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2024-10-17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共12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篇1

我国一直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为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以集体为单位的传统的医疗体制也消失殆尽,农村居民的医疗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可言,看病难、看病贵成了农村家庭最主要的生活负担。而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明确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目标和意义。新农合是以中国农村人口为保障对象,是以合作医疗的形式共同筹资,合理分配,良好地利用新农合基金来保障农村居民的最基础的医疗服务。

如今,新农合的实施已经有效地保障了农村居民千家万户的健康问题,可以说我国已经实现了全民医保。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完善机制体制。

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在解放前1942年-1944年,在解放区因为伤寒等传染病肆虐,解放区政府委托当时的商业销售机构———大众合作社组织并建立了最初的合作医疗,这种以集体为单位的医疗保障形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解放后在全国普及开来,尤其是1958年施行人民公社化后,合作医疗发展较快。然而好景不长,1961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导致刚刚起步的合作医疗不得不中止。

(二)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平均主义理念的推动下,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合作医疗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特别是1968年下半年,毛主席就“乐园公社农村合作医疗”作了亲笔批示,“合作医疗好”,并指示卫生部“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绝大多数的生产大队都办起合作医疗,在1978年五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合作医疗也列入进去。到1980年全国约有90%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成为当时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解散集体经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合作医疗也随之消失殆尽了,到80年代末期,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剩5%。

这种农村无医疗保障制度的状态维持了近20年,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很多的时候一个家庭里有有一个重大疾病的家人,面临的就是倾家荡产。再加上,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医疗费用高涨,让农村居民苦不堪言。特别是2003年SARS的来袭,为了解决中国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我国政府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在2003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明确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作用。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如今,新农合在我国已经达到了基本覆盖,有效的保障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医疗问题。

二、新农合的作用

(一)覆盖率高

新农合从2003年起在304个县试行,于2005年在全国普及,实施至今已经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居民,2014年的参合率已经达到了98.9%,参合人数7.36亿人。参合人数相比前几年有所下降的原因是因为部分城市统一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但是从整体看新农合的参合率却稳步地增长,说明我国的新农合的推广效果显著,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有了保障。

(二)使用频率高

我国新农合补偿支出收益人次从2005年的1.22亿人次增长到2013年的19.42亿人次,增长了近16倍,说明不仅我国政府努力地完善新农合制度,并且我国的农村居民也确实有效地使用了新农合,达到了保障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的目的。

(三)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有所提高

通过2003-2014年农村乡镇卫生院的医疗卫生情况,我们可以得知随着人们对新农合的使用增加,医院对病床和卫生技术人员的需求也在慢慢增大,可以说新农合的实施也强力带动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综上,我国新农合的覆盖率和使用率都在逐年提高,并且农村整体的医疗卫生需求度也在增长。并且,在2008年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在农村居民的出院构成原因里因经济问题而自己要求出院的比例由2003年的31.6%下降到2008年14.5%,有了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因为经济原因应该住院却未住院比例与2周内患病未去就医的比例有也所降低。由此可见:随着2003年新农合的实施开始到2008年,农村居民对医疗费的负担能力有所增强。

三、新农合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费用分配欠缺公平性

建国以来,医疗保障制度空前发展,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是,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农村陷入了无医疗保障制度的状态。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排名中,我国医疗卫生总体水平排在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188位,全世界倒数第四。虽然,时隔多年,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良好,情况有所变化。但是,根据《2013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体现,我国近五成(不包含外出务工者)的农村居民却只使用24.35%的医疗费用。而且近些年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依然是以城市作为政策的中心,而这一点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缺乏公平性,也不利于改善城乡差距。

(二)新农合对门诊统筹分配过小

我国新农合为了快速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因此以解决大病住院的患者医疗费为主,对门诊的疾病预防与早期治疗补偿力度小。门诊家庭账户的利用率比起住院统筹要低很多,毕竟每年只有几十元作为门诊医疗费,吸引力不大,也会有这种可能,因为新农合对门诊的保障范围低,农村居民会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体检,预防与早期治疗。这不利于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

(三)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普遍过低

目前在乡村卫生院,医疗技术水平整体不高,卫生技术人员缺乏或者整体素质过低。会影响农村居民参加新农合的信心。我国提倡就近医治,所以对乡镇指定卫生院的起付线以及补偿比例都给予很大的优惠,但是许多乡镇卫生院与农村卫生所房屋设备简陋,药物种类不全,医疗技术差等难以保证农民的就医质量。一部分病情严重的患者去上级城镇医院医治,一方面路途遥远交通费,住宿费高昂并且往返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报销的比例较少,而且在外医治报销手续繁琐,这些都会防碍农民尽早医治。

(四)监管机制不健全

新农合基金的监管还不到位。近年来,尤其在一部分偏远地区,有组织地造假,通过虚造病例、虚列支出、重复报销等手段来骗取新农合基金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其原因一方面是医院内部管理混乱,另一方面也是新农合的监管机制还不够健全。再加上农村居民对自己利益不善于维护,轻信别人将自己的医疗合作证借与他人。

四、新农合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建议增加对农村医疗保障事业的投入

针对于医疗费用缺乏公平性这一点,首先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医疗的保障投入,扩大新农合基金统筹的范围,进一步提高住院补偿比例,提高最高封顶线的金额,扩大可报销药品的范围,切实地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另一方面,增加对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对基层的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卫生所房屋建设与医疗设备的投入。让农村居民能够就近医治,进而防止“久病不医治变成大病”的情况出现。

(二)扩大新农合门诊统筹

逐步扩大门诊统筹,一方面,扩大定点药店范围,不仅方便农村居民使用,也可以提高竞争意识,防止药店药价不合理的现象出现。并增加门诊报销药品种类,便民利民。另一方面,应将体检费用纳入新农合门诊统筹报销范围内,逐渐增加农村居民对疾病的预防以及疾病的早期治疗的积极性,进而加快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

(三)进一步提高农村医疗卫生人员技术水平

一是加大乡镇卫生院、农村卫生所的医疗技术人员的培训,夯实业务知识基础。二是对于偏远地区采取提高薪资待遇,吸引优秀医疗技术人才,到农村医疗机构工作。三是加大对农村乡镇卫生技术人员的管理,提高服务意识。

(四)强化新农合监管机制

为了确保新农合基金的安全运行,防止不法分子套取新农合基金,必须要强化新农合的监管体制。一是加大对新农合管理违纪违规的单位与个人的处罚力度。对严重违纪违规的医疗机构实行取消定点单位,对违纪违规的医护人员吊销医师执照,并医疗保险监管人员的违纪行为给予重处。二是提高对监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管理意识,定期对监管人员培训专业知识。三是利用现代化设备建立医疗保险网络监控体系。

综上所述,我国的新农合制度从2003年试行,到2016年正式实施至今已经十多年了,在这期间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已经有效地解决了大部分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问题。如今,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建立,解决了城乡间在医疗方面的差别,而这也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相信在“十三五”期间,通过中央政府对于居民社会保障的完善,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3(B1).

[2]韩子荣.中国城乡卫生服务公平性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

[3]陈佳贵,吕政,王延中.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社会保障绿皮书1997-200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篇2

摘要: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贫困医疗卫生农民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概述

1.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提出

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而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完全建立.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已表明,在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势在必行。

2002年lO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2003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意见》指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lO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从2003年开始,本着多方筹资,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各地开始推行。

1.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

1.2.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减轻农民因

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

1.2.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原则

自愿参加,多方筹资原则。合作医疗资金由政府、集体、农民三方负担,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遵守有关规章制度,按时足额缴纳合作医疗经费;乡(镇)、村集体给予资金扶持;中央和地区各级财政每年要安排一定专项资金予以支持。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原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坚持平衡的原则,既保证这项制度持续有效运行,又使农民能够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先行试点,逐步推广原则。

1.2.3筹集标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农民个人每年缴费标准不应低于10元,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相应提高缴费标准。乡镇企业职工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有条件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对本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予适当扶持。扶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类型、出资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但集体出资部分不得向农民摊派。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资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地区财政每年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资助不低于人均10元,具体补助标准和负担比例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1.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特点

1.3.1政府支持

政府的作用在早期主要是制定合作医疗的发展政策、宣传和发动群众。

由于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所以,给予合作医疗一定的资金支持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在实践中也大多以村为单位,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举办。

1.3.2集体扶持

农民作为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加对象,不像城镇职工那样有可以归属的工作单位,因此,他们只有依靠最基层的集体组织——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承担着国家和政府管理农村和农民事务的绝大部分职能,故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也同

样离不开农村集体组织的扶持。这种扶持不仅仅是在操作层面上,而且还包含一定的经济支持。

1.3.3自愿参加

自愿参加的原则考虑到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自主权,合作医疗的实施主要靠政府的宣传和动员,让农民充分了解合作医疗的政策和可能带来的福利,在此基础上让农民自主选择。

1.3.4具有互助共济的合作保险性

农民以户为单位参加合作医疗,交纳的费用和享受的补偿不是完全对等的,村办村管或乡办乡管的合作医疗实现了特定区域内的参加者之闻的相互共济,具有一定的费用分担、风险共担、互助互济等合作保险的特性。

1.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

从制度设计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以往在农村实施过的历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较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4.1政府承担主要筹资责任

对合作医疗,中央政府在以往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中,都强调要加强领导,规范管理和民主监督,但对政府的经济责任从未做出规定,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主要由村集体和农民承担筹资责任,政府财政一般不予直接支持。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衰减,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主要依靠农村集体和农民为主进行筹资就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开放后历次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均归于失败的教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有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首先要在合作医疗的筹资制度的设计方面有创新。2002年,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规定“实行农民个人缴纳、集体扶持和国家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并明确指出,从2003 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给予lO元的补助资金,地方财政的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lO元钱,农民也出lO元钱。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中成为筹资主体之一,并且承担主要的筹资责任。

1.4.2目标主要是减轻农民的大病经济负担

与以往农村合作医疗主要以保“小病”为主不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内容之一是大病统筹.基于近年来农户因无力负担大病,致贫、返贫的问题严重,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从现实需要的紧迫性出发,政府明确规定实行大病统筹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实际上表明减轻农民的大病经济负担、遏制农村因病致贫和返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由此可见,将大病统筹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目标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4.3政府是组织制度实施的主体

以往农村合作医疗由村集体和农民筹建,其主要形式是“村办村管”、“村办乡管”和“乡村联办”,乡(镇)及其以上政府不承担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发动和管理的责任,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由政府推动。省及省以下的政府部门都设立了管理机构或经办机构,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办公经费需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这就使得组织和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政府成为组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体。政府系统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它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在推行新制度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要求,政府还承担着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措主要资金来源的重要责任,而且地方政府的筹资责任有下限而无上限,农民和中央政府的筹资水平有明确标准,从而在农民筹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要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筹资责任。这样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力度事实上成为考核

地方执政绩效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具有推动和实施该制度的积极性。

(4)制度实施以县(市)为单位

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是在一个行政村的范围内或乡镇范围内统筹医疗资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范围以行政村和乡镇为界。新型农村合给予lO元的补助资金,地方财政的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lO元钱,农民也出lO元钱。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中成为筹资主体之一,并且承担主要的筹资责任。

(2)目标主要是减轻农民的大病经济负担

与以往农村合作医疗主要以保“小病”为主不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内容之一是大病统筹.基于近年来农户因无力负担大病,致贫、返贫的问题严重,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从现实需要的紧迫性出发,政府明确规定实行大病统筹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实际上表明减轻农民的大病经

济负担、遏制农村因病致贫和返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由此可见,将大病统筹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目标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3)政府是组织制度实施的主体

以往农村合作医疗由村集体和农民筹建,其主要形式是“村办村管”、“村办乡管”和“乡村联办”,乡(镇)及其以上政府不承担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发动和管理的责任,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由政府推动。省及省以下的政府部门都设立了管理机构或经办机构,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办公经费需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这就使得组织和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政府成为组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体。政府系统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它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在推行新制度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要求,政府还承担着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措主要资金来源的重要责任,而且地方政府的筹资责任有下限而无上限,农民和中央政府的筹资水平有明确标准,从而在农民筹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要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筹资责任。这样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力度事实上成为考核

地方执政绩效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具有推动和实施该制度的积极性。

(4)制度实施以县(市)为单位

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是在一个行政村的范围内或乡镇范围内统筹医疗资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范围以行政村和乡镇为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即使在起步阶段以乡(镇)统筹的,也要逐步向以县(市)统筹过渡。与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县一级,打破了乡村界限。通过在更大范围的农民群体共同筹资和县级财政支持,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从而为实现“大病统筹”的政策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5)制度设计上考虑到相关政策的协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篇3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模式;筹资模式

一、新农合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1)农民的参保模式。由于“新农合”制度提倡农民自愿性参保,在实施过程中就会面临逆向选择的问题。自由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健康者不愿参加,参加者多为体弱多病者。大多数地方还设置了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不仅不能起到帮助参合人的作用,还会削弱农民参合的积极性。Jutting(2003)指出,因为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筹资的约束,以及起付线或共付比例的约束,实行自愿参保模式,有可能使农民中最低收入者被排斥在合作医疗组织之外。王红漫等(2006)基于中国东部一个富裕省份6个县的调查,用多水平多变量方法探索影响“新农合”参与、满意度及可持续性的因素。结果显示,性别、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知晓程度、内在需要、主观期望参保费用、主观期望共付率与“新农合”制度参与率有关。谭湘渝(2008)指出,在制度实施中有的地方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前一年参加“新农合”并获得大病报销补助的农民,下一年往往选择不再参加。因为农民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一直得大病。所以,要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愿原则,实施某种程度的强制性。(2)“新农合”的补偿模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模式的核心是“保大病”与“保小病”的定位问题,以及服务包的设计,即哪些医疗费用可以报销。叶宜德(2005)认为,从性质上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政府资助、农民筹资的医疗制度,所以应把解决农民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有限发展的目标。解决农民的大病风险只仅使少数人受益,对农民缺少吸引力,并且难以持久。金彩红(2006)认为,“保大病”会降低医疗的效率。一方面,以大病为主的保障方式会导致“小病大医”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预防效率一般是高于治疗效率,治小病的效率要大于治大病的效率。如果只保大病,农民往往会小病拖成大病再去治疗。如此,不仅增加新农合基金的支出,也不利于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所以应当实行“小病加门诊”的模式。然而,谭湘渝,樊国昌(2004)则认为实行“小病补偿”的模式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首先,“保小病”有违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些小病都纳入保险,那么赔付的成本可能占很大比重,保险的作用将很难发挥。其次,“保小病”会导致“新农合”基金不堪重负,危及基金偿付能力进而危及制度本身。第三,“保小病”会导致更严重的道德风险。也有部分学者提出折中的观点,即“新农合”坚持“大病统筹”不能动摇,但要做适当修正,要以“保大病和住院为主,适当兼顾部分慢性病、多发病等特殊病种”。(3)“新农合”的支付模式。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控制基金收支平衡,逐步提高补偿水平,医疗机构的支付模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金彩红,2006)。顾昕、方黎明(2004)也认为在坚持自愿性原则的前提下,合作医疗对农民是否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其给付结构。作为理性人,农民最关心的无非是能否从合作医疗中得到实惠。对医疗机构的支付有总额预算、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服务付费等方式。其中,按服务付费的缺点是医院提供的服务越多,收入越高,结果会导致供方提供过多的不必要的服务,使医疗费用不合理地增长。按人头付费是由保险公司按参保人数定期向供方支付固定的费用,供方负责向病人提供服务。在这种方式下,医疗机构完全有激励控制病人的医疗费用。按病种付费是为每个病种设定一个固定的补偿金额,病人入院时就按病种分类。按病种付费可以提高效率、缩短病人住院天数,但其对技术要求颇高,在农村实行的可能性不大。

我国目前的支付模式普遍实行按服务支付的模式,存在严重的供给诱导需求倾向。供给诱导需求是指医生拥有并且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去影响需求以谋取利益。医疗机构的供给诱导需求是“新农合”制度中医疗供给方道德风险的一种主要形式,它的产生是由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及“新农合”制度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董立淳,2009)。

二、新农合的筹资模式与筹资成本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身定位是低水平的保障制度,筹资水平低,加上支付模式上的缺陷,对医疗机构的行为没有约束,医疗支出不断增长。在资金来源方面,许多地方政府调用了地方的卫生经费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而减少了对卫生领域的其他投入(金彩红,2006)。王大超、徐欢(2012)认为在我国新型农村筹集资金的过程中,地方财政和农民个人承担的部分没有体现出地区间的差异,实行的是一刀切的筹资方式,这样会加大地区之间筹资的不平衡,影响保障的水平,不利于新农合的均衡发展。另外,我国“新农合”制度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筹资机制,各地区的筹资形式存在较大差异,筹资成本高低悬殊。新农合筹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专人上门收缴方式,这种筹资方式筹资成本最高,筹资时间长、工作繁琐;二是滚动式筹资方式,即从参合农民医药费报销所得中直接扣缴下一年参合费用;三是“三定”筹资方式,即农民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以指定的金额主动缴纳参合费,目前只有少数地区采用这种方式。

三、政府的责任

邵德兴(2005)提出创建“新农合”制度离不开政府的干预。第一,由于农村合作医疗属于对个人和社会均有用的准公共物品,政府必须干预;第二,“新农合”制度作为一种医疗互助共济的制度建立在农民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农民是否合作取决于是否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只有政府强化干预,主动调整和解决各种矛盾,“新农合”的创建和持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封进、余央央(2008)认为医疗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合适的激励机制,能够控制医疗费用并保证医疗质量,所以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竞争性的医疗市场。在医疗供给方面,要让医院、医生形成竞争性的医疗服务市场,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而政府的作用应转变为参与医疗融资。邓大松、杨红燕(2006)从传统合作医疗出发,指出政府的积极支持推动了传统合作医疗的发展繁荣,而政府的消极支持也成为恢复性重建合作医疗时期制度频繁起伏和最终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政府是决定新型合作医疗成败的关键因素。

四、研究小结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制约因素多,如何专注其中的关键问题对症下药,直接影响该项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实施中确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具体实施模式存在区别,“新农合”的运行模式尚处于探索之中。如何从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方面提高效率,使农民真正受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另外,在对“新农合”进行绩效评价时,偏重于从参合率和补偿率进行考量。而如何从农民的主体地位出发考量“新农合”,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红漫,顾大男,杜远举,邓喜先,王宏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满意度及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5)

[2]谭湘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值得参保模式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8(1)

[3]叶宜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5(8)

[4]金彩红.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陷的理论分析[J].上

海经济研究.2006(9)

[5]谭湘渝,樊国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补偿模式研究——兼与质疑“大病统筹”模式者商榷[J].经济体制改革.2004(4)

[6]顾昕,方黎明.自愿性与强制性之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嵌入型与可持续性发展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4(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研究 篇4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 由于农村居民医疗信息不对称、对医疗组织结构的不信任等一系列的问题, 使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成效大大的减弱。因此, 农村居民要想从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获得帮助, 对于医疗信息需求是必然的。新农合制度激发了农民对于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的需求, 有需求就有服务, 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为主的信息服务就产生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是指为农业经济发展、农村社会保障进步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实施与推广提供信息服务和信息保障的行为及过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是农村信息服务的一个分支, 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村的庞大组织中表现出的信息需求特征对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的产生与发展提出了要求。

研究新农合信息服务可以探求农村合作医疗信息需求, 理清新农村合作医疗的信息服务途径, 研究探讨新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的模型建立, 这对农民看病难等问题的解决、对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完善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 对于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理论研究是信息服务业的一个新领域、新问题, 弥补了当前信息服务理论研究的一个缺失, 使得各种信息服务业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理论研究更加完善, 也是对整个农村信息管理化的补充研究。

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主体

2.1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在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中的信息提供功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引导, 二是协调, 三是规范。政府部门通过制定农村信息服务目标、方针和政策、加强立法、增加投资等创造良好的信息服务环境, 引导农业信息服务向规范化和现代化发展。政府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主导者、信息提供者, 主要提供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信息、制度信息、资金信息、法律信息的公布和提供, 此外, 政府还负责监督整个信息服务中信息质量、信息真伪、信息数量等, 政府是新农合农村信息服务的主力军。

2.2 第三方信息服务机构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对信息需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以信息推广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务模式, 已经成为农村各种信息服务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政企分开后, 专门的信息服务机构第三方农村信息服务部门应积极应对市场挑战, 勇于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更新, 发挥自身信息服务优势, 以弥补政府在农村医疗信息服务方面的缺失, 更好的做好新农合信息服务工作。

2.3 合作点医疗机构

在农村合作医疗中, 定点合作医疗机构主要包括市、县、乡、村四级医疗卫生机构, 由于三者在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地位不同、作用有别, 而且在不同级别的卫生机构就医的补偿比例不一。农民选择医疗机构的原则是:选择能“看好病”的提供者。当然, 如果技术水平不高或病情不太严重时, 他们则首选便宜、方便达到的提供方。通常, 农民就医首要考虑经济因索和技术水平。因此, 各级医院有什么样的医疗服务能力、有什么样的医疗技术、有什么样的专业医生等这类医疗信息就需要定点医疗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传递给农村居民。

2.4 医保单位

政府为农村建立医保机构, 通过医疗保障制度引入医保机构, 使医保机构成为医疗服务的主要购买者, 从而改变患者与医院之间基于信息不完备的直接博弈状况。医保机构就是医疗市场上的第三方。病人一旦加入医疗保险, 接受医疗服务后只需支付医疗费用很小的比例, 其余部分由医保机构负责支付。医保机构作为第三方出现, 可以运用集体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制约医院, 医保机构与个人相比, 优势是可以低成本地获得信息, 在信息获取上有规模经济。它可以成立专门的信息搜集和分析中心, 通过团队的力量获取定点医疗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相关信息, 帮助农民了解新农合和医疗机构的相关信息。

农民是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的唯一受体, 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大多是围绕农民的健康生活需要开展的, 由于农民在信息服务中扮演着最终用户的角色, 因此其信息获取能力、信息接受能力以及信息的对外交流能力直接影响着信息服务的效果。

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影响因素分析

3.1 农村居民自身的因素

3.1.1 农民的信息意识

农村居民的信息意识指农民对信息价值、自身的信息需求、个人活动与信息环境的关系、信息系统的功能以及对信息及信息环境的态度等方面的自觉心理反应。对于农村合作医疗信息而言, 信息意识强的农民就会利用国家出台的政策来为自己服务, 有效利用各类医疗服务信息帮助自己解决看病中遇到的困难。而对于信息意识弱的农民, 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对于信息的感知能力不强, 不能有效地利用医疗信息为自己看病服务及解决困难。

3.1.2 农民的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是影响用户农村合作医疗信息需求的重要原因。虽然农村合作医疗信息主要是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出现, 由政府和公益部门无偿提供, 但是由于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本身是无形的, 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载体才能知悉和利用, 因此用户还是要购置安装相应的技术设备, 如电话、电视、电脑等相应的技术设备。以互联网为例, 网上的信息用户虽然可以免费浏览、搜索, 但是在这之前他们必须购置计算机和其它设备, 同时还要支付不菲的上网费用。如果用户的经济状况不好, 那么这些费用不能解决, 因此农民的经济实力和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新农合服务信息的接收和利用, 同时使信息服务难以达到满意的程度。

3.2 信息的供给状况

新农合各类服务信息的生产和供给状况对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满足具有重要影响。信息供给比较充分, 而且信息产品结构合理, 那么用户的信息需求就能得到满足;反之, 信息供给不充分, 或者供给虽然充分, 但是信息产品结构不合理, 那么用户的信息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就我国当前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而言, 政府统一单调的新农合信息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显然难以满足这种要求, 因此农村居民用户的全面信息需求也就无法得到满足。同时, 在我国偏远的农村, 信息传播十分闭塞, 信息的供给十分不足, 居民的信息需求被抑制, 由此信息的生产和供给也缺乏动力和刺激, 导致信息的生产和供给也被抑制。

3.3 信息服务资源的因素

3.3.1 信息服务人员

信息服务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的水平, 信息服务人员的知识结构、信息服务技能、职业素质都从各方面影响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信息服务水平。新农合信息服务人员应该具有比较广阔的知识, 对某些专业知识还应有较深的了解, 有较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信息服务人员除了应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技能, 还应有一定的应变能力, 以正确处理、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然而, 目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人员远不能达成这样的要求, 信息服务人员匮乏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构成一定的影响。

3.3.2 信息服务技术

信息服务技术的高低直接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的水平。信息服务技术有助于信息挖掘, 采集到更多有效的信息;信息服务技术优化信息服务资源, 将信息存贮在有效的载体上, 方便传送;信息服务技术拓宽信息传输渠道, 提高信息传输速度;信息服务技术帮助农民快速检索到信息。由于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刚刚起步, 许多先进的信息服务技术没有被利用, 直接影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水平。

3.3.3 信息服务设施和手段

信息服务设施的多寡、先进程度也直接影响到信息服务水平, 信息服务的实施整个过程离不开设施, 比如广播、电话、电视、网络信息传输平台。离开信息服务设施, 信息服务技术也就没办法开展, 信息服务内容就不能有效快速的传递给参合农民, 由此可见, 信息服务设施对信息服务水平有重要的影响。信息服务手段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可以根据农民的不同需要, 探索一条信息服务的新模式, 实现信息多层次、多渠道入户, 提高信息服务效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处于初始阶段, 信息服务手段还比较单一, 居民接受信息的渠道也比较单一, 影响信息服务水平效率。

3.4 环境影响因素

3.4.1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决定农村居民新农合信息需求的外部环境要素, 决定着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需求, 主要包括社会政治和国家体制、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社会人口、社会教育、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等因素, 这些因素对农民传统观念的改变和信息意识的提高有较大的影响。

3.4.2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指自然资源、环境及其他方面的自然条件因素, 这些因素是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自然物质要素, 决定着农村社区的生活和经济结构, 从而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影响着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范围、内容、形式和途径。

4 结语

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的理论研究是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组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分析明确影响新农合信息服务的影响因素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服务及体系, 促进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化发展, 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简称新农合) 信息服务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前提, 针对农村居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信息需求, 采用不同的方式向农民提供信息的一种活动和过程。文章基于新农合信息服务目前的发展概况,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了新农合信息服务的主体, 研究了新农合信息服务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新农合,信息服务主体,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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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鹏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农民信息角色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 2010 (1)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篇5

度改革研究

院系班级 姓名 学号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改革中也面临着许多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比较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社会形态下,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其中之一就是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它将会损害我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并制约着我们以后的经济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提出和试点,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改善了农村的医疗环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该制度本身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导致制度实施效果不理想、运行困难。本文将结合参考大量的文献资料,为我国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改革提出些建议。

【关键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基金;道德风险

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

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该意见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出了界定: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同时,该意见还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到2010年,实现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此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全面覆盖农村地区,参保人数达8.35亿,参保率达95%,报销最高限额达到当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6倍。

二、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保障法的基本要求

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三个大部分。农村合作医疗问题属于社会保障的分支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作为人口中的主体,广大农民的健康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村的发展,影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几十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其中农民的健康状况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在历史上也存在着农民医疗保障问题,而我国的主要对策就是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现在逐渐演变成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三)保障农民基本人权的需要

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都是我国的公民,那么相应地国家就有义务像保护城镇居民的人权一样来保护农民的人权,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保护他们的生存权。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应该给予所有公民以一视同仁的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理解为国家提供给农民的一个保障表现,是国家的义务。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情况不尽不相同,就目前而言,新型合作医疗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受疾病威胁的那一部分农民的基本健康和基本生活,它着眼于为全体农民提供生活的安全感和发展条件,维护农民的人格尊严。

三、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是在政府组织、引导、支持下,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2003 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 至3个县市先行试点新农合,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到2010 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农合制度的目标。2003 年,新农合试点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全国只有333 个县开展试点,8000 万农民参加。到2008 年底,东部地区有810 个县(市、区)开展新农合,参合人口达到2.89 亿,参合率为95.7%;中西部地区有1919 个县(市、区)开展新农合,参合人口5.26亿,参合率为89.9%。截止到2009 年9 月底,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数达到2729 个,覆盖了所有含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参加新农合人口是8.33 亿,参合率为94%。从总体来看,新农合试点工作进展

顺利,参合农民、卫生服务提供者以及政府都有收获:一方面,农民就医通过新农合获得一定补偿,对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状况、保障农民健康方面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尤其是乡镇卫生院,收入、年诊疗人次数、病床使用率均有提高,服务质量、效率也有很大改善;另外,政府通过新农合制度的运行密切了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本身运行机制不健全

1.资金沉淀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以收定支、量入为出 ”的原则,但是试点县大多将补偿标准定得比较保守,因而出现资金沉淀现象。很多地方还处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初期,由于担心超支,因而一般报销控制的较严。由于财政补助资金往往难以根据规定足额及时到位,导致基金管理部门难以确切计算资金流量,因而在下半年甚至年底财政资金到位以后,又出现了大量资金沉淀问题。

2.自愿原则问题。目前,在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方面,国家的政策一直强调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尊重农民的参合意愿。但是自愿参合方式本身就违背了社会保险强制性这一基本原则,导致制度在参合机制上存在着漏洞,难以有效约束农民参合时的逆向选择行为。

3.信息不对称问题。首先,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三方主体中,农民与医疗机构这两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是最具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的;其次,医疗卫生市场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特征的市场,使得各方利益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容易出现且更难以识别;再次,我国新农合还没有形成以农村医疗卫生实际状况为基础、包含逐级转诊、医生考核、定点医院资格评估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监控医患双方行为的监管体系。

(二)制度保障体制不完善

1.对医疗资源的配置安排不当。新农合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把大部分的建设资金投向了县级医疗机构,没有重视建设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这两类与农民距离最近的医疗机构,造成了整个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差的状况,同时,对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建设滞后,对重大疾病的预防控制

缺乏,造成农村整体健康状况难以改善,也增加了参合农民逆向选择及新农合基金收支失衡的风险。

2.对医疗卫生市场的监管不力。新农合在医疗卫生市场的监管上缺乏对医疗用品供给和农村医务人员行医资格监控方面的措施,导致农村地区假药、游医等现象屡禁不止,农民难以用合理的价格换取安全的医疗服务。例如不少地方开大处方,重复做检查的现象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医方凭借其在专业技术上的信息优势,向农民提供超出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服务,造成了相同病情参合反比不参合贵的怪现象,既增加了参合农民的医疗费用支出,也加重了新农合基金运转的压力。

(三)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

1.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出至今,仍然主要依靠政策性文件的保障,缺乏规范性的法律保障,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是建立了制度的框架,制度具体实施过程中的许多法律问题仍有待通过法律进一步规范。

2.缺乏稳定的筹资机制。目前,地方政府都普遍规定了最低限度的新农合参合率,而且越是层次低的政府所规定的参合率指标越高,导致基层工作的干部为了争取更多的农民参保,不得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直接向农户收取参保资金。造成筹资成本的加大。其次,农民参保资金与政府补贴比例方面缺乏稳定的机制,政府补贴比例各地很不相同,补贴的具体数额又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利于新农合基金形成稳定健康的筹资机制。

3.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卫生部门参与管理新农合基金的体制,由于大多数县市新农合经办机构设在卫生局,机构的人、财、物基本由卫生局管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业机构。在这样一种隶属关系下,卫生局和经办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约束往往只能停留在表面上,一些管理方面的政策、做法,甚至与约束定点医疗机构的目标背道而驰。

4.缺乏有力的基金监管机制。自2003年起在全国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政府给农民编织的一道医疗保障“安全网”“新农合”,基金也因此被称作农民的“救命钱”。但在广西、河南、吉林等地自2010年以来诈骗、套取 “新农合”资金的案例有增多趋势,一些农民和定点医院工作人员不惜铤而走险,采

取开具虚假病历、假发票、假证明、大处方等方式,将“新农合”基金作为套取、诈骗目标并屡屡得手,令人担忧。

五、完善“新农合”制度的建议 1.巩固 “三个试点”工作成果

2008年和2009年新农合关键词应该是三个课题或三个试点, 即新农合以地市级为统筹层次、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相结合和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三个试点。目前三个试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试点地区成功经验也有不少, 比如焦作经验、公安经验等, 同时课题报告、实证研究也纷纷面世。但是, 由于时间短、学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所以无法做出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意见建议, 只望各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以及试点地区的农民积极配合试点工作, 并提供各种方便条件, 使专家们能够尽快地完成试点工作的经验总结, 并将经验拓展、应用至全国。

2扩大筹资渠道, 提高筹资水平

从新农合开展到现在, 我国政府已经向农村及农村卫生事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这表示了政府预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决心.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数量庞大,这些资金均摊到每个人后已经杯水车薪,必须要动用社会的力量。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新农合的重要性, 鼓励和动员集体和社会团体扶持与捐助, 并通过减低营业税、公开表扬等方式给扶持和捐助单位以激励, 城乡彩票市场潜力巨大, 可以引导人们将剩余的资金投入到风险性小的村卫生事业发展彩票中去。当然, 筹资水平不是越高越好, 它要与当地农村的具体情况相符合, 绝对不能为了提高农民的医疗基金水平需多缴保费而成为农民的负担。我们只能说,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扩大筹资渠道, 提高筹资水平, 提高参合农民的补偿率, 提高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最终实现农民医疗保障逐渐提高的目标。

3落实补偿制度和二次补偿制度

各地新农合在充分考虑起付线、封顶线、农民受益面、新农合的运营成本和风险资金预留等问题基础上, 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开展具体工作, 可结果是, 新农合医疗基金相对结余的情况比较严重。医疗基金结余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有利于新农合的持续发展和阶段性的稳定,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 医疗基金没有物尽其用, 致使农民需要的医疗服务与保障得不到满足。所以,在基金有结余的地方, 适当的留存后要进行二次补偿, 即将剩余资金充分用于提高农民的受益面, 比如适当提高某些病种的门诊补偿率。目前, 很多地区已经制定出自己的二次补偿办法, 要将该办法真正落到实处, 保证结余资金不落入个别人的口袋。

4改自愿原则为半强制原则

在新农合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 自愿参加的原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比如动员和收缴费用的难度很大、医疗保障的需求方存在逆选择的行为等。我国新农合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 其应具有适当的法律强制性, 但是,完全强迫执行目前来讲显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更可能会物极必反,所以,半强制性的参合原则是目前乃至将来一段时间内较为可行的方案。可以将新农合建设成多标准、可选择的设计方案,使农民有一定的选择权, 即在是否选择新农合问题上具有强制性, 而在选择何种新农合方案问题上具有自愿性,充分考虑到农民的意愿。

5.建立多模式的合作医疗制度

我国国土辽阔, 各地农村由于所处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而发展各异, 造成各地农民收入、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医疗需求、当地医疗供给(包括药品、护理、床位)都有很大差别。因此,新农合政策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条件, 国家应给予各地卫生行政部门更大的自主性, 总的新农合宏观政策要体现方向性和指导性,而不能将思路固定在几个县、几套模式上。同时,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发挥能动性, 积极制定适合本地区、具体的新农合政策, 其中包括各个指标的定值、特殊人群的参合办法和如何做好农民的参合思想工作等。

6.加快新农合法制化建设,提高农民参合意识

随着新农合工作的深入, 我国急需出台一部农村合作医疗方面的法规, 比如全国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 其中规定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办法、参合农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村级合作医疗卫生所医生的选拔方法等等, 同时, 各省、市也应该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实施办法和细则。2008年12月22日,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新农合已被写入社会保险法(草案)医疗保险专章。这表明农村合作医疗单独立法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加快法制化建设还有另外一个积极方面的作用,那就是,各级政府通过立法表现出建立农村医疗保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以此来带动全体农民和相关主体 的热情, 也只有通过政府的正确宣传和引导, 通过立法的形式, 农民才能真正地认同和积极参与到“新农合”中来。

7.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地方“新农合”日常管理

目前, 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合作医疗都有本地商业保险机构的参与。在新农合中引入商业保险机构有其独到之处,双剑合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1)由商业保险机构管理医疗基金可以使基金运作相对规范,有利于克服传统合作医疗管理上的弊端,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权益。(2)商业保险机构拥有遍布城乡各地的营业网点, 有规范化、专业化的保险服务队伍,因此, 广大农民可以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服务。(3)商业保险机构的行为不属于政府等相关行政部门的行为,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商业保险机构第三方可以通过对基金支付的管理和控制, 成功实现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监督和引导。这样不仅可以对其不合理的过激行为进行制约,而且可以通过相应的支付措施促使卫生机构降低卫生费用。

8.完善农村药品市场

政府重视“新农合”制度主体改革的同时,也应注重农村药品市场等配套措施的建设和完善,只有二者齐头并进, 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中医药由于具有简、便、效、廉的特点,因此它既符合防病、治病的要求,又符合当前新农合筹资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条件,所以它可以被广泛地包含在新农合的药品目录中另外,各级政府配合逐步完善农村药品(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市场工作的同时,各地的医药企业也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主动维护农村药品市场秩序, 以较低的价格向新农合医疗机构供应药品, 降低医疗机构的成本,最终受益者还是农民。

9.加强营利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管理,重视培养农村医疗卫生人才 加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业务和资金监管,动员广大群众共同监督医院的行为, 对于多开药和进行不必要的医疗检查等项目,农民群众可以举报至当地的卫生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应该向举报人给予相应的奖励。除此之外,每个进行一次医疗机构的评审活动,通过下发给农民的新农合满意调查单来了解每个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药品价格,从而了解医疗机构上报材料是否属实。最后根据评审结果为每一个医疗机构定级, 级别高的医疗机构以后的就诊量自然会增加,级别低的医疗机构很可能因为贪图一时之快而面临无人就医,以至于

倒闭的危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篇6

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8-0059-03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新要求,并强调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要“以农村为重点”。这些新论断对于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

医疗保险制度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和体现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目标取向。为实现这些目标,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应当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而逐步覆盖所有成员。因此,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1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改革开放最直接的成果是国力大大增强。以前财政所占GDP的比重很低,而现在占到了将近20%。2007年财政收入已经达到5.13多万亿人民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后我们的财政收入还会大幅度继续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有能力承担责任,推进公共财政的政策,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应该如农村的基础设施一样,主要由公共财政来承担,以加强对农村的教育、卫生建设等。农民即使生活在农村,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有利于他们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发展新型合作医疗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切实可行的。

2政府职责日益凸显

中国社会发展状况说明,目前绝大多数国民的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活需要已经满足,身心健康已成中国人最重要的基本需要,如何回应社会需要,满足健康需要成为政府首要任务。当前城乡差距不仅仅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公共服务的差距。要缩小城乡差距首先要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尤其是体制性因素导致的公共服务的差距。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要由政府提供,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关键在于强化政府责任,保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而不能任由市场去调节。强调注重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就是强调把公共服务的职能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扩大公共服务对农村覆盖的范围。2005年8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2006年将试点县(市、区)由目前占全国的21%扩大到40%左右;中央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在原有每人每年1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0元。地方财政相应增加补助;目标是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比2002年10月,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时间提前了两年,提示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提速”。目前,我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3.96亿人,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4.7%,已接近农村人口一半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承担责任,推进公共财政的政策,让公共财政阳光普照,让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内的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付诸行动。

3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不断理顺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体制。在进一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中,要加快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所有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带来的好处,真正建立起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很窄,不足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处于“空白地带”。疾病,像一把利剑挂在农民兄弟的头上,“看病难、看病贵”是目前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解决农民的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的问题,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对于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可以说,随着十一五规划和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必将迎来加快发展的春天。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不可否认,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处在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困惑和问题。

1思想认识不够到位

农民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认识和信任程度不高,对参保不够积极。“合作医疗能否发展起来、能否维持下去,最重要的是要看群众愿不愿意参加”。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上,农民健康投资观念、共济观念以及风险观念淡薄;同时存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者不信任和对政策稳定性的怀疑。客观上,农村医疗卫生设施、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农民增长的卫生需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供的保障程度低,补偿过程中手续烦琐;另外,农民的文化素质、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等各方面都对参与意愿有一定影响。在农村经济条件还不宽裕的地区,农民希望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療,但对医疗消费又存在着侥幸心理,与吃饭、穿衣、孩子上学等刚性支出相比,看病花钱是次要的、随机的,对潜在的医疗风险缺乏足够认识。

2筹资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农民的自愿参加为主,筹集的资金分为个人医疗账户和社会统筹基金两部分,个人医疗账户部分主要用来支付小病的门诊费用,社会统筹部分主要用来保障一些患重病、大病农民的医疗费用的支付。但是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各不相同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势必会影响到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因此,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农民的自我保障能力相对也比较强,在这些地区可以更多地强调自愿参加的原则,保险费的缴纳水平也可以相应的提高,这样就可以既保大,又保小,能够享受到全面的医疗保障服务。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差的地

区。则可以实行政府补贴和自愿参加相结合的办法,保障的重点是一些重病、大病的医疗费用,因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然是造成农民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不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3管理机制不够规范

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在生病的时候需要到定点诊所或医院去接受服务,自由选择的余地相对来说非常小,这就把各级定点医院或诊所推到了一个具有“垄断”色彩的位置。这些医院或诊所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就会缺少相应的经济刺激,在服务的态度和服务质量上可能会大打折扣。而农民在看病就医之后还要按照严格的程序报销医疗费用,看病就医的医疗费用。特别是重病、大病的高额医疗费能否得到及时的报销也是现阶段合作医疗制度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审计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宣传不到位,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了解,一些试点县(市)医疗基金没有封闭运行,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既管钱又管账,而某些定点医院的住院补偿区段和比例设置不够合理,致使无法科学测算补偿比例和封顶线,最终使得住院医疗补偿基金沉淀或者超支。一些定点医疗机构没有实行先行垫付制度,农民须首先全额支付医疗费用再统一申请报销。医疗服务监管不完善,如何利用起付点、共付比等技术方法来引导病人合理“消费”不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投诉及仲裁机制,医疗纠纷解决渠道有待加强。

4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近年来,国家比较重视合作医疗建设,强调要积极发展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专门转发过卫生部等部门的文件,要求进一步深化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要性的认识。但是,由于国家还没有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纳入强制实施的法律范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法律地位不能得到确认,因而在部门认识上有时难以取得共识。为了统一思想,加大工作力度,许多地方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采取签订责任书的形式,与有关人员的工作实绩考核挂钩,以此促使基层干部参与合作医疗的组织发动和实施,但是,这种行政措施是不可靠的,容易受到宏观政策变化、领导人变更、地方中心工作调整的影响,随意性较大;另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过程中,农民、医疗机构和政府三方之间无法建立契约(合同)关系,当农民权益受到侵害时,申诉无门,也影响了农民参加的积极性。我国农村合作医疗长期以来是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强制推行,没有法律规范,主观随意性大。容易形成“一紧二松三垮台”局面,缺乏法律保障也是导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难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应该着重做好这几个方面工作:

1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宣传力度

目前,我国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由于受经济条件有限和传统观念影响,健康风险意识、自我保健意识及互助共济观念都比较淡薄,再加上历史上合作医疗三起三落,使不少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因此,为了保证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顺利实施,必须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向农民宣传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扶持的力度,解除农民的疑虑和担心;并动员农村干部和党员率先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农民以示范,辅以必要的行政动员,积极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增加健康投入,但决不能以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或搞简单化的“一刀切”;另外,还应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典型事例的宣传,使农民认识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真正意义和好处,转变单纯“受益”的观念,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应一味地追求眼前利益,而应以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为重,暂时的“不受益”意味着长远的最大的受益,要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者消除思想疑虑,不断强化风险共担意识。

2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首先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这关系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成败。为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筹集科学化、规范化,应根据当地农村居民的医疗需求量,同时,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集体经济的承受能力,通过确定适宜的补偿比例,测算人均基金筹集标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要坚持“民办公助”的原则,建立“政府引导支持、集体扶持、个人投入为主”的筹资机制,以体现政府的责任意识,集体的参与意识和个人的费用意识。因此,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投资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政府都应该为当地农民的医疗保险投资,并将医疗资金安排纳入每年的同级财政预算。在集体扶持方面,要在村提留公益金中安排一定数额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乡镇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鼓励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费的支持水平,有条件的地方争取将乡村医生的报酬纳入集体经济分配范围,使乡村医生的收入与业务工作脱钩,以避免不规范医疗行为的发生。

3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组织、参保者和医疗单位三方制约机制,有效化解供方诱导需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三大难题,规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运作,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对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行为也要进行规范,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要制订保证资金保值、增值的政策措施,探索医疗费用支付结算的新路子。要积极探索建立家庭医疗账户与大病社会统筹相结合的方法,把以往基本医疗服务以村、乡为单位改为以户为单位结算,家庭账户年终结余的费用在账户内储存,并转下年使用,超支部分自理。

4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制建设步伐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主要是依据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进行的,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然而,法律制度的欠缺,却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合作医疗的对象不明确、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不稳定、管理方面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等。纵观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创办的历史,一直处于人治而非法治的状态,人治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导致了合作医疗的“办”、“改”、“停”都是人为说了算,只有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法》或将其纳入《社会保险法》,进入法制化轨道,做到有法可依,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当务之急应尽快制定《农村合作医疗法》,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遵守的原则、主要内容及形式、管理体制、资金来源、报销比例、报销项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监督及相关部门的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十大矛盾研究 篇7

然而,由于新农合目前还处于试点运行和探索发展阶段,加之我国农村现实情况复杂,新农合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医疗保险制度本身所具有复杂性,又给新农合的实施增添了难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当前新农合领域存在着十大矛盾。

1 新农合领域十大矛盾分析

1.1 以大病统筹为主与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

新农合的制度设计是以大病统筹为主,帮助农民分摊由于大病带来的高风险损失,而不是推行普遍意义上的医疗保险(“保大病”又“保小病”)[2]。这种政策取向对最大限度地避免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目标定位,却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因为患大病的毕竟是极少数,而患小病或慢性病的却占大多数。《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显示,2007年,因呼吸系统、心脏病、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这四类慢性病致死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百分比是77.43%,慢性病成为我国农民的主要死因。而这些慢性病在萌芽阶段大多可以通过门诊治愈,较少需要住院治疗,这就使得慢性病患者只能自行负担治疗费用而无法从新农合获得补偿,不利于提高农民整体健康水平。调查中了解到,许多农民为了节省门诊费用而不看小病或慢性病,最后拖成大病。本课题组在调查中问到“如果您患有慢性病,每年的医疗费用大概是多少?”选择0元的占到16.2%,选择500元以下达40%。说明患慢性病的这些农民一方面主观上有病不治,另一方面他们所患的不是大病,享受不到新农合补偿,因而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

同时,以大病统筹为主、忽略基本医疗需求的目标导向,必然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疾病风险高的人参合积极性高于年轻的健康人,降低了制度的覆盖面和保障能力;小病大治,或者本可以不住院的病人“免费”住院治疗,造成对医疗资源的过度性需求[3]。

1.2 农民在法理上的平等就医权与新农合法制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

我国《宪法》第4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因此,农村居民具有法理上的平等就医权,必须通过法律法规,使他们的医疗保障这一“天赋人权”切实得到保障。

然而,我国在进行社会保险改革时,没有考虑相应的财政储备与立法规范,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这与立法先行即以颁布法律的形式来拉开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序幕的国际惯例大相径庭[4]。在医疗保险领域,我国迄今没有专门的法律,更未形成配套法律体系。新农合自试点以来还未纳入法律范畴,缺乏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部委均未对新农合进行专门立法,仍以一般政策性文件为依据,主要体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规章制度中。这些规章制度法律效力低,使得新农合缺乏权威性和严肃性,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平等就医权。

1.3 社会保险强制性与农民参合自愿性之间的矛盾

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举办,强制某一群体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税(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医疗保险是由国家立法,通过强制性社会保险原则和方法筹集医疗保险基金,当参保人生病或受到伤害时由国家或社会提供医疗服务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5]。新农合作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的一项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是基本医疗保险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因此从制度涵义上讲新农合具有强制性的属性。

然而,新农合自试点以来,始终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并且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这一原则。当然,由于新农合是在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曾经历过失败的特殊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当前形势下坚持自愿原则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6]。但是,坚持自愿原则,缺乏强制约束,必然会遭遇逆向选择问题,因为逆向选择是自愿性医疗保险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7]。调查发现,农村家庭中疾病风险高(老、弱、病、残)的人参合积极性普遍较高,而疾病风险低的人(健康的年轻人)往往不愿意参加。从而造成新农合覆盖率低,很难依据大数法则发挥风险共担、互助共济的作用;同时,由于参合人群疾病风险发生的频率较高,资金支付压力大,必然加重合作医疗基金的财务危机。

1.4 新农合要求规范运行与管理体制不健全之间的矛盾

新农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明确管理主体,健全管理体制,使各个环节步入规范化运行的轨道。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各部分仍然分属社会保险、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管理和运作,“多龙治水”的局面在社会保障领域长期存在。根据各地试点情况看,新农合的管理体制也比较混乱,运行不顺畅。新农合自试点以来,中央已明确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为新农合的主管部门,由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但仍然存在“多头管理、责任模糊”的现象,不利于新农合的规范化运行。

目前在新农合管理方面,主要有卫生部门运作型、政府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型和社会保障部门运作型三种类型。虽然各自有其合理性,但在实际运作中已暴露出诸多弊端。例如在卫生部门运作型中,卫生部门既是合作医疗的管理者,又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既管政策又管基金收支,扮演着“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容易产生“管办不分”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监督医疗机构的行为无疑是天方夜谭[8]。因而对医疗机构诱导需求、过度用药的道德风险行为缺乏约束。政府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虽然可以发挥专业技术和服务网络的优势,节省社会资源,降低政府成本。从效率的角度看,这种模式必将是我国新农合医疗管理模式发展的方向之一[9]。但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的最终目的是营利,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整个制度角色中,农民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因而不利于维护农民的参合利益,其运作效果还有待观察。

1.5 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与制度缺乏灵活性之间的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的流动性在不断增强。进城农民工的就医、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由于目前我国城乡、地区医疗保障制度难以对接,参合农民生病住院,户籍所在地的县或乡镇都有指定的医院,其报销、转院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定,需要层层审批,手续繁琐。而大部分农民工长年生活在外地,回乡就诊的成本较高,他们往往只得放弃参加新农合,使得大量的农民工即使所遭遇的疾病风险符合新农合补偿要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很难获得及时补偿,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整个制度的保障水平[10]。本课题组调查显示,在未参合的农民中,由于报销手续繁琐而放弃参合的占52.1%,由于看病不自由而放弃参合的占45.2%。

1.6 道德风险的客观存在与监督约束不力之间的矛盾

著名经济学家阿罗在考察医疗市场的不确定性时首开先河提出了道德风险问题[11]。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12]。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需求方(参保人)的道德风险、供给方(医院或医生)的道德风险和医患合谋三种形式[13]。如何有效防范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在新农合领域,道德风险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发生的频率较高。本课题组调查发现,有38.3%的农民在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就医时有过被误导高消费的经历。但目前对新农合领域中的道德风险还缺乏有效的防范。主要表现在:(1)对供给方的监管约束不够。缺乏对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工作者的医疗服务行为实行全方位的监督与控制,导致医院及医生诱导病人接受不必要的检查、治疗,或向其提供超过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额外服务。(2)对需求方的行为缺乏有效控制。缺乏对患者信息甄别、转诊行为控制等机制,对患者故意加重报告或者谎报病情等情况很难得到有效控制,致使部分农民小病大治、骗医骗保的道德风险行为成为可能[14]。

1.7 制度结构的完整性要求与制度内容配置失衡之间的矛盾

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对象,而制度是否科学、内容是否完整,最重要的是看所有的制度对象是否都已被制度覆盖并得以规范,形成合理的制度结构。对任何一方的考虑不周都将造成制度内容的不完整,从而影响其正常运转。

目前,新农合存在制度结构失衡问题,在对农民、医疗机构以及政府这三方利益主体的约束方面,制度配置的重点几乎都落在对参合农民的管理上,缺少对医疗机构和政府的规范和约束,并且缺乏有效协调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内容安排。例如,缺乏有效规范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行为的制度安排,使得医患双方的矛盾随新农合的推进依然存在甚至有所激化[15]。在基金筹集方面,缺乏具体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监督政府的出资行为;在基金支付方面,制度监管内容不健全加大了基金的支付压力[16]。

1.8 农民补偿愿望高与新农合总体筹资水平低之间的矛盾

新农合在试点过程中,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把住院报销比例控制在50%以下,并且制定了较高的起付线和较高的自付比例。农民一旦患病住院,尽管合作医疗给予一定的补偿,但自己仍要支付较多的费用。调查发现,新农合的实际报销比例与农民的补偿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当问到“您认为新农合规定的个人报销比例怎么样?”时,只有6.2%的农民认为很合理,认为很不合理的占20.2%。同时,有74.4%的农民希望提高报销比例。

较低的补偿水平是由于新农合总体筹资水平低造成的。目前各地已逐步建立起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以县(市、区)为单位统筹,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但是由于各方筹资主体资金供给有限,使得新农合仍然实行低水平筹资。(1)农民: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以及为防范其他生活风险而产生的储蓄动机,制约了参合能力;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度不高和逆向选择导致较低的参合率及较少的资金积累。(2)地方政府:财源紧张导致新农合配套资金到位率极低;自身的投机行为和管理不善也制约了新农合资金的有效供给。(3)中央政府:全社会医疗卫生费用投入仍然偏低,同时还存在严重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17]。

1.9 新农合实施任务的艰巨性与农村现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行效率低之间的矛盾

新农合是新形势下为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有一个高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来推动实施。

然而,我国农村现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还存在很多问题,运行效率低,已成为制约新农合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道“瓶颈”。突出地表现在:(1)医疗设施设备落后。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就医环境差,病房、病床紧张,缺乏先进的医疗器具。调查发现,当问到“您认为目前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备怎么样?”时,只有9.8%的人认为较好,选择较差和很差的分别占63.2%、18.8%。(2)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滞后。乡镇医疗普遍缺乏高素质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工作效率低下。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乡镇医院的医护人员医疗技术水平怎么样?”时,只有2.3%的人认为很高,25%的人认为较高,认为不高的达62%。

1.10 医疗保障体系的内在关联性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整合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由“三险一助”构成,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尽管它们的费用分担机制不同,但是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宗旨,即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和“病有所医”,免除国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因而“三险一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应将它们进行有效的衔接和整合,发挥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整体效应。

然而,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是多元分割运行的体制,制度之间的衔接和整合十分欠缺,尤其是“三险”分别以户籍为依据,各自封闭运行,整个医疗制度被人为地分割成若干板块。制度的多元分割与碎片化现象,既不利于通过大数法则来发挥社会保险风险共担、互助共济的作用,也不利于保持医疗保险基金财务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还会导致整个医疗保障系统的公平性较差,管理运行成本偏高,效率低下,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阻碍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18]就新农合来说,其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缺乏衔接,使得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与农村医疗救助衔接不够,使五保户、特困户等困难群体难以平等享有新农合待遇及基本医疗服务。

2 化解新农合领域若干矛盾的对策建议

新农合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化解新农合领域的若干矛盾,政府应以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健康为中心,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公益性原则,采取有效措施,把这项造福广大农民的大事抓紧、抓实、抓好。

2.1 调整制度目标,完善供给结构

新农合的目标应定位于提高广大农民整体健康水平,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上,形成合理的供给结构,也有利于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一方面,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基础上更多地兼顾小病。更多地关注与广大农民基本健康关系更为密切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满足大多数农民的日常基本医疗需求,提高农民的参合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要从单纯的医疗型向医疗防保型转变,即要通过落实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实行常规免费体检等措施,引导农民树立“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的健康和疾病预防意识,降低大病的发生率,从而减轻新农合基金的支付压力,促进合作医疗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2.2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维护新农合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政府应加强法规制度建设,维护新农合的权威性和严肃性。(1)加强立法。通过法律强制性地将广大农民纳入新农合,使新农合逐步由自愿走向强制,通过制度来限制和约束人的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以及采取隐蔽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最大限度地避免逆向选择[19]。(2)理顺管理体制。要从法律上明确新农合的管理主体,建议新农合由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统筹管理,统一城乡医疗保险管理运行体制,回归新农合的社会保险本质属性。(3)确保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权。尽快完善参合的农村流动人口医疗报销办法,简化程序和手续,增强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4)完善检查监督。要建立和完善对管理机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参合农民的检查监督制度,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2.3 完善筹资机制,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

(1)加大财政投入。要树立城乡统筹和均衡发展的观念,尽快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遏制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增强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支出,尤其是要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新农合的投入。(2)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要积极引导企业、慈善机构及个人等方面的捐助,给予捐助的企业和个人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充实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还可将福利彩票收入的一部分注入新农合。

通过完善筹资机制,提高筹资水平,扩大基金积累,一方面逐步提高补偿水平,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增强新农合的吸引力,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另一方面加强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社会化卫生服务网络,改善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和基础设施,提高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素质。

2.4 立足城乡统筹,加强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评价方法研究 篇8

1新农合评价方法的基本涵义

评价是根据确定的目的来测定对象系统的属性, 并将这种属性变为客观定量的计值或者主观效用的行为。评价是为决策服务, 而评价方法又是评价的核心问题[1]。概括起来, 现代评价方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方法的独立, 机理互补和不同方法的组合运用[2]。

新农合综合评价是在掌握该系统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 将各种有关因素的相关信息集中, 根据其内在联系进行适当加工提炼, 并密切结合新农合工作实践, 用数理统计方法制定出恰当的评价模型, 以谋求对评价对象的类别和优劣等级进行较为科学、客观的判断, 为新农合工作决策提供依据[3]。

2现有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在我国新农合综合评价中, 如何利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去评价各地新农合的实际运行情况, 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方法学。根据各种评价方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可以将目前新农合综合评价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 定性评价方法和定量评价方法。

2.1 定性评价方法

定性评价方法主要是专家会议法和Delphi法。专家会议法就是组织专家面对面交流, 通过讨论形成评价结果。Delphi法则是利用调查表收集专家的意见并汇总。这两种方法都是以专家的主观判断为基础, 优点是操作简单, 可以充分利用专家的知识, 缺点是主观性较强, 人多时结果难以收敛[4]。在新农合综合评价中这两种方法都有所运用。采用这两种方法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专家, 可以采用目的程序来选择专家。选择的专家应该是那些熟悉新农合运行、长期关注和研究新农合发展以及参与新农合管理和经办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

2.2 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按照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 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常规定量评价方法、多元统计方法、运筹学评价方法、模糊评价方法等几大类。

2.2.1 常规定量评价方法

常规定量评价方法主要有功效系数法、综合指数法。在新农合综合评价中, 综合指数法采用较多。综合指数法[5]是用单一统计指标来概括多个统计指标的综合水平。采用这种方法要先对评价指标值进行标准化, 以达到各指标间的可比性。本方法是用指标实际值计算, 能定量、客观反映评价目的, 计算简便, 能解决不同性质指标的不同量纲问题, 可操作性强, 结果较为直观。杜进林等[6]在新农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中采用了这一方法, 以每个被评单位的综合指标的指数值作为评价依据, 按指数值大小依次排序, 指标数值越大, 表明情况越好。在此基础上, 从高到低沿着计算指数值的反方向追溯原因。逐层查找, 一直查到最低层初始指标, 也就追溯到最终结果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2.2.2 多元统计方法

多元统计方法主要有主成份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判别分析法等。目前在新农合评价中因子分析法运用较多。因子分析法[7,8]是用较少个数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和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 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 把一些错综复杂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法在构造综合评价值时所涉及到的权重都是从数学变换中伴随生成的, 同时因子分析的具体过程在数学上都有严格的逻辑, 可以说因子分析法从处理数据开始直至输出综合因子得分的整个过程都具有很强的客观性。韩春燕等[9]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山东省20个试点县的新农合实施情况进行了总体评价。由于因子分析最为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各变量间必须要有相关性, 所以首先采用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对指标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 在此基础上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法, 通过计算, 得出样本县的综合得分。每个样本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评价结果寻找影响新农合运行的因素, 分析其影响程度, 达到随时控制工作进展, 不断改进工作的目的。

2.2.3 运筹学评价方法

运筹学评价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DEA法。层次分析法[4,10]在新农合评价中运用较多, 它是用系统分析的方法, 对评价对象依据评价目标所确定的总评价目标进行连续性分解得到各层指标, 并以最下层评价目标作为衡量总评价目标达到程度的评价指标, 然后依据最下层的评价指标计算出一个综合评分指数对评价对象的总评价目标进行评价, 根据其大小来确定评价对象的优劣等级。优点是可靠度比较高, 误差小, 缺点是评价对象的因素不能太多 (一般不多于9个) 。李颖琰等[11]利用这一方法构建了新农合评价指标间的层次结构关系, 其新农合综合评价模型由综合目标层、准则层、集成指标层、初始指标层组成, 这一模型可以对评价结果进行因素追溯分析。

2.2.4 模糊评价方法

模糊评价方法包括模糊综合评价、模糊聚类、模糊识别等。其中模糊综合评价法[8,12]是应用模糊数学的理论, 针对评价对象在定性和定量上的模糊性, 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 根据多个评价因素, 对评判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它的优点是可以把难以定量甚至无法定量的指标, 通过隶属度给予量化, 能对受多种因素影响和难以明确定量的多指标进行评价, 结果直观、明确、层次清楚。模糊综合评价法从评价集的定义、特别是隶属度函数的构建、合成算子的选取直到权重的选取、输出评价结果全过程均包含主观判断的因素, 随意性较大, 其评价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评价的专家的素质。采用这种方法对模糊数学的掌握程度要求较高, 目前在新农合评价中较少出现。

2.2.5 其他评价方法

其他评价方法还有TOPSIS法、RSR法、灰色关联度法、信息熵评价法等[13]。

TOPSIS法是一种逼近于理想解的排序法, 是多目标决策分析中一种常用的有效方法, 又称为优劣解距离法。它是用系统工程中基于归一化后的原始数据, 找出最优值和最劣值, 然后分别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值和最劣值之间的距离, 即用相对接近程度来评价被评价对象。它是卫生管理领域中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之一, 它对样本无特殊要求, 既适合小样本资料, 又适合多单元、多指标的大样本资料。它用原始数据进行直接计算, 信息损失很小, 其结果能精确反映各个评价方案之间的差距。

RSR法 (秩和比法) 作为非参数统计评价方法, 广泛地应用于综合评价、鉴别分类、因素关联分析中。它是用秩和思想, 对各项指标进行排序, 计算综合得分来评价被评价对象的优劣等级。该方法是以非参数方法为基础, 融合了参数分析方法的优点, 计算简便, 分析结果清楚, 适用性强, 无特殊指标选择要求。

总的来说, 已有的关于新农合评价的研究中, 定性评价方法以及定量评价方法中的综合指数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采用较多, 其他方法则较少出现。

3新农合评价中综合运用评价方法的探讨

通过文献复习, 我们了解到当前对新农合综合评价采用的方法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 甚者一部分评价体系照搬了传统合作医疗的评价体系, 很多新方法都没有尝试。因此, 新农合综合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提高迫在眉睫, 评价方法的探索至关重要。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总结以及对其他领域评价方法的借鉴, 我们认为对新农合评价方法的探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现有评价方法加以改进和发展;将几种评价方法综合运用;尝试新的评价方法。本文着重探讨如何将几种评价方法综合运用[14]。

由于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 各种综合评价方法各具特色, 各有利弊。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评价方法的组合运用成为评价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新农合评价方法的探索中, 我们可以在评价方法的组合运用上作些尝试。评价方法的组合运用大致有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衔接组合。它是在评价新农合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步骤选用不同的评价方法进行处理。比如采用TOPSIS法和RSR法相结合对新农合运行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这种组合的方法在评价医院医疗质量的研究中运用很多, 而在新农合研究中尚未见报道。由于目前新农合是以县 (市) 为单位进行筹资和管理, 加上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们在对新农合进行综合评价时需要对各地新农合运行效果进行排序。在前期构建指标体系, 编制调查表, 收集数据的基础上, 采用TOPSIS 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得到按各指标值与最优值的相对接近程度Ci大小进行排序的结果。由于TOPSIS法用于排序的相对接近程度取值在0和1之间, 分布同RSR法中的RST值, 再进行RSR法分析。根据Ci值的大小分布求对应的概率单位值, 然后以概率单位值 (Y) 为自变量, Ci值为因变量求回归方程:Ci=a+bY。如果所求的线性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 再根据最佳分档准则, 结合合理分档数表, 对Ci值排序结果作进一步分档。将TOPSIS法和RSR法相结合, 不仅保留了TOPSIS法能敏感反映各指标值之间差异, 以及经归一化处理后使受特大值与特小值的影响得到降低的优点, 又能利用RSR法来解决TOPSIS法不能合理分档的问题, 而且也使RSR法编秩过程丧失信息的特点得到改善, 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在新农合评价中, 既对各地新农合运行情况进行了排序, 又对排序结果进行了分档, 提高了统计分析的效能, 使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可靠。

第二种方式是平行组合。即选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同一评价问题进行独立评价, 然后将不同的评价结果进行“折衷”或“优化”处理, 得到新的评价结论。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用等级相关理论的Spearman系数来衡量多种不同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的差异, 并对各种评价方法的评价结果进行优化分析, 得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折衷结果。有学者提出各种评价方法的结果可以找到一个最优排序, 并提出序号总和理论、众数理论和加权平均理论。所谓“序号总和理论”是指把各种不同评价方法下的排序序号相加, 得到序号总和, 按序号总和从小到大的排序即为最优的位序;当序号总和相等而无法排序时, 可按众数理论确定其位序[8]。比如在对新农合进行评价时, 以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县作为分析对象, 在所运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原始数据及预处理方法相同的前提下, 分别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因子分析法及TOPSIS法这5种分析方法对样本县新农合运行效果进行实证评价。计算出各种评价方法得到的排序结果间的Spearman系数, 系数越大表明排序结果越接近。再运用序号综合理论、众数理论和加权平均理论的其中一种方法确定最后的排序结果。鉴于新农合制度的复杂性和评价方法选择的困难性, 这种平行组合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综述 篇9

1 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现状的研究

医疗保险作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 加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 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从而才能够影响国民的经济的水平。而各个国家因为经济、文化、传统等差异推行的医疗保险的模式也不尽相同, 其最后的效果与影响也成为学者们热衷研究的原因。

1.1 对农村医疗保险的医疗支出关系的研究

1964年4月美国的史丹佛大学进行了一项教职员的健康保险改革的实验, 实验规定原本教职工在当地的Polo Alto Medical Clinic门诊就诊时的完全免费改为部分负担率为25%, 其余内容未变。学者Scitovsty and Snyder (1972) 通过1966~1968年的资料发现, 门诊的使用人数和医疗支出都下降了24%。Sepehri (2004) 通过1993年和1998年这两年越南生活标准调查的数据, 分析了当地的医疗保险对个人医疗支出的影响。通过比较不同收入人群中有保险者和无保险者之间的差异。通过Tobie和turncated模型进行估计, 研究结果得出医疗保险减少了医疗支出, 而且医疗保险更多的是减少了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支出。国内的学者丁继红教授 (2007) 也通过采用Tobie模式将1997年和2004年的CHNS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医疗保险对医疗支出费用起着正相关的作用, 并且我国的医疗支出费用近几年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 丁继红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医疗服务工作者管理的疏忽。梁维萍等通过系统抽样的方法对山西省的1228户农民进行健康询查, 结果发现低收入群的医疗负担明显高于高收入群的医疗负担

1.2 对农村医疗条件及医疗服务的研究

医疗服务人员作为患者的直接“代理人”对服务项目、质量、方式等做出挑选, 医生和患者之间还是先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很多医生更在乎的还是自身的利益, 这就导致了医疗服务者因为各种各样的诱惑而损害患者的利益的市场不平衡的现象, 这就需要政府的涉入了。Chambers, Robert (1994)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医生对特定病人的服务都比较有针对性, 这种医疗服务行为具有不可转售他人的特性。病人对待不同的医疗机构也存在不同的喜好,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医疗设施较好的医疗机构, 这样他们的身体也能更大限度地达到预期效果。Wanda Piercey (2010) 以肯塔基州某个农村医院为调查对象, 依据该院的医疗服务者崇尚的“必须要限制、消除或改变医疗卫生机构服务项目”的理念发现影响农村医院负责人意愿的核心因素有经济条件、一个项目或服务的取消、交流沟通以及律师团等, 卫生服务项目的变动将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医疗条件及服务的可得性。路冠军 (2009) 和陈美琴 (2009) 两位学者认为要想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需要解决机构经费紧张、人才短缺、管理水平、运营能力和资源利用率等诸多问题。李燕凌 (2009) 对湖南省1203户农户进行农村卫生医疗机构满意度的调查分析发现, 新农合的实行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卫生医疗机构的利用率, 但因为农村医疗机构的落后反而削弱了新农合制度中许多功能。马骋宇、高静等 (2010) 认为想要提高医疗机构的水平, 不仅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对机构的内部运营进行大力改善。

1.3 政府在新农合中所占地位的研究

新农合在实施过程中, 政府在其中不仅担当设计的责任还要承担一定的财政责任, 还有监管责任和实现资金合理利用的责任, 所以说政府在新农合实施过程中所占的地位之重要。国外学者Paul.J.Feldstein认为国民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平衡需要政府组建具有公平公开的体系以及合理化的医疗服务市场的制度。Adam Wagstaff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对于医疗支出部分, 居民自身支付的额度较小, 大部分的医疗支出都是靠政府的税收扶持。钟起万 (2006) 认为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起始者政府要确立这项医疗保障制度能够顺利发展下去, 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扮演三个角色:新农合的主导者, 政府要能够出台引导政策, 推进新农合制度的发展进程和宣传能力。第二个角色是新农合的组织和协调者, 政府要学会灵活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协调卫生市场确保筹资水平的合理;参合率范围要不断扩大;优化配置医疗市场;最后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直接履行者, 政府要承担起医疗攻击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履行好公共医疗服务供给的义务。杨艳 (2009) 认为新农合制度的实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多利益辩驳的过程, 政府、农民、医疗机构三方是决定它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对三方利益在新农合制度中是如何保持平衡进行研究, 如何去建立一个能够保证三方共同获益的制度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有助于推行新农合的顺利实行。

1.4 对新农合筹资方式的研究

目前新农合实施过程中, 筹资基金的总量不足以及筹资过程的不稳定性成为将要解决的问题。Jonathan Watts认为要想完全解决中国农村的医疗保健问题需要解决医疗服务的公平及普遍性、老龄化趋势、医疗资费的升高、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国内专家张传文 (2009) 认为新农合筹资遇到的最大难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括: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的解体、各级政府补助水平较为有限、农民缴费能力不足以及缴费意愿不够明的情况。关业琼 (2011) 认为新农合制度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 政府理应承担出资的责任以维持医疗卫生市场平衡。孙建娥, 殷智 (2011) 认为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农民如果再采取“县垫付再补偿”的支付方式, 就会加大农民的承担风险。

1.5 对新农合报销和补偿模式的研究

学者们对新农合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影响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农民的收益情况、参合意愿、报销方式等方面。对新农合的报销方式的研究包括:报销的起付封顶线的高低, 报销程序的复杂程度以及报销比例的高低。谢青青 (2010) 通过对福建省新农合现状的分析, 她认为应该提高报销比例、简化报销程序、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以及改善医疗机构的管理手段。吴临军 (2010) 认为影响新农合实施的主要因素包括起付线偏高、封顶线又偏低、补偿比例偏低、对农民医保药品价格掌握不到位等。谭晓婷、钟甫宁 (2010) 通过对不同补偿模式下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实际获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的数量进行调查发现新农合的补偿更倾向与患病的农民群体, 而且低收入的群体要比高收入群体的补偿更高一些。

2 对农民参合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的这几年里, 它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但成功的背后往往也会产生很多弊端, 许多的专家学者关于农户对新农合参与满意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取得了许多显著成果。

满意度的相关理论帮助国外的许多学者解开了关于医疗、服务、雇佣等方面的诸多问题。Tracy L.Le Grow (2007) 指出现在学者研究更多的是服务者以及如何提供服务, 而对个人的心理感受的关注频率降低了, Tracy L.Le Grow认为应该多关注一些以被服务者为角度的例如满意度等。国内学者刘近安、孙辉 (2008) 以山东威海农民作为样本对象, 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原始数据, 经过数据处理后运用统计学单因素分析法和Logistic数据模型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影响新农合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是否参加体检和是否住院。同时刘近安2010年又以调查访问的形式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年龄、婚否、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状况的不同, 农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情况均存在差异。刘平、李自民 (2010) 对福建省的上杭县进行了调查问卷的发放,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新农合的总体满意度为78.6%。不满意的地方大致归总如:补助的起点太高、补助尺度太模糊、补偿比例低、自付比例过高以及封顶线过低, 对政府的宣传手段也不赞同等。俞彤、张曙光 (2010) 以 (ACSI) 模型, 建立农民参合满意度测评模型, 以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固堤村为调查的样本, 最后分析的结果显示对新农合满意度影响较大的包括医疗机构的服务态度、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能力、新农合的宣传力度、医疗设施水平以及缴费方式等方面。王红漫 (2010) 等人在北京大学的课题“中国农村卫生保障制度政策与研究”, 以北京地区6个县 (区) 为研究对象, 调查数据后发现政府的宣传力度、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报销情况的熟识程度、公开报销情况、缴费方式等都成为影响新农合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3 国内外研究简要评述

为了加快完善新农合制度的实行, 拓宽新农合的普及面, 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被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所采纳, 这对加快新农合建设起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有值得学习的部分同时也有需要深入探索的地方。比如:

(1) 一些学者比较偏好以入户访谈、调查问卷的形式, 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测量与评估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这样的研究方法比较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但研究内容主要针对的是农民参合率对新农合制度效果的评价作用, 但关于受益基金的平均补偿率、实际可补偿比例的定量分析较浅泛。

(2) 同时国内专家在研究方法上虽然运用了大量的数据模型分析但缺乏较全面、系统的指标评价体系, 不利于满意度测评尺度的统一, 不便于各地区分析结果的比较研究。

(3) 通过对相关外国文献大量的学习, 发现对于最新与新农合相关的文献较少, 而从以前新农合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文献中可以看到, 国外学者对新农合效果的评价与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农合制度履行后花费的金额和因为疾病导致家中生活剧变, 甚至成为低收入者这两个方面。

摘要: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村开始大范围推行以来, 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第一受益人——农户, 对于他们在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中的实际情况成为了学者们最为追捧的研究内容。通过描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现状以及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的因素两方面来阐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际情况。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篇10

北京市S区自2004年开始实行新农合制度以来,参合人数不断增加,人均筹资水平逐年提高,补偿金额和补偿人次数均有大幅增长,到2010年,S区住院医疗人均筹资标准已达520元。本文以S区为例,通过2004—2010年住院费用的变化趋势拟合曲线,预测2011—2013年S区新农合住院医疗费用变化情况,并分析患者流向及资金流向,初步探究费用上涨的原因。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S区为研究样本,通过机构调查,获取北京市S区新农合基本运行情况及2004—2010年参合农民住院医疗费用的总额、补偿额以及相应资金在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分布等信息。

1.2 研究方法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北京市S区新农合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情况进行描述,根据2004—2010年S区新农合医疗住院核准可报销医疗费用发生额散点图,发现医疗费用变动趋势,采用趋势拟合法,建立S区可报销住院费用的趋势拟合模型,预测2011—2013年住院费用的发展趋势,并验证预测效果。对2004—2010年住院补偿资金分布和流向进行描述说明,其中,用于预测的住院费用数据采用的是核准可报销医疗费用,即用患者的医疗总费用扣除就诊过程中的自付费用得到可纳入报销范围的核准医疗费用。选用核准可报销医疗费用是因为不同患者经济实力不同,对就诊过程中自付部分费用的偏好不同,我们要关注的是核准可报销医疗费用的发展变动情况。

2 研究结果

2.1 新农合基本情况及参合农民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情况

2004—2010年北京市S区新农合参合情况如表1所示,2004—2010年北京市S区新农合运行情况良好,期间农业人口数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参合人口数在7年间呈上升趋势,筹资水平不断提高,住院人次逐年增加,相应的,参合农民次均住院费用上涨迅速,2010年人均住院费用为10341.25元,比2004年的6 343.85元增加了近一倍。

2.2 新农合医疗住院费用增长趋势模型

采集2004—2010年北京市S区新农合医疗住院核准可报销医疗费用发生额的历史数据,即患者的医疗总费用扣除就诊过程中的自付费用得到可纳入报销范围的核准医疗费用。拟合的曲线方程(Cubic模型)如下:

万元

注:“-”表示待统计。

式(1)中,exp表示住院核准可报销医疗费用,t表示时间,对应2004年的t值取1,2005年取2,其余依次类推。模型判定系数R2=0.997,表明模型可以解释医疗费用数据变动的99.7%,显著性水平P-value<0.05,模型通过各种统计检验,预测效果好。根据Cubic模型对住院核准可报销医疗费用发生额的预测结果见表2,图1直观地演示了预测数据和实际数据的差异,可见,预测曲线对历史数据的预测效果很好。

从表2可以直观的看出,通过预测,2011年北京市S区新农合参合农民住院核准可报销的医疗费用将达到19 629.84万元,2012年将达到21 490.14万元,2013年将达到22 754.32万元,图1直观的显示了新农合住院费用的上涨趋势,根据数据显示,虽然2010年后住院费用增长的速度放缓,但是总额仍在不断增加,如果筹资水平和补偿力度不能满足住院费用增长的需求,新农合基金将会面临赤字,因此,明确住院费用上涨的原因,对其进行合理控制,是完善新农合补偿机制和筹资机制的重要基础。

2.3 新农合住院患者和住院费用在不同医院间的分布情况

表3显示了北京市S区新农合参合农民在2004—2010年间住院人次数(人次)和次均住院费用(元)在一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之间的分布和流向。

北京市S区2004—2010年的7年间,新农合住院人次数逐年增加,2010年相比2004年,一级医院住院人次数增长率为106.80%,二级医院增长率为136.86%,三级医院增长率为167.42%。但是自2005年开始,参合农民一级医院的住院利用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二三级医院的住院人次数则一直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同时,参合农民住院费用增长迅速,到2010年可以看出,参合患者住院费用集中发生在二级医院,二级医院医疗费用增长明显高于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住院费用逐年增长绝对量高于三级医院,三级医院在2009年以前住院费用增长比较平缓,2009年开始明显增长,导致之后二三级医院住院费用同比增长量差距缩小。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健康意识的增强,三级医院住院费用所占比例还有可能提高。图2、图3直观地描述了参合农民住院人次数和次均住院费用在各级医院的分布情况。

3 结论和建议

3.1 参合农民住院费用上涨趋势明显

北京市S区新农合参合农民次均住院费用在2010年达到了10 341.25元,是2004年6 343.85元的1.63倍,费用逐年上涨,速度很快。预测显示,北京市S区参合农民住院核准可报销医疗费用到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将分别达到19 629.84万元、21 490.14万元和22 754.32万元,参合农民住院费用近年来呈现出较快的上涨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医疗条件以及医疗技术更加成熟等因素的影响,新农合医疗费用近年来的上涨趋势还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显现[3]。随着新农合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相应的补偿比会逐年提高,参合农民的补偿费用也随之增加。尽管参合农民的受益面不断扩大,即补偿人数增加,人均补偿额的变化不大,但快速上涨的补偿总额仍然对科学确定筹资水平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3.2 参合农民流向二三级医院是住院费用增长的重要原因

将农民住院人次数和住院费用在各级医院分布情况结合来看,住院费用增长迅速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新农合实行以来,病人流向发生了明显变化。自2005年开始,参合农民对一级医院的住院利用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对二三级医院的住院人次数则一直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医院级别越高,次均住院费用越高,到2010年可以看出,参合患者住院费用集中发生在二三级医院,且二级医院医疗费用呈较快的速度增长。随着人群健康知识的普及、健康意识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病人流向二三级医院的现象会更加突出,医疗费用进一步增长不可避免,将对筹资机制提出严峻的挑战。

3.3 多管齐下控制新农合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新农合运行过程中,快速上涨的医疗费用不但会加重农民的医疗负担,也会进一步限制新农合对农民补偿水平的提高。目前,经济发达地区新农合的筹资主体是各级政府和集体,参合农民个人筹资份额低,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实力有限,农民个人纯收入水平不高,筹资增长机制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针对费用增长不合理、过快的情况,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限制,例如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使病人更多地流向基层一级医院;加强对二三级医院医疗费用的审查和控制,合理调整补偿和筹资方案等。目前新农合制度建设进入巩固提高阶段后,关键是要完善县、乡医疗服务体系,合理控制新农合医疗费用上涨,以保障新农合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兰芳.市级医院控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的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2009,29(6):63-64.

[2]杨金侠,李林贵,李士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中的几个隐性问题[J].中国医院管理,2005,25(12):87-88.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篇11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发展

内蒙古从2003年起开始开展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现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内蒙古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已覆盖全区101个旗县(市、区);2012年,内蒙古新农合参合率达95%,报销比例达75%,重大疾病保障扩大到20个病种,部分地区大病报销封顶从6万元提高到20万元。

伴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我国覆盖范围的逐步拓宽,国内学者针对新农合的研究也日趋丰富。目前,国内学者对新农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个方面:新农合筹资机制;新农合补偿模式;新农合可持续发展;对新农合的实证研究。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机制。新农合制度顺利运行的关键是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目前,国内学者关于我国新农合筹资机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政府理应在新农合筹资中起主导作用;第二,在政府、集体、个人三方的筹资比例分配中,政府应为25%

-40%,集体占40%-50%,个人负担10%-26%。王红漫和王霖(2009)认为我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根据不同的医疗需求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筹资额度,但总的来说,新农合的筹资应遵循符合实际、方法简便、成本低廉、机制科学的原则;同时,作者指出目前我国新农合运行中比较常用的筹资模式主要包括滚动式预缴费制度和委托式筹资模式。武萍和洪霞(2012)以辽宁省为例,采用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精算模型,对不同政策目标下辽宁省新型农合的筹资水平给予测算。陈在余(2013)发现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并没有改善农村居民医疗筹资的不平等性。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模式。崔文龙和唐松源等(2006)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机制主要包括起付线、补偿比和封顶线三个基本参数,其中,起付线可以决定参合农民的受益面,补偿比可以控制费用以引导病人流向,封顶线则能够决定个人可报销的医疗费用总额。赵晓强和宗颖生(2008)认为医疗条件、补偿方案、农民就诊行为等因素会影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资金的分布,而部分地区制定统一的新农合补偿比例线会明显不利于贫困群体,因为统一的补偿比例线会使得富人和穷人在就医时支付相同的医疗费用,而相对于富人和穷人各自的收入水平,显然存在贫困群体在补偿资金的使用上补贴富裕群体的问题。施建祥和李美红(2011)对浙江省嘉兴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偿制度给予调查分析,指出新农合的补偿模式应是住院和门诊费用都补偿,补偿比例应向基层医院倾斜且比例应有所提高。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方黎明和顾昕(2006)认为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唯有突破自愿性的困局,才能为该项惠农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构筑农民参合的激励机制。孟宏斌(2007)认为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性运行的核心是机制创新。夏莉艳(2008)指出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发展中主要存在贫困人口被屏蔽,有效机制尚未建立,定点医院医疗费用较高,筹资难度大,基层(主要是乡镇)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与新农合政策间存在矛盾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关于农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需求,杨文选和杨艳(2007)以陕西省旬阳县为例,分析影响农民参加新农合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民年龄、健康状况、政策认知、对政府信任程度、报销比例、补偿模式等均会影响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李燕凌和李立清(2009)基于对湖南、山西、广东、云南和陕西五省2327位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行为,结果表明:农民的家庭人口学特征、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差异以及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会显著影响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蒋远胜、宋青锋和韩诚(2009)认为农民是否患有慢性病对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显著性影响,有慢性病患者的农民其家庭成员住院的概率是无慢性病患者农民家庭的3.97倍;同时,发现农民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其参加新农合没有明显影响。陈华(2011)基于制度整合视角,以广东省为例,运用比例风险模型研究影响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农民的新农合支付意愿与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否具有稳定工作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农民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其对新农合支付意愿的最关键因素。

关于新农合政策对农民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苗艳青和张森(2008)基于卫生服务市场供需双方视角,综合分析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新农合可以提高参合农民患慢性病的确诊率和就诊率,但其并没有改善参合农民的总体健康状况。解垩(2008)从医药费负担和医疗服务利用两个维度,采用倍差法即DID模型,实证分析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福利效应,认为新农合政策的实施并不会显著性低影响参合农民的医疗费负担,但其却可以显著增加农民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水平。李燕凌与李立清(2009)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即PSM模型,实证分析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实施后卫生资源的利用绩效,研究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明显提高医疗机构门诊服务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显著改善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高梦滔(2010)认为:(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增加农民的卫生服务利用,参合可以使农民每年的就诊总次数平均增加0.29次;(2)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所增加的农民医疗卫生服务利用首先是集中在乡镇卫生院,其次是县级医疗机构,最后是村级卫生服务机构;(3)我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似乎没有出现医疗保险中常常存在的受益人逆向选择行为。陈庆锟、毛阿燕和代涛(2014)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采用基于面板固定效应的倍差法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医疗负担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显著提升农民的实际报销比例,缓解农民的高额医疗支出发生,但其对农民的医疗费用及占比影响有限。

首先是要提高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现有医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严格把住新进医务人员的学历水平关,提升医疗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同时,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励医务人员深入基层、扎根基层、奉献基层,进而提高乡镇苏木和社区/村嘎查两级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其次是要进一步改善定点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引进装备先进的医疗设备,切实提高其医疗基础服务能力。再次是提高医疗卫生人员的职业道德,改善服务态度,优化医疗机构卫生环境,为前来就诊的农牧民提供一个舒适的治疗环境。医德医风建设是医疗机构规范管理的永恒主题,定点医疗机构可以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管理体制来探索更加科学与更加合理的绩效分配制度,从根源上堵塞部分医务人员过度使用高价药和虚开药单的苗头。最后是要丰富医疗服务和药物的种类,落实好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基本药物制度改革以及综合配套改革。

参考文献:

[1] 韩俊,罗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报告[J].中国发展观察,2005,(1):12-2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 篇12

黑龙江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农民所占人口的比例高,开展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发展新农合,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更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选取牡丹市某县、鹤岗市某县、哈尔滨市某县为样本,分别作为黑龙江南部、北部及中心的代表县,针对2007至2010年新农合基金运行状况及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等消费状况分析,以深入了解黑龙江新农合医疗制度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新农合资料来源于黑龙江省三个样本县新农合管理办公室统计报表;经济基本情况及消费收支情况来源于以上各区县财政局、卫生局的统计报表;数据来源真实可靠。

1.2 方法

通过万方数据库文献查阅,现场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及统计描述等方法,包括Excel数据库,SPSS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三个样本县的消费支出情况和新农合参保情况

2.1.1 2007~2010年牡丹市某县消费支出情况和新农合参保情况

见表1。

2.1.2 2007~2010年鹤岗市某县消费支出情况和新农合参保情况

见表2。

2.1.3 2007~2010年哈尔滨市某县消费支出情况和新农合参保情况

见表3。

2.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医疗支出的影响

见图1。

由表1可见随着样本县1新农合参保率由2007年为97.86%至2010年上升为98.66%,报销率也由最低的50%提升至最高70%,整个县区的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由380.3元大幅上升至608.5元;由表2可见样本县2新农合参保率由2007年为92.02%至2010年上升为99.26%,报销率也由最低的50%提升至最高65%,整个县区的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由372.92元大幅上升至558.32元;由表3可见样本县3新农合参保率由2007年为92.25%至2010年上升为98.45%,报销率也由最低的60%提升至最高68%,整个县的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372.77元大幅上升至634.82元。以上三个县从2007年至2010年的四年间,随着新农合的政策的深入实施,参保率和报销率的大幅提升,带动了整个县的医疗消费水平,趋势如图1所见。

2.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以样本县1为例,见图2中,医疗消费占全县整体消费比例

以表1中样本县1为例,2007年农村居民全年家庭平均人均消费支出4368.35元,其中医疗消费支出380.3元,衣食住行支出2670.0元,文化交通金融住房等其它支出为1318.05元;至2010年农村居民全年家庭平均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为5241.0元,其中医疗消费支出为608.5元,衣食住行支出3227.4元,文化交通金融住房等其它支出为1405.1元。如图2所见,四年间,随着新农合的深入实施,样本县1医疗消费支出显著增长的同时,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基本生活消费水平并没有下降,反而同时大比例增加,农村居民全年家庭的平均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也有了较大增长,这说明人们在满足和提升基本温饱之余,对提高身心健康的医疗卫生投入在明显增加,农民的经济消费水平在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大幅提升。

3 讨论

通过对选取的三个样本县相关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随着黑龙江省新农合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增加了农民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和支出,减轻农民看病负担,改善了部分农民因病致贫的状况,提高农民福利,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消费乃至整体消费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对保障农村劳动力的身体健康,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也要同时看到,目前我们黑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还很局限。

3.1 拓宽筹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目前黑龙江省新农合资金主要来源是中央财政、各级地方财政、民政救助资金和农民上缴的保费,基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加大中央、地方财政投入是扩大新农合基金来源直接重点渠道[1]。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程的过程中,只有财政资金及时到位,同时逐步提高新农合对农民补助的标准,把农村医疗资金落实到位,才能确保农民的医疗保障。新型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来源除了政府补助与农民缴费以及集体筹资,其筹资渠道还应该包括社会捐助等其它渠道,并且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和有关政策的引导,新型农村合作制度的筹集渠道还可以进一步拓宽,以此更好地缓解筹资压力。

3.2 提高新农合的基金使用库,扩大农民受益面

黑龙江省新农合基金使用率目前在全国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新农合制度的实效。因此随着新农合的不断深入发展,总结经验,设计合理、稳定的补偿方案[2],增加二次补偿等调节手段物业能是基金使用更趋正常化和合理化,最大限度的惠及所有参合农民,扩大参合农民的收益面。

3.3 建立农村医疗保险的风险监管机制

针对当前黑龙江省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中存在的财务机制不稳定、道德风险严重、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等问题,要建立农村医疗保险的风险监管机制,为医疗保障在我国农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3]。在新农合制度框架基本建立的情况下,健全基金管理制度,加强基金运行管理,确保基金安全;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和医药费用监管,完善定点医院监管措施,加强经办机构能力建设,提高新农合管理水平,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4 结论

总之,自2003年实施新农合制度以来,黑龙江省农村卫生条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农民的医疗消费大幅增加,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改善了部分农民因病致贫的状况,提高了农村医疗服务卫生水平,满足广大农民的健康需求,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消费乃至整体消费经济的增长,加快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随着新农合制度的深入实施,推动了全省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也必将为黑龙江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摘要:目的 针对2007至2010年新农合基金运行状况及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等消费状况分析,以深入了解黑龙江新农合医疗制度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方法 通过万方数据库文献查阅,现场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及统计描述等方法,包括Excel数据库,SPSS分析。结果 三个样本县的新农合的参保率都有了明显上升;报销比例也随着年份不断增加;医疗保健水平提高了;消费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结论 随着新农合制度的深入实施,推动了全省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也必将为黑龙江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济

参考文献

[1]李鸿敏,齐力.黑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问题及对策[J].经济师,2006(11):90-104.

[2]乔勇,丁士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减负评价[J].乡镇经济,2009(4):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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