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共8篇）
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篇1
顺应新媒体发展 创新社会治理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新媒体浪潮的到来，要求政府的工作方式应“因时而变，顺应潮流”。新媒体，以它强大的交互性和爆炸式的传播效果，为政府施政、民主监督提供了便捷的手段。由此，不仅拉近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也让“行政行为晒在阳光下”成为新常态。因此，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创新社会治理，是势在需行之举。
与时俱进，让社会治理“主动积极”。所谓“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及时了解群众需求，及时发现问题，才能让政府工作真正做到“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需”。21世纪互联网高速发展，问政于民的“网络问政机制”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推广。“网络问政”，不仅能有效广泛地传递政府决策，更能让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决策中来。然而，各地“休眠网站”的存在，让群众对“网络问政”产生诸多质疑，“作秀”、“形式主义”已然成为“网络问政”的时代标签。因此，与时俱进，适应新媒体变化，由“被动”变“主动”，开通微博等网络沟通工具，耐心倾听网民声音，积极做好信息处理及反馈，才能让网络问政实至名归。
开诚布公，坚持社会治理“阳光透明”。新媒体开放自由、参与度高、互动性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媒体切实有着增强沟通、舆情引导、宣传推广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媒体也存在歪曲事实、错误引导、欺骗欺诈等弊端。但是，面对质疑、批判或否定等网络负面信息，如果只是用传统的堵、封、杀的方式，一味逃避问题、推卸责任，只会抹杀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频繁见诸报端的“群体性事件”，背后不正是部分地方政府“遮掩事实、心存侥幸”的心态在作祟吗?因此，以“开诚布公”的理念，结合新媒体的优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阳光透明”的政务公开，让群众了解政府;以“阳光透明”的信息公开，获得社会的信任。
广开言路，实现社会治理“规范高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重庆交警官方微博就是新媒体时代“网络理政”的代表。官方微博中，开设了“关注百姓”、“服务民生”、“温馨提示”等栏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百姓私信询问，对群众提问、建议，不仅及时回复，还根据群众意见对各项工作进行优化及规范。“微博”不仅成为市民与政府的沟通平台，更成为地方政府接受群众监督的窗口，切实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因此，把握新媒体特征，畅通渠道，广开言路，聚贤纳言，为社会治理规范化营造良好条件。
21世纪，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新媒体蓬勃兴起的时代。新媒体，承载第三次工业革命硕果，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社会治理，也需顺应时代变化;顺应新媒体发展，以“创新”为核心，力求“与时俱进、开诚布公、广开言路”，以“一点一滴改变”、“一心一意服务”，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唤醒“实现中国梦”的中国力量!
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篇2
“治理1”一词在西方社会出现已有数百年 ,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中外学者关于治理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世界银行1989年的报告中提出“治理”是指管理一国经济与社会资源中使用权力的方式;Peters等在讨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时明确提出社会团体、私人在公共治理中的影响将越来越大,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全能的控制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1]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治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政府统治的做法,其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自组织等社会组织;决策的方式也不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模式,而是经常性的多方协调和妥协。
城市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空间上的运用和实践,是将治理理论运用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是由城市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管理城市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利益主体的高度分化,使得隐含在传统的“单向”城市管理方式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被迅速放大。以发展经济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久经困苦的居民急需摆脱贫穷的生活,政府的政策只要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GDP,就能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维持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分层的逐渐形成和公众需求的差异的扩大,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别于传统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的第三部门逐渐兴起,慢慢开始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部门在欧美各国也被称为“社会组织”、“社会自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等。主要包括民间的理事会、非政府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自愿互助组织以及庞大的工会。据统计,2011年,美国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就达到157万家,基本覆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除此之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没有达到登记要求的社会组织,估计占到所有广义非营利组织的90%。规模巨大的社会组织是欧美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组织的代表一方面通过向本区议员沟通、发动游行集会传达自身的诉求;另一方面与政府合作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参与城市治理。
不同于已完成城市主体规划和建设的东部一线城市,武汉市从近些年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和改造,力图摆脱全国“最大县城”的帽子。在错过了早期城市改革的黄金期后,武汉市的都市化进程远比北上广深要艰难复杂。以政府为主体的集权管理、“政府办社会”的管理模式以及以行政命令或者强制手段为主要方式, 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保障的做法容易引起公众的反对和怨恨。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公众特别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在武汉市的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武汉城市治理水平及面临的问题
城市治理水平能够客观地反映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水平和居民的满意度。通过科学的度量指标比较不同城市治理水平的差别,能够清楚直观地了解本地城市治理的优势和不足,借鉴领先城市的治理经验,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构建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城市治理结构和体系。
(一)武汉城市治理的水平
城市治理水平的评估是公共治理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数据收集主要采取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客观指标的数据主要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以及学术论文对地方政府的客观经济和社会数据进行收集;问卷调查结果主要通过本研究委托专业调查公司所进行的专项问卷调查获得。天则研究所《中国省市公共治理指数》是目前研究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实践操作性的指标, 该指标已经分别于2008、2010和2012年完成了对我国省会城市治理水平的测量,该指标采用了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包括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和治理方式在内的三大类共四级指标。
表1和表2显示了武汉公共治理水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位置和变动情况。2012年公共治理指数显示,武汉市的公共治理状况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排名第12位。在2010年的公共治理指数报告中,武汉市的公共治理情况排名第26位,前进了14名。总体上来看,武汉的“公民权利”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3显示,从公共服务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仅在“教育”指标上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 其余各项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社会保障”指标退步了,其余各项分指标进步了。从公共服务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在“财产安全”、“意见表达”与“人身权利”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媒体监督”与“权利救济”指标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各项指标均有所下降。从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在“政治参与”与“廉洁”指标上得分较高,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人大选举”指标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持,“信息公开”与“信任”指标上得分较低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人大选举”、“信息公开”与“政治参与”指标进步了,而“廉洁”与“信任”指标退步了。
注:资料来源于天则研究所 2012 年发表的《中国省市公共治理指数》,下同。
(二)武汉市城市治理面临的困境
第一,治理主体多元但不协同。武汉市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区“两级政府、一级管理”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两级政府、五级治理”,逐渐培育出众多部分履行政府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组织和草根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政府总揽公共事务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领导“人治”传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权力并没有真正地从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市场与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很少,导致主体间难以形成协同合力。社会组织尤其是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和志愿者未能得到充分应用,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监管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这样既产生了行政执法领域的增量,又导致政府监督管理的缺位。
第二,政府官员管理方法和手段不合理,治理能力薄弱。在多年的地方政府竞争和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下,我国许多城市管理者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城市,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开发城市的经济效益。没有长期合理的规划,武汉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地,2013年全城工地数量已经达到11012个,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也给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第三,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长期的管制以及我国传统政府层级的层层控制,各大城市基本不存在群众自组织,所有的组织均需要在政府登记注册才能举办活动。在这种条件下,社会组织很难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与政府之间进行平等的协商,缺乏吸引人才和挽留人才的平台和机遇。总体来说,武汉市的社会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武汉市拥有将近4800家社会组织,但大部分社会组织缺乏社会公信力,在资金、人事管理等重大事务上与政府主管部门存在紧密的联系,许多社会组织的领导是由主管部门任命,缺乏有效运作的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政府想向外出让自己的服务,社会组织也没有能力承担。
第四, 快速城镇化加剧了现有的城市问题,增加了城市治理难度。武汉的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合作龙头。与长沙、南昌相比,武汉无论在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以及交通水平等方面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根据统计,在未来新一轮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武汉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60%左右,大量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将会涌入武汉。新增人口给武汉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维度的同时,也会因为大量人口聚集而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武汉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也面临各项深层矛盾,主要表现在城中村改造、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体系、城市规划、社会就业、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等方面。武汉是城市化率最高且上升速度最快的省会城市,城市化率从58.88%上升到99.83%仅用了6年时间。截至2012年, 快速的城镇化和不断外扩的城市面积已给武汉带来了168个城中村,这些城中村普遍分布在闹市中间,错过了最佳拆迁时机的政府要解决规模庞大的城中村,其所需的成本和遇到的矛盾也空前强大。
此外,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因素,武汉历来就是重工业集聚的地方,以武汉钢铁公司为代表的一批钢铁、能源、采矿工业在兴起和发展,重工业的高污染排放给武汉的土壤、湖泊和河流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据2010年武汉市水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十年来武汉的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五十年来近100个湖泊人间“蒸发”,中心城区仅存38个湖泊。这些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迫切需要政府转变工作态度和思想意识,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
三、社会组织参与武汉城市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用“治理”代替“管理”,虽是一字之差,却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与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3]多元参与城市治理的模式下, 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市场之外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按照民政部的划分方法,我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社会组织的本质是社会的志愿服务,这种特性决定了社会组织将是政府与市场之外最好的补充力量。
( 一 ) 武汉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
响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号召,武汉2014年登记社会组织个数达到了4800个。武汉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通过组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项目、建设孵化园和人才培养基地来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把社会组织培育成政府管理社会的有力助手。据学者调查发现,武汉社会组织的活动领域主要集中于学术交流、咨询服务、调查研究、就业与再就业服务、同学会、文体娱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其活动方式主要是培训、研究与训练、宣传与交流以及调查并收集资料提供信息;其次是出版刊物及其他出版物;再次是政策建议提案、商业性活动、培育基层组织;而义演、义卖等公益活动、热线服务、提供资金及物质援助等方式最少。[4]
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武汉社会组织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利用自身优势,迅速提供市民急需的公共服务。由于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由众多不同阶层的群众共同参与形成的,它能敏锐地发现并整合公众的需求。武汉社会组织正是利用这些优势,在教育、培训、出版、慈善等方面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二是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社会组织的自治传统使得成员在自愿的前提下使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处理和解决矛盾分歧,同时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方便地传达公众对于公共服务和政府治理的意见和建议,还可以及时了解和传播政府的相关政策,宣传学习与本组织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既提高了政府政策的实施效率,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也使公众更方便地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降低了群众对政府的依赖。
( 二 ) 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存在问题及改善措施
在武汉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并逐渐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一是社会组织虽然可以代表民意,但并没有单个组织能代表全民的意见。由于大多数的社会组织是在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的兴趣爱好、地域条件下组建的,它们活动的方式和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本组织内部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关注点单一,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整体社会群众的利益诉求。二是社会组织本身极具复杂性,没有一个公认的评估标准和监督体系,在调动社会积极性的同时,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三是人财两缺,机构运作困难。目前我国大多数社会组织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组织人才的匮乏,只能由成员自身承担活动的费用,这些都严重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在武汉城市建设迅速扩张的阶段,社会结构迅速分化,经济和文化领域层次差别十分明显,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武汉市的和谐健康发展需要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城市建设。而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国务院大力推行“简政放权”,下放政府行政审批权,目的就是要改变以往“政府办社会”,政府一方独大的局面,转变政府职能,逐渐扩大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权,这给了社会组织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此情形下,武汉市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保障。
第一,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者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机构。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城市治理体系的实践经验,武汉市应该逐步形成“政府行政规范、组织自治独立、个体资源参与”的城市治理模式。社会组织自治独立并不是将政府与社会组织截然分开, 而是厘清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权力边界,如果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界,从而建立了某种“指令体系”,就可以认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是值得怀疑的。[5]从目前的条件上来看,普通选举的组织领导人还无法使组织获得独立, 推举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人如退休干部,著名学者等参与才可能帮助社会组织较快获得独立性。
第二,加强社会组织的法制建设。简政放权之后,政府退出了之前管辖的众多领域,而政府职能转变后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必须及时得到填补,过去那种政府领导管理社会组织的模式不适应当前现实发展的需要,应在宪法的框架下加紧制定和修改与社会组织有关的法律法规,必须从法律层面上明确社会组织的定义、活动范围、法律地位及其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功能:明确界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限范围, 在法律层面规定社会组织的职能和权限,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途径、方式和监管措施,取消或删除社会组织必须寻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的规定,降低设立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数额,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可以采取“备案制”和“追惩制”。如此既能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接受法律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又能保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
第三,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武汉市可以通过孵化器和人才培养机制,尽可能加快带头人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和骨干力量的培养,提高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另外,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并设立优秀项目扶持基金,以购买服务、配套支持、项目补贴、以奖代补的方式,努力打造“一街一品、一社一特”,培育出一批活动规范有序、作用发挥明显、有社会影响力的示范性社区社会组织。此外,应该正确定位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的六类社区社会组织形式: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都具有独立性、自治性、公益性和基层性。这些草根组织均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基础,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为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政府提供不了而市场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诚然,社会组织也只有在民生建设领域对服务对象、民生需求有了精准的定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6]
第四,加强普及工作,引导社会各界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重视。社会组织是城市居民参与城市建设的工具和载体,只有居民广泛参与才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和代表作用。武汉市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宣传,吸收社会组织真正参与政府基层的治理,将部分街道社区的职能转移到对应的社会组织上,例如近些年来热议的社区养老服务、社区垃圾处理等问题,使社会组织切实参与到处理街道社区的实际问题,提供社区居民的实际公共需求和服务中,通过示范作用使居民认识到社会组织的作用。[6]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城市治理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还存在许多的困难和阻碍。本文研究发现,武汉城市治理存在着诸如多元主体协同水平低、官员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发展不完善等问题。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背景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武汉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和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从而达到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三者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篇3
一、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和路径
上海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明确，要重点扶持发展社区生活服务类、社区公益慈善类、社区文体活动类和社区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日前，市社会工作党委与市民政局（市社团局）、市财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发文，助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目前，市级层面有18家社区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通过区县工作站、街镇社工点（自强147个、新航152个、阳光148个）在社区开展服务；区县层面登记管理的四类社区社会组织有3051家，占28.35%，其中，生活服务类20.85%、公益慈善类57.33%、文体活动类13.20%、专业调处类8.62%。此外，还有备案管理的群众团队约2.3万家。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本市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
1.探索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拓展服务领域。一是建立购买服务体系。部分街镇成立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把具体工作职能设置在社区自治办公室，公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清单、设立专项资金，采用公开招投标、单一来源或竞争性谈判、社区培育等形式购买服务。二是建立统一规范机制。制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办法、招投标工作流程等一套科学透明的管理制度，规范购买服务流程，强化绩效评价，做到统一申报、统一管理、统一评估、统一拨付。三是拓展购买服务的领域。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开展老年人综合服务、残障人群服务、青少年教育、就业援助、社会救助、文体活动等社区服务；通过引进社会组织，在家庭危机干预、社区公共事务协商、拆迁安置、业委会建设等专业调处领域，发挥相关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通过将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生活服务中心、睦邻中心等公共设施委托社会组织运作，提供一站式、多样化、个性化的社区服务。
2.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为导向的共治自治，拓宽参与渠道。一是搭建社区共治平台。打造社区共治平台，吸纳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进入社区委员会、区域化党建联席会、社区代表大会等社区共治平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与多元利益表达，开展协商互动。二是承担社区共治责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区域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与其他驻区单位进行合作，为社区提供各类志愿服务、社区宣传和社会责任服务等，不断拓宽各类群体参与治理的途径。三是培育社区自治。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涌现出一批社区骨干，使众多的社区积极分子和群众团队，促进了社区自治的参与广泛性和互动性，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参与度。
3.探索以服务功能建设为导向的区域化党建，引领社区发展。一是参与区域化党建。基层通过创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有3名及以上正式党员的社会组织，建立独立党支部；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按地域相邻、行业相近、便于活动的原则，建立联合党支部；对部分协会和群众活动团队，建立活动党支部，实行“党员一方隶属、双向管理、双边活动”；对目前没有党员的社会组织，选派党建联络员，并建立健全工青妇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和党群、党社互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二是开展互动融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优势，整合社区各类资源，使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及党员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三是联系凝聚服务。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公益项目“双向认领”活动，向社区单位、居民征集需求菜单，由社会组织承接开展公益服务。
4.探索以促进政社合作为导向的枢纽式服务管理，加强政社沟通。一是由政府扶持运作。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政社沟通合作的桥梁和平台，在参与治理中实现“三个对接”：需求对接、项目对接、资源对接，即通过社区代表会议、社会组织联络员、居委会和居民意见等多种渠道发现社区需求；根据需求设计购买服务项目，筛选和引入优秀的社会组织来承接；建立政社沟通和互动机制，为社会组织链接各类社区资源。二是独立运作或委托专业机构运营。鼓励支持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或委托专业机构托管，健全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机制；协助基层政府完善购买服务管理，提出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和购买服务的政策建议；指导帮助其他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开展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培训，提供第三方评估和督导。
5.探索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孵化，激发基层活力。一是建立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社会组织协助社区建立健全楼组自治规范、居民区治理架构、居民议事平台、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等，设计相关活动，推动各类群体、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引导自发组建社会组织和群众团队，为初创期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运营管理指导和培训，建立相适应的孵化过程和愿景设计。三是提升社区社会资本。社会组织从直接承接政府的服务性工作，转向以社会化方式提供专业性辅助工作，提升了社区的社会资本。同时，也积极挖掘社区资源，促进社区公益基金的建立，使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益慈善。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社会组织主要通过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以多元主体参与为导向的共治自治、以服务功能建设为导向的区域化党建、以促进政社合作为导向的枢纽管理模式、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孵化等路径，在民生服务、公益慈善、文体活动、扶贫救助、化解矛盾、共治自治、表达民意、反映诉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
二、几点启示
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坚持“一手抓思考，一手抓实践”，聚焦抓典型、抓人才、抓枢纽、抓公开、抓党建，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中的作用，将社会组织参与拓展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多个领域。
1.抓典型，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路径。一是开展试点提炼经验。注重发挥典型引路和示范效应，选取一些基础较好、实践较多的基层街镇开展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试点，提炼积累经验，为全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二是探索枢纽式服务管理。以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联合会或社会组织孵化园等为载体，赋予其指导、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功能。结合本市群团工作新举措，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枢纽功能，团结凝聚本领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三是加强重点扶持。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化解信访、动拆迁等社会突出矛盾的工作机制，加强这方面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途径。
nlc202309021124
2.抓人才，营造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环境。一是加大政策定向扶持力度。研究制定扶持培育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社会组织的指导性政策，通过开办扶持、场地支持、税收优惠、人才激励等方式，大力培育并重点扶持社区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文体活动类和专业调处类等社会组织。二是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统一平台，推动政府职能部门购买服务项目、符合政府转移职能承接资质的社会组织等目录的出台，推动购买服务的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三是培养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开展对社会组织领域人才队伍的宏观规划和政策研究，加强对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培养扶持和激励，建立完善的社会组织从业者职业薪酬体系和指导标准。
3.抓枢纽，建立社会组织枢纽式服务管理工作体系。一是完善枢纽式服务管理。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强化枢纽型社会组织功能，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推介、信息发布、政策咨询、培训交流提供支持。二是探索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采取主动培育和社会化自主形成相结合的方式，把社区党委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党建枢纽，把区域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孵化园等发展成为枢纽。三是加强社会组织党建。明确枢纽型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本领域、本区域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规划协调和指导联系，实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全覆盖。
4.抓公开，探索社会组织规范化和信息化公开机制。一是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现代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持续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评估工作，以健全组织结构为重点，以完善规章制度为手段，以增强服务功能为目标，促进社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二是探索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探索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统一平台，健全信息发布机制，推动社会组织“章程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资金筹集渠道公开和人员薪酬公开”。三是推动社会组织协商协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具有的行业、专业、职业、第三方、扎根基层等獨特优势，围绕所代表的行业和群体利益，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渠道和机制。
5.抓党建，服务凝聚社会组织融入区域化党建格局。一是以党建引领区域化治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指导协调和资源整合的作用，以社区党委为平台，推动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党员参与社区共治。二是完善社会组织党建覆盖。采用“独立党组织、联合党组织、活动型党组织、党的工作小组”等方式，对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组织，全部建立党的组织；对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组织，由街镇社区党委，派遣党建指导员或明确党建联络员。三是制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文件。起草出台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文件，明确要从健全党建工作管理体制，落实党建工作责任主体，健全党建工作协调机制等方面，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要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业务指导、资源对接、凝聚人才等功能，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管理。
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篇4
推动社会治理纵深发展
谷里镇综治中心工作经验交流材料
谷里镇党委书记 林晓晖（2017年6月3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好！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我镇综治中心建设及工作开展情况简要汇报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强化组织建设
我镇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大安全”总体要求，以强化组织领导、落实经费保障为前提，以人员整合、职能融合为核心，以信息化、数据化、阵地化建设为重点，推动综治中心实现一体化运作、实体化运行、为群众提供“一站式”、“一条龙”的优质高效服务，把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沟通群众的“连心桥”、党委政府的“减压阀”、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我镇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综治中心主任，政法委书记和派出所长为副主任，相关场站（所）负责人为成员的组织机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班子成员具体抓，各村（社区）、各单位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二、搭建工作平台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为方便群众来访，调处矛盾纠纷，我镇在整合资源、加强部门协作、制度建设、运作规范化程度、切实为群众解决问题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充分认识到综治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搞好综治中心建设作为党委政府工
作的重中之重，亲自部署、亲自督促落实。
（二）健全制度、规范流程。我镇综治中心以为民服务、方便群众为重点，科学设置中心各个功能，突出司法所的法律援助和司法调解功能，结合综治、信访、劳动等部门资源，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
（三）资源整合、齐抓共管。我镇在中心建设上高规格建立“中心”领导架构、高标准配备“中心”工作人员、高效率整合“中心”工作资源，整合各部门资源，提高中心人员综合管理能力、化解调处矛盾纠纷能力，宣传发动群众协调能力，依法管理社会事务能力，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能力，实现了集中办公，真正发挥中心的管理作用。
三、创新工作方式
（一）防控体系健全，治安联防到位。一是加强人防队伍建设，进一步充实综治队伍，为各村聘任1名村警，1名法律顾问和5名禁毒专干，调解委员会7个35人，街道治安巡逻队2个16人，为村级治安防控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基层综治队伍的工作水平。二是强化技防建设，不断完善“天网”工程建设。投资30多万元，建立视频管理指挥平台，在集镇区域、重点地段、重要场所安装高清摄像头20余个，全方位无死角进行24小时监控。
（二）资源多元共享，矛盾纠纷联调。一是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多元调处化解机制，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实行县、镇、村三级矛盾纠纷网络联动调处，并运用法治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加大矛盾纠纷网上受理比重，最大限度将矛盾
吸附在基层，化解在当地。二是健全综治信访中心接访制度，每天对来访群众进行登记和调处，把来访群众当成自己的家人对待，让群众感受到家的温暖，进一步减少了调处难度。三是坚持“抓小抓早”的原则化解矛盾。按照“预测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各村（社区）村民自治管理协会等团体作用，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掌握调解和稳控的主动权。
（三）突出专项整治，维护社会稳定。一是数据引领，实现资源共享应用。开展“黔西县社会创新管理平台”信息录入工程，对我镇8000多户3万余人的各类基础信息进行采集录入，动态掌握人、地、物、事、组织等基础信息，提高了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二是智能手环，实现精准管理。充分运用大数据思维，分批次免费为我镇特殊人群和阳光少年佩戴智能手环，对手环进行精确定位，有效推动了我镇社区戒毒和帮扶安置工作，也实时掌握辖区阳光少年的动向。三是亮剑行动，实现长治久安。充分利用网格工作室、校园警务室、网上平台、天网工程等各种媒介，公布线索举报电话，开展义务治安巡逻，严防犯罪人员落脚藏身，不漏管、不失控，切实做到精准管控。
我镇虽然在综治中心建设上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与上级部门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不断加强联系服务群众能力，继续深化综治中心各项工作，奋力推动谷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篇5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记者就此专访了省委讲师团主任郑昌华教授。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昌华：总目标揭示的是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明确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建设提出的目标，其中，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由此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总目标与分目标、总体布局的体系与一个方面的体制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记者：以前我们更多地讲社会管理，现在提出社会治理，二者有什么区别？
郑昌华：治理同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而治理则既包括各方面的科学管理，也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内涵。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相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更强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更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宣传教育手段的作用。
从讲社会管理到提出社会治理，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方面是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总目标相呼应，另一方面是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说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了一个新飞跃。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形势，以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
郑昌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首先，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基于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实行重大变革，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决定》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使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要坚持依法治理，使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制保障转变；要坚持综合治理，使治理手段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要坚持源头治理，使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
其次，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这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现在我国已经有50多万个社会组织，单从数
量上看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人均数量在世界上还算很少的，而且一些社会组织质量不高，很多仍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在社会建设方面，要真正做到“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必须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次，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顾此失彼、本末倒置，而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这就要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便捷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广泛覆盖的矛盾调处机制、坚强有力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等，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保证社会善治常态化、长效化。
核心提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
专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发展，关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也关系到另一个很重要问题，即维稳。如何有序地培育与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的同时，又不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就此，我们专访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红云。
《21世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您曾研究过公共预算中的公民制度化参与，您如何看待预算改革？
周红云：公共预算改革很重要，它是一种基础性改革。财政与公共预算，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的问题，让普通公众合理、有序地参与到预算改革中来，是理所当然的，更有助于改善预算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公共预算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让民众参与进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大在公共预算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促使公共预算更加透明化、科学化。
《21世纪》：《决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您如何看？
周红云：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此次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此前说的更多是社会管理，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也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就是一场政府改革，主要表现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及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
须知，政府与社会，如同鸟的两翼，缺一不可，社会不断发展与成熟，对于实现良好的治理
很重要。治理，而不是单纯的管理，说明了一种协同精神，各地也不断在社会治理方式方面进行探讨，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案例。
比如杭州政府的治理改革可归纳为“复合治理”实践，即由“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民主促民生”、“开放式决策”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改革举措构成。杭州市积极借助民间组织的力量，但不是简单地把政府职能外包出去的做法，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种资源，促进特色行业发展，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展文化社会事业，提升城市发展层次，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种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在不断培育和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自治能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从而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21世纪》：《决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您如何看？
周红云：这是政府简政放权的另一方面，即一方面政府在不断下放各种审批事项，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试图不断厘清政府与社会边界，它的另一方面就是，社会需要发展出各种中间组织来承接政府下放的这些权力并提供相应公共服务。政府的意图是很好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一些社会组织仍发育不足、成长不足，即使政府投入资金，交给他们项目，但是他们的能力依然有限。一些社会组织仍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对自身专业化发展定位不清晰，政府项目具体是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利于社会组织长远的专业化发展。
《21世纪》：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您怎么看？
周红云：这涉及到维稳问题。稳定，应是个动态平衡问题。应用制度化方式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与诉求。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利益不断多元化，完善各种制度应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方法。不仅让老百姓有表达诉求的渠道，而且政府要以协商、协同治理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此外，在一些决策过程中，可考虑让普通民众有效、有序地参与进来，只要有适度的参与，普通民众对决策的结果支持度就会增加。这就是协同治理、化解矛盾的思路。
各种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与民众间很好的缓冲带，尽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让他们尽快成熟起来，将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政府首先应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成长和发育，致力于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和水平。因此，政府培育强大的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会，正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职能。另一方面，社会自治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并不排斥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公共管理，而且在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存在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管理必定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当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区别于政府其他管理职能，它更侧重于对公民社会自身无法自我管理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且必须以公民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为前提和基础。
《21世纪》：未来，促进民间组织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周红云：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需要一个好的制度与法律环境。目前，我们还并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母法，仅有一些条例，这方面需完善，立法需及时跟上。此外，税法应怎样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也需明确化。总之，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到一个制度与法律的环境中来，不仅有利于它们自身的发展与成熟，也是政府与社会建立良性关系的应有之义。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概念的理论创新（2）
2013-12-24 14:07 来源： 深圳特区报 作者： 汪斌锋 鲍宗豪 字号：
提 要
十八大报告涉及关于我国社会现实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回顾这一年，学界围绕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新型城镇化、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生态社会学等热点问题，从不同视角和面向展开深度研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成果，从而彰显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价值追求。
社会结构：阶层流动乏力
社会结构和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众多学者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内在分层机制展开研究，以期揭示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从而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一是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底层社会向上流动乏力。钱兆成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王伟宜通过对7所重点大学学生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公平逐渐丧失成为社会流动之忧。
二是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一方面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催生大量房奴，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刘志伟根据全国性面板数据对城市房价与劳动力流动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房价升高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尤其是青年人的择业流动，同时高房价还剥夺青年人的梦想，使其不得不生活在还房贷的高压力之下；另一方面高房价使得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有为青年——大学生及农民工群体无法更好地进入城市生活，阻碍了地区间人口流动。
三是流动性缺失导致“社会病”流行。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拥堵。郭强、王芳等人的研究表明，大量底层社会群体有向上流动的需要而现实中流动渠道狭窄，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必然导致社会拥堵。第二，阶层固化。马西恒等人提出阶层固化，意图强调处在上层的社会和处在下层的社会同时出现流动乏力的情况。
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成为2013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从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城镇空间规划、功能设置、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研究，还是城市产业布局、就业机会的研究，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将人的城镇化放在首要位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田莉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土地出让，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一些地方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房价飙升超过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及忽视“人的城镇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
第二，“城市病”研究。我国的城市化产生了人口急剧过度聚集、资源能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对“城市病”的关注使得大量研究人员加大对城市空间规划、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城市制度设置等问题的研究力度。
第三，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研究。2013年同济大学科学发展研究所与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成立的新城镇化中镇模式研究小组对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进行了深度阐释，“中镇模式”汲取了大城市高效、小城镇快速的优点，克服了大城市过载、小城市浪费的缺点。从以上总结来看，2013年城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人的城镇化，旨在用文明发展来增进人的幸福和幸福感，从而形成人口宜居、生态美好、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
社会建设：价值、结构、制度与关系
近几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一直是社会学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从2013年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双管齐下，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价值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进行了多个层次的研究。
一是社会价值建设。学界认为，社会价值建设旨在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学界也试图构建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的公民身份认同。
二是社会结构建设。学界主要从社会结构化的角度展开，尤其是备受争议的“单独二胎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等与之相关联的诸多问题。有区别地判定社会结构现状并试图预测社会发展的可能，从而通过对当前社会改革调整入手，通过制度设置来规避社会风险，塑造结构合理的社会发展态势。
三是社会民生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社会民生制度建设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其中，社会保障机制、社会福利体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公共卫生建设和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等众多领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底层民众利益保障的制度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建设取向，一方面将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最基本需求作为制度设计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断提升我国制度化建设水平。
四是社会关系建设。学界认为，社会关系建设在于重建社会信任，尤其是现代法制的建立健全和传统道德观念中信任文化的挖掘。同时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培养社会组织能力，通过“社会人”和“共同体”培育来抵消“经济人”的冷漠。
社会治理：从管理到治理体现全面创新
从理论来看，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密不可分，2013年“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在京挂牌成立也充分说明其中的渊源；从实践来看，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培育社会参与自身建设的制度与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提高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从2013年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新形势下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第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和重申了市场的地位，也表明政府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市场的关系。因此，社会治理体现在政府与社会共治，它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第二，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通过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单位的主动性、能动性，发挥社会自身的调解、净化作用。通过法治手段、社会规则和市场秩序来规范和协调社会利益群体，使其正常发展。
第三，网络社会治理。2013年以微博等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又一焦点，当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这三者互动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社会治理是有限政府视域下的延伸。
生态社会学： 由环境危机引发的热议
生态社会学的崛起与其说是生态环境进入社会学视野，还不如说是社会学回归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生态社会学跨学科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方法，对社会的反思富有启发意义。
一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生态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经济增长的反思。生态社会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提出生态补偿制，通过将生态代价计算入经济增长的成本，转移经济收益用于生态补偿，从而修复已经受损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模式转型，例如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等等。
二是对社会发展目的的反思。生态社会学在社会哲学层面进一步反思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对传统社会发展的目的进行质疑，试图重新厘清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择既要人类发展，同时又不对人类未来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方式成为难题，或许当前科技能起到调节矛盾的作用，但具体作用有多大，还有待证实。
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篇6
农民算小账，小账连大账。柳树口镇共有13个行政村，20xx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有1个村突破60万元、10个村突破5万元，农民年户均增收3200元。
一个个飞来的订单，一笔笔打来的款项，一张张绽放的笑脸，处处展示着泽州创新党组织设置，建立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给乡村带来的新变化。
村超对接，卖粮有渠道
柳树口镇是全县脱贫攻坚主战场，13个村中有12个是建档立卡贫困村，占全县二分之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2878人，占全县四分之一。近年来，大批村民拖家带口进城务工，撂荒土地不断增多。
20xx年初，泽州县委组织部抛出“红色锦囊”，在晋城市知名企业福旺多超市商贸有限公司设在柳树口镇的下属企业福旺多生态园建立党支部，并与柳树口镇南寨、圪针掌、张八等周边10个村的党支部牵手建立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以党建引领助推脱贫攻坚，通过农超对接实现乡村振兴。
有了党组织，就是一家人。党组织作后盾，打消了超市与村民之间的疑虑，打通了山区优质农产品直通城市的销售渠道。
农超联合党总支会上，关于订单农业的议题越来越多，周边村庄的村民也坐不住了。河西、神直、石庄村的干部群众找来了，申请加入党总支。就这样，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下辖的村党支部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13个。20xx年，农超联合党总支不仅与福旺多超市签订了千万元订单，还与兰花酿造公司签下了130吨高粱种植合同。20xx年，农超联合党总支又与福旺多超市、兰花酿造公司、圣王山中药材公司签下1500万元订单。
有了订单，党员保质量
手中有订单，种地不心慌。按照“总支+超市+农户”的产销模式，村民结合市场需求批量生产农作物，超市集中购储运销，解决了村民卖农产品小打小闹、销售不畅的难题。
去年麦收后，农超联合党总支经过市场调查，提出复播油葵增加收入的想法。一开始群众想不通，觉得种油葵麻烦，收成如何也拿不准。于是党总支向群众作出“三包”承诺，即包种子、包下种和包销售。
党总支购买了专用播种机，党员干部先在自家地里试种，成功后再挨家挨户给群众播种，还指导施肥管理。最终，共种植油葵1000亩。秋天，油葵长势喜人，共收葵花籽30万斤，村民增收110万元。
油葵的大面积种植，带动了油料加工业发展。农超联合党支部主动与东下村油料加工厂联系，帮助多方筹资、扩大生产能力、完善环保设备，承接当地千亩油葵的加工业务。
订单如期完成，还要保证质量。农超联合党总支引导党员担当作为，加强监督，诚信经营。按照订单，樊家、南庄、河西等村要为福旺多超市提供2万斤小米。如果收购的谷子中秕谷多了，超市的利润就不能保证，对于这一点，超市管理人员不熟悉，但是天天跟土地打交道的党员干部最清楚。于是，党员干部拿来吹风机，吹去了秕谷，保证了谷子质量，赢得了福旺多超市的信任。
支部联建，脱贫有引擎
以往，各村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农超联合党总支成立后，各村党员干部群众争先恐后比着干，干事创业热情空前高涨。
石庄村是柳树口镇的一个老上访村，申请加入农超联合党总支后，干部村民顾不上闹意见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村集体增收40500元。窑后村原来的党组织比较涣散，看到周边村庄都在农超联合党总支带动下一门心思谋发展，于是不甘人后，发展起苗木、牡丹植物油加工，仅此一项村集体就增收6万元。
支部联建，成为泽州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
该县打破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创新组织设置，通过龙头企业和枢纽型党组织带动，先后创建了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模式、犁川镇崔河八村联建党总支模式、北义城镇薯米产业党支部和果蔬产业党支部模式、巴公镇一矿带五村的全域旅游联合党总支模式、川底乡一企带四村的二十里铺村企联合党总支模式。
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篇7
一、法治视域下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
法治则是良法之治。从这层面来讲, 社会治理和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一致, 都是最终要实现良法善治。同时, 社会治理法治化意味着国家、公民、社会、权力与权利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 通过法治对权力进行界定、规范和约束, 从而使权利得以更好的保障, 另一方面通过法治的服务职能确立下来, 达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新形式下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 法治为社会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 提供了善治的创新机制。
二、当前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困境
由于中国人民深受几千年的传统人治文化的影响和僵化的一元管理体制所限, 政府包办一切的全能型政府、人治大于法治、维稳替代维权等与与法治社会不相适应的问题仍然存在, 公权力滥用、司法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 法治建设相对滞后, 这些都需要加快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的顶层设计。
(一) 从制度建设方面讲, 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现状不相适应的问题依然存在。法治是良法之治, 社会治理法治终极目标是善治, 所以社会治理首先要有良法可循。
(二) 从法律意识方面来讲, 社会治理的各类主体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一方面政府习惯于靠人来管事, 用行政手段来管事, 缺乏相应的、有效的互动机制, 没有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化解社会治理中遇到的矛盾。另一方面居民的法律意识并没有随着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建设工作的开展而得到明显提升。
(三) 社会监督体制不健全, 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 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处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而群众监督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尊严的重要保证。但在社会创新的实践中, 群众监督普遍存在缺失的现状。
三、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依法治国是我国针对新形势下国内实践及经验提出的治国方略, 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也要在法治框架下进行。针对我国目前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治理中的各类主体法治意识薄弱、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在实行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见解。
(一) 推动以完善社会治理规范体系方面的制度建设
近些年国家虽然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出台了许多的法律法规, 但是内容相对分散, 尚未形成体系, 且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 有些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 所以, 正值当前法治社会建设如火如荼之时, 国家应对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进行不断完善, 推进创建并逐步改进社会自治规则, 确保社会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彼此配合协调充分发挥作用。
(二) 加强以树立崇尚法律权威意识方面宣传教育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当前,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将法治信仰、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之所在。为此, 要在全民树立起宪法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责任意识, 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用权意识, 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要让公平正义的实现要让老百姓能切身感受、亲眼看见。使老百姓认识法治、接受法治, 相信法治、从而将法治内化为公民生活的自觉行动。
(三) 完善以全民、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监督体制的创新
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展过程中, 社会监督机制的健全也同样重要, 要发挥群众和新闻媒体对社会治理创新的监督作用。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有利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使人民授予的权力切实用在服务于人民上。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社会治理创新才会更贴近群众, 社会治理创新才能更加科学、公正和准确, 管理效能也才会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王雪松.法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12.
[2]刘洋.社会管理创新的法理解读[D].辽宁师范大学, 2012.
浅析城市发展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篇8
关键词：城市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26-02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囊括多方面内容：打击、防范、教育、建设、改造等，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相应的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也就是说外来人口不断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也不断拉大，基于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治安的新现象、新矛盾不断滋生，因而新形势下要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必须依据城市实际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计划，确保相关工作落到实处，使其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而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
一、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瓶颈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相应的城市化速度加快，也就是说部分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一方面，为城市建设发展带来大量劳动力，带来了不同层次人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城市人流量增加，相应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增多，严重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很多消极影响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巨大压力。
尽管新形势下民众整体收入提升，相对应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呈现出愈演愈烈态势，排除其它因素不谈，当因社会分配不公平、不合理产生社会矛盾时候，部分民众会心理失衡，倘若未有效处理为造成重大影响，例如：爆发一些穷凶极恶、危害社会稳定的个案。例如：近年来，因为虚荣心膨胀而抢劫银行的事件屡见不鲜，因为没钱给亲人治病而进行抢劫，其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秩序，给民众生产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再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稳步推进，但是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未建立健全，大量的”真空地带”给予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无形之中加大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难度。在另一方面，不法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严重扰乱正常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虽然国家针对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各类治安问题进行整顿，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效果甚微。相反，医暴、车霸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降低了民众安全感。就我国目前形势来说，我国人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两者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我国已向老龄化社会转变，因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迫切性，也正因为这样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为新形势下拓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条件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党和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重要手段，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能够预防和降低犯罪的机率。当然这要基于一个大背景下，便是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将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效动员全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运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种手段确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能够落到实处，进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为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治安是一个重大且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而新形势下需要相关政府，依据城市实际发展状况，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理论依据。再有，相关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应当用于承担起社会赋予的责任。再有各级党委也应当悉心听取社会治安综合管理部门的工作汇报，在解决其困难的同时，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部门提供必要的帮助。
三、始终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便是打击违法犯罪，出现此种情况时必须坚定不移的依法从严处理，采用多种方式整顿城市治安混乱地区，解决当地区突出的治安问题，这就需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把“严打”工作贯彻到整个执法环节，集中力量整顿社会存在的黑恶势力，将重点放置打击有组织犯罪甚至于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而各相关智能部门也应当加强沟通与交流，形成一股绳，始终保持对各种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进而为民众营造一个和谐环境。预防犯罪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积极措施，因而新形势下需要政府采用相关措施将严打、严防、严管、严治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将工作重心向预防上转移，倘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未落到实处而产生社会治安问题，定要在最短时间内予以解决，将影响最小化处理。最后，进一步加强群防止工作，依据城市发展现状建立健全全社会的群控体系，在增加透明度的同时，为预防工作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结语：新形势下，需要相关政府职能部分大力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任务，使得民众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一个浅显的认知，当发生此类事件后，能够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发动了全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到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管城中，为营造一个全新的齐抓共管局面创造条件，确保城市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永宁，陈燕丽.新时期国有企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探索[J]. 杭州（生活品质版）. 2012（09）.
[2]范新甫.谈谈综合治理在企业稳定中的职能作用[J].大家. 2012（12）.
作者简介：刘毅，（1977.07-）。性别：男。民族：汉族。籍贯：江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