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

2024-06-26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精选10篇）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1

所谓大数据就是规模大、种类多但不容易挖掘的数据, 其特征在于快速化、密度低,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数据泛滥的时代, 信息通信技术越来越成熟, 这对保险市场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保险市场要想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就必须科学运用数据, 不断增强品牌宣传和服务的质量, 加强内部管理, 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一、大数据时代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之下, 保险市场行业中的管理者能够加深对管理风险、管理业务、销售方式等环节的理解, 同时还能极大的增强管理的整体水平及效率, 不断优化销售的形式。

(一) 对构建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影响

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之下, 数据实现了碎片化, 数据的类型变得更加丰富, 打破了传统的固定的状态, 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时也更加方便。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数据建立了大数据分析平台, 该平台把客户作为核心, 实现了保险流程的完善, 能够把客户的接触点进行整理, 这对我国保险市场的管理、能力、经营等方面都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 对风险管理的影响

对于我国保险市场来讲, 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风险的管理工作, 随着销售方式的多元化、媒体之间的交互化, 这些都为保险市场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使保险市场更深入的掌握客户信息, 对客户的行为进行分析, 了解客户的信用度以及负债情况, 进而制定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 尽早的把风险和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三) 对培养大数据分析人才的影响

通过大数据分析使我国保险市场实现了支持类数据分析, 建立了新的数据模型, 打破了传统数据分析不能规划出保险市场经营视图的漏洞。与此同时, 受到大数据时代的影响, 数据的规模和种类也不断的变化, 这就必须要由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来进行管理, 数据分析人才一方面要具备娴熟的技能, 具备较强的建模、挖掘数据的能力, 另一方面还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由于通过大数据平台能够把各种数据快速的转变成可供决策的数据, 保险市场就能够根据这些数据及时掌握市场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对策, 以此增强保险市场的竞争能力。因此培养数据分析人才是当前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要把大数据平台作为基础, 加强对数据分析人才的培养力度, 打造专业、高效的数据分析团队。

(四) 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创新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同时也是我国保险市场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随着物联网等新型技术的应用, 人们的消费行为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但由于受到环境的限制, 保险市场在管理、经营等环节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对于数据还不能灵活的掌控, 因此保险市场必须要把创新科技重视起来, 不断优化保险市场的商业模式, 以高质量的服务来为客户提供需求, 这些都是必须以大数据作为基础的,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之下, 保险业务获得极大的发展, 产业模式也在不断的创新。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保险市场的特征

(一) 品牌宣传模式的改变

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 保险产品的主要宣传方式是电视、广告、杂志等, 这些宣传方式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 而且在宣传的过程中还会出现负面影响, 有些客户还会存在厌烦的心理。从社会步入到大数据时代之后, 保险产品的宣传方式进行了很大的改变, 例如充分的利用了移动终端, 使人们经历了对产品的相识、了解、接纳的过程, 在循序渐进中走入每个人的心里, 更加主动的接受保险产品, 这样在购买的过程中也会具有很高的效率。

(二) 决策准确度及盈利的改变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之下, 数据为保险管理人员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信息, 通过利用大数据的分析能力, 加强了对市场情况的了解, 这对增强保险企业决策的准确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大数据时代还能促进资金的运转。另外在工作中为了减少客户的流失, 就必须通过数据库来对客户进行划分, 这样企业一方面能够增强经济利润, 另一方面还能促进客户的增长, 使企业处于一个良性循环中, 同时也为新市场的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销售渠道和方式的改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保险的销售渠道和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例如某人想买保险可以在互联网中提出自己的想法, 进而实现保险信息的推送, 这些在步入大数据时代之前是不能实现的, 这样做不仅能够提高产品的销售业绩, 对公司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价值。另外代理人手中的客户质量同其业绩相挂钩, 这对于增强保险人员的个人素质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塑造保险业的形象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四) 服务水平的改变

过去保险公司的理赔工作需要经历很多程序, 人力、物力以及时间都损耗很多, 但是在大数据时代, 保险企业能够非常及时的获得客户的出险信息, 增强了服务的整体水平。通过对客户进行指导, 选择最优的方案, 为客户尽最大的可能避免风险的发生;另外对于客户提出的意见也要立即处理, 提高服务的水平, 可以把客户对服务人员的评价同员工的薪水挂钩, 推动企业更好的发展下去。总之, 要想赢得未来市场就必须掌握市场的发展形式, 了解人们的心理, 为保险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保险市场的风险研究

首先, 在当前这个完全步入大数据的时代中, 数据统计和保险方面的人才是市场大量需要的, 但由于我国的保险行业发展较晚, 相关的人才比较欠缺, 关于人才的培养方面也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这些都是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工作。其次, 关于个体客户的费率标准问题, 目前数据量越来越多, 保险市场所面临的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设置多大的数据库, 另外对于保险公司来讲, , 数据属于最为重要的资产, 怎样提高数据的利用价值和使用率, 使数据不流失也是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挑战。最后, 关于数据的安全问题。大数据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数据的公开性, 数据的公开有优点但也存在弊端, 其优点在于公开数据能够实现数据的多方位预测, 为相关的工作提供更多的价值, 其弊端在于人们的隐私不能完全保障。现如今行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信息的泄露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客户所有较为隐私的信息都能轻松的获取, 因此如何保障客户的个人信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如今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 大数据营销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效果的策略, 对客户的培养都是需要不断累积的, 虽然在短时间内并不能极大的增强企业的业绩和收益, 但是大数据营销策略必须要纳入长期的营销规划中。在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式之下, 大数据对于保险行业来讲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 在面对风险时我们要加强对大数据时代保险行业因素的研究, 增强对运用数据技术的能力, 找出信息时代的发展规律, 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模式。另外作为一种服务型的行业, 保险行业必须要加强对数据技术的应用, 重视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 把大数据在各个方面的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 推动保险市场的发展紧跟时代的脚步, 与国际接轨。

四、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能够看出, 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之下, 我国保险市场的业务发展及创新迎来了更多的机遇, 所以保险市场要想更好的发展下去必须要积极利用大数据, 不断扩大发展渠道, 顺应大数据时代的潮流, 推动保险行业向着更高的台阶迈进, 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良好的氛围。

摘要：现如今我国已经充分步入信息时代, 各行各业也都在信息技术中飞快的发展, 在当前形势下, 我国保险市场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新的风险, 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大数据时代的概念, 然后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及当前我国保险市场的特征, 最后阐述了大数据时代我国保险市场的风险, 希望能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保险市场,特征,风险

参考文献

[1]韦雪琼, 杨哗, 史超.大数据发展下的金融市场新生态[J].时代金融 (下旬刊) , 2012, (7) .

[2]姜奇平.大数据时代到来[J].互联网周刊, 2012,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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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尹会岩.论大数据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 2015, (01) :43-46.

[5]闫泽滢.大数据时代下保险公司之变[J].上海保险, 2013, (04) :43-44.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2

在对项飙的回应中，罗小朋认为知青时代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他们建构的基于政治互信的“信任网络”，对中国化解当前的治理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在学术研究的路径上，知青经验的多样性与地方性十分有利于克服源于传统中国政治模式中强烈的“统一”意识，因而对项飙提出的“独特经验向理论资源转化”上的失败作出了解释，罗小朋指出其根源在于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知青一代在知识能力和理论建构能力上的匮乏，以及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学界“话语权”的长期压迫。基于此，罗小朋认为“社会学想象过剩”的论断也并不妥当，正是由于知识的缺失，中国学者缺乏有集体行动意义、有现实感和对人性有深刻理解的“社会学想象”。

对“知青时代的终结”，郑也夫在文中提出了更加批判的看法，他认为项飙所说的知青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全面退出”是有失偏颇的，学术的影响力依托于学术作品而非管理权力。学风的巨大转变，是代际特征与社会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术环境的巨大变化，相比起项飙所强调的，基于特殊经历成就的“知青气质”，更能够深刻地左右中国学者的学术生产方式。而知青学者开拓、发散式的探索特征，和当前学界与政界知青时代的更迭现象一样，都是由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所导致的。

“一笔一画地描出另一种声音”，是项飙在其文末对后知青学者学术态度的根本诉求。郑戈认为，正是这种在禁锢中寻找自由、探寻边界的能力上，知青世代的经验遗产对当下极具借鉴意义;随着“规范化”的日益加深，知青学者“非正式圈子”的专业知识生产方式被排除于体制的高墙之外，而中国学界的传承同时又普遍面临在西方强势话语主导下的“纵向传承”困境，这种本土关怀的缺失，亦可能成为学术实践上的枷锁。尽管后知青学者带有先天的局限性，但同时他们也更加稔熟与既成的体制周旋，能够更加平衡地把握历史传统及西方知识;在这些经验与智识的起伏交替中，知青与后知青们在代际传接的过程中共同构建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3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的风险分析

1、财务风险。

在很多企业眼中, 金融危机为他们提供了机遇, 认为此时是其海外并购的最佳时期, 故急切跟风加入并购行列, 而未对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做好充分地调查, 造成财务风险提高。日本野村证券在雷曼兄弟倒闭的第二天即提出了收购, 现在出现巨大亏损。中国平安在2007年收购富通集团, 到2008年底, 由于富通股价下跌, 亏损达到230亿。2008年中铝联合美铝并购参股力拓英国12%股权,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到现在已经浮亏80亿美元。[2]另外, 融资渠道不畅使企业无法获得有力的资金支持, 提高了并购的资金成本, 增加了企业的财务负担。特别是后危机时期, 不少企业的出售意愿降低, 不断加价, 在此背景下, 企业的财务风险更重。

2、政治风险。

在危机中, 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又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以政治思维看待中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要主体的跨国并购, 虽然获得了国内的大量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但中国企业偏“国有”的性质正在成为跨国并购的现实阻碍, 进入后危机时代, 政治形势也更为复杂, 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

3、信息不对称风险。

后危机时代下,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 使得目标公司的账面价值更难以反映该公司资产的实际价值, 为便于出售, 目标公司往往会恶意隐瞒其债务, 尤其是或有债务。如在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的案例中, 富通集团就有意隐瞒了所持有的美国次级债券的具体情况以及对其财务造成的潜在影响, [2]结果致使中国平安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另外, 金融危机使得目标公司的股权价值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加大了跨国并购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4、战略决策风险。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决策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估自身而盲目冒进, 投机心态严重, 认为欧美企业价值大幅缩水, 是“抄底”佳机, 而没有正确认识和评估隐藏的巨大风险;二是对目标对象的资金规模、竞争实力、经营管理、综合环境、文化背景的评估风险, 如不能全面衡量及评估, 必会为并购埋下苦果。

5、法律风险。

国内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时, 经常会遇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制约, 产生法律与政策风险。跨国并购在并购中、并购后面临着种种法律风险, 而并购后的经营阶段, 法律风险的时间和范围无限, 其中可能包括各类法律风险和时间。在金融危机下, 由于国内企业多数瞄准欧美大型企业, 但大陆法系与欧美法系在对很多并购过程的并购双方所关注的内容的解释是不同的, 后危机时期, 形势更加扑朔迷离, 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跨国并购活动的风险。

6、整合风险。

并购结束后并购方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行有效地整合。危机中面临困境、等待“拯救”的海外企业往往有着其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病因, 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 不是通过收购时签订的一揽子协议就可以解决的, [3]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跨国并购蕴含着极强的整合风险。

7、市场风险。

跨国并购中的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并购后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能否得以保留、并购后能否保持企业产品的品牌认可度以及企业是否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来应对并购后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经营环境。毫无疑问,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跨国并购后企业的市场经营环境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并且多数根本不具备实力的企业, 也急于参与并购, 形成了“蛇吞象”现象。[4]进入后危机时代, 被并购企业还未显露的问题可能会随着危机的加深而显现,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市场风险。

综上所述, 后危机时期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务风险、政治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战略决策风险、法律风险、整合风险、市场风险等进一步加大。因此, 我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须更加注重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以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二、后危机时代跨国并购风险分担机制设计模型

本文以后金融危机经济大环境为背景, 以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为研究对象, 探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中风险分担的一般原则, 并运用线性规划理论建立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模型。

1、跨国并购风险分担的一般原则。

在跨国并购活动中, 合理地分担风险关系到并购活动中各方的利益, 能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降低风险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和风险管理成本。具体来讲, 风险分担应遵循以下两项原则。一是效率原则。即风险最有控制力的一方承担相应的风险, 项目参与方对某一风险最具有控制力意味着他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二是公平原则。在跨国并购中, 各方参与并购活动的目的都是为追求理想的期望收益。各方所获得的净收益各不相同, 参与方所承担的风险大小应当与其所得净收益相对称。在进行风险分担时, 需将其所获得的回报与承担的风险程度相挂钩。

2、基于线性规划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模型。

以数字1、2、3、……、n表示并购各参与方, 如并购企业、目标企业、投资银行、咨询机构、政府机关等;以数字1、2、……、m表示跨国并购活动中的各种风险, 如财务风险、政治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战略决策风险、法律风险、整合风险及市场风险等;以r1、r2……、rn表示并购各参与方承担的风险水平;以rij (1≤i≤9, l≤j≤9) 表示第i个并购参与方所承担的第j种风险。

风险的代价与收益是紧密相连的, 跨国并购活动的任何一个参与方要想取得收益, 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一般来说, 收益与代价正相关, 即付出的代价越大, 则希望得到的收益也越高。跨国并购活动各参与方为承担风险而要求得到的收益以及因此而付出的成本只与其所承担的风险水平有关, 这正符合线性规划模型的要求。以yi代表第i个并购参与方收益, 以ci代表第i个并购参与方的风险成本, 可得:

各并购参与方愿意承担风险的前提是并购活动能为其带来净收益, 即yi-ci≥0

令pi=yi-ci表示第i方对参与并购活动的满意度。

风险分担的目标是在并购活动风险一定的前提条件下, 使各并购参与方对风险分担方案的整体满意度达到最大。用系统观点来考察, 即企业并购风险的整体构成一个系统, 各种风险如政治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决策风险、经营风险、整合风险等构成系统中的元素, 尽管并购活动中各种风险是一定的, 但其构成的系统向外界表现的风险却由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变得很小, 即系统学中的“1+1<2”。从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跨国并购活动中任意一种风险由该风险偏好系数最大的参与方主要承担时, 则并购活动整体满意度最大。在具体的并购活动中, 通过估算各参与方的收益与风险成本及其影响, 并结合风险分担的一般原则, 可以得出比较合理的风险分担结构。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分担机制设计

风险分担设计是将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中的风险降到最低, 从而获得较好地利益。但是分担设计还要符合发展实际, 否则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1、财务风险的分担。

跨国并购在并购过程中通常需要支付大量资金, 从本质上来讲是并购企业的一项规模巨大的投资活动。并购企业要做好商业调查、环境调查、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准备工作, 尽可能多地挖掘目标企业隐藏的问题。[5]通过估算各参与方的收益与风险成本及其影响, 并结合风险分担的一般原则, 尽量将风险外移。

2、政治风险的分担。

后危机时代, 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中, 政府对政治风险的控制力最强, 因此, 根据风险分担原则及分担机制设计模型, 当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中, 如果为政府鼓励性跨国并购活动, 应将政府设计为政治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但若跨国并购活动完全属于市场行为, 则政府不承担任何风险, 应由跨国并购方与目标企业来承担。

3、战略决策风险的分担。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决策风险表现为两种形式, 即目标企业选择错误风险与投机风险。[6]这两种风险主要是由于并购企业的决策错误所导致的, 并购企业应负主要责任, 但如果有中介机构参与决策, 中介机构需与并购企业共同分担。

4、法律风险的分担。

跨国并购中的法律风险主要是由于并购企业所在国国家法律对于并购的有关规定与被并购企业所在国某项法律产生冲突所导致的, [7]政府对法律法规具有最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 针对政府鼓励型的并购活动, 政府应为其主要的承担者。如属于市场运作的并购活动, 政府不应承担任何风险。

5、市场风险的分担。

并购实施后, 在做好文化整合的基础上, 应做好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保留, 保持住被并购的品牌, 并能应对并购后复杂的内外部经营环境。在市场经营过程中, 并购企业处于主导地位, 应是市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但并购企业应采取一定措施, 使目标企业积极参与并指导并购后的经营, 从而分担部分市场风险。

根据以上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期,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各角色的风险分担情况如表1所示。

四、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 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各参与方需遵循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参与跨国并购活动中的风险分担。通过估算各参与方的收益与风险成本, 并结合风险分担的原则, 得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政治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法律风险、战略决策风险、整合风险及市场风险的分担结构表, 为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分担提供了方向。

参考文献

[1]Chemykh, L.Changing Direction Cross Border Acquisitionsby Emerging Market Firms[J].SSRN Working Paper, 2011, (7) :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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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秀费.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对策分析[J].浙江金融, 2010, (7)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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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分析及防范[J].商业时代, 2010 (24) :55-56.

[6]何勇.中国企业并购要做好海外并购前的尽职调查[N].中国经营报, 2010.5.9.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4

关键词：风险社会；体制壁垒；风险特征；体制差异；风险分配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59-01

一、当前中国风险社会的现状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Risk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1]当时的中国丝毫没有贝克所言及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表征，在传统单位制的生活下，几乎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在单位模式下进行，生活遵循一套比较固定的惯习，单位人的日常行为几乎都由家庭、单位和国家通过各种制度计划和安排，国家通过严格的计划管理牢牢掌控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这种秩序下的单位人生活稳定且单一，国家包办一切，个人不必承担社会风险。然而这种制度环境并没有长期存在，1994年全面经济改革，国家逐渐放开手中的权力，对资源管理和分配习惯性大包大揽的单位时代也将一去不复返，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对于风险的认知几乎与改革步骤比肩并起。风险的集聚区首先是集中在经济改革的核心区域，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体制外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再到改革的边缘区内陆和体制内的国企改制，随着市场化的脚步逐渐扩张到中国的各个方面，并通过一系列的医疗安全、食品安全、物价上涨、房价上涨和下岗失业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全局性议题突显出来，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二、风险社会特征：基于中国体制视角的观察

（一）风险的人为再分配逻辑。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分配逻辑将会取代以阶级为基础的财富分配逻辑。不过中国要考虑到自己的特殊国情，毕竟在发展进程上要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温饱问题至今仍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转型期的中国式风险最大的社会特点在于其人为干预分布，[2]以资本和权力的集中者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完全具备风险危机转移的能力，把风险危机由体制内群体转移到体制外群体，这同时也遵循了以阶级为基础的财富分配的逻辑。因为体制内往往代表权力和财富的中心，体制外群体则是体制边缘化的群体。风险的人为分配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风险生产和规避的山头主义，利益集团作为风险分配的主导者将风险再分配、分散以及转移。

（二）中国式个体化与原子化。

个体化与原子化是风险社会表征之一，工业化时代集体化向个体化逐渐过渡，西方社会的个体化以高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为担保，即使个体化和原子化之后个人所面临的风险也会有国家协助分担。中国自传统单位制逐渐解体后，一直处于个体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中国政府在提出市场化改革后，一直将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从国家转移到个人，鼓励个人自由选择和灵活应对；另一方面国家并没有建立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来分担个人的风险。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从起初的建国初期的包分配到80年代大批工人被买断工龄和下岗失业，再到现在主要依靠个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自由择业和竞争热门岗位。“这样的就业政策也意味着再分配政策，并创造新的不安和不平等。工人从工作中得到一点点自由是以新的束缚和不安全感为代价。”[3]

三、当前中国风险社会的体制差异

体制内国有垄断场域群体在风险感知上明显弱于体制外市场竞争场域群体，而在风险承担能力上强于体制外场域群体。其中国家依据单位的不同行政级别和规模效益，采取体制外市场化和体制内国有化的策略，体制内群体在单位制消解后形成了对单位的新的依附关系，对单位行政级别的权力关系依附和对单位经营效益的生活基础依附，导致体制内外在享有国家资源分配和福利待遇上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职业声望、经济地位、收入水平、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等等。相对于体制外场域，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系数更高，其中包括工作的稳定性、收入的有保障性和福利的多样性。体制内场域群体所在岗位调动或变化的可能性较小，这里主要强调工作的稳定性，亦即大家通常所说的“铁饭碗”；体制内工资收入更平均、差距小，收入保障的覆盖范围更广，保障了员工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员工相对剥夺感低；体制内尤其国家机关的公务员系统和大型国有垄断性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除了享有工资收入和基本保障外，还包括公费医疗、住房津贴、年终奖和各种产假、育儿假、病假等多元化福利待遇。

四、议论与思考

我们研究中国的风险社会状况，不仅需要将其放置于世界风险社会大背景下，亦应充分考虑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型下特有的运行逻辑和方式，因此本文从中国特有的体制差异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体制内外的风险差异状况。面对当下的体制分化和由此形成的体制内外地位“差序格局”现状，中国社会所呈现的独有的“中心-边缘化”的体制内到体制外的风险分配和转移趋势，权力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于体制内所导致的体制内外风险承担能力和感知能力的差异现状，值的我们对当下的体制改革和国企改制的成果所深思和反省。毋庸置疑，市场化道路和国企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将是贯穿“十三五”时期的主线，国企改革无疑是重头戏之一。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指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案、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等，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总之，体制改革需要壮士割腕的魄力，更需要上行下效的执行力，尽管改革的道路阻力重重，但不言自明的一点是体制庇护和壁垒、利益垄断在今后市场化深入改革中亟需被打破。虽然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但不能一蹴而就，而应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有效转变目前体制差异现状。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郑永年，黄彦杰.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J].文化纵横，2012（5）。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5

随着西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西藏在多民族国家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 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两会时提出“治国必治边, 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可看出, 西藏的稳定关乎到我国的边疆治理, 关乎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关乎到国家安全大局, 西藏在国际国内的影响更加突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是近年来我国自上而下所进行的一项社会管理制度创新, 中央以及西藏党委和政府文件中多次提出要“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西藏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 特别突出的是重大项目数量多、规模大, 研究建立与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有利于促进西藏的跨越式发展以及长治久安。

1 西藏重大项目概况

西藏自和平解放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给予其极大关怀, 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发展与稳定一直是中央最重视的问题, 也是党的西藏工作的核心内容。鉴于西藏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乃至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 自1980年西藏第一次工作座谈会以来, 中央以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为推动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的“龙头”, 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对西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强的推动与带动作用, 以下梳理了中央五次工作座谈会上以及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的重大项目情况:

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 针对西藏的特殊情况确定了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 让农牧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尽快富裕起来。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 标志着全国性的援藏工程的开始, 确立了西藏迫切需要的以社会公益为主的43项重点工程, 工程建设内容涉及10个行业, 总投资4.8亿元, 基本上满足了80年代西藏社会经济发展, 被誉为高原上的“43颗明珠”。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 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中落实了全国支援西藏的62个重点项目, 投资总额为23.8亿元。十五期间, 2001年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针对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薄弱的制约因素, 提出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通信、水利等项目建设, 由国家直接投资建设项目117个, 总投资约312亿元。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提到: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把青藏高原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安定祥和,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十一五期间, 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载体, 极大地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 通过项目建设拉动了城市消费, 带动了农牧民增收, 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 跨越式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央支持西藏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总计188个, 总投资规模达到1378亿元。“十二五”期间, 中央支持西藏实施的重点项目有226个, 总投资3305亿元, 比“十一五”期间的投资翻了一番, 这是今年7月6日, 国务院第161次常务会议审议批准的《“十二五”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项目规划方案》中的安排, 是继43项、62项、117项和188项工程项目之后中央给予西藏的又一重大支持[1]。

由以上数据可看出, 西藏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期, 最主要的特征是大量重大项目的出现, 未来还有增长的态势, 这是西藏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现实需求。这些重大项目中有社会公益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关乎西藏群众切身利益, 在审批、决策与实施中会面临征地拆迁、规划选址、生态环境影响、涉农利益等问题的重大项目等, 西藏地方政府在做关乎各族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决策时, 以及在决策实施中将会面临很大的社会稳定风险, 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西藏利益型重大项目中蕴涵着极大的社会稳定风险。在重大项目规模如此之大、投资金额巨大、利益相关者复杂等社会环境下, 西藏更应建立与完善社会稳定风险机制。

2 西藏建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时代背景

西藏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有着深厚的国际国内大背景。近年来全球的危机管理已由应急管理迈向风险治理, 风险评估是风险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高速积聚, 社会风险丛生;西藏脆弱的自然环境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 在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稳定风险。

2.1 风险社会

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人类已步入风险社会时代, 社会风险来源于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社会带来了很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害。当今全球正处于风险社会, 从转基因食品安全到核电风险, 从群体性事件到恐怖主义等等, 各种新技术风险、制度性风险不断出现, 所以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显得紧迫而又必要。风险社会理论以“社会”为切入点, 研究社会中潜在的种种风险的特征、风险源、可能导致的后果, 以及风险所折射的文化背景等。与传统社会相比较, 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共风险的增大并居于主导地位, “风险社会”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其理论高度, 而在于对风险真实化、常态化景象的印证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和行动[2]。风险社会并非主观臆断, 而是当下我们面临的客观事实可能引发的各种不确定性危机。风险社会中, 正视风险的存在是有效风险治理的前提。

2.2 中国社会转型

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启动的社会转型期, 西方社会转型的经验表明, 社会在从失范到规范、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中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会集中迸发[3], 近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伴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冲突高速积聚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 风险治理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风险评估是风险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自2005年以来, 各地纷纷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由试行到全面推广,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在我国已成“星星燎原之势”, 在实践中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遂宁模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淮安模式”等,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理论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2.3 西藏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

影响西藏发展与稳定的因素与我国其它地区有所不同, 脆弱的自然环境 (如错综复杂的地形地貌, 多变的气候) , 分布不均的牧场、虫草等资源、复杂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情况等, 使得西藏一旦发生危机, 救援与危机处理难度加大, 加之西藏特殊的民族、地域特征, 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 (政治敏感度高, 国际影响深远) , 西藏重大项目规模大, 投资金额多, 周期长, 由重大项目所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事件, 如果与民族矛盾、境外反华问题、边疆利益纠纷、宗教问题等相关联、聚合, 将会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与问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自然、社会、政治背景下, 建立与完善稳评机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4]。

3 西藏建立与完善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意义

一般来说,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重大工程项目制定、出台、实施前, 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因素进行分析, 评估其发生危害的可能性, 对不同的风险进行等级管理, 做好危机的预防与化解工作。重大项目在西藏必然会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层面对社会系统发展演化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 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系统分析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问题, 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强、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为了西藏发展与稳定的双重目标, 针对西藏跨越式发展中大量重大项目的现实需求, 基于稳评的时代背景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出西藏建立与完善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重要意义。

3.1 理论意义

①维稳新思维———源头治理。西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改变了传统的“救火、应急”维稳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防火, 预防”的维稳模式, 在重大工程项目上马之前, 首先进行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 对项目中未来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等级判断, 同时提出化解与预防的措施, 这就形成了西藏“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源头治理维稳新思维, 可从根本上减少风险源, 降低社会稳定风险。②有助于丰富西藏社会治理理论与方式。建立与完善西藏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将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关口前移, 这是西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思路, 对于危机事件, 它从关注“事后应急管理”转为“事前风险治理”, 防止将潜在的危害转为突发事件, 将风险治理的理论与方法镶嵌于社会治理当中, 丰富了西藏社会治理的理论与方法。③有助于西藏和谐社会的构建。近年来, 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西藏已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社会总体态势良好的同时, 各类社会问题与矛盾凸显, 社会风险在不断累积, 尤其是重大项目在决策与实施时容易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在规避风险、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 保持西藏社会和谐与稳定成为实现西藏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与必然要求, 建立与完善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促进西藏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与方法。

3.2 实践意义

①形成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新举措。西藏工作历来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 西藏也长期存在着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 对于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将与项目相关的主要矛盾提前预防或化解, 消除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隐患, 其目的在于加强对西藏不稳定因素的分析和研判, 从而主动采取相应措施。②有助于推动西藏各级政府的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中央两办《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基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对于重大项目应评尽评, 未经评估不得做出决策, 并把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这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成为推动重大项目决策的科学化的现实力量, 同时要充分发扬发主, 深入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意见, 通过座谈、走访、调研、听证等方式征集民意, 提高西藏重大项目决策的民主化程度。③有助于形成西藏维稳的长效机制。社会稳定是西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西藏的稳定、发展事关全国稳定、发展大局, 面对与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长期以来的斗争, 积极构建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 实现西藏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意义重大。推行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做好维稳工作的基础, 西藏党委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与健全党政军警民协调联动、群防群治、应急处突、社会舆论引导等机制一起, 构筑了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5]。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变“被动保稳定”到“主动创稳定”, 及时从源头上减少和杜绝不稳定问题的发生, 形成西藏社会稳定的一项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缪关永.全国援藏成果汇编 (2003-2013) [M].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

[2]张成福, 谢一帆.风险社会及其有效治理的战略[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 (5) :25-32.

[3]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赵明霞.论影响西藏公共危机管理的特殊因素[J].民族论坛, 2011 (12) :51-53.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6

一、关于中国联通的社会渠道的定义

作为中国联通的经营体系中重要一环的社会渠道, 不仅是改良对客户服务的水平、加快相关业务发展速度的主要路径, 并且也是公司整合相关资源, 并扩大市场占有额关键的渠道。联通公司的社会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放卡的业务, 并且还会慢慢的承担更多的数据或者增值业务的发展要务, 自身服务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随着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中国联通在市场竞争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社会渠道客户管理的能力、收益的大小、效益的高低。所以, 创建并完善和客户保持较好联系的社会渠道运营管理体系将是中国联通下一步的发展重心。

二、中国联通的社会渠道的发展状况

中国联通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渠道实现较低成本的迅速扩张, 并且遍布街头的代理商能使联通与客户接触面快速的扩大、以提高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而代理商在运营相关业务的时候, 通过折扣提卡和佣金返利等方式, 从而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此过程中社会渠道、中国联通实现了双赢, 并且建立了相应的伙伴关系。但是, 实际上代理商大都热衷于通过售卡的业务来赢取利润, 导致忽视了对另外一些业务的运营管理和提高营销的能力, 且对联通的忠诚度相对比较低。对此, 联通只是通过改变提卡的价格与酬劳来使代理商的积极性得以提高, 又或者是向代理商们强制下达任务要求, 而忽视了和代理商们进行感情上的沟通和服务上的支持, 两者的合作主要表现为利益交易的关系, 并不是联系密切的鱼与水之间的关系, 这使联通下一步的社会渠道的拓展形成较大的障碍。此外, 联通的社会渠道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社会渠道的佣金返利、激励和惩罚、运营考核、选择标准、等机制缺乏全面的规范性与客观标准, 且随意性比较大;渠道的经营理和后台部门给合作伙伴所提供的支撑力度低, 限于形式, 并不是服务、推广与沟通;在3G的时代里, 中国联通现在所拥有的经营渠道大都缺乏了对3G等相关业务的支撑、营销能力。并且社会渠道几乎只有手机销售的相关经验, 严重缺乏了上网卡和3G卡等售后服务、销售服务的运营经验。

三、中国联通的社会渠道运营管理策略

联通通过多年的运营管理与社会渠道的建设, 已拥有较多的社会渠道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 而随着社会渠道的竞争不断加剧, 需要实施相关的策略, 用以增加企业在社会渠道的市场竞争力。联通要想在社会渠道的运营管理这方面取得更大的发展, 需从下面几点来制定并实施相关的策略。

(一) 对社会渠道进行分级的管理

在新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之下, 联通的社会渠道职能应该向虚拟的运营转变。而在这个过程中, 假如不能对社会渠道经营的能力和服务的权责进行相应的考虑, 就有可能会造成自由的渠道与社会的渠道之间、不同的社会渠道间的冲突。因而应对不同的社会渠道进行分级的管理, 以构建分层级、差异化社会渠道运营管理的制度。可以通过设立相关的模型, 对中国联通的社会渠道进行价值的评估。通过价值的评估把社会渠道分为几个级别, 而且各个级别的社会渠道佣金的标准应具有一定的差异, 级别越高, 所得的佣金也就越多。佣金标准存在的差异可有长期和短期等的体现。要加强社会渠道运营管理的详细程度 (包含高级的服务响应和对社会渠道的经理进行定期的沟通等措施) , 并且强化非佣金与佣金激励之间的关系, 着重加强对社会渠道的支撑力度、服务、管控, 考核的要求相对较高, 特别是对服务质量、放号质量和与放号量等相关内容考核。与此同时, 因为设置了各等级的社会渠道基本资质的要求, 能够周期性的把不满足相关条件的社会渠道降级甚至清除, 以纯化公司的社会渠道。

(二) 优化与调整公司的佣金制度

中国联通现在佣金政策的重点在于放号的业务, 那么接下来就要优化和调整佣金的结构, 并且根据相关的运营业务与社会渠道加载的情况, 适当增加新业务的佣金和服务佣金, 使中国联通社会渠道能更多的承担起服务的责任。此外, 也应对社会渠道的佣金进行相应的调整, 适当的增加其它类型的佣金所占比例, 从而改变用户的佣金占主导的局面, 以增强对服务、终端、新业务等发展的能力。中国联通只有不断的完善自身的佣金体制, 并逐步相关的过时观念, 如此才能使中国联通的社会渠道从过于重视客户发展的数量逐渐的转变成为质量、数量都重视, 加强对客户的深入运营, 进而实现社会渠道情感的维系服务、利益的捆绑等相关目标。

(三) 建立社会渠道的服务与支撑体系

只有有着差异化和精诚化的社会渠道管理体系的全面支撑, 才有可能提高中国联通社会渠道的服务水平、忠诚度与营销效率等。联通公司需要设立面向各个省、市、区或者县的社会渠道运营管理支撑的制度, 并且给合伙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这样不仅利于合伙人或者相关代理商更加全面的理解中国联通社会渠道的相关政策, 也保证了各地区之间对于社会渠道的运营管理模式与社会渠道执行的政策的相同性。详细的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和完善社会渠道的运营管理制度, 使社会渠道能更好的培养拥有着高素质的服务和营销团队。公司的社会渠道的重点在于市场的开拓, 不管是新客户的拓展、套卡的销售, 还是二次的营销、客户服务, 都应该有开拓市场的竞争力。联通下属各级的公司都应建立相应的管理部门使之服务于社会渠道, 并能够快速的解决和满足社会渠道的相关问题以及需求。应该确立并规范中国联通社会渠道支撑的动作, 例如规范有关拜访、记录的内容, 拜访的频次等, 这不但可使合伙人迅速且全面的掌握价格与产品的有关变化状况, 也利于满足对中国联通社会渠道进行有力支撑的需求, 进而使中国联通社会渠道的管、建、养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从而提高整个公司的社会渠道发展的业绩。

(四) 对社会渠道的覆盖和规范管理

根据中国联通社会渠道规范化相关建设的要求, 建立和完善市场的营销网络, 并且利用一切有用的资源, 不断地拓展联通的合作点。而对新增加的专营店、营业厅和销售的网点等各级别的社会渠道应不断的加强建设, 增加销售网点的覆盖率, 用以达到对联通社会渠道的真空区域进行覆盖的目标。而在进行建设的时候, 也应重视使用与社会渠道相关的评估模型, 以对中国联通的社会渠道布局和规模进行相应的优化, 并且不仅仅重视数量, 也重视质量, 坚持质量和数量并重的原则。通过对一些地区市场的网点数量进行严格的控制, 避免应扩张过于迅速而造成社会渠道之间的不良竞争。不断的加强中国联通的社会渠道运营的管理包含对社会渠道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控制, 并对联通的社会渠道基础情况进行科学的管理, 而社会渠道的基础管理包含了准确地掌握社会渠道的相关规律, 包含有专营店、合作厅、各经营网点的选址以及品类等, 进而对中国联通社会渠道的经营状况对产品、市场的覆盖状况进行了解[5];系统的监控包括了市场覆盖率与覆盖面、服务压力、代理商的能力、销售的情况、竞争对手的影响、代理商的策略与运营的成本等方面, 并且通过及时的对中国联通社会渠道的运营管理状况进行了解, 以实施有关社会渠道的促销策略、管理策略、营销策略等。

总而言之, 中国联通的社会渠道的运营管理, 关系到联通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存发展, 因此, 要加强对社会渠道的覆盖与标准化管理, 建设相应的支撑与服务体系, 并对公司的佣金体系进行调整与优化, 从而寻找出一条利于中国联通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蒋冬冬.重庆联通3G营销渠道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0

[2]卞洪洋.中国联通Y公司营销渠道提升策略研究[D].兰州大学2009

[3]黄必鑫.中国联通W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营销策略研究[D].厦门大学2009

[4]陈刚.中国联通3G时代发展战略研究[D].中国石油大学2011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7

中国科技传播的发展时间较短, 并且仅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近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建设, 故其压缩式现代化进程存在许多问题, 导致各种风险来势凶猛。就当前形势来看, 传统科技传播已不能应对步入风险社会的当代中国, 故在这样一种情势下, 从风险社会角度去分析中国科技传播的发展, 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科技传播未来发展之道也就成为了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风险社会概述

“风险社会”的最初提出, 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风险”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风险现象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而滋生。在过去, “风险”多被理解为客观的“自然危险”, 也就是由自然现象所引起的各种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的危害事件。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风险”逐渐被人们更深层次的理解。已经不再只局限在“遇到的危险”这一概念上, 而是指“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故在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已经不再侧重于表达“自然风险”, 而是指关乎到与人类的决策和行为后果紧密相连的, 是一种对于个人、群体来说都具有特殊影响的特定方式。故也可将这样的“风险”理解为“社会风险”。当代社会中存在的风险大致可分为生态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暴力风险等。

2.2 科技传播概述

中国的科技传播起步较晚,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经过不断研究, 在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和成就, 于是关于科技传播学的相关问题便在社会上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但就我国当前形势而言, 学术界对于“科技传播”的定义以及相关涉及的范畴等仍未形成普遍共识, 并且对其概念的确定和说法仍徘徊在“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之间。

3. 关于风险社会和科技传播

3.1 风险社会的产生及其特征

有相关专家学者在阐述风险社会的时候指出, 风险社会的产生是由于工业化社会发展所致的结果。在现代化进程中, 生产力的急速上升, 使得危险和潜在威胁问题越来越突显。如显示生活生产中, 核电站的建造、大规模化学工业发展、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废气污染等等。而这些都是与科学技术发展有关的, 因此可以说,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生存状况具有构成“风险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因。此外, 风险社会具有多种特征。即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多发性及突发性、破坏性、两重性以及全球性。

3.2 科技传播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科技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 与国外相比, 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不过就短短几十年。但是也由于科技传播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而产生, 并且在其发展之下而不断发展, 因此而言, 科技传播在发展史上经历了从启蒙阶段到成型阶段、成熟阶段, 最后到嬗变阶段, 并且其在未来的发展之上, 将还会发生无法预测到的嬗变。科技传播具有五要素的特征, 它们分别为:传播者的特征、传播内容的特征、传播媒介的特征、受众的特征以及传播效果的特征。

3.3 风险社会与科技传播的关系

风险社会的产生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关系, 科技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在当代科技信息交流与传播的众多手段当中, 科技传播作为其主要的一种手段, 对于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其可以起到化解和消除的作用。科技发展对于风险社会的影响, 可以说科技发展是风险社会的主要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着人们向着文明的方向更进一步, 但是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忽略了一些外在影响因素, 导致了“文明的风险”的产生。如工业化过程当中不考虑后果、自然资源开采当中不注意节制, 一切只为满足人类的生产生活。正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因科技发展而引发潜在的不可抗拒的威胁。故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 科技传播也就成为了风险社会下的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交流手段。

4.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科技传播存在的问题

4.1 科技传播受“制度化风险”的外界环境影响

有关学者提到“科技传播的社会功能是不会自动发挥出来的, 它与一个国家所实行的政策法规和政府管理是密切联系的”, 可见, 一个良好制度环境能够有利于科技传播效用的发挥。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 并且不断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制度相对于人类而言, 为人类带来生存利益的同时也潜在着不可预测的风险。风险社会理论家认为, 风险社会的产生实则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 故当前风险社会所需要面临的更加准确地说会是“制度性风险”。“制度性风险”既是因为社会制度所引起的, 那么其所带来的关于中国政治、法律、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外部环境影响, 也就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科技传播的发展产生了制约的影响。

4.2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科技传播的低效能发挥

科技传播在我国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尚短, 但其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反过来, 经济发展也同样影响着科技传播的发展。在我国,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这便是风险社会下最为典型的一种风险。社会上一些群体组织因为自身利益而从中牟利或是推卸责任, 如在进行工业化进程时, 有些地方没有考虑到环境破坏因素, 大量引进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 并且在报道上对媒体进行约束, 扩大强调经济发展利益, 掩盖环境污染问题。此外, 国内广泛存在各种虚假广告和软文现象。常见的有各种产品虚假广告宣传, 如高科技减肥、健身、增高药品等等, 但是媒体和企业明明知道这样夸张的吹嘘内容是虚假的, 为了谋取利益, 还是照播不误。

4.3 科技传播专业化与职业化相对滞后

风险社会下, 我们所面临的突发性风险越来越多, 其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并且趋向于专业化。由于受互联网和媒体以及社会群众的各种炒作, 使得社会对科技传播的专业化、职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就当前我国科技传播队伍而言, 尤为缺乏高水准的职业科技传播从业者, 他们大多是没有经过专业系统的培训的, 没有养成良好的科技传播素养, 较为缺乏科技常识以及严谨的科学精神。凡是有关于报道科技信息的, 就对其内容进行夸大其词, 不管其是缺乏真实性还是准确性, 为了能够从中获取效益或是引起社会关注度, 都进行一一报道了。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泛滥成灾, 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科技文明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5. 风险社会视角下如何改进中国科技传播发展的有效策略

5.1 构建负责任的国家科技传播体系

风险常常是突发性的、多变性的以及不可预测性的, 故也可以说风险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属性。社会风险在现时代来说, 已经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传播的途径来控制社会风险。针对此, 我们可立足于风险社会理论以及科技传播理论来提出一些改进的思路和方法。针对我国科技传播受制度性环境影响的问题去综合改善科技传播的外部环境。就中国当前的“制度性风险”问题而言, 其受政策、法律、经济以及文化等各外部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影响, 迫切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改进。故国家可在原有出台和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再拟定一些更为全面的、详细具体的科技传播规章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如对“有偿新闻”、侵犯科技著作权等有关科技信息的行为进行约束并继续监督。而要想构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科技传播体系, 就应当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去进行统一规划与设计, 并对其进行组织以成立一个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的协调机构。拟定机构中相关于科技传播的行为条例, 可以帮助更好降低科技传播所引起的社会不满, 以及实现其通过科技传播手段来应对风险社会下的种种不良现象的效果。

5.2 重视科技传播者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

任何一个行业, 其是否真正得以发挥出应有的效能或者更高的效能, 主要决定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职业化的人员队伍。并且随着社会风险所频频闪现的突发性和多样性趋势, 大力提升当代科技传播者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知识水平, 以更好发挥科技传播在当前社会中的作用已经成为了一件必然事务。针对此, 可通过以下做法来实现人员素质的提升:加强职业培训, 重视科技传播者的科技精神和职业素质的培养。还可通过实践采访来提升传播者的写作能力和口语表述能力。当前我国从事科技传播的人员多为中文或是新闻专业人员, 或是改行入内的人员, 而并非是科技专业出身。但是科技传播与其他领域的传播又是不一样的, 它对于专业知识的要求更高。故媒介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 提升其从业者的职业化水平是必要的。就地震例子而言, 当某地区发生地震时, 媒介记者时常需要赶往地震现场作必要的报道, 这过程中, 不排除没有余震的可能, 此时如果传播者正处于山坡上、公路上, 应当要怎样面对才不至于给灾区人员增加额外负担?这都是需要传播者具备一些基础知识, 并且是要经过专门培训的, 如果在报道中, 不懂得有关地震的知识和术语, 就会使得报道显得非常被动, 并且还有可能报道出错。

5.3 抓住传播内容的及时性和互动性

现代媒介技术正往高度发达的方向前进, 由于其传播信息的公开性以及互联网的传播作用影响, 使得风险社会对于科技传播的速度、形式、互动性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时代的受众, 互联网普及性等要求科技传播信息不仅要及时, 还需要立体化的传播内容, 并且可以产生互动性。当科技事件突发时, 要求科技传播者能够尽快掌握相关科技事件信息以及多种形式的丰富内容, 并为其媒介提供。当前国内不少大众媒介都为记者配备了摄影器材, 要求记者在现场采访以及报刊发稿的同时, 能够通过摄影器材来获取更多的图文信息, 使得所要报道的内容更为丰富, 这样能够赢得更多观众的青睐。同时, 互动性也是新媒体的重要特征, 在互联网盛行的现如今, 要求从业人员通过积极开设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来及时发布科技新闻相关最新动态, 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6. 结语

科技传播随着风险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断发生转变, 其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中国的现代科技传播发展时间较短, 面对不断改变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因素, 要使科技传播发挥其真正的效能, 就必须要正确认识风险社会的产生及其带来的影响, 并采取正确的科技传播策略降低科技信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只有这样, 才能够更利于我国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

摘要：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 科学技术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 如何有效应对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威胁或危机, 正是正渐渐步入“风险社会”时代的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居于风险社会视角下试论当代中国科技传播, 并提出关于如何改进中国科技传播未来发展之路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风险社会,科技传播,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韩东.风险社会中的媒体功能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0.

[2]王敏.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传播研究[D].成都理工大学.2009.

[3]赵亚辉.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科技传播研究[D].武汉大学.2013.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8

“社会转型”是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它在社会结构中居于核心位置。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指:“中国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 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 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 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20世纪后半期, 社会风险渐渐被社会学界所关注, 西方许多社会学家如卢曼等人都对社会风险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并形成了有关风险的社会学理论。国内外学者此后对社会风险因素进行了大量地研究, 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在经济领域, 通货膨胀和失业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Ray Barrell and Tatiana Fic (2010) 指出经济学家目前在经济风险上的分歧是通货膨胀的偏转情况与过度程度;BEI Duoguang (2008) 指出了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 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 而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 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 这对于宏观经济平衡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 都是一场新的挑战。Thomas Kieselbach (2003) 运用理论结构框架阐述了青年的失业率增加会导致不同纬度的社会解体问题;Wonik Kim (2010) 证明了一个社会整体部门的失业水平与社会风险水平可能呈正相关关系;同样地, Mares (2003) 强调了失业情况对于社会风险的重要性, 他认为失业补偿政策能够有效降低风险水平。在政治领域中很多学者都提出了一定的风险要素, 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政府的廉洁度和政府再分配正义。高永强 (2011) 认为处于过渡期的中国社会,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与企业行贿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 政府干预必然带来企业的行贿行为;Brand and Slater (2003) 表明中国社会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存在着高腐败与不恰当的政府干预政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公文, 从2003年至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共查处了35255个腐败案件。张晒 (2014) 指出转型中国, 由于受“国家自主性”流失的制约, 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汲取能力”较强的基础上, 并没有实现强大的“再分配能力”, 从而严重影响了再分配正义;罗于 (2013) 也认为, 中国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之所以不能转化为“再分配能力”, 是因为中国的预算能力成长滞后, 即公共预算没有实现制度化和民主化。在文化领域, 综合众多学者的意见, 可以将风险要素确定为社会道德与社会信仰。Leslie Green (2013) 认为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加强社会道德, 降低社会风险;Patrick Daly (2014) 指出在转型社会中人们由群体主义过渡到个人主义的事实。Ashley A.Baker·Sarah R.Brauner-Otto (2014) 指出美国社会由于政治与宗教信仰的各种关系, 同性恋被法律化, 虽然不能对同性恋做过多的评论, 但是这始终是一种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Katarina M.Sussner (2010) 等认为一个社会中公民的信仰缺失会导致社会出现各种问题, 人们对所有的事物都失去兴趣, 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而社会风险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与社会治安上, 姜丽 (2014) 指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呈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 表现在社会正义层面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不公日趋严重、社会权利与资源占有的日益集中;Rawls也认为, 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或更精确地说, 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生态环境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生态风险表现为自然灾难与人为破坏。Thibault Gajdos·John A.Weymark·Claudio Zoli (2009) 指出生态风险一方面包括自然灾难, 比如说飓风、地震等;另外一方面是人为破坏, 比如说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等, 这些生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具有致命性威胁;Tao Ye.Pei JunShi (2012) 认为中国一直受到干旱的严重影响, 特别是在2009至2010年间, 三个大规模的干旱袭击中国, 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社会、生态损失;Song et al (2003) 指出自1949年以来, 干旱在中国每年由于自然灾害而遭受的损失中占了35%的比例。Zhao Lingy (2013) 等指出温室效应所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农作物的生长造成了严重的负效应。因此, 中国社会转型期, 社会风险的状态既不是纯粹传统的, 又不是传统现代的, 而是一种混合的状态。除了前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 如自然灾害等依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外, 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失业问题、诚信危机等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正处于高发势头, 基于这些问题, 本文构建的社会风险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义。

至于后文中的几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AHP方法, 第三部分则是根据AHP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主要论述结论。

2 层次分析法

2.1 基本思想

AHP方法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 又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形成递接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的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有关人员的判断, 确定备选方案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2.2 基本步骤

(1) 分析评价系统中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 建立系统的递接层次结构模型在此模型中, 我们以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整体水平作为总目标 (简称目标A) , 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种风险类型作为准则层 (简称准则B) , 以描述五大风险的具体衡量维度作为要素层 (简称指标C) , 以基本评估指标作为指标层 (简称指标D) 。

(2)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需满足下面两条性质: (1) aij=1/aij (互反性) ; (2) aij=aik*akj (一致性) 。

(3) 利用方根法进行相对权重的计算:

(4) 致性检验: (1) 计算一致性指标C.I= (λMax-n) / (n-1) ;λMax=1/n∑ (∑aijWj/Wi) ; (2) 根据下表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3 实证研究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思想, 本文对转型中国社会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实证研究, 通过专家法进行取样, 以下所有数据均为经过整理和综合后的专家意见。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以上方法分别计算一级、二级、三级指标权重, 每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指标是结合相关文献以及部分专家的意见得到的。在这里只对一级指标运用AHP方法进行计算, 二级、三级的计算方法大致相同, 本文只给出计算结果。

(1) 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1) 一级指标A和评价要素B:A=转型中国社会风险的整体水平;B= (B1, B2, B3, B4, B5) ; (2) 构造判断矩阵如下, 并进行相关计算。

λMax=5.013;C.I=0.00375;R.I=1.12;C.R=0.003<0.1。

因为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所以一级评价指标权重为:

(2) 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算法一致, 所以只对其中的一个进行计算。

λMax=2 C.I=0 R.I=0。

因为都通过一致性检验, 所以二级评估指标的权重为:A1= (0.250, 0.750) ;A2= (0.667, 0.333) ;A3= (0.667, 0.333) ;A4= (0.667, 0.333) ;A5= (0.5, 0.5) 。

(3) 三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算法一致, 所以只对其中的一个进行计算。

λMax=2.0005;C.I=0.0005;R.I=0。

因为都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所以三级评价指标权重为:A11=1;A12=1;A21= (0.667, 0.333) ;A22=1;A31=1;A32=1;A41= (0.667, 0.333) ;A42= (0.667, 0.333) ;A51= (0.75, 0.25) ;A52= (0.54, 0.297, 0.163) 。

(4) 层次总排序。

表7是对要素层相对于准则层计算所得的总排序, 表8是指标层相对于总目标的总排序, 综合评估指标权重即为所求。

从表中可以看出, 社会道德缺失程度、单位时间贪污案件数量上升率、失业率、再分配能力、社会信仰危机状况等单项指标相对于风险评估总目标的重要性程度很高, 因此, 社会道德缺失程度、单位时间贪污案件数量上升率、失业率、再分配能力、社会信仰危机状况等问题将会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风险产生的诱导因素, 也是政府部门应该重点防范和治理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处理的好与坏, 将直接影响到转型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大局。

4 结论

本文首先确定了转型中国社会风险的范围, 并且通过国内外学者对社会风险的相关研究确定了社会风险的要素。然后根据专家的意见与已有的研究确定了各个指标。最后利用AHP方法构建起了转型中国社会风险指标体系, 由此找到了社会道德缺失程度、单位时间贪污案件数量上升率、失业率、再分配能力、社会信仰危机状况等因素为核心指标。政府应该加强对相关敏感性指标的关注, 做好宏观调控工作, 维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保证社会稳定的大局。

摘要：考虑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多种风险, 提出了广义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利用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确定各类社会风险指标的相对权重, 根据权重值的大小进行排序, 并由此初步地构建社会风险指标体系。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9

西方社会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前后开始将“信任”作为一个相对系统的研究领域来进行研究，而在此之前，我们对于其的研究则主要停留在一些零星的研究上面。后来一部分的西方学者发现其自身所存在的研究价值之后，开始对于其加大研究的重视。信任本身是人类进行一切类型的社会活动的重要基础，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其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加的重视，反而只降不升。由于信任本身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这并不以为这诚信不重要，而正是因为信任本身的重要性，我们利索应当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

在社会不断往前发展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信任危机，目前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在整个学术界范围之内其都引起的足够的重视。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将信任作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怎样出现的，第一，其中牵扯到了西方的社会学当中现代性的概念。由于社会学本身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所产生的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之后，开始成为众多的人文学者乃至于科学家进行社会特种的一个具有良好整体性的方向。学者们在对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经济等方面来对于现代性的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由此其中所引发的相关话题也开始引起了不同的含义。而其核心在意义在于，随着人类的社会以及生活的不断随着现代性产生改变，而引发“不安”，产生这种“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断裂。由于工业化的往前发展，人们开始不得不离开或者主动的放弃以往已经熟悉的生活。此时，现代性作为传统的对立面开始逐步的形成，而且中间也没有形成具备连续性的基本特征。如果人类要想在当前的社会当中获得良好的生存狀态就必须要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进行割裂。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将，如果人开始进入另外的一种状态，首先就会产生生活上面的不确定性，并且因此而产生心理上的焦虑。但是，这种心理感受本身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其对于新社会的兴奋、新鲜以及好奇感会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之内对于人类自身的意识造成一定的影响，虽然人们会对于这种全新的方式会有一定的不适应，甚至可能是抱怨，但是人们已经开始享受生产力发展和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切成果，并不想回到过去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当中。而由于不想回到以往的生活以及生存在新社会当中所存在的不适应之间势必会具有一定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则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安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面，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看到的是人们会义无反顾的往前走，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其中不安与焦虑则只是在缓慢的进行积淀并且最终等待爆发。

与信任一样，风险也是对于未来的可能性的一种预测的方式。而这很容易会导致人们引发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念，这其中一种我们称其为乐观主义，另外的一种我们则可以称其为悲观主义。对于乐观主义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时间，此类人都会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而这在以后会引发进一步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进步理论。按照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来说就是“明天会更好”；而悲观主义的人则认为，人类的一切的行动都会导致未来的毁灭，因此在性从当中也是尽量的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减缓、保留甚至是放弃一部分的资源开发以及利用，而且在伦理上也对一些科技成果的使用来进行放弃，从而最终达到维持正常生活的目的。在以上的两种观点当中，还隐藏着另外的一种过程以及结果的论调。

在中国的由于长期的处于农业社会当中，该种社会制度之下，几乎不存在不信任的相关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那时候的存在着不证自明的信任关系。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当中，与“信”相关的讨论相对较少，具体的说来中国传统的“信”主要是将的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与“信”有着紧密联系的另外一个字就是“忠”，我们这里所说的“忠”主要是放在君臣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讨论。辩证的来说，“忠”当中已经包含了“信”但是信当中却并不包含“忠”，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信任关系。

说当一个个体说他忠于某人，一定表明了他们的信任关系；而当一个人说他信赖某人，则并不表明他们的忠义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的伦理强调忠，说明这个社会需要一种比信更极端的价值观。儒家如此看重这两个概念，其实是看到了非血缘关系在建立关系时的危险，这种危险说明小农经济下的非血缘关系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本质上是难以建立的，因此从时代特征上讲，儒家别无他法，可以努力的方向只能是用“忠信”来等同于“孝亲”。所谓等同，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儒家文化在这点上的不懈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毕竟还是有极大的限度，因为它不涉及对陌生人关系的讨论。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篇10

这是武钢向世界500强目标迈出的新的一步。这家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近年来除了在国内频频出手重组钢企外, 还把目光投向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等地, 其目标是在综合竞争实力上进入世界钢铁行业前10名。

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中国国有企业, 2008年上榜世界500强的已有26家。从计划经济时代深陷泥潭、全面亏损, 到如今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我国国有企业有今天的发展, 是因为他们走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宽广的大道上, 并且用他们自身的发展壮大,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好前景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伟大的创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

1979年6月25日, 四川省国营企业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的广告。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产资料广告, 创造了产销双方直接见面的新模式。

“当时广告登出来后, 清静的宁江机床厂立刻炸开了锅, 各地客商在厂门口排起了长队, 一下子订了1000多台机床, 不到两个月把两年的货都给订完了。”时间过去近30年, 时任宁江机床厂厂长的刘伦宝对当时的盛况仍然记忆犹新。

宁江机床厂是四川省1978年10月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6户国营企业之一。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搞活国营企业, 同当时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 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搞活经济的开端。

19世纪末, 马克思曾设想在未来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 社会主义首次在苏联得以实现。多年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一个固定观念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 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前, 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改革开放前夕, 我国工业总体效率递减, 产业结构失衡, 粮食总产增长缓慢, 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

“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30年前,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振聋发聩, 中华民族在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上迈出坚定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深化, 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体制。

——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 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10月,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 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1992年10月,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1997年9月,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并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理论。

——2002年11月, 党的十六大提出“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要“积极推行股份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03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

——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 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实践。

在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下, 以市场为取向,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推进, 激发了巨大生机和活力。

1977年, 15岁的浙江青年邱继宝上了三天高中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如今, 他管理着中国最大民营缝制设备生产企业浙江台州飞跃集团。作为董事长, 每当企业的产品打入一个国家, 他就在公司亲手升起这个国家的国旗。现在, 公司大厅里已经挂上了127个国家的国旗。

“深化改革给了民营企业平等的地位, 翻过了一道‘大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阀门一旦被打开, 亿万人民的创造力就被激发, 无数的市场细胞被激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对旧体制的‘破’全面走向新体制的‘立’。”邱继宝表示, “现在, 我们不仅要卖得多卖得快, 而且要卖得贵卖得久, 为‘中国制造’赢得应有的国际地位。”

“在21世纪最初几年, 如同圣诞树周边摆放的那些儿童礼物一样, 人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贴‘中国制造’标志的玩具了!”这是法国记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所著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的有关描述。2005年该书出版时, 曾引起广泛反响。

实践证明, 在国家有效宏观调控下, 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就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就能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走过的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快速发展的30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位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 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不足1500万,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航船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航道。”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划时代的变革——世界见证中国奇迹

历史记住了这样一幕:1986年11月14日, 邓小平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作为回赠礼物, 交给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约翰·范尔霖。如今, 这张股票摆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陈列室里, 供人参观。

20多年过去了, 中国的股票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沪深两市目前拥有超过1600家上市公司, 投资者开户总数超过1亿户。2007年, 中国内地上市公司首发筹资规模高达4595亿元, 居世界首位。

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从股份制试点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微观的制度创新到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 经过30年的艰难探索, 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 走出了一条繁荣发展的新路。

与此同时,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一个多层次、多门类、多形式的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基础性作用, 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不断增强, 城市经营性土地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全面建立。

1990年, 上海浦东的陆家嘴地区还是一片老城区和乡野交错的土地, 到了今天, 这里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证券、期货、产权等要素市场齐聚, 487家中外资金融机构云集。

浦东开发之初, 资金短缺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的改革者创造性地通过建立开发公司, 运用土地批租、贷款等多种财务手段突破资金瓶颈, 最终在政府财力支持只有千万元的基础上, 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城区。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之路, 不仅推动实体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也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从1978年到2007年, 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 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左右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 200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剔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平均增长了6倍以上。

30年来, 我国不但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 而且我国的谷类、肉类、棉花、花生、茶叶、水果等主要农产品和钢铁、煤炭、水泥、棉布以及电视机、电脑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现在均跃居世界第一位。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我国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人们精神面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出现重大变化。

以就业为例, 过去找工作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调动, 现在我国已经形成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新型劳动就业体制。

在收入分配上, 从原先单一的“铁工资”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拿到工资、奖金的同时, 通过股票、期货、基金、债券、分红、外汇交易、房租、地租、知识产权等多种方式盈利,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因此也得到可观的增长。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目前, 覆盖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五大保险”制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初步建立, 在此基础上, 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建立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当年“包打天下”的政府角色和职能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到主要进行宏观调控, 从行政指令管理为主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管理,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还初步确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不断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实践, 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发挥市场作用的要求, 标志着市场配置资源已进入制度化的新阶段。”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内外需结构不平衡、投资消费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压力日趋加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反映较为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必须认识到,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 有发展阶段、增长方式和公共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但主要的原因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体制不完善。”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近年来, 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改革, 积极提升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但由于银行信贷管理体制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 目前多数中小企业仍被拒于银行门外。银行加快信贷管理体制改革, 积极创新金融服务, 真正发挥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作用成为当务之急。

经过30年改革开放, 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 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市场取向”的改革并没有完成, 必须继续改革攻坚, 从制度上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一些专家指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确立的历史新起点上,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好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 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同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需要有效抑制市场行为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实现新时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中国正在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 改革发展的目标也要适应变化作出新的选择。

今后5年, 中国将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与此同时, 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也在深化。继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四大银行完成改制上市, 农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 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