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社会治理创新集萃（通用8篇）

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篇1

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近年来，全省各地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提供了一些实用有效的工作样本。

南京市的“建邺模式”：

整合部门，三级互动。区级层面按照“大部制”改革思路，将综治办、社建工委、民政局整合成立区社会管理服务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城市管理、综合治理、民生服务等工作，使全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为民服务一体化。街道按“一室三区”组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优化管理服务功能，组成社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通过部门整合和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打造，集成了区域综合治理、民生事务协调和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三大功能。

参与多元，资源集成。设立86512345“幸福宜居热线”、“幸福建邺”微博、“微建邺”微信账号等互动渠道，2.2万件次居民诉求，全部在平台形成工单，按流程办理。公开招募市民网格员，以诉求兑积分换服务，调动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按“一体两翼”、“枢纽引领”的思路培育布局社会组织，即区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为主体，街道、社区培育中心为两翼，群团组织及驻区单位为枢纽，实现主体有效驱动、两翼衔接补充、枢纽引领辐射。建立公益创投基金，92个公益项目获得500余万元财政扶持。

圈网互融，幸福乐居。从2012年5月起，连续投入53亿元，分4批建设128个项目，形成5分钟便民生活圈、10分钟综合服务保障圈、15分钟优质医疗圈。全区按照无缝隙全覆盖原则划分310个网格，社区民警、交警、城管、工商、药监、环保等执法力量组团下沉至网格，构建由网格社工统筹协调的“1+N”网格服务体系，并制定网格职责及规范，规范网格员“六个一”配置，增强了网格解决问题的能力。

徐州市的“睢宁模式”：

构建村民交流平台。由财政统一扶持，通过“一个平整场地、一组亮化灯具、一套音响设备、一批时尚青年带动、一支村干部队伍服务”“五个一”形式，搭起“舞动乡村”的平台。由文广新体局、教育局等部门组织文艺骨干对镇村干部进行文艺技能培训。村里设立文明乡风工作站，组建义工调解室。

构建村民议事平台。每周由村支部书记在“舞动乡村”现场向群众报告村里工作开展情况，听取群众建议。每两月召开一次村民议事会，对重大事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征求意见，组织票决。每半年在“舞动乡村”现场开展勤政廉政工作，村党支部书记公开述职，班子其他成员书面述职，接受群众评议和组织评议。

构建问计于民平台。开展“三解三促”、“三问三请”活动，建立干部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睢宁县四套班子领导深入所包挂的镇（园区），通过“舞动乡村”活动平台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选派百名机关优秀干部进镇入村，走进“舞动乡村”活动现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基层实际问题。

构建干部服务平台。安排职能部门积极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法律、送文化、送岗位、送服务的“六送”活动。健全群众反映事项交办、督办、考核、问责制度，确保群众话有处说、事有人办、办不好有人管。

构建文化建设平台。借助“舞动乡村”平台，通过老歌新唱等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步渗透进去，结合乡村的特点，形成特色文化。

构建化育民风平台。要求各村在文化活动间隙建立“干部说事”、“有一说一”、“道德讲堂”等栏目，宣传政策、化育民风。

南通市的“海门模式”：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理念。将社会治理创新纳入财政专项预算，切实加大对重大项目、装备、队伍的保障力度，并配套建立奖励基金。手段上有效转变，在处理治理与服务的关系上更加突出服务，在加大服务中提升治理水平。

完善社会治理创新体系。率先探索建立平安法治建设综合指标考评体系，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反映社会走势的诸多因素进行量化处理，以“倒逼机制”传导维稳压力，增强维稳动力，变事后应对为事前防范，变被动保稳为主动创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项目。通过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序时化查评的良性工作机制，强化对“十大社会治理惠民工程”、40个具体项目的推进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稳定风险评估等项目已成为长效性的工作机制。打造了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三中心一基地”、交通事故调处中心、社区管理“四长”负责制、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会治理舆论宣传工程、行政复议规范化、法治文化节等一批具有海门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品牌。

提升社会治理创新水平。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切实做到“应评尽评全覆盖”，实现矛盾纠纷由末端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通过强化民生服务，利益协调、法治保障、诉求表达、矛盾化解等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化解了大批矛盾和问题。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强化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动态治理能力得到增强，社会治安总体保持平稳，公众安全感、法治满意度分别达到了96.17%和99.67%。

常州市的“武进模式”：

科学划分社区网格。按照城市社区250户、农村社区150户规模，根据“任务相当，方便管理，界定清晰”的要求，充分考虑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地理位置、人员熟悉的程度等因素，共划分网格2521个。

配备专门管理人员。按“1+X+Y”格式实习网格管理。其中“1”为社区专职工作者，负责1-2个网格，为本网格内第一责任人即网格长；“X”为网格协理员，主要指党小组长、村（居）民小组长、治安联防人员、物管人员等；“Y”为网格信息员，如村（居）民代表、楼栋长、居民志愿者等。网格管理员在社区“两委”领导下，履行“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信息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居民事务协管员、民主管理监督员”等职责。目前，全区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已全面构建完成，共配备网格长2515名、网格协理员26446、网格信息员13904名。

实施“五位一体”管理。充分梳理社区服务管理事务后，将网格长、信息员、楼道长、城管、联防全部整合编入网格内。城管和联防全部由居委会从社区内招聘，由管理处任命社区民警任社区副主任，主抓社区网格化服务与管理工作。由社区居委会制定《社区平安建设考核细则》，明确将平安社区建设的5类18项指标分解到各个网格，作为各网格考核和网格长个人考评的重要标准，将社区力量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强化干群互动，建立了以各网格居民代表、社区党员等为主体的社区“民主议事会”，定期集中商议社区各网格矛盾、群众诉求等社情民意，不仅提高了社区网格化管理办事效率，也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民主参与热情。

苏州市的“张家港模式” 张家港市紧紧围绕“实力强镇、科技名镇、生态美镇、和谐新镇”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方法，试点推行“三约三会”制度，将基层党内民主、依法治村、村民自治和党的群众路线深度融合，从源头上解决各类矛盾纠纷，进一步优化农村发展环境，改进干部作风，促进社会和谐，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科学规范定“三约”。“三约”指村组织与村干部之间、村组织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以合同、协议、纪要、责任书、承诺书等形式，就经济建设、社会事业、社会稳定、基层组织建设四大类内容进行约定。一是村组织与党员干部之间，约责任、定目标。由村组织分别确定每名村干部的岗位分工、职责范围、重点工作、进度要求和评价指标，制定村干部岗位履职协议书。在每年年初，组织全体村干部签订岗位履职协议书，并将每份协议书张贴于村务公开栏向全村村民进行公示，接受全村党员群众监督。二是村组织与村民之间，约权利、定义务。在土地流转承包、拆迁安置、占地补偿、失地农民养老等方面，由村组织出面与村民签订协议约定，明确了村委、村民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有效取得村民的认同和拥护。在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方面，注重听取党员与村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将事务管理由村干部说了算，变成干部、党员、群众共同协商议定，充分体现群众意愿。三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约民规、定文明。以修订村规民约、制定居民文明公约为切入点，通过入户征求意见、村民代表参加讨论会议等多种方式，组织村民群众就倡导文明行为新风、发扬互谦互让美德等方面进行协商订约，作出共同承诺，形成一套全村认可、合理合法的村规民约。由全体村民自己明确“什么不可为”，自己承诺“违反后怎么办”，提升村民文明程度，推动“治民”向“民治”的转变。

发挥民主开“三会”。通过组织开好“三会”，有效促进“三约”的形成、制定、实现。一是民情征询会。通过“民情日记”活动、“网上村委会”平台等途径，村组织广泛征求社情民意，定期召开民情征询会，对征集上来的意见建议和矛盾问题进行梳理分析，能马上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或需要集体研究解决的，提交民主协商会讨论研究。二是召开民主协商会。村组织根据民情征询会提交的事项，提出初步方案，起草约定文本，并召开不同对象参加的协商会，讨论形成约定文本，进行公告、公示，征求群众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后，由法律顾问、上级有关部门和审核小组审阅把关，签订约定。三是监督评议会。每半年由村“两委”提议或党代表和村民代表联名提议召开。会议主要对民主协商会上确定的决议执行情况、签约履行情况进行评议，分别做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的评价。对满意率不达1/3的事项，村“两委”必须要进一步征求意见建议，确保约定落实到位。

完善机制亮“三招”。通过完善制度、细化要求、量化标准，全力打造机制顺畅、可行可用的基层协商民主模式。一是积极搭建组织网络。下发《关于在全镇各行政村推行“三约三会”制度的工作意见》，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同时要求各村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严格落实责任，为“三约三会”制度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二是细化分类工作内容。将“三约”内容科学细分为经济发展、公共事务、社会稳定、基层组织建设四大类。将“三会”功能确定为汇集民情民智、凝聚民心民力、督促实现约定的形成和执行，确保村民民主管理实践取得实效。三是严格规范工作程序。构建科学运行机制，对约定事项收集、约定形式确定、约定文本起草、约定签订、约定内容公开、约定执行与监督等环节，进行明确规制，严格工作流程和要求，保障村级民主管理透明化、规范化、民主化。无锡市的“宜兴模式”：

宜兴市牢牢把握社区矫正的工作特性，科学统筹管理、教育、帮扶三项任务，积极探索具有宜兴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有力实现了社区矫正恶性重新犯罪零记录、违法违规零上升、教育监管零事故的“三个零”工作目标，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立健全“三大体系”，形成各方联动、齐抓共治的工作格局。一是建立纵向到底的保障体系。在市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基础上，将工作触角有效地向最基层延伸，建立镇（街）帮教工作站和村（居）帮教联络点，并按照1︰15的比例聘用58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实现社区矫正工作上下衔接和专业化运作。同时，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市镇两级财政预算，做到应拨尽拨、全力保障，2009年以来市镇两级共拨付专项资金3000多万元。二是建立横向到边的协同体系。先后建立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联动的教育监管机制，民政、人社等职能部门联动的就业帮扶机制，工、青、妇等群团部门联动的救助帮扶机制，从制度体系上形成各方参与、多元共治格局。三是建立各方共担的责任体系。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治理考核范畴和一票否决内容，明确司法行政部门牵头抓总，建立综治与政法部门高危人群情况通报制度、检察督查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日常督导和年终考核，促进各方主动作为、履职尽责。

创新建立“三大工作载体”，实现社会协同对社区矫正各环节的全程参与。一是建立集约化帮教工作平台。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于2010年投资2000余万元，建立了全国一流的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宜兴市方圆帮教中心。中心占地20多亩，建筑面积7800㎡，分设教育区、劳动区和安置区，实现了教育、监管、服务、临时安置等功能于一体。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2013年底又对中心进行功能拓展，在附近征地100亩设立社区服务基地，组织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劳动教育和技能培训，现已投入200余万元完成了一期建设。二是建立社会化就业安置平台。实施百家企业爱心帮教基地建设工程，政府动员全市骨干企业，每年预留1—2个工作岗位，用于安置有就业需求的社区服刑人员，有效创设了社会化、制度化的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安置途径。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展爱心企业271家，捐助岗位703个，安置人员271人。三是建立实体化帮扶运作平台。依托社区矫正工作协会，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实施“救助服务社区服刑人员”公益创投项目，围绕职业推介、技能培训、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救助帮扶，开辟了社区矫正社会化发展的新途径。

以创新“三项机制”为抓手，推进科学化管理、系统化矫治、人性化帮扶。一是创新监督管理机制。在社区服刑人员入矫之初就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教育管理，统一教育时间和内容，使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入脑入心，强化了社区服刑人员身份意识、服从意识、守法意识，有效降低了违规违法率。对于高危人员，推行重点管理模式，定期排查高危对象，逐一建立管理档案、落实监管措施，并实行市镇两级双重监管，有效压降高危对象的重新犯罪风险。二是创新教育矫治机制。开展心灵关爱工程。设立心理健康中心，引育专职心理咨询师队伍，构建集测试、辅导、咨询、治疗于一体的心理矫治工作模式，着力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和困惑，以心理转化促进行为转化。建立日常教育机制。落实专门人员、编写专门教案，以“一月一专题、一月一活动”的形式落实集中教育、专项教育，以走访、谈心等形式开展个别教育，实现因人施教、因需施教，有力提升了教育矫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创新帮扶解困机制。着眼于预防社区服刑人员因生活贫困而重新违法犯罪，大力实施特困救助工程，市财政每年拨付50万元，建立“社区服刑人员救助资金”，累计为425名特困社区服刑人员落实80余万元的经济救助。着眼于促进社区服刑人员自立自新、回归社会，大力实施就业培训、创业帮扶、特困救助工程，先后提供3000多人次的免费就业培训和学历培训，为25名创办实体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了50余万元的小额贷款担保，对245名创业人员给予免费法律服务，确保了每一名社区服刑人员就业有人帮、创业有人扶，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融入社会。

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篇2

一、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契合

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在国家价值目标和终极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家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终极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而社会治理就是要通过调动社会各个层面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共同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从而使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好, 以求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状态。而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项目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协调人际关系, 改善社会风气,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承担一些公共服务职能, 实现参与主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促进社会民主发展;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奉献精神和服务能力,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城乡发展、社区建设等公益事业和具有特殊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力行保护自然环境, 倡导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等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这都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治理始终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治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的觉悟, 社会治理的动力在于人民的参与, 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人民共同受益。社会治理的终极指向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党政体系、企事业之外的正式组织, 具有自愿性、公益性和自治性等特征。

二、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策保障和发展空间。

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 就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合力。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价值多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 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治理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政府没有必要包揽一切社会事务, 也不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一切诉求, 许多事情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凝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治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大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群众自治组织坚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 使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 政府管理力量与群众自治力量互动。这就迫切要求, 在新形势下大力扶持、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成长, 给其以更充分的信任和更广阔的空间, 以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管理功能,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三、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体现出它不可忽视的角色, 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是降低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发展。当前, 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不足, 公共服务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旧体制不断受到市场需求多元化、群众需求个性化的挑战, 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而社会组织的存在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治理的缺损。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参与目前市场解决不了、政府解决不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组织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来解决一些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的公共事务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节省政府财政支出, 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扩大政治参与, 完善民主自治。社会组织具有群众性和广泛性, 这使得社会治理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更贴近基层。社会组织针对在日常活动中发现的问题, 可以通过提交研究报告、与政府部门进行对话协商等形式, 向政府部门提出制定或修改社会公共政策的建议。它让全社会共同参与, 鼓励公民发现并解决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引领社会风气, 弘扬核心价值。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以及宽容、互助、互惠、利他和公益志愿精神, 使得社会组织成为公益服务的担当者。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等精神, 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别人, 传递社会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缓解社会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扮演着公共参与的组织者、公众诉求代言者、群众权益维护者的角色, 能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 并及时作出直接有效的反应。它能够减少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立,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增进社会和谐。五是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绿色发展。

摘要：社会组织是和谐社会的“减震器”和“润滑剂”, 具有舒缓政府压力、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在国家目标和终极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3-11-16.

[3][德]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法治社会 篇3

一、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瓶颈和制约

（一）社会法治思想观念淡薄

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领导干部乐于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习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干预司法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奴役思想”还有残留，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信访不信法、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

（二）社会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缺位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我国的法律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备、制度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有关社会治理方面的公共服务立法、行政组织立法和社会组织立法还相对滞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加强和完善。

（三）当前社会治理任务繁重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需求快速增长，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频发，公共安全事件增多。社会治理问题又多又难，对法治社会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建设法治社会的重点和努力方向

（一）科学规划社会治理法律体系

第一，从立法上界定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和规范立法的目的和任务，从源头上保障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能够有法可依。第二，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立法进程，尤其要加大规范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制定社会组织法和社区矫正法、社会稳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第三，健全和完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遵循社会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把握社会民生动态，更新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运行方式，健全包括公众参与制度、信息公开与透明制度、社会治理应急处置制度、法律救济与责任追究制度等基本程序制度。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一，加强政府职能体系的法制建设，实现政府职能运行的法治化。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社会组织很好地履行相应职能提供自由空间。第二，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分开，促进实现社会各类角色的合理分化，放开对社会组织在人事权、财政权等方面的控制，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的主动权，还原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地位。第三，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更多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组织发展成为真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激发社会活力。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第一，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护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平台，使各个利益主体的诉求能通过正当合法的渠道进入公共决策过程，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能保障。第二，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化解消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第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第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通过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以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

（四）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第一，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培养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社会理念教育，使之树立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第二，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树立法治权威，才能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确保权利在法治的保障下行使。第三，确立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公民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理性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篇4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标志着我们党充分认识到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社会组织以其独有的特质和优势参与社会治理领域，能够承接政府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形式，这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一、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推动政府改革，优化社会治理

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公共管理改革的总趋势是从管理到治理，就是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合作，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引入了“社会治理”概念，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由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背后体现的是理念、方式和制度的变革。社会治理与传统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管理不同，主要方法不是强制命令，而是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管理社会事务。实践表明，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必须将一些可由社会自我管理的事项交由社会，充分发挥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社会组织具有植根于社会的优势能与政府优势互补、发挥作用，是政府有效治理的有力助手，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首先，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它可以很好地担负起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的职责，通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政府可以很好地架起与社会沟通协调的桥梁，大大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其次，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政府改革，利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小政府，大社会”——流行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已成为各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和共同选择。作为理想的承接载体，社会组织逐步进入公共治理领域，逐渐承担从政府逐渐剥离出来的部分公共服务性事务，政府才能真正正确履职和优化结构。

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在政府管理视野下，政府是公共服务唯一的供应主体。随着现代社会公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上升，这种由政府“包揽”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对社会生活领域治理的传统模式，不仅效率不高、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有限，而且各级政府已是不堪重负。而以民间性、公益性和自主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和分配社会资源时往往更有效率，能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益。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将部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治理职能交由能担此重任的社会组织承接成为大势所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批的社会组织将公益慈善作为发展宗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扶老、救灾、助残、助学和济困等公益性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如，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3.1万个。全年有1325.0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有1293.3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3639.6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因此需要发挥社会组织优势，通过委托、协议、参与招标、合作外包等方式，利用自身机制、资源、人才等方面优势，在社会公共服务活动中以服务为宗旨，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开展行业调查、决策咨询以及产业政策制订等活动与政府联合或独立提供公共服务，与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互补，形成更为健全与科学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反映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

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入改革的关键时期，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利益分化和公民需求多元化的新形势，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呈现了新的特点：突发性增强、群体性增强、对抗性增强、主体多元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要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关键在疏导。

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等特点，具有贴近公众、反映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整合和协调公众利益等优势。社会组织可以快速、有效、直接地了解民情表达民意;可以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表达方式协调不同群体利益，推动公众行为规范有序;可以积极应对各种环境变化，反映相关利益诉求，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公民参与的平台，可以促使公民监督国家权力，影响和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意反映的越及时，就越不容易引发对抗性矛盾。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方面，社会组织能够与政府形成合力，扩大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因此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应依靠民间力量解决民间矛盾、化解民间纠纷，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民间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社会安定有序”。

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在中央的重视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整体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比上年增长8.1%;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3万人，比上年增加2.3%。这些社会组织活跃于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激发社会活力、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作用。

当前应重点培育对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联系最直接的部分社会组织，为缓解就业压力、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做出重要贡献，这是符合实际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等四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我省齐齐哈尔市民政局去年6月份出台了《齐齐哈尔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成为全省第一个制定出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规范性文件的地区，打破了实施多年的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消除了众多草根社会组织难以合法注册的困扰。但是，降低门槛不仅会带来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同时也会带来诸多管理问题，社会组织也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如能力提升、政府支持、共同认可等等。因此，要尽快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组织管理和监督体制，确保社会组织的规范运作。

同时，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快政社分开。严格执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规定，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和独立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转变观念，逐步将部分行业管理的职能，如制定行业发展规划、行规行约制定、行业统计、资质认证、协调行业诉讼等职能，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通过转移、授权或委托给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真正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业管理职能，逐步实现其对行业内部企业本应具有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篇5

——关于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的调研

长宁区政协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以下简称中央）精神，对接中共上海市委（以下简称市委）今年1号课题，根据中共长宁区委（以下简称区委）的统一部署，中共长宁区政协党组牵头组织了‚进一步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调研。在陈建兴同志的带领下，区政协充分运用区委重点调研课题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智库优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沉下去等多种方式，学习领会中央和本市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系列要求，认真听取市区有关职能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有关领导的意见，从长宁的实践探索出发，在总结回顾基础上，对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开展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对现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推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促进社会组织领军人才纳入今年的领军人才推荐表彰工作和区政协委员调整工作，并对下一步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社会组织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成效逐步显现

1、依据《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本次调研涉及的社会组织范围，主要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组织）、还包括党员志愿者工作室、社区群众活动团队以及各类群众自组织等。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后，区委区政府要求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有关精神，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大协同‛，取得积极进展。

（一）社会组织已成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按照市和区里的有关要求，社会组织形式已初步覆盖实施主体。据区社建办的调研统计，长宁街镇综合类、专业类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机构中，社区文化中心、社区体育俱乐部、居家养老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残疾人服务社、司法社工站、综合协管服务社等，均为民非组织或社工机构。在满足多样化社区服务领域，初步形成了传统人民团体‚阵地‛组织（社区家庭文明指导中心已是民非组织）、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区老年协会、草根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协同格局，以‚民生‛实事、‚公益‛活动等为载体，在社区各类困难人群帮扶、慈善超市、外来人口子女关爱等服务事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街镇建立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已逐步成为引入社会力量开展项目运作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街镇分会，坚持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动员区域内1800余家单位、组建四个义工大队，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帮助救助困难群众约17182人、12345户。

（二）助老等领域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已具有良好基础。上 海的老龄化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长宁率先在全市提出了‚幸福养老‛指标体系。面对养老事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引入社会力量上，全区上下已形成很高共识。一方面，长宁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各种助老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托底养老服务，并鼓励他们拓展非政策托定的养老服务，如今年建成的区‚乐活e平台‛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助老呼叫中心服务，部分街镇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和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与体制内机构开展良性竞争。又如，在全区养老机构37家中，公办8家、床位653张，公办民营4家、床位1013张，社会办25家、床位3605张。再如，鼓励运用社会资源开办老年护理院，全区1189张老年护理床位中，公立医院和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数分别为780张、409张，后者占到34.4%。与此同时，在学前儿童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社会组织正在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三）在社区和谐稳定工作中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力量。依据全市的统一部署，长宁在推进禁毒社工、社区矫正社工、青少年事务社工三支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积极拓展，形成了许多自身特色。如，2010年，长宁在‚禁毒妈妈义工队‛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了民非组织‚禁毒妈妈工作室‛，开展禁毒宣传、社区戒毒康复治疗和科研以及禁毒志愿者交流 等活动，累计帮扶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76人次，其中26人成功戒毒。又如，针对重性精神病人弱监管问题，2013年在全市率先建立了精神卫生专业社工队伍，将重性精神病人纳入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服务之中。目前，社工队伍已成为特殊人群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的基本力量，相关社会组织则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围绕化解阶段性突出矛盾，街镇党员志愿工作室、妇联的‚开心家园‛等与区相关调处机构协作，共同参与信访、维权等各类矛盾化解工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2013年成立的民非组织‚区医患矛盾调处中心‛，初步形成卫生、公安、法院和保险‚五位一体‛医调工作机制，已受理医患纠纷413件，化解353件，化解率85.5%。

（四）宜居宜商环境建设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已十分明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长宁形成虹储自治家园、葫芦缘议家社等一批小区自治家园，探索了不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家门口‛工程建设等的会商机制。如，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警务站（民警）‚四位一体‛机制日臻完善。位于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是建于2000年的商品房小区，2012年5月在居委会党总支牵头组织下，指导业委会完成改选，通过‚四位一体‛机制的协同，业委会动员小区1193户居民形成共识，将损毁严重、布局残缺的摄 像头、电子围栏、IC门禁卡全部改建完毕，一改小区治安、卫生、停车环境杂乱的局面，得到小区居民的好评和信任。另一方面，以持续推动凝聚力工程为抓手，形成‚党建联线、行政联手、社会联动‛的工作机制，针对楼宇员工阶段性突出需求，注重运用社会和市场力量，不断深化‚六个便利行动‛，逐步扩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互动联动，至目前，经常性服务项目已覆盖57幢重点商务楼宇、占比80%，比较有效的帮助解决了白领午餐、交友、劳动争议等主要诉求。

二、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作措施有力有效 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长宁以区委区政府名义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抓手，抓住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契机，发挥‚凝聚力工程‛建设的党建优势，在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一）将社会组织建设列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长宁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若干意见》（长委[2010]89号）。文件明确，要构建服务完善、社会稳定、管理有序、文明和谐、宜商宜居、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努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文件提出，‚以‘凝聚力工程’学会为平台，推动党组织、政府、社会和 企业互促共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扩大群众民主参与‛，‚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2011年，区委办印发关于转发《区民政局、区社建办关于长宁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长委办[2011]32号），要求贯彻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沪委办发[2011]19号）精神，落实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要求，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社会组织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六类建设重点。2013年，区委下发关于《加持和发展‚凝聚力工程‛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委发[2013]6号），要求‚更加注重凝聚社会‛，‚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善于领导社会建设、协调多元利益，培育社会主体、提升社会协同、增强社会融合‛。2014年，区委常委会《2014年工作要点》要求，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拓宽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载体和平台。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等，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鼓励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着力打造社会组织建设的生态链。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有力推进了社会组织建设进程。一是拓宽孵化和培育的渠道。以区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为主体，10个街镇 为孵化平台，N个部门条线为载体，185个居民区为基础，构建了1+10+N+185的孵化、培育、引进工作格局。社会组织从1999年时，区内登记的社会组织74家，至今年9月底，已发展为568家、年增长率8%，提前完成每万人8个以上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各类党员志愿者工作室180家，各类群众活动团队1370余个。其中公益慈善类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445个，约占区社会组织的78%。二是重视社会组织建设载体。初步建立区和街镇两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框架，推动形成‚公益伙伴日‛等一批公益品牌青年公益服务支持中心等一批公益组织，指导街镇推动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支持发展志愿者协会（网站），至今年9月底，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11万余人，超过全区常住人口的14.5%，为本市中心城区第一。三是推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2011年，区政府出台《长宁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暂行办法》，今年配套制定了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目录、区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自2011年以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资金逐年递增，2014年购买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65个、金额2380.9万元。四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性建设。通过自我申报、指导培训、专家评估、等级评定、公示表彰流程，现有10余家社会组织正在进行评审，已有23家分别达到5A、4A级标准（数量位于 全市前列），30家达到3A级标准。

（三）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发展。一是注重发挥党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通过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分会，通过党组织联动，动员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区域性、社会性、群众性活动。推动商务区（园区）内党建共建，组织物业、街道、商务区（园区）参与区内停车、治安、环境等管理的协商协同。积极培育党员牵头或为骨干的志愿者工作室，目前已有180家，其中19家已转化为登记的社会组织。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党支部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法，依托社区综合党委、社区党员活动中心、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掌握情况，推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融合，社会组织党建覆盖率位于全市前列。定期举办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组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五星奖‛评选，通过加强对党组织负责人的教育引领，团结凝聚社会组织领头人。三是重视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和骨干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宏观管理，支持发展专业社工队伍。特别是今年，在区委关于社会组织建设调研的推动下，社会组织负责人纳入区领军人才推荐范围，三名社会组织负责人被评为区第三届领军人才和第八轮拔尖人才，其中一名结合区政协委员调整，被协商增补为区政协委员。

三、当前需要进一步需要研究关注的突出问题 综合调研情况，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长宁在推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成效明显。根据调研中各方形成的共识，对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组织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关注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识上需进一步增强紧迫性和主动性。相对于全国，上海较早启动社区建设，探索解决了‚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阶段性突出问题，研究推动了社区服务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长宁以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为契机，基本形成了城区管理大联动、安全稳定大预防、多方参与大协同格局。但是，随着‚社会人‛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多样化需求日益分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条线部门仍然比较擅长以传统的行政指令方式部署相关工作，基层也比较习惯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包揽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存在群众受惠感受度没有预期高、工作成果持续长效有困难等现象。总体反映出，对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思想上有认识但不够紧迫，实践上有行动但缺乏经验，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治理能力方面的主动性不强，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心存顾虑，步子谨慎，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比较狭小。这固然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因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也必须看到，现阶段多元、多层、多角度的特征，已对传统的行政包揽方式形成新的挑战。

（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对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弱。一是体制内培育的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条线在社区布局的民生等工作的实施主体，虽已设计为民非组织，但与其它体制内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同样，基本参照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如人员财政核定，经费纳入街镇预算管理体系等，客观还只是街镇相关职能科室的行政性延伸。这些组织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十分有效，但很少具备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特征。二是草根类社会组织缺少要素服务平台。从调研情况看，草根类社会组织大多比较弱小，财务管理、承接项目、专业服务、筹资能力等很弱，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而一些已经形成较强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由于显性运作成本比较高，社区往往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此外，各区以孵化培育为导向的优惠扶持，在积极促进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专业性社会组织跨区域发展形成壁垒。三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研究还不深。如，业委会，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微观基础之一，目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据区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信访矛盾较为集中的前五类中，物业纠纷位列第四，同比上升幅度为五类中最高（36.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业委 会的主体作用和自身规范化建设还需予以更高的重视。又如，在社区的草根类社会组织，不少还只是‚拾遗补缺‛的角色；全区经备案的1360余支社区群众团队，除群众文体活动外，在发挥群众再组织功能、表达居民诉求、提倡公序良俗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参与和协商的方式。

（三）工作合力和政策引导需进一步加强。一是系统推进和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基于传统和‚增量‛思维模式，几乎每个部门都有或主管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建设呈现各部门‚自行设计、自主推动‛的状况，社会组织多样性和工作方式碎片化并存，系统研究、统筹指导不够，由上而下行政推动的‚一刀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诉求有脱节现象，基层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时得不到及时的研究回应。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还需优化。我区政府购买服务起步较早，发展规范，目前已形成向市场购买、向社会组织购买两个口径，初步建立了部门专项经费和相应购买服务项目经费增减挂钩的安排原则，但准入合格性要求和退出界定还需更加科学，购买软件项目需更有力度，引导合理竞争需更加开放，调动基层积极性需给予更大的自主权。三是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共性的问题上讲，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合理、普惠的财税金融政策不够配套。从区域事权看，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整体性、制度性 安排需加强，推动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需改进。体制内产生的社会组织，由于政社不分，出于可靠、低费用等原因，兼职或退休聘用比例较大，缺少职业成长预期，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不相适应。登记制度改革后，特别是面对互联网、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方式，还需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改进。就基层社会治理而言，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和案例，总结提炼不够，社会影响力不高。

四、有关对策建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要求，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在长宁良好工作基础上，依据调研中的共识，主要有三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充分认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深刻认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社会组织建设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深刻认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坚持基层社会治理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开创文明城 区建设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切实增强改革意识。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高度，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出发，按照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总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不适应情况，紧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结合本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自身实际，着力深化改革，加强整体推动，注重需求导向，促进开放竞争，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依法监管，努力发展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强专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占领社会建设的主阵地。三是切实增强探寻规律的自觉性。认真研究‚治理‛的深刻内涵，着眼于诉求多元化、需求化特征，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发展一元引导多元协同的途径、形式和规律，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加强对社会组织回归‚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基本属性的指导，善于突破思想上樊篱，逐步厘清‚公益‛和‚免费‛、‚养人养事‛和合理成本、职业性就业和‚志愿行为‛、政府托底和多元提供、政府购买和社会筹资等等，许多在当前实践中比较困惑的问题。

（二）进一步重视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探索。一是增强基层创新动力。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建设列入街镇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街镇在社会建设最前沿的作用，着力增强街镇改变传统行政化包揽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的紧迫感和主动性。给予街镇更大的统筹协调、整合激励的自主权，促进街镇培育和扶优并举，在开放竞争中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参与自治共治，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二是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按照‚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要求，不断完善本区‚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指导目录‛，引导社区文化、体育、养老、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事项积极运用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支持社会组织等参与智慧社区建设，促进在特殊人群服务、重点人群关爱、矛盾调处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有序扩大竞争，鼓励各类社会组织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困难救助、权益维护、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服务，凝聚各界公益人士投身社区公共服务。三是积极搭建社区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协商平台。以平安小区建设、家门口工程、社区群体活动、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六个便利服务等为载体，以社区服务、社区和谐、社区安全为重点，突出养老、物业、矛盾调处以及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服务，积极拓展公共事务空间，探索涉及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事务公共议题的形成途径，依托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党员代表会议、‚凝聚力工程‛学会分会以及‚四位一体‛机制，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发现服务需求、监督社区管理、倡导公序 良约、提高自治共治水平、建设文明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购买服务运作机制。按照国家、市里和区里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坚持底线思维。完善有效需求形成机制和遴选办法，优化购买服务的定价规则和竞争规则。鼓励社会组织综合利用街镇各类‚阵地‛和‚中心‛、开发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引导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筹资意识和能力。完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适度扩大街镇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中的自主权。二是有序推动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梳理街镇层面建立的各类‚民非‛性质的组织，有序推动此类组织在机构、职能、人事、财务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分离，转变‚事业化‛管理方式，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规范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促进此类组织依法自我发展，在开放竞争中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推动区层面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进一步加快‚政社分离‛的步伐，进一步增强其在全行业、全要素、全流程中的服务引导能力。三是重视社会组织支持性服务平台。按照‚以社建社‛的原则，将服务社会组织支持性平台建设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需求开发、标准制定、信息集成、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招投标指导、法律咨询、人力资 源管理培训、理论探讨以及规范化建设评估等要素支持性服务项目，推动区和街镇‚枢纽型‛社会组织增强支持性服务功能，防止新的行政化。四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区人才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拓宽社会组织领军人物政治参与渠道，在‚两代表一委员‛及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内，设立社会组织代表的适当比例。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骨干队伍建设，呼吁完善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职业体系，鼓励研究探索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分类薪酬制度和合理增长机制，加大对优秀社会组织的宣传，增强全社会对社会组织建设的认同。五是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结合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实践，按照坚守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两根底线的要求，认真总结和完善对实行直接登记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实施综合监管机制，高度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社会组织以章程为核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用监督水平，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六是始终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坚持全覆盖、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和条块结合的原则，依托区域化党建工作优势，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有效性和创新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也是抓人心的过程，应切实 增强使命感，加强对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组织引领，促进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主体作用，团结凝聚各界群众，增强政治认同，增进思想共识。

以媒体融合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篇6

以媒体融合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社会治理合力。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深入推进，各类新媒体在畅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搭建多样化社会治理平台、汇聚各方资源、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发挥媒体融合发展的积极作用。夯实用户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用户是发挥全媒体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媒体融合发展应着眼于拓展用户覆盖面，实现终端随着人走、信息围着人转，为全媒体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用户基础。坚持以互联网思维优化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等资源配置。坚持移动优先，形成载体多样、渠道丰富、覆盖广泛的移动传播和服务矩阵，持续推出形态新颖、内容优质、服务精准的移动端产品，提升用户到达率，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打好群众基础。打造互动平台。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转变为双向和多向互动。用户不再只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应强化媒体与用户的连接，打造更多更优质的有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互动平台。高度重视网、端、微、屏等多种终端建设，促进单向传播向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场景转变。简化用户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降低用户参与成本。加强用户习惯和偏好研究，优化用户互动体验，形成高黏度、高频率的互动平台。聚焦治理难点。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媒体融合开拓了新空间，也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支撑。要以先进技术引领和驱动媒体融合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新技术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为社会治理智能化、信息化发展提供更多媒体融合平台，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网络谣言、用户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网络暴力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媒体融合发展应聚焦社会治理的热点、难点问题，着眼于社会和用户可持续发展需求，以提升用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帮助用户解决操心事、烦心事，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提升服务水平。不断拓展用户网上网下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推动“媒体+政务”“媒体+服务”“媒体+商务”等的发展，提升全媒体服务水平。比如，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重大传染性疾病中，各类媒体可以通过建构线上线下渠道，征集相关信息和求助线索等，帮助解决群众面临的实际难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一些新媒体平台组织了公益直播带货活动，聚合社会各方资源，对接市场和用户需求，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高效更便捷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取得良好效果。（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社会治理制度变迁和创新路径 篇7

一、社会治理制度变迁过程

社会治理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 我国早期社会管理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则蕴含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意义。

1.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八十年代, 社会管理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各项工作均为经济建设服务。社会发展完全处于经济发展的从属地位, 当时还没有社会发展、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直接表述。这个时期的社会管理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为减轻国有企业的非生产性负担以增强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社会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单位属性, 个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均依附于所在单位, 生、老、病、死基本上均由单位负责, 当时社会管理体制主要以政府的行政干预为主导。

2.90年代开始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90年代, 社会管理体制被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始逐步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分离出来, 不再被动地、单纯地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这段时期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更为突出,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成为重点改革领域。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进行了重点部署。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人民生活列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此外, 社会管理不再完全局限于政府力量, 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 民间力量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

3.20世纪初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 我国GDP增长迅速, 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同时, 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社会建设和管理”列入“五个统筹”之中,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方面和必然要求。2006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着力发展社会事业, 完善社会管理, 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首次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2007年, 十七大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 十八大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由“格局”上升为“体制”表明社会管理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4.2013年以来提出“社会治理”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要求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治理”涵义明显发生变化, 蕴含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意义。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续,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 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 除了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扩大民众、社会参与度。

二、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与以往的社会管理有着不同的内涵, 提出来的任务也是不同的。一方面要求国情和社会现实问题有着更深刻把握, 以理解和沟通社会;其次要求加强社会建设,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再者要求将实现多元化治理主体转变, 促进协同治理作为重要的目标。

1. 深刻把握国情, 了解社会现实

把握影响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一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复杂阶层结构;农村居民不断转变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差距难以缩小;城乡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 经济的粗放快速发展导致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一些不太合理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如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 随着“单位人”已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 新的社会管理网络不健全, 远不适应需求。环境污染日益突出, 经济社会运行失序, 就业不足, 社保体系欠缺, 城市化推进中流动人口大量出现及带来的种种问题等等。

2. 加强社会建设,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与原有的以维稳、控制为主要诉求的社会管理体制不同的是, 社会治理语境下加强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实现社会个体、社会组织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加强社会建设, 重在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加快包括收入分配、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安全等社会事业改革, 逐步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服务体系。以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实现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转变, 促进协同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 一方面通过公众参与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另一方面, 通过参与使居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 减少政府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和负担。在社会体制创新中构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共同治理格局, 实现多元化治理主体转变。

三、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围绕社会治理创新几大任务, 实现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转变、治理重心转变, 从现实来看, 关键在于以下措施:

1. 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

(1) 盘活存量的现有社会组织。改变现行事业单位体制, 改变社会服务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的格局, 建构主体多元、机制灵活、覆盖广泛、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服务体制;加快人民团体职能转变;大力加强基层社区组织, 特别注意发挥社区在基层组织管理中的作用。

(2) 松绑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出台政府下放社会组织职能的权力清单。比如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取得前置许可外, 对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文体活动等社会组织, 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推动部分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的下放, 将更多地公共服务下放社会组织, 将更多的技术服务与市场监督职能下放社会组织;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 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发展平台, 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空间。

(3) 积极推动社区自治。以满足社区公共需求为目标, 加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由行政工作向社会工作的转变, 推进社区认同走向社会认同。建立社区协同治理体系, 完善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

2. 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安排

(1)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清晰而明确的界定政府权力范围, 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同时,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进政社分开,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 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建立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序保障制度, 明确公民权利范围、实现权利的程序。尤其在有关公民切实利益的领域, 比如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流转、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工资标准、移民安置等领域;畅通公民维权渠道, 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等, 加强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 健全权利救济机制, 畅通公民维权的司法救济渠道。加快改革信访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 提升行政救济执法质量;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完善决策形成机制, 让群众诉求进入党委政府决策。通过推进公开、扩大民主等, 充分收集群众的意见和诉求, 建立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形成机制。

(3)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促进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使其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加快社会组织立法, 为建立现代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提供依据;探索对社会组织的审批与监管互动机制, 制定社会组织评估办法和标准,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独立评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社会组织的监督责任, 尝试引入社会组织的财务审计制度, 建立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逐步建立起一个行政监管、财务审计和社会监督相互协调的监督管理体系。

3. 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的重大突破

(1)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未来可以按照“加快整合、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 在国家层面应明确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层次,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2) 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为重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全面构建“以钱养事”的事业单位运行新模式。改革财政投入机制, 建立对事业单位规范的业绩评估和激励约束机制, 促使其降低成本, 提高服务质量, 保障公益性;建立新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 拥有所有权的政府把管理权交由事业单位, 由事业单位行使管理权, 充分保障事业单位的自主权;以事业单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目标, 加快建立独立的事业法人财产制度。建立理事会、管理层和职工大会为主要目的的治理机制。

(3) 加快财税改革,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 降低行政管理支出比重, 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自主税权, 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培育地方主体税种, 扩大地方政府税收管理权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适当放开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政策, 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辟更多的可持续的财源。

(4) 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加快城乡制度整合和待遇衔接。建立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积极发展补充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特殊人群的分类保障制度。

(5) 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范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法治化水平, 加快就业、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等方面的专项立法, 规范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垄断, 适度引进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运作方式;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 建立质量控制与绩效评估体系。

摘要：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 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这是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提到“社会治理”。从早期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 到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 我国社会管理制度不同时期内涵明显不同。适应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需求,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应深刻把握现实国情, 加强社会建设, 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着重推进以下几项制度建设, 即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重大突破。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制度变迁,创新路径

参考文献

[1]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2) .

[2]李培林.我国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未来[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2013 (8) .

[3]陈家刚.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N].学习时报, 2012-10-22.

[4]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光明日报, 2013-11-5.

[5]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2012年 (10) .

[6]周瑞金.社会管理的历史、现状和创新[J].炎黄春秋, 2012 (4) .

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篇8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社会问题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125-03

社会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宗旨，以社会公益为使命，运用商业运作模式，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整合，创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它既有别于政府、企业，也有别于非营利组织，是一种介于公益和营利间的企业形态，是社会公益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1]。

20世纪70年代，欧洲遭遇了经济大衰退，失业率高居不下，公共政策转而开始与非营利部门进行协力，不同于传统非营利部门形式的新组织即“社会企业”悄悄诞生了。早在1844年，英国若干名为“合作社”的组织便以该模式加以运作，从事企业活动以达成社会公益目的而非商业利润[2]。自20世纪末，一些企业家开始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以其企业的相关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参与到解决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健康问题等相关社会问题中，这些企业家被赞为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从而推动“社会企业”在全球蓬勃发展起来[3]。

一、社会企业的内涵及特征

如表1，我们选取了相关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官方定义，从以上4种定义的论述中，我们对社会企业的特征进行探讨。

（一）目标设定的公益性

显然，上面所有定义都强调了社会企业是为了公共利益目标的企业，商业动机都是公共利益、社会问题等。如意大利政府强调了社会企业主要是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其运行有着明显的公益性，而香港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目标范围，内容涉及到保护环境以及社会公正等问题上，比如向某些特殊群体提供救助性服务即向弱势群体提供就业以及培训机会等。欧洲委员会与美国社会企业联盟都强调：社会目标是社会企业的首要目标和主要特征。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社会企业的定义都是围绕解决社会问题展开的。

（二）运营模式的商业性

美国社会企业联盟指出了社会企业是运用企业家方式，通过商业手段，使用市场力量，达到他们的公共利益目标即保护环境、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人类正义。

从上面关于定义论述中不难发现，社会企业是以企业的运营模式从事商业活动，社会企业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就在于它能够自我造血，以企业家精神、企业运行模式经营企业，最终获得利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直困扰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问题以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三）利润分享的有限性

香港政府强调了“社会企业的利润主要用于其追求的社会目标上的业务再投入上，而不是在股东中分配”。欧洲委员会强调了“社会企业关注于他们的业务，同时把盈余再投入到实现更大社会、社区目标的事务中”。由此可见，虽然社会企业是以企业的运营模式运行获得利润，但是其利润具有公益性即投入到公益事业中，这是区别于一般企业的显著特征。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完全受到限制，必须完全保留在组织里以实践组织的社会使命。

二、我国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实践的困境

（一）社会企业仍面临法律制度滞后于实践发展的整体局面

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形式，社会企业尚未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缺乏相应的立法和监管机制，造成社会企业面临着诸多发展问题。随着实践领域日趋活跃和中外合作逐步加深，有关立法建设的呼吁不断加强，因而有必要从立法体系、相关政策配套等方面对社会企业的发展进行整体研究。

在残疾人就业保障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专门法律，这部法律是国家关于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基本法律，也是残疾人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的基本指导。其中规定，残疾人劳动就业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使残疾人劳动就业逐步普及、稳定、合理。政府和社会举办残疾人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和其他福利性企业，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国家对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超过规定比例或者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和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依法给予税收优惠，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同时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定适合残疾人生产、经营的产品、项目，优先安排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并根据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生产特点确定某些产品由其专产。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购买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产品或者服务[4]。

（二）缺乏真正了解社会企业特性的资金支持

虽然有很多的投资人对社会企业概念感兴趣，也有机构设立“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但是目前在中国成功的社会企业投资案例还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多数的投资者只对有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感兴趣，而最需要资金支持的初期项目无人愿意冒险。其实，这种现象在普通的商业投资中也是常见现象。因此，对于社会企业的初期项目，需要社会投资领域里的“天使投资人”，而最有可能性担当“天使投资人”角色的就是基金会。实际上，很多海外的经验也证明，基金会的捐赠是很多社会企业初期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各种社企大赛参加者趋之若鹜的原因。而对很多基金会而言，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也是符合其宗旨的。

2.多数投资人对社会企业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创投。虽然很多投资人也强调社会效益回报，但是他们对于个位数的投资回报还是无法接受。像美国的聪明人基金会（Acumen Fund）那样非营利性质的公益投资基金会的模式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企业的目标是解决政府或者市场失灵下的社会问题，因此难度可想而知。虽然“经济”和“社会”双重回报不是不可实现，但现实情况并不都那么理想，而且，要挑战的社会问题越艰难，回报率可能越低，回报周期越长。聪明人基金会提出了一个“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的概念，就是认识到，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需要时间的。而在中国目前多数资本急功近利的情况下，真正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耐心资本”还不存在。没有真正愿意与社会企业共同成长的“耐心资本”，社会企业即使在获得商业性资金支持后，也可能会因为投资方的回报压力而偏离最初的社会宗旨。

由此可见，在我们呼吁有更多的商业资本参与到社会企业发展支持的同时，要引导这些资金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真正助力，而不是间接的“杀手”。

三、简析我国社会企业治理改革与创新路径问题

（一）社会企业立法建议

1.社会企业的法律体系须注重保护内部积极性与制度规范性之间的平衡。目前，对于社会企业是否应当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和扶持仍存有争议，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社会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为解决失业、帮扶弱势群体、发展教育、促进公平贸易和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这种作用将会随法律法规的完善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从福利企业的经验来看，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其发展沿革影响深远，新旧法规的调整直接决定了福利企业的运营成本和社会责任之间天平的变化。社会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与此类似，其立法体系应当注重保护内部积极性与制度规范性之间的平衡。这涉及到对社会企业界定的基础性问题，社会企业发展光谱告诉我们，社会企业将在非营利组织和商业组织之间抉择自身的定位。美国社会企业更加具有商业性质，基本受到公司法等相关企业法律规范的管理，在资金来源、利润分配等方面受到的额外限制较少，因而也很少得到来自政府的减免税等政策支持。对于英国的社会企业而言，它们的发展更加接近于非营利组织，按照《社区利益公司规定》实行资产锁定、分红上限等具体规定。政府虽然没有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但是每年向社会企业委托服务，在政府外包项目上优先考虑社会企业和社区组织，并且从政策上引导民间资金流向社会企业。当然，确定相关扶持政策的前提是，我国政府需要明确社会企业究竟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理念去引导和弘扬，还是作为一种政策性的扶持产业加以推动。

2.社会企业的立法应当与制度环境、社会治理核心领域相结合。社会企业是新兴的社会组织创新形式，因此具有其它机构所不能实现的组织灵活性、创新性和多样性。在进驻社会服务领域时，应当与当前国家关于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相结合，选准其落地生根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土壤。以英国的社会企业发展为例，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英国经济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而一蹶不振，失业、老龄化、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短板。在英国各阶层在思考一种新的社会福利改革哲学时，人们选中了社会企业与社区结合的方案。这一方案有效地利用了社会企业熟悉社区、多元灵活的优势，同时从社区层面切实地解决了当时英国政府所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可以说，英国社会企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它所选择的社会土壤，与社区的结合为社会企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也表明，与街道共同建设成为其在新时期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因此，推动社会企业的进一步立法规范应当恰当地选取社会企业定位，明确社会企业应当如何更好地与制度环境相适应，发挥组织能动性，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二）深层次和广泛的社会问题，还需要政府、资本、社会企业的共同合力才能有所突破

社会企业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立意虽然好，但复杂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绝不是社会企业单一的力量就可以攻克的。比如，中国的教育、医疗和环境问题，这些最重要的民生议题，政府的政策导向是举足轻重的。而相比起在这些领域的一般性企业或者商业资本，社会企业在资金、规模、人才等方面都不具优势，想改变现状是很难有大的作为的。“在中国，社会创新与政府规定和政策的改革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中国的社会企业家们必须在这一体制内有策略地行动，在法律法规、慈善领域、政府以及公益目的的变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5]虽然政府还没有任何针对社会企业的政策和规定，但是整体的政策方向是支持社会创新的，社会企业是可以争取到一些政策空间的。但在具体解决某一社会问题上，政府、商业和非营利部门，包括社企的合力模式是非常鲜见的。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国这种合作都是困难的。这个在理论上看起来无比正确合理的模式，在实践中的操作却非常困难。其中的障碍之一就是各方没有良好的沟通机制，对彼此的目标和资源互不了解。但是，如果三方可以合力，社会企业的发展将是飞速的，而其能达成的社会效益也会随之成倍扩大。

羌绣的发展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羌绣的发起是得到壹基金的支持，而羌绣后来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以及各方面的支持，不夸张的说政府的支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企业本身成功地市场化基础上运行的。成都市政府把羌绣作为一个灾后重建项目的典范，在成都租金最贵的宽窄巷子为羌绣特批了一个占地800 平米的店面，并加大宣传力度，尤其向其他地方政府介绍羌绣并组织他们来羌绣参观学习经验。各地政府通过参观学习受到羌绣成功案例的启发，又纷纷邀请羌绣到其传授成功经验并且尝试开展合作，这样又极大地拓宽了羌绣的市场机会，当然，也意味着有更多的贫困妇女会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没有成都市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单靠羌绣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规模的。政府的支持多属于政策、资源和渠道，而真正大笔的资金还是需要来自商业投资领域。羌绣下一步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是需要资金注入的，而各地政府的支持，无疑是羌绣在下一步融资时候最有力的背书之一。

虽然“社会企业”的概念和作用在全球范围还存在争议，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是其意义是深远的。理想的社会，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为社会创造有意义的价值，不给环境造成破坏。但是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使得商业这种本来中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变得利弊共存，甚至弊大于利。社会企业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兴起，也许代表着人类对商业企业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中国经过过去30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虽然物质财富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价值观，也带来贫富差距加大、环境破坏等恶果。社会企业虽然不是万灵药，但是至少提供了一条了创造物质财富与平衡社会和环境代价的新思路，在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是极具倡导和实践意义的。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社会企业，共同推进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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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葛晓梅.论社会企业体现的社会救助功效之新理念新思路.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11）.

〔2〕〔3〕陈颖.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会企业创业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15.

〔4〕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修改专题[EB/OL].网络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dpf.org.cn/special/bzfxg/content/2008-04/25/content_30010515.htm.

〔5〕社会企业在中国涌现公益[EB/OL].网络http：//hope.huanqiu.com/exclusivetopic/2012-12/33819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