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矛盾多元治理

创新社会矛盾多元治理（通用8篇）

创新社会矛盾多元治理 篇1

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社会格局和利益分化也逐步形成，这使各利益群体的阶层化加剧，而阶层的利益取向分歧就越来越大，由此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仇富心态，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战着中国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当前，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当前在公考中，面试题材大量采用一些比较矛盾的直面社会矛盾的题材。因此京佳为你整理出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矛盾及其表现，以便我们帮您深刻的分析其中原因和找出可行性的对策。

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

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刻政治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只要有以下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

（1）我国基层干部官僚作风和腐败问题严重，使群众产生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再加上有的基层党政干部基本素质较低，“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不能够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推诿拖拉，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处理。这种政府不作为让基层群众无法通过体制内的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而造成了矛盾的产生和扩大。比如干群之间的矛盾，甚至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样矛盾沉积一久，便会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性事件。

（2）我国基层政府的组织社会管理能力薄弱，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机构设置不合理，出现臃杂或是空缺的问题，甚至有的基层组织形同虚设，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群众对政府管理能力产生质疑。不能正确利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也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是态度，不能把群众的民生问题化解在最基层。在“第一道防线”即出现崩盘，并不能把党和国家的意志和政策贯彻到基层，加之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尚未完善，导致群众自身利益诉求渠道闭塞。

（二）社会因素

（1）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凸显，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化加剧。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利益结构的调整，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尚不完善，以致于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公。这种由于利益关系调整带来的不平衡，造成职工、公民的心理不平衡。

（2）社会风气下降，唯利是图，传统道德约束功能呈现弱化，趋势造成人们之间关系的冷漠，这种冷漠的意识使群众的内部矛盾不能“大化小，小化无”，反而使简单的问题升级为群体性事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早就了这样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心态，或是说，现今社会的”软件“建设并不完善，并不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社会建设的断层。特别是在遇到一些利益问题和关于生命问题时，为了避免麻烦，大多人采用漠视的态度，也从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人民的心灵。

（三）思想因素（1）公众维权意识增强。近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及注重民权、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群众的人权意识、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在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等方面要求随之提高。有时基层群众之间在生活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本应在友好协商下能够和解，却会因维权意识的发酵，致使这些小的摩擦变为难以化解的矛盾。

（2）部分群众法律法规认识尚不到位。使得部分群众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只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甚至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导致部分群众在生产生活中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情况，便会以自身所认知的“法律”说事，一旦问题解决得不到自身认可，极易出现聚众上访、无理闹访等现象，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和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拓展群众诉求渠道，畅通信访渠道，是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有群众把自己的利益表达出来，才有可能让政府知道，这是化解基层矛盾的前提与基础，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至于如何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主要可以采取政务公开、领导下访等多种方式，让广大群众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当前，中央的精神就是把矛盾要在基层化解。也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二）基层政府要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在法制还不太健全、公民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的国情下，信访就是群众合理反映问题的渠道，信访是群众相信党和政府的一个表现，信访也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一个窗口，因此，目前信访非但不能削弱，反倒还要加强。要避免越级上访就要及时为群众解决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劝阻、堵截越级上访者。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主动了解民情，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同时，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落实行政问责制、维护司法工作的独立与公正、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措施，这些都是减少上访、越级上访的根本途径。此外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亦要加强，还要重视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尤其是代表政府形象、直接与群众接触的干部更要注重言行举止，防止因工作方式不当而引发冲突。

（三）确保利益分化的合理性、有序性。其合理性：一是机会和起点上的均等；二是过程或规则的公正。机会均等就是人们在获得发展机会(如就业、升迁、教育等)的权利方面，不受诸如户籍、性别、身份、种族、资本占有状况等的影响，不同的利益主体应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规则公正则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要遵守同样的规则,如同一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存在特权和例外。公平公正历来是群众关注的重点，只有保证竞争是在公正、平等条件下进行,其结果的差异才具有合理性，人们才可以接受。因此,我们必须要尽快完善竞争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对不平等的利益加以有效遏制,使社会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其有序性：一是要确保利益诉求的程序合法；二是要确保获取利益的手段合法,即合法得利。要确保利益诉求的程序合法，主要是要构建一个程序规范和广泛参与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表达主要有个人表达和团体表达两种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表达利益的途径主要有利益团体的结成、利益代表的选举、利益要求的提出、利益侵害的申诉等等。要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就必须建立健全顺畅的利益表达、补偿机制。

（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一方面是要解决人们必然遇到的问题，如生、老、病、死等；另一方面是解决人们偶然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天灾、人祸（如各种事故）。社会矛盾冲突常常是由于上述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引发。我们要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社会保障机制，增强人们对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预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首先要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公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并不断提高保险水平。其次，要健全司法实践中的社会救助基金等保障措施。

第五、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实现依法行政，真正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我国是一个法制化国家，依法治国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当出现一些违法乱纪，严重损害社会风气和人民利益的现象出现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因此，必须加大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整，很多的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要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正义的社会秩序。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许要政府具有前所未有的决心。

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稳定压倒一切。当前，在社会的转型阶段，社会矛盾还错综复杂，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加大解决矛盾的节奏，真正从内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找出矛盾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法，真正为实现和谐社会而共同努力。

创新社会矛盾多元治理 篇2

10 月26 日至29 日,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 会议主题聚焦于十三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更加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包容性、可持续性,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关键时间节点上的重要战略部署, 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总体方略遥相呼应。

从发展脉络看, 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 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 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2014 年12 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集其大成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 与前面几次重要会议环环相扣, 围绕推动改革开放的关键问题系统谋划, 必将对未来的发展格局及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总体方略和十三五发展战略部署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 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度发展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深层次矛盾, 改革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激化, 不同背景出身的人发展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系统差别日益增大, 阶层流动固化, 使相当一部分群体的期望挫折感与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 这是转型期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在困境。“新常态”下,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潜在的动荡因素增多, “全面深化改革”既涉及理念和方向之争, 也不可避免利益和权力的激烈博弈, 属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运行阶段,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 兼顾稳定秩序和发展活力, 因势而谋、顺势而为, 以有效的舆情治理在多元中立主导, 在多样中谋共识, 在多变中把方向, 是顺利深化改革的基本保障。

二、推进舆情治理创新需要深刻认知引发潜在舆情危机的当前社会矛盾总体特征

当前, 社会发展动力转换而制度变迁远远滞后, 技术赋权带来传播主体多元化, 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逐步增强而法治观念依旧单薄, 传统媒介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实现模式面临危机, 而新媒体舆情往往风起于青萍之末, 由个别事件经由新媒体传播升级扩散成为公共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 并因为网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非体系化的人群聚合能力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网络舆情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 并深刻影响到社会治理其他层面的实施效果, 适应时局与传播技术的变革不断优化舆情治理方略、推进舆情治理创新则成为一项历久弥新的学术课题。

推进舆情治理创新, 首先需要对当前时点上我国社会总体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社会矛盾总体特征有准确判断和清醒认知。

就国内形势而言, 改革与转型交织, 利益博弈与观念交锋并存, 内外环境、矛盾、风险、困难多重叠加;就国际环境而言, 我国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与全球治理结构的深刻调整同步, 国内政策溢出效应日益明显, 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外来力量和外来因素干扰;就改革本身而言, 立足长远健康发展的改革会引发局部短期阵痛, 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心理期待与可能承担的改革成本错综交织, 有可能引发局部社会心理震荡;深水区的改革本就暗礁密布, 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过程, 现有的政策工具腾挪空间日益狭小, 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势在必行, 一旦创新或实施过程中出现操作失误或用人失当都可能激化既有矛盾;

就社会矛盾总体特征来说, 有两条彼此关联的主线需要在舆情治理中进一步重视:一是社会快速发展和新风险社会来临凸显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爆发式增长需求与落后的供给体制、薄弱的供给基础之间的矛盾;二是当代中国社会“二阶冲突”凸显带来的细微矛盾扩散化、公共化风险。

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 《2015 年上半年网络舆情热点》①可以管窥当今社会矛盾在舆论场域中的表征和体现。位居前20位的舆情热点事件中, “上海元旦夜踩踏事件”、“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漳州石化爆燃事件等多个突发事故发生后, 网民态度、意见、情绪短时间内迅速集结, 话题在个别事件上集中之后不断扩大化, 最后上升到体制性问责的层面, 直指我们当下社会管理中的积弊并唤醒以往类似事件的记忆, 在对比类比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对体制的不满情绪。这种舆情生发扩散模式在2015年8月12 日天津港大爆炸事件中得到了典型体现, 连续多日的舆情鼎沸与追问让当地政府承受了巨大舆论压力, 天津本地媒体更因为在此过程中“失语”、“失责”遭到网民嘲讽。突发事件暴露出的公共管理体系漏洞与吏治、司法等领域的积弊交织, 夹杂着工资改革、养老并轨、公共卫生等民生议题, 在意识形态话题上得到另一种宣泄和释放, 社会舆论场的热点话题并非彼此分立, 而呈现出复杂交织、交互强化的特征。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大方针下反腐重拳不断, 各种类型的大案要案贪腐数据也都在不断挑战着公众的神经, 尤其是7月份股灾以来围绕国家对救市所爆发出的各种小道传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 处理不当会进一步形成对政府公信力的极大伤害。

1986 年,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 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出现以来风险因素日益突出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分析, 《风险社会》出版当年, 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核辐射威胁覆盖整个欧洲。新媒体的裂变、社交媒体对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让风险性事件的可视化程度及传播速度大大提升, 其社会传导性进一步超越了传统突发性事故后果所涉及的地理疆界, “新风险社会”隐然而至。所谓“二阶冲突”, 是指由第三方干预所导致的各方与第三方之间的冲突, 是社会冲突升级和扩散的一种激烈形式。由于体制惯性, 我国政府机构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强势的作用, 但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需要处理和应对的不确定事件和公共管理问题不断增多, 公众对政府“高依赖、低信任”的现实困境使政府在面对一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滑入“塔西佗陷阱”②, 导致简单冲突复杂化。社会宽容度不够, 共识度不高, 潜在冲突和矛盾复杂交织, 这是当前形势下我们舆情治理所面对的社会矛盾大背景。

三、着眼“四个全面”推进舆情治理的协同创新

“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③, 党领导全国人民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谋发展, 追求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 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而“包容性发展”亦即意味着立足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 深入剖析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针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与机遇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 让发展红利惠及所有人。

如前所述, 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矛盾就是新风险社会来临大背景下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带来的矛盾沉积与集中爆发, 因此舆情治理创新也必须更加强调系统性、协同性, 秉持问题意识和科学思维、围绕“四个全面”总体战略布局深入推进细化研究以指导实践操作。

“四个全面”辩证统一又彼此支撑:只有全面深化改革, 破除利益藩篱, 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 建立规则秩序、推进公平正义, 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 锻造领导核心、提供政治支撑, 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证。深化改革包括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党建体制改革、纪检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涵盖依法治党、用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从严治党对改革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引领、护航作用;要立足中国国情土壤, 综合历史文化、现实国情、时代精神和未来趋势深入理解“四个全面”在新时期我国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上的重要意义, 才能准确把握其对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关键点、切入点、着眼点的内在要求, 避免舆论工作的碎片化、盲目化。要深入探索新形势下舆情治理的手段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 站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构建起国家立法、公民守法、社会协同、共识引导、技术保障、多元互动、分类治理、彼此协调、自律与监督相结合的常态化、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对大众传播媒体, 要以良好的治理策略和激励机制鼓励其进行传播创新, 恪守媒体职业道德, 凝聚传播共识, 牢记话语底线, 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对于广大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 要通过敏锐的舆情采集、研判和反应机制的构建, 让他们切身感到自身的声音能够被倾听、被尊重、被采纳, 让民情民意的社会表达有合理合法有效的渠道, 并且因为这种倾听、尊重和表达渠道的有效性避免情绪的积压与态度观点的极化, 以传播的温情和温度带来理性温和的沟通, 在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推动发展共识的形成。

摘要：本文着眼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总体方略及其内在联系,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剖析的基础上, 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舆情治理创新、提升舆情治理协同性的思路与建议, 以更好服务于“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科学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发展和“两个一百年”长远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四个全面”,主要矛盾,舆情治理创新

注释

11参见廖灿亮, 《舆情地图:2015年上半年网络舆情热点》, 人民网舆情频道2015年7月10日

22 古罗马普布里乌斯·克耐里乌斯·塔西佗 (Publics Cornelius Tacitus) 在出任执政官时, 曾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 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这个见解后来成为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定律。

社会矛盾治理体制创新机制浅析 篇3

关键词：社会矛盾 ；阶层矛盾；互联网治理；网络舆情；机制体制创新

一、总论

有人类社会就有社会矛盾。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矛盾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内在成因、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都各不相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近一二十年，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也是一些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突发期。[1]

在中国现实社会和学术界当中，社会矛盾是一个使用频度很高的词语。然而，并非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的，且是社会一种普遍的常态现象。学者陆学艺指出：“从社会各个方面测量，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这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2]

近年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成绩的背后伴随着一系列堪待解决的问题，人口、环境、医疗、就业、教育等领域都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盘根之状，要解决现存诸多社会问题，要从鳞次栉比的社会矛盾入手。

社会矛盾是指社会群体、阶层、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通常是由资源占有或者利益分配的不均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差异造成的，通常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负面情绪，并会因负面情绪而采取的一定形式的外显行为。从法律意义上看，社会矛盾往往表现为纠纷和争议。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数量增多，参与主体多元化、有组织化，表达方式极端化、暴力化、网络化等特征，而纠纷化解渠道不畅，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纠纷解决方式，加大了纠纷解决难度，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大压力。[3]

二、我国社会矛盾类型及成因

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矛盾虽呈现出了复杂多样的趋势，然社会矛盾并非时下特征而是古已有之，伴随社会发展与制度改革，旧的矛盾不断克服，新的矛盾也在产生。

1.阶层矛盾加剧

马克思提出，阶级矛盾即不同阶级之间因经济、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和要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这是阶级产生以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矛盾。各个阶级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形成各种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古已有之，如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1）社会流动与群体焦虑。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孔飞力在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就曾形象描述过普通民众之间蕴含的社会矛盾：“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4]

人们对异乡人、外来者到来的恐慌和不安18世纪乾隆年间就可见一斑，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成为不可避免的当代社会一大特征，而此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矛盾冲突成为社会发展中极堪解决的问题之一。

（2）贫富差距与隐形冲突。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极度悬殊或成为当下现状及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我国，“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税收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不平等竞争的存在等因素导致了当下问题频生的矛盾现状。

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不仅会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也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会使人们逐渐失去国家凝聚力，大量人口资源闲置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足以威胁社会的长治久安。

2.互联网技术与社交媒体为群体冲突赋值

2015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移动商务类应用发展迅速，互联网应用向提升体验、贴近经济方向靠拢。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较2014年12月增加36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5]。数据显示，互联网已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互联网因为信息的海量化碎片化，虚假性误导性以及用户的匿名化，成为抒发不满和表达对抗的主要渠道。网络暴力、媒介审判、人肉搜索成为现下社会矛盾的新现象，网络成为矛盾汇集的沃土，如果对网络传播机制缺乏必要、深入的了解，对网络事件不具备正确的应对举措，网络矛盾终将显现成为社会矛盾。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升温，固然与技术本身的进步有关，其实更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有莫大关联，特别是在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和利益调整期，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平台之一。这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作用之一，谈论中国互联网，便不能离开公民权利的时代背景。

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亟待体制创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在复杂的事务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不管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

从性质上看，我国当前凸显的社会矛盾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从总体上说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采用经济、民主、综合等的处理方式。[7]

1.规范公权力：公平公开是准则

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风暴的时代尘嚣已久。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8]但千年腐朽是政治制度也不可避免的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贻害吞噬阻挠着我国当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使得社会前进之路举步维艰。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共的，而法术则是出之于私。”；“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皇帝的同部落，即满洲人）。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9]

孔子也曾有云：不患贫而患不均。在社会前进的路途中，公平规范的治理，是脱去官僚腐朽镣铐的第一步，尽管“干群矛盾”和“官民冲突”并不是数量最多的社会矛盾，却是对立最尖锐、对政权和社会稳定影响最大、也最难预防和化解的社会矛盾。[10]官民的阶层冲突隐含着人民政治文化生活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2015十一期间的青岛大虾时间之所以在网络以及社会上掀起舆论狂潮，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基于民众对政府面对民事纠纷和投诉事件，选择规避责任、怠于履行、信息封锁的作为强烈不满而导致的爆发性后果。

2.多元化治理

对历史厚重绵长的大国而言，体系是难以撼动的盘根。中枢管理被官僚习气所掣肘，更是中央集权难以避免的结果。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必须找出自己的多元行政管理办法以适应多样社会矛盾。

在调节理念上要从“人治之治”转向“法治之治”；在调节路径上要从“非制度化”转向“制度化”；在调节手段上要从 “单一的行政控制”转向“多元的治理方式”。健全公共体制机制，扩大社会参与，推动社会利益关系的平稳关系。随着政府渐次从市场“淡出”，企业办社会的能力消退及减弱，社会权力结构由政府一元，变为“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第三部门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有必要为社会组织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进一步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整合作用，预防、缓解、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11]

3.增强舆论引导能力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指出，大众媒介具有环境检测的社会功能。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更便于舆情的检测与把控，另一方面也成为诸多事件频发的重灾区。传统的社会舆情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的街头巷尾的议论之中，前者难以捕捉，后者稍纵即逝，舆情的获取只能通过社会明察暗访、民意调查等方式进行，获取效率低下，样本少而且容易流于偏颇，耗费巨大。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日趋成熟，大众往往以信息化的方式发表各自看法，网络舆情更便捷收集和捕获。

在此基础之上，应完善建立一套网络舆情应对的机制，从组织结构、技术保障、日常维护三个角度入手，建立网络信息的发布和网络舆情导向平台，对涉及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涉及社会收入分配资源分布以及突发性事件等议题进行舆情议题设置，及时、全面、有效的引导网络舆情，避免及减少网络冲突的形成。

总的来说，社会矛盾遍存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我国走入改革深水区、社会断裂时期的当下，丛生的社会矛盾更亟待解决。唯有辨别各类矛盾的类型与成因，结合我国的国情与中国问题，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机制，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有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改革前行。

注释：

[1]邓伟志：《论社会矛盾》，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16卷第4期.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前言.

[3]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本文系中国法学会十大专项研究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4][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1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门户网站：http：//www.cac.gov.cn/2015-07/23/c_1116018119.htm。访问日期2016年1月1日.

[6]《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0 页.

[7]王伟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

[8][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1页.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10]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本文系中国法学会十大专项研究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11]刘中起、风笑天：《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期.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九州出版社，2012.

[2]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

[3] 刘中起、风笑天：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

[4] 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C]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

创新社会矛盾多元治理 篇4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受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增强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配套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群众信访活动不断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尤其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越级上访，甚至由此而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如何把握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并落实相应的治理措施，这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最近，我们就此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探索。

一、主要特点

1、矛盾构成越来越复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构成愈来愈复杂。按照现状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利益冲突型矛盾。这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导致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和谐，进而形成各阶层间的对立和紧张。主要表现为利益丧失者或受损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利益冲突，如企业改制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城市拆迁中的失房居民、农村征地中的失地农民、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青少年；还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困难群众以及城镇低保职工等等。这类人群，可以说在当今整个社会推进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弱势群体更为弱化。这一群体既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②感情对立型矛盾。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人浮无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加之少数干部态度恶劣，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利用职权从既有的社会财富中巧取豪夺。这就导致了社会怨恨心理膨胀，形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感情上的严重对立。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仅是群众最痛恨的事关民心的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风险问题。③心理失衡型矛盾。分配不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分配两级分化倾向越来越为突出，导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他们有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以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有的怀疑现行政策，对现实生活充满困惑和不解，有的甚至仇视社会、敌视富人，进而不惜挺而走险，以身试法，演绎出杀富抢劫、绑架撕票的一幕幕人间悲剧。④阶级对抗型矛盾。境外敌对势力图谋西化、弱化、分化中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不断加剧，并插手和利用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邪教组织活动日益猖獗，刑事犯罪呈高发态势，暴力恐怖活动威胁明显增长。此外，民族宗教领域的不稳定 1

因素潜滋暗长，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尽管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局部范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不加以疏导，妥善解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局部地区矛盾演变为全局性事件，个别行为演变为群体行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国内问题演变为国际问题。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参与主体越来越扩大。当前社会矛盾的主体较前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90年代由于“三农”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民负担不断加剧，曾经一度时期农民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时至今日，随着城乡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矛盾的涉及主体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体不仅有因干群关系紧张或征地失地的农民，而且有企业改革改制而下岗失业的职工；不仅有在职人员，而且有离退休人员；不仅有六十年代老武警、企业军转干、抗美援朝老战士、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而且有农村事业单位改革的“七所八站”下岗人员；不仅有离任村干部，而且有要求落实政策的辞退民办教师、计划外生育被处理处罚的对象，以及非法宗教组织的信徒、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3、涉访内容越来越广泛。从总体上说，目前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上访、集访、越访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①落实政策类。六十年代老武警、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复员军人、困难企业转业干部等都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如企业军转干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等。②涉土涉迁类。包括农村小城镇建设及招商引资办企业征用土地补偿不到位，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中产生的土地矛盾；包括城市建设中征地拆迁中引发的安置补偿矛盾等。③改革改制类。企业改制不透明、不公正、不公开，造成国有或集体资产流失；职工身份置换不规范，养老金、失业金等无着落而引发职工上访。④民事纠纷类。因民事纠纷而上访。⑤经济纠纷类。即因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而引发的上访。如非法劳务组织骗取他人钱财、房地产开发“烂尾楼”工程引发了方方面面的矛盾等。⑥涉法涉诉类。由于群众“信访不信法”心理的强化，一些问题原来应该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却有相当多的信访件涌入信访渠道，寄希望于通过行政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类现象的产生既有群众缺乏依法维权意识的影响，又有少数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乃至办人情案、违法办案造成。不少上访对象甚至反过来通过信访投诉法律部门办事不公等。⑦干群关系类：如反映干部违法违规行政、大手大脚、滥支乱用，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⑧特殊群体类：主要是民族、宗教的问题等。

4、行为方式越来越剧烈。目前许多的社会矛盾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越来越剧烈。①组织化倾向明显。一些利益相关的群体通过少数人的策划、串联、煽动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进而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上访，有的还组成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盟，互通情报、交流信息。②集访、越访迅速增加。目前许多上访者往往会采取组织亲朋好友或利益相关的人员集体上访的办法，依仗“人多势众”，来制造影响，施加压力。尤其是进省去京呈明显上升势头。③极端行为显著增多。一些上访者为达到目的，不惜以喝农药、跳楼、跳河，以及浇汽油自焚等极端方式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堵塞交通等恶性案件。

5、处置难度越来越加大。目前，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理处置难度加大。①群体性事件难处置。群体性事件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情绪激烈，一旦形成，不仅影响恶劣，而且难以处置，有些地方甚至不惜动用大规模的警力方将事态平息。②政策性问题难落实。一些矛盾和问题往往是带有政策性、全局性的共性问题，实非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所能解决。如企业军转干、老武警、伤残军人等要求落实政策问题，地方党委、政府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又提出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要求，既无上级批复，也无政策规定，地方党委、政府无据可依。又如反映村干部挥霍浪费的信访，也是基层处理解决矛盾过程中极为头痛的问题，因为法律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查实了，只有依法罢免或组织处理外，对其他如经济退赔、追究刑事责任等毫无办法。③关联性矛盾难解决。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往往互相关联，处理了甲的问题马上可能会冒出乙的矛盾，导致在信访问题处理上动辄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如解决了甲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有可能乙企业、丙企业矛盾又接踵而至。④违规性行为难处理。由于信访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法规不明确，对信访人的义务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所以对无理上访、集体上访或胡扰蛮缠等违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诫办法，也增加矛盾处理的难度。⑤历史性积案难查纠。有许多的信访案件或问题，由于时间跨度大，解决过程中查找原始资料都十分困难，处理到位实非易事。还有一些问题如历史上的城市拆迁安置，按照当时的政策条件补助安置标准比较低，一些上访者非得套用现在的标准要求增加补助，不解决就无理缠访等等。

二、原因分析

1、教育疏导乏力，滋生矛盾。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农村，目前，一些地方和相关部门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职能，有的成年累月开不上一次群众大会，更谈不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宣传农村文明新风。农村思想教育的苍白乏力，放任自流，导致社会新风得不到弘扬，歪风得不到遏制，社会正气得不到树立，邪气得不到抑止。以致农村中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宗族势力有所抬头，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邻里纠纷不断增多，社会矛盾潜滋暗长。

2、政策调节失衡，引发矛盾。

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甚至少数人不负责任，不讲原则，不上规矩。有的对上访对象搪塞应付，扯皮推诿，符合政策的久议不决，久拖不决，不符合政策的教育不得力、劝阻不坚决，态度暖昧，听之任之；有的“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不能“一碗水端平”，人为制造矛盾；有的考虑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多，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带有随意性，倾向性，甚至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导致在政策执行上出现畸轻畸重、失之偏颇，乃至自相矛盾、政策打架现象。

3、不法行政突出，激化矛盾。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在法制化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不法行政”现象仍然十分突出，由此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些基层组织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面对背负的巨额债务又没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实际，为了保吃饭、保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利用公共权力与民争利，这就使得立法权、执法权异化为政府或部门牟利的工具。诸如城市中可获得利益的土地政府低价征用而高价出让；本应由农民所得的水利、交通工程用地补偿安置费用遭到层层盘剥；打着改革改制幌子，而不顾职工利益暗箱操作出让变卖国有或集体企业资产；城市管理、城市拆迁中违规执法及乱收费、乱罚款黑洞，甚至少数地方和部门借执法之名行保护违法之实，以非法所得供养执法队伍，形成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的黑色“执法产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侵犯弱势群体利益而达到谋求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这种种“不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激化了社会矛盾。

4、调处化解不力，积累矛盾。

目前，在社会矛盾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突出的是：一方面信访渠道不畅。由于“一票否决”考核机制的作用，以及上级追查责任的多，帮助解决问题少的实际影响，导致层层级级对社会矛盾、信访问题“捂盖子”，怕揭短，千方百计遮掩矛盾，想方设法隐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对上访对象采取“人盯人”、“人看人”战术，劝阻哄吓，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全国许多省、市、县在京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堵截信访人员就是信访渠道不畅的最典型表现。另一方面上推下卸严重。由于一些社会矛盾或信访问题，情况复杂、处理困难，一些干部怕费神，嫌麻烦，甚至怕得罪人，不愿意拍下身子真心诚意去调处化解，就采取上推上卸、左搪右塞的办法。拖着办，推着办、等着办，导致许多问题长期悬而不决，矛盾越积越多。正如一首打油诗说的那样：“群众找来找去，领导批来批去，信访部门转来转去，有关部门推来推去，问题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5、惩办打击偏软，助长矛盾。

有的部门、有的干部片面的、教条的理解“群众利益无小事”和“亲民、爱民”的思想，在处理信访问题工作中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对少数带有个人企图，别有用心的操纵、策划、煽动、指挥无理上访、借故闹事的人不教育、不处理、不打击。有的地方、有的干部在信访、稳定“一票否决权”和出现越访、集访干部处理、处罚甚至降职、撤职的考核制度重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息事宁人，“拖”字当头，“哄”上前去，甚至私下解决“优待金”、送上“安慰礼”，这种上访有“礼”，上访有“利”，使尝到甜头的人一遇时机就闻风而动，其他的人也跟着效法模仿，“到县去市就象赶集，进京去省只当旅游”就形成必然。

三、治理措施

矛盾调处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矛盾调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真正把这项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新办法，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要用发展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目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可以说大多都是发展中引发的矛盾，所以还是要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有效提升经济结构，从而切实提高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价格、保障体系、产业布局等杠杆调节作用，用政策的倾斜扶持和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去平衡和改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企业职工、广大农民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使社会矛盾在发展中缓和，在发展中化解。

2、要用民主的思想来消除社会矛盾。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面临的执政形势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组织要牢固树立“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真正把思考问题、落实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上来。在行使职务、办理政务、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办事，尤其在实施重大决策、重大事项过程中，事前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力求使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基础之上；事中，要充分吸纳有关方面的代表参与全程管理，进行有效监督；事后，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唯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才能使政府的各项工作真正体现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除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具体矛盾的处理上，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矛盾发生的初始阶段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矛盾调解组织的作用，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矛盾的处理阶段，要悉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事后阶段，要加强跟踪反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3、要用政策的调节来平衡社会矛盾。政策是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的杠杆，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在制定政策上，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把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尤其是在企业改制、城市征地拆迁、农村土地征用流转、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问题上，更要体现政策的公平、合理、公正。更多的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在执行政策上、要坚持按章办事，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必须坚持“一碗水端平”，出以公心，公正办事，并要注意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门，顾此失彼，人为制造新的矛盾。

4、要用教育的方式疏导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在创新载体、创造特色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现实性和说服力、感染力。在农村，大力开展以村民大会、道德评议、星级文明户

评创为核心的农村精神文明“三项制度”建设，通过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广大干群学法律、学文化、学科技、学政策、学先进，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准。在城镇，要依托社区组织积极开展评创“文明社区”、“平安社区”、“文明居户”、“文明居民”活动，发动居民进行群防群冶，组织治安值勤巡逻，适时开展防盗窃、防抢劫、禁赌博等专项整治。在机关，要普遍开展“星级服务单位”评创活动，推动各级机关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改进服务、提高质量，从而以党风、政风的好转带动民风、社风的转变。

5、要用法制的手段处理社会矛盾。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机关、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力普及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引导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觉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权益。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行使职权，严格按照法律权限和程序管理各项事务，既不能失职不作为，又不能越权乱作为。坚持依法处置各类社会矛盾。对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运用法律、法规去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调处工作；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要通过诉讼、审议、仲裁等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对制造和利用群众矛盾闹事的、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对危及党和国家安全的反动团伙、邪教组织和黑恶势力，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以保护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创新社会矛盾多元治理 篇5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陈召强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既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又要根据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和人民调解中存在的新问题，不断更新工作理念，开拓工作方法，整合系统资源，做好信息研判，强化矛盾调解，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深化舆论宣传，全面推进“矛盾纠纷调解网格化建设”，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达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的效果，不断拓展人民调解的领域和空间，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服务。

论文关键词 创新 矛盾调处 助推 经济社会

一、引言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面临着群体事件高发的态势，恶性突发事件层出不穷。长期以来社会矛盾的累积、国内通货及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严峻经济形势、加之国际政治动荡不安局势，如南海问题、中东战乱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这一切都对我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不可预知的变数。大范围的动荡不会发生，但局部、小规模突发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事件定会发生，如2012年7月“启东群体事件”。

目前，我市（徐州市）社会矛盾形势也不例外。2011年5月13日下午，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要健全社会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要使经济社会在稳定中发展，就要做好社会管理创新，而要做好社会管理创新就必须处理好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据此，不断深入创新社会矛盾调解机制，便是稳步推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力保障。人民调解又称诉讼外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证明，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它对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减少纠纷，预防犯罪，促进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构建大调解机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

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类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趋于多样化，致使一些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矛盾的复杂性，使得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难度不断加大，社会管理面临着极大地考验。影响社会稳定的民间纠纷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民间纠纷呈现很多新的特点，如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纠纷增多，调解难度大，反复性强等。

1.常见社会矛盾。以徐州为例，2010、2011，全市各级法院每年受理一审案件均达10万件之多，110报警平台年接听报警电话达1000万件之多，这些数字即说明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巨大。各类型社会矛盾纠纷逐渐凸显，如2011年四季度的各类型社会矛盾纠纷有如下特点：（1）物业纠纷出现异常增长。同比增长10倍多，环比增长5倍有余：（2）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情况突出；（3）交通赔偿纠纷表现较为集中，2011年第四季度比第三季

度增长了79.92%：（4）合同类纠纷凸显，合同纠纷与生产经营纠纷（以生产销售合同纠纷为主要表现形式）已占据纠纷总量的7.31%，成为继婚姻家庭、邻里和房屋宅基地纠纷之后的第四大类纠纷；（5）劳动争议、农民工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出现季节性增长：（6）征地拆迁纠纷有所抬头，环比上升了140.24%。这些问题都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长久的不利影响。

2.重点、热点社会矛盾。当前，呈爆发趋势的“挤兑”、“跑路”、“倒闭”等等崩盘现象，引发了大量的民事、刑事案件及上访事件，削弱了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社会危害性较大。除民间借贷案件剧增外，非法集资案件也频频发生。以江苏某市为例，就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而言，全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2008年为4435件，2011年增至8807件，3年间增长了约98.6%；就非法集资案件而言，全市检察系统2007年至2011年共受理涉及256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案件177件，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2007年为3件6人，2010年为61件82件，4年间分别增加了19.3倍和12.6倍。

总体而言，非法集资呈现出以下新动向：

一是专业化。集资行为由过去的以“个人名义”进行，发展为以“公司名义”专业化运作，这些集资公司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往往在工商局以担保、典当等业务形式进行登记注册，在繁华地段租用办公地点，有些甚至还获得“诚信企业”等称号，使得这些集资公司看起来极具专业性和可靠性。而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抱着确保资金安全的希望，选择将资金投入这些看起来更专业更可靠的集资公司。

二是许诺以高息、欺骗性大。以江苏某市为例，自2011年以来，全市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立案侦查数十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的非法集资案件，集资者全部对外许以高息，许诺的年息低者16%-18%，高者达到30%、40%甚至更高。而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6.84%。两者利息相比，差距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很容易受到诱惑。三是集资行为公开化。很多担保公司公然在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打出“年收益XX”的广告，宣传范围大，投资者由过去的“亲朋好友”的范围扩大至“社会公众”，使得集资向“银行”类型发展，投资者“送钱上门”，集资者“坐地收银”，用款者“主动求贷”。四是集资范围更大、人员更广。公开化带来的直接就是更多人知悉和参与。在地域范围上表现为，民间借贷已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甚至是很多欠发达乃至贫困地区。在产业范围上表现为，从制造领域扩展到商贸领域甚至普通家庭。在人员范围上表现为，参与者众多，从公务员到普通老百姓，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渴等作用下，甚至一些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借贷的“二传手”。

三、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创新——以“徐州人民调解样本”为视角

面对新的形势，让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应不断更新工作理念，开拓工作方法，努力拓展化解矛盾的领域和空间。

2011年，徐州市司法局组织精干力量，成立“徐州市司法局矛盾调解中心”，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整合系统资源，完善12348热线基础设施。已将12348热线由“法律援助中心”整转进入“社会矛盾纠纷12348调处指挥中心”，设立接线大厅，升级接线系统，将接线坐席增加至6个，聘请10名资深律师24小时轮值接线，解答群众咨询和分流调处矛盾纠纷。各县市区“12348热线”同步转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安排专业人员值班接线。市与各县市区12348专线联网，已建立成“两级解答、三级服务、内外联动、协调解决”的规范网络体系。

2.做了信息研判，强化矛盾纠纷的预警功能。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理念，加强了隐患登记梳理和处置，徐州市与各县市区12348热线接处的案件，实时录入系统平台，连同调处中心定期排查的社会矛盾纠纷隐患，逐一进行登记建档，建立矛盾纠纷数据库，对矛盾纠纷隐患按照事态缓急和对社会稳定的危害程度分为黄、橙、红三级管理。针对重点领域、多发矛盾、敏感问题、突发案件、重大隐患等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或责任部门发出预警建议书。

3.强化矛盾调解，落实12348热线下调解服务。（1）健全了电话接报分流交办制度。发现矛盾纠纷快速作出反应，即时分流、现场调处，变事后调处为事前疏导预防、事中上门调处和事后回访落实，极大提高了矛盾纠纷调处的时效性。（2）完善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网络。以12348平台建设为主线，推行网格化排查模式，加强调解员和调解信息员队伍建设，按照辖区人口万分之一点五标准配备专职调解员，按照千分之三标准配备调解信息员。（3）加强了专业调解组织建设。实现矛盾纠纷多发行业调解组织建设率100%。（4）提高了矛盾纠纷调解质量。加强调解员业务培训，着力提升调解实战能力。选聘组建矛盾纠纷调解“专家组”，有效化解重大疑难矛盾和群体性事件。（5）建立了考核奖惩机制。加强调解员、信息员工作考核，创新实施招标调解、以案定补等方式，提高调解员工作积极性，严格落实责任倒查，切实做到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消除在好。

4.开通12348官方微博，在线接受公民咨询求助。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以“徐州12348”为用户名在新浪、腾讯、网易、搜狐、凤凰、人民六大网站上分别开通了官方微博并且通过官方认证。全市11个县（市）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12348热线全部在新浪网和腾讯网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微博门户。使用统一的头像、统一格式的用户名、统一的一句话简介，构建起了以市12348热线微博为龙头、以各县市区12348热线微博为主干的特色微博群。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成立以来，社会矛盾调解工作成绩突出，社会效果非常明显。以2011案件为例，2011，市各调解组织接待群众19535批次41753人，受理纠纷17044件，调解成功16930件，调处成功率99.33%，为徐州市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调处机制的不足之处

（一）对人民调解机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实际运作中，一些街镇、职能单位的领导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看法上存在偏差，有的只是按要求发个文，挂个牌，只图一个表面，没有实实在在地按照《实施意见》的精神和要求，结合实际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制度、落实工作责任。

（二）人民调解协作领域有待加强

未有形成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互配合长效的大调解机制。例如实践中，人民调解和公安行政调解的整合度不高。现阶段大量的治安、轻伤害案件还是由公安部门独立调解为主，人民调解参与程度低。人民调解和公安行政调解还没有建立有效的衔接工作制度。

（三）基层调解组织网络体系需进一步健全

“人民调解工作室”仅有化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能力还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在矛盾纠纷的预防上下功夫。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矛盾纠纷的预测、预警、预防、排查、调处调解组织体系。

（四）人民调解队伍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当前，人民调解队伍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为少数调解员法律素质不高，在调解中往往是凭经验、讲威信，调解方法简单、陈旧，调解技巧不足。面对复杂的民间纠纷，如果无法做到依法调解，必然影响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和人民调解的威信。

五、创新调处机制的建议

新时期社会矛盾调处工作，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以提高调解质效为核心，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1.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深化舆论宣传。一是规范制度，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进一步完善学习、定期排查、重大讨论、回访等工作制度。二是规范调解，严格按照调解程序进行调解，受理纠纷时，要做好纠纷登记。三是规范调解文书，调解文书是依法、公平、公正调解的证据，合法的调解协议书得到司法保护的基础。四是强化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采取发放公开信，悬挂横幅，调频广播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

2.不断拓宽调解协作领域。一是完善调解对接机制。完善公调对接和诉调对接机制，重点加强与公安部门、法院部门的资源整合，实现人民调解12348热线与110的技术联接与工作对接，深入开展基层司法所与基层法庭的“庭所共建”活动，推动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良好对接。不断探索以“涉检信访息诉和解”、轻微刑事案件“检察环节和解”、“民事申诉执行和解”为主要内容的检调对接工作。另外需，加强与其他民生类服务热线的技术及工作流程对接，有效整合民生服务和社会维稳资源，如政府12345热线、市妇联12338热线。

3.全面推进“矛盾纠纷调解网格化建设”。要按照“科学建置、责任落实、优势互补、信息共享”的原则，制定工作意见，建立矛盾纠纷网格化排查调解机制，确保调解组织全面覆盖城乡每一个角落，不留死角，划网有人，明确责任，快速反应，要至少做到“可能引发群体性的矛盾纠纷”被发现在初起之时、努力化解在苗头阶段。

4.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一是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管理，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准入退出机制，对专职调解员的聘用要进行入门考核、统一发证，持证上岗，明确考核奖惩标准，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责任感。二是加强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制定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意见，对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的、内容、对象、时间、形式以及组织、指导、考核等方面的工作进行规范，固定培训程式。

5.加强重点热点领域矛盾纠纷调处。如前文所述，要有针对性的加强物业、农村婚姻家庭、交通赔偿、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等类矛盾纠纷的调处。特别是因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案件引发的各类矛盾。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建立金融机构组织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五位一体”专项调处机制，运用多种调解手段解决当前呈爆发趋势民间借贷纠纷。

【参考文献】

创新社会矛盾多元治理 篇6

和谐的有益尝试

——XX师事务所参与XX镇坚持依法行政、破解拆迁难题小记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由政府购买法律服务，让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律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充分发挥律师法律专业性、地位中立性的双重功能，不仅可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有效规避政府行政诉讼的法律风险，而且在充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可以有效缓冲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是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益尝试。XX律师事务所参与XX镇坚持依法行政、破解拆迁难题的成功诠释了这种尝试。

一、基本案情

XX,距杭州市市区中心约20公里，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使其成为苏、沪、嘉、湖的水路要津，历朝历代以来，XX均为杭州市的水上门户。作为全省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单位之一，XX镇正努力推进中心镇向小城市转变。余杭区中医院是一家著名的中医院，位于XX镇致和堂街，在小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其不适宜继续屈居于XX镇内。为此政府有关部门确定将其整体搬迁到XX镇外围的西界河村。这是一项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重要民生工程项目，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XX镇的小城市建设，更有利于方便当地群众的生活，改善当地群众的医疗条件。

2008年12月，西界河村余杭区中医院项目有24户被拆迁户经与XX镇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协商，自愿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XX镇及时支付了拆迁补偿款，落实了拆迁安置方式和地点。但由于多种原因，用于安置的农民多层公寓一直无法及时动工建设，西界河村20多户被拆迁户也一直没有腾退被拆迁房屋。由于缺乏对法律与政策的了解，在利益驱动下，部分被拆迁户开始质疑政府拆迁的合法性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法律效力，进而出现了漫天要价、不配合政府拆迁的抵触情绪，导致拆迁工作无法顺利开展，直接影响了XX镇小城市建设的顺利推进。

一方面，项目建设需要及时推进，另一方面，群众对拆迁工作有抵触情绪，虽然XX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项目建设进展甚微。XX镇党委、政府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项目推不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对拆迁工作合法性的权威论证，缺少能够得到被拆迁户信任的中立的第三方的沟通，非常需要能够对拆迁工作依法开展进行指导的外部的智力支持和法律支撑。

在反复比较后，XX镇了解到，浙江XX律师事务所在征地拆迁领域有独到的造诣，富有经验，为此决定聘请XX律所的律师为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组成了由镇党委副书记计子法、党委委员钱顺初、城建办负责人郑国鸣等人组成的西界河村余杭区中医院项目工作组。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在项目工作组和专项法律顾问的密切配合下，在XX镇党委政府、西界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终于得到了西界河村被拆迁户的理解，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全部被拆迁户都将旧房的钥匙交给了项目工作组，为下一步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的全面铺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办案经过

浙江XX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政府委托后，组成专业的法律服务团队，对XX镇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拆迁工作实行嵌入式服务原则，即全程跟入、具体推进，展现了XX律师团队在工作中有条不紊、严谨

尽职的工作作风与态度。

（一）组织法律服务团队。法律服务团队由省律协行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市律协行政业务委员会副主任、浙江XX律师事务所主任项坚民律师牵头，有行政法律事务部张纬明、陆东明、梅军、孙洁立、严华律师共六人组成，负责提供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拆迁工作专项法律服务，并分两个小组分头跟进拆迁工作。

（二）进行尽职调查。由法律服务团队对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拆迁工作进行尽职调查，具体包括立项、规划、用地批准到拆迁许可、公告、动迁、评估，被拆迁户基本情况以及案涉拆迁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并出具尽职调查报告。

（三）针对被拆迁户反映的问题出具专业的法律意见书。XX律师团队针对被拆迁户提出的各项要求，结合法律、法规与政策出具法律意见书，从而使被拆迁户通过法律意见书明确了自身要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范围，不仅普及了拆迁方面的法律知识，也为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

（四）与项目工作组一起向所有被拆迁户反复进行了一对一的法律政策解释工作。XX律师团队以非诉讼法律服务方式向被拆迁户提供法律与政策的解读，应被拆迁户的请求为其解答疑问，积极配合XX镇政府的工作。具体如下：

（1）2011年9月28日下午，XX镇政府在西界河村召开项目推进会，23户被拆迁户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镇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到会发表讲话，阐述中医院项目建设的意义，动员被拆迁户及时进行搬迁。浙江XX事务所主任在本次项目推进会上，认真解释了拆迁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全面分析了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被拆迁户的法律利害关系，充分论证了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的合法性和有效

性，这次会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从2011年9月28日开始，XX律师团队坚持每天在西界河村值班，接待被拆迁户代表，认真听取收集被拆迁户代表的想法和意见，当场进行解答，并做好书面记录。

（3）期间，担任专项法律顾问的律师，还多次多利用晚上时间和项目工作组一起，对全部被拆迁户进行上门走访，解答他们的疑问和不解，有的被拆迁户家里去了七八次之多，使政府和群众之间少一点误会，多一些理解；少一点隔阂，多一些融洽；少一点分歧，多一点和谐。

（4）针对被拆迁户提出的问题，浙江XX律师事务所专门召开工作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在经过汇总、整理后于2011年10月13日出具了《余杭区XX镇西界河村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相关法律问题解答》，对被拆迁户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解答，用于指导拆迁工作的具体实施。

（5）2011年10月25日，浙江XX律师事务所向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被拆迁户发出了《律师函》，除了对被拆迁户的疑问进行书面解答外，敦促各被拆迁户在2011年10月30日前腾退房屋，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6）对少数几户漫天要价、提出无理要求、拒不搬迁的被拆迁户，担任专项法律顾问的律师与项目工作组仍然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多次登门动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在浙江XX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团队进驻西界河村期间，XX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特别是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XX镇党委书记杜永林同志也多次亲临西界河村，了解拆迁工作的进展，关注被拆迁户的想法和意见，并多次强调一定要把协调工作做在前、做到位，要切实考虑和照顾被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

（五）经过上述艰苦努力，拆迁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大多数被拆迁户表示对拆迁工作给予了理解和配合，并在最后全部被拆迁户都将旧房的钥匙交给了项目工作组，最大限度的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办案体验

（一）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当前，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对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合理的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征地拆迁工作对于法律专业化、规范化要求显然更为突出，作为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征地拆迁工作越来越聚焦的今天，更加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由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对征地拆迁工作进行审查、指导，使得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政府行政行为和拆迁人的具体工作都符合法律、法规之规定。同时，被拆迁人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日益彰显，对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职能部门和拆迁人行为的规范化要求也日渐提高。在此情形下，由政府聘请专业的律师，律师接受政府委托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参与和介入矛盾事件，并出面与当事人协调沟通，最终化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无疑是完善和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的最佳选择。

（二）律师作为第三方介入政府行政行为有利于更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

在政府依法行政工作尤其是在日益敏感的征地拆迁工作中，部分被拆迁户视政府为其利益对立面，认为政府不可能设身处地的保护其最大合法权益，对政府所处的地位和角色持质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律师作为第三方介入不仅有利于缓解和减弱政府和群众的抵触和对立

情绪，而且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为群众解问释疑，提供最充分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信息，使得专业律师走到化解社会矛盾的台前，购买了法律服务的政府退居幕后，社会资源实现了有效的整合和配置，从而为打造高效的法治政府提供了新的活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拆迁工作的政策性、社会性、群众性很强，涉及到广大被拆迁户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解决得不好，极易引起群体性纠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浙江XX律师事务所接受XX镇政府的委托，全程参与了西界河村中医院项目被拆迁户拆迁工作，充分发挥了专业律师的法律顾问作用，为依法解决拆迁工作中的矛盾和难题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服务。这种全程跟入、具体推进的嵌入式服务，展现了浙江XX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团队在工作中有条不紊、严谨尽职的工作作风与态度，XX律师团队也在磨炼中得到了提升。

创新社会矛盾多元治理 篇7

一、注重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社会矛盾

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 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消除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诱因, 为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胡锦涛指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 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 关键还是要靠发展。经济发展了, 物质财富增加了, 就有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 不能抹杀其中相对独立的任何一方的利益, 而是要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统筹解决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重点民生工作。

提升执政能力也是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提升执政能力就是要做到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科学决策。有一些矛盾和纠纷往往是决策不当造成的。之所以会出现决策失误, 主要是决策前没有决策咨询机制, 决策后没有意见反馈机制。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 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 减少矛盾的发生。一切决策工作都要符合法律和政策, 不可违背法律和政策。不依法决策就是乱决策, 不依法行政就是瞎指挥。不依法决策和办事, 就会出现好事不能办好, 坏事不能得到纠正的局面。科学决策的依据是实际, 科学决策的方案要可行, 科学决策的结果要实惠。实践证明, 只有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科学决策, 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和纠纷的发生。

二、注重做好群众工作

首先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大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在处理时要有别于敌我矛盾的处理方法、方式。毛泽东指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 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辨别问题, 可以用强制的办法解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 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 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 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其次要转变工作作风, 坚持群众路线, 加强教育引导。彻底改变阻拦、围堵、驱赶等粗暴办法来压制群众, 敷衍塞责。要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只有把群众利益无小事放在心上,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第三要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古人云,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意如水, 宜疏不宜堵。了解群众的意愿, 倾听群众的呼声, 关注群众的愿望, 这需要进一步完善民意沟通的机制, 提供让人们释放不满情绪的方式和渠道。公开透明的政府信息披露, 健全的信访制度, 多渠道的民意表达途径, 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冲突和危机。

三、完善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理

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不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 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而是现实利益上的冲突, 只有处理不好, 才容易转化升级为政治事件, 威胁社会稳定。人们把群体性事件形象地比喻成“镜子”和“安全阀”。群体性事件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可以折射出我国经济、政治、社会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矛盾, 有助于我们具体、全面地了解政府工作的优劣得失, 有利于改进工作。同时, 群体性事件能释放出长期积压的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能量, 及时释放部分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和压力, 避免了对社会稳定的直接冲击。

摘要：要创新社会管理, 化解社会矛盾, 就要根据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及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来有效应对。创新社会管理要注重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社会矛盾、做好群众工作、完善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理。

关键词：创新,社会管理,人民内部矛盾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 2011年2月20日第1版

创新社会矛盾多元治理 篇8

法律是群众利益诉求反映的底线，检察工作离不开群众利益诉求基础。探索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已成为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任务和重要途径。

一、健全群众利益诉求沟通表达机制

检察工作的人民性，要求我们始终关注群众利益诉求，努力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把群众利益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有效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能够引导群众通过法定的、理性的渠道有序表达自己的意愿，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先决条件。

（一）群众利益诉求征询制度

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主动开门纳谏，高度关注各类群体不同的司法需求，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的方式与途径。比如倡导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制度。听取群众利益诉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进工作。建立重大司法决策事项征询群众意见制度。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和社会热点问题，向社会公众进行通报或公示，确保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符合群众要求，符合检察工作规律。探索检察机关与社区街道信息互动制度。在社区街道设立社情民意联系点，聘请社区内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居民担任社情民意联络员，虚心听取群众的诉求；构建检察机关与媒体沟通协调制度。通过坐客网络嘉宾聊天室、网上庭审直播、网上在线解答等形式，与网民直接交流，广泛听取社情民意。

（二）涉检信访工作制度

涉检信访是案件当事人直接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保障案件质量和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对此，需要完善检察长接待制度。通过直面群众，倾听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建议，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登记备案，明确承办部门和办理期限，加强跟踪督办。探索公开听证质询制度。对于涉及重大、疑难案件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采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会各界人士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的听证和质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工作；并辅以心理咨询辅助接访制度。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干警先行接待来访人，明确来访人心理状况和具体事由，对其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安抚其情绪。必要时，还可邀请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介入，为心理咨询疏导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

（三）检务公开制度

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关键是要与社会公众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反馈机制，使公众不止是被动地“知情”，还能使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及时得到回应。所以，检察院应坚持检务发布制度。以检务公报、检务新闻发言人制度、检察开放日、人事任免公开等方式，主动向公众传播有关检察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法和程序、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并建立检务提供制度。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向公众提供检察相关事务的行为，当依法有权获取检务公开的公众提出获取信息的请求时，检察机关应及时予以回复，实现单向的宣告式检务公开向双向的互动型的检务公开转变。还需探索向检务公开监督员报告制度。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其他服务对象中，聘请检务公开监督员，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定期向他们通报工作情况，邀请他们视察检务公开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应构建检务公开备案制度。在各级检察机关执行检务公开过程中，向各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以利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的监督。基于信息互动的必要性，还应形成检务资源共享及滚动发展制度。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义务及时回复其他检察机关及部门为履行职能而提出的检务资源采集申请，提供申请部门需要的情况。

（四）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

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排查收集各种社会矛盾隐患信息，通过对信息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估以后，对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因素进行归纳、论证，作出预测、警示，并采取相应的消除和防范措施。

做好评估预警，有利于从源头上将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检察院需完善评估预警组织制度。制定《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实施方案》[1]，明确预警责任，成立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协调解决评估预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部门确定一名评估预警工作联络员，负责及时收集、报送本部门预警信息，构建全院联动的社会矛盾评估预警格局。并要坚持社会矛盾分析排查制度。通过不定期排查矛盾、接待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对不稳定因素信息进行广泛的收集整理，提前开展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另需探索社会矛盾分级制度。在最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不立案、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撤案、不予赔偿等环节，加强与案件当事人的沟通。根据了解和掌握群众利益诉求的轻重缓急，将社会矛盾评估案件划分为特别重大等级、重大等级和一般等级来进行预警。

（五）涉检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制度

当前，媒体、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表达民情、畅通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作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无可争辩地成为舆情矛盾相对集中的部位，涉检舆情[2]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检察机关应把舆情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努力使涉检舆情成为促进科学决策、改进检察工作的助推力量。

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建立涉检舆情采集制度。延伸舆情信息感知触角，扩大舆情信息采集范围。在社区街道的派驻检察室设立舆情信息采集点，着重关注群众反映的原始“情报”。强化涉检舆情分析甄别制度。组建涉检舆情评阅人员队伍，加强分析研判涉检舆情动向，从中发现具有倾向性、苗头性、社会性的舆情信息，为领导参谋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完善涉检舆情报送制度。实行定期上报与有事随报相结合，重点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信息报送。运用内部网络、舆情信息简报等多种载体，宣传群众关心的各项政策法规，及时反馈、报告舆情信息调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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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群众利益诉求协调处理机制

诉讼不是妥善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的唯一有效方式。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与不和，以致在新的层面和范围酿成新的或潜在纠纷[3]。因此，围绕群众利益诉求，探索多元化的案件处理方式，适应不同主体、不同案件的不同利益诉求，成为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环节。

（一）办案释法说理制度

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关键是要提供一个能够支持所获结论的理由。检察执法应更加依赖于说理、讲理的权威作用，而不是简单通过强调司法机关的地位来强化司法的权威作用。其中，所涉四项制度如下：完善信访接待释法说理制度。对群众上访、缠访，要针对其利益诉求，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程序，并就遵守信访纪律和信访秩序进行解释说明。坚持执法告知释法说理制度。执法过程中应当说明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期限及注意事项等，并对受害单位或个人遭受的损害、损失，难以得到修复或挽回的原因做出说明和解释。建立法律监督释法说理制度。对作出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刑事不立案、不批准逮捕和不支持抗诉等决定时，应因案制宜，制作相应的说明书。探索跟踪回访释法说理制度。对矛盾突出、利益关系复杂、当事人情绪激烈的案件进行跟踪回访，充分听取被访人的看法、诉求，给予解释答复。对合理诉求，要予以重视，切实加以研究解决。

（二）刑事和解制度

探索刑事和解，对处理犯罪案件、调整诉讼模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直接反映了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话语权。但适用的时候，应明确适用范围、设定程序规制、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以及刑事和解回转及回转后的权益，加强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

（三）民事检察息诉和解制度

民事检察息诉和解工作，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认为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裁判不符合抗诉（或建议再审）条件，但存有瑕疵或未能彻底解决纷争的案件[1]，当事人有和解诚意、存在和解因素，依据自愿、平等、合法的原则，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予实际履行，使案件不再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快速有效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民事检察息诉和解，有利于减少诉累，争取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为此，检察院正着力探索息诉和解群众参与制度，选择典型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案件以及双方当事人均在同一社区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深入基层社区，采取聘请辖区街道司法助理、人民调解员、社区内具有较高威望、较大影响力的群众参与息诉和解。并尝试建立息诉和解公开听证制度，对疑难复杂的申诉案件，可以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案件的主要证据、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进行质询。

（四）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

建立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2]，不仅有利于解决被害人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也是解决犯罪被害结果严重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为了更大程度上满足被害人的利益诉求，有必要对现行的司法救助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可倡导当事人参与制度。检察机关对司法救助公开听证，召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救助申请人、申请人所在街道、居委会相关人员参加，当场听取意见，告知救助金的使用，并落实回访制度，考察救助效果。建立被害人救助国家追偿制度[3]。被害人若采用虚构、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救助金的，已骗领的救助金，应予追偿。被害人若已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获得赔偿或已通过民事诉讼、保险公司等途径获得赔偿的，已获得的救助金应当予以扣减。犯罪人若具有赔偿能力而已启动救助程序，国家可以向犯罪人追偿。探索救助联动制度。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定期通报对确有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情况，征询意见和建议。

三、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联合化解机制

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矛盾不是依赖某个部门、某一机关一己之力就能彻底解决的。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采取联合化解的方式。

（一）检察机关内部联动制度

强化上下联动制度，上级院要加强对下级院工作的指导，帮助下级院解决具体问题，直接参与化解重大复杂矛盾纠纷，切实形成内部工作合力。这要求检察院完善联合息诉制度。成立由控申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的息访息诉小组，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及时化解矛盾。推行原承办人参与接访制度。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引起的涉检信访，原承办人必须到场释疑解惑。建立联合接访制度。以街道检察室为平台，由检察长或者分管检察长组织公诉、侦监、民行等业务部门负责人每周固定半天时间到检察室联合接访，现场解决群众来访问题。坚持定期联席制度。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和定期联席制度，交流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经验做法，整合矛盾排查调处的力量。

（二）检察机关外部协作制度

建立群众利益诉求情况通报制度，以便协作单位了解有关情况，有准备地应对群众诉求，及早做好化解矛盾纠纷的准备。利用信访申诉工作信息网络系统，通过在纵向的检察系统内部和横向的市区级相关信访单位网上接受和分流信访申诉，实现信访申诉情况的纵横对接。加强信访申诉案件转办、分流处理和息诉息访联动机制，检察机关与其他政法机关、行政机关建立完善定期交流情况、共同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联席会议，联合调查、联合听证、共同答复，增强纠错能力，形成解决涉法问题的合力。

四、化解群众利益诉求配套保障机制

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矛盾化解机制，不单有表达、处理和联合化解这些要素组成，还必须辅以相应的配套制度，以回应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一）群众利益诉求反馈制度

为保证反馈的及时有效，检察院应建立群众来信来访规范处理制度。对群众来信坚持专人负责的工作制度，由专人专门负责拆阅群众来信，并件件登记。检察机关对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并将调查的情况及时向来访群众反馈，征求他们对调查的意见。完善群众利益诉求分类处理制度。及时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筛选、分类、分析，把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转化为工作整改的内容。对人民群众重点关注的金融危机、世博安保、民生领域案件，加强民意沟通工作，尽最大力度救济民权、尊重民愿、解除民忧，实现案结事了。坚持群众意见回复制度。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反映检察机关在检容风纪、接待态度、执法办案、检民关系、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建议，要及时给予回复。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认真研究，必要时邀请人民群众参与讨论，确保利益诉求得以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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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矛盾化解回访制度

对矛盾当事人建立档案，记录矛盾发生的时间、地点、缘由、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处理结果等。在矛盾化解后的一段时间内，检察机关承办人要及时安排回访，了解其思想状况、生活现状、对矛盾的化解是否满意等，妥善处理遗留的其他问题，直到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回访时发现当事人思想有所波动、行为有所反弹的，要通过做思想工作、心理辅导等方式，稳定当事人情绪，从源头上遏止当事人缠访闹访的苗头。回访之后应做好回访记录，将回访情况详细记录并收入矛盾当事人档案。

（三）涉检舆情应对制度

检察机关应成立涉检网络舆情研判与处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涉检舆情的研判与处置。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重视门户网站的建立和维护，利用技术手段作为辅助工具对网络舆情进行动态监测，并过滤、整合各种信息。可在几方面下工夫：建立涉检舆情应急预警制度。加强舆情的预警和把握，由信息员对各大媒体进行定期、全面的搜索，及时开展涉检舆情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涉检网络舆情逐级报告制度。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将舆情划分等级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警机制。强化涉检舆情控制引导制度。加强正面引导，快速反应。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专访等方式，第一时间做出解答。对重大舆情要适时跟踪，及时公开事件调查、处置情况，不给滥加猜测留有空间。探索涉检舆情协调互动制度。与党委政府的信息、信访等部门加强联系，加强与公安网监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建立与权威报刊、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的联系平台，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涉检舆情处置评估制度。在网络舆情趋于平稳后，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反思，形成书面报告和建议，建立起有效的舆情处置评估机制，不断提升检察机关应对舆情接受监督、提高执法公信力的能力和水平。

（四）矛盾化解能力养成制度

内容可归纳如下：坚持基层挂职锻炼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青年干警到街道、拆迁办、基层信访办等矛盾多发的一线去挂职锻炼，把养成与群众打交道、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作为干警的一门必修课。完善结对帮带制度。以“帮”解决社会矛盾，以“带”培养矛盾化解队伍。一方面，上级检察机关尤其是职能部门要深入一线，为基层检察院提供政策支持，提出化解矛盾的指导性意见；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中化解矛盾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警要积极帮带年轻干警，在化解矛盾的实践中指导年轻干警，让年轻干警在具体实践中学习处理矛盾的方法，为今后独立化解矛盾积累经验。探索联合培训制度。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信访办、司法局等部门建立联合培训制度。养成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社会矛盾，提高工作艺术和技巧，创新矛盾化解的工作方法，学会借助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进行调解，全面提升矛盾化解能力，综合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开展矛盾化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