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共8篇）
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篇1
中原油田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下属企业,驻地在河南省濮阳市,主要勘探开发区域包括东濮凹陷、普光气田和内蒙古探区。近年来,针对低油价寒冬期生产保障能力过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油少人多矛盾凸显的问题,油田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xx大、十九大和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抓党建强党建,着力把政治优势转化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油田呈现出改革转型深入推进、生产经营逆势上扬、职工队伍和谐稳定的可喜局面,先后获得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先进党委等多项荣誉,连续第五次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
一、强化政治引领，把好改革发展方向
在寒冬里破解困境,在危机中抢抓机遇,首要的就是选准方向、领对路子。油田党委按照“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能定位,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企业治理全过程,确保发展方向正确、发展策略科学、发展措施有效。
在理论学习中提高站位。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化,以党委中心组学习和职工政治学习为基本途径,以专题学习、集中培训、名家讲堂为拓展延伸,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关论述,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行动上的自觉。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第一时间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采取中心组学习研讨、邀请专家教授来油田授课、举办集中宣讲会、干部轮训班、在油田报纸、电视刊发领导干部体会文章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大力度宣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教育职工群众、指导发展实践。
在研讨交流中明确思路。建立领导班子务虚制度,利用常委会、班子会、务虚会等途径和渠道,加强对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集中集体智慧制定油田中长期发展规划。去年,在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和党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基础上,组织召开第四次党代会,确立了今后五年油田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路线图”。今年集团公司工作会议结束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党组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坐标,研究确定了用“两个三年”的时间推动油田迈上全面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再用“两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油田核心竞争力、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路径,开启了千万吨级油气田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在全程参与中推动落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落实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将企业战略规划、体制机制调整、关停并转、薪酬调整等事关改革发展稳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纳入党委常委会前置审议清单,并安排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工会团委、信访稳定、法律审计、经营管理等职能部门调研论证,广泛听取、正确集中各方面意见,力求把好方向关、政治关、政策关。紧扣油田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重点工作,充分运用督查督办、巡察监督、专项治理等资源和手段,加强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有效打通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
二、聚焦中心任务，汇聚改革发展合力
凝心聚力促发展是政治优势最鲜明的体现,是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油田党委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主战场,紧紧围绕打好防范风险、扭亏脱困、分离移交三个攻坚战,从多角度多层面汇集智慧、调动力量,凝聚起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着力鼓士气、增效益。持续推进形势任务教育常态化,每年安排油田领导、副总师、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成立宣讲团,深入基层单位、生产一线、居民小区开展集中宣讲,让掌握形势的人讲形势,让制定政策的人讲政策,提振了干部职工战寒冬、求生存、谋发展的精气神。以“当好主力军、奉献在岗位、建功十三五”为主题,深入开展“五项劳动竞赛”“提质增效杯”“服务效益杯”竞赛,激励干部职工在高效勘探、效益开发、降本减费、安全环保等工作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大力实施青年人才培养“千人计划”,开办专家论坛、“新时代·新青年”成长论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人才成长的良性互动。如今,油气核心业务持续向好、增产提效,油气开发、油气服务、公共服务三支队伍构建成型、互为支撑,油田生存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实力明显增强。
着力保改革、促优化。针对改革调整带来的思想变化,每季度召开职工思想动态分析会,征集意见建议,提出改进措施,做到以发现思想问题找准管理短板、以补齐管理短板促进改革转型。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组织各级党组织参与改革顶层设计、监督改革措施落实,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和职工群众利益。坚持把政策宣传解释贯穿于改革调整全过程,组织班子成员和业务部门深入基层一线,与职工群众面对面交流、实打实交底,既讲改革初心,又讲托底政策,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在油田专业化改造、“四供一业”分离移交、部分采油厂和社区重组整合等重大改革中,涉及直属单位和机关部门57个、干部职工2.08万人,队伍整体保持稳定,改革实现平稳推进,油田转型升级、扭亏脱困取得突破性进展。
着力创品牌、拓市场。牢牢把握市场这个“生命工程”,聚焦油田四次党代会确定的打造中原普光、中原气服、中原服务、中原文化、中原党建“五个品牌”,推进“品牌创优”“我为品牌代言”,促进了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大力倡树“工资奖金自己挣”“每个单位都是利润中心,每个班组都是创效单元,每个员工都能创造价值”的理念,引导干部职工破除固守宅田、看摊守业的保守观念,以诚信拓展市场,以质量打造品牌,全业务链开拓市场,积极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油田专业化队伍分布在新疆、四川、内蒙古、山东、天津等19个省市、自治区和伊朗、沙特、土耳其等10个海外国家,外部市场项目增至274个、人员8627人,年创收14.7亿元。在集团公司品牌创优活动中,中原普光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被评为“技术类优秀品牌”。
三、着力强根固魂，筑牢改革发展支撑
打铁必须自身硬。推进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油田党委牢牢把握国企党建“根”“魂”论断,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切实筑牢保障改革发展的硬支撑。
在责任落实上从严从实。紧紧抓住党建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抓党建“一岗双责”,区分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明确工作标准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巩固了一体两面做工作、党政协力谋发展的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建立常态化、信息化、全覆盖的党建工作考核体系,每季度开展一次日常考核,年底开展集中考核,考核结果与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年度绩效、干部使用、评先选优等挂钩,做到了压力层层传递、动力级级提升。20xx年,对年度考核的18个A档、1个D档单位,按照党政正职10%、班子成员5%的基本薪酬进行奖罚,对履责不到位的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了相应处理。
在干部管理上从严从实。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严格按照“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加强领导干部责任目标管理,制定容错纠错实施办法,树立了出力才能出彩、有为才能有位的导向。针对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的突出问题,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进行储备培养,择优任用年轻干部见习直属单位副职,为年轻干部成长进步创造了条件。加强退出现职领导岗位人员管理,细化安置渠道、待遇标准、监督考核等措施,促其发挥作用、树好形象。严格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切实做到严在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内培与外培、专题研讨与名家讲座相结合,分层分类加强干部培训,增强了各级干部任事担当、攻坚克难的能力。
在组织建设上从严从实。认真贯彻落实“四同步”“四对接”要求,围绕油公司建设、专业化改造、市场拓展,及时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对外部项目党建工作实行区域化管理,确保生产经营拓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覆盖到哪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推行主题党日活动,着力增强“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实效,党内组织生活的“熔炉”作用不断彰显。成立党建研究室,建设基层党建教育基地,建立以形势任务、党章党史、党员标准3次专题党课、1次自选主题党课为主要内容的“3+X”党课教育模式,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对1937个基层党支部进行分类定级,发挥先进支部带动作用,推动后进支部晋档升级,形成了创先进、争优秀的工作局面。
在正风肃纪上从严从实。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突出重要时间节点,坚持直属单位自查、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协查、纪检监察机构专项巡查、新闻媒体督查的“纠风四查”工作机制,持之以恒地反“四风”、正作风。深入开展处级领导人员“建夹”“画像”工作,建立全覆盖的廉洁情况数据库,动态掌握领导干部的活情况。扎实开展党规党纪教育和“算账式”警示教育,收到了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的良好效果。加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运用,科学界定每一种形态的适用范围和处置措施,用足第一种形态,用好第二种形态,用准第三种形态,尽量避免使用第四种形态,着力消除监管盲区。
四、维护和谐稳定，优化改革发展环境
和谐稳定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石。面对挑战多、困难大、任务重的形势,油田党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结合起来,为改革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和条件。
倡树向上向善的新风尚。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员工践行价值观量化考核,使宏观抽象的价值准则变为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坚持价值引领与实践养成相结合,广泛开展敬业典型选树、感动人物评选、志愿服务、道德讲堂等主题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油田先后两次在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培训班上介绍经验,第八社区盟城小区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宋丽萍爱心服务队被评为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她本人荣获首届央企楷模称号。
释放共建共享的正效应。扎实推进棚户区安置、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设置便民服务厅33个,让职工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充分发挥职工帮扶服务中心的主渠道作用,开展金秋助学、困难家庭入户调查等系列帮扶活动,建立以互联网、手机APP为载体的职工网络服务新模式,促进各类群体生活质量共同提升。加强“员工健康快乐双提升”建设,打造企业文化、公共文化、群众文化品牌,举办“心阳光·新幸福”巡讲、“与爱同行”员工心理关爱活动,提高了职工群众幸福快乐指数。
凝聚同心同向的正能量。坚持以文励志、以文化人,深入开展“十大健身广场聚和谐、百名石油作家颂中原、千幅艺术作品展辉煌”文化艺术“十百千”主题活动,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引领风尚。坚持和完善职代会制度,强化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质量体系运行,深化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对群团组织的领导,深入开展“走基层、访万家”“走基层、访青年、寻找最美青工”活动,更加紧密地把职工群众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
巩固和睦和谐的好局面。坚持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稳定工作,在油田官微开通公开信箱,搭建职工群众反映情况的“快速通道”。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阅批群众来信和机关政工部门承包基层制度,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树立“大稳定、大安全、大信访”理念,建立油地区域协作机制,强化治安联防、反恐联动、维稳联控、问题联治、平安联创,增强了职工群众的安全感。在特殊群体数量庞大、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稳定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油田连年保持政治稳定、生产稳定和队伍稳定。
浩荡东风又起,奋进正当其时。油田党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政治优势转化为主线,主动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着力补短板、强优化、促提升,努力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局面,更好地推动油田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石化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篇2
一、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契合
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在国家价值目标和终极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家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终极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而社会治理就是要通过调动社会各个层面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共同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从而使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好, 以求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状态。而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项目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协调人际关系, 改善社会风气,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承担一些公共服务职能, 实现参与主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促进社会民主发展;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奉献精神和服务能力,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城乡发展、社区建设等公益事业和具有特殊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力行保护自然环境, 倡导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等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这都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治理始终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治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的觉悟, 社会治理的动力在于人民的参与, 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人民共同受益。社会治理的终极指向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党政体系、企事业之外的正式组织, 具有自愿性、公益性和自治性等特征。
二、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策保障和发展空间。
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 就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合力。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价值多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 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治理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政府没有必要包揽一切社会事务, 也不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一切诉求, 许多事情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凝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治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大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群众自治组织坚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 使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 政府管理力量与群众自治力量互动。这就迫切要求, 在新形势下大力扶持、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成长, 给其以更充分的信任和更广阔的空间, 以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管理功能,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三、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体现出它不可忽视的角色, 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是降低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发展。当前, 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不足, 公共服务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旧体制不断受到市场需求多元化、群众需求个性化的挑战, 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而社会组织的存在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治理的缺损。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参与目前市场解决不了、政府解决不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组织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来解决一些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的公共事务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节省政府财政支出, 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扩大政治参与, 完善民主自治。社会组织具有群众性和广泛性, 这使得社会治理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更贴近基层。社会组织针对在日常活动中发现的问题, 可以通过提交研究报告、与政府部门进行对话协商等形式, 向政府部门提出制定或修改社会公共政策的建议。它让全社会共同参与, 鼓励公民发现并解决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引领社会风气, 弘扬核心价值。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以及宽容、互助、互惠、利他和公益志愿精神, 使得社会组织成为公益服务的担当者。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等精神, 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别人, 传递社会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缓解社会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扮演着公共参与的组织者、公众诉求代言者、群众权益维护者的角色, 能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 并及时作出直接有效的反应。它能够减少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立,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增进社会和谐。五是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绿色发展。
摘要：社会组织是和谐社会的“减震器”和“润滑剂”, 具有舒缓政府压力、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在国家目标和终极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3-11-16.
[3][德]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篇3
一、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一）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有着日趋多样化的需求，政府在宏观层面维持社会稳定，无法兼顾少数特定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长此以往，会导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政府需转变职能，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创新管理。
（二）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可弥补市场缺陷
“市场失灵”使得市场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略了公共服务需求，社会组织的活动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这些是政府与市场组织难以实现的。社会成员对参与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大众对社会组织的需求加大，同时自身也是社会组织可利用的人力资源，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政府与市场组织的缺陷。
（三）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符合人民自身发展的需求
由于人民对娱乐、健身的需求加大，体育社会组织涌现出来，但由于其自身组织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混乱、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多重原因，要想取得发展，需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同时积极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合作，提高其公信力，链接社会资源，赢得社会认可。
二、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
（一）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基本信息
信阳市21家体育社会组织在成员参与、组织运行、管理机制、现有资源与能力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
1.成员参与。部分组织成员参与度不足，活跃成员占比小于20%，参与频次低，活动形式单一。参与人员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主要是以兴趣为指标组成的同质性小组，但受居住地、个人健身计划、活动举办时间以及季节、心情因素影响，多数是一些有较浓厚兴趣的成员参与；体育社会组织定位明确，针对某一项体育运动开展活动。
2.组织运行。组织结构不合理，缺乏专职管理人员，决策机制不健全。多数受访的体育社会组织管理人员较少，多为发起人，分工不明确，一人身兼数职，决策权也在少数管理者手中，组织成员在参与决策上很被动。
3.管理机制。规章制度不完善，有的组织缺乏明文管理条例。无内部管理手册，在人力资源、固定资产、档案、印章使用等方面都缺乏管理条例，缺少明确财务管理制度，多数组织无专职财务，信息公开和透明度不高，影响组织公信力。
4.现有资源与能力。外部支持不足，资金来源单一，活动经费不足，缺乏甚至无专业指导员、专业设备支持，缺乏固定资产，活动场地较为灵活。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少数品牌赛事，如“信阳市夏季篮球联赛”等有企业赞助，但多数组织对政府依赖性较高，筹备资金能力有限，无市场、企业的资金支持。体育指导员多在组织内部产生，其中包括一些长期坚持运动的成员，长期经验的积累让他们也成为了运动的专家，外聘专职体育指导员较少。
（二）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困难
1.参与制度不健全。在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施行以前，国内条例都是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颁布）来设置正式登记、注册标准的，当前信阳市体育社团众多，其中不乏有体育社团由于法律门槛或其他因素而未能实现合法注册，由此就可能被排斥在现行体制之外。除此条例外，无具体行政制度来处理社会组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很难有法可依，即便参与了，一旦出现差错，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另外，1988年的条例随着社会发展也无法很好地适应当下现实；体育社会组织在现行条件下拿到真正的社会组织身份的环节与关系复杂，难度较大，活动便无法开展。
2.参与空间有限。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级党委、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新时期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层面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信阳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可能在理解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上存在一定偏差，故而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态度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3.内在动力不足。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和领导者在社会组织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体现了其他参与者兴趣不足、参与不够，也从侧面说明了组织领袖的存在使其他参与者缺乏参与管理的机会。社会组织需要群众基础，只有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才能吸引大众参与到社会组织的运作中，才能让公众利益实现在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才算真正的参与了社会治理。
（三）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困难的原因
1.自身能力不足。信阳市体育社团由民间发起，在政治上缺乏权威性，组织身份有瑕疵。尽管有的社会组织（如信阳市篮球协会）正在开拓市场，试图寻求与企业合作的项目，但由于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不足、捐赠意识薄弱，较多体育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单一，较依赖政府，因此经济上缺乏独立性，限制了其指导、提供社会健身服务功能的发挥。调查还发现，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较强，负责人及核心成员利用个人资源来推动组织发展，这主要与当地体育局在权力下放时的顾虑、谨慎有关。另外，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指导员多由本组织内部产生，未形成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化发展的局面，无专门管理机构，所以仍处于一种自发、封闭、盲目的状态，成效甚微。
2.政府支持不足。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认为其业务主管部门的作用主要是资金扶持、监督管理、业务咨询及协助宣传，如上文所述，当地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方式就是举办各项活动与赛事，他们表示，在此过程中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方面的不足。目前体育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费，但除了维持组织日常运行，也需要给予会员相应的反馈，组织发展需要承担大型活动、项目来提高影响力，仅会费不足以支持活动开支，多数组织认为资金因素在限制发展方面所占比例最大，“资金不足”成为他们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信阳市篮球协会在当地某区的篮球场都是组织负责人出资建立，但实际上此类体育场所建设的资金投入应采取多元化、多渠道的筹集方式。
3.监督不力，管理机制不健全。信阳市体育局负责各种经常性体育活动及单项比赛，根据政策向下级机构提供经费支持和业务指导，履行对当地体育社会组织的监督、评估等职能。但相应的专门体育管理系统仍不太完善，根据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模型，体育社会组织的内部资源提供者（提供支持的政府、捐赠人、成员、志愿者等），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媒体、公众、身为监督主体的政府等），有利益就有责任，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有必要对利益相关者担责，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有必要监督体育社会组织。
三、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路
（一）健全参与机制
目前我国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层面的法律相当薄弱，《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实施，时间尚短，成效不明显，日后还应根据实际施行情况对法律条例进行增改、删减。但社会组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已经有法可依，一旦发生纠纷，在问题的解决上也有制度保障。降低体育社会组织在获取正式社会组织身份上的难度，有助于保证其体育活动的参与，推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拓宽参与空间
政府处于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的关键时期，需要摒弃“大包大揽”的做法，将部分社会治理的权力让渡给社会组织，逐步转变为提供资源、监督管理的角色，这样，体育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的体育公共服务责任，政府也可通过购买体育社会组织的服务来促进体育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充分认识到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后，应在实践中加大对其的扶持力度，同时加强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功能改造，使之成为承接部分公共服务的有效载体，以此帮助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此外，体育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也可以向政府寻求“挂靠”，依附政府的发展模式向政府寻求“保护”，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运作规律，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并通过拓宽沟通渠道和交流平台，将自己纳入到体育治理体系中。在此期间，政府需明确自身定位，及时向体育社会组织提供合理政策、资源支持和监督管理。
（三）提高参与动力
促进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内外兼修。体育社会组织内部需要调整管理机制，运用现代科学的管理模式，争取号召更多组织成员参与到社会组织的运作中，以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组织成员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帮助体育社会组织在内部运营上得到提升。另外，体育社会组织应协调好与各种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以吸收其有效资源，提高公信力，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在外部监督上，利益相关方也应主动扮演好监督的角色，督促体育社会组织更好地履行其使命。
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篇4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 政府职能转变，一些行政审批事项和准行政职能逐 渐移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后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各个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由于法律 法规建设滞后、制度设计存在漏洞、政府监管不到 位、中介组织职业自律性不强、清廉文化环境不佳 等多方面原因，某些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失信、违规、参与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等现象也开始滋生 蔓延。本文旨在分析中介组织利用自身特殊职能参 与权力寻租中介组织产生腐败现象的对策。
社会中介组织的腐败成因 及治理对策
中介组织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受政府的 委托，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为各种社会主体提供 沟通、监督、鉴定、公证等中介服务的组织和机构的总称。中介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社团组织、仲裁机构、评估、鉴证、咨询、信息、经纪等各类中介组织。其中，行业协会、专业评 估、审计类中介组织，即协调、协商与经济鉴证这两大类中 介组织具有协调政府和企业关系、生产要素配置等准公共 服务职能，最容易卷入违规、腐败活动。
是通过中介公司的所谓“咨询费”、劳务费等名义实现的。二 是通过造假，侵吞国有、集体财产，损害股民权益。例如在国 有企业清算、破产、出售、兼并收购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 改造过程中，会计、评估、律师及投资等中介组织及其工作 人员通过虚假评估、虚假审计等参与蚕食国有资产与集体 财产，为不合格企业“包装”上市，侵害股东权益，参与非法 套取银行资金等；在建设工程招标和政府采购中，招标、采 购代理机构等中介组织勾结承包商、供应商，与业主单位领 导、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管理监督机构、采购单位有关人员 恶意串通，搞假投标、串标、围标，侵占国家和单位资金。三
中介组织腐败就是指中介组织及其从业者出于私利目 的，利用授权和特殊职能为寻租者（政府官员和公权人员）寻租，或为请托方（企业、组织和个人）提供便利条件和掩护 的各类腐败行为。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是行贿及帮助行 贿。一些中介组织为实现其客户委托的事项或为争取获利 机会，直接或介绍利害关系人跑项目审批、跑资金、跑配额 指标，向政府官员提供金钱、有价证券等财物或提供获利机 会。例如送官员金钱、高尔夫会员证，送房子、汽车，替官员 升迁买官，给其孩子出国留学提供费用等。大量商业贿赂正
是参与非法洗钱。洗钱方式五花八门，包括通过“走出去”对 外投资自己人控制的公司或项目，“亏损”后以“交学费”方 式清盘回国交差；通过“引进”自己或自己人在境外注册的 “托儿”公司，以虚增实物投资参股等方式吸走公有资产；通 过对外贸易方式，给境外串通好的公司以赊销商品等方式 发货，最后以降价、亏损倒闭方式“坏账”，侵吞国家和公有 财产等。由于洗钱过程非常复杂和隐秘，漂洗和转换资产往 往需要“制造”并提供合同、票证及相关产权文书等文件，并 通过正常账户来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提供智力咨询
中介组织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及特点
中国监察 2009 年第 15 期
服务的中介组织和专业人员介入“帮助”。
“中介组织腐败”的基本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拥有较高的法定权威性。协会、鉴证类等中介组织肩负着 政府指定的责任，履行部分准政府职能，其活动具有法定 权威性。如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的审计，对经理 厂长进行的离任审计，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均 需要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等。这种法定权 威性为中介组织参与违规谋利提供了便利。其二，高信息 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中介组织所拥有的信息垄断优势和不 透明性使其具有两头套利的冲动和机会，并可利用其在供 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便利身份违规谋利。其三，腐败活动 的多样性和裂变性。在重大项目审批、行政许可备案、财政 转移支付、专项资金配置、信贷、官员考核升迁，以及医疗、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地价评估、产权交易、资源开发经销 等多个领域的腐败现象中，经常可发现中介组织的身影。中介提供贿赂的手段形形色色，贿赂形式多种多样，包括 以信息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各种名义赠送 现金或有价证券，给予特殊荣誉、待遇，提供特殊服务等。近年来，有中介组织参与的腐败活动有增生趋势，腐败衍 生品、新变种不断增多。其四，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强。中介 组织往往利用其合法身份以及所具有的信息和专业技能 优势进行腐败活动，给核实案情带来很大困难。中介组织 通常与政府及司法机关关系密切，也很善于利用这些部门 作为保护伞、“护身符”，从而达到不引人注目和不被追究、少被追究责任的目的。中介组织参与腐败活动时收取和支 付“报酬”的名目和方式繁多，增加了中介组织腐败的发现 难度。此外，中介组织常常进行的“期权式腐败”极具隐蔽 性和欺骗性，极大地增加了查处难度。
中介组织产生腐败现象的成因剖析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形色色，其形成原因 也是多种多样： 一是中介组织法制建设滞后与执法不严。多年来，涉及中介组织活动的大部分领域还缺乏完整明晰 的法律法规。同时还存在相关法规政策不配套，乃至相互 抵触的问题，还有一些相关法律及其条文规定早已过时。对已有的中介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又偏弱偏软，往往 是在大案要案被发现和查处之后才牵出参与其中的中介 组织和相关人员。这些年来，我国对中介组织卷入欺诈和 腐败丑闻的赔偿诉讼和刑事诉讼几乎是空白。如证监会对 帮助上市企业搞欺诈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仅限于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和撤销直接责任人的执业资格，最严 厉的也不过吊销许可证。此外，我国反腐败比较重惩处受 贿而轻惩处行贿，往往忽视中介组织通过参与和帮助行贿
LILUN ZONGHENG
理论纵横
而卷入腐败活动的作用和责任。
二是中介组织管理制度不健全。一方面，政社不分、行 政干预为一些中介组织违规腐败提供了条件。我国中介组 织绝大多数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从过 去的政府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的，许多行业协会本身就是 政府部门转变而来，一些中介组织表面上和原主管部门脱 钩，实际上仍和政府部门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中 介组织在组织机构、人员安排、财务关系和执业要求上受 制于主管部门，一些中介组织的领导由现任政府官员兼 任，或担任顾问、名誉会长，或者是刚刚卸任的官员担任。这些或明或暗的关系的存在，导致中介组织往往难以摆脱 参与到“寻租活动”的各个环节，也给它们提供了这样的机 会。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国家级的市场中介组织主管和 协调部门，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各自为政,存在多头管理和 管理乏力并存的现象。
三是一些腐败高发领域的制度设计存在漏洞。在国有 企业改制、重组、土地转让、公共采购、工程招投标等领域，存在法律制度规范过宽、实施细则规定过泛及针对性弱、前瞻性不强，弹性过大，刚性不足等问题。如公共采购目录 及限额规定界定不科学、内容交叉重叠，在参与投标者的 资格门槛、信息披露及资金支付程序等方面存在委托方、举办方自由裁量权过大，监督依据不清等漏洞。这些制度 设计的漏洞正成为诸如招标公开范围小、招标采购对象不 明确、招标和投标程序不规范、假投标、人情标、多方串标、重复采购、高价采购、寻租腐败等的诱发因素。
四是中介组织诚信守法自律机制缺乏。一方面，我国 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道德素质、法律意识不足，队伍建 设滞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学历、年龄结构不合理现 象突出。如在全国会计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中，离退休人 员占 70%以上，具有专业职称的中青年人不到 10%。一些 中介组织对员工道德规范和守法操作要求低，疏于监督，甚至鼓励员工为揽活而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行业自律软 弱。目前对中介组织的管理主要侧重于事前审批，行业组 织监管弱化。多数行业自律性监管尚未建立或疲软乏力，许多中介组织没有加入中介行业组织，一些中介行业根本 没有行业协会，更多的则是名存实亡，缺乏对本系统中介 组织经常性的规范监管。工商、消费者协会、舆论媒体等外 部监督对中介组织违法活动的监督往往是在问题曝光之 后，缺乏事前监督和发现机制。
综合治理中介组织腐败现象的对策建议
完善中介组织法律调节体系并提高其执行力。首先，要在对中介组织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的基础上，对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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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论纵横 LILUN ZONGHENG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其次，根据形势发展需 要制订出台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填补法律漏洞，形成完整 的、相互配套的中介组织法律调节体系。例如，制订中介组 织法、中介组织执业人员法律责任及违规处罚条例等总体 性法规，补充完善与中介组织正常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填补有关中介组织行贿或帮助行贿的界定、惩罚方面的法 律漏洞。可以考虑在反洗钱法中添加中介组织参与洗钱的 治理与预防规定，扩大洗钱罪的追诉范围，在预防腐败法 中加入预防中介组织腐败的条款等。第三，努力提高规章 制度的执行力，依法加大对中介违规、贿赂等各种违法行 为的惩罚力度，增大中介组织与个人的违法违规的风险与 成本，这是遏制中介组织腐败的关键。
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公平竞争性。切断中介组织 与政府部门的组织、利益关系，维护中介组织的独立自主 性，是准确界定政府与中介的关系，避免错位和越位，确保 中介组织诚信规范运作、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避 免其依托权力搞垄断服务和腐败行为的关键。为此，需要 对现有中介组织进行全面摸底清查，使官办、半官办中介 组织与政府真正“脱钩”、改制，解除政府部门与中介组织 的行政隶属关系,真正实现政社分开。
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源头上消除中介组织 腐败土壤。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将保留下来 的行政审批事项名称、法律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向社 会公开；推进行政许可办理方式改革，整体推进权力下放、权力规范、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大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促进“阳光政务”；严格约束政府行为，在政府采购中坚决 落实“管采分离”原则，将采购中心与财政部门脱钩，并促 使各政府部门协同起来完善政府采购招标程序及其监督
机制； 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建设与市场准入机制，确 定中介组织的过程要公开透明，加大竞争力度，杜绝主办 方单方面内部指定中介组织的做法，防止各利益方围标、串标、评标、收买专家、企业恶意低价中标再追加预算等贪 污腐败问题。
加强中介组织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要强化行业自 律，建立广泛的行业协会以及跨行业联合会。行业协会会 长应由行业会员推选而不能由行政领导兼任或行政任命。行业协会要制定规则，加强对会员单位和从业人员执业操 守的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惩戒。行业监管应把主要精力放 在审核经营资格和审批收费标准上，加大对中介组织的年 检力度，及时掌握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执业情况和违法 违规情况。要提高从业人员执业素质与守法意识。把好中 介组织从业人员任职资格关，严格资格考试准入制度，实 行执业资格审查和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实行评级或年审制 度，规范人才流动机制，加强对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 和法律培训，强化职业道德建设，尤其要加强中介组织的 诚信建设，强化信用管理。
对中介组织的活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首先，构建联合执法监管机制。协调行业协会及行政、工商、财 政、审计、监察、金融等部门，形成对中介组织及有关人员 腐败行为的跨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如工商部门、物价部门、行业协会等要建立健全中介组织执业准则和收费标准体 系，不定期抽审中介组织出具的会计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等，及时发现其参与寻租、贿赂、销赃、洗钱等活动的违法 犯罪事实。其次，整合和强化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法 院和公安部门等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协作，发挥联合监督 的作用。第三，强化多渠道监督。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群众监督作用。
重点防范和治理腐败高发领域的中介违法活动。从现 实情况看，重大工程投资建设、国有企业改制、土地转让评 估、贷款抵押资产评估、公司上市及财务审计、政府采 购等是中介组织腐败的多发领域。需要在土地、房地产、医 药、政府采购、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建立统一招投标中心，凡一定规模的使用国有资金建设的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土 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和集体所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必须 在独立的跨部门统一招标投标中心进行，逐步将所有应当 通过市场配置的公共资源纳入统一招标投标中心进行招 标投标，在统一招投标过程中建立健全中介组织参与执业 的规范程序，完善中介组织资格准入、公开竞争遴选、公开 评估程序和结果等机制，杜绝暗箱操作。□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篇5
2015陕西大学生村官考试专业知识：加强农村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
今天，陕西人事考试网为大家带来的是村官专业知识中的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相关知识点，希望考生们能够好好掌握，做好大学生村官备考工作。
首先，乡镇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治理组织的建设，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干部的教育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其次，充分发挥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职能作用，认真分析农村社会治安的形势，有针对性的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庭、司法所等基层政法部门参与创建工作。最后，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群防群治队伍的作用。完善新形势下农村群防群治的组织形式、工作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组织村民参与治安防范。引导广大村民制定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居民守则等，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各地可以把群防群治工作与再就业、社会保障工作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组建多种形式的专职群防群治队伍，为农村的社会治安管理提供有力的保障。
社会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 篇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一方面需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柔性管理，通过党的群众工作来有效化解矛盾，消弭冲突;另一方面还需要从社会治理的实践出发，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科学看待秩序维护中的社会强制问题。
所谓的社会强制，是指政府职能部门运用强制性手段建立和维护社会基础秩序的过程。从社会和谐的基础出发，利益协调的重点是关照最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我们知道，任何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主体，都不可能轻易让渡利益。而基于党领导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效性，任何政党的制度化建设都需要强调制度框架内党的社会强制能力。首先，社会强制作为社会治理中化解矛盾，约束权力边界的技术性手段和制度化政策，在法治国家的目标下，本身可以被纳入法治范畴而加以规范。其次，技术本身的精细化和规范化，一方面使得社会强制具有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社会强制的必然性。在一个精密庞大的管理体系中，技术的强制性要求规制人们的行为，并通过规制保障了人们的自由不受侵害。最后，社会管理创新和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是对信息的有效获取，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着对人们的行为强制，这种强制的道德基础恰恰是所有人公平地享有不被侵犯的权利。
危机情境下的社会治理我们在工业社会谈论社会和谐，必然绕不开危机情境。工业社会在提供人们极为便捷的交往和获取知识与财富的机会的同时，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社会可能在转瞬之间失去其全部的秩序基础。中国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观念，可以保证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始终保有生机和活力。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对危机情境的科学认识和把握，也是从根本上避免社会失范和失序的重要领导力量。而我们对危机情境的把握，在实践上还需要有充分的人员、价值、物质、制度和政策的储备。
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社会时发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凸显了党和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要求。社会治理过程不同于日常的管理，更强调发挥党的领导与协调作用、政府的服务与管理作用，市场和社会的理性参与作用。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不少学者强调危机管理，其实质在于强调危机控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育相对完备，社会群体本身对传统危机有着相对成熟的应激模式，能够在危机情境下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政府因此避免了承担危机引发的全部压力。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社会认为政府应该对危机的化解与克服负有更多的责任，因此提出危机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在管理理念下，政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倾向于对事件本身的处理，危机应对的基本思路往往是将事态平息，较少考虑人们日常的利益或者价值诉求。危机的突发性和较强的扩散性，要求政府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迅速采取措施将事件控制住，这个决策过程必然带有应急与强制特点。但是现代社会危机成因的复杂性和多元交互特点，决定了我们一方面需要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强制，另一方面基于防范和化解危机的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要在协调群体利益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社会参与，避免危机促发要素的累积。即强制过程本身是保障社会良序和获取社会支持的过程。也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战略。
促生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新体制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带来的管理效能改变和制度调整，对社会整合能力构成了现实威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依靠国家强制来避免社会动荡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从政党科学执政的逻辑出发，显然，这种带有应急强制色彩的管理过程，需要从理念到制度、方法都做出调适。一个时期以来，政府和社会都对压力型维稳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应该说，任何时期，维护社会稳定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也是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但是，仅仅依靠压力型维稳显然是难以实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因此，实现社会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治理理念上需要转变思维，进而形成制度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机制。一是把维护稳定建构在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尊重多元价值并形成科学价值引导机制上。中国传统的管理体制一直都存有协调的基因，但在具体运行中，通过权力运行遏制可能存在的社会不和谐因素，是有管理体制的必然趋向。二是肯定人们合理合法的利益及其追求利益的过程，并在多元主体中完善协商民主，梳理权力边界，实现利益表达的制度化。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改革开放中，由于制度不完善，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分化甚至利益侵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多元利益集团甚至特殊利益集团。这些集团极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出发，试图左右改革开放的政策，甚至阻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在信息相对完备的环境里，进行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利益和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三是确立社会稳定的综合指标体系。当前，中央政府维护稳定的原则和目标在科层制度下经过层层加压，会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方式覆盖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分析，这一能力是任何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期待拥有的。但是也要看到，若非制度完善和组织健全，这种快速传导的将稳定视为根本目标的维稳体系，会直接锲入传统管理框架，形成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政府强制过程。因此，需要在廓清社会稳定的基本内涵和表征的基础上，形成考核稳定发展的综合指标，而非维护稳定的压力指标。
例如，在许多地方将上访人数多少作为考核地方稳定的重要指标。这既否定了人民来信来访作为信息沟通的有效机制，也会造成地方通过人身强制或者花钱买平安来克服上访问题。因此，建构科学的维稳指标，是要从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入手，而非从社会失稳的表象入手。这才是克服急功近利表面光鲜，内里糟糠的必然的行政行为。实际上，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国梦思想，其落实过程必然在于凝聚社会力量形成发展共识，进而规避利益侵害，实现利益和谐。这是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但在实践中，各种不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直接耗蚀了科学发展观落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平台。这一点，尤其需要在执政过程中加以纠正。四是以法治为核心，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稳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当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能够简单视为权力滥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民主有效发育中难以完全规避的现象。我们知道，撇开事件本身的非法性，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超过10万起，而涉诉涉案涉访的各种事件多达200多万起。这些事件很大一部分是公民维权运动，这也是社会发育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组织形式。在正常情况下，社会通过组织化行动，在法治框架内寻求自身权利保障机制，并拥有监督权力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本质上体现着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制度平台和物质保障。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党引导人民在理性和与法治框架内逐步加以克服。
显然，仅就社会强制力而言，它体现着工业社会执政党的基本能力。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强制力是与社会理性和社会民主的实践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民主的前提是对自由的期待和对权威的尊崇，即政党能力必然体现为政党执政中约束自身和社会、推进发展的制度要求，体现为制度被权威执行和模范遵守。就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的要求来看，社会强制的过程必然具有以下道德意向和价值目标：每个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都应该得到维护和尊重，每个人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过程都不能够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党和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依系于法律向全体人民公平开放。
社会强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其所内蕴的善的追求和制度的逻辑是这种力量有效施行的基础。援引康德的一句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于社会良序的维护，以及对于公共利益和制度权威的尊崇始终是并行不悖的。
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篇7
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影响在2000年以后彰显, 社会矛盾突出, 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 党和政府动员各组织进行"社会管理创新", 寻求在治理中的"社会协同"机制。
(一) 新型社会组织含义
目前,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 一些新型的社会组织异军突起, 在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中所强调的这种新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公众与政府合作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 在创新地方社会治理的视角下, 这种新型社会组织既与基层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又在某些地方事务治理方面与政府保持着或合作或依附的联系。
(二) 新型社会组织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不断发展、人口流动不断加强、人们的需求更加多样化,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以及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新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崭新途径应运而生。笔者认为新型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即公益性、民间性和合作性。
2 新型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意义与现实障碍
(一) 新型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意义
(1) 新型社会组织的兴起有利于改革地方政府体制, 转变政府职能。新型社会组织可以在某些具体的地方社会事务的治理中分解政府的职能, 政府可以将某些职能转移给新型社会组织, 新型社会组织可以起到帮助政府减压的作用。
(2) 新型社会组织则实现了社会与政府的结合, 在地方社会治理结构中, 新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 有利于公众诉求的表达、公共利益的实现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等。
(3) 新型社会组织的兴起有利于弥补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不足, 实现互利共赢。在治理事物的过程中, 由于政府与社会组织都存在着失灵的情况, 因此需要双方合作, 达到合作共治。
(二) 新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障碍
新型社会组织作为推进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新路径, 在现实的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因此, 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新型社会组织产生的现实意义的同时, 必须理智地看待新型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以下现实障碍:合法性不足、职责、责任不明确、官僚化倾向以及内部管理运行不到位等。
3 促进新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思考
新型社会组织在创新地方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有利于缓解地方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形式单一、机制僵化、运作后劲不足等问题。面对新型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治理创新中产生的实际意义以及面临的现实障碍, 还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与创新勇气对其以后的发展路径进行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一) 多管齐下, 充分发挥新型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服务管理功能。
首先应该转变观念, 提高人们对新型社会组织的认识程度, 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服务管理功能。在此处, 转变观念主要指民众观念和政府观念的转变。其次, 政策支持, 所谓的政策支持主要指政府对新型社会组织在资金以及人才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资金匮乏是所有新型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所以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鼓励民间资金的支持, 另外政府自身也应该出台相关财政政策, 扶持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再次是提供法律支撑, 政府应尽快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 确定新型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权力以及职责、责任等, 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另外, 这些法律法规可以使政府与新型社会组织进一步地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 尽可能地避免推诿扯皮以及新型社会组织官僚化倾向的出现。
(二) 形成合力, 促进新型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合作共治。
创新社会治理, 要实现治理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现代治理是一种民主的、多元的、合作的行政模式, 他强调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共同作用, 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 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由于过去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与之配套的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 社会组织不仅数量不多, 功能不完善, 水平也不高。因此, 应鼓励新型社会组织向专业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不求全而求精, 不求大而求高, 以此为与政府部门形成合作互补关系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总之,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仍有许多可以开拓的空间, 这需要政府与社会双方依据各地方的治理特点及其各自的治理能力等因素做出更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篇8
关键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强社会建设。[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改革目标。[2]这就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进行了顶层设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现有国情中，社会治理还处于政府主导型的发展阶段，因此，在此阶段，我们在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并发挥其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需要我们把握政府在其主导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一、社会治理的背景与内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高度分化，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随着社会进入高速运转状态，变得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时代即个性化时代和变革时代。原有的政府和社会高度合一，铁板一块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建构可替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已成为必然趋势。为此我国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不断尝试在新领域简政放权，将大量事务推向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决定》全文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这主要有：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国际经济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等。[3]
王浦劬教授把不同层次上涉及治理活动的三个基本概念归纳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本文主要从社会治理层面进行论述。
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兴起的。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其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4]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协调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包括正式机构、规章制度记忆种种非正式安排，其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相对应的，社会治理则是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共同协商处理社会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事务的一个持续过程，以及为保证这一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各种制度、体制、理念、规则、方法和方式的总和。
二、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性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然而我国由于传统历史文化的远因、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因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近因，已经习惯了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控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国社会组织发育明显不成熟，而缺乏多元主体的协同并进，社会治理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其中当然包括建立和培育社会组织。
在我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一方面，政府据有社会普遍认同广泛的权能地位，并且政府从这种权能地位出发制定各种有效政策，促进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从而又加深了整个社会对其权能地位的认同和遵从。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资源的控制上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此外，考察我国现实国情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历次重大改革，只有靠政府这个强力权威才能推动。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自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建立也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根据社会需要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主动让渡边缘空间的结果。[5]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上指出，我国的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7]在当前的中国，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治理，才能更好更快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因此，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三、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
所谓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领导，吸纳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8]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应该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要求创造条件，我认为应该主要从宏观、微观两方面做出努力：
从宏观方面来说，首先，切实更新观念，树立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的内涵和要求，由管控社会的理念转变为治理社会的理念，必须要明确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统治和管理所具有的特殊属性：社会治理强调以共识愿景，认同信任，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平等协商，多元共治的方式来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实施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优质的公共产品，在各种主要的治理主体之间造成合作性的行动是其核心问题，[9]必须要明确自身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而是处于多元主导地位，应对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持包容性态度，允许并积极支持和促进其发展。
其次，提升自身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制定和执行有利于社会组织发育和成熟并有效发挥社会治理主体作用的宏观政策和法规。制度是指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错构成的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及实现机制。[10]制度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为社会治理的实现创造各种有利的制度条件，而政府则是实现制度安排的最经常主体之一，因此政府就必须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提升自身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包括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错构成的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及实现机制，向社会提供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熟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再次，通过自身的不断改革，简政放权，实现职能转变。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单一主体，而是起着多元主导的作用，为此政府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不断地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土壤和空间。自从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国务院多次取消和下放了行政审批事项。这些事项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重点是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领域，目的是尽量减少政府的微观干预，为企业松绑，让民间的创造力活跃起来。这一举措表明了新一届政府在简政放权、职能转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有利的空间。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仍然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不断尝试在重要而全新的领域简政放权。
最后，吸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进行顶层设计，尽量规避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组织的畸形发展。
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组织是社会领域的三大组织，构成了社会发展和前进的重要力量。政府作为主导者，在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具有具足轻重的作用。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政府通过制度供给，释放民力，强力推动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组织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全面系统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的指导，片面强调了物质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以至于屡屡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学术造假，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存在道德缺失等不良现象，并一次次敲击人们的心灵。因此，我们必须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组织发展历程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尽量规避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和社会组织的畸形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度创新、简政放权、顶层设计时要全面合理地制定社会体制改革战略和社会组织发展宏观规划，实现两者“质”和“量”的统一。
从微观层面来说，政府不仅要为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提供物质基础，还应该在制度、法律法规和组织机构建设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一）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第一，完善社会组织的监督体制。我国对国内社会组织的管理更多是限制有余监督不足，对社会组织应该强化监督职能，在改革双重登记管理机制的同时要细化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和审计等多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责规定。监管内容也要全面化，不仅监督资金的使用和流向，还包括项目执行情况。第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社会组织因其公益性特征享有优惠政策，坚持权责利相一致原则，也为了减免慈善丑闻发生，建立社会组织的责任追究机制必要性凸显。这里包括社会组织活动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合法、合理、合情性审查。
（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1981年，美国公法（97-113）规定政府要为私人志愿组织提供至少12%的资金，1985年公法（99-83）明确规定，政府要为私人志愿组织提供15%的资金]。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组织的政府资助中存在官办和民办社会组织区别对待的现象。官办性质的社会组织隶属于政府或政府下属事业单位，得到政府有力支持；而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资助严重不足甚至没有，并且对官办性质的社会组织也主要采取直接拨款形式，资助形式略显单一。
社会组织作为推动实现社会创新和治理的重要力量，无论官办民办都应给予大力支持，不仅要加大资金补给力度，还应该资助形式多样化、科学化。设立社会组织专项扶植资金，采取项目招标形式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间接资助。值得强调的是，项目投招标时严格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此外，还需对招标、投标、竞标等各个阶段做出明确规定和要求，不能以官办还是民办为标准，形成社会组织间的公平竞争机制，保证项目执行的效率和效能。
（三）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建设。按世界银行采取的分类方
法，将社会组织分为运作型和倡导型两大类，运作型组织主要负责执行各类具体项目，表现为不同活动领域的社会组织，如环保、教育、医疗、宗教、科学技术等。支持型社会组织是指自身不直接参与项目运作，而是在资金、技术、信息、人力等方面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的组织，并负责各个社会组织间的沟通协作工作，按功能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协会联盟组织、人力资源组织、资金提供组织、科研信息机构等。
协会联盟类组织主要是制定行业规则、提升服务质量，对社会组织进行项目执行方面的统一管理，减少组织间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在规则有序的基础上发挥组织整合作用。人力资源组织与大学院校联合，以大学院校作为培养人员综合素质的基地，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人员专业化技能和综合技能培训方面的需求并在院校培养社会组织的储备人员。资金提供组织通过多元化的途径和渠道筹措资金为社会组织的运作提供物质上的保障。可以成立规模较大的基金会，或者把现行小型基金会进行整合，负责各类社会组织的资金筹集和分配，实现资金的统筹规划和利用。科研信息机构通过国内、国外相关理论研究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信息共享。各个领域的运作型组织都需要建立协会联盟组织、人力资源组织、资金提供组织、科研信息机构这样一套组织体系，分工负责此领域各事项。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创新和治理方面的作用，就需要把所有支持型社会组织进行整合分类，从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外两个方向出发构建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
随着党和政府不断提出社会治理的新规划和新举措，中国开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下要发挥政府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不论是宏观理念抑或微观措施仍需要我们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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