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体制

社会治理体制（精选12篇）

社会治理体制 篇1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目前,我国的社会治理机制具有典型的“权力型”特点,这种“权力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以人为本”的核心格格不入。高校肩负着培育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神圣使命,理应充分体现人本思想,这是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也是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

一、全面把握社会治理体制的内涵

“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我国社会管理从理念到体制的升华。首先,主体不同,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党和政府,而社会治理的主体来源具有多样性,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和公民等也同样是合法主体的来源; 其次,管理的方式不同,社会管理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从自身主观意愿出发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想当然地自上而下为民做主,而社会治理是实现真正民主的一种新形式,它更多地鼓励参与者能够有效、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协商过程中,并达成共识,形成符合所有主体利益的策略; 第三,执行权威不同,社会管理的执行权威是政府的法律法规,而社会治理的执行权威除了法律法规还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从“社会管理” 创新到“社会治理”,体现了党对社会各方面的科学管理, 呈现出多方面、多领域、多覆盖、可持续的推进。

由此可以看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再是单方面的模式,而是一个全方位、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整体。其治理核心是以人为本。

二、全面理解高校学生工作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除了应以学生为本,还要以家长为本,以用人单位为本,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即把激发大学生潜能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以人为本”的功能放大、放宽。使学生真正自觉、自愿地成为参与者,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三、明确在社会治理创新引领下的高校“以人为本”学生治理体制的新任务

1.措施得当,全面解放和增强高校活力

社会活力、经济活力、企业活力、社会组织活力等词语在《决定》中多次出现,深化改革就是要各种活力竞相迸发。

高校活力的源头是学生。学生是学校治理的基础,高校根据学生的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在高校治理体制上下功夫。

首先,保障学生利益 ,解放和增强利益活力。实现高校发展成果惠及全体高校学生,只有这样,学生才有激情参与学校的治理,创造性才能得以发挥,学校才能充满活力。

其次,实施政社分开,解放和增强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学生社团组织,推进学生社团组织依法自治,凡是适合学生自己解决的事项放开手让学生社团组织承担,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组织中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增强高校活力。

再次,完善参与机制,解放和增强机制活力。在高校社会治理就意味着由“校长负责制”的管理变成包括教师、学生参与的共治。那么,参与主体的上级与下级、教师与学生就应该越来越平等,他们的行为同样受到学校规则约束并同样接受监督,学校治理与学生自治共同结合才能使高校活力得以展现。

最后,提升治理能力,解放和增强治理活力。在当前条件下,增强高校活力还必须维护高校的和谐与稳定,学校安定有序,学生就有了参与治理的良好校园氛围。如果高校一味地追求活力,却忽视了“公正的秩序”,那么活力很有可能变成“混乱”的活力。所以,在激发高校治理活力的同时,必须加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

2.措施有力,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

当前社会,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维权要求和平等对待要求也日益强烈,由于上下相互沟通等种种原因,引起了较多的社会内部矛盾。对此,《决定》指出要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节、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高校是一个社会团体,当代大学生除了具有以上社会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思想特征。第一,自主观念较强,他们崇尚自我奋斗,常常淡化集体观念; 第二,主体意识增强,大学生有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尤其是面临日趋严峻的就业压力,促使大学生们朝着全面方向发展,主动对接市场,积累社会适应资本,大大增强了主体意识; 第三,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当个人意愿和国家需要产生矛盾时,一些学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等思想存在; 第四,现代科技与信息化的浪潮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由于缺乏生活阅历和社会实践能力,促使大学生对一些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看法片面、盲目。 高校不是平静的港湾,自然会产生矛盾,因此,要求管理者进行人本管理,以一定的规范要求学生,但不束缚其发展, 保证其个性的充分发展和生命的健康成长。

要充分发挥学生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组织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进一步改进高校机关工作作风, 让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学生合情合理地诉求切身利益。着力解决高校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及时化解其中的不安定因素,加强对重点年级、特殊群体的排查调研,一旦发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解决。要建立心理危机预警干预机制的实践,切实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防范因学生人格问题,而酿成的矛盾冲突。积极探索合理的民主决策程序和规则,凡是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广泛征求学生建议。如果一些事项许多学生还不理解和支持,就暂时不实施,防止因决策失误而损害学生的根本利益,引发社会矛盾。

3.措施到位,全面建立和健全高校公共安全体系

大学校园安全问题频发,面对象牙塔安全隐患,高校理应顺应和反映时代的变化与要求,不断创新,拓展和延伸公共安全教育的新内容。除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法规、政治、外交、国防等国家安全教育、信息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安全教育外,还要注重对大学生掌握适当技巧应对各种灾难、野外遇险求救延长时间技巧、掌握救护知识减少生命威胁的应对安全教育; 注重平时保健,预防各种疾病等卫生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食品安全教育、善于人际交往,正确处理关系,自尊自爱自省,学会驾驭感情等心理安全教育; 抵制各种诱惑,远离黄赌毒害,增强责任意识,珍爱自己的生命安全教育; 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重视求职安全,遇险报警求助,智能化险的预防安全教育。

校园安全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国一些高校近年来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比如提出“精致化”学生工作理念的北京大学,开创了“心理排查”机制,第一时间了解每一个学生近期心理变化动态,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细致引导,给迷途中的学生带来温暖。他们还创造性地开展“燕园领航计划”,组织各方面正能量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内在价值。

当前中国面对复杂的时代形势呼唤多元治理、多中心治理、多层级治理、多维度治理的运行过程,这种模式也更适合于现代社会建设。同样,高校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对学生实行接纳、尊重、理解、期望、欣赏、关注、信任、平等的态度,努力实现教育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完善高校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增强高校活力,有助于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有助于全面建立和健全高校公共安全体系。

摘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能否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组织实施能否有效展开,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果能否为全体人民享有。基于社会治理体制下的高校采取“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体制,应赋予新的内涵和任务:措施得当,全面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措施有力,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措施到位,全面建立和健全高校公共安全体系。

关键词：高校,以人为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会治理体制 篇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

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一）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

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

（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

（三）深化居民自治

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一）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不够，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上，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备案、年检、监督、执法和组织第三方评估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财务税收、信贷融资、社会保障、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审计等管理。

（三）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目前，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需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号，资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

（四）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

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要以大力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必须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

（一）畅通诉求表达机制

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依法按照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二）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广泛宣传普及个人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

（三）完善矛盾调处机制

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

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三）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

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四）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

社会治理体制 篇3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改革发展；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09

当今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然而，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和谐稳定、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需要以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来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承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规避社会风险、确保公共安全。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学界也从不同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以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从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转变的视角来研究社会治理创新问题；有学者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治理创新问题；还有学者以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在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实践中，应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但是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限性。本文拟采用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以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善治思维，从转变传统观念，矫正以往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偏差，以及克服以往重“统治”轻服务、重“管控”轻协调的社会治理单向度错误倾向，研究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问题，力求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研究社会治理创新问题，分析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制约因素，探寻中国特色的社会善治之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构“多方联动、合作治理”机制，对于实现维稳机制的转型升级，夯实改革发展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深化的一个新阶段。正如《决定》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1]。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调动社会主体积极性，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加大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驱动力。然而，改革意味着破旧立新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必然会牵动社会成员的流动、分化、重组，催生出许多新的群体和阶层，推动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必然会引发诸多新矛盾新问题，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或社会不稳定风险。这就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因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旨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紧紧围绕发展这一目的、改革这一动力，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今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辩证统一，更需要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需要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营造稳定和谐、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这种意义上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3]。面对人民群众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然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适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不仅要注重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解决其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其安全需要的满足，使其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出行有信心、与人交往有诚信。这就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因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根本价值追求就是促进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没有平安难有发展，没有发展难有人民富足和国家富强，没有人民的富足和国家的富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难以实现。从这种意义上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从全面深化改革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当前我国的改革不仅已进入攻坚期，而且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进入了高风险期。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既有外在的，也有内生的；既有经济的，也有社会的；既有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遏制带来的，也有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制度断裂”、贫富分化、利益博弈、社会越轨、道德失范、信任危机、民众心理失衡等引发的。从经济发展层面来讲，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换挡期”，劳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异常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异常突出；现代化快速推进中造成的城市与农村争地、工业与农业争地、燃料与粮食争地、住房与庄稼争地引发的矛盾纠纷增多，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升级。从社会层面来看，随着社会的流动与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随着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原有的依托单位治理、街道居委会治理、乡村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也给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带来诸多风险或不确定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全面转型，我们的公共安全也面临严峻挑战，安全生产事故多发，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药品事件不断出现，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信息网络治理任务日益繁重；随着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的不断加剧，国家安全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过去的那种以党委和政府为中心的“全能”型治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这就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转变治理理念和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着力转变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

治理理念不仅影响着治理行为，而且也影响着治理体制建设、治理方式创新。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转变传统观念，以新的治理理念和思维矫正以往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偏差，克服以往重“统治”轻服务、重“管控”轻协调的单向度社会治理错误倾向。而新的治理理念和思维，就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4]。这实际上是力倡多元主体合作、依法治理的社会善治理念和思维。它强调的是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和良性互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有利于调动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多元社会主体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性和共建和谐的自觉性，有利于消解民众仇官仇富心理，解决社会越轨、群体冲突、道德失范、信任危机造成的政府控制失灵问题，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推进社会发展的目的；这种理念和思维凸显的是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追求的是公共责任的实现，这符合中国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元、组织结构多元、文化思潮多元的实际，有利于实现维稳方式的转型升级和对各种不稳定风险的规避，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低成本高收益，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以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依法治理的社会善治理念和思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社会治理方式决定社会治理效能，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还应该着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按照中央顶层设计的逻辑，一是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这就需要我们合理界定党委、政府的职责，充分认识到在社会治理中，“党委领导”的主责是把握好方向，当好“舵手”，搞好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通过制定公正合理的规则整合不同力量，培育不同的服务主体，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比如改善和保障民生，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培育和谐的社会环境等。二是要坚持依法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尤其是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5]的新形势下，我们党要“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5]。这就需要我们牢固树立法治理念，牢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5]，修订完善现行的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制定出台新的社会治理法律法规。比如，出台社会组织行为法，以规范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行为；出台社会治理行为程序法，规范政府合法行使社会治理职权的程序规则，规范社会组织和社会各阶层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程序规则，以保障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治理；出台社会组织激励约束法，给予社会组织各种政策支持，对社会组织予以监督约束，促进社会组织守法、诚信、自治、自律，防止异化，促进社会组织走向成熟，确保社会治理成果的合法、稳定、有效。三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另外，还必须坚持源头治理、动态治理、应急处置，规避社会风险，应对突发性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治理实效，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一种稳定、安全、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着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依法治理的社会善治，其突破口在于打破传统的政府本位治理体制——党委和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型的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社会力量。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6]教授所说的，从政府垄断社会管理转变为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合作治理，最为重要的是打破政府本位主义，确立起“他在性”的原则，根除行政傲慢。

在当下中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首先，应着力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起来。这些新社会组织活跃于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为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数量还不够、水平还不高、管理还不规范、人才资源还匮乏、财力支持还不足等。目前，我国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社会组织，都存在财力和物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支撑，很难有效开展活动。因此，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必须着力培育社会组织。

其次，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将政府的公共治理事项、协调服务事项、技术服务事项等，通过向社会组织委托经营、购买服务、补贴服务等方式来实施。凡是社会组织能够办理和提供的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尽可能以适当方式由各种社会组织承担，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大包大揽的格局。二要转变对社会组织的治理方式，尽快从注重入口治理转移到注重过程监管，坚持分类指导、有序发展，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三要探索建立以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等不同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机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四要打破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某些垄断现象。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转移公共资源时应引进竞争机制，在完善政府监管的同时强化社会监督，从而保证各种资源在社会组织之间合理有效配置。五要按照新的理念加快社会组织立法，在社会组织准入、社会组织行为、社会组织治理、社会组织人才待遇、社会组织资源获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社会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等方面，提供合理有效的法律规范，保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最后，必须积极推进新型社区建设。要加大社区组织的改革力度，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落实社区组织的自治权，培育社区自治体系，使社区成为居民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场所；要对城市街道办事处体制进行改革，实现行政职能与社会职能的分离，促进街居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变。同时，要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向社区，壮大社区力量，强化社区服务功能，以充分发挥社区在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助残济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上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优势，形成人们和谐相处的向心力、凝聚力。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着力构建社会治理机制

首先，应着力建构“多方联动、合作治理”机制。“多方联动、合作治理”主要指多元治理主体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协同作战，共同治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稳定、平安、和谐。然而，要把包括党组织、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青年团组织、妇女组织、工会组织、各种协会及社会公众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联合起来，并非是一件易事，必须依托一个具有强大统合能力的组织来完成，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有90多年奋斗历史、60多年执政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丰富的统合各方力量的经验，而且具有统合各方力量的“法宝”和政治优势[7]。所以，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中，一要把社区党组织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按照有人管事，有场所议事，有钱办事，以及党建工作基层化、区域化的标准推进社区党建。郑州市金水区基层党建的经验就值得学习推广：立足流动党员多、“口袋党员”或“隐身党员”多的实际，通过建立“红色家园”网站、开办“红色讲坛”及提供贴心服务，吸引流动党员主动亮明身份、自觉参加活动、带头发挥作用；通过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党员骨干，以党支部的组织力和党员骨干的影响力解决基层问题，凝聚群众力量。比如，在“两新”组织中培养、选派一批骨干党员担任指导员，负责联络、组织流动党员开展活动，让每一个党员都牢记“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自觉发挥模范作用，以积极的示范效应引领群众遵纪守法、邻里和谐等。二要依托社区组织带动居民参与，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治理网络。严格意义上讲，社区组织应该是居民的自治性组织，应该是非政府、非盈利的服务性组织，或者叫“第三部门”。然而，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走完全自治或绝对自治之路是不客观也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下开展工作。这就决定了目前的社区组织应该是也必须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加强社区治理、化矛盾促和谐、保平安的重要依托。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中，不仅要把社区的党组织建设作为重要抓手，而且还要把社区活动作为重要抓手，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以调动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多方参与、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理网络[7]。

其次，应着力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大量频发的社会矛盾中，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实施往往成为触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重大决策（涉及面广、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改革改制方案、社会治理措施，以及建设规划的出台）、重大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项目、工业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其他重大事项（影响大、涉众广、情况复杂的大型活动）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呈高发态势。故此，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要暂缓出台或不出台，以防止因决策不当损害群众利益。

其三，要着力构建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许多社会矛盾冲突都源自不同利益主体诉求的不一致或对立。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当务之急就是建立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比如，建立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协商谈判制度、公民投票制度等。通过这些制度，一方面，为各方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提供制度性平台，使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当的、规范的渠道进入公共决策过程中；另一方面，可以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及时规避风险，预防矛盾冲突。

其四，要着力构建依法及时合理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依法及时合理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是维护社会秩序、确保人民平安和谐的重要路径，建立依法及时合理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对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社会不稳定风险的规避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一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二要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三要通过积极的良性社会文化引导，减少社会公众心中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化解心理危机，防范和降低心理危机引发的社会风险。同时，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实践中，还要着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的有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大依法治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治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五、结语

当今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和谐稳定、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以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来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承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规避社会风险、确保公共安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首先应从转变传统观念入手，以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和依法治理的社会善治理念矫正以往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偏差，克服以往重“统治”轻服务、重“管控”轻协调的单向度社会治理错误倾向；其次，应从实践入手，在社会善治理念引领下，强化法治意识和道德约束，着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动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等，注重提高社会治理实效；最后，应在社会善治理念引领下，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并着力建构多方联动、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机制。只有我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从党委、政府本位的管理理念与体制中走出来，适应新常态，形成新理念，探索新方法，构建新机制，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升级才会成为现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才能夯实。

[参 考 文 献]

[1] 新华网.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2013-11-16）[2014-08-10].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htm.

[2] 新华社.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01）.

[3] 新华社.中国梦，人民的梦[N].人民日报，2013-03-18（01）.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01）.

[5]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01）.

[6] 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2）：2.

社会治理体制 篇4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政社分开,社会组织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 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 也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 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关如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有五个方面要点, 第一,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第二,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第三,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第四, 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第五, 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这五个方面全面概括了中央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对策, 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要以此为指导思想。

一、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政社分开顾名思义就是让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到社会事务管理当中, 政府不再包揽一切, 能够转移给社会组织来承担的职能, 都由社会组织来负责。从直观的感受来看, 如果将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比喻为赛场上的运动员, 那么政府在其中就应该扮演一个严格执法的裁判身份。政府不能参与比赛, 不能成为利益相关者, 保持中立、公正的态度, 从而使社会在一个公正的规则和秩序下, 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首先, 从职能范围划分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公共事务的合理配置。从个人或家庭的层面来看, 大部分的日常事务都能够由个人或家庭解决, 在这个层面解决不了的事务再交由社区或社会组织来承担。最后, 社区或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问题再交由政府解决。个人或家庭、社区或社会组织、政府是三个不同层面, 每个层面有各自负责的领域。因此, 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社会领域的事务, 防止职能越位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

其次, 从多元主体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形成多元合作机制。从历史层面来看, 一元的单一机制不利于竞争与合作, 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 将使得单一主体停滞不前, 缺乏前进的动力, 也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同时, 单一主体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 不利于学习与进步, 最终将导致整体社会效率的降低。因此政社分开符合多元合作机制, 主张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社会事务, 形成多元合作机制。

最后,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政府负责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 对于少数人群的特殊需求, 应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如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包揽过多, 将导致政府职能扩张, 行政成本增加, 有损社会效率, 政府并不能触及到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因此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 转移一部分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事务。

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政府购买服务的提出源于西方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福利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普遍的治理危机, 由此兴起了以公共服务改革为核心的政府改革运动, 并提出了“购买公共服务”, 即POSC (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 。中国在21世纪才逐渐展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学术界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义都比较趋于统一, 即政府将原来由自己直接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 (包括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非盈利部门和社会服务组织等) , 同时根据社会组织的等级、提供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对其进行评估的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首先, 从政府层面, 应选择适当的领域进行政府购买服务, 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 同时逐步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也要极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标准是, 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 都逐步过渡给有条件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方面, 应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条例, 不仅涉及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制度、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 而且涉及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投标规则、项目的评估和监控制度。只有从制度上严格约束政府购买服务的方方面面才能使政府购买服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其次, 从社会组织方面, 要不断完善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范围。不仅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 也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地方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政策, 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定期为辖区内的社会组织进行评级, 2011年顺德区开展第一批社会组织登记评估, 30家社会组织获得3A及以上等级。2012年进行的第二次评估有29家社会组织获得3A级以上登记。获得3A以上 (包括3A) 级别的社会组织, 才有资格承接政府放权, 获得政府向其购买服务。在评级过程中能够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 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最后, 从监管层面, 要健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 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在监督机构设置上, 可在各级人大下设立专门的“政府购买服务监督委员会”, 防止政府职能部门既负责审批政府购买服务计划, 又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进程、资金使用、预决算等情况的监督。

三、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是指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为社会做贡献为目标, 以知识、劳动、技术、时间等形式实现该目标, 不以获利为目的, 通过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的方式服务社会、贡献社会。从这个定义来看, 志愿服务组织指的是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目前在中国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不仅包括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而且包括大量未正式以志愿组织身份进行登记的组织, 如, 社区组织、企业组织、公益组织等, 他们提供志愿服务的规模非常巨大。因此, 我们在定义志愿服务组织的时候, 应将范围适度地扩大。为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政府必须实现职能转变, 通过制度、机构、运行机制方面的支持, 引导志愿服务组织朝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 增加志愿服务相关制度供给。目前志愿服务制度法律效力低、内容不全面等问题制约了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 必须制定一部针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统一的全国性法律。统一的法律不仅可以很好地规范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动, 而且为志愿服务组织跨区域合作提供制度基础。从法律内容层面来看, 应尽可能详尽地规范志愿服务活动, 包括志愿服务组织准入制度、保护制度、激励制度、监管制度等。在准入制度方面, 应尽可能降低志愿组织准入条件, 取消场地、人员、资金等方面不合适的限制。放开准入限制将促进志愿组织发展, 同时将原本非法的志愿组织纳入合法范围, 从而方便管理与监督。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可解除他们在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后顾之忧。在激励制度方面, 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将志愿服务时间作为社会公认的成果并以一定的形式进行补偿。在完善监管方面的法律过程中, 应明确监管机构义务与责任、设定清晰的监管标准和程序, 从而使监管落到实效。

其次, 加强志愿服务组织政府机构建设。一方面, 目前缺乏专业的志愿服务统一协调机构,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信息的共享、资源的整合、项目的协调。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志愿服务协调机构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 应尽快取消志愿服务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 使得志愿服务组织去行政化, 解除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束缚。

最后, 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监管制度。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监管不仅包括外部监督, 如:政府、媒体、第三方独立机构, 而且包括内部监督, 如:组织内部和行业内部。其中尤其要重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的监督力量, 鼓励发展更多的民间专业化监督评估机构, 并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公开、公正的排名, 从而使民众获得相应的信息, 监督志愿服务组织的财务状况、内部运作、项目开展等情况。

四、实现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中国目前采取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是双重许可制, 涉及登记制度的法律主要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特征可以总结为:归口登记, 分级管理, 双重学科, 限制竞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除法律规定需要前置审批外, 可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 简化登记程序, 促使更多的社会组织进行合法登记并合法地开展各项活动。严格的双重许可登记制度对社会组织成立与发展不利。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现象, 但实际上中国经过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实际数量的8%~13%。

较早对社会组织登记制度进行改革的是广东省。2012年广东省政府出台相应规定, 将双重管理体制改为许可与备案双轨制, 改革效果显著。广东省社会组织数量年增长率翻了三倍, 进入了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阶段。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重点在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 主要目的是降低登记门槛, 简化登记程序, 实现“宽进”。规定明确提到, 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 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 转变过去行政管制的思想, 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同时, 此次改革率先采用了登记备案制度, 即根据相关条件, 城乡基层群众类社会组织可采取法人登记、备案登记两种方式进行登记。备案登记是指针对那些会员数和活动资金达不到法人登记条件的城乡基层类社会组织, 采取备案方法, 即先进行备案, 待其发展到一定规模符合法定条件再进行法人登记。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为部分暂时缺乏条件的社会组织提供一个过渡平台, 在现实中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广东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的实践, 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政府改革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唐钧政社分开:解放和充分发挥社会活力中国社会报, 2012-11-21:3.

[2]魏中龙.政府购买服务的动作与效率评估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2011:14.

[3]编写组编著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11) :314.

[4]孙婷.志愿失灵及其矫正中的政府责任[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011:163.

社会治理体制 篇5

社会治理体制拓展政府治理新格局字号

评论 邮件 纠错2013年12月13日09: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作者：詹国彬

【核心提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通过认真学习和领会《决定》的精神，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新一届政府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坚强决心。

凸显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

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管理日渐成为政府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变革日益加快以及公众利益日益多元和复杂的今天，社会管理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也是新形势下执政党必须直面和加以妥善解决的重大实践课题。在中央的部署和领导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进行探索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活动，在非政府组织发展、社区管理、居家养老、外来人口管理、基层民主、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机制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创新和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成效。但是，从学理意义上看，“社会管理”更多体现了一种单向度的管理活动，社会自我管理和发展的内涵未能得到充分彰显和体现。为此，《决定》改变了社会管理的提法，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的概念，这是一种重大的理念更新和转变。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说明在社会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寻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公共事务治理必须走向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格局。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以激发社会活力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不仅要更新社会治理理念，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的总体战略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在不断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积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需要。《决定》明确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步伐会加快，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利将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和体现。此外，《决定》还强调，要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去承担，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将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作为空间，社会活力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和释放。

强调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不断进行分化，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在不断分化、重组和改变，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种冲突和矛盾无疑对现行政府管理方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对执政党的重大考验。《决定》重点强调了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提出政府要用前瞻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矛盾问题，要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建立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实现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此外，《决定》还提出要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表明了中央政府将社会矛盾的化解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轨道的决心，为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和化解指明了正确方向。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并强化国家安全战略

社会治理是发展之基、安居之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公共安全则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公共安全就无法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和幸福生活就无从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将无法实现。《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从公共安全的角度看，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严重威胁到百姓的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必须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决定》还指出，要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参与、齐抓共管”的格局。同时，提出要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以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此外，《决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力图通过国家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立进一步强化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不仅有利于统一国家意志、完成重大决策，而且能够促进各职能部门步调一致，形成部门间的合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行了精心部署和顶层设计，体现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对于进一步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共识和决心。只要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方向，大胆进行实践和探索，中国社会治理就一定能够开创崭新的局面。

治理流动性过剩关键在于体制创新 篇6

流动性过剩意味着货币供给量过大，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下，流动性过剩表现为银行存差过高。我国商业银行整体水平不高，产品单一，同质性强，中间业务很不发达，主要依靠存贷款业务获取收益，在流动性过剩条件下，扩张贷款规模、博取净利息收入成为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信贷资金供给的宽松刺激了投资的过快增长，也加大了资产价格上涨压力，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人民银行连续出台发行央行票据、上调准备金率等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过剩压力。但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又是不够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发行央票对冲，财务成本较高，且存在到期偿付问题；上调准备金率，受商业银行超额准备缓冲，市场反应不明显。流动性过剩的源泉是国内高储蓄率和国际收支巨额顺差，货币政策只能起到“抽水机”的作用，而欲从制度层面上解决问题，必须拧紧“水龙头”，解决国内储蓄率过高和国际收支双顺差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储蓄率高企并呈不断上升之势，这既反映了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等积极因素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暴露出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公共部门投资不足等问题。从资金流量表分析，这一阶段我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而居民部门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居民部门储蓄率下降，既表现为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下降，也表现为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前者意味着刺激国内消费的宏观政策已经在居民部门取得明显效果，后者反映了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和居民投资领域狭窄、投资收益下降的事实。企业部门的高储蓄率反映了企业利润率较高的事实，而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高利润率并非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居民部门贡献的廉价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提供的廉价资本。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上升来自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生产税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中所得税的增加以及福利支出的相对下降，如果考虑政府部门的非税收入，如土地出让金，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就更高了。

流动性过剩的另一源泉是国际收支双顺差。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之时，适逢全球产业转移和供应链重组，中国的市场容量、劳动力资源与加工能力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许多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全球制造基地，加工贸易迅猛发展，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同时受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数目可观的热钱也涌入我国境内，致使我国出现了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双顺差这一世界罕见现象。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占款对货币供给造成了巨大压力，国际收支不平衡直接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推动了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上升，而且也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运动，实体经济却缺乏资金支持。以债券市场为例，央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主要发行主体，而以企业或项目为融资主体的债券规模很小，债市主要为金融机构服务，而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大量资金经由银行信贷、企业拆借、社保基金挪用等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刺激了投机氛围和泡沫化倾向，蕴含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同时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却借贷无门；巨额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外国政府债券，同时引进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以债权资本换股权资本的方式意味着损失了可观的投资收益，也不利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

城乡治理体制变革的三维走向 篇7

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 城乡政治发展都意味着城乡政治治理功能的完善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在这里, “治理”与“管理”是不同的, 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种新形式, 是“以民为本”的新管理方式, 是公共行政改革的产物。美国学者M.P.托达罗指出“公共行政是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资源”[1]。“以民为本”的治理就是善治 (good governance) , 善治就是政府通过公共行政依据制度使公共事物所覆盖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与最优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其本质特征是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治理的主体是政府与民间公众, 治理的对象是公共事务, 治理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合法性 (legitimacy) 、透明性 (transparency) 、责任性 (accountability) 、法治 (rule of law) 与回应 (responsiveness) 、有效 (effectiveness) [2]。治理依据的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文化制度等, 治理的功能是民众公共利益总体上的最大化与结构上的最优化。要想使中国的城乡治理达到善治的理想目标, 就需要对城乡治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1 变压力型治理体制为激励型治理体制

中国虽然已经改革了20多年, 但计划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 压力型治理体制还在起着主要的作用。本着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思路, 中国已在市场经济中引入许多先进的、合理的、高效的因素, 但是, 在政治上的改革步伐却远不及经济改革走的快。当然, 出于对国家政局稳定的考虑, 出于对国际复杂形势的考虑, 后改革政治也是有理由的。现在看来, 政治意义上的现有治理体制已经到了阻碍经济改革进程、吞噬经济改革成果、扭曲人们认知原则的程度。所以, 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为了确保经济改革成果为公众所共享, 为了确保人们已经形成的对未来的美好预期, 为了确保中国成为有文化底蕴的新的大国, 我们必须在此时痛下决心对压力型治理体制进行改革。

1.1 压力型治理体制是计划体制的产物

计划体制的精髓是上级政府确定计划、下级政府完成计划。计划的内容可以是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军事方面的与社会方面的计划, 计划的认领是通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摊派来实施的, 计划的完成是以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任务执行情况的验收为标志的。计划是自上而下的, 无论怎样, 完成计划就成为下级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压力型治理体制就是以计划为约束形式来进行治理的。计划体制的实质是专制主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专制主义统治见长的国度, 要想让专制主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既需要中国政府自身通过有限理性的反思向开明专制过渡, 又需要中国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觉醒与争取。我们不可能设想通过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就实现了民主政治, 也不可能设想专制主义形成的路径依赖会在短期内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讲, 激励型治理体制的建立就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开始。

1.2 压力型治理体制是有诸多弊端的

一方面, 压力型治理体制压抑了下级政府的积极性。对于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乡级政府而言, 多数还是有为民做实事、做好事之愿望的, 但这些有利于民众的好事、实事并不一定与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相吻合, 而各级政府中的不同级别干部的任命权又在上级党委。为了明哲保身, 一些干部自然选择以完成上级计划为主, 而将民众公共利益或公共需求暂且放在一边。另一方面, 压力型治理体制堵塞了民众权利实现的沟通渠道。民情民意要上行下达才可以使治理走向“善治”。然而, 压力型治理体制是以上级政府意识为转移的治理, 我们不排除有的上级政府是在充分了解了民情民意后才下达计划, 但这毕竟使民众权利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再一方面, 压力型治理体制激化了干群矛盾。为了完成上级下达计划指标任务, 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中的官员与职员采取粗暴手段借机欺压百姓之事时有发生, 这极大的降低了政府在群众中的信任度。

与压力型治理体制弊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激励型治理体制具有诸多优点。

1.2.1 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

城乡各级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样, 坐在封闭的办公室内办公, 而是深入到城乡社区、工厂、企业、田间地头去了解民情民意甚至民怨, 使过去群众找干部转变为干部联系群众, 积极主动的把问题彻底解决。

1.2.2 变压制为疏通

过去局部地区群众上访, 城乡各级政府多采取压制的办法, 结果越压制民愤越大, 越压制事态越向极端发展;而现在则是要疏通基层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 逐渐化解各层次存在的矛盾, 让“以民为本”落到实处, 让稳定发展具有根基。

1.2.3 变责任模糊为分工明确

过去一旦有涉及到城乡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 往往出现互相扯皮、相互推诿的情况, 很多小事就是在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下而愈演愈烈的。为了杜绝这些情况的再次发生, 今后要在分工明确的状况下, 分清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责任, 做到各司其职。

1.2.4 使权力远离权利, 为权力复归权利

过去专制主义在广大干部中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 处处以“官本位”、“权本位”自居;现在则要还权于民, 让群众真正具有发言权、建议权、监督权、决策权, 上级政府可以任命干部, 基层群众有权利对贪污腐败的干部说“不”, 让权力真正回归到权利的初始位置。这样做, 既可以形成新形势下的新干群鱼水情, 又能调动城乡政府中廉洁勤政型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还能在开发民智与集中民意的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权。

2 变权利约束型治理为权利给予型治理

有学者用这样的语言来概括“三农”问题, “农业成为效率低下的脆弱产业, 农村成为贫困的代名词, 农民最终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3]”现实的确如此。当我们深刻思考“三农”的成因时, 却发现这些无不与城乡治理的权利层面的价值取向有关。农民之所以成为经济上贫穷的弱势群体,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首先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对于农民来说, 他们要么没有权利、要么权利受到种种限制, 而这正是我们所讲的“权利约束型”治理的表现形式。

权利约束型治理约束的不仅仅是农民的权利, 还约束了基层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权利和媒体监督的权利。以农民的权利为例, 农业成为脆弱产业无不与农业投资少且投资效率低下有关。一方面, 农业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农业投资问题无发言权, 更无投资决策权, 投资与不投资以及投资多少全部是上级政府说了算, 而且农业投资率年年呈下降趋势并无人来加以管理。另一方面, 农民对于农村的恶势力与违法乱纪甚至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干部没有揭发检举的权利;即使有的干部被检举了, 也因为被检举者权力远远大于检举者的权利而使检举者遭受打击报复之苦, 这样干部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又如何能真正贯彻中央惠民利民的政策与法令呢?第三方面, 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 又有谁能听取农民的社会保障诉求, 各级政府官员都在为自己的社会保障努力, 而农民既没有社会保障权利的代言人, 自己又无渠道无门路去反映他们的实际需求。因此, 农民的多种权利受到了各种形式的限制。

权利约束型治理的另一个特征是基层政府的权利也受到了种种限制, 或者说, 存在城乡上下级政府间权利的不平等。通常情况下, 是上级政府挤占下级政府的权利空间。以中国的税制改革为例,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由于中央对地方没有建立起透明的规范的制度化转移支付, 致使农村公共事业投入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农村治理成了无源之水;2002年, 中央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 取消了种种集资、乡五项统筹、村三项提留、政府性基金以及乱罚款和乱摊派;2004年又提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就取消了农业税。这固然从总体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但是乡镇政府因为几乎没有了财政权利、用人权利, 而上级又一味的将各项事权交于乡镇政府, 令其完成, 显然是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权利的不平等。由于基层政府没有了“财权”, 又没有转移支付加以弥补, 致使县级政府与乡级政府中想为群众做实事、做好事的干部也无能为力。在现行的权利约束型治理体制中, 基层政府不仅丧失了与上级政府谈判的权利, 而且还要疲于应付来自省、市等上级政府的各种评比、验收、达标、检查等, 那么, 无“财权”的县乡政府招待费用又从何出呢?无“财权”与“人权”却有“事权”、无谈判权利却有招待义务的状况又能维持多久呢?

基层政府的权利受到种种约束, 这并不等于基层政府的权力没有偏离正轨;上下级政府间权利的不对等, 并不等于上级政府自身权力复归了权利。只要是有权力的地方, 权力就有可能偏离正轨, 权力就有可能背离权利。为了防止权力偏离正轨, 监督就必不可少, 而监督权力行使的最好主体是媒体, 因此, 媒体是否有监督权就成为悬在权力头上的“尚方宝剑”。中国是一个大国, 中央政府的监控能力是有限的, 监控范围也是有限的, 而能够代替中央政府对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的监督就成了媒体责无旁贷的义务与权利。现在的问题是, 中央政府是否赋予了媒体这样的监督权利;如果赋予媒体权利的话, 在媒体行使监督权利时会不会受到各方面的阻碍。

答案应该是不完全肯定的。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只能监督地方政府的权力行使, 甚至在没有得到批示与允许前是不敢也不能对贪污腐败者与违法乱纪者进行报导的, 那么, 各地方电视台等地方媒体就更不敢“以下犯上”去监督上级政府了。在媒体自身应该拥有的权利而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情况下, 在中央政府因信息不对称和行政能力有限的条件下, 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官员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事情便时有发生。中国媒体的半开放状况主要还是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主流媒体是党的喉舌”这样严重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 这其实是将媒体的监督功能弱化而将媒体的政治统治功能强化的一种做法。20世纪初, 美国不就是因为有了像贝塔尔一样众多以揭露政府官员丑闻与罪恶为已任的“扒粪者”的出现, 才使得资产阶级政治向前迈进了一步吗!要让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官与事曝光成为普遍现象, 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总之, 权利给予型治理是还权利于民、还权利于基层政府、还权利于媒体的新型治理方式。它的本质在于让城乡居民懂得什么是权利、怎样使用自己的权利。它的目标指向是实现官与民、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媒体与受众之间权利的平等。它的基本功能是为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变人治型治理为法治型治理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 在这一转型期内, 价值颠覆, 道德准则失范, 其原因归结为我们在极力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忘记了约束物质财富获得渠道的“围墙”——法律。人类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次人类物质需求急剧增加时, 都必将对法律提出更高的要求;每一次人类在复杂生活意义面前感到迷茫的时候, 都把希望寄托于法治。然而如果法律是当权者集体利益的维护形式的话, 那么, 法治型治理的对象只能是无权利与权力的普通民众。或者说, 依法治国中“法”是为保护谁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 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法律本身有瑕疵的话, 那么有法比无法更可怕。这是其一。其二, 在已有法律反映并且维护了城乡居民根本利益时, 城乡政府若根据自己主观意志而不根据法律治理城乡则是典型的“人治型治理”。

从“人治型治理”到“法治型治理”要跨越三大障碍:

3.1 宪法实施机制

自建国以来,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对宪法进行了4次修改。然而, 一次又一次的修宪并不是城乡居民真正关心的,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已有的宪法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宪法也是城乡各级政府必须遵循的法律。如果宪法都不能获得很好的实施, 那么无论修改的多么完美的宪法条文规定都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 如果宪法获得了有效的实施, 那么无论什么宪法缺陷都可以在解释和实施中被发现并纠正[4]。修宪过程必须抛弃形式主义, 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 必须沿着符合民众需要的路径设计方案, 这样的修宪才有意义。修宪是为了使宪法实施机制更有效率, 是为了让更多城乡各级政府官员了解、认识、理解宪法, 并按照宪法进行城乡治理。因此, 建立宪法实施机制是中国政治走向宪政的第一步。

3.2 清理和修改与宪法相冲突的其他法律, 构建法律规范审查制度

无论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各项法律, 还是地方人大制定的法律法规, 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与宪法的立法精神与价值取向相违背的地方, 其结果是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之间相冲突。这既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秩序的统一与完整, 也给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知按哪一部法律法规处理而带来迷惑与矛盾, 而且还会使法律本身丧失它的威严与威力。因此, 法律规范审查 (review of legal norms) 就是中国从“人治型治理”走向“法治型治理”需要跨越的第二大障碍。所谓“法律规范审查”是指依据上位法对下级法律规范的审查。按照审查依据和审查对象, 法律规范审查包括3类: (1) 法律的合宪性; (2) 法律以下的法律规范的合法性, 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这里是指广义上的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法律等级秩序; (3) 法律以下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如果地方人大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合宪法的话, 则是以法的形式剥夺和侵害公民的利益, 形成“多数人暴政”的局面[5]。在实践中, 侵犯公民权利最严重、最频繁也最隐蔽的往往并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中央立法, 而是大大小小的“文件”、“规定”、“指示”、“批复”等[6]。

3.3 权大于法的行政行为

法治是宪政的起点, 法治是宪政之路上不可超越的必经阶段;在普通法治都不完善的国家, 宪政必然是徒有虚名的。“法治型治理”的起点就是让权力在宪法的约束之内。但是, 仅有宪法是不够的, 还要有具体约束城乡各级政府官员行政行为的行政法。2003年中国颁布了行政许可法, 该法全面详细地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机关、实施程序和许可费用, 既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又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扩展;既体现了对立法权的制约, 又体现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既体现了对中央行政立法权的制约, 也体现了对地方行政立法权的制约;既体现了对公民实体权利的尊重, 又体现了对公民程序权利的保障。法是人们行为的准则, 如果有一个人特别是高层政府官员践踏或破坏了宪法与行政许可法以及其它法律的话, 那么, 整个社会就会像多米诺古牌一样出现众多不守法的官员与民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约束城乡各级政府官员的违宪违法行为远比约束城乡公民的违宪违法行为更具有示范效应与波及效应。鉴于此, 既要让权力服从法律, 也要让权利也服从于法律。只有这样, 才能构筑人人守法的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1].[美]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221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9-11

[3].任波.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瓶颈[J].财经, 2004, (12)

[4].张千帆.建立中国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兼对修宪理论的一点探讨[J].战略与管理, 2004, (2) :61-69

[5].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GeorgeLawrence (trans.) , J.P.Mayer (ed.) , New York:Harper&Row, 1969:250-254

深化体制改革治理物流乱象 篇8

愈演愈烈的物流乱象

专栏小编:欢迎三位专家做客“深度”栏目, 感谢你们一年来对本栏目的支持。我们今天做的这一期是今年的收官之作, 我想还是来谈谈物流业吧。10月末央视对物流乱象进行了报道, 对此我想听听三位专家的意见。

把酒临风:10月末央视连续4天报道了物流业现状, 物流乱象已然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各种费用飙升使物流企业已无利润可言, 企业徘徊在生死边缘, 但是扶持政策却不能落地生根, 因此我希望今天能剥茧抽丝剖析物流乱象, 为中国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一点正能量。

金玉其中:要说国家对物流业的扶持力度之大, 是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 几乎每一年都有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和举措, 但是从我国流通领域总体来看, 依然存在流通效率低下, 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过高, 物流企业生存环境恶劣等问题。我认为, 这些问题主要在地方落实中央的政策上有偏差, 有的甚至是相悖的;地方的利益, 部门的利益, 掏空了物流企业那点可怜的利润。当然, 这里也有体制问题, 也有税制方面的问题。接下来, 我想只有继续深化体制改革, 才能治理物流乱象。

专栏小编:现在, 物流企业的生存处在怎样一种状态中, 物流乱象对他们的影响到了何种程度, 带来了哪些伤害?

夜雨观澜:我看到了报道, 北京的一家小物流公司, 今年5月份还行, 挣了几万块钱, 但是到了6、7、8这三个月, 每个月基本上都是负数, 6月份赔了5万多, 7月份更厉害, 赔了8万多。一个是房租上涨, 一个是油费增加, 即使营业额增加30%, 可是挡不住费用增加呀, 费用增加了50%, 甚至超过50%, 企业光干活不赚钱, 而且干得越多, 赔得越多。

金玉其中:我国现有物流企业700多万家, 有运输车辆1600多万辆, 这一行入行门槛极低, 平均到每家企业才拥有2辆车, 因此竞争激烈, 价格战成了最有效的竞争手段, 即使亏本也在那里硬撑着, 谁撑不住跑了, 也就等于给留下的人创造了生存机会, 惨烈呀!小微物流企业成了鱼肉的对象。现在, 大的物流公司或是大的生产企业, 要把物流外包出去, 到运输那个环节时, 可能已经经过几层转包了, 最后转到这些民营中小运输企业来做的时候, 利润早被瓜分没了。

把酒临风:近些年来成本上升得太快, 这也是物流企业生存艰难的原因。你刚说的那家小物流公司, 2000年的时候发到郑州一吨货180块钱, 现在涨到了到240、260元一吨, 但是油钱现在已经从一块多钱涨到八块钱, 库租从三万多元钱涨到现在五十万元, 工人工资以前是六百块钱, 现在最低是三千五以上, 这还不算其它的开支, 这个小物流公司生存到现在也算是个奇迹喽。

夜雨观澜:其实, 这还真算不了个什么, 还有比这个更让物流企业头疼的事。有报道说,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境内管护的公路只有110公里, 执法的人员竟高达200人, 财政拨款养活不了这帮人, 他们只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上路罚款是最简单最便捷的办法, 倒霉的却是物流企业。你们说, 这与强盗打劫有什么不同?有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板, 一大早要把2万元现金发给二十几位货车司机, 这钱是过路费、罚款什么的。你要不交罚款, 车给扣了, 企业更没活路了。罚款如今成了每辆车路上每天必须支出的费用, 一二百元是家常便饭, 多的时候则要五六百元。你还不能跟他们较真, 有些地方的执法人员不管你违章不违章都要罚你, 只要从这里过就要留下买路财。这家公司2个月的罚款单, 足足装了满满一纸箱。你们说, 神一样的“大壳帽”, 干物流的草民惹得起吗?

专栏小编:国家出台了那么多利好物流的政策, 全被地方的苛政堙没了, 物流乱象最大制造者看来就是“公路三乱”吧。

夜雨观澜:我看确实如此。央视记者跟随一家公司的货车经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 行程120多公里, 莫名其妙地被罚款两次, 罚款理由匪夷所思, 让人叹为观止啊!太有才了, 交警们太有才了。对司机提出的质疑, 那位交警说: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你不是来找我的事吗?而且交警也明确地告诉司机:我们任务也重, 我完不成任务扣工资扣的多。这家公司有22辆车, 一天就被罚款24次, 处罚金额2600元, 平均单次罚款108.33元。什么叫苛政猛于虎?我看这就是!

把酒临风:这还算是执法文明的了, 有司机偷拍的湖北荆门派出所查扣的车辆, 少则万元多则数万元的罚款, 并且拒不提供票据。“公路三乱”让司机们很无奈, 敢怒不敢言, 你要是对处罚提出质疑, 往往会遭到刁难或加重处罚。2013年5月1日凌晨5点, 在四川省棋盘山高速收费站, 当司机质疑乱收费时, 竟遭收费站工作人员大打出手。

金玉其中:在治理“公路三乱”上国家有关部委出台了多个文件, 也取得了成效, 但执行政策有个逐渐弱化现象, 越是到地方基层部门执行的力度越小, “天高皇帝远”, 土政策更厉害, 所以才使“公路三乱”屡禁不绝。

专栏小编:物流乱象不只是表现在这几个方面还有其他方面, 大家都清楚物流业的现状是小散乱, 这个行业入行门槛很低, 导致鱼龙混杂, 再加之监管不力致使乱象丛生, 这也是当前亟待治理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三位专家是怎样看的?

金玉其中:我来说说物流企业自身存在的诚信问题吧, 现在已然影响到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比如上海钢贸案, 在业内引起强烈震动, 掀起轩然大波。仓储公司与贸易公司配合, 将不属于自己的钢材重复质押、骗取银行或民间资金, 受害的不单单是银行, 还包括多家企业托盘者。更糟糕的是, 遭受冲击之后的钢贸业备受打击, 管理当局多次下令严控对钢贸企业贷款, 再加上经济下行的作用, 使钢贸企业陷入极困难境地。

把酒临风:物流业“跑路”现象各地都有发生, 老板卷款跑路使货主损失极大且又投诉无门。有媒体报道说, 记者走访海口市物流货运公司集中的白龙路、南联路、新港路等地调查发现, 由于物流货运行业门槛低、缺乏规范管理, 货主自身防范意识薄弱等原因, 再加上个体物流货运经营户违规、违法经营, 导致物流货运老板代收货款潜逃事件频发。

夜雨观澜:物流企业代收货款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一头是货物, 一头是货款, 对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来说, 干这行来钱太快了, 只需要干几个月, 货款拖几日积攒多了, 就立即跑路。其实让物流公司代收货款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不委托物流公司代收货款, 一些客户就会借故拖延货款, 一旦流动资金缺乏生意就会做不下去。所以, 委托负责运送货物的物流公司代收货款,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从工商部门对物流企业核准的经营范围里, 根本就没有代收货款这一说, 这块是法律不健全的真空地带, 而政府部门管理上又滞后, 如果不出问题, 我看反倒是件新鲜事了。

金玉其中:现在政府部门的管理是条块管理, 路政部门管的是道路运输, 税务部门管的是收取税款, 公安部门管的是治安问题和刑事案件, 越界的事也不予过问, 这就造成整个物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 为业内埋下诈骗案件的隐患。所以, 相关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与物流发展相应的行业法律法规, 对当前物流行业的不规范行为加以约束, 加强监管, 才能确保物流行业健康有序运行。

深化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专栏小编:物流乱象治理了多年却屡治不绝, 即使媒体多次曝光也奈何不了它, 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你们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金玉其中:我看这是发展中的问题。物流业是我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入世十年来融进了许多新理念、新技术, 行业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但是与之相适应的软环境却有些滞后, 比如, 行政审批上的限制、法规法律的不完善等等, 现在我们正通过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的改革来改变这些。

把酒临风:说到入世, 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以开放促改革, 入世引进了一些规则, 遵守了一些规则, 经济一下子就上去了。搞市场经济不遵守规则怎行?现在上海搞自贸区, 不就是引进新规则吗?那么, 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 这个发展就是开放与改革, 就是引进规则与世界接轨。

夜雨观澜:可是我们有些人对国际上的那些规则的引进不是那么情愿, 认为我们现在搞的这套东西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改革的动力也就没了, 并且在意识形态上或多或少地排斥这些东西。其实, 我们的市场经济很不成熟, 很多问题并没解决。我举个例子吧, 私有产权的问题, 虽说有了个物权法, 可现实执行的又如何?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制止强拆, 可许多地方仍强拆不断,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 其实就是私有产权的问题。私有产权问题发达国家基本解决了, 所以人家那个市场经济才成熟, 我们这里远远不够, 人们心里没底, 于是有许多企业家移民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前些日子看到著名导演贾樟柯发微博说:“昨天聚会才知道, 在坐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 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 这让我非常震撼。”招商银行2011年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 (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 中, 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把酒临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成熟的原因是对产权的界定、产权的交易、产权纠纷的解决和产权的保护有明确的规则, 市场秩序就是建立在这个产权制度基础上的。有了市场秩序, 才有条件去建立更公平的社会秩序, 更持久的国际安全秩序。现在是全球供应链时代, 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连接, 成为全球系统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做什么对别人有影响, 别人做什么对我们也有影响, 遵守全球都认同的规则, 中国才能更快地发展, 才能成为有责任的大国。

专栏小编:物流业内有人说, 政府部门的行政改革对于治理物流乱象有重要意义, 那么这项改革的内容在你们看来应该做些什么呢?

把酒临风:为什么会有物流乱象?因为政府部门没改革, 存在“权力红利”, 权力的滥用已成为一种现象, 成为利益集团攫取财富的手段。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有权力背景的就是当下吃皇粮的人, 现在是中国历史上吃皇粮最多的时期, 而不少吃皇粮的人, 并不满足规定的口粮, 还要千方百计多吃多占开粮仓, 让供粮的人无粮可吃;国民财富大部分被政府直接占有和分配, 50万亿的GDP有多少水分, 只有统计局知道, 但财政收入连续年过10万亿却无半点掺假, 再加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年近2万亿, 另有严重的贪腐掠夺, 以及国资变现收益, 留给民间可支配收入还有多少?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光一个畸高的房价, 几乎又耗光了一生的积蓄。物流乱象不就是这样吗?吃皇粮的人太多了, 一百多公里的路, 养活两百名执法人员, 他们不靠罚款来增加收入还能去干什么?但若要改革这些部门, 必定要使一些人下岗转岗, 这就是利益上的冲突, 这就是改革的难点。

金玉其中:说到物流乱象, 归根结底就是利益, 而利益又或多或少的与权力相关联, 无论是“公路三乱”, 还是“最后一公里”等等, 都与权力有关。从政府改革上讲, 简政放权先要把部门和人员减下去, 我们看到大部制的交通运输部开了个好头, 接下来地方要跟进, 不然的话, 公路三乱禁止不了。再有就是企事业单位必须进行财政给养剥离, 当然涉及公共服务的医疗、水利、教育以及特殊的科研和军事等企事业单位可继续财政支持, 但其他企事业单位一律与财政脱钩并自谋出路和市场化生存, 保证挂靠政府的相关企事业单位得到全面清理, 事业转企业, 国有转民有, 参与市场竞争, 砍掉扰乱市场、与民争利、乱收费乱罚款的组织体系。

夜雨观澜:我觉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的瓶颈, 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 而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派生出来的。没有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 解决不了“权力红利”问题。你们看, 物流乱象存在多年了, 即使媒体曝光也依然如故。“公路三乱”越治越乱, 我看这是体制上的问题,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现在我们无论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做文章, 都不能削减权力派生出的腐败, 这就是物流乱象顽强存在的原因。因此, 政府部门的行政改革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简政放权。十年前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 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牺牲, 今天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改革就不能做出牺牲吗?

金玉其中:现在, 已经看到中央正在积极推动政府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 已经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 并明确提出“要让人民过好日子, 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要管住政府的手, 管该管的事”, 意在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今年从中央机关开始做, 行政经费砍了5%, 另外, 取消了企业工商注册诸多限制。当然, 政府改革仍任重道远, 几千万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过分庞大, 不透明的层层行政审批管制繁琐复杂, 三公开销仍然严重, 权力腐败广泛存在, 政府职能定位缺乏法制对接等等, 还需要下大力气去改革。

专栏小编:改革的难点正是因为一部分人利益的丧失,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情况可能会好些, 而物流业也期盼一个法治的社会来保护他们的权益, 从这一点讲, 我们更希望看到司法方面的改革。

夜雨观澜:确实如此。市场秩序要求一个公平、公正与有效的法治环境, 这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制度的长期健康及合理演化非常重要。在中国亟需建立一个这样的环境, 我们经常看到土地纠纷、强拆等,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法治缺失的问题, 当事人权益得不到一个公平的待遇, 又没有一个更好的裁决机制, 因此引发了一些极端事件。

金玉其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停滞, 接下来肯定会进行司法改革, 但是我们不搞三权分立, 因为我们的国情和要走的道路与西方不同, 这不等于我们进行司法改革力度很小, 按照司法权公正、独立行使的要求, 司法体制改革会有一个大动作。

把酒临风:对于物流业来讲, 要求法治的呼声更多的是希望把政府的行政权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 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公开化, 走出一条约束权力和监督权力的新路子。

专栏小编:无论从哪方面讲, 中国都是在进步, 尽管物流乱象对物流企业伤害很大, 但是, 通过深化改革会解决这些问题的。对此, 三位专家有何看法?

把酒临风:公路三乱说得直白些就是腐败, 因此, 将改革作为攻克物流乱象的手段, 我看要以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 把反腐败与遏制不断扩大的权力相结合, 推进政府的改革。

夜雨观澜:反腐败、限制权力的滥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更有力度地进行下去, 同时我们还希望惠及物流业的政策与措施尽快落地。比如, 税制体制的改革。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偏高, 因此结构性减税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宏观税负中有近45%的非税收入, 这是中国异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非常特殊的政府收入结构。为此, 应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非税收入”上面, 正式的税种减税空间不大, 只能是在优化税制的同时实现减税的效果, 像当前正在推进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或取消或并入各类税种, 大幅降低非税收入比重还是有很大空间的。这一点对物流企业实现减负很重要, 所以我期盼在这方面看到更大力度的改革。

金玉其中:当前推进的营改增就是在优化税制结构, 尽管有些物流企业税负不减反增, 但若要实现全面覆盖后税负就会减下来了。财政体制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 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导向, 还要着眼长远考虑政治问题。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历程已说明, 改革难度很大, 需要中央统筹安排。但在当前, 营改增的推进已实质上改变了原来财力划分的基础, 涉及到现有体制的问题, 我看这将是中央下一步政改的重点。

社会治理体制 篇9

一、公司治理结构中利益攸关方构成

一般而言, 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关系人都属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利益攸关方, 具体包括股东、公司员工、供应商、客户、债权人、政府以及社区在内的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各方。但从公司治理研究的角度来看, 有意义的公司治理利益攸关方, 应当是具有自我利益保护动机的现实社会主体, 它既应与企业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关系, 还应具有利益自我保护的愿望和诉求。同时, 企业的本质是一种集体选择。参与这种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通过集体选择确定他们的共同利益。然而, 在现实中, 并非每个企业的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因此, 如果按是否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分类, 企业的利益攸关方可分为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和不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两大类。前一类是企业内部的利益攸关方或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利益攸关方, 他们是企业这一集体的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制定者, 并力图通过他们的合作实现这一共同利益和目标。后一类是企业外部的利益攸关方, 它们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 但企业的活动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 因此, 从单一企业治理的角度看,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利益攸关方由股东、债权人、经营者、职工和作为征税者的政府组成。

二、利益攸关方操纵会计信息的动机及行为

公司的一切利益攸关方都是“经济人”, 具有自利的本性, 而反映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会计信息又具有经济后果的特性, 这样就决定了公司的各利益攸关方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很可能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产生通过操纵会计信息来获利的动机和行为。由于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存在着此消彼涨的关系, 即在操纵会计信息中一方获利, 就必然导致其他利益攸关方受损。为了避免或减少受损, 利益攸关方就必然会产生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的动机。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具备时, 这种监督的动机也会转化为现实的监管行为。由此可见, 具体到每一类利益攸关方, 他们的会计操纵和监管的行为偏好不尽相同。按照会计操纵行为的偏好不同, 我们可以将前文提到的5类利益攸关方分为两派:一派由经营者、职工和作为征税者的政府组成, 他们偏好于虚增收益的会计操纵;一派由债权人和股东组成, 他们偏好于隐瞒收益的会计操纵。因此,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必须建立利益攸关方相互之间进行监管的体制。

三、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构建

我国目前的公司监管体制就是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的监事会制度。我国《公司法》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和经营规模较大的有限责任公司都要设立监事会, 其成员不得少于3人;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会有权检查公司财务。可见我国公司的监事会既代表股东, 又代表职工, 然而, 股东和职工这两类利益攸关方对会计操纵行为监督的目标和偏好却是不一致的, 这必将导致监事会内部决策标准的分歧, 最终导致监事会的监督实质上只能代表其中某一类利益攸关方的利益, 但其发生的监督成本却要由两类利益攸关方共同承担, 因为监事的报酬是在成本费用中列支的。这种制度安排显然不符合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在存在众多利益攸关方的现代公司中, 由于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目标、利益不同, 它们各自监督的目标和偏好也不一致, 在公司治理中, 只能分别建立代表不同类别利益攸关方利益的监督组织。监督除了会带来监督收益, 也会发生监督成本, 要使监督行为发生, 必须将监督成本在同类利益攸关方之间按分享收益同样的办法或比例进行分摊, 做到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在同类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理匹配, 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

在共同治理下, 要分别建立代表不同类别利益攸关方利益的监督组织, 但具体到不同企业, 由于不同的公司具体情况千差万别, 企业利益攸关方的分布状态千变万化, 因此, 相应的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也必然形形色色, 我们应该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情况, 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总体来看, 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一是“股东———职工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股东———职工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是指对虚增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主要由股东实施监督, 对隐瞒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则主要由职工实施监督的监管体制。这种监督体制适合于将股东和职工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企业采用。这些企业的产权比率一般较低, 债权人在利益攸关方总体经济利益中所占的比例不大, 且股东中存在一个或几个有实力的大股东, 有动机也有能力实施对利益攸关方虚增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的监督。同时, 职工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代表其经济利益的组织 (如工会组织) 有动机和能力对其他利益攸关方隐瞒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实施监督。

针对此种类型的企业, 可分别建立代表股东利益的监督机构和代表职工利益的监督机构, 按照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合理匹配的原则, 代表股东利益的监督机构的经费可从公司税后利润中提取, 而代表职工利益的监督机构的经费则从职工工资中按一定比例扣除。

二是“股东———政府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股东———政府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是指对虚增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主要由股东实施监督, 对隐瞒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则主要由作为征税者的政府实施监督的监管体制。这种监督体制适合于将股东和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企业采用。与采用“股东———职工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的企业一样, 采用“股东———政府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的企业其产权比率也一般较低, 债权人在利益攸关方总体经济利益中所占的比例不大, 且股东中存在一个或多个有实力的大股东, 有动机也有能力实施对其他利益攸关方虚增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的监督。同时, 作为征税者的政府由于在企业中有很大的经济利益, 也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对其他利益攸关方隐瞒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进行监督。

针对此种类型的企业, 可分别建立代表股东利益的监督机构和代表政府利益的监督机构。按照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合理匹配的原则, 代表股东利益的监督机构的经费同样从公司税后利润中提取, 而代表政府利益的监督机构的经费可由政府的财政给以拨付。

三是“债权人———职工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债权人———职工型”利益相关者监管体制是指对虚增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主要由债权人实施监督, 对隐瞒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则主要由职工实施监督的监管体制。这种监督体制适合于将债权人和职工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企业采用。这些企业的产权比率一般较高, 债权人在利益攸关方总体经济利益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且债权人中存在一个或几个有实力的债权人, 有动机也有能力实施对其他利益攸关方虚增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的监督。同时, 职工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代表其经济利益的组织 (如工会组织) 有动机和能力对其他利益攸关方隐瞒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实施监督。

针对此种类型企业, 可分别建立代表债权人利益的监督机构和代表职工利益的监督机构, 按照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合理匹配的原则, 代表债权人利益的监督机构的经费可从利息中扣除, 代表职工利益的监督机构经费可从职工工资中扣除。

四是“债权人———政府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债权人———政府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是指对虚增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主要由债权人实施监督, 对隐瞒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则主要由作为征税者的政府实施监督的监管体制。这种监督体制适合于将债权人和作为征税者的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企业采用。与采用“债权人———职工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的企业一样, 采用“债权人———政府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的企业其产权比率也一般较高, 债权人在利益攸关方总体经济利益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且债权人中存在一个或几个有实力的债权人, 有动机也有能力实施对其他利益攸关方虚增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的监督。同时, 作为征税者的政府由于在企业中有很大的经济利益, 也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对其他利益攸关方隐瞒收益的会计操纵行为实施监督。

针对此种类型企业, 可分别建立代表债权人利益的监督机构和代表政府利益的监督机构, 按照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合理匹配的原则, 代表债权人利益的监督机构的经费可从利息中扣除, 代表政府利益的监督机构的经费可由政府财政给以拨付。

只有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 在企业中分别建立代表不同类别利益攸关方利益的监督组织, 做到监督利益共享, 监督成本共担, 才能有效避免我国目前监督体制中存在的监事会内部决策标准的分歧, 才能切实提高企业监督的效果和效率。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体制 篇10

兵团实施城镇化战略不仅是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 更是兵团作为履行屯垦戍边特殊组织形式的政治需要。兵团建设城市的政治意义是通过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实现戍边功能的稳定化。

1. 兵团城市及城市社区的概况

目前, 兵团共有7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县级市。分别为石河子市、五家渠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北屯市、铁门关市和双河市。除石河子市外, 其他的6个城市都是2004年后建立的新城市。这些城市都设立了街道社区, 健全了市、街道、社区的城市管理模式。

2. 维护新疆政治稳定的需要

兵团承担着党和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使命。随着兵团城市和社区的迅速发展, 社区将为居民提供更为完善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 吸纳更多人口聚集, 辐射带动周边民族地区, 共同维持社会的繁荣稳定。

3. 促进兵团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自1954年兵团成立以来, 兵团的布局主要是为了适应战略与稳定的需要, 团场成散点式分布在地理位置重要但发展条件较差的沙漠边缘和边境地带, 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及其艰苦。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兵团城镇化进程, 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壮大兵团、更好地发挥兵团作用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在兵团, 一座城镇就是一个现代文明的聚集地, 一个维稳戍边的堡垒。城市成为兵团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主体, 城市社区建设能够让广大居民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

二、兵团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 兵团城市社区成为承载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人口的复杂性给社区治理工作带来了压力。改革开放以来, 兵团人口有所增加。兵团城市总人口从2004年的79.16万增至2012年的80.43万人。人口的增加无疑给城市社区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同时,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交通通讯条件的明显改善, 兵团的流动人口变迁日益频繁, 由此产生会引发很多影响安全稳定的问题。

居民的社会归属发生变化给社区治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兵团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大批离退休职工和自谋职业人员涌入社区成为城市居民, 其活动与生活都直接与社区发生联系, 几乎完全脱离了原工作单位, 他们的社会归属由此发生变化。如何动员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如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公共服务需求, 如何引导居民自治已成为兵团城市社区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居民思想观念的变化给社区治理工作带来挑战。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 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广大居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 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因素增多、渠道扩大、程度加深。兵团城市社区已经不适合再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行政命令式社会管理方法了。

2. 社区在兵团城市治理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

按照法律规定, 社区居民委员会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现在社区居委会的大量精力却是放在处理上级行政部门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组织居民开展活动、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不够, 居委会成为政府的腿脚, 自治的功能大大弱化。

社区承担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条件不相适应。目前兵团城市社区承接了退休人员管理、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管理、社会治安管理、环境管理、外来人员管理等多项事务。但是社区的工作条件却相对滞后, 由于兵团城市大都属于新兴城市, 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有些社区办公环境和条件较差, 没有足够的空间为居民提供学习和活动场所。

社区干部队伍素质与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兵团城市社区起点低、起步晚。很多社区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专业知识缺乏, 在工作中能力素质不适应的情况较明显。

三、兵团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思路和建议

1. 探索完善符合兵团城市实际的社区管理体制

由于石河子设市较早, 在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管理模式, 即“双重领导”、“师市合一”———石河子市实行自治区和兵团双重领导, 第八师与石河子市实行一个党委的领导体制, 师市党政部门合署办公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由此形成兵团城市社区“两级领导、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模式, 即在师、市两级领导的基础上形成市、民政局、街道办事处三级管理体制, 构建市、民政局、街道、社区四级网络。

2. 构建“四位一体”的社区治理结构

兵团城市社区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 加强社区自治与组织建设, 形成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社区社会组织“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机构, 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和前沿, 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领导核心, 要高度重视社区党组织建设。大胆创新党组织的设置形式, 配齐配强党组织负责人, 充分发挥党组织及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 保证社区建设的顺利进行。二是发挥社区居民委员会引导社区居民自治的作用。社区居民自治是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引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通过大力培育居民的参与意识, 不断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 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 丰富居民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使居民真正懂得建设美好社区、创造幸福生活, 要靠居民自己。三是政府负责是前提。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 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一是不能越位, 凡是社会能够自主解决的, 市场能够调节的, 社会组织能够解决的事项,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政府不再过多作行政干预。政府不能缺位。该由政府管的, 一定要管好、管到位, 不能推给市场、社会, 政府要切实担负起应尽的责任。社区工作站是政府服务职能在社区的延伸, 承担政府下移到社区的有关管理服务职能, 要做好面向社区居民的行政性服务、福利性服务和社会化服务。四是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 尤其是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和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新型组织动员体制。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组织运用市场化机制开展为社区居民的服务。

3. 拓展社区服务是创新社区管理体制的内容

社区服务是利用社区资源, 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潜力, 将社区居民的生活服务需求转变为社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有效形式。目前, 兵团大部分的城市社区已经初步建成了三级服务体系:一是由街道和社区成立的基层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成立了社区工作站, 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服务中心, 初步形成了街道、社区提供的基层社区服务网络。要充分利用这一服务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的服务, 增加社区服务居民的功能。二是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 社区居委会发挥的自治服务体系。要完善社区居民的自治功能, 健全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和相关的制度。引导、协调、鼓励各类企业支持社区公益性、服务性项目。开展面向所有对象、覆盖不同层次、满足各类需求的无偿、微偿和有偿社区服务。发展社区居民文化、健身、养老等自我服务组织。这是健全和完善社区管理体制的关节点, 也是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立足点。三是发动居民力量, 组织和提供志愿服务。充分挖掘和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组织和成立多支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提供面向广大居民的各项便民、利民服务, 面向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服务, 并将这种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兵团是中央治国安邦战略的一颗重要棋子。兵团城市是促进兵团发展, 增强兵团的凝聚力, 实现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的载体。社区是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社会基础, 探索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 推进社区治理, 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既是兵团发展的自身需要, 也是确保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摘要：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随着兵团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兵团传统的社会管理格局被打破, 社区成为社会治理的新主体。加强兵团城市社区建设, 创新社区治理体制,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兵团存在的政治依据, 对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兵团,城市,社区治理

参考文献

[1]李立国.在推进社区治理中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J].求是, 2014 (1) .

[2]马西恒.社区治理创新[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1.

社会治理体制 篇11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立体的现代化

《同舟共进》：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您看来，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过程中，基层治理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肖滨：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落实到地方，就是要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化，或者说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人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基层治理不好，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治理，甚至对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

从宏观上说，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政治选择。首先，从国家建构的角度看，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至今已有66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最初的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到靠单独的国家行政管理，再到现在提出国家治理，既是回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也是维护政权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需要。其次，就现实而言，国家之外，私营企业、新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公民意识的觉醒，自然要参与治理，也就需要形成新的规则，就会要求改变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都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三，就国家权力内部而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央要统筹起来，就要求资源往上集中，但涉及具体的事务，单靠中央是不够的，特别是近年来教育、医疗、环保等问题日益凸显，都需要中央与地方协调处理，这就牵扯到中央与地方权力责任利益的划分，如果缺乏清晰的划分，就很难做出有效的分工、有效的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当然意味着以国家为中心，但同时也要求多元参与、协商、协同，这才叫治理。当我们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候，不能只盯住中南海，而要从无数的基层单位做起，它可能是一个街道，一个社区，一个村庄，甚至更小的单位。如果把国家治理看成是高楼大厦，那么基层治理就是砖瓦，是基石。从这个角度看，就不能让国家治理现代化仅仅停留在宏观的抽象层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很具体的东西，体现在省、市乃至乡镇等基层单位治理的现代化。这是一个立体的现代化。

基层治理多方面问题亟待破解

《同舟共进》：就您的观察和研究，当前的基层治理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肖滨：这可能涉及好多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一是基层资源的缺乏，最直接的就是基层的财政拨款往往不够充分，经费来源比较单一;另一项重要资源就是人力，国家公务系统投入基层治理的人员相对不足。比如，在广东的一些乡镇，往往汇集了大量外来人口，但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其公务员编制和行政经费受到很大限制，导致有些事情想做却不能做的尴尬局面。

第二，内部上下级关系没有充分理顺。无论社区也好，乡镇也好，上面都有一些“婆婆”。权力、利益都在上面，而责任和压力都在基层，自主权比较少，这种结构上的失衡，对基层治理非常不利。权益得不到保障，就會影响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人心也就难安稳，大家都往上跑。最近两年虽说下放权力，但据我的了解，有一部分是把包袱、责任下放给地方，到头来加大了基层治理的难度。

第三，民众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既然是治理，就需要民众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但就目前来看，包括NGO等一些社会组织以及公益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还不够鲜明。党政部门没有给予这些组织足够的重视，没有体现出多元协同的特点;另外，涉及一些具体的制度运作，比如民主监督、民主治理等，缺乏普通公民的参与，就很难运作起来。

最后，一些法律规范还存在不适应的问题。我们发现，虽然农村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里也有《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但其中的部分法律规定跟现实运作是有距离的，导致一些改革难以深入。比如，“居站分离”，本意是想让居委会回归自治，但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往往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居委会、工作站、党支部到最后变成了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或者即使三套人马还是一家人。这些改革措施要到位，就需要法律作进一步调整。

引导公共权力横向转移

《同舟共进》：说到“牌子”问题，很多人注意到，基层政府机构，特别是街道这一级，往往出现一个小机构挂数十块牌子的状况，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肖滨：这就是所谓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说到底还是关系没有理顺。比如涉及计生、环保、治安，上面有各种“婆婆”，每个“婆婆”都想牵一根线下来，于是就体现在挂了很多牌子。这也说明，从内部的纵向权力关系看，根本上还是一个压力型的体制，省里压市里，市里压县里，县里压乡镇，一级一级压下来。

《同舟共进》：换个角度看，政府集中了很多职能，又舍不得分给社会，通过NGO等社会组织参与完成，导致自己揽了很多，要做又完不成。

肖滨：这就回应了前面提到的这种压力型体制，是非常不利于基层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在这种体制下，行政任务就像发包一样，纵向派发，层层施压。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行政权力的横向转移，这意味着一些行政职能以及一些公共物品的服务，要通过横向分割交给社会，而不是单纯靠行政系统来承担。当然，前提是解决纵向治理结构中的一些问题，否则很难实现。

如何走出“双维困境”的怪圈

《同舟共进》：涉及基层治理的具体问题，比较突出也相当棘手的一项工作就是维稳，您如何看待基层治理实践中“维权”与“维稳”的关系？

肖滨：作为与民众直接接触的单位，基层显然是维稳的主力部队，也容易构成直接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这其实是基层角色错位的一种表现。在我看来，如果说基层有两只手的话，那么首先一只手应该是温暖之手，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或者说维护民众的利益;但现实是，压力型体制把维稳压给基层，基层往往充当了执法的急先锋，比如计划生育、征地拆迁等，这些问题都是容易和民众发生冲突的，靠基层部门去解决，当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出现紧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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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如何才能走出这种“维稳”的怪圈呢？

肖滨：既然是治理，要协商协同，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一些纠纷处置中，如果司法途径走不通，可引入第三方机制。同时，在一些公共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减少对公众利益的伤害。

比如，顺德容桂镇2010年2月成立全国第一个“公共决策和事务咨询委员会”，从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村）民代表、工商企业代表等人士中选取具备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关心社情民意、热心社会事务的人士，聘任為委员，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决策咨询、问计问政。各方代表都能发声，那么公共决策最终与民意贴近了，就可以缓解维稳的压力。

小官巨腐提醒应重新审视“一把手”

《同舟共进》：我们注意到，2014年中纪委开展的前两轮中央巡视反馈，特别关注了部分省份出现的小官巨贪、小官巨腐的问题，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肖滨：理论上讲，当然是权力越大，腐败的空间越大，造成的危害也越大，但实际未必这么简单。一个官员即使“不大”，或者说位阶不高，但如果在要害之处，小官也可能是“肥缺”。比如，前一阵子广受关注的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在国家行政序列里，应该说是一个“小官”，但正是因为他控制了水资源这样要害的部门，结果依然可以成为“巨腐”。

《同舟共进》：根源在哪里？

肖滨：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一把手”的新问题。以往说关注“一把手”往往是指市长、县长或者书记这样的人，但从小官巨腐的案例可以看出，在那些外界不怎么关注也很少监督的部门，如果内部监控不到位，一旦权力失控的话，时间久了，腐败的危害也可能很大。某种程度上说，只要是要害部门，他就是“一把手”。所以，应当对基层的一些要害部门，特别是稀缺资源的掌控者进行重点监控，建立健全约束机制，促使权力公开。

基层治理创新广东经验颇多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社会创新与基层治理的关系？是否有一些成功的基层治理模式值得借鉴？

肖滨：在这方面，广东有很多经验。前面提到的顺德，除了决咨委，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改革，就是参与式预算。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钱怎么用”，尤其是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领域，通过完善公众意愿诉求表达机制及督查考核问责通报机制，让公众主动参与到民生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来，实现预算编制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是广州增城的下围村，通过建立“一事一议”民主决策制度，实现了“上访村”的“华丽转身”。这其中有一些经验就是值得借鉴的，比如训练大家学会如何开会，从制定规则入手，让大家学会玩基层民主的“游戏”。

再比如，深圳罗湖的治理也比较有特点，就是通过微信、网络这样的新手段，搭建沟通平台，让基层治理的决策更公开，通过网络对一些问题形成共识，起到监督作用。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当前推广的社区网格化管理？

肖滨：我认为有一定的正面功能，特别是从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维护角度看，网格化管理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与此同时，管理与治理，还是不能简单地等同。网格化管理，更多地还是服务于管控，如果要实现网格化治理，可能还要增加另外一些功能，比如服务，换句话说对“网格”的一些居民的服务需求，能不能及时回应？既然要实现治理，在“网格”里，能不能把NGO、志愿者吸纳进来？所以，网格化管理，最终不应该是简单的纵向管控，而是要形成一种横向的结构关系，才能让简单的管理向治理转型。

社会治理体制 篇12

一、企业会计管理体制建立与完善的影响因素

1.宏观政治环境的影响

政治环境对于企业会计管理体制具有重要影响, 因为从根本上来看, 企业的会计管理就是一个政治管理的过程, 一个企业的会计管理体制必然是其所在国家宏观政治状况的集中反映, 体现着国家政治对于企业发展的相关规定与要求。政治环境对企业会计管理具有发展动向方面的重要影响, 而对于国家发展而言, 政治与经济二者相互影响, 互为前提与基础, 因此要真正促进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转变与完善, 一定要从宏观的政治环境入手, 为企业会计管理营造一个和谐有利的外部环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 多数企业已经实现了有效的政企分离, 但是政治体制对企业会计管理的影响仍然较大。

2.微观经济状况的影响

企业的最终目的是盈利, 因此微观经济状况以及经济体制对企业内部的会计管理具有重要影响, 无论是对会计工作的根本属性的影响还是企业会计行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环境与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无论是经济主体的丰富还是经济政策的开放, 都为企业的会计管理体制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企业逐渐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独立参与者, 在财务会计管理方面也实现了自负盈亏与独立核算等, 为企业更加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 经济环境对企业内部会计管理体制具有重要影响。

二、共同治理机制下企业会计管理体制完善的意义

1.共同治理机制的概念阐述

共同管理机制的核心理念是利益相关者财务理论, 是以利益相关者的公共利益为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发展的导向, 并由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的创新性财务体系。在共同治理体制之下,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者企业的经营风险。共同治理机制涵盖了共同所有权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以及托管责任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2.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会计管理的全新要求

共同治理机制的建立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企业管理由单边管理向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方向转变。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有利于有效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从而推动企业的长远发展。多方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股东以及普通员工与债权人等, 通过加强企业会计管理体制, 满足他们对企业的需求。在共同治理机制之下, 企业的会计管理体制能够有效揭示企业内部财务信息状况,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从而能够更加公正地进行利益划分, 也实现公司现有产值的最大化。

3.增强企业员工积极性,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作为企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 对于完善企业的会计管理体制、推动企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共同治理机制下, 人力资本被更加重视, 其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并巩固。在共同治理机制之下, 人力资本被纳入到会计管理体制之中, 并在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现有资产的增值, 并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良性循环系统。

4.满足时代发展对企业会计管理的需求

时代发展给企业会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业的会计管理体制更加倾向于流程管理, 流程管理要求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具备更高的敏感和弹性, 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在业务流程管理理念之下的会计管理体制更加注重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只有在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前提下, 才能实现企业核心价值的增值。利益相关者理论也要求企业将信息建设作为重要内容, 在信息建设的有力支撑下企业才能够有更长远的发展。而共同治理机制下企业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开展会计管理建设, 也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

三、当前企业会计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内部财会管理与市场发展存在脱节

由于企业内部财会管理仍以传统的管理方式为主, 其滞后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财会管理的发展, 从外部环境而言, 与现代规范化市场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存在一定的脱节。当前, 企业内部财会管理中最大的问题与障碍当属对注册会计师的审核, 共同治理机制对企业的会计管理行为进行了幼小的规范和科学化的指引, 通过有效对策的实施能够进一步完善企业的财会信息公开与信息披露制度, 这也是当前企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会计管理体制完善的重要内容。

2.财会收支混乱的现象较为显著

当前的企业财会收支较为混乱, 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在于会计管理在企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肩负着企业成败的使命, 而驱动其效率提升与作用发挥的内在原动力也在于企业的利益性以及财会管理的全力保障。会计管理体制的完善要通过外因与内因的统合综效才能实现, 内因是关键, 因此, 一定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收支混乱的局面, 为体制的完善提供可能。

3.会计统计信息失真导致的资产流失

当前的会计统计信息失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的财产流失, 给企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现代企业的信息建设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会计信息失真却成为当前的主要障碍。会计信息能够基于共同治理机制实现对企业经济剩余的监督与评价。但是随着多方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实际管理, 存在一定的利益集团将会计管理占据为调节个人利益的工具, 信息失真现象也是受到利益的驱使。企业会计管理体制要通过内部调整不断符合客观经济环境的要求, 从而能够保障企业的自主经营与发展。

四、推进企业共同治理机制会计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起完善的董事会制度

现代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要求企业内部建立起并行的董事会制度与监事会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强有力监督的基础上实现董事会中各权力主体对企业财会制度的决策作用。董事会在整个企业运行中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企业财会制度的完善需要从科学与民主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入手, 通过完善职工董事制度、银行董事制度以及独立董事制度, 尽量规避在企业财会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 在实现公司盈利与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建立起完善的监事会制度

监事会机构的存在对于企业财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是共同治理机制下现代企业不可或缺的组成机构之一。当前的监事会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地位不高、相关人员专业素养有待提升、激励制度难以发挥效用等, 而监事会制度的完善首先要从人员入手, 在监事会入选人员时提高门槛, 要求其具备会计知识与相应的法律知识等。其次要扩大监事会的管辖与职权范围和力度。最后还需要完善奖惩机制和激励制度。

3.建立起完善的财务委员制度

对于大型企业而言, 其会计管理体制的完善一定要有专业的财会委员部门, 包括审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及薪酬委员会等, 只有完善这些委员会设置, 才能对企业财会管理与相关利益者起到制衡作用。一方面要逐步实现委员部门设置的独立性, 并强化其职权, 另一方面则应该加强对内部人员的审核与管控, 在企业内部树立起绝对的权威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个科学的管理体制来支撑, 而具体的体制则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对于企业会计管理体制, 其结构的搭建一方面要综合考虑多方利益相关者, 即共同治理机制对于会计管理的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则是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完善, 为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搭建一个高效畅通的现代化平台, 从而为企业会计管理保驾护航。笔者相信, 随着共同治理机制在企业会计管理中的应用及其体制的完善, 企业能够在强化会计管理的基础上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 从而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许亚楠.基于共同治理视角的财务分析体系重构[D].安徽财经大学, 2014.

[2]朱传宝.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财务目标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3, (5) :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