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

新时代社会（精选12篇）

新时代社会 篇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以说,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充满了对道德方面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既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又是我们奋斗的过程。这个目标的实现, 一方面要以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为基础, 一方面要以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保证。雷锋精神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最高境界:助人为乐, 爱民如己, 克己奉公;工作兢兢业业, 日常温良恭俭让;积小善为大德, 持美德于终身。可以说, 雷锋精神的每个方面都体现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 体现着社会主义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良知。雷锋精神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呼唤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道德支撑。

一、呼唤新时代的雷锋精神的现实意义

“雷锋精神”中的系列道德元素, 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 也是全人类应有的价值追求。当前, “雷锋精神”已经传到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 可以说雷锋精神不但属于中国, 而且属于全世界。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称赞:“雷锋品牌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几十年来, 在平凡中默默奉献, 在帮助他人中获得内心快乐的雷锋精神, 永远是抚慰我们心灵的可亲、可信、可学的现实榜样。无论时光流逝, 雷锋精神不仅没有褪色, 反而在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温暖着你我, 感动着世界。

1、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

当前, 我国正处在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 正处在全力推进全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 对于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统一思想、凝神聚力, 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振奋精神、推动发展、促进和谐, 激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热情, 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有利于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

当前, 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国内社会意识日益多样多元多变, 迫切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3、有利于培育人们的爱国情感。

雷锋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处处以国家、民族、集体利益为重, 充分表现了国家主人翁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就是要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像雷锋那样, 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不怕牺牲, 坚持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这对于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尊、自信、自强意识, 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积极意义。

4、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尤其需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像雷锋那样积极进取、锐意创新, 坚持用科学理论和各种有益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主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努力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 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5、有利于推动良好的社会风尚。

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亚当·斯密说, “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 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去克服市场经济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 倡导艰苦创业、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奉献精神, 呼唤顾全大局、忠于职守、克己奉公、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的主人翁态度, 努力建设相互尊重、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和谐融洽的良好社会风尚。呼唤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价值追求, 恰恰是填补监管空白、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和品质的精神力量。当人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的同时, 倾听道德良知的深沉呼唤, 引领人们在物质浪潮的冲刷中坚守价值理念、彰显道德追求。通过道德情操, 克服市场制度本身的天然性不足, 让财富和才智运用到更加高尚的目的, 这样的市场制度才更加完善, 更加有益于人的生存, 更利于社会的发展。

二、呼唤新时代的雷锋精神的推进作用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国家新型人际关系孕育的产物, 雷锋精神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激发人们的进取心, 在新的历史时期, 在新的形势下, 学习雷锋, 发扬雷锋精神, 把这种精神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上。

1、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呼唤雷锋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

雷锋的“钉子精神”, 是艰辛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雷锋的生活准则。用“挤”和“钻”的“钉子精神”, 努力学习革命理论, 刻苦钻研业务和技术, 苦练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这是雷锋精神的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的突出写照。当今世界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为激烈。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此, “钉子精神”所具有的时代内涵, 则集中体现在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刻苦钻研现代本职业务, 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尤其要把“挤”和“钻”的“钉子精神”用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新上, 自觉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2、构建和谐社会的爱国情感呼唤雷锋一心为公的工作精神。

雷锋的“傻子精神”, 是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古人云:“持公去私, 民其允怀”。雷锋的“傻”, 来自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源自于对幸福真谛的感悟。他认为, 一个人仅仅为自己而活着, 这样的人生是渺小的。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的追求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 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历史洪流中去, 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才是壮丽的人生。这充分体现了雷锋精神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其内涵就是一心为公, 这是他人生精神满足的特质。时下, 人们在内心呼唤雷锋, 呼唤他所代表的“傻子精神”, 正是一种理智、良心的回归, 因为这种精神是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光明前景紧密相联的。

3、构建和谐社会的爱岗敬业呼唤雷锋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

不怕苦、不怕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钉子精神”, 是雷锋精神实质在事业上的具体体现, 是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爱岗敬业精神也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础和核心, 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服务人民、辛勤劳动观念的具体体现, 是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必须大力弘扬的精神。爱岗敬业, 要勤恳,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坚守岗位, 勤恳工作, 才能完成工作的量, 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爱岗敬业, 要悟性, 这是深一层的要求。认真学习, 精通业务, 才能保证工作的质, 按质完成工作任务。爱岗敬业, 还要肯钻, 这是适应形势的要求。钻研新技术, 解决新问题, 才能不断创新, 应对变化, 创造更多的新成绩, 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 勤恳、悟性、肯钻, 是新时代爱岗敬业的很好注脚, 是我们每一个甘于默默奉献于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的人, 应该好好学习、好好体会。弘扬爱岗敬业精神, 让更多平凡岗位上的人们勤勤恳恳, 刻苦钻研,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才能顺利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4、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团队呼唤雷锋助人为乐的合作精神。

先人后己, 助人为乐、诚实守信, 与人为善, 这是雷锋精神高尚道德行为的具体体现。它既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又体现着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 对当今全社会形成平等互助、团结和谐的新型人际关系和良好道德风尚起了极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今天, 一切的成功都必须通过合作来实现, 如果我们没有为他人服务的思想, 没有助人为乐的精神, 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是难以获得成功的。一个团队, 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 不团结互助, 这样的团队是没有竞争力的。所有的团队都在努力寻找雷锋式的人员, 因为这样的人员不仅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的最好, 还会额外做许多。他们面对任何困难都不会寻找借口, 而会自动自发、尽职尽责的完成任务。

5、构建和谐社会的稳步发展呼唤雷锋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这是雷锋精神极具特色的本质内容。他秉承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民族精神, 光大了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革命传统, 体现着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和财富的不断增加, 我们既要不停致力于增强文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 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又要始终提倡勤劳节俭、艰辛奋斗的生活态度和工作作风, 继续笃志苦干, 努力勇往直前, 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6、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呼唤新时代雷锋的正义精神。

对物质的过度追逐, 必然导致精神上的蜕变。在经历了一系列诸如“小悦悦事件”之后, 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来弘扬社会风气、重塑正义精神。呼唤新时代雷锋的正义精神, 就是对于一些不良现象和不对的事情, 敢于坚持正义, 敢于批评和揭露不妥或者不法行为, 敢于坚持真理, 扶正祛邪, 敢于坚持原则, 主持正义, 敢于挺身相助, 及时伸出援手, 献出爱心,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讲正义、树正气、立新风。

三、呼唤新时代的雷锋精神的体系建设

雷锋精神是一个平凡的人立足平凡岗位铸就的崇高精神财富, 比如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 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这些精神要素人人都需要学, 人人都可以学, 而且人人都可以立足平凡岗位、立足点滴生活能够学好。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必须进一步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化内容, 发挥雷锋精神人人可学的优势, 以人格化的示范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1、增强实践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前提。

雷锋精神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就在于雷锋始终立足实践, 从点滴小事做起, 将崇高的道德追求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实践。因此, 增强实践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前提, 在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中必须把实践作为第一位的要求,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持知行统一, 不仅把雷锋精神熔铸在自己的灵魂深处, 而且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增强群众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基础。

学雷锋活动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 不是某个组织、某个行业、某个人的单独行为, 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 唯有众人拾柴, 才能燃起炙热的火焰。这就需要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主题实践活动, 扩大社会参与度, 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学雷锋的意愿, 畅通广大干部群众学雷锋的渠道, 优化学雷锋的社会氛围, 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快乐参与中感知雷锋精神的魅力, 使广大干部群众感到雷锋并不遥远、就在身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高深、人人可以践行, 将学雷锋活动变为亿万群众自觉参与、躬身践行的活动。

3、增强长效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关键。

要实现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长效性, 更要应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的作用, 广泛开展行业学习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大、中、小学主阵地作用, 把雷锋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德育课程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大力宣传各行各业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志愿者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 把学雷锋活动同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结合起来, 在全社会营造学习雷锋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浓厚氛围。

4、增强制度性是呼唤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保障。

要把学雷锋行动纳入制度化轨道。一是在机关、企事业单位规章制度中植入雷锋精神, 将雷锋精神分解成若干个组成部分, 在规章制度不同条款中分别加以体现。这样做的好处是潜移默化, 让人们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 进而养成学雷锋的好习惯, 提高人们忠诚履行使命的整体效能。二是要制定相关的法规, 并为学雷锋的人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对评选出来的学雷锋标兵给予适当的奖励。因为制度的完善, 可以让广大的人民在学雷锋中有社会道德安全保障, 确保助人为乐者的合法权益, 减少助人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法律风险。

新时代社会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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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征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新时代合格公民

山 课 件 5 k J.om 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征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新时代合格公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合理的、符合我国历史国情的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高度凝练与概括，通过不断完善、不断修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我们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南。做新时代合格公民，要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作实践，通过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并通过学以致用，确保精神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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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核心是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准要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等基本内容，进一步明晰了我国新时期发展方向。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质，就要真正将精神学深学透，弄懂弄透。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学习领会两会精神，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及时观看党政理论专题宣传片、历史文献纪录片，增强对党组织、国家的认同感和荣誉感。

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重点是准确理解基本内涵加深基本认识

在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更要深刻理解精神的基本内涵，加深对精神的基本认识，通过系列学习活动，学习先进典型，传承榜样力量，从榜样身上领会精神，通过学习学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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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学出使命，学出担当。

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可以从榜样身上学习他们立场坚定、锐意进取的精神品质，汲取他们砥砺前行的奋斗力量。从一心为民“当家人”陕西省黄陵县索洛湾村党支部书记、基层干部柯小海身上学习振兴乡村建设的奉献精神，从复旦大学教授钟杨身上学习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埋头一线的敬业精神；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身上学习不畏艰苦，投身火药实验，治学态度严谨，求是创新的为国精神。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有利于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内涵，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要通过深入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使命担当。坚定理想信念，坚定责任使命，以榜样力量引领自身发展，以精神实质引领工作发展，踏实工作，坚定理想信念，做新时代合格公民。

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关键是积极实践强化落实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需要学以致用，积极实践，与工作、学习相结合，加强理论武装头脑，加强思想指导实践，在实践中领会思想，在学习中强化工作落实。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头脑、进思想、进心灵。

积极参加学习实践活动。与工作实际相结合，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积极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积极学习《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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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图书内容、领会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并撰写学习心得体会，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具体行动，强化学习效果，提高自身政治素养。

积极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进行学习专题研究，将思想弄通弄透，自觉查摆不足，全面把握内涵，通过谈认识、谈体会，集中讨论学习，撰写研究报告，形成科学认识，如在十九大召开期间撰写十九大精神学习交流材料，将学习十九大心得体会及时上报；在两会召开期间进行集中学习，进行专题研究，交流学习经验，增强学习实效。

积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训活动。对单位、社区开展的思想培训活动、专家学者讲座报告等内容认真聆听，及时记录，加强学习，领会内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公德等内容的培训，对单位开展学习的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式选择及时献言献策，确保活动开展既新颖又具吸引力。

多渠道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习、领会的基础上，还要积极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在群众中采取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法开展宣传活动；在社区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基层，形成人人了解、人人学习的浓厚舆论氛围。

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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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对于新时代公民来说，更应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伐，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祖国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春天的到来。

风险社会时代的社会管理 篇3

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因地震而产生爆炸，核泄漏、核污染一时间成为了舆论焦点，也使核危机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除了核能污染，当今社会其他危机也频繁发生。从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含有致癌苏丹红的咸鸭蛋，到含有“瘦肉精”的知名企业的肉制品，以及被化学制剂染色的馒头；从信息的全球化到“躲猫猫”事件等网络时代信息快速传播引发的信息危机；从全球每年消失森林近千万公顷，到世界珍稀物种大幅骤减……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等无处不在、形式层出不穷。可以说，“我们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在这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里，如何才能找到一条能有效应对威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政府又如何面对现实提出的种种挑战？德国著名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已愈加受到关注，并为我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一、风险社会理论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我们的生存环境正成长在“现代化”这一必经阶段中。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达到工业文明的水平，而经历的军事、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各领域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诸如：驱动力、享乐主义、价值观丧失、民主化……成为了现代化社会的形容词。从定义及这些语汇中，我们可以感知：现代化自身即包含着动态的、开放的、多元发展的以及不稳定的种种内质。这些内质折射出现代化的冷酷面。例如：在军事领域，广岛、长崎还未从原子弹的阴霾中振作，各国的核武竞赛却如火如荼；病毒变体在抗生素的滥用中“张牙舞爪”，生物科技正在创造未知的危险。可见，现代化为各领域的兴起、发展提供了生长背景和土壤的同时，其土壤中也滋生着各种难测的风险“细菌”。这些“细菌”一旦有了适宜的生长条件就有可能成几何倍数般疯长，甚至引起突发的社会危机及震荡。而我们现在所要理解的“风险社会”恰恰处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现代化”背景中，它作为与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文明一同发展的现代性概念正疾步迈入我们的视野。

（一）“风险”概念

1.最初的“风险”——环境危机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首先把“风险”具体为环境污染问题及其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我说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2]例如，1952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即由于大量耗煤使尘粒浓度达到平时的10倍，二氧化硫浓度最高时达平时的六倍并最终形成酸雾，致使大量人群突患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人数较平时成倍增长。还有印度博帕尔事件，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的农药厂，因操作不当，致使地下储罐内剧毒的甲基异氰酸酯因压力升高而爆炸外泄，造成人畜大量死亡，受害面积达40平方公里。可以说，贝克最初将“风险”狭窄地置于环境的单一层次。

2.“风险”升级——发展制造危机

但现实问题显然不仅局限于最初“风险”含义中的环境危机，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着诸如价值观丧失、诚信滑坡、贫富分化加剧等心理与道德、社会与文明等领域的危机。在此背后更深层的思考在于，较之工业社会之前人类面临的多种威胁，与现在所讨论的“风险”又有何不同？对此，贝克指明，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其基础是工业的过度生产，并不等同于以前多由外因造成的自然威胁。“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1]也就是说，贝克提出的“风险”是人为的，其原因并不是发展不够而是发展过度，它不是我们急于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的原因而是现代化本身的结果。可见，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至此已经升级。

3.“风险”之巅——一种新社会

到此，对“风险”概念的理解就涉及反思性的现代性理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2]“風险概念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风险概念表明了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3]也就是说，风险文明已经被提升到了与工业文明同等的高度、并列的“身份”。所以，在工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风险不再是可被具体化的问题（例如，贝克最初提到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再仅仅是社会的一种特征，而是社会的本质。全世界正处在这样的“风险社会”的内部，抑或可以说，我们的全球社会已经可以更名为“风险社会”。

（二）风险社会

在1992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最初把“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为不确定性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易分裂的社团组织转型的重任。[4]“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注释1：“现代性” 具三方面特征：一是市场体系方面，表现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世界性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合理流动；二是制度体系方面，随着世俗化社会与民族国家形成，建构起相应的现代公平正义的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三是思想体系方面，在启蒙主义理性原则指导下形成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同时，教育体系及大规模知识创造和传播，促使各种思想流派持续产生，从而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理想目标发展。) 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5]由于某些局部或是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或引发的社会灾难致使社会进步的阴暗面，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因此，萨缪尔·亨廷顿的一句名言，“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6]即是对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社会之概括。由此可见，风险社会是现代化消解工业社会的结果，是一种社会转型。在这一阶段，人造危险成为了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现代化的另一面开始显现，人们要为之前过度的发展买单。

新时代社会 篇4

1.1“新时代”新闻传播的含义及特点

新华网总裁、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田舒斌说:“假如要选择五个这20年给中国变革带来最大推动力的领域, 互联网一定会位列其中!”所谓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闻传播, “新”在互联网, “新”在信息化。中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 互联网对各行各业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尤其对新闻媒体这一主要从事信息传播的行业参与者, 其影响立竿见影。对于新闻媒体而言, “新时代”即时互联网时代, 新时代的新闻传播一定程度上即是新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脱颖而出。媒介是各色信息传递的重要一环, 它通过各种新闻信息进行输入输出向社会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本身, 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新闻媒体自身的主观判断, 新闻媒体的进步更新和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的改变使各个时代的新闻传播必定有其与众不同的语言基调, 互联网时代到来后, 人们在信息的获得和新闻传播的参与上更加的便利, 这就形成了互联网环境下新媒体传播的大众化、平民化, 并且发展速度之快、势头之强让人惊叹, 其在传播中表现出的开放性、平等性、匿名性、交互性等新特性, 使新媒体语境相较于传统媒介文化语境呈现出其独特性[1]。

1.2 新闻媒体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定位

“角色”从一个戏剧定义到社会学概念, 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说明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可能造成的一定影响。媒体抽象来说是指社会成员传播信息、交换信息的手段, 具体说来, 包括各种纸媒, 与纸媒相对的电台, 电视, 互联网等。一般来说, 新闻媒体具有向社会大众展示社会现实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的作用。也就是说, 作为社会整体中的单个个体, 新闻媒体扮演了相应的角色, 发挥了在整体中应有的作用。新闻媒体的角色可以有不同层面上的理解, 即其作为媒介, 在在媒介领域的地位、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作为新闻传播系统中的一环, 所处的地位, 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方式。新闻媒体作为上层建筑, 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新闻媒体再角色上更加的独立自主, 行为模式上不再是重点取决于党政机关的政治需要, 更多地根据媒体受众和自身价值取向定位。不同社会阶段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不同, 新闻媒体地位、应起到的作用亦随之调整, 即新闻媒体的角色演变。当前新闻媒体角色演变上具有市场化的特点, 市场经济秩序下各行各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和迎合, 新闻媒体同样不能免俗。为达到新闻企业的经济效益, 新闻媒体在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 越来越偏向于吸引受众注意力, 这一点从各级新闻标题故弄玄虚地制造噱头的拟题风格中可见一斑。另外, 新闻媒体分工细化, 类型多样化, 功能专一化, 地位差异化。当然, 这样的演变过程使新闻媒体内部系统愈加庞大, 各个细分角色之间又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关系, 不同细分角色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起到的作用也更加的复杂多样。媒体在具体角色扮演中常常因为与其他社会各部之前的不同关西需要同时扮演多重角色而遭遇尴尬境地。

2. 新闻媒体的主要社会作用

2.1 信息传播作用

新闻媒体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 最直接最关键的作用就在于信息的传播。这种传播使得信息在社会成员之间扩散,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信息的知情权。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自然环境等各个领域都将对社会群众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与这些新闻事件利益相关的个体, 新闻媒体对于信息的传播于每个个人都有重大意义。新闻媒体对于信息传播亦可是逆向将信息受众对于信息的感受理解传递给机构管理者等的反映诉求的平台[2]。

2.2 价值导向作用

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收集、选取、说明和评述, 对客观的新闻事实进行客观报道的同时亦融入了主观性的理解加工, 最终传递给群众。新闻的接收者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收到新闻内容的影响, 跟随新闻媒体的感情倾向。因此, 新闻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可以通过自身的价值取向引导社会群众、组织社会群众。

2.3 宣传教育作用

凭借新闻媒体的高覆盖, 新闻媒体可以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其影响能够在大范围内迅速覆盖, 宣传效果显著。这种宣传作用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例如在多届党代会均提到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坚持科学发展观等指导思想, 媒体通过对党代会内容的报导, 将这些党的意见方针政策传达给普通群众, 从而自上而下形成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作用。又如每年的感动中国等电视节目, 通过发掘普通群众中大爱之举, 为人民群众树立道德榜样, 另一方面法制类节目中又向群众揭露社会阴暗面, 深入剖析犯罪现象, 反面警示人民群众遵纪守法, 两种方式均能起到宣传教育作用。

2.4 舆论监督作用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舆论监督, 简而言之就是对社会上一些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取向, 违背和侵害群众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揭露报导, 将其示于人前, 接受群众的批判和监督, 并通过舆论导向关注并影响事态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乱象丛生, 人心浮华烦躁的大环境下, 对于社会道德起到了很好的监管作用, 这一点在法律无法约束的灰色地带加强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发动群众弥补执法司法机构资源或精力不足的情况下对于违法乱纪行为的管制疏忽。

3. 发挥新闻媒体积极社会作用的策略建议

3.1 强化新闻媒体社会责任意识

社会系统中的每个个体对于整个在社会的发展都将形成一定的影响, 因而社会的良好发展需要每一个个体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新闻媒体的任何行为都将对整个社会思想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强化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每一个新闻媒体都积极履行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以有说服力的正面报道引导社会舆论, 以客观准确、负责任的报道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才不至于因为虚假不实的新闻、负面情绪的传播、扰乱市场的炒作行为等造成社会经济的损失和社会道德的缺失。

3.2 健全新闻媒体职业道德观念, 提高新闻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 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自由, 开放性极高, 信息量极大, 人们在自主选择信息的过程中也更加容易受到影响和导向, 新闻媒体的社会作用在这一前提下愈发突显,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新闻传播的指导性原则就是要保证新闻的真实可靠性、客观及时性。新闻工作者进行报导时要遵守客观真实报导的原则,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同时积极学习业务技能, 提高职业素养, 使新闻报导生动写实, 引发社会共鸣。

3.3 加强对新闻媒体失实传播的法律监管

传媒的发展使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失真风险,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互联网时代, 每个个人都可以是新闻媒体, 都能进行新闻传播, 信息数量大丰富的同时也充斥了大量的虚假失实新闻, 仅靠道德自律难以规范, 这就要求加强法律监管。如今年颁布的关于网络发帖虚假新闻转发超过500条或评论超过200条即可处以法律处罚就是加强法律监管的表现, 近期网络红人薛蛮子因为虚假信息发布受到惩处而改过自新, 表示今后将传播社会正能量就是法律监管积极作用的体现[3]。

4. 结语

总而言之, 新时代背景下新闻媒体的社会作用日益增强, 正确引导新闻媒体发挥积极社会作用必须受到各界重视。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使得新闻信息人人触手可得, 人人都可以成为众多新闻媒体中的一个, 参与新闻传播的每个人审慎地对待新闻信息, 不偏听偏信, 盲目传播, 更不可可以歪曲以获取注意, 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进行。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J].中国广播电视报, 2011 (13) .

[2]吕雪萍.大力推进文化建设,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J].社会价值观, 2012 (5) .

[3]刘见闻.略论媒体的社会责任[J].新闻世界, 2013 (2) .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研究 篇5

一、选题依据

1，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论断。

2，这是一个重大的新判断，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新的认识起点以求社会达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发展。

3，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重大转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1，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肖贵清教授：

在他的论文《科学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提到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正确分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充分掌握基本国情,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有效完成历史使命的前提条件。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党正确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78.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5元,居民消费水平184元,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排名都比较靠后,人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全社会范围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比较贫乏。这就决定了尽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供给,迅速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成为人民群众需求的主要内容。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面体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主要因素。首先,体现为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成就较为显著,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内生产总值等多项经济指标跃居世界前列,而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则相对滞后,既尚未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美好生活需要,又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其次,体现为社会各群体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主要矛盾规定着事物的性质,主要矛盾的不同是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标志。新时代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了现阶段的新特点,反映了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判断,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依据。正确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而非对原有主要矛盾判断的全盘否定。

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完成党在新时代的使命任务,应当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牢牢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2，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斌认为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对矛盾规律的深刻把握。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都有其时代主题与社会主要矛盾，只有精准把握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接地气、利长远。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有许多经验与教训。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对人民向往的真切回应。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社会已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人民的需求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对时代问题的勇于面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时代前行的动力。总书记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降，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新时代中国经济的现实，更加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即需求端从“追求数量到追求品质与多样化”的变化与供给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三、研究成果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

第一，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动力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转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说明我国优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高度契合了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形态更替的第一决定力量，“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所以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个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改造完成以后，主要矛盾就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国家的工作重心也相应要进行调整，而不能死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第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看，正是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不断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需求重心的转移。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制度创新与安排，就是着眼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实践活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剔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素，优化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恰恰证明了我国各项上层建筑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基础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

第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逻辑，使得中国人民的需求层次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13亿多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日益上升。2012年11月15日，总书记就任伊始就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四，中国从生产力的欠发展到当前的部分产品、产能的过剩，促使社会基本需求结构在物质产品满足之后越发立体化，需求本身有了超越于生理需求的权力意识、美德意识、价值自诉、享受意识等，引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今天，年轻一代已经无法理解制造假粮票、倒卖粮票等行为，他们只需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实现所有的交易与消费，微信、支付宝等新功能正在改变人民的需求内容和方式，但前提是产品的丰富和人民的富有。

第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非物质化的需要必然引发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矛盾。经济产品的增长与供给具有量的有限性和地域的限制性，而人民的需要则表现“质”的无限性。在单纯的“量”的有限性的需求满足之后，还会有包括受尊重、被敬仰、求平等、要正义、爱艺术、多道义、好环境、有民主、行法治、给自由等不同“质”的需求。

（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要谨防几个误区

第一，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共建才能共享，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和被满足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仅仅理解为单向供给。人民既是提出美好生活需求的主体，也是参与为他人和社会创造美好生活需求的客体，在自己日益增长的需求被满足的过程中，必须实现互惠互利，而不是单向索取。不能为他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建设性工作的人，最终也无法享受自己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人民群众作为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必须是他人美好生活的提供者。

第二，国家在努力实现生产力均衡发展，驱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方面，责无旁贷，但绝不能迎合低级趣味，应断然拒绝“炫耀性”攀比消费的需要，必须谨防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奢侈浪费行为的出现。国家顺应人民的消费理念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是一回事，满足人民群众的“所有需求”是另一回事。有些低俗的需求不仅不能满足，更应该禁止。

第三，人民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环境等方面的美好需求，必须服从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国情。人民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等方面的需求都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遵循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则，而不是大谈西式民主、宪政民主、表达自由、链接自由、完全市场化、私有化、党大还是法大、公民伦理、普世价值等虚伪理念。

第四，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两个没有变”的关系不能错位。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两个没有变”结合起来统筹考量，必须立足“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世情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否则就会犯冒进的错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和国际地位的定位，是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依据，是开启新时代必须遵循的逻辑起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不仅仅是重大的政治论断，更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必须从国情的历史贯通、国际地位的全局性角度加以把握。

（三）如何应对和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第一，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落实以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不断释放出更多生产力，努力化解生产不充分难题，全方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路，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才逐步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要解决两大层次的协调：一个是要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充分问题；另一个是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以促进平衡。

第二，面对国家整体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重振东北重工业基地，依托各省资源和地域优势，改进国家“梯度发展战略”，加大实施东部地区对口支援西部，先富起来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部署。我国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东西南北中共同繁荣、工农商学兵共同富裕，把满足中西部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落到田间地头、乡镇村落、账单上菜篮里。

第三，化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精准扶贫、技术扶贫，兜底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难题，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力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难题，重点还是要从群众最关心的医疗、教育、就业、社保、住房、养老等方面入手。小康路上，扶贫路上，乃至今后的共同富裕路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这是党和政府的决心，也是制度赋予党和政府的使命担当。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需求的起点，它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第四，准确把握人民对物质、精神、尊严、养老、信息、住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五位一体”方面综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生产力发展，释放更多发展潜能，积极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果无视这些新变化，则无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法实现人民需要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借助于互联网、物联网、可视技术、云端技术、3D技术和精细化加工不断提升个性化定制服务能力。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17)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个性化发展，使得消费者与生产企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如款式、颜色、外观、尺寸等要求提供定制化产品，而消费者则不单纯是消费者，而是变成了产品的设计者和生产的参与者。

四、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第一，我们认为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将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将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正能量。

第二，我们认为按照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要求，我国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将为国外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环保技术、高端制造业产品和现代服务业提供巨大市场。我国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这将为外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新机遇提供巨大投资机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促进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扩大。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将不断增加对国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出境旅游、购物和跨境网购将继续快速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第三，同样，我们认为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这决定我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无疑将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五、研究性学习过程中的体会

1、研究性学习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单凭一人之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合作，是整个团队，是大家共同的努力。这让我们深有体会，在这次研究性学习中，我们也看到了合作的巨大力量，组员之间取长补短，相互激励，克服了许多困难，比如每个人对课题的理解都不一样，在团队研究过程中我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每个人所擅长的事也各有不同，比如有人擅长操作电脑，有人擅长撰写文章，有人擅长纵横思维，在集大家之所长后得此论文。

2、我们通过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激发了自由创新的热情，培养了独立思考、探究新事物的科学精神，同时提高了我们协作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正好填补了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的不足。我想这是研究性学习的最大意义。

感恩时代 奉献社会 篇6

如今，公益慈善已经融入了“春秋人”的血脉，成为不可褪去的烙印。

生态保护，从康保公益植树开始

众所周知，春秋以低价航空而闻名，例如取消客舱部分餐车，根据飞行线路的长短决定携带清水的重量等等，为了节油，春秋细化了上百条措施，实现日飞行时间比行业平均高2个小时的高效运作。有人说春秋的成功是“一分一厘”抠出来的，其实春秋的低成本除了省钱让利，也是坚持低碳环保的必然结果。如今，春秋将这份理念植入到了公益慈善行动中。

2013年，春秋以为地球母亲、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为目标，探索寻找公益途径。公司前期委派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张磊先后赴云南、甘肃武威等地考察公益造林，正当春秋讨论首个项目应该落地何处之时，CEO张秀智在市人代会上听市领导介绍，在全国人代会期间，北京的风沙非常严重，华北风沙主要来自内蒙古高原的土壤沙化。河北省领导向集团董事长王正华和CEO张秀智推荐位处首都的上风上水处的张家口市，是三北防护林和京津风沙源的双重建设区域，保持水土、防风治沙、涵养水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过考察比较，春秋选择了张家口市最北端的国家级贫困县——康保县作为首个生态修复项目区，康保地处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540米，为农牧交错带，大风干旱严寒，全县没有一条天然河流，年降水量仅350毫米、蒸发量1300毫米，西北风一起，犹如从屋顶向院子里推土，沙尘全部进北京。

项目选址确定，王正华倡议并发起，以春秋24位股东向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募捐1500万元，设立为地球母亲专项基金，用于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公益事业。王正华、张秀智、肖潜辉、王煜等集团领导和碳汇基金会苏宗海副秘书长组成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同时，为更好地开展公益生态事业，春秋航空和春秋国旅共同申办了民办非企业组织——上海市长宁为地球母亲生态保护社。

公益项目的硬件齐全了，软件也要跟上。春秋特聘著名森林生态学家北京林业大学罗菊春教授为科学顾问，负责立地调研和作业设计规划;碳汇基金会李金良总工负责项目作业设计审定和项目进度管理;聘请康保县林业局前局长董生才、所在地前乡党委副书记段义为生态保护社康保项目负责人，长期派驻公司干部徐阳负责协调。去年5月，项目正式动工，设计以生态修复、民生优先为原则，适地适树采用针阔混交林带结合宜牧灌草网格为主，根据立地条件栽种块状混交片林。

如今一年过去，春秋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今年5月，已全面完成作业设计的4011亩乔灌草种植，计有樟子松1.7万余株、云杉3000余株、山杏12.3万余株、榆树4.56万余株、黄刺玫8.4万余株，另有赤峰杨、桦树等乔木林带和丁香、沙棘、柠条等灌木片林，沙打旺、紫花苜蓿等优质牧草，引种京欧1号2号欧李钙果（经济植物）。同时，完成9600延米围栏建设、6300米工程道路和2口机井等基础设施建设。

据悉，春秋为地球母亲生态保护社与相关村镇签署30年公益林土地承包经营协议。首期工程费用按施工进度和阶段验收由碳汇基金会分期拨付，2018年春季验收合格后由施工承包单位移交为地球母亲生态保护社负责养护经营。春秋的目标是，能将康保变绿，能让北京远离风沙变美，更希望通过种植相关经济林，能让康保老百姓脱贫致富。

发挥优势资源，取得公益倍增效应

近年来，春秋在慈善公益方面不遗余力，取得倍增效应。2014年，春秋参与团市委志愿者工作部牵头组织的希望心项目，为贵州遵义地区贫困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筛查和来沪治疗提供免费承运服务;与民间公益救援组织公羊会合作，为云南鲁甸、普洱抗震救灾，提供免费及时的人员和物资承运。

此外，2014年6月，春秋领导倡议由个人募捐加企业出资，共同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长宁区分会设立春秋让爱飞翔专项基金。倡议发出后，公司员工当即响应，短短一周，个人认捐近65万元，超过预期50万元专项基金的设立标准，企业出资35万元。专项基金设立以来，已通过市慈善基金会长宁区分会审核，先后赞助市盲童学校非视觉摄影项目和为公司内外安老扶幼济困。公司党委、团委积极响应市区号召，组织干部员工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如2014年，长宁区政协、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长宁区分会主办“蓝天下的至爱——长宁区书画慈善拍卖会”，公司党委发出通知后，各部门经理积极参与，支持购买七幅油画;党委还组织志愿者参加市慈善基金会组织的“万人上街募捐”活动，组织区辅读学校残障学生出游;春航各部门积极联动，客舱部坚持十年与市盲童学校结对联谊助学;维修工程部组织义工探望服务华松敬老院;石家庄基地为平山县留守儿童为主体的冷泉学校捐资修建操场、捐赠热水炉、学习用品等教学和生活急需的设施设备;为地球母亲生态保护社为农村住校学生占七成的康保第四中学师生募捐图书500多册;春秋国旅亚太部组织慈善义演，为区内青聪泉学校自闭症儿童募捐等等。

积极践行感恩文化的同时，公司干部员工个人主动自发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在春秋也层出不穷。王正华将他坚持30多年的太极拳在长宁区新泾镇、古北、天山、程家桥等多个街道社区、周边企事业单位和公司免费教授，选拔十多位教练并组织干部员工集体学拳，采用考勤管理和比赛激励。2008年发起成立拳友会至今，现已免费教授学徒4000余人，教学50万人次。

有了身先表率的榜样，公司内外不仅形成了具有春秋特色的“授人健康、功德无量”太极文化氛围，还形成了个人踊跃参与公益慈善的气氛。区政协委员、公司会展部总经理周卫红自2011年起，义务资助塔吉克女孩上学，并带领她的同事和朋友以捐衣送书、结对助学等形式形成了“温暖帕米尔”慈善项目，个人出资在塔县学生集中的喀什六中设立春秋会展奖学金;航空公司副总裁沈巍带女儿一起参加为贫困家庭唇腭裂儿童提供免费手术治疗的中国微笑行动，不仅捐款、宣传，还在百忙中为免费手术活动担任义工;春航飞行员孙士钊连续8年利用业余时间投身亚洲动物基金会的拯救月熊项目;为支持地球母亲项目，安监部总经理张磊连续两年各捐款2万;飞行员张明实和总办（为地球母亲生态保护社）张磊各出资5000，参加自然大学和大庆林甸野生动物保护站合作的保护丹顶鹤栖息地项目;张磊先后发起为康保白血病农民募捐医药费、联合康保合作伙伴为北京公益学校中藏族孤儿捐资、改造宿舍门窗、捐助大爱清尘救助尘肺农民工、自费订购发放让候鸟飞公益台历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等项目。

凭借一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赤诚之心，春秋人坚信：爱心传递慈善的圣火，在春秋必定代代相传！

新时代社会 篇7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 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 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以上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其理论依据如下所述。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事业的理论根基, 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的各个阶段中,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其根本原理都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力补充。正是因为其理论上的高瞻性及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才会成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的基石, 也是核心价值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历史充分证明,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事业成功的必历过程, 是我国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利益和要求, 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任何对该路线的动摇与徘徊都将对我们的伟大事业造成一定的损失。只有将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 将该信念作为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 才能将社会主义的各个阶层、将全体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 携手向着胜利的方向前进。

3.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 伟大的民族精神使我们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 更是维护祖国统一、鼓舞各族人民不断拼搏进取的精神支撑。我们的爱国主义应该以民族精神为核心, 并将之作为我们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历史的沿承, 更是发展的必须。

而当今社会是一个变革的社会, 日新月异的科技以及百花齐放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于生活。如何在这样纷繁的变革中手把红旗, 如何在这飞速的发展中屹立不败, 这就要求我们在核心价值中不仅要继承并完善民族精神, 同时也要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赋予其中, 作为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不断创新的力量源泉。

4.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对于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而言, 良好的道德风尚以及正确的价值判定是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我们在飞速发展的历史洪流中是“积善”还是“累恶”, 这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每个成员都息息相关。“八荣八耻”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优秀革命到的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 反映了社会主义到的的基本要求。他的理论提出为我们的到的选择, 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准则。所以将“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理应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大学精神的基本表现

大学精神是高校的灵魂, 是一个高校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沉淀和新时代的使命相结合的独特气质。不同的高校, 应该具有不同的精神表现形式, 但是究其根本, 其基本的表现形式应该有如下的几个方面。

1.自觉的学术精神

大学是传授知识的阵地, 是学术科研的殿堂。大学的培养不应只局限于简单的知识传授, 还应该是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创新的桥头堡。大学生不应单纯地接受知识, 更应以探索学问为己任;同样大学教师也不仅是教书育人, 也必须是一个研究者。新时代的大学之道, 应该以探究学术的精神为基本。

2.永恒的道德精神

大学应该是社会道德与理性的凝聚之所, 应该具有出淤泥而不染, 在新时代中敢当捍卫与塑造道德领袖的精神气质。大学不仅要以自身纯洁的道德精神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 更应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改造社会, 塑造道德的潮流中去;大学不应该只是社会道德的标兵, 更应是海上的灯塔, 指引社会向更美好的方向前进。这是时代赋予大学的历史责任, 也是大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之一。

3.敏锐的时代精神

大学精神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任何一成不变、机械的思想都有可能称为大学发展的桎梏。不仅如此, 大学还应该是引领时代的先锋, 是当前时代最优秀的代表。作为时代的智者, 大学的精神中应该体现社会潮流的前奏, 并使之推动社会潮流的先行者。大学只有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 才能赢得自身发展和地位的逐渐提高。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新时代高校大学精神塑造的关系

当今的世界是个多元的世界, 也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就给新时代的大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否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则是大学发展进步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所大学是否能够成功, 是否能够完成社会和历史所赋予它的责任, 其独特的大学精神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给大学精神的塑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指导。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高校大学精神的塑造必须以此为依托, 才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大踏步的前行。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新时代基本标准

当今的世界,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得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有了更进一步的加深。在网络时代中, 先进的事物不断地涌入我们生活的同时, 一些糟粕也不断地进行侵入。在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与思想面前, 我们该何去何从?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是摆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公民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针对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和荣辱观等几个方面回答了这些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充分考虑了当今时代的发展与需求, 以高屋建瓴的思想高度, 概括了社会主义公民在新时代中所必须建立的, 正确的价值观念。他的提出, 对新时代的我们来说, 是刺破迷雾的灯塔, 指引我们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 同时, 他的提出, 也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那个和物质文明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是引领新时代的基本标准。

2.大学精神的塑造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前提

大学精神是一个学校的独特气质, 是其学术研究和道德标杆的指导。大学精神必须具备时代特性, 必须与时俱进, 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则是我国在现阶段, 根据时代的进步与要求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大学人必须以之为基本的思想和行动指引。同样作为大学思想先进性的体现, 大学精神的塑造, 也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前提。这样才能确保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学生思政教育以及学术研究上方向的正确, 才能更好的反馈社会, 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的人才和更多具备引领新时代的思想和技术。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新时代大学精神塑造的指导

新时代大学精神的塑造, 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前提, 同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对新时代大学精神的塑造提供必要的指导。

在新时代大学精神的塑造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指导下完成, 这样才能够真正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才能正在担负起“先进文化的代表”的重任。同时与时俱进是大学活力的源泉, 只有在正确意识形态的指导下, 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才会走向真正的成功。

在新时代大学精神的塑造必须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习为己任, 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也应该在大学精神中得以体现。

在新时代大学精神的塑造必须具有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学是学术研究的殿堂, 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 是改革创新重要的环节之一。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 应该同改革创新联系起来, 成为大学精神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大学的基本使命, 同时也是大学人奋斗的目标。而时代精神则是大学作为学术和思想前沿所必备的精神, 与时俱进, 与时代同步甚至超越时代, 应该是大学职责所在。

大学应该具有永恒的道德精神。在新时代下, 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不仅是核心价值理论的一部分, 也应该成为大学精神的一部分。大学人应该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应该成为当今道德的楷模并为社会的道德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所以荣辱观应该融入大学精神, 成为大学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四、结论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独特气质, 但是, 他也必须在一定的原则和指导之下。在新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提出, 为大学精神的塑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指导, 势必会对社会主义新时期下, 大学精神的塑造带来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家荣, “三生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道德价值, 2009, (2) .

[2]程样国, 詹世友.大学精神的奠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营造[J].江西社会科学, 2009, (12) .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社会 篇8

“一个真正的信息社会,首先是一个公民社会”,这是涂子沛所著《大数据》一书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说明,信息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信息自由,一为信息公开,二为信息发布。公开是政府和某一社会特定主体的关系,是点对点的;信息发布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点对面的。因此,在与政府建立关系过程中,如果没有人的平等和自由,信息就不能称作是自由流动,人们的创造力也将无法迸发。信息自由法已经成为美国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法案,只有信息自由才谈得上进一步的数据开放和数据共享。一个真正的大数据时代,重中之重是人的行为,是以人为本的信息社会。

在演绎信息社会的时候,它的背景就是正汹涌而来的大数据浪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大数据”之“大”,更多的意义在于人类可以“分析和使用”的数据在大量增加。通过这些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人类可以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从这种意义上看,笔者对大数据有了两个维度的理解:一个是商业应用的,如各种以数据展开的创新实践;一个是历史警示的。因此,大数据浪潮绝不仅仅是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更是在全球范围启动透明政府、加速企业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利器,它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信息社会的秩序稳定和高效运转。

在从大价值的角度理解了大数据的内涵后,再把数据放回到物理事件中,从它和其他现象的联系中把握和考察它的因果关系,那么大数据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作者认为,“大数据”的产生有五个因素:第一个是摩尔定律,第二个是组织计算,第三个是普适计算,第四个是数据挖掘,第五个是社交媒体。摩尔定律为人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现在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来保存数据,在某种意义上,信息共享的成本也将越来越低。这里体现了信息的无限共享性;普适计算使人类收集数据的能力得到增强,不仅能保存数据,还能广泛地收集数据,并且对数据进行计算;数据挖掘在收集、保存数据的基础上,又加强了人们的数据分析能力;到社交媒体时代来临的2004年,大数据时代真正拉开帷幕,大家都在贡献数据,这时的数据量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数据的80%都是非结构化数据。这样看来,摩尔定律和普适计算代表人类进入一个机会平等、信息更充分的社会,数据挖掘和社交媒体则代表人类进入了一个信息流动、开放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人在面对很多社会禁忌时,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和知识做出自己的决定,不盲从。数据在开放,知识在自动地流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理想主义的火花,它可以被点燃,燃成火焰,进而迸发出非凡的能量。

既然大数据时代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开放数据这一战略性步骤在信息社会中意味着什么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开放的社会是人类社会一个不可逆转、不断加速的社会思潮,而开放的数据则是大数据时代中需要政府、企业、公民付出巨大努力的一项艰巨任务。涂子沛在演讲中曾说过:“收集数据是一种意识,使用数据是一种习惯,开放数据则是一种态度。”数据增值的关键在于整合,但自由整合的前提是数据的开放。开放数据是指将原始的数据及其相关元数据以可以下载的电子格式放在互联网上,让其他方自由使用。开放数据和公开数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开是信息层面的,是一条一条的;开放是数据库层面的,是一片一片的。开放也不一定代表免费,企业的数据可以以收费的形式开放。开放也是有层次的,可以对某个群体、某个组织开放,也可以对整个社会开放。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重视数据、崇尚精准的理性分析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和西方文明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重定性、重概括、轻逻辑及轻数据的倾向和习惯。这种文化习惯使中国人长期沉浸在含蓄、模糊的审美意识中,满足基于相似的“模糊联想”,止步于用逻辑来分析、用数据来证明,最终将表象上的相似当作本质上的相同。胡适先生当年对这种“差不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鞭笞和批评,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社会就需要对这种“差不多”果断说“不”。

收集数据、使用数据、开放数据,都是大数据时代中国人需要一一面对的挑战。这三大挑战,没有一个不是任重道远。但这些挑战,也是人们在大数据时代彻底摘掉“差不多先生”文化标签的重大历史机遇。如果在这个数据意义凸显的时代,我们需要抓住这些历史机遇,离开漠视数据、拒绝精准、故步自封的老路。诚然,大数据浪潮是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金矿”和“石油”,当今的中国只有把握住机遇才能赢得未来。

摘要：数据已经成为转型时代的一个新的支点,任何时代的转型都是一个机遇,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机遇抓住了就可能成为竞争的优势,如果落后了,就会成为新的落后的理由。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篇9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迅速走进信息化时代。目前,人们基本上已经适应了信息化时代生活的节奏,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带给人们又一次冲击,将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推向高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随着大数据而来的还有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如隐私泄密、公共信息安全等,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进行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将从大数据时代的相关概念入手,分析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提出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

1大数据时代的相关概念

“大数据”一词最早出现在1988年美国《科学》杂志上,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大数据”一词逐渐出现科研、商业等各个领域,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关于大数据时代的概念的定义还是出自《大数据时代》一书,此书的出版对于大数据时代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至今仍属于畅销书籍。

1.1大数据时代的含义

目前,还没有关于大数据的具体定义和说明,但在学术界普遍将大数据解释为内容较为复杂、数量比较庞大、没有规律性的信息。 正是由于大数据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的数据分析模型和方法难以对此进行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数据的存在没有意义和价值, 相反,大数据的存在具有很强的数据挖掘价值,会直接影响相关的决策。正如《大数据时代》一书所说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影响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此外,大数据的信息挖掘将是未来创造价值的源头,大数据的出现将改变现有的市场模式、公共管理关系、政府和企业的组织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大数据时代就是指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处理人们能获得到的各种信息,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用来解决人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使解决问题的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把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这意味着人们在面临更多机会的同时也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1.2大数据时代的特点

大数据时代的首要特点就是数据信息量大。这主要与当今社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关。其实互联网并不是大数据唯一的载体, 但由于现代社会大部分信息数据的传输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所以往往是通过互联网运营商而获取数据。互联网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量极大,以至于用一般的数据处理方法都难以实现数据分析的目标。尤其是在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后,大数据的信息总量还在成倍的增加。2015年,国家又规定了手机流量使用的新规定, 这些政策的出台将会进一步刺激大数据的数据总量的增加。

大数据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数据信息较为复杂。大数据时代获得数据信息的来源有很多,每种渠道获取数据信息的方式不同, 收集的信息内容重复性大。此外,获得数据信息的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如我们常见的数据信息载体有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同样会增加数据信息的复杂性,增加数据处理的难度。

大数据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数据的实效性强。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较快,具有很强的实效性。无论是通过电脑还是移动终端浏览信息我们都不难发现,很多信息在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被传输到网络上,但随着新事件的发生,这些信息很快就会被替代下去,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连续的循环,只有一小部分信息能保留下来,大部分的信息都会被新的信息覆盖。

大数据时代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数据的价值判断较难。我们每天都会收集到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量虽然很大,但价值密度却不高,即这些信息中有价值的信息较少,如何从规模庞大的数据库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处理的关键,也是较为困难的一个环节。因此,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的过滤和提纯很重要。

1.3大数据时代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的意义应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一个是从个人角度,另一个是从行业发展角度。就个人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思维的方式和决策方式。但针对不同的人而言大数据的意义也大为不同。对于华尔街的操盘手而言,他们通过互联网技术获得与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的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如股票市场信息、网民情绪倾向信息等,并以此作为他们是否抛售股票的决策因素。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能让他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当下的就业情况、各个行业的人才需求量和各个企业的职位招聘情况,帮助他们做出最优决策。

从行业角度分析,大数据技术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 并逐渐受到各行各业的重视,大数据技术一方面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各行各业对于大数据技术的使用也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例如,在制造业,大数据技术被用于顾客信息收集和整理,帮助制造企业了解各种产品需求情况,有助于确定各种产品的生产计划;在医疗管理方面,大数据技术被广泛用于流行病和传染病的跟踪调查,帮助医疗人员迅速掌握各种疾病的发展情况和传播情况。总之,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于行业发展而言,大数据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改变了人们决策的方式和看事物的高度,让人们站在更高的高度解决问题,提高了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了社会治理的模式。

1.4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正如上文所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即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机会, 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很大挑战。因为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和信息对人们的影响之间呈正相关,即人们对于信息数据的需求量越大, 那么数据信息对于人们的影响程度就越高。尤其是在今天,大数据时代刚刚来临,人们在思想上和意识上的准备还不充分时,大数据时代带给人们的挑战会更大。第一,由于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太过突然,很多人在思想意识上还没有认识到信息爆炸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只享受大数据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没有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第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大数据管理脱节。现在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却忽视了如何管理大数据,如何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大数据技术的使用进行约束。技术发展与管理的脱节会影响大数据技术的合理使用,凸显其负面影响。

2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

2.1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的内涵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管理强调的是政府行为,与社会管理有关的社会活动都是以政府为核心进行,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社会各方共同参加,是由政府主导的一种管理模式。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社会治理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不再以政府利益为社会管理活动的核心;第二,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社会管理活动的规范化,即要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服从相关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的意识,社会治理活动要依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是一种法律行为;第三,社会治理要打破传统社会管理中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提出由政府主导,采取局部管理方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不仅能有效减轻政府办公压力,还可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有效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第四,社会治理是将依法治国理念进行延展,改变现在社会中各个政府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创建一种以数据信息共享为纽带的社会治理方式,将数据信息研究机构也纳入社会治理活动中。

2.2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时代的发展既具有创造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破坏力。大数据时代对于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

首先,大数据时代会对社会治理依据产生影响。现阶段,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都是和社会治理依据有关,即政府的决策行为不能单纯依靠管理经验,更多的是需要有完善的社会治理依据,这样才能实现高效治理社会的目标。但目前我国在社会治理依据方面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社会信息渠道不畅通。 政府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少,获得的信息少,难以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来满足决策支持的需要;第二,获取的信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政府在处理信息时往往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某些事件的发生会影响政府的整体的决策,这样就会使政府决策存在很大的偏差。第三,获取的信息内容真实性不足。政府获得的信息失真与获取渠道不通畅有很大关系,获得的信息量小,很难进行真假辨别,一旦使用错误信息进行决策就会导致很严重问题的发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大大降低上述三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大数据技术能实现信息高速大量传播,增加政府获得的信息量,让政府有足够的数据进行价值挖掘,以便于政府做出正确的决定。

其次,大数据时代会对社会治理方式产生影响。任何一个国家走社会治理道路都会经历治理过程分散化的阶段,这种局面的存在是很难通过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的。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都会有如下表现:第一,就是各个政府部门获得的数据信息过于分散,彼此之间缺少联系,且数据信息真实性得不到保障,这就会影响局部地区的政府决策,影响整个国家政府机构的决策;第二,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性较差,缺少磋商的机会,这就会导致两种极端现象的出现,一是政府部门职能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另一就是政府部门职能存在漏洞,民众办事不知道找谁。这两种现象的发生都会增加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降低社会治理的效率。在大数据时代, 社会治理方式将会有很大的转变,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将进行协调化办公,最大限度地减少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冲突、矛盾,提高政府社会治理的效率;社会治理方式还会变的更加科学化,社会治理依托于大量的数据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社会治理会比以前更加精准,会针对问题本身采取有效措施,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3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

3.1改变社会治理体制

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改变现有的政令传递不通畅的弊端。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上令下不行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率,还有可能会耽误一些重要政令的实施,造成严重后果。在大数据时代,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变社会治理体制,全面推行网络化管理体制,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实现各级政府之间无缝合作机制,大大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效率。

3.2创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静态的、间断式的,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只有在问题发生后才能采取解决措施,这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创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应是一种动态的机制,能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有所反应,便于从源头阻止问题的发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也是以一种动态的模式进行,能对解决问题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采取有效解决措施,确保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3.3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的效率、治理成果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时也是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社会治理能力是提高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保障,因此应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而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是要有较高水平的大数据技术作为支撑。由于目前我国在大数据技术发展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国家应设立专门的大数据技术研发管理部门,以提高我国的大数据技术水平。

4结语

宋代经济“农商社会”的时代特征 篇10

一、宋代经济中农业的发展

宋代经济“农商社会”特点的形成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究其原因, 还是在于农业长久以来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地位, 因为只有种植业发展了, 才能产生出较多的粮食, 从而出现可供交换的商品粮, 使得商人和小贩得以进行各种贸易活动, 因此, 农业和手工业所产出的产品是商业活动和商业交换的基础。就中国古代来说, 农业和手工业是否发达, 是商业能否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宋代“农商社会”中虽然强调了商业相比于前代的发展, 但是农业基础的雄厚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基础地位, 并没有因为商业的发展而受到削弱, 或遭到抗衡。而商业的发展也是具有十分厚实的基础的, 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宋代农业的一大进步突出表现在土地政策上, 前代或多或少都会抑制土地的过分集中, 但是宋代则在宋太祖时期发布“不抑兼并”的政策, 这让部分的大家族就有了集中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能力, 小农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被组织起来, 构成了集中化的集约生产效益。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 农民按照人口或者户数来组织, 根据租佃制来进行农业生产。这样, 农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土地的过分兼并和集中却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当然, 这并不能抹杀这一政策的农业革命性意义。

二、宋代社会中商业的发展

宋代的商业在我国古代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与繁华。首先, 宋代的商业发展除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基本前提之外, 还受到市场和交通的制约。可以说, 宋代政府在完善市场体制和发展交通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市场的大小, 取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并且与交通运输密切联系。尤其在南宋时期, 这种现象更为明显。由于南宋采取了偏安的政治措施和相关政策, 因而并没有长期受到战争的影响, 并且向别国缴纳的岁币等贡品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 尤其是在边疆地区, 相对稳定的民族形式促进了周边跨国商业交换。通过考察南宋著名的商业城市临安和益州来看, 在山村和车辆、船舶难达到底的地区, 商业贸易与平原差距很大。比如说南宋峡州 (位于疆域西部) 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远远不敌东部的各个城市。所以在南宋, 我们所说的商业发展主要说的是东方各区域的商品经济[1]41。

在市场的规模上, 南宋的商品市场前所未有的大, 过去的市场局限于城区的某一个小区域, 而南宋则由城市、乡镇和墟市构成了一个区域性市场, 并且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北宋时便已形成以首都汴梁为中心的市场和以东南六路为中心的南方市场。到了南宋之后, 北方市场有所衰落, 而南方市场则继续发展起来, 以东南六路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府为中心的蜀川市场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中心。这样大规模的商业市场也造就了城市的繁荣, 大都市也是大的商业中心, 并且在这样的城市之中, 农业的基础地位似乎就削弱了一些, 毕竟在城市的组织过程中, 商业交换的意义远远大于农业生产。

南宋另一个商业发展的标志便是货币的产生。市场的扩大、交通的发展都标志着南宋在商业的广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而货币的出现则意味着深度上的突破。众所周知, 宋之前的商品交换多依赖于金、银、铜等等价物的交流, 但是宋代却用纸币一定程度替代了金银, 这一方面意味着交易量的增多, 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长途的商品交易出现。宋代的纸币交子最先流行于川蜀之地, 到了南宋时期, 则扩大到了整个南方市场。虽说南宋政府在处理纸币问题上的态度显得消极, 这是与这一新鲜事物的首次历史登台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并且对于纸币的认识, 封建政府也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经验, 但至少从纸币在当时曾一度大行其道的事实中是可以肯定宋代社会在“商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进步[2]21。

三、“农商社会”及形成原因

1. 商品性农业的增长。

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 不仅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得知, 在许多宋代的风情画中我们也能看到茅舍炊烟、春秋耕种的田园风景, 而在这样的农业社会画面中, 商品交换过程几乎不存在, 即使有也只是小作点缀。而经济史中的现代农业则指的是以城市崛起为代表的典型城市景观, 包括街道、工厂、机械化大生产, 大部分的生产与生活资料通过交换来获得, 而交换的阵地则是市场。这样的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存在一个商业从无到有, 市场从小到大, 货币与交换逐步成为物质资料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在传统与现代的过渡阶段。而宋代的“农商社会”正是处在这个过渡阶段的最高峰和成熟期, 交易活动日渐增多, 并且影响到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基本的变化, 首先是过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向自给与交换的双重作用, 并且后者的取向逐渐加强, 并且一度超过了前者, 因而农产品的使用价值也逐渐转向交换价值。第二, 在农业得到相应的成长, 并且出现了相应的性质变化时, 农村经济中非农业部分也被带动增长了, 比如说种茶、制糖、养蚕、缫丝甚至是土特产品等, 这些非农业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和大量的变化也使得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大大提高。在封建社会基础产业的农业中, 能出现这些“商业性”因素并且有所发展, 不得不说是“农商社会”巨大的推动因素。

2. 江南城市网的兴起。

江南地区是宋代整体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 也是构成了宋代经济南移后的新中心, 这里也形成了最大的宋代市场———东南区域性市场。其中两浙和江东的农业、手工业最为繁盛, 因而商业流通和商品交换也更为兴盛。并且苏浙地区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网络状的交换市场, 如南宋的首都临安 (今浙江杭州) 就下辖11个镇市、25个市。这些城市、乡镇和草市等自然地组合和连接, 形成了上下贯透、左右连接、交叉重叠网状交换市场, 这一特点对于这一地区乃至整个南宋的商品交换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它的覆盖范围十分广泛, 因而可以拉动各个阶层参与到这个商业交换圈中, 据笔者对当时史料的分析, 许多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也参与到了商品交换中。在这样的区域性市场中, 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越是发达, 就越能的更多的社会阶层和民众纳入市场中, 就越能够消弱自然经济而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也越能够使得农民逐渐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型。这一切变化都有着深远意义, 因为封建社会的根基是自然经济, 以及自然经济统治下的土地和农民, 现在这些要素都逐渐远离自然经济的统治, 必然会产生资本的积累, 所以到了封建社会末期, 商品经济不能被阻挡时, 资本主义萌芽就产生了。但是南宋的市场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因为它的范围相对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还太小, 只在两浙才出现这种高级的商品交换网络[3]25。

江南的城市小网络形成的重要原因还得益于苏浙地区的交通条件, 尤其是水路交通条件也为商品交换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首先, 长江贯通全区, 可以用来东西调度, 另一方面还有江南运河, 把江南与北方联系起来。因此, 在这些交通便利的地区还形成了交通枢纽, 构成了泛化的商业都市, 扬州就是典型的代表。同时, 南方市场还位于南宋的东南沿海, 这更大地促进了宋朝与东南亚各国的海外贸易。翻开历史地理地图集, 可以明显发现南宋的城市在这个区域最多、最集中, 规模也最大。值得一提的几个著名的因商品贸易和交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有江南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扬州, 长江沿岸的镇江、健康, 沿海一带的温州、福州、泉州等。根据笔者对史料的统计, 南宋时期全国商税每年收取超过一万贯的城市有204个, 仅在东南市场就有64个, 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

3. 贸易的发展与封闭关系的突破。

“农商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商品成分与经济成分的迅速增长, 这与新的生产与交换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南宋为例, 南宋的经济基础和支柱还是农业。但随着粮食的产量逐渐提高, 产品的剩余率也大大提高, 同时, 这时期在基础工业上出现了冶铁与煤产业的革命, 运输的工具与交通条件都有所改善与进步, 所以市场容量有了大幅度的扩大, 而且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贸易发展成为了江南经济的重要支柱。宋代的“农商社会”特点的形成原因是多元的, 除此之外, 与生产方式和政策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农商社会”的特征一直延续至清代, 并且不断加强和巩固, 可以说, 宋代塑造了后世的又一个新的经济范型。

摘要：宋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前所未有的经济井喷时代, 并且看上去并未受到积贫积弱、强干弱枝等军事、政治、民族政策的影响, 反而是在这种政策的促进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宋代经济,农商社会,时代特征,古代经济,古代商业

参考文献

[1]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1) .

[2]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4 (3) .

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 篇11

在西方，“风险社会”始于中世纪城堡政治的解体，而市场化则使风险社会成为现实。风险社会既是一种客观存在，更基于一种趋于理性计算的社会心态——理性计算取代了传统习惯和规则，它又是社会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只有社会的货币化和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当精确计算和细致规划不再是统治者的核心工作而成为人们生存所必需的时候，风险作为一个概念的价值才凸显出来。中国也如此。风险概念在中国真正流行，还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在1994年全面经济改革之后。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对于风险的强烈感知几乎与改革步骤平行。“风险”首先产生于经济改革的核心区域，例如私人企业、股市、保险业以及改制中的国企，然后随着市场化的脚步扩展到教育、医疗、住房、土地和就业等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最后更通过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污染、生态灾害、粮食安全等全局性议题，逐步成为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风险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们发现，生活最大的“未知数”，例如生命的长短、财富的多少、文化的高低、事业的成败、地位的高下、权力的大小，以及各种人伦情感的维系，都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以前曾被认为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的，除了生死，现在似乎都可以依照主观努力来改变了，而且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意志甚至道德品质和生命价值的基本尺度。这诸种尺度中又以财富为核心，因为财富逐渐成了决定其他价值的衡量标准和交换手段。没有人能预料到，中国人在经历了几十年几乎没有个人财富的生活之后，现在又必须面临一种财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中的生活。以前一直处于生活边缘的，由身份支配的财富问题，现在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中心议题。以前一直没有进入不确定领域的问题，从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到工作甚至婚姻的稳定，现在居然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的担心。先前主要是一个人面临的失败和破产的风险，逐渐变成整个社会对于老无所依的恐惧，对于钱不值钱的忧虑，对于世风日下的警醒，对于水和空气的担心。从风险的层次上来讲，人们越来越感到社会风险的集团化，即从个体风险发展到了系统或者社会风险。

简而言之，短短20年间，中国已然从一个对风险没有概念的社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很多人存有危机四伏感觉的风险社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变局。一开始，中国人还是对市场所带来的自由和解放抱有无限期望的。1990年代初，许多人下海，虽然最后多数人可能并未获得成功，但现在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私营企业和私营资本，正是当时一些有勇气承担风险者的丰厚回报。在全面改革刚开始的年代，风险常常被看作是机遇的代名词。最重要的，社会主流对于蒸蒸日上的国民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并没有任何异议。换而言之，社会共识认为系统风险比较小。但到了最近几年，从留学移民到投资移民，精英移民变成一种无法遏制的趋势。似乎就在短短几年之间，人们看到一种风险社会的爆炸式成长，很多人开始要逃避中国式的自由（如果借用哲学家弗罗姆“逃避自由”的名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社会“风险化”来的这么快？中国式的“风险社会”与2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局有什么关系？理解这些现象的成因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结构。

中国式风险社会

让我们对风险做个最简单的分类。前面提到风险可以分为个体和系统的，前者主要影响个别的人、家庭或者企业，后者则可以波及某个地方社会，全社会的某个层面，整个国家甚至于全球社会。这是以波及范围而论。如果以风险的涉及时间或者危机酝酿时间而论，系统风险又可以分为短期的或者阶段性风险和长期的或者结构性风险。这个时间界限因风险源不同而产生差异，但大抵在5年到10年之间。在这种分类下，与价格波动，GDP增长，突发事件如安全事故、传染病、群体性事件和环境污染事件相关的风险，可以看作是主要由随机条件决定的阶段性风险。经过社会长期博弈形成的利益结构、产业布局、人口结构、资源环境、发展模式以至于整个经济政治体制，则是结构性风险的重要来源。后者才会对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个体长期福祉造成决定性影响。多数情况下，结构是形成一种局势的基本条件，结构性风险正是以各种事件频繁爆发的形式展开的。

按照贝克的风险理论，风险的分布和转移是当代风险社会权力分布的关键机制。贝克甚至认为，风险社会的社会分层标准，不是经济地位定义的社会阶级，而是以风险分配制度定义的风险群。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种风险分配制度——现代保险制度，其本质就是通过货币和市场化将个体风险变成系统风险，从而部分解决了市场经济下的个体风险问题。国有经济制度，本质上也是一种风险分配制度。国有经济通过垄断全国市场的一个部分或环节，保证了稳定的销售额和经营规模，但同时，另一些企业则由此被迫分担更高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分配制度将国有经济和财政风险分散给社会。

不同风险群体之间的风险转移，构成了风险社会另一个重要的运行机制。例如中国1990年代的福利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化了医疗、住房和高等教育，但对于部分公务员的福利却维持了原有分配原则，这种政策的实际结果就是治理者构筑城堡，将风险从国家工作人员转移到城堡外的社会群体。此外，产业转移特别是污染企业转移，其实也是一种带有交换性质的风险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转出地需要面临未来就业和经济增长风险，而转入地往往需要用环境污染的风险换取就业和经济增长。

风险既可以在群体间转移，也可以在不同类型之间转移，例如将短期随机风险转化为结构性风险。例如在一个投资结构性过度的国家，利用增发货币、促进投资的手段刺激GDP增长，虽然可以暂时避免经济停滞，但长期却会加深结构性不平衡，诱发更多危机。这种转移手段虽然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进行结构调整，但也为将来的结构调整增加了困难。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也是一种大规模的风险转移行为。当时的经济结构也许还没有遭遇全面危机，而改革导致的下岗和下海，必然会给千万国企工人带来许多风险，但如果没有改革，整个经济体系面临的结构性风险只会越来越高。这是1990年代改革的基本课题。

在一个市场化的大局下，风险转移是伴随经济和财政权力转移的结果。这种转移的基本规律是，权力和资本的集中，常常意味着风险的转移和分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风险转移，大概要数19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又可以分为两个基本主题，即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市场化与货币化，以及国家财政和经济权力的巩固。这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方面其实并不矛盾。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放弃了对商品流通和劳动力流动的控制，建立起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小企业奠定了存在的基础，将亿万农民工转变为低技术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改革加强了中央对金融、财政和资源的控制，使国企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并将地方政府变成土地开放和招商引资的“发展型政府”。这种全面改革不仅仅意味着收入格局的调整，更涉及了一连串的风险再分配。

从总体上讲，中国式的风险分配服从金字塔规则：中央财政和央企集中了经济和财政权力，但负担最小的短期风险；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权力其次，但面临风险更大；民营企业只剩下进入部分市场的权利，却要以高利率的形式分担最多的风险；社会整体尤其是底层个体则承担了最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底层最缺少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福利，最缺乏各种必要的社会保护，但却要面临完全的市场竞争。他们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市场所带来的个人风险。许多人生活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甚至死不起”的状态下。即使是号称“中产”的城市白领阶层，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生活成本的增长往往超出预期，有人把这种心态戏称为“不敢生病，不敢辞职，不敢生育”。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分配结构下，另一种通行的办法是将短期风险转移为长期结构性风险，然后再向社会转移，向后代转移。最为常见的转移途径是通货膨胀和环境污染。只有当中国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引进了现代货币金融体系，实现了“中体西用”，这种转移才有可能。最为常见的例子就是许多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的“政策机会主义”。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和税收引进大化工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环境污染的巨大风险推向地方社会和子孙后代。部分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更是利用了中国股市的漏洞，利用虚假的信息向股民转嫁风险，更有甚者，以股市为工具明目张胆地坐庄和圈钱。部分大型国企在海外投资中显出的不审慎，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决策者能够把损失的风险转移到国家层面而免受个人损失。近年来，地方政府动则千亿、万亿的投资计划，其目的也只是短期的增长，而不是长期的效益。最典型的政策机会主义，无过于用扩大投资和地产泡沫的办法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做法，或许在短期内提高了平均收入，但在中长期则需要全社会咽下通货膨胀和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的苦果。

不难看到，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特点，并不在于其内容和形式，而在于人为的分布体系。从国家层面所面临的恐怖主义、金融风险、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资源枯竭，到个人层面的疾病和工作安全，这些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和其他社会都能找到。但中国特有的完备彻底的国家危机转移系统，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是各国的常态，但像中国这样的极度不均衡恐怕也属异类。很难想象，为中国经济运行承担最大风险的，例如像农民工和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社会保险覆盖最小的群体。换而言之，中国式的“风险社会”似乎并不是贝克定义的那种代替了阶级社会的新型组织，因为中国的风险分配格局几乎复制了社会阶层的分布格局，对任何个体而言，风险与权力和财富完全成反比。

形形色色的风险策略

中国特色的风险分配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后果。这些后果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中国社会。机会主义可以说是最典型的风险规避策略。设想一个小企业或者作坊，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能力影响产品市场的定价；另一方面在国有银行、资源供应者（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市场管理者和更大企业面前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之力，其所剩最后的生存之道就是尽量在与消费者匿名交易过程中通过降低品质谋取微利。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小型食品加工厂，就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自然是消费者面临的风险。这里表面上是小供应商通过市场制造了风险，其实则是将体系风险转化为消费者的个人风险。在这种博弈中，唯有企业规模小，不易追踪，注销容易，所以机会主义才可行。但机会主义的盛行，又不限于小企业。毕竟许多大企业的利益来源于众多供应商，许多大企业，事实上也成为了小企业的共谋者。

中国经济的投资比重持续增大，消费率徘徊不前，其实也跟风险分配格局有莫大关系。中国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高度市场化，意味着任何中产家庭为了购买房产、子女教育和年老看病必须积累大量存款，富裕一点的还为子女未来出国留学和移民积累资金。民营企业面临比国企更大的经营风险，平时也必须积累。与此同时，对中央财政和央企盈利有利的资本集中制，以及分税制导致的地方政府的“开发”动力，又意味着透过国有银行的国家投资必然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这样一来，高投资和高储蓄率就变为一种全社会风险策略造成的一种结果。

房地产投机现象也可看作是一种风险策略。当银行真实利率为负，股市无法估计的时候，民间资本大量投向房地产不失为一种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快速盈利的理性行为。房地产投资之所以被认为低风险，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可以从地价上涨中牟利。投机者事实上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一致。当然，这种房地产投机事实上就是一种快速转移策略，在房价狂涨的时期，只要能卖出就自然能转移风险，风险最终会有最后的买主来承担。但是房地产泡沫的体系风险终究太大，而且无法继续转移，最终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在不久的将来走向崩溃，于是，中央政府这时采取了积极行动，利用行政手段强力控制了房价。

公务员热是另一种十分普遍的风险策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之所以会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主要是看到了公务员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福利，以及工作本身的稳定。但从深层次上看，这种集体选择之所以理性，正在于它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规避风险策略，目的在于规避劳动力和福利的市场的巨大风险。从近年来猛增的报考人数看来，这笔保险费还是相当高的，转而言之，权力的溢价或者普通劳动市场的风险之高，几乎是有增无减。当然，正如许多个体的风险规避策略，虽然对其本人而言是理性和有效的，但对于整个体系而言则是无效率的，从效率方面看，大多数情况是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从结构方面看，则是进一步强化了体系的刚性，促使长时间结构性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在某些地方和产业，贿赂也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策略。在中国的风险分配体系下，地方政府的底层，也就是直接的社会监管者，同时也是整个国家体系中风险最高的一个层级。这个层级的政府面对来自上级巨大的压力，承担着社会治理的各种随机风险，但按照金字塔原则，它们从国家财政大跃进中获益却是最少的，故而有很强的动机执行“政策机会主义”。而被监管者面对直接监管者，如果能够通过交易，形成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则可以最小化被机会主义伤害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非正式的金钱交易就会取代原来的监督关系。获益的自然是交易双方，而遭到破坏的则是整个监管规则。

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通人对于国家主导的风险分配格局常常采取一种无奈的“搭便车”策略，努力成为政府一部分的利益共谋者。房地产投机是如此，公务员热是如此，贿赂的动机亦是如此。房地产投机看准的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益，得以与地方政府共享风险；公务员看准的是国家财政的自利性，得以与国家财政共享风险；底层的贿赂者看准的是底层执法者的利益困局，得以与基层政府共享风险。表面上看，这些交易结果都是双方受益，但从长远看来，这些搭便车行为最终都导致一种结构性的风险。吊诡的是，国家通过一套制度设计向社会转移了风险，而社会成员则通过依附国家，将风险或转移给余下的人，或者变成结构风险向后代转移。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当然是一种成本极高但比较彻底的风险规避机制。最近几年，中国对外技术和投资移民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尤其是收入最高的私营企业主，根据今年的《胡润中国财富报告》，调查显示竟有四成表示考虑移民国外。至于以裸官为代表的官员移民作为一种体制内的风险规避还不计算在内。这一趋势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升高。这些移民者普遍对他们的财产安全和将来的社会经济走向表示担忧。这种规避对于中国本身而言当然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些人如果留在体系内部，或许能够构成一种改革的压力，而一旦伸出体系之外，则基本无法影响改革进程。

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传统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的复兴。这当然是传统策略的一种复兴。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一个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一个颇让人意外的独特现象。当然，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术数的复兴也并不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传统命理和佛道的复兴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式风险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的一个原因在于，西方既有的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的理论，无法对当代中国的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却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

中国式风险社会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就是社会情绪和心态。如果说，精英层还可以比较奢侈地从传统中寻找安慰的话，底层面临无法规避的风险就不可能如此从容。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全社会意识到这种风险分布的体制性，就会形成一种普遍的受害者心态：仇富、仇官和对公权力及官方话语的不信任。这是因为人们在作出判断时，主要依据的是自身的处境和社会心态，再基于相似或者对立的原则想象他人的处境和心态。例如最近几年讨论较多的“空气特供”，也许并不属实，但社会普遍倾向却认为是真的。又如去年的“抢盐风波”，更反映了民众心理深层次的不确定感。各种风险群之间的心态，进一步导致了一种社会意识的极端分裂。这种分裂表现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精英之间，但更体现在精英和社会底层之间。在分歧严重且相互怀疑的“风险群体”之间寻找共享的价值和目标，自然就变成了一件天字号难题。

社会面对无法逃避风险的最终策略是集体抗争，甚至暴力。如果说不合理收费和突击检查等还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来规避，但明目张胆破坏规则的、掠夺性的风险转移，无论是以整顿秩序、维护稳定还是经济开发的面目出现，最终都可能激起社会的集体行动。近几年多起环境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结构性风险正如一个长期债券，无论你怎么“重构”（restructuring），无论你将其偿还期限延得多长，最终也会有偿还的一天，而且还得连本带利一起偿还。对于个人而言也许还能规避，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没有办法再作转移。

管理高风险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看，高风险社会是中国经济政治体制设计的基本预期。1990年代中叶的经济改革，大体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化、地方竞争化和社会市场化的全民发展动员体制。这种体制下的中央政府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和可支配财政资源的大半，因而具有极强的应付危机能力。历数这十几年来的各类重大危机，例如1997年的金融危机，1998年的洪涝灾害，2002年的“非典”危机，2008年的汶川地震，2009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体系确实都能比较有效的应对。如果我们把经济停滞看作另一个最大的结构性风险，那么这个体系的基本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应付总体性危机的制度，现在却要面对很大程度上是自身造成的各种日常化的社会风险和危机，以及更大的总体性危机。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的“高风险社会”其最大的风险并不是国家的存亡或者经济的崩溃，而是市场化所带来、涉及基本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方方面面的风险。这种风险又极不对称地强制性分配到抗风险能力较差、声音也最为微弱的社会群体：中小企业、社会底层、年轻一代以及子孙后代身上。这些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抗争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现在国家为维稳所支付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为这种分散在社会各层面尤其沉淀在底层的系统风险买单。

管理中国式高风险社会，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发展社会保险制度，将分散在社会底层的风险重新由国家承担起来。但这样做也许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中国式的高风险社会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许多地方不尽合理。在这种体制下，对抗风险最有力的权力和资本过度集中于中央和国家，而风险却分散到体系外成员，特别是底层社会和子孙后代。因此，管理这种高风险社会的核心是改革当前的风险分配体系。

首先，必须改革当前的决策过程，利益相关方尤其风险承担方应该参与决策。任何政策都必须有一个专业详尽的风险分析报告，并且做到信息公开。例如企业改制，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甚至是地方投资计划等，都必须让民众有完全的知情权，让民意参与到决策过程。

其次，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一般成员的基本福利，特别是医疗、住房和养老，即使不能做到均等化，也必须要货币化和市场化，让市场化的福利风险在体系内外共同承担。在收入方面，公务员收入标准也必须要以社会平均为依据。在当前的福利制度下，公务员热还会不断升温，官民矛盾和心理落差必然进一步拉大。相反，如果公务员和社会大众能够共同面对市场风险，就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控制风险的能力。

最后，国家财政应该加强社会保障的力度，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这些基本生活领域。这也许是当今社会改革最紧急的一项任务。当前社会保障支出虽然有所提高，但还远远无法弥补社会风险对底层的伤害。国家社会保险不仅要做到全面覆盖，还应当尽量均等化。例如现在有些农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如果只是区区十几块钱甚至更少，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此外，国有经济体系的改革和财政体系有待全面改革，这才是全面改变风险分配格局的关键。这方面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中央放权于地方，地方让权于社会，国有企业的进一步企业化。同时还要加强社会对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监督和参与能力，完善各个层次上的责任制，保证决策者对各种社会经济决策长期后果负责。这样才能改变“高层决策，基层承担风险；国家行为，社会承担风险”的尴尬局面。

英国政治哲学家柏克曾将社会描述成这样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不只有活在世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世的、已死去的、尚未出生的人们间的关系”。我想，柏克如果活在当下，一定会在这个定义中专门加上一个关于风险分担的条款。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成长，无视长期结构性问题，将结构风险留给社会、传给后代，这完全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模式，不会导致新的契约的建立，反而会摧毁原来默认的社会契约。从一个历史的眼光看，只有从现在开始逐步改革滋生机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改变这种风险无限转移的趋势，才能担负起中华复兴的历史责任。

新时代社会 篇12

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的消息很快成为各大论坛的焦点，西方媒体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BBC报道称，胡主席与网友直接交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声民意的重视。而笔者认为，其中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网民”已经成为强化公民社会意识、促进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透露，截止2007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1亿。有专家预计，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就社会生活而言，网民的活动正日益快速地赋予了传统的“社区”概念更加“无限可能”的内涵，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推广与普及。

而这一全新力量对于社会的正面冲击和积极影响是远远令人难以估量的。

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公民社会”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较受广泛认同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观点：“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但有一点几乎是公认的：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秩序和规则、文明与法制的重要标志;而公民意识的全方位唤醒与崛起，又在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领域推动着社会更加和谐。

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融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精髓和现代文明法制意识于一体的重大决策。“和谐社会”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民本思想。一个开放、发达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社会高度兴起、公民意识蓬勃繁荣的社会，同时，也使得公民权利得以有效保障，公民责任也能够确保顺畅履行。

从理论上讲，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呼唤建构现代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建立又必然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确立公民社会，是从根本上提升公民权利意识的治本之举。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必然是一个公民意识很强的国家，而公民意识的发展，则依赖公民社会的建立。同时，国家向社会的回归，也是培育和建立公民社会的基本依据。

在此，有必要提到的是曾经沸沸扬扬的“虎照门”事件。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下，周正龙虎照事件被反复质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这种“质疑”通常只能在个人化、圈子化的条件下发生，致使权力回应的传统步骤和节奏无法保持，也使权力的“操作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压缩。而网络使质疑变成了非常清晰而透明的民意，质疑的被传播、被接受及追问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虎照门”事件以毫不妥协的否定回应了权力行为中的虚假，并且迫使权力向事实低头，因而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网民推动的最重要事件。

严格地说，网络使公民掌握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映射着现实，但远比现实的空间更加属于公民。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作为“网民”数量最大的国家，如何在充分发挥网络便捷、高效的沟通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社会责任的落实的同时，科学、合理地加强引导，是当前我国应该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公民社会”必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公民意识”也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念和道德思想。

我们期待在“公民意识”推动下的公民社会建设愈发完善，期待“公民社会”推动下的和谐社会更加美好，也期待公平与正义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