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模式（精选8篇）
社会治理模式 篇1
现代社会治理的温州模式
不久前，笔者受邀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厅局级干部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分享了温州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思考。笔者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第二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这两年做了些什么；第三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第一部分：
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
让我们从央视对“毒明胶”、“毒水龙头”的新闻报道谈起。央视“3•15”晚会和《经济半小时》栏目，分别在3月15日和21日，曝光了温州“毒明胶”和“毒水龙头”。央视报道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但笔者的一位记者朋友了解到，央视报道是有瑕疵的：因为我国关于水嘴中铅析出要求的标准主要有1个国家标准和3个行业标准，关于水嘴重金属含量新标准今年9月才开始实施。
温州是国内水暖卫浴基地，面对温州水暖卫浴的“生死抉择”，政府及职能部门当然要有所行动。但这个时候，最应该站出来的是温州市五金卫浴行业协会。笔者之前参加过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会议，也听到水暖卫浴产品存在的问题，行业协会也多次呼吁，但问题未能解决。大家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还有抵触情绪：水暖卫浴质量和标准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央视为什么选择曝光温州？但我认为，这并没有冤枉温州，温州这座城市在质量问题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深知质量对于一个企业、产业、城市的意义。而在2013年底，陈金彪市长和温州市分别荣获中国质量30年十大人物和城市，温州更有责任在质量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
历史上，温州企业因产品质量有过很多这样不同寻常的经历。但温州鞋革协会、温州服装协会、温州打火机协会、温州电器行业协会等，在温州产业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及舞台。
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板黄发静联合温州打火机协会会员企业到欧盟打官司，他本人获得2003年CCTV中国经济人物。温州打火机大佬周大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温州行业协会文化其实就是温州企业家文化、温州人文化：抱团、争取、突破、义利并重。
温州民营企业奥康联合温州鞋革协会以及其他温州鞋企，在“武林门火烧温州鞋”12年后，策划了火烧仿冒温州鞋的假冒鞋。效果颇为轰动，在中国或者温州质量史上，“杭州武林门两次烧鞋事件”绝对是标志性的事件。
相信温州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在重振温州水暖卫浴产业中找回行业的话语权。“毒水龙头”事件后，温州政府及职能部门在产业引导扶持、监管打击等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企业是主体，要做有责任心、良心的企业；行业协会除了要做好行业自律、危机预警外，还要承接政府行业标准制定、执行、技术壁垒、产业人才培训等部分职能，统筹解决。这就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其实，温州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正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主体。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治理路径的构建。在温州，政府的代表就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市场的代表主要是民营企业，社会的代表就是社会组织。以前，很多人对温州有过误读，认为温州政府是“无为政府”。其实不然，温州政府是最接近现代治理理念的地方政府，温州政府把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让渡给市场和社会，也就是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民营经济、社会组织是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是温州的金字招牌，更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
清华大学王名教授评价说：“温州的社会组织与市场经济同步，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市场自发、民间公益、社区协同、跨域共治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领域广泛、门类齐全、大小各异、上下结合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彰显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温州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具有民主选举、良性生态、见贤思齐等温州特色，有腾出空间、提供支持、顶层设计、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为温州公益创投项目点评：“温州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协会，与文体类、公益类、城乡基层类的社会组织构成了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在参与中成长，并推动温州市民社会进程。”
第二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做了些什么 在这里分享一下温州做得比较漂亮的几件事。
1.《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等“1+7”文件的出台。最近几年温州出台大型政策都采取“1+N”模式，进行政策配套，统筹解决问题。当时，温州参考了国内广东、上海、北京以及浙江宁波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社会组织改革的文件，吸收其精华。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温州正在进行的民办教育改革、金融改革等热点，结合温州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形成了“1+7”文件。2012年11月1日，笔者等侯在市委、市政府印刷厂，把热乎乎的文件第一时间快递给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李立国说，温州“1+7”文件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上、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上和促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上，全国最先进、最完善、最有意义的一套文件”。
2.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党的十八大前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到全国各地调研地方社会组织创新工作，调研组对温州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工作予以高度认可。2012年11月20日，李立国部长赴温州考察。2013年1月16日，李立国部长和李强省长分别代表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合作协议。部省协议实施一年来，存在的问题是这一年没有借助协议，让民政部和浙江省政府为温州民政工作解决一些战略性或当下棘手的问题，或者至少吸引政府在财力、人力等资源方面的投入，为全国提供一个样本。
3.温州入围首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在温州调研时提出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当时，正值“1+7”文件出台前，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经常会遭遇法律方面的困境，创新精神和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矛盾或冲突。当温州市民政局局长李爱燕把这一困境向部里反映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既解决了温州当下问题，也可以推进地方社会创新和现代社会组织建设。2013年4月，民政部以文件形式确立开展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创建活动。今年2月，温州获评第一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
温州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率先启动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减免开办资金，对“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四类实行“零资金门槛”；通过增加字号等形式突破“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限制，允许适度竞争，为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空间。截至2013年底，温州市社会组织登记总数，跃居全省各地级市首位，达6731家，较2012年底增长了43.2%。经省民政厅授权，温州作为省内首个地级市开展了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工作。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向下级延伸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一方面可以为举办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必将大力激活民间慈善力量。温州市之前近10年时间非公募基金会只成立了20余家，而试点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已有13家基金会在市本级登记成立，政策推进效果立竿见影。
——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成效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热情，对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民办养老机构，明确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并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这一项改革使民间资金办学、办医、办养老的热情得到激发,社会参与教育、卫生、养老呈现快速扩张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市民办教育固定资产总投入近2700亿元，实行改革后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累计引进民资达145亿元。实践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有益探索，减轻了国家负担，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从体制机制上改进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深化平台建设，健全社会组织服务体系。1.搭建服务平台。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参与、专业运行、项目合作”的模式，搭建全市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体系，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场地、项目和技术支持，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986家，其中市、县两级平台累计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场所面积近3200平方米，实现了市、县、镇、社区四级全覆盖，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探索开展了分类培育孵化试点，打造共青团、老年等专业化社会组织孵化基地。2.开展公益创投，推动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公益服务资助和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生产实现有效对接。2013年，市民政局与新闻媒体合作开展了“寻找温州最美公益创投项目”活动；乐清、瑞安等地依托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进行公益创投；苍南专门出台了公益创投的项目管理办法；瓯海区建立了公益项目库。2013年全市依托服务平台共征集公益项目150余个，获资助项目110余个，资助金额累计260余万元。3.建立发展基金。以公共财政为引导，以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的方式，组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全市累计到位原始资金3500万元，继乐清市成立全省首家县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后，各地也已陆续登记成立，实现市、县两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全覆盖。同时，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探索成立了全省首个镇（街）级的社会组织发展基金。
4.温州创新赢得政府和学术界关注。2013年以来，全国研究社会组织的知名学者来到温州，为温州传经送宝。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接待全国政协、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及民政系统等调研组20次，专家学者50多位。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为什么脱颖而出
不得不承认，温州社会组织工作与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江苏省南京市，还有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整体性的，尤其是政府资源投入、人才瓶颈、职能部门思维方式等，不是一两年能赶得上的。其实，2012年之前的温州，引以为豪的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培育，也全面走入低谷，只有协会自己自强不息。但温州优势是由这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基础决定的，决定了温州人的民间基因，这也是温州现代社会组织脱颖而出的根本性原因。
首先，民政部门自身转型升级需要社会治理创新。以温州的“1+7”文件为代表的地方和基层社会创新，正好和民政部的当家人思考相吻合。温州民办教育“1+9”文件（现在升级为“1+14”文件）启动早、力度大、创新多、系统性强，但效果不如社会组织“1+7”文件。
其次，温州民政为什么要革自己的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应该是民政部门比较好的业务，有点“权力”的业务。以前政府、公众对社会组织审批意见很大，但这与相关条例滞后有关。个别市民写信给市委书记或通过网络反映登记难问题，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授意下，温州市民政局痛下决心，抓住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机遇，要革自己的命。
第三，我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在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温州创新实践出台政策文件就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们得益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创新经验。我们提出民办非企业单位取得合理回报，也是学习了温州民办教育取得合理回报的论述，我们再接再厉把合理回报拓展到民办医疗、养老领域。并且，温州人具有别的地方不可能有的敏感度和执行力，于是走在了改革创新的前列。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笔者认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存在误区。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基层创新。在法制社会，基层创新越来越没有空间，顶层设计却迟迟未到位，基于我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地域差异性，顶层设计往往失去威严。以社团条例修订为例，已被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敲定了时间表。2014年已过去3个多月，社团条例仍未修订，比预期进度慢了很多。只有顶层设计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期待着，因为春天已经来了！
前不久，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北大演讲说：公民声音获倾听会让国家更强大。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多多倾听来自民间和基层的声音，会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快推进！
社会治理模式 篇2
(一) 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任何政治因素毫无疑问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因素上来。社会治理也不例外, 应当与所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相匹配, 恰当反应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 只有总体把握社会经济状况, 才能有效选择社会治理的模式。
社会治理在基本概念上分为广义和狭义。社会治理从广义上说, 是指管理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而狭义的社会治理则指除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外, 仅限于与之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管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定义, 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进行管理, 主要目的是促使社会系统协调运转, 促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全面协调发展, 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谐有序进行, 达到对社会治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共同价值的基础上, 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 他们通过共同协商、研究、决策, 最终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模式。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与社会价值, 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 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 立足我国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情况, 同时考量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三个层次, 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治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管理主体通过计划、组织、服务、领导和控制,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协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发展, 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社会活动。
(二) 社会治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上, 通过治理活动对社会的人、财、物资源合理配置, 有效协调产、供、销等市场要素, 实现生产力科学组织与发展;在社会属性上, 有效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 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善的社会关系, 使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的价值与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公共利益,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使社会发展有序、健康和高效运转,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张康之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一文中曾经论述到, 虽然公平、公正、秩序与服务、效率、和谐等, 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 但是,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 这些基本价值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1]。在传统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秩序方面。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效率。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 其他的核心价值都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种价值。社会治理反映了能动与被动、自发与强制, 以及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 是秩序、规范与人性的综合反映, 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 有效发挥社会庞大系统工程的功能与作用, 重要的是,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社会平衡的调节机制, 遏制、减少与消除反社会的行为,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与全面发展。
(三) 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 在传统社会里政府是主要的方式, 在治理的方法上多呈现为人治, 它们包揽一切事物, 对社会实施组织化管理, 以至于弱化了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 造成管理效能低下, 寻租现象严重, 出现了畸形社会发展的不良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管理主体, 它与政府协同治理社会, 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所言, 统治是政府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而治理是一种靠共同目的为支撑的活动, 其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 同样也并非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2]。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各级党委, 作为执政党, 党委对社会治理具有领导作用, 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由于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 党没有特殊的利益, 所以, 党本身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 因此, 作为党的具体化的各级党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二是各级政府,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 它与党委一样, 能够有效调动不同社会资源, 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代替。三是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新型社会治理主体, 其产生和发展打破了政府治理的唯一模式。一般而言, 政府治理具有强制性, 而社会组织的治理具有非强制性, 因此, 面对纷杂的社会状况, 社会组织治理比较政府治理而言有其优势。但是, 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时间不长, 尚不发达, 故其对社会治理的功效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据统计, 截至2010年底, 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3.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 法国达到110个, 日本达到97个, 美国达到52个, 阿根廷达到25个, 新加坡达到14.5个, 巴西达到13个, 而我国仅为3.37个[3]。四是公民, 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被治理者, 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教育公民, 将其纳入管理主体的范围,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进一步发挥自治功能, 才能实现有序社会目标。需要说明的是, 当前有一种怪论, 即崇拜西方的社会组织治理和公民自治, 而忽视与排斥政府治理的作用, 这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小政府、大社会”, 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 或许是一种进步, 但过分迷信或夸大社会组织的作用, 有意或无意的削弱政府职权, 很有可能使社会管理误入歧途。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判断, 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不可反驳的公理性论断。就我国而言, 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是人民协议选择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 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这表明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个领导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正当性, 这种正当性决定了它具有独占性、不可阻碍性、不可抗拒性和不可侵犯性。意大利学者普特南提出“强社会、强国家”[4]的治理模式受到北欧多国政府的青睐, 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构建党领导下的科学、普惠、普适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苏东剧变、人亡政息、社会倒退就是忽视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力量之恶果。正如学者陆文荣所言:“在中国,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其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 政府这只推手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 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四) 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 有人称之为社会管理, 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治理, 甚至有人认为三者系三种社会治理模式, 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模糊认识。笔者认为, 三者虽然表述不同, 但在性质上具有同一属性, 基本涵义也大体一致。首先, 目的相同。均是为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作用, 促进秩序优化和社会和谐。其次, 主体相同。即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和混合的管理主体。其三, 方法相同。即均采用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手段与方法, 对社会进行治理。当然, 三者的不同表述也表明了治理策略与重点上的不同差异:社会管理侧重于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 强调其主导性价值;社会治理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承担, 强调其共同性价值;而公共治理更关注于公共政策、公共关系和公共产品, 强调其公众性价值。
当前, 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宏观上的问题, 也有微观上的问题;既有治理主体与范围上的问题, 也有功能与机制上的问题。朱勇同志将其总结为“七重七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重物质丰富、轻思想道德;重静态治理、轻动态治理;重各自为政、轻通力协作;重普遍管理、轻特殊治理;重治理管控、轻服务尊重;重实体治理、轻虚拟治理[6]。围绕上述问题与差距, 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任务:一是增强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的认识,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 有效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遵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 立足中国现实, 放眼世界变化, 继承和发展传统治理方式, 吸收国际文明发展成果, 使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工作协同, 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
(一) 社会治理模式的分类
向春玲教授认为, 社会治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治理型模式和社会自治治理型模式, 认为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应当归属于政府主导加上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3]。学者张康之则认为, 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来看, 它的发展趋势是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的模式是用权力去治理社会, 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来治理社会, 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德治”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 提倡人们用道德治理。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 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以权治为主, 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以法治和德治为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是以法治为主, 但是在法制健全和规范的情况下, 也有着权治的内容, 而德治是被排除在外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德治为主的, 但它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当然, 在管理过程中, 也会包含一些权治的内容, 但权治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 并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且不经常使用。不论对治理方式如何表述, 但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 在主体上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方式方法上内容更加丰富, 在治理功效上效果更加明显, 正如学者孙晓莉所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7]不仅如此, 在目标追求上, “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 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或实现宪政制度创新。”
(二)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 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 倡导社会的共同精神, 即坚持政治平等, 鼓励团结与合作, 提倡信任和宽容, 强调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社会治理的路径, 学者陆文荣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 培育时代新公民;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既利用政府的组织资源, 又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且进一步认为,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这两种社区治理模式, 作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继续发挥其功能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实践需求。学者杨党校认为, 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相应的, 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治理方式演变, 在路径与对策上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转变政府职能, 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 (2) 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 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 (3) 根据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 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多元治理; (4) 倡导公共精神, 加强道德立法, 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
当前, 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上的难题:一是社会组织正在孕育和发展之中, 其功效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有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因此,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合理的支持, 促进其成熟, 并因地因时制宜, 在党委和政府的监管之下, 逐步让社会组织承担适当的管理职能。二是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 包括商会、行业自治尚不成熟, 与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很多地区自治功效徒有虚名, 一盘散沙, 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与责任。应当重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家族领袖的作用, 让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真正立足于基层社会。三是政府治理滞后, 应当更新观念, 创新模式, 强化职能, 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变动的新形势、新任务下, 应当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提升治理能力, 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 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三) 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分担
江平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有四条主线:一是人治和法治, 二是国家与社会, 三是公权和私权, 四是从法制到法治。难能可贵地从法学的视角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抓住了要害与症结, 展望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的进步。比如江平教授在解读国家与社会问题时认为, 以前国家对社会治理干预过多, 经济计划完全由国家行使, 甚至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教育、婚姻、生育等一切都没有完全的自主权。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生了大的变化, 给予社会和老百姓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 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 国家不应该任何事情都加以干预, 在经济发展、家庭婚姻等方面应有自主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改变, 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放权让利, 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国家不再来干预一切, 在教育、医疗方面社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指国家依靠强制力来进行管理, 强调社会的作用更多地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转变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是国家实现专制的工具, 现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工具。
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所以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正如学者马小红所言:“中国社会的治理以人情为核心, 以道德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里及表为主;西方社会则以理性为中心, 以制度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表及里为主。”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党委、政府管理社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 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社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 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 建立起政府治理为主导, 社会各个部门与群体共同参与, 民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协调联动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 即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正如张越同志所言:“同频同步、共振共鸣、应时应变、自省自觉”, 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孙晓莉提出了多元社会治理的观点, 认为其基本内涵包括: (1)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既包括政府, 也包括一些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角色, 近几年, 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市场化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 其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2) 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 其中既包括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也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包括,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 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等。我国治理结构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思想, 一是主体多元, 既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执法、司法群体, 又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权力机关, 还有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方法复合, 既包括行政手段、司法手段, 也包括群众自治方式;三是以法治为基础, 该体系运行既反映了事权的运作过程, 又体现出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3, (5) :20-23.
[2]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向春玲.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EB/OL]. (2011-03-07)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086754.html.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陆文荣.社会管理:概念界定和中国经验[EB/OL]. (2011-03-02)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147193.htm.
[6]李光明, 陈丽平.朱勇代表:创新社会管理要避免七重七轻[N].法制日报, 2011-03-05.
社会治理新模式 篇3
乎从道义上来说，赚穷人的钱是不对的，更为富裕的群体应该以类似于“慈善”的方式来反哺这个社会，但事实上这种“慈善”式的扶持在从根本上提升贫困群体的再创造力上收效甚微。在双创的政策背景下，社会企业则有望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中央提出补短板、惠民生，是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调整。到2020年，这个市场能有几十万亿的规模。”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除了政府部门这个主体以外，社会企业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甚至充分享受其中的红利。
社会企业成新起之秀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
魏文锋的创业史可以浓缩成一个让女儿远离有毒产品的故事，或许可以给创业企业一些启发。此前在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他，离职后先是创办了一家化学品的评估公司，专门研究化学品对于环境和人体的伤害，年薪能达到100万元，用他的话来说“还算比较成功”。
然而在不惑之年，他换掉了这份工作，起因竟缘自女儿那张用来包新书的书皮。
“女儿一年级的时候发了新书，学校老师跟她说包书皮，我很自然地想到，去找一些牛皮纸、挂历纸，因为很多70后都是这么包的。但是她说不对，老师说用塑料的去包。”魏文锋向《经济》记者表示，他听后很担心，塑料书皮的胶黏剂和PVC膜到底安不安全，这在他心里形成了一个疙瘩。
2014年，魏文锋到实验室检测了这些塑料书皮，结果发现里面含有一些有害的物质，甚至包括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多环芳烃，以及对孩子身体发育有影响的邻苯。
“对于包书皮这件事情，我可以让我的女儿不包这种书皮，也可以劝阻她的同学，但是杭州有30万的小学生，怎么让他们不用？我给很多部门打电话，但是没人理我，即便有人理也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让魏文锋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得到他们的关注。
于是，他花1万块钱把市面销售的书皮买回来，送到实验室去检测，一共检测了7种书皮，拍了纪录片放到网上，点击量两三天便达到120多万次，有1万多人在他微信上纷纷点赞，让他继续做下去。
“这种感觉，跟以前做公司赚钱的感觉很不一样。”在这件事情之后，魏文锋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将愿景定位成让天下孩子远离有毒有害的产品，专门检测孩子用什么是安全的，甚至打造了专门的企业LOGO。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可行的，并打通了一条自“媒体+检测+团购+微店”的盈利链条。
“除了书皮以外，后面还检测了很多东西，铅笔、橡皮等，我的粉丝不多，只有2.6万，但是其中有1.5万的家长会下单，转换率很高，全部收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0多万元，仅仅2016年到现在就有120多万元，只运行了10个月，这个市场很大。”
在创造了经济效益之外，魏文锋的“搅局”使得质检总局在今年2月份对上海和江苏进行书皮专项抽查，学生用品标委会开始讨论对学生用品标准进行更新。
但是既卖货又做评测也让他遭受一些质疑。“我索性‘裸奔’，按进货价卖出，包装费、人工费、快递费按实际收取，让家长们看着捐钱，结果这样做的收入甚至比原来还多。”这件事让魏文锋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魏文锋的这家企业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如果说这家企业究竟与传统的经营学生用品的企业有何不同，就在于其中夹杂着的那份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有很多，且多以中小型为主，它们常常被大品牌的广告LOGO淹没，或者为偏远山区的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或者帮助残疾群体打造生存本领，涉及领域不一而足。
据徐永光介绍，社会企业主要作用在6个领域：失业、公平增长、贫困、公共服务、金融和私营部门，把经济和政策发展带来的好处带给需要改善生活的人群。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中国社会企业的资格认证还存在问题，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所鼓励发展的、减免税的企业和社会企业领域基本是重合的，所以这对社会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政策利好。
徐永光表示，中国的社会企业可以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现在社会上无良企业有很多，制造地沟油、毒奶粉、毒跑道，一些排污企业给员工带去尘肺病。中国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企业，而是能够在环保、高科技、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对于社会企业，人们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看来，私人企业是由私人投资，积累的是私人资本，是可以分红的，而社会企业最根本的不同是由社会投资，最后积累的是社会资本，归基金会、民非等所有，用于社会投资。
“从业务范围看，私人企业可以说法无禁止则可为，香烟等都可以。但是社会企业还有一些底线，就是不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就业问题。私人企业以利润为最高目标，有时为了利润会牺牲公众利益，而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会牺牲利润。”刘文奎向《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慈善机制的长处，规避了两者的短处，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社会效益。
社会企业的营利之争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企业该不该营利的问题众说纷纭。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尴尬所在。
“对于社会企业，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左、中、右三派之争，偏左的认为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就是非营利机构，中间派说可以有限地分红，右派说分红是股东的事，跟别人无关，要坚持它的社会使命，不能用是不是分红来捆绑他。”在徐永光看来，社会企业不能营利这种做法根本走不通。
“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原来有法律规定，利润分配不得超过35%，但是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投资方不给投资，捐款方不给捐款，使他们遭遇了资金黑洞，证明有39%的英国社会企业缺乏资金的发展支持，而主流的中小企业受到这个困惑的只有5%。”徐永光介绍称，2015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社区利益公司分红限额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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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社会企业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税收优惠，为什么他们还要接受认证，受到法律严格的监督？原因在于有了社会企业的认证之后，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会得到很多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消费他们的产品。
即便从香港来看，其最初把社会企业定义为非营利组织，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香港社企总商会通过认证了500多家社会企业，几乎全部是社团创办的非营利社会企业，然而过去十年来，不少谋利组织创办的社会企业，在耗尽政府的资助后便难以为计。大量的事例证明，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会企业比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企业更具生命力，更能创造社会效益。可是，一直以来，私人创办的社会企业完全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两个政府出资创办的基金皆拒他们于门外。”徐永光透露，经过细心实践，以及参考了别国经验，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决定采取35%的利润分配上限的方式，开始接受私人社会企业申请政府资助。
在徐永光看来，即便是社会企业鼻祖尤努斯，在坚持社会企业不能分红上已经遇到了挑战。“2015年，我到孟加拉看到这些不分红的社会企业发展得并不怎么样，都在消耗资源，除了格莱美银行，很少有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的。”
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证明了，盈利对于企业本身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企业需要声明自己是公益性吗？千万不要，就是做企业，不要说自己做公益，说自己做公益马上把你捆绑，你就很难发展。”徐永光表示，社会企业千万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一贴标签就要受到道德绑架。
“营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朋友都表示，要先赚钱，然后才能继续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红路对《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应该有能力解决盈利问题。
与很多企业抓痛点最终是为了抓利益不同，社会企业试图实现的是“痛点——利益”的无限循环。
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靶心。“像失能失智老人的养护、护理等工作，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但是很难做好，其实也不应该由它来做；NGO无权、无钱、无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人、有能力，但是趋利做不好。”徐永光表示，这种事情只能依靠于社会企业。“有一家民营医院是社会企业，从2006年开始，政府把自己花几亿元盖的养老机构一个接着一个交给这家企业经营，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不仅投诉率下降，经济效益也得到提升，床位增加了十倍，就是因为进行了社会企业改制。”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善经济时代”，千万不要认为社会服务业不要工业化，脱离工业化，很随便地进行想象和创意，结果转化不了社会成果，就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现在全球人均GDP已经过了一万美元，生产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要讲究好，这是全人类目前出现的一个大的挑战。中国未来几年很快就要过一万美元的大关，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会促使我们调整生活和生产方式。”王振耀表示，在这种趋势下，社会服务业也在创造经济价值，而且创造得还不少，“现在中国税收的54%已经来自于服务业，来自于第三产业”。
在他看来，“善”的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过去是求企业，给社会企业募捐一点，而现在很多企业家对社会企业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他们突然发现，没有社会价值寸步难行，企业很快就会垮下来。”
现在中国就有大量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企业，王振耀把它归结为5类。“第一类叫社会福利企业，每年的产值有100多亿元，有五六十万残疾人在那里就业，这是有盈利的；第二类社会扶贫，有很多政府的投资去支持贫困地区兴办企业；第三类是很多政府对于高新企业、农业、环保企业等免税；第四类就是现在几十万家的社会服务机构；第五类是公益金融。”
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一类，社会企业一定是引领经济和企业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创办社会企业一定要注意与政府对接，与社会问题对接，包括现在的儿童问题、养老问题，政府都很着急，能不能放开这个领域，开拓不同的市场，让地方政府追着资助，是社会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社会治理模式 篇4
陈旭 学号122001171 摘要 本文以群体事件为切入口，探讨在群体事件中如何对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希望给给当前的政府治理模式带来新的思考。
关键词 群体事件 政府 社会治理模式 变革
前言
首先给大家讲个案例，启东事件。事件发生背景王子造纸在南通设立了造纸厂，但有大量污水需要排放，于是决定将排污工程管道在启东附近入海，计划建造一条110公里长的排污管道，将南通、海门、启东沿线所有污水处理后，统一排放，设计能力是每天60万吨，后来降低到每天15万吨，是为“南通排海工程”。江苏启东市数万民众举行示威，示威者广为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启东人站出来，抵制王子造纸厂“将有毒废水排放到启东附近海域”，号召举行“保卫家园”行动。
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当时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数千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并冲进市政府大楼，并从市政府中搜出了许多名贵烟酒等物品，并在警察到来之前将这些物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武警于上午9时许抵达现场，但只是维持现场秩序，并未采取以往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强制驱散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众示威过程中，出现了民众掀翻汽车、捣毁市政府办公电脑等暴力行为，而警方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
在冲突过程中，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遭到民众扒光上衣，市长徐峰被强行套上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但启东市领导并未下令警方采取进一步强制措施。
中午过后，警方的处理态度开始有一定的变化，开始抓捕一些过激分子，在此过程中，有少量民众受伤。日本媒体《朝日新闻》称，该报上海分局局长奥寺淳28日赴启东采访拍照时“遭十几名警察的暴行，头部被踢，并被没收了照相机和记者证”，并向中国提出抗议。
当天下午，冲进政府大院的上千民众全员撤出，之后当地警方封锁周边道路，抗议活动基本平息。有维权网站报道，来自无锡、苏州、常州、扬州的特警和武警部队也于当天午后陆续抵达启东封锁道路。下午有一段时间，整个网络都被屏蔽，市民无法上网
由于缺乏官方数据，该事件的示威人数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据媒体估计，有超过20000人参加，也有的媒体估计有超过30000人，游行示威人群加上集会人群将近10万人。这就是著名的启东事件，群体事件中的典型案例。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群体事件的理论概述
（1）、群体事件的内涵
群体事件即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2009年9月，中共《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群体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
宋宝安等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由社会矛盾引发，由特定和不特定的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偶合群体，以一定的目的为基础，带有明显的利益诉求性质的体制外活动，是以合法的或非法的规模性聚集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的事件。向德平等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不受既定社会规范约束，具有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集体上访、集体怠工、罢工、非法集会、聚众、游行、示威、骚乱、**、大众恐慌等等”。
（2）、群体事件的基本性质
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上千直至上万人参与的在全国也已经是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所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
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也有社会领域问题；既有历史累积的问题，也有现实中新产生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这些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
从性质上来说，当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对权利和权益的诉求，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并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
（3）、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社会不满群体存在、群众缺乏表达渠道、政府管理能力应对能力不足、群体性心理因素诱导、基层不作为，“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干部和群众长期矛盾的积累。这些都是导致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导致群体事件深层原因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法制不健全、权利过度集中、领导没有能力、是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政治体系存在问题。
二、我国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影响
1、行政效率低下让社会公平成为空头支票。转型时期，传统的平均主义利益分配机制被打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一方面出现了很多富裕阶层，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人承受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下岗,失业等社会剧痛。这是社会发展和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政府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切实维护好大多数阶层的利益，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解决好困难群众,利益受损阶层的问题，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公平。而我国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滞后，不能及时解决群众的问题，使得群众的矛盾逐渐积聚,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 加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机构臃肿，官员腐败问题严重,干群关系紧张，又极大的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2、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和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建设的心愿没有达成有效统一。传统社会，我国政府的治理一直采取的是一种管制与压力型的治理模式，要求民众完全服从,不允许有任何的反对之声。这在信息化程度不高,民众自我意识淡薄,社会相对公正的情况下，还是起到了保证政令畅通,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在当前的转型时期，信息高度发达,民众自我意识不断提高,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加之，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一些先进的政府治理理论与经验的传播及现代社会对民主法治的诉求，无疑都使民众呼唤一种服务型政府，渴望政府能够更好地为民众提供优质的服务，有效的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在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一些当地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治理模式，不是平等地与民众交流，妥善的化解矛盾，而是动辄命令,强制的做法，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民众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3、官僚体制的迟滞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群众的权益问题。官僚制也叫科层制，它在传统社会起到了整合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然而，现代社会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传统的行政理念与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科层制本身固有的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如机构缺乏弹性，无法适应环境变化； 层级太多影响行政效率；机关规模缺乏标准； 职能部门之间，由于本位观念，互不协调，甚至互相制擎;权力集中缺乏民主参与； 官员对上级负责，忽视民意；机关运作中抓权,扩权屡见不鲜等； 引发了政府管理的危机。众多的群体性事件都源于许多基层官员对民意的漫不经心，引发了社会舆情转向社会冲突，错过了处理群体性事件最宝贵的机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地方官员对社会矛盾的反应迟钝? 如果用学者的话说，这是一种体制性的迟钝，与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用老百姓的话说，干部只报喜不报忧，谈问题是“金字塔”，一级一级往上缩小，讲成绩是“倒金字塔”一级一级向上夸大。“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4、信息不流通造成官民矛盾激化。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对一个民主政府的基本要求，只有信息公开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与效率，避免官员的贪污腐化与权利寻租，才能为群众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避免一些优势阶层的信息独享与资源垄断。在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当中，很多当地政府想法设法封锁信息，即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成就逐级放大,问题逐级缩小，只报喜不报忧。而不是把问题向群众说明，采取公开的对话方式以取得群众的理解与信任，这种做法使得群众因为不知情而猜忌,困惑，更加怀疑政府处理问题的公正性与能力。于是，群众就会选择采取抗议的方式对待政府的行为，要求政府公开事件的真相和处理过程。
5、单一的沟通渠道，不能有效反映民意、导致民众对政府积怨过深。新公共管理理念要求一个政府应该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即通过一些组织,机构等缩短政府与民众的距离，让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可以适时地根据群众意见做出政策调整，等于在政府与群众之间安装了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缓冲网”，使社会张力得以释放，社会免于脆性崩塌。我国传统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机构就是政府设立的信访部门。但一段时间以来，压制上访,截访甚至以“精神病”为名滥用强制措施的负面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一些基层信访部门常常为维护一方“稳定”而有意截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所谓“越级上访”。群众在政府难以及时解决问题，个人力量实在淡薄，又没有可以依靠的团体或组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聚众示威,抗议，寄希望于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关注，以使权益得到保护,问题得到解决。
三, 推进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将群体性事件扼杀在摇篮
1、加快政府的公共管理效率，兼顾社会公正与公平。据统计，70%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源于经济利益问题，转型期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而政府的责任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高效的行政效率，因为政府行政效率的迟滞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中众多公共事务需要及时解决的需要； 其次，对政府来说，效率不是追求的最终目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才是政府治理的理想目标。政府必须具有公共责任心，以不违反机会平等和公众监督原则为前提，绝不能让少数人中饱私囊。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 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要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要注意完善政府机关的监督检查手段，消除对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具有威胁的因素与隐患。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当前，一定要从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弱势群体得到来自社会和政府的更多关怀，不断地使人民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2、积极建设民主阳光的政府体系，促进政府权利法治化。首先，应该确立一种正确,科学的价值理念，政府及公共机构人员必须及时的转变观念，抛弃“官本位”的文化陋习，树立全新的行政价值和管理理念;其次，要加强政府的法治建设，政府权利的运行一定要有法律的监督和制约，比如，不能滥用权利，随便调用警力,采用强制手段来镇压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不得违规使用枪械,警棍等武器。建立严格的责任追偿制度，对事件处理当中一些行政人员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要进行制裁,追究，使他们时刻牢记自己的行政职责，不敢僭越权利的界限，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3、把对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落到实处，构建高效率政府。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加快政府机构改革步伐，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简化规章制度。第二，要减少官僚体制的等级链，缩短政策制定与执行层的距离，使政府组织向扁平状,弹性化转变，这样才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提高组织效能；第三，应完善行政管理绩效考评制度，发挥公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强化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以便为行政管理的高效运作提供新的动力支持。第四，要制定科学的管理程序，使各项管理活动井然有序地进行，不至于在某个环节和过程中浪费时间，延缓决策过程；第五，要建设节约型政府，严格监控财务运行，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衡量活动的必要性，最大限度地节省政府开支，这也是实现政府廉洁高效的重要手段之一。
4、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利用互联网积极听取民意，加强信息公开透明。列宁曾指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公开是公共权力监督的前提，没有公开，任何公共权力监督都无从谈起。政府在运行上应该实行透明行政，公民对公共事务享有知情权,监督权以及参与权，从而有效制约政府行为并提高政府效率。政府通过举行有关审批事项及行政决策等方面的新闻发布会。一方面向社会公布有关行政信息赋予群众以知情权，同时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上辟出专栏以披露行政过程中各类违规违法行为实现“阳光行政”。通过舆论压力促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严格依法行政。也通过信息公开，使群众及时了解一些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及过程，这样就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不再有被蒙蔽的心里，通过媒体等渠道及时了解事件的处理过程，较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5、养成积极回应民心的思想体系，让民众能多渠道与政府沟通。“回应型政府 ”是伴随着西方政府治道变革产生，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得以提升，逐渐成为当代各国政府所共同认可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责任明确,积极回应公众需求的政府，公众不仅仅是被管制者的角色，还是政府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消费者。笔者认为，回应型政府最重要的是建立多元对话沟通机制，为此，一要做到确保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渠道畅通，对政府来讲，发挥国家信访部门的沟通作用，尤其是基层信访部门的工作，更有利于群众意见的充分表达。二是要培育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发挥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三是要加强社区和农村自治组织的建设。通过发挥社区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的功能，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及时,有效的反映上来，通过社区和自治组织的沟通和自下而上的这种有效途径，使政府与民众增加了解，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能符合民众最直接的需求。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政府治理模式进行有效变革，势必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能让政府部门“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参考文献：
治理：社会自主治理还是政府治理 篇5
由于历史和其他的原因，译介工作对于推动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治与行政学术理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些学者对于西 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介绍，尤其是盖布勒和奥斯本(1992年)的《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的翻译(1996年)，(奥斯本和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使不少中国学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这可以从前几年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将“行政改革”或“政府改革”标题化的大量论文以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得到确认。但是，恕我直言，由于我们所研读的理论文献实在有限，更由于客观或主观地缺失来自中国现实实践作为动力和源泉，这种研究的深度似乎很不够。然而，就在我们连新公共管理的经典之作还没读完或是来不及细细琢磨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甚至还在争论什么是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的时候，我们的课程表里又加了一门新学问：治理(govemance)。主要由于MPA项目的促发，大批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的译著同时登录中国。也许由于这二者之间本身有着不少共同之处，而且即使是在肇事者的西学界的个别学者也往往将它们扯在一起谈论，还可能由于它们在中国时区的共时性，所以，后学者的我们常常鱼目混珠，将它们混为一谈。笔者以为，无论新公共管理与治理在实践操作和理论的政策建议上多么地相似乃至相通，二者的视角和出发点以及理论侧重点都是极为不同的。
从时间上来讲，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式微乃至信誉扫地标志着西方人民对国家的作用不再抱有幻想，于是，始于 1979年撒切尔一梅杰政府的行政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一改革运动火炬很快得到传送，直至传到美国之手，汲取其超强的国际辐射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政府改革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巨浪。这就是我们所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削减公共开支、提高政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为此，就必须精简政府机构，调整特别是转移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观念和行政文化。其基本运行机制就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和自由化(1iberaliza? tion)----我们称之为民营化和市场化。然而，正如国家不是万能的一样(“政府失败”)，市场也不是不败的(“市场失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市场的作用也不再抱有幻想，这才唤起了人们对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机制(即“与市场或科层制机制相对而言”的“治理”机制)的挖掘、扶持和研究。虽然作为社会科学探讨的一个理论焦点来说，“治理”是一个新鲜且被认为富有生命力的名词，但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早就存在了----最低限度的自组织实践，为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所必需。市场的形式理性能够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可能客观地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政府的实质理性有助于优先实现那些被确定为公共利益的目标，但是，它们往往都可能“成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特殊性[指资产使用价值的局限性和它的不可转移性----译者注的牺牲品”。相对而言，“自组织治理以第三种类型的理性----反思的理性为基础。它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地坚持对话，以此产生和交换更多的信息(从而减少但不会消除有限理性带来的问题)；在于把参加治理的单位锁定在涉及短期、中期和长期并存运作、相互依赖的一系列决定之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危害；在于通过鼓励有关方面的团结，以此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共同承担与‘资产特殊性’相联系的风险。由此可见，自组织借助制度化的谈判达成共识，建立互信，从而补充市场交换和政府自上而下调控的不足。”(鲍勃?杰索普： 《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 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第34页。)简言之，治理特指那种来自政府、企业、社会三个部门的一方、两方甚至三方的多个行动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协商形成共识，为实现共同目标的社会自组织活动，所以也称自主治理。在治理机制中，尽管政府一旦参与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尽管政治制度因其对地方自治权的规定与态度而对社会自主治理有着直接的影响，(参见埃莉诺?文森特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但是，一旦某一活动要被冠名为自主治理，那么，在这里，政府就至少并非唯一的主角，也并非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为社会自主治理的根本规定性就在于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理解与信任、互相配合。
然而，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却往往将这种社会性的自主治理混同于政府治理(governmental governing，governing by government)。这种“政府治理”的治理概念源自人们对于“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混淆。譬如，“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中，治理有时被当成‘统治’使用，那意思仿佛是在市场取向的私有化社会中，‘统治’已然找不到买主而治理却很有市场，因为它是指一种‘重新发明’的、经营管理较前者为佳的政府形式。„„[他们]所谓的治理，就是要充分发掘订立合同、授予经营之权以及采取新的管理形式等方面的潜力。简言之，就是其他人所说的实行新公共管理方法。”(格里?斯托克：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9年第1期，第20页。)再譬如，彼得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B?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所谓的“治理”基本上也是“政府治理”。他所概括的四种治理模式实际上只是政府管理改革的四种模式，社会自主治理机制在这里并没有地位。在国内有些学者的观念中，治理就是行政改革，譬如有人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陆续进行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等，全部都是治理范畴的改革。显然，从时间上来说，这里所谓的“治道变革”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从内容上看，这种“治道变革”可能从政府管理之初就开始了。国内很多学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将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塞进治理的包裹中，真所谓“治理是个筐，政府改革往里装”。依笔者拙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机制的研究才是真正的治理研究的典范。
人们之所以会固守政府的立场来看“治理”，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的“治理”在时间上发生了重叠因而容易引起混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认为，政府才是社会事务的合乎现有法律、代议制民主精神和符合接受习惯的唯一治理者，至少也应该是主持者。在过去，“治理”(govemance)只曾与政府、统治(Sovemment)联系过，并经常交互使用。窃以为，历史观念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将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曼海姆： 《意识形态和鸟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政府治理”)来曲解新兴事物(社会自主治理)。此外，我国学者对“治理”与“政府治理”(新公共管理)的混淆，可能还与我国行政学研究中至今仍存的“概论化”风气有关。
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答案 篇6
社会治理与社会体制改革
一、单选
1.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第四个时期是（）。（单选 2 分）
[A]主动探索时期
[B]过渡时期
[C]计划经济时期
[D]被动调整时期
2.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要重视（）的培育。
[A经济组织 [B]政治组织
[C]社会组织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3.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是（）。（单选 2 分）
[A]NGO [B]BDS
[C]WTO
[D]NU 4.当前东北人口流出的主要群体是农民工。（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5.基尼系数在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6.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7.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的比重会不断下降。（单选 2 分）
[A]第一产业 [B]第二产业
[C]第三产业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8.基尼系数的大小和社会阶层分化之间没有关系。（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9.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及社会治理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10.科学发展观在党的（）被写进了党章。（单选 2 分）
[A]十六大 [B]十六届六中全会
[C]十七大
[D]十八大
11.《我国社会各界改革愿景的调研报告》结果显示，公众认为（）最难突破。（单选 2 分）
[A]经济体制改革
[B]社会体制改革
[C]政治体制改革
[D]文化体制改革
12.我国当前的发展不存在社会失范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13.可以实现双赢的博弈是（）。（单选 2 分）
[A]恶性博弈 [B]良性博弈
[C]零和博弈
[D]两人博弈
14.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紧紧围绕（）的总目标。（单选 2 分）
[A]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C]统筹城乡发展
[B]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D]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5.未来，我国社会保障目标是要实现在（）内的自由接续。（单选 2 分）
[A]同一县区 [B]同一省份
[C]全国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16.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17.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统治。（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18.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集中在（）。（单选 2 分）
[A]政治领域 [B]经济领域
[C]社会领域
[D]文化领域
19.社会控制比社会管理更进步。（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0.城镇化的核心是（）。（单选 2 分）
[A]人 [B]资本
[C]动产
[D]不动产
21.以下尚未征收房产税的国家是（）。（单选 2 分）
[A]美国 [B]英国
[C]加拿大
[D]中国
22.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推进（）为先导。（多选 2 分）
[A]社会体制改革 [B]社会制度变革
[C]社会管理创新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23.1954年，我国的三大改造全部完成。（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4.消除（）的不公平性是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单选 2 分）
[A]社会保障 [B]社会保险
[C]社会救助
[D]社会优抚
25.（）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化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单选 2 分）
[A]社会失灵 [B]政府失灵
[C]市场失灵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26.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系统的力量过于强大，社会系统的力量又过于薄弱，导致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活动具有典型的（），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单选 2 分）
[A]政策倾向 [B]政治倾向
[C]利益倾向
[D]行政倾向
27.“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比喻只是口头说说，没有实际行动。（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8.人口流动不会对我国社会发展形成挑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9.社会体制改革的模式一定要符合我国国情。（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0.社会治理倡导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1.相对于政府而言，社会组织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单选 2 分）
[A]能够提供多样的公共服务 [C]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
[B]具有相当程度的志愿精神
[D]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
32.（）是指其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单选 2 分）
[A]社会失灵 [B]政府失灵
[C]市场失灵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33.我国当前的发展不存在社会风险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4.公共行政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的不断提高。（单选 2 分）
[A]生产效益 [B]行政效率
[C]生活水平
[D]劳动报酬
35.社会建设不仅要解决医疗、养老等问题，还要解决（）问题，从而建设良好的公共生活。
[A]自由 [B]平等
[C]参与
[D]自治
36.马来西亚至今还保留着鞭刑。（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7.社会建设的原则是（）。（单选 2 分）
[A]公平与公正 [B]和谐与进步
[C]和平与发展
[D]民主与自由
38.处理好（）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单选 2 分）
[A]政府和社会 [B]收入和分配
[C]市场和社会
[D]政府和市场
39.构建现代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以（）为中心。（单选 2 分）
[A]设计者 [B]人民群众
[C]创作者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40.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心在（）。（单选 2 分）
[A]企业 [B]顶层
[C]基层
[D]民间
41.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福利、财政拨款或对非盈利组织的资助。（单选 2 分）
[A]不同于 [B]等同于
[C]相当于
[D]相似于
42.做好非政府组织的疏导工作有助于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43.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方法是（）。（单选 2 分）
[A]舆论引导 [B]科技支撑
[C]政策完善
[D]统筹兼顾
44.利比亚长老会出面解决社会冲突，体现了政府失灵状况下（）的重要作用。（单选 2 分）
[A]经济组织 [B]社会组织
[C]文化组织
[D]政治组织
45.在社会控制下，人口可以实现自由迁徙。（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46.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不包括（）。（单选 2 分）
[A]经济更加发展
[B]民主更加健全
[C]科技更加进步
[D]社会更加开放
47.（）的发展为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利的支撑。（单选 2 分）
[A]公共选择理论
[B]治理理论
[C]新公共管理理论
[D]新公共服务理论
48.我国的工业化（）还不是很扎实。（单选 2 分）
[A]1.0 [B]2.0
[C]3.0
[D]4.0 49.（）的“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实现社会组织数量翻一番的目标。（单选 2 分）
[A]北京市 [B]山西省
[C]广东省
[D]福建省
50.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传统的自上而下地单向推行政令的规制型政府管理模式的惯性仍在起作用，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的（）管理方式。（单选 2 分）
[A]高参与型 [B]宽容型
[C]家长制
[D]双向回应型
51.建设（）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情。（单选 2 分）
[A]服务型政府 [B]管制型政府 [C]统治型政府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52.（）在过去十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第一。（单选 2 分）
[A]英国 [B]美国
[C]日本
[D]中国
53.（）的新常态就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更加有效。（单选 2 分）
[A]社会管理 [B]社会治理
[C]社会统治
[D]社会控制
54在社会建设中，社会组织是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政府转换的必然需要。（单选 2 分）
[A]全能型 [B]无限型
[C]包办型
[D]服务型
55.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第五个时期是（）。（单选 2 分）
[A]过渡时期社会体制
[B]社会体制改革主动探索时期
[D]社会体制被动调整时期 [C]社会体制改革深化时期56.社会治理的新常态的目标是（）。（单选 2 分）
[A]官民同乐 [B]鱼水情深
[C]血肉相连
[D]上下齐心
5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从社会控制进入社会管理（）。（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58.统治是一个工具（）。（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二、多选
1.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形成（）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多选 2 分）
[A]源头治理 [B]动态管理
[C]全面协同
[D]应急处置
2.构建现代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多选 2 分）
[A]因地制宜 [B]科学规划
[C]突出重心
[D]分类指导
3.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多选 2 分）
[A]工业 [B]农业
[C]科学技术
[D]国防
4.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形成（）和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多选 2 分）
[A]党委领导 [B]政府负责
[C]社会协同
[D]公众参与
5.治理的三种类型包括：（）。（多选 2 分）
[A]全球治理 [B]国家治理
[C]社会组织治理
[D]地方治理
6.社会管理创新发展壮大的土壤是（）相结合，三者缺一不可。（多选 2 分）
[A]群众基层自治
[B]社会自治
[C]国家调控
[D]政府管理
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发动机是指（）。（多选 2 分）
[A]外资企业 [B]合资企业
[C]国有企业
[D]民营企业
8.把市场引入社会治理领域的领导人包括（）。（多选 2 分）
[A]撒切尔 [B]尼克松
[C]里根
[D]克林顿
9.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变革，必须坚持（）的原则。（多选 2 分）
[A]民主 [B]自由
[C]公平
[D]法治
10.与传统管理模式相比，社区化管理特征主要有（）。（多选 2 分）
[A]属地化管理 [B]户籍制管理
[C]服务型管理
[D]市民化管理
11.“新常态”的特点主要是从（）等方面来说的。（多选 2 分）
[A]结构 [B]速度
[C]动力
[D]结果
12.我国社会体制架构中的“四纲”包括（）。（多选 2 分）
[A]社会管理体制 [B]社会组织体制
[C]基本公共服务体制
[D]社会保障体制
13.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两基”是指（）。（多选 2 分）
[A]社会管理 [B]社会服务
[C]社会公平
[D]社会自由
14.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点为（）。（多选 2 分）
[A]起步晚 [B]水平较低
[C]速度快
[D]走向集中
15.社会领域的多元主体包括（）。（多选 2 分）
[A]政府 [B]社会组织
[C]人民群众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16.进行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我们首先必须厘清（）的关系。（多选 2 分）
[A]政府 [B]市场
[C]社会
[D]个人
17.以下属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有（）。（多选 2 分）
[A]政府购买服务
[B]社会经营
[C]社会创效证劵
[D]政府经营公共服务
18.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关键是要做到（）。（多选 2 分）
[A]政社分开 [B]权责明确
[C]依法自治
[D]产权清晰
19.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以实现（）为目标。（多选 2 分）
[A]社会公平[B]社会发展
[C]社会福利
[D]社会进步
20.未来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向（）购买。（多选 2 分）
[A]国有事业单位
[B]民营社会组织
[C]个人
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 篇7
公司治理起源于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 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尽管公司治理这一术语在今天己经被广泛的使用, 但由于理论界并没有达成共识, 不同学者在使用这一术语时, 所指的范围、含义及强调的重点和目标有很大的出入。但总的来说, 公司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 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 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 而是涉及到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消费者、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集团, 考虑公司活动对社会的一般影响。本文倾向于在责任的基础上从更广泛的角度对公司治理进行研究。因此, 将公司治理定义为用来协调和控制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和行为的法律、制度、机制和结构安排。
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为“股东至上”的一元治理模式。在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作用下, 公司行为对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使管理者开始反思公司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问题。于是, 一种与传统公司目标定位不同的命题———企业社会责任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 社会责任是指一个组织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本文中所指的社会责任仅指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公司社会责任或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学术界并无统一定义。除了各学者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不同外, 更重要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目的, 学者对社会责任定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但一般认为, 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环境和社区的社会责任, 包括遵守商业道德、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捐赠公益、支持慈善、保护弱势群体等。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产生直接导致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兴起。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结合在一起成为公司治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虽然从表面上看, 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它们似乎分属于不同的领域, 但此问题却是产生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公司固然是以营利为宗旨, 但是营利与承担社会责任并非必定发生冲突, 冲突并非必定不可调和, 公司完全有可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两者相辅相成, 紧密相连。
从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来看, 人们对环境、社会问题越来越重视, 公司要实现长期发展仅考虑对股东负责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考虑对其他各方利益相关群体负责, 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把公司的发展融入全社会的发展之中,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但是, 社会责任的履行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层面上, 要具体实施, 只能落实到企业或公司的治理环节中, 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利于社会责任的实现, 同时也有利于各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监督。同时, 从公司治理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 企业社会责任又能够推动公司治理的有效改善与良性发展。可以说:公司治理是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施的重要途径, 社会责任能够推动公司治理效果的提高;公司治理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承担起社会责任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
2 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
根据广义的公司治理定义, 完整的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模式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司内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等权利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并形成相应的组织内部结构;二是市场、社区和政府等外部力量对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因此, 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是联系企业内部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一套结构和制度安排。
2.1 董事会的构建
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 也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权力机构, 行使公司的决策权力。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的董事会主要由股东代表、债权人代表、员工代表和外部的独立董事共同组成。股东、债权人和员工都在企业中投入了相应的资产, 他们更容易获得企业的内部信息, 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与公司的经营绩效密切相关, 这些都为他们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基础。外部的独立董事通常是与企业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类群体,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制衡公司的执行董事。他们可以不受利益的局限而公平地对待全体股东、董事、管理者和员工等, 维护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会的权益。引入外部的独立董事可以更好的监督企业履行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承诺。
在选择债权人代表的时候, 可以借鉴德日银行委派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的做法, 选择企业借款数额较大的债权人进入董事会。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时候, 债权人主要是监督企业的经营行为, 而不会参与到具体的决策执行过程;当公司经营状况出现较大问题, 影响债权人的利益时, 他们就应该获得权力, 参与公司决策的执行过程。在选择员工代表的时候, 其人数应该与股东人数在数量上大致相等, 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应该与股东相同, 不应仅限于参与诸如工资和福利等问题的决策活动。在选择外部独立董事的时候, 必须严格审查制度, 确保其独立性, 同时独立董事选择的范围也应该尽可能广泛一些, 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领域。对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重的问题, 应该由公司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等条件决定, 但是,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显示: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独立董事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2.2 监事会的构建
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 其职能是依法对董事会和经理的行为进行监督, 以防止其违反国家、社会、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传统的监事会代表股东或职工对公司实行监督活动, 而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的监事会则代表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来监督公司的活动。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的监事会由股东监事、员工监事、债权人监事和其他监事这四类组成。其中股东监事由股东大会推选。员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推选, 其人数应该与股东监事的人数大致相等。选择企业借款数额较大的债权人进入监事会, 其代表的推选可以借鉴德日银行委派代表进入公司监事会的做法。其它监事应包括除股东、员工和债权人之外的利益相关者, 在每一类利益相关者中都要推选出代表进入监事会, 但对于像政府、社区等这一类有强制权力的相关者, 由于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法规来约束公司的行为, 因此他们在监事会中代表的数量不宜过多;其他监事应该是外部的独立监事, 其组成方式、资格限制和比例要求都可以参照外部独立董事制度, 譬如, 外部独立监事占监事会成员中比例也至少为三分之一。
2.3 外部竞争市场的构建
仅通过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不够的, 还需要构建与企业社会责任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的外部竞争市场环境。在完全竞争的外部市场中, 可以通过完善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并购市场来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在产品市场上, 企业主要对消费者和供应商履行社会责任。在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上, 企业与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都是双向的。如果企业生产劣质的商品, 消费者可以很容易地选择其他企业的产品, 当很多的消费者拒绝某企业的商品时, 企业将会有停产或退出市场的风险, 如果这一情况发生, 则企业也将影响供应商的商品销售, 给供应商带来危机。因此, 构建优胜劣汰的完全竞争市场, 需要打破商品的垄断地位, 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联动机制, 监督企业责任的履行, 使企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获利。
在劳动力市场上, 企业主要对员工和管理者负责。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上, 当员工或管理者的利益得不到实现的时候, 他们可以选择离开企业, 这时企业将丧失重要的人力资本。构建完善的劳动力, 需要建立规章制度,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严厉处罚损害员工和管理者利益的企业, 鼓励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企业, 同时, 还要形成企业、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互动机制, 员工和管理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能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资本市场主要是指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的市场。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提高企业的融资速度, 同时也能够约束企业的行为, 防止企业非法融资, 降低企业的金融风险, 保护大多数相关者的利益。构建完善的资本市场, 首先需要企业对外提供真实可信的财务数据, 便于监督;其次还需要在资本市场上建立健全管理和约束机制, 增加企业违反社会责任的成本, 约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兼并市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司的控制权市场。如果外部存在完善的兼并市场, 投资者可以买下公司的股票, 获得公司的控制权, 并以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对各方利益相关者负责为出发点, 对公司进行重组, 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构建完善的兼并市场, 需要通过立法来约束经理在并购时考虑公司的长远利益, 防止短视行为和恶意收购行为的发生, 通过兼并实现公司和各方相关者的利益, 而不是少数投资人的利益。
2.4 信息披露机制的构建
信息披露制度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通过公司所披露的信息, 相关者可以衡量公司治理的水平, 监督公司的经营行为。但传统的信息披露只集中在财务信息上, 通过对外发布财务数据来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 这种信息披露机制反映了资本投资者的利益, 只起到监督企业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作用。对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来说, 要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情况, 就必须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有那些、企业的执行情况如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及其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有多大等。构建企业的信息披露机制, 一方面需要企业明确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模式。信息披露的内容应该包括:企业的社会捐赠情况;企业参与环保事业的情况;企业提供产品的社会评价情况;企业的年度财务状况;企业中员工的福利待遇情况等。信息披露的模式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 采用会计与非会计相结合的方式。另一方面, 为保证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真实可靠性, 政府需要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 对于有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企业应该严厉惩处。
2.5 政府监督机制的构建
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机制都有可能失效,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证治理的水平, 平衡公司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整个社会体系中就必然存在一些公司治理的外部制约因素, 这个时候政府的法律法规就承担着这样一种角色。政府主要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对公司进行监管, 以便从根本上规范公司运作, 充分发挥公司制度应用的价值。政府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在规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的监督机制包括:监督企业的外部竞争市场是否公平、监督企业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可靠、监督企业行为是否侵犯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新闻媒介和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监督权力的平台、为利益受到损害的利益相关者提供维护自身权利的有效渠道等。在建立政府监督机制的过程中, 政府应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司的运作效率, 不能因为过于严格的监管而扼杀企业的运作效率。
与政府相比, 社区在监督企业行为方面的能力要弱很多, 因此, 社区可以通过政府代理行使权力参与公司治理, 或者借助政府的法律、行政手段影响公司的经营行为。当然, 社区对公司施加影响应由被动接受转换为主动参与, 通过积极为企业提供治安、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必要保障, 建立沟通、协商和合理的治理模式, 减少公司和社区的矛盾冲突, 弥补正式合约治理机制的不足, 从而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得以正常进行。
2.6 公司治理文化的构建
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外部竞争市场、强化信息披露机制和加强政府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 但是, 依赖法律和制度来解决公司治理问题存在着成本高、效果被动和运行缓慢的缺点,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伦理道德和文化治理来补充上述治理中的不足。
公司文化是一种弥漫于公司组织各方面、各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公司治理文化是指公司股东、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等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运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关公司治理的理念、目标、哲学、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制度安排及其治理实践。通过建立一套伦理道德支持体系以及根植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价值观念, 能够妥善处理各方权、责、利关系, 实现各方利益的制衡并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发展。构建公司治理文化包括:建立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公司治理理念、树立以实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公司治理目标、在公司内部形成重视利益相关者的文化氛围等。
目前, 虽然有很多学者将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 但是这项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相关理论还很不成熟, 并且不同的国家也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 同时传统公司价值观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还十分普遍。另一方面, 建立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模式, 必然会增大企业投入的成本,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 考虑社会责任是公司长远的发展目标, 应当坚持。但是, 对于小型企业来说, 由于自身实力、成本等因素的限制, 如何建立既能满足相关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又适合企业规模的治理模式, 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摘要：从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公司治理的出现显著地提高了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水平, 但公司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从社会责任的视角出发, 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研究, 既能满足企业对公司治理水平的要求, 又能满足社会各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期待, 对于完善目前的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公司治理模式,企业社会责任,结构,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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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创新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模式 篇8
一、解决问题：促全民齐参与
每天上下班的高峰期，在中山市各路口就会出现公共文明引导员，引导车辆、行人按序行进。自愿担任公共文明引导员的曾先生说：“每次成功劝住不文明的路人，看到道路上更加有秩序，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中山市社工委负责人介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山市出现了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倒挂”现象。截至2014年底，中山市常住人口达到319万，其中外来人口163万，占比超过51%，由此带来了很多社会治安问题，其中交通秩序混乱是其中之一。一方面，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很难有效覆盖传统“单位”体制外的市民群众和流动人口，致使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和服务“最后一公里”难以有效打通；另一方面，市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意识和自我服务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自有活力需要有效有序激发。
针对社会实际，中山市开展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社会治理行动，以问题为导向，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分类动员，推动社会组织和市民等各社会主体齐心协力参与。比如，针对市民关心的“富了口袋后如何富脑袋”、“破案也难补群众伤害”、“医闹事件多发，医院能正常运转”等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通过媒体、网络讨论，开设“市论坛”对话专栏，采取上门解释、交流等多种形式，充分激发广大市民“建设更加美丽中山人人有责”的主体意识。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以不同方式促使全民齐参与。针对本地人与外地人、大学生与中老年人等不同群体，运用不同方式动员参与，为促进新老中山人的融合，调动异地务工人员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推动建立了村（居）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制度和村（居）委会委员制度。目前，全市277个村（居）全部建有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2015年召开了协商会议1390余次，协商事项1800余起，成为市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有益平台。按不同参与动机以不同方法促使全民齐参与。针对参与群众的不同心理，全民参与行动从权利型、义务型、自觉型、兴趣型等出发，因势利导全民参与。
二、激发活力：促全民愿参与
善行义举榜、修身学堂、家庭教育讲座，走进中山市杨仙逸小学体育路学校，丰富多彩的德美活动让人耳目一新。“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一批批崇尚德美的“小花”，并通过家、校互动，开展学生日行一孝、好家风建设等活动，让每名学生这朵“小花”带动一个家庭这朵“大花”，树立在家庭尽孝心、在学校献关心、在社会献爱心的观念。全民修身、全民公益，中山市从群众切身利益入手，打好“民生牌”和“民心牌”，以此推广共建共享理念，提高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一是以民生建设激发活力。2014年，中山市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高达178.5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的68.3%。近两年来，“十件民生实事”全部由市民“票选”确定，随处可见的健身广场等一批“民生工程”的实现和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发展实惠，由此大大激发了市民齐参与的热情；二是以多元参与激发活力。中山市开展的全民参与系列活动，件件围绕民生福祉，市民件件可以参与。在全民创业行动中，由高校教师和企业家参与组成的培训导师团队，在全市15个企业孵化基地，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推介、创业培训等一条龙服务。截至去年底，全市共有各类市场主体28万个，平均每7个劳动人口中就有1名创业者，创业带动就业人数达210余万人；三是以身边典型激发活力。在全民修身、全民创文行动中，注意挖掘、推广身边“好人”、“典型”，开展博爱文化月、邻里文化节等“一月一主题”活动，涌现出了“中山好人”206名，其中的47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四是以重奖举报激发活力，以奖励形成正面导向，开展“车让人、齐修身、行文明”活动，共奖励12批次、3100余名文明驾驶员。
三、畅通渠道：促全民能参与
为促进全民能参与，中山市不断畅通参与渠道。每年，政府要办的民生实事都由市民投票，选出的项目都会逐步变成现实。近年来，每年都有十万多名市民通过各种渠道，参加“十件实事”投票，全民参与的和谐景象随处可见。目前，中山市已组建起市、镇两级的市民巡查队、公共文明引导队、亲子义工队、敬老爱老志愿服务队等1200余支。
中山市社工委副主任丁勇介绍说，为了促进全民能参与，中山市畅通了全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通过基层单位参与、通过具体项目参与的渠道；出台了社会组织“1+9”政策体系，设立总额900万元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专项资金；充分发挥人民团体对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初步形成了“枢纽组织”带动“中小组织”的发展局面，并将村（居）、厂企、学校等基层单位打造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载体。在全民治安、全民禁毒活动中，全市93%的村（居）、91%的小区达到平安创建标准；“我为中山善治献一策”金点子大赛，近两年每年都能收到800多条点子，有50多个“金点子”转化为部门实际行动，18个“金点子”通过公益创投，委托社会组织实施，探索了非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供给模式；孤寡老人关怀项目、小区邻里互助项目深受市民欢迎，吸纳了许多热心人士参与和资助。
四、强化保障：促全民真参与
位于火炬开发区的健康花城小区深入开展全民修身行动。2015年，健康花城小区以“日行一善”为社区文化活动主题，推出了“党员志愿者结对认亲行动”，具体内容有关爱小区困难群体、启动“贫困孩子圆梦计划”、帮助百名贫困孩子圆梦等。这些活动不仅小区业主争相参与，还在社会上展现出了花城邻里相亲、文明互助的良好风貌。
为促进全民真参与，中山市不断强化、推出一系列保障措施，用行动和实效促进全民真参与。自2012年，中山市提出争创“全国治安最好城市”以来，近两年警情分别下降了11.4%和26.4%；全民治“医闹”行动实现两年零“医闹”。
用坦诚的互动促全民真参与。在全民除“三害”行动中，公开网上征集热心市民参与执行，当面“抓阄”确定明察暗访场所，对市民群众的举报实行线索必核、属实必查、异地查处，促全民真参与。
五、健全机制：促全民常参与
为使全民常参与社会治理行动，中山市坚持规划先行，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出台了中长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其中，围绕加强全民参与，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对全民修身、全民治安等行动都制订了相应的三年、五年或十年规划。此外，全民参与行动均明确了日常参与办法和激励机制，并成立了中山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在各镇、区成立基层社工委，设立市级社会管理与创新专项资金，2015年资金总额增至8460万元，十多项全民行动都相应配齐了专项财政保障经费。
2015年，中山市在总结全民参与经验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意见》，以市委文件的形式，将全民参与社会治理作为全市的战略部署全面铺开，推动各个领域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山市以全民参与和全民共享开创出社会治理新局面，该市也先后荣获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等称号；率先探索的社会矛盾化解协同机制、社会力量动员机制等荣获全国、全省政府创新奖等，多项社会治理创新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责任编辑：徐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