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时代的社会治理论文

利益时代的社会治理论文（精选9篇）

利益时代的社会治理论文 篇1

近年来, 在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影响下, 我国政府也开始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及标准。在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同时, 人们所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何将这些企业外部的制度和规范融入公司治理和战略流程, 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一种自动自发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出自于个别管理人员的社会良知和美好愿望。

一、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模式的提出

长期以来, 企业财务理论所关注的是企业经济责任, 即遵循“股东至上”逻辑, 把企业财务目标确定为“股东财富最大化”, 认为一种有效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是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单边治理, 把企业财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是一种最有效的企业财权安排。但是, 由于在现实中不存在万能的市场、无瑕的制度环境和企业风险全部由股东承担等前提条件, 因此, 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就可能导致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张兆国, 2009) 。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由Elkington (1995) 提出的“三重底线”理论认为, 任何一种商业行为应该至少要达到经济、环境与社会这三种因素的底线要求, 传统经济学里面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应该从经济层面推广到社会和环境层面, 社会和环境的成本、效益都应该计算在商业行为成果内, 据此而做出的投资决策才是符合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的。

但是, 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考量仍然缺乏一个严谨的理论框架支持, 在此背景下,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结合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部分思路。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的综合体。现代资源依赖理论也认为, 凡是为企业提供了重要资源的个人或团体都应该具备对企业行为施加影响或控制的权力 (Frooman, 1999) 。按照上述理论, 由于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客户和供应商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职工投入的人力资本等都是企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因此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企业所有权的分配, 而不仅仅是股东。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大化, 而不仅仅只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 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 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合作, 而不仅仅只是依赖于股东。这些与“股东至上”逻辑截然不同的观点就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思想 (张兆国, 2009) 。因此, 在企业财权安排方面必须突破“股东至上”逻辑, 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 建立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财务治理模式, 以发挥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务治理中的作用。

从财务管理角度来看, 现代公司财务关系的实质是公司与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全部利益相关者基于共同决策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企业与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关系是企业管理者要管理的基本资产要素。在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模式下, 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以及目标都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特征。财务治理的主体是企业中负有社会责任的全部利益关系人, 每个利益关系人及其群体组合根据其具体利益参与谈判, 这些利益关系人不仅包括传统财务治理所涵盖的股东、债权人和管理层, 还包括员工、顾客、社区、政府和社会公众;财务治理的客体是企业的财务收益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在不同利益关系人之间的配置, 其实质体现为公司财权 (剩余控制权) 安排;财务治理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和利益相关者分配最优化”, 这跟传统的“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治理目标有着质的区别。

二、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机制设计

公司财务治理目标是通过财务政策、财务组织、财务计划和执行、财务监控、财务评估和审计等具体活动实现的。要实现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 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企业财权能够合理地在各利益相关者间分配。本文试从财务收益分配机制、财务决策机制、财务监督机制和财务评价机制等四个方面阐述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机制设计的主要思路。

1. 财务收益分配机制。

财务成果的分配是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结果, 并直接决定一种治理模式的可行性和稳定性。财务收益分配政策的制定原则是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分配政策应保证为企业投入了专用资本的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等利益相关者都能从企业财务收益中获得相应的报酬。一般来说, 处于强势地位的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核心经营管理人员的正常财务收益可以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得到保障, 因此分配机制设计的关键在于抑制其侵蚀和剥削中小投资者、债权人、员工以及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动机, 阻止其取得不当收益。为了使经营者和员工能够分享企业财务收益并承担企业风险, 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在他们的报酬结构中设置长期风险收入这一长期激励项目。长期激励项目与企业未来经营业绩相联系, 有助于防止经营者和员工的短期行为, 激励他们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做长期投入。借鉴国际经验, 对经营者的长期风险收入可以采取股票期权、虚拟股票和业绩股份等股权激励方式;对员工的长期风险收入可以采取具有工会性质的职工持股委员会等股权激励方式。对照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问题, 当前财务收益分配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正当收益权。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鼓励制订有利于中小投资者的现金收益分享方案, 我国证监会2008年将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比例从20%提高到30%就是对这一议题的响应。

2. 财务决策机制。

为了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正当财务收益, 就必须强调在制度安排上提高利益相关者的谈判能力和决策参与能力, 其核心是财权配置。股东、债权人等实物资本、货币资本提供者、包含经营者在内的员工等人力资本提供者及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社会资本的提供者都必须享有与其资本供应对等的决策参与机会。

(1) 要改革股东本位的治理结构设计, 建立企业利益相关者多元化董事制度。一方面应通过采取累计投票制度、表决权行使制度和股东诉讼制度等制度安排, 在股东大会中建立相互制衡的议事机制, 保护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另一方面, 应通过在董事会中建立共同的财务决策机制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参与企业财务决策, 其内容应该包括独立董事制度、银行董事制度、员工董事制度、政府代表董事制度等。

(2) 要建立和完善财务控制权相机配置制度, 保证多元化的财务主体按照由其资本投入贡献合理分配企业剩余和控制权, 保证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企业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就是在企业处于非正常经营或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下, 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掌握企业的财务控制权, 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

3. 财务监督机制。

为了防止权力失衡而导致的治理效率损失, 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模式要求建立适当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1) 要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制度。即通过在监事会中建立共同的财务监督机制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行为实施有效监督, 包括股东监事制度、银行监事制度、员工监事制度、政府代表监事制度等内容。

(2)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企业应将社会责任内部审计融入战略业务流程和内部控制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及其代表应对企业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重大财务行为 (包括筹资和投资、运营等) 有制度化审计权;企业还应积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体系, 并积极提供社会责任报告, 主动接受外部社会责任审计。

(3) 强化社会监督。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第三方机构可以通过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库或各种社会责任指数, 定期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评估和排名, 保证利益关系人可以及时获得相关信息。

4. 财务评价机制。

长期以来, 受“股东财富最大化”财务目标的影响, 企业财务评价主要是从企业经济责任方面来评价企业经营业绩, 而没有考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积极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虽然会发生一定的成本, 但可以通过降低法律风险、减少浪费、改善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增强品牌美誉度、改善企业内部人际关系、降低获取各种资源的成本等作用, 使企业经营业绩稳定增长。所以, 要把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的情况和业绩纳入企业财务评价之中。只有这样, 才能全面地评价企业的整体价值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美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组织都要求企业披露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和取得业绩;《财富》、《福布斯》等世界著名财经杂志在对企业影响力进行国际排名时, 也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作为一个重要标准;我国财政部在所颁布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中设立了“综合社会贡献”这一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

近年来, 学术界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最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是Neely (2002) 提出的“绩效棱柱”业绩评价方法, 该方法用棱柱的五个方面分别代表组织绩效存在内在因果关系的五个关键要素: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利益相关者的贡献、组织战略、业务流程和组织能力。与平衡计分卡相比, 绩效棱柱模型关注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主体及其满意度。以绩效棱柱五个层面为引导, 只要能更好地使这五个层面发挥作用, 更好地实现企业目标的测量指标都可以引入测量体系之中, 如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历史指标、前瞻性指标、核心指标、辅助指标、内部指标、外部指标、数量指标、描述性指标、背景指标等。这种方法为我们从企业利益相关者或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研究和评价企业经营业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三、结语

笔者认为, 就实质而言, 构建有效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模式的重点在于完善企业内部财权配置和相应约束机制, 这一过程中全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应得到充分考虑, 以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企业内、外部制度的规范和契约的完善过程中, 应激励享有资源优势和充分内在动力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履行相应的决策和监督职能。

参考文献

[1].彼德.德鲁克著.蔡凤丽译.公司的概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2].张兆国.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变革——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会计研究, 2009;3

利益时代的社会治理论文 篇2

编者按：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正在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应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需要，变革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深圳市福田区在运用大数据手段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方面再一次走到了全国的前面，率先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深圳市福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实践探索

大数据时代，只有让政府以及各社会主体在合理共享各种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内容和机制上不断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环境，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深圳市福田区充分认识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在如何保证动态、精准、充分占有基础数据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和探索。突出大数据理念

针对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深圳市福田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树立大数据理念，推动智慧福田建设。

大数据应用的核心是数据处理。大数据应用要充分挖掘数据价值，进行深度应用。为此福田区提出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的目标，以“采、用、享、碰、推、嵌”六个字来概括数据应用理念。

“采、用、享”是传统的数据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一次革命；“碰、推、嵌”是大数据时代的智能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以“碰、推、嵌”的可视化倒逼“采、用、享”的进一步质量提升，指导前期系统的改造。其中“碰”即数据碰撞。如将街道计生执法、人民调解、安监执法、派出所接报的发案的出租屋，与未自主申报出租屋比对碰撞，推送给街道综管执法人员，通过发现问题推动执法，推进自主申报工作。“推”即智能推送。如福田的智慧政务开发了智慧福田门户APP和微信公众平台，辖区居民只要安装或关注，平台就会根据本人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自动推送服务信息。“嵌”即智能嵌入。如可以将业务办理规则嵌入网格移动终端，如一旦采集满足条件自动推送。

树立“法治与证据”理念。大数据时代也是法制时代。改善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要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福田区委、区政府强调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要树立“经济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证据社会，只有掌握了证据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解决问题”的理念，注重用证据来说话，用证据来讲事实摆道理。同时强调收集证据不仅仅是政法部门的事，而是所有政府部门的事。

在智慧福田的建设过程中，福田提出了要实现信息证据化，既所有信息流程都要打标留痕，作为法定证据。通过法定签名、电子摄像等形式确定办事群众的法律主体地位，确保主体合法化；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告知义务，使办事群众了解法律政策，掌握审批流程，提前准备相关资料，确保审批主动化；通过“审批结果电子上传—法律文书纸质确认—法律文书电子归档”的流程，确保群众申请、政府告知、电子归档、法律文书等环节实现流程证据化，对于执法、管理或服务工作中产生的各类文书、资料，电子化保存、归档，一方面，节约成本，延长保存期限，提高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能长期保留证据，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申诉或投诉。

树立“信息支撑”和“流程再造”理念。在智慧福田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福田区从一开始就注重顶层设计，由区委领导统一协调部署相关工作，尤其强调“信息支撑”即建立“数据集中采集、资源多方共享”的共建共享机制，按照无条件提供信息数据的要求，打破信息壁垒，打通部门循环，促进资源融合，实现智能共享，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周到细致的服务；强调“流程再造”理念，整合全区现有各方数据资源、社会服务管理资源，全面调研各层级、各部门的业务需求和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认真梳理各项业务工作的办事流程、业务关联、信息关联，通过循环交换、智能推送，简化程序、减少环节、再造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方便群众办事。注重深度挖掘和发挥信息作用，并利用此机会进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再造。构建电子政务应用体系

福田区委、区政府以深圳织网工程和智慧福田建设为契机，依托大数据系统网络，着力构建以民生为导向的完善的社会建设电子政府应用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业务流程再造，有效提高了福田区的行政效能和社会治理能力。

建设“一库一队伍两网两系统”。一库即一个公共信息资源库，主要由基础信息库、业务信息库和主题信息库构成。一队伍即一支网格信息员队伍。以社区为基础划分为若干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管理员，负责各类信息的采集。两网即社会管理工作网和社区家园网。两系统即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和决策分析支持系统。

建设“两级中心、三级平台、四级库”。这是智慧福田的重点建设内容。两级中心即区管理运营中心和街道管理运营中心。三级平台即街道、社区、网格三级工作平台。四级库即区、街道、社区、网格数据库。主要目的是为“织网工程”综合信息系统在福田区全区各层面、各单位、各系统全面开发利用提供系统支持和技术保障。

构建“三厅融合”的行政审批系统。“三厅融合”即全面改革全区办证大厅运作模式，将区、街道行政服务大厅和网上办事大厅三厅融合，打造“综合受理、后台审批、统一发证、监督监管”的工作模式，实现所有审批事项“一网办、一窗办、一站办”。其特点为：一是梳理审批权责清单。老百姓面对的只是办事事由，只是综合受理窗口和发证窗口，不再面对具体办证部门。二是实行并联审批。涉及多部门审批事项，按照“一门受理、抄告相关、同步审核、限时办结”的原则，由政府内部进行“联审联办”，并联审批。三是实现即来即办。凡是提交材料齐全、不需上会或专家评审、现场勘查的申请，一律即来即办。四是实现全区通办。辖区居民可不受时间地域限制，进行网上申报，并可在辖区范围内任何受理点就近办理事务。五是实现无纸化办证。建设证照证件数据库，智能比对，不再要求居民提供相关纸质证明和重复提供复印件，只需要提供身份证或法人机构代码证就可以办理，着力解决申报材料多、重复提交多等问题。

建设政务征信体系。建设政务征信体系是福田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务领域的积极探索。其主要内容为：政务诚信信息主题库、政务诚信信息管理系统、政务诚信服务网站，以及配套制定的《政务诚信信息管理办法》，即“一库、一系统、一网站、一办法”。其主要建设内容为：一是诚信管理规范。二是诚信信息收集。三是建立政务征信信息查询系统，提供诚信查询服务。

通过大数据系统网络和电子政务应用体系建设，福田区全面梳理“自然人从生到死，法人从注册到注销，房屋楼宇从规划、建设到拆除”全过程政府管理服务相对应的所有数据，为实现信息循环、智能推送提供数据规范和数据支持。并在信息资源融合共享的基础上，广泛进行部门业务工作需求调研，理清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和信息关联，通过部门循环、信息碰撞、智能推送，再造工作流程，有效减少了工作环节，简化了工作程序，提升了服务效能，方便了群众办事。同时随着政务信息资源面向社会开放的逐步推进，各类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将可以合理使用不含隐私信息的基础数据，为社会提供个性化服务和增值服务。找准流动人口自主申报切入点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口管理不断遇到各种挑战，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深圳现有总人口1600多万，其中户籍人口310万，流动人口1300多万，是珠三角乃至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大、流动性高，具有人口总量多、农村户口多、租房居住多、同乡聚居多、无业人员多，年龄偏低、文化偏低，居住变化快“五多二低一快”的特点。深圳流动人口给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使深圳较早面临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口服务与管理问题。为此，深圳把如何有效破解城市人口二元结构难题，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建平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管理成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完善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和抓手，通过大数据系统网络和电子政务应用体系建设，深圳市福田区在人口管理上创新性地开展了人口信息自主申报，使城区公民参与到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当中，在提高信息采集效率的同时，促进了人口管理工作向社会治理方向改进。

统筹协调。福田区通过搭建信息自主申报服务平台，借助全市“人、楼、房”数据库和智慧福田数据库为支撑，强化房屋分类分级分色管理、申报信息审核管理、派单跟踪绩效管理等三项管理，推送法律宣传服务、短信提醒服务、上门办证服务、数据共享服务等四种服务，实现了便捷申报、重点管控、减员增效、居民自治、数据安全五个目标。同时，通过强化宣传推动和执法核查，实现居民遵守法律、自我管理和尊重诚信的社会氛围，运用网格化、信息化和大数据理念，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精细化、数字化和动态化管理水平。

搭建平台。提供便民实用的申报平台。一是实现自动注册批量推送；二是实现导航指引式操作，基层和群众普遍反映良好，满足了信息申报和管理需求；三是实现手机智能APP申报，群众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链接到手机网页视窗进行随时、随地申报；四是实现当事人只需录入两项信息便完成申报。同时，深圳市综管办向福田区提供深圳市近1亿条历史人口信息数据，用于自主申报的数据比对和信息迁移，实现了最大化的便捷申报。

信息申报。在人口信息自主申报过程中，福田区采取“大部分信息主动申报，少数信息上门采集核查”的运作模式。“主动申报、上门核查”，福田区将诚信申报的大部分信息直接入库，综管员只对部分存疑信息或未申报的人员上门核查。实行自主申报后，综管员把更多精力用于对隐患、事件信息的重点采集和深化管理，并通过网格固化属地管理和精细化采集，经过数据的比对分析，筛选防控对象、育龄妇女等重点人群，再由网格员有重点、有针对性上门采集、核实，确保纠纷、事件、计生等信息的获取不受影响。

宣传引导。在整个自主申报过程中，福田区充分运用报刊、电台、地铁（公交）、高层楼宇等平台，以移动电视、展板以及宣传折页、海报等媒体介质，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宣传，市民对自主申报工作的知晓率和配合度显著提升，形成了自主申报的社会氛围。

同时，为确保自主申报工作扎实推进，福田区通过敬告执法和联动执法，大力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实现了自主申报“软约束”和“硬约束”。一是开展敬告执法；二是建立“三联执法”机制；三是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强化监督。福田区通过建立健全指导督办工作机制，强力推进自主申报工作的全面开展。一是建立两级指导培训工作机制；二是建立每周通报工作机制；三是实施约谈推进工作机制；四是落实目标量化责任机制；五是建立奖励激励机制。

福田区多措并举推进人口信息自主申报工作，在理念模式和可操作性上独具特色，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推进，取得突出成效。深化民生微实事改革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支撑点，而社区治理创新的重点则是如何完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和渠道，如何提高社区居民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如何培育和提高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的能力，只有社区居民才最了解本社区的情况和自身的需求与偏好，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激活社区居民自治是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形成多元化社会治理格局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探索社区治理创新，激活社区居民自治方面，深圳福田区通过开展“民生微实事”改革，以高效、快速解决百姓迫切需要、普遍关注的小事、急事、难事为切入点，创新性地走出一条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推进路径。

“民生微实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福田区人大代表提出的由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建设社区居民普遍关心和迫切需要的民生小项目。“民生微实事”项目的特点是单个项目资金量少，都是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小项目。内容主要涉及小区设施维护、环境改造、文化服务等群众迫切需要的方方面面。福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这项改革，制定《福田区“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工作指引》，同时把该项改革同2012年福田区创新推出的“居民议事会”项目相结合，实现了“以居民议事会为平台，以居民共同商议、集体决策实事项目为内容，以议事规则为保障”的“平台+内容+制度”的系统整合。“民生微实事”改革的所有微实事项目均来源于居民群众，并经居民议事会全体成员民主投票决议之后，按照“三议三公开”的原则组织实施。“三议”指项目由社区居民提议，街道党工委组织工作站、居委会、群众、专家商议，居民议事会决议；“三公开”是指决议结果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和评价公开，充分发挥居民决议作用。以上措施有效激发了辖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服务事务的热情，发挥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民主自治权利。

通过实施“民生微实事”改革，福田区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能，提升社区居民满意度，改善了党群关系，另一方面有效激活了社区居民自治管理活力，培育了社区自治能力。福田区的“居民议事会”平台本身聚集社区各类组织、精英、贤达、户籍和非户籍居民代表，是社区居民充分表达民意的基础平台。而2014年的“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让这一民主平台更接地气、更有内涵、更具活力。

“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是福田区一场解决好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尝试。福田区莲花街道从“小事”入手，不断以问题为导向、需求为导向、实干为导向、责任为导向，创新社区管理模式，通过打造党群“互动圈”、民生“服务圈”、基层“法治圈”、居民“自治圈”，构建了上下互动、党群互信、同心同德、人人参与、邻里和睦的社区“生态系统”。

福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经验启示

福田区利用织网工程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契机，把新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相结合，对房屋管理、人口管理、社会参与机制等积极探索，其所取得的经验，对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理念更新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前提

当今时代，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信息化和网络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和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传统的城市管理、居民服务和社会管理模式也必须通过改革实现重大创新，才能及时响应和满足大数据时代社会各个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深圳市福田区的实践表明，深刻领会正确先进的大数据相关理念，对促进城市转型升级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实现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促进社会治理实现管理精细化、服务智慧化、决策科学化、品质高端化，具有重要作用。掌握基础数据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基础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所需的数据和信息迅速增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的开展、各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和各种公共服务的提供都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与信息。如果没有掌握大量的基础数据与信息或者政府掌握的信息与数据不能及时更新，政府和各个社会主体就不能真正及时了解社会的各种需求，也无法规划和选择合理的提供服务的路径与方式。

为及时精准掌握全市社区基础数据，深圳市在全市实施“织网工程”，自2013年年底开始全面开展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主要内容是：按照“属地管理、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衔接、动态管理”的原则，将城市社区划分为一定数量的基础网格，作为社区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和相关职能部门实施网格管理的对接基础。

一是科学划分社区基础网格，至2014年5月底，全市共划分社区基础网格16417个。二是为规范基础信息采集行为、统一信息采集项目，开发社区综合信息系统终端采集软件，积极探索社区基础数据采集、传输、分流、清洗、二次应用的方法和经验。三是协调设立市、区网格管理机构。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网格管理队伍整合，按照“一格一员、采办分离”原则，对网格员进行定岗定责，统一采集网格内实有人口、实有法人、实有房屋（城市部件）、实有事件（矛盾纠纷和隐患问题）信息，提供给全市公共信息资源库。五是组织开展PDA采集信息。各区按照核定的网格员数量，逐步落实PDA设备选型和招标采购，网格员利用手持移动PDA设备和身份证读卡器，直接在现场采集、录入、上传人口信息。增强信息采集的实效性，而且提高了信息采集质量，特别是照片上传率、人口信息要素完整率明显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是大数据时代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效抓手

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社会越发展，社会系统越复杂，系统也越发脆弱。社会的许多风险是隐形或潜伏的，并且风险的爆发具有不可预测和不确定性。而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时代，人员、信息、资本、资源的跨区域流动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风险的传播和扩大。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由一个低流动性社会发展成为高流动性社会，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人口流动规模及由其带动的社会资源流动规模扩大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大幅增加，强化和放大了各种社会风险，给社会治理工作带来无法回避的巨大挑战。

进入大数据时代，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规模更大，流动性更高，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新技术的采用、对数据价值的更深层次的挖掘和应用、理念的更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业务流程再造、新参与渠道的不断扩展也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效能提升和社会治理能力提高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可能。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管理偏重于政府的主体作用，治理则注重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社会治理的创新和改善，离不开各种社会主体的对社会治理共同参与，而完善流动人口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机制和参与方式，扩展流动人口参与渠道是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完善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

出租屋管理是联结高流动性社会中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关节点。大数据时代，社会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在高度流动的人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物流中，物业或房屋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社会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和各个社会主体，而任何人口的流动过程或者法人的变更过程都离不开居住地或注册地的变动。因此，加强出租屋管理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强化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途径。2007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房屋编码制度。按照一户一码、统一编号的原则，对所有房屋包括合法和违法建筑分别设定了唯一的房屋编码，实现实有房屋全覆盖，并制作房屋电子地图。房屋编码实行动态管理，房建设码、房拆取消、定期普查、及时更新，房屋编码不仅是出租屋登记管理的重要依据，而且逐步应用到居住证发证、门楼牌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关键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充分运用大数据系统，提升政府便民服务水平，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至关重要。从福田区的实践来看，从全员上门采集到有针对性上门核对，更多体现政府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理念和行动的真实转变，核对信息的服务模式更容易让市民接受，也避免了重复扰民现象。另外，申报的数据通过与智慧福田综合数据库的碰撞，将实现区、街道、社区三级服务大厅和办事窗口之间数据的随机调用，市民在任何一个就近的办事窗口都可以利用申报的数据办理居住证、子女入学、计划生育、高龄补贴等业务，减少了大量纸质材料的提交、审核，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从社区居民密切相关“小事”切入，能够有效推进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从政府管理向社区居民自我治理转变，有利于为社会治理构建最为坚实的民意和群众基础。

同时，政府从上户全员采集信息到大部分信息主动申报的模式转变，政府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对少数重点人群的管理，使政府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实现了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另外，自主申报不再是人海战术的上户采集，只需对自主申报的信息开展有针对性上户核查和上门服务，各街道把释放出来的人力、财力用于民生服务和稳定队伍、优化结构，调动了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实施自主申报后，全区综管员配备减少11%，减员增效初步显现。

美国工业时代的社会转型与治理 篇3

转型期的“工业文明综合征”

在工业化的巨大冲击下，美国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随着生产和资本日趋集中，垄断公司成为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互渗透。垄断公司主宰了整个美国的经济生活，给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危害。大企业主通过垄断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广大劳工阶层的生活十分艰苦。贫富分化的加深，加剧了阶级对抗。为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会组织频繁发动罢工，各种抗议活动风起云涌。

政治腐败在社会转型期变得空前严重，加剧了美国政治结构的危机。垄断公司通过贿买等不法手段控制各级政府的各类权力机构。一些职业政客则拉帮结伙，致使党魁政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猖獗一时。城市政治被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控制。“城市老板”们操纵城市选举，把持市政决策权，获取不当利益。

工业时代城市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城市的规划、管理、服务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滞后，有的城市甚至3/4的人生活在卫生、安全条件糟糕和过于拥挤的公共住宅中。城市贫民窟与日俱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由此带来的犯罪和流行病等问题也日益严重。

此外，这一时期美国的自然资源遭到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浪费和破坏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浓厚的烟尘笼罩着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业废水、污物直接排入当地河流，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民间社会的自觉参与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秩序的混乱、政治管理的腐败、城市人口的贫困、自然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一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端于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

黑幕揭发者们尤其是新闻记者率先对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林肯·斯蒂芬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政府腐败的文章。大卫·菲利普斯在一组《参议院的背叛》的新闻报道中，揭露参议员们与大公司狼狈为奸的现象。艾达·塔贝尔在深入调查后写作《美孚石油公司史》，揭发大公司凭借垄断地位和不法手段扼杀中小企业等竞争对手，并致使美国政治腐败的种种内幕。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青年献身于社会改革。他们作为社会工作者活跃于各个社区，扮演着一种新兴的社会角色。有的成立“定居救助之家”，在住房、教育、营养、公共卫生等方面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援助；有的大力推动禁酒运动，规范社会转型时期的个人行为，涤荡“社会罪恶”；有的关心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反童工运动；有的积极投身于女权运动，不仅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利，而且为女性劳工争取保护性立法。

受民间力量的推动，市政改革者们和一些政治改革派人士，从管理效率和科学性方面对城市和州政府进行改革。在市政结构改革中，诞生了城市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它们至今仍在美国市政管理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州一级，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的州政改革最引人瞩目。他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少政治腐败，促进直接民主，对大公司进行管理和提高政府决策专业知识水平的改革计划。这些措施被称为“威斯康星观念”，后被爱荷华、加利福尼亚等州效仿。

联邦政府的社会治理

联邦政府在社会转型时期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是推行直接民主制，以此来抑制垄断公司和“政治机器”对美国政治的操纵。一些直接民主的措施，最初是由一些城市和州首创实施，后来风行全国，甚至成为联邦立法。直接初选、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制度等直接民主措施的实施，导致了党魁政治的衰落。1913年，国会通过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参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些措施不仅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也有利于整治政治腐败。

在经济领域，联邦政府第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是对大企业进行管控。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大企业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反对不正当竞争。罗斯福政府首先向铁路垄断集团发难，后相继对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等提起诉讼。1914年，威尔逊政府制定《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禁止一系列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商业做法。

除与托拉斯进行直接较量外，联邦政府还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监管权力。国会先后在1903年、1906年和1914年通过了《埃尔金斯法》《赫伯恩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些法律旨在加强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处罚支付回扣的铁路公司，设定铁路最高限价，对大企业限制竞争等行为进行管制。此外，国会还在1913年通过了《安德伍德关税法》，削减关税，促进企业竞争。

为了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需要，美国对银行系统进行改革。1913年，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规定所有的全国性银行都必须加入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国家对银行系统的监管和控制，而且减少了私人银行和垄断公司对美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并可通过调整利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转型时期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经黑幕揭发者曝光后，联邦政府开始注重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并立法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1906年，国会相继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对食品药品的质量与安全进行监管。

为缓解劳资矛盾，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内阁级的劳工部，承认劳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并通过国会立法确保工会免于反垄断的起诉。国会多次修正《雇主责任法》，明确雇主在工伤事故中对工人的赔偿责任。1916年，国会又通过《基廷—欧文法》，禁止使用童工；并制定《亚当森法》，确定铁路雇员8小时工作制。

此外，联邦政府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罗斯福主张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他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和50多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取消了原计划要公开出售的近930810平方公里土地，使更多的联邦土地受到保护。联邦政府提升和强化了民众的自然资源保护意识，为国家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资源。

利益时代的社会治理论文 篇4

一、研究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武器:利益相关者理论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 自1923年谢尔顿 (Sheldon) 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 学术界和有关组织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解释, 但究其内涵却大致相同, 即: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对股东承担经济责任 (追求股东利益) 的同时, 也要对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既包括法律上的社会责任, 也包括道德上的社会责任。

关于利益相关者, 自196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 学术界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解释 (Mitchel et al., 1997) , 但概括起来, 主要有三种定义 (杨瑞龙和周业安, 2000) :一是最广泛的定义, 即凡是影响公司经营活动或被公司经营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二是介于广义和狭义之间的定义, 即只有与公司有直接关系的人或团体才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 该定义排除了政府、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社会成员等与公司没有直接关系的利益相关者;三是最狭义的定义, 即只有在公司中下“赌注”的人或团体才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从公司社会责任的角度看, 本文采用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概念。虽然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概念难以定量或确定边界, 但这有利于公司全面承担社会责任, 促使整个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源远流长, 但长期以来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却没有得出科学答案, 是“一堆寻找理论的证据”, 直到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之后才使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沈洪涛, 2005) 。正如Wood and Jones (1995) 指出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研究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最为密切”的理论武器。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Freeman and Evan, 1990等) 。这就意味着 (张兆国, 2009) : (1) 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而不仅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2) 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本 (资源) , 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之外, 还有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 (制定公共制度、提供信息指导和维护生态环境等) 以及社区的积极支持; (3) 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 而不仅是股东的利益; (4) 企业的制度安排 (包括企业治理) 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 而不是将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 (5) 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企业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 而不仅是依赖于股东。这些与“股东至上”逻辑绝然不同的观点, 就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思想。可见, 利益相关者理论含有丰富的社会责任思想, 是研究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于研究公司社会责任问题, 不仅有助于推动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发展, 而且也使利益相关者理论更加具有微观基础, 更加贴近现实。

二、公司为何承担社会责任: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解释

公司为何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 就不能从理论上说服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反对者, 推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 也不能从实践上提高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 促使公司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 从不同侧面来分析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 笔者认为: (1) 从企业作为一组关系契约来看,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既利己也利他的最优选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这组关系契约, 既包括企业与股东之间的契约, 也包括企业与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这些契约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规定了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企业要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的经营环境, 就必须对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维护其权益。从这种意义上讲, 企业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关系”, 即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 而各利益相关者则为企业提供资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极大地提高这种交易的质量和效率 (Donaldson, 1999) , 是企业从股东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 从而增强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一种简单的利他主义, 而是一种既利己也利他的最优选择, 可以转化为稳定增长的财务收益 (张兆国等, 2008) 。 (2) 从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现代公司中, 委托代理关系除了包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外, 还包括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与经营者或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Hill and Jones, 1992)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动态博弈, 即:一方面, 公司期望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但另一方面, 各利益相关者却又不知道哪家公司值得信赖, 应该给予支持。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公司就必须向各利益相关者传递某种信号, 以作为自己区别其他公司的暗示, 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当然, 各利益相关者也不会轻易地相信这种信息, 因此这就要求公司发出的信号是付出了代价 (成本) 的, 以防止其他公司轻易地模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这种信号传递机制, 其有助于公司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 使公司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3) 从公司社会责任的价值或作用来看,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一种作用机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业绩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Roman et al., 1999;Maron, 2006;Wu, 2006等) 。国内外文献将这种影响作用概括为六种机制, 即规避风险 (如各种诉讼风险等) 、减少浪费 (如增加使用可循环材料等) 、改善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增强品牌美誉度、改善公司内部人际关系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2007) 。殷格非等 (2008) 将其概括为四种机制, 即降低风险、拥有优秀而稳定的雇员、开拓新的市场和降低经营成本。总之,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一种作用机制, 能够为公司创造新价值。

综上所述,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而且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 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如何促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构建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如何促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 从制度层面看, 关键在于建立与公司社会责任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机制。这种公司治理机制是解决公司中的各种代理问题, 处理公司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套制度安排 (钱颖一, 1995) 。

长期以来, 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行所关注的是如何使公司承担经济责任, 即遵循“股东至上”逻辑, 研究和解决股东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 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股东的目标函数相一致, 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但在现实中, 由于不存在万能的市场、无暇的制度环境以及公司风险全部由股东承担等前提条件, 因此这种基于“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模式就会导致公司忽视社会责任, 造成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性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受到广泛重视, 这种传统的基于“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模式必将受到强烈的挑战, 建立与公司社会责任相适应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已势在必行。

“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亦称“共同治理”模式, 它是指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司治理, 形成相互制约的公司治理机制。借鉴国际经验, 要在公司社会责任方面建立“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就必须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双管齐下, 进行制度创新。

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方面, 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 建立共同的决策机制, 即通过一套制度安排, 使各利益相关者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公司决策。这主要表现在在董事会中要建立这种决策机制, 因为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为此, 就需要在进一步完善股东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和员工董事制度等现有董事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银行董事制度、政府代表董事制度、消费者董事制度等其他利益相关者董事制度。第二, 建立共同的监督机制, 即通过在公司监事会中建立共同的监督机制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行为实施监督。即在公司监事会中除了现有的股东监事制度外, 还要建立员工监事制度、银行监事制度、政府代表监事制度和消费者监事制度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监事制度。

治理利益驱动从何处入手 篇5

利益驱动是影响当前司法、执法公正最核心的问题，是司法～和执法～最直接的表现形态，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障碍。利益驱动问题，根在机制，治理必须从机制入手。利益驱动问题主要源于机制上的矛盾：一是依法办事与政出多门的矛盾。我国还处在转型时期，改革初期积累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些成功经验，在法律与党的新政策发生矛盾时，往往忽视法律的权威而让位于这些新政策；二是严格执法与保障乏力的矛盾；三是公正执法与监督乏力的矛盾；四是办事公开与暗箱操作的矛盾；五是有法必依与查究不力的矛盾；六是追求法治与责、权、利模糊的矛盾。利益驱动之所以大行其道，与当前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不规范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必须从严规范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一要解决好多头执法的问题；二要全面推行执法行为规范的事前公示制度；三要建立群众办事举报、查证和咨询系统；四要规范执法主体收费行为。对执法司法机关来说，利益驱动问题之所以如此难以解决，是与其社会角色所依附的特定权力密切相关的。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对执法司法机关行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以严防其权力的滥用：其一，必须实行“阳光作业”；其二，必须建立全方位的立体的畅通无阻的执法监督体系；其三，监督主体社会化；其四，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责、权、利要法制化。执法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乏力，是利益驱动问题的主要成因。因此，必须从源头上解决好执法司法机关当前运作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其一，应全面建立岗位需求经费评估制；其二，根据履行岗位职责成本评估结果对履行岗位职责实行公开竞争招标；其三，全面建立国家负担的执法成本支付体系。利益驱动的产生，绝大部分是由于执法司法主体没有严格按照执法司法程序办事引发的。因此，必须切实维护程序正义：首先，要建立维护程序正义的相关法律；其次，对违反程序正义的行为要严格进行查究；其三，要建立程序违法的国家赔偿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利益时代的社会治理论文 篇6

20世纪的美国学者对公司的性质和功能开始质疑和反思。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公司经营者唯一目标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受到挑战。最终, 论战超出了公司治理本身, 引发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探讨。李维安认为, 公司治理不能够只局限于股东对经营管理者的制衡, 而是涉及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利益有关系的群体。王雄元认为, 公司治理是联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 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制衡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统一。楚金桥提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从表面上看, 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社会责任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但两者却有一个共性基础:公司固然是以营利为宗旨, 但是营利与担负社会责任并非必定发生冲突, 冲突并非必定不可调和, 公司完全有可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企业社会责任的大量实证研究, 揭示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有着明确的相互关系。利益相关者的举动会影响到公司的行为倾向甚至经营绩效, 反之公司的决策也会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成为许多国家完善公司治理的指导原则。

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一) 国家电网公司

国家电网是首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央企。它建立了自身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起到了较好的表率作用。国家电网公司重视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 特别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实现了自身发展与利益伙伴的共同发展, 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在国家电网公布的2007-2009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均强调了公司的利益相关方共同治理模式。在2007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国家电网在“公司治理”内容中清楚地阐明了“公司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 下分战略型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和业务型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参与类型包括“信息告知、专题咨询、对话交流、共同行动”, 参与程序分为梳理议题、明确目标、了解期望、分析影响、拟定方案、实施计划、评价业绩和总结改进等八个环节。在2008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国家电网把公司的社会责任分为共同责任 (服务利益相关各方) 和特定责任 (针对特定利益相关各方) , 指出公司“发挥利益相关各方的优势与价值创造潜能, 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2009年的社会责任报告目录前一页以醒目的颜色和简洁的语句明确指出, 公司的共同责任是“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有承担的社会责任”。其社会责任模型的内心圈中把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利益相关者分类为社会责任、股东责任、用户责任、员工责任、伙伴责任、环境责任等。

通过这种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 国家电网公司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管理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组成部分。纵观其整个社会责任报告, 均是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展开的。国家电网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对企业内外部各利益相关者的管理, 企业的各种社会责任行为和措施均是为了达到内外部各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和忠诚。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关键是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 这与国家电网公司着力倡导并付诸实践的利益相关者的全面参与机制是基本一致的。在国家电网公司以前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 都花较大篇幅着力强调了这一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 这种参与不仅体现在公司业务上, 还体现在企业战略制定和修订上, 可以说是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参与机制。

(二)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于2006年发布首份社会责任报告, 并在其报告中阐明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决策地位, 并界定政府、客户、投资者、同业者、公众、价值链伙伴、员工等七类群体为企业的利益相关方, 认为公司的责任为“追求与利益相关者共创价值”。中国移动于2007年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成立了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为实现社会责任管理的深度转变, 在其2007年社会责任报告中明确2008-2010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制三年规划。在其2008年社会责任报告中注重与企业的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通过工作会议与回报、客户满意度调查、职工代表大会、经营业绩考核、供应商管理、论坛和社区公益活动等沟通形式与政府、客户、员工、投资者、价值链伙伴、同行和公众保持信息交流, 维护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兴趣和要求。

如前所述,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有利于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让公司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中国移动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组织体系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机制可以看出, 中国移动公司的各种社会责任行为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让其了解企业的经营理念和运营模式, 提高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心和满意度, 最终得到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忠诚。

(三) 中兴通讯

中兴通讯是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的大型通信制造业上市公司, 目前是境内A股市场上市值、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年, 中兴通讯连续第四次获得由经济观察报社与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共同评选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称号。2009年2月,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成员。中兴通讯将以此为新的起点, 把全球契约及其十项原则纳入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 努力推进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致力于成为全球优秀企业公民的典范。

与国家电网和中国移动的做法类似, 中兴通讯公司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推行团队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管理, 并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如在社会责任管理措施方面, 中兴通讯通过董事会会议、员工职业发展和重视员工职业健康与安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建立畅通的供应商渠道和开展商业贿赂治理工作、节能降耗和设立爱心基金等方式协调公司治理关系, 重视非股东的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 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中, 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 把处理好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作为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 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以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满意, 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实现公司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一些前瞻性思考

虽然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的公司治理使公司在抵御市场风险, 提高信息交流以及提升公司形象等方面可以发挥着较好的功能, 但其在操作性和效率性方面却有着固有的缺陷。一些学者提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会导致治理目标的多样性和分散性, 多重目标也就等同于没有目标, 利益相关者在公司的财产索偿权和剩余分配权方面权利不同, 因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利益相关度, 共同治理的结果可能是不治理或低效治理, 因此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一)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提出的广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在理论研究的可操作性上较差, 使得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尔提出利益相关者是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 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利益相关者是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者, 只有他们对其专用性资产拥有完整的产权, 才能相互签约组成企业。专用性资产的多少以及资产所承担风险的大小正是利益相关者团体参与企业控制的依据, 资产的所有权与风险、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呈正比关系, 这也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提供了可参考的衡量方法。因此可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维度、重要维度和兼顾维度三个层次, 这样可解决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战略设计所关注的利益相关者的优先次序问题。

(二) 公司治理的层面问题

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运用于企业治理层面, 强调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制衡的关系。目前国际上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已经发展到对于利益相关者参与提出具体要求。英国机构Account Ability提出,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整体目标是帮助机构制定战略性发展方向, 实现机构经营的高绩效, 促进可持续发展, 使机构、利益相关方以及整个社会受益。因此Account Ability提出了评价利益相关者参与水平的6项标准, 并且提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范围。包括:功能性参与 (如客户服务) , 专题参与 (如人权) , 及机构范围内参与 (如报告和审验) 。这里的参与, 可以是微观层面的参与 (如机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具体问题) , 也可以是关于主要社会问题的宏观层面参与。

(三) 治理模式的保障问题

公司治理的实质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王竹泉, 2006) 。共同治理结构, 试图通过把企业所有权在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多元配置, 激励各个契约主体对高层经营管理者的监督积极性, 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绩效, 体现激励与约束的多元导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笔者认为, 有效的制度安排可包括财产收益分享制度、财务决策制度和财务监督制度。财产收益分享制度使得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从企业的收益中取得相应的报酬。财务决策制度通过设置制衡的财务议事制度抑制控股股东的权力, 以保护中小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财务监督制度使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监事共同监督企业财务行为。

(四) 未来公司治理的原则导向

缺乏可操作性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致命缺陷, 而股东利益至上理论的企业单一目标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单纯的股东利益至上或利益相关者利益至上似乎都不是公司治理的最佳选择。实际上, 现代公司趋向于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股东利益至上公司治理模式越来越重视关系投资模式, 以德日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也逐渐推崇股东利益导向。或许, 未来公司治理的原则导向是一种双重公司治理模式, 即以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为主, 兼顾其它利益主体利益的治理模式。

摘要：在现代环境下, 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发展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以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移动和中兴通讯三家企业为例, 分析了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逐渐成为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现实。同时文章也指出, 由于利益相关者模式存在操作性较难的先天缺陷, 未来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公司核心利益者利益为主, 兼顾其它相关利益主体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李维安.公司治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白世秀.基于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思考[J].财会通讯, 2009, (10) .

利益时代的社会治理论文 篇7

从三鹿毒奶粉事件, 到去年的富士康十五连跳事件, 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一次又一次的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更多思考。到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是什么?什么样的企业更青睐履行社会责任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选取上证180上市公司为样本, 侧重研究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试图发现公司治理各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2.1 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 然而至今学术界和企业界尚未就其定义达成统一, 但最具代表性观点之一是以Carroll为代表的, 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其实就是企业责任, 包括经济、法律、道德与伦理责任之和。虽然如此, 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理论。该理论首次由Freeman (1984) 提出,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影响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或目标的人或团体, 或者是受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或目标影响的人或团体”。约瑟夫·W·韦斯 (2003) 对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分类。他将企业所有者、客户、员工、供应商、股东、董事会、公司高管人员归类为一级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是关于公司治理的理论, 它是从对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的角度提出企业不仅仅要对股东负责, 而且要对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因此可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公司的治理问题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得到统一。

2.2 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具有历史的渊源性和发展的共生性, 两者都产生于现代大公司的出现, 统一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实践中。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就这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Verschoor (1998) 通过的研究发现:定期发布公司社会责任相关报告的企业具有更优秀的金融绩效, 而且能够产生更加健康和谐的公司文化和更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Adams (2002) 指出将公司社会责任引入到公司治理中, 将促使公司发展出更好的内部控制、成本控制和决策体系, 从而更有利于公司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业绩的提升。Diego (2004) 发现社会责任型企业具有更有效的董事会和公司治理结构。

国内的学者对于了二者的研究同样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规范研究方面, 李维安 (2000) 提出:公司治理不能够只局限于股东对经营管理者的制衡, 而是涉及更多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王雄元 (2004) 认为公司治理是联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 目的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制衡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 并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统一。王长义 (2007) 指出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不同治理模式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程度的高低; (2) 股东目标的多样化、股东结构的变化、股东权利的变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而国内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文献还相对较少。王建琼、何静谊 (2009)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 与资产规模负相关, 与是否两权分离、净资产收益率无明显相关性;国有控股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较差。因此本文试图以经验数据为依据, 通过进行合理的指标设计, 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设计与研究假设

3.1.1 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从政府、职工、供应商、投资者和社会这五个方面出发, 分别选取指标衡量, 其中作者借鉴了陈玉清、马丽丽 (2005) , 王建琼、何静谊 (2009) 的指标设计, 具体如下:

(1) 政府所得贡献率:Y1= (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 /经营现金流入*100%

(2) 职工所得贡献率:Y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主营业务收入*100%

(3) 供应商所得贡献率:Y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主营业务收入*100%

(4) 投资者所得贡献率:Y4= (支付的现金股利和现金利息支出) /主营业务收入*100%

(5) 社会所得贡献率:Y5=捐赠支出/主营业务收入*100%

3.1.2 解释变量 (公司治理指标) 与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而公司治理主要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激励和股权结构这五个方面出发, 分别选取指标来衡量。

(1) 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对于股东大会有效性的评价, 作者基于统计的方便性和数据查找的可行性, 选取年度股东大会与临时股东大会次数和作为衡量指标。股东大会活动越频繁, 股东能更好的行使决策权, 从而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 有助于企业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提出假设1:股东大会次数 (SHM) 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

(2) 监事会。

大部分文献认为监事会的规模, 监事会会议召开的次数, 股东代表比例, 独立监事比例等指标都能评价监事会的有效性。作者选取年度监事会会议次数作为衡量指标。由于监事会监督实现股东的利益同时兼具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 因此提出假设2:监事会会议次数 (SUPM) 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

(3) 董事会。

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董事会。评价董事会的有效性一般会考察董事会的构成和规模、董事会成员的激励、独立董事比例等, 作者便于量化指标选取独立董事比例作为衡量指标。由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能使其完成有效的监督, 使得企业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因此提出假设3:独立董事比例 (IDP) 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

(4) 经理层激励。

对于经理层激励的衡量指标, 作者选取薪酬最高的前三大高管薪酬总和的自然对数。当对经理采取合理的报酬激励时, 经理就会更倾向于创造长远的利益, 从而更好的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提出假设4:高管薪酬 (LnMS) 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

(5) 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股权的构成, 二是股权集中度。本文只考察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采用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方和 (HERF) 来衡量股权集中度。经国内外学者们研究发现大股东可以更有效地监督经理层的行为, 有助于增强接管市场运行的有效性, 降低经理层的代理成本。因此提出假设5:股权集中度 (H5) 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

4 控制变量

考虑到企业的规模、所属的行业和数据所属的年份也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 因此作者引入以下三个控制变量:

(1) 企业规模 (SIZE) 。SIZE=Ln (总资产) 。

(2) 行业 (INDU) , 设置了10个虚拟变量, 当样本属于某个行业时, 该样本为1, 否则为0。

(3) 年份 (YEAR) , 设置两个虚拟变量。当样本公司数据属于某年时, 取值为1, 否则为0。

4.1 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 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取值1-5, β为待估参数, ε为随机扰动项。

4.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证180指数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在剔除金融类公司, 捐赠支出数据不完整的公司后, 共有381个有效观测值。本文研究数据来自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和巨潮咨询网所公布的年报。

5 实证分析及结论

5.1 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年度内股东大会的次数均大于1次, 都满足《公司法》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股东大会的要求, 但标准差相对较大, 说明各公司间股东大会次数差异较大。同样的, 各公司监事会会议次数差别也较大, 最多的13次, 最少1次。样本公司的独董比例均值为35.58%, 最小值远小于33%, 说明有个别公司没达到独董比例三分之一的要求。H5指数最大值为1, 最小值为0.01, 说明样本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差异较大。在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方面, Y3供应商所得贡献率差异最大, 最大值为274%, 最小值仅为4.24%。而Y5社会所得贡献率均值才0.07%, 这一值较低, 说明目前企业对于社会的贡献意识还不足。

5.2 相关系数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 即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因此模型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5.3 回归结果与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企业对于政府的贡献率与股东大会次数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与原假设不符。与股权集中度显著在1%水平下正相关, 与预期符号相符。其他变量相关性均不显著。企业对职工的贡献率与年度内股东大会次数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拒绝了假设3。其余变量均不显著。但R2值很高, 说明方程拟合度很好。企业对于职工的贡献率与股东大会次数在10%水平上正相关, 符合假设1, 其余变量均不显著。企业对于投资者的贡献率与股东大会次数在10%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与假设1相符。与股权集中度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与假设5一致。R2很高, 说明整个方程拟合度很好。企业对于社会的贡献率与高管薪酬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符合假设4, 与股权集中度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拒绝假设5, 且R2较低, 模型的解释力较差。

注:*表示在10%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l%水平显著。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 我国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还不显著。股东大会次数对企业对政府、职工的社会责任是负相关, 与供应商和投资者是正相关。说明我国当前的股东大会没有对企业社会责任发挥较积极的影响作用且股东大会做出相关决策的时候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不够, 更多考虑的是与股东实际利益相关的决策。监事会会议次数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性均不显著, 说明现阶段上市公司监事会对利益相关者的保护还未起到积极的作用, 很难在董事会外部对管理者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独董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也均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独立董事“不独立”, 相关制度不规范以及独董比例较低造成的, 导致独立董事没有尽到公正、独立、客观的义务。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均不显著, 但都为正相关, 说明高管层薪酬越高,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越好。但是也反映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还不够重视, 贡献意识还较浅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对政府和投资者的贡献率显著正相关与对社会的贡献率负相关。这也许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一股独大”, 内部人控制现象。且国内上市公司对为国企改制而成, 自然较关注政府与投资者的利益。

6 结束语

目前日趋严峻的社会问题都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密切关系。但现阶段, 企业社会责任还未引起我国企业、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足够重视且国内社会责任理论整体上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再加上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较弱、法制环境尚不健全、消费者选择并不完全理性、投资者选择利益驱动等, 使得西方很多的社会责任理论还解决不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问题。本文的研究成果在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的同时, 也为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研究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经验数据。

摘要：从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出发, 选取了上证180上市公司2007-2009年财务数据,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相关变量,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研究间二者的关联程度。研究表明:企业股东大会次数股东大会次数与企业对政府、职工的社会责任负相关, 与供应商和投资者是正相关。监事会会议次数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性均不显著, 独董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也均不显著, 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均不显著, 但都为正相关,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对政府和投资者的贡献率显著正相关与对社会的贡献率负相关。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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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玉清, 马丽丽.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市场反应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 2005,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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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篇8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迅速走进信息化时代。目前,人们基本上已经适应了信息化时代生活的节奏,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带给人们又一次冲击,将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推向高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随着大数据而来的还有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如隐私泄密、公共信息安全等,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进行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将从大数据时代的相关概念入手,分析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提出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

1大数据时代的相关概念

“大数据”一词最早出现在1988年美国《科学》杂志上,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大数据”一词逐渐出现科研、商业等各个领域,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关于大数据时代的概念的定义还是出自《大数据时代》一书,此书的出版对于大数据时代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至今仍属于畅销书籍。

1.1大数据时代的含义

目前,还没有关于大数据的具体定义和说明,但在学术界普遍将大数据解释为内容较为复杂、数量比较庞大、没有规律性的信息。 正是由于大数据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的数据分析模型和方法难以对此进行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数据的存在没有意义和价值, 相反,大数据的存在具有很强的数据挖掘价值,会直接影响相关的决策。正如《大数据时代》一书所说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影响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此外,大数据的信息挖掘将是未来创造价值的源头,大数据的出现将改变现有的市场模式、公共管理关系、政府和企业的组织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大数据时代就是指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处理人们能获得到的各种信息,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用来解决人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使解决问题的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把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这意味着人们在面临更多机会的同时也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1.2大数据时代的特点

大数据时代的首要特点就是数据信息量大。这主要与当今社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关。其实互联网并不是大数据唯一的载体, 但由于现代社会大部分信息数据的传输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所以往往是通过互联网运营商而获取数据。互联网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量极大,以至于用一般的数据处理方法都难以实现数据分析的目标。尤其是在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后,大数据的信息总量还在成倍的增加。2015年,国家又规定了手机流量使用的新规定, 这些政策的出台将会进一步刺激大数据的数据总量的增加。

大数据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数据信息较为复杂。大数据时代获得数据信息的来源有很多,每种渠道获取数据信息的方式不同, 收集的信息内容重复性大。此外,获得数据信息的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如我们常见的数据信息载体有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同样会增加数据信息的复杂性,增加数据处理的难度。

大数据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数据的实效性强。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较快,具有很强的实效性。无论是通过电脑还是移动终端浏览信息我们都不难发现,很多信息在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被传输到网络上,但随着新事件的发生,这些信息很快就会被替代下去,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连续的循环,只有一小部分信息能保留下来,大部分的信息都会被新的信息覆盖。

大数据时代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数据的价值判断较难。我们每天都会收集到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量虽然很大,但价值密度却不高,即这些信息中有价值的信息较少,如何从规模庞大的数据库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处理的关键,也是较为困难的一个环节。因此,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的过滤和提纯很重要。

1.3大数据时代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的意义应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一个是从个人角度,另一个是从行业发展角度。就个人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思维的方式和决策方式。但针对不同的人而言大数据的意义也大为不同。对于华尔街的操盘手而言,他们通过互联网技术获得与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的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如股票市场信息、网民情绪倾向信息等,并以此作为他们是否抛售股票的决策因素。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能让他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当下的就业情况、各个行业的人才需求量和各个企业的职位招聘情况,帮助他们做出最优决策。

从行业角度分析,大数据技术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 并逐渐受到各行各业的重视,大数据技术一方面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各行各业对于大数据技术的使用也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例如,在制造业,大数据技术被用于顾客信息收集和整理,帮助制造企业了解各种产品需求情况,有助于确定各种产品的生产计划;在医疗管理方面,大数据技术被广泛用于流行病和传染病的跟踪调查,帮助医疗人员迅速掌握各种疾病的发展情况和传播情况。总之,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于行业发展而言,大数据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改变了人们决策的方式和看事物的高度,让人们站在更高的高度解决问题,提高了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了社会治理的模式。

1.4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正如上文所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即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机会, 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很大挑战。因为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和信息对人们的影响之间呈正相关,即人们对于信息数据的需求量越大, 那么数据信息对于人们的影响程度就越高。尤其是在今天,大数据时代刚刚来临,人们在思想上和意识上的准备还不充分时,大数据时代带给人们的挑战会更大。第一,由于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太过突然,很多人在思想意识上还没有认识到信息爆炸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只享受大数据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没有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第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大数据管理脱节。现在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却忽视了如何管理大数据,如何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大数据技术的使用进行约束。技术发展与管理的脱节会影响大数据技术的合理使用,凸显其负面影响。

2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

2.1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的内涵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管理强调的是政府行为,与社会管理有关的社会活动都是以政府为核心进行,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社会各方共同参加,是由政府主导的一种管理模式。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社会治理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不再以政府利益为社会管理活动的核心;第二,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社会管理活动的规范化,即要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服从相关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的意识,社会治理活动要依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是一种法律行为;第三,社会治理要打破传统社会管理中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提出由政府主导,采取局部管理方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不仅能有效减轻政府办公压力,还可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有效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第四,社会治理是将依法治国理念进行延展,改变现在社会中各个政府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创建一种以数据信息共享为纽带的社会治理方式,将数据信息研究机构也纳入社会治理活动中。

2.2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时代的发展既具有创造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破坏力。大数据时代对于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

首先,大数据时代会对社会治理依据产生影响。现阶段,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都是和社会治理依据有关,即政府的决策行为不能单纯依靠管理经验,更多的是需要有完善的社会治理依据,这样才能实现高效治理社会的目标。但目前我国在社会治理依据方面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社会信息渠道不畅通。 政府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少,获得的信息少,难以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来满足决策支持的需要;第二,获取的信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政府在处理信息时往往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某些事件的发生会影响政府的整体的决策,这样就会使政府决策存在很大的偏差。第三,获取的信息内容真实性不足。政府获得的信息失真与获取渠道不通畅有很大关系,获得的信息量小,很难进行真假辨别,一旦使用错误信息进行决策就会导致很严重问题的发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大大降低上述三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大数据技术能实现信息高速大量传播,增加政府获得的信息量,让政府有足够的数据进行价值挖掘,以便于政府做出正确的决定。

其次,大数据时代会对社会治理方式产生影响。任何一个国家走社会治理道路都会经历治理过程分散化的阶段,这种局面的存在是很难通过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的。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都会有如下表现:第一,就是各个政府部门获得的数据信息过于分散,彼此之间缺少联系,且数据信息真实性得不到保障,这就会影响局部地区的政府决策,影响整个国家政府机构的决策;第二,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性较差,缺少磋商的机会,这就会导致两种极端现象的出现,一是政府部门职能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另一就是政府部门职能存在漏洞,民众办事不知道找谁。这两种现象的发生都会增加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降低社会治理的效率。在大数据时代, 社会治理方式将会有很大的转变,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将进行协调化办公,最大限度地减少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冲突、矛盾,提高政府社会治理的效率;社会治理方式还会变的更加科学化,社会治理依托于大量的数据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社会治理会比以前更加精准,会针对问题本身采取有效措施,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3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

3.1改变社会治理体制

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改变现有的政令传递不通畅的弊端。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上令下不行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率,还有可能会耽误一些重要政令的实施,造成严重后果。在大数据时代,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变社会治理体制,全面推行网络化管理体制,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实现各级政府之间无缝合作机制,大大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效率。

3.2创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静态的、间断式的,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只有在问题发生后才能采取解决措施,这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创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应是一种动态的机制,能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有所反应,便于从源头阻止问题的发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也是以一种动态的模式进行,能对解决问题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采取有效解决措施,确保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3.3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的效率、治理成果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时也是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社会治理能力是提高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保障,因此应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而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是要有较高水平的大数据技术作为支撑。由于目前我国在大数据技术发展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国家应设立专门的大数据技术研发管理部门,以提高我国的大数据技术水平。

4结语

利益时代的社会治理论文 篇9

一、从“强政府- 弱社会”走向“强政府- 次强社会”: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

(一) 建国以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特征是“强政府- 弱社会”。当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 加上受到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 政府采用指令型计划体制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这种“包揽式的管制”是一种粗略的、缺乏管理技术的仅凭借传统认识而进行的管理。政府全能主义行为模式衍生出了“总体性社会”。虽然整个社会实现高度整合, 但因为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 社会被完全吞噬, 社会治理更是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后, 实行市场自由化和去集中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地位不断得到确立和巩固, 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任务, 并推行政企分开, 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政府全能主义模式逐渐瓦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 社会自主性得到提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向“强政府- 强社会”演变, 其实质是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转移。进入21世纪, 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 加快政社分离步伐, 释放社会组织活力, 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但是政府仍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 通过行政力量, 管理社会事务。

(二) 新媒体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当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尚未发展到“强政府- 强社会”的程度, 但并不能说社会很弱或者很强, 而是呈现出“强政府- 次强社会”的特点。这是因为互联网逐步覆盖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公民意识逐渐觉醒, 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公众获得了新的政治舞台。

截至2015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 占整体网民比例的88.9%, 互联网普及率为48.8%, 电脑端向手机端迁移趋势明显。[1]社交媒体迅速发展, 特别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手机移动终端APP的出现, 使得“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悄然到来。新媒体开启了平民的话语权, 舆论的形成不再仅仅来自统一控制的中心点, 如个体发布一条有震撼力的微博, 马上就可以引来无数的评论, 在极短的时间内汇集成流行观点或舆论。而且网上的舆论、社会运动与线下的舆论、社会运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近年来许多群体性事件就具有线上线下联动的特点。[2]客观上造成了虚拟社会的不断扩散, 进而导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 可以说由互联网构筑的新媒体社会与现实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网络社会可以近似看做是整个社会的子集, 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现实社会中的互动或对立也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 网络中的“社会”逐步强大, 社会力量得到迅速提高;网络社会中“政府”处于弱势地位。[3]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引发社会治理方式变革, 并反作用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二者形成一种“互构”关系, 并赋予新媒体时代特色。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方式面临深刻变化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 新媒体也不例外。新媒体本身就具有两重性, 在给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带来了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挑战。

(一) 话语权的分化:“公众”舆论场的形成

在新媒体尚未普及前, 公民缺乏与政府对话的渠道, 社会舆论的形成受到传统媒介载体和传播方式的限制, 易导致政府集中管控社会舆论的情况, 在处理社会事务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 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低门槛为民众发表观点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空间出现了一种“自我赋权”的政治现象, 即网络政治参与。[4]网络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方式出现的一个新变化, 它和网络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政治意识的增强息息相关, 简单地说, 是指普通公民通过新媒体平台来表达意愿与诉求, 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与行为。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多样, 如网络舆论、网络监督和网络信访等。通过网络政治参与传递出来的信息代表了大众的心声, 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政府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回应这些心声, 能够为政府自身的形象塑造带来机遇。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政府体察民情、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 也是公民进行社会监督、意愿表达和权益维护的重要途径。

新媒体释放社会治理话语权, 增进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但是新媒体时代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 也使政府话语权出现了危机。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的背景下, 人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非常敏感。针对一些社会焦点, 公众不仅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也可以发表评论, 与其他网民交流看法, 产生“意见领袖”, 形成网络舆论。由于新媒体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匿名性的特点, 也容易导致公众忽略个人在网络中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因素使网络信息真假难辨, 有时可能并不会客观地反映民意, 却造成“假民意”的盛行。这些负面信息消解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影响, 弱化了政府对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舆论舆情的引导, 反过来又容易造成谣言四起, 影响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政府的科学决策, 增加治理难度。

(二) 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出现“内卷化”现象

“内卷化”是一个学术概念, 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 也无渐进式的增长, 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5]所谓社会治理的“内卷化”现象, 就是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陷入一种停滞发展的局面, “出租车罢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 南京、深圳、南昌等地发生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风波, 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 同时一些人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的相关情况散布到贴吧、微信、微博上引起更多人关注, 形成群体性讨论, 随后在全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罢运风波, 给市民出行带来了困难。由于“线上”与“线下”互相“感染”, 增加了事件的对抗性。罢运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专车的运营冲击传统出租车行业和较高的“份子钱”, 引发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不满。其实早在2015年1月, 包括南京、南昌、济南在内多个省会城市, 就已经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出租车停运罢运风波。然而在这一年中已经有多起罢运事件发生, 这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监管职责环节的懒政以及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乏力。发生突发事件, 地方政府官员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治理, 急于“灭火”。同时, 把社会治理简单地等同于“问题处理”, 认为社会治理仅仅是“政府的事”, 并且忽视网络舆论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观念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 于是进入周而复始的轮回状态。此外,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彻底厘清, 政府行政权力越位、缺位和错位也是造成社会治理出现“内卷化”现象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使社会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 消解改革成果, 瓦解政策红利。

三、新媒体时代下优化社会治理方式的举措

(一) “更新”治理理念

正所谓“理念一新, 天地宽”, 创新是推动社会治理强大的动力。治理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治理不是管制, 这个“治”, 既包括法治和善治, 也包括自治和共治。“治”的精髓在于形成“一核多元”的网格型社会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简政放权,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与经济体制改革, 将权力下放到市场的道理一样, 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在于“政社分离”。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权力仍然集中, 政府应该当还权于社会, 回归服务本质才是政府社会治理的根本。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政府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边界与角色, 地方政府应当明确这种理念, 即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 也包括多元角色在由新媒体建构的场域中进行互动, 促使社会治理格局由传统的政府单一包办的治理结构向多元的治理结构转型, 推动网格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 使得“政府包办一切”不再是社会常态, 强化社会自身功能, 让社会的问题由社会自己解决。

(二) 运用新媒体技术, 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1. 依靠大数据技术, 实现“云治理”。新媒体所带来的大范围的意见表达、交流使得社会的信息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一些地方政府缺乏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 舆情监控机制、突发事件问责机制的不完善是造成网络舆情应对乏力、遇到网络突发事件陷入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社会运行的复杂性, 需要加强对社会变化发展的风险、安全的控制和预测分析, 建立监测灵敏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和“云治理”体系。[6]因此, 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等, 从多源头、分散、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 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正确识别、预警;完善新媒体民生需求搜集分析机制, 充分利用大数据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引导, 及时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 将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从而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2. 优化电子政务平台与政府高效利用自媒体并举, 提升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新媒体具有现实社会中的召集人员、煽动情绪、披露细节等功用, 能够引发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功能, 促进新媒体问政形式创新, 积极构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 如开辟微博、微信政务平台作为电子政务平台的补充。遇到突发事件时, 及时在新媒体平台上披露, 合理引导舆论, 积极掌握舆论主动权, 力求化解负面影响;反之, 政府若出现反应能力弱、引导舆论不规范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负面情况的出现。

(三) 推进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创新

1. 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安全阀”的作用, 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社会冲突论认为, 锅炉要有减压阀, 社会也要有宣泄的地方, 冲突对于社会巩固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开放的新媒体为民众宣泄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互联网上出现的群体性讨论以及由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可以暴露出问题与矛盾, 从而为解决问题、缓解矛盾提供一条线索, 避免隐形事态的恶化。政府应当理性看待, 要科学识别、认准事件源头, 同时不能被网络上的舆论绑架。有时, 网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也反映出自身秩序性和理性方面的不足, 这需要政府强化网络管理和舆论引导, 优化网络舆情环境。要加大公民、社会组织素质的培养力度, 强化自主自律意识和民主法制精神, 明确网民在互联网中的责任和义务, 规范网络公民社会秩序, 推进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2. 完善社会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网络社会治理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 要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治理的原则。建立线上到线下联动的O2O模式, 即Online To Offline, 将线下的社情民意与互联网舆情结合在一起。网络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映射与反映。同时, 需要完善网上信访制度, 创新网上投诉平台, 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四、结语

全社会都需主动适应新媒体地快速发展。政府要利用新媒体技术, 构建更协同的“一核多元”社会治理体系, 并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社会公众在参与社会治理时, 必须要有极高的理性素养和责任意识。公民与政府双方通力协作, 增进政民关系的和谐, 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为未来形成“强政府- 强社会”奠定基础。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调整, 政府通过变革社会治理方式予以回应, 同时社会治理方式也会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治理方式仍面临一些问题, 因此要妥善应对, 推动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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