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情（共12篇）
农村人情 篇1
一、农村社会人情的涵义
人情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礼运》里, 其中的人情主要是指人的本能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情已并非意指这类天然的情感, 其内涵已转入社会学领域。金耀基将人情的定义分为三类:一类即人之常情:喜怒哀乐等, 即本能的情感;二类为人际交往中为表达情感, 互相交换的各类资源;三类为其他交往法则。
人情, 是基于某人的某事件 (如红白喜事) 而导致与之有联系的人通过钱或物的形态表达情感或态度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金耀基对人情的第二类定义 。对于举行者而言, 人情的表现形式就是“办酒”;对于应对者而言, 人情的表现形式就是“送人情”。“办酒”者和“送人情”者在不同事件里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情, 也是农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的记账单位。它可以是具体的, 如钱或物;也可以是抽象的, 如在某事件上的帮忙出力。它既是可以进行多与少的评估, 如欠某人“一个”人情;也是可以进行大与小的认定, 如欠某人“很大”的人情。人情同样是一个多次且长期的博弈过程, 基于此, 人们有了“有来有往”和“有出有进”的认识, 人情的生存空间是很大的。虽然人情在长期是趋于平衡的, 但是它在短期仍是不平衡的, 可能某家在几年里完全不“办酒”, 而他们面临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名多量大的“酒”。因此, 人们往往更关注的则是在可知和确定的几年里的收支, 特别是在近些年, “办酒”在很大情况上已经成为“创收”的同义词。在农村, 针对一场“酒”来说, “办酒”者往往是收大于支的, 如此, 它在某种意义上也维持了社会安定, 成为许多农民增收的途径, 也促进了货币在农村的流动。
人情在城市和农村有不同的内涵:在农村的日常语境中主要是指人情往来即人情消费, 而在城市的日常语境中则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交往法则。现今城市社会越来越趋于一个“陌生人社会”, 越大的城市中的人情越显精简和规范;而农村社会即使受到强大的市场经济冲击, 维系原本乡村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和宗族等受到极大的破坏, 但它仍是一个“半熟人社会”或“熟人社会”, 仍在很大程度上坚定地维持着人情的发生和发展。
总之, 人情在农村社会无处不在, 与引起人情的事件紧密相关, 它编织了农村社会较稳固的社会关系网。居住于当地的人, 时刻被这个关系网包围着;而即使并非居住于当地, 是已离开当地外出工作的人, 也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真正脱离与当地人情的联系。
二、农村社会人情的发生发展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中国“差序格局”的描述也恰是中国的人情的写照。人情在中国农村社会由来已久, 从最初的血缘、亲缘而引发的人情逐渐扩充进业缘、地缘引发的人情, 其边界一直在延伸, 但人情关系的亲疏却基本没有影响人情关系的发生发展。
究其原因, 人情在农村社会的发生发展是自有其理性的存在的。就“办酒”而言, 它与纯粹的请客不同;就“送人情”而言, 它又与纯粹的送礼有着很大的区别。从起因看, 人情更多地是为了联系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而纯粹的送礼则更多地是有事相求而引发的行为, 这二者所导致的后果是不同的:前者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维系和发展的润滑剂, 后者则是发生在不平等的两方, 被送礼者完成送礼者的请求后, 这一个过程便完成, 二者可再无关系。即使人情看似是一个劳“办酒”者命伤“送人情”者财的事, 它也仍在农村社会经久不衰, 没有一点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样子。归根结底, 人情的发展壮大是基于农村社会对于“人”和“情”的看重, 也就是传统文化和亲缘关系的影响。大部分农村社会仍是“熟人社会”, 或至少维持着“半熟人社会”, 在这类地区, 人情的往来不仅是日常的, 也更是必须的。没有人情的往来,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少了、关系淡了, 这在一个远离城市且缺乏必要现代化武装的村落来说, 就等同于生活的孤独和生存的举步维艰 (如红白喜事没人帮忙) ;同时, 都是从小叫着亲属称谓或是总能由于各种牵扯而推出亲属关系的人, 儒家文化深厚的农村社会是不会轻易生硬地摆脱这种关系的。
三、农村人情消费的特点
1.“办酒”的名目多样、形式统一
“办酒”的名目主要包括红白喜事、生日、乔迁、升学和其他。而“办酒”从最早的红白喜事等发展到现在, 它的内涵外延都扩展了很多。哪类事件能“办酒”、哪类不能“办”, 大致都还是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不仅与当地的经济相关, 更与当地的文化相关。
2.“办酒”的规范化且模式趋于固定
不管是早期抑或是现今的“办酒”, 其实都有遵循的规范和模式的, 基本都是邀请亲朋好友在家中或在饭店吃饭, 或在家中聚会等, 这个时间有长有短, 农村一般都会持续两天左右。而在一般情况下, 基于某事件, “办酒”者会在前期就确定:为什么办? (“办酒”的名目) 、何时何地办? (时间地点) 、“办酒”的规模? (酒席的标准等, 邀请哪些人) 。而因某名目而产生的“办酒”都有固定模式和过程可循, 一旦确定名目后, 请哪些人、“酒”的标准和包括哪些“酒”等都随之有个基本框架存在了。
3.人情各方都存有各种形式的记账且有规律可循
在农村很多家庭都会发现家中有一个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人情账本”, 如自家“办酒”后记别人各送多少钱的“礼尚往来”本, 这类记录比较正式;而自己“送人情”到各家多少钱的记录多是非正式的。
人们对于人情往来往往计算得比较清楚:上一次我“办酒”, 他家送了100块;这一次他“办酒”, 我至少得送120块或是150块——这类在一般情况下的“还人情”的增量基本是得到农村社会认同的, 而往来钱数的一样甚至“还”得更少, 都被认为是不道义甚至是缺德的, 这类人在一段时间过后, 可能会逐渐被当地的“人情网”边缘化, 要么他家“办酒”极少人去, 要么别家“办酒”不请他家。
4.“送人情”的多少是表达感情深浅的重要手段
中国有句古话“礼轻情义重”, 而这句话在许多人情往来方面, 特别是在现今的人情往来上面是不适用的。“送人情”的钱物的多少基本上直接体现了人情双方的感情深浅, 但它在许多情况下也推进或是阻碍了人情双方的感情发展。而许多“送人情”者不遵循人情往来标准而随意送出的人情, 导致了人情在可预见的情况下难以达成长期的平衡, 进而导致了人情双方感情的淡化。
5.人情在长期将达到平衡:办酒者与送人情者都在钱物收支上大致平衡
人情在短期是不平衡的, 可能某家“事”特别多, 而某家几年都没有“事”。但是如红白喜事、生日等对于每一家都是存在的, 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同时, 为了使自己的人情收支平衡, 很多家就会开始在某个时间点前想方设法地“办酒”, 这也使得许多以前可能不成为“办酒”名目的“事”出现了。
但即便是这样, 从长期来讲, 一家的人情收支仍是平衡的。而许多家庭正是抱着这一信心才会愿意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送人情”的, 因为他们知道某一天, 自己家也会有“酒”要“办”的, 比如孩子升学、孩子结婚等。
四、农村社会人情的变迁及异化
市场经济的浸入和农民的流动, 不仅使农民开始意识到原有人情过程的繁琐而开始求简, 更使农民开阔了眼界并深刻地理解了货币的作用, 农村传统在这一渐进过程中的被破坏, 使农村社会的人情往来更少了道德的制约, 人情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为可选的创收途径,
1.“办酒”、“送人情”的变迁
早期“办酒”集中在红白喜事和大寿等, 项目较单一且固定。早期“送人情”的形式多样, 钱物劳力等都可纳在“送人情”的范畴里;现今“办酒”的项目繁且杂, 已由早期的事件导向型向现今的事件和创收双导向型发展。现今“送人情”的形式日趋统一, 除去部分传统项目, 如红白喜事和大寿等, 其他项目基本只以货币体现。
2.“办酒”的异化
(1) 绞尽脑汁“办酒”。
现在农村的一户家庭几乎月月有“酒”, 名目仍主要集中在原有的几项, 但较之前利用得更足:以前可办可不办的“酒”—办 (如老人65岁、75岁生日等) ;以前不愿意“办酒”的人—办, 因为老出不进也不是办法;以前没“酒”办的人—办, 创造新名目办。而许多“酒”的确也让人只能尴尬和苦笑, 让“送人情”者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比如现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给孩子10岁“办酒”的情况, 为以前只需要外婆家等到场的满周岁的孩子“办酒”等。除了“酒”的名目花样百出且边界不断延伸外, 现在农村社会“酒”的频率高、数量大也成为另一个人情异化的结果。同时, 许多以前只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的小范围的“酒”也被“办酒”者充分利用, 将其逐渐发展到只要是认识的便被作为该“酒”的准“送人情”者的地步。
(2) “办酒”要乘早。
迫不及待的“办酒”、种类繁多的“酒”用事实说明了“办酒”要乘早, 即使“还人情”时会产生增量。这里面的原因不难想见。首先, 人情的发生及其增量是一个不确定事件, 而你送过人情的人, 以后可能由于搬家或关系淡化等还不了这份人情;其次, “办酒”的收益是一次性且数额较大的, 能直接影响当年收入, 而“送人情”的支出是分散的, 每一次“酒”的支出是相对较小的, 在当年收入中不起决定性影响;最后, 人情在短期内是不平衡的, 而短期收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因此, “办酒”也成为许多家庭的创收途径。
3.“送人情”的异化
(1) “送人情”的标准化、货币化。
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下, 经过一段时期的人情往来后, 某地的“送人情”往往会出现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基本适用于各“送人情”者。这个标准是基于关系亲疏、经济水平和“办酒”事件等多个维度而产生的, 它是基本固定的, 主要通过货币来表示。
(2) “送人情”的功利化, 形式单一。
现在的“酒”对于许多“送人情”者来说只包括两项内容:吃顿饭+送点钱, 意义也只在于“还人情”或是创造“人情”。而以往“酒”的与亲友同乐的氛围越来越淡, “送人情”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工作似的任务。
(3) “送人情”的账本化, 建账还账。
现今农村许多家庭都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记账本, 里面清楚地记录着自家的人情往来情况。在这中间, 许多关系较熟络的关系网会将人情往来持续下去, 但也存在部分在几次人情往来达到平衡后即割断联系的, 主要是由于关系的逐渐生疏等。
五、结论
人情让人又爱又恨, 它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有效维系, 不可能也不被允许消失;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它将趋于市场化、规范化和事件化。适当的人情往来能够有力地维系或促进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能促成农村生活的丰富化并降低在农村生存的困难程度, 而异化了的人情会逐渐成为农民相互关系的阻碍。要想农村社会人情健康地发生发展, 除了发展农村经济、真正地使农民提高收入以外, 必须要了解并理解农村人情的理性和运行逻辑。农村人情在更多情况下是着重考虑社会理性而非经济理性的, 基于此, 除了依靠政府的政策手段外, 必须重建传统文化及其道德制约, 才能真正将变异的社会理性拉回来, 只有重建传统文化及其道德制约才能保证农村社会人情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农村人情 篇2
关键词:农村人情消费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牛娜,女,汉,1984年8月出生,河南省焦作市人
影响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很多,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经济层面和非经济层面的,本文将从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四个影响因素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试着阐明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人情圈
农民的人情消费其实就是在一个网络中进行,我们把这个网络叫做人情圈或者人情交往圈。根据其血缘关系的远近,可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核心亲属、外围亲属、本不属于亲戚的其他人[1]。由于传统社会家族观念严重、家庭成员数量较大以及个体交往难度相对较高,所以农民家庭的社会资本的获得途径比较单一,这样传统农民的人情圈虽然规模也相当可观,但主要局限于核心亲属和外围亲属中[2]。
当前,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导致核心亲属和外围亲属的减少,一般意义的亲戚圈(核心和外围亲属统称)的规模也日益缩小。同时随着农村与城市隔离状态的逐渐打破,农民们的业缘、地缘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且人情往来网络的重心逐渐由同质性较强的血缘、亲缘圈向异质性较强的业缘、地缘圈转移,亲属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松散,就基本上形成了人情圈中核心亲属、外围亲属、本不属于亲属的其他人“三分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也导致了农民人情观念的变化。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人情关系的异化。在人情消费选择中经济利益的权重日益增加,而以前的由至亲到外围亲属再到朋友、邻居等依次递衍的秩序受到冲击。在此过程中,外围亲属在人情圈的地位逐渐下降。人们希望在核心亲属和外围亲属以外建立人情关系,以寻求社会资本的支持。可以推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农民人情圈中,核心亲属的比重将有一定的下降,外围亲属的比重将继续大幅下降,而本不属于亲属的业缘关系群体将日益成为农民今后人情消费的重点。
二、传统消费心理
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结果,农村家庭人情消费受到传统消费心理及消费习惯的制约,具体表现在:
(1)攀比心理。不少农民把相互往来的频繁程度以及礼金赠送的多少作为衡量红白喜事隆重与否、人缘好坏、感情厚薄的标准,认为这是维系感情的纽带、关系亲疏远近的象征,不顾自己家庭经济实际,逢事必参与,参与必送礼;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之间,你投之以桃,我则报之以李,而且层层加码,你送我50元,我还你100元,你办10桌,我办20桌,你来我往,人情债的份额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即使经济拮据的农民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如此互相攀比、彼此摆阔,无疑在无形中助长了农村大操大办不良风气的滋生和蔓延。
(2)从众心理。据不少的农民反映,自己虽然对愈演愈烈的人情债很反感,但为了争“面子”,留“后路”,只有违心地随波逐流,“得过且过随大流,患得患失保平安”。人家都在“这样做”,而你却不“这样做”,就显示出你的不对和格格不入,就会遭到众人的非议,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所以只好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东借西凑办红白喜事,违心地大操大办。一些原本不收礼的甚至规劝过别人不要收礼的村民也不由自主地身陷其中,于是在长期的互动中,更多人的加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补偿心理。不少农民认为如果自己遇事不大摆酒席,就收不回以前的人情投资。在这种补偿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将操办婚丧喜事、生日满月作为大发横财的机遇,作为收回人情“投资”的好机会,从而获取“投资回报”,以求得经济上的收支平衡,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部分农民有意把小事当大事办、没事找事地巧立名目来收礼。因此,很多农民将人情消费支出称为“无息贷款”。
(4)虚荣心理。很多农民对人情消费虽有反感,但又碍于情面,不好意思不去;或者曾经受过邀请者的人情,不去心存负疚,有一种欠债感;即使没受邀请,看见别人去了,也跟着去,深怕得罪了人。总之,硬着头皮,强装欢颜甚至变卖生产资料、举债也要送人情,不能让人瞧“扁”,只有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被动消费”局面,由此可见,人情已经变成了由金钱编制的“债务链”。即使钱是自己的,但钱花的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5)敛财心理。这主要是一些村级党政干部变相敛财的一种手段,他们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和权力,如在计划生育、划分宅基地、邻里纠纷、孩子参军等方面。一些有求于他们的人无不趋之若骛。这是变相腐败的一种形式,在农民群众中产生很坏的影响。
(6)投机心理。现在农村送礼风甚浓,甚至到了无事不送礼的地步。送了礼就话好说,事好办,关系好处理,不送就是关系差、有意见,收送人情礼金成为一种社会“潜规则”。有些农民送礼只是为了留条“后路”,方便以后办事。常常“笑脸接请柬,背后吐怨言”,心中不悦,但为了不得罪人,今后好办事,只得硬着头皮、强装欢颜也要送人情。
可见,送礼者心态各异,真正表示贺意有之,但为数甚少,而大多数人碍于情面,或礼尚往来,至于送多送少,送礼者心中自有一把尺,有的是有求于人,有的是还人情债,有的是随波逐流,拿钱买人情,拿钱买面子,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数不尽的烦恼,特别是低收入家庭,遇上这些事,更是雪上加霜,给其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助长了不正之风的泛滥。
三、家庭经济
人情消费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人情消费作为支出的一种,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农民经济收入状况的制约,相反,人情消费中现金或实物的支出必然导致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中国百村调查表明,家庭纯收入与人情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3]。收入不同的家庭的人情消费规模是具有差异的。一般来说,家庭年收入越高,人情规模越大[4]。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情消费支出并不会随着家庭纯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为它还受着道德约束、社会需要、传统心理制约等因素的影响,这有些像经济消费理论中的棘轮效应。棘轮效应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在他的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来的,又称制轮作用,是指长期平均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对短期消费减少的抑制作用,通俗的说,就是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随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实际上棘轮效应也可以用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的一句著名的话来概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农民平均收入的增加是近年来人情消费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说,农民的收入是在不断增长的,各种消费也随之增长。农村中较先富裕的“大户”,由于收入上升得快而且多,其赠送和收到的礼金都以较大速度增长,而示范效应逐渐推动其成为新的随礼习惯、这使得人情消费具有单向增长效应,即本身存在着只升不降的趋势,人情消费的水平不断上升。
四、家庭类型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加之城乡隔离政策的松动,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镇转移,外出打工已经成为某些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气势浩大的民工潮冲击着农村传统的家庭模式,出现了许多留守家庭,即夫妻一方在外流动打工、一方留守的“半流动”家庭以及夫妻双方都在外流动打工的“双流动”家庭。其中,70?以上的民工选择了妻子留守的“半流动式”,在入城时把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留在农村。于是,在很多迁出地都普遍出现了家庭结构的“386199”现象,这组数字意指以男性为主的中青年劳动力的外出导致农村中留守的家庭成员主要由妇女、儿童和老人构成。其家庭结构多为由老人和孩子构成的隔代型家庭、由妇女和孩子构成的半边型家庭、成年子女全部外出由老人构成的空巢型家庭[5]。
不同类型家庭的人情消费的是不一样的。把不同的家庭类型作为一个研究视角,对其人情消费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实现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李祥忠[4]就曾将农村家庭分为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三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农村家庭的人情消费进行了比较研究。比较表明,留守家庭、半流动家庭和流动家庭在人情消费动机和后果等方面是具有差异的,而在消费方式方面差异并不明显。具体结果如下表示:
五、四因素间的相互联系
笔者通过以上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分析,为了更进一步阐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建立了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如图所示:
首先,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中,人情圈和传统消费心理归属于主观因素,家庭经济和家庭类型归属于客观因素。
其次,不同的家庭类型对人情圈和家庭经济都有直接影响,然后再通过人情圈和家庭经济间接的对家庭人情消费造成影响。
(1)不同类型家庭的人情圈的变化是有差异的。留守家庭的人情圈的变化相对较小,人情往来相对比较固定,每次送礼的标准相对也比较固定(更多的时候是遵循当地传统),一年送礼的次数是也比较有限的,结果导致留守家庭的人情消费规模相对比较固定,总额也较其他类型家庭小一些。半流动家庭的人情圈呈扩大趋势,他们一边要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同时要积极拓展新关系,这意味他们的人情开支肯定有所增加。流动家庭的人情圈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部分家庭希望能够搬迁到城镇或城市,原有的社会关系逐渐疏远,人情消费自然而然的有所减少。还有部分家庭希望继续留守在农村,但是他们平时在城镇或城市工作,人情圈扩大了,人情开支也自然而然的增加了。
(2)不同类型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可以显著地、大幅度地增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有学者研究证明,家庭非农劳动力的数量是影响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第二大因素,并且它对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作用位居农村劳动力素质之前。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显著增加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而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显著降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7]。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农村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很大,和无人外出相比,一人外出打工年收入可以增加827元,而两个人均出去打工则年收入能增加5077元[8]。由此不难理解,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是有差异的。
再次,人情圈、家庭经济和传统消费心理与家庭人情消费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1)人情圈的大小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从总体而言,人情圈的范围呈扩大的趋势。对于某一农村家庭来说,其人情圈越大,相应的其家庭的人情消费开支就越大;反之亦然。
另外,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规模的大小和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其人情圈的大小。例如若农民怀着留后路的心理(以后说不定就有请人家帮忙的地方)或本着拓展自身社会关系的意图而给本无需随礼的人家送人情,一旦开启了这种“欠情――还情”的人情消费链条,就意味着其人情圈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扩大了;同理,一旦农民因某些非正常原因如感情破裂、自身的利益关系受损或感觉人情往来已不堪负重时,就会有选择的终止人情往来,这样一来,其家庭的人情消费的规模就会减小、水平就会降低,而其人情圈也就相应地缩小了。
(2)中国百村调查表明,家庭纯收入与人情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3]。即家庭纯收入越高,家庭经济就越富裕,相应的人情支出就越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情消费支出并不会随着家庭纯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为它还受着道德约束、社会需要、传统心理制约等因素的影响,这有些像经济消费理论中的棘轮效应。
但这并不是说人情消费对家庭经济就没有作用和影响了。现如今,从家庭负担的角度出发,绝大部分农民认为人情消费增加了其家庭负担,但从整体来看它对家庭经济的作用时,并不是全部的人都认为它有阻碍作用。这也说明人情消费毕竟有其积极的作用和功能。
(3)由前文分析可知,农民传统的消费心理是影响农民人情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定历史时期下,农民传统的消费心理和人情消费行为表现出了一些相应的特征:消费动机上倾向于从众性,攀比动机强烈和敛财动机明显等。同时,由于农村相关制度不完善、农民收入水平不高,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的限制,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多数农民还存在留后路的投机心理,致使人情消费在农村泛滥异化,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身心健康,形成了恶性循环。
最后,人情圈对传统消费心理具有反馈作用,而传统消费心理对家庭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家庭类型都有间接的影响作用。
(1)其实我们可以说人情圈是传统消费心理得以表现的载体。人情圈代表着农民个人或其家庭的社会交际网络,只有置身其中,他们才会去攀比、从众,才会产生诸如此类的消费心理。
(2)家庭经济很容易受到传统消费心理的影响,这一点不难理解。一方面,农民若基于攀比、虚荣或从众的心理动机进行人情消费,不免会给其家庭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农民若出于敛财、留后路的心理而进行人情消费,则很可能会取得短期内家庭收入的增加,即家庭经济的暂时性富裕,或在长期内收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3)不同的家庭类型对家庭经济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可细细想来,家庭类型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家庭经济的影响。假想一户农民家庭的经济足够富裕,那他(她)就不用背井离乡,忍受与家人分离之苦出去打工挣钱了,这样也就无所谓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之说了。
把人情债变成“人情在” 篇3
人情债：人情事小，面子事更小
人情事小，面子事大，对于钱包的“红色炸弹”，不少网友调侃，人情债还了，也许饿肚子；不还，可能饿死人。也有些在外漂泊一年的打工族为了躲避越来越高的“人情债”而苦恼，选择不回家过春节。
面子事真比与家人团聚还重要吗？其实，这只是同伴效应、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在作怪。一般来说，同伴效应指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受与自己情况相仿的人群的影响，类似人们常说的“攀比风”，你送1000元，我绝不能比你少；大家都送，我不送是不是太出格，在这些不良心理的影响下，于是宴请的规格越来越高，礼物的档次越来越高，礼金数目越来越高，而人情只会日益淡薄。
当然，人际关系，职场圈子、人脉资源对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群十分必要，如何拉近和亲友同事间的距离，是个技术活，感情投资要靠长期打磨沉淀，不是人情的交换品，仅仅用量化来考察。
不少人觉得，过年送礼是还人情债的最好时机。其实不然，如果送礼的时间地点不对路，会让收礼物的人陷入尴尬境地，影响彼此的感情。
小提示：面子问题来临，如何选择，不妨有点厚脸皮，别人怎么说无所谓，听从内心的需求最重要。
人情在：设人情账户水到渠成还人情债
人情往来讲究水到渠成顺其自然，所以不妨设立自己的人情账户，把相关人的喜好、生日、联系方式等记录下来，有时间就翻一翻，在生日时发个祝贺的短信，打个电话，即自然又简单就能完成人情投资，何乐而不为呢？
年底翻翻人情账户，找出每个人的特點，量体裁衣送人情，如果朋友喜欢运动，不妨在空余时间邀约一起出游，比大红包更能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平时点滴的人情投资的风险近乎于零，只要能把人情债顺利变成人情常在，就不用再在年底绞尽脑汁选择礼物、应酬的地点，心理的负担减轻了，人情债自然不存在了。
农村人情功能演化的金融学逻辑 篇4
“人情”这个词语有三层涵义: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人之常情、情面和恩惠 。[1]我们重点讨论的是人情内涵的第一层面, 即农村户与户之间的礼金应酬和礼物馈赠, 在这一限定的范围内讨论农村人情的初始功能及其演化的结果。
2011年阴历11月, 笔者到皖北X乡调查时发现:该地的人情消费金额提高, 人情的数量增多, 频次较高:孩子上大学, 老人过大寿, 邻人做房子都要“做人情”。调查时有一村民L某结了三次婚办了三次酒席, 其亲戚都在抱怨。该地的婚礼和丧礼越办越大, 酒席多在40桌以上, 礼金分布情况是:邻人一般在200元, 户族内在300元左右, 小亲族在500元, 两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在1000~2000元;兄弟姐妹之间已有10000元的人情大单。通过本次的调查发现:该地区人情消费礼金数额相差较大, 其区间为100元~10000元。结合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的农村人情消费相比取消农业税之前呈现出四方面特点:①人情消费的“木桶短板”快速上升, 最低的单笔礼金都在100元以上;②人情的外延范围迅速扩展, 由血缘、地缘的人情交往向业缘扩展, 人情消费向陌生人社会延展;③人情消费频繁, 人情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 以家庭为单位的年总人情消费占居民收入25%~27%;[2]④人情消费由传统的“仪式性人情”向“事务性人情”转变。[3]对于农村人情的功能及其演化, 现在的学术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 且前者研究的资料文献较多, 金融学研究还是很稀有的。这也是我们的写作目的, 试图从金融的维度来诠释农村人情的传统功能及其演化逻辑。
二、农村人情功能演化路径及其成因分析
1.农村人际金融交易: 农村人情金融学视角的解读
关于农村人情功能及其演化的金融学视角的解读, 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 试图从金融的视角对儒家文化进行解读, 并顺带提到了农村的人情功能。“农业社会里, ‘人际金融交易’是以人格化的隐形金融交易方式实现的, 其交易范围多在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亲戚间的礼尚往来就其实质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的代名词。送人情与回人情在这种金融交易的安排下, 交易头寸以人情记下, 而不是显形的金融合约形式。”[4]人情之间的走动结成了农户之间的“隐形金融交易关系”, 在村庄内结成了一个隐形的金融交易市场。
这种解释对农村人情的基础功能是充分的, 但同时也是粗糙的。因此, 我们试图在陈志武的研究基础上, 用金融交易行为理论, 把人情的“份子”释义为“头寸”, 把人情的走动定义为人际金融交易, 赋予人情金融的内涵。之所以这样界定, 是因为金融的范畴可以界定为, “凡是涉及货币, 又涉及信用, 以及以货币与信用结合为一体的形式生成、运作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5]农村人情背后的人际金融交易, 其实质是建立在乡土熟人社会里—天然的信用机制下货币需求方与货币供给方之间的货币流动, 只是这种货币流动不是借助银行这一金融中介来完成的, 亦不是在资本市场实现的, 而是以“人情账单”这一隐形金融交易实现的。
2.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传统功能
这里所指的传统功能的具体语境:在空间维度上是我国中部的乡村, 在时间维度上是2000年之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空切片, 主要是基于此阶段的语境为:大部分的乡村社会还是“乡土”的、村民还未显性原子化、乡村的人情消费主要维系在“仪式性的人情层面”。
(1) 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风险管理功能。
在小农社会, 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皆是人生大事, 单个的农户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金融风险, 这个风险是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规避的策略是把风险作为一种商品打包之后对其优化配置, 这种配置是通过:“其一将损失在对象与时间方面进行最宽泛的分配;其二将损失分配于最具有支付能力的特定的人活动之上”。[6]把这一风险管理的理念用来解释人情的功能时, 就是单个的家庭把生老病死的风险和婚丧嫁娶的费用, 在亲族内进行最广泛的分配, 把风险承受的主体链条延展、拉长, 且从家族内最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中获得资助。
当风险的转移 (包括对冲、投保和分散化) 和风险的降低同时发生的时候, 这实际上是一个互利的过程, 原本处于风险当中的人可以通过向某人付费的方式, 使他人与自己共担风险。[7]农村人情的功能在于通过在熟人社会“随份子”支付一定的费用, 把风险转移给了他人, 通过这样的方法, 使得单个风险主体承担的损失最小, 把原本属于一个家庭内部的事务变成了一群人的事务, 以至于单个人的风险成本最小化, 而不是由一个人、一个家庭独自承受不可回避的剧痛并熨平了个体的收入巨大波动。
(2) 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储蓄功能。
“送人情”和“还人情”是互惠的, 人情的支出和收取实际上类似于储蓄和取款的过程。别人办事时, 自己前去送人情, 这等于在别人那里储蓄了一笔钱, 当自己办事时别人往往会还以更多的人情。在这一储蓄和提款的过程中的货币差额或实物差额就是利息, 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8]金融学上储蓄的涵义是正储蓄者 (资金盈余一方) 将盈余资金转移给资金短缺的负储蓄者 (资金短缺的一方) 使用, 然后由后者的收入流量来偿还正储蓄者。[9]
村庄内的人情交往, 正是建立在人际金融交易的保值和有限增值的基础上的。人情往来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 因此“回人情”者回报的人情一般大于送出者送出的人情, 至少两者相等, 否则别人就认为其违约, 这会导致个体的农村社会资本迅速的减少, 这样的个体在以后遇到大事时别人就不会再送人情。在熟人社会里, 一个信用不好的人在和别人交易时是处在信息完全公开的环境里的, 考虑到如此高的违约成本, 理性的“人情受惠者”是不会违约的, 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返还对方更大的人情。
(3) 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融资功能。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 最早出现的钱庄和当铺也不是为农民服务的, 而是为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商人服务的。栖息在土地上的农民很少参与商品经济, 且其没有固定的资产可以抵押, 导致农民很难从钱庄或店铺获得融资。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 农民依然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 现在银行贷款业务的两种基本类型, 即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都无法真正的服务于农村社会。农民不能和城市的金融服务对接, 致使农民外部市场融资困难, 只能诉求于内部。正是通过办红白事的人情费用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流动性集合, 正是通过一笔笔的人情单债务在短时间获得融资, 以解燃眉之急。人情债务其实质是关系借贷, 只是这种货币资本的流动被温情脉脉的人情往来掩盖了。
3.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演化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农村人情异化十分严重, “主要表现在当下的人情名目越来越繁, 频次越来越密, 酒席花费越来越大”。[10]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异化的逻辑链条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试图从市场经济“现代性”[11]的渗透, 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中作为交易对象的社会资本这些金融板块来勾勒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功能演化的地图。
(1) 市场经济现代性在农村的渗透。
市场经济已不再单独在城市的内部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 它的触角已伸向农村、农民、农业, 农村处处投射出市场经济的缩影。劳动力的流动, 市场经济赋予了新时期的农民“准市民”的特点, 市场经济的理念、运行的逻辑深深地嵌入到农民的行为之中。“不管人们是否情愿, 如何感怀, 由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 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 农村对城市更依赖了, 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了, 许多农业户口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市民。”[12]市场经济下的农民是一个个独立、自由、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经济人。
小农经济下, 农村的经济主体是一块块的、一束束的, 农村经济的交易主体在外部是家族对家族, 在家族内部是户对户的。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展开的, 有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别, 而市场经济瓦解了乡土社会下的“差序格局”, 使得个人脱离家族的束缚, 出现“原子化”的特点。进一步说, 这为农村人际金融交易市场提供了新型的交易主体, 这种新型的人际金融交易主体并不满足于家族的束缚, 不再遵循家族统治下的金融逻辑, 竞争机制的嵌入和市场经济逐利的理念使得农民从“生存小农” 向“理性小农”转化。
(2) 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的出现。
一方面, 正式金融市场由于其在农村运行成本之高, 且运行效率低下, 使得正式的金融制度无法在乡土语境下很好的运作, 农村的金融需求者和供给者缺乏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另一方面,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民间金融由于信息充分、效率高、运作灵活、交易成本低等优点使得民间金融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13]
当下的农村, 农民通过代际分工获得在家务农和在外务工两份收入, 农民逐渐富裕起来, 富裕的农民开始成了资金的富裕方。然而,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中保险、证券、基金还没有建立, 与资本市场相关连的制度还没有嵌入到农民的经济行为中, 货币资本不得不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游荡。非正式金融制度天然的切合农村经济的实际, 能为农民金融行为所消化, 所以在乡土社会落地生根。只是人情金融交易的对象不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 不再是以有限利息为特点的人情账单, 人情金融交易的对象已拓展至社会资本, 其目的在当下不再是维持基本的互助功能, 而是投资功能。
(3) 社会资本嵌入到农民的金融投资行为之中。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为:“藉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14]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相联系,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 这种网络具有工具性, 在这个网络内部个人和个人可以就融资、机会、强力庇护实现共享。如果一个人能成功的运用网络, 他的生活机遇就会大大改善。“社会资本是一种主要的比喻方式, 它可以把家庭、朋友和社区关系全部变成投资工具。”[15]
生活在新乡土背景下的农民, 教育、医疗、养老仍是压在广大农户身上的“三座大山”。弱势一方的农民想和经济上占优势的农民结成网络, 获得这个网络内部的资源, 尤其是金融资源。另一方面, 强势一方的农民, 这些农村的新贵们在乡村治理中, 要获得广泛的认同感, 他们必须组建自己的人际网络, 把外部人内部化。正是上述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使得资金强势的农民和弱势的农民组建成关系网络, 然其实质二者都着眼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因此, 人情金融交易的标的物不再是一张张生息的人情账单, 而是通过人情的互动实现社会资本的享有, 他们通过让渡现在的货币的价值, 以较低的期权交易成本锁定社会资本的价格, 近而获得未来可持续的较大的现金流。
农村人情交易功能演化的金融逻辑是随着市场经济现代性的渗透开始的, 它使得农村的小农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 并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渗透为农村人情金融交易释放了大量的交易主体;正式金融市场的匮乏, 补强了对其有替代功能的非正式金融市场;市场经济的理念驱动理性的农民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选择社会资本作为投资对象。
三、农村人际金融交易非理性后的理性—金融抑制与反抑制
1.农村人际金融交易“非理性”演化的背景:金融抑制
由于“金融抑制”[16]的存在, 正式金融制度自身在下乡时出现一些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呈现四个基本问题: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抵押物缺乏, 特质性成本与风险, 非生产性借贷为主。四大问题的存在, 使农村金融市场自然发育状态下出现“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市场失灵的纠正需要政府介入, 但政府介入的方法又往往以正式金融制度置换非正式金融制度 , 结果农村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出现“政府失灵”。这四个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金融制度的供给。在这四个问题中, 最大的制度障碍在于农村抵押物的缺乏, 使得农民不能通过银行金融中介获得融资, 农民手里的土地、住宅、宅基地不能抵押变卖, 即使进了城, 也只能被放在那儿。这种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 没有交易的权利, 土地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要素没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既有和潜在的资本水平不仅决定着农户的信贷需求, 还现实的决定着农户实际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而农户的信贷需求和实际获得信贷的水平又最终会对农户的收入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17]这种资本水平和金融资源的“双重制约”使得农户面临过低的初始资本水平, 资本积累又无法实现, 最终导致其资本、收入和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陷阱状态。“社会落后, 不是我们没有资产, 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 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18]
当下的农村对信贷的渴求犹如长夜之于明灯, 信贷获得的可能性对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至关重要, “它牵涉到能否使农户的季节性收入和连续性支出之间的消费平滑化, 更为关键的是, 在小农最为关注的婚丧嫁娶、生病上学等突发性的大额而刚性的消费需求来临时, 能否获得必要的融资。”[19]在金融抑制下, 农民不可能在正式金融制度中获得融资, 生产性投资也很难进行下去, 导致农民的货币资本原始积累链条的断裂, 这就客观上呼吁非正式的金融制度的供给—人情金融交易作为天然的制度安排便应运而生。
2.农村人际金融交易的理性分析:金融反抑制
农村人情金融交易伴随农村普遍的、持久的存在着金融抑制的语境而形成, 它作为非正式金融制度中的一种, 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实现着正式金融市场的功能。农村人际金融交易, 在传统社会中, 通过家族与家族、户与户之间的人情交易, 实现互助的功能。在缺乏保险制度的农村市场, 农民通过人情账单这种低成本的保险, 把原本属于一家一户的风险转移到家族内部的其他家庭身上, 实现了正式金融制度中的风险管理。在缺乏银行中介的服务下, 农村人情交易实现了储蓄和互助的功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农民作为交易主体, 其承受的市场风险在加剧, 农户的资金需求不再是单纯的生活性资金需求, 还有生产性资金需求, 农民在面临资金需求时不是借助银行, 而是依赖关系网络来融资;农民在外出打工时不是找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公司, 而是投靠和自己建有网络关系的亲戚朋友。当下的农民正经历着从“生存小农”向“理性小农”的变迁, 而金融抑制的制约进一步迫使农户之间通过人情网络的平台来实现关系借贷, 因此, 农村人情交往被工具化了, 被赋予了太多的“工具理性”, 人情交往从“仪式性人情”向“事务性人情”演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农村人情 篇5
人情化管理功不可没，但能走多远？
人情化管理是很多老板的一种管理理念。很多企业之所以有今天，的的确确人情化管理功不可没，但人情化管理能走多远呢？这是一个作为企业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比如你跟小张说：小张，我没带钱，你借我100块钱吧。由于以前你帮过小张的忙，所以小张不好意思不借给你，你们两人之间是有人情互动的。但是如果你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说：朋友，借100块钱给我行不行？他肯定不会借的，因为他跟你没有人情关系，构不成人情压力。
所以，这个人情化管理最重要的是认同，是被要求者认才行，他不认，这个效果就是零。
这时企业管理的主动权在谁的手里？管理的主动权就落在被管理者的手里，这样还怎么做管理？
很多企业就是这样的，平时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真的要做一些管理动作的时候，大家就不配合，很多的管理动作无法真正落地，就没有效果。之所以这样，是 因为主动权在他们手里，所以，那些企业的效率就会很低，很多企业越做越大，效益却越来越差，根本就不挣钱。这样的人情化管理给我们带来的是表面繁荣的假象 和假和谐。假如企业生存不下去了，员工还会跟着企业吗？
我们办企业的目的是盈利，我们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不要违背企业的规律，如果企业越办越大，但人情化管理很严重，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盈利危机。
而阻碍企业盈利的人情化管理使人浮于事，执行力也非常低。人浮于事、执行力低就是浪费。
我前几天到一家企业碰到一件事，因为一块钱的材料用错，导致了一百万的赔偿。而这个用错了的材料本来是可以发现，可以杜绝的。但因为层层把关不严，结果造成17个货柜的产品都用了这种材料，出口到欧洲，被客户索赔了一百万。错误的根源在于大家都没有严格按标准检查，人浮于事，让不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 一路放行到客户手中。
人情化管理源于被管理者的认同，使企业丧失管理的主
动权
人情化管理使企业丧失了管理的主动权，最终导致企业管理松垮，错误不断，执行力低，效益低下。请大家记住：这是一种丧失了主动权的管理，不是你说了 算而是他说了算，这个“他”就是被管理者，是所有的下级。本来是上级管理下级，却成了下级说了算，这样的管理能有效吗？这样公司能有执行力吗？
企业管理的对和错并不是管理的首要问题，管理的主动权在谁的手里才是管理的首要问题。管理的主动权都丧失了，还谈什么管理呢？所以，管理的主动权绝不能丧失。
出过国的朋友都明白，我们今时中国经济的成就在世界上是无可争议的，这得益于邓小平的思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允许争论，统一行动。很多企业既想把人情化管理牢牢地抓在手里不放，又想有执行力，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执行力就必须打破人情化管理，因为只有把主动权争取回来，才能够有执行力，这是我们工厂管理变革打的第一仗。
当然，有的老板还抱着一种梦想：能不能不要打破我的这种和谐，然后又把执行力提升起来？那么我想说，我们有没有本事让男同胞生个孩子？我们不打破这种虚假表面的和谐而又要把执行力提起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朗欧企业管理咨询认为，企业管理要人情，但不要人情化。
正确应对人情保单 篇6
这里的人情保单是指那是仅仅是为了人际关系，并没有考虑到自身实际需要，或者是保险代理人通过人情关系而误导客户购买的保险合同。
你遇到过人情保单吗
根据一项调查，超过80%的保险消费者，人生第一张保单都是向熟识或朋友介绍的代理人购买的，其中，又有近一半人是在顺应人情的状况下购买的。
显然，尽管人身保险能给家庭及个人添加保障，还可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财渠道，但是若遇到很难推托的“人情保单”，难免令人徒增烦恼。
据报载，2008年初，宋小姐碍于人情，买了昔日校友、如今的保险代理人推销的某款医疗险，年交保费4000多元。今年6月，她因病住院花去1万多元，理赔时才发现买的是费用补偿型险种。如此，由于宋小姐所在单位能为其报销85%的住院医疗费，所以保险公司只需负担1500元即可。这让宋小姐觉得很冤。
这种事情通常较多地发生在新入职的保险代理人身上。一方面由于目前许多保险公司为了追求销售业绩而很少对代理人进行客观理性的产品培训，尤其是在分红保险方面通常夸大产品利益回报，误导新代理人；而新代理人由于刚刚入职通常是激情有余却专业不足，往往偏听偏信，造成以误导的方式向亲戚朋友出售保单。另一方面，由于保险公司现行的薪酬制度是以业绩为指标，没有卖出保单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一些代理人为了个人的收入而故意进行误导，而导致“人情保单”问题频出。
排除人情，按需买保单
最让人头痛的人情保单，就是完全不顾投保方的需求，一味抬出人情压力，以便达到做业绩的目的。
其实，人情保单并非绝对不能买，关键是出手前务必谨慎。面对打着人情牌的保单，先自问最需要哪类险种，在充分了解合同条款的前提下，再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夺。如果感觉不合适，或已经购买过同类产品，就实事求是地告诉对方不需要。如果说你是个好面子的人，实在推托不掉，不妨选择期限短、金额少的产品，或不需很多理赔服务的养老险，即便代理人跳槽也不会受太大影响。
如果投保人确有购买保险的需求，又想通过熟悉的人来购买保险，那么投保人可要求代理人先拟定一份保险计划书。因为优秀的代理人能够通过交谈，明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合适的计划。而后，投保人可上网查找代理人推荐产品的相关信息，验证其各种承诺是否属实。尤其是在购买分红保险时一定不要相信保险业务员关于未来的分红预测，因为分红险的收益是不确定的，能否有收益、收益有多少关键要看该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及管理能力。业务员所讲述的未来收益都只是保监会许可的一种收益假设，并不代表未来真实的收益。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笔者并不建议购买太多的分红险作为家庭保障，而应以交费少保额高的定期寿险为主，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购买部分重疾险，以使自己真正通过花较少的钱获得较好的风险保障。例如，一个三口之家，男女主人年龄在30岁左右，年收入10万元的家庭，其保费年支出最好不要超过1万元，主要险种应以定期寿险和重疾险相搭配。其中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寿险额度要保证达到其未来5～10年的收入总和。保障期限以把孩子抚养成人为标准，也就是20年为宜。其他收入结余则可以进行基金定投、定期储蓄、国债等投资。
对于有养老需求，且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定期领取养老金的人来说，购买部分养老保险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前提是要将保障型的险种相对足额购买后再行考虑养老保险。因为保险的根本是解决人生的风险，而不在于为你赚来多少投资收益。
《社戏》的人情美 篇7
平桥村———外祖母的家乡，是“我”儿时的乐土：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极偏僻的临河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户人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间很小的杂货店。正是这些种田打鱼人以及他们的后代给了“我”无限的乐趣。这里是一个优美、恬静、清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听到的是悠扬、宛转的笛声，见到的是碧绿的豆麦田、起伏的群山、朦胧的月色，“我”在这里的人间好戏中体验到了少有的人间真情。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了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偏僻农村醇厚的乡情可见一斑。因为有了远客，小朋友都从父母那里得到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和“我”一同玩的小朋友，真心待“我”，与“我”和睦相处。一同钓到的虾，全归我吃，一同放牛，看戏。农家少年，无论长幼尊卑，一律平等，个个天真活泼、聪明勇敢、精神抖擞、朝气蓬勃。这里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平等相待。
在平桥村，“我”最大的愿望是去看戏，当“我”无船不能看戏时，心里十分懊丧，这对于别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同情的大事，但双喜、阿发等小朋友却深表同情和叹息。双喜为了使“我”能看上戏，敢冒风险，写保票。这里小朋友急“我”所急，想“我”所想，而一旦得到应允，便立刻高兴无比。双喜和小朋友不顾劳累和路远陪“我”再一次去赵庄。月夜行船去看戏本身就是一出感人的人间真戏，“架起两支撸，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流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这一幅幅充满浓浓山水情意的水墨画，不正是一出出引人的人间好戏?当“我”看戏有些疲倦时，桂生便去买豆浆，没有买到，又主动给“我”舀水;当我看戏不耐烦时，其他小朋友也显出不耐烦、扫兴的样子，有的竟打起呵欠来，经双喜提议返回了。在归航中，当大家饿了要偷罗汉豆时，这种人情得到了突出的表现：阿发为了招待“我”，只因为他家的豆大，就偷他家的，没有一点自私的考虑，与其说是偷豆，还不如说是摘豆。阿发的一个动作两句话，便在我们面前树起一个熠熠闪光、活泼可爱、天真无私的农家少年的形象。其实这夜的戏并不过瘾，过瘾的则是小伙伴淳朴的人情。他们热情帮助别人、纯洁无私的美好心灵，突出地表现在了小朋友的世界里，这不正是最美的人间好戏吗?
人情之美也精彩地表现在六一公公的身上。当“六一公公”发现豆被偷以后，不是骂豆被偷，只是责怪“不肯好好摘，踏坏了不少”。但孩子们十分坦然：“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这里不但没有因偷豆而惭愧的感觉，相反，倒是像看得起他的意思，连钓虾的注意力都没有转移，可见其无所谓了。他们偷得坦然，偷得愉快，偷得好玩，偷得不像偷。这个“六一公公”竟然因“我”觉得豆子好吃，“非常感激起来”。这是何等淳朴的人情。最为突出的是，这个“六一公公”，还竟将大拇指一翘，得意地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事后还亲自送来一大碗煮熟的罗汉豆。这语言、动作可真把农村的人情诗意地发挥到了极致。
小说里还流露着那厚厚的母子情。看戏走的时候，母亲嘱咐要小心;回来时，发现“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读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对着这位母亲肃然起敬。母亲的情怀啊，半夜三更，站在桥头，盼望儿子的归来，见得儿子平安归来，那生气也是转瞬即逝，转气为喜了，“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不正是人间最伟大，最永恒的母爱吗?
浅谈义理和人情 篇8
在日语中,因为义理和义务的一字之差,含义便不尽相同。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报恩”作为判断义理和义务的标尺。认为:“日本人把对‘恩’的报答分成各有其相异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报答在量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报答在量上与所受之‘恩’是相等的,并有特定的期限”,其中,前一种的对恩的无限报答是义务,它是无条件的。后一种对恩的有限报答是义理,它是人的本分。另外,《菊与刀》中又将义务和义理分别分为两类。义务主要包括对父母报恩的孝和对主公报恩的忠。义理主要包括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对名誉的维护。义理在日本社会中最典型的体现便是要求每一个人要过合乎自己身份的生活。如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らしい”,通常用来赞扬那些过合乎自己身份的生活的人。
人情与义理是相对应的,与汉语“人情”的含义完全不同,指人的自然性情。渡部正一在《日本近世道德思想史》中认为人情的基本内容包括:“第一,指人惜生厌死,避苦求乐的自爱之情;第二,指亲子、兄弟、夫妇、男女之间强烈表现出的人的自然爱情。”
江户时代,义理和人情分别代表了武士和町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观。武士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固守义理。町人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追求人情。石田一良在《町人文化》中曾写道:“町人谴责武士轻视人情,武士则攻击町人背离义理”。
对义理和人情的探讨在江户时代后期达到顶峰,特别是町人作家的两位代表人物井原西鹤和近松门左卫门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义理和人情,特别是对人情的认识。
井原西鹤将人情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利益的追求。井原在自己开创的文学类型“浮世草子”中将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利益的追求分别放到“好色小说”和“町人小说”中去描写。
井原的好色小说主张爱情是人性之本能,追求爱情是人性解放,相对于武士所固守的义理来说,人情更应该受到重视。这是町人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对统治秩序的挑战。井原的好色小说中最富盛名的便是《好色一代男》。小说的主人公町人世之介是一个到处风流快活的天下第一好色者形象。
井原的町人小说主要描写对象为町人,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正当手段追求利益,另一类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利益。在井原看来,第一类的町人固然值得赞赏,但第二类的町人也未必无可救药。他认为追求利欲,获取金钱才是最为重要的,手段是其次的。
对人情的肯定始于井原西鹤,在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中趋于成熟。近松并没有一味地强调人情,而是对人情和义理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照,并着力表现他们之间矛盾又复杂的关系,从而彰显人情。他将武士注重的义理引入町人的世界,根据町人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将町人注重的人情注入义理之中,使得义理的内容得到了扩展。不同于武士的义理是基于主从关系的,近松的义理则是基于对夫妻、父母、兄弟、朋友、邻居等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源了圆将近松门左卫门的义理归纳为“(1)法规承认的近亲关系及由此产生的道德义务;(2)对世间的义理及其世俗化和形式化的东西;(3)人对他人应行之道;(4)对个人人际关系中的信赖、约定、契约等忠实遵守的义理”四类。其中第三类与武士义理基本相同,其他三类均是根据町人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而对义理的内容所做的扩展。
近松虽然对义理有一定程度的探讨,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作品的主题依然是人情。他所写的剧本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历史为题材的,一种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他通过封建身份等级制下义理和人情的纠葛,突出人情。
近松的人情在他的“殉情剧”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现实生活中殉情作为“世界戏剧”的主题,描述了男女爱情不能如愿,双双殉情的故事,表现男女爱情的纯洁和神圣的关系。近松肯定游女和客人之间存在真情。在他看来,“只有爱情才是至高无上的”。
人情和义理是日本所特有的两个概念,他们的含义在历史发展中尤其是在江户时代不断丰富,现在,人情和义理已经并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了,它们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地存在着。
参考文献
[1](日)井原西鹤.日本古典文学大系-48-日本永代蔵-4G[M].东京:岩波书店,1969.
18个有用的人情世故 篇9
在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情况下, 人情世故能够帮助我们个人缓和与其他人之间的紧张度, 也比较容易让其他人感到与我们交往的愉悦感与适度感。这里例举出对于我们每个人也许都能用到的日常生活中18个人情世故, 而这些人情世故也经常被很多年轻人忽略。
1.即使不是大人物, 我们也经常能用请教的态度与口吻与他们说话, 因为人不可貌相, 很多实用的良师益友往往来自不起眼的生活与工作中。
2.在吃饭的场合主动做点菜者, 不宜请主人与主宾点菜, 但是请注意询问主人与主宾的喜好, 而不是只管点自己爱吃的东西。这需要平时研究菜单, 积累点菜的经验。
3.经常找到朋友、伙伴与同事 (甚至小孩子) 值得肯定的方面。即使老板也需要被你肯定, 但是尽量在私下场合, 而对于一般朋友与同事则应公开赞扬。
4.在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相貌、事情、人品赞扬时, 不要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样子, 也不要假意否认, 合适的方式是表示感谢, 尤其感谢朋友的肯定与支持。
5.学会使用便条, 包括借条、领条、请假条、申请信, 如果你很主动地使用这些便条会让其他人感到你很规范, 日后也可有凭有据地与别人打交道。
6.即使你不是服务人员, 在朋友或者同事有客人的时候主动倒水, 会让朋友与同事很有面子, 也会让客人觉得你的朋友与同事很有威望。这会让你的朋友与同事特别感谢你的姿态。
7.虽然你觉得自己是新手或者地位比较低的人, 也要勇于不耻下问, 主动询问别人的需要, 而不要等领导或者资深的同事对你表现出亲和。
8.记得在别人不在座位的时候很热情地帮助接听与记录电话、接受信件、传递信息。对团队的同事与同学, 提醒他们一些你知道的重要日程。
9.要在征询了别人意见之后才可进入别人的房间, 看别人的书架或者室内物品, 在经别人同意的情况下才用别人的电脑, 以及坐在别人的私人座位上, 但通常不去翻动别人的笔记本。
10.如果不能出席宴会应提前通知主人, 迟到的话要在适当的时间点上通知主人, 到了以后要解释, 带未经邀请的朋友要事前通知主人。
11.不宜向别人索要礼物, 收到别人的礼品不管是不是喜欢都要表示感谢, 因为送礼者会很在乎你的反应。不宜把一处的礼物转送给另一处, 尤其还保留原来送礼者的符号与痕迹就显得很没有礼貌了。
12.在有多个出席者的场合, 主动介绍自己的朋友给其他人, 或者主动在你认识的朋友之间穿针引线。
13.有不同地位的朋友在的场合, 自己都要保持微笑, 体贴地招呼下那些内向的、不为人注意的的朋友, 在社交中对弱势者的帮助会得到别人特别的感激。在其他社会场合, 对于社会地位较低者, 尤其在有你不能适应的生活条件与生活习惯时, 要克制自己所想表现出的不适感与负面表情。尽量主动向社会地位较低者打招呼。
14.有好东西吃的时候不要吃独食, 主动地告诉别人你知道的好消息, 在有好事情的时候能想到别人。
15.有人做错了事情或者你发现其他人做错了事情, 不要用情绪性的方式批评别人, 尤其要注意就事来评价, 避免评价了别人的人格、个性与家庭教养。批评时能提出解决方案, 批评就更有建设性。也不要只有批评, 批评不忘肯定别人的长处。如果批评时能比较幽默, 往往负面效果就更少。被批评或者遇到尴尬的时候能幽默自嘲, 也能提高交流的建设性。
16.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在另外很多时候, 如果问题争执不下, 也不要继续火上浇油, 冷静下来, 多收集一些数据材料与想更明白点再说。
17.在你不能有充分把握的时候, 用“争取”与“尽量”这样的口吻回答别人的邀约, 承诺了就要最大限度去履行。
18.与别人交际时要尽量不谈回报地先为别人做点什么, 这样就赢得了在心理上比别人优越的债权感。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别人对他负有的社会债务感的总和。●
人情味与亲和力 篇10
亲和力是指能够使人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领导干部有亲和力, 群众就愿意接近你、靠拢你, 向你倾诉衷肠, 为你出谋划策。领导干部没有亲和力, 群众见了你就会形同路人, 或者表面极尊重, 实际很疏远。一个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 与群众说话像拉家常, 为群众办事像对待家人, 没有官腔, 没有敷衍, 积极主动地与群众交流、帮群众办事, 无疑更具有亲和力, 不仅不会削弱领导力, 反而会有助于领导力的增强。凸显着领导干部亲和力的人情味, 对于动员社会、影响民众、凝聚人心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一斑。
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 情通则理达。革命导师列宁更是深刻地指出:“没有‘人的感情’, 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在拿破仑征服意大利的一次战斗中, 仗打得很苦, 士兵们都很疲劳。拿破仑在夜间巡岗查哨过程中, 发现一名站岗士兵在大树底下睡着了。他没有喊醒士兵, 而是拿起枪替他站起了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站岗士兵发现是自己的最高统帅在替自己站岗, 便战战兢兢地说:“对不起, 长官……”拿破仑看着士兵要解释, 忙和蔼地对他说:“不必解释了, 这是你的枪, 你们作战很苦, 打瞌睡是可以谅解和宽容的。但是目前, 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导致全军覆灭。我正好不困, 就替你站了一会儿岗, 下次一定要注意。”拿破仑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士兵, 同时也使士兵作战更加英勇。试想, 如果拿破仑破口大骂, 严厉训斥士兵, 恐怕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那位士兵很有可能就会反抗, 觉得拿破仑没有人情味。这样做就会丧失拿破仑在士兵中的威信, 削弱军队的战斗力。领导干部要帮助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思想, 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引导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完成好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 就必须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 承认人的主动性, 认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注重与群众情感的沟通。人们在接受思想教育信息的时候, 是有选择的, 这种选择是通过有情感参与的过滤系统实现的。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缺乏感情沟通, 就难以进行思想交流, 影响工作成效。
人情味不是不顾及原则的徇私、施舍或交换。只想着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的人情是狭隘的人情, 为朋友开绿灯走后门是庸俗的人情, 只有真切的爱民之心, 视群众为亲人才是真正的人情味。领导干部的人情味不是人际关系中的庸俗习气、哥们情谊, 不是思想作风上的自由主义、狭隘意识, 那样只能使领导干部的形象大打折扣。我们提倡的是符合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的“人情味”, 是适应领导工作特点要求的“人情味”。怎样才能增加这样的“人情味”?除了上面提到的根本态度和基本方法外, 还需要把握一些艺术。
情理相济, 互相尊重。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坚持教育、引导、提高人与尊重、理解、关心人相结合,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运用政治教育、经常性思想工作等方式, 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就能真正触动人民群众的灵魂, 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 这就是真理说服人的力量。同时, 领导干部还要尊重工作对象的人格和自由、平等、民主等基本权利, 倾听他们的呼声, 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关心他们的疾苦, 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 紧密联系群众、热情关心群众、主动服务群众,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群众的心坎里。要善于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 通过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活动, 把道理讲得入情入理, 富有人情味, 把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各种好事办好, 带动思想认识的提高, 以情感沟通促进思想交流, 以科学理性驾驭情感流动, 融情于理, 理中带情, 使说服教育的理性和人情味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细雨润物, 情真意切。领导工作的人情味, 要求领导干部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去宣传、教育、引导、提高、关心群众。领导干部对工作对象必须倾注满腔热情, 进行耐心细致、坚持不懈的说服教育, 和风细雨, 力戒空泛说教和简单粗暴。特别是对待遭受挫折、情绪低落的下属或群众, 更要从感情上给予慰藉、理解和引导, 以真诚、炽热的情感去打动他们, 融化他们心灵上的冰雪, 使之直面人生, 勇敢进取。领导干部不仅要语言恳切, 态度真诚, 有的放矢, 推心置腹, 更需表里如一, 言行一致。既做真理的传播者, 又当真理的实践者, 通过自己的热情与行动去感化人和激励人。要有意识地利用环境, 并创造更有利于工作对象转换思想的环境, 以求取得情境交融、相得益彰的教育效果。
适度幽默, 活跃气氛。幽默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聪颖, 是一种机敏。幽默作为生动有趣而意味深长的交际艺术, 本来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位哲人曾说:“世俗生活最有价值的就是幽默感。”作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领导工作也需要幽默感。被誉为“幸运之星”的美国前总统里根上台后, 打算选择国会议员戴维·斯托克曼担任联邦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局局长。但是斯托克曼曾多次在公开辩论中抨击里根的经济政策。怎样才能打破僵局呢?里根给斯托克曼打了个电话:“戴维, 自从你在那几次辩论中抨击我以后, 我一直在设法找你算账, 现在这个办法找到了, 我要派你去管理与预算局工作。”一个幽默的电话, 不但打破了僵局, 而且起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功效。领导干部在说服教育中, 若能适当增添一点笑料, 把严肃的道理用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 不仅可以活跃气氛, 而且可以深化主题, 使一些事理表达得更形象、更生动, 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受到教育和启迪。对于领导干部来说, 幽默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适用的, 应当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宜。这是对幽默的起码认识。同时, 还必须把幽默与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甚至说痞话、脏话以及庸俗的“顺口溜”区别开来, 把通过幽默活跃气氛与哗众取宠区别开来, 真正使幽默始终保持艺术的品位, 使幽默者不失高雅的风度与品格, 以避免弄巧成拙, 适得其反。
善于批评, 重在教育。善意的批评使人进步。早在抗战胜利前夕, 毛泽东同志就形象地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 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 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 我们党的工作, 也会沾染灰尘的, 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当下属犯了错误的时候, 领导干部既要敢于批评, 也要善于批评。只要不是敌我矛盾和触犯法律的问题, 就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 可热处理也可冷处理时, 就不要热处理, 而要冷处理;可重处理也可轻处理时, 就不要重处理, 而要轻处理;可推一推又可拉一拉时, 就不要推一推, 而要拉一拉;可处理又可不处理时, 就不要组织处理, 而给他一条出路, 从而给大家留下既讲原则又讲感情、有容人气度、可敬可亲的好形象。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莽撞、失言要虚怀若谷, 对群众的隐私要守口如瓶, 对部属的意见、建议要从善如流。如果领导者小肚鸡肠, 稍不如意就假以颜色, 抓辫子整人, 群众对你只会敬而远之、怕而躲之、恨而忍之, 又怎能推心置腹地与你交流呢?
虚实结合, 注重实效。改革开放使我们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深层次的矛盾, 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增多。领导干部必须通过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等多方面的努力, 注重解决这些思想问题, 坚定群众的理想信念, 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同时, 领导干部还要善于从利益动因上多做分析, 立足于现有条件, 发挥组织优势, 依据政策制度, 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实现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之间的相互转化, 就能从情感上唤起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动其思想问题的解决和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
“人情”“物理”彭桓武 篇11
名师遇高徒
彭桓武自幼体弱多病，但又聪明绝顶。他从小就善于读书，思考、学习和作诗成了他的绝活。三四岁时，他就已展现出数学方面的天才；上小学时，他的珠算和心算能力远超同龄人。1930年，彭桓武到北平读中学，他大半年就自学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一年内连升三级。1931年春，彭桓武同时报考北大与清华。考北大那天，彭桓武严重腹泻，从床上爬不起来，自然就失去了考北大的机会。病情稍好后，他又去北大沙滩，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终于支撑着病体考完了全部科目，并当仁不让地把自己送进了清华园。
进清华后，彭桓武严格遵循着主修物理、选修化学、旁听数学的学习计划，生活紧张而有序。大一那年，16岁的彭桓武常利用课余时间一头扎进图书馆，饱读了大量与课程无关的名著，其中有英译本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用理性批判》，罗素的散文集和怀特海的逻辑著作等。
那时的清华卧虎藏龙，彭桓武入校伊始就成为系中有名的才子，深得许多名师的垂爱。周培源更是非常喜欢这个虽然体弱，但功课优异的少年大学生，并亲自指导了他的毕业论文。1935年夏，彭桓武顺利毕业并考取周培源的研究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被迫中断清华生活，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就被迫随校南下，赴云南大学任教。1938年春，在恩师吴有训、周培源的敦促下，彭桓武投考庚款留英考试理论物理名额研究生，并一举中榜。赴英前，周培源指点道：“你去爱丁堡大学吧，那里有马克思·玻恩。”就这样，他没有选择英国最有名的“牛桥”，而是去了苏格兰首府这个东濒北海的老城。玻恩是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大家，彭桓武则是他的首位中国弟子——名师遇高徒，彭桓武在玻恩门下如蛟龙得水。
此时的欧洲战云密布。二战揭幕，英、法对德宣而不战，致使希特勒所向披靡。继法国投降后，英伦岛三面被围，炸弹终于炸响在岛国上。希特勒投向英国的第一颗炸弹扔在了爱丁堡北部海湾的佛斯大铁桥旁。深夜里爆炸声震耳欲聋，居民们被震醒，惊恐慌乱，纷纷逃离居所。彭桓武的房东大婶慌慌张张跑上楼来唤醒客人，可她推开门后，发现这小伙仍在伏案工作，纹丝不动，连头都没抬一下。她不由怒吼道：“德国飞机轰炸了，你怎么还坐着不动？！”
1940年底，仅读了两年的彭桓武就圆满地完成了毕业论文，得到玻恩的高度评价，获哲学博士学位。彭桓武却对自己的论文不满意，对玻恩说：“我只做了一半。”玻恩回道：“如果都完成了，就不能给你哲学博士，而是给你科学博士啦！”话虽如此，彭桓武却并未释然，那未完成的“另一半”始终烙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许多年后，他终于找到圆满解决论文全部问题的正确途径，总算把这篇论文彻底完成并收入专著中——而这时，他已然是80多岁的老人了。
1941年8月，经玻恩推荐，彭桓武到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艾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物理研究所工作。此间，彭桓武还和量子化学的创始人之一W·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综合了介子场的若干成果，提出了HHP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随着HHP理论名扬国际物理学界，彭桓武的名字也广为同行所知。当时身在法国的钱三强曾说，连我这个不搞理论的人都知道HHP理论，可见彭桓武他们这个工作在当时的名气。
在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彭桓武还遇到了他在爱丁堡的同窗鲍文，一位美丽的爱尔兰姑娘。她聪颖过人，端庄大方，常与彭桓武一起探讨学术。一有闲暇，两人便相约骑车看海，看日出日落。都还单身的妙龄男女，总是容易有别样的情怀。一次，鲍文问彭桓武：“假如战争现在就结束，而你在这里又当上了教授，你还回国吗？”他头脑没转过来，就本能地回答：“我永远只属于我的祖国——中国。”既然如此，话题也就不太好继续了，这两位年轻人都决意为祖国奉献一生，他们曾走得很近很近；只是，他们之间没有结局……
在都柏林两年后，彭桓武重回爱丁堡大学，任理论物理系卡内基研究员，与导师玻恩合作，開始独立研究。彭桓武出色的才华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多次提及他的这位得意弟子。他写道：“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还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也对他赞不绝口：“简直不可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
1945年夏，彭桓武又在爱丁堡大学顺利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科学博士学位。他所论述的问题被当时理论物理学界认为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同年，他还与玻恩合作，以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共获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
1946年，战后第一次基本粒子会议在剑桥大学举行。彭桓武应邀出席。会上，他与来自法国的钱三强、何泽慧相聚，并遇见了周培源、胡济民、梅镇岳、胡宁等来自中国的著名物理学家——在这远离故国的科学重镇，中国物理学界的精英济济一堂，蔚为壮观。而他们，将是十来年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
1947年彭桓武代表云大前往比利时参加“大学教授会议”，之后绕道法国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钱三强是彭桓武在清华物理系的同学。那时，美国已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二人自然心照不宣地相约：回祖国大干一场！回到都柏林后，彭桓武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开始实施他的回国计划，虽几经挫折，终于成行。启程前夕，彭桓武向鲍文告别，送给她一把在比利时买的计算尺；鲍文则回赠他一只精美的爱尔兰牛皮包——彼此青春中最美好的一段感情，就此别过。
彭桓武向海特勒和薛定谔告别，两位科学家都十分赞同他回国的决定。海特勒还建议他留下一笔钱，以备来年如能当选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员时充任终身会费。彭桓武几经辗转回到云南大学任教。直到1970年代初中美建交后，他收到爱尔兰皇家学会的会刊，才知道自己1948年就是它的会员了——那时，他只有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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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版了《百年科学大事记》，名列其中的中国人只有两位，一位彭桓武，一位是王淦昌。1948年，他们的老师吴有训获悉这一点后，异常欣喜地告诉了国内的学界同人。
回国报效，大展身手
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上空的爆炸声和蘑菇云还没有散尽，仅隔不足一个月，原子弹便把广岛和长崎夷成了废墟。原子弹的威力震惊世界，研制原子弹也一跃成为各国科学家共同的课题。为了屹立于世界，中国也必须拥有原子弹，彭桓武正是为着这个理想而回国的。新中国诞生后，一大批爱国科学家从四面八方归聚祖国。中央决定将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一部分与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彭桓武、钱三强及吴有训、何泽慧等都成为该所的开拓者。1953年，该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其中的人员大都成为“两弹”攻关和核科研的中坚力量。而彭桓武则是这支队伍中璀璨的明星。1955年，经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1957年，彭桓武受命搬进坨里全面负责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工作。
1957年冬，彭桓武领队代表中国赴印参加亚洲第一座反应堆开堆典礼。一日，在住地等吃饭时，彭桓武遇见法国外交部部长。交谈中，他说：“英国不承认我们，美国看不起我们，这么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像在地球上不存在。难道非等我们拿着氢弹才能进联合国吗？”对方说：“你们还有时间。”彭桓武很不服气，狠心要争这口气。这时，他还不知自己不久后能亲自去从事这项事业。
1961年4月，彭桓武正在坨里基地工作，钱三强推门而入：“桓武，有重要事情通知你。”又说：“中央决定派最好的科学家加强尖端项目的攻关，中央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有什么困难吗？”彭桓武二话不说：“没有。总得有人来干这项工作，国家需要我，我去。”到核武器研究所后，他发现这里已汇聚了国内该领域好些个顶尖高手，其中就有王淦昌、郭永懷。
在无数人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多少年后，中国人说到这件事都备感自豪。然而，彭桓武从不居功自傲，他常说：“很多工作都是56块去干的。”“56块”，指当时拿56块钱工资的大学毕业生。彭桓武并未就此止步。此后，他在核反应堆、氢弹、核潜艇等尖端科技战线上，继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作为战略型科技领导者，彭桓武的名字已深深嵌入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史上。
精通“物理”，却不通“人情”
一次，晚年彭桓武做完报告后，有大学生问他为什么学物理。他想都没想，就回答：“因为我什么都学不来，所以学物理。”的确如此。彭桓武是科学世界中的天才，却是现实生活中的“低能儿”。他自称“恶人喜物”，他精通“物理”，却不通“人情”，更不懂“世故”。
1954年，彭桓武与哥哥彭非在京相聚。阔别二十余年之后，哥哥已从当年的英俊少年成为背驼腿瘸的中年人，不过还有个家庭；彭桓武则胖了，壮实了，但年近四十却依旧孑然一身。于是，彭桓武的婚事成了哥哥的一桩心事。彭非进京看病时找到好友张家骧，托他为弟弟物色对象，张对此很上心，还让妻子也关心此事。彭桓武毕竟已近中年，好不容易有位姑娘给了回话：想知道科学家长什么模样。张夫人遂决定亲眼去考察一下这位科学家。她找到东皇城根甲42号院，正巧遇见一人。此人头戴草帽，帽耳朵一只朝上，一只朝下，身上罩一件灰色大褂，手提两只小塑料袋，问：“你找谁？”张夫人说：“找彭桓武。”那人前头领路，道：“跟我来吧。”张夫人很感激这热心的“看门人”，跟他走进一间小屋，却看见彭非正在收拾房间。彭非说：“你要早到一步还进不了呐！”张夫人这才意识到，原来这“看门人”正是她要见的彭桓武。她还发现，小屋子的桌上、地上、床铺上……整个房间全是书。彭桓武觉得：我一个人已经够忙的了，要是结婚，再多一个人，怎么顾得过来？彭非精心安排的这次会面就此泡汤。
1958年，43岁的彭桓武认识了一位大夫，迎来了他此生唯一一次爱情体验。
一年深秋的一个周日，彭桓武按惯例去中国人民大学看二姐。彭桓武事先接到了二姐的口信，让他这天去家里吃午饭，他只当二姐挂念他了，也没多想，随便穿了件衣服就去了。去到只见一位陌生姑娘端坐桌前，见他进屋，便微笑着站起来。姑娘个子高挑，脸庞俊俏而端庄——这姑娘叫刘秉娴，在国务院机关幼儿园工作。彭桓武心下明白，这是二姐为他介绍的对象。不久，他给姑娘去了一封信，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一一袒露，大小共开列了有二十余条，如：不会洗衣做饭、不会穿戴、对社会科学不感兴趣、对当官掌权不感兴趣、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
刘秉娴出身贫寒，幼年丧父母，为了养活一家五口一直未成家，遇上彭桓武时已36岁。她回信道：“你不会洗衣，我会；你不懂穿戴，我懂；你不会做饭，我会做；我还懂得什么菜如何吃最有营养；我说你对社会科学不感兴趣，你在自然科学领域已有所建树，这就已经足够了；你对当官掌权不感兴趣，我也不感兴趣……”11月，他们终于携手登上香山。二人后来终成眷属，1959年底儿子彭征宇也来到了人世。
在一起生活了19年后，妻子去世，大三的儿子也考上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远赴大洋彼岸求学。失去陪伴的彭桓武，几乎无法习惯这样的生活。在他送走儿子后的第十年，照顾他日常生活的保姆出门时不幸摔断了腿，只能回家休养去了。自此，从来不懂洗衣做饭为何物的彭桓武，也便“76岁半开始学做饭”。这个被别人照顾了几乎一辈子的大科学家，突然有一天要站在锅灶前炒菜做饭，面对庞大而笨重的机器，不知如何下手。琢磨了半天，彭桓武实在是束手无策。最后，这位老科学家又重复起几十年前的生活——每天下饭馆吃饭，把穿脏的衣服堆了一大堆。然而，他毕竟已年迈多病，肾炎和糖尿病阻遏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下馆子。最后，他不得不重返灶台，像小学生一样照着书本，学习做饭炒菜。
有人问他：您是一个习惯于把感情藏起来的人。您的老伴儿去世快30年了，您一个人做菜、洗衣服，5年、10年我们能理解，但30年如此，您不觉得孤独吗？彭桓武立即说：“不孤独，我有理论物理陪伴我，不孤独！如果实在难受我就写诗，升华感情。所以我的诗里有三分之一是写我的老伴儿。这是心理学的措施，转移注意力，干事去就完了，就没功夫去想这些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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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怪老头”
彭桓武为人实诚，不爱做官，但他十分热心于科研方面的公共事务和学术上的组织工作。改革开放后，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即将诞生。在酝酿所长人选时，钱三强和十几位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讨论，他说：“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应该具有世界级高水准的科学价值观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能够高屋建瓴地出点子，领导和组织科研；他不但要精通物理学还要融会边缘学科的最新成果；他的思路应当活跃在学术探索的最前沿。”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此等将才并不易找，但在泱泱华夏，亦非无人。最合适的人选是谁呢？众人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同一个名字——彭桓武。钱三强也说：“我看也非他莫属了！”就这样，在众望所归之下，彭桓武接受中科院领导的决定，再次出任学科带头人。不过，他明确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出国。他从不愿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与科学无关的出头露面上。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多少人为出国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他却是让出国也不出，实在让人费解。到任后，他果然如此，排除一切杂务干扰，踏踏实实地耕耘在科研实践的第一线。建所之初，彭桓武就和大家约定：所长“轮流坐庄”，废除终身制，任期两年。1980年，当该所初具实力时，彭桓武递上辞呈，要把机会让给更年轻的同志。大家希望他连任，他却随即递上第二份辞呈，提出不但自己不连任，而且“从我做起，不设名誉所长”。
彭桓武从不讳言自己不愿抛头露面。即便偶有余暇的时候，他也常常称“忙”谢客，甚至拜访者到了门口，也拒不开门。许多慕名而来的人，都吃了闭门羹；即便门开了，也被他用身体挡在门外不让进，吃了“开门羹”，有人还被他冷嘲热讽地赶走。但他自己却常常蹲在路边看人下棋，一看就是半天。他有意识地使自己疏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这样一来，彭桓武在学术圈内极富盛名，在学术圈外却默默无闻，甚至常常被看作是“怪老头”。但他对此毫不介意。
彭桓武记性极好，又忘性极大。他对数学、物理方面极为敏感。“两弹”理论攻关时，他常常在小黑板上推导出一长串公式，手里的粉笔从不“打绊儿”；直到80多岁时，物理学上那些繁杂得惊人的公式，他都能毫厘不差地背出来。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却忘性大得惊人，他常丢东西，丢雨伞、丢上衣，也丢钱。当别人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不久前做的事时，他像初次听到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显示出同样的兴致勃勃：“真有这样的事？”此等忘性，实在大得可以。他把自己忘性大归咎于62岁那年得的脑膜炎，可马上就有人站出来为脑膜炎“喊冤”，因为在那之前，有人就问他钱伟长戴不戴眼镜——这位与钱伟长在清华物理系一个小组做实验长达四年之久的老兄，居然对此毫无印象。
彭桓武活到老，学到老，他到老都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被同事们称为半个化学家的彭桓武，57岁时开始学习令许多数学家都望而生畏的拓扑学。1996年初，年届耄耋的彭桓武奇兴大发，竟然买了一台电脑，请了位家庭教师，边了解电脑，边熟悉操作。不出两月，他居然操作娴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几十年来创造的百余首旧体诗词输入电脑，以备日后出《彭桓武诗集》之用。
1995年10月15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颁奖大会举行。当会议的主持者宣布获奖名单，接过证书和100万元港币的奖金存单时，彭桓武简直不知所措——他眨眼间从一位“中层阶级”一跃变为了百万富翁。会议一结束，彭桓武就匆匆赶到家中，翻查通讯录，迫切地要与一个人取得联系。此君曾在他领导下参加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后因公负伤，但彭欲资助的好意还是被对方婉言谢绝了。
有人建议彭桓武用这些钱去美国治病，彭桓武不干。他思来想去，最终设立了“彭桓武纪念赠款”，并成立了只有他一个人的“评奖委员会”，赠款对象由他自己决定。他确定了他在生前的颁奖方式：每年把100万元本金的年息作为奖金，第一年年息3万元奖励一人，第二年6万元奖励两人，第三年9万元可以奖励三个人……接着，他固执地继续写信给当年的那位合作者，劝说对方接受他的心意——这不是馈赠，更不是施舍，而是奖励！对方感谢他的盛情，但仍不肯接受。经过三番五次做工作，1996年11月初，他终于将3万元人民币寄给了那位“每次学术报告水平都很高”的科研工作者。翌年，他又“奖励”了两位科研工作者；隔年，他奖励了三位科研工作者。对于此事，彭桓武在一段时间内闭口不提。
后来，有人问他：“您在1995年的时候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万港币，我想可能这也是您一生中获得的数额最多的奖金了。”他立即说：“对！这100万港币到明年就要报销完了。”“您把它全部捐赠了？”“全部赠了……”“这100万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舒适的生活，但对您来说……”“对我来说没用。我生活足够了……我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钱。像我现在，大夫给我限制，每天只许吃这么多东西，一天只许吃一个鸡蛋，吃两个鸡蛋都不行，那个钱有什么用？”“现在已经有将近三十五位科技工作者获得了这笔赠款，分到他们每个人手里的是三万块钱。您想通过它来表达您对这些同志的什么敬意呢？是想用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吗？”“没那个意思，就是表示纪念而已，纪念当初合作过、工作过的人。”
彭桓武对找上门来的记者、作家，唯恐避之不及。1995年初，彭桓武与弟子黄祖洽一道散步，与黄同来的是一位见习记者。这小姑娘聪敏伶俐，很快就和老人家说上话了。在“骗取”了彭桓武的信任后，小姑娘借机问道：您当年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要知道，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再时髦不过了。那时有不少青年纷纷往国外跑，“学子一去兮不复还”，一些青年对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环境，毅然回到落后的祖国的老一辈科学家表示不解。以当年彭桓武的才华和成就，在国外何愁过不上优越舒适的生活？他为何要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吃苦受累，在受苦受累之后，还要经受几十年政治运动摧残？然而，彭桓武一听这问题就立即大怒，气愤地说：“你这个提法有问题！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而不回来报效国家才需要说说为什么不回来！”
彭桓武晚年的生活越过越简单，他不断辞去各种职务、奖励、荣誉和头衔。最后，他只保留了两个称号——爱尔兰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一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证。
彭桓武年近九旬时，有人问他：“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您最终追求的是什么？”“追求什么？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彭桓武確实如此，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2007年2月，工作一生、孑然一身的彭桓武，做完一生工作之后，走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让作文评语充满“人情味” 篇12
关键词：作文评语,人情味,点拨式,谈话式,情感式,交心式,心灵对话
一个苹果供应商为了在市场上独占鳌头, 想了一个绝招——当苹果还长在树上的时候, 把“喜”“福”“吉”“寿”等字样的剪纸贴在苹果上, 由于贴有剪纸的地方阳光照不到, 苹果上就留下了这样的字样, 后来他又有了新的创意:把原来的苹果上的单个字设计成一句句祝福的话:“祝你们爱情甜蜜”“祝您中秋快乐”等等, 这种长出了人情味苹果让他在苹果大战中独领风骚。
受这个苹果商的启发, 我的作文评语也充满了“人情味”, 而我也因此尝到了不少甜头:拉近了我和学生的距离;学生不再怕作文, 觉得作文就像在和老师说心里话;在批改作文中了解了学生的思想动态, 及时引导了学生;学生提高了作文水平, 老师提高了写作水平。
一、点拨式评语
王文同学皮肤太黑, 个子又矮, 常有人取笑他“刚果人”, 小块的“黑煤球”。父母也常常为他担心, 担心他以后的工作、结婚都会受影响。王文在《我的烦恼》中写道:……听到父母的交谈, 我的心一下子掉进了黑洞里, 也许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如果我的外貌不能改变,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正常的生活下去……
看到这, 我感到了自卑和失意正在孩子心中滋长。我在给他的评语中写道:你是一个许多方面都很优秀的孩子, 比如你的作文写得好, 爱帮助同学, 而且你的歌唱的很棒。每个人都有缺陷, 就像老师的眼睛长得太小一样, 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出色, 只要我们充满智慧和自信!有人说, 每个人都是上帝咬过的苹果, 而我们是上帝眼里喜爱的苹果, 所以上帝多咬了我们一口。如果你不讨厌老师的小眼睛, 就和老师一起自信的昂起头吧, 因为连上帝都喜欢我们!
这个孩子看了我的评语后写到:我觉得老师脸上充满青春和智慧的光彩, 我也会加倍努力, 让知识来取代我的缺陷。老师, 你放心, 我明白了:一个受人喜欢和佩服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容貌。
二、谈话式评语
一位学生在《我真不明白》中写道:在班里, 我如果做错了什么或成绩不好时, 大家就说:还是班长呢!怎么给同学们作榜样?在家里, 我如果做事不合妈妈的心意, 妈妈就说:还是班长呢!老师怎么教育你的?我真不明白, 班长就不是人吗?班长就不许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吗?……
看了这篇作文, 我仿佛看到了这个学生的迷茫、困惑, 我用评语跟他进行了交谈:你写的作文真实感人!也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困惑, 我也有过。但我想做人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老天爷下雨, 干旱的土地说真好, 晒衣服的人还会诅咒呢!何况是小小的我们。所以, 让别人说吧, 走自己的路。
看了我的评语, 他在日记中写道:没想到老师这么善解人意, 没想到老师也有这样的烦恼, 我把我的“不明白”告诉了老师, 我心里豁然明白了。谢谢老师的坦诚开导。
在他眼里我的作文评语成了开导。
三、情感式的评语
作文训练《老师, 我想对你说》中, 一位学生写道:每当你在全班同学面前指名批评我时,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呀!老师, 请你改一改你的教育方法好吗?看到这, 我深感自己的不足, 经过反省后我在旁边评道:老师的教育方法是欠妥当, 下次我们先私下交流, 好吗?还有一位同学写到:上学期, 我被评为三好学生, 发奖的那天, 我听见有人说你偏心, 我心里很难受, 我不敢把证书拿给妈妈看, 妈妈见了都认为你偏心, 我更难受了, 脸红红的。老师, 你还不如评我学习积极分子。我看了之后震动很大, 评道:老师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压力, 你这学期进步很快, 三好学生是名副其实的, 老师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用一个三好学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站在与学生平等的角度理解学生, 尊重学生, 用商量的语气就学生作文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 使学生感到亲切、自然, 也都很愿意敞开心灵。这样与学生距离拉近了, 关系融洽了。
四、交心式的评语
作文片断训练《第一次××》, 有位学生写他第一次买菜, 结果却因没有找钱而挨妈妈骂的事, 他在作文中写道:今后, 我再也不去买菜了!我看了之后在评语中写道:第一次买菜, 忘了找钱是很正常的事, 失败总是有的, 再向妈妈要求去买一次菜, 相信肯定能做好的, 试一试, 好吗?这位学生在第二周日记中说, 他真的又去买了一次菜, 这一次妈妈还表扬了他呢!我又在评语中鼓励他把作文给妈妈看看。果然, 妈妈看了之后也很有感触, 特地给老师打了个电话, 感谢老师的教育。
有位学生在作文中写他爸爸把单位的原稿纸给他用的事, 他很困惑, 说他知道拿公家的东西是不对的, 可又不敢跟爸爸说。这件事虽然很小, 但对孩子幼小的心灵影响是深远的, 我在评语中说:你可以试一试把这篇作文悄悄地放到爸爸的书桌上。后来, 孩子告诉老师, 他爸爸第二天就买了两本稿纸, 连同那篇作文一起悄悄地放到了他书包里。父子俩虽然没有面对面的交谈, 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通过这次悄悄的行动, 他们的心灵得到了共鸣。
看, 作文评语, 有了意外的收获。
我还针对学生的个性, 针对学生作文中反映的问题, 按人借题写出了对话式评语、激励式评语等, 不仅发挥了评语的功能, 而且能与学生进行直接对话, 个别辅导, 及时引导, 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让充满“人情味”的作文评语成为我们与学生同呼吸、共命运的心灵对话吧!
参考文献
[1]《河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