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青年的时代使命(精选12篇)
新时代青年的时代使命 篇1
完美教育,源于我的性格—初为“完美地教育”行为
我不敢说,此生只为教育而来,但的的确确,一脚踏进教育,就再也没有出去,也没有在教育的门口徘徊过……
1982年,我19岁,从东营师范学校毕业,走上了滨州地区尚店二中的讲台,成为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那时,我没有经验,没有资历,只是因为刚从学生的身份向教师的身份转换过来,我对学生的生活、想法、视觉和渴望还深有体会,也记忆犹新。在面对自己的学生时,我首先产生了疼爱的情愫。只要有爱,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一个学生不向往成功,不向往被关怀、被理解、被重视。因此,常被长辈和教师劝诫“水至清则无鱼”的我,追求完美的性格,决定了我成了一名教师,争做一名“完美教师”。于是,我主动请缨做班主任,打造“完美班级”,着眼于每一个学生,也着眼于学生的方方面面,逐渐地发现了“完美教育”这个概念,准确地讲,是“完美地教育”。“地”,是“土也地”;教育,是动词,也就是说,我只想倾我所有,完美地教好每个学生,付出我全部的激情和热情、爱心与耐心……
付出不求回报,但回报却自然而来。因为广受学生的爱戴,亲其师而信其道,我所带的班级和任教学科成绩突出,我也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等诸多荣誉。对于那些荣誉,许多人向往过,努力地追逐过,我却顺利地似乎轻易地摘得,自然有种自豪感,但同时也感到肩头和心头的沉重。因为那时我的年龄处于20~40岁,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一同成长。我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白天是学生,晚上是儿子,虽然很累,但我的心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在我的心里是一样的近、一样的重。尤其有段时间,儿子生病住院,疼爱他的奶奶同时在同一医院另一科室住院,照顾他们的重担全部压在我的身上。当时学生年龄都不大,我还是班主任,真是哪边都不能丢下,尤其是他们的无助、渴望和留恋,甚至还有一点点我离开时的失望和恐惧,让我丝毫感受不到这些荣誉有多少含金量,反而在学生面前,我就是天,我的爱大于天。
此时,在疲惫的付出和依赖的收获中,我感到、发现了个人力量的单薄,强烈地渴望所有的教育人都充满爱心、耐心,追求完美,能完美地教育孩子。所以,我的脑海里形成了完美的教育品牌。此时的“完美的教育”,“的”是“白勺的”,教育是名词,是一种完美的、没有缺陷的教育品牌……
完美教育,曾是我的梦想—发展为“完美的教育”梦想
“我努力去信任教育当局,而且,是以自己的儿女为赌注来信任的—但是,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将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早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
(张晓风,《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在教师岗位上的22年,每次更换新的工作笔记本时,我总是在扉页上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2004年,我被调任滨城六中校长。之前,我在滨城三中只是一个教务副主任,而且只担任了一个多月的主任,一下子当校长,内心非常惶恐。这是因为同一职业在不同的职位有着天壤之别,优秀不再,熟悉不再,从头再来,再加上我面对的是一所陌生的学校,人心涣散,民心背离,这一有色眼镜和质疑的声音给了我无形和无限的压力。
可每每看到笔记本上的这段话,我就提醒自己:不能放弃!不能退缩!不能懈怠!不能敷衍!尽管艰辛,我仍然坚信“完美的教育”的梦想,执着于“完美的教育”的追求。因此,在面对质疑与拒绝时,我就坚信这些对我的“完美的教育”的追求来说,算不得什么,要接受委屈和挫败。
发展“完美的教育”是那么的遥远,路是那么的长,现在我要做的,也是一直要做的,就是“不忘初心”。让孩子有学上,上好学,是当务之急,完美的教育也须从此出发。也就是说,“完美教育”并非没有缺陷,它首先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
就是因为承认缺陷,实事求是,不忘初心,我才能将涣散的人心再次凝聚,赢得人民的再次依赖和支持。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深情故事,一步一首凯旋之歌。
整整5年,在我的脑海里只是1 800个日日夜夜,终于,我们走出困境,看到了曙光。到了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又是整整5年,我和我的同伴们又是在1 800个日日夜夜中让一所新校在蓬勃朝气中理性而昂然地前行,使之底蕴厚重而又声名远播。此时,我认识到“完美教育”并非一个结果,而是向往、规划、追求“完美的教育”的一个个完美过程、完美细节、完美心灵和完美的爱。
完美教育,听到它的声音—“完美教育”得到发展
我说,我听到了完美教育的声音,不是听到了别人夸赞我和夸赞我的学校、同事的声音,也不是听到了自己应邀在各类各地教育会议上发言的声音,而是听到了人生拔节、生命开花的声音。
一位学生家长曾给我写信说:完美教育,它让我的孩子遇见,我不曾遇见的多彩校园;它让我的孩子经历,我不曾经历的成长美好。当我接到女儿的成长记录时,我暗暗想:这是值得珍藏一辈子的礼物啊,我一定拿它给孩子做嫁妆!
一名学生给我的信中说:我喜欢唱歌,喜欢播音主持,也喜欢科技小发明。成为学校艺术节主持人,参加3D打印社团,设计的“调酒神器”获得国家专利并计划投入生产,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事。我至今还记得老师把获奖证书交到我手上时鼓励的话语:“希望你今天做好小创客,将来成为了不起的发明家。”活力课堂让我们找到了真正精彩的自己。
……
读着这些信,我很感动,也很感慨:人民教育,莫过于人民的认同;完美教育,莫过于人民的共鸣。透过这些信,我总能听到这种声音。
它饱含着“以人为本,充满和谐”的特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上升到人性的层面,就是大真、大爱、大诚、大智,是自我到无我境界的升华,是以卓越为核心要义的至高境界的完美追求,彰显出完美教育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它饱含着“面向全体,全面发展”的特质。“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完美教育充分尊重每一个教育对象的基本权利,给予全体学生同样的关心和指导、同样的鼓舞和期望,努力让“全体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它饱含着“富有自我,充满智慧”的特质。在完美教育的追求中,我们尊重差异,尊重个性,注重学生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保有学生天赋的、不被外界所左右的原始生命优势,并能够让这些优势资源在享受“完美教育”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呈现出来。
它饱含着“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特质。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和谐统一的现代人,培养有爱心、有责任感、与人为善、追求卓越的人格健全之人,培养有终身学习观念、自我发展精神、团结协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完美教育的现实追求。
透过这些声音,我们也能看到完美教育之于一个家庭更加温暖、一个社会更加和谐,让一个学生享有一生幸福的力量。天下大同归于仁,学道大同归于爱。这些力量,这些幸福之花,是用爱与责任浇灌的。因此,完美教育是以仁爱尽责为基础的,基于仁爱,情智双生,情智迸发,完美多元。
这就是说,在对完美教育这一品牌的构建与诠释中,以“完美学校、完美治理、完美德育、完美课程、完美课堂、完美教师、完美学生”等各个完美基点而发展的完美体系,完美地保证和促进了每一个孩子因为我的追求而变得更加快乐、幸福、自信、美好,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完美人生之旅。
完美教育,肩负历史使命—“完美教育”的品牌效应
关于“完美教育”,有不少质疑的声音。经过32年的践行与思考、探讨与总结,今天,我要为它“正名”:“完美教育”是“完美+教育”的复合词。其中,“完美”代表“完美的”“理想的”“正确的”和“使完美”“使熟练”两种解释的完美融合。它所追寻的理想不全是那些触手可及的现实的东西,而是“虽曰不能,心向往之”的前方。所以,完美教育不是一个苛刻的衡量当下的标准,而是一份信仰,一份责任,一份使命,集中体现着教育的价值观。即,完美教育是不断追求、不断超越、日臻完美的教育过程,服务于社会进步和人的精神发展,最终目的是为每个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让他们在健康快乐成长的过程中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成为一个“日趋完美”的人。
完美教育,不是假的,不是空的,本文以实验初级中学为例。
第一,有明确的价值方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课堂为主阵地,精心构建“自主·体验·力行”润德课程体系,促进学生心灵的美化、情感的纯化、品德的优化和智慧的提升。此外,学校充分发挥家庭、社区、社会在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倾力打造游学课程及“实中大讲堂”,形成育人合力。
第二,有强劲的执行力。学校坚持以章程建设为载体,全面构建现代学校制度,构建了以校长负责制为主体、“教职工代表大会”和“校务委员会”为两翼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全面实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值周校长责任制、今日我当家、项目负责制、家长委员会常态化运行机制,释放了师生和家长的创造力。
第三,有丰富的内涵。学校以学生成长为圆心、以学生生活为依托、以“学科内、学科间、拓展性整合”为途径打造完美课程体系,实现了育人模式的创新,成功构建起3D打印等80余门特色鲜明的校本课程和京剧表演等90余门社团课程。
第四,有多彩的课堂。学校以“问题导学”课堂为核心,创新性地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完美融合,用互联网思维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教与学的校园,从备课、上课和作业等全程颠覆传统的课堂格局。
第五,有广阔的舞台。学生纷纷登上全国和国际舞台,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美国林肯中心赢得广泛的赞誉,在东盟十三国科技大赛、第67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上摘金夺银,与郎朗等名人大师同台演出……
总而言之,“完美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的教育,它让教师有了完美的成长方式,让学生有了完美的生命状态,让学校有了完美的发展模式,让教育有了完美的变革范式。
在完美教育的引领下,滨城六中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学校,能够与杜郎口中学、洋思中学、东庐中学等全国名校同课异构,赢来全国数万同仁的参观交流。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区委、区政府超乎想象的支持、全体同事的戮力合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关爱,完美教育仿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告诉我,完美教育之路,绝非单枪匹马,绝非教育独行,而需大家的努力,更需大局的协调。
梦,还很远;路,还很长。32年过去了,完美教育才刚刚开始……经历岁月的栉风沐雨,曾经的梦想与追求,更加明确、坚定地告诉我:完美教育,是使命,是一个时代教育人的使命。
新时代青年的时代使命 篇2
“中国梦”是家国情怀的当下体现。
“家国天下”将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融为一体,喻示着一种超迈的道德理想和人间情怀,道出了中国特有的文明架构。历史发展中,“家”“国”“天下”的内涵及外在表现都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迁。“家”“国”“天下”的内涵变迁,提出了“家国天下”情怀现实具体化的要求。
“中国梦”是全面展示美丽中国的伟大理想。想象和现实的差距滋生梦想,梦想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与幻想和空想脱离现实不同,梦想有其滋生的现实基础;与幻想和空想引人想入非非不同,梦想总是在引导人们在追梦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中国梦”是一幅全面展示中国之美的画卷,“中国梦”之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态美、效率美、秩序美、底蕴美、和谐美、风范美、优雅美的综合与集成,是民众个体因发展水平提升而内化于心的优良素质的综合表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审时度势,勇担历史使命的科学决策;更是着眼未来,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千金一诺。
“中国梦”顺应并推动“家”“国”“天下”内涵的发展。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各民族平等团结,才能有国家的富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国家富强才有每一个人的幸福;中国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凝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以国家富强支撑民族振兴,为每个人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生活富裕的美好愿望息息相通。倡导世界各国在合作互助共赢的平等交往中打造“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把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设想细化落实到国际政治经济往来的具体行动中,情系的是人类的天下。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中,家是亿万百姓之家,国是13亿多中华儿女凝聚而成的伟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天下则是整个人类世界。
承载时代赋予的使命 篇3
抗战时期,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以及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学贯中西的学者联手执教抗大,在偏远闭塞的黄土高原上,培养出了十余万甘愿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优秀指挥员。
全国解放后,这里又承担起和平事期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重大使命。今天,我军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国防大学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闪现出穿越时空的时代价值和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新的科学技术发展给现代战争带来巨大变革。在每一次大的军事变革中,顺应变革潮流的军队,才能够乘势而上,甚至后来居上;否则,就会被变革的潮流所抛弃。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新军事变革,同样是中国军人面临的崭新任务。
新的考验摆在国家面前,也成为中国军人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作为全军最高军事学府,有着85年历史的国防大学无疑承载着破局重任,为国家安全、国防应对提供智力支持,为当前局势下的军队建设,培养更多高级指挥人才,全面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信息等各领域安全。正如校长王喜斌上将所说:“我们倡导科研育人,就是要在传统的教学育人的基础上,摒弃‘重传承、轻创新,重灌输、轻启发,重诠释、轻探究’的教育模式,把科研实践作为育人的重要手段,寻求‘课堂与战场、理论与实践’的对接点,推动我军高级任职教育模式全面转型,找到人才培养质量跃升的增长点。”面对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时代课题,国防大学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加快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步伐的进程。
20多年前,钱学森同志曾提出:我军未来的师长、军长都应是硕士、博士。作为我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的桃李天下决定着军队的未来和希望。如今,国防大学已为全军输送了近2000名博士、硕士,其中400多名担任了军师团指挥员。国防大学培养的新一代中高级指挥员已经在演兵场上崭露锋芒。
在本期专题中,我们专访国防大学战略部、作战部、马克思主义教研室等多个部门的专家代表,倾听“将军摇篮”名师们的探索与思考,探寻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军人使命。
新时代青年的时代使命 篇4
“漓江画派”是产生于广西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美术创作现象的总概称, “漓江画派”的宗旨是“回归自然, 回归精神家园”, 提倡美术创作要直面自然和生存环境形成的精神感受, 要关注时代, 表现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情感及审美观念。“漓江画派”是一个多画种组成的地方画派, 人物画创作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但在打造和培育“漓江画派”的早期, 为了取得更快的影响, 在创作引导上更突出风景画和山水画的创作, 使人物创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 广西美术创作生态面临失衡的状态。近十年来, 人物画创作走向低迷, 没有产生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改变这种状况是深入培育“漓江画派”必须解决的问题。
翻开中外美术史, 大凡能作为经典传世的美术作品, 大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特别是以人物为题材的美术作品, 更是以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面貌而具有特殊的艺术、文化和历史价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 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对社会形态的感受与体验, 形成了不同的感知和情感, 艺术家把这种情感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并以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观念来陈述;在实现艺术创造和个性表现中, 也充分地反映和表现了特有时代的社会、文化、艺术和审美形态, 记录了那个时代。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艺术家的创作不可回避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一部完整的美术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因此, 艺术创作关注时代, 表现人类社会发展是艺术家应该重视的问题。艺术当随时代才能寻找到自己的价值。但在当下市场经济及快餐文化的影响下, 不少青年画家要么迎合市场, 要么只关注个体生命状态的变异, 追求所谓自我艺术的“纯粹性”, “无病呻吟”、“闭门造车”地在“玩”艺术。他们的作品没有艺术和文化价值, 只停留狭隘的“自我”局限里, 没有时代气息及文化思考, 缺乏生命力。当我们的艺术创作脱离了社会现实, 脱离了时代的发展, 脱离了对当代和未来的思考, 那我们的作品就失去了它的时代价值。我们只有把自己的艺术投入时代的发展中, 我们的作品才能获得生命力和具有价值。艺术当随时代!这是每一个艺术家应具有的观念。
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优秀作文 篇5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青年群体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未来“因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新一代工人的成长”。列宁指出,“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总是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我们是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无数中国青年为了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义无反顾、前赴后继,我们党深知青年的作用,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高度重视青年,把青年群体看作是革命的先锋队、国家建设的生力军。
在推进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青年群体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之后,青年人不负所望,发愤图强争做“四有新人”,积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在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青年人积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争当“青年岗位能手”、争创“青年文明号”,积极融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潮流,与祖国共奋进,积极投身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的成长成才也产生了新的历史方位和环境条件。青年人具有知识、观念和创新优势,在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实施“四个伟大”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青年群体作为建设者的积极作用。
历史赋予使命,时代要求担当。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并对青年担当尽责、成长成才。青年人要努力成长为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志存高远、忠于祖国,努力做新时代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爱国者。“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一个人的理想只有同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相结合才有价值,一个人的追求只有同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才有意义。新时代青年只有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才能准确定位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新时代青年只有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持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在爱国奋斗中不断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敢于担当、勇于奋斗,努力做新时代具有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建设者。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休戚相关,民族振兴与个体发展紧密相连。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在中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广大青年应深刻认识自身所面临的时代际遇和历史责任,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和民族重托,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广大青年要积极要有“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勇于创业、敢闯敢干,努力在改革开放中闯新路、创新业,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
一名优秀校长的时代使命 篇6
注重文化多元发展
教育学者肖川曾说,“任何人都是生存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中,而文化本身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再发挥作用的强大的教育力量。犹如阳光、空气作用于植物,文化对于人的熏陶作用,是文化的一种客观效用。”在校园内,文化作为教育的重要工具与教育材料,对师生的思想行为的作用及影响正在变得愈来愈强大;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协同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就对新时期的校长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必须具备多元的文化观,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掌握不同文化的相关知识,树立现代化的办学思想,形成国际化的办学视野。
地球上的东、西方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不同,创造出的文化也各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体现在日常行为和观念形态上有以下几点:表达感情的方式:东方人含蓄,西方人直白;就生存状态而言:东方人强调和谐,西方人强调竞争;就发展方向而言:东方人求同,强调事物的整体关联,西方人求异,重视个性发展;从领导与管理角度而言,东方文化关注领导者,西方文化关注领导力;就各自优势而言:领导艺术是东方的优势,管理理论是西方的强项。
总之,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影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而文化多元的发展趋势对校长“建设校园文化,实施文化引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构建先进育人文化
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同时也是行为的先导。知识通过人的吸收、内化、融合、沉淀,最终形成人的行为习惯,这是校长建设校园文化、实施文化引领的现实背景。因此,校长应该立足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形成自己的校园文化发展理念和引领行动的指导思想。
校长要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必须学习、了解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蕴育的优秀民族品质、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丰富的修身之道,将有助于提升校长自身文化素质,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健全人格,奠定校长校园文化引领的基础。
校长要落实文化引领,以校园文化影响师生,也必须学习了解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根与核心竞争力。校长要基于校园文化引领的高度,以“顶层设计,科学规划、任务明确、责任落实”的思路,努力营造校园文化,为师生创造学习传统文化的条件;融入现代元素,结合当下的校园生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深刻理解传统文化背后所包含的精神内涵,通过努力,让学生吸收的传统文化知识内化为自身的信念行为,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
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校长应该不断地掌握知识、开拓视野,对教育的作用和功能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树立国际化的办学目标,加强国际化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学生,使教育适应国际化的挑战,促进学校的发展。管理思想是管理实践的重要指导,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校长还要了解东西方管理思想的精华,才有可能实施创新性的学校管理。因此,校长办学的国际化视野也是校长实施“校园文化引领”的文化基础和方向。
落实文化引领策略
第一,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教育在适应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决不能抛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只有合理地扬弃、继承、创新,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也才能实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和谐发展。因此,在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的背景下,秉持继承、发展、交流、提高的原则——将成为校长实施“校园文化引领”的主要方向。第二,校长要高度重視学校的“价值教育”,正确实施“价值文化引领”。同时,校长还应具有教育国际化的视野,努力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具有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能力同时又具有强烈色民族自信心和爱国情怀的创新型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第三,构建特色的校园文化,落实校长“文化引领”。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学校的生命和灵魂。学校文化建设是凸显学校特色、提升学校竞争力的基本途径,许多学校都在致力于建设校园文化,探索特色化的办学之路,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总之,作为教育的管理者——校长,必须明确自己的使命,紧跟时代步伐,融合东西方文化精华,形成融汇东西文化兼具国际视野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对师生的个性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正落实校长的“校园文化引领”。
新时代青年的时代使命 篇7
一、现代大学图书馆使命渲染
在现代大学全面发展中, 图书馆的使命是应多层次、多方位、多目标的, 除了具有一般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外, 还负有现代大学发展要求所赋予的特殊使命, 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大众, 在大经济、大教育和大科研的框架内, 对原有的发展理念、发展定位和运行模式进行重新整合, 生成与现代大学教育创新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机能。
1. 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服务器。
图书馆应是现代大学多样化人才培养的的服务器。当前, 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不同标准的多样化人才, 是现代大学的基本价值和主体职能。多样化人才培养使现代大学出现了多样化学生群体, 在校内, 不再是整齐划一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生, 还包括成人教育、高职教育、高教自考等等不同类型教育的学生群体。然而, 由于不同学生群体不但在综合素质、社会经历、职业年龄等方面存有差异, 而且有着不同的学习目标和学习需求, 这些学习目标与学习需求, 必然要求图书馆这个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多样化人才培养方面承担着更为重要责任与使命, 强烈要求大学图书馆对原有的服务理念、服务模式进行革命性变革,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学校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进行科学定位, 建立一个目标明确、资料丰富、信息宽广的引导平台, 成为现代大学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高端服务器。
2. 现代大学科研创新的推进器。
科研创新是现代大学的发展基础和立身之本, 而为科研创新提供科研导向和学术导航正成为现代大学图书馆的重要使命。现代大学科研创新实质上是一个传承与创新的互动过程, 以时代的标准和宽阔的视野对学校以往的科研成果进行理性梳理与哲学归纳, 去粗取精, 提练焦点、集合亮色, 巩固和提升已有的科研成果, 再用现代思维和世界视角, 在“扬弃”的层面上, 发扬光大“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格物致知”的求知精神、“求真务实”的实验精神, 在跌宕起伏科研发展历程中凝练优势与特色, 进而取得原创性成果和实质性进展, 生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科研生态。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是大学科研创新的基本推动力。
3. 现代大学文化生态的变频器。
图书馆作为大学校本文化传承与积淀的特殊平台, 通过对学校历史和现有的文献、文物、图片、图书资源的收集、整理、传播, 承担起沉淀与光大优良校风、生成与弘扬传统校本精神, 对接与延续名师文化、萌芽与涌动文化新思潮的使命与责任, 为当代大学文化建设和发展变频加压, 提供不竭的物质动力和精神源泉。另一方面, 要切实提高他们的综合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养, 光靠现有的课堂灌输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在课堂教学之外, 把图书馆建成所有大学成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精神园地, 以卓有成效的图书与信息资源服务, 让所有大学成员都可以在这里汲取丰富的科学文化营养, 不断丰满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升思想道德水准, 进而形成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文化知识体系, 成为激励他们自觉自律投入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二、影响大学图书馆使命的几个因素
现代大学图书馆有着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并轨的社会背景, 要完成时代发展所赋予的新使命更显得任重而道远, 不仅要直面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矛盾,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老问题、新老矛盾的交织对高校图书馆现实使命有着重大的负面影响:
1. 科学化管理体制缺失。
我国许多大学的图书馆现行的管理体制与实现使命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 主要表现为:一是大学图书馆“一体化”管理机构缺位或职能虚化。管理结构不合理、管理制度建设滞后、社会化融投入机制缺失, 学校、有关部室、各教学院系对图书馆工作的组织领导出现断裂或阻隔, 对学校图书馆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 一些图书馆工作中的重大实际问题难以协调解决。二是大学图书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滞后或内容陈旧。制度体系建设是大学图书馆馆建设和实现使命的基础与前提, 制度建设应是图书馆使命、任务、目标的规范和固化, 光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是不能完成使命的, 即使取得了某些成效或成果, 如果没有长效和科学的制度建设和制度保障, 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不能得到巩固和推广。
2. 现代化服务手段缺位。
拥有现代化的服务与管理手段是现代大学图书馆完成使命的物质保障。目前我国不少大学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迟缓, 服务与管理还是以纸质和经验为主, 不能把学校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优良传统、先进经验、成果成就, 特别是馆藏的丰富历史文献与自产文献, 包括孤本、善本历史文献资料和现代学报、学位论文、教师或科研人员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进行组织、收藏的同时进行数字化, 大大限制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层次和水平。二是图书服务与管理手段落后。我国大学图书馆整体上看, 只能单一的服务手段和方式去覆盖不同类型读者群体的需求, 这必然产生服务与需求间的落差与矛盾。
3. 可持续发展资源匮乏。
可持续发展是大学图书馆完成使命的主要途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如果没有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支撑和市场化的资源调节机制, 就意味着发展活力的窒息和原动力枯竭。一方面, 高校图书馆所需资源和经费几乎完全依赖政府和学校拨款, 在资源融投资、经费管理、资源更新等诸多方面, 缺乏主动权和自主权。另一方面, 大学高校图书馆目前的收益分配方式不甚科学合理, 有悖于在市场化和社会化条件下服务的基本规律。目前, 几乎所有大学图书馆的分配都沿续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 全部上交学校, 图书馆除了行政办公费用外, 可用于发展的基金几乎没有。
三、现代大学图书馆使命的实现方略
现代大学图书馆要实现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就必须紧紧抓住21世纪前期我国大学全面推进教育创新的难得机遇, 制定符合国情、省情、校情, 具有自身优势和自身特色的发展方略, 以“三个建设”为重点, 对图书馆工作进行高效创新和变革。
1. 建立科学化的管理体系。
建立科学化的管理体系是大学图书馆实现使命的组织基础。科学化的管理体制是大学图书馆在把握现代大学教育改革规律与特点的基础上,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创新为强大动力, 在“试”中探索前进, 在“闯”中开辟新路, 突破陈旧落后的管理体制的创新举措。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职能、管理方式上, 都有全新的内函和外延。其基本表现形式是:一是建立科学化的管理组织机构, 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有关部室负责人、各教学院系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校图书工作领导委员会”, 负责制定学校图书馆改革和发展的方针和政策, 协调解决图书馆工作中的重大实际问题, 为图书馆工作的和谐、科学、快速发展奠定组织基础。二是建立科学化的管理制度体系。要充分体现管理制度的校本特色, 对过去自身行之有效的各种规章制度进行改进与创新, 以多层面的制度建设发挥制度建设在图书馆机制创新中的保障作用, 真正改变实际工作中制度建设与发展实践相脱节的状况。
2. 建立市场化的服务机制。
建立市场化的服务机制是大学图书馆实现使命的主体方式。其一, 贴紧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 社会与市场对大学图书文献资源的需求呈动态变化趋势, 只有在市场竞争与比较中, 才能清楚了解学校馆藏各类文献资料的过去价值、现行价值和未来价值, 清醒认识校馆服务体系的优势与缺失。其二, 以市场化的标准改革服务方式, 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图书资源的使用价值, 合理布局服务时间和调整服务方式, 根据不同图书资源的特点和不同学校成员的学习需求, 运用时间交错、迭次使用、饱和利用等行为方式, 达到以现有的图书资源取得最好的服务效果之目的。其三, 以市场化的要求进行资源整合, 能动地发挥校馆图书资源与市场图书文献资源的互动与互补特性, 加强校馆文献资源“自我造血”与“自我完善”的功能。
3. 建立专业化管理队伍。
专业化管理队伍建设是大学图书馆实现使命的人才保障。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是专业化队伍建设的重点。一方面, 要引进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补充新鲜血液, 调整原有的管理人员结构, 改变图书馆人才短缺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 又要立足现实, 加强对现有馆员队伍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 鼓励馆员通过继续教育或自学渠道, 加强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规范学习。与图书馆现代科技改造同步是专业化管理队伍建设的方向。图书馆在建立管理新队伍过程中既要以队伍建设加快现代科技改造进程, 以提高馆员整体素质, 为现代科技改造奠定人才基础。同时, 又要以现代科技改造有效促进管理队伍建设, 利用现代科技改造推动馆内管理人员去探索图书馆发展的新思路、掌握新技术、形成新能力, 从而有效提升图书馆管理队伍整体专业层次。
摘要:现代大学在教育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大学文化生成的过程中, 学校图书馆担负着极为重要和极其艰巨的新使命, 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在完成使命与直面挑战的互动之间, 不仅折射出大学图书馆曾有的辉煌和现实的困境, 更昭示出美好的发展前景和未来, 关键是要明确所承担使命的内涵与外延和设计好使命的实现方略。
新时代青年的时代使命 篇8
一、领网主权:理论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家之间因为领土、领海、领空争夺而爆发的武装冲突日益少见,但是围绕意识形态歧见、文化差异和贸易摩擦等展开的小规模战争和“口水战”亦即所谓的“舆论斗争”却越发频繁。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媒介化时代以来,围绕互联网信息传播控制权的争夺则更趋激烈。互联网信息传播控制权在军事领域可以称作“制网权”;在外交领域和国际舆论较量中, 笔者和童兵老师则建议称其为“网络主权”或“领网主权”。[1]之所以称之为“领网主权”,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全球网络社会,国家主权不仅体现在对领土、领海和领空等现实物理空间的控制上, 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对电子网络等虚拟精神空间的驾驭上。
我们知道,“国家主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迁的概念, 其外延随着国家活动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的扩大与延伸而同步拓展。王沪宁教授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复旦学报》发表文章指出:“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中, 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文化的地位上升。”他认为:“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动向,一是文化扩张主义……二是一些国家在文化霸权的冲击下,积极地维护文化主权。”[2]这也正是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约瑟夫·奈等提出“软权力”概念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围绕“文明的冲突”以及“软权力”等展开的角逐和较量就构成了国际主权斗争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新领域。
随着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突飞猛进, 网络信息传播控制权逐渐成为文化主权和所谓“国家软权力”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对网络主权或领网主权的研究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当今世界, 美国凭借其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信息科技 以及计算 机软件开 发上的先 发优势 ,出于其国家利益和所谓全球战略的考虑, 牢牢控制着互联网 的“制网权 ”,对信息后 发国家产 生了巨大的压制和安全威慑。在网络外交领域,美国政府也有超前的谋划。当今世界,国际互联网十三台根域名服务器中,有十台设置在美国,另外三台则分别设置在日本、瑞典和英国。当然,美国政府为这些服务器的维护承担了巨额经费, 因而这些服务器也主要在美国的掌握之中。事实上,现在所有国家的网络 安全和网 络自由都 受到美国 的实时威胁,只要美国停止哪个国家的域名解析,或者这些国家对应的服务器受到了黑客攻击, 哪个国家的互联网就会陷于瘫痪。
二、文化安全:新挑战与新对策
除硬件故障带来的安全隐患之外, 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会酿成影响重大的事件。2009年底到2010年初, 谷歌公司以无法接受中国关于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有关要求和受到黑客攻击为由, 宣布放弃在中国(大陆)的搜索业务,随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提出要将“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并批评中国政府剥夺了互联网自由。在围绕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事件中,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虽有小题大做之嫌,但也恰恰暴露出他们在互联网“制网权”方面的筹划和预谋,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构建、网络主权和维护文化安全的保障途径等问题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宏伟构想。该《决定》指出,要“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在具体措施上,则可以“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3]。
这份正在引领中国迈上全面深化改革新征途的纲领性文件,不惜笔墨,专门就文化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展开论述,不仅有明确的目标,而且有详细的行动方案和具体的操作措施, 足见党中央对网络主权和文化安全维护的高度重视。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各国都有将互联网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载体的动向。自互联网诞生以来,20多年过去了,我国在网络文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长期以来,我们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禁锢,习惯了居高临下的意识形态灌输和自命不凡的宣传工作作风,满足于在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之间寻找所谓传统主流媒体的某种优越感, 不能适应众声喧哗的网络环境, 甚至对网络新技术在舆论引导工作中的运用心怀忧惧和疑虑, 自觉不自觉地与广大网民保持着心理距离, 以致在许多影响全局的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沟通失语、言辞失当、应对失措,根本不能胜任官民之间的平等对话,久而久之,必然导致传统主流媒体公信力缺失, 进而使某些局部的社会矛盾激化、扩大化。这些现象都急需我们加快改进网上舆论引导工作,丰富网上健康向上的信息内容供给,加强互联网信息传播安全, 切实提升网络国际传播力,从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幸福。[4]
当然,维护领网主权和文化安全不仅不妨碍我们坚持对外开 放 ,而且有赖 于“文化开 放水平”的 不断提高。我们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的要求 ,积极吸收 、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当然也包括网络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 积极构建适合中国特色和网络时代特点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创网上舆论工作新局面。
事实上,信息安全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在2013年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上,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及技术公共政策项目主任、奥巴马政府的网络安全智囊詹姆斯·刘易斯,围绕国际间的“网络战”话题发表演讲时也提出,网络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是,互联网的设计本身就有漏洞,并不安全,无需后门程序也可以完成攻击。可以说,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秩序、国内社会稳定和企业持续发展的隐患,必须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网络设计和提高个人素质等途径来减少由此带来的风险。[5]
三、价值引领:新型主流媒体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6]。
在媒介融合时代, 传统媒体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担当而凸显的新媒体所不具备的特殊象征意义,[7]使得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义不容辞地承担着舆论引导者的时代使命。而所谓“新型主流媒体”,也应该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良性互动中自然诞生的互联网+形态的主流媒体。这样的新型主流媒体,当然不能满足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而应该是“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强化互联网思维”的全新的媒体形态。
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就必须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思维水平、舆论引导者的新媒体传播素养、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文化引导艺术、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内容生产质量以及舆论引导者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意义诠释技巧”,在价值引领方面苦练内功,按照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来管理、经营和运用新型主流媒体;只有这样,才能不辱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8]
学者曾涛在《价值竞争: 传统行业的商机与危机》一书中指出,“价值竞争”是“变革时代的主旋律”。大量商业案例证明,企业的决策者和经营者对本企业的营销手段和市场定位一般都比较明晰,而对竞争对手的价值创造以及本企业与竞争对手的价值差异却未必清楚。事实是,在某个行业中,多数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确实没有多大差异, 它们一般都会采用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样式和服务模式, 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毫无差别的价格竞争, 这样无疑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当然,也有另外一类独辟蹊径的企业, 它们通过实施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改变价值创造的方式, 运用价值创新战略来寻求新的竞争优势。“这样的价值创新活动改变的不是竞争策略,而是行业的竞争格局和游戏规则。”[9]而这恰恰就是众多互联网新兴企业和网络新兴媒体所采取的竞争策略。笔者以为,产品竞争市场如此,价值竞争市场同样如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存在着一种意见市场,主流价值观要在意见竞争中胜出,就必须遵循意见市场的规律, 运用市场竞争的手段而非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开展有序竞争。
必须强调的是, 为了确保国家的领网主权完整和文化安全不受威胁, 在网络时代的价值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打破“两个舆论场”之间的隔阂,运用互联网新思维, 致力于打造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并适应互联网文化的开放统一的舆论场。统一的舆论场,不是“舆论一律”的舆论场,而是一个各种意见可以平等、友好交换的舆论新空间。在构建这样一个新的舆论空间的过程中,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18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这个讲话,与习总书记“群众在哪里,工作就做到哪里”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既然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必须坚持的优良作风,而今群众都在线上,我们群众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应该转移到网上了。而要“加强线上互动”,就必须放下身段,用广大网民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与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用健康、亲民的互联网文化和价值观引领来争取民心。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基于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的“统一舆论场”,并不能由传统主流媒体单方面构建, 而要靠包括传统主流媒体在内的全体网络信息传播者, 尤其是数以亿计的普通网民共同参与、平等对话、有效互动来营造。因为,媒介融合的时代,也是“电子媒介人”[10]全面崛起、自媒体传播高度繁荣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包括新型主流媒体的从业者在内的全体公民也成为“统一舆论场”的共同构建者。可以说,舆论引导和网络主权维护虽然主要是主流价值传播者的职责,但是网络主权意识和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却是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具备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网络传播行为,都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安危,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新时代青年的时代使命 篇9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推动着教育的大变革,从而为比较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国际社会大变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社会的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的加剧。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国家目标,力图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为自己定位。各国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有利地位,纷纷把教育改革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作为提高民族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措施。二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正在进入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与建立在土地和人口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建立在资本和资源基础上的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和信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知识、技术和信息发展靠创新、靠人才,归根结底要靠教育。三是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不断增强。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机构都需要以全球性的竞争力作为策略上的目标,不论企业、大学、医院,等等。除非它能与同业中世界级的领导者并驾齐驱,否则不会有存活的希望,更不用说成功了”。[1]因此,世界各国都把创建世界一流的教育、提升教育的全球竞争力作为战略目标。四是信息技术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物质载体,也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2.中国社会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续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穷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实现了转型,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面临着国际社会大变革和国内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凸显的双重压力,既处于新的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也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所总结的,“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当我们审视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几乎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指向2020 年这个被赋予特殊重要意义的年份。到2020 年,我国要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学习型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社会更大的变革,意味着一个真正强国的崛起。
3.国际与中国教育大变革
国际社会大变革把教育推向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成为世界性的教育运动,而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则是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的主旋律。与以前的局部改革不同,这是一场教育的全面改革,涉及到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课程教学到管理体制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与以前阶段性的教育改革不同,这是一场长时期的教育改革,已经持续30 年的教育改革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与国际社会的教育改革大势相一致,中国教育在经过文革后的恢复发展之后,以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在新的世纪,面对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我国在2010 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到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宣告了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运动的开始,我国教育进入了大改革、大发展、大变化时期。
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恢复和重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为比较教育学科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发展需求和发展动力,比较教育学科也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社会大变革给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已引发教育大变革。无论是当前的社会变革还是教育变革,在我国历史上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在国际社会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发展路径,这就为比较教育研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社会大变革和教育大变革也赋予比较教育研究更多的使命,给比较教育研究带来新的挑战,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道路选择。
二、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使命
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承担着阐释教育规律、总结教育经验、引领教育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国际交流等重大历史使命。
1.阐释教育规律
教育科学虽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一致的认识。因此,当前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围绕世界和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前沿问题开展研究,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握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而且,探讨教育规律,推进教育科学发展,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根本属性和重要职能。王英杰教授在《再谈比较教育学的危机》一文中指出:“比较教育研究是教育科学知识的源泉。”[2]无独有偶,约瑟·法乐尔(Joseph P. Far-rel)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教育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有普遍的科学教育研究。”[3]教育科学知识源自人们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古今中外相关教育经验的总结。无论是理性思考还是经验总结,都离不开比较。“认识就是比较的认识,任何认识离不开比较”。[4]比较教育工作者通过比较研究,研究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下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的异同,从而分析教育内外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阐释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而推进教育科学知识的前沿。
2.总结教育经验
日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我国历史上既没有相应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把视野扩大到国际社会,研究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理念、政策措施、得失成败,研究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特别是针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紧迫问题,如:如何促进教育公平、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破解择校难题、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构建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管办评分离等,在世界范围寻求相应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教训,并根据我国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措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肩负其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实践研究,总结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为区域教育创新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改革试验提供咨询服务。
3.引领教育改革
著名教育家赫钦斯把引领教育发展与提供卓越的教学、推进知识前沿相并列,作为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他指出,大学应发挥其学术社团、思想中心和智力领袖的作用,研究教育问题,了解国家的教育需要,探讨教育发展的趋势,从而领导国家教育的发展,使教育走上理智发展的道路。比较教育作为大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智库作用。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通过为教育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引领教育事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在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过程中,先后提供了数十篇研究咨询报告和数百万字的调查材料,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了高质量的咨询服务。华东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在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政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功不可没,引领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上海师范大学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调研和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引入教育教学过程,引领教育实践的改革。几十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先后把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布鲁纳、布鲁姆、根舍因、蒙台梭利、加德纳等世界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论、教育模式介绍到国内,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推广他们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挥着教育改革的示范效应。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肖甦教授等把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国化,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姜英敏副教授基于其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为北京市等开发出一系列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志成教授长年从事全纳教育研究,指导我国中小学的全纳教育改革实践;华南师范大学的强海燕教授把国外的浸入式教学模式引入我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在全国各地开展浸入式外语教学的改革实验;中山大学的冯增俊教授在实验学校积极推进学校现代化实验以及综合英语教学实验;等等。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应该继续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做好“顶天、立地”工作,上为政府决策服务,下为教育改革实践服务,做中国教育改革的引领者和实验室。
4.培养国际化人才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固有职能,也是最核心的职能。作为高等学校的一个学科,比较教育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文化教育部门和相关部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在我国高等学校中,有10 多所高等学校招收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40 多所高等学校招收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近年来,为了提高比较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部分大学开设了全英文授课的研究生课程。2010 年,华东师范大学1 年制的全英文教学“发展中国家教育硕士项目”正式启动,首期19 名学员分别来自8 个发展中国家。2011 年北京师范大学2 年制的学术型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项目开始招生,首届招收硕士研究生16人,分别来自12 个国家。同年,浙江大学也启动了学术型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项目。2013 年,在成功开办全英文教学国际硕士项目的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全英文教学国际博士项目开始招生,首届招收博士研究生8 人。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与奥地利、德国、芬兰三国的大学共同开发了“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硕士研究生项目并得到欧盟“伊拉斯莫·世界”项目的支持,于2012 年成功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18 人。这些全英文教学的研究生项目,开启了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培养人才,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培养领袖的新时代。这些项目采用新的招生模式、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对于提高比较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推动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注入了活力。
5.推动国际教育交流
“比较教育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广义的比较教育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教育交流的历史”。[5]早在1992 年,北京师范大学薛理银博士就提出比较教育是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观点,认为比较教育是理论建设和理论检验的论坛、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交流的论坛、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的论坛。2011 年,顾明远先生撰文《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交流论坛》,重申了国际教育交流论坛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多极化和经济体的多元化发展,今天世界各国的教育更需要在真诚沟通的前提下,在教育理论、观念、价值、制度、政策和实践领域互相交流,在具有跨文化性、发展性和预测性的国际性课题中相互合作”。[6]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比较教育学科天然固有的国际性要求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承担起引领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的历史使命,积极开展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成为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桥梁和平台。
三、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发展道路的选择
为了全面履行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使命,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必须审时度势,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派,提升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1.拓展研究领域
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不断恢复和发展的,最初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即研究和借鉴国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先进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把比较教育界定为“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7]为了达到借鉴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传统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比较教育学科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开放性,它不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国家战略的调整,我国比较教育的发展战略也应该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对传统研究对象国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教育学界应该配合国家战略积极开拓对东南亚国家、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中亚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教育的研究。随着国际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强,我国还应该积极开拓对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ECD、儿童基金会、欧盟等国际组织教育政策的研究。在对外国教育、比较教育、国际教育进行研究的同时,我国还应该加强对发展教育的关注。
2.服务国家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院训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所训是“国际视野,本土行动”。从这些院(所)训可以看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就是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解决中国教育问题为核心开展比较教育研究,通过研究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探讨中国教育的发展道路。其实,这种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比较教育学科的本质属性。借鉴是比较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最初目的,时至今日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
比较教育研究服务国家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国家战略目标。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学习型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战略目标,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对这些国家战略特别是其与教育的关系开展比较研究。二是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比较教育工作者要配合我国外交重点开展相关国家和地区教育的研究,承担相应的人才培养和培训项目。三是服务国家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工作者要围绕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比较研究,探讨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价值追求和路径选择。
3.打造学科特色
从世界范围看,国外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在70 年代和80 年代后发展势头受阻,进入缓慢发展和调整时期。我国则相反,比较教育学科在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因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黄金时代,逐渐成为世界上比较教育研究最为活跃的国家。我国现有比较教育学博士点10 多个,硕士点40 多个,但真正形成品牌和特色的并不多。近年来,一些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开始聚焦,并逐步形成研究重点,并得到比较教育学术界的认可。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教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的国际组织教育政策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东南亚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东北亚教育研究、西南大学和河北大学的比较教育学科方法论研究等。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语种最全的实体性比较教育研究机构,研究对象涵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在苏俄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育与文化传统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每一所大学来说,比较教育学科规模无论大小,都不可能研究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研究领域,要进一步发展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都存在一个重新定位和明确研究重点、打造研究特色和形成品牌的问题。
4.创新研究方法
与其他比较学科相类似,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也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长期以来,由于研究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文献研究一直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文献分析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是无可厚非的,正是依靠这种经济、便捷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研究为教育科学的发展和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不但已经成为客观要求,而且具备了可能性。从历史上来看,比较教育研究者曾经提出过许多研究方法,如因素分析法、比较四步法、科学量化法、问题研究法、教育洞察法等。同时,由于任何方法都是工具,任何有助于教育问题解决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都可以借鉴使用。近年来。一些比较教育研究者不断从其他学科那里借鉴研究方法,开展跨国、跨境实地调查研究、田野研究,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数据库进行定量分析和建模,利用留学访学机会开展访谈和行动研究等,在研究方法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研究方法创新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而且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型上。科学研究不仅要求按照一定的研究框架清晰地描述问题,而且要求按照一定的理论深入地分析问题。比较教育研究不仅可以运用教育学的理论,也可以借鉴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组织学、管理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如结构功能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教育人种志、解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依附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现象地图学、谱系学等。研究范式的转型不能为理论而理论,或者理论与问题相分离,而是理论服务于问题,更深入、科学地阐释问题。
5.创建中国比较教育学派
学派是由对某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有共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学者构成的共同体。学派的形成,既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条件。只有不同学派在学术上展开激烈争论与批评,才能促进学者共同体研究范式的改进和学科的发展,才能通过不同学术观点的阐扬以求得问题的解决。
从庄泽宣在大学讲授比较教育课程到现在,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学者群体,但是还不能说形成了自己的比较教育学派。近20 年来,顾明远先生倡导研究教育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在文化研究范式方面开了先河;薛理银和顾明远先生把国际教育交流论坛作为比较教育方法论框架,开拓了比较教育的新天地;王长纯教授从认识与理解全球化与地方化复杂互动的时代特点出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这些新的理论、研究范式的提出,使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向形成学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还不是成熟的学派。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应该有意识地发展独立的学派,促进不同的学派之间展开争论和争鸣,并力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比较教育学派。
6.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国际化的时代,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与世界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加强中国比较教育学界与世界比较教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界不可能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2011 年成功地解决台湾地区比较教育学会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名称问题、中国比较教育学会恢复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活动以后,中国比较教育学者逐渐融入到国际比较教育学者共同体之中。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应该充分利用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将在中国举办2016 年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王英杰教授担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副会长的历史机遇,加强与WCCES等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组织、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站在学术制高点开展国际对话;通过联合建立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合作研究、合作发表、联合学位项目等,全面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新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双向的。我们不但要把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经验引介到国内,而且要把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和经验、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扩大中国比较教育学界的国际影响力。
摘要: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推动着教育的大变革,从而为比较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承担着阐释教育规律、总结教育经验、引领教育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国际交流等重大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拓展研究领域,服务国家发展,打造学科特色,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派。
新时代下企业青年员工的激励研究 篇10
1 新时代的涵义
时代的车轮从来都是奔流向前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 新时代有着不同以往的社会和经济特点, 下面首先分析新时代下经济和社会出现的新特点。
1.1 新时代下经济的新特点
新时期国民经济在依然保持快速稳健增长的同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商业形态和新的商业模式。现行体制下国家积极鼓励青年人创业, 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高新科技企业发展, 伴随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和崛起, 必然会给国内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在这点上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9月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总设想和总规划, 这一宏伟战略的提出使亚洲、欧洲、非洲联系的更加紧密, 互利和协作达到了新的高度, 充分体现出世界经济共同体和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到来。
1.2 新时代下社会的新特点
新时代整个中国社会已经达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市场上都可以提供琳琅满目的各式商品, 而且居民的工资水平逐年增长, 可用来消费的收入越来越多。那么现阶段居民消费的特点已经从以前的理性消费变为感性消费, 哪个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打动消费者, 消费者就会选择购买它。
新时代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 通讯电子产品和其他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人们更加注重提高精神生活品质。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 社会经济、法制、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越来越透明化和公开化, 通过网络平台人们的言论更加自由,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多时候都是通过网络, 很多人在网络上都能找到具有相同兴趣和爱好的群体。而且新时代, 社会文化业呈现出多元化, 更体现了包容的特征。
2 企业青年员工的特征
青年员工是企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在新时代下他们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 这些特点会影响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要有效激励青年员工就必须先了解青年员工的特征。
2.1 青年员工的学历相对较高, 工作更倾向于自我价值的实现
由于我国早年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和如今大学录取比例的提高, 新时代的青年人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 他们大多都毕业于普通高校或一些中高职技术学校, 有着专业知识和较高的综合素质。这使他们的工作能力相对较强, 容易适应工作环境。
新时代的经济发展给青年员工带来了丰厚的物质生活,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他们不再追求生理和安全的需要, 而是更看中工作能否实现自我的价值。
2.2 青年员工的抗压能力较弱
青年员工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发展的美好时代, 社会环境稳定和平, 经济繁荣发展, 文化多元并包;而且大多青年人的家庭环境也是富裕美满, 青年人从小到大的成长父母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照顾。这种顺境除了带给青年员工自信乐观、开朗向上的性格之外, 也使他们很少经历挫折, 抗压和抗挫折能力相对较差。一旦遇到压力和挫折, 就缺乏足够的处理能力。
2.3 青年员工更喜欢互联网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身处“互联网+”的时代, 大部分青年理所当然的成为互联网的狂热者, 网络改变了青年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工作中, 网络为信息传播带来便捷, 工作中需要通知的事项及需要提交上报信息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 且在信息化管理越来越普及的形势下青年员工能更快更好地适应工作要求。当然互联网也可能给青年员工带来负面影响, 如上班时间上网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在生活中, 青年员工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进行人际交往, 业余时间也更喜欢在网上购物、游戏及发表观点。
2.4 青年员工更喜欢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
企业制定规章制度必不可少, 这对于规范和引导员工行为可以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 也便于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年龄偏大的中老年员工自我约束力教强, 他们大多已经习惯了这种制度化的管理方式。但对于大多数青年员工来讲, 他们更加崇尚个性, 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他们不喜欢在他人的监督下工作, 更加喜欢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
2.5 青年员工对事业忠诚大于对组织忠诚
青年员工尤其是随着90后进入职场, 他们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较差, 对组织的忠诚度往往更难培养。青年员工更趋向于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事业的发展, 变换工作较为频繁, 和中老年员工不同的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在一个企业干一辈子。
3 对企业中青年员工的激励措施
3.1 管理者绝不能忽视对青年员工的物质激励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物质需要永远是人的第一需要, 人只有在物质需要满足之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对于青年员工而言, 所获工作报酬的多少是自身价值的体现。企业的高薪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优秀员工的加入, 另一方面对青年员工会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首先, 随着物价水平一直攀高, 买房、结婚、生子给青年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他们大多数在生活中承担着按揭贷款, 所以高薪必然成为青年员工所追求的方向。其次, 青年员工和中老年员工相比, 他们的工作年限较短经历较少, 没有中老年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度和忠诚度高, 青年员工稳定性差, 所以物质激励必将成为企业管理者激励员工的一项重要措施。
3.2 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激励青年员工
根据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工作和生活环境属于保健因素, 如果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会使员工不满意, 从而产生消极情绪影响工作效率, 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会对员工起到激励作用。由于现在的青年员工抗压吃苦能力较差, 他们很难适应和忍受较差的工作环境。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首先体现在硬件设施方面, 舒适的温度、空气、光线、声音环境可以给人带来心情愉悦, 先进的办公设备和充裕的办公用品办公资源可以减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和负担, 提高工作效率。其次, 良好的工作环境还体现在工作制度和人际关系上, 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灵活的管理制度可以使员工得到更多的关怀, 融洽的人际关系更能让员工安心工作和努力工作。
3.3 帮助青年员工成长, 对他们进行事业激励
青年员工对自己的工作前景充满期待, 都渴望能够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得到同事和上级的认可, 能够成就自己的事业。企业管理层对于青年员工要给出一个清晰的职业上升通道规划, 让青年员工能够非常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公司通过培训、进修、挂职锻炼等多种渠道帮助青年员工成长, 通过事业机会和成长机会来激励青年员工。
3.4 加大与青年员工的交流沟通, 通过人文关怀激励青年员工
青年员工同样渴望被尊重被关怀, 要激发青年员工的工作热情, 管理层需要对青年员工实行人性化管理, 给予他们多一些的人文关怀, 也要创造更多的沟通渠道, 了解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以便给予更多帮助和关怀。通过交流沟通, 一方面青年员工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企业的创业动机、传统、使命和目标, 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也可以更多的了解青年员工对企业的管理建议和发展提议, 让青年员工增强自身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 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而青年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对工作的积极性尤为重要。基于此, 本文阐述了新时代的涵义, 概括了新时代企业青年员工的特征, 最后提出了要重视对青年员工的激励措施, 即物质激励、事业激励, 以及人文关怀激励。
关键词:新时代,青年员工,激励
参考文献
[1]李玉, 聂亮.探讨如何有效发挥青年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J].职教平台, 2015 (1) .
[2]张力.析新时期青年员工的管理[J].胜利油田职工大学学报, 2009 (6) .
培养大国工匠是时代使命 篇11
应当说,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人才基础应该是技工”,要求“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驱动是实现“双中高”的新引擎。而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这就迫切需要加快技工教育改革创新,推动职业培训转型升级,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最大限度激励释放创新活力。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
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然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我国技能人才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截至2015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为1.65亿,仅占就业人员的20%,高技能人才总量4501万,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7.3%,掌握“高、精、尖”技术的高技能人才数量更少。而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制造业强国,高技能人才的数量占到技能劳动者总数的40%以上。
与此同时,技能人才队伍产业分布不均衡,高技能人才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分布多,在民企和中小企业少;在传统机械加工类工种多,新型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少。而且,四成以上的技师、高级技师年龄超过46岁,人才断档问题突出,年轻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要夯实先进制造业人才基础,必须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模,进一步优化技能人才队伍结构。
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也是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必然选择。随着世界范围内创新要素加速流动,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进程不断加快,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加速态势,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
美国成立制造业创新网,要做“制造业大脑”,试图重振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德国提出“工业4.0”。印度推行积极的产业扶持政策,拟在“印度制造”和“数字印度”之间实现互联。为此,许多国家都把职业技能开发作为重振制造业、助推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纷纷制定促进职业技能开发、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国家战略。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我国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要想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迫切需要一大批适应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公共服务需要的技术型、创新型、复合型技能人才,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技能人才制度优势。
必须直面差距与瓶颈
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技能人才队伍的较大差距,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就是社会观念尚未有根本转变。“重学历、轻能力;重装备、轻技工;重理论、轻操作”的观念尚未被扭转,技能成才对青年和学生吸引力不强,企业职工和青年学生缺乏学习技能的积极性。
从人社部门管理的技工院校情况看,目前全国共有技工院校2545所,普遍面临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资金缺乏的难题。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技工院校也无法享受到同等层次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教育费附加等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技工院校在校生322万人,72.9%的学生来自农村,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城乡贫困家庭。从近几年招生情况看,从2012年起,已经连续4年招生下滑,这其中既有生源减少的客观原因,也反映出技能成才对青年吸引力不强。
其次,政策制度亟须改善。在评价政策方面,学历仍处于人才评价的主体地位,职业技能评价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现实中,职称评定、职位晋升等都与学历挂钩,这对于学历偏低或无学历的技工院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而言,是不公平的。
在用人政策方面,无论是公务员录用,还是企事业单位招聘,动辄就要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造成学生们千方百计挤上大学这座“独木桥”,而不愿上培养技能人才的技工院校。
在待遇政策方面,技能人才在工资定级、落户等方面,都与其他人才有较大差距。人才评价使用和待遇政策上的不完善,导致技能人才上升空间有限、职业发展通道不畅、收入水平偏低、社会地位不高等问题,对技能成才造成障碍。
第三,数量结构有待优化。与十年前相比,我国技能人才队伍的数量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总数的20%,高技能人才仅占5%,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人才断档现象严重。从市场供需来看,近年来,我国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人力资源市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第四,人社部门的工作力度还需加大。为推动技能人才工作,国家启动了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百城技能振兴专项活动、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行动”)、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专项行动等重点行动计划,但是工作力度还需加大。
具体来讲,一是要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目前,职业资格证书社会影响力、公信力不够,证书含金量不高,与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保障等环节关联不够紧密,未能真正成为技能人才就业和职业发展的“通行证”。
二是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方面的主体作用需要充分激发。技能人才能否更好发挥作用关键在企业,要调动企业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上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企业更加重视技能人才工作,落实好技能人才待遇政策,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三是全社会重视技能人才工作的氛围需要进一步营造。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在社会上更好地营造“尊重劳动、尊重技能”的良好环境。
紧紧抓住重要契机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契机,必须紧紧抓住。
一是大力实施技能振兴行动。继续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抓好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技师培训项目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技师、高级技师培养为重点,以提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核心,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精湛技艺、高超技能和较强创新能力的“大国工匠”。
选择一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集中的城市,试点建设国家技能振兴综合示范区,探索体制机制、制度政策和路径模式创新,打造改革“试验田”。
2016年,国家将研究制定《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以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目标,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学习工作终身,适应劳动者需求的职业培训制度。
实施企业职工技能提升计划,全面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十三五”期间力争使新进入企业的职工都有机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企业技能岗位的职工得到至少1次技能提升培训。大力推进技工院校改革创新,构筑广覆盖、高层次、多形式的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推动建设职业训练院。
二是改革评价制度,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当务之急是健全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加快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改革进程,突破年龄、学历、资历和身份限制,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鉴定、企业技能人才评价和院校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
探索创新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和做出重大贡献的高技能人才评价方式,制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办法。推行技师、高级技师聘任制度,探索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推动解决高技能人才在公务员考录、企事业单位招聘、确定工资待遇、职称评定、职位晋升等方面享受相应待遇政策问题,构建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
三是以技能竞赛为舞台,促进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推动企业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形成以世界技能大赛为龙头、以国内技能竞赛为主体、以企业岗位练兵为基础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全力备战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展现中国技能水平和青年技能人才风采。打造“中国技能大赛”品牌,持续扩大技能竞赛影响力。
四是提高待遇水平,加大表彰激励力度。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推动技术、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着力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水平,使广大拥有一技之长的“蓝领”工匠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主体。
加强高技能人才表彰工作,提高奖励标准,扩大高技能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数。制定高技能人才激励办法,使其在聘任、工资、带薪学习、培训、出国进修、休假、体检等方面享受与工程技术人员同等待遇。指导各地区、各行业企业加大对高技能人才奖励力度,并按照有关政策落实相应待遇。对职业技能竞赛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技能人才,特别是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要加大精神和物质奖励力度。
新时代青年的时代使命 篇12
关键词:青年导演,青年受众,自我诉求
2014年的电影暑期档绝对是空前火爆的一年。7月份单月票房成绩就突破36亿元,接近2008年全年票房成绩,今年暑期档以6月27日《分手大师》和《变形金刚4》同日上映为开端,至8月31日暑期结束。在与好莱坞大片争取票房之战上,国内涌现的青年导演集体发力,功不可没。其中跨界新导演邓超的《分手大师》以6.6亿元的高票房收官,作家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票房同样高达6.3亿元,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3》以5.2亿元高票房收官,至此,其《小时代》系列票房已累计超过13亿元人民币。[1]
根据人人网,艺恩咨询数据于2014年10月联合发布的《2014年轻人群电影风向标》,19- 30岁的年轻观众占总观影人群的51% ,青年们已是电影观众的主力军。邓超、韩寒、郭敬明三位跨界新导演的成功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不同的身份背景和多元的成长路径,这也造就了他们多元的创作风格,无论选择哪种题材与类型,他们讲述的故事都力与年轻的观众产生共鸣。[2]青年导演与年轻观众共鸣点的背后,彰显的恰是新时代青年受众心理自我诉求度的扩张。
一、对自我诉求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者对“自我诉求”(self- advocacy)还没有专门的研究与统一的界定。杨伟涛在分析中国道德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体现研究中,把自我诉求界定为:成就自我、追求自由、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3]邓惟佳通过对国内“美剧网上迷群”自我认同建构的研究,认为网民在虚拟社区中追求“社会地位”属于自我诉求的一种。[4]
国外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自我诉求(self- advocacy) 伴随着帮助残疾人获取更多的公民权利而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更多地开始被心理学概念“自我决定” (self- determination)取代。[5]国外学者把自我诉求界定为:不管是学校还是职场,能够说出我们想要的需求的能力 (Eisenman,L.T.,&Tascion,L.)(2002),自我意识(self- awar e ne s s)和自我实现(s e lf- re alization)被认为是自我诉求的两大基本元素,即自我诉求建立在,首先是“对自己个人的力量、能力、缺陷和特殊学习需求的最基本认识”之上,其次是“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独特的才智去提高自身生活质量”(Doll,B.,Sands,D.J,Wehmeyer,M.L.,&Palmer,S.) (1996)。[6]
本文结合年轻观众在2014暑期档呈现出来的观影特征与国内外文献研究,提出:自我诉求即是新时代背景下的青年们因个人主体意识增强,而对掌握话语权、提升自我价值, 实现理想自我的渴求。
二、时代背景加剧青年自我诉求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刺激,西方文化的入侵, “多元的文化背景下,人文思潮进一步得到发展,人们越来越主张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权利”。[7]尤其是生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新青年们,在对社会信息的占有能力愈发强盛之际,其自我主体意识也越来越强烈。新媒介在改变青年生活形态的同时也极大地重构了青年关注整个社会的节奏和方式。[8]新媒体时代的青年们得益于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便利性,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来源与话语权。因此,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也远远早于他们的父辈。
借助于网络社会交往中的“处处都与满足他们的自身需要和目的有关”[9]的特征,青年们更容易了解自身的才智和缺陷,并在面临着国际化的社会背景下,比以往更加渴求在群体中展现自身优势,及早实现理想自我。
三、三位青年导演电影对当今青年受众自我诉求的满足
个体主体性体现于个人发展的多维度、多向度和立体化状态,其内在结构正体现于知、情、意三个方面。[10]而青年导演电影的成功恰在这三个方面满足了青年受众们心理上对现实生活的自我诉求。
(一)认知诉求的满足
戴安娜·克兰所著《媒体与都市艺术》对成功的电影如此定义:“成功的影片吸引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的人们”。受众观影的目的之一即是通过观看影片以感知现实形态。电影媒介参与构筑了人们对世界外观形态的感知方式。[11]电影作为视听传媒拥有此种效应,是因为其内容中的人物、人物的经历和命运与受众相似或相通,甚至符合受众的前期期待,从而形成受众自我与非我的同一。
三位青年导演跨界执导影片之前,已然在受众心中树立起了其自身独有的印象。邓超作为国内知名演员,在执导之前呈现在观众视野中的日常形象即是耍贱、扮疯尽展其“人来疯”之态,故观众在进入影院看到《分手大师》中他各种挤眉弄眼、手足舞蹈地耍贱,在各种身份、职业、肤色、性别间转换时,毫无悖离感的笑得前俯后仰。《分手大师》虽被批为低俗喜剧,但其迎合了现代青年观众以娱乐为目的的观影期待。在年轻人偏好的电影类型中喜剧电影占比59% ,成为年轻人最喜欢的电影类型,而在年轻人三大娱乐方式———看电影、听音乐、宅中,看电影占整体比例84% ,位列年轻人主要娱乐方式第一位。[12]同样,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虽被批为“段子集”,但其带有忧郁文艺气息的韩式风格,符合导演在社会大众视野中塑造的形象。
观众进入影院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并“在与影视作品的交互过程中产生认知感受”。[13]观众们通过电影进一步地验证以往对“偶像”的定向认知。
现代社会的青年们兴趣广泛,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虽然三位青年导演的电影备受舆论指责,“其叙事风格均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创作者更在意故事小品以及蒙太奇小段落的喜剧效果叠加而忽略逻辑性”。[14]但一定程度上,这恰代表了新生代导演具有的解构主义思想。生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导演们和广大青年一样受“青年反叛”的亚文化思潮的影响, 他们对文化的认知更加感性和开放,并通过电影这一话语权表达了对传统理性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解构与批判。观此类影片对于兴趣广泛、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受众们来说则是不受约束的、天马行空式的认知感受。
电影媒介对于现实的想象是复杂多样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电影对于现实的想象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15]在全媒体消费主义与互联网精神合谋共生的时代背景下,青年导演对现实的想象已变得愈加轻浮与感性。《小时代》展现的是以感觉为中心的,不受群体约束的时尚、精致、童话般理想的青年世界;《后会无期》将自身定位为公路片,展现的却也是怀揣不同理想的青年们生活在现实规则下的各种迷茫;《分手大师》则是主人公耍贱式地在各种职业、身份,年龄间的不停跳转。其所受青年受众之追捧,说明了青年受众们相较于传统时代父辈们对社会的认知已经发生改变。认知的改变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有意识的过程,受众感知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情景,结合自己的心理需要和动机倾向,最后在满意度上发生相应的改变。[16]
(二)情感诉求满足
就电影艺术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情感意义上的共享,起着陶冶与沟通,意义共享和情感共鸣等作用,形而上是阳春白雪的净化,形而下是下里巴人式的参与狂欢。[17]三位青年导演的电影满足受众的情感诉求表现在受众的认同满足与体验满足之上。
在影院观影的过程中观众能体验到一种群体的认同,随着电影情节所有观众一同欢笑或者感伤。“对各种群体的想象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的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感情,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声和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像出来的离奇的故事”。[18]三位青年导演电影被很多人称之为“粉丝电影”,即其票房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受自身粉丝的追捧,而非电影本身的吸引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郭、韩两人粉丝群体对偶像影片的绝对支持。这种力量以情感性为依托,在“非理性”动力的助推下,更在乎的不是影片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性,而是与偶像生命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忠诚度”。[19]韩寒和郭敬明的粉丝选择“力挺”自己偶像的同时,同样表达出了对对方的厌恶,并激发网络口水大战。在观影及维护自己“偶像”的过程中,受众们可以感觉到自己是某一群体的一部分而不至于产生被群体排除在外的孤立感。
观影的功能之一,是可以为观众提供短暂的愉悦,受众在观影过程中跟随故事情节的起伏经历一种暂时脱离了现实的快感。观众去影院观影,具有自愿将自己暂时设定为“有限理性和高度感性状态”的精神动机。[20]
2014年,6成年轻电影观众倾向于从社交网站上了解新片资讯,86% 会主动分享电影相关资讯,而74% 的年轻观众认为自己会受到社交网站上电影口碑的影响。[21]在受众主动参与电影发行的互动活动、了解影片资讯并分享与评价的整个过程中,受众获得了存在感与价值认同感的体验。体验是本身代表一种意境存在的,先前没有被清楚表达出来的经济产出模式。[22]三位导演电影的营销方式都很“接地气”,与观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从内容开始创作直到影片上映,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们利用网络平台最大限度地参与进和电影主创人员的互动之中。
不仅如此,2014年暑期档还出现了新的营销方法:“弹幕电影”。“弹幕电影”即在电影放映过程中,观众通过手机短息或Wi Fi发送的评论可变成字幕并在电影屏幕的一侧出现,或者直接从大银幕上飘过。[23]《小时代3》和《绣春刀》分别举行了弹幕电影的放映,引发了新一轮的观影潮。
得益于新时代互联网技术的提升,影片制作方也实现了与受众的双向互动式体验,并在票房销售业绩上更进一步。《小时代》的出品方指出,他们使用郭敬明的粉丝构成、数量特征,社交网络上人们的评论,转载转发情况和档期特征来预测其票房结果大约在4.7~5.2亿元之间。最终结果确为发行方所预料。[24]影片制作发行方在依据受众的观影习惯、参与程度、评价内容等进行整合分析并作用于受众时,受众无形中也在影响着影片的发行甚至创作,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三)意志诉求满足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过程。在观影过程中,受众的意志诉求表现为通过影片来寻求自我实现的满足。电影可满足受众身临其境, 对荧幕角色感同身受,借助于体验主人公的成功来慰藉现实生活中自我还未实现的落差感。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指出:“生活风格、品味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模式,既是个人和社会集体自我区分和自我表演的方式,也是社会区分的原则”。青年们乐于将自己与长辈社会区分开来,借助于新媒介搭建的平台,他们宣告着为自己代言,并塑造出诸如“文艺青年”、“普通青年”、“屌丝”等的符号标签。青年受众们通过社交网站等网络平台宣告自己对不同类型电影的选择与喜好,恰是青年式自我的符号化。
青年导演利用电影或天马行空或不拘一格地表达自己在社会中的话语权,积极地证明自己的存在,相较于传统电影的克制与理性,三位青年导演的电影呈现出不同的后现代风格。郭敬明的电影隶属于大都市中谋求精致、优雅、时尚元素的俊男靓女们,不食人间烟火般的童话生活展现;韩寒的电影所欲表达的即是活在当下的青年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抗与无助,昭示理想与现实碰撞时带来的淡淡忧伤式的文艺气息;邓超的电影恰迎合了当今社会的快餐式文化。
三位的电影塑造了相同时代下不同的社会情景。情景常为我们提供有关自己特性的一些线索,自我概念会强烈地受到使我们区别与其他人的因素的影响。[25]同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西奥迪尼认为:“当不同的情景提供不同的机会时,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看起来与自己的愿望、目标相匹配的机会”。青年观众通过选择不同的影片类型来加以观赏,并对之发表或褒或贬的评价,这一选择、评价的过程即是青年们自我的符号化。而通过“符号化”自我,实现区别于长辈、同龄人的目的。
三位青年导演的电影从发行制作到上映的整个过程中, 均有活跃在网络平台的青年受众们的一席之地。在满足青年们对话语权渴求的满足感之外,电影故事背景也立足于当今时代,迎合着时代症候的同时也紧紧贴合着新时代的鲜明特色。青年受众在与电影的完整互动过程中体验着“个人”所必须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需要的满足感,三位青年导演票房的成功原因恰是他们熟谙青年受众对得到满足感的强烈渴求。
四、结语
在肯定青年导演们给电影市场带来了新鲜的思维与活力之时,也不得不思量其体现出的现实缺失感与在引领青年受众正确关注社会现实境况上的失职。邵培仁教授在《华莱坞的想象与期待》一书中提出:“华莱坞在文化觉醒后的电影蓝图应该是在积极吸纳和借鉴好莱坞的先进理念,管理智慧和经营谋略,在合理继承和革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寻华莱坞同世界接轨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独有模型、特色。”[26]青年导演电影的成功印证了新时代的症候,对传统理想主义的批判、对历史厚重感的戏谑、对当下生存方式的嘲弄等不同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导致了年轻人观影心理特质呈现为贴近经济话语而回避政治话语,关涉自我而远离终极关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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