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人情（共6篇）
农村社会人情 篇1
一、农村社会人情的涵义
人情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礼运》里, 其中的人情主要是指人的本能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情已并非意指这类天然的情感, 其内涵已转入社会学领域。金耀基将人情的定义分为三类:一类即人之常情:喜怒哀乐等, 即本能的情感;二类为人际交往中为表达情感, 互相交换的各类资源;三类为其他交往法则。
人情, 是基于某人的某事件 (如红白喜事) 而导致与之有联系的人通过钱或物的形态表达情感或态度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金耀基对人情的第二类定义 。对于举行者而言, 人情的表现形式就是“办酒”;对于应对者而言, 人情的表现形式就是“送人情”。“办酒”者和“送人情”者在不同事件里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情, 也是农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的记账单位。它可以是具体的, 如钱或物;也可以是抽象的, 如在某事件上的帮忙出力。它既是可以进行多与少的评估, 如欠某人“一个”人情;也是可以进行大与小的认定, 如欠某人“很大”的人情。人情同样是一个多次且长期的博弈过程, 基于此, 人们有了“有来有往”和“有出有进”的认识, 人情的生存空间是很大的。虽然人情在长期是趋于平衡的, 但是它在短期仍是不平衡的, 可能某家在几年里完全不“办酒”, 而他们面临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名多量大的“酒”。因此, 人们往往更关注的则是在可知和确定的几年里的收支, 特别是在近些年, “办酒”在很大情况上已经成为“创收”的同义词。在农村, 针对一场“酒”来说, “办酒”者往往是收大于支的, 如此, 它在某种意义上也维持了社会安定, 成为许多农民增收的途径, 也促进了货币在农村的流动。
人情在城市和农村有不同的内涵:在农村的日常语境中主要是指人情往来即人情消费, 而在城市的日常语境中则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交往法则。现今城市社会越来越趋于一个“陌生人社会”, 越大的城市中的人情越显精简和规范;而农村社会即使受到强大的市场经济冲击, 维系原本乡村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和宗族等受到极大的破坏, 但它仍是一个“半熟人社会”或“熟人社会”, 仍在很大程度上坚定地维持着人情的发生和发展。
总之, 人情在农村社会无处不在, 与引起人情的事件紧密相关, 它编织了农村社会较稳固的社会关系网。居住于当地的人, 时刻被这个关系网包围着;而即使并非居住于当地, 是已离开当地外出工作的人, 也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真正脱离与当地人情的联系。
二、农村社会人情的发生发展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中国“差序格局”的描述也恰是中国的人情的写照。人情在中国农村社会由来已久, 从最初的血缘、亲缘而引发的人情逐渐扩充进业缘、地缘引发的人情, 其边界一直在延伸, 但人情关系的亲疏却基本没有影响人情关系的发生发展。
究其原因, 人情在农村社会的发生发展是自有其理性的存在的。就“办酒”而言, 它与纯粹的请客不同;就“送人情”而言, 它又与纯粹的送礼有着很大的区别。从起因看, 人情更多地是为了联系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而纯粹的送礼则更多地是有事相求而引发的行为, 这二者所导致的后果是不同的:前者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维系和发展的润滑剂, 后者则是发生在不平等的两方, 被送礼者完成送礼者的请求后, 这一个过程便完成, 二者可再无关系。即使人情看似是一个劳“办酒”者命伤“送人情”者财的事, 它也仍在农村社会经久不衰, 没有一点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样子。归根结底, 人情的发展壮大是基于农村社会对于“人”和“情”的看重, 也就是传统文化和亲缘关系的影响。大部分农村社会仍是“熟人社会”, 或至少维持着“半熟人社会”, 在这类地区, 人情的往来不仅是日常的, 也更是必须的。没有人情的往来,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少了、关系淡了, 这在一个远离城市且缺乏必要现代化武装的村落来说, 就等同于生活的孤独和生存的举步维艰 (如红白喜事没人帮忙) ;同时, 都是从小叫着亲属称谓或是总能由于各种牵扯而推出亲属关系的人, 儒家文化深厚的农村社会是不会轻易生硬地摆脱这种关系的。
三、农村人情消费的特点
1.“办酒”的名目多样、形式统一
“办酒”的名目主要包括红白喜事、生日、乔迁、升学和其他。而“办酒”从最早的红白喜事等发展到现在, 它的内涵外延都扩展了很多。哪类事件能“办酒”、哪类不能“办”, 大致都还是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不仅与当地的经济相关, 更与当地的文化相关。
2.“办酒”的规范化且模式趋于固定
不管是早期抑或是现今的“办酒”, 其实都有遵循的规范和模式的, 基本都是邀请亲朋好友在家中或在饭店吃饭, 或在家中聚会等, 这个时间有长有短, 农村一般都会持续两天左右。而在一般情况下, 基于某事件, “办酒”者会在前期就确定:为什么办? (“办酒”的名目) 、何时何地办? (时间地点) 、“办酒”的规模? (酒席的标准等, 邀请哪些人) 。而因某名目而产生的“办酒”都有固定模式和过程可循, 一旦确定名目后, 请哪些人、“酒”的标准和包括哪些“酒”等都随之有个基本框架存在了。
3.人情各方都存有各种形式的记账且有规律可循
在农村很多家庭都会发现家中有一个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人情账本”, 如自家“办酒”后记别人各送多少钱的“礼尚往来”本, 这类记录比较正式;而自己“送人情”到各家多少钱的记录多是非正式的。
人们对于人情往来往往计算得比较清楚:上一次我“办酒”, 他家送了100块;这一次他“办酒”, 我至少得送120块或是150块——这类在一般情况下的“还人情”的增量基本是得到农村社会认同的, 而往来钱数的一样甚至“还”得更少, 都被认为是不道义甚至是缺德的, 这类人在一段时间过后, 可能会逐渐被当地的“人情网”边缘化, 要么他家“办酒”极少人去, 要么别家“办酒”不请他家。
4.“送人情”的多少是表达感情深浅的重要手段
中国有句古话“礼轻情义重”, 而这句话在许多人情往来方面, 特别是在现今的人情往来上面是不适用的。“送人情”的钱物的多少基本上直接体现了人情双方的感情深浅, 但它在许多情况下也推进或是阻碍了人情双方的感情发展。而许多“送人情”者不遵循人情往来标准而随意送出的人情, 导致了人情在可预见的情况下难以达成长期的平衡, 进而导致了人情双方感情的淡化。
5.人情在长期将达到平衡:办酒者与送人情者都在钱物收支上大致平衡
人情在短期是不平衡的, 可能某家“事”特别多, 而某家几年都没有“事”。但是如红白喜事、生日等对于每一家都是存在的, 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同时, 为了使自己的人情收支平衡, 很多家就会开始在某个时间点前想方设法地“办酒”, 这也使得许多以前可能不成为“办酒”名目的“事”出现了。
但即便是这样, 从长期来讲, 一家的人情收支仍是平衡的。而许多家庭正是抱着这一信心才会愿意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送人情”的, 因为他们知道某一天, 自己家也会有“酒”要“办”的, 比如孩子升学、孩子结婚等。
四、农村社会人情的变迁及异化
市场经济的浸入和农民的流动, 不仅使农民开始意识到原有人情过程的繁琐而开始求简, 更使农民开阔了眼界并深刻地理解了货币的作用, 农村传统在这一渐进过程中的被破坏, 使农村社会的人情往来更少了道德的制约, 人情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为可选的创收途径,
1.“办酒”、“送人情”的变迁
早期“办酒”集中在红白喜事和大寿等, 项目较单一且固定。早期“送人情”的形式多样, 钱物劳力等都可纳在“送人情”的范畴里;现今“办酒”的项目繁且杂, 已由早期的事件导向型向现今的事件和创收双导向型发展。现今“送人情”的形式日趋统一, 除去部分传统项目, 如红白喜事和大寿等, 其他项目基本只以货币体现。
2.“办酒”的异化
(1) 绞尽脑汁“办酒”。
现在农村的一户家庭几乎月月有“酒”, 名目仍主要集中在原有的几项, 但较之前利用得更足:以前可办可不办的“酒”—办 (如老人65岁、75岁生日等) ;以前不愿意“办酒”的人—办, 因为老出不进也不是办法;以前没“酒”办的人—办, 创造新名目办。而许多“酒”的确也让人只能尴尬和苦笑, 让“送人情”者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比如现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给孩子10岁“办酒”的情况, 为以前只需要外婆家等到场的满周岁的孩子“办酒”等。除了“酒”的名目花样百出且边界不断延伸外, 现在农村社会“酒”的频率高、数量大也成为另一个人情异化的结果。同时, 许多以前只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的小范围的“酒”也被“办酒”者充分利用, 将其逐渐发展到只要是认识的便被作为该“酒”的准“送人情”者的地步。
(2) “办酒”要乘早。
迫不及待的“办酒”、种类繁多的“酒”用事实说明了“办酒”要乘早, 即使“还人情”时会产生增量。这里面的原因不难想见。首先, 人情的发生及其增量是一个不确定事件, 而你送过人情的人, 以后可能由于搬家或关系淡化等还不了这份人情;其次, “办酒”的收益是一次性且数额较大的, 能直接影响当年收入, 而“送人情”的支出是分散的, 每一次“酒”的支出是相对较小的, 在当年收入中不起决定性影响;最后, 人情在短期内是不平衡的, 而短期收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因此, “办酒”也成为许多家庭的创收途径。
3.“送人情”的异化
(1) “送人情”的标准化、货币化。
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下, 经过一段时期的人情往来后, 某地的“送人情”往往会出现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基本适用于各“送人情”者。这个标准是基于关系亲疏、经济水平和“办酒”事件等多个维度而产生的, 它是基本固定的, 主要通过货币来表示。
(2) “送人情”的功利化, 形式单一。
现在的“酒”对于许多“送人情”者来说只包括两项内容:吃顿饭+送点钱, 意义也只在于“还人情”或是创造“人情”。而以往“酒”的与亲友同乐的氛围越来越淡, “送人情”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工作似的任务。
(3) “送人情”的账本化, 建账还账。
现今农村许多家庭都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记账本, 里面清楚地记录着自家的人情往来情况。在这中间, 许多关系较熟络的关系网会将人情往来持续下去, 但也存在部分在几次人情往来达到平衡后即割断联系的, 主要是由于关系的逐渐生疏等。
五、结论
人情让人又爱又恨, 它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有效维系, 不可能也不被允许消失;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它将趋于市场化、规范化和事件化。适当的人情往来能够有力地维系或促进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能促成农村生活的丰富化并降低在农村生存的困难程度, 而异化了的人情会逐渐成为农民相互关系的阻碍。要想农村社会人情健康地发生发展, 除了发展农村经济、真正地使农民提高收入以外, 必须要了解并理解农村人情的理性和运行逻辑。农村人情在更多情况下是着重考虑社会理性而非经济理性的, 基于此, 除了依靠政府的政策手段外, 必须重建传统文化及其道德制约, 才能真正将变异的社会理性拉回来, 只有重建传统文化及其道德制约才能保证农村社会人情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农村社会人情 篇2
一、农村每户家的在这四年（08、09、10、11年）里的对（升学、婚丧、建房或变迁、生日、升职、找人帮助和帮忙）上的消费状况。
二、三、他们每年收入来源与纯收入以及投入在人情消费上的情况。对人情消费的看法（现在、以后）（积极与消极）。
调查目的关于农村人情消费调查报告 ——以内蒙古科右中旗两支箭村为例
一、研究概况(学术史)
（一）、国外
（二）、国内
二、调查地概况
（一）、地理位置
（二）、建村时间与该村的历史
（三）、人员结构
（四）、风土人情
三、两支箭村居民人消费内容（升学、婚丧、建房或变迁、生日、升职、找人帮助和帮忙）
四、两支箭村居民人消费方式
维持关系的方式：（实物赠送、现金赠送、劳动互助、帮助解决
难题）次数
使用最多的方式：（实物赠送、现金赠送、劳动互助、帮助解决
难题）的次数
五、讨论与思考
人情消费与家庭经济方面
1、家庭负担的影响（没有负担、有一点负担、有较大的负担、负担很沉重）
2、对家庭经济的作用（有有一点促进作用、没有多大
关系、有一定阻碍作用）
人情圈的变化
1、与你家有情往来的人的数（没有、太少、正好、有点
多、太多）
2、近几年你家人情往来的礼物数量及人次数（比以前多、跟以前差不多、比以前少）
3、人情往来的主要范围（核心亲属、外围亲属、本不属
于亲戚的其他人）
人情社会的“中国式关系” 篇3
这部由沈严、刘海波执导，陈建斌主演当代都市生活大剧，以一个体制内还算成功的中年男性马国梁，生活突然间意外辭职、离婚而开始，对“领导关系”“利益关系”“合伙关系”“男女关系”“家庭关系”这五种对人生产生最重大影响的关系进行深刻细致的描写及刻画，颇富“中国特色”的剧情，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桥段，让观众纷纷依据剧情揭开的中国社会现实一角而代入了自己的现实情感，对“中国式关系”展开更深层面的多面热议。
体制内外vs中年危机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史，《红楼梦》的那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其中真意。何为“中国式关系”？没人说得清，但这种所谓的“关系”早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做人、办事都要以这个“规则”为准，不然就有吃亏、失败的风险。电视剧《中国式关系》中由陈建斌饰演的马国梁，就遭遇了既典型又特别的“中国式关系”。
45岁，正是意气风发、深谙各种社会规则且尚有升迁机会的马国梁，可谓是机关里的“中产阶级”。但体制内的关系，就像那句“你看到的生，未必是生；你看到的灭，也未必是灭”一样，充满机会，更充满陷阱。
马国梁的人生危机恰恰是在外人看来事业顶峰时刻开始的，在春风得意的同时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早已经埋下了深层的危机——在目睹了妻子与下属沈运偷情，紧接着官位又被这个老下属巧取后，马国梁被迫跌入了商场。
这个人物寄托了导演的某种人格理想，他代表了磕磕碰碰的70后中年男性：受过体制的恩惠，接纳官场的规则；对于婚姻家庭，有着大男子主义式的“责任感”，因此一旦婚姻和事业出问题，必然懵圈。
先来看看剧中马国梁的日常。出国考察后拒绝接机，自己打车——符合八项规定。批评了混迹夜店的霍瑶瑶，教育她女性要通过奋斗自强，而不要只靠男人——三观很正。评审海归精英江一楠的老年公寓项目，相对客观，不吃拿卡要——廉洁自律。参加了厂商的商务宴请——违反《八项规定》第二条，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整体来说能打85分，是个合格的干部。但身为某国家事业单位设计院的综合办副主任，马国梁之所以丢官，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轻信了“小人”沈运，而是他自己的为官方式出了大问题。老主任还没人走茶凉，他已经暗地准备了另一套材料和方案，操之过急，被沈运抓了小辫子。有些话，放在明面上说，叫开诚布公。背地里说，就是背叛。
《中国式关系》陷入家庭剧狗血窠臼之处还在于，马国梁因为目击沈运和媳妇拥抱，就跑到单位和副手沈运扭打在一起，与现实中的王宝强相似，他喝醉了在小区里公开叫骂，用上了西门庆潘金莲、乱搞男女关系这样的“传统”字眼；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直播、微博、微信朋友圈异常发达的时代，“体制内干部手撕男小三下属”、“设计院版王宝强”简直是分分钟热搜、刷屏的节奏嘛，更别说这是对本单位的核弹级抹黑。
马国梁扭打沈运的那一刻，他已经宣告了自己仕途的死刑。这就好像“宝宝”王宝强在离婚声明中说的，自己“对工作对社会对婚姻都忠诚”，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上升受挫，再加上家庭破裂，马国梁因此跌入了商场。相比体制内有形的“对手”，体制外需要提防的人更多。除了与男人斗心眼，还要“对付”漂亮女人；要拓展事业，更要应付情感。
所以70后的马国梁，他的使命是要重建中年人的自信，他半推半就离开体制，半推半就结束婚姻，都是70后男人的胆怯与善良，然而真正离开，便不再回头。而在经历了体制内外的双重磨炼后，坚韧的中年男人让各种“中国式关系”成为人生必经的一场洗礼。
商业江湖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现实主义题材近来剧作不断，但大多数是一种新的脸谱化创作，用阶层和出身来区别判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表面上看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学，实际上剥夺了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每个人物的语言、行为、遭遇的事情和命运都在框架之中。
《中国式关系》当然也有框架，这个框架决定着某个人物大约是什么性格，什么话语方式。比如马国梁这样的“老干部”，按部就班地升迁，有些官僚，认可酒桌文化，被人捧惯了便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关强，举手投足都是北京小混混的“风采”，全北京的关系似乎没有一个他不熟的，追着人喊哥喊姐，帝都营销公司的小男生真的全这样。
而江一楠这样的海归建筑设计师，精英职业女性，先是被丢入到“中国式关系”之中，无所适从，随后又遭遇丈夫出轨，她引以为傲独立自信的价值观和婚姻观面临坍塌。前一秒她充满优越感，看不起马国梁这种“自我感觉特别好，真本事一点没有，人品极其地差”的直男癌，下一秒，两个便同是天涯沦落人。
不过，《中国式关系》剧中的主要角色，都将经历人格特质的打碎和再建过程。好的现实题材剧当然不仅仅只有塑造几个鲜活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传递一定正向的人格价值。
每个中国人都身处于各种中国式关系之中，如鱼得水还是困顿不堪，都是正常现象……从官场辞职下海是马国梁重新建立自己关系的开始，也是他对过去生活方式的告别，然而在波诡云谲的商业江湖中的一身正气到底是福是祸实难预料。
但在他的心目中关于做人的原则与家庭的道德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支撑下，他帮助土豪金士豪理清内部冲突，也能爱憎分明地宣布不想与罗世丰这样的商业小人共事。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赢得江一楠的认同，并且成为公司的真正核心人物。
正如他在与沈运决裂时所说的，或许有一天他会感谢对方的挤兑，因为正是沈运的逼迫使其走出了官场生存的困境。虽然下海之后又面临新的危机与磨砺，但至少他打破了旧有的枷锁。
在人设上，马国梁是中国社会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表面上看起来圆滑世故，不近亲情，但内心却十分善良，他与江一楠从陌生人到朋友到知己再到伙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与此同时，马国梁与情敌下属沈运、老婆俐俐、女孩霍瑶瑶、丈母娘、商人罗世丰等人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或朋友、或敌人、或情侣，不一而足。
70后要证明，“对社会对工作负责，对朋友对婚姻忠诚”，绝对不是贬义词，也不是空洞的口号，反而是珍贵的，稀缺的，是能得到80后90后的认同的。同时，他在与80后90后的情感沟通中，又重新找寻到责任、情感、忠诚新的意义。
《中国式关系》虽然讲述的是各种纵横交错的人情与权力关系，但对于马国梁来说，恰恰是自己立身的端正才是根本，因为这是驾驭一切关系的关键。
而中国式关系的渐变，既源于外力的因素，如社会、家庭。更发自于内在，如个人的性格特征，所经所历。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离不开一个“情”字——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的羁绊或牵念，都决定着中国式关系的发展趋向。
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社会学探析 篇4
一、人情消费泛滥的现状
(一) 名目多元化、频率增加
在传统社会, 人们之间进行人情消费主要是红白喜事, 逢年过节彼此过节问候。随着社会的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农村人情消费的名目增加, 形式多样。与传统不同的是, 盖房子搬家、子女考大学、老人过生日、门面开业等等都需要进行人情往来。除此之外, 又出现了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求助于他人的这种非仪式性消费。
(二) 实物化向货币化转化, 且礼金数量不断增加
在传统社会, 人情消费多是赠送一些实物以表祝贺的心意, 比如结婚时送一套新棉被、准备一些洗脸盆等生活用品, 就算给钱的话, 基本也都是二三十左右。大家看中的是这份情意。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经济收入不断增加, 家庭人情消费支出也在逐年增加。现在赶礼的时候, 基本都是直接给现金, 礼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从过去的二三十到现在几百元不等。
(三) 功利性色彩显著
农村人情消费的功利性色彩越来越显著, 现在农村社会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 有很多方面如计划生育都要通过“送礼”的形式来解决。
二、农村家庭人情消费泛滥的原因
在原因分析上, 我主要运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与“惯习”来分析。布迪厄认为, 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 塑造、组织实践, 生产着历史;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 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而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场域是指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一种客观关系的网络。在笔者看来, 人情消费出现过度的表现是有个它自身的“场域”与“惯习”的。
(一) 具有人情消费泛滥的“场域”
首先, 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农民人情往来的根本影响因素。在原始社会, 农村的生产率低下, 农业生产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变化, 农民靠天吃饭, 这种外在的环境因素要求农民要聚集在一起, 共同抵制自然灾害, 搞好农业生产, 这就形成了最开始的人情往来, 为人情往来提供了社会环境。
其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 人均收入的增加, 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 农民有条件进行人情往来了。但即使这样, 农村的社会资源依然有限, 农民需要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好的发展。所以二者结合在一起, 也为农民的人情往来提供了经济条件。
最后, 农民依靠已有的人情圈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 虽然他们总在背后抱怨人情往来, 但是自己处于这个人情圈的中心, 又无法完全脱离这个人情圈,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人情消费, 这就导致了农村社会人情消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成为农民生活的沉重负担。
(二) M村具有人情消费泛滥的“惯习”
首先,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一直是一个礼仪之邦, 是一个具有人情传统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也是人之常情, 可以说, “人情”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润滑剂, 尤其在农村地区。受到这种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影响, 农民在亲朋好友遇到重大事件时, 总是以金钱、实物或者是行动来表示自己对对方的祝福、哀悼等心意。久而久之, 农民之间的人情往来就被惯习延续了下来, 人们也已经逐渐接受这种人情往来。随礼回礼已经成为村民间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 指导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而且, 人们都会自觉遵守这种约定俗成的规范。
其次, 受到大众“要面子”心理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 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 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已经不仅仅是表达感情、情感交流的工具了, 而是逐渐演变成“面子”消费。谁家随礼随的多, 脸上就会有光, 就有面子。在这种“面子消费”的影响下, 人情往来出现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 人情消费越来越严重, 农村的社会风气也受到了严重破坏。
三、引导农民合理化人情消费的建议
人情消费有明显的正功能, 并不是需要我们遏制的社会行为, 它对社会、对农民有着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但是过度的人情消费会给社会、给农民自身带来危害, 所以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社会现象。笔者认为, 人情泛滥成灾是农村社会精神文明的倒退。责任在谁?有社会责任, 也有政府责任, 当然也有农民自身的责任。所以, 笔者从国家、社会、农民自身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 政府层面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达到“乡风文明”, 理当包括文明、节俭办喜宴。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的语境下, 农村人情泛滥, 政府责无旁贷, 从某种角度而言, 可以说政府存在责任缺位。或许有人提出, 人情消费是社会伦理道德问题, 公权力不宜出面干涉。此话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对人情消费坐视不管、毫无作为。笔者认为, 政府可以组织和引导村民进行自我管理, 引导村民理性消费。
1、积极引导农民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
首先, 政府可在地方组织和开展合理消费教育宣传活动, 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 利用媒体舆论工具等对合理的人情消费观念进行宣传, 使农民对人情消费有一个清晰、理性的认识, 帮助他们科学的消费观念。
其次, 村委会可以在有村民办事儿的时候组织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个礼应该怎么随, 办事儿的人应该怎么办这个事儿, 并就人情消费如何合情合理形成一种共识, 然后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体现出来, 这样做可以体现对村民的关心, 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最后, 政府要定期举办培训班, 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促进其观念的自动转变。在农村, 村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所以观念会比较传统保守, 这样不妨定期组织开展培训班, 加大教育投入, 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促进其观念的自我转变。
2、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
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三农”政策倾斜, 根据当地具体的自然状况, 制定合理可行的种植方案, 促进农民增收。加大科技投入, 提高劳动生产率, 发展科技农业、科技种植, 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 在农闲时节引导农民外出入城打工, 在政策上要有一定的倾斜保护, 积极开展劳动技能的培训活动, 重视农民工的专业技能培训, 建立培训和就业制度, 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 充分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这样就会转移农村剩余的劳动力, 加快增长农民收入。
(二) 社会层面
整个社会是我们每个人组成的大家庭, 所以要从小事做起, 从自身做起, 从方方面面做起。在社会中, 民间组织具备一定的社会能量, 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利用它的能量改变人情消费现阶段现状。比如可以在农村成立民间消费协会。民间消费协会在平日里多组织村民参加讨论, 听听村民对人情消费的心声, 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关的人情消费标准, 比如礼金的金额、举办仪式的规模、宴请宾客的选择等等, 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形成了村民间约定俗成的规范标准。标准形成之后, 就要广泛宣传, 并积极劝说村民遵循这个规范, 让他们从心里认识到这种规范对农民自身、对整个农村社会的积极作用。
(三) 农民自身层面
首先, 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组织开展的树立科学消费观的各种活动, 从根本上转变自己的消费观念, 克服盲目攀比、从众的心理, 正确看待人情消费这一现象, 树立科学和谐的消费观念。
其次, 农民自身要做到自我认真反省。要清楚的认识到家里举办仪式并不能为自己带来发财的机会, 这样会使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的人情怪圈中, 加重自己的生活负担和心理负担。因此, 要有节制的进行人情活动, 摒弃一些不必要的人情往来, 比如给孩子过生日, 给家里小猫小狗过生日等等, 这些不需要的仪式都可以减少甚至取消, 这样就减少了给身边亲朋好友随礼的机会, 减轻了负担。除此之外, 对于非办不可的事儿要坚持从简原则, 在自己能够承受的经济能力之内, 不铺张浪费, 大肆宣传, 可以只请关系亲密的亲朋好友来做客。像现在, 大城市里的居民越来越流行旅行结婚, 不办酒宴, 新人提前告知朋友, 带着亲朋好友的祝福踏上旅途, 我觉得这种做法农民朋友可以借鉴。
最后, 对于送礼而言, 农民自身要做到不攀比、不好面子、不打肿脸充胖子, 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合理进行消费。要知道送礼只是对对方表达的一种心意, 不要拿礼的大小来衡量彼此之间的感情深浅, 无需在送礼上争面子。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合理地进行人情往来, 既表达了心意, 又没有给自己增加负担。何乐而不为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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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云等.礼金成重负:农村人情礼往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 消费经济, 2005, 21 (6) :59一63.
农村人情功能演化的金融学逻辑 篇5
“人情”这个词语有三层涵义: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人之常情、情面和恩惠 。[1]我们重点讨论的是人情内涵的第一层面, 即农村户与户之间的礼金应酬和礼物馈赠, 在这一限定的范围内讨论农村人情的初始功能及其演化的结果。
2011年阴历11月, 笔者到皖北X乡调查时发现:该地的人情消费金额提高, 人情的数量增多, 频次较高:孩子上大学, 老人过大寿, 邻人做房子都要“做人情”。调查时有一村民L某结了三次婚办了三次酒席, 其亲戚都在抱怨。该地的婚礼和丧礼越办越大, 酒席多在40桌以上, 礼金分布情况是:邻人一般在200元, 户族内在300元左右, 小亲族在500元, 两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在1000~2000元;兄弟姐妹之间已有10000元的人情大单。通过本次的调查发现:该地区人情消费礼金数额相差较大, 其区间为100元~10000元。结合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的农村人情消费相比取消农业税之前呈现出四方面特点:①人情消费的“木桶短板”快速上升, 最低的单笔礼金都在100元以上;②人情的外延范围迅速扩展, 由血缘、地缘的人情交往向业缘扩展, 人情消费向陌生人社会延展;③人情消费频繁, 人情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 以家庭为单位的年总人情消费占居民收入25%~27%;[2]④人情消费由传统的“仪式性人情”向“事务性人情”转变。[3]对于农村人情的功能及其演化, 现在的学术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 且前者研究的资料文献较多, 金融学研究还是很稀有的。这也是我们的写作目的, 试图从金融的维度来诠释农村人情的传统功能及其演化逻辑。
二、农村人情功能演化路径及其成因分析
1.农村人际金融交易: 农村人情金融学视角的解读
关于农村人情功能及其演化的金融学视角的解读, 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 试图从金融的视角对儒家文化进行解读, 并顺带提到了农村的人情功能。“农业社会里, ‘人际金融交易’是以人格化的隐形金融交易方式实现的, 其交易范围多在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亲戚间的礼尚往来就其实质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的代名词。送人情与回人情在这种金融交易的安排下, 交易头寸以人情记下, 而不是显形的金融合约形式。”[4]人情之间的走动结成了农户之间的“隐形金融交易关系”, 在村庄内结成了一个隐形的金融交易市场。
这种解释对农村人情的基础功能是充分的, 但同时也是粗糙的。因此, 我们试图在陈志武的研究基础上, 用金融交易行为理论, 把人情的“份子”释义为“头寸”, 把人情的走动定义为人际金融交易, 赋予人情金融的内涵。之所以这样界定, 是因为金融的范畴可以界定为, “凡是涉及货币, 又涉及信用, 以及以货币与信用结合为一体的形式生成、运作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5]农村人情背后的人际金融交易, 其实质是建立在乡土熟人社会里—天然的信用机制下货币需求方与货币供给方之间的货币流动, 只是这种货币流动不是借助银行这一金融中介来完成的, 亦不是在资本市场实现的, 而是以“人情账单”这一隐形金融交易实现的。
2.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传统功能
这里所指的传统功能的具体语境:在空间维度上是我国中部的乡村, 在时间维度上是2000年之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空切片, 主要是基于此阶段的语境为:大部分的乡村社会还是“乡土”的、村民还未显性原子化、乡村的人情消费主要维系在“仪式性的人情层面”。
(1) 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风险管理功能。
在小农社会, 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皆是人生大事, 单个的农户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金融风险, 这个风险是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规避的策略是把风险作为一种商品打包之后对其优化配置, 这种配置是通过:“其一将损失在对象与时间方面进行最宽泛的分配;其二将损失分配于最具有支付能力的特定的人活动之上”。[6]把这一风险管理的理念用来解释人情的功能时, 就是单个的家庭把生老病死的风险和婚丧嫁娶的费用, 在亲族内进行最广泛的分配, 把风险承受的主体链条延展、拉长, 且从家族内最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中获得资助。
当风险的转移 (包括对冲、投保和分散化) 和风险的降低同时发生的时候, 这实际上是一个互利的过程, 原本处于风险当中的人可以通过向某人付费的方式, 使他人与自己共担风险。[7]农村人情的功能在于通过在熟人社会“随份子”支付一定的费用, 把风险转移给了他人, 通过这样的方法, 使得单个风险主体承担的损失最小, 把原本属于一个家庭内部的事务变成了一群人的事务, 以至于单个人的风险成本最小化, 而不是由一个人、一个家庭独自承受不可回避的剧痛并熨平了个体的收入巨大波动。
(2) 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储蓄功能。
“送人情”和“还人情”是互惠的, 人情的支出和收取实际上类似于储蓄和取款的过程。别人办事时, 自己前去送人情, 这等于在别人那里储蓄了一笔钱, 当自己办事时别人往往会还以更多的人情。在这一储蓄和提款的过程中的货币差额或实物差额就是利息, 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8]金融学上储蓄的涵义是正储蓄者 (资金盈余一方) 将盈余资金转移给资金短缺的负储蓄者 (资金短缺的一方) 使用, 然后由后者的收入流量来偿还正储蓄者。[9]
村庄内的人情交往, 正是建立在人际金融交易的保值和有限增值的基础上的。人情往来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 因此“回人情”者回报的人情一般大于送出者送出的人情, 至少两者相等, 否则别人就认为其违约, 这会导致个体的农村社会资本迅速的减少, 这样的个体在以后遇到大事时别人就不会再送人情。在熟人社会里, 一个信用不好的人在和别人交易时是处在信息完全公开的环境里的, 考虑到如此高的违约成本, 理性的“人情受惠者”是不会违约的, 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返还对方更大的人情。
(3) 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融资功能。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 最早出现的钱庄和当铺也不是为农民服务的, 而是为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商人服务的。栖息在土地上的农民很少参与商品经济, 且其没有固定的资产可以抵押, 导致农民很难从钱庄或店铺获得融资。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 农民依然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 现在银行贷款业务的两种基本类型, 即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都无法真正的服务于农村社会。农民不能和城市的金融服务对接, 致使农民外部市场融资困难, 只能诉求于内部。正是通过办红白事的人情费用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流动性集合, 正是通过一笔笔的人情单债务在短时间获得融资, 以解燃眉之急。人情债务其实质是关系借贷, 只是这种货币资本的流动被温情脉脉的人情往来掩盖了。
3.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演化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农村人情异化十分严重, “主要表现在当下的人情名目越来越繁, 频次越来越密, 酒席花费越来越大”。[10]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异化的逻辑链条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试图从市场经济“现代性”[11]的渗透, 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中作为交易对象的社会资本这些金融板块来勾勒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演化的地图。
(1) 市场经济现代性在农村的渗透。
市场经济已不再单独在城市的内部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 它的触角已伸向农村、农民、农业, 农村处处投射出市场经济的缩影。劳动力的流动, 市场经济赋予了新时期的农民“准市民”的特点, 市场经济的理念、运行的逻辑深深地嵌入到农民的行为之中。“不管人们是否情愿, 如何感怀, 由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 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 农村对城市更依赖了, 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了, 许多农业户口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市民。”[12]市场经济下的农民是一个个独立、自由、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经济人。
小农经济下, 农村的经济主体是一块块的、一束束的, 农村经济的交易主体在外部是家族对家族, 在家族内部是户对户的。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展开的, 有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别, 而市场经济瓦解了乡土社会下的“差序格局”, 使得个人脱离家族的束缚, 出现“原子化”的特点。进一步说, 这为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市场提供了新型的交易主体, 这种新型的人际金融交易主体并不满足于家族的束缚, 不再遵循家族统治下的金融逻辑, 竞争机制的嵌入和市场经济逐利的理念使得农民从“生存小农” 向“理性小农”转化。
(2) 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的出现。
一方面, 正式金融市场由于其在农村运行成本之高, 且运行效率低下, 使得正式的金融制度无法在乡土语境下很好的运作, 农村的金融需求者和供给者缺乏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另一方面,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民间金融由于信息充分、效率高、运作灵活、交易成本低等优点使得民间金融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13]
当下的农村, 农民通过代际分工获得在家务农和在外务工两份收入, 农民逐渐富裕起来, 富裕的农民开始成了资金的富裕方。然而,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中保险、证券、基金还没有建立, 与资本市场相关连的制度还没有嵌入到农民的经济行为中, 货币资本不得不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游荡。非正式金融制度天然的切合农村经济的实际, 能为农民金融行为所消化, 所以在乡土社会落地生根。只是人情金融交易的对象不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 不再是以有限利息为特点的人情账单, 人情金融交易的对象已拓展至社会资本, 其目的在当下不再是维持基本的互助功能, 而是投资功能。
(3) 社会资本嵌入到农民的金融投资行为之中。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为:“藉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14]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相联系,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 这种网络具有工具性, 在这个网络内部个人和个人可以就融资、机会、强力庇护实现共享。如果一个人能成功的运用网络, 他的生活机遇就会大大改善。“社会资本是一种主要的比喻方式, 它可以把家庭、朋友和社区关系全部变成投资工具。”[15]
生活在新乡土背景下的农民, 教育、医疗、养老仍是压在广大农户身上的“三座大山”。弱势一方的农民想和经济上占优势的农民结成网络, 获得这个网络内部的资源, 尤其是金融资源。另一方面, 强势一方的农民, 这些农村的新贵们在乡村治理中, 要获得广泛的认同感, 他们必须组建自己的人际网络, 把外部人内部化。正是上述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使得资金强势的农民和弱势的农民组建成关系网络, 然其实质二者都着眼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因此, 人情金融交易的标的物不再是一张张生息的人情账单, 而是通过人情的互动实现社会资本的享有, 他们通过让渡现在的货币的价值, 以较低的期权交易成本锁定社会资本的价格, 近而获得未来可持续的较大的现金流。
农村人情交易功能演化的金融逻辑是随着市场经济现代性的渗透开始的, 它使得农村的小农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 并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渗透为农村人情金融交易释放了大量的交易主体;正式金融市场的匮乏, 补强了对其有替代功能的非正式金融市场;市场经济的理念驱动理性的农民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选择社会资本作为投资对象。
三、农村人际金融交易非理性后的理性—金融抑制与反抑制
1.农村人际金融交易“非理性”演化的背景:金融抑制
由于“金融抑制”[16]的存在, 正式金融制度自身在下乡时出现一些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呈现四个基本问题: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抵押物缺乏, 特质性成本与风险, 非生产性借贷为主。四大问题的存在, 使农村金融市场自然发育状态下出现“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市场失灵的纠正需要政府介入, 但政府介入的方法又往往以正式金融制度置换非正式金融制度 , 结果农村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出现“政府失灵”。这四个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金融制度的供给。在这四个问题中, 最大的制度障碍在于农村抵押物的缺乏, 使得农民不能通过银行金融中介获得融资, 农民手里的土地、住宅、宅基地不能抵押变卖, 即使进了城, 也只能被放在那儿。这种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 没有交易的权利, 土地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要素没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既有和潜在的资本水平不仅决定着农户的信贷需求, 还现实的决定着农户实际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而农户的信贷需求和实际获得信贷的水平又最终会对农户的收入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17]这种资本水平和金融资源的“双重制约”使得农户面临过低的初始资本水平, 资本积累又无法实现, 最终导致其资本、收入和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陷阱状态。“社会落后, 不是我们没有资产, 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 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18]
当下的农村对信贷的渴求犹如长夜之于明灯, 信贷获得的可能性对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至关重要, “它牵涉到能否使农户的季节性收入和连续性支出之间的消费平滑化, 更为关键的是, 在小农最为关注的婚丧嫁娶、生病上学等突发性的大额而刚性的消费需求来临时, 能否获得必要的融资。”[19]在金融抑制下, 农民不可能在正式金融制度中获得融资, 生产性投资也很难进行下去, 导致农民的货币资本原始积累链条的断裂, 这就客观上呼吁非正式的金融制度的供给—人情金融交易作为天然的制度安排便应运而生。
2.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理性分析:金融反抑制
农村人情金融交易伴随农村普遍的、持久的存在着金融抑制的语境而形成, 它作为非正式金融制度中的一种, 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实现着正式金融市场的功能。农村人际金融交易, 在传统社会中, 通过家族与家族、户与户之间的人情交易, 实现互助的功能。在缺乏保险制度的农村市场, 农民通过人情账单这种低成本的保险, 把原本属于一家一户的风险转移到家族内部的其他家庭身上, 实现了正式金融制度中的风险管理。在缺乏银行中介的服务下, 农村人情交易实现了储蓄和互助的功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农民作为交易主体, 其承受的市场风险在加剧, 农户的资金需求不再是单纯的生活性资金需求, 还有生产性资金需求, 农民在面临资金需求时不是借助银行, 而是依赖关系网络来融资;农民在外出打工时不是找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公司, 而是投靠和自己建有网络关系的亲戚朋友。当下的农民正经历着从“生存小农”向“理性小农”的变迁, 而金融抑制的制约进一步迫使农户之间通过人情网络的平台来实现关系借贷, 因此, 农村人情交往被工具化了, 被赋予了太多的“工具理性”, 人情交往从“仪式性人情”向“事务性人情”演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农村社会人情 篇6
乡镇人情不同于城市人情,乡镇人情往来是由熟人社会发展而来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尤其是亲戚关系,使乡镇人情往来具有更广的对象。近些年,虽然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但人情往来消费的支出增长幅度更加快速。
(一)人情往来消费金额巨大
在笔者所在地区,八十年代时,一次人情最多20元,30元,而现在一次人情最少200,多则几千甚至上万,视双方的关系密切程度而定。礼金的多少逐渐由当初的心意表达变成了关系深浅的标杆,也就是“礼轻情意重”成了“红包瘪,感情浅”。人情消费一年比一年多,居民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
(二)人情往来消费明目众多
在以前,除婚嫁丧葬、小孩满月、逢年过节等大事外,乡镇居民不太乐意举办人情宴,因为举办宴席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进化,人情宴请只需进酒店或者请厨师团队进家就可以解决,而这些花费可以从礼金中得到,甚至还能有额外收入。所以,人情消费越来越复杂,达到了几十种,婚礼、丧礼、满月、周岁、上梁、生日、乔迁、入学、参军、看病求医、逢年过节、职场打点、亲友聚会等都需要人情消费,
(三)人情往来消费时间密集
乡镇居民大多有着复杂的亲戚关系,况且还有如此众多的消费明目,必然会使居民的人情次数增多,也会导致人情往来消费金额越来越多,给家庭带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事实上,这么密集的次数,还有部分是由人的博弈心理造成的,总希望自己花出去的钱能尽快收回,会找各种理由办人情宴。
二、人情往来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货币化越来越严重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人情消费的货币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他不会消耗随礼一方的购买物品的时间,也不会让受礼一方有“东西用不着,太浪费”的想法。但从社会学角度考虑,把货币变成人情交换的媒介,实际是一种拜金主义,会使朴实的人际关系变得庸俗。
(二)功利超越了道德
人情消费是一项传统,但是不合理的随礼除了给居民的经济造成负担,还会产生一些矛盾,让人情往来变的更功利性。张三过生日,李四随了400元,两年后李四办事,张三也随了400,这时候,李四很可能就不高兴了,认为物价在涨,怎么能和前年的一样呢。所以现在的人情往来消费不仅仅是道德投资,更是一种经济投资。
(三)面子文化
谁都知道收受的礼金是别人“暂存”的钱,终归要还出去的。但是人们还是有这么一种想法,谁家礼多谁家回礼多就有面子。在面子的影响下,出现了炫耀心理和攀比心理,在相互攀比下,人情支出自然水涨船高,而办事者大操大办,更加重了这种心理。“打肿脸充胖子”的现象越来越多。
(四)从众心理
婚丧、乔迁、升学、参军、生日、看病等都要随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趋势。即使很难承受人情往来支出,也会默许下来,因为如果他们不与大众保持一致,就会被边缘化,这在他们狭小的社交模式下是非常致命的。
(五)滋生腐败
对于明目张胆的行贿受贿,多数人能保持头脑清醒,但借着“人情”的掩护,比如结婚、生日、看病、拜年等机会,暗中贿赂收礼,人们往往会心存侥幸,自找借口。长此以往,人情消费就会形成“温水煮青蛙效应”,不知不觉间成为腐败的温床,污染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
三、制止人情风蔓延的对策与思考
正常的礼尚往来是传统美德,我们理应继承和发扬,但是,现在的人情往来消费严重偏离了原来的本质,助长了资源浪费,加重了居民负担,净化人情风刻不容缓。
(一)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新的舆论气氛
有关部门需要在乡镇深入开展“礼尚往来有度”的宣传教育,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宣传栏等工具,对那些婚事新办、丧失简办的文明新风进行宣传。
在人情消费越演越烈的当下,“礼金白条”已然悄然出现。“礼金白条”的出现能缓解攀比之风,也能减轻居民的负担,但是据调查,有很多人不认同这种行为,认为这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唯有政府部门大力宣传,才能缓解固有的思维。
(二)通过“制度”遏制“人情”
“生意往来需要人情,看病住院需要人情,择业就业需要人情”,面对如此的社会文化,人们都期望用关系来解决问题,而公职人员是最具有关系的,这便容易滋生腐败。《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关于禁止党员干部大操大办酒席的通知》等文件的出现,对公职人员以身作则,净化自己的人情交往,有一定的约束。但对普通居民的约束不大。所以需要动员公职人员劝解其亲属进行健康的人情往来,公职人员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带动其亲朋,让他们明白感情是人情往来的核心。
(三)建立乡约,对人情往来消费进行自我约束
乡约,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法规与人情是一对矛盾体,单靠法规是很难净化人情风的,所以需要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建立合理的乡约,对办酒的规模和范围进行约束,把国家的各种扶持政策纳入乡约进行管理,实行一票否决。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居民破旧俗、树新风,厚养薄葬,减轻了居民负担,促进社会稳定。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办红白喜事,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助很多时候是很难办成的,为了顺利完成,人情往来消费就出现了。所以人情往来消费,是一种互惠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的财富转移,能力居民转移经济和社会风险。只有不断完善养老、医疗、公共服务等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就会降低,过度的人情往来消费就会随之减少。
参考文献
[1]陈云.礼金成重负:农村人情礼往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消费经济,2005.
[2]俞杰龙,占辉斌,钱大可.农村人情消费研究演进综论及未来展望[J].商业经济,2016.5.
[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J].社会学研究,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