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精选12篇）
人情 篇1
《社戏》是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小说写了三次看社戏的过程，而第三次赵庄看戏则是小说的重点。通过与前两次看戏的对比，我们看到平桥村这个虽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却有着醇厚的乡情，真真的友情，浓浓的山水情，厚厚的母子情。
平桥村———外祖母的家乡，是“我”儿时的乐土：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极偏僻的临河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户人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间很小的杂货店。正是这些种田打鱼人以及他们的后代给了“我”无限的乐趣。这里是一个优美、恬静、清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听到的是悠扬、宛转的笛声，见到的是碧绿的豆麦田、起伏的群山、朦胧的月色，“我”在这里的人间好戏中体验到了少有的人间真情。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了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偏僻农村醇厚的乡情可见一斑。因为有了远客，小朋友都从父母那里得到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和“我”一同玩的小朋友，真心待“我”，与“我”和睦相处。一同钓到的虾，全归我吃，一同放牛，看戏。农家少年，无论长幼尊卑，一律平等，个个天真活泼、聪明勇敢、精神抖擞、朝气蓬勃。这里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平等相待。
在平桥村，“我”最大的愿望是去看戏，当“我”无船不能看戏时，心里十分懊丧，这对于别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同情的大事，但双喜、阿发等小朋友却深表同情和叹息。双喜为了使“我”能看上戏，敢冒风险，写保票。这里小朋友急“我”所急，想“我”所想，而一旦得到应允，便立刻高兴无比。双喜和小朋友不顾劳累和路远陪“我”再一次去赵庄。月夜行船去看戏本身就是一出感人的人间真戏，“架起两支撸，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流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这一幅幅充满浓浓山水情意的水墨画，不正是一出出引人的人间好戏?当“我”看戏有些疲倦时，桂生便去买豆浆，没有买到，又主动给“我”舀水;当我看戏不耐烦时，其他小朋友也显出不耐烦、扫兴的样子，有的竟打起呵欠来，经双喜提议返回了。在归航中，当大家饿了要偷罗汉豆时，这种人情得到了突出的表现：阿发为了招待“我”，只因为他家的豆大，就偷他家的，没有一点自私的考虑，与其说是偷豆，还不如说是摘豆。阿发的一个动作两句话，便在我们面前树起一个熠熠闪光、活泼可爱、天真无私的农家少年的形象。其实这夜的戏并不过瘾，过瘾的则是小伙伴淳朴的人情。他们热情帮助别人、纯洁无私的美好心灵，突出地表现在了小朋友的世界里，这不正是最美的人间好戏吗?
人情之美也精彩地表现在六一公公的身上。当“六一公公”发现豆被偷以后，不是骂豆被偷，只是责怪“不肯好好摘，踏坏了不少”。但孩子们十分坦然：“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这里不但没有因偷豆而惭愧的感觉，相反，倒是像看得起他的意思，连钓虾的注意力都没有转移，可见其无所谓了。他们偷得坦然，偷得愉快，偷得好玩，偷得不像偷。这个“六一公公”竟然因“我”觉得豆子好吃，“非常感激起来”。这是何等淳朴的人情。最为突出的是，这个“六一公公”，还竟将大拇指一翘，得意地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事后还亲自送来一大碗煮熟的罗汉豆。这语言、动作可真把农村的人情诗意地发挥到了极致。
小说里还流露着那厚厚的母子情。看戏走的时候，母亲嘱咐要小心;回来时，发现“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读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对着这位母亲肃然起敬。母亲的情怀啊，半夜三更，站在桥头，盼望儿子的归来，见得儿子平安归来，那生气也是转瞬即逝，转气为喜了，“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不正是人间最伟大，最永恒的母爱吗?
平桥村，———“我”儿时的乐土，是她给了我无限的乐趣，使“我”在这里的人间好戏中，感受到了淳朴厚重的乡情，体会到了和谐、平等、友爱、互助的人间真情。“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人情 篇2
国人的人情味浓烈，千百年来温馨暖人，那是因为大家送鹅毛的时候多，送黄金的时候少。小时候家住四合院，生活简单，邻里之间有人情没有债，邻里之间谁家孩子结婚、当兵、考上大学，送条毛巾，送个脸盆儿。没人在意东西多少，更不会拿个本子记在上边，作为今后还人情债的凭证。
可如今不行，人情往来不送鹅毛，改送黄金了。婚丧嫁娶，乔迁之喜，人情债在册之人的红包都是一条金项链的分量。一个月要是碰上两三份，就等于遭遇一次抢劫。人情演变成了债务。
这时我一下子理解了古人那句至理名言：千里送鹅毛一礼轻情意重。当初不是我的智慧不足，是我还没有礼尚往来的经历，所以就没有债务的感受。奢华的人情债败坏了社会风气，玷污着我们这民族传统的人情关系！人情债影响了我们的生存状态，改变着我们的集体人格，让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变成了账本中数目的出出进进。
人情 篇3
匠人精神，提到这个词，我想到的首先是日本匠人：裁缝山本耀司、深夜食堂堂主、螺丝厂工人、偶尔对加班族提点两句人生箴言的关东煮大叔。匠人孤独地专注于物件与手艺，因为万物有灵，因为生活的质地，更因为一份寓于物的人情温度传达。
中国民艺种类纷繁，从京剧、昆曲、瓷艺到画兔爷、捏泥人、吹糖牛，现状却是陷于手艺失传的焦虑之中。这个国家的近代社会图景是一片硝烟弥漫，文化遗产的被动与主动毁坏；当代社会急剧转型，进入了人心浮躁的资本冲击时代。与在明治维新中，主动吐纳西方文化的日本匠人相较，中国传统手艺面对的困境，似乎更为棘手。
唢呐艺人询问唢呐的本质时，也在问自身的存在价值。这就是《百鸟朝凤》一片的主题。这是一部情感丰厚质朴的电影，来自擅长乡土与民艺叙事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也是这位电影大师生平最后一部作品。
吴天明讲述的唢呐故事，发生在约近30年来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这片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人们的生活与理想，被不断的麻烦缠绕，甚至不得不离开故土。实际上，这是因为传统乡土文化的冬日渐近，如果麦苗不在雪盖下自寻生存之道，下一年春天解冻时，便只能自然消亡为泥土了。这种状况和中国的很多地方相似，沉浸在对悠久历史与旧日道德的信仰自尊里，像是一座多元文化浪潮袭来前的宁静海岛。
黄土山路上，烈日当头，父亲和幼年游天鸣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他们一路步行，从自家水庄前往土庄，父亲要带儿子去找老唢呐艺人焦三爷学艺。天鸣半道上就带着一百个不情愿地拖着步子走路，还是被父亲拖到了焦三爷家的院子里。话没说上，着急的父亲就被院里的石坎一跤绊倒，管不上脑门磕出血、低声下气地递烟，儿子扶起父亲心疼地眼泪往下淌。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精进自己的唢呐技艺、接了焦爷的班，试图建立自己与传统文化及父辈的联系，但并没有成功。
天鸣在学艺不久后结交了师弟蓝玉。蓝玉入门底子比天鸣要好，但性子野，对日常生活的兴味远大于对唢呐的坚守。一次随师傅巡演，他们躺在麦垛后面玩儿，蓝玉向天鸣分享抽烟的乐趣，姿势已然老手，还谈论起他白天看到的漂亮女孩，眼里闪着柔和的光芒。他也学成了唢呐手艺，但没被选上接班，成年后很快结了婚，去省城生活，在古建修复的工作中过得颇为开心。
吴天明还执导过《老井》，这是一部杰作，对夹在承续传统梦想与个体意识间矛盾不堪的年轻人，有着自己细致的描绘与独到的思考。《百鸟朝凤》就是将观众带入了这样一个剧变时代的特殊境况里，游天鸣和蓝玉是面对相同境遇的一对同伴。但另一方面，电影人物塑造主人公游天鸣的效果并不佳。
游天鸣这个人物形象有些简略单薄。当观众看到他为父亲磕破的头流下了眼泪、往燃烧的火堆里抢救唢呐、成年后攒不上结婚钱还不改行时，被他的专注和坚定感动，因为这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少见。但作为年轻人，他在承续传统过程中，关于成年后的生活理想、代际矛盾里是否有的挣扎与思考，这些细节十分缺失。每到强烈感情的喷薄处，作为与主人公年龄相仿的年轻观众，并无法深入理解这个人物。因此，主人公如同一个呆板的木偶。
这部电影的闪光在于对匠艺哲学的呈现。如果你除了计较男权文化、道德压制、自我意识泯灭等传统文化“弊端”外，往前再多走几步，就会看到唢呐艺术的值得尊敬处——在一个物欲泛滥的时代、一个民族文化认知空乏而不自知的国家，与时代脱节的传统唢呐艺人，却始终持有唢呐哲学里敬仰自然、专重匠艺、安于平淡的品质。
唢呐的器乐性格自然活泼，声似鸟鸣。水庄芦苇滩上的一个晴日，师傅和他的两个徒弟都不约而同来到这里。黄鹂、白鹭、鸳鸯、燕子、金翅雀，鸟鸣声声动听，三人隐在河滩草间，拟声与鸟儿对唱，一应一和，如诉春光和煦难得，正是悠游享乐时。人与鸟玩闹作一团，喜上眉梢的脸，天然无邪，唢呐艺人此时就是负责人鸟通灵的河滩神仙。《百鸟朝凤》是影片片名，也是最高规格的唢呐丧葬曲目，一组百鸟和鸣、生机勃勃的自然乐曲。这美妙艺境，被导演在此处圆满呈现，观众对游天鸣的唢呐狂热也显得能够理解了些。
故事收尾，人情仍续，曲艺却难以为继。在一场酒席上，游家班观众尽散，他们全一窝扎堆在新来的管乐团周围。焦爷当日正好坐镇演绎现场，只说硬着头皮上，让唢呐班自己吹自己的，宴席场瞬间噪音大作。师辈以拒绝学习、自大不堪的态度引导后辈，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婚礼现场流氓的寻衅滋事，一场斗乱后，唢呐从天鸣手中脱落，被厮打的人群踩得歪脸变形，再也无法吹出自得其乐的好曲子。
吴天明导演对传统人情与民艺主题的故事，一直有自己的情感寄托与思考。《百鸟朝凤》不算完美，这是因它在尝试，它催促着下一代电影人的成熟。
浅谈义理和人情 篇4
在日语中,因为义理和义务的一字之差,含义便不尽相同。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报恩”作为判断义理和义务的标尺。认为:“日本人把对‘恩’的报答分成各有其相异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报答在量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报答在量上与所受之‘恩’是相等的,并有特定的期限”,其中,前一种的对恩的无限报答是义务,它是无条件的。后一种对恩的有限报答是义理,它是人的本分。另外,《菊与刀》中又将义务和义理分别分为两类。义务主要包括对父母报恩的孝和对主公报恩的忠。义理主要包括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对名誉的维护。义理在日本社会中最典型的体现便是要求每一个人要过合乎自己身份的生活。如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らしい”,通常用来赞扬那些过合乎自己身份的生活的人。
人情与义理是相对应的,与汉语“人情”的含义完全不同,指人的自然性情。渡部正一在《日本近世道德思想史》中认为人情的基本内容包括:“第一,指人惜生厌死,避苦求乐的自爱之情;第二,指亲子、兄弟、夫妇、男女之间强烈表现出的人的自然爱情。”
江户时代,义理和人情分别代表了武士和町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观。武士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固守义理。町人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追求人情。石田一良在《町人文化》中曾写道:“町人谴责武士轻视人情,武士则攻击町人背离义理”。
对义理和人情的探讨在江户时代后期达到顶峰,特别是町人作家的两位代表人物井原西鹤和近松门左卫门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义理和人情,特别是对人情的认识。
井原西鹤将人情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利益的追求。井原在自己开创的文学类型“浮世草子”中将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利益的追求分别放到“好色小说”和“町人小说”中去描写。
井原的好色小说主张爱情是人性之本能,追求爱情是人性解放,相对于武士所固守的义理来说,人情更应该受到重视。这是町人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对统治秩序的挑战。井原的好色小说中最富盛名的便是《好色一代男》。小说的主人公町人世之介是一个到处风流快活的天下第一好色者形象。
井原的町人小说主要描写对象为町人,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正当手段追求利益,另一类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利益。在井原看来,第一类的町人固然值得赞赏,但第二类的町人也未必无可救药。他认为追求利欲,获取金钱才是最为重要的,手段是其次的。
对人情的肯定始于井原西鹤,在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中趋于成熟。近松并没有一味地强调人情,而是对人情和义理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照,并着力表现他们之间矛盾又复杂的关系,从而彰显人情。他将武士注重的义理引入町人的世界,根据町人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将町人注重的人情注入义理之中,使得义理的内容得到了扩展。不同于武士的义理是基于主从关系的,近松的义理则是基于对夫妻、父母、兄弟、朋友、邻居等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源了圆将近松门左卫门的义理归纳为“(1)法规承认的近亲关系及由此产生的道德义务;(2)对世间的义理及其世俗化和形式化的东西;(3)人对他人应行之道;(4)对个人人际关系中的信赖、约定、契约等忠实遵守的义理”四类。其中第三类与武士义理基本相同,其他三类均是根据町人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而对义理的内容所做的扩展。
近松虽然对义理有一定程度的探讨,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作品的主题依然是人情。他所写的剧本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历史为题材的,一种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他通过封建身份等级制下义理和人情的纠葛,突出人情。
近松的人情在他的“殉情剧”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现实生活中殉情作为“世界戏剧”的主题,描述了男女爱情不能如愿,双双殉情的故事,表现男女爱情的纯洁和神圣的关系。近松肯定游女和客人之间存在真情。在他看来,“只有爱情才是至高无上的”。
人情和义理是日本所特有的两个概念,他们的含义在历史发展中尤其是在江户时代不断丰富,现在,人情和义理已经并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了,它们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地存在着。
参考文献
[1](日)井原西鹤.日本古典文学大系-48-日本永代蔵-4G[M].东京:岩波书店,1969.
人情顺风车散文 篇5
春节回老家过年，说什么也得给家人办好丰盛的年货。
一大早，老妈就督促我和妻子起床：“赶紧起来吧，没看都8点了，待会迟了集上人多拥挤……”“不是还早吗?这办年货有啥迟早?”我对老妈说，“今天我赶天黑前给咱办好就是了。”“这腊月天集上人多，买东西不方便，可不比平时，你还是赶早不赶晚的好。”母亲对我解释说。
听母亲这么一嚷，我睡意全无，三下五除二地穿好衣服。刚刚洗漱完毕，老妈就烧好了两大碗鸡蛋醪糟。我和妻子刚端过饭碗，邻居的发小二胖就过来对我说：“阿亮，你今天去城里置办年货吗?”“当然去呀，我这吃完饭就走呀!”我对二胖说。
“你如果去的`话，那就别坐班车了，我今天专门开车去置办年货呀。”二胖边点燃我递给他的香烟边说，“班车拥挤，你就坐我们的顺风车吧。”听二胖这么一说，我和妻子都不约而同地回答：“那行，谢谢啦。”“那就这样了，你们慢慢吃，我先回去发车去。”
看看车上，光二胖家就有4个人了，再加上我们夫妇俩，总共6个人。我就对二胖说：“我俩坐上这不是超载了?”“超啥载呀，没这么严重。”想想二胖说的也是，再说坐顺风车总比挤班车轻松，不仅不用出车费而且没有班车那么拥挤。何乐而不为?
一路上，我和二胖他们都无比开心，此刻的心情正如车上播放的音乐一样无比惬意。不知不觉间，车子就过了市区收费站。刚刚过站，就被路边几个交警拦住了，他们一一查验了二胖的驾照和行驶证后，正欲放行，另一个又点了下车上的人数，说了句“超载”，就没收了二胖的证件。
这下原本高分贝播放的音乐也在瞬间如我们刚才还火热的心情一样戛然而止，不待我们反应过来，一个大盖帽就说：“你们超载一人，扣三分，罚款200元。”见要罚款，还要扣分，二胖就向交警好言解释，但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想想今天的罚款都怪拉了我们夫妻俩才引起的超员，要是人家自己人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我就赶紧掏出钱来……
见此情景，二胖死活也不肯要我交钱，最终还是自己掏钱给了执法交警。交警开过罚单之后，嘱咐我们不能再继续乘坐这么多人，我赶紧主动下车另行搭车。
人情软了“狗法” 篇6
一年过去了，“狗法”执行得怎么样，效果如何，当地媒体作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效果还是有的，狗患有了遏止，公共场所遛狗的少了，养狼犬之类的“凶狗”也少了；但是，没有“户口”的黑狗还是相当多，几近一半，狂犬病时有发生，每到夜晚在新村遛狗的现象还相当普遍，邻里之间因养狗引起的矛盾增多了。
有了法就要严肃执法。与“狗法”有关的有三个方面：一为执法部门和管理部门，二为养狗的居民，三为养狗户的上下左右的邻居。“狗法”为何难以执行，或者说执行得不够理想、软绵绵的，有多种原因，大都与人情有关。
“狗法”是个条例，是个行为规定，称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法，最多是个准法，有关部门执行起来就不是很当回事，给人印象不太严肃。你说，成千上万条“黑狗”不去办理“户口”登记，不缴相关的费用，完全可以按“黑狗”处理，不格杀勿论，也得妥善处置。但有关部门好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黑狗”既成事实，让它们生活下去，这叫执法者、管理者的“手下留情”。
凡养狗都是对狗有感情的，而愿意花成百上千上万的钱养狗，其情可谓甚笃，有的其情之深对异类超过了对同类，超过了亲情友情。养狗有养狗的自由，也是一种权利。“狗法”允许养狗，要求有条件地养狗，把养狗规范起来，不损害不爱狗、不想养狗的居民的利益，不影响邻里的自由和生活。这叫养狗的两面：一叫可养，一叫约束。可是，养狗一族中，不少人只要“可养”，不要“约束”，于狗之情泛滥，就把“狗法”丢在一旁。要想养狗又不想去办理户口，不想缴“狗费”者大有人在，“黑户口”大都来源于此。“条例”规定，凡养狗要得到上下左右同一单元半数以上邻居举手，偏偏有的邻里没有投赞成票，由此假报邻居姓名、张冠李戴、冒名顶替者就出来了，所谓合法养狗中有不合法的现象。“条例”规定不准在公共场所遛狗，人要出去遛遛，狗一天到晚关在屋里，也要闷出病来，也得出去遛遛，所以养狗不守规矩，影响公共安全与卫生的现象就天天发生。这叫“狗情”不顾人情。
这个市养狗的“条例”中有个规定，凡养狗必须得到同一单元半数以上邻居的同意。对此，有说矛盾下调，有说养狗连坐。出此规定，或许是为了有个限制，以邻里之手阻遏养狗，或因养狗产生矛盾也有个说法，是你们自己同意的。但与制定规定者的意愿不相符的是，不是矛盾少了，而是因养狗邻里间矛盾增多了。凡自己不养狗的大都也不赞成在新村、公房里养狗，有厌狗情结，要自己举手同意养狗非本人之愿。于是，不同意签字画押而伤邻里之情者有之，虽不同意养狗但碍于情面勉强同意签字者有之，当面同意背后嘀咕者有之。从实际情况来看，碍于情面勉强同意的占多数，加之弄虚作假，想借邻里之手阻遏养狗的邻里连坐的规定，就这样付之流水。这叫人情大于法规。
尽管这个市出台养狗条例，实际效果不很理想，但是笔者以为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法规实践活动，解剖一下，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认识，可以从中找出一些对策，如何把事关全体市民、事关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好。比如，既然出台了法规性的条例，就要认真严肃执行，不合实际情况的可以调整、改正，但还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如果流于形式，就会出现法不责众、说归说做归做、执法不过一阵风等负面效应。现在人们的生活空间增大了，各人的喜好和自由增多了，限制少了，因此如何遵循社会公德，不影响他人生活并尊重他人这一课题就提到了每一个市民面前。明确意识到应该认真实践的，还不很普遍，怎样成为普遍、成为自觉行动，既需要假以时日，更需要作为现代市民提高素质的一件大事来办。
18个有用的人情世故 篇7
在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情况下, 人情世故能够帮助我们个人缓和与其他人之间的紧张度, 也比较容易让其他人感到与我们交往的愉悦感与适度感。这里例举出对于我们每个人也许都能用到的日常生活中18个人情世故, 而这些人情世故也经常被很多年轻人忽略。
1.即使不是大人物, 我们也经常能用请教的态度与口吻与他们说话, 因为人不可貌相, 很多实用的良师益友往往来自不起眼的生活与工作中。
2.在吃饭的场合主动做点菜者, 不宜请主人与主宾点菜, 但是请注意询问主人与主宾的喜好, 而不是只管点自己爱吃的东西。这需要平时研究菜单, 积累点菜的经验。
3.经常找到朋友、伙伴与同事 (甚至小孩子) 值得肯定的方面。即使老板也需要被你肯定, 但是尽量在私下场合, 而对于一般朋友与同事则应公开赞扬。
4.在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相貌、事情、人品赞扬时, 不要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样子, 也不要假意否认, 合适的方式是表示感谢, 尤其感谢朋友的肯定与支持。
5.学会使用便条, 包括借条、领条、请假条、申请信, 如果你很主动地使用这些便条会让其他人感到你很规范, 日后也可有凭有据地与别人打交道。
6.即使你不是服务人员, 在朋友或者同事有客人的时候主动倒水, 会让朋友与同事很有面子, 也会让客人觉得你的朋友与同事很有威望。这会让你的朋友与同事特别感谢你的姿态。
7.虽然你觉得自己是新手或者地位比较低的人, 也要勇于不耻下问, 主动询问别人的需要, 而不要等领导或者资深的同事对你表现出亲和。
8.记得在别人不在座位的时候很热情地帮助接听与记录电话、接受信件、传递信息。对团队的同事与同学, 提醒他们一些你知道的重要日程。
9.要在征询了别人意见之后才可进入别人的房间, 看别人的书架或者室内物品, 在经别人同意的情况下才用别人的电脑, 以及坐在别人的私人座位上, 但通常不去翻动别人的笔记本。
10.如果不能出席宴会应提前通知主人, 迟到的话要在适当的时间点上通知主人, 到了以后要解释, 带未经邀请的朋友要事前通知主人。
11.不宜向别人索要礼物, 收到别人的礼品不管是不是喜欢都要表示感谢, 因为送礼者会很在乎你的反应。不宜把一处的礼物转送给另一处, 尤其还保留原来送礼者的符号与痕迹就显得很没有礼貌了。
12.在有多个出席者的场合, 主动介绍自己的朋友给其他人, 或者主动在你认识的朋友之间穿针引线。
13.有不同地位的朋友在的场合, 自己都要保持微笑, 体贴地招呼下那些内向的、不为人注意的的朋友, 在社交中对弱势者的帮助会得到别人特别的感激。在其他社会场合, 对于社会地位较低者, 尤其在有你不能适应的生活条件与生活习惯时, 要克制自己所想表现出的不适感与负面表情。尽量主动向社会地位较低者打招呼。
14.有好东西吃的时候不要吃独食, 主动地告诉别人你知道的好消息, 在有好事情的时候能想到别人。
15.有人做错了事情或者你发现其他人做错了事情, 不要用情绪性的方式批评别人, 尤其要注意就事来评价, 避免评价了别人的人格、个性与家庭教养。批评时能提出解决方案, 批评就更有建设性。也不要只有批评, 批评不忘肯定别人的长处。如果批评时能比较幽默, 往往负面效果就更少。被批评或者遇到尴尬的时候能幽默自嘲, 也能提高交流的建设性。
16.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在另外很多时候, 如果问题争执不下, 也不要继续火上浇油, 冷静下来, 多收集一些数据材料与想更明白点再说。
17.在你不能有充分把握的时候, 用“争取”与“尽量”这样的口吻回答别人的邀约, 承诺了就要最大限度去履行。
18.与别人交际时要尽量不谈回报地先为别人做点什么, 这样就赢得了在心理上比别人优越的债权感。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别人对他负有的社会债务感的总和。●
人情味与亲和力 篇8
亲和力是指能够使人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领导干部有亲和力, 群众就愿意接近你、靠拢你, 向你倾诉衷肠, 为你出谋划策。领导干部没有亲和力, 群众见了你就会形同路人, 或者表面极尊重, 实际很疏远。一个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 与群众说话像拉家常, 为群众办事像对待家人, 没有官腔, 没有敷衍, 积极主动地与群众交流、帮群众办事, 无疑更具有亲和力, 不仅不会削弱领导力, 反而会有助于领导力的增强。凸显着领导干部亲和力的人情味, 对于动员社会、影响民众、凝聚人心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一斑。
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 情通则理达。革命导师列宁更是深刻地指出:“没有‘人的感情’, 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在拿破仑征服意大利的一次战斗中, 仗打得很苦, 士兵们都很疲劳。拿破仑在夜间巡岗查哨过程中, 发现一名站岗士兵在大树底下睡着了。他没有喊醒士兵, 而是拿起枪替他站起了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站岗士兵发现是自己的最高统帅在替自己站岗, 便战战兢兢地说:“对不起, 长官……”拿破仑看着士兵要解释, 忙和蔼地对他说:“不必解释了, 这是你的枪, 你们作战很苦, 打瞌睡是可以谅解和宽容的。但是目前, 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导致全军覆灭。我正好不困, 就替你站了一会儿岗, 下次一定要注意。”拿破仑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士兵, 同时也使士兵作战更加英勇。试想, 如果拿破仑破口大骂, 严厉训斥士兵, 恐怕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那位士兵很有可能就会反抗, 觉得拿破仑没有人情味。这样做就会丧失拿破仑在士兵中的威信, 削弱军队的战斗力。领导干部要帮助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思想, 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引导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完成好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 就必须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 承认人的主动性, 认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注重与群众情感的沟通。人们在接受思想教育信息的时候, 是有选择的, 这种选择是通过有情感参与的过滤系统实现的。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缺乏感情沟通, 就难以进行思想交流, 影响工作成效。
人情味不是不顾及原则的徇私、施舍或交换。只想着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的人情是狭隘的人情, 为朋友开绿灯走后门是庸俗的人情, 只有真切的爱民之心, 视群众为亲人才是真正的人情味。领导干部的人情味不是人际关系中的庸俗习气、哥们情谊, 不是思想作风上的自由主义、狭隘意识, 那样只能使领导干部的形象大打折扣。我们提倡的是符合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的“人情味”, 是适应领导工作特点要求的“人情味”。怎样才能增加这样的“人情味”?除了上面提到的根本态度和基本方法外, 还需要把握一些艺术。
情理相济, 互相尊重。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坚持教育、引导、提高人与尊重、理解、关心人相结合,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运用政治教育、经常性思想工作等方式, 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就能真正触动人民群众的灵魂, 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 这就是真理说服人的力量。同时, 领导干部还要尊重工作对象的人格和自由、平等、民主等基本权利, 倾听他们的呼声, 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关心他们的疾苦, 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 紧密联系群众、热情关心群众、主动服务群众,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群众的心坎里。要善于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 通过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活动, 把道理讲得入情入理, 富有人情味, 把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各种好事办好, 带动思想认识的提高, 以情感沟通促进思想交流, 以科学理性驾驭情感流动, 融情于理, 理中带情, 使说服教育的理性和人情味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细雨润物, 情真意切。领导工作的人情味, 要求领导干部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去宣传、教育、引导、提高、关心群众。领导干部对工作对象必须倾注满腔热情, 进行耐心细致、坚持不懈的说服教育, 和风细雨, 力戒空泛说教和简单粗暴。特别是对待遭受挫折、情绪低落的下属或群众, 更要从感情上给予慰藉、理解和引导, 以真诚、炽热的情感去打动他们, 融化他们心灵上的冰雪, 使之直面人生, 勇敢进取。领导干部不仅要语言恳切, 态度真诚, 有的放矢, 推心置腹, 更需表里如一, 言行一致。既做真理的传播者, 又当真理的实践者, 通过自己的热情与行动去感化人和激励人。要有意识地利用环境, 并创造更有利于工作对象转换思想的环境, 以求取得情境交融、相得益彰的教育效果。
适度幽默, 活跃气氛。幽默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聪颖, 是一种机敏。幽默作为生动有趣而意味深长的交际艺术, 本来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位哲人曾说:“世俗生活最有价值的就是幽默感。”作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领导工作也需要幽默感。被誉为“幸运之星”的美国前总统里根上台后, 打算选择国会议员戴维·斯托克曼担任联邦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局局长。但是斯托克曼曾多次在公开辩论中抨击里根的经济政策。怎样才能打破僵局呢?里根给斯托克曼打了个电话:“戴维, 自从你在那几次辩论中抨击我以后, 我一直在设法找你算账, 现在这个办法找到了, 我要派你去管理与预算局工作。”一个幽默的电话, 不但打破了僵局, 而且起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功效。领导干部在说服教育中, 若能适当增添一点笑料, 把严肃的道理用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 不仅可以活跃气氛, 而且可以深化主题, 使一些事理表达得更形象、更生动, 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受到教育和启迪。对于领导干部来说, 幽默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适用的, 应当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宜。这是对幽默的起码认识。同时, 还必须把幽默与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甚至说痞话、脏话以及庸俗的“顺口溜”区别开来, 把通过幽默活跃气氛与哗众取宠区别开来, 真正使幽默始终保持艺术的品位, 使幽默者不失高雅的风度与品格, 以避免弄巧成拙, 适得其反。
善于批评, 重在教育。善意的批评使人进步。早在抗战胜利前夕, 毛泽东同志就形象地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 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 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 我们党的工作, 也会沾染灰尘的, 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当下属犯了错误的时候, 领导干部既要敢于批评, 也要善于批评。只要不是敌我矛盾和触犯法律的问题, 就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 可热处理也可冷处理时, 就不要热处理, 而要冷处理;可重处理也可轻处理时, 就不要重处理, 而要轻处理;可推一推又可拉一拉时, 就不要推一推, 而要拉一拉;可处理又可不处理时, 就不要组织处理, 而给他一条出路, 从而给大家留下既讲原则又讲感情、有容人气度、可敬可亲的好形象。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莽撞、失言要虚怀若谷, 对群众的隐私要守口如瓶, 对部属的意见、建议要从善如流。如果领导者小肚鸡肠, 稍不如意就假以颜色, 抓辫子整人, 群众对你只会敬而远之、怕而躲之、恨而忍之, 又怎能推心置腹地与你交流呢?
虚实结合, 注重实效。改革开放使我们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深层次的矛盾, 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增多。领导干部必须通过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等多方面的努力, 注重解决这些思想问题, 坚定群众的理想信念, 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同时, 领导干部还要善于从利益动因上多做分析, 立足于现有条件, 发挥组织优势, 依据政策制度, 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实现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之间的相互转化, 就能从情感上唤起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动其思想问题的解决和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
农村社会人情的发生及其异化 篇9
人情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礼运》里, 其中的人情主要是指人的本能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情已并非意指这类天然的情感, 其内涵已转入社会学领域。金耀基将人情的定义分为三类:一类即人之常情:喜怒哀乐等, 即本能的情感;二类为人际交往中为表达情感, 互相交换的各类资源;三类为其他交往法则。
人情, 是基于某人的某事件 (如红白喜事) 而导致与之有联系的人通过钱或物的形态表达情感或态度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金耀基对人情的第二类定义 。对于举行者而言, 人情的表现形式就是“办酒”;对于应对者而言, 人情的表现形式就是“送人情”。“办酒”者和“送人情”者在不同事件里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情, 也是农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的记账单位。它可以是具体的, 如钱或物;也可以是抽象的, 如在某事件上的帮忙出力。它既是可以进行多与少的评估, 如欠某人“一个”人情;也是可以进行大与小的认定, 如欠某人“很大”的人情。人情同样是一个多次且长期的博弈过程, 基于此, 人们有了“有来有往”和“有出有进”的认识, 人情的生存空间是很大的。虽然人情在长期是趋于平衡的, 但是它在短期仍是不平衡的, 可能某家在几年里完全不“办酒”, 而他们面临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名多量大的“酒”。因此, 人们往往更关注的则是在可知和确定的几年里的收支, 特别是在近些年, “办酒”在很大情况上已经成为“创收”的同义词。在农村, 针对一场“酒”来说, “办酒”者往往是收大于支的, 如此, 它在某种意义上也维持了社会安定, 成为许多农民增收的途径, 也促进了货币在农村的流动。
人情在城市和农村有不同的内涵:在农村的日常语境中主要是指人情往来即人情消费, 而在城市的日常语境中则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交往法则。现今城市社会越来越趋于一个“陌生人社会”, 越大的城市中的人情越显精简和规范;而农村社会即使受到强大的市场经济冲击, 维系原本乡村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和宗族等受到极大的破坏, 但它仍是一个“半熟人社会”或“熟人社会”, 仍在很大程度上坚定地维持着人情的发生和发展。
总之, 人情在农村社会无处不在, 与引起人情的事件紧密相关, 它编织了农村社会较稳固的社会关系网。居住于当地的人, 时刻被这个关系网包围着;而即使并非居住于当地, 是已离开当地外出工作的人, 也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真正脱离与当地人情的联系。
二、农村社会人情的发生发展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中国“差序格局”的描述也恰是中国的人情的写照。人情在中国农村社会由来已久, 从最初的血缘、亲缘而引发的人情逐渐扩充进业缘、地缘引发的人情, 其边界一直在延伸, 但人情关系的亲疏却基本没有影响人情关系的发生发展。
究其原因, 人情在农村社会的发生发展是自有其理性的存在的。就“办酒”而言, 它与纯粹的请客不同;就“送人情”而言, 它又与纯粹的送礼有着很大的区别。从起因看, 人情更多地是为了联系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而纯粹的送礼则更多地是有事相求而引发的行为, 这二者所导致的后果是不同的:前者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维系和发展的润滑剂, 后者则是发生在不平等的两方, 被送礼者完成送礼者的请求后, 这一个过程便完成, 二者可再无关系。即使人情看似是一个劳“办酒”者命伤“送人情”者财的事, 它也仍在农村社会经久不衰, 没有一点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样子。归根结底, 人情的发展壮大是基于农村社会对于“人”和“情”的看重, 也就是传统文化和亲缘关系的影响。大部分农村社会仍是“熟人社会”, 或至少维持着“半熟人社会”, 在这类地区, 人情的往来不仅是日常的, 也更是必须的。没有人情的往来,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少了、关系淡了, 这在一个远离城市且缺乏必要现代化武装的村落来说, 就等同于生活的孤独和生存的举步维艰 (如红白喜事没人帮忙) ;同时, 都是从小叫着亲属称谓或是总能由于各种牵扯而推出亲属关系的人, 儒家文化深厚的农村社会是不会轻易生硬地摆脱这种关系的。
三、农村人情消费的特点
1.“办酒”的名目多样、形式统一
“办酒”的名目主要包括红白喜事、生日、乔迁、升学和其他。而“办酒”从最早的红白喜事等发展到现在, 它的内涵外延都扩展了很多。哪类事件能“办酒”、哪类不能“办”, 大致都还是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不仅与当地的经济相关, 更与当地的文化相关。
2.“办酒”的规范化且模式趋于固定
不管是早期抑或是现今的“办酒”, 其实都有遵循的规范和模式的, 基本都是邀请亲朋好友在家中或在饭店吃饭, 或在家中聚会等, 这个时间有长有短, 农村一般都会持续两天左右。而在一般情况下, 基于某事件, “办酒”者会在前期就确定:为什么办? (“办酒”的名目) 、何时何地办? (时间地点) 、“办酒”的规模? (酒席的标准等, 邀请哪些人) 。而因某名目而产生的“办酒”都有固定模式和过程可循, 一旦确定名目后, 请哪些人、“酒”的标准和包括哪些“酒”等都随之有个基本框架存在了。
3.人情各方都存有各种形式的记账且有规律可循
在农村很多家庭都会发现家中有一个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人情账本”, 如自家“办酒”后记别人各送多少钱的“礼尚往来”本, 这类记录比较正式;而自己“送人情”到各家多少钱的记录多是非正式的。
人们对于人情往来往往计算得比较清楚:上一次我“办酒”, 他家送了100块;这一次他“办酒”, 我至少得送120块或是150块——这类在一般情况下的“还人情”的增量基本是得到农村社会认同的, 而往来钱数的一样甚至“还”得更少, 都被认为是不道义甚至是缺德的, 这类人在一段时间过后, 可能会逐渐被当地的“人情网”边缘化, 要么他家“办酒”极少人去, 要么别家“办酒”不请他家。
4.“送人情”的多少是表达感情深浅的重要手段
中国有句古话“礼轻情义重”, 而这句话在许多人情往来方面, 特别是在现今的人情往来上面是不适用的。“送人情”的钱物的多少基本上直接体现了人情双方的感情深浅, 但它在许多情况下也推进或是阻碍了人情双方的感情发展。而许多“送人情”者不遵循人情往来标准而随意送出的人情, 导致了人情在可预见的情况下难以达成长期的平衡, 进而导致了人情双方感情的淡化。
5.人情在长期将达到平衡:办酒者与送人情者都在钱物收支上大致平衡
人情在短期是不平衡的, 可能某家“事”特别多, 而某家几年都没有“事”。但是如红白喜事、生日等对于每一家都是存在的, 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同时, 为了使自己的人情收支平衡, 很多家就会开始在某个时间点前想方设法地“办酒”, 这也使得许多以前可能不成为“办酒”名目的“事”出现了。
但即便是这样, 从长期来讲, 一家的人情收支仍是平衡的。而许多家庭正是抱着这一信心才会愿意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送人情”的, 因为他们知道某一天, 自己家也会有“酒”要“办”的, 比如孩子升学、孩子结婚等。
四、农村社会人情的变迁及异化
市场经济的浸入和农民的流动, 不仅使农民开始意识到原有人情过程的繁琐而开始求简, 更使农民开阔了眼界并深刻地理解了货币的作用, 农村传统在这一渐进过程中的被破坏, 使农村社会的人情往来更少了道德的制约, 人情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为可选的创收途径,
1.“办酒”、“送人情”的变迁
早期“办酒”集中在红白喜事和大寿等, 项目较单一且固定。早期“送人情”的形式多样, 钱物劳力等都可纳在“送人情”的范畴里;现今“办酒”的项目繁且杂, 已由早期的事件导向型向现今的事件和创收双导向型发展。现今“送人情”的形式日趋统一, 除去部分传统项目, 如红白喜事和大寿等, 其他项目基本只以货币体现。
2.“办酒”的异化
(1) 绞尽脑汁“办酒”。
现在农村的一户家庭几乎月月有“酒”, 名目仍主要集中在原有的几项, 但较之前利用得更足:以前可办可不办的“酒”—办 (如老人65岁、75岁生日等) ;以前不愿意“办酒”的人—办, 因为老出不进也不是办法;以前没“酒”办的人—办, 创造新名目办。而许多“酒”的确也让人只能尴尬和苦笑, 让“送人情”者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比如现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给孩子10岁“办酒”的情况, 为以前只需要外婆家等到场的满周岁的孩子“办酒”等。除了“酒”的名目花样百出且边界不断延伸外, 现在农村社会“酒”的频率高、数量大也成为另一个人情异化的结果。同时, 许多以前只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的小范围的“酒”也被“办酒”者充分利用, 将其逐渐发展到只要是认识的便被作为该“酒”的准“送人情”者的地步。
(2) “办酒”要乘早。
迫不及待的“办酒”、种类繁多的“酒”用事实说明了“办酒”要乘早, 即使“还人情”时会产生增量。这里面的原因不难想见。首先, 人情的发生及其增量是一个不确定事件, 而你送过人情的人, 以后可能由于搬家或关系淡化等还不了这份人情;其次, “办酒”的收益是一次性且数额较大的, 能直接影响当年收入, 而“送人情”的支出是分散的, 每一次“酒”的支出是相对较小的, 在当年收入中不起决定性影响;最后, 人情在短期内是不平衡的, 而短期收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因此, “办酒”也成为许多家庭的创收途径。
3.“送人情”的异化
(1) “送人情”的标准化、货币化。
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下, 经过一段时期的人情往来后, 某地的“送人情”往往会出现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基本适用于各“送人情”者。这个标准是基于关系亲疏、经济水平和“办酒”事件等多个维度而产生的, 它是基本固定的, 主要通过货币来表示。
(2) “送人情”的功利化, 形式单一。
现在的“酒”对于许多“送人情”者来说只包括两项内容:吃顿饭+送点钱, 意义也只在于“还人情”或是创造“人情”。而以往“酒”的与亲友同乐的氛围越来越淡, “送人情”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工作似的任务。
(3) “送人情”的账本化, 建账还账。
现今农村许多家庭都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记账本, 里面清楚地记录着自家的人情往来情况。在这中间, 许多关系较熟络的关系网会将人情往来持续下去, 但也存在部分在几次人情往来达到平衡后即割断联系的, 主要是由于关系的逐渐生疏等。
五、结论
让作文评语充满“人情味” 篇10
关键词：作文评语,人情味,点拨式,谈话式,情感式,交心式,心灵对话
一个苹果供应商为了在市场上独占鳌头, 想了一个绝招——当苹果还长在树上的时候, 把“喜”“福”“吉”“寿”等字样的剪纸贴在苹果上, 由于贴有剪纸的地方阳光照不到, 苹果上就留下了这样的字样, 后来他又有了新的创意:把原来的苹果上的单个字设计成一句句祝福的话:“祝你们爱情甜蜜”“祝您中秋快乐”等等, 这种长出了人情味苹果让他在苹果大战中独领风骚。
受这个苹果商的启发, 我的作文评语也充满了“人情味”, 而我也因此尝到了不少甜头:拉近了我和学生的距离;学生不再怕作文, 觉得作文就像在和老师说心里话;在批改作文中了解了学生的思想动态, 及时引导了学生;学生提高了作文水平, 老师提高了写作水平。
一、点拨式评语
王文同学皮肤太黑, 个子又矮, 常有人取笑他“刚果人”, 小块的“黑煤球”。父母也常常为他担心, 担心他以后的工作、结婚都会受影响。王文在《我的烦恼》中写道:……听到父母的交谈, 我的心一下子掉进了黑洞里, 也许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如果我的外貌不能改变,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正常的生活下去……
看到这, 我感到了自卑和失意正在孩子心中滋长。我在给他的评语中写道:你是一个许多方面都很优秀的孩子, 比如你的作文写得好, 爱帮助同学, 而且你的歌唱的很棒。每个人都有缺陷, 就像老师的眼睛长得太小一样, 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出色, 只要我们充满智慧和自信!有人说, 每个人都是上帝咬过的苹果, 而我们是上帝眼里喜爱的苹果, 所以上帝多咬了我们一口。如果你不讨厌老师的小眼睛, 就和老师一起自信的昂起头吧, 因为连上帝都喜欢我们!
这个孩子看了我的评语后写到:我觉得老师脸上充满青春和智慧的光彩, 我也会加倍努力, 让知识来取代我的缺陷。老师, 你放心, 我明白了:一个受人喜欢和佩服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容貌。
二、谈话式评语
一位学生在《我真不明白》中写道:在班里, 我如果做错了什么或成绩不好时, 大家就说:还是班长呢!怎么给同学们作榜样?在家里, 我如果做事不合妈妈的心意, 妈妈就说:还是班长呢!老师怎么教育你的?我真不明白, 班长就不是人吗?班长就不许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吗?……
看了这篇作文, 我仿佛看到了这个学生的迷茫、困惑, 我用评语跟他进行了交谈:你写的作文真实感人!也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困惑, 我也有过。但我想做人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老天爷下雨, 干旱的土地说真好, 晒衣服的人还会诅咒呢!何况是小小的我们。所以, 让别人说吧, 走自己的路。
看了我的评语, 他在日记中写道:没想到老师这么善解人意, 没想到老师也有这样的烦恼, 我把我的“不明白”告诉了老师, 我心里豁然明白了。谢谢老师的坦诚开导。
在他眼里我的作文评语成了开导。
三、情感式的评语
作文训练《老师, 我想对你说》中, 一位学生写道:每当你在全班同学面前指名批评我时,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呀!老师, 请你改一改你的教育方法好吗?看到这, 我深感自己的不足, 经过反省后我在旁边评道:老师的教育方法是欠妥当, 下次我们先私下交流, 好吗?还有一位同学写到:上学期, 我被评为三好学生, 发奖的那天, 我听见有人说你偏心, 我心里很难受, 我不敢把证书拿给妈妈看, 妈妈见了都认为你偏心, 我更难受了, 脸红红的。老师, 你还不如评我学习积极分子。我看了之后震动很大, 评道:老师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压力, 你这学期进步很快, 三好学生是名副其实的, 老师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用一个三好学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站在与学生平等的角度理解学生, 尊重学生, 用商量的语气就学生作文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 使学生感到亲切、自然, 也都很愿意敞开心灵。这样与学生距离拉近了, 关系融洽了。
四、交心式的评语
作文片断训练《第一次××》, 有位学生写他第一次买菜, 结果却因没有找钱而挨妈妈骂的事, 他在作文中写道:今后, 我再也不去买菜了!我看了之后在评语中写道:第一次买菜, 忘了找钱是很正常的事, 失败总是有的, 再向妈妈要求去买一次菜, 相信肯定能做好的, 试一试, 好吗?这位学生在第二周日记中说, 他真的又去买了一次菜, 这一次妈妈还表扬了他呢!我又在评语中鼓励他把作文给妈妈看看。果然, 妈妈看了之后也很有感触, 特地给老师打了个电话, 感谢老师的教育。
有位学生在作文中写他爸爸把单位的原稿纸给他用的事, 他很困惑, 说他知道拿公家的东西是不对的, 可又不敢跟爸爸说。这件事虽然很小, 但对孩子幼小的心灵影响是深远的, 我在评语中说:你可以试一试把这篇作文悄悄地放到爸爸的书桌上。后来, 孩子告诉老师, 他爸爸第二天就买了两本稿纸, 连同那篇作文一起悄悄地放到了他书包里。父子俩虽然没有面对面的交谈, 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通过这次悄悄的行动, 他们的心灵得到了共鸣。
看, 作文评语, 有了意外的收获。
我还针对学生的个性, 针对学生作文中反映的问题, 按人借题写出了对话式评语、激励式评语等, 不仅发挥了评语的功能, 而且能与学生进行直接对话, 个别辅导, 及时引导, 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让充满“人情味”的作文评语成为我们与学生同呼吸、共命运的心灵对话吧!
参考文献
[1]《河北教育》
何种人情构成腐败 篇11
正因如此，一些官员经常以礼尚往来为由为自己的收礼行为进行开脱。唐润清也碰到过不少棘手的人情腐败，他告诉《方圆》记者，“我们在办案时发现，不少受贿人辩解颇多，他们解释自己收受购物卡、红包等行为只是正常的礼尚往来、人情交往，顶多算是违纪。甚至有的受贿人为了掩饰自己的受贿行为，回赠行贿人一些价值较低的礼品，以证明自己的说辞。”
虽然官员的辩护看上去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借助人情之名，行腐败之实的行为构成犯罪无疑。只不过，人情往来的隐蔽性较强，游走在罪与非罪的边缘，致使很多案件的认定存在不小的难度。那么，什么样的人情往来应当入罪呢？
区分人情往来和腐败有标准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区分人情往来和人情腐败可以从人员身份和礼品性质上加以区分。送礼者为利益相关人员，如与国家工作人员公职务行为相关的均为人情腐败，应当警醒。
“具体来说，首先要甄别这种交往的性质。人情往来馈赠财物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不附带条件，与非正当利益无任何联系。而行贿受贿则是基于受贿者的职务、社会地位，或者利益关系而产生的钱权交易。”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韩雪表示。
“法官一般综合几方面因素来判定节日收礼是否为受贿，”北京市通州区法院法官刘宇向《方圆》记者分析。首先，要看双方是否为亲属、长期固定的朋友关系，如果双方或交往时间不长或虽然交往时间长，但主要是工作或业务上的交往，且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制约与被制约等关系，就可能涉及受贿;其次是看所涉财物金额是否符合正常人情往来，一般人情往来不可能送名表等特别贵重物品。另外，双方之间是否有差不多等价的礼尚往来，人情往来往往存在双方互相给予钱或礼物，而受贿仅是行贿人单方给予受贿人财物。最后看是否存在请托事项，不论是事前、送礼中还是事后请托。人情往来一般存在节日或操办喜事等事由，送钱人并无其他请托事项，而受贿送钱人有具体请托事项，有时利用节日或操办喜事之机，也有在其他时间送钱。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姚晨看来，司法实践中认定人情往来是否构成行贿受贿具有一定的难度。不仅要结合往来方式是否正常、公开，也要结合数额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根据具体案件的调查结果加以判断。
“贿赂与一般人情往来是不同的，他们之间一定存在某些利益关系，不论是现存的还是潜在的。”有专家表示，很多抱有人情往来不是受贿想法的官员，事实上自己很清楚这些送礼者的真正用意。
定罪关键在于是否谋取利益
不过，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学宾看来，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来送礼，是否构成受贿的关键标准在于“是否以未来的贪腐行为为目标”，或者说人情往来是否会导致滥用权力的行为或者结果的出现。“这既是判断人情往来是否构成腐败的标准，也是判断官员正常的人情往来的标准。”
“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来看，并不能认为一个有职权的人收受红包礼金就是受贿，这是不符合我国立法的本意，也不符合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要件的。尽管有收受红包行为但未谋取利益，如果得不到谋取利益的证据，是谈不上受贿的。”刘宇表示，此外，而只有送禮行为，没有谋利行为的情况，需要依靠党纪与刑法的其他罪名来进行规制。
在刘宇看来，利用人情往来进行腐败，在司法实践中给受贿罪名的认定带来不小的困难。人情往来的各种手法相对好解决，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也有很多的规定。但如果要认定为受贿，还需要证据证明“人情往来”与“谋利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而这个因果关系的证明，正是案件侦查难点所在。
在许多案件中发现，送礼者往往是一个长期的培养“感情”的过程，为的是与官员结一个“善缘”，送得越多，感情越深。而在整个送礼的过程中，送礼者不会提任何要求，只是在日后用得着官员的情况下，请托官员为自己谋利。刘宇认为，如果这时官员提出“拿钱才能办事”，这就构成受贿无疑;但如果这时官员仅仅是碍于往日的情面，并没有接受财物就帮助请托人谋利，是认定为受贿还是滥用职权就需要加以考虑了。
“如果有人情往来但没有牟取利益，涉及的罪名就可能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刘宇说。比如父亲利用手中职权，为明显不符合公务员录取条件的儿子谋了份“公差”，那就可能构成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形，如果查无实证，只要受贿人保持缄默，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最高刑为10年的有期徒刑，这实际上成了受贿人的一道“保命锁”，无法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目的，违背了立法初衷。
此外，侯学宾表示，亲属之间的人情往来形式也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诸如官员之间通过运用权力为各自的子女、亲戚朋友谋求利益，但是双方都没有金钱上的来往，这种人情往来是否也算腐败，需要具体来看。
人情腐败金额难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尽管节假日、婚丧嫁娶时收到的红包、日常生活中的来往费用以及资产的金额相对明确，但在认定为受贿金额上也存在难度。
“比如送礼者对于一位颇具政治潜力的官员进行了长达几年的人情投资，花费高达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当有一天这位官员走上了实权岗位，送礼者请托官员朋友帮忙办事之时，如果官员接受了一万元的请托费，那么这一万元可以认定为受贿无疑，但是对于官员而言，之前接受的几万甚至数十万的费用认定为受贿还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存疑的。”刘宇进一步解释，认定罪名的存疑，直接导致的是量刑的存疑，究竟是以受贿一万元还是数十万元加以量刑，需要根据具体案件的侦破情况来判断了。
特别是一些“高档”礼品的具体金额也难以认定。金钱有走向痕迹，例如汇款、消费，只要找到这些痕迹就能确认受贿事实，但“高档礼品”多为实物，便于藏匿。例如珠宝玉石、手把件之类的，如果嫌疑人把它们藏起来或转移，公安机关很难获取，如果没有这些实物，即使行贿人指控，也没有物证，更不能作价。由于缺乏法定鉴定机构，不同鉴定机构对艺术品的鉴定结论差异很大，导致判决结果也出现极大变数。
有專家向记者表示，在我国，对于模糊地带的人情往来，还有着另一套规则对其加以规制，那就是党纪。按照相关党纪规定，红包是指以赠予方式给予或获得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信用卡、购物卡等。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准接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任何红包，包括亲友赠送的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红包，应一律予以拒绝。可以说，在党纪的层面，对待官员的涉及财产的人情往来是零容忍的态度。
有争议的“收受礼金罪”
2014年9月27日，北京大学刑法教授陈兴良在“全国刑辩律师高峰论坛”发言中曾表示，人情往来行为，现在只能受“纪委规定”的调整，而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为了解决感情投资的问题，所以提出了“收受礼金入刑”的观点。但目前仅限于学界讨论，2014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的草案中，并没有“收受礼金罪”这一表述。
“目前官员收受礼金的现象已经成为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仅仅靠党纪难以达到足够的反腐效果，如何惩罚以礼尚往来之名行受贿之实的官员成了难题。同时，现行刑法规定受贿必须达到一定金额才能入罪，对于人情腐败这种微腐败来说门槛有些太高。”姚晨告诉《方圆》记者，既然刑法应该起到规范社会的作用，现在的人情社会就应当有针对人情腐败的法律。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反腐败，有必要单独设立“收受礼金罪”，只要具有公职人员的身份，收了礼金就构成犯罪。
“从司法层面来看，如果增设‘收受礼金罪’，可以更加便捷地打击人情往来所引发的一系列犯罪。但是草案没有设立‘收受礼金罪’，是立法者考虑中国有节庆或者婚丧嫁娶时给付礼金的民间习惯，直接确定为犯罪很多人难以接受。”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忠义表示，现行法律中对于以给付“礼金”为名行贿赂之实的行为，有关司法解释也有详细的界定。
事实上，目前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删去了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五千、五万、十万等具体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同时在涉及对行贿犯罪的处罚条款中，多处增加了处以罚金的内容。胡忠义认为，此次的修改删去受贿罪的起刑点，有望对人情腐败这种“微腐败”起到一定的威慑效果。
据《方圆》记者了解，在很多国家都规定了公务人员对于礼节性的人情往来必须公开，并且其中的礼物不能超过一定的限额，这都是为了限制或者杜绝人情往来演变成腐败行为。
人情消费的经济学研究 篇12
人情消费,俗称随礼,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中的感情投资。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情消费的种类不断增多,因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添丁增岁、评先选优、升学拜师、招工参军、看病求医、乔迁新居等各种由头引起的五花八门的人情消费数不胜数。从城乡居民人均总支出及构成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人情消费应该属于一种特殊的转移性支出项目。我们通常所说的转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按照一定方式,把部分的财政资金无偿地,单方面转移给居民和其他收益者的支出的行为。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转移性支出,主体发生了改变,是城乡居民把收入的一部分赠与亲友的行为,在部分地方统计年鉴里面有所体现,所以,我们可以把人情消费看做一种特殊的转移性支出项目。
我们以数据来说明一下人情消费的现状。以笔者手里的重庆市黔江区统计年鉴为例,从1996—2009 年,重庆市黔江区农村居民人均总支出及构成中,转移性支出从30 元增加到374 元,增长了12.46 倍。而同期生活消费支出从1 100 元增加到3 343 元,仅增长了3.04 倍。可见,转移性支出增长的速度明显比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的速度更快。而转移性支出主要就是人情消费,所以,我国城乡居民人情消费增长很快。
2013 年2 月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新浪网,发起的一项题为“你为人情消费所累吗”的调查,共有5 795 人参加。受访者中,80 后占32.6%,70 后占43.2%,60 后占15.9%。受访者每年的人情消费层次,主要集中在1 000—6 000 元。其中有两个消费区间占比最高:花费在1 000—2 000 元区间的受访者占16.8%,花费在2 000—3 000 元的受访者占15.7%。但也有19.1%的受访者每年人情消费超过了6 000 元。调查中,53.2%的受访者感觉人情消费给他们造成了沉重负担,其中15.6%的人认为负担“很重”;认为人情消费负担“不太重”的占5.6%;认为“没负担”的只占3.1%。调查结果显示,人们进行人情消费的对象主要是朋友(71.0%)、亲戚(67.1%)、长辈(51.8%)、同事或同学(48.1%),还有领导(28.1%)、老师(17.1%)及一切社会关系(21.7%)。调查结果显示,人情消费种类繁多,包括婚嫁送礼(69.0%)、逢年过节送礼(46.1)、添丁送礼(45.4%)、同学同事聚会(44.7%)、压岁钱(42.9%)、生日寿辰(38.3%)、祝贺乔迁(31.3%)、看病求医(26.6%)、职场打点(23.9%)、升学拜师(17.8%)等。可见,人情消费已成为当下城乡居民的一大经济负担。
二、人情消费的经济学效应
(一)积极层面
首先,人情消费可以使国民经济产生乘数效应。乘数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人情消费也是一种消费,它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消费乘数效应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人情消费的过程中,无论什么由头,别人送了礼钱,你总得请客吃饭吧,这间接刺激了餐饮业的发展;你去吃饭,大部分人总要坐车去吧,这间接刺激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吃完饭后,主人总要请大家唱唱歌打打牌吧,这间接刺激了休闲娱乐业的发展。据统计,在人情消费的过程中,几乎对绝大部分的产业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带动作用。
其次,人情消费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人情消费增加了餐饮、交通运输、休闲娱乐业的需求,当然,也就增加了这些行业对工作人员的需求,增加了就业,这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人情消费还造成了一些特殊行业的兴起,如在重庆地区,就存在以人情消费带来的仪式消费为服务对象的诸多群体。以办丧事为例,重庆地区存在一些半职业性质的民间乐队、唢呐队、哭丧队等,他们都以此作为自己的收入来源之一,仪式消费给他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
最后,人情消费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当代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交换能够构建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促进社会群体的整合。随着交换双方互相信任程度的不断增强,交换的互惠性将增强,同时交换范围将得到扩展。因此,虽然社会交换可能完全缘于纯粹的个人私利,但是社会的交换过程通过其重复性和缓慢扩张性的特征在社会关系中生成了信任。人情消费离不开聚会的场所,而聚会的场所往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往的平台,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嘘寒问暖,促进了亲友之间、邻里之间的交流以及社会的融合,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消极层面
首先,人情消费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如果我们把市场分配看做收入分配的首次分配,把国家利用税收获得财政收入后的转移支出看做收入分配的二次分配,那么,我们可以把人情消费看做收入分配的3 次分配。首次分配侧重于效率,2 次分配侧重于公平,而由人情消费造成的收入分配的3 次分配却没有明确的方向性。人情消费造成的收入分配的3 次分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口,人口较多的家庭,办各种仪式的次数就多,收到的礼就越多,所以,最终的一般趋势是收入会从人口较少的家庭向人口较多的家庭转移。对仪式的偏好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的趋势是,收入会从对仪式偏好较少的家庭向对仪式偏好较多的家庭转移。正是由于人情消费造成的收入分配的3 次分配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甚至会造成收入较少的家庭由于人情消费造成的收入分配的3 次分配也较少,也就是贫者更贫的极端情况出现。
其次,人情消费容易造成权力寻租,滋生腐败。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把权力商品化,谋求金钱和物质利益。人情消费有三种主要的类型,即“礼尚往来”型、“欠情报恩”型和“工具目的”型。“工具目的”型的人情消费不是一种正常的人情消费,它是以仪式为掩护,企图把灰色收入合法化的一种手段,应该坚决取缔。
三、人情消费趋利避害的政策建议
(一)人情消费宜疏不宜堵
不得不承认,人情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完全禁止是不现实也不科学的,这会破坏人情消费一些好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各级政府在人情消费面前,要加强宣传,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提倡文明的人情消费。例如,在消费观念上,抛弃礼金型的人情消费,提倡礼物型的人情消费。中国是礼仪之邦,崇尚“礼尚往来”,但“礼”不一定是钱或其等价物,也可以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果人情消费的主流变成了礼物型的人情消费,人们互赠生活用品,反倒会刺激消费,起到提振内需的作用。
(二)“工具目的”型人情消费要坚决打击和取缔
严格意义上来讲,“工具目的”型人情消费是一种隐性的以权谋私的行为,说白了就是一种行贿受贿的行为过程,只是披上了人情消费的外衣而已。“工具目的”型人情消费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会造成社会不公,应坚决打击和取缔。现在,有的地方政府规定,禁止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办礼和送礼。这是一种好的措施,有其科学原理。人情消费可以说是一个礼尚往来的博弈过程,如果破坏了其中间环节,大家都参与的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公务员是人情消费的一种重要的参与者,也是推动人情消费礼金越来越高的重要力量,破坏其参与,就破坏了人情消费的整个环节,可以达到适当减轻人情消费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当代社会学理论[M].刘少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秦广强.农村人情及人情消费的变迁[J].莱阳农学院学报,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