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分析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分析（通用7篇）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分析 篇1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分析

1.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重要施政纲领的提出，源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它是针对以“社会管理”概念的一种创新。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这已成为本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两点，亦是我国首次在党中央的文件中全面、系统地提出“治理”这一概念。（1）“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必须通过公权力有效管理社会；更需要有完善的立法、司法体系来约束公权力，进而达到全面有效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2）强调要防止将“社会管理”作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手段，更多得需要为社会提供更多得服务，让广大人民群众受益。（3）“社会治理”体系的根本目的即国家安全与人民的安居乐业。这与国家本身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运行的法治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即强调要依法管理,依法约束管理者。（4）“社会治理”要求改变过去国家唱独角戏，进而“无人喝彩”的情况，提倡社会共同参与，实现官民共治、共同协作。（5）通过对于管理技能、技巧的提升，逐步将“社会治理”建设成一种优化、良性、多元化、多角度的管理方式，实现自我的提升，并最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治理”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引领导航”（steering），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众多不同利益群体共同发挥作用的某个领域取得认同，进而实施某项计划。而今天关于治理的定义更多得将其落脚于国家权力的实施与公共利益的满足上。明确它是各种国家或个人利益冲突的调和机制以及联合行动持续的粘合手段。其既包括公民对于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的被迫服从，也包括了公民和机构因同意或认为符合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授权。其包含的主要特征包括：（1）治理活动本身并不是一套规则、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2）治理建立的基础不是支配而是调和。（3）治理活动不仅涉及公权力，更包含了每个公民或者集团的私利。（4）治理制度本身是正式和非正式手段的集合，其重点不在于制度的建立，而更有赖于一种持续稳定的相互作用。

人类从形成伊始，关于“治理模式”的尝试就从未停止过。早在人类早期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早期，人们更倾向于“共治”手段。在古代雅典，一种朴素的“全民公决”式的“共治”手段得到了有效利用。在古罗马，元老院的长官职务均有至少两名的偶数人数担任，以防止出现独裁者。此时的共治制度源于原始的氏族公社传统，是人类与自然界抗争的直接产物。这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保证人类个体在恶劣自然界的生存，但却无法保证个人私有财产乃至公社本身的安全。并且在这样的公社群体中，一种最朴素的，以巫师为代表的传统型权威亦处于萌芽状态，这位下一种治理体制的出现提供了基本保证。

为了保持集团内部的安全稳定，一种新的以个人魅力权威为基础的“专制”式治理方式营运而生。此时，一个集团的盛衰与否完全取决于集团首领的人格特质。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国家和集团实力的巩固与发展，有利于有效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不过以集

权为特征的“专制”模式由于过分依赖权威者自身能力，进而导致了治理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过大，进而增加了规定政策实施的风险程度，“暴政”与“昏君”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屡见不鲜。这种“专制”模式压制了其他思想和制度的萌芽、产生，进而抑制了社会内部的创造能力。而魅力型权威个人的偏好也为各种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之风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为此，一种以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约束个人魅力权威个人权利的新型“共治”模式也因此产生。

新型“共治”模式强调组织（包括国家）内部的个体必须通过共同协作来完成具体任务，强调组织内部个体对于组织的参与度和责任感，这种新型“共治”治理模式的尝试，则要追溯到英国1689年所颁布的《权利法案》，而美国的《1787宪法》以及其后所标榜的“自由、民主”也正是这种新“共治”思想的体现。这也成为近现代一系列社会治理制度的“雏形”。而当前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所推行的各类社会治理体制无不是从现代“共治”制度演化而来。

然而，任何一种社会手段治理手段都会有自身的劣势，新型“共治”模式亦不例外，其在过分重视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了国家的安全与作用。这一理论削弱了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成为强国或跨国集团干涉别国内政的良好借口（如今天的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进一步危害了国家自身的安全。并且该“共治”模式可能会面临各种两难选择，合作与竞争的矛盾、开放与封闭的矛盾、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矛盾、责任与效率的矛盾等危机一旦解决不当必将会为地区与组织的安全稳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加之不同组织内部的客观条件不同，“共治”的具体现手段、实现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必须随之发生改变，此时，“善治”走上历史舞台。

“善治”是对于现代“共治”体系的一种完善与发展，它是一个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不同于善政，它不局限于好政府，而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好治理；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或某个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它包含民主法治，但不局限于民主法治，民主法治只是善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想在中国实现其善治的目标，除去其理论水平的先天不足，同时还要将其与我国现有的“社会治理”国情相结合。在我国长期存在着“官强民弱”的社会治理“顽疾”，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及其严重，“全能政府”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导致其与公民和各民间组织较少采取合作、互动的方式。并且我国民间组织自身对于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弱，使得“共治”本身在推广过程中障碍重重，这更明确了“善治”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社会治理体质改革创新的重要参照。

2.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通过本次研究，课题组希望从以下几个问题深入研究。第一，从社会治理本身角度，运用大量的实例厘清我国当前主要的社会治理制度仍然是以一种“共治”的形态出现的。第二，再次基础上，课题组将分别从宏观（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微观（公民自身的参与度与政策满意度）角度指出这种“共治”模式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足与问题，进而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对内（群体性矛盾与民族问题）与对外（国外敌对势力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隐患，而这一点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新疆分裂势力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共治中的缺陷有着密切联系）。第三，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善治”是完善“共治”过程中各种瑕疵的重要工具，它本身既是对我国各种具体社会治理手段的思想指导，同时也应是“共治”最终的发展目标。第四，指出“共治”必须在“善治”基础上，从治理理论、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具体治理工具等方面出现巨大的变革。第五，理论联系实际，任何一项研究最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放在实际应用上，这里亦不例外。为此，我们将以内蒙古包头市为例，用实际数据说话，指出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且指出如何通过“善治”的方式改善这些问题，并最终达到“善治”的终极目标，进而最终为维持国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为此，课题组的主要研究思路包括：第一，明确“治理”与“管理”的区别，指出“社会治理”的提出本身就是我国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步骤。第二，厘清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体制——“共治”，并且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明确该治理体制在我国“社会治理”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第三，明确“善治”与“共治”的区别和联系，并且明确指出“善治”本身既是我国实施“共治”的重要工具手段，同时也是“共治”所要达到的一个具体目标。第四，理论联系实际，课题组将以此结论为基础，指出如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的社会治理体制，最终实现从“共治”到“善治”的突破。

本次研究，课题组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具体研究方法。本次研究，课题组将以文献研究为主，以各种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大量的实例，从理论层面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现状，并通过对于“治理理论”、“共治理论”和“善治理论”的具体研究得出我们所需要的结论。同时，在研究当前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社会治理”问题实务时，本次研究还将采取二手数据调查法，通过对于各政府相关部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支持实际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大量的个案调查，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明确当前我区社会治理体质所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有的放矢地提出具体改进方案。

本次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在实际研究的基础上，明确“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异同；“共治”与“善治”的区别、联系； “善治”本身指导价值与目标价值的关系以及“善治”在整个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过程中的“工具性”与“价值性”。如何区别上述概念是本课题组主要的攻关之处，而这也是本课题最大的难点所在。

3、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为了顺利的完成本课题的各项研究，本课题小组经过多方努力，现已具备较强的专项研究能力，并且为该课题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确保本课题任务的顺利完成。

首先，从小组成员研究能力看，本小组成员由多名高素质硕士研究生组成，其中多人获得社会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理论功底深厚。并且该课题组还多次

参与地区性行政管理以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各级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拥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能力。在田野调查、问卷设计与发放以及专业数理统计等方面均有一定的优势。

其次，在调查对象准备方面，本小组已经和包头市相关部门达成了合作协议。对方表现出了积极的合作意愿，并在课题组的前期工作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便利条件，因而从实际可操作性看，该课题必将在课题组成员的集体努力以及基层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获得较大的信度。相应的研究成果也一定具有较高代表性（效度）。

另外，本课题组还受到了本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本课题的申报是经过单位学术委员会在若干课题中经过讨论严格筛选出来的，其代表了本单位实际的科研水平，因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必将受到单位的充分关注。在实际调研过程中也会获得相应的便利。

4、计划进度

2014年6月，课题可行性论证，理论准备，确定个案，联系单位，课题小组人员筛选。2014年7月，课题组讨论文章结构，应解决的问题，并与研究对象进行初次接洽。2014年8月，课题结构形成，整理所搜集材料，进行写作准备。

2014年9月-10月，完成课题初稿。

2014年11月，对于初稿再讨论修稿。

2014年12月，经多次修改最终定稿。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分析 篇2

一、全面把握社会治理体制的内涵

“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我国社会管理从理念到体制的升华。首先,主体不同,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党和政府,而社会治理的主体来源具有多样性,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和公民等也同样是合法主体的来源; 其次,管理的方式不同,社会管理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从自身主观意愿出发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想当然地自上而下为民做主,而社会治理是实现真正民主的一种新形式,它更多地鼓励参与者能够有效、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协商过程中,并达成共识,形成符合所有主体利益的策略; 第三,执行权威不同,社会管理的执行权威是政府的法律法规,而社会治理的执行权威除了法律法规还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从“社会管理” 创新到“社会治理”,体现了党对社会各方面的科学管理, 呈现出多方面、多领域、多覆盖、可持续的推进。

由此可以看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再是单方面的模式,而是一个全方位、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整体。其治理核心是以人为本。

二、全面理解高校学生工作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除了应以学生为本,还要以家长为本,以用人单位为本,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即把激发大学生潜能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以人为本”的功能放大、放宽。使学生真正自觉、自愿地成为参与者,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三、明确在社会治理创新引领下的高校“以人为本”学生治理体制的新任务

1.措施得当,全面解放和增强高校活力

社会活力、经济活力、企业活力、社会组织活力等词语在《决定》中多次出现,深化改革就是要各种活力竞相迸发。

高校活力的源头是学生。学生是学校治理的基础,高校根据学生的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在高校治理体制上下功夫。

首先,保障学生利益 ,解放和增强利益活力。实现高校发展成果惠及全体高校学生,只有这样,学生才有激情参与学校的治理,创造性才能得以发挥,学校才能充满活力。

其次,实施政社分开,解放和增强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学生社团组织,推进学生社团组织依法自治,凡是适合学生自己解决的事项放开手让学生社团组织承担,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组织中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增强高校活力。

再次,完善参与机制,解放和增强机制活力。在高校社会治理就意味着由“校长负责制”的管理变成包括教师、学生参与的共治。那么,参与主体的上级与下级、教师与学生就应该越来越平等,他们的行为同样受到学校规则约束并同样接受监督,学校治理与学生自治共同结合才能使高校活力得以展现。

最后,提升治理能力,解放和增强治理活力。在当前条件下,增强高校活力还必须维护高校的和谐与稳定,学校安定有序,学生就有了参与治理的良好校园氛围。如果高校一味地追求活力,却忽视了“公正的秩序”,那么活力很有可能变成“混乱”的活力。所以,在激发高校治理活力的同时,必须加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

2.措施有力,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

当前社会,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维权要求和平等对待要求也日益强烈,由于上下相互沟通等种种原因,引起了较多的社会内部矛盾。对此,《决定》指出要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节、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高校是一个社会团体,当代大学生除了具有以上社会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思想特征。第一,自主观念较强,他们崇尚自我奋斗,常常淡化集体观念; 第二,主体意识增强,大学生有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尤其是面临日趋严峻的就业压力,促使大学生们朝着全面方向发展,主动对接市场,积累社会适应资本,大大增强了主体意识; 第三,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当个人意愿和国家需要产生矛盾时,一些学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等思想存在; 第四,现代科技与信息化的浪潮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由于缺乏生活阅历和社会实践能力,促使大学生对一些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看法片面、盲目。 高校不是平静的港湾,自然会产生矛盾,因此,要求管理者进行人本管理,以一定的规范要求学生,但不束缚其发展, 保证其个性的充分发展和生命的健康成长。

要充分发挥学生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组织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进一步改进高校机关工作作风, 让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学生合情合理地诉求切身利益。着力解决高校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及时化解其中的不安定因素,加强对重点年级、特殊群体的排查调研,一旦发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解决。要建立心理危机预警干预机制的实践,切实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防范因学生人格问题,而酿成的矛盾冲突。积极探索合理的民主决策程序和规则,凡是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广泛征求学生建议。如果一些事项许多学生还不理解和支持,就暂时不实施,防止因决策失误而损害学生的根本利益,引发社会矛盾。

3.措施到位,全面建立和健全高校公共安全体系

大学校园安全问题频发,面对象牙塔安全隐患,高校理应顺应和反映时代的变化与要求,不断创新,拓展和延伸公共安全教育的新内容。除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法规、政治、外交、国防等国家安全教育、信息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安全教育外,还要注重对大学生掌握适当技巧应对各种灾难、野外遇险求救延长时间技巧、掌握救护知识减少生命威胁的应对安全教育; 注重平时保健,预防各种疾病等卫生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食品安全教育、善于人际交往,正确处理关系,自尊自爱自省,学会驾驭感情等心理安全教育; 抵制各种诱惑,远离黄赌毒害,增强责任意识,珍爱自己的生命安全教育; 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重视求职安全,遇险报警求助,智能化险的预防安全教育。

校园安全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国一些高校近年来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比如提出“精致化”学生工作理念的北京大学,开创了“心理排查”机制,第一时间了解每一个学生近期心理变化动态,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细致引导,给迷途中的学生带来温暖。他们还创造性地开展“燕园领航计划”,组织各方面正能量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内在价值。

当前中国面对复杂的时代形势呼唤多元治理、多中心治理、多层级治理、多维度治理的运行过程,这种模式也更适合于现代社会建设。同样,高校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对学生实行接纳、尊重、理解、期望、欣赏、关注、信任、平等的态度,努力实现教育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完善高校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增强高校活力,有助于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有助于全面建立和健全高校公共安全体系。

摘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能否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组织实施能否有效展开,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果能否为全体人民享有。基于社会治理体制下的高校采取“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体制,应赋予新的内涵和任务:措施得当,全面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措施有力,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措施到位,全面建立和健全高校公共安全体系。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分析 篇3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理论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赖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三者之间以及各子系统内部的良性运行和协同均衡。由于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远远滞后于其他领域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只有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现代化客观进程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并举”，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活跃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加快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不仅是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形势的需要，而且是对今后现代化总体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严峻矛盾和挑战的主动应对。

三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局面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手段和制度越来越难以应对，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只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现代化水平，才能更加有力、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的突出问题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效。总的来看，我国现行社会体制与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体相适应的。从全局来看，当前我国社会领域改革仍面临三大课题：一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一些老问题，亟待继续解决；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新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必须抓紧消化；三是网络社会和现代化事业快速发展提出更多的新课题。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主要面临四大突出问题。

社会治理的理念还较为滞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存在观念误区，主要表现在：“维稳”诉求仍大于“维权”诉求，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只讲“维稳”，不讲“维权”。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质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也就使得民生问题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基本根源。也有专家指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仍很薄弱，这是社会治理理念滞后的重要 表现。

社会治理的格局还不够健全。从当前我国地方实践来看，许多地方政府对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仍有抵触心理，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社会治理工作往往成了政府的独角戏。

社会治理的制度还不够完善。一些地方政府仍重“运动式”应对、轻“制度化”建设，社会治理制度化水平总体不够高；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表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修补，缺乏深层的制度变革动力；相关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的解体和继替之间出现一些断裂、真空地带；社会领域的立法进程严重滞后，且立法数量不足、位阶低、系统性不够。

社会治理的能力还较为薄弱。我国在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治理人才队伍不仅总体数量较为匮乏，而且整体素质水平亟待提高；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程度还不够高，且许多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技术系统标准不一、各自为政、互不对接，形成了“信息孤岛”；社会治理规则体系的制定和更新较为滞后，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化发展趋势。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基本依据和总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适应和服务于我国所正在经历的三大基本历史性转变：即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是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依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是，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整体设计、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

关于创新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由“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涵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要求更明确。社会管理往往强调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而社会治理至少有三个“更加突出”：即更加突出党委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更加突出民主、法治，重视运用协商民主、法治思维和民主、法治方式；更加突出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健全机制。具体而言，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治理理念，针对群众的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回应和反馈，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二要切实摒弃一些地方存在的只讲“维稳”，不讲“维权”的观念误区，正确处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三要讲究社会治理的辩证法，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做到刚柔相济、宽严适度，使社会活跃起来而又有序运行。四要切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真正体现公众需求导向，更加尊重人的尊严、价值、差异、需求、自由和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关于建立现代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制度的核心是法治。与行政思维、经济思维截然不同，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一要牢固树立法治社会和依法治理理念，善于用法治精神思考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的思想和行为全部纳入法治化轨道。二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尤其是在关于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社会稳定等领域立法应尽快取得新突破。三要注重普法教育宣传，树立法治权威，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四要深化执法、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加快建成法治政府。五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和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引领作用，构建和夯实国家的“软治理”制度系统。

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一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筑牢社会保障底线，确保人民群众既有公平感又有幸福感。二要健全应急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环境—心态—行为”三位一体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框架。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坚守“红线”是核心，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提高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四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树立科学、综合的国家安全观，既要注重行为打击，更要重视对群众心态的了解，并要特别重视网络安全形势。五要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系。要以社会组织改革创新为突破口，凝聚和形成强大社会力量；加快政社分开，实现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提高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众认受性；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科学化和制度化。

关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治理主体的素质水平、治理技术的先进程度、治理规则的完善程度，是影响和决定社会治理能力的三个重要因素。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实现，取决于三者之间的优化组合和匹配状况。一要加强和创新干部教育培训的形式和内容，全面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综合治理素质和水平；依托高校科研单位，探索建立社会治理相关学科，培养大批社会治理专门人才；二要尊重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地位和价值，有效提升基层社区群众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三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四要及时把握“大数据”时代的战略机遇，充分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切实增强社会治理信息技术及其行业标准自主研发能力和水平。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篇4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一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另一方面，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二是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增多，截至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9.2万个，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近40万个。另一方面，政社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2012年全国发生安全事故33万起，造成7.2万人死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信息网络管理任务日益繁重，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从经济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大批人员需要下岗转岗，以多种形式创业就业；随着农村生产力不断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增加；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组织形式需要作出相应变动；工业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激增，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容易产生大量矛盾；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引发不少社会问题。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单位制”和城市街居、农村社队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单位、街居、社队联系群众、整合社会利益、调节社会矛盾。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三是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四是从工作层面看，一些部门和地方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对新情况，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完全适应。

因此，《决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

所谓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旨在形成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既要符合社会管理的一般规律，又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简单照抄外国的东西，更不能离开中国自己的土壤。

社会管理包括“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三大内容。其中的“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都与社会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从这三大方面入手。

创新“管什么”：形成国家与社会协调运转机制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了一些新理念：由指挥型政府向协调型政府转变，由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等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加强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未来我国社会管理范畴的调整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必须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前，创新社会管理，一方面要向基层倾斜。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另一方面，必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创新“谁来管”：健全多主体构成的社会管理机制

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的管理主体，应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四部分组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共治，已成为当代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党委领导主要表现为统筹兼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总揽全局，全面筹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实行政府负责，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在建设新型的社会管理格局过程中，政府应更加注重发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中的职能作用，负责具体的组织管理，包括建立健全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等。实现社会协同，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公众参与既有利于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得到群众的支持，又能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依靠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是我们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依靠公众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也是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形式。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也是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目标。目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加大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当前，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主攻方向是：在全局性社会管理和局域性社会管理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创新“怎样管”：建立优化社会利益博弈的互动机制

社会管理在于优化不同社会成员社会权益和利益的博弈。社会管理“怎么管”，关键在于建立和运用各种社会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这要遵循完整性、便捷性、有效性的原则。完整性，是指能够全面准确收集情况，即所谓兼听则明；便捷性，是指诉求渠道的便捷通畅、低成本；有效性，是指群众诉求能够到达相应的层面，并获得响应。在表达渠道的方式上可以多种多样，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成果和大众化的方式，在保留原有信访主渠道的同时，创新融合，综合与专项并存，开辟出多样化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第二，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行为，引导人们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求，科学选择利益行为，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二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引导机制，让人们树立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利益获取观念，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三要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调整各利益集团或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四要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给利益受损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以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一要优化已有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形成反应灵敏、运作有力、高效的工作链条。具体地讲，就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要让群众有地方及时表达诉求，有关部门对合理的诉求要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诉求要耐心解释，对不合理的诉求要进行疏导。对一些带倾向性和事关重大的问题要及时报告，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避免发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二要着力推行领导干部接待制度，在完善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的同时，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多发的形势，搭建多种平台，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和加强工作网络建设，形成便捷通畅的诉求表达制度安排。三要建立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有关地方和责任部门及单位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群众利益诉求问题，分析群众利益诉求情况，认真对待群众利益诉求问题。

第四，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一要积极开展源头治理，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纠纷；二要完善各项制度，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工作机制；三要加大资源整合，全面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网络建设；四要围绕创新工作，全面提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水平。

第五，完善公民权益保障机制。其重点在于维护好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是社会保障权，今后尤其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规范经济适用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免除人民最迫切的后顾之忧。二是保障就业权，将促进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落到实处，特别要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创业氛围。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三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权，未来尤其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四是保障受教育权，当前首先须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尽快促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应着力于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五是政治参与权，要保障公民拥有良好有效的政治参与权利，还须注意其在各领域的民主权利的发挥。比如发展民主协商，协调各方利益；加强民主监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规范公权力的运行范围和使用方向等。通过逐步丰富和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质的落实。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在清华大学非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名委员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这位多年从事社会治理研究的“老委员”，每年都会提出很多这方面的提案。在他今年的24个提案中，居然有16个与社会治理有关。对于社会治理创新，他有自己的理解——

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

今年2月，国家出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从法规层面构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框架的标志。近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很快，但是，在各地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群众符合救助的条件却没有申请，而另外一些群众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救助但实际上却不符合政策条件。在救助实践中，为节约行政成本，政府救助多以最低生活救助为基础，各种单项救助普遍与最低生活保障进行捆绑，造成社会救助的“悬崖效应”。此外，政府救助难以覆盖到人的权利、精神和能力等方面，无法满足救助对象的多样化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议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相关部门要解放思想，充分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探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多种合作方式，建立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积极探索直接外包、内部交易、购买者自由选择等与社会力量合作的多种方式，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

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

社会体制改革包含三大改革，其目的是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一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启动，目标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也就是把“组织”还给社会，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成长起来，激发活力，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二是以事业单位为核心的社会服务体制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事业单位体制，改变社会服务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的格局，建构主体多元、机制灵活、覆盖广泛、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服务体制，说到底，是把“服务”还给社会。三是以人民团体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人民团体体制，建立基于法治、人民本位、社会主体、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也就是把“治理”还给社会。

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现在全国有50万家社会组织、130万家事业单位、700多万家人民团体。如果只有第一方面的改革，没有社会服务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即使社会组织成长起来，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上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无法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激活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让它们充满生机。要让事业单位真正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人民团体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主体。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支持体系

这套支持体系首先指的是国家关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扶植推动、优惠补贴等各种支持性政策和制度的总和，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制度、优先参与购买服务等扶植推动制度、优惠税收制度等。除了国家公权力之外，其他社会力量也会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各种关系，例如公民的志愿服务、企业和大型基金会的捐助与资助、社会力量创办的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等。这些社会力量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也需要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之中，使得社会组织的支持体系能够规范而健康地运作。在政府引导、社会协同之下，可以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重叠强度低的组织生态位，这意味着会增强组织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促进组织的设立与发展，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关系，构建健康、开放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

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幸福不等于“被幸福”

有人分析二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的变化时得出结论认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但人们却并没有觉得更加幸福——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房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等都在提高，但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福指数却并没有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

中国的情况似乎也不例外。许多经济数据看起来都相当耀眼，但对许多人来说，内心的幸福与安宁却成了奢求。盖洛普公司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结果显示，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所期待的人们幸福感增加相反的是，只有12%的中国人感觉生活“美满”，71%的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还有 17%的人觉得生活“困苦”。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今年以来，“幸福”成为中国的流行语，“幸福指数”也正在步GDP后尘，被当做一项新的政绩指标。然而，不少地方虽然将“幸福指数”作为工作内容，却仍将“GDP翻番”作为“十二五”的发展目标，很少提及居民收入翻番或增长。也有地方强调要通过改善民生来增加人民幸福，这种提法和思路固然不错，但政府“包办幸福”的色彩依然较为浓重。幸福不等于“被幸福”。要避免“被幸福”，就要彻底摒弃“替民做主”的思想，变“为民做主”为“让人民自己做主”。这就意味着要让人民感到幸福，至少要立足长远，建立一种让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制度平台。

幸福与需求的梯度满足

幸福是需求被开发和满足过程的心理体验。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关于人类集体生活的种种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之上。经济学家有“理性经济人”的假说，政治学家有“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社会学家还有“社会人”或“文化人”的说法，这些假说、命题和说法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和特性。实际上，更多的理论倾向于把人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它不仅要求满足个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求过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自主的、文明的社会生活。

人的需求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是心理层面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最具影响力。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从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

根据马斯洛的分析，在人的五种需要中，人的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最优先的需求，它包括饥饿、干渴、栖身、性和其他身体需求，这是一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可以想见，一个人在吃饭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他对食物的兴趣将远远大于对艺术享受的兴趣。安全需要指的是保护自己免受生理和心理伤害的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工作的稳定性、劳动保护、保险、喜欢与熟人而不是陌生人交往等等，以保证自己免于危险、灾难。社会需要指超越个体安全的社会需求，包括爱的需要，归属的需求、被接纳和友谊的需求。毫无疑问，人要过集体生活，往往渴望获得温暖和友谊，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照顾。尊重需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外部尊重和内部尊重，外部尊重包括获得社会地位和名誉，受他人关注、推崇和认可，而内部尊重则主要指个体的自我尊重，如独立、自主和自由。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处于这一需求层次的人往往努力于追求个人能力的极限，包括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高层次和低层次之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低层次的需求，而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则属于高层次的需求；人的需求是从低到高依次排列的，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高层次的需求才会产生。人首先追求的是低层次的需要，为了生存，人首先需要吃饭、穿衣、住所，需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需要保证人身安全不受威胁。而一旦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人就会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需要与人交往，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希望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时，低层次的需要相对处于次要的地位，而高层次的需要则变成了主要的需求。

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要

如果把马斯洛关于个体需求的心理分析应用到社会政治理论当中，完全可以得出富有新意的结论。说到底，低层次的需求更带有个人性的特点，而高层次的需求则更具有公共性特征。换句话说，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主要依赖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国家强力的保护，而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和互动。如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在个人需求和市场机制、政府管制及民主体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如果说，生理需求的满足有赖于自由市场机制、安全需求的满足有赖于政府依法保护，那么，作为高层次需求的社会交往、社会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则有赖于个人对于公共事务和集体生活的积极参与，通过公共交往和参与，体现个人尊严，产生社会归属感，形成公民责任意识。而要实现公民参与，就要为每个个体成员提供开放的、拥有自由参与机会的社会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以自主、自决和自治为价值和原则，它的集中体现就是民主政治。

毫无疑问，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它们在当今时代都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承载了多重价值和原则。但是，从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简化的理解：市场经济反映了个体的人面对社会资源和经济需求的矛盾时，要求自由公平地处理经济事务的态度；民主政治体现了个体的人在组织集体生活的时候，希望平等自主地参与集体决策和公共生活的诉求。市场经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交换的公平竞争，促进财富产值的最大化，以保证人们经济上的独立自足。政治民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共同体成员不被排除在公共交往活动之外，保证公共资源和财富不为少数强势寡头所垄断，以促进福利分配的相对公平性。

换句话说，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求，是每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则是现代社会实现人性的上述两种需求的基本保障。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过一种富裕的个人生活与过一种有归属感的集体生活，这是两种相互不可替代的诉求。“人不可能为了满足经济上的要求而彻底放弃对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即使人们在现实环境中没有提出要求政治上民主自由的主张，民主和自由的观念仍然无法从人的内心根除。同样，也不可能要求人们为了政治上的民主支付无限的成本以至于以牺牲经济的发展为代价，两者都是人类欲求达到的目标，只有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人才会感到幸福”。

经济富裕不能替代民主诉求

当然，正如马斯洛所分析的那样，人们对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的需求可能存在先后顺序。尽管不能非常严格地证明经济富裕程度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也很难用准确数据确定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才会出现民主化的转机。但是，从长期的经验观察的角度看，并不能否认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了事实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变的国家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高速发展的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行集权高压，但在经济上发展出市场经济，从而一度形成了所谓“我关心我的政治，你们只管你们的商务”的局面。但是，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的诉求就被百姓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极端匮乏的经济条件下，生存需求的满足超过了政治参与的要求，因此，为生存而奔波的人们很少会提出民主的要求。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克服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的时候，人们将不再单纯满足于衣食住行条件的些微改善，而会要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于是，人们的要求就会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形成对政治参与的强烈欲求。

关于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 篇5

姜明安

一、程序正义对于社会治理创新有什么重要意义

罗尔斯(John Rawls)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一项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既有独立于实质正义的本体价值，又有保障实质正义实现的工具价值。

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或者说程序正义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程序正义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之一

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如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社会稳定与和谐，增进人的福祉等。其中，社会公正当然包括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看得见的正义”，不仅实质正义难以保障，即使有，人们也难以感受到。

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包括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创新、社会治理观念创新等。其中，制度、方式、手段当然包括程序。健全公正、公开、公平等体现正义的社会治理程序是社会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如果缺乏程序正义，就很难有什么“创新”可言?如果有“创新”，其“创新”也难有创新的真正价值。

2、程序正义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

程序正义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首先，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而公正、公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决策程序正是广大社会公众理解、支持相应创新措施、制度的前提;公正、公开、公平的实施程序则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条件。其次，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克服和消除旧的官僚机构、旧的制度、旧的观念在长时期形成的各种习惯势力的障碍，而克服和消除这些障碍的最好办法或最好办法之一就是“阳光法”，就是公正、公开、公平的正当法律程序，就是程序正义。

3、程序正义是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持续创新机制的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治理创新不应是一次性的，不应是“毕其功于一役”的短期行为，而应该是长时期持续进行的行为。要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的持续创新机制，就必须营造一种不断激励人们追求、探索和实施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佷显然，程序正义是这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认识和追求是无止境的，社会如果为人们提供了认识、探索和追求正义的机制(包括制度和制度的运作程序)，人们就必然会运用这个机制去不断探索社会治理的新体制、新方法和新模式。当然，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程序正义的确立可以营造社会治理持续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社会治理持续创新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完善社会的程序正义，提高社会程序正义的水平。

二、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建立和完善哪些基本程序制度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决策和立法领域，社会管理领域、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领域、社会争议、纠纷的裁决、处理领域等，都建立了各种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等程序正义的正当程序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最能体现现代程序正义的制度主要有下述五项：

1、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制度

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是满足社会公众和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在现代社会，没有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社会公众不了解公共事务，不了解与自己生活、生产和消费等有关的各种信息，不要说知政、议政、参政，就是要使自己的生存权、健康权、正常社会交往权得以实现和保障都是困难的。信息公开首先是政务信息公开，除了政务信息外，其他信息，如市场信息、环境信息、食品卫生安全信息、传染病流行信息、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信息等，都应该通过一定途径和形式公开，让全体社会公众或相应领域的社会公众知晓。

2、公众参与制度

社会治理涉及的领域和涉及的相对人比政府管理要广泛得多。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政府管理没有公民参与是不公正的，社会治理离开了公众参与就更谈不上正义。在现代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组织NGO、NPO、建立基层或社区自治、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和网上讨论议政和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立法，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和其他媒体参与对公权力行为的监督和对环境、生态的保护，等等。

3、权力制约制度

社会治理除了必须有国家公权力介入外，还必须有各种社会公权力主体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然而，任何公权力，无论是国家公权力，还是社会公权力，在其运作过程中，如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都可能发生腐败。因此，在社会治理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社会公权力的相互制约;既包括国家公权力对社会公权力的制约，也包括社会公权力对国家公权力的制约;既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如决策、立法行为、执行行为、纠纷裁决行为等)的相互制约，也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如制裁、处罚行为的调查、审理、决定、执行等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

4、说明理由制度

实施公权力行为，特别是实施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向利害关系人说明理由，这是现代程序正义的重要要求。说明理由的途径、方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如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或通过政府刊物、新闻媒体发布进行;推行社会和经济规制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听证会或政府网站的途径进行，实施具体行政执法行为或裁决社会争议、纠纷的行为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行政决定书、裁决书向相对人作出，也可以直接向相对人进行口头说明。

5、陈述、申辩、申诉与救济制度

根据古老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原则，任何人对他人作出不利行为，均应听取他人的意见，任何人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争议，均不能由自己进行裁决。故此，任何人对公权力主体做出的认为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均应享有向其陈述、申辩的权利，对其行为不服，均应享有申诉与寻求救济的权利，法律应为之提供相应的救济程序制度，使之有可能向与公权力主体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者请求救济，如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

社会治理创新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这些程序制度以及通过这些程序制度的运作，才能使其目标符合人类正义的要求，才能真正维护人的自由和增进人的福祉。

三、怎样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实现程序正义

要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保障程序正义目标的实现，至少要做下述三件事：

1、加强程序立法，健全规范社会治理行为程序的法律、法规

程序立法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统一的程序法典，即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虽然主要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程序，但也调整社会公权力主体实施社会公权力行为的程序，实际上它是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程序法典;二是单行的程序法律，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征收征用法、争议、纠纷调处法等;三是确立程序法典、法律具体实施规则的程序法规、规章。目前，我国统一的程序法典尚未制定，其他两个层次的程序法都不完善。程序立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推进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公权力程序化运作

程序正义是与民主、宪政和法治密切联系的。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性的，是人治型的，这种体制不重视民主，不重视人权，从而很少，甚至缺少程序正义的因素。因此，我们今天要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确立程序正义的地位，要建立和完善各种正当程序制度，就必须推进整个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真正以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才能促进公权力依正当程序运作，实现程序正义的目标。

3、提高国民(特别是公职人员)的程序正义意识，形成人人重视程序正义的文化氛围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分析 篇6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这段讲话，朴实亲切、饱含深情，温暖了亿万人的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执政理念，把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改革发展成果正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事关群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

增进民生福祉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无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不断改善民生是推动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我们的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样的发展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关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分析 篇7

【摘 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从地域文化视角，通过对上虞祝温村的研究，指出要实现在文化传承开发中推进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应具备内容、形式、队伍三个条件，即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加强地域文化载体建设、建设地域文化工作队伍，以期能为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开拓社会治理研究视野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地域文化；社会治理；祝温村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80-03

一、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作用和特点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具有一定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具有地域特征和属性的文化形态”[1]。关于“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文化单指社会意识形态，广义文化则将社会经济、宗教、政治、法律、乃至语言、衣食、家庭生活等都包括在内。换言之，广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2]。然而关于“文化”的广义狭义之分只是停留在对“文化”的静态分析上，若从动态角度分析“文化”，则“文”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等，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3]；而“化”是指人接受教育而发生变化，《说文解字》作“教行”解，正如《周易》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所以“文化”即指各类文化形态参与民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构建，最终积淀和表现在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中，也就是说使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所普遍操持的生活信念和价值准则；因而，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其实质是通过参与构建社会共同价值观、共同行为规范、集体认同感等来构建和催生比较稳定的社会内生秩序，来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社会稳定，这正是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

基于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机制的分析，地域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深刻影响着其所属区域的社会价值构建、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生成和社会发展引领等①，也即构建作用、规范作用、生成作用和引领作用等。第一，地域文化影响社会价值构建。文化本身体现着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地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其实是价值观念的传递，价值原则的塑造和价值观的确立，即影响着社会民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第二，地域文化能够规范社会行为。在地域文化实现构建社会民众价值观的基础上，地域文化能够依托其所蕴含的价值原则规范民众社会行为，使民众社会行为合情合理合法，正如文化决定理论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它决定了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规定了社会中人们互动的各种规范和内在标准，塑造着人的灵魂”[5]。第三，地域文化能够催生社会秩序。基于价值原则的塑造和社会行为的规范，其潜移默化地构建和催生出非制度性的内在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第四，地域文化能够引领社会发展。地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原则和人文精神对于社会发展起着精神引领和支撑的作用，通过地域文化传承和创新，能够创建和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社会文明风尚，推动社会朝着健康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

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具有地域性、内化性、稳定性、自觉性等特点：一是地域性。地域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范围，地域文化因其与当地环境相融合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一般而言，其核心影响力范围在地域文化的所属地。二是内化性。内化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方式，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不是外在的、强制的手段，而是内在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的。三是稳定性。稳定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效果，因“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对社会和人的影响和控制不具有强制性，其作用发挥过程是人的思想和行为从内而外的转化过程，因而也是稳定和持久的”[6]，也就是说，由于地域文化是从引导和塑造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入手，以催生内在社会秩序和非制度性规范，通过内生的社会秩序来规范约束民众行为，因而其治理成效相对比较稳定和长久。四是自觉性。自觉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目标，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目标就是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地依德依习依规依法的参与社会生活，使社会治理更多地从依靠政府他律走向更多地依靠民众自律。

二、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祝温实践

祝温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在2006年由祝马村、温泾村、后桑村等三个村合并而成，全村面积1.7平方公里，下辖10个自然村，总人口1825人。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祝温村认真做好村文化建设和村级治理的结合文章，坚持“以文化人、以德润人，用健康向上的村庄文化促进农民群众素质提升”[7]，注重从当地文化、本村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开展各项文化活动为载体，以文化精神凝聚人心，塑造了良好的乡风民风，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江省“文化示范村”、“首届群众最满意平安村”等荣誉。总结祝温村“以文促稳”的推进举措，其主要做法有：坚持一个原则，开发一批资源，搭建一批载体，建好一批队伍。

一是坚持一个原则。即坚持“以文化人，以文促稳”的原则。村文化建设是推动村级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祝温村或通过活动载体设计，如开展“乡风评议”和“五个十佳”评选等活动，树榜样、立典型，以身边优秀事迹、人物来教育感化村里百姓；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寓教于乐的墙绘文化，让传统美德、文明新风潜移默化，使人人崇德、行德、立德，在一次次文化活动中，逐步改变村风民俗，实现和谐稳定。无论是活动载体设计，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都在致力于构建农村共同价值观和集体认同感，形成最大共识，以催生村里内在秩序的重构和巩固，推动村级社会治理。

二是开发一批资源。上虞有独特且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如，孝德文化、乡贤文化、信义文化、东山文化、慈善文化、基金文化等，在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方面祝温村主要做好两个“结合”。一方面，将村文化建设与对接地方文化相结合。地方文化影响着当地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滋养着当地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开展村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和价值基础；地方文化易于被当地百姓所接受，便于形成价值共识，造浓农村文化氛围。在村级文化建设中，无论是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文化活动载体的搭建，都应充分利用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将地方文化融于每一项基础设施建设，融于每一项文化活动的设计，以增加群众的亲切感和熟悉度。祝温村将上虞孝德文化与村文化礼堂建设相结合，开设虞舜学堂、虞舜会堂；将上虞信义文化与村文化建设相结合，建设了信义广场、信义亭等；同时将孝德、信义等元素融于各项活动等，实现寓教于乐。另一方面，是将村文化建设与开发本村文化相结合。祝温村积极开发挖掘本村人文历史资源，让群众说自己的故事，使村级文化建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也能够使群众自觉践行和传承本村各类人文历史资源的精神价值。祝温村充分挖掘本村各类乡贤名人，开发建设村乡贤文化；大力挖掘各类慈善爱心助捐事迹，开发建设村慈善基金文化；认真梳理村级创业发展史，开发建设村创业文化。

三是搭建一批载体。在开发挖掘文化资源的同时，祝温村注重活动载体的建设，围绕本地、本村文化资源开发系列易于被群众接受的、能实现较好宣传教育效果的实现载体、表现形式，通过努力先后建立起了文化礼堂、图书馆、乡贤走廊、文化长廊、创业文化史陈列室、信义广场、文体活动中心、文化活动室等教育学习活动场所；搭建了道德讲堂、虞舜学堂、虞舜会堂、春苗计划、贫困帮扶基金、“五个十佳”评选、村校共建计划等平台；组织相关力量创作了村歌《祝愿温馨》；修改和完善了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制度性规范。这些硬件建设、活动设计、规范制定等载体建设为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搭了桥、铺了路，为使文化资源效益转化为社会治理效益提供了可能性，并依托这些载体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是建好一批队伍。祝温村在队伍建设方面，首先是注重村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村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充分发挥村干部队伍在村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带头作用，为推动全村文化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稳定把准脉、布好局；其次是注重村乡贤队伍建设，加强乡贤组织建设，成立乡贤文化参事会，充分发挥乡贤在村文化建设中的智囊作用，在解决邻里纠纷、化解村民矛盾中的调解作用；再者是注重村文艺队伍建设，组建文艺表演队、健身舞队、腰鼓队等文艺团队，通过文艺表演活动的开展，宣传敬老爱幼、邻里和睦、相互谦让、勤俭持家等美德，既造浓了村里的文化氛围，又使村民之间更加和谐团结。

三、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启示

传承开发地域文化，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祝温村“以文治村”的基层治理经验，概言之，就是要紧紧围绕和依托地域文化，传承开发地域文化的社会治理资源，结合地域文化抓好宣传教育平台建设，使地域文化能落地、能深入基层群众，发挥以文化人的社会治理效益，同时要加强队伍建设。因而在今后具体实践中，要实现在文化传承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地域文化构建、规范、生成和引领作用，应具备或努力构建三个条件，即内容、形式、队伍。

（一）内容：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培育社会治理文化基因

地域文化是推进和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和载体，因而要实现“以文促稳”，首先就是要充分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培育社会治理文化基因，这是前提和基础。具体而言，一是要挖掘好地域文化。挖掘地域文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要挖掘和阐发地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教化意义、治理作用，开发地域文化的社会治理因素；另一方面就是要挖掘和寻找地域文化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结合点，使地域文化能够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二是要传承好地域文化。在挖掘和开发之后，就应该以多种形式、多个维度和层次来传承地域文化，使地域文化能够绵延相续，同时要注重在传承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地域文化类型、精神、内涵等。总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逐渐培育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丰富社会治理的文化资源。

（二）形式：加强地域文化载体建设，构建社会治理文化手段

内容的传达需要依托一定的表达形式。以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要加强和创新地域文化表达、宣传载体建设，构建起多样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文化手段。表达、宣传载体建设，其实也是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发挥文化治理功能的过程，这是重点和关键。地域文化宣传载体建设，可以分为硬载体建设和软载体建设，软硬载体建设要兼具，不可偏废其一。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硬载体建设，如宣传孝德文化，可以建设孝德文化公园、宗族祠堂等，以开展孝德教育，维护和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要加强软载体建设，地域文化软载体建设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规范建设和活动设计：规范建设，包括家规家训、乡规民约等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8]；活动设计，包括开展各类竞赛活动、评选活动、设置重要纪念日等。

（三）队伍：建设地域文化工作队伍，培养社会治理文化人才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是地域文化的挖掘传承，还是地域文化宣传载体的建设，都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地域文化工作队伍作为支撑和保障。因而，需切实加强地域文化工作队伍建设，大力培养社会治理文化人才，这是灵魂和核心。一是要有一批理论研究者，对于地域文化的挖掘、传承，对于地域文化与当下社会治理热点、难点问题的结合，需要有一批人作关注和研究。二是要有一批顶层设计者，对于推动发挥地域文化社会治理作用的路径、方法和载体等，要有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做到蓝图清晰、推进有序、效果明显。三是要有一批基层宣传者，地域文化的弘扬，需要有一批专业的基层宣传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既可以是地域文化的宣讲师，也可以是地域文化的优秀践行者，但是不管其成员组成如何，对于这支队伍的建设都应坚持两个原则。第一要坚持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原则，以正能量提振人心，凝聚人心；第二要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作为宣传者应以身示范，处处做榜样，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注释：

①参考谢新松在《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中对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内涵的界定，谢新松认为文化具有社会价值建构、社会冲突整合、社会发展导向、社会结构互动等功能。

参考文献：

[1]白欲晓.“地域文化”内涵及划分标准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1，（1）：76.[2]杨孝容.“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363.[3]梁漱溟.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A].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433.[4]周振甫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1991.81.[5]何春革.基于文化视角的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研究[D].杭州：浙江财经学院，2011.3.[6]谢新松.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D].云南：云南大学，2013.II.[7]马永定，张伟光，戴大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样板――对绍兴市上虞区祝温村治村模式的调研[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4，（5）：24.[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2014-10-23.作者简介：

胡立刚（1987-），男，浙江上虞，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硕士，研究方向：文化哲学；

戴亚惠（1975-），女，浙江上虞，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学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