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价值

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价值（精选11篇）

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价值 篇1

随着现代经济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日益丰富和完善, 以及近些年来被大力推崇的“社会本位观”法治理念, 社会利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研究价值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和层次。经济法所固有的综合性、政策导向性以及法律适用的特殊性等特征, 加之社会利益概念本身所存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利益理论在法律上的界定和论证难度。

一、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经济法中社会利益的概念解析

(一) 社会利益说的发展进程

社会利益说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以及哲学理念上的深入思考, 伴之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而逐渐被提出并认知和重视的概念范畴, 大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此时“个人主义”思潮泛滥, 认为社会利益是干预者的人为建构,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已学会使用“社会正义”这块敲门砖为自己谋取私利, 强调将争议立基于非建构性之上———个人利益之上。同时期的功利主义法学家也强调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 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这种只承认个人利益否认独立的社会利益, 并认为不存在社会利益概念的观点在学术界被称之为“利益一元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 是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时期, 也是社会逐渐被承认和重视的时期。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警示:单靠“市场之手”的单纯运作是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此时, 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主义”异军突起, 认为只有市场与政府干预双管齐下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实现社会的整体福利。

进入20世纪后, “利益三元论”说成为主流。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并列, 并认为社会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20世纪中期, 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分类, 尤其突出的是集体利益说[1]。

(二) 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

1.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

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乃至人文学科领域一直津津乐道的学术论题。从目前我国法律规定来看, 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概念, 如《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4)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5)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法》第52条对无效合同也做了相似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合同无效: (1)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4)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明显看出在两部法律中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作为并列的概念出现的, 也就是说在我国, 有关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法律逻辑前提是不同的。又如国家的国防建设不仅是对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军事利益的保障, 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保障作用。由此可见, 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虽然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概念, 但在利益诉求方面是相互重合、交织的。

2.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

从法学学科角度来分析, 民事法律主要体现的是对个人利益秩序的尊重与保护, 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方面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式;行政法作为公法而言, 的却起到了维护社会利益秩序的目的, 但假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公权侵犯个人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经济法角度来看, 社会利益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比如社会大众极为关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看似受众的群体是特定的消费者个人, 实则对于整个消费群体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可以说, 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不在是所谓的绝对分离或者绝对包含, 而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

二、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经济法的利益分配

如果说定性问题是从概念、性质上对某一问题进行论证, 那么定量问题就是依据经济学乃至数学原理对抽象、不确定的社会利益进行具体、细化, 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一) 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理学分析

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范畴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将社会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单一调整对象的观点实则是把经济法推到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从理论上讲, 经济法属于公私交融的第三法域, 这就决定它一方面要尊重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也要维护个人利益。[2]正如史际春教授所言:“基于经济法的产生基础、品性和制度功能的公私兼顾融合, 就使得经济法调整的法益不仅有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私益, 也包括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经营者等及其团体的社会化利益, 以及国家在维护公平竞争、实施公共经济管理中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3]。所以, 在经济法上应当对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利益关系人的利益需求予以综合考虑, 并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均衡与协调的手段, 市场中的规则才能趋于公平正义。

在利益分配的理论探讨中, 还需要阐明的问题是在经济法领域社会利益能否成为利益调整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在法学领域中被看作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准则和尺度, 如果将社会利益作为利益冲突的评价标准, 势必会产生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比如就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环境持续发展而言, 即涉及到社会利益, 也涉及到个体利益, 到底是以社会利益优先发展经济, 还是以社会利益优先保护环境, 又或是以个体利益优先保障就业。如何选择的标准不能单纯建立在何种利益优先的基础上, 而是要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予以判断的综合标准。

(二) 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经济学分析

对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不仅包括合法的法律界定, 还包括合理的经济界定, 可以说这是文本上的静态界定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动态界定相结合的系统化论证过程。

首先, 社会利益的定量界定是在利益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利益冲突背景下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可能发生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社会利益的不同目标之间, 比如城市规划与文物迁移工作, 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具有历史研究意义的文物纪念品。因而, 公共利益的界定实际上是在一定的衡量基准上对冲突利益进行比较、排序、选择。

其次, 经济法中的社会利益是与经济高度相关的利益形态, 但是并不能将经济利益形态以外的利益形态排除在外。这需要我们考量的是用什么计量基准来代表和映射社会利益。在福利经济学上常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计量社会福利的增减, 对此可以做一个近似的替代, 尽管社会福利函数被批评过于侧重总量的计算而忽视利益在个体之间的分配, 但现代计量模型的构建已经对社会福利的计算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加大了诸如公平、平等这类目标决策值的权重[4]。

再者, 公共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对于利益的分配、协调与平衡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对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决策中, 国外更多的采取的是复杂的测量、评估体系来进行项目决策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而国内的公共管理决策相对片面、简单, 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领导意志, 过于看重项目所预期的经济效益, 而对于环境的影响、文化古迹的损害等没有进行相应的量化测度纳入决策的分析之中, 导致决策缺乏合理性甚至带来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损害[5]。对于涉及社会利益的公共管理决策, 可通过建立多标准决策分析模型来判断其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对于冲突利益的抉择也可以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来判断哪种选择更能增进社会的福利, 以使我们的公共决策建立在科学的量化的基础上, 避免以公私之分作为判断依据的任意、武断。

(三) 对经济法中利益分配的法律规制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了税法、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等具体法律法规制度。但是纵观我国的宏观调控局面不难发现:经济法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越来越大, 以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最能说明问题;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趋高不降的全国房价更是让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暴露无疑;国家政府财政收入连年高额增加, 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医疗) 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政府财政收入在资金的筹集、管理、运作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关政府采购的缺陷也越来越多的暴漏出来, 往往由大型企业垄断了政府的采购项目, 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6]。不难发现, 政府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制定和实行某些公共政策, 加之法律体制上得不健全, 产生了一系列的利益博弈行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之间。

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说明在利益分配问题上, 社会公共利益并非唯一的保护对象, 同时经济法也将个人利益作为保护的对象。经济法要保障社会秩序, 就应该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采取合理、适当的倾斜性政策, 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重要内容。

三、社会利益的法律实施问题:经济法视野中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

社会利益既然在定性、定量问题都可以在理论层次与方法论层次找到论证渊源, 那么就应当存在实现该利益的制度———公益诉讼。

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实质上就是达到社会利益价值目标的方法和程序的法律界定。由于社会利益性质及内容的界定往往涉及众多的价值判断和衡量标准, 因而其实质内涵的判定和界定结果的公平总是存在众多的纷争, 需要更多依赖程序公平的保证[7]。在与社会利益界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中, 如《环境保护法》、《房地产管理法》、《产业与公用事业管制法》等具体法律制度中对于社会利益界定相关的程序性规范几乎空白。在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加入了公益诉讼制度, 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也往往缺乏详细的指引。

公益诉讼制度程序设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令人堪忧, 但随着社会大众法治观念的逐渐加强, 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案件不仅引起了社会关注, 而且引起了人们对于自身权益的重新认识。在河南、福建等省份出现多起检察院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利益提起公诉, 防止国有财产流失案件, 开启了我国对于公益诉讼模式的新思考;曾经轰动全国的“王海打假”一案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消费者群体对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重新认识, 从某种程度上也间接遏止了经营者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 对以后类似案件的提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公益诉讼制度之所以可以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程序救济机制, 是因为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在世界各国有着长久的司法实践经验, 而且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并非没有持续发展的法治环境与土壤, 只是在程序机制技术方面存在困难, 比如诉讼代表人的选择, 到底是检察机关作为代表提起公诉, 还是代表社会利益的个体原告, 或是代表“社会良心”的社会团体;费用的负担更是难题, 往往涉及公益诉讼的案件都是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进行的权利反驳与利益维护, 诉讼中的相关费用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这恰好是打击公众诉讼积极性的原因所在。

四、结论

社会利益作为一个抽象化的综合性概念, 不仅是法学领域所需研究的问题, 同时也需要借助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等人文社科知识对社会利益进行综合分析。通过社会福利函数、公共决策评估体系等经济学原理对社会利益进行量化分析, 运用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维权。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社会利益在经济法法中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摘要：本文主要对经济法的整体性理论原则即社会利益问题进行分析与探究, 通过从元理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方法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经验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问题入手, 并结合概念分析法、经济学相关原理等方法, 旨在说明社会利益原则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理念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利益,独立价值

参考文献

[1]薛克鹏.经济法的定义:社会公共利益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2]李昌麒.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9) :137-138.

[3]史际春.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40.

[4]周林彬, 何朝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探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进路[J].甘肃社会科学, 2006 (1) :130-137.

[5]李文凯.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一项大型公共工程的决策逻辑[C].黄河三门峡工程泥沙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2006.

[6]甘强.质疑经济法社会本位[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2 (4) :24-27.

[7]周林彬, 何朝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探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进路[J].甘肃社会科学, 2006 (1) :130-137.

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价值 篇2

1一般因素所谓一般因素，就是指那些影响土地价格普遍的共同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很多方面，像自然条件、行政区划、社会经济状况、发展前景等等。其实，这和房市中划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一样，这是各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2区域因素土地地理位置对地价影响比较显著。区域内的各种条件决定区域地价水平。①繁华程度②交通条件不同③其他公共设施水平④环境质量⑤其他因素。影响公共用地价格评估的其他原因。

3个别因素影响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的个别因素，指的是宗地的个性特质，像宗地的面积、形状、用途限制和土地利用强度等，都可以对公共用地地价产生一些影响。

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评估方法探索

1评估因素制衡评估公共用地地价时，要注意考虑公共用地中不同的种类、用地的特点和收益水平存在差异，不同种类公共用地的投资风险和增值效益也有差异。

2地价水平参照地价水平就是一个横向对比，公共用地应该和同等土地条件的住宅用地地价水平相当，有这样一个参照物，就不会给评估造成太多偏差。

3具体评估方法公共用地评估方法有很多种，包括收益还原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市场比较法、间接比较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等。公共建筑用地的地价评估方法，一般可采用成本逼近法、收益还原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3.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就是指相同宗地情况下，公共用地的市场价值是多少，就可以简单以此类推，找到一个价格相近点，以此来确定公共用地的地价水平。由于公共用地交易、出让、转让市场案例很少，市场比较就很难找到比较对象。这种地价评估方法，适用范围比较小。

3.2成本逼近法公共用地地价评估中，成本逼近法是最简单的评估方法。成本逼近规避了公益性用地利用效益很难确定的缺陷，在市场交易案例难找的情况下，通过成本计算逼近公共用地地价。具体计算方法是：公共用地地价=土地取得费用+土地开发成本+管理成本+投资利息+税金+经营利润。采用成本逼近法，比较适合新开发用地和即将开发用地，因为地价组成中的各种数据比较好掌握，计算也比较实用。成本逼近法也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就是成本价并不能准确反映土地价值。成本价高不代表土地价值就高，成本价低也不说明土地价值就不高。特别是我国公共用地供给中，一些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存在不确定性不合理性，这就直接影响了公共用地地价的评估结果。

3.3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就是将公共用地未来正常情况下的年纯收益，用一定的土地还原利率还原，来作为估算土地价格的方法。如公园用地，就是按照正常客流量来计算门票年总收入，加上其他租赁收入，然后去除建设成本折旧、管理费用、维修费用、利息等费用，就可以计算出年总收益。可以用公式表示：V=（a/r）[1-1（/1+r）n]V：代表土地收益价格。a：代表未来正常的土地纯收益（或地租）。r：代表土地还原率。n：代表未来土地使用年期。收益还原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只对公共用地中有明显收益的用地比较适用，像学校、机关等经营性不强、收益不明显性的公共用地，就不适合用收益还原法来评估地价。

3.4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利用替代原则，用待估宗地区域条件和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然后根据修正系数表选取对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这种地价评估方法适用范围广泛，评估结果相对客观科学，被普遍认可，是公共用地地价评估的常用方法。基本公式：V=V1b×(1±∑Ki)×KjV：土地价格。V1b：表示某一用地在某一土地级上的基准地价。∑Ki：代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Kj：表示估计日期、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具体操作还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首先是收集相关基准地价资料，根据这些材料确定公共用地所处级别的同类用途基准地价。其次是分析这些公共用地影响原因，综合考量这些地价影响因素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表，来确定待估地地价修正系数。第三步是对骨架期日、容积率和土地使用年期等进行修正计算。最后求出待估宗地地价。当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时，公共用地的基准地价标准及其修正体系应当参照住宅用地的基准地价标准及其修正体系。

三、结语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分析 篇3

一、公共政策的内涵

公共政策的创始人之一哈罗德.拉斯维尔认为公共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和策略的大型计划（H.D.Lasswell，1951）。这个定义不仅肯定了政策的目标性，而且强调了政策的价值特征，也就是说，公共政策应该关注合法性、合理性和公正性等社会价值，同时，对于策略的关注可以说是确立了公共政策面向社会问题、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特性。

而政治学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81）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这个定义与其他学者的说法不同，或许大家注意到了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但是，基本上是对于物质领域的分配功能，而伊斯顿的定义则较多地关注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它这里所谓的价值是一种宽泛的概念，包含了一切可用的资源，有物质形态的，也有非物质形态的。这就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首先，价值问题不仅仅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基础，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社会价值对于物质领域的分配，而且本身也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对象，政府必须研究并确立自身的价值标准，这里实际上就隐含了一个重要概念，利益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议题，所谓的遵循社会价值就是要将公共利益作为公共政策的核心。

二、公共政策的特点

1、政治性

政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阶级和国家意志的体现，直接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和根本利益。在阶级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反应到政策之中，就是公共政策的阶级性，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总是要把本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因而在任何社会中，政策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的特點。说政策具有政治性，并不等于说政策就是政治。政策同政治有联系，也有区别。政治决定政策，政策服务于政治。因此，政治是目的，而政策则是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而施用的手段。在实践中，我们要防止把手段当目的的错误做法，更要避免把目的当手段。

2、权威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是具有社会公共权威的国家，无论是转化为法律形式的公共政策，还是以条文、规定形式存在的公共政策，都具有依靠国家强制力得以贯彻的性质。这也是公共政策能够发挥其协调功能的基本保障。具体来讲，公共政策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主要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只有特定的组织或机构才具备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资格，而这种特定性来自于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二是公共政策的运作程序和规则，无论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必须是法定主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违反程序和规则的严格性，且在公共政策面前人人平等；三是公共政策的实施具有强制性，公共政策的实施是依赖于外在强制政府和第三部门制定的政策，而这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3、公共性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由现代社会的政治特征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特征是民主政治，政府只有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才能行使公共权力。政府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而公共政策是其为维护和实现一定的公共利益，在公共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法令、措施、办法等的总称，因此，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问题取向和目标取向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个政治系统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并非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会成为公共政策解决的对象，只有那些有助于保障和增进公共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才能进入公共政策的议程。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的问题一经确立后，就将进入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阶段。在这一阶段，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必须按照实现公共利益帕累托最优的原则，确定公共政策的目标和选择行动方案。因此，公共组织在借助公共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为自己谋取私利。

4、原则性

政策是阶级和国家意志的体现，直接关1系到阶级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统治阶级在制定政策时，都会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原则性，以维护自己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一般的公共政策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对公共利益的调整只指明原则性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而不可能把全部特殊情况和具体细节都概括无遗。这样，公共政策就只能以普遍适用的原则或指导方针存在。这种原则性要求人们去服从、去执行。然而，政策又是一种策略和手段，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主要体现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有些政策可以根据具体的对象、情况、时间和需要进行适当的变通，但不管政策在执行时如何变通，都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必须尊重客观现实。因此，变通并不等于改变政策，而是灵活地执行政策。政策也不能一成不变，应允许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灵活掌握，适当变通。

三、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公平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权益的正当划分。以《正义论》而闻名的约翰罗尔斯，是研究公平正义最为深入和体系化的学者。他提出了一般的公平正义观：“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进而，他又提出了自由平等原则，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等原则。他的公平正义理论可以作为中国目前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的理论基础。

1、公正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

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理性而又科学的决策是公共政策决定和政策合法化的基础和前提。美国政治学家P.狄辛曾描述了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五种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法理理性、社会理性、实质理性。按照理性的原则制定公共政策时，要求制定者重视“分析”的作用，占有充分的信息，重视数据和资料，建立数理模型，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以降低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同时，公正性也反映在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上。合法性包括内容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指公共政策所做出的决定符合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能被公众认可和接受，而不仅仅是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形式合法性则指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并且是由特定的法定主体做出的，形式上的合法性也是公众认可和接受公共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公正性，也就无从谈起合法性，没有合法性，那当然就缺失公正性，公共政策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2、公平性指公共政策体现出来的公平价值观

公平是现代社会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制约，同时，公平已不仅是一种伦理价值，而且也是法律、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一种理性追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作为一种公平的正义观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公平在公共政策中是调节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础性价值。

3、公开性指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尤其是公民的参与程度

在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中，公民通过自我理性，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对公共事务进行关注和公开讨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公民具有对公共政策的基一切重大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公共政策的公开性价值标准体现了公共政策的“政治性”，民主社会中很少有人全然希望放弃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的政治作用及其利益。为了保证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标准，我们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提高公民的参与程度，具体说来，可以增强公民的组织性，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等等。总之，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公开性，公民及公民团体才可能了解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合法和合公众利益。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公共政策就是公众政策，它是公众的愿望和要求在公共领域上的公开表达。

参考文献：

[1]陈磊．和谐社会对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影响．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6．

[2]王明颖．公正：现代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职业技术，2003，1．

[3]郭炜煜．我国公共政策的“民本”取向及途径建设．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5，1．

[4]蒋文武．政策分析的价值取向研究．行政论坛，2006，4．□

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价值 篇4

武术表演的社会价值是体现在多方面的, 这里仅对两个典型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进行阐述。

1 武术表演的观赏价值

武术在表演的过程中最能体现武术的审美性和技击性。其中的审美性直接产生了观赏价值, 这一点古今都是相同的。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有:汉武帝元封春“作角抵戏, 三百里内皆观”的记载。在当时以二人斗智较力、相互争斗的角抵比赛, 能吸引三百里以内的人都来观看, 可谓一时之盛。《鸿门宴》是大家所熟知的汉代典故, 值得玩味的是项庄在舞剑前说的那句话:“君王与沛公饮, 军中无以为乐, 请以剑舞”。这里表达了剑舞的表演功能和助兴作用。又如脍炙人口的唐代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其中前四句为:“昔有佳人公孙氏, 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为之久低昂。”诗中不仅描写了演练者技艺之精湛, 而且也用“动四方”和“观者如山”写明了观众之多, 以及观众为表演者所吸引为之动容而“色沮丧”。不仅如此, 唐代还盛行一种具有很高观赏价值的“投剑”表演。如李冗的《独异志》中记载有:唐代大画家吴道子欲画壁, 请剑术大家裴昊舞剑来增加灵感。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所描述的“兰陵老人”:“紫衣朱鬃, 拥剑长短七口, 剑于中庭, 迭跃挥霍, 批光电激, 或横若裂盘, 旋若规尺”。其中五剑常在空中飞舞, 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说明这时剑舞的水平是相当高超的。《水浒》第七十四回描写燕青与任原在泰安相扑比赛, 燕青获胜时是“数万的香客看了, 齐声唱彩。”足见观众之踊跃。在当时的条件下, 这些活动是最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的。

在近代武术史上, 也有一段让欧洲人难以忘怀的观赏记忆。1936年, 正至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召开之时, 中国派出了以郝铭为队长, 以顾舜华为管理员的11人 (男队员有张文广、温敬铭、郑怀贤、金石生、寇运兴、张尔鼎;女队员有翟涟源、傅淑云、刘玉华) 武术表演团。在德国期间, 先后在汉堡街头、汉堡大戏院、法兰克福、维斯巴顿等进行了多场表演, 所到之处均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好评。特别是在汉堡一个露天剧场的表演, 吸引了3万观众, 表演项目有太极拳、各种拳术、对练和飞叉等20多项, 尤其是“空手夺枪”这个项目, 演练的形象逼真, 引人入胜, 每次都要返场5~6次。长达1个多小时的表演博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一些外国体育代表团也从此开始了解中国武术, 其表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随着现代人观赏水平的提高, 武术自身含有的那些能激起观赏美感的审美因素被逐渐的加以总结, 并成为人们追求的共同目标。如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介绍了舞台剧《少林传奇》, 场面辉宏壮观, 惊险刺激。以“真功实力”为主题, 以“少林、禅宗、功夫、震撼”为基调, 叙事与表演相结合, 情景与功夫相结合, 舞台设计独巨匠心, 场景赋予变换, 艺术格调高雅大气, 灯光设计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人们观赏武术, 能从形神兼备、以形传神的武术表演中感受到武术的神韵美;从立身中正、三尖相照、六合相应的姿势中, 感受到武术的和谐美;从动静相间、刚柔相济等“反向相求”的技法中, 感受到动态平衡美;还能从武术搏斗中感受到健力美、技击美;从以巧打拙、以小力打大力的技巧中, 感受到武术的技巧美;从“舍己从人”、“非遇甚困则步发”、“点到为止”等要求中, 感受到武德美。人们对武术美的感受, 使其审美需求获得一种满足, 从而起到娱乐身心、陶冶情操的作用。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看门道, 就是从武术表演的专业性角度进行评价。行家们更注重内在与外形的统一。如编排的新颖性、攻防的技巧性、形神的合一性、结构的合理性以及效果的综合性等;而看热闹, 就是从非武术表演专业角度的评价。人们更关注表演的外在表现形式, 如动作的节奏变化、器械的种类更换、服装的颜色搭配、音乐的和谐旋律、气氛的渲染程度等。为了使两部分人群都得到相对满足, 对武术比赛进行全方位的艺术包装, 使得武术与艺术有机的加以结合。如中央电视台的品牌节目《散打王》、《武林大会》、《中国功夫世界争霸赛》和河南地方台的《武林风》等都产生了良好的观赏效果。由此想起了:武术“起于易, 成于医, 附于兵, 扬于艺”的道理。

2 武术表演的经济价值

从体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武术是最早与经济建立联系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社会动荡, 成员结构日趋复杂, 形成了不同的阶层, 其中就有以武术为营生手段的阶层。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彼辈自成一集团, 不与文士溷。”他们依靠自己的武术技能糊口于四方, 民间的武术技能通过他们的吸收与批判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收徒或受聘于军之教者。《史记·太史功自序》说他祖上的一支, “在赵者, 以传剑论显。”这大概就是私家传授武术者。而《吴越春秋》中的“越女”是受越王勾践之聘为越军教授剑术的陈音教习射弩。另一类是依靠武术来依附于富门的人。《庄子·说剑》记载:“赵文王喜剑, 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 日夜相击于前, 死伤者几百人, 好之不厌。”这是以剑道为生的人。这两类人通过使用自己精湛的武艺, 获得他人的经济利益。

古代如此, 今天又如何呢?20世纪80年代的《少林寺》影片, 以精湛的武术技艺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轰动了世界, 创下了武打影片票房的最高记录, 长城公司也由此扭亏为盈。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 按照导演张鑫炎先生所说, 第一, 要求中国武术全国冠军级运动员参加;第二, 要求功夫逼真, 是真功夫, 不要替身。也正是因为这部影片体现了武术的真功实力, 才获得了艺术和经济的双赢。《少林寺》影片的极大成功, 带来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武术热”。少林寺于1986年成立了少林功夫表演团, 开始走出寺院、跨出国门, 进入市场接受挑战, 在世界各地巡回表演, 大力宣传少林文化, 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回报。表演团每到一处, 都会产生强烈的“少林”和“功夫”的轰动效应, 并受到世界的赞誉。

表演团在国外演出获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精心策划, 表演具有主题思想, 如《禅宗少林》是以出家人的生死观为背景而设计的“禅武”结合的“厮杀”场面, 同时借助情节、灯光、音响、场景、服装、道具等产生了一种影视般的效果, 其感染力极强。二是全面展示少林七十二绝技, 如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铁布衫、童子功、梅花桩、头开钢板、五枪刺身等, 表演中观众屏住呼吸, 表演后震惊四座, “中国功夫”、“少林武术”的呼声震耳欲聋。

随着市场经济和体育经济的不断发展, 武术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提法和做法。诸如武术经济;武术产业、武术产业化;武术商品、武术商业化;武术市场、武术市场化等, 不一而足。其中武术劳务方面的业务就涉及到了武术表演、武术竞赛、健身娱乐、场地出租、武术旅游等内容。具体说到商业武术表演, 是指以商业化手段运作的武术演出或表演活动等。目前, 在一些大型庆典活动、节假日、商业宣传、夜总会、对外联络等, 都不同程度对武术表演有所需求, 而且有较大的需求空间,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有市场就会有经济活动。在武术表演方面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很多, 希望能走出一条“以武养武”的新路子。据我们所知:以著名的塔沟武术学校和莱州中华武术学校为龙头的“武术表演团”已具相当的规模, 并建立了完备的组织和管理体系, 随时可以承接不同规模的商业演出;一些体育院校在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中增加了“武术表演”内容, 既拓展了办学思路, 又受到学生的欢迎。

总之, 随着社会的发展, 武术表演已成为一种行业, 作为观众更注重观赏效果, 而作为组织者更看中收入多少, 无形之中将两者联系到一起。这也显示了武术文化的发展必将走向社会化和市场化之路。

参考文献

[1]史记·项羽本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41.

[2]邱丕相主编.中国武术教程 (上册) [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11.

[3]林伯源编著.中国武术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1:71.

徐蕡·公共话语的伦理和价值观 篇5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20日AⅢ20版

●嘉宾简介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2009）。

徐教授是成年后去的美国，在思想界颇有影响。——巫小黎温馨提示 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

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才符合道德的目的性，而不是仅仅被用做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事实上，公共话语并不总是符合道德伦理的，因为公共话语常常被用做一种手段，甚至是不正当的手段。这样的话语不能说没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例如，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效性高于一切、贯彻某人的最高指示、维护某种根本利益或制度等等，都可以说是“价值观”。但是，这样的价值观与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合乎道德自身目的性的公共话语伦理是相违背的。

修辞伦理

从古代开始，对修辞的研究，就一直包含着伦理的层面。所谓修辞，也就是使用语言，有效说服他人的技巧、技艺或艺术。修辞这种公共话语的伦理价值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离开或背弃了这样的伦理价值、言论技巧就会成为一种“不正当”的修辞，一种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的手段，一种不正当的诡辩或巧言。

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却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也就是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

人们对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修辞造成情绪的激动，诉诸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被打动而被说服，这种赞同往往与接受真实信息，并认真思考有所不同。这也是柏拉图讨厌修辞的原因。言语可以形成公共看法或公共舆论，柏拉图既不喜欢“看法”，也不喜欢“公共”。柏拉图认为，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和知识的哲学家国王统治，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说话要说得好，必须是说话人心中对他所说的题目的真理已经有了认识。苏格拉底指出：修辞学是这样一种技艺，无论在法庭、公共集会上或是私人谈话中，用言辞来影响人心。无论讨论的问题是大是小，只有正确地运用它才能受到尊敬。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运用修辞术可以将同一件事情对一些人说成是，对另一些人说成非。这似乎正是裴德罗的想法。裴德罗便不同意苏格拉底的意见，他说演说的人并不需要知道真正的正义，只要能说得让作判断的群众认为是正义就行；他也不需要知道真正的善和美，只要群众认为是善和美就行，只要让群众认为是正义、善和美，便可以说服群众了。公共说理的听众参与

而亚里斯多德把研究修辞的重心放在“听众”上，逻辑是说理的重要部分。但是只有当听众能够参与到互动的说理过程中去的时候，逻辑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独裁者除了作用暴力威胁之外，也会“说理”，不过是用他自己的那一套逻辑说理，而且还排斥被统治者参与的说理。当统治者怎么说怎么都有理的时候，公共说理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公共说理必须要有听众参与。根本理由是，话语实践中运用的是“省略三段论证”，也就是一种某个部分有缺损的“省略三段论证法”（又叫修辞三段论证法）。从完整的三段论证法可以得出确实无疑的结论，但“省略三段论证”就需要说服者和说服对象一起合作，通过辩论对话过程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结论，它要求听话的人来填补论述过程中缺损的证实环节，因此也激励听话者的参与。

例如，有说话者说：“白人参加黑人民权运动，会削弱它的力量，就像牛奶加进咖啡，会减弱咖啡的浓度。”听话者就可以提出反驳：人不是咖啡，不能用咖啡类比，从逻辑上说，一切类比只有解释作用，没有直接的逻辑论证作用。亚里斯多德认为，“省略三段论证”的“说理评估”是用真实和正义防范虚假和不义的不二手段。尽管绝大多数听众不可能对普遍真理和真实做出仔细、详实的推理，但他们可以通过参与论证（“说理评估”）作出正确判断。例如，独裁者说，“因为他是领袖，所以他代表人民，”对这句话的“说理评估”则会发现这句话中有一个不可靠前题，那就是，什么是“代表”？统治者就一定代表被统治者吗？在独裁者所使用的“省略三段论证”中，有一个有缺损的三段论证法环节，那就是，凡是统治者一定代表被统治者，有了这个前提，才能说，他是统治者，所以他代表人民。

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的一大特点是把逻辑论证与城邦体制、伦理和公民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是一种具有政治意识的修辞研究。在中国，他的《范畴篇》、《论题篇》、《辩谬篇》、《修辞学》、《解释篇》、《前、后分析篇》的政治学运用还是一片空白。西方的功利话语理论

当历史行进到马基亚维里的时代时，他告诉统治者，“人人都能看到你表面上是怎样一个人，但很少有人能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作为君王，你并不需要真的具有我说过的优秀品质，但必须看上去具有这些优秀品质。你必须看上去很有同情心，言出必行、仁善、坦然、虔敬„„但是，你必须具有善变的本性，在需要拥有与上述相反的品质时，知道如何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看上去有好品质，与真的有好品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看上去有好品质，可以用做一种取信于民的宣传手段。时而视察下情，跟老百姓握握手，抱一抱小孩子，看上去平和、说理、彬彬有礼，但在需要时却可以毫不犹豫地运用暴力、压制、恐怖手段镇压老百姓，这就是马基亚维里式的专制统治者。

然而，马基亚维里的非道德修辞说在西方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同样是在16世纪，其他的修辞论者，如菲利普·梅兰希通（德国宗教改革家，人道教育家。作为马丁·路德的亲密同工，梅兰希通对宗教改革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修辞伦理的论述与柏拉图、西塞罗是一致的。今天，在西方有照着马基亚维里所说的在做的，但却没有胆敢照着他那样说的。“真实”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虚伪”的谴责。在古代，有很多为专制辩护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今天，这样的辩护反倒看上去绝迹了。不是真的从此不再有专制，而是专制开始以“民主”的理由为它自己辩护。

就专制的存在而言，看来几千年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还是有变化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了实质的变化，那就是“说理”的政治。直接为专制辩护的“道理”越来越难以用来说服人了。专制者不能以“专制者”的面目来为专制辩护，而必须改换“民主爱好者”的面目，是因为“专制者”已经不再有政治信用，也不再有道德信誉，不再被人信任。像马基亚维里所建议的那样，他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但是，那只是“看上去是那样”而已，作为专制者，他是知道如何在需要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事的。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

在中国，修辞理论是功利性的，不是伦理性的，这是历史上官方语言多有欺骗性的文化根源之一。古代中国没有可以与古希腊相比的修辞学。在此有人会反驳说，我国古代有鬼谷子的“纵横术”。确实如此。但是“纵横术”跟“R hetoric（修辞）”之间的差异很大，共同点很少。

首先，我们的先哲注重实用术数，西人先哲则注重理论建树。其次，西方雄辩学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议会制，政客面对选民摇唇鼓舌，以图获得选票。我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韩非在《说难》篇起始就一口气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七危”。如“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话语的错误不是伦理或道德的，而是功利和手段的，如说了不该说的话，言语间走漏了风声，泄露了机密等等。在中国，无论是鬼谷子的纵横术，还是韩非的说难论，都不是显学，更谈不上正统。

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在国内出版的《最实用说话技巧全集：能说会道》，是一本典型的以实用、功利，而不是伦理原则来写的“修辞”书。它的前言开宗明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此学会说话，掌握一定的说话技巧，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问，话说得好可以成全美事，说得不好就会惹出是非。同样意思的话，说的方式不同，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使用正确的说话方法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其中有一章，题为“要有点变色龙的本领”，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善于说话才会受欢迎，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来和人沟通，通俗一点，就是要有变色龙的本领，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说不同的话„„具有变色龙的本领对于一个人的交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变色，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人。”

那么，“变色龙”应该怎么做呢？作者有两条建议：“第一，注意观察他人：说话一定要看对象，要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情况来确定自己说话的方向。第二，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说话还要看周边的情况，说话要能够恰当地和当时的情景融合到一起，避免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结论是：“每一个人同样都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够抓住对方的喜好，说别人愿意听、喜好听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使你备受别人喜欢。”

这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它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

经济法如何保护企业的利益 篇6

关键词：经济法；企业；保护

中图分类号：F7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29-0008-03

近年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然而，民营企业更需要的是法律化，而不仅仅是政策化的保护和扶持。如何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企业保护中的作用，有效地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1 民营企业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民营企业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外部环境也得到了不断优化，但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诸如投资准入、融资本、权益保障等方面法律仍不尽完善。

1.1 民营企业投资准入制度的局限性

民营企业投资准入法律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缺失和法制不完备、不尽规范，导致一些岐视性的待遇，制约民营企业的充分发展。我国根据投资人所投公司的所有制不同而进行差异对待，是我国长久以来法律上的一项缺陷，虽然我国在对私有制经济不合理政策基本制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受我国发展建设的长远规划以及思维管理上的定式制约，一切不是公有制的经济类型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够在根本上得到认可，所以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地位上要远远低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我国一些关乎民众基本生活，关乎社会稳定的行业，例如，电力系统、石油企业、公路铁路等采取垄断式经营是其基本特征，国家占有主要资本，对社会发展有着一定影响、缺少竞争对手，一般都会采取政企合一的管理方式，在垄断形式上我们称之为部门垄断体制。这种垄断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在所属行业内由相关主管部门采用审批制度，而不是其体制内的企业进入其相关行业尤，其是民营性质的企业，其相关部门通过一系列的条例与规划对行业进行垄断，造成了民营企业进入的先天性障碍。现阶段在我国不论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上的一些经营性的基础建设投资项目一般都是由政府牵头组建的投资企业来担当投资项目的业主，假如单一政府组建的投资公司不能够独立承担起该项目的承建投资，一般都会在相关系统内部寻找合作伙伴进行联合，但是绝不会允许系统以外的其他企业尤其是民营独资企业进入营利性比较明显的基础建设类项目。所以，我国的公路建设、铁路铺建、城市交通改造、大型水电气工程建设等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相关项目，由项目展开到建设资金筹措，最后进行施工管理，都会在相关部门内部进行封闭式的运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单一的格局一直存在从没有改变过。一些地方的上述基础设施建设还会采取指挥部替代法人主体的形式，造成部门外的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相关领域进行建设。当然，这种垄断方式更多的是对国内企业的垄断。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上打破了部门垄断的模式，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部投资企业进入。在“知道外资投资目录”里面已经做出了明文规定，允许外资企业进入国家公路建设经营、铁路建设经营、港口建设经营。但对国内企业在基础设施开放上且缺少可以依据的相关政策法规，造成国内很多具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想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但是且找不到门路，而我国地方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又继续民间资本的大量投入且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支持。

1.2 民营企业融资制度中的问题

①保障民营企业融资的法律不稳固，降低了自我内部资金积累水平。虽然《宪法》经过修改后，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物权法》的保护，但私有产权的保护并没有写入宪法，进入国家保护体系。比如国有企业在财产受到侵坏时，可以得到《刑法》的保护，而民营企业只能得到《民法》的保护，在国有企业，如果贪污罪发生了，公安机关可以逮捕犯罪嫌疑人，但如果有人贪污了民营企业的资产，则属民事纠纷，只能法院介入。严重威胁民企内部资金积累。

②激励民营企业深入发展的法律法规缺乏系统稳定性。政府的短期行为导致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缺乏建立企业信誉的积极性。政府政策的变化太多，朝令夕改，导致民营企业有种“草”的积极性，而没有种“树”的积极性，而企业信誉是一棵树，十年树木，民营企业缺乏积极性这也是导致民企信誉缺乏的重要原因。

③政府的监管法律过多。监管越多，企业就越不讲信誉，企业越不讲信誉，政府的监管就越多，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监管与信誉是有关系的，政府监管越多，意味着政府的权利就越大，政府的自由度就越大，未来就越不稳定，未来越不稳定，企业就越不考虑未来，从而自然而然形成了不讲信誉的态度。如在我国大量的中小煤矿，许多都不考虑大量投资安全设备，因为他投资安全设备需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但不知那一天随着政府规定变化而可能被叫停。这就是政府权利过大而导致的不考虑未来缺乏信誉。

1.3 民营企业权益保障制度的局限性

①没有专门建立法律法规来保护民企的合法权益。民营企业如果想健康顺利的发展壮大，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为其发展壮大保驾护航，但是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没有专门保护民间企业的法律。即使是今天的中国，除了《宪法》外，只有少数诸如《物权法》之类的法规，但我国迄今还没有制订出用来系统界定和保护物权的《民法典》。同时，已经制定出的相关法律法规只是从现有经济体制或者经济转型期间产生的。这些法律条文也没有站在国家宏观整体的高度对民间企业进行认识，仅仅对民营企业的生产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新生力量的民企缺乏法律法规的直接保护，不利于其发展壮大。作为现在使用的一些常规法律法规，内容空泛，存在着一定的漏洞，有些不具备真正执行的意义。需要重新制定以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时，一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一般都是国务院或是其直属部门制定出来的，其内在保护意义还是倾向于国有企业，部门保护特色浓厚，各个省市制定的法规之间有时候还存在着相互冲突，法律效力得不到有效的执行，阻碍了民间企业的发展壮大。例如对民企发展壮大有着很大影响的“三乱”问题，尽管国家已经坚决的进行了禁止，但是由于我们法律法规本身不够健全，彼此之间存在冲突，不能够彻底得到执行等缺陷，使“三乱”问题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

②涉及到民企权益的执法、司法行为不够规范，行政执法也不够规范。首先、执法过程中存在着违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受到利益的驱使，不能够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办事。行政执法不够公正，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以权谋私、钱权交换等现象，有些管理部门对民营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对待，设立重重关卡，进行故意刁难，拖沓不办事，使民营企业不知所措，出现事情不能够尽早解决。胡乱执法、执法不具有明确性。国家政府可以不定时的根据形势需要，对民营企业进行各种“专项整治”，在整治的过程中执行其所谓的“关停并转”的行为，假如政府单方面宣布关闭中小企业，收回民营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废除其已经签署的承租、承建、承包合同等，将给民营企业的投资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还没有合理的补偿，使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其次司法行为不规范。司法行为对民营企业权益保障不力。民营企业往往在其所自主设计或者转化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方面也得不到合理的对待与保护，使其无形资产在不断的流失，进而出现很多非法剥夺、占有挪用、侵占民营企业资产的案件出现。

2 我国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状况的原因剖析

2.1 整体法制进程的影响

虽然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由于指导思想和立法操作上的缺陷，我国的法制水平整体上仍然滞后。由于民营企业的产生发展带有自生自发性质，导致具体法律和管理办法的出台，主要是以往优秀经验的总结，缺乏前瞻性、长远性。在已出台的各种法规、政策中，法律法规类偏少、政策性规定较多，往往冠以“决定”、“办法”、“通知”、“条例”“意见”等抬头且变动频繁。上级一些好的政策措施一到地方，又即被掺以地方特点而受到扭曲。在法律法规中，则体现为政策管理性规定过多，呈现出零散性特征，层级低、透明度差，公平、平等、诚实信用等民事法律较少，部分法律法规内容空泛，一般性、倡导性规定多，具体细化运作规定少，导致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使民营企业得不到切实法律保障。

2.2 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影响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管理体制没有理顺。一方面宏观管理不规范、不健全，往往政出多门，缺乏政府统一管理，各方面管理统一协调的局面。出现了“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好事身上揽，出了事就排”。另—方面管理力量不足、制度不健全，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责交叉，责任不清，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引导不够，调控不力等现象，且“三乱”现象比较严重。二是政府职能部门、司法理念转变滞后。受权力本位思想影响，对民营企业“依权监管”的格局依然存在，政府司法机关至今仍未能完全由过去的民营企业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在管理过程中，“缺位”和“越位”现象严重。在法律、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不是根据已有的法律规定来规范市场秩序，而是根据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来执行法律，把拥有的权利作为谋取部门、个人利益的工具，或将收益、罚款数额作为绩效考评的依据。在涉及征收征用时，该现象尤其突出，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征收中补充了“并给予补偿”的规定，但具体做到什么程度的补偿并不明确。而在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三资企业法中均有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私人财产的规定。“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基本取决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限制约束极其有限。

2.3 理论指导滞后

一方面，中国所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模式，从民营企业的起步看，它是在国有经济逐步丧失效率和活力背景下的应对选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世贸组织考验的积累，国有经济体制运行僵化、经营机制转变迟缓的弊病日益显现，导致就业形势和财政收支的压力日渐加剧。在此情况下，民营企业以其自发特有的优势提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保障了更充分的就业机会和保障了社会稳定。但随着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对民营企业的运行规律、发展预期，权、责、利如何规范等，大多仍保留在政策或行政法规层面，缺乏区分不同类别、层次、结构合理有序，既有一定分工又相互协调统一的民营企业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基于公有制经济传统思维，在对待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仍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或将民营企业视为异已，可以利用但必须加以限制；或将其视为补充力量，只能偏居一隅，不能与国有经济处于平等待遇；或认为民营企业只是阶段性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产物，不会长期存在。理论滞后又直接影响了相关立法，致使民营企业移资海外情形也不断发生。虽然整体上进入了全面支持发展的阶段，但法制全面完善仍需假以时日。

2.4 思想认识影响

从深层次来分析，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上还存在着对民营企业地位与作用认识不足的现象。十多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消除所有制的歧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需要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体制，要支持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壮大，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提出“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对民营企业的地位作用和发展，从—些政府部门到社会各界还认识不足，因此从政策法规到社会舆论上，未形成一个深入发展民营企业的氛围和效应。

3 充分发挥经济法作用，完善民营企业法律保护制

度

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改善，优化民营企业国家法制环境是坚定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根本保障。立法、司法、执法层面的缺陷仍然是制约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基本障碍，具体内容仍是投资准入法律、融资服务法律、权益保护法律和税费征管法律四个方面的进一步完善。

①进一步开放民营企业可以进入的行业领域，放开法律法规对民营企业在投资项目上的限制。我国对于民间企业在一类产业、二类产业上的投资已经没有了限制，甚至还在鼓励民营企业在这两类产业上进行资金投入，这样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特殊领域，民营企业还出于长期受限的范围内。近几年，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投资范围已经放宽了很多。同时在对于国外资本的投资上也开放了很多领域，同时还准备设立境外上市股票试点。中国履行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放国内市场的承诺。其中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做出了具体的相关规定，随着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增加，相信我们也会将开放程度逐步的加大，放宽投资限制。我国对于外商的投资项目与范围都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放宽。我国的西部区域已经对外商开放，电信、热电、城市内供排水等项目也已经对外商开放。但是我们有权利对于外商的投资做出应有的限制，我们应该保留一定数量的股权，对于外商投资项目的投资年限不能够放宽，外商注册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有着严格的限制，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现行我们的很多限制会逐步的取消，其中包括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当地成分要求等。

②建立民营企业准入法律保护，引导民营企业进入新的投资领域。为了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各地也纷纷出台了有关政策，但是并没有将这种措施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民营企业在投资方面无法可依，缺少相关政策的支持与扶助。如果我们想让民营企业也能够平等的步入市场，那就需要制定一致的标准。另一方面，由于民营企业同国有企业相比较在资金以及社会地位上存在劣势，如果要开放国有企业所垄断的一些基础设施性项目，民营企业需要一定的法律法规保障才能安心进入。我国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民间资金的投资，让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项目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而国家投资项目一般是中央投资、地方配合的形式。我们在一些项目上完全可以有选择的让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在减少国家经济负担的同时，还带动了项目当地的经济发展。

③在经济法规中要针对财产权转移设立专门的法律。第一，需要加强财产权变更、取得等问题的重视程度，同时需要进行合理的安排，要对财产权取得的时效性、主客体、行使方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第二，利用公法对民间企业进行保护，确保交易的公正、公平。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规范和限制管理单位对民营企业的管理监督职能，开展民营企业自主保护职能。另一方面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对民营企业增强服务意识，严格尊国家的相关规定，不能利用手里的监管权利侵犯民营企业在产权交易过程中的合法利益，改变民营企业在社会投资中处于受歧视地位的事实。

参考文献：

[1] 阳小华.民营企业内涵问题探析[J].江汉论坛，2000，（5）.

[2] 厉以宁.论新公有制企业[J].经济学动态，2004，（1）.

[3] 王元京.民营企业与国有经济互补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4，（53）.

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价值 篇7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发展,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价值

1 城镇化经济发展和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但二者也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

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既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同时也离不开文化建设这一软实力的加强与完善。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而公共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精神建设, 同样也能在城镇化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中向着物质力量的方向转换, 从而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与完善。但是, 一个地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一定是经济与文化的同步发展。二者或是经济建设先发展壮大起来进而带动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完善, 或是文化事业取得领先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地位, 然后作为一种软实力和精神力量逐渐向经济建设的方向转化, 推动经济建设的进步。因此, 城镇化经济发展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二者有其相对独立的地方。

在农村, 人们的文化消费产品并不是以文化产业相关的私人文化消费为主, 而是以文化事业相关的公共文化消费产品为主。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农民的经济水平、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能力是密不可分的。“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具备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精神文化水平, 农民才有发展精神文明的前提和自主选择权。与此同时, 农村的经济水平在广度上的发展十分有限, 就业选择面相对狭窄, 正是这种窘迫状况的长期存在才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迫使他们朝着一线城市进军。农村因为缺少新生力量的注入, 导致农民选择私人文化产品的比例严重降低, 农民的文化结构层次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事业中建设发展能力大大削弱。

2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离不开城镇化经济发展的推动

自给自足和相对封闭性是传统农村经济的显著特点。近些年来, 城镇化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 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完善。城镇化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 但是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重点改善的是农村的经济环境。只有经济环境作出大的改变, 农民的消费观念和农村总体消费走向才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和改善。现如今, 农民的消费现象和消费理念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民在公共消费产品的选择上往往偏向非理性, 容易随大流或是消极服从的消费, 又或是偏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农业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消费产品。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于经济基础和经济水平不足以使农民产生选择其他公共文化产品的消费观念导致的。

农村中的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 用于产品消费所占的比重往往占据家庭总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长久以来, 因为农民过低的收入总量导致整个消费观念的十分落后并且缺乏理性。作为一种公共消费产品的公共文化产品, 其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内在需求。城镇化经济的发展对与农民来说不仅能提高他们的经济能力与生活水平, 也在于能够满足他们对精神世界的需求, 带动他们消费理念的现代化。因此, 城镇化的经济发展不仅能在物质上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经济能力, 而且能够引导农民消费观念向着现代化、理性化的方向转变, 从而带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

结束语

当前, 面对我国城镇化建设飞速发展的现状, 我国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而如果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发展不起来, 迟早会限制城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 最终导致城镇化的经济建设陷入瓶颈这一尴尬局面的形成。因此, 要想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除了需要政府财政上的扶持与支助, 更主要的是要靠城镇化经济的自主调节。发挥城镇化经济的带动作用, 引领农村群体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消费观念的转变, 扩大公共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量和销售量, 从而引导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朝着更理想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菊华.中部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湖南大学, 2009.

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价值 篇8

关键词：企业,经济管理,价值,最大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 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 我国企业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国先进国家企业的竞争, 想要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企业就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管理水平, 不断优化创新、建立适合现代经济市场发展, 又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的信息管理系统和经济管理体体系, 以实现企业价值、利益最大化。

一、企业推行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 知识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的作用不断的突出, 经济管理作为优化和整合企业自资源配置的一项重要的措施, 大力加强推行经济管理, 不断提高经济管理的水平势在必行。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经营模式, 其经济管理体系也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经济管理体系在企业的作用以及影响大致是相同的, 其企业经济管理对企业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的影响, 二是知识经济为主题的新的经济特性为影响, 三是互联网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影响。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下, 企业面临的市场经济也日益激烈, 因此, 企业加强经济管理, 不断创新管理, 才能不断实现企业价值、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 推行企业经济管理, 不仅是企业强化自身的需求, 而且也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成本最优以及利益价值最大的必经之路。

二、企业推行经济管理的主要策略

1、创新战略管理理念, 完善人才管理体制

企业的内部经济管理需要一个良好的氛围, 为企业创造经济管理软环境, 有助于加快企业创新发展的步伐, 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对管理理念进行创新, 必须具备危机管理意识、战略创新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认识到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潜在风险, 并对潜在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 能够确保企业稳定发展。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侧重点也不同,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及阶段, 经济管理的重点工作就应该放在风险管理方面;制定企业发展战略, 必须遵循先进性及全局性的原则, 实施战略过程中, 依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观念、运作方法进行实时改良, 才能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加强人才建设力度, 提高企业管理者的职业道德与专业水平, 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管理、生存及发展。建立并完善人才培训体系, 不断更新企业管理者、员工的观念, 应用新方法、新技巧, 可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大幅度提升。人才管理体制能吸引、培养、留住人才, 结合必要的激励政策, 可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发展企业人力、智力, 实现经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2、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提高市场占有率

企业市场占有率是影响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也是企业持续发展实现最大化能力的基础。实现企业经济最大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提高市场占有率, 想要提高市场占有力, 企业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规章制度的认真落实上, 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 可以促进企业管理的规范化发展。对已确定的工作流程进行认真贯彻, 能够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对于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有积极意义有助于促进企业经济价值目标达成。做好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 严抓细管求效益, 建设基础工作规范及基本工作制度, 同时要积极学习并采用国际先进标准, 对各层级、各环节实施岗位责任制。吸取国内外先进企业做法, 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复杂的工作流程, 使相关员工能够清楚掌握, 便于开展工作。

内部控制手段是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做好企业的预算管理工作, 为企业的未来发展、生产营销活动实施统一规划、控制。对企业内部采取战略式管理, 合理实行预算能够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能力, 提高财务控制能力, 充分发挥财务管理职能, 对扩大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范围有积极意义。新形势下需要对内部的财务控制制度进一步完善, 落实全面的监控手段,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建立以财务控制为核心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企业的内部色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划控制等, 实现企业财务预算, 加强财务管理的渗透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3、成本核算和控制制度的完善

在企业经济管理中, 想要做好企业经济管理工作,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首先应该实现目标成本管理, 企业应该根据市场的实际状况, 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价格结算体系, 在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提供劳务或者产品的过程中, 首先应该对成本进行核算, 其成本的核算主要根据劳务或者产品的价格进行统一的核算, 并且在核算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减少产婆成本价格的差距, 这样才能达到目标成本核算。除此之外, 企业还应该根据产品战略以及利润规划对制定出目标进行分解, 并且还应该对产品的实际成本进行监控, 对责任中心进行划分, 编制相应的成本控制报告, 从而达到目标成本, 使成本核算在企业经济管理中发挥去最大的作用, 从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企业成本控制, 企业就应该实施精细化的管理, 确定多层次的成本目标管理, 对于核算原则以及相应的核算责任、目标等具体落实到不每一个的部门, 甚至每一个员工的工作中, 从而使每一个员工都具有成本意识, 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成本控制体系, 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4、构建信息化管理系统, 提高经济价值

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了企业发展的生产、管理、销售全过程, 采用信息技术可极大的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计算机网络时代, 信息化管理水平与企业的竞争力密切相关。信息化管理结合企业发展战略, 可确保企业竞争具有实效性、针对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在企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 信息数据对企业的管理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企业经济管理中, 之所以说设计师对建立数据模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因为他要利用这个模型对装置进行设计和计算。而一个城市设计者就要建立一个大系统的数学模型, 这个模型包括经济、人口、交通、环境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只有数据模型先建立起来, 才能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 才能让现实的问题和工作人员手中所掌握的数学工具之间产生一定的联系。这样就可以运用数学的知识解决现实的问题。那么如何做呢?首先用图表、数字或者数学公式表达出问题的性质, 然后经过数学知识的加工后得出最后的结论,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数学模型的整个建立过程, 人们利用数学模式建立的方法就可以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预报和控制, 然后进行决策。这在统计工作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统计模型的应用不但在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也被经济学家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来研究。在研究中, 大量的数学模型被他们所运用。他们用的一些数学方法在纯数学的主要分支中也能找得到。我们不得不承认, 运用数理的方法不但会使数字更有说服力, 而且致使一系列的推理也更方便、准确。大量的算式推导和数学符号, 使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表达的更加清晰、简洁和直观, 从而可以为企业的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信息, 从而才能进一步实现企业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最大化。

三、总结

经济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企业的经济管理是实现企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快速发展的信息、网络技术使企业的经济管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企业组织内部信息交流改变是最直接的影响表现。简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 提高管理效率, 一切的管理活动均围绕着价值这一主体, 标志了经济社会步入了价值管理时代, 对企业的财务实施合理经营, 优化财务政策, 对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考虑, 企业发展过程中, 基于长期稳定发展前提, 实现企业总价值达最大化。在企业管理中想要实现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降低劳动消耗, 采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才能够有效的增强企业竞争力, 促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实现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未.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策略[J].中国商贸, 2012 (7)

[2]王帅.新时期企业经济管理问题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2 (4)

[3]魏立宝.浅析目标成本管理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J].中国外资 (下半月) , 2012 (2)

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法保护 篇9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极为抽象和模糊的概念, 历史上许多学者曾把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对立面加以阐述。社会公共利益是否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一直为古今中外学者所争论。英国功利主义学派创始人边沁就否认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 而认为:“共同体的利益 (即社会公共利益) 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不理解什么是个体利益, 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1]这就是说, 个体利益居于重要的地位, 社会公共利益只不过是个体利益的总和, 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公共利益, 个人利益应与公共利益相统一, 增进个人利益就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就认为, 个人利益不能违背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主张要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2]。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罗斯科·庞德则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是指直接包含在个人生活之中, 并以这种生活的名义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 包括人格利益、家庭关系利益和物质利益。公共利益则是指国家的人格利益与物质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和愿望[3]。从庞德的描述来看, 他所谓的公共利益就是指国家利益, 而此处的社会利益可解释为本文所说的社会公共利益。

尽管社会公共利益一词频频出现于我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几乎每一部法律、法规都有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条款, 但我国学者对此研究并不多, 执法部门援引这些条款的就更少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已有表述可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如学者陈运来认为, 公共利益是指在法与道德等社会规范所调整的秩序中形成的带有社会普遍性的利益, 在目前市场经济新时期, 随着“国家——社会”二元化结构的初步形成, 社会利益逐渐从国家利益中分离出来, 两者共同构成公共利益的内容[4]。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孙笑侠教授认为社会利益是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并列的一种利益, 它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与需要[5]。

笔者认为, 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应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 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原则、道德的一般原则及隐藏于它们之后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公平正义观念, 体现了社会的平等、正义和秩序。

二、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

现代社会必须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以后, 社会的其它方面也需要得到应有的发展。如果只是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民生却发展滞后的话, 最终不仅会导致经济也得不到发展, 甚至会出现社会整体性的后退。这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的理论, 只有整个社会和谐发展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一个社会经济和社会协调平衡发展, 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有后劲才能持久。因此, 我们的法律制度也应从法律的层面上来反映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能够协调这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具有强烈社会法特征的经济法正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法律手段, 对于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实现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社会公共利益的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例如法国学者罗柏萨维认为经济法是旨在保证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中特殊利益与普遍经济利益之间平衡的规则, 瑞士学者也认为经济法是从公共福利出发协调物、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法律, 其调整结果是要使普遍的经济利益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到达平衡。这里的社会公共利益以经济方面的利益为核心。在我国主流的经济法研究中, 都将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作为经济法的重要范畴, 而在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的分析范式中,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关键范畴, 几乎将社会公共利益视为经济法的基石。在经济法中, 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不仅涉及经济利益, 还包括非经济利益, 这些利益形态主要表现为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良好的社会公德, 以及稳定的社会秩序[7]。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法保护

经济法从产生之日起, 就肩负者从社会本位出发、以社会整体效益的最优为根本价值目标的重任,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普遍化、持续化。

(一) 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重要责任

由于公共利益在其“利益内容”和“受益对象”上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 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是一个需要国家进行适时、适当干预和调控方能得到很好保护的问题。我国《宪法》虽然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公民在行使自由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然而, 《宪法》对行政机关如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未作出规定, 从而使得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判断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 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名义获取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 如在土地征收、行政垄断等领域, 都体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制度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护私人利益, 尽管将民事行为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来规定, 但是, 在民法理论和实践中, 社会公共利益强调的是私权的公共性, 即更加积极的要求个人为公共利益而牺牲, 从而使个人有为公共利益而适用的义务。在民事法律中, 个人利益优先于社会公共利益, 私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也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在以调整私人利益关系为重心的私法体系中,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互补充的范畴, 主要是从对私人利益和私权进行适当限制的角度承认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而社会公共利益是私权行使的边界。

很显然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是传统的民商法力所不能及的, 作为具有强烈的社会法属性的经济法正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法律手段, 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其一个重要的使命和任务。

(二)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立法的重要内容

从我国经济法立法情况看, 诸多经济法规范都是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其立法目标。例如, 在市场秩序监管法中, 维护公平竞争的微观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等社会群体的利益都是经济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经济法出于对社会经济公共利益的保护, 它除了注意到了市场主体的共性和平等性之外, 更敏锐地注意到大企业和小企业对市场秩序不同的影响力, 由此对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协议和企业合并等行为进行规制而产生反垄断法。在生产和消费领域, 注意到了消费者相对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弱势地位, 才有了消费者权利在消法的确定和生产者、经营者在生产经营中的相关义务和产品责任的确定。在宏观调控法中, 维护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保证国家财政、金融体系的良性运行也是经济法追求其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表现。所以, 在经济法的理论建构和具体制度设计中, 社会公共利益都属于基石性范畴[8]。

(三) 经济法中的公益诉讼是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最佳途径。

公益诉讼是随着法治的进步, 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从个体权利到群体权利再到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诉讼模式, 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依法对违反法律法规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提起诉讼,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根本区别在于原告提起诉讼是否以维护社会利益为目的。公益诉讼是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其根本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 它不以当事人本身法律权利的存在为限, 因而不同于以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普通的法律争议, 即私益诉讼, 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公共利益整体性、普遍性带来的主体不确定的问题, 突破了传统诉讼法中原告必须是利害关系人的限制。

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最终要落实到诉讼上面来。现代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整并不主要靠经济命令等行政手段, 而是靠法律的手段, 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影响相关当事人的经济利益进而实现调整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既然法律手段是经济法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么经济法的可诉性就成为了经济法的命脉。如果国家立法规定了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 然而却没有赋予这些法律法规予可诉性, 这样的经济法无疑是具有重大缺陷的, 而且也不益于发挥经济法应有的作用。

公益诉讼所涉及的社会问题, 本身是诉讼问题同时也是经济社会问题, 把经济社会问题诉讼化, 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公共利益保护这座空中楼阁搭建了一架达至楼阁中央且人人可以通行的阶梯, 使得普通大众都有了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和门路, 也使得国家公共管理的途径和方法日趋多元化和合理化, 直接实现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

参考文献

[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2]哲学词典[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5.545~546.转引自张文显, 李步云.法理学论丛 (第一卷) [C].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394.

[3][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41.

[4]陈运来.罗马法公共利益原则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启示[J].岳麓法学评论, 第2卷.

[5]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A].张文显, 李步云.法理学论丛 (第一卷) [C].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39.

[6]李旸.从公共利益到公益诉讼”---读《公益诉讼理念研究》http://www2.ccelaws.com/int/artpage/11/art_8901.htm.2007-11-24.

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价值 篇10

一、《都市条形码》新闻价值取向走偏

1. 严肃与娱乐并行, 降低新闻传播效果

以2009年1月5日至1月10日的节目为例:在开场的1-2分钟, 都是政治、经济生活的相关政策性报道。如, 1月5日《费改税实施:二级公路逐步取消收费》, 1月6日《养老金上调, 春节前兑现》, 1月7日《如何办理赴台旅游手续》, 1月9日《出入境管理部门服务新举措》, 1月10日《人保推出新业务帮助实现购车梦》、《国家鼓励扶持毕业生就业》。但紧接着, 节目跑马新闻中的内容主要是有奖互动活动介绍, 新闻评论、民意调查参与方式以及本台播出的各时段电视剧预告等较吸引人的轻松话题, 来满足部分受众对简易、轻松信息的需求。

政策性新闻的报道总是以严肃的语调、格式化的文法以及不易懂的专有名词组成。受众在接收、理解这类信息时, 思维需要高度集中, 以准确了解其中的涵义。而娱乐性的跑马新闻干扰了受众对政策性新闻的理解、接收, 容易降低新闻传播的效果。

2. 过多报道社会阴暗面

报道社会阴暗面事件, 体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职责, 但此类事件的过多报道则会引起公众的恐慌。《都市条形码》每天12条左右的新闻量, 此类报道接近一半, 给公众的暗示就是——每天都有诸多市民被暴力、诈骗等困扰, 这样的传播效果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度, 损坏了城市的文明风貌, 对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选择新闻事件时, 民生新闻栏目应以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为重。

3. 陷入“娱乐为重”的误区

当今社会, 各领域的信息数量越来越多, 传递速度也越来越快。受众在相同的时间内获取的越来越多, 但消化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人类固有的思维惰性被强化, 轻松收看各类娱乐化节目成了大部分受众的选择。电视新闻报道的娱乐化日渐明显。

二、民生新闻栏目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1. 维护公共利益

从本质上说, 新闻媒介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首要任务的。因此, 在筛选新闻事实的过程中, 必须把握报道的本质目的, 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 在正确地行使社会舆论监督权的同时, 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

2. 以人为本, 避免新闻娱乐化

民生新闻应以人为本, 在报道内容上从民众的角度出发, 选择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报道方式上, 为民众提供话语平台;在传播效果上, 增强亲和力, 拉近和受众的心理距离, 强化受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获得坚实的受众基础及受众忠诚度。

浅析城市公共艺术的价值认同 篇11

1“真、善、美”

“真、善、美”的原意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追求”,多少蕴含了飘渺、完美的倾向,代表了人类对事物最高的价值认同。这一富有哲理的概念被吴家骅先生旧词新解、灵活变通的引入到对景观美学的探讨中,用“现实”与“理想”进行碰撞、比衡,非但没使“现实”相形见绌,反而使我们顿然意识到“现实”中早已存在却易被忽视的“真、善、美”价值禀赋。作为景观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公共艺术,是一个综合的价值体系。我们不妨也用“真、善、美”来对其进行一次价值的审核和验证。

2 城市公共艺术的“真”———“生态”价值

“真”是和“生存”相关事物最本质、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组成部分。当今经济的高度发展,使我们摆脱了温饱问题下的生存窘迫,但资源浪费现象的与日俱增,却使后代的“生存”问题重新成为了公众的日常议题。我们看到,在近年的城市开发和公共空间的兴建中,资源浪费现象比比皆是。大而无当、粗制滥造且缺乏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的公共艺术作品(广场、雕塑、景观建筑等)充斥着我们的视野,满足了部分人无知的虚荣心的同时却糟践了珍贵的土地资源和景观文化资源,为我们今后的“生存”问题制造了危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全球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城市公共艺术的“生态思维”作为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设计领域的一种战术回应,越来越成为设计观念中的重中之重。

城市公共艺术涉及城市用地、绿化、水资源及诸多硬质环境的处理等,其设计观念、创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是否具有生态意识、城市资源是否被合理经营、利用,将成为衡量设计师是否有社会责任感的一项重要的标准。

公共艺术设计中的“生态意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权衡开发。合理经营城市资源,要求我们利用自身公共参与性的力量,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开发中合理且谨慎的衡量土地及景观资源的当前经济利益和长远的战略性关系,不对那些自然赠予的山水林木或丘陵湿地等难以再生的资源进行随意的开发、填埋或占用,维持原有自然生态链的完整,尊重自然与人原生的协调、平衡关系。2)就近利用。合理经营城市资源,还体现在对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施工过程中对所需资源的就近利用,提倡用本地材料、植物、花卉等打造公共艺术景观,既可以大大的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也利于生态环境的平衡。3)协调自然。置于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品应充分考虑对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协调,在利用自然环境的同时保持自然环境的原生性和整体性,使作品能寓于自然之中。4)循环再生。对城市各种废旧资源的“盘活”再生利用也不失为合理利用资源的一项成功的举措。既可以减少对已经废弃闲置资源的处理费用,又可以发挥其积极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文化效用。

3 城市公共艺术的“善”———人文价值

公共艺术对城市人文精神的传承并不是局限于在形式上对传统文化载体的模仿或是简单的拼贴、堆砌一些历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是要传承根植于传统文化载体内,静静流淌的文化血液。人文精神的延续是一座城市生命力得以持续的根基,也是公共艺术设计生存的根本。

城市公共艺术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意象塑造。城市公共艺术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组织形成城市意象的重要元素。凯文·林奇在其《城市意象》一书中指出,城市的可识别性和可印象性对于城市形象至关重要,“清晰的可识别的环境不仅给人以安全感而且还增强人们内在体验的深度和强度……”只有凝聚着地域文化精神、饱含感情的公共艺术作品,才能凭借其寓意的独特和深刻来打动公众,唤起公众对所在城市的情感认同,利于城市可识别性总体意象的形成。2)场所精神的凝聚。每个场所都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有其独特的灵魂和气质。城市公共艺术作为场所自我情感表达和个性释放的一种表现形式,应忠于场所的“本真”体现,即充分的尊重场所固有的人文精神存在,并给予其演出的舞台。上海“新天地”改造工程的成功渗透着设计师对场所显性物质存在之背后精神支撑的关注和尊重。项目通过富有场所情感的公共艺术新旧语言的融合利用,为我们带来了散发着浓郁老上海气质的时尚休闲场所,触动着我们的视觉与心灵。3)心灵的归属。心灵的归属感是对城市公共艺术的人文价值的终极反映,来源于对城市环境的定向和认同。形态优美、意境隽永的公共艺术易于形成可识别性、结构清晰的城市环境,从而给公众心理带来安全、舒适的感受,使城市变成心灵归属的栖息地。

4 城市公共艺术的“美”———狭义和广义的美学价值

4.1 狭义的形式美学价值

城市公共艺术依其强烈的美学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给城市及公共空间带来鲜明的视觉印记,利于形成可识别性和可意象性的城市形象,极大的增强城市的视觉魅力。城市公共艺术与展览馆里的架上作品最大的不同是其形式美学的存在离不开与其周边环境的依存关系。置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共艺术利用其色彩、尺度、质感等特性与场所环境的对话、互生、交融,共同描绘一幅和谐生动的风景画,共同谱写一曲激情跌宕的交响乐。

4.2 广义的综合美学价值

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是“美”。什么是美,这是一个和历史一样古老的问题。我们无法给美轻易的强加一个定义。通常,总是习惯于从视觉上来轻易的判断某一事物的美丑,但作为公共艺术的设计师来说这种本能的不假思索的审美评价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美的感知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通过一段时间的感受、理解和思考从而做出某种美学上的判断。

公共艺术广义的“美”不是一个孤立的视觉概念,它不能脱离其他体系的影响而单独存在。样子好看但没有任何内涵及实际功用的物质是没有价值的。公共艺术的“美”的评测应该是一个综合的价值标准。因此,我们理解为:“美”的公共艺术,既是一种外在的、可视的艺术存在形式,同时也是在整体上蕴含着丰富社会精神文化内涵的文化形态和能给社会带来切实利益的价值实体,是“真、善、美”的统一体。这也正是公共艺术能够凝聚如此多的社会公众关注的动因。

5 结语

城市公共艺术的研究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知识体系,从不同的视角和观念解读将会形成不同的知识链条。其知识体系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决不是靠笔者只言片语便能够清楚阐析的。本文并不是针对公共艺术涵义、特质等自身特性做的探讨,而是对城市公共艺术的价值评测标准的一次尚不完备的概括性解析。笔者对公共艺术的认知源于吴家骅先生《景观形态学》中对景观美学做出的“真、善、美”论断,以此为依据来展开议题,并对公共艺术的“真、善、美”做了较为明确的解读,呼吁公众对公共艺术的“美”做出较为全面的衡量和认识,并期望此新的研究视角打开不同的解析思路,来加深世人对城市公共艺术的关注与认同。

参考文献

[1]翁剑青.城市公共艺术——一种与公众社会互动的艺术及其文化的阐释[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205-210.

[2]吴家骅.景观形态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