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精选12篇）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1

摘要：建立和发展农村服务性组织可以合理有序的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有利于农村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弥补“公共产品”的不足,也有利于社会效应的全面提升,增强农村社会的稳定。当前农村服务性组织建设存在诸多困难和不足,加强其建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在农民组织化建设中的作用,为农村服务性组织正名立法,准确定位并完善服务性组织的制度规范,促进内部机构的优化。

关键词：新农村,服务性组织,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服务性组织主要是指不以营利为目,能够提高农民福利的公益性、互益性组织,如扶贫协会、老年协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农村社会服务性组织作为公共产品的替代物,在农村和谐社会发育及完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农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渠道,其明显的“自我服务”性质可以提高广大农民个体构建和提供公共产品的主动性,促进农村社会职能的完善。农村服务性组织是新乡村治理模式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农村社会整体转型、制度变迁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服务性组织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给农民提供了新的保障模式。

一、建立与发展农村服务性组织的意义

在当前社会转型和农村社会整体变迁的条件下,农村服务性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合理有序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把分散的个体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提供各类公共产品,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扩大组织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促进农村发展,推进农村现代化,维护农村社会的公平和稳定,维持乡土文化和农村文明的传承,因此建立和发展农村服务性组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㈠有利于农村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弥补“公共产品”的不足

在农村教育、医疗及其他公益事业的普遍缺失,造成了农民生活质量不高、农民基本素质较低的现状。信息长期闭塞、观念落后、安于现状、缺乏自身权益维护的乡村生活使得农民群体在社会事务等方面无法受到重视,目前农民群体的低组织化使得他们的正当要求和权益无法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向上反映,处于被动的政策关怀之中;薄弱的村级经济导致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缓慢,农村的社会动员能力、应急反应能力差,社会救济、社会扶持基本上依靠村民个人的少量募捐和政府的财政性拨款,很难大面积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因此适龄学童辍学、农民看不起病、缺乏娱乐设施、缺少文化活动等现象与农村的滞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现实。这不符合当前我国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与“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目标相距较远。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农村地区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从内涵上看,农村公共产品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是公共性的;而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特征则表明收费是困难的,是公益性的。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营利性组织,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产出,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事非营利的公共事业。在我国农村,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方,但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总是会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此外,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基层政府中也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在农村很容易出现市场失灵、政府不管的治理空间的空位,造成农村社会福利需要和供给之间关系的紧张,即引起农村社会的失衡与不和谐[1]。

农村服务性组织作为农村社会资本的聚集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者,其形式灵活多样,提供的服务与福利均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可以更好地实现农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等其它公共产品扮演的角色,扩大农民个体利益的实现路径,减少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与不和谐。因此,发展农村服务性组织,可以作为“替代物”,提供政府和市场不能和无效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在政府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的一种自助行为,通过社会事务领域里的服务组织来进行农民自己投入、自己管理、自己受益。

㈡有利于社会效应的全面提升,增强农村社会的稳定性

农村服务性组织的社会效应在于强化农民的归属感,使农民从一个长期享受不到社会公正待遇的二等公民转变为与其他团体成员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社会人。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一家一户、小规模、兼业化的经营,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农户之间少有互助合作,而仅有的一些交际往往也是以血缘为纽带。在多数农民的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是弱小的、被动的、卑下的,缺乏公民意识,漠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很羡慕那些所谓“单位”的人。在农民的自我服务性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合作增加,外部性因素所造成的风险被降到最低程度,农民感到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了安全保障,有了自信,有了尊严,有了地位。更重要的是广大农民在这个学习型组织中得到了锻炼、提高,逐步成长为具有高素质和高度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由于历史原因(封建因素)和政治原因(“二元”体制),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尚处于水平较低的阶段,因此也就不可能完全满足农民个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福利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利益需求。然而,农村社会要达到和谐与平衡的状态,就必须要求农村社会要有足够的弹性,让这些得不到利益实现的主体有着倾诉的机会和表达意愿的渠道,让他们有自己抱怨的场所和发泄的媒介。社会学家科塞曾经提出经典的“安全阀”理论,即安全阀可以使过量的蒸汽不断排除,而不致破坏整个机构。任何一个社会都应有自己的社会安全阀机制,这样一个安全阀机制可以充当发泄敌意的出口,及时排泄积累的敌对情绪。农村服务性组织由于其利益主体代表类型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不仅能保障农民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力,为农民得到平等的市场交换权利,而且可以充当农村社会善治与和谐的“建议箱”与“发泄孔”,组建起农村社会的安全阀机制,增强农村社会的弹性,减少农民个体与社会主流力量的冲突与矛盾,并尽可能使矛盾消除在萌芽之中,及时协调和平衡不同主体和群体的利益关系。

二、当前农村服务性组织建设的特点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服务性组织迅速发展,形成了组织形式多元化的格局,但同时也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㈠组织数量少、欠规范化

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社会出现了高度的结构分化和利益分化,农民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但现阶段我国农村总体上组织程度还不高,农民群体没有自己统一的全国性专门组织。在现阶段已成立的农村组织中,绝大多数是以自然村为基础,在乡(镇)的范围内组建运行,覆盖面太窄。而农村除了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之外,缺乏率领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家乡的服务性组织。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参加各种组织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3.5%,尚有96.5%的农户游离于各种组织之外[2]。

农村组织规范化不足源于政策支持与法规建设滞后。就农村服务性组织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展,但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农村服务性组织没有被法律赋予应有的主体地位,无法界定其属于哪种性质和类型的组织,或是注册为工商企业,或是注册为社会团体,相当一部分甚至不进行注册登记,在实践中开展活动就处处受限制。由于性质界定不一,遭遇法律、法规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非常突出,具体执行也非常困难[3]。

㈡血缘、地缘色彩浓厚,功能单一,社会参与力弱

血缘限制带来农村服务性组织本身的规模难以扩大,使其组织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地缘限制则使农村服务性组织间的横向联系受到分割,从而无法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带来其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势单力薄。此外,因为分工过细,我国农村服务性组织功能较为单一,综合服务功能、社会生活参与力较弱,与发达国家农村组织的社会服务体系有很大差距。以日本农民协会为例,“农协不仅从事农业的产购销、信贷、保险事业,还组织其成员和辖地居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医疗卫生和文体活动等等。可以说,从生产到流通,从婚丧嫁娶到生老病死,举凡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有关的一切方面,均是农协的事业范围。”

㈢组织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从理论上来讲,农村服务性组织应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组织,是农民实践的产物。然而,我国的农村服务性组织绝大多数并非完全由农民自己创建。调查表明,真正由农民自己创建的少,其他主体如基层政府、农业部门兴办、领办的居多,外部力量介入过多,影响组织正常运转。同时,农村服务性组织的建设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特别是其内部运行机制或治理结构往往仅从成立之初的现实需要出发,没有借鉴国际经验,缺乏系统性与健全性。在农民自己兴办的组织中,由于农民本身素质比较低,特别是在缺乏有知识、有能力的社区领袖的情况下,组织目标不明确、运行机制不合理、运行效率低下的情况较普遍。如果说发展初期不规范可能是一种创造,但若长此以往不加规范,势必影响农村服务性组织的健康发展,最终导致农民对成立组织缺乏动力和信心,甚至有的组织形同虚设,可有可无。

当前农村服务性组织建设存在着诸多困难和不足的原因,既有传统思想的影响,也与政府对农民组织化建设认识错位并在实践中缺乏有效政策支持有关。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缺乏热情,社会中层组织极为少见,诚如《中国现代化》一书所提到的:“说到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组织特别是那些能够跳出亲属和邻里关系的组织,现代中国在这方面的旧遗产实在少得可怜”[4]。

目前在财政、金融、税收等优惠政策方面的供给是农民最需要的,但这些却恰恰是政府最不到位的,政府不能满足农民发展自己组织的政策需求。另外,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对农村服务性组织具体事务和实际运行干预过多的情况,使许多服务性组织对政府依赖性过强,农民从中真正得到的好处却不多,失去了成立农村服务性组织的本来意义。

三、采取有利措施,促使农村服务性组织的发展

加强农村服务性组织建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无疑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促进农民、农业、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全面进步。从政治层面讲,建立农村服务性组织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有利于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促进关于农业、农村问题决策的民主化。可以说,农村服务性组织是农民实现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根本途径。从经济层面讲,在保持家庭承包制稳定不变的基础上,发展农村服务性组织是农民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是促进农业决策科学化、保障农业政策顺利实施的需要,是应对农村经济战略转型、提高农民收入的需要。从文化层面讲,农村服务性组织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最佳载体,也是丰富农民文化精神生活的有效载体。因此,农村服务性组织的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国必将进入一个加强农村服务性组织建设的新时期。鉴于目前农村服务性组织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困难和不足,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各级政府应当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提高各级政府成员和社会成员包括广大农民自身对发展农村服务性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和促使农村服务性组织稳步发展。

㈠明确政府在农民组织化建设中的作用,为农村服务性组织正名立法

政府对农村服务性组织建设要有充分的战略意识,在实践工作中要高度重视,尊重农民的意愿,承认和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农村服务性组织依托已有的体制条件,聚合分散的农民,增强农民群体的竞争实力,使其成为农民共同利益的代言人;政府还要向有需要的农民提供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经验,引导他们组建自己的组织。加强政府扶持和引导是农村服务性组织建设的关键,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存在严重的合法性问题。据统计,占总数80%以上的民间组织属于“非法存在”[1]。必须认清农村服务性组织的基本内涵,发展真正的农村民间组织。从法律角度考察,农村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归根结底由立法不当产生的,是立法的不同步性,即法律内涵规定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造成的。现行的民间组织法规体系严重缺乏实效,为解决民间组织的现实问题,需要尽快制定《结社法》,使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有可操作性,确保民间组织的产生、发展、运行的法制化。二是规范制度制定,提供政策服务。政府必须遵循协调性原则制定必要的扶持政策,在资金、技术、利率、税收、经营范围和项目等方面给予切实可行的支持,帮助农村服务性组织克服和解决实际困难,并最大限度地扶持农村服务性组织的创办,从根本上激发农村服务性组织创建与创新的潜力。

㈡准确定位并完善服务性组织的制度规范,促进内部机构的优化

鉴于农村社会的服务性组织种类繁多,且都有自身的特点,因此加强其能力建设必须从内部着手,必须完善内部制度,合理设置机构,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和建立内部监督机制。规范的制度与合理的机构关系到组织运行的流畅性和效率,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关系到组织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合理的监督机制关系到组织的公益性与廉洁度。

目标是一个组织为自己明确确立的行动标准。尽管农村服务性组织形式多样,功能各异,但其总目标应当是一样的,那就是追求本组织内部各成员及整个组织的利益最大化。在总目标的指导下,应适当引进和充分发挥领军人物的智慧、合作和创新精神,不断完善组织的各项制度安排。首先要规范农村服务性组织的名称,统一各种组织的名称,准确认定组织性质。其次,要完善组织内部制度和运行机制。需要建立组织成员所有的产权制度,真正确立组织成员的主体地位,始终以农民为主体,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形成组织成员控制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提高组织内各成员的参与度,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农村服务性组织的具体机制设置可根据组织的功能区别对待。比如,提供技术信息与服务、务工信息、法律咨询与服务的组织,主要功能是服务与维权,可实行会员制,交纳一定会费,同时应广泛地从社会上获取有偿或无偿的援助。

参考文献

[1]丁艳华,万江红.农村民间组织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功能的社会学分析[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6,(6).

[2]程同顺.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和政策方略[J].调研世界,2004,(2).

[3]程同顺.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4).

[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2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张健华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服务“三农”的重要力量。农村金融的改革探索始终贯穿于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进程之中；农村金融的发展创新在落实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和保持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合力推动下，以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启动为标志，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稳步推进。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农村金融领域发生了重要变革。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在中央银行和财政税收等部门多项政策扶持作用下，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逐步得到有效化解，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三农”服务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改革不断推进，涉农业务不断拓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断推进，各地根据农村经济特点和农户实际需求，创新试点了多种符合“三农”实际特点的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金融供给持续增加，“三农”金融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农村金融基础设施逐步健全，农村支付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对改革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总体来看，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支持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支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支持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民金融服务水平。

一、涉农贷款稳步增长，支农力度不断提高

近年来，涉农金融机构加大了涉农信贷投入。农村信用社在加快推进改革的同时，积极开展产品创新，推出了符合农民需要的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涉农贷款余额明显增加，在全部涉农金融机构中占比不断提高。农业发展银行逐步拓宽涉农业务，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主要涉农金融机构也逐步回到农村地区提供直接面对客户和服务中小企业的涉农贷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也拓展了农村地区涉农业务。在各金融机构共同努力下，涉农贷款大幅增加。截至2010年9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11.13万亿元，较2007年底增加5.02万亿，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达22.7%。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2.29万亿元，比2007年末增加0.78万亿元；农户贷款2.56万亿元，比2007年末增加1.22万亿元。

二、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不断深化，服务“三农”能力有所增强

（一）“花钱买机制”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之初，正是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邮储资金大量外流的时期，加之当时农村信用社自身历史包袱沉重，相当大一部分农村信用社难以维持正常经营。为化解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充分发挥其支农作用，中央提出“花钱买机制”改革思路，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思路启动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

在中央银行资金支持政策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积极出台配套政策，主动帮助农村信用社催收债务、进行产权改造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农村信用社也不断加强自身经营实力，完善产权结构。经过7年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农村信用社长期积累的历史包袱逐步得到有效化解，资本实力和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此轮改革通过央行专项票据、专项借款、财政保值贴补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扶持，对农村信用社提供资金支持超过2600亿元，占全国农村信用社2002年末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比例超过80%；共消化历年亏损挂账758亿元，降幅达到58%，共有1713个县（市）（占全国的71.8%）已全额消化了历年亏损挂账。截至2009年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本2829亿元，增幅14%；实现账面利润716亿元，增长23.9%；资本充足率6%，比2002年提高14.6个百分点；按四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为7.4%，比2002年末下降29.5个百分点。二是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2002年末，有2356个县（市）为两级法人社，2009年末仅91个；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社由2002年末的94家发展为2009年末的2054家；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由2002年末的3家发展为2009年末的239家。三是支农能力不断增强。2009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4.7万亿元，比2002年末增长251%；其中，涉农贷款余额30918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65.8%；农业贷款余额2.1万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5%；各项存款余额为6.97万亿元，增长237%。

经过七年改革，全国绝大部分县（市）的农村信用社具备了一定的商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改革的效果来看，这一轮“花钱买机制”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向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信用社通过自身经营化解历史包袱的能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提升。

（二）主要涉农金融机构业务不断拓展

2007年以来，农业银行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工作和“三农”

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拓展县及县以下地区的金融业务。截至2010年9月末，农业银行涉农贷款余额1.4万亿元，较2008年末增长了近56%。

农业发展银行坚持深入贯彻党和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方针政策，积极拓展支农领域，形成了“一体两翼”的业务发展格局，通过开展新的涉农业务，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截至2010年9月末，贷款余额达到15347.67亿元，其中涉农贷款占比超过70%。

2007年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挂牌成立以来，继续发挥其贴近农村、网点众多的优势，不断拓展涉农业务，在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零售业务的同时，逐步探索向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批发贷款和开展银团贷款等模式加大支农力度。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逐步深入农村地区提供服务

2006年，“进一步放宽农村地区市场准入”相关政策出台以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于2007年正式开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进一步改善了“三农”和小企业金融服务，填补了部分地区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截至2010年11月，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425家，其中开业319家。

2008年以来，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小额贷款公司在引导民营资本“支农支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0年11月末，各地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达到2451家，贷款余额1741.6亿元。

三、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断推进

针对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差异大，抵押担保物缺乏等特点，2008年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银发〔2008〕295号），在中部六省、东北三省开展农村金融创新试点工作。2010年7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198号），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随着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推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村微型金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得到扩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不断推进，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

四、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农村金融基础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

（一）推进农村支付系统建设，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便利

人民银行始终将解决农村金融机构“支付结算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成立全国性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督促和指导农村信用社电子化建设等方式，不断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清算服务。截至2010年9月底，全国共有27529家农村信用社、1231家农村合作银行、1066家农村商业银行、211家村镇银行接入人民银行支付系统。

2009年，人民银行印发《关于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的指导意见》（银发〔2009〕224号），根据农村地区实际情况推广示范县的经验做法，全面开展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改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全国各地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提高农民对非现金支付的认知；因地制宜，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推广普及，大力推广银行卡、转账电话、网上银行支付等其他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因势利导，加强农村地区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与管理。

（二）开展农民工银行卡服务，方便农民工异地存储汇兑

为解决农民工携带现金回乡的安全和便利问题，2005年12月，人民银行在贵州省率先开展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试点，农民工在打工地利用银行卡存入现金后，可以在家乡就近的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实现跨行柜台取现，并可享受比较优惠的费率。截至2009年末，贵州、湖南等23个省（区、市）辖内5.2万个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全国31个省（区、市）辖内1.5万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业网点开通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受理业务。2009年，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实现交易221.02亿元，同比增长1.77倍。

（三）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近年来，人民银行从信用信息服务入手，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改善农村信用环境。通过组建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全国1300多万户企业和近6亿自然人建立信用档案，逐步扩大征信系统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同时，为配合并推动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在农村地区持续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截至2010年6月末，全国大部分县（市、区）开展了农户信用档案建设，建立了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共为

1.1亿多个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评定了7600万个信用农户，7000多万个农户获得了支持。

五、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多项措施支持涉农金融机构支农工作开展

（一）有效发挥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继续对农村信用社执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

为保证农村地区信贷资金充足，在当前紧缩流动性的前提下，对农村信用社仍执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共上调6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中对农村信用社等中小法人金融机构，仅上调3次。目前，农村信用社执行比大型商业银行低6个百分点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其中，涉农贷款比例较高、资产规模较小的农村信用社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大型商业银行低7个百分点。据估算，截至2010年9月末因优惠存款准备金率而留存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约4608亿元。同时，村镇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照当地农村信用社执行。

（二）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引导扩大涉农信贷投放

近年来，按照向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倾斜的原则，人民银行加强了对支农再贷款额度的地区间调剂。同时，将村镇银行纳入支农再贷款支持范围。2010年春耕旺季，对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调增支农再贷款额度100亿元。调增后，以上地区支农再贷款额度所占全国的比例达到93%。支农再贷款对引导扩大涉农信贷投放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0年9月末，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支农再贷款余额为691亿元。

（三）对涉农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适时发挥再贴现促进结构调整和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

近年来，人民银行通过票据选择明确再贴现支持的重点，对涉农票据和中小企业签发、持有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进一步加大金融支农力度。今年以来，累计对办理再贴现的涉农票据、中小企业票据占比较高的地区调增再贴现限额410亿元。2010年9月末，再贴现总量中涉农票据占19%，中小企业签发、持有的票据占63%，较好发挥了引导信贷投向、支持扩大“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

（四）研究制定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在当地发放贷款的具体考核办法 为促进县域信贷资金投入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2010年9月，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印发《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试行）》（银发〔2010〕262号），正式建立考核机制，明确了考核程序、考核条件和激励政策，并确定按照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力度的大小进行系统评价和分类扶持。从2011年开始，在中西部地区全部县域和东部地

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试点实施。这不仅鼓励加大农村资金投入，也为现有优惠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客观标准。

（五）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政策措施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3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社会保障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F303．1 文献标识码：A

On Constructing Rural Insurance System With Effective Public Products Supply

in Building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CHENG Lan-jie HOU Peng-ju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Hebei University;2.School of Humanities,Hebei University,Baoding,China)

Abstract:Social insurane system is the fundation for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product supply.Many factors constitute this system such as law gurantee mechenism,policy protection and orientation,social management,social organicational form and administretive intervening,financial support and adjustment,social evaluation,etc.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发展除了意识观念上加以重视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是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社会基础保障。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机制应包括法律保障与法律机制、政策保障与政策导向机制、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形式与行政干预机制、经费保障与经费调控机制以及社会评价机制。

一、法律保障与法律机制

法律与政策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两大基本手段。这两大基本手段主要为全局性宏观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依据。因此各项社会事业的生存与发展便由此也获得了在现代社会管理环境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由于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运行机制仍存在“党政经”高度一体化、以行政支配为主导的弊端，突出表现在一些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乡镇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未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同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缺乏有效的执法检查机制也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1]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作为公益性的事业，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来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为此，必须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立法的研究与建设。如德国的国家宪法即《基本法》对政府事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原则是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统一进行处理的事务由联邦负责，其他事务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根据任务的性质和特点，确立一些事务由两级以上的政府共同承担。而我国则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基础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各项基本制度，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制约制度。二是还要加快部门预算的法律制度建设，现行《预算法》部分内容己不适应部门预算的要求，应加以修订。^[2]三是对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中的义务、责任和权力作出明确规定。只有明确法律，执行起来才有权威性与强制性，其权威是国家的权威，其强制是法律的强制。这彻底克服了“人治”带来的危害，只有违反者受到应有的制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社会主以新农村建设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二、政策保障与政策导向机制

国家政策作为现代国家进行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宏观组织管理手段之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事业提供必要的社会管理手段和社会保障手段。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发挥国家政策的基本职能，推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政策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保障，同时也是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策依据。由于政策所固有的保障功能和导向功能，因此，特定国家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政策体系构成了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策保障与政策导向机制。如果没有连续、科学和稳定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政策，有关部门及业务工作就会自行其是、造成混乱。因此，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与政策保障与政策导向机制的建设与发展联系密切，不可分割。

政府是公共政策供给的最重要主体之一，必须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政策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1）转变发展观念，转变政府职能，必须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确的政绩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性，转变发展观念。(2)加大农村政策支持力度。要进一步完善支农投入政策，加大扶贫政策的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把各种支农资金的使用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结合起来。^[3]

运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政策体系的政策保障与政策导向机制，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确定全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建设方针；二是调节各级政府间关系，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供给；三是协调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内外环境，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四是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组织管理活动提供具有导向性、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三、社会管理体制与行政干预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需要优化我国社会的管理环境。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建设要求对社会管理环境的优化，其实质是推进我国社会管理的现代化。

具有信息时代高度的现代社会管理一般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化水平。社会结构的整体化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客观前提，这一前提是通过人际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信息联系机制实现的。其次是社会管理的政策化、法制化水平。国家政策和国家立法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两大基本手段。一方面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公开的、以消除一切社会歧视为指向的公正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在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建立一个旨在体现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利益平衡机制。最后是社会管理方式的公益化和服务化水平。公益化和服务化是现代社会管理实现其人本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形态，也是对国家和政府，作为社会管理，首先是公共管理主体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要求。现代社会的人本管理，是国家和政府这一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通过公益性的社会服务和对国家政策和国家立法的有效运用，对社会各方面的行为和利益加以协调，从而使社会系统的整体化不断强化、不断发展，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不断充分，不断统一的过程。上述三个方面分别是对现代社会管理对管理客体、管理手段和管理主体的要求。三者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系统。

针对以上现代社会管理特征和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在管理方面的社会因素，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社会管理环境的优化应考虑以下措施：

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管理体制，组建具有国家权威能够统筹全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整体工作的领导机构，以扭转目前在管理上整体性差、条块分割的分散局面。为此，有必要适时展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使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与社会协调发展在实践中取得与和谐社会建设相同的战略地位，成为国家的核心工作。以下各级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及其具体职能，也要根据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实际需要而定，力求彻底清除旧体制束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种弊端。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建设的行政干预机制是指对这一事业进行社会管理的行政手段。行政干预机制的运行过程就是行政组织依据行政管理权限，运用法规、制度、计划、命令、指示以及其它手段，按照行政系统，分层次地部署、指挥、监督、检查所属部门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关的各项工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管理的行政干预机制的权威性，绝不是个人专断、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反映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客观规律。正确地、科学地运用行政管理手段，才能起到指导、控制、协调各部门、各单位的活动，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目标的作用。

四、经费保障与经费调控机制

经费保障与经费调控机制是指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进行管理和调控的经济手段。

经费是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经济基础和根本保障，经费是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与此相应，经费保障与经费调控机制便成为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机制之一。在地方政府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政府要么少提供公共产品，要么将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转嫁给农民承担。^[4]国内外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成功范例及其实践经验均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广阔，人口众多，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需要大量稳定的经费支持。正因如此，必须集全社会之力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果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是不可能的。所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是政府的事业，更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因此，仅仅通过国家来独立完成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需要国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予以关注和支持。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存在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说明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所面临的经费问题绝非仅仅是经费的多与少的量的问题，而是我国这一事业的经费保障与调控机制不健全、具有严重缺陷的问题。正是这一机制的缺陷，导致了上述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必须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费保障与调控机制加以重新审视，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科学的研究，探讨并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相适应的经费保障与调控机制。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不算富裕，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发展一时还不可能投人太多，解决经费来源的办法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1)在总事业经费投人改变不大的情况下，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比例。(2)按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状况，规定不同的比例，从地方税收中扣除。这些均可在法律或地方法规中加以体现，以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经费的来源。

五、社会评价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社会评价机制，应该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的功能是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本身的状态予以评价，看其是否适应当前国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否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历程。就这方面的评价而言，其实质是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运行机制和运行状态的检验。另一方面功能是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保障机制及其运行状态的检验。通过科学的评价，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之所在，是运行机制本身还是保障机制方面存在问题。

关于这一机制的建立，可考虑从国家评价、政府评价和社会评价三个方面进行。

国家评价是指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国家立法机构所组建的职能部门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状态所进行的评价。这一评价主要是以国家所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为依据，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言，就是以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的中长期目标为依据，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适应情况和促进作用作出科学客观的评价。

政府评价是指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的行政管理机构所组建的职能部门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状态所进行的评价。这一评价主要是以政府所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为依据，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言，就是以各级政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期目标为依据，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这一建设的适应情况和促进作用作出科学客观的评价。

社会评价是指通过社会团体和相关的学术机构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状态所进行的评价。这种评价应以各级社会科学院、大专院校的有关研究机构和相关的学会、协会为评价主体。这一评价主要是以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对应关系为依据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实践作出评价。

尽管上述三种评价各有其各自不同的具体特点、职能和功用，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社会评价为国家评价和政府评价提供了共同的科学基础。而国家评价和政府评价则从国家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期目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两方面构成了统一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态的评价体系。正是通过三者的内在联系，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评价机制。这一评价机制则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社会保障机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法律保障与法律机制、政策保障与政策导向机制、社会管理体制与行政干预机制、经费保障与经费调控机制以及社会评价机制分别从现代社会的宏观管理、微观组织、经费保障和社会评价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保障机制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供了有力的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刘金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7）.

[2] 张小舟.论财政法视野下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C].硕士论文，2006.

[3] 张光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

[4] 陈兰杰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障碍因素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5）.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4

1 政策依据

1.1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农村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视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农业大国来说,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当下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在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提到, 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显示出发展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并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发展指明方向。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继续将一号文件聚焦三农, 在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 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从中能看出, 各类社会组织在参与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自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点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从而为社会组织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组织立法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重要举措。我国当前的社会组织仍处在发展初期, 对政府的依附性明显, 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革及相关立法等工作, 促进其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发挥作用。

1.2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首次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相联系, 显示出国家治理与现代化之间有密切关联,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 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内容涵盖广, 包括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各个方面的治理。在社会治理方面,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由此看来, 社会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的发展既处在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同样也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 经济社会各领域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 这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这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而其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要做减法, 转变政府的职能, 由强调管制到注重服务;社会要做加法, 其中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 推动小政府大社会格局向小政府大社会格局转变, 即要推动形成“三部门”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 政府为第一部门, 市场为第二部门, 社会组织为第三部门, 共同构成治理的多元主体。

2 理论依据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合作与政治自治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合作理论多有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克思曾指出农民“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 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而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会阻碍农村生产力的进步, 从而阐明了实现农民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继而又阐述了实现农民合作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形式等思想内容, 列宁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农民合作社问题。农民合作社是实现农民合作的基本组织载体, “列宁关于发展农民合作社的理论, 实质上就是促进农民合作的理论”。提出发展合作社要和商品生产联系起来、国家应对合作社发展予以支持等重要理论观点。列宁十分重视农民文化教育在发展合作社中的作用, “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 就其经济目的来说, 就是合作化”。马克思主义的农民合作理论为我国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述当中多有论述有关政治自治的思想。社会组织作为实体化存在的组织形态, 其运行在政治哲学中被称为“政治自治”。马克思的政治自治思想以“自治的本体论”基础, 即从实践的具体的人出发, 将异化理论作为逻辑起点, 认为要通过自治来消除这种异化, 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治的实现, 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在实质上意味着劳动者本人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同时, 马克思也将政治自治与国家机器相联系, 并认为政治自治是国家机器的替代品, 理应“建立生产者的自治政府”。这意味着当今政府应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 要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方面的优势。基于以上, 马克思政治自治思想正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2.2 不同理论视角下对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分析论证

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 分别是经济学理论视角、政治学理论视角和社会学理论视角。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 主要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入手。市场失灵指因公共物品的“搭便车”问题以及信息的不对称, 加上外部性和市场势力的存在, 出现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而政府也不是万能的, 在力图纠正市场失灵过程中, 却因市场信息不全或公共政策失败, 出现干预过度或不足等问题, 社会组织具有自主性、多样性、灵活性、参与性、低成本等特性, 可以在“双重失灵”领域中发挥作用。

从政治学理论视角来看, 主要从治理理论着手。“治理”区别于“统治”、“控制”和“管理”, 强调公共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 认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都应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治理理论认同的治理方式是社会性治理方式”, “要依靠数目众多的社会组织将分散的公众组织起来”, 也就是要在“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在治理理论框架下, 社会组织的地位和身份将被高度重视, 已成为政府的协同参与者, 治理理论为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指导。

从社会学理论视角来看, 主要从社会资本理论着手。布迪厄首先把“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指出社会资本是可以为个体利用并能实现个体目标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随后, 科尔曼又从功能角度对社会资本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帕特南从政治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综合三人的观点,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组织的理想定位在于, “基于信任、合作、互惠而自主、有效地开展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活动”。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的产物, 人们之间会彼此信任与相互合作, 与市场规律和政府机制相比, 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将更为有利。社会资本理论为社会组织成员个体的思维方式以及成员之间的行为方式提供了范式和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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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孙迪亮.新农村建设历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4]徐增阳.论马克思的自治思想[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9 (6) .

[5]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6]董小燕.公共领域与城市社区自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5

全力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市工商局

近几年来，我局坚持把实施商标大战略作为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切入点，明确发展重点，优化发展环境，强化发展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截止到目前，全市共拥有各类涉农商标 件，其中山东省著名商标 件，国家驰名商标 件，“西罗家铁把瓜”、“官地洼西瓜”去年又成功的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一、大力培育涉农商标主体，夯实商标兴农战略基础 **市地处胶东半岛腹地，是全国有名的黄金之都、粉丝之乡，既是一个工业大市，又是一个农业大市，一方面经济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还没有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得到具体的实惠。对此，我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实施商标大战略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以打造地域品牌为中心，实施涉农企业产品品牌和农村特色产业共同打造、双线推进的工作思路，突出商标品牌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力争在较短的时间,让企业和农民得到实惠,增强致富信心。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我们将涉农 商标主体的培育当做一项首要任务，采取一系列办法和措施，下大力气培育发展农村经纪人、专业合作社（组织）和涉农企业。

一是搭建产业平台，大力培育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思路，协调乡镇党委、政府及农业、科技、供销等部门，对我市优势产业、市场、服务需求等进行了分类排队，利用“龙口粉丝”“阜山富硒红富士苹果”、“和盛牌黄金梨”、“官地洼西瓜”、“半壁店蔬菜”、“臧家草莓”、“西罗家铁把瓜”、“磁口苗圃花卉”、“马连沟蛋鸡养殖”等一批远近闻名的优势农副产品，先后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户，培育发展注册商标 件。

二是搭建管理平台，大力培育发展各类农村经纪人。打破了传统的行业界定范围，深入挖掘经纪能人，以工商所辖区为单位，成立经纪人协会，把周边的各类经纪人组织起来，经常组织会员集中培训，外出参观学习，不断提高经营技能。同时，打破了传统的条块分割、属地管理的模式，按照产业进行管理，建立起一个产业、一批经纪人、一套管理办法的新机制。截止到目前，全市共培育发展经纪人1371户，其中专业经纪人629户，拥有注册商标 件，年经纪业务量20亿元。

三是搭建品牌平台，大力培育发展各类涉农龙头企业。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重点对果品贮藏加工、粉丝加工、肉 类制品、蔬菜加工出口等具备一定基础的企业和基地进行扶持，发展壮大了一批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及发展前景好的龙头企业，形成了大中小型龙头企业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到2010年底，我市有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217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龙头企业5家，烟台市百强龙头企业21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80家，拥有注册商标 件。全市年农产品加工能力达105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02.５亿元。

二、积极开展行政指导工作，引导扩大涉农商标总量 商标品牌是农产品走进市场的必由之路。在服务“三农”工作中，我们把商标品牌当作实现农民分散经营与市场的有效对接的有效手段，积极推行实施行政指导，各类涉农企业、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商标注册。

（一）加强宣传引导，提高涉农企业（组织）的商标意识。每年向涉农企业和组织发放一封商标兴农《公开信》，充分利用电视、《今日**》、“3.15”纪念活动、巡回宣传车等媒体，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和生动活泼的实例，向农民和涉农企业宣传《商标法》，介绍外地农副产品走品牌发展之路的成功经验；每年组织举办3—5期涉农企业（组织）商标专题培训班。同时，广泛开展“商标注册上山下乡”活动，主动深入农村、田间地头，广泛宣传商标法律法规及商标知识，支持鼓励更多的农民走出家庭经营的小天地，登上市场 3 经济的大舞台。

（二）搞好指导帮扶，引导涉农企业搞好商标注册。编印了《农产品商标及地理标志申请注册指南》宣传册4000册，免费发放到涉农企业和组织手中；专门成立了商标争创帮扶小组，制定了注册帮扶制度，推行专人帮扶和限时办结制，全程陪同服务，重要的涉农商标注册，由局长亲自挂帅。2010年在“官地洼西瓜”地理标志商标注册过程中，我局主要领导带领“瓜菜协会”负责人先后3次去省、2次进京，进行沟通协调，最后顺利地进行了注册，实现了我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突破。

（三）进行立项培育，健全完善涉农商标培育发展储备库。成立了专门的商标申报策划班子，负责对市场上的商标注册及运作情况进行调研，分类建立起《商标战略档案名录》。在此基础上，按照“培育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原则，充分发挥基层工商所的主力军作用，每个工商所每年至少引导、帮助辖区内一个农产品申请注册商标；每年在辖区范围内确定至少一个已注册的农副产品商标，扶持其成为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商标，对有特点、市场影响力大的农产品作为重点培育对象，进行针对性帮扶式注册。“西罗家铁把瓜”是山东**著名特产，是以**市阜山镇西罗家地名命名的，种植区域以阜山镇西罗家、闫家、宁家13个村为主,一直辐射周围大秦家镇、齐山镇、毕郭镇、夏甸镇等地，种植 面积1.5万余亩。由于特殊的地理小气候，使西罗家铁把瓜形成了独特的品质。为此，在调查培育后，我们把“西罗家铁把瓜”地理标志商标确立为涉农商标重点争创项目，进行详细立项规划，纳入了注册商标争创程序，2010年顺利获得国家工商总局的认定注册。

三、加大知名商标培育力度，提升农村经济运行质量 我们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引导涉农企业（组织）走品牌发展之路，“扶优创牌”上，着重指导农村经济组织和涉农企业运用商标战略，创建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利用品牌效应开拓占领市场。

一是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在涉农商标成功注册后，及时协助涉农企业举办产品推介展览会，积极邀请国内外多家涉农企业前来参加，让他们了解产品、认可产品，从而扩大品牌的知名度。烟台市联蕾食品有限公司的“联蕾”商标获得省局著名商标认定后，一方面通过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另一方面紧紧抓住一些经济论坛、“黄金节”等在**举办大型活动的机会，组织召开“品牌推介会”，向前来参加论坛的代表和游客积极推介的各类涉农产品，介绍产品的发展规划和前景，使“联蕾”农产品商标的知名度进一步得以提升，产品供不应求。到2010年，公司发展订单农户760户，种植基地10000亩，产品从单一的水果罐头，发展到大果脯、有机玉米加工等十余个品种，签单农户平均增 收1600余元，为这个优良品牌升级创优打下了基础。

二是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品牌的内在质量。在农产品拥有了统一的注册商标后，帮助各行业协会积极推行产品质量“零缺陷”管理模式，要求每个加工企业都要做到“四个统一”：统一外观设计，统一加工工艺，统一质量控制体系，统一外销价格。“丝宝宝”获得国家驰名商标以后，着力强化“质量兴企、品牌兴企”观念，以龙口粉丝、红薯粉丝、南北干货作为品牌建设的重点，大力进行企业技术升级，粉丝生产过程中烫豆、粉碎、磨浆、漏粉、冷冻工序所用设备及烘干成型生产线、即食生产线等全部实行标准化管理，企业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8.5亿元，利税9290万元，粉丝年产量4万多吨。被授予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国家企业食品安全信用A级单位，全国食品优秀龙头企业等荣誉称号，各项经济指标均为同行业首位。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6

近几年来，在中关村软件行业党委指导下，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为企业与高校毕业生对接、企业深入扎进新农村，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为学生解决了就业问题、为企业培养人才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同时，也凝聚了中关村的科技力量，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企业与毕业生结对子

据调查统计，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60万人，较2010年增加了4.8%。众多学子在踏出校门前，就已经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现实压力，心头就笼上一层就业阴影。

为缓解企业招人难和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海淀区社会办和中关村软件行业党委的指导下，党员们提出“一对一就业帮扶”的理念。具体帮扶工作包括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组织实习见习和培训、对困难家庭毕业生给予就业援助等，直到帮助学生就业为止。

中关村软件行业党委副书记、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秘书长张国庆对记者谈到，“2009年，是大学生就业最难的一年。为帮助国家缓解就业压力，中关村软件行业党委联合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创办了以帮扶大学生就业为目的的就业希望工程。”

迄今为止，这一帮扶工程已走过三个春秋。

2011年3月6日，由中关村软件行业党委、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发起的“2011年度就业希望工程项目”正式启动。一年来，帮扶项目进展顺利，在就业希望工程基地学院、基地企业行业导师建设、贫困大学生信用就业培养方面均取得很大进展，尤其在行业导师与贫困大学生建立一对一帮扶对子，指导贫困大学生实习、就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强化就业服务，鼓励中关村软件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一直是就业希望工程的工作宗旨。工程广泛征聘并认证了东软集团、用友软件、爱国者、慧点科技等中关村软件企业的行业导师401名，行业导师的担任者包括企业老总、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和项目经理等。收到企业针对贫困大学生定制的实习生订单102份，实习生招聘范围涉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等40所北京高校。截止目前，就业希望工程共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688个，涵盖软件开发、测试、实施、网站维护、网站编辑、技术支持等多类型岗位。

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诸多原因中，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相对滞后的就业制度建设。大学生毕业后，由于缺少有效的机构，去指导、协调和服务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衔接，导致对人才的需求信息无法顺利传达给大学生。

张国庆指出：“与其它地区开展的就业帮扶项目不同，就业希望工程，首先要保证企业能够招到人，还要让学生到企业就业。如果不就业，这件事情就不算完。”就业希望工程计划每年帮扶400名大学生，同时对参与此项目的企业进行遴选，确定其有能力并有意愿帮扶大学生解决就业难题。

为预防腐败风险, 促进廉洁从业，避免利用职权不当得利；预防内盗风险, 保护知识产权，避免离职带走单位资源；预防断离风险, 促进稳定从业，避免离职中断业务损失；预防内训风险，促进诚信从业，避免单位白白内训投入，中关村软件行业党委指导软件协会研发出了“可信中关村系列人才信用产品”，核心是《人才信用证》，包括《可信人才》、《可信实习生》和《可信先锋》，此举旨在规范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和服务，促进员工和企业互爱共赢、互助合作、互促互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中关村软件行业党委对可信人才的呼吁，得到了中关村园区领导的认可。“人才信用”已被列入《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条例》，其中第40条明确规定“鼓励协会等社会组织在示范区开展人才信用评价和管理，建立人才信用记录，推广使用人才信用报告等信用产品”。

经过行业党委及协会认证的学院拥有中关村可信简历库认证权，可将在校求职优秀贫困大学生的可信简历上传至可信简历库，经过协会认证的可信用人单位可通过网络平台直接查阅相应岗位求职学生简历，以最快捷的方式，解决就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拓宽贫困大学生就业途经。

“当然，选择帮扶学生的标准有一个重要前提，他必须有意愿留在中关村，或者至少未来有意向在北京的软件企业里就业。”

中关村牵手新农村

近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向全社会发布。文件强调，国家未来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

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通过信息服务实现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紧迫任务。

张国庆谈到，“因为信息不对称，市场供求的偏差导致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导致农民虽然增产却不增收。去年年底，农民土豆产量增加导致商品滞销的报道屡见报端。由于农村生产周期长，农民往往根据去年卖的情况，决定今年大规模种植什么品种，这就导致信息偏差往往要耽误一年的时间。这对本来收入较低的农民来说，关系着一家人的生计问题。”

早在2007年，中关村就牵手新农村，用中关村先进的信息技术，为基层的新农村建设信息服务平台——“中国两村工程”。

“两村工程的核心目的是解决农村最后一公里的上网问题。随着农村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很多村已经具备了上网的条件，但是到了农户那里，上网能力并不高。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村至少有一个工作室、一台电脑，到了收获季节，村民们可以把他们的供求信息，提前发布出来。”

“中国两村工程”由红色中关村委员会、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等机构发起，在何恩培、于滨、田伟成等人的倡议和带领下，中关村软件行业的党员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让“三农”信息进入因特网，将农村资源和农民的需求向全国和世界发布，推动农村进入现代农业信息化的步伐，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每个村的村长就是这个村的信息源，负责收集并审核信息，再由本村专门的网络维护人员发布在网上。信息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要经过层层筛选，这样跨区域的有效信息就集中放在镇平台上，供县平台挑选。并以此类推，向上跨越六级平台，全国的供求信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看到。”

“我们把中关村企业里面的技术人员、企业家还有科技人员，下派到村里，担任科技副镇长、科技副村长或名誉村支书等职，负责企业和这个村子对接，义务为农村科技指导。”

在延庆四海镇，下派的18位名誉村支书，一方面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一方面还发起了结对子活动，每年组织活动，创造机会让城里孩子和农村孩子之间互相学习。有些企业在当地投资，与对接的农村成立了合作企业。到水果成熟的季节，企业会在网站发起采摘活动，让滞销的农产品重新变得畅销。

村民把自己、把自己的乡村引进网络世界，学会了上网推销村镇的农产品，上网盘活村镇的资源，上网为村镇招商引资，上网宣传村镇文化。同时，通过展现村、镇文化宣传的成果，打造了村、镇的新农村品牌。

“截至目前，网站给每个村带来的收益都有几十万左右，既促进了农民增收，又保持了农村产业链信息畅通。与网站有实质性对接的村子有600多个，分布在吉林、内蒙古、河北、湖北、北京等多个省市。”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7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相对于满足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它一方面包括农村交通、电网、农田水利设施、医疗卫生以及教育设施等硬性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还包括信息、技术服务、技能培训、公共秩序维护、制度安排等软性的公共物品。[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因此,通过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渠道,构建一套完整、系统、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对于推动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由于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以及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失衡状况,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体制建设,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是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而又进入了现代化中期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为解决农村“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我国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顺利建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协调发展的新农村,关系到我国能否真正全面实现现代化。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之间非对称的二元体制,导致了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实际需要,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深入发展,突出的反映在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方面严重不足,给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影响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二)有利于提高农村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水平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因为,农村的公共产品绝大部分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一旦由政府或其它主体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人们不得不自行提供,这就造成了部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降低了农民的消费需求,从而对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产生消极影响。另外,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存在着紧密的互补性。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会严重制约农民对某些私人产品的消费需求。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状况不足,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缺位会严重影响农村消费市场的深入拓展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提高农民收入,可以极大的开拓农村的消费市场,对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投资消费结构严重的不合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是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我国农村很多地区存在农业水利设施陈旧、交通闭塞、电价昂贵、校舍破旧、公共卫生条件落后、缺乏公共保障和公共服务缺位等状况,这种供给不足情况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农村教育类公共产品的落后和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水平的低下,造成农村科技人才的缺乏,影响科技兴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提供公共产品,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可为农村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提供一定的劳动力。

(四)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发展

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是有利于消除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一个重大方面。我国是农村地区面积大和农业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建国以来,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实行了城乡二元体制,制定了以满足最低公共产品需要为目标和重城市轻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致使农民对农村的社会治安、医疗卫生、道路交通、水利水电设施、教育和环保、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农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当他们的税费负担日益沉重而公共产品与服务却严重匮乏时,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水平与农民诉求间的差距日益增大。从而,引起了农民和基层政权间的矛盾和冲突,影响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政治稳定。

二、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

我国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现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尤其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实行取消农业税政策后,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失衡问题更加突出。具体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制的不健全,如医疗卫生体系不足、教育落后、农民缺乏社会保障、水电设施落后等各个层次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的状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单一的供给体制是农村公共产品危机的主要原因。

(一)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是政府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性供给机制,尤其是作为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乡镇政府。但乡镇政府的财政权和事权不对称,财权小而事权大。如农村的基础教育、计划生育、水电设施、道路交通等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主要由农村乡镇政府以及村承担和负责,由于农村基层乡镇政府财力有限,不能足额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匮乏,公共服务的缺位。

(二) 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错位

农村基层的乡镇政府以国家政权者的身份规划和组织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的建设,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由于乡镇政府存在职能错位的现象,不能有效地向农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从现行的乡镇政府职能运行来看,相当多的乡镇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搞迎合上级的“政绩工程”,致使作为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主体的地方基层政府把本应该用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收入大量投资到经济建设中去。并且由于农村乡镇政府财政的不足与危机,不仅使乡镇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大大削弱,也导致对公共服务职责的淡漠,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匮乏,农村公共资源配置低效。

(三) 缺乏激励农民参与公共产品投入的机制

家庭承包责任制逐步动摇了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去了经济基础。由于受限于单一性的供给体制,过于依赖政府的投入,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农民、私人、企业投入公共产品建设的机制。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农民的集体意识逐渐淡漠,个体优先观念深入人心。[2]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逐利心态使得在农村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农民争着干,但对于农村中的一些公共事务、公共设施却不愿意干。公共产品具有供给的连带性和不可能排除他人消费的特性,为搭便车的现象的广泛存在提供了可能。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造成了很多农民既想分享利益又不愿承担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而且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具有一定的利益外溢性,农民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关心、不愿意投资公共事业 。

(四)税费改革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由于我国农村实行公共产品供给的单一性体制,政府作为供给的主体。因此,在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政状况更加失衡,削弱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而且,在农村税费改革后针对农村公益事业采取的“一事一议”制并未能彻底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三、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对策与措施

面对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困境,应提升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能力与责任,加强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职能转型,在统筹城乡的基础上采取多元化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实施一体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供给体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一) 提升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能力与责任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公共权力的受托者,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能力强弱的重要衡量标准。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仍然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且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徘徊不前。“2000-2003年,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4.0%,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4%,低于3.4个百分点,而且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始终徘徊在7.12%-7.75%之间。”[3]所以,政府应当大力承担在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中的责任,继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

(二)加强农村基层政府管理职能的转换,提高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

针对农村基层政府管理职能的错位,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位及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现象,农村基层政府应积极进行角色和职能的定位,突出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的职能与意识。作为直接面向农村,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实现由行政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重点要明确农村基层政府的事权,实行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针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提高农村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改变农村基层政府无力顾及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现状。

(三)建立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所谓一体化是指实行城乡一致的供给机制;所谓多元化是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筹资渠道的多元化。[4]

一体化主要是解决二元供给机制的问题,为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公平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平台,使农村和城市一样得到相同的待遇,实行城乡统筹。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承担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责任,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财政投入,使农村与城市共享现代文明。在此基础上,改革单一性供给体制,积极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

由于农村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不足和政府供给效率的固有限制,使得单一的政府供给已不适应先进农村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应该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和性质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大致可以划分为政府供给主体、私人供给主体、第三部门供给主体三类。其中政府是供给主体。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责任。在此基础上,发挥私人供给主体和非政府组织供给主体的力量,形成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机制。

2.形成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机制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之所以出现供给短缺,一个重要原因是用来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当政府不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时,必然会影响到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应通过建构筹集资金渠道的多元化机制,解决供给短缺矛盾。筹集资金方式主要有政府的财政转移资金;私人、企业的资金;农村社区的集体资金;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等筹资渠道。政府财政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资金的主渠道,特别是在公共财政体制确立后,将为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在筹资方面提供制度保障。对那些可通过收费进行排他的公共物品可以由私人或企业出资提供,依靠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和有偿使用原则,通过市场向社会筹集。

3.推行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是指供给主体如何来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随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也必须是多元化的。主要分为直接供给和间接供给两种形式。直接供给方式是指政府作为供给主体直接提供某些农村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般来讲,采用直接供给方式的多是一些纯公共产品。间接供给方式也称民营化方式,是指政府可以将农村公共产品委托给私人提供。这主要是对于那些可以收费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采用的供给方式。另外还有政府补贴、企业、非政府组织及私人的供给方式。政府为了提供效率或弥补财力不足,可以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和帮助私人或企业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4.建立由农村内部社区需求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避免以往“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有其很多原因,急需采取有效的对策与措施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关键词：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参考文献

[1]刘建平,龚冬生.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多中心体制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06(7):70.

[2]孟志中.中国农民需要彻底的意识与观念更新[J].调查世界,2003(6):34.

[3]易承志,龙翠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J].新华文摘,2007(7):5.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8

关键词：公共财政,农村,社会救助

一、引言

社会救助与国家财政关系密切，社会救助可以理解为国家依靠财力对公民基本生存权的保障。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居民占全国人口的50%以上，农村社会救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已经成为保障农民生活、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社会整体消费需求的重要战略任务。

虽然近年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发展较快，但其覆盖面、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农村社会救助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社会救助作为民生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未能得以充分发挥。无论是从国家公共财政的责任范围、社会公平与正义角度出发，还是从贫困的形成原因或经济发展角度出发，依靠公共财政支持建立规范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势在必行。

二、公共财政与社会救助

公共财政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承担支出成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财政管理模式。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社会救助具有非排他性，但不具有非竞争性，因此社会救助是准公共产品。社会救助制度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在财政学意义上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参与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行为，属于财政分配范畴，是政府财政分配活动的重要内容。公共财政与社会救助关系紧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救助是公共财政服务的基本领域。公共财政的目标是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问题，即在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根本问题上，坚持以市场失灵为标准，凡市场机制能有效作用的，公共财政不应介入，凡市场机制不能有效作用的，公共财政应积极发挥其作用。而社会救助，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其供给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所必备的外部条件，即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的“失灵领域”。因此社会救助作为公共产品，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资金的筹集、使用还是监管，公共财政始终在社会救助领域居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公共财政为社会救助制度平稳运行提供物质保障。社会救助制度作为政府社会保障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政府财政是其重要的财力支撑。正是有了政府筹集的公共收入，才使得以“收入补充”为手段、以“反贫困”为宗旨的社会救助制度具备了物质基础。

第三，公共财政发展，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发展。社会救助制度处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是维系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重要制度安排。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步完善和成熟，社会救助制度也必然逐步完善和发展。首先，公共财政支出制度的完善，必然带来社会救助标准的合理提高。其次，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完善，必然带来社会救助可用财政实力的弹性增长。最后，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必然带来中央财政提高改善公共产品均等化的能力和地方财政提高社会救助支出的科学化和制度化水平。

三、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现状及问题分析

社会救助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和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通过财政或政策上的支持，提供保证所有居民取得基本的社会救助保障。社会救助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应该同样享有的社会公共服务。然而因为历史原因、自然原因以及制度原因，使得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明显落后于城市。考察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现状，对于完善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并最终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一）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状况

1.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现状。

我国自1994年开始农村最低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以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7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有涉农县（市、区）都出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普遍建立和实施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1号文件发出后，我国享有农村低保人数迅速增加，从2006年的1 593.1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5 388万人，补助标准和补助水平也逐年上升，农村人均每月最低生活补助标准从2007年的70元提高到2013年的195.2元，农村人均每月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水平从2007年的38.8元提高到2013年的116元。

然而全国各地的低保补助标准和水平并不平衡，2013年全国农村人均低保补助标准为2 343元/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除个别发达地区农村人均低保补助标准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多数地区的农村人均低保补助标准仍然处在平均水平以下，最高的北京、上海均在每年6 000元以上，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的河南、新疆、四川、贵州等地区农村人均低保补助标准均在1 900元以下（见下图）。

即使是各省市自治区内的各区县农村人均低保补助标准也不尽相同。以辽宁省为例，2013年全省各区县农村人均低保标准最高的前三个区县为大连市花园口经济区、保税区和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人均低保补助标准均在每年6 000元以上，而全省各区县中农村人均低保补助标准最低的几个区县，其补助标准仅为每年2 000元左右，可以看出全省农村低保人均最高补助标准与最低补助标准相差两倍。而从全国范围看，各区县农村人均低保补助标准更不均衡。另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的差距始终在一倍以上，并且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

2. 农村五保供养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对农村“三无”人员实行五保供养政策。1953年，《农村灾荒救济粮款发放使用办法》由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制定出台，我国就开始供养农村没有劳动能力、没有依靠的、孤老幼残等五保对象。从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和民政部发布的《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起，通过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五保供养的性质、对象、内容和形式等，并进一步加强了农村敬老院的建设，五保政策一直坚持至今。目前，我国对农村五保供养的内容具体包括：粮油、副食品和生活燃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住房、疾病治疗、生活照料、义务教育所需费用和丧葬事宜等。供养方式包括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

截至2013年底，我国农村共有五保对象537.2万人，2013年全国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五保供养资金172.3亿元，比上年增长18.9%。其中：农村五保集中供养183.5万人，集中供养年平均标准为4 685元/人，农村五保分散供养353.8万人，分散供养年平均标准为3 499元/人。自2006年开始，为了改善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条件，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了“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施建设霞光计划”，我国农村敬老院的数量从2006年起持续增加，床位数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随着床位的增长而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得到农村敬老院的收养，集中供养率由2005年的18%提高到31%。我国农村五保供养的资金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补助和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的农村五保供养，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

3. 农村医疗救助现状。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对患重大疾病农村特困居民实行现金救助的救济制度，包括农村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和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民政部门医疗救助是对因患重大疾病，无力承担高额医疗费用的贫困居民进行医疗救助，资助他们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对农村五保户、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予资金补助，帮助贫困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更多农村居民参合。

截至2012年，民政部门累计救助农村居民5 974.2万人次，其中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为4 490.4万人，人均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为57.5元；直接救助农村居民1 483.8万人次，人均支出为721.7元，全年农村医疗救助支出为132.9亿元，增长速度超过10%。

（二）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农村社会救助整体水平偏低。

第一，农村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不足。我国农村人口巨大，发展较为落后，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救助工作，但目前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贫困人口无法得到有效的社会救助。2010年以前，我国扶贫标准为1 274元，远远低于国际贫困线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过低的扶贫标准无疑将很多贫困人口挡在了救济政策之外。自2011年，我国将扶贫标准提高至2 300元后，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从2010年的2 688万人升至2011年的12 238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到2013年止，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下降至8 249万人，但与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数量5 388万人相比，仍有近三千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被纳入农村社会救助范围，尚未做到社会救济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全覆盖。

第二，农村社会救助的保障标准偏低。一方面，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总体水平偏低，无法满足现实需要，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中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实际生活困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尽管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从2007年的人均每月70元，提高到2013年人均每月195.2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9.8%，但是如果考虑物价因素，则增长幅度并不明显（2007～2013年期间农村居民年消费价格指数均在108以上）。这一补助标准也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以2013年为例，我国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人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年2 343元，而我国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每人每年6 625.5元，收支水平相差近两倍。另一方面，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存在五保内容难落实以及集中供养难等问题。截至2013年底，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村五保对象的应保尽保，其中集中供养率由2005年的18%提高到现在的34%。尽管集中供养率提高幅度较大，但与日益庞大的实际需求相比，农村五保供养仍然存在供养设施与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另外，供养标准低、工作力量薄弱等也是农村五保当前存在的无法跨越的难题之一。

2. 农村社会救助区域发展不平衡。

农村社会救助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例，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因区域不同，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中西部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普遍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2013年为例，位居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前五位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均位于东部发达地区，而位列全国后五位的河南、新疆、西藏、四川和贵州，除河南属中部外，其余都是中西部地区。另外，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定期救助水平同样因区域不同而有着较明显的差距。

3. 农村社会救助基层工作力量薄弱，操作不规范。

第一，农村社会救助基层工作力量薄弱。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发展相对落后，贫困人口众多，这造成了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面广量大、程序复杂，对低保对象进行收入核算、审批、年度复审和动态管理工作繁重，需要专门的机构和管理人员来组织实施。而我国目前大多数县（市、区）的民政局都没有从事低保工作的专职人员，基层低保工作往往是由乡镇民政助理员和村干部完成，缺乏专业性，加上农村基层工作设备缺乏、经费不足等等，都限制了农村低保工作的有效开展。

第二，农村社会救助具体业务操作不规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的甄别缺乏统一认同的标准，如何在众多的贫困人口中确定最需要救助的对象，是决定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工作有效实施的关键之一，也是工作具体操作中的难点。另一方面，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缺乏道德风险防范措施。社会救助是一项无偿援助，因而会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和诚信问题，要保证救助资金和物品能够真正补贴或援助那些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人群，就必须有相关的一些道德风险防范措施，以免因为诚信缺失而导致救助资金和物品没有有效地帮助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4. 农村社会救助项目单一、缺乏专项救助。

社会救助体系包括各项具体救助制度，但由于我国各项农村社会救助是在试点推行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整个救助体系不够完善，农村社会救助项目单一、缺乏专项救助制度等问题比较突出。又由于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所保障的重点是满足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需求和使他们摆脱贫困生活的能力，而在专项救助方面做得很不够。现实情况是我国农村贫困居民的贫困原因多种多样，如因病、因残、因子女教育等而陷入贫困的居民越来越多，因此相应的专项救助会更有效地解决贫困人口的困难局面。目前，虽然我国有部分地区开始试行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但因为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救助没有对准其致贫原因，导致收效甚微。

四、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问题的财政致因分析

（一）农村社会救济供给中公共财政责任的缺位

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在不断完善建设中，公共财政所承担的责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改善，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平稳运行提供了财政资金保障。但是，从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需求与供给的现状来看，我国政府公共财政在满足农村社会救助的需求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是造成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体现为：

第一，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救助保障范围不足。我国经济发展走“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路线，因此农业和农村发展远落后于工业和城市发展，仍有大量农村人口还没有摆脱贫困，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众多。然而如前所述，目前农村社会救助缺乏制度性、稳定性、供给十分不足，部分农村居民的社会救助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一些需要救助的农村居民并没有得到救助；而即便得到救助的农村居民救助力度也不足，无法达到帮助困难居民脱离困境的目的，这其中政府预算资金相对不足，财政支出结构的公共性不强才是根本原因。

第二，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不平衡。由于公共财政安排的社会救助的财政资金相对不足，加上社会救助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存在配置不对称，造成农村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总体不足，并且相对低于城市社会救助资金保障水平，这使得我国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出现“二元化”现象，结果是农村社会救助水平普遍低于城市社会救助水平。另外，各地区的农村社会救助标准也不平衡。主要是由于不同救助项目的资金保障程度也不同，以致各地社会救助的各项标准也有所不同。

（二）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公共财政投入不足

随着我国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逐年增加，我国农村救助范围不断拓展、救助标准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水平逐步提高。但是从需求的角度看，我国公共财政的投入还难以满足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不断扩展救助覆盖面、提高救助标准对资金的需求，农村社会救助中公共财政的相对投入还显得不够充分。具体体现为：一是农村社会救助标准与救助对象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存在巨大差距；二是农村社会救助在公共财政投入社会保障领域资金总额中份额偏低；三是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救助投入与经济总量和政府财力之间缺乏内在稳定的增长关系。

（三）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的公共财政体制缺陷

1. 政府间农村社会救助的财政负担划分不规范。

为落实政府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公共财政责任，我国采取了责任分解、分级负担的做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各级政府负担划分不规范、权责不明的问题。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地方政府各级财政之间分担原则、测算方法、分担比例缺乏法定和科学的比例设定，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推卸责任。

2. 农村社会救助的财政转移支付不规范。

从实践看，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财政转移支付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转移支付缺乏一套严格和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标准。一方面是中央财政没有做出合理和适量的财力转移，转移支付不全面、结构不合理，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非常需要中央财力的适当补助；另一方面是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过度重视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二，转移支付的流程环节较多，资金衔接不够通畅。救助金不能按时的情况时常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实际发放的资金与上级财政的补助资金不能同步进行、各级政府预算报送批准存在时差、拨付资金环节众多、普遍造成地方尤其是困难地区财政疲于调度和垫付。

五、公共财政支持农村社会救助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公共财政责任，保障救助资金供给

1. 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一方面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数倍于地方政府，相应的，在承担社会救助责任方面中央政府也理应成为整个国家财政供给的主体。另一方面从救助的责任主体看，政府责无旁贷地处在了社会救助的主导位置，必须将作为救助政策实施基础的救助资金带有法制和强制色彩地列入财政预算，对于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2. 增强基层财政综合实力。

一方面，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地区之间财力存在较严重的不平衡性，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地方财力的均衡，创造农村公共产品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条件。为确保农村社会救助在内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必要供给，农村基层政府财权和事权相对称就成了首要的前提，因此中央和省级政府要继续加大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强乡镇财政综合实力。乡镇财政是增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主体。要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主要依靠乡镇财政实力的增强。关键点是：一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二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扩大农村就业和增收空间，搞活农村经济；三要完善现行政策体制，适应农村发展需要，增强农业的“造血能力”即创税能力，实现乡镇财政收入不断增长。

3. 完善社会募捐机制。

目前，社会募捐机制主要包括社会慈善捐赠和福利彩票募集。一是持续发展慈善事业，创新募捐形式，增强募捐能力。加大协调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慈善工作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捐赠活动，开发多种慈善救助项目，增强救助能力。同时要变被动为主动，在接收社会捐赠的同时积极做好劝捐工作。二是提高善款使用透明度，使捐赠者捐得舒心，捐得放心。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突出效果、逐步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要规范使用善款，紧紧围绕困难群体的迫切需求，科学设立慈善救助项目，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实现慈善救助的最优化、最大化。三是福利彩票是募集社会救助资金的有效途径，要继续扩大发行，使其完善成为规范化、经常化和制度化的募集方式。

（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优化建设

第一，在准确界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合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之上，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筹措机制和管理机制。确定合理的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是有效发挥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救助作用的基础。确定保障对象既要达到保障贫困居民基本生活标准又不至于“养懒汉”的效果。而低保补偿标准的制度除了要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还应与城市低保标准有所衔接。

另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资金。目前，我国农村低保保障资金一般是由地方财政和乡镇、村民委员会及集体经济共同负担的。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税收入大量减少，导致农村社会最低保障资金的筹措遇到了困难。而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地区，地方财政薄弱，贫困人口众多，救济覆盖面广，所需资金量大，乡镇财政负担沉重，以致一些乡镇负担的保障金最终难以落实。因此，完全由地方财政来负责资金筹集，难以满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需求，中央财政应该加大投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筹措机制建设中，应该根据各地经济的发展情况，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并尽可能减少乡镇和县一级的负担，相应扩大市级、省级和中央一级的负担。在县级以上政府可以适时地建立调剂资金制度，并向经济落后、财力不足、救济对象众多的地方倾斜。还可以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会的办法和征收统一的社会保障税来筹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第二，完善农村五保制度。首先，合理选择农村五保供养方式。选择“五保户”供养方式的关键是地方政府的经济承受能力问题，各地应该根据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合理搭配供养资源，制定适合的集中供养比例。五保供养的公共服务、高标准和广覆盖无疑需要丰厚的财力支撑，所以各地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来慎重选择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的最优结合方式和资源配置，但不能忽略财政承受能力而盲目追求高水平的集中供养率。其次，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稳定的农村五保供养资金筹集渠道。五保供养制度作为一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责无旁贷地成为五保供养的管理主体和经费统筹主体。我国农村五保供养资金渠道主要由财政保障，即主要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中安排。另外，中央行政权力可适当下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行政自治。地方政府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情况和农民生活水平等现实情况征收必要的费用，用于特殊保障项目。最后，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把五保供养问题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多渠道筹资解决五保供养问题。

第三，完善对农村的专项救助制度。专项救助和基本生活救助是针对不同的贫困状况实施救助，彼此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要区别贫困者的不同致贫原因，以确定他们的不同需求。我国应该在发展农村生活救助的同时，使其他专项救助得以完善，特别是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不同于生活救助，以医疗救助为例，需要专业的医疗人员、医疗设备，需要专业化的救助队伍。因此，对于专项救助，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转移部分城市资源到农村，引导、动员各种资源加入专项救助中，以满足农村贫困居民摆脱贫苦状态的需求。

（三）激活社会力量，拓展农村社会救助渠道，建立多层次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基于我国国情，只依靠政府力量来解决贫困问题是不现实的，必须激活社会力量，拓展农村社会救助渠道，这样才能很好地缓解贫困难题。

第一，鼓励社会捐赠活动，促进其有序发展。捐赠活动是社会成员直接参与扶贫济困的常见形式，是募集社会救助资金的重要渠道。但由于一些捐助活动具有临时突击性和行政指令性的特点，容易引起捐助者的逆反心理，影响社会募捐的信誉，效果并不好。因此，要进一步规范社会捐助行为，真正将社会捐助活动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使之成为政府救济行为的有力补充。

第二，加强社会帮扶力度。采取政府组织，社会公众参与的模式帮扶贫困家庭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大力培育、发展社会救助性民间组织，也是广拓救助渠道的重要举措。要营造社会氛围，倡导爱心传递，举办各种类型的慈善会、福利会和基金会，号召和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关注和帮助社会救助事业中来，共同承担起救助贫困群体的社会责任。

（四）建设统筹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

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来源于我国宪法，即城乡居民法律地位平等。面临着同样的贫困形成原因和生活困境，无论是城乡贫困者，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与职业特征差异没有联系，这是由社会救助纯粹的单向资源传递所决定的。

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经济政策性差异形成了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而城乡差异的拉大，会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差异或歧视会强化城乡之间的对立，激化社会矛盾。因此，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是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会产生城乡融合的制度效应，从而起到促进城乡居民心理融合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艾广青,刘晓梅,田伟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界定方法探索[J].财政研究,2009(8).

马静,朱德云.关于我国农村社会救助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J].农业经济研究,2012(4).

陈少晖,李丽琴.财政压力视域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

孙东,史慧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型审计的探索与成效[J].审计月刊,2011(10).

邓大松,王增文.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探讨——以现存农村“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为视角[J].山东经济,2008(1).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9

地方高校主要是指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的省、市属高校或省市共建高校。从空间布局上, 这些高校大多处在地级市区域, 以工科院校、师范院校、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从人才培养上, 这些高校大多数是以培养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多科性院校, 少数是兼有研究生教育的综合性大学。这批高校凭借其处于地区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 向上接受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辐射, 向下直接延伸辐射到农村、基层, 在传播思想文化, 传授科学技术, 提高人口素质, 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 发挥着独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并具有独特优势。它是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基地, 是新农村工业技术改造和创新之源, 是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重要力量。

当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取得不少成绩,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在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带来严重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第二, 农村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投入不足, 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第三, 农产品加工能力低, 农村工业科技水平低, 阻碍了农村现代化建设。第四, 农村文化需求旺盛, 但是发展相对滞后。因此, 地方高校要凭借其独特优势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着眼点放在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科技创新支援、传播先进文化实现城乡文化融合等方面,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积极推进科教兴农战略, 构建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要建立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就必须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政府如何创造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条件, 二是高校内部如何深化体制改革。政府在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主要是要营造良好的环境, 政府要给高校相对宽松的政策支持。比如, 浙江省对就读省内大中院校农业种养专业的本省学生实行免交学杂费的做法, 就是一条支持高等学校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值得推广的政策。当然, 国外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的赠地运动曾经使美国的大部分州立大学参与到广阔的西部开发中, 并在服务当地经济、服务农村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许多美国大学 (比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州立大学) 仍把社会服务作为学校重要的职能。因此, 政府应为高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撑。比如, 赠地、土地免税、部分免交学费、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或直接拨款、在升格大学方面提供便利, 等等。就地方高校而言, 要改变传统的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 形成新型的产学研、农科教结合机制。

二、开放办学, 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人才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关键在于人才, 归根到底需要培养千千万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是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广阔天地, 高等学校具有人才、知识、技术优势, 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为此, 地方高校要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为服务“三农”培养、培训大批高素质专门人才和留得住、用得上、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实用人才, 以及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带头人。地方高校要承担起面向农村培养人才的重任, 不仅需要培养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农民, 还需要为农村乡镇企业输送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专业技能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人才。为此, 地方高校要做到如下几点:一是同地方职业学校联合。地方高校既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知识底蕴, 又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需要找到一些地方办学实体作依托, 而地方职业学校需要地方大学的“资源”优势。因此, 地方高校与职业学校联合, 既是优势互补, 也增强了地方高校的竞争力。例如, 苏州大学与地方职业学校联合建设的苏州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便收到了互助互利的效果。二是面向农村开展技术培训。农村有一大批没能上大学而又具有发家致富思想的农民, 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要着重培养他们的科技意识, 使他们能运用科学知识进行生产, 从而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 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是鼓励大学毕业生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例如, 江苏许多高校确立了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急需的、适销对路的应用型与技能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指导思想, 提出了“搞好定向, 面向基层, 面向当地和周边地区, 面向农村办学。”

三、发挥科研优势, 为农村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直接提供科技服务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科技创新有着强烈的需求。地方高等学校要坚持“顶天立地”的发展思路:一方面高度重视现代科学问题和前沿技术的研发, 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面向“三农”第一线, 特别是着力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造福农民群众。地方高校应发挥擅长应用研究、熟悉中小企业、科技开发能力强、研究测试手段先进的优势, 在整合好自己优势科研资源的基础上, 采取技术成果转让和推广应用、技术指导等方式, 推动乡镇企业, 尤其是传统工业企业、中小企业的改造和发展[1] 。为此, 可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地方高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服务。一是建立高校与地方的全面合作。例如, 浙江大学和湖州市开展全面合作, 建设了一个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 构筑了科技创新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平台, 实施了产业发展、村镇规划建设、基础设施、环境建设、公共服务、素质提升、社会保障、城乡综合改革“八大工程”。二是利用现有技术和设备建立科技示范项目。例如, 扬州大学与地方合作承担了农业综合开发“高邮国家高新科技示范项目”、“海门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项目”,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 依靠科技进步,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是实施“科技进村入户工程”。例如, 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省农业厅联合组织大学生实施“科技进村入户工程”, 开展了“双百千万”农业科技下乡活动。四是建立科技服务信息平台, 组建地方高校科技成果项目信息库, 使地方高校通过信息平台和信息库, 向农村广泛开展技术指导、成果转化推广、信息咨询传播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四、发挥地方高校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新功能, 促进城乡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 地方高校要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专业的优势, 做好相关的理论研究和舆论引导工作, 并利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文化[2] 。一是地方高校强化文化服务意识, 发挥自身优势, 促进城乡文化交融。要利用地方高校具备的文、史、哲、法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师资、图书资料的条件, 组织广大师生积极主动送文化下乡, 加强民主和法治的宣传教育, 加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宣传教育, 推广普及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社会文化知识, 做好相关业务知识的咨询服务工作, 帮助广大农民树立现代社会的经营理念、法制意识, 做新时代的新农民。二是地方高校要利用多种途径传播主流文化。要针对现阶段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多样化状态, 各种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人生追求、文化品位复杂纷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 充分发挥自身所拥有的人才优势和对各种文化鉴别能力, 利用多种渠道和途径 (如大众传媒, 各种座谈会、研讨会、论坛、专题讲座、专场报告, 各种培训班、社会实践、“三下乡”活动) , 把校园文化中的先进价值观念、文化品位、思想观念、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现代文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等传播、辐射到广大农民群众中去。三是引导农民自办文化节目,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例如, 利用传统节日和传统民间艺术节, 积极支持农民民间文化团体、文化户、文化大院、个体电影放映队、个人图书室等文化实体参与, 在活动中宣传先进文化。四是帮助农民开发文化产品,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农村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 这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其中农民既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力军, 也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消费主体。目前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比较薄弱, 地方高校可以凭借自身的人才和科技优势, 利用农村文化资源, 开发健康有益的农村文化产品。

参考文献

[1]吕良.区域性高校服务于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功能问题[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7 (12) :6-8.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10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依靠科技进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科技进步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 深入分析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科技的重大需求, 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1 科技进步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持续带动农村生产力的不断跃升, 加速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科技进步与生产发展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近年来, 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取得了重大进展, 粮食增产增效、优质农产品安全生产、农村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300多项先进适用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揭开了我国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的新篇章。

1.2 科学技术的支撑和科技进步的引导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对加强农村科技进步与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特别要求加大城市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农民的服务。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全面引进示范推广运用种植业、畜牧业、林产业、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生态环境、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农村清洁能源技术、农村信息化和农村社会发展等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农业, 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提高并加快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领域的发展。提高农民科技意识和素质, 引导农民“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树立农村新风, 引导他们从本色型农民向文明型农民转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才能达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的目标。

2 高等学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

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创新、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科学研究以及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 具有科技创新的人才、环境等优势, 正逐步成为中国科技的最大力量。高等学校不仅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而且有现存的科技成果。因此, 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 人才优势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还是人才, 无论是在管理、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各种类型的高级人才。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基地, 高校科技创新工作在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的同时, 也造就、凝聚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富有创新意识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学术带头人。这些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 正在国家科技工作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产生着重要影响。

2.2 科技优势

高等学校不仅拥有一批雄厚的科技力量, 还具备学科门类齐全、技术人才密集、实验设施先进等优势, 因而其科技成果技术含量高、易于推陈出新、竞争力较强。所以高等学校理所当然地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基地和新知识、新技术的辐射源, 成为产、学、研结合的中坚力量。从发达国家发展科技的历史来看, 许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突破都是依托高等学校产生的。许多新知识、新技术都源于高等学校, 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中, 高等学校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 高校不仅是人才和技术的强大源泉, 也是直接孵化产业、企业的强大基地。

3 采取的主要措施和设想

佳木斯大学是综合性大学, 学科门类齐全。地处祖国边陲, 三江腹地, 周围有13个农业市县, 和几十个国营农场, 有良好的地理位置。拥有的科研成果如:鞭杆黄芪栽培技术、抗寒耐旱榛子栽培繁育技术及园林基地建设、食用菌栽培技术、食用菌绿色消毒剂、苜蓿除草剂、苗期残膜起膜机、水稻插秧机、稻壳燃料的开发利用、粮食烘干设备等科研成果, 均适合新农村建设需要。

3.1 根据专业特点, 把新农村建设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通过实习基地, 把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 还可以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和实用型专业人才。开展技术服务及科技常下乡活动。定期组织科技人员讲课、开展科技咨询和科技服务, 帮助农民发展经济。把学校的一些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带到农村, “鞭杆黄芪栽培技术”“寒地人工栽培榛子园林基地建设”“食用菌栽培”等技术已在部分地区推广,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农民增收致富拓宽了道路。

3.2 充分利用高校教育优势, 协助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我校是继续教育基地, 每年都对基层中、小学教师进行在职短期培训, 在提高教师的师资水平方面, 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3 利用医学专业优势协助农村建立改进医疗条件, 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我校是全科医学人才培训中心, 长期为基层培训卫生人员, 已经与农垦总局红兴隆分局、建三江分局、大兴安岭行署卫生局等签定了培训合同。附属医院与基层卫生院长期保持联系, 常年有医务人员巡回医疗在基层, 还经常组织医生及医学生到农村开展义诊活动。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受资源、环境、市场等多方面的制约, 任重而道远。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 高等学校可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起到生力军作用, 充分发挥自身科技优势, 依靠科技进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张瑞.科技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动力[J].创新科技, 2006 (7) .

[2]刘在洲, 汪发元.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地方高校的神圣使命[J].长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9 (6) .

[3]李学勇.发挥科技进步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作用[J].中国软科学, 2006 (7) .

[4]张都应, 刘珠梅, 张宏旗.发挥高等学校优势、加强原始创新、推动科技进步[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 2006.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11

一、创新农村档案建设管理机制

在农村档案建设管理阶段，衡水市桃城区在六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一是政策机制。档案，具有农村公共物品属性，需要政府扶持。衡水市桃城区的做法是：将农村档案管理写入“十二五”规划；每年至少一次列入区政府常务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专题；确定“财政补贴、三级负担”的资金供给方案等。上述机制和制度构成《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并以“红头文件”形式付诸实施。二是部门联动机制。区政府成立由政府牵头、多部门联动的领导小组并建立信息沟通、协调、督查、考核制度，成立由区级分管领导任组长，档案、组织、财政、民政、农工等13个涉农部门和乡、镇负责人为成员的新农村建设档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并逐步完善部门联动、齐抓共管机制，执行力得到保证，工作效率得到提高。三是“五六七”规程。在专业上，桃城区档案局在广泛调研、考察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和标准制定《农村档案规范管理技术规程》，其主要内容包括“五项安排、六项标准、七个文件”，简称“五六七”规程。“五项安排”规定行政领导与财力支持，“六项标准”规定专业技术规范；“七个文件”规定“政府主导、乡村统筹”实施路径。四是“乡村一体化”设计。农村事务管理“乡村一体”特征具有普遍性，农村档案建设的路径设计应充分考虑这一特点。衡水市桃城区新农村档案建设自始至终把乡镇平台建设均作为重点和起点，并在数年探索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地实际的思路，即：“欲善于村，首善于乡，乡镇统筹，建管并重”。2009-2010年他们选择郑家河沿镇及其种（chong，音：虫）高村试行一镇带一村的“1+1”试点；2011年在邓庄镇推动一镇带多村的“1+N”示范；2012年在赵圈镇建立“村档镇代管”模式试点并在全区全面实施；2013年选择重点乡镇试点建立“乡级档案管理服务中心”，使其体制设计与乡镇“七所八站”具同等地位，共同构成乡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探索。乡村一体化建设既为乡镇档案管理平台建设积累了经验，也成为区乡村三级档案管理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构成。五是“三要素”及其配置结构。在农村建档阶段，档案、档案设施设备和档案员可称为“三要素”，其中以档案员，即人的要素禀赋最高。在农村档案员选拔和培养上，衡水市桃城区《规程》规定，农村档案员选配需要具备“六有”条件，即有文化、有经验、有兴趣、有思想、有责任、有组织观念，并经过三轮梯次培训后持证上岗。在档案形成上，桃城区以“三级体系”为平台，提出“凡是法律不排斥者一律归档”的要求，调整“农村档案资源收集范围表”，将农村档案扩展分类为5类20项；综合多种收集方式汇聚农村档案资源，尽力做到“应收尽收”；对个人收藏史料和特别档案予以登记，与收藏者达成协议，产权不变，收归入馆。在档案设施设备建设上，贯彻“财政补贴、标准配置”方针，区级财政补贴农村集中建档阶段纸质装具和档案橱柜50%；乡镇财政补贴档案橱柜50%；村级辟置独立档案室、电脑等。六是档案管理模式。农村档案管理模式可不拘一格。桃城区主要推行三种模式：一是独立建档模式，有独立建档条件的村尽可能采用这一模式；二是“村档乡代管”模式，在档案规范初始阶段，桃城区将建档条件不完备村的档案集中到乡镇统一管理，乡镇独立设置“村档乡代管档案室”，由乡镇代行管理与服务，资源产权不变。三是“分区建档”模式，以管理成本与效率为参照，桃城区按毗邻、产业、特征等相关性，在意愿妥协情况下，实行村级档案就近集中定点管理，建立“区片综合档案室”。他们认为，三种模式的关系定位是：后两种模式是独立建档的过渡形式。同时，衡水市桃城区还探索提出农村档案管理“二级三维结构理论模型”和农村档案“五个缓建”约束机制。

二、机制创新为档案服务新农村建设增添了无限活力

衡水市桃城区新农村档案规范化管理，带来的是农村档案工作上的无限活力。在拓展和深化农村档案服务领域，贴近农民利用需求等方面，服务功能有明显提升。

服务乡村文化建设。在史志编纂方面，首部《桃城区志》正在编纂过程中，村级档案资料的收集、立卷接续和开放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史证资料，补充了大量珍贵史实材料。通过档案与史志资料结合，起到了相互促进、相互印证、共同丰富的效果，农村档案为区志编纂提供了12万字历史资料和116幅照片，提高了区志编纂效率和质量；桃城区《东明村志》编纂出版得益于新农村档案建设，一部村史记录下东明村30年发展历程，反映出中国城镇化缩影，见证了衡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东明村在此次农村档案规范化管理中，利用室藏文书档案2000余件、实物（照片）档案70余件翔实的史料编写出97万字的《东明村史》。在村史馆建设中，桃城区东明村2011年建成面积1500平方米的村史馆，展示了桃城历史文化，如十八酒坊、舞龙舞狮、东明抗战、解放战争遗史等；邓庄镇北苏闸村2007年建成面积1000平方米村史馆，藏录新中国成立前后70年长焦史料，成为市级青少年民族文化教育基地和“安乐秧歌”民族艺术发源考察基地。

降解民间矛盾。此轮新农村档案规范化“解锁”了大量尘封的历史积存资料，并在调解农村社会矛盾和分歧中起到了立竿见影作用。例如：在解决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外部矛盾中，桃城区胡堂村与镇供销合作社之间地界纠纷持续了15年，由于无法找到原始证据而难以解决，还一度激化矛盾，造成经济损失。2013年档案规范化管理中，终于使历史“死档”被活化，这一矛盾迎刃而解。在降解农村内部矛盾中，桃城区梁庄村调整土地时，因原始土地承包资料没有归档而无法提供证据，村民对承包地面积产生异议，导致村民与村委会矛盾长期未能解决，甚至影响到国家粮食直补政策落实和村民和谐，同样，此事件在2012年村档规范时被一夕消解，村民因此对农村档案管理赞誉有嘉。

促进基层干部廉洁自律。档案资料不仅记载了新农村建设过程，而且记载了发展动因和规律，档案规范化管理在更高程度上约束村务管理无序化、村干部决策随意化和村务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起到“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的作用，增强基层干群之间信任。桃城区实践调研证明：农村九成干部和七成群众支持建档。

助力产业经济发展。桃城区东明村“东明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物流业、蔬菜批发、建筑材料市场、劳动力就业市场于一体的大中型企业，村（企）综合档案室保管着城乡建设和村级企业发展历史档案千余件，包括《制度汇编》、员工培训《培训教材》等书籍，也包括企业形象、产业扩展、企业文化、《光辉历程》等资料。

争取国家支持政策。2013年3月，桃城区种高村通过国家级“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村验收，争取到国家政策资金30万元，节水档案资料的丰富、完整功不可没。用村民的话说：农村档案是我们的“传家宝”。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 篇12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 提出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和总体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农业在我国的基础性地位为基本背景, 肩负着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重任。总体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统筹城乡发展,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良性互动格局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涵盖了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生活等与“三农”相关的问题, 其实现不仅依赖于外源性资源与内源性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而且也是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作用的发挥过程。至2006年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 “三农”问题虽有所缓解, 农民收入增幅有所增加, 广大农村的各项公共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 单纯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农村建设仍受到了农民收入低、农业生产内在风险、农村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新农村建设速度难如人愿。目前, 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范围仍存在着分歧, 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上和相关经验的总结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属性是什么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这就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和发展进程。李全和等人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过程出发, 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到多个参与者, 而每个参与者都应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因此,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就包括了政府、农民和社会三种基本力量,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支持。[1]然而以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支持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并未引起重视, 致使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探讨缺乏共同对话的基础, 降低了理论研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的有效性决定于其目标的属性。笔者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 在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二十字”目标的多重公共属性的前提下,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进行了方向性的探讨。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公共属性阐释

公共产品是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2]公共物品的私人消费不会导致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 公共物品消费过程中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将会导致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的激励不足, 从而出现“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与集体行动困境”。[3]公共物品一定具有公共属性, 不同的公共属性意味着不同的成本、收益及不同的配比关系和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目前, 有关物品的分类已经从早期的纯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二分法发展到将物品分为私益物品、收费产品、公共池塘资源和公益物品四大类。[3]然而在制度经济学看来, 政府提供的有关公共的或集体利益的制度, 在实施过程中难以从技术上将没有购买任何公共或集体物品的个人排除在对其消费之外, 也是“公共物品”的另一种类型, 从而在外延上拓展了公共物品的研究范围。[4]理论工作者对物品的分类研究是基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追求, 不同属性的物品的有效率配置方式是不同的, 具有公共属性物品的政府提供相对于私人提供更有效率是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一项历史性战略决策。从微观层面上看, 某一具体村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会导致具体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其受益主体是具体、明确的。从宏观层面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将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社会的稳定和粮食供给的增加, 其结果将从微观的个体和社区范围外溢到宏观层面, 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其受益主体是全体公民, 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由此可见, 宏观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十字”目标具有公共属性, 这种公共属性隐含在建设的内容中, 是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结果为载体的, 但有别于具体的公共物品, 更多地体现在其结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上, 是拓展性的公共物品, 具有外溢性。如果将这种外溢性放在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其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那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的公共属性更为明显和更具层次性, 且具有不同的内涵。

“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 是其它目标实现的基础。一方面, 生产发展隐含了农业部门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 是以整个农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增加为现实表现。生产发展目标的实现是以我国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在现有的水平上的提高为基本前提条件的, 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结果是农业生产的抗自然灾害能力的增强, 农业生产内在风险的降低, 粮食的稳产、高产, 事关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目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规律。理论上, 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有利于农业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而消解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劳动效率的差距, 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而另一方面, 我国农业人口基数大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是漫长的, 存在着与发展经济学增长理论所不同的条件假设, 存在着转移的刚性约束条件, 那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实现转移后, 他们从生产者、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转变为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者后, 农业部门是否能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粮食供给保证, 因此, 从这一层面上分析, 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已经从农业部门的产品问题转化为一个社会性产品, 它的供给保证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具有了公共属性。如果粮食产量的增加与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 农业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一个收益范围明确的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 “生产发展”将会相应地增加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收入, 农业部门人员收入的增加不仅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而且将会产生新的市场需求, 形成新的对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需求和消费能力, 从而扩大工业部门产品和第三产业服务的消费市场, 农业生产发展的最终结果也将会外溢到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 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支撑, 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

“生活宽裕”是一个总体目标性指标和状态描述, 可以理解为农民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 它表现在农民的支付能力和支出结构上。如果将整个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不考虑地区和农村居民个体之间的差异, “生活宽裕”只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 二是如何降低农民的负担问题。虽然就上述两个问题可以提出许多解决方案, 理论上农民收入的增加与负担的降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须将农业生产内在的弱质性与具体的个人人力资本纳入到其分析框架内, 但从制度层面上看, 如何建立起一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 让农民能够均等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应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生活宽裕”目标应首先正视的问题。目前,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正在凸显, 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社会主旋律格格不入, 制约和阻碍着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理论上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 既需要整个国家经济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速度, 也需要从国家层面重新构建起一种良好的关系结构, 以保持社会的稳定。既有的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和制约, 如何启动国内市场, 尤其是农村市场, 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已经成为整个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农村市场的启动与农民的收入、支出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涉及到城乡关系的调整。表面上, 生活宽裕是一种结果状态, 然而, 其实现过程以及实现过程中相应的政策措施等带来的社会福利增加的受益主体却局限在个体层面的农民身上, 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而相应的社会负担会大幅度减少, 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农民对未来的预期上, 而生活宽裕的本质结果将会从具体个人层面上外溢到整个社会, 生活宽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安排的合理化、城乡要素流动的效率提高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其最终结果是城乡关系结构的良性发展。生活宽裕意味着城乡之间、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因劳动效率和收入差距而产生的对农村优质资源的吸附作用将会降低, 农村社会能够保持其既有的运行规律, 呈现出其自身的和谐景象, 使其成为宜居的生活场域, 从而减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涌入城市而导致的城市病, 为城市治理其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后患赢得时间层次的战略机会。由此可见, 生活宽裕的结果不仅反映在农村社区范畴内, 而且事关国家的经济转型、城乡关系结构的调整, 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尤其是合理的分配制度安排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效应是长期的, 具有公共性。

“乡风文明”主要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崇尚文明、科学, 社会风气健康向上,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逐步适应农民需求的一种文化形态。[5]文化来自于社会实践, 隐含着许多内在制度、习俗和习惯, 难以清晰阐述, 也难以孤立地传递给不属于该文化的人们。[6]乡风是以传统农业文化为基础, 是人们在长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乡村文化, 有别于城市文化, 乡风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其外在的表现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 内含于人们的劳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具有灿烂的农业文明, 中国的农业文明“无疑是最古老、最具影响力、也是最丰富多彩的”。[7]乡风是我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意义上的文化是由价值和完善的制度体系构成的, 具有相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 可以极大地降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风险和成本, 增大人们的可预期性行为, 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地域特色和基于农业生产而建立起来的乡村文化, 在整个农村社会的建构和良性运转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 受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原有的建立在互惠机制上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道德失范、价值体系瓦解、邻里关系紧张、家庭内部矛盾复杂化等与乡风文明大相径庭的显现, 落后文化在一定的区域范围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 [8]严重地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显然, 乡风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内容, 其实现过程意味着通过有意识的教育, 在广大的农村村民之间形成了具有高度一致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 以一致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为人们行为决策的背景知识, 将会大大地降低人们决策前的信息收集成本以及事后对违约行为的防范处罚成本, 两者可以理解为制度经济学的社会交易成本。一方面, 在一个具体的村落组织中, 较低的社会交易成本将会带来其总体的社会福利的增加, 其受益的主体具有公共性;另一方面, 如果将农村社会作为整个国家的一部分, 那么, 乡风文明就可以理解为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 乡风文明的建设结果不仅可以改善农村内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交易成本, 减少人们交往行为中的摩擦, 促进更深、更细的农村社会内部的分工, 而且可以改变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交易和分工环境, 降低城乡之间的交易成本, 因此, 乡风文明建设的公益属性是构建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 其带来的收益不仅局限在农村社会内部, 也涵盖了城市社区, 其外溢性兼具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 是一种混合性的公共产品。

“村容整洁”表现为村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服务设施齐全、生态环境良好、实现村庄布局优化、道路硬化、路灯亮化、饮水净化、庭院美化、环境绿化等人居环境方面。村容整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外显状态和有效载体。[9]从村容整洁的内涵分析, 不难看出, 村容整洁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着重点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变, 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管理民主的目标内容有着密切关系。村容整洁意味着农村“路难行、水难饮、环境脏乱差”的状况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一个具体村落的村容村貌的改善带来的收益涵盖了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效用。精神层面效用的受益范围是具体的, 收益主体范围清晰, 而物质层面的受益则兼具私益性和公共性。村容整洁意味着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其生态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会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农村环境的变化必然会提高其环境的承载能力, 且因环境的改善而带来的环境质量的提高不仅局限于农村社区, 而且也会覆盖城市。同时, 环境具有人的行为塑造功能, 以村容整洁为环境条件成长起来的农村居民, 其文明程度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而农村居民文明程度的提高带来的社会收益不仅局限于农民个体本身, 而且也涵盖了其用人单位和整个社会, 具有了间接的公共属性。村容整洁的公共属性, 其社区公共性更为明显。

“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 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10]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改革涉及面广, 牵一发而动全身, 既不能一蹴而就, 但也不能裹足不前, 采用何种改革方式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 形成一种新的增长, 是对存量的增加。[11]中央提出“管理民主”要求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农民参与村务管理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建立起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投资和利益诉求机制, 以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效率, 从而缩小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确保农民作为一个群体能够分享现代化的文明成果。[1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管理民主是村民自治的深化, 是一种典型的基层民主建设和社区民主建设, 它涉及到社区民主建设的价值理念、社区民主建设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内容, 其本身就是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它意味着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结构和内容的变化, 是国家向乡村社会让渡权力的过程, 在这一让渡过程中, 它涉及到国家将什么样的权力让渡给乡村社会, 以怎样的方式让渡, 乡村社会作为国家权力的承接方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条件, 现实是否具备承接能力和相应的组织架构, 如果能力不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建设与让渡权力相一致的运行保障机制等问题。[13]显然,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传统习俗都将形成不同的乡村民主管理模式, 而不同的问题客观上要求要不断地创新和实践, 建立起与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要求相一致的稳定政治体系, 这必然会产生许多基于不同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经验和教训, 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会给中国的民主建设, 特别是公民社会的管理积累经验, 具有经验的借鉴意义。[14]基于特定的农村社区的管理民主建设是整个国家基层民主建设和法制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在村落范围内的管理民主的乡村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天然的社会成本优势, 受实践范围的有限性约束, 其实践过程和影响程度是可控的, 其成功经验将会带给整个社会具有可推广性的实践案例, 受益主体是整个国家, 失败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不会带来社会的震荡。由此可见, 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外溢性体现在其对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贡献上, 它带给整个社会的收益是一种政治文明, 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

三、结论与建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式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对目标的经济社会属性的认识。站在城乡结构调整、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高度,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农村社会内部, 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具有外部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体系中, 不同子目标的外部性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外部性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 存在差异, 这客观上要求国家在制订出台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时, 应充分思考到相关政策的调控对象以及作用后果, 在确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容时应根据其外部性的范围差异采取不同的主体组合方式, 形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一致的建设模式以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一是考虑到农村社会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事关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增加, 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相关政策, 并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并对分配制度进行重新设计, 以解决因农业生产内在弱质性和农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不够而形成低收入锁定效应。二是管理民主事关国家基层民主建设, 国家应将农村社会管理民主建设作为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的一部分, 对管理民主的实现路径进行可操作性的指导, 由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在国家框架性政策体系中进行大胆的实践探索。三是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作为受益主体明确的目标, 地方政府和农民应在建设中充分发挥主要作用, 由基层政府与农民共同制定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的相关规程和条例, 共同来推进相关工作。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系统工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决定于对其基本属性的认识,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不同理解将会导致建设模式、组织方式和结果的巨大差异。本文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纳入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历史视野中, 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 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的多重公共属性。并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多重公共属性, 认为其建设投资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 在不同的目标体系中不同层级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有区别的, 在政策层面应该允许基层政府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大胆的建设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