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社会

时代社会（共12篇）

时代社会 篇1

《大数据》一书主要讲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数据对美国政治社会、商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书中涵盖了很多美国信息技术方面的经典案例,包括美国政府对数据的重视和数据治国的成功经验,也揭示了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与危机,向人们详细阐述了数据创新给人民、政府以及社会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变革。为中国在大数据浪潮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一个参考路线图。

“一个真正的信息社会,首先是一个公民社会”,这是涂子沛所著《大数据》一书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说明,信息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信息自由,一为信息公开,二为信息发布。公开是政府和某一社会特定主体的关系,是点对点的;信息发布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点对面的。因此,在与政府建立关系过程中,如果没有人的平等和自由,信息就不能称作是自由流动,人们的创造力也将无法迸发。信息自由法已经成为美国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法案,只有信息自由才谈得上进一步的数据开放和数据共享。一个真正的大数据时代,重中之重是人的行为,是以人为本的信息社会。

在演绎信息社会的时候,它的背景就是正汹涌而来的大数据浪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大数据”之“大”,更多的意义在于人类可以“分析和使用”的数据在大量增加。通过这些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人类可以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从这种意义上看,笔者对大数据有了两个维度的理解:一个是商业应用的,如各种以数据展开的创新实践;一个是历史警示的。因此,大数据浪潮绝不仅仅是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更是在全球范围启动透明政府、加速企业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利器,它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信息社会的秩序稳定和高效运转。

在从大价值的角度理解了大数据的内涵后,再把数据放回到物理事件中,从它和其他现象的联系中把握和考察它的因果关系,那么大数据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作者认为,“大数据”的产生有五个因素:第一个是摩尔定律,第二个是组织计算,第三个是普适计算,第四个是数据挖掘,第五个是社交媒体。摩尔定律为人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现在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来保存数据,在某种意义上,信息共享的成本也将越来越低。这里体现了信息的无限共享性;普适计算使人类收集数据的能力得到增强,不仅能保存数据,还能广泛地收集数据,并且对数据进行计算;数据挖掘在收集、保存数据的基础上,又加强了人们的数据分析能力;到社交媒体时代来临的2004年,大数据时代真正拉开帷幕,大家都在贡献数据,这时的数据量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数据的80%都是非结构化数据。这样看来,摩尔定律和普适计算代表人类进入一个机会平等、信息更充分的社会,数据挖掘和社交媒体则代表人类进入了一个信息流动、开放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人在面对很多社会禁忌时,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和知识做出自己的决定,不盲从。数据在开放,知识在自动地流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理想主义的火花,它可以被点燃,燃成火焰,进而迸发出非凡的能量。

既然大数据时代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开放数据这一战略性步骤在信息社会中意味着什么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开放的社会是人类社会一个不可逆转、不断加速的社会思潮,而开放的数据则是大数据时代中需要政府、企业、公民付出巨大努力的一项艰巨任务。涂子沛在演讲中曾说过:“收集数据是一种意识,使用数据是一种习惯,开放数据则是一种态度。”数据增值的关键在于整合,但自由整合的前提是数据的开放。开放数据是指将原始的数据及其相关元数据以可以下载的电子格式放在互联网上,让其他方自由使用。开放数据和公开数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开是信息层面的,是一条一条的;开放是数据库层面的,是一片一片的。开放也不一定代表免费,企业的数据可以以收费的形式开放。开放也是有层次的,可以对某个群体、某个组织开放,也可以对整个社会开放。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重视数据、崇尚精准的理性分析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和西方文明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重定性、重概括、轻逻辑及轻数据的倾向和习惯。这种文化习惯使中国人长期沉浸在含蓄、模糊的审美意识中,满足基于相似的“模糊联想”,止步于用逻辑来分析、用数据来证明,最终将表象上的相似当作本质上的相同。胡适先生当年对这种“差不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鞭笞和批评,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社会就需要对这种“差不多”果断说“不”。

收集数据、使用数据、开放数据,都是大数据时代中国人需要一一面对的挑战。这三大挑战,没有一个不是任重道远。但这些挑战,也是人们在大数据时代彻底摘掉“差不多先生”文化标签的重大历史机遇。如果在这个数据意义凸显的时代,我们需要抓住这些历史机遇,离开漠视数据、拒绝精准、故步自封的老路。诚然,大数据浪潮是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金矿”和“石油”,当今的中国只有把握住机遇才能赢得未来。

摘要：数据已经成为转型时代的一个新的支点,任何时代的转型都是一个机遇,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机遇抓住了就可能成为竞争的优势,如果落后了,就会成为新的落后的理由。

关键词：大数据,信息社会,涂子沛

时代社会 篇2

2014-01-14 刘赛 糖烟酒周刊食品版

恍惚间，2013已经成为过去式。食品行业都发生了哪些大事？有哪些重要人物说过的话值得回味？有哪些热点产品成为渠道的新宠？又有哪些新的营销手法帮助企业实现销量翻番？为此我们制作了本期封面专题，通过十大系列的筛选和回顾，为读者呈现最真实、最全面的2013。在这里，你能读到你想知道的2013，还能读到你未曾想到的2013。在这里，没有跌宕冗繁的废话，只有简洁明快的记录。在这里，速读2013。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13年十大营销典范盘点。

“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产品？他们甘愿为怎样的产品和营销活动买单？”多年来，营销界一直在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现在，营销早已从单点传播升级到了整合营销传播“speak with one voice”（用一个声音说话）。营销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满足需求而存在的，当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从广告中被推销的主角变成了社交工具、教科书、心灵鸡汤，产品使用价值的内涵就被无限扩容，从单纯的好吃、好喝、好用扩容到了好玩、有面子，帮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和产品树立了新的形象。

回眸2013年的食品行业，真是非常热闹。年初，加多宝就在北京大悦城以“你敢喊我敢送”为主题上演了和消费者互动的“开年大戏”，既好玩又吸引眼球，堪称2013年营销活动的第一典范。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2013年食品行业还有哪些营销典范值得称道。

1、可口可乐“萌翻”全场

“分享这瓶可口可乐，与你的小萝莉”。可口可乐喊出了所有“怪蜀黍”的心声。2013年5 月28日，可口可乐分批次发布22张悬念海报，并在可乐瓶包装上印上了“高富帅”、“白富美”、“ 月光族”、“喵星人”等互联网时代的昵称，立刻引发了网民们的热烈讨论。

推出昵称瓶一个多月后，7月10日可口可乐“昵称瓶”的定制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五分钟内，售价20元的定制瓶订购数攀升到900 个，超高人气使得可口可乐在新浪微博上的订购系统一度崩溃。随后，可口可乐组织了“可口可乐工厂快乐寻访记”与粉丝互动，通过“快乐”、“运动”、“分享”等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的线下活动。2013年12月圣诞节前夕，可口可乐更是适时推出圣诞“礼花瓶”，小巧萌宠可爱，率先在上海地区与本地的有腔调的小馆子合作，和消费者见面。

可口可乐通过“昵称瓶”、“礼花瓶”，将在受众心中根深蒂固的经典品牌活化，采用“标签式”文化来执行可口可乐在中国内地的本土化策略。而可乐瓶的待遇从“用过即弃”提升到了“谨慎收藏”层面，传递快乐的同时瓶子也成了表达对别人看法的方式，瓶子作为一种社交工具触及到了社交营销的核心——social@heart。可口可乐的市场推广策略从消费印象到消费表达，在社会化对话中，扮演着主持人、协调人的角色，正是对消费者内心的这种触动才令“昵称瓶”、“礼花瓶”像长了脚一样，自己跑遍甚至跨出整个社交网络。

2、加多宝悲情“哭诉”屡上“头条”

2014年初，在广州中院宣判加多宝“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更名广告”违规之后，暂落下风的加多宝则迅速用自嘲的心态发起一个“帮助加多宝广告上头条”的活动，征集网友设计广告创意作品，以“大众创造”的方式完成这场“危机公关”。往前回顾，2013年，加多宝和广州药业集团（以下简称“广药”）由品牌争夺战所引发的一系列斗争每天都在上演着，粗略统计，王老吉与加多宝之间发生的相关诉讼案件共有17起，其中有涉及虚假宣传的，侵害商标权的，装潢侵权的，消费者经销者纠纷的，甚至还有一起双方员工间的伤人案。与此同时，加多宝通过对“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提升口碑和曝光度，并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现代shopping mall 举办了“你敢喊我敢送”的地面活动。但最吸引人们眼球并引发热烈讨论的，则是加多宝在2013年2月4日直接针对王老吉发起的“悲情营销”，@加多宝凉茶在新浪微博平台发表了一组以“对不起”为主题的平面广告，矛头直指一年来与其在法庭、媒体广告、渠道终端刺刀见红的广药王老吉。意外的是，“ 对不起”系列的后续是引发网友大狂欢，网络上出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以“都怪我”和“别闹了”为主题的平面广告，更为恶搞的是，以“喂他奶”为主题的维他奶“拉架”平面广告，获得了更多善意的品评和转发，这种乐趣甚至波及到了其他行业，宝马mini以“对不起+没关系”自说自话的平面广告将这场“悲情营销”推向高潮。

无论是“你敢喊我敢送”，还是“帮助加多宝上头条”的另类危机公关——“对不起”系列的平面广告，均采用了互动营销（Interactive Marketing）的手法，通过“换位”思考带来全新的观察视觉，在表达自己立场、观点，甚至是辨别自身的同时给目标受众带来了极大的参与热情和参与乐趣，而这种互动营销的效果如何？显而易见，加多宝“死磕自己，娱乐大众”的精神获得了消费者道义上的支持，看客们都该为这个曾经创造了凉茶奇迹的品牌点个赞。

3、恒大以冠军之资推恒大冰泉

2013年11月9日，广州恒大勇夺亚冠赛冠军，“恒大冰泉”的标识元素首次出现。第二天，恒大冰泉长白山天然矿泉水新品发布会召开，全面解开恒大冰泉的神秘面纱，正式对外宣布进军高端矿泉水市场。发布会吸引百余媒体到场，世界名帅里皮、郎平、前世界足球先生菲戈以及前西班牙兼皇马双料队长耶罗受聘成为恒大冰泉全球推广大使。至于对恒大冰泉的推广方式，除了借助恒大集团在地产领域全国布局的优势，在全国超过 130个城市，逾200个楼盘项目，建立起直销批发点，打造多元化的立体营销渠道服务平台，并设立全国客服热线、定期客户满意度反馈机制等提升产品美誉度。此外，恒大也将进军终端多元化渠道，面向全国范围内进行招商。

2013年，跨界产品不少，但恒大如此强势跨界并且借助亚冠夺魁契机推出新产品的形式，以前还真没听说过。350ml售价3.8元的恒大冰泉一上市，就受到了球迷们的力挺，但恒大冰泉借助话题短暂畅销的同时，能否长销，也引发了业界争端。特劳特中国区总经理、有“中国定位第一人”之称邓德隆就忍不住隔空叫板恒大集团许家印，“我敢拿1个亿赌恒大冰泉必败”。但无论成败，恒大冰泉都给食品行业提供了一种新产品造势、销售的全新样本，绝对值得被计入2013年的十大营销典范。

4、你的城市有“记忆“吗？

从无数女性为限量版疯狂就可以看出，稀缺的商品最好卖。而在更新换代快如眨眼的现在，“记忆”绝对算得上是最难买到的“限量版”。因此，由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乳业”）推出的“城市记忆”系列产品受到热捧就不足为奇了。目前，新希望乳业及其在各地的分厂推出了成都记忆、上海记忆、重庆记忆、杭州记忆、北京记忆、郑州记忆、合肥记忆等十几款“城市记忆”系列酸奶。

该系列产品净含量为195g或200g，零售价在6～8元之间不等，保质期只有10天，属于7℃以下的低温酸奶，采用透明玻瓶包装，瓶身包材展示了极具特色的城市元素和文化元素，特色化的包装主题设置让酸奶除了具备使用价值之外，酸奶的包装瓶还兼具保存、收藏价值。每一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独家记忆，“城市记忆系列”运用了营销理论中的“认同”概念，酸奶还是那个酸奶，通过外化包装的调整，将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赋予其中，准确击中了消费者最想要购买的“回忆”。“城市记忆系列”酸奶借打“回忆”牌与消费者保持情感沟通的同时，也提高了酸奶的售价和渠道毛利，给予消费者更加丰富体验的同时也帮助渠道提升了盈利空间，正所谓“消费者喝得爽，经销商赚得更爽。”

5、乌江的“高大上”转身

2013年食品行业最令人咂舌的转变绝对是来自于乌江榨菜。小小一包乌江榨菜摇身一变换了新装，将“皇阿玛”张铁林的形象剥离，借势更为博大精深且不存在过气风险的“国粹形象”，为乌江品牌未来延伸进入酱腌菜的机会市场预留空间，以中国红、剪纸、京剧脸谱为核心元素作为整体视觉，为了迎合低年龄层消费群体，在tvc声音识别上以RAP 的方式呼应，将国粹与现代元素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通过策略的调整，榨菜已经不是喝粥喝稀饭的附加品，为了提升其消费频次和产品生命力，并向投资机构表现良好的盈利能力，乌江榨菜设置了近十种产品的食用情境，突破了榨菜本身的销售瓶颈。印象中 0.5元/包的榨菜如何转个身就变成“高大上”？为乌江榨菜变装操刀的知名策划专家叶茂中坚持“因地制宜、身随心动”的武林大师范儿，运用营销洞察理念将“正宗涪陵榨菜”的定位更新成“中国好味道”，把“小乌江”战略通过品类延伸打造成为“大乌江”战略，从正宗榨菜延伸到国粹乌江，档次也“嗖嗖”地上去了。

6、“网”上松鼠，成功触“电”

上线仅65天，销售额跃居天猫坚果行业第一名，2013年11月11日当天，三只松鼠以3500万的销售额稳居零食/坚果品牌排行榜第一位，这个销售奇迹是由安徽三只松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推出的“三只松鼠”品牌创造的。三只松鼠创始人章燎原说过：“今天的互联网营销一切围绕消费者开始，用户体验不是手段，而是从内心去想消费者之所想，品牌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从每个细节体验去创造消费者对我们的好感。”

立足于徽派休闲文化的“三只松鼠”把产品加工得易剥，双层包装，在包裹里还会提供纸袋夹子，便于密封，还有垃圾袋、纸巾等吃坚果的基本工具。在线上，客服还会化身成鼠小弟时不时地跟顾客卖个萌，“主人，买一个吧”。并根据顾客购买的客单价、二次购买频率、购买产品种打折商品的比例、第几次购买等进行识别，确保顾客每次购买“三只松鼠”所收到的包裹都不一样。

细细看来，“三只松鼠”俨然电商坚果行业的“海底捞”，作为本次十大营销典范唯一入选的在电商平台销售的品牌，“ 三只松鼠”将新时期网络营销的个性化贴身服务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价格不是选择产品的绝对要素的基础上，提升质量、服务，并利用电子平台数据检索功能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和赠品。三只可爱的小松鼠，叫人怎么能不爱它？

7、百事莫愁，携手进入大数据时代

食品企业如何选择代言人？百度副总裁曾良说过：“大数据让品牌代言人的选择更靠谱。”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与客户分析，抽样、问卷、电话、面访、细分，往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物力财力，但互联网时代却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轻松”地告诉你一个答案。

2013年好声音争议选手吴莫愁代言百事可乐，打破了由当红时尚偶像代言的常规。为什么是吴莫愁呢？答案来自于百度大数据，百度指数、百度风云榜等数据显示，尽管吴莫愁颇受争议，但这些争议来自于不同观众对于她不同的感觉，而不是负面新闻。吴莫愁代言百事可乐的广告上线后MV播放量接近3 亿次，同时也使这位草根明星成为时尚宠儿，大品牌的代言一单接一单，而百事可乐也借助吴莫愁坐实了青少年偶像品牌的品牌形象。百事与吴莫愁的合作，验证了运用大数据选对靠谱代言人可以获得共赢的结果。”

互联网正在触发一场营销革命，甚至有人认为大数据的出现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营销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革之一，这种变革的动力来自于科技、市场，更来自于消费者。如果说70后甚至80后只能算得上是互联网的“新移民”，那么90后和00后们则是标准的互联网“原住民”，只有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欲望以及他们的购买倾向，才能把握住营销的未来。大数据时代，营销是个技术活儿，所以企业的营销官们，你们准备好迎接大数据时代了吗？

8、喝养元，上名校

一个高考季，完成普通植物蛋白饮料企业全年销量的2～3倍，这令人咋舌的销售业绩，养元六个核桃轻轻松松就做到了，成绩的达成源自于河北养元智汇饮品有限公司（下简称“养元公司”）开启的“考试季营销”。

养元公司以2013年6月考试月为核心，从3月20日到 6月20日中考结束，在共 110天的时间里以电视为主的媒体播放“复习用脑，就喝六个核桃”的广告，除此之外，新增网络平台进行精准投放，通过智能检索考试关键词、关键句，比如检索“考生吃什么好”等网页，根据电脑使用者的搜索频次，在下一次再检索时，六个核桃的广告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并专门针对考生推出了1×30装的专供产品，由于学校的住宿生两周放假回家一次，期间“早一罐、晚一罐”，教育消费者15天喝完一箱，一个月购买两箱。正如“怕上火，就喝加多宝”，养元六个核桃和与“用脑”有关的一切活动联系在一起，把消费者的无意识行为加以引导，变成企业的主动行为，强化了对六个核桃即饮层面的营销，通过“高考需要补脑，补脑就喝六个核桃”的思维链接方式提升了六个核桃的价值感，成功地拉高了植物蛋白饮料传统淡季的销售额贡献，帮助六个核桃迈向百亿军团。

9、轻松熊“跳上”午后奶茶

2013年9月，上海。大黄鸭刚走，憨态可掬的轻松熊又来袭。麒麟午后奶茶利用轻松熊的形象，向消费者传递“快乐、轻松”的品牌理念，除了在上海地铁一号线和路人欢乐合影互动送轻松，还在上海启动了“轻松熊大巴”，这台大巴由午后奶茶专属，车身全部采用轻松小熊风格装饰，大巴每到一站，轻松小熊人偶和午后奶茶的促销美眉到站便下车向等车的乘客派发午后奶茶。

“好玩”是人们参与和轻松熊互动的根本原因，参与者通过微博、朋友圈等平台把活动发布了出去，于是又有更多的人参与了进来，细心的人发现，“ 萌宠”轻松熊跳上了午后奶茶的瓶子，成为其包装瓶子上的一个重要元素。午后奶茶绑定小熊形象，更与最热门的“大黄鸭”进行类比，创造一次社会热点或旅游聚焦事件，成功博得关注，大大带动了午后奶茶品牌影响力和销量。

在品牌营销白热化的今天，单纯生硬的促销推广已无竞争力可言，与消费者内心的沟通对话，对消费者内心的感染，才是打动消费者内心的必备武器，已然成为各品牌开展营销不可回避的课题。“轻松熊”结合午后奶茶是体验营销的一次有力实践，将品牌所倡导的休闲生活方式与知名卡通形象相结合，用最直观的方式与目标消费群体进行了非常富于感染力的沟通。

10、欣和变身私房菜“教主”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 篇3

在西方，“风险社会”始于中世纪城堡政治的解体，而市场化则使风险社会成为现实。风险社会既是一种客观存在，更基于一种趋于理性计算的社会心态——理性计算取代了传统习惯和规则，它又是社会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只有社会的货币化和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当精确计算和细致规划不再是统治者的核心工作而成为人们生存所必需的时候，风险作为一个概念的价值才凸显出来。中国也如此。风险概念在中国真正流行，还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在1994年全面经济改革之后。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对于风险的强烈感知几乎与改革步骤平行。“风险”首先产生于经济改革的核心区域，例如私人企业、股市、保险业以及改制中的国企，然后随着市场化的脚步扩展到教育、医疗、住房、土地和就业等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最后更通过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污染、生态灾害、粮食安全等全局性议题，逐步成为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风险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们发现，生活最大的“未知数”，例如生命的长短、财富的多少、文化的高低、事业的成败、地位的高下、权力的大小，以及各种人伦情感的维系，都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以前曾被认为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的，除了生死，现在似乎都可以依照主观努力来改变了，而且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意志甚至道德品质和生命价值的基本尺度。这诸种尺度中又以财富为核心，因为财富逐渐成了决定其他价值的衡量标准和交换手段。没有人能预料到，中国人在经历了几十年几乎没有个人财富的生活之后，现在又必须面临一种财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中的生活。以前一直处于生活边缘的，由身份支配的财富问题，现在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中心议题。以前一直没有进入不确定领域的问题，从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到工作甚至婚姻的稳定，现在居然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的担心。先前主要是一个人面临的失败和破产的风险，逐渐变成整个社会对于老无所依的恐惧，对于钱不值钱的忧虑，对于世风日下的警醒，对于水和空气的担心。从风险的层次上来讲，人们越来越感到社会风险的集团化，即从个体风险发展到了系统或者社会风险。

简而言之，短短20年间，中国已然从一个对风险没有概念的社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很多人存有危机四伏感觉的风险社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变局。一开始，中国人还是对市场所带来的自由和解放抱有无限期望的。1990年代初，许多人下海，虽然最后多数人可能并未获得成功，但现在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私营企业和私营资本，正是当时一些有勇气承担风险者的丰厚回报。在全面改革刚开始的年代，风险常常被看作是机遇的代名词。最重要的，社会主流对于蒸蒸日上的国民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并没有任何异议。换而言之，社会共识认为系统风险比较小。但到了最近几年，从留学移民到投资移民，精英移民变成一种无法遏制的趋势。似乎就在短短几年之间，人们看到一种风险社会的爆炸式成长，很多人开始要逃避中国式的自由（如果借用哲学家弗罗姆“逃避自由”的名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社会“风险化”来的这么快？中国式的“风险社会”与2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局有什么关系？理解这些现象的成因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结构。

中国式风险社会

让我们对风险做个最简单的分类。前面提到风险可以分为个体和系统的，前者主要影响个别的人、家庭或者企业，后者则可以波及某个地方社会，全社会的某个层面，整个国家甚至于全球社会。这是以波及范围而论。如果以风险的涉及时间或者危机酝酿时间而论，系统风险又可以分为短期的或者阶段性风险和长期的或者结构性风险。这个时间界限因风险源不同而产生差异，但大抵在5年到10年之间。在这种分类下，与价格波动，GDP增长，突发事件如安全事故、传染病、群体性事件和环境污染事件相关的风险，可以看作是主要由随机条件决定的阶段性风险。经过社会长期博弈形成的利益结构、产业布局、人口结构、资源环境、发展模式以至于整个经济政治体制，则是结构性风险的重要来源。后者才会对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个体长期福祉造成决定性影响。多数情况下，结构是形成一种局势的基本条件，结构性风险正是以各种事件频繁爆发的形式展开的。

按照贝克的风险理论，风险的分布和转移是当代风险社会权力分布的关键机制。贝克甚至认为，风险社会的社会分层标准，不是经济地位定义的社会阶级，而是以风险分配制度定义的风险群。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种风险分配制度——现代保险制度，其本质就是通过货币和市场化将个体风险变成系统风险，从而部分解决了市场经济下的个体风险问题。国有经济制度，本质上也是一种风险分配制度。国有经济通过垄断全国市场的一个部分或环节，保证了稳定的销售额和经营规模，但同时，另一些企业则由此被迫分担更高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分配制度将国有经济和财政风险分散给社会。

不同风险群体之间的风险转移，构成了风险社会另一个重要的运行机制。例如中国1990年代的福利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化了医疗、住房和高等教育，但对于部分公务员的福利却维持了原有分配原则，这种政策的实际结果就是治理者构筑城堡，将风险从国家工作人员转移到城堡外的社会群体。此外，产业转移特别是污染企业转移，其实也是一种带有交换性质的风险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转出地需要面临未来就业和经济增长风险，而转入地往往需要用环境污染的风险换取就业和经济增长。

风险既可以在群体间转移，也可以在不同类型之间转移，例如将短期随机风险转化为结构性风险。例如在一个投资结构性过度的国家，利用增发货币、促进投资的手段刺激GDP增长，虽然可以暂时避免经济停滞，但长期却会加深结构性不平衡，诱发更多危机。这种转移手段虽然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进行结构调整，但也为将来的结构调整增加了困难。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也是一种大规模的风险转移行为。当时的经济结构也许还没有遭遇全面危机，而改革导致的下岗和下海，必然会给千万国企工人带来许多风险，但如果没有改革，整个经济体系面临的结构性风险只会越来越高。这是1990年代改革的基本课题。

在一个市场化的大局下，风险转移是伴随经济和财政权力转移的结果。这种转移的基本规律是，权力和资本的集中，常常意味着风险的转移和分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风险转移，大概要数19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又可以分为两个基本主题，即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市场化与货币化，以及国家财政和经济权力的巩固。这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方面其实并不矛盾。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放弃了对商品流通和劳动力流动的控制，建立起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小企业奠定了存在的基础，将亿万农民工转变为低技术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改革加强了中央对金融、财政和资源的控制，使国企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并将地方政府变成土地开放和招商引资的“发展型政府”。这种全面改革不仅仅意味着收入格局的调整，更涉及了一连串的风险再分配。

从总体上讲，中国式的风险分配服从金字塔规则：中央财政和央企集中了经济和财政权力，但负担最小的短期风险；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权力其次，但面临风险更大；民营企业只剩下进入部分市场的权利，却要以高利率的形式分担最多的风险；社会整体尤其是底层个体则承担了最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底层最缺少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福利，最缺乏各种必要的社会保护，但却要面临完全的市场竞争。他们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市场所带来的个人风险。许多人生活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甚至死不起”的状态下。即使是号称“中产”的城市白领阶层，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生活成本的增长往往超出预期，有人把这种心态戏称为“不敢生病，不敢辞职，不敢生育”。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分配结构下，另一种通行的办法是将短期风险转移为长期结构性风险，然后再向社会转移，向后代转移。最为常见的转移途径是通货膨胀和环境污染。只有当中国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引进了现代货币金融体系，实现了“中体西用”，这种转移才有可能。最为常见的例子就是许多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的“政策机会主义”。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和税收引进大化工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环境污染的巨大风险推向地方社会和子孙后代。部分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更是利用了中国股市的漏洞，利用虚假的信息向股民转嫁风险，更有甚者，以股市为工具明目张胆地坐庄和圈钱。部分大型国企在海外投资中显出的不审慎，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决策者能够把损失的风险转移到国家层面而免受个人损失。近年来，地方政府动则千亿、万亿的投资计划，其目的也只是短期的增长，而不是长期的效益。最典型的政策机会主义，无过于用扩大投资和地产泡沫的办法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做法，或许在短期内提高了平均收入，但在中长期则需要全社会咽下通货膨胀和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的苦果。

不难看到，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特点，并不在于其内容和形式，而在于人为的分布体系。从国家层面所面临的恐怖主义、金融风险、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资源枯竭，到个人层面的疾病和工作安全，这些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和其他社会都能找到。但中国特有的完备彻底的国家危机转移系统，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是各国的常态，但像中国这样的极度不均衡恐怕也属异类。很难想象，为中国经济运行承担最大风险的，例如像农民工和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社会保险覆盖最小的群体。换而言之，中国式的“风险社会”似乎并不是贝克定义的那种代替了阶级社会的新型组织，因为中国的风险分配格局几乎复制了社会阶层的分布格局，对任何个体而言，风险与权力和财富完全成反比。

形形色色的风险策略

中国特色的风险分配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后果。这些后果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中国社会。机会主义可以说是最典型的风险规避策略。设想一个小企业或者作坊，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能力影响产品市场的定价；另一方面在国有银行、资源供应者（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市场管理者和更大企业面前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之力，其所剩最后的生存之道就是尽量在与消费者匿名交易过程中通过降低品质谋取微利。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小型食品加工厂，就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自然是消费者面临的风险。这里表面上是小供应商通过市场制造了风险，其实则是将体系风险转化为消费者的个人风险。在这种博弈中，唯有企业规模小，不易追踪，注销容易，所以机会主义才可行。但机会主义的盛行，又不限于小企业。毕竟许多大企业的利益来源于众多供应商，许多大企业，事实上也成为了小企业的共谋者。

中国经济的投资比重持续增大，消费率徘徊不前，其实也跟风险分配格局有莫大关系。中国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高度市场化，意味着任何中产家庭为了购买房产、子女教育和年老看病必须积累大量存款，富裕一点的还为子女未来出国留学和移民积累资金。民营企业面临比国企更大的经营风险，平时也必须积累。与此同时，对中央财政和央企盈利有利的资本集中制，以及分税制导致的地方政府的“开发”动力，又意味着透过国有银行的国家投资必然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这样一来，高投资和高储蓄率就变为一种全社会风险策略造成的一种结果。

房地产投机现象也可看作是一种风险策略。当银行真实利率为负，股市无法估计的时候，民间资本大量投向房地产不失为一种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快速盈利的理性行为。房地产投资之所以被认为低风险，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可以从地价上涨中牟利。投机者事实上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一致。当然，这种房地产投机事实上就是一种快速转移策略，在房价狂涨的时期，只要能卖出就自然能转移风险，风险最终会有最后的买主来承担。但是房地产泡沫的体系风险终究太大，而且无法继续转移，最终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在不久的将来走向崩溃，于是，中央政府这时采取了积极行动，利用行政手段强力控制了房价。

公务员热是另一种十分普遍的风险策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之所以会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主要是看到了公务员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福利，以及工作本身的稳定。但从深层次上看，这种集体选择之所以理性，正在于它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规避风险策略，目的在于规避劳动力和福利的市场的巨大风险。从近年来猛增的报考人数看来，这笔保险费还是相当高的，转而言之，权力的溢价或者普通劳动市场的风险之高，几乎是有增无减。当然，正如许多个体的风险规避策略，虽然对其本人而言是理性和有效的，但对于整个体系而言则是无效率的，从效率方面看，大多数情况是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从结构方面看，则是进一步强化了体系的刚性，促使长时间结构性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在某些地方和产业，贿赂也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策略。在中国的风险分配体系下，地方政府的底层，也就是直接的社会监管者，同时也是整个国家体系中风险最高的一个层级。这个层级的政府面对来自上级巨大的压力，承担着社会治理的各种随机风险，但按照金字塔原则，它们从国家财政大跃进中获益却是最少的，故而有很强的动机执行“政策机会主义”。而被监管者面对直接监管者，如果能够通过交易，形成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则可以最小化被机会主义伤害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非正式的金钱交易就会取代原来的监督关系。获益的自然是交易双方，而遭到破坏的则是整个监管规则。

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通人对于国家主导的风险分配格局常常采取一种无奈的“搭便车”策略，努力成为政府一部分的利益共谋者。房地产投机是如此，公务员热是如此，贿赂的动机亦是如此。房地产投机看准的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益，得以与地方政府共享风险；公务员看准的是国家财政的自利性，得以与国家财政共享风险；底层的贿赂者看准的是底层执法者的利益困局，得以与基层政府共享风险。表面上看，这些交易结果都是双方受益，但从长远看来，这些搭便车行为最终都导致一种结构性的风险。吊诡的是，国家通过一套制度设计向社会转移了风险，而社会成员则通过依附国家，将风险或转移给余下的人，或者变成结构风险向后代转移。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当然是一种成本极高但比较彻底的风险规避机制。最近几年，中国对外技术和投资移民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尤其是收入最高的私营企业主，根据今年的《胡润中国财富报告》，调查显示竟有四成表示考虑移民国外。至于以裸官为代表的官员移民作为一种体制内的风险规避还不计算在内。这一趋势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升高。这些移民者普遍对他们的财产安全和将来的社会经济走向表示担忧。这种规避对于中国本身而言当然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些人如果留在体系内部，或许能够构成一种改革的压力，而一旦伸出体系之外，则基本无法影响改革进程。

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传统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的复兴。这当然是传统策略的一种复兴。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一个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一个颇让人意外的独特现象。当然，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术数的复兴也并不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传统命理和佛道的复兴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式风险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的一个原因在于，西方既有的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的理论，无法对当代中国的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却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

中国式风险社会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就是社会情绪和心态。如果说，精英层还可以比较奢侈地从传统中寻找安慰的话，底层面临无法规避的风险就不可能如此从容。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全社会意识到这种风险分布的体制性，就会形成一种普遍的受害者心态：仇富、仇官和对公权力及官方话语的不信任。这是因为人们在作出判断时，主要依据的是自身的处境和社会心态，再基于相似或者对立的原则想象他人的处境和心态。例如最近几年讨论较多的“空气特供”，也许并不属实，但社会普遍倾向却认为是真的。又如去年的“抢盐风波”，更反映了民众心理深层次的不确定感。各种风险群之间的心态，进一步导致了一种社会意识的极端分裂。这种分裂表现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精英之间，但更体现在精英和社会底层之间。在分歧严重且相互怀疑的“风险群体”之间寻找共享的价值和目标，自然就变成了一件天字号难题。

社会面对无法逃避风险的最终策略是集体抗争，甚至暴力。如果说不合理收费和突击检查等还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来规避，但明目张胆破坏规则的、掠夺性的风险转移，无论是以整顿秩序、维护稳定还是经济开发的面目出现，最终都可能激起社会的集体行动。近几年多起环境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结构性风险正如一个长期债券，无论你怎么“重构”（restructuring），无论你将其偿还期限延得多长，最终也会有偿还的一天，而且还得连本带利一起偿还。对于个人而言也许还能规避，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没有办法再作转移。

管理高风险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看，高风险社会是中国经济政治体制设计的基本预期。1990年代中叶的经济改革，大体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化、地方竞争化和社会市场化的全民发展动员体制。这种体制下的中央政府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和可支配财政资源的大半，因而具有极强的应付危机能力。历数这十几年来的各类重大危机，例如1997年的金融危机，1998年的洪涝灾害，2002年的“非典”危机，2008年的汶川地震，2009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体系确实都能比较有效的应对。如果我们把经济停滞看作另一个最大的结构性风险，那么这个体系的基本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应付总体性危机的制度，现在却要面对很大程度上是自身造成的各种日常化的社会风险和危机，以及更大的总体性危机。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的“高风险社会”其最大的风险并不是国家的存亡或者经济的崩溃，而是市场化所带来、涉及基本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方方面面的风险。这种风险又极不对称地强制性分配到抗风险能力较差、声音也最为微弱的社会群体：中小企业、社会底层、年轻一代以及子孙后代身上。这些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抗争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现在国家为维稳所支付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为这种分散在社会各层面尤其沉淀在底层的系统风险买单。

管理中国式高风险社会，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发展社会保险制度，将分散在社会底层的风险重新由国家承担起来。但这样做也许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中国式的高风险社会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许多地方不尽合理。在这种体制下，对抗风险最有力的权力和资本过度集中于中央和国家，而风险却分散到体系外成员，特别是底层社会和子孙后代。因此，管理这种高风险社会的核心是改革当前的风险分配体系。

首先，必须改革当前的决策过程，利益相关方尤其风险承担方应该参与决策。任何政策都必须有一个专业详尽的风险分析报告，并且做到信息公开。例如企业改制，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甚至是地方投资计划等，都必须让民众有完全的知情权，让民意参与到决策过程。

其次，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一般成员的基本福利，特别是医疗、住房和养老，即使不能做到均等化，也必须要货币化和市场化，让市场化的福利风险在体系内外共同承担。在收入方面，公务员收入标准也必须要以社会平均为依据。在当前的福利制度下，公务员热还会不断升温，官民矛盾和心理落差必然进一步拉大。相反，如果公务员和社会大众能够共同面对市场风险，就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控制风险的能力。

最后，国家财政应该加强社会保障的力度，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这些基本生活领域。这也许是当今社会改革最紧急的一项任务。当前社会保障支出虽然有所提高，但还远远无法弥补社会风险对底层的伤害。国家社会保险不仅要做到全面覆盖，还应当尽量均等化。例如现在有些农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如果只是区区十几块钱甚至更少，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此外，国有经济体系的改革和财政体系有待全面改革，这才是全面改变风险分配格局的关键。这方面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中央放权于地方，地方让权于社会，国有企业的进一步企业化。同时还要加强社会对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监督和参与能力，完善各个层次上的责任制，保证决策者对各种社会经济决策长期后果负责。这样才能改变“高层决策，基层承担风险；国家行为，社会承担风险”的尴尬局面。

英国政治哲学家柏克曾将社会描述成这样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不只有活在世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世的、已死去的、尚未出生的人们间的关系”。我想，柏克如果活在当下，一定会在这个定义中专门加上一个关于风险分担的条款。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成长，无视长期结构性问题，将结构风险留给社会、传给后代，这完全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模式，不会导致新的契约的建立，反而会摧毁原来默认的社会契约。从一个历史的眼光看，只有从现在开始逐步改革滋生机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改变这种风险无限转移的趋势，才能担负起中华复兴的历史责任。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篇4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迅速走进信息化时代。目前,人们基本上已经适应了信息化时代生活的节奏,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带给人们又一次冲击,将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推向高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随着大数据而来的还有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如隐私泄密、公共信息安全等,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进行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将从大数据时代的相关概念入手,分析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提出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

1大数据时代的相关概念

“大数据”一词最早出现在1988年美国《科学》杂志上,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大数据”一词逐渐出现科研、商业等各个领域,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关于大数据时代的概念的定义还是出自《大数据时代》一书,此书的出版对于大数据时代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至今仍属于畅销书籍。

1.1大数据时代的含义

目前,还没有关于大数据的具体定义和说明,但在学术界普遍将大数据解释为内容较为复杂、数量比较庞大、没有规律性的信息。 正是由于大数据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的数据分析模型和方法难以对此进行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数据的存在没有意义和价值, 相反,大数据的存在具有很强的数据挖掘价值,会直接影响相关的决策。正如《大数据时代》一书所说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影响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此外,大数据的信息挖掘将是未来创造价值的源头,大数据的出现将改变现有的市场模式、公共管理关系、政府和企业的组织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大数据时代就是指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处理人们能获得到的各种信息,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用来解决人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使解决问题的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把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这意味着人们在面临更多机会的同时也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1.2大数据时代的特点

大数据时代的首要特点就是数据信息量大。这主要与当今社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关。其实互联网并不是大数据唯一的载体, 但由于现代社会大部分信息数据的传输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所以往往是通过互联网运营商而获取数据。互联网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量极大,以至于用一般的数据处理方法都难以实现数据分析的目标。尤其是在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后,大数据的信息总量还在成倍的增加。2015年,国家又规定了手机流量使用的新规定, 这些政策的出台将会进一步刺激大数据的数据总量的增加。

大数据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数据信息较为复杂。大数据时代获得数据信息的来源有很多,每种渠道获取数据信息的方式不同, 收集的信息内容重复性大。此外,获得数据信息的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如我们常见的数据信息载体有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同样会增加数据信息的复杂性,增加数据处理的难度。

大数据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数据的实效性强。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较快,具有很强的实效性。无论是通过电脑还是移动终端浏览信息我们都不难发现,很多信息在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被传输到网络上,但随着新事件的发生,这些信息很快就会被替代下去,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连续的循环,只有一小部分信息能保留下来,大部分的信息都会被新的信息覆盖。

大数据时代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数据的价值判断较难。我们每天都会收集到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量虽然很大,但价值密度却不高,即这些信息中有价值的信息较少,如何从规模庞大的数据库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处理的关键,也是较为困难的一个环节。因此,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的过滤和提纯很重要。

1.3大数据时代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的意义应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一个是从个人角度,另一个是从行业发展角度。就个人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思维的方式和决策方式。但针对不同的人而言大数据的意义也大为不同。对于华尔街的操盘手而言,他们通过互联网技术获得与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的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如股票市场信息、网民情绪倾向信息等,并以此作为他们是否抛售股票的决策因素。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能让他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当下的就业情况、各个行业的人才需求量和各个企业的职位招聘情况,帮助他们做出最优决策。

从行业角度分析,大数据技术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 并逐渐受到各行各业的重视,大数据技术一方面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各行各业对于大数据技术的使用也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例如,在制造业,大数据技术被用于顾客信息收集和整理,帮助制造企业了解各种产品需求情况,有助于确定各种产品的生产计划;在医疗管理方面,大数据技术被广泛用于流行病和传染病的跟踪调查,帮助医疗人员迅速掌握各种疾病的发展情况和传播情况。总之,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于行业发展而言,大数据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改变了人们决策的方式和看事物的高度,让人们站在更高的高度解决问题,提高了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了社会治理的模式。

1.4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正如上文所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即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机会, 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很大挑战。因为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和信息对人们的影响之间呈正相关,即人们对于信息数据的需求量越大, 那么数据信息对于人们的影响程度就越高。尤其是在今天,大数据时代刚刚来临,人们在思想上和意识上的准备还不充分时,大数据时代带给人们的挑战会更大。第一,由于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太过突然,很多人在思想意识上还没有认识到信息爆炸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只享受大数据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没有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第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大数据管理脱节。现在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却忽视了如何管理大数据,如何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大数据技术的使用进行约束。技术发展与管理的脱节会影响大数据技术的合理使用,凸显其负面影响。

2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

2.1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的内涵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管理强调的是政府行为,与社会管理有关的社会活动都是以政府为核心进行,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社会各方共同参加,是由政府主导的一种管理模式。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社会治理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不再以政府利益为社会管理活动的核心;第二,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社会管理活动的规范化,即要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服从相关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的意识,社会治理活动要依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是一种法律行为;第三,社会治理要打破传统社会管理中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提出由政府主导,采取局部管理方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不仅能有效减轻政府办公压力,还可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有效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第四,社会治理是将依法治国理念进行延展,改变现在社会中各个政府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创建一种以数据信息共享为纽带的社会治理方式,将数据信息研究机构也纳入社会治理活动中。

2.2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时代的发展既具有创造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破坏力。大数据时代对于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

首先,大数据时代会对社会治理依据产生影响。现阶段,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都是和社会治理依据有关,即政府的决策行为不能单纯依靠管理经验,更多的是需要有完善的社会治理依据,这样才能实现高效治理社会的目标。但目前我国在社会治理依据方面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社会信息渠道不畅通。 政府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少,获得的信息少,难以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来满足决策支持的需要;第二,获取的信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政府在处理信息时往往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某些事件的发生会影响政府的整体的决策,这样就会使政府决策存在很大的偏差。第三,获取的信息内容真实性不足。政府获得的信息失真与获取渠道不通畅有很大关系,获得的信息量小,很难进行真假辨别,一旦使用错误信息进行决策就会导致很严重问题的发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大大降低上述三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大数据技术能实现信息高速大量传播,增加政府获得的信息量,让政府有足够的数据进行价值挖掘,以便于政府做出正确的决定。

其次,大数据时代会对社会治理方式产生影响。任何一个国家走社会治理道路都会经历治理过程分散化的阶段,这种局面的存在是很难通过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的。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都会有如下表现:第一,就是各个政府部门获得的数据信息过于分散,彼此之间缺少联系,且数据信息真实性得不到保障,这就会影响局部地区的政府决策,影响整个国家政府机构的决策;第二,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性较差,缺少磋商的机会,这就会导致两种极端现象的出现,一是政府部门职能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另一就是政府部门职能存在漏洞,民众办事不知道找谁。这两种现象的发生都会增加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降低社会治理的效率。在大数据时代, 社会治理方式将会有很大的转变,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将进行协调化办公,最大限度地减少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冲突、矛盾,提高政府社会治理的效率;社会治理方式还会变的更加科学化,社会治理依托于大量的数据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社会治理会比以前更加精准,会针对问题本身采取有效措施,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3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

3.1改变社会治理体制

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改变现有的政令传递不通畅的弊端。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上令下不行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率,还有可能会耽误一些重要政令的实施,造成严重后果。在大数据时代,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变社会治理体制,全面推行网络化管理体制,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实现各级政府之间无缝合作机制,大大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效率。

3.2创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静态的、间断式的,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只有在问题发生后才能采取解决措施,这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创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应是一种动态的机制,能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有所反应,便于从源头阻止问题的发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也是以一种动态的模式进行,能对解决问题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采取有效解决措施,确保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3.3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的效率、治理成果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时也是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社会治理能力是提高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保障,因此应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而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是要有较高水平的大数据技术作为支撑。由于目前我国在大数据技术发展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国家应设立专门的大数据技术研发管理部门,以提高我国的大数据技术水平。

4结语

高考作文预测：时代与社会 篇5

关键词：时代与社会

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现实也无非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一年一度的春运最为典型，一个多月34亿人次出行，而人均拥有的铁路，还不到一根香烟长度。现代化的速度提升了，过程却无法压缩，再加上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水涨船高的期待诉求，都使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性、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长期性。

与时代和社会相感应 篇6

余生也晚，不少大师已归道山。且老先生大多谨守不好为人师的旧训，不叩不鸣。读大学时尚不悟高人言传的紧要，往往仅向授业的老师请教，又错过了一些机会。大学毕业后，渐有所悟。曾到北大进修半年，北大的课仅听了一门，却蒙周鸿山先生引介，常到清华园向吴其玉先生请教，真是名副其实的获益匪浅。在美国念书时，蒙吴老先生介绍，又得以向他昔年的弟子刘子健先生请益，更领会了当面言传可以使人通达的微妙。回国之后，已知珍重类似的机会，而老先生却又少些了。

然而机遇总是有的，回四川大学任教后，承好友先容，有幸拜识吴天墀先生，面聆雅教，确有听一言胜读十年书之感。先生治学本目光四射，或也希望道术能传，故对各方面的后学皆不吝点拨，循循善诱，使人如沐春风。有段时间，常去请益；驽钝如我，亦觉学识皆进。而先生并不拒人于门墙之外，有时兴之所至，竟自扶杖扣门，说是“来看看你好不好”。那时我住五楼，先生已年逾八十，拾级而上，即使体力能支，亦非老人所宜。感动之余，也不免有些后怕。唯自己文债日多，登门向先生请教的次数渐少。后来也曾起念要为先生做一口述史，终未付诸实行，留下永远的遗憾！

我在川大念书的时候，吴先生便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传闻徐中舒、蒙文通二先生都曾说过，四川大学历史系培养出的学生，吴天墀是最好的。两位老先生都是一言九鼎之人，所以吴先生在川大的地位，不问可知。那时只听说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县长，是青年党的中央委员，也是第一届国大代表，遂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那些年能有工作名曰“参加革命”，反革命自然也就没有工作，只能长期靠拉车谋生。后经徐中舒先生援引，进川大历史系资料室，才稍稍回归史学，然亦长期不顺。

后来与先生接触稍多，才知先生任县长之前，还曾任西康省政府秘书，为省主席刘文辉写讲稿三年多。中江李鸿裔曾挽曾国藩，说他“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若不计事功之大小，吴先生在国难（对日抗战）时之所为，庶几近之。理想型的士大夫，从来不必有专长，却也随时预备着召唤。以过去的观念看，先生亦所谓经世致用之才乎？

以前仅从先生自撰的《往事悠悠》中略知其经历，最近读了先生长子杨泽泉（随母姓）世兄自印的《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一书，始知先生的人生，远更坎坷，仿佛应了那句老话：不如意事常八九。

吴天墀先生一九一二年生于四川万县，七岁入私塾，八岁父亲就去世。入小学后，时断时续，辗转多校。甫入中学一年，母亲也因病弃世，先生竟不得不“自立”，只能在同学扶助下继续学业。适逢过年，竟无家可归，还是同学何其芳邀至其家暂住。先生于年三十夜草草葬母，在寒夜中孤身步行二十余里，二更时分才找到何家。人生冷暖，集于一日，终生难忘。

后先生投靠在涪陵的母舅，得其资助，读完中学，又考入四川大学。也因此，先生常对人说是来自涪陵，以致不少人也误认先生为涪陵人。或许万县已是不堪回首的伤心地，然先生仍以“浦帆”为别名（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代替了本名），寄寓其怀乡之情。万县古为南浦郡，先生自述，这名字表示他还希望“有朝一日能扬帆游弋于大江之滨的故乡”。不料帆从南浦起，漂泊此一生。无家之乡，终生难归，只成一位“从名分上讲还算是万县的人”。言似平淡，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不过，当年四川各地的教育水准不低。先生虽家境不好，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段读书经历，他自己说得较少。唯从小学起就能常考第一，必以能文称；尤其旧学渊深，诗做得相当好，得蜀中士风之正传。如一九六二年初春曾有《闲居独学》一首：

竟日不出户，寂寞守空斋。春风岂虚到，柳眼又新开。

竞食鹅儿闹，窥帘燕子来。陈编看不厌，暝色上莓苔。

时先生落难于川大十四宿舍，那是一片由过去火柴厂旧址改建的简陋平房，须用公厕，先生所居小屋，适为其邻。地面潮湿，杂草稀疏，藓苔错落，实非宜居之地（莓苔既是用典，也是写实）。而其诗不怨不怒，字面疏淡，有老杜之风，所谓“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陆时雍语）。不见其人读其诗，也可略知其襟抱。

先生在中学就熟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考大学时便以一篇《六经皆史论》获第一名，给主考老师以深刻印象。入高中适逢“九一八”事变，遂有书生报国之志，与同学一起在成都《大川日报》上创办《满蒙藏周刊》，并自撰《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前后后》一文连载之。考入川大后又在校刊连载《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一文，实亦中学时所作。

那时先生已参加青年党的活动，同时又学习世界语，两者都是当年的“四川特色”（四川不仅是青年党的大本营，也是世界语在中国的重镇，如卢剑波、巴金等，都曾是名扬中外的世界语健将）。从《文史通义》到世界语再到青年党，仿佛相隔甚远，却印证着一个身世坎坷的漂泊少年，正成为胸怀天下的士人，既温故知新，又放眼世界，并已露出经世致用的倾向。这位青年士人有传统的积累，却又是现代的，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工诗文，习世界语，参加青年党，关注着四川周边最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区域。

先生一九三四年考入川大，读书期间的一个大变化，是国民党因预备抗日而真正进入四川（四川在北伐时虽然易帜，仍成功抵制了中央的进入，维持着“北洋”风格的统治）。外来中央政权与明显带有“北洋”特色的地方政治，有着种种或隐或显的紧张和冲突（此前入川的红军，也带来很多新风尚，不过其影响更多是区域性的）。而四川的青年党，在与国民党竞争的同时，也就自然接上了所谓“地方军阀”的地气，逐渐显露出一些独特的地方性认知。这类“地方性知识”，是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四川政治、四川文化和四川读书人的必备基础。

吴先生大学毕业后在《史学季刊》上发表的《张咏治蜀事辑》，便是一篇学以致用的力作，既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又深具上述的“地方性知识”。针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流传说法，先生以为，其实并非蜀人之好乱，而是其处境常驱之乱。盖四川“民性脆柔，易启奸蠹之虐；积忿蕴怒，不敢与校。及至生事艰困，不可复忍之时，铤而走险，遂归必然”。此大体本苏辙《蜀论》所言，特别表彰其“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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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历代“治蜀苟得贤者，使其民有以乐生送死，则心悦诚服，从风而化，其效亦至易睹”。故“历代蜀乱之责，常不在蜀人之本身，而系于治蜀之得失：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治则蜀人安以乐，乱则蜀人危而苦”。思安恶危、趋乐避苦，本人之常情，蜀人自不例外。而其被“处境”驱之乱，乃因“地偏一隅，山川修阻，朝廷之政令难达，上下之情意易乖”。先生晚年修改此文，更明言宋初朝廷对四川“猜防控制，深怀戒心，有不可终日之势。唯张咏守蜀，擘画经理，能洽民心，使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有所消除。情意既通，政化易行，从此川蜀局势，步入正轨”。

此所谓蜀人之“处境”，稍近西人近年爱说的 context，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山川修阻”，仅是自然的一面；“上下之情意易乖”，则更多是人为的一面；而“生事艰困”到无法维持常规生活，则是其社会的一面。三者结合起来，大致近于史家所谓“思想语境”了。任何时候，若治蜀得人，便可消除“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也就不会出现“乱先而治后”的现象。反之，则川蜀局势便很难“步入正轨”。

此文无一语述及时政，然似乎处处皆针对当时川局而言。无怪不久之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忽聘请天墀先生做他的秘书，专门负责撰写讲演稿。此前两人并无过往，据说刘就是读到《史学季刊》上的文章而知先生之名。我的猜想，或许刘文辉深感吴先生说出了他（以及其他地位相类的四川军人）想说而没说出的话吧。

那是一九四零年秋的事，此后先生担任西康省政府秘书达三年多。在讲话不靠念稿子的时代，为大人物写讲演稿，是一种“代圣立言”的工作。此乃双向的选择，起草者不仅要能写出讲述者的心胸思路，还要后者能接受、能认同。如先生晚年自述，既“要去揣摩一个军阀的心态，做些冠冕堂皇的议论”，还要言之有物，使讲者有临场发挥的余地，能“表现自己的才华”。对一般刚毕业的书生，这是相当困难的。而吴先生本通人，虽进入状态有些困难，毕竟素怀经世之志，对川康政治有切身的体会，又有历史文化的积累，后来显然比较得心应手。

这些讲稿都是时代的痕迹，对研究吴先生和刘文辉，以及当时的川康政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应集结起来，出一本代拟刘什么公奏议集一类的书。据说刘文辉当年就有此意，大概是不希望先生多年都“白辛苦”了。我也曾向先生言及，但先生说并未留稿，一笑置之。想想也是，若曾留下，历次“运动”岂不更添罪状，恐早难生存了。唯雁过留声，将来若要给先生写传，当去查那时西康和四川的报纸，必有所获。

刘文辉还是那种知人辛苦的长官，遂在一九四四年任先生为芦山县县长。至抗战结束后，先生自动辞职卸任。中国的传统，能读书也就能做官。然而官也有很多种类，一个读书人究竟是否具“百里之才”，这是直接的考验（在此基础上，还有“方面之才”的更大考验）。芦山就是最近地震的那个县，地处偏远，民风剽悍，产鸦片，匪盗出没，至少不是所谓“卧治”可了。有老师后来曾就此询问过吴先生，据说先生笑了笑，然后回答：“不会做，做不好。”

这话要细心体味。吴先生在一九四六年曾撰文说，离开芦山回成都教书几个月，体貌较前丰腴，“于是我才感悟到，以前数年的官吏生活，对于自己的身心两方都未必相宜”。可知“不相宜”的觉悟还是后出，此前并无太多不称职的感觉。“不会做”意味着必曾努力尝试，“做不好”则既是述实，也含谦逊。实际上，先生在同一文中又说：

生活在内地的多少带有农村气息的小城市中，物质的享受和便利种种固说不上，但邻里往还，情谊是亲切的；彼此内心都能关照，精神上不感孤立迫胁；人格所能代表的价值，相当的被人公认，信用也能流通无阻。尤其是我们若能置身于乡野之间，绿畴平衍，苍穹悠悠，我们的心思也随之而活泼丰富，自由自在，并不感觉到有什么“窒碍系缚”。

这应当就是不久前在雅安、芦山的生活体验，只要步出衙门，心思就会得到解放，是颇足留恋的记忆。不过，所谓小城生活不感“窒碍系缚”，是广义的；若仅言政治社会，先生终感其陋浊，乃抽身他去。

离芦山后，吴先生回成都教书数月，又赴上海任职于前川大老师何鲁之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这是一个青年党的文化机构，先生当时已涉入党务渐多，被选为中央检审委员，后并以青年党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为中华民国制宪。不过，也是在此期间，先生进一步感到自己不适合干政治，乃就商于适在南京的老师徐中舒，希望回川大教书。在徐先生支持下，很快落实了教职，正式结束了参政的活动，回到教书治学的生活。那一年，先生三十四岁。

然而，终因曾有一段从政的经历，在天下巨变后，先生遂不得不办理“自新”登记，成了“管制分子”，日常“学习改造”之余，只能以拉架架车（板车之一种，窄而长）为生。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从佛学大师王恩洋致先生诗中“能死非勇能生勇”一句，稍可领会。人生不顺，若到了生不如死的程度，便无所谓什么“求生的本能”。那时的存活，是名副其实的苟活。所谓忍辱负重，有些人靠修养，有的人靠责任感（因还有家人在），的确需要勇气。

以后见之明看，先生少负才名，读大学时已崭露头角，若潜心学植，专意研究，或早已硕果累累，似乎有些可惜。惟不曾落难之人，不容易了解一份优厚的薪水对身负养家糊口责任之人的吸引力。而国难之时，国家民族和乡邦的召唤，更让有志者无法拒绝。抗战期间，亡国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读书人。

书生报国，写文章是一种方式，参与政治是另一取径，且更直接。先生素负经世之志（他后来从一生读书教书的刘咸炘那里看出其“抱有经世致用的宏愿”，若非心同理同，焉能见此），高中时便开始参加青年党的活动，投笔从政，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而且，在时人眼中，吴先生本非所谓“迂儒”，读书时就是学校中著名的干才。他大学毕业时，便被校长张颐介绍到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那里任“座谈会”干事，与包括张颐本人在内的名流一起受薪议政。尽管先生自己很快感觉不适，又回到川大历史系任助教，但在张颐眼中，先生显然就是想要一展抱负的青年才俊。

我的感觉，吴先生的议政从政，既不是向往的，也不是被迫的，更不是有些人理解的误入歧途。澄清天下，从来是读书人的传统责任。先生之所以屡进屡出，是总期望自己能对国家民族和乡邦有所贡献，或也盼望政治能更清明，使他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虽其随时准备接受召唤的心态不改，却总是不断认识到自己并非此道中人；一次次地参与，一次次地退出，终于让先生明白，他其实属于另一个世界。

在吴先生的笔记中，曾抄录老师常乃惪的一段文字：“历史家之任务，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要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故“必有伟大的生命力，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这其中正有以史经世之意，颇与吴先生的心灵相契。吴天墀先生的生命历程，适可验证最后一语。至于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不敢云有心得，或另文表述。

（《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杨泽泉著，自印本）

时代社会 篇7

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的消息很快成为各大论坛的焦点，西方媒体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BBC报道称，胡主席与网友直接交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声民意的重视。而笔者认为，其中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网民”已经成为强化公民社会意识、促进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透露，截止2007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1亿。有专家预计，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就社会生活而言，网民的活动正日益快速地赋予了传统的“社区”概念更加“无限可能”的内涵，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推广与普及。

而这一全新力量对于社会的正面冲击和积极影响是远远令人难以估量的。

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公民社会”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较受广泛认同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观点：“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但有一点几乎是公认的：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秩序和规则、文明与法制的重要标志;而公民意识的全方位唤醒与崛起，又在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领域推动着社会更加和谐。

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融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精髓和现代文明法制意识于一体的重大决策。“和谐社会”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民本思想。一个开放、发达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社会高度兴起、公民意识蓬勃繁荣的社会，同时，也使得公民权利得以有效保障，公民责任也能够确保顺畅履行。

从理论上讲，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呼唤建构现代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建立又必然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确立公民社会，是从根本上提升公民权利意识的治本之举。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必然是一个公民意识很强的国家，而公民意识的发展，则依赖公民社会的建立。同时，国家向社会的回归，也是培育和建立公民社会的基本依据。

在此，有必要提到的是曾经沸沸扬扬的“虎照门”事件。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下，周正龙虎照事件被反复质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这种“质疑”通常只能在个人化、圈子化的条件下发生，致使权力回应的传统步骤和节奏无法保持，也使权力的“操作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压缩。而网络使质疑变成了非常清晰而透明的民意，质疑的被传播、被接受及追问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虎照门”事件以毫不妥协的否定回应了权力行为中的虚假，并且迫使权力向事实低头，因而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网民推动的最重要事件。

严格地说，网络使公民掌握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映射着现实，但远比现实的空间更加属于公民。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作为“网民”数量最大的国家，如何在充分发挥网络便捷、高效的沟通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社会责任的落实的同时，科学、合理地加强引导，是当前我国应该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公民社会”必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公民意识”也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念和道德思想。

我们期待在“公民意识”推动下的公民社会建设愈发完善，期待“公民社会”推动下的和谐社会更加美好，也期待公平与正义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社会化媒体“读图时代”新论 篇8

“读图时代”一词由来并演化已久, 由清末民初时伴随报纸的油印画页到上海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漫画与连环画, 再到传统媒体时代图书杂志出版的图像倚重、报纸新闻报道的视觉冲击、广告信息载体的图像转移, 以“图片介入内容生产与消费取向、图像作用信息的传播优化”为内核, “读图时代”在不同时代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 对此前人研究多有论述。

在社会化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 其与传统媒体及网络传统媒体的“读图时代”的形成机理与影响结果既有表征层面的一脉相承, 如对图书杂志图像的内容偏好与阅读快适转变为社会化媒体中瀑布流式的图像阅读与对页面中图像内容的首先关注, 但因社会化媒体媒介融合步新、传播生态变革、传受权力博弈、传媒业态重构、审美旨趣分化使“读图时代”的建构机理富有新意, 更对政治、经济、文化带来蕴意深刻而不可小觑的变革。

政治影响:媒介生态的宏观聚焦——政治与媒介场域的能量交换

1.“拼图”的形式场景构建——网络舆情力量的隐喻式展现与结构性统合。

2012年4月以来, 日本迭出“购岛”闹剧行为, 我国外交部就该问题发表32次讲话, 官方“斥日购岛”在政治场域的表达通过大众传媒报道进而使网民在微博空间形成舆论或通过传媒官微直接在微博空间作用于网民而完成信息由政治场域向媒介场域的介入, 在此过程中公共场域向媒介场域的介入也顺势完成并反作用于政治场域, 民意对官方就关乎爱国情感的理性诉求给予呼应观照, 除直接通过发布微博图片在符号显义层面进行指涉呈现, 网民亦在图像符号的隐喻层面进行示意的暗语叙述:新浪微博部分微博主头像更换成“爱国保钓”图像, 图像系统中能指与所指形成完整符号, 进入舆论系统中形成新的能指——意见力量。意见相同的博主通过识图、达意、寻同、聚众, 明了的符形与坚定的符义进行内容与形式统合, 议程设置向议程融合转型背景下的集体规模效应更是在形式结构层面完成传媒场域内民众话语建构与意见资本积累。2013年伊始, 表征结构相同的事件又在某报刊与其拥趸的呈现下进入网民眼中, 图像的表意积聚与情状的规模形成的结果是网民舆情与理性管理在话语权层面的博弈性胶着与竞合性平衡, 公众将眼中图像碎片与舆论场中信息碎片进行复合拼接形成完整意向的指向是舆情监测分词捕捉的作用消解与管理视阈理解沟通的智慧起兴, 官媒与自媒都应放远眼量关注媒介场域与政治场域跟随彼此历史变迁的不断动态调试。

2.“有图有真相”——图片建构真实、生动的叙事框架与话语权力。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提出应把媒介环境视为信息系统:“它既牵涉哪些人得以接触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信息, 也牵涉到哪些人被排斥在外接触不到这一社会情境中流通的信息。”传受对立的单向传播转向互为传受的几何网状传播、议程设置的传播集体主义转向议程融合的传播个人主义的媒介生态使这种权力不仅体现成信息接触的渠道权力, 更彰显为内容生产的话语权力。2012年12月6日至11日, 习总书记考察广东, 网友抢在众多媒体之前以微博图片进行现场直播, 由此总书记与网民完成了一次亲切的“微邂逅”, 几乎全国人民都“看图”知道“习总书记考察广东并且现场没有封路”, 《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转发引用网民微博, 《华盛顿邮报》对此次网民直播行为进行报道, 平民化媒介、亲民化话语统合时间纵向的进展推移与主体横向的参与勾连而形成完整的叙事框架与符号结构, 更有一些自发自为的“专业”网民已经凭借新闻素养与人文情愫通过一张张连续的照片拼构出报道框架与逻辑几近可以在新闻核心操作工具层面与主流媒体平起平坐。不可否认的是, 一些网民对于负向议题的关注、正向表意的误读抑或情绪畸变对抗、责任意识缺位等个体失范行为通过图片形式传播扩大会造成整体秩序愈趋复杂, 但公众正是在自建与他建、自读与他读的反复认知、重组修正的过程中完成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的廓清、议题取舍与立场形成、媒介素养与公民意识的提升。

经济影响:寡头垄断与长尾效应——大众市场维护与利基市场开发

1. 商业逻辑内核——读图形成的“使用与满足”双向驱动内容提供商与消费者。

产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起始便聚焦于受众对不同媒介使用的考察, 而后施拉姆与卡茨分别对受众“使用与满足”的社会动因与施用程式进行发展完善: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与媒介期待共同驱动媒介接触以获得需求满足并对媒介习惯产生影响。社会大框架下传播场域的内部, 主体之间 (传者与传者、受者与受者、传者与受者) 勾连的桥梁便是媒介, 同时“读图时代”中图片这一展式的传播信道与依托载具也是媒介, 由此营销话语介入:将消费者需求与内容服务提供商利益进行桥接的更是媒介。在体验经济、感性经济、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并深刻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环境下, 消费者对自身的消费意识与使用行为的自我认知愈加清醒, 可以说受众对图片使用与文化消费很大程度上因循“使用与满足”规律, 但受众实际使用与后来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发展也修正也发现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同样存在无意识的自为行为, 因此, 对于产业相关方来说, 无论是已在主流市场形成寡头垄断的平台化网络巨头, 还是开拓利基市场追逐长尾效应的创业型互联网公司, 都应敏感捕捉消费者媒介意识与深刻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以通过媒介涵化与文化规范而在其使用行为习惯之上维护已有市场与构建商业价值, 并考虑将社会传播需求的结构性变动与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展有机融入自身的市场定位、产品服务与赢利模式创新之中。

2. 经济影响实证——社会化媒体的读图时代创造新的TMT市场、构建新的业态模式、形成新的商业格局、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关于大众传播时代传统媒介图书、杂志的“读图”对出版行业理念沿革的影响已多有论述, 而媒介环境变迁、参与主体权力消长、内在机理解分重构以及应用程式演合叠发造成新社会化媒体“读图时代”的受众媒介行为与商业业态建构体现出新的特点:新媒体硬件制造方面, 高像素摄像头配置与社会化内容分享似乎正在超越电话、短信而成为消费者对于手机设备的核心关切:iPhone已把摄像头与屏幕像素提升作为代际升级的拳头卖点, 其主要对手三星也不断扩充屏幕尺寸以为消费者提供更佳图片享受;数据流量方面, 图片流量比例愈加势盛:图片社交网站Pinterest超过雅虎成为全球互联网的第四大流量来源, 并造成Google与Bing平均流量下滑15.3%;资本流向方面, 图片应用开发商得到投资注目青睐:苹果洽购Pinterest的竞争对手——The Fancy并有意打造电子商务平台, Facebook斥资10亿美金收购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战略合作方面, 社交网络与电子商务网站联姻, 产品展示与购买心得以“瀑布流”的图片形式冲击在消费者眼前形成巨大视觉冲击与电子商务链条:蘑菇街、美丽说、新浪微博“读图年代”的产品广告将图片社交的营销助力展示得淋漓尽致;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 图片应用层出不穷并大行其道:以图片分享应用图钉以及手机图片处理软件美图秀秀为代表的国内应用模仿国外产品并成功积累了大量用户, Instagram推出融合社交功能的拍立得相机完成其软件应用向硬件设备层面的转化关联。以上例证社会化媒体“读图”作为连线将为传媒及相关产业的商业点位进行有效整合勾连并为相关主体的广告展示、营销达成、产品开发、服务提供等方面在资本注入、战略合作等层面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开放平台。

文化影响:尺度的力量—图文的竞合博弈作用于文化旨趣与思维模式

1.纵向历史演变与横向比率消长——社会化媒体时代使图文关系步入新境。

对图文两种媒介竞合博弈关系的通揽遐挹, 需从媒介历史发展纵向与媒介容量比例横向立体统合关切:同样作为内涵意象表征形式的图像与文字的博弈互制与此消彼长是由传播革命而造成媒介时代变迁的缩影, 是社会宰制媒介流变中媒介文化演化更迭的力量推动, 更是图文比例所促发受众媒介取向、阅读旨趣与思维模式建构变更的内因。从媒介历史演化纵向观照, 原始时代的象形文字便由图画演化而来的图画文字产发而生, 语言文化与印刷文化时代中形简意重的文字在传播层面的宰制霸权更是登峰造极;印刷技术的进阶发展以及电子文化时代的兴起势强所造成受众阅读与思维旨趣的步新使图片逐渐积累优位并有超越文字之势;在社会化媒体所建构的互动媒介时代, 传播载具、受众行为与媒介文化变革也必将使对“文字转向”与“图像转向”的话语讨论步入新的境地。从新社会化媒体“读图时代”的图文容量比率的横向层面观照, 图像与文字的势位争夺、展式形象、内容定位与文化角色的划分与重构与也必将对信息内容与结构形式的统合形成新的作用力:社会化媒体时代, 文字简短精炼、明了易读趋向且单位页面内图像数量、占幅面积与注意力褫夺较于文字愈加势盛, 其本身就说明社会化媒体在阅读与识别层面信息内容有文字向图像优势语言属性转向之势。在这样的语境下, 无论是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互文性阐发的意象建构, 亦或是图像与文字彼此误读性转义造成的张力对峙, 图文的关系都越加与传播过程中传受关系与传受行为紧密关联, 至此要将信息内容生产与解构的主体引入分析。

2. 无思维惰性与文化消解之虞——图文多次互文共同勾绘完整意象。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写道:“虽然技术的效果未在意见或观念的层次上发挥作用, 但却逐渐地且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感官作用的比例’或理解的形式。”并从媒介的社会影响和传播效果理解媒介: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效果在于, 它影响了我们理解与思考的习惯。可以理解, 人类接触文字与图像的比例变化也必将影响视觉感官与思考参与的投入进而对阅读取向、思维模式与文化旨趣产生影响。因此, 当时许多学者对传统媒体进入“读图时代”发出了这样的隐忧:图像数量上的泛化与滥用而造成形式独立赋义的流泛、图像视觉上的直感快适而造成思维懈怠、图像编码者的能力限制而造成文字经典的内涵放弃消逝、图像解码的简单易为而造成解码者的单向与幼稚。实质上社会化媒体时代受众的“图像转向”较之于传统媒体时代受众的“图像转向”并未出现原有感官比例平衡的打破——读图与读文依旧保持传统媒体“读图时代”相同情况的感官与思维投入, 但对媒介效果与媒介文化产生作用的原因是社会化媒体时代传受关系与行为作为变量的参与:去中心化的网状传播、互为传受的平等传播、涵义递增的多次传播。传统媒体报纸、杂志、图书中的图像编码与审定由于均来自其作者与把关人等传者群体的经验结构与知识组成。影像传播学“提示——累计理论”指出:“当图片信息与文字信息并列展示在受众面前时, 能起到相互提示的作用, 特别是能引起受众回忆和联想, 激活知识储备, 增进理解。”打破了话语权拥有与传播规模化二元张力的社会化媒体图像, 无论是社会事实的真实记录, 抑或是精英文化的深邃表达, 在媒介聚众与内容聚众的二元复合作用力下, 受者结合自身知识经验对图像内容并理解、增义而通过文字形式评论、转发, 此过程中受者转化为传者身份并且形成网状的内容传播程式与立体化涵义丰富手段, 整个过程中图像与文字的多次互文而实现了图像意象的完整构建、图像内涵的深邃延展。图像与文字也正是在参与主体绘图、拼图, 读图、解图并用文字再次构图、传图的不断反复运动过程中找到了合理的安身之所并作用于受众思维与媒介文化的形成。

网络围观:网络时代的社会参与 篇9

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之后, 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行为习惯与生活状态等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出网络时代的固有特征。原先只是在现实社会中发生和出现的事件和场景, 被“移植”到网络空间得以复制和再现, 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之间的传导互动, 两者之间的“边界”发生了模糊和重叠。在网络空间, 网民通过各种形式就某一事件, 无论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事件, 进行关注、传播、评论, 迅速形成网络空间的公共话题和舆论焦点, 这种网络舆论不断发酵、强化和蔓延, 有的甚至会溢出至现实社会, 进而转化为具体的公共事件, 对社会公众的评判和该事件演变的最终结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此种现象被网民称为“网络围观”。

网络围观的出现, 就其本质而言, 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背景下, 网民对公民权利的感知、尊重和运用, 是借助于网络空间这一前所未有的公共平台进行的社会参与的一种尝试和实现。广大网民“网络围观”的初衷是出于公民的社会责任, 在捍卫公共价值的基础上, 试图通过舆论监督和人文关怀, 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现实社会不同, 网民并不需要依赖过多的个人或社会资源, 只需借助手机或电脑登陆微博、微信、社交网站或论坛, 用移动鼠标的手指替代辨识事物的眼光, 通过浏览、转帖, 或者评论来实现对各类事件的围观, 从而实现其参与社会的目的。因此, 与现实社会中的围观行为相比, 网络围观的基本特征、生成机制, 及其对社会运行的正负作用都具有网络空间的固有印记, 值得学界的密切关注和研究。

二、网络围观的一般含义

自网络围观现象被社会各方关注以来, 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和知识结构, 对网络围观进行了界定和阐释, 但至今并无一个公认的定义。笔者认为, 网论围观是在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存在于网络空间的一种特有的社会舆论活动, 是众多网民运用论坛、微博、博客、贴吧等网络平台, 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来理解和评判某一事件, 进而影响该事件发展的一种虚拟化群体性行为。这种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围观行为与现实社会具有密切的关联, 这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人物、事件或话题进行大量点击、跟帖和评论从而制造社会舆论、促发社会行动的过程。”“实质上是网民利用互联网平台对社会事件进行集中评议以行使对公共事件的发言权和监督权的政治参与过程”, 尽管这种参与可能并不成熟和理性。

网络围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别:一是沉默的旁观者, 即纯粹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关注、浏览网络空间所发生的事件。这种网络旁观者即使拥有自己的观点, 也不会公开表达。因此, 这种网络围观他人难以觉察, 对网络事件的发展也不具有实际的影响力。目前, 学界对网络围观的分析研究通常将其排除在外。二是且观且语, 即不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关注、浏览网络空间所发生的事件, 而且还就事件发表自己的判断、观点和主张, 或者对其他网络旁观者的判断、观点和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 或者对持相反判断、观点和主张的其他网络旁观者展开辩论。但是, 这些言论和争论仍然局限于事件本身, 只是对事件本身作出是非判断。三是既观又语且行, 即不仅在就事件本身发表自己的判断、观点和主张, 或者与其他围观者展开争辩和互动, 而且还进行网络追踪, 挖掘、披露事件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侵犯了事件当事人的人格和隐私权。这类围观行为往往具有主观、偏激、冲动的特征, 对事件的后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被人们称为“网络暴力”。

三、网络围观的基本特征

(一) 围观主体的自主性和情绪化。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赋予网民一种虚拟的被自我扩大的自由度, 使其能够自由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网民对某一事件或人物进行网络围观, 并无他人的逼迫和利益的驱使, 即使与该事件或人物存在着一定的利害关系, 也仅仅只是间接的, 甚至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上的假设。网民之所以围观某一事件, 往往是因为该事件唤醒了郁积在网民身上的某种情感, 并基于自身的经验认识进行评判。在整个过程中, 围观行为都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 这种自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网民对该事件的当事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命运的关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赋予了网民自由表达的平台, 使其真实的情感和心态得以宣泄、展露和放大, 并期望通过留言、转发、评论等围观方式获得他人的呼应和赞同。正是基于个人的人生体验和认知局限, 网络围观经常呈现为绝对的爱或绝对的恶, 非白即黑, 各执一端, 理性、客观的言论往往无人关注、附和, 极端化、情绪化的言论却往往赢得他人的喝彩、赞赏。网络围观主体的情绪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要求、主张未得到充分关注和满足而造成的一种心理压抑, 是其在虚拟空间赢取的一种精神满足。

(二) 围观对象的符号化和戏剧性。网络空间特有的隐匿性和开放性特点, 给予网民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可能。网民根据个人的喜好参与网络围观, 基于其在现实社会中早已形成的利益倾向、价值判断和思维逻辑, 来选择、关注和评判围观对象, 潜意识中已赋予围观对象一个特定的“符号”, 并对其进行简单化、抽象化、类比化的逻辑推理, 从而将围观对象符号化, 并赋予其特定的社会属性。“网络围观中, 围观对象往往难逃被符号化的命运。”事实上, 被符号化的围观对象更容易引起网民的关注和响应。在网民的不断交流互动中, 该符号被进一步强化, 使得网民心中的形象远远脱离了事实本来的面目。网络围观通常源于一个离奇或轰动性事件, 该事件往往发端于现实世界, 却在网络空间被形象化地呈现出来。与传统媒体不同, 在网络空间, 网民在同一个平台, 除了文字、图像等以外, 还可以同时借助于音频、视频等手段, 来再现、描述和评判围观对象, 并不断地挖掘、更新事件的“幕后故事”, 事件发展的进程和围观对象的命运越是离奇曲折, 越是容易引起网民的关注。一般来说, 网民往往只是关注事件表象的戏剧性 (反常性、突然性、剧烈性) , 而忽略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及其发生、发展的逻辑。

(三) 围观方式的互动性和开放性。网民参与网络围观, 除了寻求事件的真相, 促成事件的解决以外, 也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同。事实上, 许多网民参与网络围观的目的并非那么明确, 往往是目标模糊甚至是缺失的。他们参与网络围观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呼应和赞同, 从而获得一种虚拟的群体归属感。因此, 在网络围观中, 网民十分在意与其它网民的互动, 并期望在互动中获得他人的肯定和赞赏。网络围观的形成和演化, 都基于网民之间的互动, 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 又给予这种互动无限的选择和可能。网络空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网络空间的生命和精髓。在网络围观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围观行为的加入, 以及围观对象和围观方式的选择都是开放式的。或者说, 围观方式的开放性不仅是指网络空间的接入是开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在开放式网络平台注册登陆, 只要其言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价值, 都可以发表或转帖、评论等。在这样一种开放性的空间, 围观事件的发生、演变、结局都具有不可预测性, 因此, 每一个围观参与者都应当充分意识并尽量规避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

四、网络围观的产生机制与社会意义

除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以外, 网络围观的动机大多“建立于捍卫公共价值的共同底线之上, 是出于广大网民对自己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对所处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强烈愿望的善意表达”, 是公众实现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从其本质而言, 网络空间中的人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的人, 既使其具有匿名、隐蔽、虚拟的特征, 但是他在网络空间中的观点、主张、情绪、心态, 反映出他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人感知和利益诉求, 并且这种表达的方式可能更加直接、简明和个性化。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经济增长越快, 社会分工越发达, 利益群体越分化, 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越发难以平衡协调, 导致不同阶层出现不同的诉求和主张, 而网络平台恰恰给予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底层民众相对于传统媒体更加宽松和自由的表达空间, 当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 比如劳资问题、青年就业、行政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社会安全、行业垄断、诚信缺失等投射于网络空间时, 往往迅即成为网民网络围观的对象。广大网民通过网络围攻实现其社会参与的目的, 他们关注网络事件的演变和围观对象的命运, 事实上是关注自身的命运。在广大的网络围观者中, 存在着大量的纯粹出于娱乐、起哄的网民, 但是, 也不乏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批判精神的网民。国内学者将网络围观的发生机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动力机制:情绪感染下的群体利益表达。认为情绪感染的前提是共同的意义和相互认同, 共同的利益诉求是群体情绪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目标指向。二是内容机制:“凝视”权力和“合法性”审判。认为网民通过网络平台的开放优势展开了对权力的“凝视”, 对权力进行“合法性”评判。三是实现机制:话语的“优势反应强化”和形成决策压力。认为舆论领袖的强势舆论产生的压力会转变成决策压力, 改变被围观者的态度和行为, 影响其决策行为。

正是从承认网络围观源于公众对现实社会热点事件和热点问题的关注, 是公众实现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这一逻辑起点出发, 可以发现网络围观具有两大社会意义:一是在公民意识方面。公民意识建构于“公民资格”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基础之上, 反映的是公民在与国家、社会的网络关系下就个体公民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所决定的思想观念、态度和行为准则的认知。公民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唤醒自身的公民意识, 同时, 也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来逐步地培养、学习和提高自身社会参与的知识和能力。在社会法制体系不尽完美, 社会参与渠道不够通顺的背景下, 网络空间的匿名、平等、互动的特性, 拓宽了民众社会参与的途径和手段, 提升了公众社会参与的能力和热情。广大网民通过网络围观, 从事件的发端、发展到最终解决的整个过程中, 了解了公民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提高了社会参与的能力, 知晓了社会参与的方式和途径, 尤其重要的是, 获得了社会参与的自信。二是在舆论监督方面。舆论监督是公众社会参与的重要内容, 也是体现公民权力的重要途径。从理论上来讲, 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 公众享有充分的舆论监督权, 但是,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 公众在应用这一权力时, 还面临着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和门槛, 并且缺乏有效便捷的渠道和途径。而网络空间的隐匿性特征有助于消除网民对权威的畏惧感, 通过网络围观, 以平视的眼光来关注政府的施政得失, 监督官员的廉洁自律, 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 促进各级政府和官员改进作风, 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同时, 网络空间的互动性有助于网民开诚布公地各述己见, 在虚拟性开放式舆论空间, 对围观事件和围观对象, 展开探讨、辩论, 鞭策社会中的丑陋现象, 净化社会风气, 推动社会进步。

五、结语

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 在网络空间秉持“ID之间一律平等”原则的背景下, 假如每个网民在网络空间里都有足够的社会负责和法制意识, 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有利条件, 公正、理性地关注、讨论社会问题, 引导网络事件往正确解决的方向发展, 那么网络围观就可能成为公众社会参与的有效工具。但是,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参与网络围观的网民构成极其复杂, 关注焦点和利益诉求不尽相同, 部分网民还可能言语偏激, 甚至捏造事实, 误导公众, 导致网络围观失度、失序、失控, 网络围观演化成“网络暴力”, 这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疏解和规制。

摘要：作为网络时代公众实现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 网络围观与现实空间中的大众围观不同, 其具有明显的网络空间属性, 即围观主体的自主性和情绪化、围观对象的符号化和戏剧性以及围观方式的互动性、开放性, 网络围观的发生仍然源自于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个人境遇, 并反作用于现实社会, 是公众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网络围观,基本特征,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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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 篇10

新媒体是数字化互动式的媒体, 相较之前, 其显著标志就是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新媒体”是对媒体进化史的当下描述, 偏重于现在时;而“媒体新”则是对媒体发展的未来期许, 偏重于将来时。不论是新媒体还是媒体新, 均见证“不便”“方便”“随便”的技术赋权, 演绎着内容传播、关系传播与场景传播的耦合演进, 形成了专业媒体、自媒体与社会性媒体的图谱变迁。

(一) 技术赋权:从不便、方便到随便

媒介即信息, 媒介即行动。在人与人、端与端、屏与屏、云与云以及人端屏云合一的新媒体时代, 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是新闻记者、人人都有话语权烛照现实, “有口皆言”并非空想。正如约翰·布洛克曼 (John Brockman) 所言:“因特网让个人更有机会就公共事务发言”。在报纸、广播、电视为主导的时代, 由于技术与平台限制, 普通民众言说平台有限, 话语空间狭小, 介于“不便”地位, 信息遵循教堂式差序格局, 单向传达而非双向传播、大水漫灌而非精准滴灌地流动。在传统互联网时代, 都市类媒体、商业化门户网站与有影响力的论坛、贴吧的出现, 拓宽了民众表达的渠道, 市场化的媒体更加贴近受众冷暖、商业化的网站更加凸显热点话题、而网络发帖、新闻跟帖的个体化发声, 普通民众有了更大的平台表达心声, 更多的机会锻炼自己, 介于“方便”地位, 信息遵循议会式团体格局, 双向、多元、及时流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随着硬件的不断升级, 4G、5G网络的不断扩容, 开源性软件的不断迭代升级, 特别是IPAD网生代新人类的不断增多, 手机把世界装进了口袋, 成为随时、随地、随身、随意带着体温的媒体, 普通网民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既口能言之, 且身还能行之, 介于“随便”地位, 信息遵循市场式个体格局, 信息流动多快好省。“技术乌托邦”让民众拥有了充分表达的壮阔舞台。今天的人们不仅需要信息, 也需要表达和交换信息;不但要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 也要参与和分享这个世界;不但要把传播作为一种自身修炼的“教科书”, 更要把传播当成一个自身融入这个世界的方式。

(二) 耦合演进:从内容、关系到场景

耦合本意为物理学上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新媒体时代, 传播人际化与人际传播化并存, 传播万花筒, 意见多棱镜。内容乃传播之基。专业媒体坚持“独家”“独到”追求, 在众说纷纭的意见市场中抢占制高点, 赢得生存权。而微博式的广场化媒体、微信式的圈群化媒体与客户端式的报栏化媒体, 这些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移动化分享平台, 实现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多元共生。而基于云端、Google Glass、Tesla、智能穿戴设备, 无须下载, 通过图文、视频、音频、LBS、电话、3D、重力感应、商业智能数据分析识别等交互体验实现小而美的场景应用 (Live App) , 以其移动互联网的特质、以社交网络为传播路径和生动的交互形式不断渗透进用户生活的每个角落, 构建了组织与人、产品与人的极速连接, 不再需要中介机构, 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跟进, 以一种新的方式连接世界并重新定义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人人定位的移动数字终端成为识别用户特征的最佳网络ID。“互联网+内容+社交+场景”, 是社会化行为的互联网化与实时化, 是一个人们对平常事物及事件的全景呈现、百样简介与万般评说的集合。

(三) 图谱变迁:从传统媒体、自媒体到社会性媒体

美国学者谢尔·以色列在《微博力》一书中提出了“辫子新闻”概念:由传统媒体、自媒体新闻和社会性媒体这3条绳组成, 每条绳又包含着大量纤维。这些汇集、交织在一起的绳索正在改变人们获取消息的方式。传统媒体, 指专业机构以发布专业新闻获取广告收入的媒体。自媒体新闻, 指网民传播的新闻及传播行为。社会性媒体, 指传统新闻与自媒体新闻交叉地域, 包括手机、社交网站等平台上生产的内容。事实上, 辫子新闻已经成为一种兼具共享性和合作性的新闻采编发模式。其让“媒介守门”定律过时, 信息的解放使普通民众者变得越来越“聪明”, 原本由媒介看门的舆论阵地, 正在逐渐转向由用户 (消费者) 把门的新市场。其客观上促进了媒介的深度融合。以人民日报为例, 目前共拥有29种社属报刊、44家网站、118个微博机构账号、142个微信公众号及31个手机客户端, 覆盖总用户超过3亿人。其早已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张纸媒, 而成媒体融合先行者。

二、主旨任务:社会沟通与沟通社会

在社会治理实践中, 沟通具有是决定性因素。70%的工作是沟通;社会管理中的问题, 70%是因沟通方面出了问题。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过程, 更是寻求共识, 消除隔阂, 谋求一致的过程。沟是手段, 通才是目的。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 稍有不慎, 就会放大帕金森定律:即“因为未能沟通而造成的真空, 将很快充满谣言、误解、废话与毒药。”“社会沟通”是指发生在社会关系中的、两个以上的社会实体通过常规环境 (面对面的—语言的或肢体的) 或技术环境 (电话、普通信函、电子邮件、微博、微信等) 开展的知识、思想、感情、文化等方面交流, 偏重于术。“沟通社会”是指注重沟通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与先导性作用, 加强顶层设计, 推进体制、机制与制度建设, 实现沟通的常态化与长效化, 偏重于道。当前, 必须从认知层面的真相、情感层面的态度、意志层面的信任入手, 全力做好社会沟通与沟通社会建设。

(一) 认知:真相是啥, 啥是真相

古希腊人对事实和观点作了区分, 他们认为前者是客观不变的, 后者则因人而异。在目前的媒体文化中,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信息自由流动所产生的一种后果, 以及一个因严重分裂而导致共同准则荡然无存的受众市场。综观社会沟通, 离我们最近的是事实, 离我们最远的是真相。真相是啥, 啥是真相?成为必须解决的先决要件。新闻的速度是准确的敌人。以前, 印刷截稿、广播与电视播出的时间是固定的, 记者一天的工作都是为了赶那个时间。现在, 网络让新闻24小时发布, 没有了截稿时间, 唯一担心的是在街上采访的那个家伙会赶在你前面披露此事, 所以你必须尽快发稿。生产时间越短, 错误就越多。在一个没有编辑把关、充满倾向性报道的新闻界, 谁的嗓门大, 谁的声音甜美, 谁就可以获胜, 首先被牺牲的是真相。刻板印象对真相无端裁剪。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立场决定观点, 屁股决定脑袋, 同一个事件,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与定位去认知, 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信息超载时代, 事实成幻影, 真相变稀缺。事实的版本有本生的事实、你眼中看到的事实、上级部门调查中的事实、媒体报道中的事实、民众嘴中描述的事实。凡官员都腐败、凡富翁都发横财、凡公权都被私用、凡辟谣都欲盖弥彰。对于涉官、涉富、涉警, 网民大多搁置事实, 负面先行, 有罪推定, 无端上纲。最根本的变化在于, 辨别真假的责任更多地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肩上。现在是新闻最多的时代, 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多地获得新闻, 同时也更容易困惑;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 但追究真相更难。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民新闻时代了, 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 但事实的真相反而难以辨别了。

(二) 情感: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在社会沟通时, 需要的是一颗同理心, 而不是一颗同情心。同理心激发连结, 同情心失去连结。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体会他人的情绪, 理解他人的感受, 解决他人的问题, 经常给思想“换个座儿”, 这就是同理心。没有同理心, 不善于换位思考, 不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 所为之事就可能不得人心, 甚至办了还不如不办好。要善于将心比心:能够将当事人换成自己, 设身处地去感受和体谅他人, 并以此作为处理工作中人际关系、解决沟通问题的基础。善于感觉敏感:具备较高的体察自我和他人的情绪、感受的能力, 能够通过表情、语气和肢体等非言语信息, 通过信访、投诉、热线电话与网络舆情, 准确判断和体现他人的情绪与情感状态。善于同理心沟通:能接受对方的观点, 听到说者想说, 说到听者想听。善于同理心处事: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要以对方有兴趣的方式, 做对方认为重要的事情。要善于等一下, 人跟人他不一样;要善于问一下, 事出必有因;要善于换一下, 将心比心;要善于双赢, 我要赢, 同时我也要你赢。

(三) 意志:信谁, 谁信

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 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 一旦受损, 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信任是沟通得以发生、持续并产生结果的前提, 是真正的交流的基础, 理解的源泉, 是创造价值的智慧资产。信谁与谁信, 共同构成了信任主题的价值之维, 其核心是重建信任。民意大于天, 要顺应而非对抗民意。成功的沟通, 常常始于对抗, 止于合作。要善于倾听、合作非对抗与关爱弱者。倾听是社会沟通中“信息交流”的重要一环, 是“意义沟通”和“价值劝说”的基础。引导是领导的升华。要善于从大局利益引导, 要把“自己人”引导至大局利益上来。要善于从公众利益引导, 突出公众的根本利益。要善于媒体报道引导与新媒体在线引导, 将舆论引导到组织与公众的共同利益上来。重建是沟通的目标。社会沟通的根本目标是于价值层面修复形象, 重建信任。包括补偿与救赎:有形补偿是指对利益相关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害进行物质和资金方面的赔偿或救助;无形救赎是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精神抚慰。重构话语秩序:通过媒体公关、事件公关、领导人公关和全员公关等危机公关路径获得, 达到提高美誉度、信任度、忠诚度的目的。

三、努力方向:提升能力与能力提升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指出:“未来竞争是管理的竞争, 竞争的焦点在于每个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及其外部组织的有效沟通上。”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是社会治理的精髓。在新媒体时代, 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 人们更有能力去怀疑自己所处的世界、公众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的各项制度。认识水平的提高继而导致权力的更迭——颠覆或改变旧权威, 产生新权威。顺应且引领新媒体时代, 我们必须按照管得住是硬道理, 正能量是总要求的原则, 善于利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 利用信息传播来重组和引导草根阶层释放积极力量。提升能力, 成为当务之急;能力提升, 成为立身之本。

(一) 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指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对市场、对用户、对产品、对价值观乃至对整个政治生态的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基于消费者同时成为媒介信息和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现实, 对于社会沟通而言, 必须提升为民服务、用户至上的思维:真正为人民服务, 真心讨好用户, 让点赞与好评变成执政的有价值的资产, 让口碑借助强大的互联网平台进行广泛而有效地传播, 同时通过用户体验将用户转化为粉丝经济, 从而达成我们的目标。要逐渐由“搞定媒体”逐渐转向“搞定群众”上来, 想尽一切办法, 利用新媒体与群众保持零距离, 精准挖掘群众的潜在需求和行为特征, 让群众参与到治理设计、模式策划与社会管理中来, 让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必须提升大数据驱动的智慧式思维。智慧式思维是一种直接把握复杂性的思维 (农业思维直接但把握不了复杂;工业思维复杂但不直接) , 是农业思维与工业思维两种相反属性的优点嫁接, 嫁接成功的标志就是灵活 (SMART) 应变。就是美国白宫大数据定义中说的“洞察”:依靠大数据, 穿透不确定性的迷雾, 越过经验和理性, 直达真理, 达到意义澄明的状态。

(二) 新媒体平台

在互联网时代, 信息传递更加快速, 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便捷与隐蔽。我们需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工具, 搭建多元在线沟通平台, 利用正式与非正式、传统与非传统等多种方式, 尽快地将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要通过平台规则、平台运营机制的创新, 开发和共享内容资源, 聚合双边或多边力量, 既打通单一媒体介质边界, 还要使各种介质在“打通”中实现“共融”, 构建多方共赢的沟通生态圈。要集成化打造。形成以网站为主体, 集老、中、新为一体的平台矩阵。包括传统的广播、报刊、电视、网站、手机报, 新锐的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要全天化运营。构建7x24小时民情应对机制, 第一时间发现民众诉求, 第一时间进行适时回应, 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防止小事拖大, 大事拖炸。要全息化运营。根据沟通人群、主题与缓急程度, 确定合理有效的沟通方式。通过纵向、横向、斜向与动向式的立体沟通, 新老并举, 软硬并用, 要善于运用在线回应方式, 加大网络问政力度, 推进在线信访与回复工作。

(三) 流程化管理

要适应与制定互联网特征的去中心化、扁平化、自组织、自涌现、自生成等生物有机化的管理方法, 实现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要扁平化管理。从大而全、等级分明的科层化管理转向小而美的扁平化治理, 化大为小, 量化分权, 让组织更加敏捷、灵活和柔性。要一体化处置。善于打通体制内与体制外、人工与技术等手段, 敏感捕捉社会沟通中的痛点与痒点, 让信息进口众口归一。要善于甄别研判。采取条块结合、纵横交错的方式, 对问题进行核查, 就对策进行评估, 让信息加工精益求精。要善于处置回应。既要加快实体问题的处置, 又要加快媒体关注的回应。实现线下扑火, 线上火灭的目标。要参与式治理。对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调整或涉及环境问题的重大项目上马, 一定要加强舆情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双评估, 把风险化解于决策之前, 上马之前, 实现政府权力、社会力量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公共领域中的适度转换。为政府和社会彼此间的契约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结构。实现政府和社会之间在互联网上相互作用, 最终重塑政府和社会, 实现“相互改造”的双赢结局:国家得以借助网络推动型社会运动来推动政治变革, 改变现存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 改善自己的公众形象, 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而社会群体也从这种变化中受益, 得到了发展与进步的新机会。

时代社会 篇11

美国化与可口可乐殖民

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美国人似乎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因为美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布于整个西欧，而且欧洲商店的货架上也遍布美国生产的商品。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美国也非常强大。美国在科学研究和发展上的投入很多，培养出的自然科学及工程学毕业生，比其他所有西方国家的总和还多；美国人对流行文化的支配更加惊人。在“二战”刚刚结束之时，美国政府就用扣留欧洲各国急需的贷款来威胁他们，迫使他们取消对美国电影的进口限额。到1951年，在西欧播放的所有电影中，60%都是美国产品。美国电视也很快便在欧洲大众文化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语言本身也似乎处于美国的接管之下，像“临时保姆”和“连环漫画”这样的词汇就直接进入德语，而法国小孩则渴望擁有美国的牛仔裤及口香糖。

欧洲人对新出现的美国影响做出了不同反应。许多人充满热情地拥抱美国文化，将之等同于更大的开放和自由。也有人担心可口可乐这类美国产品不仅会占领欧洲市场，还会降低欧洲人的品位。欧洲人还谈论着“人才流失”的警报，因为科学家和学者也都穿过大西洋，前往更富有的美国大学。他们提出，恰恰在欧洲失去其殖民地财产的同时，它自己也在遭受殖民化，至少是遭受着“可口可乐殖民”。

不过，这个时期的文化，更多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碰撞，而不是单向的美国化。欧洲人对消费美国产品有着极大的嗜好，但在消费过程中，他们将这些产品改变，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如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四个英国的年轻人理解了美国的摇滚乐，并将他们本地的音乐风格掺入其中，由此改造出了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国流行的音乐。披头士摇滚乐队的影响，证明欧洲文化对美国文化产品进行了改造。当麦当劳在20世纪60年代抵达欧洲时，也为吸引新市场的不同口味而对其快餐的成分做出了微妙的改变。

移民与种族多元化

不断增长的移民，造成了改变这个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种冲突，这些移民将他们那新的，且在许多方面都是非欧洲文化的传统一起带来。随着欧洲帝国统治的崩溃，白人定居者纷纷返回他们的母国；同时，殖民地的“失败者”与现在被打败的殖民政权结盟的土著居民群体，因为害怕歧视、报复，或者可能只是害怕失去原来的地位而选择了逃离。与此同时，因为北欧和西欧国家同时经历经济增长数字的不断快速上升和极低的人口增长率，各国政府吸纳着外国劳工。到20世纪70年代初，将近900万移民在北欧和西欧国家安家。这些移民中的一半来自经济较为落后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国家；另外一半则来自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亚洲、非洲等。

这些工人从事着最脏、最累、最危险且报酬极低的工作，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生活在不合标准的房间里，经常被限制在孤立的宿舍或市中心贫民窟，而且从事的工作报酬也很低——经常低到违法的程度。尽管有着歧视和剥削，西欧为这些移民提供的经济机会，还是要远多于他们故国所能提供的。

早期移民的大部分是单身男性，短期劳工会在挣得金钱之后返回祖国。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家庭也随着这些人一同到来之后，第二代“移民”出生，这一代人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已经变成了多族群社会。

第二性

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第二性》。这部影响巨大的性别批判著作将西方工业社会分隔开来。一系列的变化强化了战后的家庭生活。战后，结婚率上升，结婚年龄下降。从1940年至1957年，美国的生育率上升了，而欧洲的生育率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不断增长，但在20世纪50年代又一次下降（美国的生育率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上升）。虽然如此，尽管家庭规模很小，不过拥有孩子的西欧妇女所占比例还是比过去高很多。

通过不断提升女性母亲身份的地位，宗教和流行文化都为这些人口上的变化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思想体系。

不过在战后时代里，现实中许多女性的生活依然和家庭理想相距甚远。在贫穷阶层中，妇女不可避免地要在家庭之外持续工作。与此同时，新的消费文化也要求许多妇女——那些先前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牢固分子——从事有薪工作，以应付不断增大的家庭必需品目录。

新兴工作形势的出现，使新家庭生活与扩张中的经济需要相协调。不断增多的单身女性（包括中产阶级中的单身女性）都一直工作到她们结婚甚至是第一个孩子到来；之后，她们在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家庭或至少是开始学校生活后，又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样的工作被视为要次于她们的主要工作——构建家庭以及照看孩子。兼职的薪水很低，薪水待遇不公平。

男女法律地位也继续不平等。例如甚至一直到1964年，法国婚姻法还规定，一个已婚的法国女性不能在银行开她自己的账户，不能经营商店，在没有她丈夫的许可下不能申请护照。传统的性别角色丝毫无视战后时代的政治和物质变化。

抗议时代

西方在这个时代经历的前所未有的繁荣，容许高等教育系统能够进行戏剧性的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不断扩张的大学校园成为作用很大的抗议中心。当时，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爆发了政治示威游行，在法国，一场学生游行发展成了一场全社会的反抗运动。短短几天之内，法国有800万男女展开罢工。“巴黎的68年”象征着西方许多人，特別是年轻人，在这些年间对政治和社会的不满。

许多不满集中在新左翼的主张上，即普通人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中，也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对斯大林主义的惊恐，对西方不断增长的大型公司和国家的忧虑，使德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这类新左翼思想家发出警告：公司和国家的不断扩张，威胁着个体和普通公民的独立。他们认为，讨论虽然可能看起来很公开，但却不是普通百姓的，而仅仅是专家和精英们在做实际上的决定。抗议者要求的是“参与”，是通过积极参与制定决策来复兴公民权。在学生要求的解放运动中，他们也像关注文化一样关注经济和政治问题。

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抗议活动，也与去殖民化和冷战这样广大的背景相联系。抗议者们一致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为了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争取到更加开放的政策。他们既拒绝了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也否定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而倾向新形成中的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他们试图挣脱冷战的限制，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行为进行猛烈的批判；他们相信投入越战的美国，充当的不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压迫者。

新定义，新划分

冷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一部分，冲突两边都声称自己拥有“民主”这个头衔。当苏联坦克在1956年碾压过布达佩斯街道时，他们不仅碾平了匈牙利革命，也将关于苏联模式共产主义的民主性质一同摧毁。然而，共产主义制度中改革的希望一直存在，人们希望能够维持住马克思最初所关心的社会正义和政治平等，但这个希望在十二年之后苏军坦克又一次碾压进一个东欧城市时破灭了。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摧毁了任何在冷战界线内建立民主东欧的希望。

与此相反，在战后年代里，民主却在西欧坚实地生根发芽，甚至在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这样有反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家里也是如此。然而在1968年，抗议者们在巴黎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城市挑战着“西方”与民主之间的简单结合。他们指出，工业社会不断增长的规模及其复杂性，剥夺了普通大众真正参加制定政治决定的机会。他们还指出了冷战分裂取代民主承诺的道路。举个例子，尽管南非为强化种族隔离制度而放弃了民主实践，但其自身以及其他政权都将其视为“西方”的一部分。在冷战的背景之下，“西方”有时候看起来似乎仅简单地意味着“反苏”。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东西方相互对抗的两极形态开始崩溃。在之后的三十年间，经济危机与东欧和苏联事务上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一起，重塑了同时代的世界。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冷战结束；而民族主义冲突在被超级大国间的敌对掩盖于幕后几十年后，又一次出现在了台前和中央。

略论基因工程时代的人类社会 篇12

一、基因工程技术推动并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1、基因工程技术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

世界各国农业科研工作者都在日以继夜地进行粮食增产稳产的研究, 然而皆收效甚微。直至基因工程技术的出现, 才给世界粮食市场带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优产高产革命。

粮食生产领域的基因工程运用主要依靠转基因技术而实现。转基因技术就是按照人们预先设计的生物蓝图, 把所需要的基因从一种生物的细胞中提取出来, 在体外进行“外科手术”, 然后把所需要的基因导入另一种生物的细胞中, 从而有目的地改造生物的遗传特性, 创造出符合人类需要的新品种。基于这一技术, 科学家们培育出了抗旱、抗涝、抗盐碱、抗枯萎病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 还培育出抗虫作物, 科学家将杀虫基因转入植物体内后, 植物体内就能合成霉素蛋白, 产生这种霉素蛋白基因的粮食作物有马铃薯、水稻等等。

不仅是粮食, 其他农作物, 包括棉花、西红柿、烟草、油菜等等, 都因转基因带来更高产量、更省力和降低农药成本的期望, 而受到人们的青睐。除此之外, 转基因动物也对现代化农业作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多利”的诞生, 不得不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大鼓励, 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动物的一个组织细胞, 像翻录磁带或复印文件一样, 大量生产出相同的生命体。这就为人类复制优良品种以符合市场需要创造了条件。于是, 大量体大瘦肉型、产奶产卵多的家畜、家禽通过转基因技术被“生产”出来, 提供给人们更多更高质量的肉、蛋、奶食品。

2、基因工程技术对医学界的贡献

基因工程技术对医学界的首要贡献在于基因诊断。它是指将某种完好的基因植入病人体内, 以此来使得病人缺损基因表达出来的一种方法。基因诊断为医疗人员发现一些隐秘的、不易表达于体外的疾病提供了技术支持, 并提升了在源头出即遏制住病情的可能性。

其次, 基因工程技术推动了药物研究的发展, 从而给制药业带来无限的经济价值和市场潜力。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 就是我们对基因的了解更加加深, 并能更进一步运用于人体疾病治疗的过程, 同时也是我们开拓医药市场、创造巨大经济效益、促进国家发展的过程。

有关研究表明, 由于基因工程研究技术的进步, 甲肝、乙肝疫苗已相继投入临床使用。此外, 一些遗传病、恶性脑瘤、严重贫血症也出现曙光。国外一些科学家已经通过基因生物技术推进艾滋病治疗的实现, 不得不说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大贡献。

3、其他

根据联系的观点, 社会上每一种行业的发展成长总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基因工程技术也不例外。由于基因工程技术的理论发展以及在现实中日益广泛的运用, 更多的课题随之而来。如磁医学基因工程纳米技术, 就牵动了物理学及微电子领域的神经;基因工程带来的专利等问题也使得法学界增加了一个新的论题;更多基因工程领域科研人员的需求增加了社会的就业岗位, 也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依据;更甚者, 某些基因工程的专业问题需要传统医学原理帮助探讨, 如磁医学与传统中医学的针灸疗法, 这就为传统中医行业创造出了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 它激发了医药行业巨大的经济潜能, 开拓了广泛的市场, 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人们也因为基因工程技术的蓬勃发展, 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对生活充满信心, 享受着丰富的物质成果, 增强了对抗病魔的决心, 从而处于更加愉快和谐的生活状态之中。

二、基因工程技术引发的一些问题

1、有关伦理、道德的争议

人, 正因为是社会中的人, 有一个个道德伦理链条所维系, 才使得他从根本上与动物区分开来。而基因工程技术, 尤其是克隆技术, 却对这一稳定的社会关系提出挑战。正因为人不能逃避社会关系, 因此基因工程技术引发的争议必然要让位于伦理道德观念, 这就使的基因工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人生的魅力, 奋斗的魅力, 部分存在于它的未知性之中。可以想象, 如果人的基因密码被完全破译, 那么人的生老病死即在预料之中, 这必然会引起宿命论的兴起, 使人活之无味, 整个社会也丧失了进步的动力和活力。

这种种论断或许倾向于悲观论的论调。然而, 基因工程的的确确在人类的思想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这种现实下, 我们不得不仔细审视这一技术, 以便使它真真正正地造福人类。

2、基因工程技术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

首先, 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 使得许多绝症的治愈成为可能, 这就意味着人类的平均寿命将会延长, 在地球人口超负荷的今天, 新一轮的人口爆炸不能说是一个好消息。人口的过度膨胀, 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激增, 会导致资源的紧缺、社会的尾大不掉和政府对于医疗、社会福利的无力承担, 做成诸多社会问题。

其次, 各种抗虫害、抗除草剂、抗病的基因被植入农作物及植物体内, 在提升植物存活率的同时, 也侵占了大量的土地。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很可能发生, 植物之间互相抢地, 植物与人争地的现象, 大自然通过疾病、灾害等方式物竞天择的规则一旦被打破, 整个生物链维系起来的稳定系统也将土崩瓦解, 自然界将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

最后, 生物武器在二战时期就被邪恶轴心国所发掘研究, 然而并未发展壮大。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勃兴, 这一研究又一次浮上水面。这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人为地传播疾病, 从而达到危害社会的目的。生物武器的邪恶之处在于, 病毒一旦在人群之中大范围传播, 很有可能陷于失控的境地, 并且造成惨烈重大的伤亡, 同时也会引发瘟疫、霍乱的疾病, 也给环境造成巨大污染。

三、正确认识基因工程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根据矛盾的观点,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因此, 我们对待一样事物不能一刀切, 而应辩证地看待。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基因工程技术在农业、医药、社会等各个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丰富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然而与此同时, 也带来了如同伦理道德、资源破坏、病毒肆虐等各种问题。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我们应当正视它, 并且理性合理地将其导入正途。基因工程技术相对于传统的产业而言, 还是一个新生儿, 我们应当看到它的优点, 扶植它健康向上地成长;而对其在成长过程中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在科学角度, 我们应当提前做好规划, 保证其发展不伤害其他资源, 在社会学角度, 我们应当制定规则, 从法律和道德双面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使得基因工程技术为善人所用, 得用于善途。

摘要：基因工程技术已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其不断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们应该合理利用、理性对待, 使得基因工程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关键词：基因工程,人类社会,理性,矛盾的观点,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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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徒琳莉, 司徒林宏, 陈建国.基因工程与人类社会[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6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