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实施方案

社会治理实施方案（精选8篇）

社会治理实施方案 篇1

温现代„2011‟242号

关于印发《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集团公司各部室、各单位：

《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试行）》，已经集团公司领导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主题词：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 实施方案 通知

导小组，由单位一把手亲自抓综治工作，集团与下属各单位、集团各部室签订综治工作目标责任书，真正把综治工作落到实处，促进综治工作顺利开展。

三、工作目标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综治工作摆到突出的位置，将各类问题发现在第一时间、解决在第一时间。以创建平安单位为载体，在市综治办的统一指导下，加强集团综合治理建设，做好以防火、防盗、安全生产、维稳、等为主要内容的安全防范工作，营造集团良好的生产经营工作秩序。

具体任务是：

1、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统筹安排部署，不定期检查。

2、大力开展创建平安单位活动，不发生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治安问题和安全生产事故。

3、本单位内不发生群体性上访，集众闹事，对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做到情况明，信息渠道畅通，防控措施得力。

4、积极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组织干部职工学法、懂法、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5、做好因其他各种因素所引发的新型矛盾的排查工作，及

安综合治理这个平台的作用，进一步整合下属企业综治办人员的力量，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努力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二）以开展突出综治问题的排查整治工作为切入点，维护企业良好的工作秩序，提高职工安全感和满意度

1、认真排查突出综治问题。结合维稳工作要求，深入分析企业综治形势，对于排查出的突出综治问题，按照问题的性质，认真分析研究，制定整治方案，落实责任人，明确整治目标、措施和期限。

2、切实整治突出综治问题。要坚持边排查边治理，以平安建设为载体，对影响企业和职工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出问题进行排查整治，提高职工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3、积极参加平安社区建设。按照市综治办有关文件精神，充分发挥集团综合治理职能部门的作用，积极配合所属街道辖区开展创建“平安社区”活动。服从“属地管理”，主动参与所在辖区组织的各项综合治理活动。

社会治理实施方案 篇2

(一) 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任何政治因素毫无疑问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因素上来。社会治理也不例外, 应当与所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相匹配, 恰当反应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 只有总体把握社会经济状况, 才能有效选择社会治理的模式。

社会治理在基本概念上分为广义和狭义。社会治理从广义上说, 是指管理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而狭义的社会治理则指除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外, 仅限于与之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管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定义, 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进行管理, 主要目的是促使社会系统协调运转, 促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全面协调发展, 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谐有序进行, 达到对社会治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共同价值的基础上, 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 他们通过共同协商、研究、决策, 最终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模式。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与社会价值, 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 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 立足我国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情况, 同时考量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三个层次, 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治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管理主体通过计划、组织、服务、领导和控制,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协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发展, 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社会活动。

(二) 社会治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上, 通过治理活动对社会的人、财、物资源合理配置, 有效协调产、供、销等市场要素, 实现生产力科学组织与发展;在社会属性上, 有效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 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善的社会关系, 使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的价值与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公共利益,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使社会发展有序、健康和高效运转,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张康之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一文中曾经论述到, 虽然公平、公正、秩序与服务、效率、和谐等, 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 但是,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 这些基本价值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1]。在传统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秩序方面。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效率。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 其他的核心价值都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种价值。社会治理反映了能动与被动、自发与强制, 以及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 是秩序、规范与人性的综合反映, 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 有效发挥社会庞大系统工程的功能与作用, 重要的是,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社会平衡的调节机制, 遏制、减少与消除反社会的行为,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与全面发展。

(三) 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 在传统社会里政府是主要的方式, 在治理的方法上多呈现为人治, 它们包揽一切事物, 对社会实施组织化管理, 以至于弱化了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 造成管理效能低下, 寻租现象严重, 出现了畸形社会发展的不良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管理主体, 它与政府协同治理社会, 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所言, 统治是政府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而治理是一种靠共同目的为支撑的活动, 其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 同样也并非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2]。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各级党委, 作为执政党, 党委对社会治理具有领导作用, 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由于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 党没有特殊的利益, 所以, 党本身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 因此, 作为党的具体化的各级党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二是各级政府,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 它与党委一样, 能够有效调动不同社会资源, 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代替。三是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新型社会治理主体, 其产生和发展打破了政府治理的唯一模式。一般而言, 政府治理具有强制性, 而社会组织的治理具有非强制性, 因此, 面对纷杂的社会状况, 社会组织治理比较政府治理而言有其优势。但是, 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时间不长, 尚不发达, 故其对社会治理的功效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据统计, 截至2010年底, 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3.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 法国达到110个, 日本达到97个, 美国达到52个, 阿根廷达到25个, 新加坡达到14.5个, 巴西达到13个, 而我国仅为3.37个[3]。四是公民, 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被治理者, 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教育公民, 将其纳入管理主体的范围,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进一步发挥自治功能, 才能实现有序社会目标。需要说明的是, 当前有一种怪论, 即崇拜西方的社会组织治理和公民自治, 而忽视与排斥政府治理的作用, 这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小政府、大社会”, 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 或许是一种进步, 但过分迷信或夸大社会组织的作用, 有意或无意的削弱政府职权, 很有可能使社会管理误入歧途。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判断, 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不可反驳的公理性论断。就我国而言, 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是人民协议选择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 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这表明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个领导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正当性, 这种正当性决定了它具有独占性、不可阻碍性、不可抗拒性和不可侵犯性。意大利学者普特南提出“强社会、强国家”[4]的治理模式受到北欧多国政府的青睐, 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构建党领导下的科学、普惠、普适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苏东剧变、人亡政息、社会倒退就是忽视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力量之恶果。正如学者陆文荣所言:“在中国,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其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 政府这只推手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 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四) 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 有人称之为社会管理, 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治理, 甚至有人认为三者系三种社会治理模式, 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模糊认识。笔者认为, 三者虽然表述不同, 但在性质上具有同一属性, 基本涵义也大体一致。首先, 目的相同。均是为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作用, 促进秩序优化和社会和谐。其次, 主体相同。即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和混合的管理主体。其三, 方法相同。即均采用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手段与方法, 对社会进行治理。当然, 三者的不同表述也表明了治理策略与重点上的不同差异:社会管理侧重于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 强调其主导性价值;社会治理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承担, 强调其共同性价值;而公共治理更关注于公共政策、公共关系和公共产品, 强调其公众性价值。

当前, 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宏观上的问题, 也有微观上的问题;既有治理主体与范围上的问题, 也有功能与机制上的问题。朱勇同志将其总结为“七重七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重物质丰富、轻思想道德;重静态治理、轻动态治理;重各自为政、轻通力协作;重普遍管理、轻特殊治理;重治理管控、轻服务尊重;重实体治理、轻虚拟治理[6]。围绕上述问题与差距, 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任务:一是增强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的认识,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 有效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遵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 立足中国现实, 放眼世界变化, 继承和发展传统治理方式, 吸收国际文明发展成果, 使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工作协同, 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

(一) 社会治理模式的分类

向春玲教授认为, 社会治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治理型模式和社会自治治理型模式, 认为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应当归属于政府主导加上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3]。学者张康之则认为, 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来看, 它的发展趋势是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的模式是用权力去治理社会, 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来治理社会, 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德治”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 提倡人们用道德治理。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 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以权治为主, 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以法治和德治为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是以法治为主, 但是在法制健全和规范的情况下, 也有着权治的内容, 而德治是被排除在外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德治为主的, 但它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当然, 在管理过程中, 也会包含一些权治的内容, 但权治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 并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且不经常使用。不论对治理方式如何表述, 但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 在主体上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方式方法上内容更加丰富, 在治理功效上效果更加明显, 正如学者孙晓莉所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7]不仅如此, 在目标追求上, “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 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或实现宪政制度创新。”

(二)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 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 倡导社会的共同精神, 即坚持政治平等, 鼓励团结与合作, 提倡信任和宽容, 强调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社会治理的路径, 学者陆文荣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 培育时代新公民;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既利用政府的组织资源, 又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且进一步认为,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这两种社区治理模式, 作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继续发挥其功能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实践需求。学者杨党校认为, 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相应的, 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治理方式演变, 在路径与对策上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转变政府职能, 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 (2) 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 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 (3) 根据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 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多元治理; (4) 倡导公共精神, 加强道德立法, 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

当前, 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上的难题:一是社会组织正在孕育和发展之中, 其功效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有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因此,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合理的支持, 促进其成熟, 并因地因时制宜, 在党委和政府的监管之下, 逐步让社会组织承担适当的管理职能。二是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 包括商会、行业自治尚不成熟, 与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很多地区自治功效徒有虚名, 一盘散沙, 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与责任。应当重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家族领袖的作用, 让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真正立足于基层社会。三是政府治理滞后, 应当更新观念, 创新模式, 强化职能, 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变动的新形势、新任务下, 应当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提升治理能力, 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 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三) 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分担

江平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有四条主线:一是人治和法治, 二是国家与社会, 三是公权和私权, 四是从法制到法治。难能可贵地从法学的视角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抓住了要害与症结, 展望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的进步。比如江平教授在解读国家与社会问题时认为, 以前国家对社会治理干预过多, 经济计划完全由国家行使, 甚至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教育、婚姻、生育等一切都没有完全的自主权。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生了大的变化, 给予社会和老百姓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 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 国家不应该任何事情都加以干预, 在经济发展、家庭婚姻等方面应有自主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改变, 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放权让利, 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国家不再来干预一切, 在教育、医疗方面社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指国家依靠强制力来进行管理, 强调社会的作用更多地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转变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是国家实现专制的工具, 现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工具。

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所以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正如学者马小红所言:“中国社会的治理以人情为核心, 以道德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里及表为主;西方社会则以理性为中心, 以制度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表及里为主。”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党委、政府管理社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 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社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 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 建立起政府治理为主导, 社会各个部门与群体共同参与, 民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协调联动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 即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正如张越同志所言:“同频同步、共振共鸣、应时应变、自省自觉”, 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孙晓莉提出了多元社会治理的观点, 认为其基本内涵包括: (1)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既包括政府, 也包括一些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角色, 近几年, 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市场化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 其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2) 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 其中既包括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也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包括,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 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等。我国治理结构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思想, 一是主体多元, 既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执法、司法群体, 又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权力机关, 还有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方法复合, 既包括行政手段、司法手段, 也包括群众自治方式;三是以法治为基础, 该体系运行既反映了事权的运作过程, 又体现出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3, (5) :20-23.

[2]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向春玲.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EB/OL]. (2011-03-07)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086754.html.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陆文荣.社会管理:概念界定和中国经验[EB/OL]. (2011-03-02)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147193.htm.

[6]李光明, 陈丽平.朱勇代表:创新社会管理要避免七重七轻[N].法制日报, 2011-03-05.

社会治理实施方案 篇3

关键词：大数据；智能数据平台；社会治理服务

1.大数据背景下的智能数据平台

从字面上来看，大数据并不是一个晦涩的概念。一般来说，对大数据的概念界定会围绕三个层面的“大”展开。首先，大数据的容量巨大。区别传统的数据KB、MB的计量单位，大数据已经进入到了PB、ZB和YB等更大的计量单位。其次，大数据的数据类型范围大。区别于传统的字符串、数值型类型等格式，大数据的数据格式具有更大的宽度和灵活性。图片、录音、音乐、地理位置、语义、语法片段等新型数据格式均可以进入到大数据的涵盖范围中来。最后，大数据的组织格式更大。相对于传统数据而言，大数据的组织结构更宽泛和松散。可以说，以上三方面从大数据的计算特性上对其进行了界定。但同时，也隐含了对大数据社会属性的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组织服务中，大数据的社会特性更加重要。这种重要性使社会治理的研究内涵和外延都将有所嬗变。这样跨越式的嬗变将改变传统研究大多以样本数据推断和预测总体特质的方式。它将使得研究者能够直接着眼于人类总体，发现人类行为的具体规律，并能够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当然，大数据带给社会治理的革新并非放弃一切的重来，它更多地是在研究范式基础上的拓展和进化。

但是，目前的学者围绕着大数据和社会治理的研究仍然过多地围绕着理论出发，进行建构和解析。目前少有研究者能够从满足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切实地提出一系列有效使用大数据革新社会治理的系统化解决方案。虽然，目前有的城市已经设计出了社会治理的计算机系统，并应用于实践。但是这类系统在底层框架设计上仍然是相对较为传统的，仅针对社会治理工作的流程进行了网络化部署，并没有充分地利用大数据的特性，更不能行之有效的利用、筛选和引导收集到的数据。这种基于传统设计思维的软件构建仅围绕着管理者出发，并没有从社会治理的客体角度出发和思考问题。因此，其平台的“服务性”也自然无从谈起。因此，从现阶段来看，我国急需一套完整的智能数据平台，能够将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客体连接在一起，并能够有效地利用起大数据“多屏一云”的多终端策略，时刻保证数据收集和整理的连续性。

2.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智能数据平台的建设

作为能够完整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智能数据平台，必须能有效地完成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回馈结果等环节。

第一，智能数据平台将使社会治理相关数据的收集更加全面和多元。和传统数据收集有所区别的是，依靠大数据的智能数据平台在收集数据的手段和方式上会出现较大的革新。不同以往纸质问卷和口头询问的数据收集方式，智能数据平台将可以利用更多现代化的计算媒介，诸如PC、手机、平板等工具都可以成为数据收集的途径。此外，智能数据平台还可以根据新的技术手段进行革新，将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也引入到数据收集的接口中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种多终端的收集方式将保证对社会治理对象数据收集的完整性。而这种数据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也将进一步地保证社会治理在政策制定和服务设定时的精准性。

第二，智能数据平台将能对社会治理中的问题进行智能分析和甄别。作为智能数据平台，必然充分利用大数据背后强大的计算能力。其中，智能数据平台可以在一些敏感性问题的数据收集上设置阈值，一旦数据收集中发现统计指标超过阈值后，便会弹出警告提示。同时，依靠分布式的运算能力，智能数据平台还可以有针对地提示超出阈值设定的详细信息，比如：时间、地点和统计效应等细节信息。另外，由于智能数据平台无时无刻都在利用不同的终端收集和社会治理有关的数据，因此管理人员也应该可以借助这个平台随时查看“瞬时”数据的统计结果，这种“瞬时”性的数据统计结果将能够真正的让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组织管理者了解到社会舆情的发展和变化。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案 篇4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一、强化责任，夯实社会治安综治治理工作基础

1、明确责任人，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领导班子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并纳入岗位责任制考核。局长杨南骄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唐开圣、万清祥为第二责任人；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为第三责任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重要部署和重大问题亲自抓。第二责任人全力协助第一责任人的工作，第三责任人积极配合，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而努力工作。

2、签订责任书。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第一责任人与各科室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把本系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创建、信访维稳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纳入责任制考核。

二、注重防范，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1、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切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高度重视禁赌工作，领导干部带头远离赌博，加强禁赌宣传，做到本单位无一人参与赌码活动，其家属无因赌博引发案件或不稳定因素。

2、加强内部治安防范和安全管理。一是加强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干部职工思想素质，确保无干部职工违法犯罪

情况。二是坚持人工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不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和治安等安全案件。三是增强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加强消防器材维修保养，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3、积极参加社区义务治安巡逻，主动配合社区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

4、积极参加和配合社区“严打”斗争，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各类治安问题和刑事案件的发生，切实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5、认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处置工作，实行一月一排查，及时化解项目建设中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努力把各种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不发生影响稳定的重大事件，无越级上访。

三、争先创优，积极开展平安创建活动。

1、扎实开展平安单位创建活动，把平安创建作为“一把手”工程。积极开展安全文明单位、无毒单位创建活动。

2、积极推进依法治理，认真抓好“五五”普法基础工作。开展一次《湖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理》知识竞赛。大力弘扬见义勇为，努力营造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的良好氛围。

社会治理实施方案 篇5

各村（居）委会，镇直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国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会议精神，为把XX镇建设成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繁荣发展、生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彰显、社会文明和谐、发展活力迸发的现代化新一代乡镇，按照《巴中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坚持和完普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以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防范化解市城风险为着力点，以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手，以传承红色基因、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巴中特点的市城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平安巴中、法制巴中建设贡献XX力量。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政统揽、部门协同。

注重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调动各个部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二)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

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解决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入手，从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着力，打造多部门密切联系群众、亲情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

(三)坚持实事求是、创新引领。

根据本地区经济状况、人口规模、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深化平安建设的实际需求，顺应社会治理发展趋势和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因地制宜整合现有资源，创新工作机制，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打造既充分发挥作用又具有XX镇特色的工作平台。

三、主要工作内容

（一）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责任单位：党群办、各村（居）委会

进一步强化社区党委在基层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增强社区党委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的群众工作能力。持续优化以党委为核心，村委会、居委会、镇直机构及企业党组织等有序发挥作用的“一核多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持续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群团带动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机制，形成社区党委核心引领、群众全员参与的社区基层治理格局。

（二）健全基层协商议事制度

责任单位：人大办

加强对本辖区协商民主的统筹协调，围绕本辖区规划、工程项目、重大公益事项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等组织有关方面开展协商。加强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协商，鼓励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服务和城市治理。

（三）推进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责任单位：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应急办、安监站

以天网工程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建设为牵引，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完善村、社区综治维稳机制。加强公用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校园和医院及周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健全科学完善的公共突发事件处置和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政府部门、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应急联动机制。加强群防群治参与治安防控力度，充分发挥群防群治队伍在平安创建中的作用。

（四）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责任单位：信访办、综治办、司法所

传承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化解在基层。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群众建议征集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对接机制，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和重大工程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加强阳光信访、法治信访、责任信访建设，落实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依法终结制度，发挥基层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五）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责任单位：综治办、妇联、老龄办

培育激发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引导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政府转移职能。整合政府扶持资源，高标准建设社会组织活动场所，培育一批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专业社会组织。

（六）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责任单位：司法所、综治办

健全党委和村、社区共治的制度架构和权责清单，确保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全面深化法治建设“三联同创”，深入推进法治村、社区建设。加强法治宣传，重视社会领域的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理的突出领域和人民群众关切的民生事项，把法律政策宣传到基层群众。

（七）充分发挥德治教化作用

责任单位：各村（居）委会、综治办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全面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大力宣传美德义行善举，加大对失信失德失范行为的曝光力度，以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推进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倡导村、社区自治理念，发挥自治章程、居规民约在社区治理的作用，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规范社会行为。

（八）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

责任单位：综治办

深化“综治中心+信息化+网格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全面推进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以基础网格为基本单位，以人口、法人、房屋、通讯和事件“五码关联”的块数据智能底板为支撑，应用社会管理要素统一地址标准，构建覆盖镇、村、社区的智能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网格化管理标准化建设，提高网格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加快推进监控摄像头等信息化项目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大数据建设，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准化和高效化。

四、实施步骤

（一）启动部署阶段(2020年7月至2020年9月)。

制定我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方案，及时召开动员会启动试点工作。明确落实工作目标、措施和责任分工清单，于2020年9月底之前全面启动我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试点工作。

（二）推进落实阶段(2020年10月至2022年7月)。

要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创达标、三年有提升”的总体工作要求2020年注重做好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各项试点工作指标取得阶段性、实质性进展，市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健全2021年各项试点工作全面推进，注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项目库的建设，以项目化建设作为试点工作的主抓手，确保试点工作成效看得见、好衡量。2022年指标体系的各项任务基本完成，试点工作经验总结提高，注重转化好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有了大幅提升。

（三）考核验收阶段(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

对照《巴中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査漏补缺，问题清零。全镇将组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总体考核考评，做到以优异成绩迎接上级的审核验收。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要切实履行本辖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责任，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抓好试点工作任务的落实。健全完善平安建设协调机制，科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人财物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把培树本地特色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尊重基层创新，激发基层智力和活力，多出经验、多树品牌，营造生机勃勃的试点工作浓厚氛围。镇综治办委要当好镇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建议，发挥好统筹协调、推动实施、督促落实的作用。

（二）强化项目推动。

要把市城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建设项目纳入规划，实行项目化管理，重点建设一批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提档升级、建设“多网合一”的统一社会治理网格、建设一体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和综合指挥平合、“雪亮工程”建设、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应急指挥管理信息化建设、智慧小镇建设等项目。制定本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专项规划，把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分解为可量化、可操作、可评价的阶段性目标，制定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每年研究确定一批社会治理重点工程，并将其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逐一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和具体措施，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建立制度、加强培训，提高运维水平。

创造条件加强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养和水平。建立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促进提高工作热情和办事效率。规划解决网格员信息化联动机制，以掌上巴中APP为载体，加大事件的流转和社会治理管理力度。

社会治理实施方案 篇6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力度，继续巩固我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果，根据十矿《十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结合医院实际，经研究，特制定本方案，确保我院201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三项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平安医院”建设，以落实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责任为目标，突出社会矛盾化解，大力加强医患矛盾调处工作，加大“三防”一体基础建设，减少和遏制各种案件的发生，着力解决医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措施不到位、效果不明显等问题，真正把平安医院建设工作做好、把工作做实，进一步提升平安创建的能力和水平，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医院各项更快更好发展。

二、工作目标

以健全组织、完善机制、整合力量、强化保障、提高效能为目标，大力加强平安基础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医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一步提高医院排查化解各种矛盾的能力、解决影响医院稳定突出问题的能力，提高医院工作水平；进一步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任务的落实，确保全院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不发生影响稳定的案件。无“法轮功”练习者非法赴省进京上访或者其他非法犯罪案件、事件。全面完成教育转化任务。

2、不发生重大以上刑事案件。无一般刑事案件。

3、职工无犯罪。轻微违法人员年内不超过2人次。

4、无火灾事故。杜绝重大火灾隐患。

5、无交通事故。

6、无火工品被盗，失窃事故。

7、要害部位安全无事故。

三、工作内容

㈠组织建设规范化。医院将进一步加强综治工作，成立组织，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医院党政主要领导人是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做到亲自部署，亲自抓，靠前指挥，分管领导靠上抓，具体抓工作的落实，要固定专人，具体负责综治工作的协调联系工作，确保综治工作有人抓、有人干、有成效。

㈡工作制度规范化。院办要本着科学、实在、管用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完善领导责任、目标管理、治安防范、集中整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全教育培训、责任追究、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工作制度，切实做到以制度促进发展，以制度约束人，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工作程序，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确保综治工作落到实处。

㈢办事程序规范化。院办要严格办事程序，规范工作流程，对信息预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治安防范措施、群体性事件处置、重点人口人群，要制定详细的工作制度，逐级建立台账，做到事事有登记，检查有记录，确保综治工作规范有序，高效运转。

㈣队伍管理规范化。医院将要进一步加强综治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强化管理，提高素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做到以制度促规范，以制度管队伍，形成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新格局，努力提高医院综治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本领。

四、工作措施

㈠深化“平安医院”创建。切实加强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管理，加强医务人员“三基”知识培训考核，严格执行各项诊疗制度和操作规范，提升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严防医疗差错事故的发生，切实加强对医疗执业行为的监管。落实科技防范、设施防范措施，对重点部门、科室、窗口、岗位的安全保卫、监控、报警、消防等防控设备、设施要重点投入，确保红外报警系统、。加强对各类毒、麻、精神药品的管理，严防发生流失和违规事件。

㈡落实治安防控措施。健全完善治安防控网络。要充分发挥矿保卫科和医院内部安保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良好的相互协作工作机制，实行优势互补，整体联动，构筑并逐步形成严谨、高效、全方位的治安防控网络。严格落实内保工作制度，尤其是加强对药库房、财务室、计算机中心、贵重仪器设备等重点要害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万无一失。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做到公布上墙，以利执行。真正形成自防、自保、自治能力，维护单位安全稳定，杜绝刑事、治安和重大灾害事故的案件发生。

㈢完善矛盾调处机制。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健全限时督办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维护稳定工作领导落实、组织落实、措施落实。建立健全专业性调解组织，解决好调解队伍、调解平台建设和经费保障等问题，提高调解公信力，依法妥善处理好医患纠纷。认真执行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零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不发生重大信访事件。加强医患沟通，组织开展医患沟通培训，掌握沟通方法、技巧与主要内容，通过沟通争取患者及家属对医疗工作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最大限度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㈣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采取多种方式，帮助全院职工深刻认识法制教育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政策内涵。强化全员安全意识，积极宣传平安创建的先进经验和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充分调动全院职工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性。

㈤强化医德医风建设。继续深入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健全和完善长效机制，杜绝医药购销领域不正当交易行为，严格执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制度。扎实开展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的“三好一满意”活动，树立卫生行业良好形象，保证医改顺利进行。㈥狠抓车辆安全管理工作。认真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市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务用车管理的通知》，严禁公车私用，杜绝非专职司机驾驶公车特别是领导干部私驾；加强对驾驶员的管理，保障车况良好，严禁酒后驾车、严禁“病车”运行，防止和杜绝车祸事故发生。

十矿医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段凤阁杨志坚

副组长：陶颜莉陈香花史利亚韩辉石大环

成员：李爱民李 军袁军丽张宇梅姜春山罗 幸黄建宇

杨艳芳 李利平袁全如刘 凯邱忠印胡桂香 李迎华

刘军丽 郑立春禹豪亮张 燕杜 晶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医疗办。

社会治理实施方案 篇7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适应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面对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显现,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和新型社区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完善,重构新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变革过去那种以单位为主体、以行政权力和资源垄断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命令来推进的传统治理方式,汲取世界新的治理模式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当前,党对新涌现的个体企业、行业协会、合作组织等新型社会组织的领导力还不够强,加上目前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年龄老化、学历不高、综合素质偏低等问题,使党对基层社会组织的领导出现弱化的倾向。必须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有力有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二)适应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实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三大挑战:一是伴随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一方面,城镇化地区原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治理结构与高度开放的现代社区建设不相适应,面临如何解决外来人口有效融入当地基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人地分离,面临如何解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农村空心化”问题。根据《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广东省将有超过1300万人口进城,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3%,届时“农村空心化”问题将更加严峻。二是农村集体资产如何有效监管问题。一方面,已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地区,原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如何改革转型,建立适应城镇化发展的新形态;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面临集体经济如何在有效监管基础上做大,以支撑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运作。三是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如何维护农民居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广东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四类社区最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撤村建居社区主要因村集体资产分配不均、社保城乡标准不一等;新建住宅小区主要因物业管理、环境治理、政治诉求等;房屋拆迁类城市社区主要因拆迁补偿标准不一、迁建选址不符合部分人利益等;农地征用类农村社区,矛盾主要集中在征地补偿标准不高、内部分配不均等。这四类社区成为基层社会利益矛盾爆发的“焦点”。若引导治理不当,将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对新常态下社会基层治理构成重大挑战。必须将创新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摆在更重要、更突出的位置,把握群众利益的正当诉求,切实化解基层社会利益矛盾,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稳定基层治理秩序。

(三)贯彻落实“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视察时对广东提出“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广东省提出到2018年提前两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我省经济社会结构、城乡结构、利益格局等发生深刻变化,农村面临着村庄空洞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乡村治理失范等诸多问题,城市中因经济成份、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而导致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原有的基层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只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从根本上改变基层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基层社会治理不适应新常态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多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人民公社”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社区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基层社区在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公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呈现许多新特点、新趋势。

(一)治理目标法治化。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广东省积极推进基层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公正司法,不断优化基层政府职能设置、流程运作和治理能力,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初步构建起政府依法治理和居民依法自治有效衔接的社区治理机制。近年来,广东省改革信访制度,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鼓励群众依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互联网,依法、及时表达利益诉求,把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纳入法治化解决轨道,信访、越级上访量明显减少。

(二)治理主体复合化。广东省把强化政府治理主体责任、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发挥居民自治主体作用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点,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治理、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探索推进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模式,大力发展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服务类及社区基金会等新型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初步构建起多元参与、多元协商、多元共治、协调发展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目前,全省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类基层社会组织达数万个,注册志愿者突破700万人。

(三)治理手段多样化。一是价值观念治理。广东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二是社会规范治理。广东省高度重视运用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人,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三是调解治理。广东省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矛盾纠纷调解衔接配合机制,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四是互联网治理。我省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大力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初步构建起以信息化为支撑、以专业化为主体的矛盾调处机制。

(四)治理方式差异化。由于我国实施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一些新型社区,但大体上分成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两大类,城市社区又分为老居民区社区、单位型社区、村居混杂社区、新型住宅小区社区等;农村社区又分为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等不同类型。综合来看,基层社会可以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等四种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社区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很难用某种共同的方式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根据其不同文化特点、矛盾冲突、利益诉求,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分类施策,差异治理,就成为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五)治理制度系统化。在建立社区管理制度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等意见,省出台了加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等意见,逐步构建起与流动性和开放性相适应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形成了以发展谋稳定、稳定中求发展的基层社会稳定机制。在建立公共服务制度方面,统筹城乡,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逐步建立起“以块为主、以条为辅、以钱养事”并存的多样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推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方面,探索增强公共服务职能,实行政居分开,逐步建立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在发挥居民参与、自治作用方面,逐步建立起参与社区重大决策机制,建立社区民主选举制度,真正还权于民,有效保障了基层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

当前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广东省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在思想观念、主体定位、模式创新、治理手段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思想观念落后。当前,广东省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们政治诉求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形势更加纷繁复杂,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多变。一些基层干部在基层社会治理上存在“求稳怕乱”、“怕闹事”、“怕上访”思想,依靠强硬的“管控”、“管治”旧观念、旧思维求稳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没有树立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尊重人格的观念;一些地方政府只讲“维稳”,不讲“维权”,不善用法治、经济、民主、协商、新载体等新型手段、方法来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应对社会风险的创新能力不强。

(二)治理主体职能模糊。长期以来,受“万能政府”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乡镇、区街道基层政府充当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主角,管理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存在社会治理“过度行政化”、“头重脚轻”现象。村委、居委成为在基层政府办事的延伸机构,与其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功能属性不符,基层政府越位、错位管治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存在弊端,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县、市区,而具体行政性、事务性工作却由基层机构承担,事权和能力不匹配、权责不对称,村委、居委承担了过多不该干、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工作。

(三)治理管理方式落后。一些地方误以为治理就是收费、审批、处罚,治理的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在社会冲突中基层政府置于矛盾的焦点。一些地方误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对上访群众无原则的妥协,鼓励了群众用“大闹”、“重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基层治理陷入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恶性循环,群众信访不信法,恶化了基层的秩序生态。加上信息化管理落后,基础信息采集不及时、不互通互享,社会管理“高本低效”现象普遍。

(四)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滞后。治理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当前,我省“重管控轻制度”现象普遍,主要是在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基层治理绩效考核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落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城市地方政府习惯沿用“运动式”思维应付危机、冲突,习惯于表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修补,缺乏深层的制度变革动力,造成社区治理制度严重缺位。

完善我省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今后一段时期,我省要把基层治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分类治理理念,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治理与建设并举,为全省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可靠保障。

(一)县(市、区)对基层治理负总责,分类治理问题型社区。胡春华书记强调指出,县级党委是抓基层治理的主体。为此,一要明确县(区)委对基层治理负总责。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不是要将老百姓“管死”、“控住”,而是要从坚持社会正义、公平的角度尊重民意完善社会治理政策,逐步建立起地方党委负治理总责的制度化安排。二要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界定政府权力控制和社区自治之间的界限,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明确是服务型政府,把行业管理、社会生活事务管理等职能向具有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实现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变。三要重点治理问题型社区。对实施了村改居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社区,探索将合法的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有偿出让给村股份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对有干部因征地款、集体分红不均引发贪腐行为的社区,要依法严惩查处;对因物业管理不善、占用公共用地引发矛盾的城市社区,要引导建立物主委员会,加强社区的自治管理;对恶意上访、故意聚众闹事的社区,要依法严惩带头闹事头目,以维护城乡社区的和谐稳定。

(二)扶持发展社会组织,推进基层社会合作共治。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构建开放型现代社会组织生态系统。一要制订重点领域社会组织培育、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财政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意见,大力扶持发展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居民社区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二要积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区治安、环境维护、养老助残等群众急需的社区服务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推进网络化治理。三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开辟网络参政、议政渠道,同时加强对网络参与主体教育和监督,建立网络监督队伍,减少公民接触不良信息的机会。

(三)建立自我管理调节机制,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社区是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有机体。要完善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落实居民、村民组织的自治权,把基层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等事项归还给基层,使群众能够真正参加与自己利益有着切身关系的自治活动。要加大政务、事务公开力度,将群众关心、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进行公开,激发群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要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大力宣传基层自治的精神实质、目的以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让基层群众在政策宣传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对自治制度的认知,逐步培养基层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

(四)加快法制建设,构建法治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一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当前,要逐步完善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二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积极开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执法司法公开、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审判权运行机制、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改革试点,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三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核心是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重点是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基本经济、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保障等制度,以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四要开展法治教育。在农村、社区、企业、学校设立“法律工作室”、“道德法律文化墙”,树立法律权威,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强化法律对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篇8

一、社会治理创新是现阶段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社会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二是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增多，截至2014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54.7万个，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35.9万个；另一方面，政社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信息网络管理任务日益繁重，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使我国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从经济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大批人员需要下岗转岗，以多种形式创业就业；随着农村生产力不断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增加；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组织形式需要作出相应变动；工业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激增，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容易产生大量矛盾；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引发不少社会问题。

第二，从社会层面看，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

第四，从社会治理工作层面看，一些部门和地方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治理一手软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对新情况，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完全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式的要求。

二、当下社会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重视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社会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会治理逐步受到重视并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相关政策陆续出台，社会治理方面的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许多地方积极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注重增强基层自治功能，逐步提高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水平。各地普遍重视加强社会保障、就业、公共财政、公共服务等制度建设，民生得到了明显改善。不少地方注重运用调节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创新联动机制处理突发事件，构建大防控格局维护社会治安，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但是，现行社会治理方式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观念与民众期盼和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甚至较大差距。如有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官本位”“权力本位”“政府本位”等观念仍较严重，不重视如何在管理中更好地服务公民、社会，而偏重于怎样方便政府自上而下的实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响应慢、效果差、效率低、成本高的状况。有的社会组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行政色彩明显，有的基层组织自治意识不强，影响了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的成效。

第二，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社会治理体制存在一定缺陷。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仍干预过多，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履行仍显不足。同时，有的政府部门尚存在职责不清、结构不顺，协调不力、运行不畅，管理无序、效率不高等问题。

第三，社会治理工作机制不健全导致社会治理滞后。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民主程度的日益提高，需要全面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但目前由于多种原因，新的机制如社会治理综合决策与执行、社会利益整合、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与管理、危机应急管理等机制，有的虽已建立但欠健全，有的尚处于探索构建阶段，以致社会治理力度不足，甚至存在一定“管理空白”。社会治理的缺失导致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四，社会治理方式与手段比较单一效能难以发挥。如有的政府部门仍习惯于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社会治理，导致其社会治理活动突击性、简单化，缺乏有效性、规范性、系统性；有的管理人员执法不当，以强制性手段侵犯相对人利益，从而造成管理过程中与公民的冲突，降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社会治理模式的弊端不但不利于解决矛盾纠纷，在某些领域还导致矛盾纠纷的激化，带来更大的社会冲突。

第五，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不足尚未形成整体合力。近年来，各地在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54.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基金会3549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3万个，其中，村委会58.9万个，村民小组466.4万个；居委会94620个。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基层自治制度不断深化，覆盖群众日益扩大。但由于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部分组织行政色彩浓郁，成员素质不高，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比较有限，效果不甚明显。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因担负的行政事务重，加之自治意识不强，参与社会治理不足，公民因缺乏机制保障，参与立法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较少，全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公开透明从而促进政府与公众互信的良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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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治理创新的几点建议

社会治理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转型期社会变革需要与之相适应社会治理模式。基于考证和实证分析，对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角色定位，即应成为为公民和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管理者、服务者，应更加关注社会困难群体，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努力促进和实现成果共享，使构成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参与社会发展的不同群体，都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同时，应最大程度地整合社会资源，充分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应着力减少社会治理和发展的成本，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正，在更高层次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深化改革，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协作治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改革创新的重点应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部门之间关系，明确职责，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切实提高社区服务和管理水平；更加注重公民文明素质的培养，引导公民正确认识和处理利益关系，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应以确立“管理”与“服务”并重理念为基础，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逐步实现统筹规划与政策引导、法律法规制约、利益调节、行政控制、舆论宣传与思想道德教育等方式的有机结合，提升社会治理的综合化、科学化水平。

第四，切实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社会治理能力。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实践锻炼、完善管理机制等途径，切实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统筹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发展社会事业，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社会引导等方面的能力，为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第五，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机制体系。应着力建立健全以下机制。

一是社会治理综合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构建由政府部门、有关社会组织和利益群体参与的社会治理综合决策机制，有利于满足决策主体多元化和决策过程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使政府在社会政策、法规制定等方面符合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为实现社会治理的综合治理奠定基础，为推进依法加强社会治理提供依据。为此，应进一步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评估等制度，建立健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执行机制，即要求执行主体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有违政府公共管理法规标准和危害生态环境安全的相关信息，指挥调遣各方面的管理资源及时执法，保证政府社会治理职能执行到位，使各种违反社会治理政策法规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这两个层面的机制既要有所分工，又要密切配合，做到决策符合实际、利于执行，执行过程出现的新情况又能够及时反馈到决策层。

二是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和谐，核心在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和谐。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减少行政干预，打破垄断，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使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同时，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促进各利益群体在利益分配上机会均等，逐步扭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同利益群体差距扩大的趋势。二是建立和完善公正的利益约束机制。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防止在社会利益的获取过程中出现权钱交易等非法行为，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减少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加强道德约束，进一步引导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利益，使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发展精神上的健康需求。三是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首先，充分发挥各级人大、政协作为各阶层利益表达的主渠道作用，建立制度平台，积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表达各阶层利益诉求的作用。其次，应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提供决策帮助的作用。应扩大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将传统的来信来访、来人来访，进一步向来电来访、网上来访等渠道拓展；推进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化、下访常态化；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限时办理制度，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办结。再次，应建立规范利益表达方式的运作机制，支持合法的制度性表达，控制和疏导抗议性表达，防止和化解非制度性表达。四是建立健全利益矛盾调处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健全矛盾发生前的超前联动排查调处机制、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矛盾调处中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和矛盾解决后的责任追究机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不同矛盾纠纷，避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

三是社会保障机制。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保障困难群体———失业者、低收入者、残疾人等的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将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真正纳入城市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视野，加强其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工作。应合理确定社会保障的标准和方式，积极扩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优化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和管理，打造新的社会保障服务平台，拓宽社会保障的内涵，加大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进行就业培训和就业扶持的力度等。

四是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与管理机制。各类社会组织如学会、协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更是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协同作用的主体。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建设机制：一是要注重制度规范，在国家相关法律及配套政策出台、修订完善之前，根据地方实际，制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培育发展的地方性规章，以促进其健康发展。二是要进一步实行放权，实现社会组织由“官办”向“民办”的转变。三是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集中有限资源，对公益性、互助性、专业服务类的社会组织予以重点扶持。四是要指导、帮助、监督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组织持续发展能力。应将党建工作覆盖到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或设立兼职党建联络员等途径，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以党建促进和保障其顺利发展，发挥其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积极作用。五是要建立健全社区建设机制，进一步理顺社区内不同组织机构间的相互关系，逐步改变社区纵向管理模式，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扁平化社区管理与服务网络；进一步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合理界定社区居委会职责，使居委会摆脱行政化束缚，减轻负担，切实发挥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作用；切实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对基层政府转移延伸给社区的有关工作进行合理分类和规范，确需社区协助完成的工作，按照工作量向社区转入必要的人员和经费。

五是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由社会安全、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环境等突发性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危机，对公共利益构成较大甚至严重的危害，必须构建有效的机制予以应对。应建立社会运行状况的监测体系及危机预警系统，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有关领域的监测，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危机提前预判，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以及善后恢复的保险机制，切实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陈兴林，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一级法官；江北区政协委员；民革重庆江北区副主委，民革重庆市社法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