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精选11篇）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篇1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张绍明

汉口新华下路9-1号 邮政编码：43001

5近几十年来,由于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交流有了前年未有的快捷，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文化、教育、道德、伦理对其他国家的冲击，使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好处，各国争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例证。既然经济全球化能带来益处，其它领域是否也存在全球化的可能？比如环境保护、国际贩毒、国际恐怖组织犯罪这些跨国问题，单靠一国难以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和配合。针对这类问题产生了大量双边协议或国际条约，使其不再是一国内政，随着调整这些领域的国际条约日益增多，法律全球化呼声再起。

法律能否全球化，各国学者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主权的体现，作为主权象征的法律是不可能全球化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切实可行，法律全球化是西方霸权的体现，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而应是政治多元化、法律多样化。罗豪才甚至发表《警惕法律全球化理论》，对此全面否定。

与我国一些学者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法律全球化的激进主义理论在全球大行其道，女法学家马蒂甚至提出了令人向往的世界法，在其代表作《世界法的三个挑战》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世界法美景。在世界法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年轻学者也认为对法律全球化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客观对待，全球化的经济过程需要有法律全球化的框架，法律全球化有利于人们实现自由交往，苏州大学苏永坤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甚至提出将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体系。

法律能否全球化不在于人们的争论，而在于世界各国法律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应是各国普遍尊重、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已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为世界各国法律所接受，以此原则来影响各国的立法进展，使各国法律尽可能体现这一原则，而并非要求各国法律一样，尽管各国法律表现上有所差异，但法律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法律影响，法律原则是相同的，这也就是法律的全球化。

世界各国法律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是法律全球化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世界法理论的实现虽然遥远，但他们真的找到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那就是人权。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权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中，从自然法学派提出“天赋人权”开始，各家各派对人权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说，但不管怎样，一个现代开明国家的法律不可能不反映人权的呼声，体现人权的价值，现在的法律中，人权一直居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因为人权是现代国家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终极价值是为了实现人权，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有最高的地位。

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说自己不讲人权，只是对人权的内容有不同看法。我国对人权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我们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对话了，1998年，我国就加入了国际《人权与政治权利公约》，加上已经发表的12份有关人权现状的白皮书，我们融入人权国际大家庭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要求法律体现人权，表现人权精神，追求法的终极价值。如果只将人权口号写在公约上，人权只不过是一张廉价的标签，人权要想在生活中存在并实现，就离不开法律的保护，人权的存在离不开法治，人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法治。人的生存权和平等权、财产权、发展权、自由权既是人权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法治的主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要求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具有共同性，法律保护人权的特性也要求法律倡导法治、保障人权。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十六大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加入WTO对我国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同样提出了挑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保障，而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国家应是一个充分保障人们行使权利，充分体现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美好社会，从这一点讲，人权和法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人权是法治的起点和归宿，法治离不开人权，也不应离开人权。

依法治国注入人权的内核并非在为世界法鸣锣开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不应忌讳讲人权，也不能回避人权。人权、法治与全球化并不矛盾，我们应看到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欧盟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不久的将来将是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世界舞台；我们应看到在环境保护、经济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法律全球化已深入开展，并大有向其它领域扩展之势。诚然，世界法的美景离人类太遥远，但人权却是在现实生活中天天存在，我们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同时，关注法律全球化、研究人权作为世界性话题的存在合理性，以此促进我国的法治进程，是当前我国法律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人权不仅是美好字眼，也是我们权利的核心，我们对全球化下的人权不应躲躲闪闪，与其让别人时不时拿起人权大棒敲打一下，还不如在人权论战中找到自己的位子，与他们平起平坐地讨论人权，以人权作为的内核，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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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篇2

经过20多年的研究论证,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最终出炉, 这被很多人认为是“我国人口事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其一方面表明相关方面的探索已取得了相当共识,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实现了重大跨越, 具备了法治化、规范化的基本条件, 这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从行政强制为主导向以群众的满意程度为第一标准的新阶段转变。

中国大规模的计划生育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当时, 关于计划生育的提法是“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1978年3月, 计划生育被写进了宪法。1980年, 新华社公布了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 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这一消息发布后, 一度曾有人主张“我国人口近期宜取负数发展”, 建议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 使每年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死亡率, 进入人口的负增长。但这将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夫妇终生不能生孩子或至少20年内不能生孩子。因此响应者不多。另一种观点则影响很大。几位科学工作者建议从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这样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 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1亿以下。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郑重向全国发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随后,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数量上进一步收紧。“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取代了“晚、稀、少”的提法。当然, 这一调整在城镇采取一些必要措施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在农村却困难重重。因为农耕文明形成了“多子多福”的观念, 而农村的生产方式、社会福利状况以及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也使农民难以接受这一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及时作出了调整, 重新规定, 在农村仍要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但也要适当放宽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

很显然, 政策调整后群众的生育愿望和政策要求之间仍然有差距, 计划生育仅靠公民的自觉行为还不可能实现。

西方发达国家从高生育水平向低生育水平的转变, 是和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 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生育率下降。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不允许重复这条路。因为经济发展在对生育率的下降发挥拉动作用之前, 已经受到了人口问题的制约。

在不能坐等依靠经济发展来降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 借助行政强制力解决人口问题就成了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里, 计划生育的推行基本上是行政强制型, 采用的是社会制约机制。其为1990年中国人口转变历史性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 这个时期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在执法中还存在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违法行为, 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为了规范计划生育行为, 国家计生委出台了包括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 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等内容在内的一些规定。这些规定使计划生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规范, 但专家指出, 这些问题往往与指标、任务联系在一起, 要想彻底解决, 还得依靠法制的建设和工作模式的转变。

1990年代后, 一些地方除了行政强制力外, 引入了利益导向机制。有的把计划生育与扶贫结合起来, 同是贫困户, 生一个的就比生三个的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

在此基础上, “两个转变”被作为重点提了出来:即由孤立地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机制转变。

这些转变的实质就是由“以数为本”转为“以人为本”, 计划生育不仅仅是一项关于数量、指标的工作, 更要考虑人的利益、需求、发展。当然, 这些转变从目前来看还是初步的、局部的, 大都集中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但它所展示的方向令人肯定。

与整个社会、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 计划生育工作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总结, 逐步驶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如在1990年代形成了一整套经验, 其中包括成熟的生育政策, “三三三二一”工作模式以及“以人为本”原则的确立。可以说, 这些构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部关乎中国“国际形象”的法律出台的先决条件。

从内容看,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核心是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既不收紧也不放松。与此同时它也明确了实现这一政策的途径并不是过多地依赖行政强制力, 而是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机制, 依法行政、依法生育。

从现实来看, 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基层的工作人员从指标和任务的重压中解放出来, 这就涉及到考核体系和工作方式的改革。因此这部法的推行还必须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完成。

从研究来看, 以人为本、优质服务对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会起到积极的效果。研究者认为, 1980年以来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 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低于实际生育水平, 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育龄妇女中非意愿生育的存在, 意味着中国的育龄妇女并没有完全掌握自主的生育权利。从这方面来说, 优质服务可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

对于一个有着10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 人口问题确实关乎着它的生死存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标志着这辆巨大的人口列车驶上了一条新世纪的轨道。

摘要：经过20多年的研究论证,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最终出炉, 这被很多人认为是“我国人口事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计划生育已经实现了重大跨越, 具备了法治化、规范化的基本条件, 这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从行政强制为主导向以群众的满意程度为第一标准的新阶段转变。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篇3

按照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新航线开辟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法制发展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与现代资产阶级法制体系的建立

这一阶段的早期，随着15、16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上贸易的频繁，近代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对法律和法学的迫切要求便明显地摆在人们的面前，此时，人文主义法学派应运而生了。它“用人性否定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用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用个性自由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用平等观念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这就意味着法学有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趋向。它的出现标志着法学的独立，使法学摆脱了以往融于其他学科甚至依附于神学的局面。另外，经过长期的战争，1643～1648年，欧洲列国还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西方具有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产生及近代国际法的诞生。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法制建设的加强又依赖于法学理论的指导。就在这个时候，古典自然法学派应运而生。他们强调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提出了“社会契约”，“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分权与制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一整套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在上述法学理论的指导下，法国、美国等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纷纷制定了《人权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年)等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其思想内容成为此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纷纷效法的榜样。同时，反映资产阶级商品经济要求和经济全球化要求的拿破仑法律体系开始形成，特别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内容，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需要，即“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涉”。此后欧洲大陆各国及南美洲一些国家，纷纷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或参照，制定了自己的民法，并将法律规范组成不同的法律部门，形成了完整的法律科学体系。

这一时期，经过不断发展，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开始在资本主义国家形成。随着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等也开始向世界传播，殖民地国家被迫开始进行法律改革。主要表现为法律殖民化，即强制性的法律西方化阶段，使这些国家的法律逐步纳入西方法律体系中。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法律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从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开始了第二次以电化技术为代表的工业革命。这次革命引起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它缩短了世界各地区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资本输出和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和资本出现了集中现象，自由竞争逐渐发展成垄断，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这一阶段，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所代替，法的精神由权利本位转向社会本位，法律社会化的思潮遍及整个西方世界。这一时期，广泛多样的立法、司法活动适应了社会的变化。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加强，强调法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对社会利益的维护。由此出现了大量的行政立法、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进一步扩大。各国纷纷修改完善原有的民商法、刑法、诉讼法。世界上出现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国际法的深入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日益具有世界性。由此所引发的矛盾，已经不能由各国单独地圆满解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公约和惯例的数量和类别出现明显增长。同时许多国家之间还签订了双边国际经贸条约。国际条约的盛行，为商品的国际流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矛盾得以解决，从而对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法律的趋同

二战后，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兴起，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使世界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为全球性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手段，加上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发展，使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在这一阶段，区域性与全球性的经济组织不断增多。

随着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法律也获得新的动力，并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国家，法学出现了多元格局，各国的法律制度方面却出现国际化或说趋同化，两大法系逐渐靠拢。英美法系国家中制定法的作用日益加强，制定法的数量日益增多；而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重视判例在审判中的作用，在诉讼程序方面，更多地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对抗制。在两大法系逐步融合的同时，还出现欧洲共同体法等区域性超国家组织法律和大量的国际公约、条约等国际立法。如《联合国宪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版权公约》、《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

而独立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进行法律改革，其中多数仿效西方国家(主要是前殖民地宗主国)，建立了西方式的法律制度；另一部分国家仿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律制度，从而在世界上出现了两种类型法律制度的对立，包括两种类型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方面的对立。

四、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人类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缩短了时空，把全人类史无前例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由于苏联解体，前苏东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越南等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提出建立市场经济，因此，在90年代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的世界化潮流。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体制基础，市场经济最终促成了真正意义上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加之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加强，特别是世贸组织的建立，使经济全球化达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一阶段，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许多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加重，如酸雨、全球变暖、臭氧空洞、恐怖主义、贩毒、跨国商业犯罪、人权保障，等等，这些政治问题早已没有国界，而且这些政治问题的解决也决非一国所能，需要全球社会的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必然发育出区域性的超国家政治组织和全球性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现在已经初具规模：欧盟、联合国、联合国维和部队、国际刑警组织、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等等。

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为法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促进了法学理论更新。经济全球化同传统法律理念与制度的；中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需要新的法学理论来回答大量的新问题或老问题中的新课题。同时，经济全球化使法律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使法律的涵盖面越来越大，新的立法与法律部门不断产生，这在客观上就需要符合时代精神的法学理论来支撑。法律全球化、世界法等问题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制度层面，法律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化加速了国际立法，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立法。据统计，截止1995年底，世界各国共签订了900多个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其中近60％是在90年代缔结的，仅1994～1995年，就签订了299个，超过60年代和70年代签订的此类协定的总和。同时，国际立法也越来越影响到各国国内立法．为履行国际条约或使本国立法符合世界法制发展潮流，各国纷纷修改法律，出现了“国内法的国际化”趋势。上个世纪末，世贸组织成员国就农业问题所签订的《农业协定》，就是这一进程的一个缩影。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 由于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理念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必然使得我们在迎接全球化的同时，给我们自己的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如何立足全球化的背景下，改革我们的思维模式，健全我们的法治环境，为我国的农业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寻找出一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

作者单位：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篇4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搞历史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不行的。所以要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故要保护和发展。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

要致力于传统文化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的作用。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篇5

1.十九大报告指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A）取代“两规”措施。

A.留置 B.讯问 C.查询

D.搜查

2.我国“法治政府”的概念是在（B）提出的。

A.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

B.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C.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

D.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

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A）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A.合宪性审查 B.逐利违法 C.依法享有

D.依法立法

4.我国“法治社会”的概念是在（D）提出的。

A.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

B.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C.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 D.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

1.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新时期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是（ABCD）。

A.科学立法 B.严格执法 C.公正司法

D.全民守法

2.下列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述正确的是（ABCD）。

A.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 B.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C.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D.包含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正确）正确 错误 2.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石和精神支柱，也是衡量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正确）正确

错误

3.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正确）正确

错误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篇6

发言稿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

党校教育主要分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员道德素质教育这两个大的方面，党校的理论教育除了宣讲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论的学习、价值观的灌输，让科学的意识指引受众的实践活动。

今天请允许我，从这个理论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展开来。我交流的主题是《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从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背景，基恩内涵，来谈一谈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实践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背景和提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和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经验，同时吸取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中的精华，对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的规律总结；它既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执政党对中国法治经验的理论追求和升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背景（1）：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即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面对这一形势，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这些战略思想在政法系统指导思想上的体现。

背景（2）：是我国政法机关面临的新任务决定的。我国正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政法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同时民事行政纠纷、群体性事件和各种治安事件持续高发，大量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不断汇聚到政法机关。通过媒体的高效报到不断刺激着民众的神经，个别事件影响范围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法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背景（3）：是解决当前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观念的大量存在和执法中的各种问题的迫切要求决定的。由于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各种法治思想以及封建特权观念，权大于法的人治观念以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观念严重影响队伍，对为谁当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存在混乱模糊的重大思想问题，政法机关出现了执法不严、不公正文明、不作为，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作风上简单粗暴，耍特权、抖威风，引起人民群众严重不满，甚至发生警民冲突，群体性事件和缠访闹访。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刻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

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同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1、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养成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2、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从根本上反映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我们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权力本质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政法工作的核心要求。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求执法机关在执法工作中必须以保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以公正实施法律为首要标准，做到保护人民利益与维护法律权威的有机统一。

3、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活力社会生命，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法治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载体，它的价值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谐。利益与正义、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生存与发展、和谐与安全等，都是社会成员所需要的价值，而法治就是将这些价值进行排列组合时的制度安排。在社会所需的多种价值中，处于基础与引领地位的始终是公平与正义。通过法治实现的社会制度文明，其基础应是公平正义。

4、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服务大局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性质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实现全体人民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工具。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的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核心内容，是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正是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根据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提炼出来的，是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出发制定和部署的。

5、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坚持党的领导理念，是由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凝结了人类文明的政治智慧。但是，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国家治理形态，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并由其决定的，离不开一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和实际。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 的法治模式，是和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特别是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我们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照搬别国的法治模式。离开了党的领导，将法治与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法治建设就会迷失方向，也就不可能保证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07年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个至上”的提出，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新理论成果。2008年政法工作会议，2010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中央领导集体都阐述有新的理论成果。在此不作赘述。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包含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又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当今社会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着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我们正在推进的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它应当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下的一项极为重大、十分理性的社会工程，它必须以一定的理论和理念作具体指导。法治理念是法治理论的主体化、内在化和观念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指导，并在其指导下努力推进。我要强调的是法治建设，并非仅仅是公检法三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行政机关，党政机关要参与到法治建设中来，努力做到依法行政、合理行政。

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法治理念是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理念的也直接指导社会大众的实践，提升全社会、全体人民的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维持社会在转型期间平稳过渡的关键。在实践中如何引导老百姓依法办事，依法诉求对于当今各级政府来说非常重要的，政府的创新社会管理和维持社会稳定，应该要从法治出发，回归科学和公平。

最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促进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要求司法机关尤其是各级政府在依法行政过程中，既要审视已有立法，又要用发展的科学眼观看问题。不断关切立法、政府的发展方向，适时调整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实现好人民的利益。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篇7

1、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当中去

经济全球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时代的潮流, 不可逆转, 任何国家消极回避或抗拒这一潮流既不现实也无可能, 最终受损的只能是自己。面对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潮流, 发展中国家唯一的也是正确的选择是积极参与, 依靠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力量, 以充分享用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好处和提供的有利条件, 尽快走向世界经济的前沿, 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和边缘化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团结一致, 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 集体应对全球化。单个发展中国家力量单薄, 声音微弱, 实力根本不足以推动不利于自身的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 发展中国家要敢于、善于对现存的不合理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有理、有利和有力的斗争, 迫使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化规则时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 削减发展中国家债务, 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和技术。

2、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保证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已不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了, 1997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关注。但是在当时看来,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更多是指一国如何防范短期冲击引发波动, 如何防范国民财富突然大量流失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除了短期冲击意义上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还面临着长期的经济安全问题。

全球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经济主权是否稳固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增强综合国力是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扩大开放, 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还要在加速本国科技进步的同时,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改变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结构。发展中国家应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提高对外开放程度, 降低对外依赖程度;应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拓展更加广阔的经济活动圈。与此同时, 要注意防范经济的对外依赖性, 消除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发展中国家还应进一步积极参加国际性经济组织或参与它们的活动, 争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和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否则, 没有发言权, 就不能争取和捍卫自身经济利益, 也就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3、大力推进国内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从根本上看, 经济全球化是一场发达国家主导下的, 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调整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 通过跨国公司相互交叉投资, 企业兼并, 在更大规模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 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另一种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控制某一产业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关键环节, 而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劳动和资源密集的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在新技术革命带动下, 对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进行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 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促进了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为此, 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抓起:

3.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改善三次产业结构状况。

加强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 是“十二五”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在发展第三产业时要把发展信息服务、金融保险、资讯等现代服务业, 放在结构调整的重要位置。

3.2 大力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 把结构调整与信息化结合起来。

3.3 提高城镇化水平, 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十二五”期间,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将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 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3.4 调整生产力布局, 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同时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之举。力争用5年到10年的时间, 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 科技、教育有较大发展。

4、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是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有效途径

经济区域化又称地区主义, 是描述一些地区内的国家联合建立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 使地区经济集中化、板块化或制度统一现象的概念。区域化重在表明世界发展中地区经济更为重要、区域组织更为活跃、地区联系更为紧密。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 发展中国家选择加强本地区经济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地区经济合作既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初始或过渡阶段, 也可以用来抵御发达国家的经济冲击。从实践来看, 发展中国家在利用集体力量一致对外方面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目前, 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一些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如东南亚的东盟, 中东的海湾合作委员会, 非洲的“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加太集团, 南美的“共同市场”等, 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面向全球化竞争, 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有力手段。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 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方向, 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和发展战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好更快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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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淼.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M].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选择 篇8

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崛起是受益于二战以后形成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接受现有的国际规则来加入目前的世界体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常将一个崛起的国家称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认为这样的国家会积极谋求改变世界秩序。以此相对的是所谓的“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指的是现有世界秩序的营造者、得益者、守护者，其国家战略的目标是保存、维持现有的世界体系。

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中，美国、日本可以称为这一理论中的“现状国家”，因为中国崛起前的世界体系是对他们的非常有利的体系，所以他们必定要尽量维持这一体系，尽量延缓由于中国崛起造成的世界体系变化。类似的，不少人因此也认为中国必定是个修正主义国家，因为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必定要谋求世界体系的变化，以适应中国增长中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

很明显，这种二分法的视角是非常有局限的。如果中国的崛起是因为从现有世界体系得益的话，中国应该有巨大的利益力求现有体系能够维持下去。这也就是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等体制、观念的原因。

因为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得益者，所以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所寻求的是要融入当今世界体系，而不是要扰乱或颠覆（upset）这一体系。世界一些国家的所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带来新殖民地主义”等论调，完全是对中国崛起、和平发展的理念和实践的误解。当然，中国在参与世界各项事务和世界各国国家发展经贸等各种关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贸易时，也存在国际、跨文化沟通能力不足，对当地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了解不足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解。

无论如何，中国在未来的一二十年的继续发展中，不会主动地挑战世界秩序，或试图取代美国去当世界霸主。中国深入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格局和发展的方式，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已有的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框架中，中国所负的责任、所实施的影响力，将会有较大的提高。这些国际机构和框架，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等，多数是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导下形成的，是二战后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骨架。中国不挑战世界秩序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深入地接受、融入这些组织和平台。而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参与程度的增加，则表现在中国正在这一类的组织和平台中正在更深入地介入、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多的影响。

例如，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部分投票权就从美国和欧洲国家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同时，世界银行也出现了由中国专家担任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情况。就在最近，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而在G-20（二十国集团），APEC这样的组织中，中国的影响也在增加。

稠密化的次区域机制

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介入程度、影响力增加的另一方面，是在遵循已有的各种多边国际体系的同时，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构建一些新的国际合作体系。这包括一些双边的体系，比如，在WTO的框架下，中国先后同秘鲁、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冰岛、瑞士等国家建立了自由贸区，并积极推动和其他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挪威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中国和加拿大或墨西哥、巴西这些国家形成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那和中国具有自由贸易关系的国家也就覆盖了美国主导的所谓“跨太平洋合作伙伴”的成员了。

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一些国际多边合作体系的。1990年代中国首次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后来，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倡导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主动倡导这一类的多边合作的行动，在近年来变得十分醒目。就在最近，中国先后独立或与多方共同提议创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3年3月27日，于南非德班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3年10月2日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提出）。

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丝绸之路经济走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带等多边组织等等众多的多边合作机制。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 篇9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俞可平

自从有了国家及其政府以後，善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我国古已称之为“善政”，大体相当於英语里所说的“ GoodGovernment ”(可直译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善政的最主要意义，就是指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和廉洁，各级官吏像父母一样热爱和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没有偏爱。不过，更抽象地说，善政的内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古代还在现代，都基本类似，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毫无疑问，只要政府存在一天，这样的善政将始终是公民对於政府的期望和理想。

但是，善政在政治理想中的这种长期独占鳖头的地位，从90年代以後却在世界各国日益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与善政构成挑战的是“善治”，其英文名为 GoodGovernance (可直译为“良好的治理”等)。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GovernanceAndDevelopment)，《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第3 期还出了一个名为“治理”(Governance)专号。“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有一个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这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直至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

90 年代後，在英语的政治学文献中，善治概念的`使用率直线上升，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善治究竟意味着甚麽?它的本质特徵是甚麽?它有哪些基本要素?对这些问题政治学家们尚在争论之中。不过，从业已发表的文献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徵，就在於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6个：

(1) 合法性(legitimacy)。它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依

M 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legal)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反之，具有合法性的作用，也不见得一定符合法律的

做好新时代信访法治化工作 篇10

信访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服务群众、保障群众利益的一条重要途径。做好信访工作，可以为群众排忧解难，满足群众合理要求，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充分调动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日益显现，导致现在的信访工作形势严峻：一是信访总量不断提高，除了多年积累的问题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新的信访问题仍在不断产生，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信访矛盾仍在不断呈现；二是信访问题的种类较集中，信访问题大多是因重要工程建设、农村土地征用拆迁、村组对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土地整理等引发的信访问题；三是信访形式多样化，当前群众信访的方式主要有书信、走访、网络举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越级上访、缠访、闹访的情况仍有发生。这些情况都表明，社会不和谐因素仍大量存在，有些矛盾还相当尖锐和激烈，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发展的突出问题。

为做好信访工作，及时化解信访问题，信访法治化建设势在必行，只有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理顺信访工作各方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为做好信访法治化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健全完善的信访法律制度体系。进一步明确信访工作职能定位，厘清职责边界，明晰权责清单，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在信访工作中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全面推进“阳光信访”，解决职责不清、工作随意、办理不透明、效率不高等问题，形成与时代特征、法治要求、群众期待同频共振的信访工作新格局。

二是要多渠道分流信访案件。引导信访群众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解决利益诉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有关职能部门应按照职责范围梳理甄别，明确解决诉求的责任部门，让群众知道由谁来办和怎么办。

三是要坚决打击违法上访。要加大对无理缠访、闹访、恶意进京非正常上访、恶意助访、组织串联集访、扰乱秩序等违法信访行为的依法处理力度，坚决防止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导向，营造正常的信访秩序。

四是要树立了大信访观念。由信访办接待的小信访向各部门、各单位共同负责的大信访格局转变，由信访单一渠道思想疏导向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多渠道合理分流、依法处理转变。信访工作人员要提高责任意识，由信访办被动接待分转处理向全面落实责任制、包案处理转变。

五是要使大走访活动常态化。要认真贯彻落实“三大一实干”活动，使大走访活动常态化，通过大走访，了解群众困难，使潜在矛盾浮现，协调相关部门及时处理，避免矛盾扩大引发信访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篇11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中国电影艺术话语空间

一

21世纪的人类社会跨入了“地球村”时代。随着世界各国之间联系的密切，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进入世界的各个角落，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及艺术等方面。日趋走向一体化。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国基于民族性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艺术交流和沟通也日趋密切起来，在文化艺术领域全球化的话语空间正在形成和发展。

全球化时代是真真切切地到来了，它成为21世纪最宏伟壮观，最无可抗拒的潮流，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有着不相同的应对态度和策略，前者大都依赖自己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强盛，想将己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文化艺术传统，连同科技、经济一道进行跨国推销，在用强势经济和科技征服世界的同时，也希望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绝对支配的地位，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迎取的全球化，就是以己为本统摄他者的“大化全球”，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便成为被支配和改造者，顶多是被观赏的“异国”，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实行经济和科技改造、政治同化、文化艺术统摄的全球化，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但它却是全球化趋势中的一股强劲的潮流。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性，面对汹涌而至的世界性科技、经济大潮，发展中国家既感到欢欣和鼓舞，又会滋生出恐惧和忧虑，在接受西方先进的科技、经济改造的过程中，这些国家还需，时时防范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艺术之魂的强势侵入，防止西方的话语霸权将自身的话语空间扭曲和统摄，以至化为虚无。

全球化语境下，当下中国文化艺术的活性因子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趋势的激发，例如，中国电影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借助全球化的信息交流、资本流通和技术互动，便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中国民族性艺术与世界性艺术情趣展开交流与沟通的互动平台，同样，当下中国电影叙事的话语空间，也逐渐形成了全球化艺术视野的发展趋向，中国广大观众无论欣赏表现本国民族生活和习俗的国产影片，还是欣赏呈现异国风情的进口的世界大片，大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体验着本民族电影艺术在全球化文化艺术格局中境遇和品位。

在文化艺术领域，全球化语境的形成已是无可否认的客观现象，当下所需的是国家之间及民族之间多元性的沟通与交流，实际上，世界的文化艺术正在形成一种开放、互动的语境。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叙事的话语形式也将发生质的变化，两种趋向应给予高度关注，一是立足本土意识形态和尊重他者意向的审美价值定位，二是在全球化的信息交流、情感交流和价值互信中生成审美意义的话语形态。中国电影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应该采取高度灵活的开放姿态，话语空间需显现出对中外电影艺术形式的充分引鉴，精英意识和大众意识共存共生，以电影叙事为审美沟通的“桥梁”，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本土特色在电影的影像世界中焕发着魅力，而且，世界性文化艺术交流的信息也在这种话语空问中不断被传递出来，不仅是中国观众，外国电影观众也可通过这审美沟通的“桥”，领略到中国文化及民情风俗的丰富的魅力。

二

全球化时代，文化及艺术形态发生了质变。那就是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消费群体的成份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多变，市场化和休闲性成为文化艺术创造和传播的源动力。当下中国电影叙事的话语空间中。叙事样式不断强化着如下特征：一是充分迎合中国大众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的生活习性，同时。兼顾到中国大众探求世界变化的心态：二是顺应了国外观众探寻中国历史文化特色及关注中国现实生活变化的域外情趣。借助于全球化交流的传媒科技和运营机制。中国电影艺术可以全方位展现本民族的生活习尚和文化形态的特异性，将大众生活的原汁原味以生动的影像情节广播世界，还可将世界潮流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变迁展示给世界观众，可以说，全球化语境影响下的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中国与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这是最能够体现时代发展的艺术视野。

全球化到来的时代，人类的文化和艺术被推向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和迅速交流的崭新领域，在建构起开放性话语空间的时候，一种危机也在潜滋暗长。那就是“后殖民语境”的时显时隐的侵入。印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在他的经典著作《东方主义》中谈到：“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关：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充满了野蛮、愚昧、孱弱、丑陋，是被严重扭曲和畸形化的“异国风情”，这便是西方世界乐于认同的“东方文化身份”，这是一种被贴上了“后殖民主义”标签的全球化话语形式。对中国而言，这种“后殖民语境”的危险性更多地存在于向世界开放的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中。我们曾经那样兴奋地赞赏张艺谋、陈凯歌为中国电影捧回的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奖，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梁》在西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在1990、1991、1992三年中，他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又分别入围威尼斯、且二度入围奥斯卡，其中《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分别获“银狮”和“金狮”，不久，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上甚是风光，荣获了“金棕榈奖”。同时入围奥斯卡。此外，我们也曾经由衷地敬佩张艺谋所代表的“大腕”们能够引进巨额海外资金，人们免不了会有这样的认识，这些电影大腕们为中国电影艺术指出的是成功走向世界的光辉大道。然而，在这些被制作出的“文化盛宴”和“艺术大餐”的背后，潜藏着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被“后殖民化”的危机。

这些电影的叙事大都创造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滞后于西方的“东方寓言故事”，它们呈现出让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异国情调”：

《红高粱》里是包围在望不到边的高粱中的酿酒作坊，这里发生了一幕幕近乎原始的狂情勃发的场景：颠轿，野合，撒尿酿酒《菊豆》中是令人目炫的重彩铺缀的杨家染坊，这里演绎的是叔婶乱伦、拦棺哭殡之类颇为罕见而刺激的景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则是深居、闭锁、牢狱似的陈家大院，呈现的是妻妾成群、点灯封灯等等严重摧残女性灵魂而又极大满足男性封建家长淫威的一幕幕丑剧：《炮打双灯》中的蔡家大院也是“阴气极盛”，一种愚昧而野蛮的封建文化氛围令人窒息。诸如此类的古老、落后的文化及民俗景观，是用电影影像的形式向西方世界呈现的久已被时代屏弃的老中国的丑陋面貌，所建构的话语空间笼罩着被“他者”审视和赏玩的“异质化”的情境，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艺术以所谓最民族的特色走向世界的叙事策略的缺失，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是“我们的电影必须是一种‘他性的’、别具情调的‘东方’景观：要想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我们就必须将欧洲艺术电影的传统、标准、趣味内在化，将欧美世界的‘中国想象’内在化。”当中国的文化艺术被西方国家当作可以化入己方的“异国”文化艺术而加以观赏时，难道我们不会产生悲哀和惊悚心态吗?诸如此类大受西方赞赏的电影作品的话语形式，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成为了西方国家审视和玩赏的“异国情调”。

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艺术的生产和消费会在与世界潮流接轨的过程中，将自身的话语形式化入西方准则的文化艺术潮流中，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并且可能会更加强烈地发展下去。在此种境遇下，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自身的话语权，也为了能够以光彩而健康的“身心”步入世界大家庭，中国电影艺术所建构的的话语空间，应该显现出与时俱进的本民族的意识形态的主体性。而不可形成“臣服他者”的“后殖民语境”，也就是说，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要突破“西方中心性”的误区，将曾经存在过，而且可能继续存在和扩展的“西方中心”的视界打破。

三

随着海外投资的涌入。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中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意识”，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危机。早在1987年。由意大利、英国、中国联合出品的影片《末代皇帝》在中国出场亮相，让中国人获得了一种海外电影公司加盟中国电影制作的新奇感。该片的制作是海外电影资本向中国市场渗透的最初的而且是成功的尝试，片中除了演绎的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故事，女主角陈冲是国内演员外，导演、男主角及其它主要部门的电影制作人员皆是外国人担当的，也正因如此，本片容获了1987年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原始音乐9项金像奖，《末代皇帝》上演的辉煌令中国人兴奋。令中国人大开眼界，也令中国人产生了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强烈渴望。然而，实际上《末代皇帝》的辉煌不是属于中国的，而是属于西方的，从本质上说，它是西方电影市场甩向中国的一个极富诱惑力的钓饵，或者说，是一个诱使中国电影投入西方全球化阵营中的别有用心而又对中国有益的巨大香饵。于是，中国人便有了美妙的憧憬，希望中国人作导演和主演的影片在国际上获大奖，更希望中国人作导演和主演并由海外资本加入的影片进军海外电影市场，应当说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必须经受的洗礼。

由于世界电影艺术及市场环境存在着西方话语霸权，中国电影的话语空间若缺少西方视角及西方关怀，中国的电影艺术便很难在世界上获得承认。得不了世界大奖，也挤不进世界电影市场，相反，由于西方电影生产的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西方电影不仅引领了世界电影艺术的潮流，而且牢固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的霸主地位，甚至能够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使得中国电影的生产与消费在话语空间上。不可避免地向西方意识臣服，这既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今天，全球化已成为各国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与此相关，跨国公司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管理资源、市场资源威为支持、制约、控制中国影片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电影生产与消费的运营机制方面，中国越来越向西方发达国靠拢，这种趋向会不可避免地冲击中国本土化机制的电影经营策略，使以往满足于本土化描绘中国民族风·隋和百姓生活的电影艺术的话语形态，面临严峻挑战。为了更充分地与世界电影主流接轨，中国的一些电影集团公司和大腕级影片制作人，以国际市场作为定位和导向。以大胆的国际化制作和经营模式，生产出让外国观众感到惊奇，具有全球艺术视野的中国电影新作。不仅如此，在中国电影的胶片上，我们发现了哥伦比亚、索尼、艺玛等好菜坞以及其它境外背景的公司的名字，《刮痧》、《庭院中的女人》、《西洋镜》、《蜀山传》、《洗澡》《大腕》等皆从海外资金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但同时，中国民族意识和文化精神不可避免地被西方价值形态改造了，这些影片不是作为被西方人远距离观赏的“异国情调”而进入西方艺术视野，而是西方人以超然的智者和启蒙者在影片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是在审视中国民族文化及百姓生活的种种荒唐、可笑的弊病。例如，由华谊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联合摄制冯小刚执导的《大腕》，其话语空间便明显存在着民族立场“失真”和“失衡”的现象。应该明确的是，对海外投资的尊崇，使得西方电影公司不仅轻松占取中国电影市场的很大的份额。而且能够在中国电影艺术的话语空间中逐步确立启蒙者和批评者的尊贵面孔。于是，在中国电影大腕成功开拓世界电影市场的大进军中。中国电影的话语空间丧失了中华民族及普通百姓的主体地位，丧失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进而实现共存共生、和谐发展的平台，这是中国电影的生产与消费领域需认真反思的严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