型企业寻求外部金融支持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与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相较,福建科创企业的发展尚不具备绝对优势,在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的大背景下,如何把握时代机遇,聚焦发展热点,创新福建科技金融,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现实课题。福建自贸区的贸易,是面向海峡两岸全要素贸易的开放,比如两岸企业的资金账户管理、金融人才的交流、外资金融业务的管制放开和随之而来的服务技术的引进等,为科创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机遇。

1、创新融资渠道。福建省科创企业目前的融资渠道主要以企业内源性融资和商业银行信贷为主,自贸区构建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总体制度框架,开放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准入门槛,使得新型金融机构(比如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创业基金等)、外资金融机构、创新型金融业务的进入成为可能,便于省内金融环境优化。为融资机构类型的丰富化、新型科技金融业态的激发、科创企业融资渠道的创新带来机遇。

2、拓宽资金来源。福建自贸区实行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使得原有的外资准入管理审批从1,000多项减少到139项,使得外资进入福建市场有了清晰的预期。同时福建自贸区“先行先试”,已开展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制度;开办了两岸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试点;探索设立在自贸区的企业或项目可接受台湾地区银行机构发放人民币贷款制度;允许区内银行机构提供担保,且不纳入银行融资性担保余额管理。福建自贸区转变政府职能,一系列金融制度的改革,积极追求投融资的开放性,将使自贸区成为离岸本外币资金汇集的重要场所、为科创企业实现跨境投融资尤其是闽台之间的跨境投融资;为科创企业吸收台湾及海外资金;为科创企业实现海外上市等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

3、融资工具和服务创新。在现有体制下,金融机构对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等金融产品的创新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以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为导向的自贸区金融改革,自贸区金融监管的放松为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未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保证担保、科创企业集合保理融资、科创企业联保互贷、科创企业股权贷款、科创企业供应链集群授信、孵化器融资等新型多元化的融资工具和服务的开展带来了机遇。

4、融资模式创新。目前,福建省科创企业的融资模式主要采取以商业银行信用借贷为主的债权融资模式。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惠,必将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积极探索业务合作模式,催生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模式在区域广度和业务纵深度上的进一步延伸。比如形成“债权+股权”的投贷联盟实践,多层次资本市场升降板的股权融资实践。为科创企业实现多元化的综合融资服务方案带来机遇。

5、科技金融产业链大升级。对于产业链的定义,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龚勤林(2004)、李心芹(2004)、周路明(2005)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链的定义进行了阐述。其中共通之处在于产业链必然包含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不同部门,这些部门共同为某种产品(既可以是有形产品,也可以是无形产品)的生产提供服务,产品在产业链中实现着价值增值。李心丹、束兰根(2013)对科技金融产业链给出了定义,认为科技金融产业链是以科技企业为服务对象,以银行为中心,以金融产品为连接点,以价值增值为导向,延伸至不同机构,根据一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并认为科技金融产业链主要分为产业组织链、产业空间链和产业价值链三个层次。

根据该定义,目前福建省科技金融产业组织链主要由政府+银行+科创企业构成。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将对加快金融产业组织链创新、整合各类金融资源、拓展融资渠道、全面拉长并升级现有科技金融产业链条产生机遇,比如形成政府+银行+创投+保险+券商+担保+科创企业的新型产业链。产业空间链即产业组织链条上各环节的地理位置分布,自贸区的设立为福建省在主动进行科技金融产业布局方面赢得先机,可综合考虑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合理进行科技金融产业布局。产业价值链即由商品生产的核心企业联合各企业以合作的形式完成产品的生产销售直至服务,实现价值链增值。科技金融产业的价值链要求价值链上各环节进行配合,实现客户共享,取长补短,实现价值链效益的最大化。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使得商业银行投贷联盟、银保合作、银担合作等融资模式的创新成为可能,整条价值链得以完全匹配科创企业的全生命周期,为价值链增值带来巨大机遇。

6、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机遇。美国硅谷的人口构成中有约1/3的人口在美国本土以外出生,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60%在美国以外出生。这种种族与文化的差异、碰撞和融合从根本上促进了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同时移民尤其是其中的高级人才与其出生地的联系则有助于硅谷建立全球产业网络、获得全球资源整合优势。福建自贸区产业发展规划(2015-2019)中,明确提出构建激励机制,强化人才支撑,构建引智模式,加强海峡两岸智力合作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台湾及海外专业人才来闽创业,鼓励福建本土人才海外深造,加强国际合作。必将为提高科创企业及科研机构的国内外合作活跃度,为科创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及健全的财务制度建立带来机遇。国际交流也为其带来先进的管理模式、制度、方法和理念,使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半功倍。

总之,自贸区的设立为福建省科创企业与金融的相互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践窗口,为福建省科技金融体系向国际先进同业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是面对自贸区的金融创新机遇,同样还存在诸多挑战:

1、自贸区高端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缺乏。自贸区金融创新所需的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高端复合型人才欠缺。据统计,2015年末,福建省金融从业人员已达31.81万人,但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福建总人口近3,700万,按照西方国家标准,最少应有180万人从事金融行业。从质量和结构上看,福建自贸区既缺复合型人才,又缺相关专才;既缺理论人才,又缺实务人才。仅以国际公认的注册金融分析师为例,美国目前有25,000名,香港、新加坡各有1,000名,而福建少之又少,目前尚无数据可查。

2、高端专业科技创新人才缺乏。据福建省2015年度紧缺人才目录显示,自贸区建设所需的高端复合型人才需求量排在榜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创新人才需求紧随其后。

3、科技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对较低。据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福建省全社会R&D(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355.03亿元,占GDP比重为1.48%,低于2.09%的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同有自贸区优势的上海3.66%、天津2.96%、广东2.37%等省市。

4、科创企业整体规模不够大、竞争力不够强。截至2015年底,全省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035家,国家级、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904家;同期北京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共有3,495家,而美国硅谷类似的高科技创新企业超过10,000家。另据科技部2015年统计监测结果显示,2014年福建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56.42%,其中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为71.01,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为53.43,虽与福建省往年相比有所增长,但与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相较仍有差距。在国家批复试点自贸区建设的4个省市中名列末位。

5、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原创能力)不够强。据福建省科技厅公布,截至2015年底,福建省拥有发明专利17,868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4.69件;而同期上海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69,982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29件,天津有效发明专利量103,775件,广东省有效发明专利量排名全国第一位,达138,878件。

6、高水平研究机构相对较少。截至2015年底,福建省共有重点实验室20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9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47个(其中国家级7个)、科技企业孵化器136家。与同期的上海、天津、广东三地相比仍有差距。

7、相关教育培训机构国际竞争力不够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据2015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强名单,美国硅谷以及东部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周边的大学上榜较多且排名靠前。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分别排在第43位、第51位和第129位;北京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列第48位和第49位;上海的复旦大学排在第193位;而福建省并未有一所高校跻身该榜单。目前。我国整体高校的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较低,仅为15%~20%,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尚有很大差距。

四、结论

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5》显示,2015年福建省科技创新企业的综合创新能力已上升至全国第9位,实现产值15,313.8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5.9%,科技创新企业已成为福建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然而,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全生命周期,无论哪个阶段,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金融成为推动科技创新企业持续发展的第一要素。福建自贸区的设立为福建省科技创新企业与金融完美融合在融资渠道、融资模式、资金来源、金融创新等方面带来了巨大机遇,但同时也面临人才、技术、教育、科研等巨大挑战。

参考文献

[1]Darian M.Ibrahim.Debt as Venture Capital[J].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2010.1169.

[2]泰勒·考恩著.王颖译.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赵昌文.科技金融[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4]李心丹,束兰根.科技金融理论与实践[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11

这105家机构中，有77家设立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低、竞争不充分的乡镇和行政村，并通过直接设立营业机构或延伸提供金融服务等手段。有效改善了38个“零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乡镇”的金融服务状况，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供给。

已开业的105家机构共吸纳股金40.4亿元，吸收存款42.8亿元，贷款余额27.9亿元，累计贷款39.7亿元，其中96.8％的贷款投向农村小企业和农户，初步实现了把城市资金引入农村、把农村资金留在农村和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目的。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逐步落实初步实现应保尽保

李菲

2008年，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供养范围。自2008年2月以来，全国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基本稳定在530万人左右，2008年11月底为531.7万人，初步实现应保尽保。

全国五保集中供养人数已达144万人，集中供养率从2007年的23％提高到2008年的27％。目前，集中供养水平为每人每年1968元，此2007年年底的1953元增加15元；分散供养水平为每人每年1518元，比2007年年底的1432元增加86元。此外，为应对物价上涨，有11个省份2008年给五保对象发放了临时物价补贴。

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篇12

关键词：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经营困难,金融服务建议

一、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经营现状及金融服务状况

(一)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经营现状

3区县被调查的6户典型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中, 5户从事生猪养殖、销售和饲料供应, 1户从事金银花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 均已注册。截至2012年末, 6户种养殖户共经营耕地2.2299万亩, 其中, 50亩以下的3户、100~500亩的1户、1000亩以上的2户;共有劳动力0.0165万人, 其中, 家庭成员0.0011万人、常年雇工0.0154万人;全年经营收入共计7832万元, 6户经营收入都在50万元以上;6户种养殖户主要可抵质押资产总估值1430万元。6户种养殖户经营发展资金需求大, 未来贷款总需求为1100万元。

(二) 金融服务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情况

南川、丰都、武隆3区县商业银行采取“三权抵押、循环贷款”等方式向种养殖户提供了资金支持。到2012年底, 6户被调查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均获得银行贷款支持, 贷款余额888万元, 其中10万元以下的1户、10~50万的1户、50万以上的4户, 一定程度缓解了新型家村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压力。目前, 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部分分支机构开办了能繁母猪保险。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丰都支行向种植户提供了“三权抵押、农户小额信用、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等贷款品种, 累计发放种养殖贷款54300万元, 贷款余额4883万元, 支持种养殖大户1808户;重庆武隆融兴村镇银行向武隆县华禹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发放了410万元3年期抵 (质) 押循环贷款;截至2013年7月底, 重庆亚坤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南川区江杨生猪养殖场共有贷款余额50万元。

二、存在问题及成因

(一) 资金缺口较大, 发展受到限制

调查发现, 部分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资金缺口较大, 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被调查的6户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发展资金缺口达1100万元。以武隆县华禹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例, 该合作社于2009年10月在火炉镇车坝村建设农业生态示范园, 推广优质母猪和养殖商品生猪, 到2012年底, 建设成了引进纯种母猪800头, 年出栏商品仔 (种猪) 2万头,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元的养殖规模。尽管该合作社以其法定代表人的房产向重庆武隆融兴村镇银行贷款480万元, 但受前期投入资金较大, 生产性资金缺口500余万元, 生产发展远未达到设计规模。

(二) 抵押物缺乏、银行“惜贷”, 融资较难

据对3区县种养殖户和商业银行调查, 受抵质押物缺少, 农业保险单一 (仅开办能繁母猪保险) , 农业经营风险难控制等因素影响, 加之种养殖户难以找到担保人, 商业银行存在“惜贷”现象, 种养殖户难以获得信贷资金支持。据被调查的种养殖户反映, 目前银行发放的种养殖业贷款期限短、利率较高、额度较低, 且手续较复杂, 难以满足养殖业大户贷款需求。

重庆市武隆县集银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2008年5月, 注册资金300万元, 因该公司主要从事金银花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 生产季节性较强, 资金季节性需求270万元。目前, 该公司仅以其法人商用房抵押向建行武隆县支行贷款70万元, 因缺乏抵押品, 难向银行再获得200万元贷款支持。

(三) 农业经营风险大, 保险服务机构和品种单一

据3区县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反映, 目前,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较薄弱,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农业经营风险大, 广大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迫切盼望农业保险。然而, 在农村开办的保险品种单一和开办保险的机构薄弱, 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开办了能繁母猪保险外, 其他牲畜、家禽、粮食作物和蔬菜等大量农副产品尚未纳入保险范围, 极大制约了新型经营主体经营融资。

三、相关工作建议

(一) 创新金融服务, 简化手续,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建议金融主管部门大力引导商业银行针对家庭农场 (种养殖大户) 等家村新型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特点, 积极创新信贷产品,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更好服务“三农”;商业银行进一步简化贷款流程, 扩大信贷抵 (质) 押品范围, 将农副产品订单、保单、仓单等权利和农用生产设备、机械等财产作为抵 (质) 物;适当降低贷款利率, 延长贷款期限, 提高信贷额度, 满足种养殖大户生产需求。

(二) 扩大保险品种, 完善要素市场, 增强融资能力

建议保险部门创新保险品种, 扩大农业保险范围, 如将粮食作物、蔬菜等纳入保险范围, 为家庭农场 (种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 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提供更多农业保险服务, 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健全农村“三权”要素市场, 完善林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流转机制, 实现“三权”有序流转, 消除贷款抵押障碍, 增强家庭农场 (种养殖大户) 融资能力。

(三) 出台优惠政策, 进一步加大财税扶持力度, 促进金融部门提高服务水平

建议出台农业金融服务风险补偿政策, 建立专项基金, 吸引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加大服务力度。一是将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贷款纳入财政贴息范围, 由专项基金按一定比例承担贷款损失;二是提高财政承担农业保险损失比例;三是减免金融机构服务新型经营主体税费。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提升金融服务层次拓展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空间, 2008.12.

[2]胡永伦.关于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调查与建议, 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