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关系

人情关系（精选7篇）

人情关系 篇1

1 研究背景

过去的30年,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医疗卫生水平也大大提高, 但是, 医患关系一直都呈现出紧张的局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医疗改革使得医院走市场化道路, 无形中增加了医疗机构的趋利倾向, 这无疑对医患关系的改善产生了不利影响。医患关系的紧张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另一方面也阻碍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医疗服务的完善。

人情关系是贯穿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一条重要线索。产生并发展于传统社会的人情观自有其原本的内在属性和价值。但是, 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下, 人情观也发生了变异, 并逐渐开始产生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消极影响。在广大国人根深蒂固的“人情观”的影响下, 医患关系的紧张自是在所难免。在理论界, 医患关系问题为广大学者所广泛关注, 他们做了深入的研究和预测, 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相对于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来说, 这些研究就显得有些单调和不足了。对医患关系问题大多是从法律等层面予以关注, 而从社会学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屈指可数, 由此看来, 进行“人情观”下的医患关系研究是颇具意义的。

2 人情观与医患关系的定义

2.1 人情观

“人情”在中国颇具历史,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言“辩察于辞, 清洁于货, 习人情, 夷吾不如弦商” 。“人情观”在中国社会非常普遍, 中国人也常被认为是重人情的民族。“人情观”就是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礼义廉耻”, 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 如佛家的姻缘论等。所以, 在传统社会中, 中国人都老老实实地恪守规矩, 人情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纽带。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情观虽然有了些许改变, 但对现代社会依旧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 倾向于将“人情观”定义为:“人情观”是在儒家礼教的限制下, 形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被大众所广泛接受并执行的生存关系。人们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努力经营这种关系, 在各种矛盾中审时度势, 左右逢源, 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帮助、经常往来的群体性和连结性的生存关系, 希望借此更好地生活。

2.2 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指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的医治关系。医患关系是围绕着医疗行为结成的, 在医疗行为中不仅涉及到医生与患者的关系, 还包括护士与患者、医师与护士、医师与患者家属、护士与患者家属的关系。故而, 我们可以看到, “医”指医疗机构、医务人员, “患”指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医患关系实质上本应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但是在我国的社会现实, 医患关系的紧张却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在本研究中, 倾向于采用广义的定义。这种关系对医疗过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良好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在医疗过程中, 不仅需要患者方面的密切配合, 也需要医生以其自身的职业道德为约束, 严格、中立地维持医疗关系。

3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现状

3.1 国外对于医患关系问题的研究

3.1.1 医学视角下的医患关系问题

西方对医患关系的研究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至希波克拉底, 他就曾提出“一些患者虽然患病严重, 但是单凭对于医生的信任而得到康复”。一般而言, 医患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医生完全主动;医生主动, 患者也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医生与患者共同商讨治疗。近代西方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开始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的转变过程中。1977年美国联络精神病学家Eng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需要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一文, 首次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并对此作了强有力的分析和说明。即生物医学模式需要向综合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这种转变并不否定疾病的生物学本质, 而是提倡为了全面了解病人和为病人提供真正合理的医疗保健服务。自此, 以患者为中心的研究开始兴起。Mead更是将医患关系具体操作为五个维度:综合生物社会心理因素进行诊疗、患者人格化、医患责权共享、结成医患治疗联盟以及医生人格化。

3.1.2 社会学视角下的医患关系问题

对医患关系的关注不仅来自于医学领域, 社会学家也对此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社会学关于医患关系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三种医患关系理论模型

患者角色模型:帕森斯开创性地提出医患关系的理想类型, 将医患关系界定为:医生竭尽全力为其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患者也尽其所能使自己好起来。而且在《社会系统》一书中, 他也提出了患者的角色概念——病人为适应其情境的规范性要求而形成的一些特征性的行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更加类似于家长和儿童的关系。

医患关系的三种类型模式:萨斯 (Thomas.S.Szasz) 和霍伦德 (Marc.H.Hollender) 通过对手术和慢性病患者的观察发现, 患者对于专家意见的遵从程度会因为不同疾病特征和严重程度而改变。因此, 他们将医患角色关系分为三种可能的模式, 即主动—被动模式, 指导—合作模式以及互动模式。

供应商—消费者模型:随着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制度的发展, 原有的模型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医患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疗服务的“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过渡, 这样的医患关系就更加类似于“供应商—消费者”模式。

2) 社会学对医患关系的研究

1935年劳伦斯·赫德森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论述为一个系统, 这对后来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帕森斯在此后的研究中涉及到的患者角色的概念更适用于患者本人和与其互动的所有人。

社会学中更愿意将医患关系看作是医生与患者之间互动和面对的过程。而且, 这种关系不是一种自发的互动过程, 而是一种明确的由两人或两人以上为了病人的康复而建立的一种面对关系。

社会学家也倾向于相信, 社会的变迁加速了医患关系的变化。在急剧变迁的社会中, 人们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提高, 必然对自身健康的追求有所提升, 这使得他们会对医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 医患关系的转变就在所难免了。患者更加倾向于对医生持有一种怀疑态度, 更加愿意参与医疗的决策、更多地对自己负责。并且, 人们也将医患关系看作是商业的一种, 从而对医生的不满情绪增多。

3.2 我国对于医患关系问题的研究

邱泽奇先生曾说, 国内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抽象层面上。我们通过资料的收集发现, 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以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法学等学科领域为主, 而在社会学层面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在涉及医患关系的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主要来自于医学领域, 且他们的研究范围也是讨论医患关系模式现状、模式及其成因等方面, 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没有超出国外学者获得的结论。

国内的研究者对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其中邱仁宗“烂苹果和烂筐”理论最有代表性, 他认为, “烂苹果”是指由医生个人行为导致的医患关系紧张, “烂筐”是政府试图退出卫生保健, 将医疗机构市场化。除此之外, 其他学者也对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做出了解释。

3.2.1 从医疗信息角度

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交换关系, 医患之间的信息结构表现为明显的非对称性。在医患关系中, 信息的不对称对医生的自我道德约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医生很可能在医疗过程中, 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患者进行一定程度上善意或恶意的隐瞒。

3.2.2 从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角度

我国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相对于国外而言较低, 目前多数研究都呈现出就医流程急需优化, 患者在漫长的待诊过程中, 心理产生厌烦感,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

3.2.3 医疗法律制度方面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中, 我们看到, 现有医疗立法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医患关系的特征及本质属性, 因此不能很好地解决医患关系问题。

3.2.4 医疗服务价格方面

医疗服务价格一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政府在医疗改革中, 将医疗服务市场化, 使得医疗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和盈利而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在我国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并不完善的现在, 无疑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使得医患关系更加紧张。政府一方面要保证医疗服务的福利属性, 故而通过强制手段将医疗服务价格压低, 一方面又默许医院通过药品差价赚取利益维持正常运转。

4 结语

在现代社会, 虽然“人情”的作用较之传统社会已有显著下降, 但必须看到, 在拥有“人情观”传统的中国, 逢人办事, “人情”还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医患关系问题的解决在“人情观”仍有巨大影响的中国社会更需要我们的广泛关注, 如何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医患关系具有伦理性、法律性、技术性等多重属性, 医患关系的改善需要各个方面的密切配合和努力, 所以研究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并提出改善对策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邱泽奇.中国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专题研究报告[G].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0.

[2]郭永松, 吴水珍, 张良吉, 等.国内外医患关系现状的比较与分析[J].医学与社会, 2008, 20 (11) :22-24.

[3]邱仁宗.医患关系严重恶化的症结在哪里[J].医学与哲学, 2005, 17 (11) :25-27.

[4]杨同卫.医患信息非对称性的伦理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1, 14 (3) :29-30.

[5]杨芳, 潘荣华.医患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立法取向[J].医学与哲学, 2003, 15 (4) :33-35.

[6]王云岭.卫生系统职业道德现状的经济学透视[J].山东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 15 (1) :15-17.

人情关系 篇2

开展“关系案”和“人情税”等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各县（市）区局稽查局：

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重要内容，是加强作风建设、严肃财经纪律、有效解决“四风”问题和预防腐败的有力举措。为巩固前段整改工作成果，进一步推动突出问题的解决，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经研究决定，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关系案”和“人情税”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按照“准、狠、韧”的要求，着力解决在稽查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关系案”和“人情税”等突出问题，出重拳，下猛药，集中力量打好专项治理攻坚战，着力解决“四风”问题，以重点突破推动全市稽查系统作风整体好转。

二、组织领导

为深入开展此次专项治理工作，市局稽查局成立由局长xxx为组长、副局长xxx、xx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

员的专项治理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市局稽查局副局长xxx兼任办公室主任。各县（市）区局稽查局要切实按照市局稽查局的安排部署，精心组织、深入推进专项治理工作，确保整改取得实效。各基层稽查局长要切实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带头抓好整治，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不走过场。市局稽查局将把专项治理工作列为督导督查重点，考核结果列入全年工作考核范围。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5月中、下旬）。

各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整治方案，召开专项会议，部署整治工作。要统一思想认识，充分认识专项整治工作目标、意义、范围和要求，促进整治工作顺利进行。

（二）集中整治阶段（6-8月）。

各部门按照整治方案要求，组织、领导本部门开展自查自纠，对税收执法工作中存在的“关系案”、“人情税”等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明确责任人员，制定整改方案，加紧整改。对问题多发、频发、易发的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和关键人员进行重点检查和督查。

（三）考核总结阶段（9月）。

9月底前，市局稽查局将按照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对全市各部门的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严格检查考核，并将检查考核情况报市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对检查中发现的

避重就轻、不敢碰硬或者是华而不实、大而化之、作表面文章的，将进行严肃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经验，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长效预防和管理机制。

四、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把专项治理工作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密结合各自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动真碰硬，集中攻坚，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一抓到底，取得实效。

（一）主动自查自纠。各县（市）区局稽查局要对照专项整治方案，主动对号入座，深入开展自查自纠，逐项对照检查。要结合查摆问题、整改落实环节的工作，带着问题查问题，对照问题抓整改。要查清楚问题的具体表现、严重程度，区分轻重缓急，列出整治清单、建立整治台账。要本着“说清楚”、“交明白账”的原则，明确哪些是部门要改的问题，哪些是个人要改的问题，并主动认领。

（二）健全责任机制。各单位要做好权力分解和过程控制，加强对容易产生徇私枉法、权钱交易、违规办案、玩忽职守等问题的重点岗位和环节的监督检查，堵塞滥用权力和徇私渎职的漏洞。要严格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及《执行基准》的规定行使税务行政处罚权，严禁违规罚款、乱罚款。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

身负责制和案件责任倒查机制，明确执法过错的标准、纠错追责的主体和程序。

（三）加强执法监督。加强税收执法监督，建立案件质量内控机制，切实杜绝“关系案”、“人情税”、乱罚款等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执法不廉问题。一是要加强案件评审，认真查摆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检查，严格内控管理；三是要重视信访处理，自觉主动接受纳税人和社会的监督。

“人情”回归人情味儿 篇3

我国历来讲究“礼尚往来”。红事道声喜，白事吊个唁，既表明人际间的一种“双重尊重”，也体现了亲友间的关爱与温暖。

然而，“人情”一旦蒙上金钱的色彩，也就失去了原本意义。曾几何时，人们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日满月、职务晋升、生意开张、评先选优、升学拜师、乔迁新居，甚至连建房上梁、母猪下崽都要大摆宴席，通知亲友随“人情”。

令人难堪的是，多年不联系的人也照例报喜报丧，还把礼金多少与感情厚薄联系起来。遇上有点职务身份的，就更讲究排场，不少人大把随礼，官员借机敛财。如此一来，不仅让“人情消费”没有了“人情味”，也让不少人不堪重负。对这种不良风气，不少人虽不认可，但面对“人情”压力，不得不违心屈从，甚至影响到家庭的正常生活。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人情”出现喜人变化。大多数领导干部找回节俭的“传家宝”，红白事不再声张、默默俭办了。群众更是拥护节俭，呼唤新风到来，有些地方、单位带头引领了节俭新风。

如河北省献县小屯村党支部组建起红白理事会和监事会，出台了《小屯村村民行为规范》、《红白事改革方案》。遇红事村里送喜联，遇白事送花圈、挽联，不设账桌，不摆酒席，俭朴蔚然成风。世风呼唤俭朴，人际需要和谐。

欲让“人情消费”真正具有“人情味”，首先是在全社會进一步倡导文明俭朴的新理念新风尚。“人情”固然可有，但不能“泛滥”成灾。

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俭朴作风曾被誉为“兴国之光”与“胜利之本”，激励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胜利完成了建国大业。当今时代，仍然需要厉行节俭来支撑“中国梦”的实现。同时，还要以从细、从严、从实的规定、制度、纪律加以制约。针对官员，应禁止以任何名目收受礼金财物，对“习惯式贪腐”敢于“动真格的”，让官员不敢再借“人情往来”贪污受贿，让以“人情”为名行贿的人无空可钻。对百姓，既要深入节俭教化并号召自觉抵制泛滥的“人情”，又要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乡规民约类规定，支持新事新办，倡行节俭新风，让“人情”交往重回“礼轻情意重”的境界。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俭朴古风存。”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文明俭朴的“人情标杆”，缺少的只是斩断人情消费利益链条的勇气和决心。

现在有了八项规定和厉行节俭的要求，只要大家思想观念一转变，人人带头从自身做起，“人情”就会真正回归本义，文明和谐之风也会倡行起来。“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事实上，那些严于律己的领导干部，白事不收礼，喜事不待客，没有人认为他们“不近人情”。

人情关系 篇4

职务升降即职务的晋升和下降, 即升职和降职。一定的职务意味着一定组织赋予其成员的职权、任务、责任和与之相适应的地位和待遇。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就是对公务员升职和降职的原则、标准、条件、方式、程序等方面规定和规范的总称。

黄晓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论”, 即由无数私人关系所达成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 就像石头丢到湖水激起的波澜, 但圈与圈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 圈外可以成为圈内的, 核心圈则最为重要。公务员制度中人情伦理关系则指政府官员的人情伦理关系。政府官员既承担着“好的行政官”的角色期待, 又承担着“善良的社区成员”等角色期待, 行政个体难免与工作之外其他多种角色产生冲突, 当政府官员不能很好地缓解自己的“角色冲突”, 并在伦理困境中选择“人情伦理至上”时, 就会成为外界压力的“俘虏”, 形成人情伦理关系。

二、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形成人情伦理关系的理论原因

行政伦理学学派认为, 个体行政人员角色扮演的多样化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多元化, 角色冲突、责任冲突、利益冲突愈演愈烈, 极易陷入行政伦理困境。库伯说:“面临冲突性的责任是公共行政人员体验伦理困境的最典型的方式。当处于两种期盼或倾向之间, 而且这两者又都具有重大的价值时, 我们就会觉得烦恼不堪, ‘做了你就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都同样表达了被夹在两种互不相容的选择之间的那种感觉。”当政府官员不能很好地缓解自己的“角色冲突”, 并在伦理困境中选择“个体利益为上”的基本价值时, “官本位”和行政伦理人情关系随之产生。

三、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形成人情伦理关系的现实原因

(一) 传统的官僚意识过重

传统文化“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和“权力中心”的观点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受传统仕官文化的影响, 许多公务员难免把“为官”视为最大追求。晋升对公务员而言既是最荣耀, 也是最实惠的奖赏, 它意味着职位或级别的提升, 待遇的改善和更大的成就感, 它带来的不仅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巨大的荣耀感, 同时还有许多其它的实际利益。现行制度中职务的高低和个人利益直接挂钩, 加上关键岗位往往有掌控人权、财权和物权的利益含量, 因此, 晋升成为公务员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和追逐目标。

(二) 监督体制执行乏力

中国传统的官僚人格使不少官员对权力和责任理解错位, 行使权力、享受待遇天经地义, 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则放之一旁。监督机关缺乏权力, 在用人失察产生严重后果后, 又缺乏问责制作为后盾, 导致人员晋升频频出现弊病。如干部选任工作中的责任不明确, 层层负责, 到头来都不负责;集体研究决定, 大家都有责任, 结果是人人都不承担责任, 出现用人失察失误难以追究, “板子”打不到具体人身上。这严重影响了公务员晋升机制应有的正激励和负激励的作用, 无疑会导致无能官员、腐败分子的产生, 影响公务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

(三) 分配制度缺乏公平

现行公务员分配制度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收入大多数由政策决定, 并不是完全按照其个人努力、贡献来确定, 在地区、系统、行业和部门之间等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同是一个级别, 能力水平相当, 都是在为国家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 但由于所在的部门不同、行业差异, 实际工资收入待遇悬殊很大, 这就在客观上使我们的许多公务员向往好地方、好单位, 或采用非正当手段来追求利益的平等, 造成一些公务员心理失衡, 因此千方百计在晋升过程中钻空子的现象随之而来。

四、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有效规避“人情伦理交易”的对策

(一) 落实责任追究机制

首先要建立有效的行政评估机制, 对行政决策的评估标准和技术等做出明确规定。这既有利于衡量行政行为实效, 又有利于总结经验, 落实责任。其次要狠抓责任落实和奖惩兑现。有关部门要根据公务员行政绩效分别给予不同的奖惩:对那些责任心和事业心强, 在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公务员予以表彰奖励, 包括奖励的条件、原则、种类和权限等;对那些滥用职权, 给国家、集体及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公务员, 不管涉及到谁, 涉及到哪一级干部都要一查到底。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维护责任追究机制的严肃性, 促进公务员实行科学、民主、正确和合理的行政。

(二) 完善监督机制

健全和规范源头监控机制。完善的公务员监控机制应包括事前监督, 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 而我国近年反腐败的实践表明事前基本没有监督, 事中基本缺乏监督。政府领导成员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 尤其对主要领导干部而言, 同级党委不敢监督, 同级纪委更不可能监督。所以现实中一旦高官落马案发, 不是开除其党籍, 就是判刑, 这就是因为在犯罪之前几乎没有对其进行监督, 使行政监控失去事前监督的预防功能和事中监督的补救功能。因此, 完善我国公务员监控机制必须从源头着手, 尤其在人、财、物的源头上进行重点预防监督, 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强化事中监督。

(三) 提高行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

行政个体要摆脱官僚意识, 吸纳和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行政个体需要超越组织进行多种身份认同, 需要培养职业的、政治的和社区的身份认同。职业身份认同要求行政个体进行持续的职业教育和训练、职业交往与合作活动、定期关注职业文献资料和培养公共行政角色责任感。政治身份认同意味着要参加政治性政党, 培养对当地乃至全国政治事务独立的政治性判断。社区身份认同意味着要参与到具体的公共生活中, 关注邻里问题, 努力参与志愿互助组织、公立学校和宗教机构活动等。行政个体的职业价值观必须超越组织的限制并限定组织对他们职业行为的控制度, 为管理策略和目标提供生动的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特里·库伯:《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

[2]李得志:《当代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科学出版社, 2004年

[3]何增科:《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腐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5年

人情关系 篇5

人情化管理功不可没，但能走多远？

人情化管理是很多老板的一种管理理念。很多企业之所以有今天，的的确确人情化管理功不可没，但人情化管理能走多远呢？这是一个作为企业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比如你跟小张说：小张，我没带钱，你借我100块钱吧。由于以前你帮过小张的忙，所以小张不好意思不借给你，你们两人之间是有人情互动的。但是如果你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说：朋友，借100块钱给我行不行？他肯定不会借的，因为他跟你没有人情关系，构不成人情压力。

所以，这个人情化管理最重要的是认同，是被要求者认才行，他不认，这个效果就是零。

这时企业管理的主动权在谁的手里？管理的主动权就落在被管理者的手里，这样还怎么做管理？

很多企业就是这样的，平时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真的要做一些管理动作的时候，大家就不配合，很多的管理动作无法真正落地，就没有效果。之所以这样，是 因为主动权在他们手里，所以，那些企业的效率就会很低，很多企业越做越大，效益却越来越差，根本就不挣钱。这样的人情化管理给我们带来的是表面繁荣的假象 和假和谐。假如企业生存不下去了，员工还会跟着企业吗？

我们办企业的目的是盈利，我们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不要违背企业的规律，如果企业越办越大，但人情化管理很严重，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盈利危机。

而阻碍企业盈利的人情化管理使人浮于事，执行力也非常低。人浮于事、执行力低就是浪费。

我前几天到一家企业碰到一件事，因为一块钱的材料用错，导致了一百万的赔偿。而这个用错了的材料本来是可以发现，可以杜绝的。但因为层层把关不严，结果造成17个货柜的产品都用了这种材料，出口到欧洲，被客户索赔了一百万。错误的根源在于大家都没有严格按标准检查，人浮于事，让不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 一路放行到客户手中。

人情化管理源于被管理者的认同，使企业丧失管理的主

动权

人情化管理使企业丧失了管理的主动权，最终导致企业管理松垮，错误不断，执行力低，效益低下。请大家记住：这是一种丧失了主动权的管理，不是你说了 算而是他说了算，这个“他”就是被管理者，是所有的下级。本来是上级管理下级，却成了下级说了算，这样的管理能有效吗？这样公司能有执行力吗？

企业管理的对和错并不是管理的首要问题，管理的主动权在谁的手里才是管理的首要问题。管理的主动权都丧失了，还谈什么管理呢？所以，管理的主动权绝不能丧失。

出过国的朋友都明白，我们今时中国经济的成就在世界上是无可争议的，这得益于邓小平的思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允许争论，统一行动。很多企业既想把人情化管理牢牢地抓在手里不放，又想有执行力，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执行力就必须打破人情化管理，因为只有把主动权争取回来，才能够有执行力，这是我们工厂管理变革打的第一仗。

当然，有的老板还抱着一种梦想：能不能不要打破我的这种和谐，然后又把执行力提升起来？那么我想说，我们有没有本事让男同胞生个孩子？我们不打破这种虚假表面的和谐而又要把执行力提起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朗欧企业管理咨询认为，企业管理要人情，但不要人情化。

人情猛于“虎” 篇6

请看以下四个镜头：

夫妻打架为哪般

啪!一只花瓶重重地摔在地上，接着便是一阵瓷器破碎的声音。“我哪家都不去，这日子怎么过呀?”一位男子高声吼叫着。“不去，今后人家会怎样议论我们?”屋里传出一个女子带哭腔的央求声。这是某户居民家夫妻吵架的情景。只见丈夫双手撑着腰，呼呼喘着粗气，妻子则向隅而泣，桌上放着6张请柬。原来，近几天同学过生日、朋友结婚、亲戚小孩子满周岁，纷纷发出邀请，在同一天让他们前去赴宴。屈指一算，如果他们给每家送50元，恐怕一个月的奖金就全搭进去了，何况小孩入托在即，老丈母娘的寿诞也将临近，薄薄的几张钞票又如何应付得了?难怪夫妻俩要发生争吵。

现在，每个家庭一遇到婚嫁、丧葬、生孩子、婴儿满月满岁、老人寿诞，的确也够头痛的。请柬满天飞，不去应酬，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怎么见人?送礼吧，经济上又确实吃不消。特别是这人情债的门类越来越多，价码越来越高，普通百姓家真是招架不住呀!

无可奈何送礼去

“两条云烟，两瓶剑南春”，小陆边走边算着价钱，无可奈何走上了送礼的路，这是他第四次向关键人物“进贡”了。从去年开始，他为自己的职务聘任着实奔波了一番。请人吃饭、钓鱼不算，光送礼就花去他半年的工资。有人对他说：“小陆，算了，现在提倡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何必花费这么多银子?”小陆自有他的理论：“唉，哪有这么简单，现在确实提倡廉洁，送礼之风有所收敛，但我一无职权，二无背景，我不表示一下，人家记得我吗?至于这礼收不收是他的事，但我得送，何况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勿庸讳言，现在的人际关系和正常的工作关系着实染上了一层浓厚的铜臭味，诸如工作调动、申请住房、职务聘任、求医看病或者工程承包、招标投标、签定合同等，若要把事情办成，不送礼恐怕是很难行得通的。有的时候，送礼都不够档次了，已变成明摆着要吃回扣。

望子成龙的代价

正值暑期升学之际，一对夫妻之间的对话充满了苦涩。妻子说：“两个存折都用上了，弹尽粮绝了。”

丈夫：“多少钱也要花，我们兄弟三人就小杰这根独苗，我怎么能眼看他与大学无缘呢?”

妻子:“‘一中’就那么好吗?”

丈夫：“当然啦，只要进了重点中学一中，上大学就问题不大啦。”

妻子：“那至少还得花3笔钱。从‘15中’拿出学籍已花了一笔，教委转关系求人一笔；进‘一中’，人托人还得两笔；加到一起少说也得千八百。”

丈夫：“别说了，真是烦死人。我没能耐，就只得勒紧裤带了。”

“人情”之累 篇7

农村人情的变化

近年一些农村调查表明，农村人情异化情况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人情名目越来越繁，频次越来越密，礼金越来越高，酒席花费越来越大。这直接导致农民不堪人情重负，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人情支出，有些农民因而被迫退出人情循环，其结果必然是农村人情“盛极而衰”，并极有可能导致农村熟人社会的解体。

首先，人情的变化体现为人情名目的增加。一般来讲，农村人情有相互帮衬、增进邻里间相互走动的功能，当一个家庭遇到人生大事如婚丧事时，亲友邻里都有帮助扶持的义务，以送钱送物来表达自己的心意，短期来讲，这笔钱物就是自送，人情并不即时结清，而是作为人情记在那里，欠在那里。一旦先前送人情家庭有了同样的人生大事，收人情家庭才得以还回人情。

一般情况下，在农村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举办人情l的名目是相对固定的，不会随意增加或减少。所以，从长期来看，人情是趋近平衡的。但是，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人们对人情的预期普遍变短，想要快点收回人情。于是，新的人情名目不断被开发出来，以前本来不需办的酒席现在要办，以前仅在小范围内小办的酒席，现在也要大操大办，而一旦新的人情名目被开发出来，就逐渐成为这个地方新的人情常规，由此引起新的人情不平衡，进而导致更多人情名日的出现。极端情况下，甚至连猪卞仔、屋换瓦，也要置办酒席，人情名目变得五花八门，数目在短时间内极度膨胀。

其次，人情的变化体现为人情范围的扩大。比如，一些过去倪在亲戚范围内小办的人情变成在村子里大办的人情，参与人情循环的人员必然增加，朋友和邻里广泛参与其中。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农民与村庄以外的交往增多，农村人情中涉及的朋友越来越多，在人情里循环的人和钱物就越来越多，浪费越来越严重。

最后，人情名目的增加。人情范围的扩大，带来人情频次的增加，每个家庭送人情的次数增加。如果每次送人情的金额较小，那么即使人情频次增加，人情也并不会成为家庭的巨大负担。但总体来讲，农村还人情一般都要略高于所欠人情，随礼金额持续增加。更重要的是，在送礼和收礼时，每个人在决定送礼金额数量时，有人因为欠人情而多送，有人因为经济条件好而多送，有人因为个人关系好而多送，这些多送的人情都写在人情往来账上，并经过口口相传，极有可能成为其他人不得不看齐的目标和下次随礼金额的标准，人情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与礼金增加相伴随的，往往是酒席越办越好，酒席花费越来越大。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无奈的现象：农村人情名目的多少、参与人情范围的大小，决定了农村人情的频次。人情频次高，每次所送人情的金额降低。可以使人情负担相对稳定，而一旦农村随札金额非但不降低，还持续上升时，人情负担难免水涨船高了。

人情越来越频繁，人情参与者越来越多，酒席费用越来越高，酒席中的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桌酒席从以前几十元上升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用于人情的整体支出越来越大。即使所有随礼金额的收送平衡，但因为办酒太多，大量人情随礼变成酒席费用。换句话说，农民手中的资源最终都被白白吃掉了。

人情的“名实分离”

基于上述三种表现来看，造成人情异化的核心是人情功能的“名实分离”，人们之所以维持人情的循环，目的就在于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增进情感，但是，人情的异化导致了人情功能的“名实分离”，已经难以达到其原有的预期效果。而“名实分离”背后则是维系人情的地方性共识的解体，地方性共识就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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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村庄经济发生分化的背景下，在村庄边界越来越开放，村民对收回人情预期越来越短的背景下，人情的地方性共识弱化，对于什么样的人情是“理所当然”应该办的，以及送多少是“理所当然”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在此情况下，人情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继而“交了味儿”。一方面，人们跟风、盲目攀比的心态严重，碍于面子，面对一些人情，虽然不愿拿出手，却不得不出手；另一方面，人们喜事成了钱事；人情的味道变淡了，交易的味道变重了。

但在一些宗族等传统力量仍然较强的农村，维系地方性共识的公共力量仍然存在，决定人情状况的公共秩序仍然存在，这些力量就可能成为抵制人情异化的力量。简单举例来说，笔者到湖北东南地区的大冶农村调查时发现，大冶农村人情异化程度很低，具体表现就是人情名目并未快速增加，随礼金额相对较低，而尤其重要的是，在送人情时，必须按血缘关系的远近来送，送多送少在地方规范中早巳有之，多送少送都会引起非议，甚至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换句话说，在大冶农村，人情必须完全服从村庄公共性规则，是不能乱来的，从而可以使农村的人情仍然保持传统功能的“名实统一”。

一旦人情越来越工具化，成为被个人利用的对象，人情之实越来越少，办酒席就可能被一些人用于赚钱或者恶性攀比，人情成为所有人不堪承受之重。失去了它原有的人情交往和人际互动功能，人情不再持续。

避免人情“盛极而衰”

以上讨论可见，当前农村人情异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情的不可持续，对人际交往的积极作用不再明显，那么如何避免人情的“盛极而衰”，就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了。

安徽省繁昌县农村有一套控制人情异化的机制。具体来讲，在繁昌农村，丧事是要大办的大事，全部村民都要参与，也是具有很强竞争性的大事。丧事办得好不好，来客多不多，事关社会评价和个人地位。丧事招待标准也相当高，一般一桌酒席要花七八百元，若办30桌，仅酒席就得花两三万元。酒席花费高，礼金也不可能低。村支书母亲的丧事在繁昌当地比较有代表性，支书办酒席花费3万多元，收到礼金6万元，几乎所有随礼的人都要放鞭炮，仅放掉的鞭炮钱就超过3万元。酒席越办越好，随礼金额越来越大，丧事花费也越来越高。繁昌农村在丧事上的这种变化，正是全国大部分农村人情异化的缩影。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繁昌人情中，除丧事以外，其余诸事包括婚嫁、做寿等人生大事，都不一定在整个村落范围内大办，而仅在亲朋好友的小圈子内小办，甚至不办酒席。这样一来，在繁昌农村，虽然丧事大办，但红事小办或不办，就使得繁昌农村既可以通过大办丧事来维持社区范围最低限度的人情交往和人际互动，使农村熟人社会变得可能，又因为其余诸事小办或不办，而使村民人情负担不至太重，这是对农村人情异化不错的应对。

给农民的“人情债”减负，需要基层政府，乃至乡村的结构性力量积极提倡社交新风尚，借鉴繁昌和番禺农村区分红白喜事的做法，“抵制人情风，倡导新乡风”。另外，基层干部更要带好头，引领村民做到大事必办，小事简办甚至不办，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农村人情的异化，让礼尚往来发挥社交的积极功能，使人情回到既“有礼”又“合理”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