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理念（通用12篇）
社会治理理念 篇1
早在党的十六大,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就被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战略高度而提出,并被摆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概念,提出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变社会治理方式。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不只是概念的转换,更是一种全新改革理念的升华。
社会治理理念强调“权利社会”与“社会本位”,要求“政府本位”让位于“社会本位”,要求政府与社会共治。建设“权利社会”是指政府的根本责任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并使公民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达到社群合作和社会互助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主要表现为: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民群众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维护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切实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促进公共参与的发展,真正体现和维护公民参与国家各项管理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独立发展。建设权利型社会遵循“社会本位”的逻辑,要求政府与社会共治。
“社会本位”相对于“政府本位”而言,是政府与社会关系定位和重构的未来方向。“社会本位”源于民间社会理念,民间社会理念要求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过渡和转变。民间社会理念是在应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中兴起和产生的,面对政府失灵,即使是一个完善的政府管理体系,也难以充分满足社会特殊需求和个性化需求,而面对市场失灵,即使是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完善的市场体制,也难以解决一些外部性强的资源配置问题,更何况政府体制并不总是完善和有效的,市场体制也并不都是成熟的,这时,民间社会成为面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一种解决方式。因此,政府必须划定自己的作用边界,使自己成为有限政府,该交给市场的就必须交给市场,而该交给社会的必须交给社会,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格局。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那些政府自己无法管理或管理不好的空间,应让渡给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或者与民间社会进行共同治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治理理念是与民间社会理念相伴而生的,政府与民间社会作用边界的划分,要求政府与民间社会对整体社会的共同治理和合作互动,民间社会也就成为与有限政府相适应的另一方公共治理主体。
在社会治理改革中,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重心必将向社会倾斜,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将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原来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合作治理。总之,以“社会本位”为原则,逐步培育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树立政府为社会服务、政府对社会进行适度干预的理念,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才是现代社会治理应坚持的根本理念。
社会治理理念强调自治与服务,要求政府的恰当退出,要求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建立。社会治理首先应该强调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因为从根本上说,最广泛起作用的、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必定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社会中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条件,如果没有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都依靠国家和政府发出指令实施控制,那么,国家和政府将不堪重负,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也难于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国家和政府首先应致力于促进民间社会的成长和发育,致力于提高民间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国家和政府培育强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民间社会,正是社会治理改革的首要任务。
另外,在社会治理中,一方面政府需要划定自己的作用边界,从管不好和不该管的领域中退出,建设有限政府;另一方面,还应该将首要的职能定位在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只有为社会提供了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谈得上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本着服务于社会,定位好政府的功能与角色,建立起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达成现代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
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平等与合作,要求民间社会的成长,要求政府与民间社会的理性参与。政府与民间社会是社会治理的两大主体,他们之间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才谈得上社会治理;二者之间达成合作的最佳状态,才称得上社会善治。只有政府一方主体的强大,民间社会一方主体弱小,很难建立起二者平等的伙伴关系,也就谈不上社会治理;或者政府与民间社会处在冲突与对抗的状态,相互之间没有合作,也谈不上社会治理,就更谈不上社会善治。
在我国,面对民间社会弱小和发育不足,如何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使民间社会成长起来,将成为完善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载体,对于我国社会走向成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重视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改革中的作用。无论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都应该重视社会组织和市场的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将部分相关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和市场,使得社会组织、市场和公民成为合作共治的多元主体。对此,政府必须坚持积极扶持原则,通过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不仅要发挥他们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中的主体作用,而且要发挥它们在相关决策和政策执行中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使民间社会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真正成长起来,体现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原则。
社会治理强调参与与协商,要求恰当的参与渠道和机会,要求有效的参与途径与方式。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合作治理需要强大独立的民间社会和有公共精神、参与精神的公民作为基础,因此,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向共同治理的转变,决定了培养公民参与和志愿精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以及促进民间社会的自主自治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向和落脚点。只有充分发挥公民的参与力量,使民间社会成为社会治理的真正参与者和监督者,不断完善公民权利对于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才能在调动公民和民间社会参与积极性的前提下保证和增加社会治理的透明度;才能促进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切实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证公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及时反映群众意愿,引导全体社会以理性合理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等。
有了公民参与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仍然需要合理的参与方式和途径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协商作为一种民主治理的方式,强调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公共利益的指向下通过对话、讨论、协商而达成共识,并最终形成约束各方参与主体的公共决策,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从参与到协商,社会治理不仅实现了各方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和机会,也实现了各方主体最终的有效参与。
综上来看,社会治理改革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也不是某个或几个政府职能部门能够完成,它牵涉到政府职能转型和政府体制改革,牵涉到民间社会的成长与培育,牵涉到政府与社会的理性互动与合作。唯有实现这些条件,遵循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社会管理才能走向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才能达成社会善治。
社会治理理念 篇2
1、“瓦斯事故是可防可控”的理念
2、“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理念
3、“掘进领先、地质超前”的理念
4、“只有打不到的钻孔，没有抽不出来的瓦斯”的理念
5、“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必须狠抓人的不安全行为”的理念
6、“瓦斯不治，禁止采掘”的理念
7、“牢固技术创新，在生产组织上，抽采在先，掘采在后”的理念
8、“结合实际，依靠科技，创新规程、规范”的理念
9、“瓦斯治理与生产的矛盾，可以统一于先进生产力”的理念
1、强化通风安全机构，提高职工业务素质。
认真落实“以风定产、先抽后采、监测监控”方针，矿健全瓦斯治理机构；完善装备及各项规章制度，提升瓦斯治理水平，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逐步建立了“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到位”的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为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进一步深化瓦斯治理水平，我们还大力开展了技术培训，对瓦斯员举办了脱产、业余等不同形式的业务培训班，不仅学习了矿井通风、瓦斯、煤尘等通风安全基础知识，还学习有关顶板、矿压、机电、火药及矿山安全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后，大家提了业务技能，增强了责任感。
2、配备有专职的防尘机构和队伍，安装完善矿井防尘系统，防尘洒水运转正常，粉尘浓度符合规程规定要求，保障井下作业人员的身心健康。
3、进一步完善矿井安全监控系统，掘进工作面实现“三专二闭锁”。安全监控系统运行稳定，传感器数量充足、安装位置正确，建立日常管理和维护、调校制度，实现安全监控系统数据准确、报警及时、断电可靠。
4、树立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理念，健全瓦斯检查制度，审批制度。瓦斯检查员实行井下汇报制度，每人均携带瓦斯检定杖，建立瓦斯员交接班室，杜绝了空班、漏检、假检现象。
社会治理理念 篇3
关键词:安徽农村;公共治理;公共危机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村社会存在爆发公共危机的隐患:社会因素诱发和自然因素诱发,特别是安徽农村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方面引发的农村公共危机不能够有效地消弭和化解,则安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就不能实现。安徽处于我国中部地区,这一问题的解决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农村社会公共危机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发生的特殊紧急状态和危险局势,一旦出现和爆发,就会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正常运作,对涉及者的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涉及者和社会管理的常态能力,这就需要政府、涉及者和社会能够调动特定时空区域内及其周围的一切力量,共同应对,尽可能的消弭和化解。农村公共危机一般会对全体公民和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威胁,呈现出突发性、公共性、多样性、对抗性、关联性、复杂性、隐蔽性、危害性、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等特征,需要我们科学合理的调动公共资源去应对。同时由于政府功能和责任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危机的全部责任,必须积极寻求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事实上,基于公共治理理念系统视角下来观察安徽农村公共危机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就在我们的社会运行结构当中。无论是导致农村公共危機的自然因素,还是社会因素,都直接和间接地我们自己的行为及公共政策有关。以自然灾害为例,可以追溯到政府长期以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的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有关。社会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危机,是与一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失范有关。因此,在安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公共危机事前治理问题——预警机制不健全
(一)危机意识淡薄
安徽地处南北过渡带,属于自然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安徽年际间气候变化大,加上长江、淮河流域地势低洼、生态恶化,造成自然灾害发生频度高、地域广、危害大。“近五年,安徽省农作物受灾面积平均为2200千公顷,占常用耕地面积的52.6%,比全国高17.9个百分点;2007年安徽省水灾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均位居全国首位。由此暴露出安徽省农田水利设施水平不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弱的矛盾,这是造成安徽省主要农作物单产水平较低,农民种植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2007年安徽省粮食亩产为298.6公斤,比全国低18.4公斤,其中稻谷亩产410公斤,低19公斤。”
“2006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448.48万人。其中,男劳动力1211.06万人,占49.5%;女劳动力1237.42万人,占50.5%。农村劳动力资源中,20岁及以下337.51万人,占13.8%;21岁-30岁357.43万人,占14.6 %;31岁-40岁599.97万人,占24.5%;41岁-50岁452.89万人,占18.5%;51岁以上700.68万人,占28.6%。农村劳动力资源中,文盲321.96万人,占13.1%;小学文化程度799.67万人,占32.7%;初中文化程度1098.86万人,占44.9%;高中文化程度200.67万人,占8.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27.32万人,占1.1%。”其中“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119.07万人。其中,男劳动力698.74万人,占62.4%;女劳动力420.33万人,占37.6%。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及以下占15.5%;21-30岁占34.2%;31岁-40岁占32.8%;41-50岁占12.3%;51岁以上占5.2%。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占2.6%;小学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
由此可见,留在农村的大部分居民基本上是老小和文化程度不高者,加之安徽农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不高,进而导致整个农村社会缺少必要的公共危机治理意识,应对公共危机治理的知识更为贫乏,面对可能到来的公共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比较差。如以阜阳假奶粉事引发的公共危机为例,在假奶粉事件爆发之前,多家医院都接诊过来自于农村的“大头患儿”,但由于相关人员的素质问题,特别是在阜阳农村,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很多年轻夫妇在小孩出生不久就外出,“留在家里的婴儿全靠老人用奶粉喂养。加之农村老人一般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未尝过奶粉是什么滋味,因而无从鉴别奶粉的优劣。而一些劣质奶粉质量虽差但包装并不逊色,有的甚至打着‘国家免检产品’、‘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等标志,更让他们真假难辨,”加之“农民自身的封闭性和维权意识淡薄,也给不法经销商和厂商提供了生存空间。在阜阳市区调查时笔者发现,市民多少知道劣质奶粉害人的事。可在农村,相当多的农民表示根本不了解已经屡屡发生的惨祸。而在已经发生的上百例‘奶粉杀手’事件中,真正去工商部门投诉的家长也少之又少。”特别是相当多的农民表示根本不了解已经屡屡发生的惨祸,错过了公共危机防范的最佳时机,进而导致这个问题的不断积累而爆发,形成危机的叠加效应,震惊全国。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在追求GDP等过程中,对政府本该履行的职能进行了异化,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中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主旨,进而导致农村的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普遍缺乏忧患意识和公共危机意识,相关知识和能力匮乏,更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农村基层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履行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职能,对潜在的和己经发生的危机缺乏警觉性和应变力,甚至当发生重大危机造成重大伤亡后采取“内松外紧”的措施,以防止出现社会恐慌为由试图慌报和回避进而引发更大的灾难。因此,有必要在农村中,提高危机意识强调危机观念,加快农村中预警机制的建设。
(二)危机预警信息滞后
尽管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指导下,加大财政支农扶农的力度,为安徽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但比较而言,安徽农村地区应对公共危机的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相对缺乏。农村信息沟通不畅,潜在的公共危机险情难以及时动态的把握。尽管各级政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安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对公共危机的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相对缺乏,使得即使发现的公共危机隐患也难以及时的做到下情上达,使得决策部门把那个适时了解、掌握,进而导致决策部门和基层组织的信息沟通不畅,延误战机。特别是农村很多地方还没有建立整体联动机制,特号报警系统多而杂乱,110、119、120、122、185等多号并存,增加了信息互动的难度。事实上,在农村还有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制定公共危机预警系统,危机前的预防、预警和预控没有专门机构管理,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机制的缺失大大增加了危机应急管理和紧急救援的难度,一旦危机临近,这些地方往往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只能被动地应付危机,效果差强人意。
同时,由于农民的相关知识的贫乏,难以对危机的先兆作出识别,对周围现实和潜在的危机知之不多。加之现行的农村政府工作机制:农村地区的工作长期靠上级政府指导,各乡村条块分割,不易形成互动。许多村委会干部都习惯于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造成各村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在出现危机苗头时,先上报上级政府,再由上级政府通知其他各村,延误了预防的最佳时机。农村社会团体较少,缺乏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和比较畅通的信息通道,使得即使发现公共危机苗头,也难以及时地做到下情上达,延误战机。
(三)忽视公共危机治理的教育和训练
尽管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应建立健全农村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危机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县级政府、乡级政府乃至政府职能部门多制定了自己的突发性事件处置应急预案,但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县级政府、乡级政府乃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比较缺乏公共危机防范意识和相关能力。同时,在相关培训过程中,公共危机治理的教育和训练比较缺乏,进而导致对出现的公共危机苗头难以识别,面对已爆发的公共危机往往又不知所措,不能有效地组织民众和整合相关的社会资源进行积极有效的应对。如2005年安徽省泗县“甲肝疫苗”事件引起的群体性心因反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甲肝疫苗事件本来只是一次极其普通的个别儿童的心因反应,但由于应对不当,产生倍数放大效应,进而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心因反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二、公共危机事中治理问题——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差
我国每年因社会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约相当于GDP的6%。2008年来的冰雪灾难、阜阳疫情粉等,都展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比较差。
(一)应急预案体系还不完善:预案的设计缺乏与实践的相接轨
各级政府出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稳定的需要,按照相关法规建立了应急预案,在我国已初步建成了“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的全國应急预案体系。但由于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时间不长,基础较为薄弱,没有形成合力。安徽农村虽然部分乡镇已有或正在着手制定应急预案,但预案的设计缺乏与实践的相接轨,可操作性不强,许多应急预案的制定是形势所迫,是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而并非从适合治理农村公共危机的情况出发,甚至是照搬照抄上级部门的应急预案,最终成了面子工程。这种形式重于实质的应急预案体系降低了农村基层政府预防和处置危机事件的实效性,甚至使得公众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如2008年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公共卫生事件,安徽阜阳市肠道病毒EV71感染儿童升至1199名 20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导致基层社会动荡失序状态。
(二)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渠道亟待提升
在安徽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由于通信技术和传媒和媒体方面的原因,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渠道还很脆弱。事实上,只要投入到位,农村公共危机的信息,完全可能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和传媒进行快速传播,形成社会舆论,影响公众的态度。如2008年的5.12特大地震报道。在地震发生后18分钟,即5月12日14时46分,新华网便发布消息: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政府部门迅速启动信息发布机制,通过新闻发布会、在权威媒体上发布等方式及时传达信息,保障民众知情权。及时的信息公开和透明、通畅的信息传播,使得政府、社会各界、相关组织和媒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迅速、高效地承担起了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有效地整合了不同力量,共同应对。
但由于传统历史原因和官僚作风的影响,安徽部分农村基层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对具有预兆性的事件麻木不仁,对收到的危机信息也只在本地、本部门进行处理,信息难以共享。一旦农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基层政府人员以防止引起社会动荡为由封锁消息,为了自身政绩拖延信息发布或隐瞒信息真相,为迎合上级领导意愿选择性上报信息。如此等等行径,不仅乱了方寸、不知所措,而且延误了农村公共危机处置的最佳时机,使事件本身变得更为复杂,进而酿成更大的灾难,引发基层社会的动荡。
(三)应急机构应急效率低下
按照200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组织体系”中的规定,“特别重大突发共同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者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现场应急机会机构予以撤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性质领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不同机构之间存在纵向过度整合的现象:上级部门控制过于严格,下级部门没有自主权,层层上报的结果往往导致处置最佳时机的丧失,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进而导致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工作处于低效率状态。横向上又存在欠整合的现象:不同职能部门各自处理分管领域的应急事务,管理体系通畅是的,危机发生时,各种应急管理资源很难短时间内有效地调度和协调,职能不清,政出多门,甚至相互等待、推诿甚至冲突,使公共危机执行难以达到协调、高效的目标。如安徽农村居民长期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等,严重威胁农民的身心健康,已成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严重制约因素。安徽水污染背后则是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羸弱和分裂,目前,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职能有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政府集中了如此众多部门力量,表明了政府的高度负责的态度,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使得安徽农村居民长期不合格的水,巢湖淮河水污染情况依然严重。据淮河水利委员会最新数据,淮河干流水质全线劣五类,淮河流域有10多个癌症高发村。据《人民网》2001年报道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著名的“癌症村”,在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
(四)基层公务员和农民危机应对能力差
公共危机治理知识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程,危机防范意识和处理技巧也是公民必备的知识。但在安徽农村,基层公务员缺乏必要的公共危机治理知识的培训,一旦出现公共危机事件,无法迅速做出正确决策,趋利避害,不可能在危机发生第一时间做出快速的反应,不可能能够有效组织协调可支配的资源等,采取相应的应对行动。由于基层公务员法律意识的淡薄,依法应对能力较差,往往盲目的扩大行政自由裁量权,如在“非典”期间对“疑似”人员的强制隔离等问题反映出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是否适当。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上,乱用警力和强制措施当,源头化解不落实,解决问题方法简单,决策轻率造成等现象。同时,由于农民与其他阶层的群众相比,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思想有些保守,危机意识更加薄弱,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差,参与危机管理的主动性很低,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更易求助于迷信,选择了宗教等。因此,宗教和迷信在部分地区盛行。一旦发生危机,农村社会就容易陷入恐慌和盲动之中。
(五)忽视公民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和引导
在农村公共危机的实际管理过程中,往往出现公民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和引导的缺位。特别是在农村公共危机结束后,经常出现 “老子查儿子”、“婆婆查媳妇”等现象。如果出现调查程序、调查时间、调查组根本没接触患方当事人、调查结论避实就虚、语焉不详等现象,其可信度自然遭到社会公众的怀疑。同时,地方媒体一般都对当地的公共危机事件采取回避报道的办法,有时报道还采取失真。如上述淮河水污染问题产生的癌症高发村,就是地方政府以环境换发展,就等于是以老百姓的健康换发展!地方政府追求GDP,地方媒体报道的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欣欣向荣,政府执法机关-企业-公众三方执法监督的工作机制的缺位,难以形成全社会参与监督的氛围,癌症高发村居民的公民权益得不到保证。如在“非典”初期,媒体只充当了公共权力的传声筒,而没有以公民为本位,产生了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尴尬局面。
三、安徽农村公共危机事后治理问题——绩效评估缺失
(一)农村公共危机善后重视不够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安徽農村公共危机善后工作重视不够。众所周知,农村公共危机的爆发是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过程,危机处置阶段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公共危机治理工作的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危机恢复阶段。如果危机恢复期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发生。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危机涉及者等方面的通力合作,继续提供必要的资源,力才能够消除和缓解危机后的不稳定,尽快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组织及其公众的危机管理能力。但在安徽农村公共危机事后管理工作中一个常见的失误,就是对善后恢复重视不够。只要把公共危机的爆发势头扼制及其消除,就算危机管理工作的结束,进而使得处置阶段的努力大打折扣。特别是需要长期恢复的行动,其时间长度可能持续数月或数年不等。如淮河巢湖水污染导致的安徽农村公共危机,往往只是在危机爆发的高峰政府才组织力量进行干预,一旦爆发的高危阶段过去,危机的善后恢复往往就没有可持续的行动了。因此,淮河干流水质全线劣五类,淮河流域多个癌症高发村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二)责任机制不健全
由于农村基层政府还存在很多的缺陷,使得乡村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威信相对减弱,对农民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农村基层政府的主要目标责任是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为农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在基层政府的职责中难以落到实处。加之基层公务员危机意识的淡薄和几乎没有专门的公共危机治理机构,安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组织十分缺乏。尽管依据有关法规问责任在我国政府对农村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已经初步建构起来,但政府等方面的责任较为模糊,责任检查有失公允,责任追究易于流于形式。更加常态的绩效评估体系还没有真正地建构,致使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人员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可能存在不作为等情况,往往也是难以追究的。因此,急需深化乡镇机构的改革,增加社会管理的内容,建立重大疫情、灾情等公共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机制,提高应对公共危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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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F07-08D06)和安徽省教育厅重点人文社科基地项目(2007sk132zd)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会治理理念 篇4
一、政府治理理念创新的背景原因分析
(一) 社会管理主体单一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 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是无法包揽社会管理的全部事务和工作的, 日益庞杂的社会事务需要动员更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其中。应该动员、组织或许可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管理事务, 实现共同治理。现实的情况是, 政府仍是社会的主要统管者。在这种新形势下,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这就对我国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格局势在必行。
(二) 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定位不明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公民没有任何主动权, 处于一种“被管理”的状态下。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 以“小政府、大市场”为模式进行了社会改革并加速了政府与社会的分离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但这一问题仍没有解决好。公民社会既主张多元特殊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等等, 又赞同普遍利益、公共领域及公共精神等, 既制约、平衡国家权力, 又与国家互动合作, 赋予政府权威以必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此背景下, 就必须创新政府治理理念, 对政府权力重新定位, 摆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使政府真正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民主政府。
(三) 政府管理手段落后
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手段单一、落后。政府在面对社会矛盾和问题时, 单纯以维稳的心态运用行政性手段和强制性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 而轻视法制规范和道德管理, 不考虑民众的切身感受。这样的后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比如许多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管理手段落后造成的。
二、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一) 创新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优化政府的职能定位
作为政府职能之一的社会管理, 是指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 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 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 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 回应社会诉求,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营造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本质, 就是优化政府的职能定位, 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二) 科学把握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定位
政府是社会管理的行政主体,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对政府职能在社会管理中正确定位必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性。为社会提供其他组织所不能和不愿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如公共设施建设, 公共安全保障、社会保障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二是责任性。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边界, 凡是份内的公共产品绝对不能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方式随意交给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承担。三是回应性。政府必须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其职能的扩张作出及时回应, 尤其是对公民利益诉求及时回应, 实行人性化管理。
三、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实现途径
(一) 树立有限政府理念:从单一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各个方面都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的现代政府。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对社会的管制转变为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合作治理。
1. 建立有限政府的必要性
首先, 有限政府限制权力的无限扩张。在政府职能、政府权力、政府责任有限的前提下, 用职权范围的限制来遏制权力的无限扩张, 依靠法律明确社会主体所不应当受到政府公权力干涉的私权利和社会权利。这样, 政府的权力扩张的势头将被遏制。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其次, 有限政府能妥善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国到目前为止, 实际上都是一个“大政府, 小社会”的模式, 政府包揽了太多的社会事务。有限政府的建立, 能够让政府从一些本就不应由其介入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 发挥其在重要事务上的作用;能够使政府进一步放权于社会, 发挥社会自治功能, 最终达到政府和社会各司其职、协作管理。再次, 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转变而来, 政府也要作出相应的改变才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政府依然要通过宏观调控来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和有限制的管理, 否则就会发生市场垄断、市场失灵等情况, 例如“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情形的发生。
2. 如何建立有限政府, 使单一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
第一, 明确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责任。在涉及社会公平、民生以及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领域, 比如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政府应加强投入与管理, 以于减少社会的不满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 政府应该积极培育社会参与意识、能力, 引导、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为多元主体更好更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 政府应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 提升公民教育质量;发展经济, 改善公民个体的经济状况;加强法制建设, 保护人权。政府应该为培育社会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能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提供内在的动力支持和外部的法制保障。
第三, 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改革需要民主, 民主需要参与, 参与要求政府开辟多种渠道, 调动、吸引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 但并不是图个轰轰烈烈的形式, 而是让民众有序、有效投入民主管理。这就要在扩大参与的同时还要对多元参与主体进行引导并依法实施管理和监督。
(二) 坚持服务型政府理念: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 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核心职能,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内, 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 实现服务职能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它强调服务社会公众, 多元参与、协调合作, 满足公共需求。
1. 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可行性
首先,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初步建立, 但仍存诸多问题, 如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与行业垄断等。建立服务型政府就是要优化政府管理, 在转变职能过程中, 使政府管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其次,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相对于传统计划体制中的政府体制, 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具有了体制转轨的色彩。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 将使我国的政治制度更加合理, 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广泛, 基层社会自治更加完善, 从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深入。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当今各国改革的重要趋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方各国的政府均以重塑服务型政府为其主要目标。1994年, 英国政府进行了“政府信息服务”的实验, 美国政府颁布了“顾客至上:服务美国公众的标准”,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 更是致力于联邦医疗体制改革, 为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而努力。还有新西兰的“公共服务部门之改造”以及日本的“实现对国民提供高品质服务的行政”, 都体现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上述国家的做法也值得我国借鉴和参考。
2. 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做到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第一, 把为社会服务作为政府存在的目的。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仍是各级政府工作努力的方向, 即:“管理就是服务, 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为市场主体服务, 为社会服务, 最终是为人民服务。”因此, 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除了要从思想上摈弃“全能政府”理念, 还要从根本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
第二, 深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将政府的主要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这些主要职能中,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政府职能转变明确了方向, 即政府职能重心由经济转向社会, 以社会为本位, 最终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第三, 动员社会力量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由于政府行政的复杂性、服务范围的有限性、公共物品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存在诸多限制。而公民社会组织却因其所具有的“非营利”特质、对公民道德和公共利益的强调、志愿服务以及公民社会自助的精神, 使之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途径, 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不足。
(三) 树立以人为本理念:由单纯依法向法理情兼顾转变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来进行社会管理, 就必须一切以人的正当利益为考量, 根据人的需求来对社会管理进行科学设计, 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形式上的依法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中必须做到“法理情”兼顾, 合法、合理、合情。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魅力所在。
1.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以人为本
第一, 社会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人是发展的前提, 人的活动规律构成社会发展规律, 离开人与人的活动, 就无所谓社会及其发展。那么在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 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规律。
第二, 社会管理坚持以人为本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全部执政活动, 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显而易见, 人民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体现以人为本。
第三, 社会管理坚持以人为本是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 任何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 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需求早已得到满足, 人们关心的是更高级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所以以人为本的观念便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实践的产物。
2. 以人文本理念要求在社会管理中兼顾“法理情”
“法理情”是人类社会的规范要求和理性与情感的表达统一, 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水准和情感诉求。法律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 由于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 仅仅是严格依法管理也不一定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最佳目的或效果。这时, 就要求社会管理创新理念, 以人为本, 在社会管理中遵循法律规则的同时引入人性化因素, 使社会在依法管理的同时兼顾情理。如大连市在规范婚车租赁市场秩序时就发生了一起行政执法中兼顾“理情”的案例:2003年10月18日, 大连市运管处与市交警支队、工商管理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检查组在大连鲜花总汇门前检查到粤AD6312车既无行车证, 又无婚车租赁经营资格, 需要依法暂扣。而礼仪公司轻信了车主提供的虚假情况, 对此并不知情。新人家属和礼仪公司负责人十分焦急, 因为这一情况会耽误婚礼的正常进行。经检查组紧急研究, 决定派两名执法人员着便装充当婚车的司机, 使婚礼按既定程序进行, 婚礼后, 对车主进行相应的处罚。这一案例既遵循法治原则, 又兼顾了“理情”。既实现了依法处罚, 又对民众起到了教育作用, 体现了“法理情”融合的社会管理理念。
摘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就是优化政府的管理职能。由于现行的政府治理理念还不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 为此必须科学把握好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定位, 实现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治理理念的创新, 真正树立起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以及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政府,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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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理念 篇5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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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
社会治理理念 篇6
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基层治理的水平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治理能力的强弱。教育是重要的国计民生，教育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义务教育学校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方面。开放发展理念对义务教育学校治理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发展解决的是内外联动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是国内和国外的交流，通过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三大手段，进一步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在学校层面，是学校向社会开放，实现校内和校外的联动。这也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
根据理论研究和各地实践情况，学校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强调多方参与。政府部门、教师、学生、家长、社区、相关社会组织都是学校治理的主体。学校治理的实质即在于这些多元主体对学校事务的合作参与。二是强调平等合作。学校治理是一个多维度互动的运作过程，强调通过纵向联动和横向联合构成合作网络，要求学校治理主体建立互信互惠的伙伴关系，对学校事务进行共同管理。三是强调民主协商。站在讨论、商量而非命令、指令的立场，用协商的方式去解决学校事务和学校发展问题，在听取不同主体、不同群体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四是强调决策公开。学校决策的程序和结果要接受社会监督，涉及家长和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要让居民参与，确保“学校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五是强调制度引领。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都是影响学校治理水平效益的基本因素，而与人的因素相比，制度的因素较人治更具稳定性，它不仅可以提升治理者的素质和能力，也可以防止治理者滥用权力和失职。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没有开放就没有学校治理。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以下简称《管理标准》）提出“构建和谐的家庭、学校、社区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践行开放发展的理念，不断完善学校治理体系，提升学校治理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一、学校要向资源开放，善于利用各类资源
义务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为学校提供均衡的教育教学条件和资源是政府的责任。在推动政府均衡配置资源、实现均衡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鼓励学校办出特色，而办出特色就需要学校以开放的心态开发利用其它资源。学校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多，除了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之外，还有家长资源、社会资源、网络资源、国际资源等。《管理标准》要求学校“主动争取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支持学校改革发展”。
近年来，各地在利用各类校外资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有益探索。如北京创造性地利用校外资源建设了“社会大课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南京弘光中学利用所在社区的游泳池为学生开设游泳课，成效明显。南京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小学部校长争取企业支持，在短短的几年内为学校添置了大量丰富多彩的体育装备，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锻炼需求。山西省祁县段家窑小学大胆实践，创新办学机制，探索出了村委、小学“村校合一”的发展模式。学校“一校多牌”“一室多用”，通过“村校合一”实现资源共享。村校委员会办公室、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农民文化活动中心、党员活动室、村卫生所等都设在学校，既服务于村民，又方便师生。学校还承担了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村农业技校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的功能，促进了经济与教育的同步发展。
另外，我们的很多学校还缺乏利用校外资源的意识，等靠要的思想严重，限制了学校的特色发展，需要学校强化开放的意识，争取各方支持，把各类资源用好。
二、学校要向家长开放，实现与家长的良性互动
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家校合作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家长教育素质和育儿能力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管理标准》要求“完善家长委员会，设立学校开放日，邀请家长参与学校治理，形成育人合力”。2012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要求“有条件的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都应建立家长委员会”，明确家长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提出家长委员会要在与学校共同做好德育工作、协助学校开展安全和健康教育、支持和推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营造良好的家校关系等方面发挥作用。
近年来，各地中小学校纷纷成立家长委员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南京双塘小学践行开门办学理念，积极推进家校合作。一是建立家长的组织机构，举行了“糖糖爱家”俱乐部揭牌仪式，制订了俱乐部章程、logo和管理流程。二是建立家长全面参与学校活动的工作机制，提升家长的教育理念。一方面为家长举办教育专家讲座、教育研讨沙龙。另一方面请家长参加开学典礼、入队仪式、家长开放日，在学校大型活动中来校做志愿者；安排家长和教师一起“上一节课”、做“一日班主任”，为孩子提供午餐服务；圣诞节扮圣诞老人，下雪天和孩子老师一起扫雪，教师节和学校全体师生共同朗诵与表演。三是建立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赋予家长对学校管理的参与权、知情权和选择权，学生校服的款式、面料、价格由俱乐部委员会召集家长代表和学校议定；学校膳食委员会有俱乐部成员代表参与；俱乐部的委员可以申请作为“值日校长”参与到学校全方位、每一个角落的管理中。
三、学校要向社区开放，
实现学校治理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衔接
一方面，我国义务教育实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一般情况下学校的人财物都由区县管理；另一方面，学校都建在社区，是社区的一部分，与社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区是学校治理的重要主体，学校治理离不开社区。学校向社区的开放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要建立社区代表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和机制。《管理标准》要求“引入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密切学校与社区联系，促进社区代表参与学校治理”。2015年5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要求完善学校治理结构，中小学要“建立由学校负责人、教师、学生及家长代表、社区代表等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对学校章程、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报告，对重大教育教学改革及涉及学生、家长、社区工作重要事项的决策等提出意见建议，完善民主决策程序”。为了落实这些要求，需要调动社区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实现学校治理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衔接和相互促进。如义务教育实行划片就近入学，个别家长对划片不满意，导致上访甚至起诉教育行政部门。如果在划片时充分发挥社区的协调作用，可能就会有效避免这样的矛盾。
二是实现资源共享，互通有无。除了学校要有效利用社区资源之外，学校还要尽可能地向社区开放资源。《管理标准》要求“有序开放学校体育文化设施，服务社区居民”。《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应当积极有序参加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向社区居民有序开放体育文化设施”。如山西省祁县段家窑小学的多媒体教室、图书阅览室、电脑室、文体活动室等场所在节假日和农闲时间全方位向村民开放。
三是充分发挥社区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外教育中的作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构成完整的教育体系。社区中少年儿童约占六分之一，数量多，且为未成年人，需要特殊的关爱和保护。他们在学校里的时间有限，放学以后大都在社区中活动，需要社区给与重视和特殊安排。特别是数量庞大的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更需要社区的关心和帮助。社区可以根据需要开办“四点半课堂、提供午餐小饭桌、开放社区教育资源等，寒暑假也可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实现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衔接。如福州市军门社区重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建立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2003年就建立了小学生四点钟服务站，2014年又将其升格为少儿成长服务站，解决学生中午吃饭问题，还负责学生上下学的接送，寒暑假安排教师为需要照顾的孩子提供服务，实现了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无缝衔接，消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也在这方面开展了很好的工作，受到广大居民的欢迎，值得推广。
各地把教育治理纳入基层治理之中，推动社区积极参与学校治理，共享教育资源，帮助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利用各种资源组织开展校外教育，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四、学校治理要向社会组织开放，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推进管办评分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核心任务是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加快建设学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同时，必须以推进科学、规范的教育评价为突破口，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
《若干意见》明确了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健全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机制”。在教育评价方面，要求“支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规范开展教育评价。大力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整合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完善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扩大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评价。制定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评价的资质认证标准。引入市场机制，将委托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价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建立健全招投标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保证教育评价服务的质量和效益”，“鼓励成立教育评价的行业组织，发挥其在评价机构的资格准入、业务指导、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对于操作不规范、弄虚作假甚至违规违纪的评价机构，要建立‘黑名单制度”。
另外，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的教育社会组织还不是很发达，与推进管办评分离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为此，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教育社会组织，通过适当放宽准入条件、简化登记手续、实行直接登记或备案管理、设立培育基金和孵化场所、直接资助、以奖代补、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教育社会组织发展。要建立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向教育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充分发挥教育社会组织参与学校治理和教育治理的积极作用。要建立健全教育社会组织重大活动申报、诚信评估、失信惩戒制度和第三方评估机制，促进教育社会组织规范内部管理、增强服务功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提高质量作为今后教育改革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为此，我们要调动各方力量，为提高教育质量服务。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要秉持和践行开放发展的理念，完善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发挥家长、社区、社会组织等在学校治理中的作用，深化校务公开，大力推进学校章程建设，大力推进管办评分离，推动学校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均衡，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社会治理理念 篇7
1 违法建设的本质特征
1.1 违法建设的概念
国家立法层面并无“违法建设”的专属概念和相关定义,反而是行政管理中的常用概念,是对应违反规划行政许可规定,导致空间结构改变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修建的行为,即违反《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在城乡规划区范围内,未经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违反建设审批规定的建设项目和建设行为,分为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
1.2 违法建设的特征
违法建设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超现实的实用性。违法建设一般具有自用、租用和拆迁改造背景下的获益工具三种主要用途,因此对待违法建设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和态度——理论的取缔和实践的容忍;二是违法建设行为相对人与受侵害主体叠置。违法建设行为相对人是短期经济效益的获得者,也是长期的公共利益的被侵害者,其收益来自于城市居民的税收,并构成非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三是违法建设行为相对人与治理主体叠置。由于违法建设的治理主体是政府,经济人的特征和任期制、考核制的政府行政行为的制度基础,使其行为选择往往呈现矛盾和焦灼状态,迫于现实压力一般采取“饮鸠止渴”的方式获得经济获益,在治理违法建设行政成本极高的情况下,转嫁、后移给下级政府和后任政府,体现政策多变,侧重短期的阶段特征。
1.3 违法建设的危害
和所有部门法相比,城乡规划违法建设是可能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最多、覆盖面最广、涉及面最大的类型。违法建设侵害国家利益、城市利益和公共利益,对城市人口、资源、环境持续造成巨大压力,阻碍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威胁社会正常运行秩序,严重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既使城市千疮百孔,杂乱无章,城市更新改造面临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境地,也使违法建设个人付出了后代非可持续发展代价。由于违法建设对远期的社会环境效益受损和区域发展机会丧失等非显性伤害,对人或物的直接现实侵害相比并不显见,因此侵犯的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很难界定,这也是法理研究需要突破的核心内容。
2 违法建设的治理困境
2.1 违法建设治理面临难以破解的现实困境
违法建设治理一直是城市管理最重要的难题之一,当前违法建设的治理难度较以往更为艰难,主要面临以下现实困境:一是拆除违法建设阻力大。由于历史原因,违法建设点多、面广,获益主体众多,治理过程中极易形成广泛性对抗;二是整治违法建设成本高。拆除违法建设工作目前由政府主导,非获益区域不仅拆迁补偿费用由政府支付,涉及的社会民生保障问题也由政府买单,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巨大;三是根治违法建设涉及广。违法建设是巨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获取巨额利益是主要动机,另一方面违法建设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解决了低收入群体进城的住房和居住问题,由此造成了违法建设屡禁不止的现实;四是拆除违法建设社会压力大。我国大量违法案件属于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兼具,按照法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长期形成的违法建设民间容忍惯性和部分相关案件审理的非客观舆论引导,使得处理和拆迁违法建设面临极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2.2 违法建设治理面临难以根治的制度钳制
古今中外城市均有治理的传统,但当前城市违法建设治理加剧的的重要原因是面临制度钳制:
一是综合治理体系不健全,过度依赖行政管理运营,缺乏规范的法律体系制度和灵活的市场经济制度参与,存在治理机构不合法、治理过程不合规和治理人员不合章的行政困境,导致行政治理的运动式和人制化,难以应对违法建设的长期性与根植性。在“民不举管不究”的法律语境下,违法建设治理处于极易反弹、屡禁不止和法不责众的困局。
二是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政府监督缺乏有效力度。部分城市充分意识到违法建设的巨大危害,治理处于高压管控态势,但新生违法建设仍时有发生,有些违法建设并没有及时被制止和拆除,一方面反映出基层组织在落实决策上态度不够坚决,另一方面反映各级政府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和村在利益分配中话语权较少,当利益矛盾不能妥善得到处理时,往往转而从出租土地中获取利益。面对这种情况,单纯地进行问责难以被基层组织所接受,在情理上不能服众的处理结果使得监督机制的效力大打折扣。
三是行政制度设计不健全,基层治理缺乏主动担当。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开张了治理违法建设的专项行动,基层执法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基层治理效果差异显著。分析其中得原因发现,既有执法人员执行力的差别问题,也有基层执法人员考核问责制度的差异。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所有问题全部由执法人员承担责任,即以个人的无限责任来维护公共利益,这种制度设计不能充分调动基层执法人员的担当意识,使执法工作缺乏主动性。
四是违法经济基础未根治,社会违法动力长期存在。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和产业链条,决定产业链不断裂的关键因素是成本控制,即同一产业链中下级产业的成本一定要大大低于上一级产业的成本。土地是城市中各类产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合法供应市场的大都是经过土地一级开发再入市交易的国有土地,所有产业的高土地成本没有形成级差,下游产业失去了合法生存的空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产业必然要寻找成本低廉的土地,这是农村集体土地上违法建设常发的根源。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人口,违法建设的租住市场、小产权房的交易市场来自于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和中低收入群体,低房租、低房价的主动选择与违法建设的数量获益不谋而合,导致社会违法动力长期存在。
五是拆迁改造模式不科学,治理结果违反城市规划。大多数城市违法建设高发区域位于城乡结合部,拆迁改造集中的地区多采用就地平衡的模式,即“拆建比”控制,虽然具体数值形象、概括出改造模式的经济效益,但基础是以房地产开发获得拆迁启动资金,带来的结果是绿地减少、建设用地增加的后果,既违反了城市规划,又随着改造成本的增加加大持续改造阻力。
3 违法建设的治理理念
3.1 违法建设治理意识的提升
与治理违法建设具有类似性质,涉及重大国家公共利益的相关制度包括计划生育制度、殡葬制度和禁毒制度(以下简称三项政策)。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以下区别:一是三项政策均较早受到国家重视,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国策,殡葬政策、禁毒政策均受国家立法支持,而治理违法建设尚未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地方政府面临极大的治理困境;二是三项政策均有明确的常设治理机构和人员制度保障,治理路径采用行政、法律、经济三管齐下,相比较而言,由于殡葬的特殊性,经济手段调控相对较弱;三是三项政策处罚措施都极为严厉,而违法建设的治理与其完全不同,尚需大量的政府投入作为补偿;四是三项政策已经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违法建设治理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政策对比的目的在于违法建设治理应充分借鉴三项政策的国家重视、法律保障、制度保障、重视处罚等方面的经验,同时三项政策形成之初同样面临困境,需要一定时期的强制性约束形成社会共识,因此违法建设治理需要的是国家和各级政府下定决心,持之以恒,更重要的是对违法建设治理的认识高度的提升(见表1)。
违法建设的治理基础是违法建设的认定,并不是简单的是与非的判断,而是从是否符合城市和区域发展、保护需求、利用角度的公平、公正裁决程序的建立和分区分类治理模式的形成:一是可整体保留补办手续(小产权房、区域性市场、仓库、无污染产业建筑等);二是补充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可暂时使用、远期拆除改造的出租房区域;三是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对城市景观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必须拆除建筑和区域。根据历史管理失误和发展必然所导致的违法建设产生的两种原因可能要有两种态度:认账和容忍;对待未来的违法建设只能有一种态度:零容忍。
3.2 违法建设治理理念的变革
违法建设类型多样涉及面广,在治理途径上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和渐进式的改革落实,因此需要切实转变违法建设的治理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单一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化。疏堵结合,将治理违法建设同实现科学发展、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改善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不断研究与违法建设拆除相关的其他治理渠道,将违法建设与流动人口、环境保护、产业升级、旧城保护、民生改善等具体工作相挂钩,从城市管理的高度构建系统化模式;二是运动治理向常态治理转化。将拆除违法建设作为各级政府发展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融入到各项日常工作中,使专项行动逐步转变为常态化工作,从而建立起治理违法建设的长效机制;三是对事治理向对人治理转化。加大对违法建设行为相对人的惩戒力度,加强法律角度的违法危害认定,为刑事处罚和经济处罚奠定法律依据;四是行政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化。总结研究违法建设数量、性质、成因与城市发展建设之间的定量定性关系,通过市场调节、社会保障、舆论监督、司法约束等综合手段控制违建行为,而非单纯的拆除或“拆”+“改”,实现行政治理手段的全面突破。
4 违法建设的治理机制
4.1 完善政府治理机制
为实现城市建设管理的长治久安,理念必须转化为制度。构建违法建设的长效治理机制应从完善政府治理机制入手,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各级政府充分重视,根本治理违法建设。违法建设治理难度大、期限长,必须全社会共同治理。共治的前提是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首要的是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违法建设的危害,形成坚定的国家彻底根治违法建设理念,并确保违法建设治理政策的长期性、连贯性和有效性,将拆违纳入政府考核绩效。
二是违法建设治理立法,保障城市依法行政。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是治城之重器,国家应尽快制定和出台《违法建设禁止法》,并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先行加强行政立法,具有立法权的各省市政府应率先出台地方违法建设禁止条例。《禁止条例》应明确违法建设法律责任,界定从重处罚的犯罪情节,立法严厉,缩短由滥到治的过渡时期,并有计划消化和处理存量违法建设。
三是设立专门治理机构,保证常态管理基础。借鉴我国三项政策,设立专管禁违的专门机构,明确“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强化堵源截流禁违工作机制和保障机制,全面规范禁违业务工作、构建完整的禁违工作体系,将执法人员的无限责任转化为有限责任,保障其个人基本利益,遏制其滥用权力,并将违法建设治理成效纳入政府考核指标。
四是改革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检查效率。贝卡利亚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根据违法建设的特点建立迅速和及时的执法程序,确定刑罚的坚定性,坚持违法建设既得利益的丧失原则,提高执法效率。
五是加强禁违宣传教育,实施制止奖励机制。预防犯罪的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手段和措施是完善教育,加强宣传,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采取各种形式开展禁违宣传教育,普及规划建设知识,增强公民的禁违意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城乡规划建设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禁违宣传教育。通过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影、电视等形式进行全方位宣传教育,形成社会共治共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加强本单位禁违宣传和管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及禁违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禁违宣传教育,落实禁违防范措施。
4.2 制定创新疏导策略
违法建设的发生原因复杂,必须从根源解决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建立良性利益分配机制。针对各级政府,建立起市、区、乡、村四级的良性利益协调分配机制,摒弃只堵不疏的老路,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办法,促进监督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为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是改进相关配套制度。改进城乡规划审批、管理、监督机制,改善行政效能,明确规定哪些改造属于不需申请的,提供居民正常改造建设申请的具体路径。反思与违法建设动因相关的产权制度和经济政策,将治理违法建设同城市产业转型发展相结合,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单一土地储备的供应土地方式,扎实制定拆迁安置政策、补偿政策,确保政策连贯延续性,减少违法建设行为发生的制度空间。
三是制定智慧人本改造方案。政府治理近期应先侧重城乡接合部外围违法建设量较少的区域,并建立严格的约束机制。针对已有大量违法建设区域,近期通过《出租屋法(条例)》的实施解决基本安全和公共服务问题,远期趋于衰落状况出现后再行治理,降低治理难度。利用补偿村民住房和村集体的面积规划外来常住人口可支付的小面积健康住房,促进本地人收入增加。农村集体土地上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改造,根据不同情况制定政策,逐步引导农村宅基地上的建设行为,拆除现有违法建设,消除建筑和消防安全隐患。国有土地上通过棚户区改造与拆除违法建设相结合,解决居民合理诉求。
4.3 全面实施严堵方法
为逐渐消化存量、严控新增违法建设,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建立分类治违措施,解决存量违法建设。首先加强网格化管理的日常巡查报告,建立拆除违法建设的专业队伍,职能固定在治违拆违,技术水平专业,做到新生违法建设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拆除。其次通过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鼓励乡镇成片拆除低端的集体产业违法建设,建设符合城市功能定位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产业,引导走新型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最后,强化行业监管和社会舆论监督。城镇居住区应充分发挥社区管理、物业管理和居民的监督监管作用,建立社区管理责任制,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对发生违法建设的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采取警告、罚款,严重者甚至通过建委资质审查取消执业资格的处罚,建立社会管理志愿者机制,并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
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夯实源头防治依据。对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形成覆盖城乡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体系,保持调查成果的现势性,为治理违法建设提供基础信息支撑。
三是建立对人处罚制度,形成共识共治氛围。将违法建设信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建立政府强拆的费用追偿机制,让违法责任人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和长远的信用损失。增加罚款额度,推动刑事处罚立法,出台《违法建设处罚办法》和适用代履行、立即代履行拆除违法建设的程序性规定,以及利用征信系统追缴代履行费用的告知指导意见,对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界定并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增大违法成本,提高法律的震慑力度。
四是确定关键时间节点,建立配套约束制度。各城市应依据地方实际确定违法建设的时间节点,即某些时间节点范围之内的违法建设是政府可以承认并根据拆除进度完全补偿或部分补偿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清零时间。对新生违法建设实施“零增长”,需健全举报和反馈制度,落实属地责任制,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执法机制,确保无缝执法。
参考文献
[1]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城镇河道风景化治理理念初探 篇8
1 城镇河道治理理念的现状分析
21世纪以来, 特别是近些年来, 城镇河道治理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工程技术措施, 在治河工程达到防汛要求的同时, 更加注重改善水域环境和生态保护, 以达到防洪、人居环境、文化和艺术景观、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和谐统一的综合效益。如有:建设“自然、生态、休闲、亲水”人文景观河道、建设“水清、流畅、岸固、滩绿、景美”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景观型河道、实现一种“山青水秀、鸟语花香、风景宜人、心旷神怡”的河道环境、“建设水和绿色的文化艺术长廊”、“充满文化气氛和休闲的河流”等[2]。这些理念都体现了“防洪、排涝、生态、景观”, 应该说较为全面地反应了当前河道治理理念的时代特征。但欠缺的是治理理念。
2 风景化的治理理念
2.1 概述
所谓“城镇河道风景化治理理念”就是指在城镇河道治理中将防洪排涝、生态建设、景观建设等治理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河道流经地不同的地段特征和文化内涵为载体, 对不同的河段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措施, 再配以完善的城镇河道管理实体和法规。其最终目标就是要通过治理, 让城镇河道一带管理实体明确、法规健全的动感生态“风景区”, 做到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 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现实城镇地段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2.2 风景化治理理念在城镇河道治理中的体现
2.2.1 治理前期
首先, 对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 明确该河段的具体现状。展开对经济和环境的评价, 权衡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在进行工程勘察时, 除常规的水文、地质的测量勘察外, 应补充相关范围的生态系统的调查, 重点应该对该范围内城镇水系统、生物群落的现状调查, 以及当地人文景观、治河历史和措施调查。其次, 在规划设计时, 尽量根据自然河道纵、横延伸与自然风景相协调, 让河道断面呈现多样性变化特征, 尽量避免河床的平坦化[3]。把河道地段的自然特征和人文气息融入到堤岸防护工程的设计, 并强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在保证堤岸安全的前提下, 结构形式上与周围自然景观协调, 重点突出“动感”效果, 确保生态和景观的堤岸形式多样性。从而在规划和设计上, 保证河道治理“风景区”的形成。
2.2.2 治理建设阶段
治理过程是河道“风景区”形成最为关键的一步。因此, 应注意保护施工地段生态环境, 完善工程地段的水系统, 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性重复建设;同时, 注意保留河段本身的人文内涵和天然的美学价值, 景观施工的材料选择应尽可能地使用天然材料, 避免过多的钢筋混凝土人造环境。
2.2.3 管理维护阶段
为保障“风景区”效果的实现, 减少治理后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冲击, 并延长工程的寿命, 应加强工程的前期养护和后期管理。长期以来, 人们对水的法律意识淡薄, 城镇河道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是少有;城镇河道的管理者众多 (市政、水务、交通、建设、街道办等) , 主管实体不明确, 常常出现“九龙治水”现象[4]。因此, 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办法和措施, 结束“九龙治水”的现象, 从法治层面对河道治理效果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例如重庆永川城区河道治理后, 为统一管理和维护治理成果, 区政府成立了市政管理河道分局并出台了《永川区城区河道管理办法 (试行) 》, 这一举措为治理成果提供了保障。
2.3 工程实例
2.3.1 重庆巴南滨江路
巴南滨江路是长江防洪护岸的水利工程, 也是市政交通综合工程。项目起自鱼洞老大桥, 止于与南岸区交界的二塘娄溪沟, 长约18.3 km, 被誉为“重庆最美滨江路”。
巴滨路与其他滨江路不一样, 从理念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地段特征和文化内涵融入景观。巴滨路涉及李家沱、花溪、龙洲湾街道, 沿岸包括龙洲水岸、鱼洞公园、老街公园等景区。这些体现3 000多年古老的巴文化景观被巴滨路完美地融合, 形成一条长达10多km的沿江绿色长廊, 呈现出一派大美的动感景象。
2) 集生态景观性、文化性、亲水性、都市旅游及滨江观光为一体。迎江一侧修建13.3 km自然护坡人行梯步延伸至江边, 并增修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让人与水自然接触;在李家沱修建了一个大型亲水广场, 在花溪修建了一个占地300余亩的湿地公园, 让人们出门见水、下车触水。同时, 还将把巴滨路打造成一条鲜花大道, 栽植四季常青植物, 让巴滨路四季如春。
3) 经济效益初步体现。目前, 正打造滨江第一商业街, 主要是打造高端商业, 除了高档购物店, 在滨江路上将建9个五星级酒店, 在白金湾纯商业中心建一家六星级酒店, 一座甲级写字楼, 开办4.0的奥特莱斯, 等等。
第四, 管理实体明确。设立专门的滨江开发管委会, 其目的就是将滨江沿线纳入统一规划、开发和管理, 让巴滨路形成一个整体。
2.3.2 花溪河花木世界河段综合治理工程
花溪河花木世界段全长4.3 km, 处于重庆巴南区界石镇花木世界的中心位置, 周边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几乎都排放在河里, 这给花溪河的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近年来, 对花溪河进行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花溪河又迎来了它的“春天”。
第一, 水系统的完善。为解决这一问题, 在河道两旁专门特设了排污管网, 它主要是用于收集周边的生产及生活用水, 并将污水引到下游的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地处理。第二, 生态系统与环境的恢复。在下游修建了一个橡胶坝, 不但能防洪, 还能保证蓄水量, 满足上游地区生态湿地的用水, 形成湿地公园。第三, 地段特征与人文内涵等综合因素有机结合。依河而建的花木小镇、白鹭起舞的生态湿地、繁花似锦的商户小院、白墙灰瓦的徽派民居……这些具有当地特征和文化内涵的元素被蜿蜒向前的花溪河动感地串联在一起, 形成一道亮丽生态河道风景。
3 结语
综上所述, 在城镇河道治理理念中, 风景化治理是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工程, 较全面地含概了防洪排涝、生态环境、人文景观、地域特征、法制管理等综合因素, 这些是以往河道治理常忽视的问题, 势必成为将来河道治理的主要发展方向。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风景化治理涉及的因素众多, 遇到的困难也必然更大, 这就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管理者和建设者应以河道流经地不同的地段特征和文化内涵为载体, 拓宽思路, 结合工程学、生态环境学、水利学、社会经济学、当地人文历史等相关知识, 相互补充, 才能最终营造一条管理实体明确、法规健全的集众多因素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动感“风景区”。
摘要：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政府对中小河流治理的不断重视和投入加大, 城镇对改善水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 人们对人居环境的要求不断升级, 城镇河道的治理也突显了其现代的特征: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要求, 管理者和建设者在城镇河道确保防洪安全的同时, 必须考虑河道治理要与自然和谐、与人居环境相适应, 使其形成生态化的自然景观特色。
关键词：河道治理,风景,生态,理念
参考文献
[1]杨毅.河流治理规划设计新理念与实践应用[J].北京水利, 2005 (2) :47-49.
[2]朱晨东.大城市河道景观设计理念初探[J].北京水利, 2002 (3) :6-8.
[3]刘佳.浅谈堤防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J].科技与生活, 2011 (1) :222-223.
社会治理理念 篇9
关键词：安徽农村,公共治理,公共危机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农村社会存在爆发公共危机的隐患:社会因素诱发和自然因素诱发, 特别是安徽农村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方面引发的农村公共危机不能够有效地消弭和化解, 则安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就不能实现。安徽处于我国中部地区, 这一问题的解决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农村社会公共危机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发生的特殊紧急状态和危险局势, 一旦出现和爆发, 就会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正常运作, 对涉及者的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 超出了政府、涉及者和社会管理的常态能力, 这就需要政府、涉及者和社会能够调动特定时空区域内及其周围的一切力量, 共同应对, 尽可能的消弭和化解。农村公共危机一般会对全体公民和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威胁, 呈现出突发性、公共性、多样性、对抗性、关联性、复杂性、隐蔽性、危害性、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等特征, 需要我们科学合理的调动公共资源去应对。同时由于政府功能和责任的有限性, 决定了政府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危机的全部责任, 必须积极寻求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事实上, 基于公共治理理念系统视角下来观察安徽农村公共危机问题, 其产生的根源就在我们的社会运行结构当中。无论是导致农村公共危机的自然因素, 还是社会因素, 都直接和间接地我们自己的行为及公共政策有关。以自然灾害为例, 可以追溯到政府长期以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的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有关。社会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危机, 是与一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失范有关。因此, 在安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公共危机事前治理问题——预警机制不健全
(一) 危机意识淡薄
安徽地处南北过渡带, 属于自然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安徽年际间气候变化大, 加上长江、淮河流域地势低洼、生态恶化, 造成自然灾害发生频度高、地域广、危害大。“近五年, 安徽省农作物受灾面积平均为2200千公顷, 占常用耕地面积的52.6%, 比全国高17.9个百分点;2007年安徽省水灾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均位居全国首位。由此暴露出安徽省农田水利设施水平不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弱的矛盾, 这是造成安徽省主要农作物单产水平较低, 农民种植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2007年安徽省粮食亩产为298.6公斤, 比全国低18.4公斤, 其中稻谷亩产410公斤, 低19公斤。”
“2006年末, 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448.48万人。其中, 男劳动力1211.06万人, 占49.5%;女劳动力1237.42万人, 占50.5%。农村劳动力资源中, 20岁及以下337.51万人, 占13.8%;21岁-30岁357.43万人, 占14.6%;31岁-40岁599.97万人, 占24.5%;41岁-50岁452.89万人, 占18.5%;51岁以上700.68万人, 占28.6%。农村劳动力资源中, 文盲321.96万人, 占13.1%;小学文化程度799.67万人, 占32.7%;初中文化程度1098.86万人, 占44.9%;高中文化程度200.67万人, 占8.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27.32万人, 占1.1%。”其中“2006年, 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119.07万人。其中, 男劳动力698.74万人, 占62.4%;女劳动力420.33万人, 占37.6%。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20岁及以下占15.5%;21-30岁占34.2%;31岁-40岁占32.8%;41-50岁占12.3%;51岁以上占5.2%。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文盲占2.6%;小学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
由此可见, 留在农村的大部分居民基本上是老小和文化程度不高者, 加之安徽农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不高, 进而导致整个农村社会缺少必要的公共危机治理意识, 应对公共危机治理的知识更为贫乏, 面对可能到来的公共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 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比较差。如以阜阳假奶粉事引发的公共危机为例, 在假奶粉事件爆发之前, 多家医院都接诊过来自于农村的“大头患儿”, 但由于相关人员的素质问题, 特别是在阜阳农村, 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很多年轻夫妇在小孩出生不久就外出, “留在家里的婴儿全靠老人用奶粉喂养。加之农村老人一般文化水平不高, 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未尝过奶粉是什么滋味, 因而无从鉴别奶粉的优劣。而一些劣质奶粉质量虽差但包装并不逊色, 有的甚至打着‘国家免检产品’、‘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等标志, 更让他们真假难辨, ”加之“农民自身的封闭性和维权意识淡薄, 也给不法经销商和厂商提供了生存空间。在阜阳市区调查时笔者发现, 市民多少知道劣质奶粉害人的事。可在农村, 相当多的农民表示根本不了解已经屡屡发生的惨祸。而在已经发生的上百例‘奶粉杀手’事件中, 真正去工商部门投诉的家长也少之又少。”特别是相当多的农民表示根本不了解已经屡屡发生的惨祸, 错过了公共危机防范的最佳时机, 进而导致这个问题的不断积累而爆发, 形成危机的叠加效应, 震惊全国。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 在追求GDP等过程中, 对政府本该履行的职能进行了异化,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中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主旨, 进而导致农村的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普遍缺乏忧患意识和公共危机意识, 相关知识和能力匮乏, 更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农村基层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履行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职能, 对潜在的和己经发生的危机缺乏警觉性和应变力, 甚至当发生重大危机造成重大伤亡后采取“内松外紧”的措施, 以防止出现社会恐慌为由试图慌报和回避进而引发更大的灾难。因此, 有必要在农村中, 提高危机意识强调危机观念, 加快农村中预警机制的建设。
(二) 危机预警信息滞后
尽管在“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指导下, 加大财政支农扶农的力度, 为安徽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但比较而言, 安徽农村地区应对公共危机的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相对缺乏。农村信息沟通不畅, 潜在的公共危机险情难以及时动态的把握。尽管各级政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从安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 应对公共危机的物资、技术和科技装备相对缺乏, 使得即使发现的公共危机隐患也难以及时的做到下情上达, 使得决策部门把那个适时了解、掌握, 进而导致决策部门和基层组织的信息沟通不畅, 延误战机。特别是农村很多地方还没有建立整体联动机制, 特号报警系统多而杂乱, 110、119、120、122、185等多号并存, 增加了信息互动的难度。事实上, 在农村还有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制定公共危机预警系统, 危机前的预防、预警和预控没有专门机构管理, 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机制的缺失大大增加了危机应急管理和紧急救援的难度, 一旦危机临近, 这些地方往往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 只能被动地应付危机, 效果差强人意。
同时, 由于农民的相关知识的贫乏, 难以对危机的先兆作出识别, 对周围现实和潜在的危机知之不多。加之现行的农村政府工作机制:农村地区的工作长期靠上级政府指导, 各乡村条块分割, 不易形成互动。许多村委会干部都习惯于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 造成各村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 在出现危机苗头时, 先上报上级政府, 再由上级政府通知其他各村, 延误了预防的最佳时机。农村社会团体较少, 缺乏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和比较畅通的信息通道, 使得即使发现公共危机苗头, 也难以及时地做到下情上达, 延误战机。
(三) 忽视公共危机治理的教育和训练
尽管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应建立健全农村应急管理体制, 提高危机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县级政府、乡级政府乃至政府职能部门多制定了自己的突发性事件处置应急预案, 但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县级政府、乡级政府乃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比较缺乏公共危机防范意识和相关能力。同时, 在相关培训过程中, 公共危机治理的教育和训练比较缺乏, 进而导致对出现的公共危机苗头难以识别, 面对已爆发的公共危机往往又不知所措, 不能有效地组织民众和整合相关的社会资源进行积极有效的应对。如2005年安徽省泗县“甲肝疫苗”事件引起的群体性心因反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甲肝疫苗事件本来只是一次极其普通的个别儿童的心因反应, 但由于应对不当, 产生倍数放大效应, 进而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心因反应,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二、公共危机事中治理问题——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差
我国每年因社会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约相当于GDP的6%。2008年来的冰雪灾难、阜阳疫情粉等, 都展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比较差。
(一) 应急预案体系还不完善:预案的设计缺乏与实践的相接轨
各级政府出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稳定的需要, 按照相关法规建立了应急预案, 在我国已初步建成了“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的全国应急预案体系。但由于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时间不长, 基础较为薄弱, 没有形成合力。安徽农村虽然部分乡镇已有或正在着手制定应急预案, 但预案的设计缺乏与实践的相接轨, 可操作性不强, 许多应急预案的制定是形势所迫, 是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 而并非从适合治理农村公共危机的情况出发, 甚至是照搬照抄上级部门的应急预案, 最终成了面子工程。这种形式重于实质的应急预案体系降低了农村基层政府预防和处置危机事件的实效性, 甚至使得公众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如2008年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公共卫生事件, 安徽阜阳市肠道病毒EV71感染儿童升至1199名20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导致基层社会动荡失序状态。
(二) 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渠道亟待提升
在安徽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 由于通信技术和传媒和媒体方面的原因, 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渠道还很脆弱。事实上, 只要投入到位, 农村公共危机的信息, 完全可能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和传媒进行快速传播, 形成社会舆论, 影响公众的态度。如2008年的5.12特大地震报道。在地震发生后18分钟, 即5月12日14时46分, 新华网便发布消息: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政府部门迅速启动信息发布机制, 通过新闻发布会、在权威媒体上发布等方式及时传达信息, 保障民众知情权。及时的信息公开和透明、通畅的信息传播, 使得政府、社会各界、相关组织和媒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迅速、高效地承担起了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 有效地整合了不同力量, 共同应对。
但由于传统历史原因和官僚作风的影响, 安徽部分农村基层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 对具有预兆性的事件麻木不仁, 对收到的危机信息也只在本地、本部门进行处理, 信息难以共享。一旦农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一些基层政府人员以防止引起社会动荡为由封锁消息, 为了自身政绩拖延信息发布或隐瞒信息真相, 为迎合上级领导意愿选择性上报信息。如此等等行径, 不仅乱了方寸、不知所措, 而且延误了农村公共危机处置的最佳时机, 使事件本身变得更为复杂, 进而酿成更大的灾难, 引发基层社会的动荡。
(三) 应急机构应急效率低下
按照200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组织体系”中的规定, “特别重大突发共同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或者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 现场应急机会机构予以撤销”,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性质领导机构, 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不同机构之间存在纵向过度整合的现象:上级部门控制过于严格, 下级部门没有自主权, 层层上报的结果往往导致处置最佳时机的丧失, 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进而导致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工作处于低效率状态。横向上又存在欠整合的现象:不同职能部门各自处理分管领域的应急事务, 管理体系通畅是的, 危机发生时, 各种应急管理资源很难短时间内有效地调度和协调, 职能不清, 政出多门, 甚至相互等待、推诿甚至冲突, 使公共危机执行难以达到协调、高效的目标。如安徽农村居民长期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等, 严重威胁农民的身心健康, 已成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严重制约因素。安徽水污染背后则是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羸弱和分裂, 目前, 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职能有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政府集中了如此众多部门力量, 表明了政府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 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 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使得安徽农村居民长期不合格的水, 巢湖淮河水污染情况依然严重。据淮河水利委员会最新数据, 淮河干流水质全线劣五类, 淮河流域有10多个癌症高发村。据《人民网》2001年报道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著名的“癌症村”, 在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 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 被称为“致命水”。
(四) 基层公务员和农民危机应对能力差
公共危机治理知识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程, 危机防范意识和处理技巧也是公民必备的知识。但在安徽农村, 基层公务员缺乏必要的公共危机治理知识的培训, 一旦出现公共危机事件, 无法迅速做出正确决策, 趋利避害, 不可能在危机发生第一时间做出快速的反应, 不可能能够有效组织协调可支配的资源等, 采取相应的应对行动。由于基层公务员法律意识的淡薄, 依法应对能力较差, 往往盲目的扩大行政自由裁量权, 如在“非典”期间对“疑似”人员的强制隔离等问题反映出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是否适当。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上, 乱用警力和强制措施当, 源头化解不落实, 解决问题方法简单, 决策轻率造成等现象。同时, 由于农民与其他阶层的群众相比, 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思想有些保守, 危机意识更加薄弱, 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差, 参与危机管理的主动性很低, 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 更易求助于迷信, 选择了宗教等。因此, 宗教和迷信在部分地区盛行。一旦发生危机, 农村社会就容易陷入恐慌和盲动之中。
(五) 忽视公民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和引导
在农村公共危机的实际管理过程中, 往往出现公民和媒体的社会监督和引导的缺位。特别是在农村公共危机结束后, 经常出现“老子查儿子”、“婆婆查媳妇”等现象。如果出现调查程序、调查时间、调查组根本没接触患方当事人、调查结论避实就虚、语焉不详等现象, 其可信度自然遭到社会公众的怀疑。同时, 地方媒体一般都对当地的公共危机事件采取回避报道的办法, 有时报道还采取失真。如上述淮河水污染问题产生的癌症高发村, 就是地方政府以环境换发展, 就等于是以老百姓的健康换发展!地方政府追求GDP, 地方媒体报道的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欣欣向荣, 政府执法机关-企业-公众三方执法监督的工作机制的缺位, 难以形成全社会参与监督的氛围, 癌症高发村居民的公民权益得不到保证。如在“非典”初期, 媒体只充当了公共权力的传声筒, 而没有以公民为本位, 产生了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尴尬局面。
三、安徽农村公共危机事后治理问题——绩效评估缺失
(一) 农村公共危机善后重视不够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 安徽农村公共危机善后工作重视不够。众所周知, 农村公共危机的爆发是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过程, 危机处置阶段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公共危机治理工作的结束, 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危机恢复阶段。如果危机恢复期处理不当, 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发生。因此, 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危机涉及者等方面的通力合作, 继续提供必要的资源, 力才能够消除和缓解危机后的不稳定, 尽快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组织及其公众的危机管理能力。但在安徽农村公共危机事后管理工作中一个常见的失误, 就是对善后恢复重视不够。只要把公共危机的爆发势头扼制及其消除, 就算危机管理工作的结束, 进而使得处置阶段的努力大打折扣。特别是需要长期恢复的行动, 其时间长度可能持续数月或数年不等。如淮河巢湖水污染导致的安徽农村公共危机, 往往只是在危机爆发的高峰政府才组织力量进行干预, 一旦爆发的高危阶段过去, 危机的善后恢复往往就没有可持续的行动了。因此, 淮河干流水质全线劣五类, 淮河流域多个癌症高发村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二) 责任机制不健全
社会治理理念 篇10
一、基于创新理念下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研究的意义
企业的会计信息为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提供了依据, 对企业采取相应的策略, 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度
通过基于创新理念下对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的研究, 有利于引起企业管理人员对会计信息的重要性的重视, 加大对会计信息的管理力度, 避免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发生, 使会计从业人员的行为符合国家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通过对会计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制衡, 有利于保证会计从业人员的行为不偏离企业的会计行为目标, 预防和避免企业会计信息的失真, 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度。
2. 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依据
通过基于创新理念下对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的研究, 有利于企业加强会计财务管理, 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度或可信度, 为企业决策层制定有效、准确的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通过加大企业的会计财务管理, 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能够真实的反应企业内外部存在的问题, 有利于企业管理者及时发现问题, 查明发生的原因, 总结经验, 及时进行合理的调整, 采用有效合理的解决措施和方法, 解决企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防止问题的扩张, 减少企业的损失。
3.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通过基于创新理念对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研究, 有利于企业在获得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基础上, 及时把握企业内外部的环境的变化, 及时准确了解企业内部资金的流动动向, 有利于企业决策层准确把握相关的决策信息, 制定准确的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发现威胁和机会, 及时采用相应的措施和方法, 趋利避害, 提高企业适应时刻变化的环境, 增强企业的适应力,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 弥补企业的规章制度空缺
通过基于创新理念对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研究, 使企业形成相应的危机观念, 在明确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特点和会计岗位的特点的基础上, 查缺补漏, 健全和完善企业会计管理上的规章和制度空缺, 加强会计岗位的管理, 加大企业内部的制度化管理, 以制度的形式制约规范会计从业人员的行为, 以制度化的标准约束考核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表现, 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为企业进行科学决策提供高效的会计信息, 提高决策的有效性。
二、基于创新理念下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措施
1. 健全我国的会计法律法规, 加强执法力度
通过国家强制性手段, 对企业的会计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管理, 有助于减轻企业管理的负担, 提高会计信息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 既要对企业外部的竞争秩序等进行合理的调控, 同时也要对企业内部的相关岗位从业人员的要求进行限制, 这就要求国家的立法机关加大会计法律法规建设, 完善和健全会计的法律法规, 使有关部门对企业的会计岗位工作的监督管理有法可依, 从立法上规定了会计从业人员的职责和要求以及对相关的监督人员提出了强制性的执法要求, 有助于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避免会计监督缺陷所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发生。
2. 健全完善企业的会计管理制度, 加强内部的控制力度
在熟悉掌握国家有关的会计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通过企业与员工共同制定相应的内部管理规则, 对企业会计信息进行相应的控制, 在事前计划控制的基础上对会计信息进行事中控制, 及时核实企业会计信息, 对模糊的会计信息要及时提出质疑并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应的会计凭证, 确保信息来源的真实性。通过加强企业内部规则的建设, 加大企业内部会计相关岗位的控制力度, 合理的分散权力, 如为了防止会计从业人员互相勾结, 做假账, 变卖企业材料、虚报费用等等, 采用多方签名, 分散会计从业人员的权限和责任, 有利于防止出现会计信息的失真现象, 提高会计信息的效度和信度。
3. 强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管理功能
通过加强对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力度, 制定对员工具有激励性的人力资源规划, 从观念上和行为上引导员工, 塑造符合企业经营特点的企业文化, 使企业人力资源达到人尽其才, 人事相宜。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 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维护企业的利益, 不仅要把握好会计从业人员进入企业的关口, 而且还要采用合适的培训方法和方式, 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为了提高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 一方面可以通过采用相关的培训, 转变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理念, 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相关素质;另一方面是通过培训, 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人格的塑造和价值观的形成进行了正确的引导, 培养适合企业文化和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的价值理念。通过培训转变相关的工作理念, 避免虚假会计信息的出现, 为企业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 为企业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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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虹:论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 福建电脑, 2010年第01期
[5]许丽楠:试论优化会计信息质量, 北方经贸, 2010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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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曲淑娟侯雪筠:加强企业内部控制,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商业经济, 2010年第01期
社会治理理念 篇11
【关键词】国家治理理念；国家审计；职能变革
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政府自身职能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经历了多年的实践探索，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选择。国家审计制度是依据法律确立的一种监督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力配置决定着国家审计的职能定位。但是，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其自身职能的发挥又对国家治理整体效率具有影响。因此，国家审计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国家审计如何服务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在服务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和其他监督子系统有机地协调，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二、现代国家审计应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
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下，国家审计不仅应关注微观领域，还应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宏观层面上，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战略分析作用。国家审计针对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分析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数据指标分析的结果来评判宏观政策的制订是否恰当，政策目标是否具有可实现性；二是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效果要及时的做出科学的评判。因此，国家审计要站在宏观战略的视角，综合分析国家宏观战略规划的可行性，综合评价战略布局规划是否合理，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是否综合考虑了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否符合国家和社会目前的资源能力，是否考虑了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等因素。国家审计要从政策顶层设计的高度去分析和评价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及实施效果。对于审计中发现的政策的不合理之处，不仅要明确指出问题所在，而且要向决策机构提出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建议，真正发挥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优化。例如某县某林场2012年至2013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审计中，2012年至2013年某林场共向某某预付危旧房改造工程材料款295万元，施工方没有开具完税发票，漏交税费17.79万元，这就需要国家审计提出建议，及时缴纳税收，降低税收风险。
三、我国国家审计职能变革的路径选择
1.改革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安排
理论上分析，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国家审计的职能及作用的发挥。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的治理功能，必须改革我国国家审计的制度安排。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的行政型政府审计体制肩负着双重职能：一是代表“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即国家审计的职能；二是政府内部的不同层级之间的监督，即政府内部审计的职能。例如，某某同志担任某县某局长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中，部分资产购置未作增加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经查，某局在2011年11月至2015年9月期间购置办公设备及各学校学生食堂、宿舍楼建设等总计 20，514，890.67元未入固定资产账。这对该同志的任期考核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随着新《预算法》的颁布和实施，“人大”对预算各环节的监督职责更加明确，新《预算法》对各级“人大”在预算、决算审查中如何利用审计机关的结果作了具体规定，突出了“人大”对预算的监督作用，而现有的“人大”内部的财经委员会虽然也有预算审查的职责，但受人员和专业力量的限制，无法胜任新《预算法》对预算监督的要求，尽快设立一个隶属于“人大”的专门的国家审计监督机构势在必行。因此，随着新《预算法》的颁布和实施，社会公众越来越希望有一支专业的独立于政府行政权力之外的监督队伍履行对国家预算的审查和监督职能，实现国家审计监督由行政型向立法型模式的转变。
2.加强国家审计机关与其他监督机构的协同机制
由于我国国家审计机关是行政型监督，存在着监督手段的局限性、信息资源获取的有限性等方面的缺陷。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国家审计在完善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不应只关注其内部管理制度、质量控制、领导关系等问题，还应注重加强与其他监督机构的协同与合作，只有与其他监督机构相互协调和配合，才能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国家审计监督的效率和效果。我国国家治理系统中的其他监督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立法监督。立法监督是指立法机关对各级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实施的监督。我国的立法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制订法律的权力。立法机关在国家治理中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订法律为国家治理提供行为依据。二是通过监督法律的实施实现对国家治理过程的监督。
（2）司法监督。一般来说，司法监督是与立法监督和行政监督相对应的概念，通常指国家审判机关将法律适用于纠纷或者案件的过程。在我国，司法监督主要是指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监督。
（3）纪检、监察监督。纪检监督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是一种党内监督机构，各级纪委是监督的主体，监督的客体是各级党组织和中共党员。监察监督是一种行政监察，是各级政府内部设立的监督机构，各级监察机关是监督的主体，监督的客体是各级国家机关、公务员和国家机关聘用的其他工作人员。由于我国纪检、监察机构合署办公，监督的客体有时同时具备党员干部和公务员双重身份。因此，二者通常不能截然分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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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理念 篇12
地下交通为城市节省了大量空间,且方便快捷、运送能力强大,目前国内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进行地下交通的建设,其也越来越成为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必选的交通方式之一,因此地下交通线的安全与耐久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目前的轨道交通施工情况由于防水问题、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问题,往往存在裂缝和渗漏水情况,严重影响地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据《中国质量报》报道,至2002年底,我国共有铁路隧道5 711座,总延长2 833 km出现渗漏,其中严重渗漏水的隧道有1 620座、23 400处,占总座数的28.4%;至2002年底,共有公路隧道1 700座,总延长704 km出现渗漏,其中严重渗漏水隧道达500余座,约占总座数的30%。而在我国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城市地下铁道中,渗漏水情况已达30%左右。中铁西南研究院对广州、沈阳等铁路局管辖的地区部分隧道进行抽样调查发现:隧道结构渗漏达50.4%、有的区段高达94%,严重渗漏的隧道约占调查数量的1/3[1]。
1 地下工程耐久性要求
水是多数地下混凝土结构出现耐久性问题的核心因素,不仅关系到物理劣化过程,如抗冻性、冲刷等,同时作为传输侵蚀性离子的介质,水又是侵蚀、碳化、钢筋锈蚀等化学劣化过程的根源之一。裂缝的出现使水直接面对钢筋,当混凝土中的钢筋锈蚀后,会引起体积膨胀2~7倍,导致混凝土保护层开裂破坏。同时,水中溶解的CO2会侵蚀混凝土,当混凝土中Ca O被溶出25%时,混凝土强度将降低60%;当Ca O被溶出33%时,混凝土将变得疏松而失去强度[2]。总言之,渗漏水的存在将会严重威胁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导致混凝土建筑的设计寿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渗漏水治理的方法主要有化学灌浆法、速凝水泥封堵法、水泥灌浆法、水泥-水玻璃灌浆法等。其中化学灌浆法渗透性、堵水效果好、凝固时间可控,是当前处理地铁混凝土结构渗漏水最简单快速有效的方法,大量用于隧道、地铁、煤矿、大坝、地下室等工程的渗漏水处理[3]。目前化学灌浆材料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防渗止水类,有水玻璃、丙烯酸盐、水溶性聚氨酯、弹性聚氨酯和木质素浆等;二是加固补强类,有环氧树脂、甲基丙烯酸甲酯、非水溶性聚氨酯浆等,近年来应用最多的是水玻璃、聚氨酯和环氧树脂浆材[4,5]。
目前,混凝土结构的渗漏水治理焦点集中于堵漏,但堵漏只是解决了水的问题,解决了混凝土建筑舒适美观和使用的问题,而由混凝土开裂、蜂窝引起渗漏水而导致的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安全性、耐久性的下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由于混凝土结构本体的耐久性问题凸显,GB/T50476—2008《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TB10005—2010《铁路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相继出台,两个标准旨在推动工程从源头上控制混凝土的耐久性问题。地铁隧道的混凝土结构设计寿命为100年,但混凝土建筑建设完成后因裂缝、蜂窝、施工缝等导致渗漏水而造成的混凝土耐久性下降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在混凝土结构渗漏水治理中,结构耐久性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所选用的材料与处理措施必须经得住耐久性考验,既能解决渗漏水问题、满足美观舒适的要求,又能够起到对混凝土裂缝的修复作用和满足耐久性的要求。
2 修复性堵漏理念及要求
结合渗漏水治理材料、工艺的现状和长期效果,我们提出了修复性堵漏的理念。修复性堵漏是指采用能够在水中固化较好的高分子灌浆材料,在低压下注入混凝土结构发生渗漏水的裂缝、蜂窝等缺陷部位的治理手段。当灌浆材料固化后成为高强度的固结体,与混凝土界面间具有较高粘接力,且灌浆材料本体具有超低的渗透系数,能够迅速堵漏并保证堵漏效果。修复性堵漏遵循的原则:堵漏是手段,修复裂缝等缺陷、满足建筑耐久性要求才是目的;其应用范围为混凝土结构裂缝、施工缝、蜂窝等渗漏水的治理。修复性堵漏对渗漏水治理的灌浆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满足以下3大指标:
1)灌浆材料固结体本体渗透系数<10-7m/s,即小于混凝土本身的渗透系数。因为灌浆材料固结体本体若是不抗渗,灌入混凝土裂缝后在水压下逐渐会发生渗漏,修复处又重新成为渗漏处。
2)灌浆材料固结体本体抗压强度>40 MPa,即大于一般建筑物混凝土所需的强度。灌入混凝土裂缝的灌浆材料固结体如果不大于混凝土抗压强度,则会削弱混凝土整体性和耐久性,这对灌浆材料固结体提出了强度要求。
3)灌浆材料固化后与混凝土间的粘结强度>2MPa,即大于一般素混凝土的抗拉强度。灌浆材料灌入裂缝后与混凝土界面的粘接是整个灌浆成功的关键,要想实现对混凝土裂缝渗漏水的长久封堵,灌浆材料固化后与混凝土的粘结强度必须大于混凝土自身的抗拉强度,这样才能够有效阻止灌浆材料和混凝土界面的脱离,避免渗漏水的封堵失效。
修复性堵漏是一门基于材料、工艺的综合技术,要求灌浆必须在低压力下实现对混凝土裂缝的饱满注浆,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混凝土耐久性的问题,降低流动渗漏水对混凝土本体和其中钢筋的侵蚀,在实现渗漏水封堵、修复混凝土裂缝的同时,满足混凝土耐久性的要求。
3 工程应用
3.1 工程概况
重庆地铁5号线5107标段线路总长为2.185km,包含石桥铺站—巴山站的两站两区间及站前配线段。隧道区间施工概况:1)石新路站总长211.8 m,为上、下两层结构,标准段隧道开挖宽度23.6 m、高度20.39 m,利用施工通道进入车站主体进行施工;2)石桥铺站—石新路站区间采用钻爆法施工,长度895.897 m;3)石新路站—巴山站区间采用钻爆法施工,长度613.942 m;4)巴山站为越行站,采用双岛四线的形式,全长283.6 m、基坑深度为17~33.2 m,主体结构采用地下两层或三层的矩形框架结构形式,主体标准宽度37.1 m;5)站前配线段全长147.9 m、基坑深度为16.7~18.5 m,采用单层矩形框架结构。此区段地质主要是砂质泥岩和砂岩,为Ⅳ~Ⅴ级围岩,岩体较完整,为软岩至软硬岩,透水量大。由于工期较紧张、施工速度快,导致车站混凝土结构产生了大量蜂窝、裂缝,出现大量渗漏水,同时钻爆法施工的隧道环向施工冷缝、隧道两侧施工缝存在渗漏水情况。
由于地铁堵漏使用聚氨酯灌浆材料存在诸多弊端,故而并不提倡。在修复性堵漏理念的指导下,我们选择了改性环氧类灌浆材料对混凝土结构的渗漏水进行治理,既实现了对渗漏水的封堵,又实现了对混凝土病害的修复。
3.2 渗漏水治理设计
根据裂缝的形态及成因,不同类型的裂缝应采取不同的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行处理,渗漏水情况治理方式分为如下4种类型:
1)对于明挖车站顶板施工缝已经预埋注浆管部位处理:灌注XT-高渗透环氧灌浆材料,因为施工缝宽度较小,高渗透环氧材料的低黏度、高渗透性能有利于浆液在微细裂缝内部中的渗透。
2)车站或隧道小于0.2 mm以下混凝土裂缝渗漏水处理:采用表面封闭压力灌浆法,选用快固水泥封缝,打斜孔埋设止水针头灌注XT-高渗透环氧灌浆材料。该灌浆材料为地铁专用型,能够在有明水的情况下良好固化。
3)车站或隧道0.2 mm以上或渗漏水较大的裂缝处理:采用深孔注浆法,打斜孔埋设止水针头灌注XT-环保型堵漏环氧灌浆材料。如此封缝有助于堵漏环氧材料在压力下沿着渗漏通道反向将水压出,在裂缝中填满环氧树脂类灌浆材料,固化后能有效地封堵及修复裂缝,并对混凝土的裂缝起到加固作用。该种工艺不但解决了表面渗漏水的封堵,更有效应对了水对混凝土的长期侵蚀问题。
4)蜂窝及大面积湿渍的处理:凿除表面的混凝土,找到渗漏水通道,对准渗漏水通道埋置灌浆管引水,采用快固水泥砂浆对凿除部位进行封闭修复,再在压力下灌注堵漏环氧灌浆材料。
3.3 灌浆材料性能
根据修复性堵漏对灌浆材料要求的三大技术指标,选择环氧类灌浆材料为渗漏水治理的主要材料,同时配以各种辅料进行综合治理。
3.3.1 XT-高渗透环氧灌浆材料
整体隧道修复对预埋注浆管、小于0.2 mm的裂缝部位,选用XT-高渗透环氧灌浆材料。这种材料具有以下特点:1)渗透性能优异、表面张力远小于水,能在混凝土表面很好地铺展,渗入其微孔和裂缝,固化后堵塞混凝土内部的各种微细孔隙;2)采用了特定的疏水组分及特制的固化剂,能够在水下或有明水的地方完整固化;3)机械强度高、粘接力强,能够在混凝土裂缝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高强度粘接带,对裂缝起到加固和封堵作用。XT-高渗透环氧灌浆材料性能,见表1。
3.3.2 XT-环保型堵漏环氧灌浆材料
对大于0.2 mm的裂缝部位,选用XT-环保型堵漏环氧灌浆材料进行修复。这种材料具有以下特点:1)固化速度快,能够在渗漏水通道中快速固化,避免了被渗漏水稀释、分散而降低堵水效果;2)固化时间可调,能够适应施工机械和环境的要求,顺利实施灌浆施工,并保障一定的渗透深度,起到良好的施工效果;3)较高的粘结强度和机械性能,特有的亲水组分能保证材料与混凝土结构表面的浸润性,从而确保粘结强度,且良好的机械性能保障了对裂缝、蜂窝等混凝土缺陷部位的加固补强。XT-环保型堵漏环氧灌浆材料性能,见表2。
3.4 施工工艺
修复性堵漏主要施工工艺流程:裂缝清理→钻孔埋管→裂缝封闭→压力灌浆。
3.4.1 裂缝清理
清理有裂缝的混凝土基层,从裂缝的一端到另一端将裂缝清理干净。裂缝需整条清理,不能只清理渗水部位而忽略干裂的不渗水处,否则其他有缺陷的部位地下水会慢慢渗漏而出。
3.4.2 钻孔埋管
沿着裂缝每隔30~40 cm钻一个斜孔,孔洞应在10 cm左右并贯穿裂缝,并埋设前止水型止水针头。由于前止水型灌浆嘴进料口的逆止阀门设在进口处,为利于封缝工序的顺利进行,可将阀门前端开启进行泄压排水,在封缝完毕待灌浆时再关闭进行灌浆。
3.4.3 裂缝封闭
由于环氧类灌浆材料遇水不会立刻发生反应,因此须对裂缝采用快固水泥进行封闭,这样可以较好地修复漏浆部位,并让灌注的环氧类材料保留在裂缝内部,待达到固化时间后自行固化。裂缝的及时封闭,有利于灌浆压力有效地传递到混凝土内部最薄弱的部位,压迫浆液反向推水,这样在一定压力和足够时间内环氧浆液可以完全充满裂缝内部,固化后形成的高强度固结体能有效地修复混凝土裂缝,起到一个永久封闭和修复的作用,不会再出现二次渗漏。
3.4.4 压力灌浆
根据裂缝的渗漏水大小,及时调整灌浆材料的固化剂含量,渗水量多的部位固化剂可多加一些,渗水量少的部位需降低固化剂含量以延长操作时间、增加灌浆浓度。在配制灌浆材料时,以少量多次为准则,防止材料在注浆泵中固化。
待灌浆材料有一定强度时使用高压灌浆机向灌浆孔内进行灌注,灌浆时要严格控制压力,以防止压力过大对混凝土内壁造成破坏而导致透水,并调节凝固时间,确保浆液能灌注到整个裂缝,大大提高堵漏的整体有效性和长期性。
3.4.5 后续处理
注浆完毕后,拆除注浆嘴后封闭管口,并用砂浆找平灌浆施工的工作面。最后及时清洗注浆泵,避免残留的浆液固结在灌浆泵系统内。
3.4.6 效果检查
3.4.6. 1 外观检查
对灌浆后的工程进行效果检查,主要是查看原渗水部位是否还出现渗漏现象。经过严格的灌浆堵漏施工,重庆地铁5号线地下车站及区间未再出现渗漏现象,且处理后的基面干净、清洁,达到了很好的堵漏效果,见图1。
3.4.6. 2 钻孔抽芯检查
为了更好地查看浆液在裂缝中的充填情况,对裂缝部位的混凝土进行钻孔抽芯检查。经多次对混凝土钻孔抽芯,芯样在钻孔过程未断、连接较好,固化粘接效果良好,见图2。
4 结语
渗漏水只是混凝土病害的呈现形式之一,钙质的流失和钢筋的锈蚀则会大大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缩短工程年限,因此在治理渗漏时不仅仅需关注防水堵漏,更要加强对混凝土的修补和加固。本文提出了修复性堵漏的理念,渗漏治理是手段、修复结构为目的,对灌浆材料本体抗渗系数、抗压强度和粘结强度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以重庆地铁5号线渗漏治理为例,通过低压灌浆对地铁站台和区间的混凝土裂缝渗漏进行治理,既通过封堵渗漏水满足外观和舒适的要求,又实现了修复混凝土结构整体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朱祝何.我国隧道“十隧九漏”安全隐患大治理代价高[N].中国质量报.2011-08-04.
[2]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结构材料研究所.大体积混凝土[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0.
[3]沈春林,杨斌.《聚氨酯灌浆材料》国家建材行业标准编制说明[C]//中国硅酸盐学会:全国第九次防水材料技术交流大会论文集.北京:2008.
[4]张勇.对聚氨酯灌浆材料的再认识(1)[J].中国建筑防水,2011(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