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心得体会总结

创新社会治理心得体会总结（精选8篇）

创新社会治理心得体会总结 篇1

这段时间，本人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对于下一步如何更加有效促进XX开发区和谐稳定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给了我很多启发。现结合本人在XX开发区领导工作经验，浅谈一些学习体会。

一、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治理，形成齐抓共管局面

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没有稳定，就没有安定团结，什么事情都干不好;没有稳定，发展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木之本。稳定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推动科学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谈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以往谈的社会管理有相近的地方，但也有区别。相较于管理，治理倾向于强调社会多方共同关心、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公报明确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事实上，XX开发区自1987年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园区社会稳定问题，牢固树立开发区“大平安”、“大稳定”理念，做好规划、部署实施、落实工作，把“稳定是第一责任”的理念和要求贯穿开发区建设始终，努力化解不稳定因素，切实维护好社会稳定。同时社会治理应当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责任制，强化各部门的综治职责，加强与市直相关部门联系合作，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落实在行动上。如开发区每年大力推进“平安企业”、“平安园区”创建活动，密切与企业员工群众的联系，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建设，不断提升了开发区职工群众的幸福指数。

二、社会治理要完善沟通机制，深化良性沟通氛围

公报指出，“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对于构建畅通有序的沟通机制，我以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以XX开发区为例，一是要建立和完善排查预警机制。要加强对开发区重点地区、重点工程、特殊群体、敏感时期的监控和排查，建立矛盾纠纷情报信息预警机制。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按照“见微知著、抢得先机、争取主动、防止激化”的要求，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二是要建立和完善沟通化解机制。畅通利益诉求渠道，让对立的情绪和不同的意见能够及时表达，防止和避免矛盾的积累、扩散和激化。通过民主对话、协商沟通、加强职工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等形式，建立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与职工群众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化解矛盾。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一旦发生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立即启动预案，及时稳妥有效得做好处理工作。

三、社会治理要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双向共享建设

这些年来，XX开发区在协助福清市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努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着力突破影响开发区内城乡资源双向互动、有效对接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构建区域一体化的资源共享平台。下一步，还要继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一是广泛宣传教育政策，强化职工和用人单位的契约意识，提高员工参保的积极性。二是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规范运作对不按规定为职工缴交社会保险金的用人单位责令整改。三是整合社会力量，协同相关部门，强化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

四、社会治理要坚持依法治理，达到公平公正效果

公报指出，“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国内外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当前劳动关系主体构成更加多样，影响因素更加复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显得非常重要。多年来，XX开发区始终坚持“发展为先、职工为本、基层为重、创新为魂”的维权理念，坚持原则，妥善调解劳资双方利益矛盾，努力公平公正效果，积累了一些经验。一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调解过程中，要以我国的法律法规为准绳，衡量争议双方的是非，依法行事。二是坚持两个维护，双赢互利的原则。在协调劳动关系和处理突发性事件中，特别强调两个维护的统一。既要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企业的合法经营，实现双赢互利。三是坚持公正办事，平等协调的原则。在协调劳资纠纷时要采取公正，平等协商态度，避免使用激烈对抗的手段。其次不回避矛盾，代表员工和业主交涉谈判时，坚持重心下移，真正做到心往基层想、人往基层去、劲往基层使、事往基层做。四是坚持对资方实行“法理情”，对职工实行“情理法”工作程序的维权策略。

五、社会治理要强化道德约束，营造正确舆论导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多年来，Xx开发区坚持党建带群团建设、群团建设促党建的原则，充分利用非公企业党工团组织载体维护权益、提供服务的纽带作用，坚持正面宣传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一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今年开发区党工委在全区广泛开展“做合格共产党员，当企业发展贴心人”活动，持续深入创先争优。二是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使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是广泛深入开展民主法制教育和普法活动，增强员工群众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四是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体，疏导民意，把握正确舆论监督和宣传导向的桥梁作用，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以上仅仅是我对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学习的一些浅见。面对新时期工作所呈现出来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今后，我还需要继续深入学习、不间断学习，坚持学以致用，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同时立足实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积极探索新时期工作的新方法新经验，努力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

创新社会治理心得体会总结 篇2

一、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契合

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在国家价值目标和终极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家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终极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而社会治理就是要通过调动社会各个层面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共同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从而使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好, 以求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状态。而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项目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协调人际关系, 改善社会风气,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承担一些公共服务职能, 实现参与主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促进社会民主发展;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奉献精神和服务能力,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城乡发展、社区建设等公益事业和具有特殊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力行保护自然环境, 倡导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等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这都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治理始终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治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的觉悟, 社会治理的动力在于人民的参与, 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人民共同受益。社会治理的终极指向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党政体系、企事业之外的正式组织, 具有自愿性、公益性和自治性等特征。

二、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策保障和发展空间。

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 就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合力。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价值多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 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治理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政府没有必要包揽一切社会事务, 也不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一切诉求, 许多事情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凝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治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大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群众自治组织坚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 使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 政府管理力量与群众自治力量互动。这就迫切要求, 在新形势下大力扶持、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成长, 给其以更充分的信任和更广阔的空间, 以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管理功能,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三、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体现出它不可忽视的角色, 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是降低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发展。当前, 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不足, 公共服务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旧体制不断受到市场需求多元化、群众需求个性化的挑战, 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而社会组织的存在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治理的缺损。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参与目前市场解决不了、政府解决不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组织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来解决一些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的公共事务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节省政府财政支出, 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扩大政治参与, 完善民主自治。社会组织具有群众性和广泛性, 这使得社会治理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更贴近基层。社会组织针对在日常活动中发现的问题, 可以通过提交研究报告、与政府部门进行对话协商等形式, 向政府部门提出制定或修改社会公共政策的建议。它让全社会共同参与, 鼓励公民发现并解决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引领社会风气, 弘扬核心价值。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以及宽容、互助、互惠、利他和公益志愿精神, 使得社会组织成为公益服务的担当者。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等精神, 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别人, 传递社会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缓解社会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扮演着公共参与的组织者、公众诉求代言者、群众权益维护者的角色, 能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 并及时作出直接有效的反应。它能够减少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立,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增进社会和谐。五是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绿色发展。

摘要：社会组织是和谐社会的“减震器”和“润滑剂”, 具有舒缓政府压力、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在国家目标和终极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3-11-16.

[3][德]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法治社会 篇3

一、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瓶颈和制约

（一）社会法治思想观念淡薄

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领导干部乐于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习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干预司法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奴役思想”还有残留，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信访不信法、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

（二）社会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缺位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我国的法律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备、制度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有关社会治理方面的公共服务立法、行政组织立法和社会组织立法还相对滞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加强和完善。

（三）当前社会治理任务繁重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需求快速增长，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频发，公共安全事件增多。社会治理问题又多又难，对法治社会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建设法治社会的重点和努力方向

（一）科学规划社会治理法律体系

第一，从立法上界定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和规范立法的目的和任务，从源头上保障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能够有法可依。第二，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立法进程，尤其要加大规范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制定社会组织法和社区矫正法、社会稳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第三，健全和完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遵循社会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把握社会民生动态，更新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运行方式，健全包括公众参与制度、信息公开与透明制度、社会治理应急处置制度、法律救济与责任追究制度等基本程序制度。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一，加强政府职能体系的法制建设，实现政府职能运行的法治化。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社会组织很好地履行相应职能提供自由空间。第二，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分开，促进实现社会各类角色的合理分化，放开对社会组织在人事权、财政权等方面的控制，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的主动权，还原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地位。第三，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更多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组织发展成为真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激发社会活力。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第一，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护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平台，使各个利益主体的诉求能通过正当合法的渠道进入公共决策过程，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能保障。第二，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化解消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第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第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通过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以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

（四）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第一，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培养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社会理念教育，使之树立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第二，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树立法治权威，才能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确保权利在法治的保障下行使。第三，确立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公民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理性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创新社会治理心得体会总结 篇4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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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义 篇5

开栏语：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行了崭新定位，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在实践中被悄然应用和在书斋中被广泛研究的治理理论，开始作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的有 效方略，步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正式范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许多地方政府作为承接国家部分职能，贴近地方居民的单元，正在呈现出网络化治理的新图景。

从2014年第5期开始，我刊特设《社会治理》栏目，旨在从全方位的角度去诠释和发掘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内容，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科学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咨询服务。（张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

首先，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是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三是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其次，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一是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

二是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

三是深化居民自治

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第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是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不够，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上，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备案、年检、监督、执法和组织第三方评估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财务税收、信贷融资、社会保障、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审计等管理。

三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目前，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需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号，资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

四是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第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要以大力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必须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

一是畅通诉求表达机制

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依法按照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二是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广泛宣传普及个人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

三是完善矛盾调处机制

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是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第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是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

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二是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三是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四是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议 篇6

和平村社区隶属于东林街道，位于南桐矿业公司腹地，地处城乡与矿地结合部，经由2002年1月实施家改居后合并组建而成。辖区面积0.48平方公里，有居民住户2310户，各类居民住宅80余栋，常住人口6406人，户籍人口6816人，其中低保享受人员125户，174人；吸毒人员111人，劳释人员46人。辖区有粮食公司、东林医院、万盛经开区博爱医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进盛中学、双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社会单位。受地理环境、人员流动量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治安形势比较复杂，刑事案件发案率偏高，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我社区结合实际情况，有如下三点建议：

一、推进社会协同，号召公众参与，构建社会治理新模式 和平村社区目前以单体楼为主，每个网格员管理服务的区域有的集中，有的分散，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难免和居民的迁入迁出、紧急情况的发生和邻里纠纷的发生形成时间差。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以社区居委会为统筹，形成“三长一组一格”的“3+2”社会治理新模式：即以楼栋单元为基础设立单元长，单元长对本单元的居民进行管理；以联排的几个单元形成的楼栋设立楼栋长，楼栋长对本楼栋的居民结合单元长进行管理；以多个楼栋为基础设立居民小组长，居民小组长对楼栋长和单元长负责；以党员为基础成立的党小组，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以多个居民小组形成网格，由社区网格员进行管理服务。

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单元长、楼栋长和党小组，这样对每个网格的管理进行了延伸和细化，形成从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党小组→网格员问题逐级解决和信息末端收集的“3+2”社会治理新模式，可以有效增强了社区社会治理和信息报送的及时性，以期达到小矛盾不出“网格”，大矛盾不出社区；辖区发生的任何信息也能通过信息末端单元长、网格长和居民小组长及时获取，并采取相应措施。

二、加快党群融合，树立居民主人翁意识，增强群众获得感 为展示党员的先进性，让党员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将党支部建在院坝上，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

通过党小组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邀请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和居民共同参与，一方面加强邻里之间的沟通促进领里和谐，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在活动过程中形成一套有效的政策宣传和矛盾排解机制体制，通过不断为居民成功解决问题，让单元长、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在居民中获得信任感，引导辖区居民增强主人翁意识，激发居民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居民的问题由居民来解决。

三、转变活动形式，营造和谐氛围，增强主人翁意识 在组织活动方面，以居民为中心，打破传统的号召式参与的形式，采用问访式的形式，即社区在每年年初罗列开展活动的项目形成“活动心愿清单”，如小品、相声、快板、歌曲、舞蹈等向辖区居民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或者通过单元长、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收集意见，通过分类比较，找出居民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并组织开展。通过这种方式让居民的呼声可以得到有效回应，也增加了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通过意见收集后的各种活动形式，必须精心编排，邀请专业人士审核，把政策法规、福利政策和安全警示等内容编排进入小品、相声和快板等节目，形成印象深刻的回忆片段和脍炙人口的顺口溜，或者通过有奖问答的方式，使居民主动了解相关政策发挥、福利政策和安全警示。让居民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丰富的同时，自身思想素质和安全意识也不断得到提升，为营造和谐社区打下坚实基础。

四、加强教育培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促进社会治理 对社区网格员、禁毒协管、协勤、公益性岗位、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党小组长等社区辅助力量，结合“周一说讲会”通过政策宣讲、文件精神传达等方式，不断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以“3+2”社会治理新模式为主体框架，组建一支由10人组成“影子卫士”治安巡逻队伍，分4组，两组轮班晚上11点至凌晨4点强化巡逻力度；一组以社区岗亭为原点辐射周边区域，24小时不间断值守巡逻；一组白天上午上午9:30-11:30、下午2：30-5：30以巡逻车为载体在社区机动巡逻，巡逻过程中加强喊话宣传，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感；组建一支由7人组成的“巾帼天网”信息报送队伍。以网格为单位，联动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和党小组，在进行流动人口登记工作的同时，加强对辖区居民自我防范宣传，引导辖区居民共驻共建，发现问题及时向社区报告，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发现矛盾解释排解，促进邻里和谐，切实增强居民群众的安全感和主人翁意识；组建一支由4人组成的“知心家园”帮扶队伍，做好社区内刑释解教人员、涉毒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少年的帮教与安置工作，消除违法犯罪发生诱因，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同时做好重点人员的清理登记和管理，严防违法犯罪发生。

社会治理制度变迁和创新路径 篇7

一、社会治理制度变迁过程

社会治理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 我国早期社会管理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则蕴含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意义。

1.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八十年代, 社会管理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各项工作均为经济建设服务。社会发展完全处于经济发展的从属地位, 当时还没有社会发展、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直接表述。这个时期的社会管理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为减轻国有企业的非生产性负担以增强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社会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单位属性, 个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均依附于所在单位, 生、老、病、死基本上均由单位负责, 当时社会管理体制主要以政府的行政干预为主导。

2.90年代开始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90年代, 社会管理体制被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始逐步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分离出来, 不再被动地、单纯地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这段时期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更为突出,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成为重点改革领域。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进行了重点部署。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人民生活列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此外, 社会管理不再完全局限于政府力量, 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 民间力量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

3.20世纪初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 我国GDP增长迅速, 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同时, 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社会建设和管理”列入“五个统筹”之中,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方面和必然要求。2006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着力发展社会事业, 完善社会管理, 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首次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2007年, 十七大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 十八大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由“格局”上升为“体制”表明社会管理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4.2013年以来提出“社会治理”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要求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治理”涵义明显发生变化, 蕴含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意义。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续,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 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 除了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扩大民众、社会参与度。

二、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与以往的社会管理有着不同的内涵, 提出来的任务也是不同的。一方面要求国情和社会现实问题有着更深刻把握, 以理解和沟通社会;其次要求加强社会建设,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再者要求将实现多元化治理主体转变, 促进协同治理作为重要的目标。

1. 深刻把握国情, 了解社会现实

把握影响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一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复杂阶层结构;农村居民不断转变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差距难以缩小;城乡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 经济的粗放快速发展导致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一些不太合理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如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 随着“单位人”已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 新的社会管理网络不健全, 远不适应需求。环境污染日益突出, 经济社会运行失序, 就业不足, 社保体系欠缺, 城市化推进中流动人口大量出现及带来的种种问题等等。

2. 加强社会建设,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与原有的以维稳、控制为主要诉求的社会管理体制不同的是, 社会治理语境下加强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实现社会个体、社会组织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加强社会建设, 重在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加快包括收入分配、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安全等社会事业改革, 逐步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服务体系。以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实现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转变, 促进协同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 一方面通过公众参与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另一方面, 通过参与使居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 减少政府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和负担。在社会体制创新中构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共同治理格局, 实现多元化治理主体转变。

三、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围绕社会治理创新几大任务, 实现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转变、治理重心转变, 从现实来看, 关键在于以下措施:

1. 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

(1) 盘活存量的现有社会组织。改变现行事业单位体制, 改变社会服务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的格局, 建构主体多元、机制灵活、覆盖广泛、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服务体制;加快人民团体职能转变;大力加强基层社区组织, 特别注意发挥社区在基层组织管理中的作用。

(2) 松绑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出台政府下放社会组织职能的权力清单。比如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取得前置许可外, 对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文体活动等社会组织, 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推动部分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的下放, 将更多地公共服务下放社会组织, 将更多的技术服务与市场监督职能下放社会组织;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 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发展平台, 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空间。

(3) 积极推动社区自治。以满足社区公共需求为目标, 加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由行政工作向社会工作的转变, 推进社区认同走向社会认同。建立社区协同治理体系, 完善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

2. 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安排

(1)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清晰而明确的界定政府权力范围, 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同时,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进政社分开,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 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建立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序保障制度, 明确公民权利范围、实现权利的程序。尤其在有关公民切实利益的领域, 比如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流转、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工资标准、移民安置等领域;畅通公民维权渠道, 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等, 加强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 健全权利救济机制, 畅通公民维权的司法救济渠道。加快改革信访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 提升行政救济执法质量;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完善决策形成机制, 让群众诉求进入党委政府决策。通过推进公开、扩大民主等, 充分收集群众的意见和诉求, 建立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形成机制。

(3)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促进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使其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加快社会组织立法, 为建立现代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提供依据;探索对社会组织的审批与监管互动机制, 制定社会组织评估办法和标准,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独立评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社会组织的监督责任, 尝试引入社会组织的财务审计制度, 建立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逐步建立起一个行政监管、财务审计和社会监督相互协调的监督管理体系。

3. 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的重大突破

(1)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未来可以按照“加快整合、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 在国家层面应明确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层次,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2) 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为重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全面构建“以钱养事”的事业单位运行新模式。改革财政投入机制, 建立对事业单位规范的业绩评估和激励约束机制, 促使其降低成本, 提高服务质量, 保障公益性;建立新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 拥有所有权的政府把管理权交由事业单位, 由事业单位行使管理权, 充分保障事业单位的自主权;以事业单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目标, 加快建立独立的事业法人财产制度。建立理事会、管理层和职工大会为主要目的的治理机制。

(3) 加快财税改革,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 降低行政管理支出比重, 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自主税权, 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培育地方主体税种, 扩大地方政府税收管理权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适当放开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政策, 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辟更多的可持续的财源。

(4) 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加快城乡制度整合和待遇衔接。建立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积极发展补充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特殊人群的分类保障制度。

(5) 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范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法治化水平, 加快就业、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等方面的专项立法, 规范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垄断, 适度引进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运作方式;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 建立质量控制与绩效评估体系。

摘要：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 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这是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提到“社会治理”。从早期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 到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 我国社会管理制度不同时期内涵明显不同。适应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需求,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应深刻把握现实国情, 加强社会建设, 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着重推进以下几项制度建设, 即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重大突破。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制度变迁,创新路径

参考文献

[1]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2) .

[2]李培林.我国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未来[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2013 (8) .

[3]陈家刚.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N].学习时报, 2012-10-22.

[4]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光明日报, 2013-11-5.

[5]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2012年 (10) .

[6]周瑞金.社会管理的历史、现状和创新[J].炎黄春秋, 2012 (4) .

创新社会治理心得体会总结 篇8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社会问题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125-03

社会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宗旨，以社会公益为使命，运用商业运作模式，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整合，创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它既有别于政府、企业，也有别于非营利组织，是一种介于公益和营利间的企业形态，是社会公益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1]。

20世纪70年代，欧洲遭遇了经济大衰退，失业率高居不下，公共政策转而开始与非营利部门进行协力，不同于传统非营利部门形式的新组织即“社会企业”悄悄诞生了。早在1844年，英国若干名为“合作社”的组织便以该模式加以运作，从事企业活动以达成社会公益目的而非商业利润[2]。自20世纪末，一些企业家开始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以其企业的相关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参与到解决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健康问题等相关社会问题中，这些企业家被赞为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从而推动“社会企业”在全球蓬勃发展起来[3]。

一、社会企业的内涵及特征

如表1，我们选取了相关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官方定义，从以上4种定义的论述中，我们对社会企业的特征进行探讨。

（一）目标设定的公益性

显然，上面所有定义都强调了社会企业是为了公共利益目标的企业，商业动机都是公共利益、社会问题等。如意大利政府强调了社会企业主要是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其运行有着明显的公益性，而香港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目标范围，内容涉及到保护环境以及社会公正等问题上，比如向某些特殊群体提供救助性服务即向弱势群体提供就业以及培训机会等。欧洲委员会与美国社会企业联盟都强调：社会目标是社会企业的首要目标和主要特征。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社会企业的定义都是围绕解决社会问题展开的。

（二）运营模式的商业性

美国社会企业联盟指出了社会企业是运用企业家方式，通过商业手段，使用市场力量，达到他们的公共利益目标即保护环境、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人类正义。

从上面关于定义论述中不难发现，社会企业是以企业的运营模式从事商业活动，社会企业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就在于它能够自我造血，以企业家精神、企业运行模式经营企业，最终获得利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直困扰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问题以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三）利润分享的有限性

香港政府强调了“社会企业的利润主要用于其追求的社会目标上的业务再投入上，而不是在股东中分配”。欧洲委员会强调了“社会企业关注于他们的业务，同时把盈余再投入到实现更大社会、社区目标的事务中”。由此可见，虽然社会企业是以企业的运营模式运行获得利润，但是其利润具有公益性即投入到公益事业中，这是区别于一般企业的显著特征。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完全受到限制，必须完全保留在组织里以实践组织的社会使命。

二、我国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实践的困境

（一）社会企业仍面临法律制度滞后于实践发展的整体局面

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形式，社会企业尚未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缺乏相应的立法和监管机制，造成社会企业面临着诸多发展问题。随着实践领域日趋活跃和中外合作逐步加深，有关立法建设的呼吁不断加强，因而有必要从立法体系、相关政策配套等方面对社会企业的发展进行整体研究。

在残疾人就业保障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专门法律，这部法律是国家关于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基本法律，也是残疾人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的基本指导。其中规定，残疾人劳动就业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使残疾人劳动就业逐步普及、稳定、合理。政府和社会举办残疾人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和其他福利性企业，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国家对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超过规定比例或者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和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依法给予税收优惠，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同时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定适合残疾人生产、经营的产品、项目，优先安排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并根据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生产特点确定某些产品由其专产。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购买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产品或者服务[4]。

（二）缺乏真正了解社会企业特性的资金支持

虽然有很多的投资人对社会企业概念感兴趣，也有机构设立“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但是目前在中国成功的社会企业投资案例还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多数的投资者只对有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感兴趣，而最需要资金支持的初期项目无人愿意冒险。其实，这种现象在普通的商业投资中也是常见现象。因此，对于社会企业的初期项目，需要社会投资领域里的“天使投资人”，而最有可能性担当“天使投资人”角色的就是基金会。实际上，很多海外的经验也证明，基金会的捐赠是很多社会企业初期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各种社企大赛参加者趋之若鹜的原因。而对很多基金会而言，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也是符合其宗旨的。

2.多数投资人对社会企业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创投。虽然很多投资人也强调社会效益回报，但是他们对于个位数的投资回报还是无法接受。像美国的聪明人基金会（Acumen Fund）那样非营利性质的公益投资基金会的模式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企业的目标是解决政府或者市场失灵下的社会问题，因此难度可想而知。虽然“经济”和“社会”双重回报不是不可实现，但现实情况并不都那么理想，而且，要挑战的社会问题越艰难，回报率可能越低，回报周期越长。聪明人基金会提出了一个“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的概念，就是认识到，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需要时间的。而在中国目前多数资本急功近利的情况下，真正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耐心资本”还不存在。没有真正愿意与社会企业共同成长的“耐心资本”，社会企业即使在获得商业性资金支持后，也可能会因为投资方的回报压力而偏离最初的社会宗旨。

由此可见，在我们呼吁有更多的商业资本参与到社会企业发展支持的同时，要引导这些资金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真正助力，而不是间接的“杀手”。

三、简析我国社会企业治理改革与创新路径问题

（一）社会企业立法建议

1.社会企业的法律体系须注重保护内部积极性与制度规范性之间的平衡。目前，对于社会企业是否应当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和扶持仍存有争议，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社会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为解决失业、帮扶弱势群体、发展教育、促进公平贸易和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这种作用将会随法律法规的完善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从福利企业的经验来看，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其发展沿革影响深远，新旧法规的调整直接决定了福利企业的运营成本和社会责任之间天平的变化。社会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与此类似，其立法体系应当注重保护内部积极性与制度规范性之间的平衡。这涉及到对社会企业界定的基础性问题，社会企业发展光谱告诉我们，社会企业将在非营利组织和商业组织之间抉择自身的定位。美国社会企业更加具有商业性质，基本受到公司法等相关企业法律规范的管理，在资金来源、利润分配等方面受到的额外限制较少，因而也很少得到来自政府的减免税等政策支持。对于英国的社会企业而言，它们的发展更加接近于非营利组织，按照《社区利益公司规定》实行资产锁定、分红上限等具体规定。政府虽然没有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但是每年向社会企业委托服务，在政府外包项目上优先考虑社会企业和社区组织，并且从政策上引导民间资金流向社会企业。当然，确定相关扶持政策的前提是，我国政府需要明确社会企业究竟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理念去引导和弘扬，还是作为一种政策性的扶持产业加以推动。

2.社会企业的立法应当与制度环境、社会治理核心领域相结合。社会企业是新兴的社会组织创新形式，因此具有其它机构所不能实现的组织灵活性、创新性和多样性。在进驻社会服务领域时，应当与当前国家关于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相结合，选准其落地生根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土壤。以英国的社会企业发展为例，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英国经济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而一蹶不振，失业、老龄化、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短板。在英国各阶层在思考一种新的社会福利改革哲学时，人们选中了社会企业与社区结合的方案。这一方案有效地利用了社会企业熟悉社区、多元灵活的优势，同时从社区层面切实地解决了当时英国政府所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可以说，英国社会企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它所选择的社会土壤，与社区的结合为社会企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也表明，与街道共同建设成为其在新时期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因此，推动社会企业的进一步立法规范应当恰当地选取社会企业定位，明确社会企业应当如何更好地与制度环境相适应，发挥组织能动性，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二）深层次和广泛的社会问题，还需要政府、资本、社会企业的共同合力才能有所突破

社会企业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立意虽然好，但复杂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绝不是社会企业单一的力量就可以攻克的。比如，中国的教育、医疗和环境问题，这些最重要的民生议题，政府的政策导向是举足轻重的。而相比起在这些领域的一般性企业或者商业资本，社会企业在资金、规模、人才等方面都不具优势，想改变现状是很难有大的作为的。“在中国，社会创新与政府规定和政策的改革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中国的社会企业家们必须在这一体制内有策略地行动，在法律法规、慈善领域、政府以及公益目的的变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5]虽然政府还没有任何针对社会企业的政策和规定，但是整体的政策方向是支持社会创新的，社会企业是可以争取到一些政策空间的。但在具体解决某一社会问题上，政府、商业和非营利部门，包括社企的合力模式是非常鲜见的。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国这种合作都是困难的。这个在理论上看起来无比正确合理的模式，在实践中的操作却非常困难。其中的障碍之一就是各方没有良好的沟通机制，对彼此的目标和资源互不了解。但是，如果三方可以合力，社会企业的发展将是飞速的，而其能达成的社会效益也会随之成倍扩大。

羌绣的发展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羌绣的发起是得到壹基金的支持，而羌绣后来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以及各方面的支持，不夸张的说政府的支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企业本身成功地市场化基础上运行的。成都市政府把羌绣作为一个灾后重建项目的典范，在成都租金最贵的宽窄巷子为羌绣特批了一个占地800 平米的店面，并加大宣传力度，尤其向其他地方政府介绍羌绣并组织他们来羌绣参观学习经验。各地政府通过参观学习受到羌绣成功案例的启发，又纷纷邀请羌绣到其传授成功经验并且尝试开展合作，这样又极大地拓宽了羌绣的市场机会，当然，也意味着有更多的贫困妇女会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没有成都市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单靠羌绣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规模的。政府的支持多属于政策、资源和渠道，而真正大笔的资金还是需要来自商业投资领域。羌绣下一步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是需要资金注入的，而各地政府的支持，无疑是羌绣在下一步融资时候最有力的背书之一。

虽然“社会企业”的概念和作用在全球范围还存在争议，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是其意义是深远的。理想的社会，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为社会创造有意义的价值，不给环境造成破坏。但是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使得商业这种本来中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变得利弊共存，甚至弊大于利。社会企业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兴起，也许代表着人类对商业企业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中国经过过去30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虽然物质财富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价值观，也带来贫富差距加大、环境破坏等恶果。社会企业虽然不是万灵药，但是至少提供了一条了创造物质财富与平衡社会和环境代价的新思路，在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是极具倡导和实践意义的。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社会企业，共同推进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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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葛晓梅.论社会企业体现的社会救助功效之新理念新思路.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11）.

〔2〕〔3〕陈颖.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会企业创业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15.

〔4〕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修改专题[EB/OL].网络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dpf.org.cn/special/bzfxg/content/2008-04/25/content_30010515.htm.

〔5〕社会企业在中国涌现公益[EB/OL].网络http：//hope.huanqiu.com/exclusivetopic/2012-12/33819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