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

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精选8篇）

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 篇1

9月初举行的G20杭州峰会世人瞩目。作为G20创始国和核心成员国, 中国通过这个平台参与到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之中;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也努力在IEA (国际能源署) 上发挥自己的作用——2016年3月, IEA和中国在北京启动成立IEA-中国能源合作中心的相关程序。5月中旬, 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原副司长杨雷以国际能源署署长高级顾问的全新身份赴巴黎任职。这是IEA史上第一次聘用来自中国国家能源局的高级官员。两个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表明, 中国与IEA的合作以及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进一步深化。中国正以全球能源生产及消费大国的身份, 以G20为重要平台, 同时努力发力IEA, 更多地从全球视角出发, 寻求在全球能源治理新形势下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及如何发挥更多应有作用的途径。

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 篇2

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脱离谷底，增长已经在连续比较上实现。”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在接受采访时说。

“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脱离谷底，增长已经在连续比较上实现。”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一直在说，中国将是第一个触底反弹的主要经济体，现在这一预测得到了证实。中国将会为全球的复苏作出巨大贡献，因为中国的进口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有显著加强”。

中国政府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比6.1％的增长是近20年中国季度经济增长最糟糕的表现。然而，许多政府官员和中外经济学家却从阴影中看到了曙光，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已经开始奏效，中国经济滑坡最严重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个走出经济困境的主要经济体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许多政府官员显然也对刺激经济计划信心百倍。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都表示，一季度实现的增长显示，国家的刺激经济计划初见成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这次经济反弹可能比想象得来得快。

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中国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已初见成效，经济形势比预料的好。自中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以来，投资增速加快，消费较快增长，国内需求持续提高。

世界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维克拉姆·尼赫鲁说，中国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拥有的政治动员力之强大难以置信，中国政府可以迅速团结一切机构力量达成决心要做的事业。中国政府也能够决定银行贷款和投资开支的方向，这意味着其经济刺激措施发挥作用比许多人最初预期的要快。尼赫鲁说，现在，人们对刺激计划正在产生效果越来越有信心。

野村证券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1998-2002后中国经济三起三落的情况这次应该不会出现。“自从2月中旬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在复苏，而且越来越多的客户在认真听取我们长期以来的预测，即这次将会在今年出现V型反弹。”

触底不等于复苏在即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政府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似乎正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发挥作用的速度超出许多专家的预料，这大大加强了中国经济走出经济低谷的机会。在这方面，基本在政府控制之下的银行系统功不可没。自从去年11月政府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中国各家银行就在加班加点发放贷款和信用，完全不像美国各个银行拿了政府的钱却不干活。中国银监会也为银行的贷款行动大开绿灯。

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中国银行仅在今年的头两个月就新增贷款人民币2.7万亿元，这一势头在3月份仍在延续；截至3月底，中国银行体系的总贷款量达到36.56万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97％。受大量贷款进入经济体之赐，3月份工业产值较上年同期增长8.3％，也快于1月和2月份3.8％的增速。

野村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苏巴利曼认为，3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信贷增长以及工业产值数据均较第一季度早些时候强劲上升，这些都是预示中国经济将好转的指标。因此，中国经济很可能已在2月底或3月初开始好转，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往往有滞后现象。

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也显示出复苏迹象。根据中国政府数据，3月份原油进口量达到一年高点。铁矿石进口量3月份也大幅度增加，预示着未来几个月钢铁需求将会上升。各个地方政府的花钱热情更是高涨，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纷纷上马。

就连向来勤俭持家的中国消费者这次也对中国政府的刺激经济计划颇为捧场。就在中国出口行业遭受重挫之际，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出人意料地增长强劲。3月份汽车销量创月度新高，达到772400辆，比去年同期增长10％，更比今年2月份增长了27％。航空旅行继去年大幅下挫之后也出现反弹。房地产市场也出现触底反弹迹象，反映在交易量强劲回升和房价自去年7月以来首次出现小幅上涨。中国3月份零售销售较上年同期上升14.7％。

“尽管中国的出口行业仍然在苦苦挣扎，中国国内的其他行业——包括银行、公司、家庭和政府——都比10年前更强了，也更能抵御危机了。” 野村证券（Nomura）的孙明春说，“这为中国经济对应1930年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放缓提供了更好的缓冲。”

然而，中国这些喜人迹象并不能令所有经济学家折服。麦格理证券分析师保罗·凯维就认为，由于现在银行信贷和基础设施支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到目前为止复苏是相当有限的。

苏格兰皇家银行的经济学家贝哲民也认为，说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并不为过，但触底并不等于复苏。

中国经济复苏道路或充满荆棘

中国依靠大量发放信用支撑的复苏也许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已经引起了许多隐忧。就连为银行放款大开绿灯的中国银监会，也在为这种刺激经济手段可能造成的信用风险而担忧。尽管中国的银行体系是目前世界上最稳固的，而且经济反弹也已经初见端倪，但是鉴于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衰退中，而且不可能迅速反弹，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或许还会充满荆棘，中国银行系统放出的大量贷款仍有不小风险。

“中国还没有着手解决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结构性问题。”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尔·罗森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短期，作为大规模贷款的结果，中国经济会有不错的增长。在中期，由于这次财政刺激的分配过程质量不佳，表现会不尽人意。从长期看，如果有成功的重大结果新调整，仍然有高速发展的潜力。”

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迅猛增长的贷款。自从去年11月银监会为银行放贷大开绿灯以支持经济增长后，商业银行连续5个月的放贷活动大幅度上升，而其中汇票融资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2月份，汇票融资更占到整体贷款数额45％的历史记录。

银行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汇票融资的利率，因此也相对降低了银行准备金的比例。由于借贷方可以以1.8％的超低利率通过汇票融资渠道融资6个月，远远低于基准利率的4.86 ％，因此给银行系统带来了额外的风险。这些融资的款项许多并不涉及任何项目或交易，有可能流入股市成为炒作资本。银监会近日已经对这种融资方式发出警告，并将在4月份再进行一次审查。

另外，许多地方政府的项目贷款也令人担忧，特别是一些纯粹为了刺激增长率的项目，因为缺乏效益可能造成还款问题。银行贷款过于集中于政府项目和国有大型企业的情况也造成商界对经济的前景远不如官员和学者乐观的原因。

最近对于1500名经理人的调查显示，他们对经济的前景比官员和学者悲观。5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谈论中国经济在2009年触底反弹为时尚早；41％的受访者认为，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很不好”；32.9％的人对他们公司的运营“不满意”；25.6％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公司在放慢或者部分停止生产。40.3％的经理人表示，他们的公司将因为经济环境的强大压力而削减投资。

调查同时显示，41.6％的受访公司仍然盈利，但21.3％的盈利水平不如2008年；36.2％的受访公司亏损，而且16％的公司亏损将超过2008年。尽管面对困难，中国公司总体上还是盈利的，其中大公司的盈利情况要好于中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第一季度的盈利情况差强人意，不过第二季度会有起色，大约49％的公司会有盈利。目前面对困难的经理人们大多认为，明天情况会好转。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发布最新经济数据后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放缓压力。中国经济基础尚不稳固，任务还很艰巨。他指出，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大幅下滑、公司盈利水平下降、就业形势恶化以及财政收入下降。

最新官方数据显示，3月份出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7.1％，2月份降幅为25.7％，这表明美国等出口市场的经济疲软仍在继续影响中国经济。中国3月份贸易顺差185.6亿美元，远远高于2月份的数字，但不到去年年底时水平的一半。全球需求下滑令中国出口商遭受打击，继续在一些地区造成千百万人失业。

穆迪公司旗下的 Economy.com分析师陈颍嘉指出，中国的出口前景在美国和欧洲摆脱衰退之前不会改善。

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篇3

对于全球的贫困人口来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可谓意义重大。中国作为此次峰会的东道主,遵照此前的承诺,将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列入G20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在包容联动发展议题之下,中国主张重点推动“消除贫困”“粮食安全与营养”等关键问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通过消除贫困、提高最贫穷国家人口的生活水平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为构建一个人人向往的美好未来奠定基础。G20杭州峰会在中国的推动下,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新的承诺。这再次证明,如果没有中国的引领、参与和创新,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顺利实现。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1990年到2010年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总数减少了一半,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南亚国家。过去30年里,中国成功帮助逾6亿人脱贫,创造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奇迹。此外,中国在改善医疗卫生水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挽救了数百万孕产妇和婴幼儿的生命,为降低全球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作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在发展方面仍然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但我相信,中国的发展态势及其对促进发展的坚定承诺和持续投入,将令其在支持全球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我曾多次访问中国。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还是科学家,他们为促进发展所作的承诺和努力都让我印象深刻。他们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怀有同样的愿景,即构建一个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世界。

因此,基金会与来自中国政府、非营利组织及私营部门的诸多伙伴开展广泛合作,并针对中国国内公共卫生情况面临的挑战,启动了结核病防控、艾滋病防控和烟草控制等重点项目。在继续推进这些项目的同时,随着中国国内需求和发展情况的变化,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重点也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我们相信中国的经验和成就将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从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作为全球创新引擎之一,中国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许多来自中国的创新医疗和农业产品对解决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难题显示出巨大的潜力,比如低成本疫苗、结核病快速诊断工具和帮助小农户提高作物产量的小农机械等。

为了加速全球健康领域的创新,盖茨基金会与北京市政府及清华大学合作创办了“全球健康药物研究中心”,针对影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重大疾病研发新药。中国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每年的研发投入高达约2000亿美元,全世界都将从中国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中受益。

中国在其他方面显示出的国际领导力也令人鼓舞。去年,在中国的引领下,20多个国家的政府共同发起了“创新使命”倡议,承诺未来5年内将清洁能源研发的政府投资翻倍,以便提供可靠且可负担的能源,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随着G20杭州峰会的顺利闭幕,我相信,中国作为全球发展伙伴的角色将日益凸显,在继续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将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挑战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角色 篇4

要处理好广泛参与和大国引领的辩证关系，

这是全球治理中国际规则决策过程的新趋势

G20杭州峰会是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后召开的第一次G20峰会。

今年4月，G20峰会第二次协调人会议发表了G20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各方承诺尽早完成《巴黎协定》国内审批程序，推动《巴黎协定》尽快生效。

G20成员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和占全球的3/4，在增长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议题之外，极受瞩目的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议题。

如何推动《巴黎协定》早日生效，世界将目光投向G20杭州峰会。“杭州峰会是G20成员加快批准《巴黎协定》的契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

9月3日，在峰会召开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了《巴黎协定》，用行动兑现了中国落实《巴黎协定》的承诺。

“气候变化是中国在大多数国际问题上最接近舞台中央的领域。”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担当，中国已经实现了转身，不仅深度参与、而且有机会主导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规则制定。

中美从针锋相对到紧密携手

201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刚结束第二天，中美两国在京共同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被外界赞誉为“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携手。2015年9月，两国再次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

今年3月，两国又一次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将尽早参加《巴黎协定》。G20杭州峰会期间，中美两国甚至在紧凑的会议期间，专门安排了一个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习近平和奥巴马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

从“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到“白宫秋叙”，再到此次杭州的西子湖畔，“习奥会”的每一个经典场景里，气候话题都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分量。

“过去三年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支柱。”“中美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努力将成为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长久遗产。”2015年9月的两国元首《联合声明》如此高度评价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此次在杭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不吝赞美之词，表示“联合国高度赞赏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

从多年的针锋相对，到如今的紧密携手，中美之间究竟是如何迎来在气候问题上的“蜜月期”的？

美国前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曾对媒体解密，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破冰，其实是9个月秘密谈判的结果。

该声明宣布，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在这份声明中，中方首次提出了碳排放峰值时间。在落实资金方面，联合声明的表述更加具体。双方重申，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联合动员1000亿美元的目标，用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美国重申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亿美元的许诺;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务实合作其实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了。2013年4月成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以来，先后确定了包括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建筑和工业能效、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和管理、气候变化和林业倡议、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以及锅炉效率和燃料转换在内的8个重点合作领域。双方气候变化务实合作正扎实有序向前推进，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达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不过，《声明》的达成远非一帆风顺。邹骥回忆，谈判异常艰苦。

邹骥当时是中方专家组联络人，中美专家视频对话经常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到凌晨结束。视频对话谈完之后，还要连夜写报告，“第二天早上八点，报告就得放在解振华主任和苏伟司长的办公桌上，再往上汇报。高层领导的批示很快，部长级的谈判更是由中央领导直接指挥。”

到了2014年11月，即将临近约定期限，双方联合声明仍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共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问题上，联合声明到底如何解决？中方认为这对中美气候合作至关重要。”邹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共区原则必须有，否则日后的《巴黎协定》谈不下来，“不仅是中国，整个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同意，七十七国集团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共区原则的模糊协定。”

邹骥回忆，解振华当时强调过一句话，“没有共区原则，何来中美气候合作的基础？”

中方的坚定让美国最终妥协了，但究竟该如何措辞，双方都不肯让步。“美方说要加一句话，‘在考虑到不同的国情前提下，而中方开始并不同意。”邹骥说，时间已经逼近APEC会议前夕，双方都已经没有回旋余地，必须要给双方元首提供一个声明样本，“苏伟司长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谈判老手，他提议，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之间加上一个逗号。”

“美方一惊，说我们要想一想。”邹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了逗号，两者的联系被拉远了，后者不能起到直接限定“共区原则”的作用，“前面是核心，后面是间接的。这是非常微妙的平衡，是底线的底线了。”

一个微妙的逗号，让中美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找到了智慧的政治解决方案。邹骥表示，双方都要有所妥协，才能达成协议，“中国可以对发展中国家解释，美国接受了‘共区原则，同时也给美国留出了解释空间。”“国际间的政治谈判，通常是如此解决分歧的，那就是着眼大局，保住底线，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点。”邹骥说。

共区原则的分歧解决了，另一个分歧接踵而至。声明中提到“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美方提出，能不能改为到2030年就达到。这个分歧直到最后的部长级会议仍然没有解决，只能留给双方最高领导人来决定。

2014年11月11日晚，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解下领带，在北京中南海瀛台举行会晤。在4个小时的“瀛台夜话”中，气候变化也成了主要话题，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在此问题上说服了奥巴马。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被视为“里程碑式”的协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中美两国为解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树立了典范，也为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新协议做出了重要贡献，“中美两国展现了世界所期待的领导力”。

特殊的谈判伙伴

在联合声明发布几周之后，2014年12月初，在秘鲁利马召开了第二十次联合国气候问题缔约方大会。利马大会是巴黎协定之前的最后一次大会，目标是在关键问题上形成共识，为《巴黎协定》扫清障碍。

但进程依然困难重重，到了最后一刻也没有达成协议。“整个几千人的会场弥漫着悲观的氛围，觉得大厦将倾之势。”邹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此时，中美两国已经有联合公报作为基础，开始携手“挽救局势”。

“气候谈判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把底牌亮出来，才能消除猜疑，增强互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美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但为几周后举行利马缔约方大会提供了积极的政治推动力，联合声明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表述还直接被利马决议采用，成为弥合各方分歧的关键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利马会议。

2015年12月，全世界目光聚焦巴黎。经过第一周谈判代表的密集磋商，以及第二周部长级双边和多边协调，9日下午三点半，29页的新文案出炉。

虽然距离大会结束还有二十多个小时，但新文案在力度、共区原则、法律约束力、资金以及透明度等主要问题上还存在很大分歧。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力度问题，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全球长期温控目标应设定在“2度”还是“1.5度”。自哥本哈根以来，2度目标已是各方共识，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等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地区，在新案文中坚持要将温升控制在1.5度，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强烈质疑1.5度的科学基础。

关于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焦点为最终协议的遵约机制是强还是弱。欧盟、小岛国集团和拉美国家认为强遵约机制是其红线，而美国对此关切较大，以国内法律程序为由拒绝接受强遵约机制的未来协议。

腾飞作为清华大学的专家谈判团队成员，全程参与了巴黎谈判进程。他曾经撰文回忆，这份文本险些因为一个词再蹈哥本哈根协定的覆辙。“在大会主席进入会场全会即将开始时，美国代表团发现案文4.4条中有关发达国家减排承诺的段落使用了‘shall一词，紧急与大会主席及各方磋商改为‘should。因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shall一词意味着法律义务，可能会导致美国国会借此拒绝批约，而‘should一词相对较弱。尼加拉瓜代表当即拒绝了美国的修改要求，各方在会前立刻开始紧急斡旋，后经尼加拉瓜总统紧急电话干预后争端才得以解决。”

在谈判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中美与主席国法国密切合作，再次为促成《巴黎协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12月12日晚上7点26分，在历经13天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后，随着大会主席法比尤斯的“一锤定音”，来自195个国家的代表终于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这被认为是气候谈判过程中历史性的转折点。

《巴黎协定》的达成被认为是一次多边外交的胜利。法国政府的外交行动、各国首脑在巴黎气候大会演讲时的政治推动力、各国外交官长期谈判的心血和智慧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游说都是成果达成的重要因素。

而中美的密切合作，也被认为在推动协定达成中扮演了关键性作用。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评价，“中国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一种很特殊的谈判伙伴。”

“中美关于气候的一系列联合声明对巴黎协定达成有根本性的作用。” 现任亚洲开发银行顾问的吕学都，曾任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吕学都的老本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声明的贡献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重要在于释放政治信号，“大国保持双方合作、带动全球应对的政治势头，是达成协议的政治推动力。”

“多边的进程，各国都有主张，要处理好广泛参与和大国引领的辩证关系，这是全球治理中国际规则决策过程的新趋势。”邹骥坦言，大国之间的谈判需要有全局概念，要考虑到各国接受的基础，不能强推，“如果在最后时刻还没有结果，可以拿出大国方案，供各国参考，这是多边谈判的规律。”

滕飞对此有一个观点，190多个国家面对减排责任问题，不仅会从各国角度出发，更会考虑，对一些关键性议题，大国之间妥协的点在哪？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声明作为管道，各国不清楚就会瞎猜，到最后会变得很艰难，“如果大国之间达成妥协的方案摆在这里，大家就会向这个方向聚拢，更容易达成协议。”

李俊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1990年初次参与气候谈判进程起，中国就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代表的不仅仅是单一的国家利益，而是始终代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也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代言人美国发生利益冲突是不可回避的，但是经过多年的历练，中美都发现相互批评与指责不能解决问题，“大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经常沟通、不要把对方逼向死角。”

参与主导规则

李俊峰在总结21次缔约方大会的经验和教训时，认为最重要的有一条，就是气候谈判就像“马拉松比赛”。“大家有既定的目标，你可以参加全程，可以参加半程，可以跑10公里，也可以跑3公里，但大方向都是朝着一个目标迈进。”

《京都议定书》式“自上而下”给每个国家下达减排任务的模式失败了，《巴厘路线图》规定的“双轨制”也失败了。最终《巴黎协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满意的“自下而上”，让每个国家提出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的模式，在李俊峰看来，这是21次缔约方大会“磨”出来的结果。

而邹骥认为，巴黎协定的形成，是一种历史进程的演变，不能简单地说是《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双轨制的失败。没有《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就不会有今天更加平衡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治理模式之争的结果，它依然体现了《公约》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基本国际政治现实，这在本次G20杭州峰会上再一次得到体现。但它最核心的进展，是在于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范围内创新发展路径去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之路。

腾飞发现，从2009年哥本哈根到2015年巴黎气候谈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角色和评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9年哥本哈根前后国际媒体对中国一片抹黑，2015年巴黎谈判时对中国的评价是一边倒的赞扬。”

在他看来，改变背后的根源是因为中国一直努力在减排，“国内已意识到环境问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挣来的空间其实和国内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冲突的。”

李俊峰认为，本届政府执政以来，在气候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观念和政策转变是，“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从国内的角度来说，中国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低碳城市、达峰城市建设。吕学都在近几年来对中国的不少城市做了达峰城市的评估，见证了一批初步成果。

吕学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1年国家开始五省八市的低碳达峰城市试点，后来发展到42个低碳试点省市。计划今年底再增加到58个低碳城市试点，使全部试点省市达到100个。很多城市主动参加试点，这些城市的政府部门都先后建立了低碳发展规划，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这在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与国际机构合作的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吕学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政府部门时合作的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就是1992年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研究》。

在亚洲银行和中国的五年（2016-2020年）国别规划战略方案中，气候变化问题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国别规划里凸显了两个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过去没有把这个看得那么重，现在则是把气候变化作为合作的指导方针放在规划里。”

“在国内促进低碳技术扩散和应用，在国际上利用南南合作、利用双边合作，成立双边技术产业工作组，这些全方位合作体现了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实质性的行动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吕学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根本性变化是，从被动的回应诉求到主动的担当。

邹骥认为，气候问题是一个最好的范例，“中国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大国要有准备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这几年在很多问题上，中美之间冲突大于共识，气候问题是为数不多的中美可以达成共识的领域。”腾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美之间在气候问题上从分歧到合作的实践，为其他领域管控分歧、寻求合作提供了借鉴。

除了批准《巴黎协定》，中国在此次G20杭州峰会上为全球能源合作和气候治理提出了新的议题。首次将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峰会议程，并建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以鼓励各方根据具体国情，研究如何通过绿色金融调动更多资源用于绿色投资。

全球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双重影响 篇5

关键词：全球问题,全球治理,中国

一、全球治理的含义

全球治理理论是应对全球化浪潮及其所出现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一套新兴理论。到目前为止, 对于全球治理的定义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 不过笔者倾向于采纳“全球委员会”在《天涯成比邻》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的研究报告中对全球治理的阐释。该报告指出: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其中, 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 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

对于全球治理的内涵我们可以从治理的主体、客体、价值和规则四个向度加以理解。就治理主体而言, 我们都知道全球问题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 所以治理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哪个国家或者政府了, 主体多元化发展在全球治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治理客体而言, 毫无疑问,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性问题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它已不再局限于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提出的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管理的范畴。就治理的价值而言, 全球问题的治理不是在某个国家主体利益最大化情况下的治理, 它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 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2]就规则而言, 目前全球治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详细的规则, 但是我们可以从其治理的模式、机制的运行等方面看出, 全球治理的规则不外乎是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程序等。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全球治理并不是针对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的系统化专业化的学科, 而是在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高度概括的概念, 它的出现是为了给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全球问题一个相对简单的统一认识。

二、全球治理理论提出的背景

其实, 对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所以笔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

经济全球化是从全球化衍生出的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契合当代国际经济实际的正确命题。马克思主义认为, 新航路的开辟,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天地, 使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随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 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处开发, 到处建立联系”, [4]所以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5]因此, 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中, “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6]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是正确的。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一系列全球问题的产生, 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的传统观念包括主权观念、人权观念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等都产生了冲击, 同时对世界政治格局的结构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恩格斯认为, 在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7]“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 都过剩了”。[8]所以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 严重打乱了经济发展的秩序, 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在生态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莫过于生态环境了, 为了经济的发展, 臭氧层遭到破坏, 大量温室气体被释放, 大量森林遭到过度砍伐, 大量的鱼虾被捕杀, 这些都加剧了濒危动植物的灭绝, 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了重大威胁, 同时这些也都进一步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

三、全球治理对中国的双重影响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赢得了与当代世界相融合的历史性机遇。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 已经成为应对和处理全球问题的重要力量。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物质世界及其万事万物, 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永恒发展的, 二者的统一便构成世界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在面对全球治理对中国的影响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坚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对中国而言, 全球治理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

(一) 全球治理给中国带来了机遇

1.随着全球问题不断发展, 全球治理日益成为了世界民众的强烈呼声。中国应抓住此次机遇, 发挥政治大国的优势, 勇于承担责任, 力求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的增强, 使得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在国际上散布“中国威胁论”。因此中国应当把全球治理当做一个宣传国家形象的绝佳机会, 立足全球问题, 大力宣扬中国和平外交政策。

2.全球治理的发展, 使得民主、自由、法治、公正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得到传播。这些政治文化的发展, 促使了中国民众对政治民主、自由的追求, 激起了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热潮, 加速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顺应民众的呼声和时代的发展要求,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 “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9]“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0]因此, 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改革的大好时机, 坚定地朝着政治体制民主化、国家权力社会化、政治行为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3.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 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2003年8月27日开始的朝核六方会谈中, 中国作为不可或缺的力量再次映入了世界人民的眼帘。资深国际问题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刘建飞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在朝核六方会谈中中国在三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 (1) 朝美之间的“调停者”; (2) 抑制朝美冲突升级的“缓冲器”; (3) 形成各方共识的推动者。中国推动六方会谈实现, 大大有利于六方在共同利益上形成共识, 而此次会谈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成果。[11]笔者认为, 中国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大力宣扬中国的外交理念, 创新政治理论, 尽可能的利用有利的条件去增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二) 全球治理给中国带来了挑战

1.全球治理导致中国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随着全球治理的不断发展, 国家主权合法性不断被淡化, 国家自主性不断受到影响, 国家的边界不断被超越。事实上, 由于全球问题的日益严重化发展, 客观上需要的是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 增强国家的自主性, 强化国家主权, 而不是淡化主权。所以某些西方国家鼓吹的“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有限论”, 其实质都只是宣扬其全球治理的一体化、西方化罢了, 它们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实现全民的“自由剥削”。

2.全球治理的主导权被某些西方大国控制, 全球治理的活动实际上成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种隐蔽手段。“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全球治理规则和话语权, ‘全球治理=西方治理’的局面也未真正改变。”[12]以美国为例, 美国假借打着“全球治理”、“法律全球化”的旗号, 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输出法律, 其实际目的是为了达到对别国的某种控制, 从而谋取自己的利益。[13]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 某些西方国家打着这样那样的旗号企图向我们推行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法律, 这些行径必须引起我们的警醒和注意。

3.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观以及人权观强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推销, 导致了“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的形成, 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安全。二战后, 人权问题大量地进人国际法的领域。有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 这就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危机插手我国民族问题, 以“民族自决”为口号, 利用“民主”、“人权”为幌子, 不断干预我国内政, 其意图昭然若揭。

参考文献

[1]mouts, Marie—Claude, “The Proper Use of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155, 1998.

[2]亚当.罗伯茨.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4][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9][1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 人民出版社:2012.

[11]张朔.中国在朝核六方会谈中三大作用.[EB/OL]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important/64/20030901/11533161.htm.

[12]黄仁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利弊[J].现代国际关系, 2009 (ll) .

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 篇6

(一) 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

中国的公司治理采用的是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 在股东会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两者是平等关系, 一同向股东负责, 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从形式上看, 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最为接近日本模式, 但从实质上看并不一样。中国的公司治理还学习了美国, 引入了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即在董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 目的是利用独立董事制衡约束内部董事。中国公司治理模式是对日德模式和美英模式的一种整合, 但这种整合的效果如何将在下文探讨。

(二) 中国公司治理的弊端。

中国在市场和公司上的发展特点, 致使中国不能盲目模仿照搬国外的公司治理, 中国应建立起适合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当前, 中国公司治理模式是对日德模式和美英模式的简单组合, 从中国自身特点和实际应用效果角度分析, 这种组合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理由如下:

第一, 中国虽在形式上模仿了日德的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 但中国外部治理十分薄弱, 既没有日德的主银行制, 也没有英美发达资本市场上的大量机构投资者。在中国, 商业银行一般不是主要股东, 没有大量法人交叉持股, 不存在大量机构股东, 缺乏外部力量监控公司治理和制约大股东, 存在大量一股独大、股权过度集中的现象。正是由于外部力量薄弱和机构股东作用不强, 导致出现大量内部人控制现象。作为二元制中重要的职能部门——监事会, 在中国公司发挥的作用不大, 甚至常被大股东或董事会控制而形如虚设。

第二, 中国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 规定公司董事会中至少要有1/3的董事为独立董事, 通过独立董事制衡与约束内部董事。但实际中同样存在与监事会相同的问题, 独立董事也有作用不大和形如虚设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可归因于中国公司外部治理很弱、中国股权结构不合理。

(三) 全球公司治理发展趋势。

全球公司治理有趋同化发展趋势, 这种趋同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日德两国大力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和保护个人股东利益, 不再一味依靠银行负债, 法人交叉持股数量减少。美英两国放松对银行持股的限制, 法人交叉持股数量增多, 借鉴德国利用非独立董事监督内部董事。其他国家公司治理模式, 也有向日德和美英模式学习的趋势。从近年来全球公司治理发展看, 各国公司治理正在相互靠近、相互补充, 大有趋同之势。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较长时期内, 还是以自我模式为主, 趋同化是一个长期整合的过程。所以, 中国在吸收他国优秀公司治理之处的同时, 要结合自身国情,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

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

(一) 中国公司治理的三项改革措施

1、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中国公司股权过度集中于少数大股东手里, 股权分散度太低, 是中国当前最突出的股权结构问题。国外公司股权发展趋势是从过于集中 (日本、德国等) 和过于分散 (美国、英国等) 向股权适当集中/分散转变, 实践也证明适当股权集中度有助于公司更加健康地发展。中国应该吸收国外先进的改革经验, 采取措施降低股权分散度;应大力引进合格的战略投资者, 增加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 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努力将战略投资者发展成为第二、第三大股东, 增强战略投资者的治理能力。提高战略投资者的持股稳定性, 应扩大法人交叉持股比例, 适度发展银行持股。同时为了提高相关人员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 应鼓励经理人员、员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持股。

2、取消监事会。

中国公司治理中同时存在监事和独立董事两类治理人员, 实施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两种制度。在具体实施中发现, 两者之间没有形成明确的工作界线, 两者有很多的重叠, 给公司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两者职责划分不明确往往会导致两者在履行监督工作时互相推诿、出现责任时又互相推脱。同时, 由于中国公司内部人控制严重, 导致常常出现两者被架空、形如虚设、不尽责等现象, 极大地降低了两者的作用。在国外, 采用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的国家没有监事会;日本公司治理虽同时包括两者, 但日本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 就是逐步取消监事会;德国的监督董事会实际作用要远远大于中国监事会。在中国, 监事会通常由公司内部人员和退休人员担任, 独立性和工作水平很难保证, 通常独立董事比监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鉴于以上论述, 笔者认为中国公司应当取消监事会, 用独立董事完全取代监事。实行这项改革措施加大了独立董事的工作内容和相应责任, 需要增加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数量和所占比例, 加大对独立董事的管理力度, 同时应提高独立董事待遇, 提高独立董事积极性。

3、改组董事会。

取消监事会后, 就形成单一董事会, 如果不对董事会进行改革, 那么中国公司治理模式就比较接近美国模式。鉴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和美国公司治理同样存在缺陷, 中国不能照搬美国模式, 应同时对董事会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中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 最关键的就是要建立适合自己的董事会。笔者对董事会的改革思路是:在董事会内部分设内外部两个部分, 即董事会内包括内部董事会和外部董事会。内部董事会成员由公司内部高层人员担任, 一般多由经理人员担任。外部董事会成员由独立董事和利益相关者担任, 独立董事应占半数以上, 外部董事会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小股东、债权人、主要客户以及公司员工等。内部董事会负责公司重大事项的经营管理工作, 负责制定公司重大战略。之所以内部董事会成员应由经理人员担任, 是因为这样有助于董事与经理之间的沟通, 提高董事会的工作效率, 也有利于提高经理人员积极性。外部董事会负责监督工作, 同时也具有投票表决权, 这是与监事会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战略的制定首先由内部董事会完成, 在初步制定后应征求外部董事会意见, 并结合外部董事会意见, 由内部董事会对战略进行修改。在进行决策时, 外部董事会与内部董事会拥有同样的表决权, 需半数以上才能通过。董事会下设委员会由外部董事会人员担任。内部董事会工作范围比较有限, 主要集中于经营管理方面, 其他事物由外部董事会完成, 所以内部董事会规模应小于外部董事会规模。内、外部董事会的主席分别由一名副董事长兼任, 分别负责本部分工作以及相互配合工作。两个董事会不是并列的关系, 而是董事会内的融合关系。这样改组董事会, 既提高了董事会效率, 充分激发了各利益方的工作积极性, 又增加了董事会内部的相互制衡作用, 有效弥补了中国外部治理薄弱的缺陷。

(二) 中国公司新治理模式具体形式与特征 (图1)

结合图1和前面的论述可以总结出, 新建立的公司治理模式具有三大特征:

1、取消了监事会制度。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 去除了监事会。通过增强独立董事制度, 替代原来监事会的作用。

2、特殊的一元制公司治理模式。

主要特殊之处在于董事会, 将董事会内部划分为内部董事会和外部董事会两个部分。

3、董事成员来源与选择多元化。

董事既有公司经理人员、普通员工, 又有外部利益相关者, 充分激发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董事任用除了股东大会决定外, 一部分董事还可由利益相关部门委任。

(三) 中国公司新治理模式优势剖析

1、股权结构更加合理。

通过引入合格的战略投资者、发展法人交叉持股、有限度的允许银行持股, 可以有效避免一股独大、大股东一人控制, 分散了股权, 提高了持股的稳定性, 增强了公司内部治理。通过鼓励经理人员、工会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持有公司股份, 实现持股人多元化, 不仅可以提高内部人员工作积极性, 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利益相关者增强公司外部治理。在中国外部市场发育很不成熟的情况下, 使用证券市场、商品市场制约公司行为有时会效果不好, 寻求外部利益相关者力量对公司进行制衡就显得非常必要。

2、公司治理结构更加精简。

取消了监事会, 简化了公司治理结构。这样做, 不仅降低了公司的成本, 减少了监事会运营成本和监事薪金等支出, 更为重要的是, 提高了公司治理效率。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在工作上的重叠, 不仅影响两者的工作效率, 而且使两者在工作范围和责任承担方面的划分出现困难。利用独立董事完全代替监事, 承担起监督任务, 并明确监督责任, 可以有效化解上述问题, 从而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

3、董事会功能更为强大, 董事来源更为合理。

在董事会内划分出内部董事会、外部董事会两个部分, 内部董事会主要负责经营管理、战略制定方面的工作, 外部董事会主要负责监督制衡、战略建议方面的工作。经理人员是内部董事会的成员, 独立董事和利益相关者是外部董事会的成员。这样改组董事会不仅保留了原来董事会的全部职能, 还包括了监事会的职能, 使董事会功能变得更为强大。经理人员担任董事, 可以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沟通便利性, 从而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中小股东、工会代表、债权人、政府代表等利益相关者担任董事, 在董事会内部形成强大制衡, 可以有效约束公司内部人员的行为。董事人选除了由股东会决定外, 还应由利益相关组织委派人员担任董事, 独立董事的选聘更应由社会政府或权威组织统一进行考核选拔, 这样的董事来源会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1]陈芳.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与借鉴[J].现代商业, 2009.

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 篇7

(一)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 中国在G20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显现。积极参与本次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一方面,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的国家利益早已超出国界, 开始向境外延伸,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参与全球的国内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 利用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国可以在广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加深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调程度, 为我国今后的全方位发展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从而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毋庸置疑,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展现出我国“负责任大国”的真实风采, 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起到代表新兴经济体制衡霸权国家的作用。

(三)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是我国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 我国国内的金融治理体系也在经历着改革、完善的过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可以为我国国内的改革提供更多借鉴, 我国新治理体系的设计也应与全球治理体系保持相容性。同时, 参与全球化治理的过程将会全方位地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 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建设进程, 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跳跃式发展, 早日实现与世界接轨的理想。因此, 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不仅可以对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起到规范作用, 还可以推进我国国内的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完善的方向发展。

2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向中国提出的挑战

(一) 我国的国际定位问题

我国的国际定位十分微妙, 一方面, 经济上力争向发达国家靠近, 另一方面, 在治理问题上则又与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持一致, 所以, 如何处理“朋友”和“顾客”的关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中国目前缺乏软实力以及配套的政策, 也未能提出一个全新的理念, 不能明确提出我们讲给新兴经济体国家带来什么, 加之新兴大国群体尚处于幼年时期, 虽然因金融危机而抱团取暖, 但要从利益同盟转变成价值同盟依旧困难重重。

(二) 我国经济实力有限, 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我国的经济实力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有较大差距, 金融领域的差距则更加明显。加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远不如世界先进国家, 所以短期内快速缩短综合国力差距的可能性很小。这些现实都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提出了难题, 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 仅仅是贸然主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 最终只会削弱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并对本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造成冲击。

(三) 我国可能会因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而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给予了很大期望, 但快速崛起同时也招致了很多国家的嫉妒和担忧。两种态度并存使得我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一方面, 因为我国仍缺乏话语权而难以完全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期望, 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强出头”成为众矢之的, 从而遭受强权国家的合力打压, 美国一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无理指责就是最好的证明。

3 中国的战略抉择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对于中国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事, 我们既应该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契机, 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 促进经济发展, 但也要正确认识本次改革过程中我国可能面临的新挑战, 总体而言, 我国政府应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本着“民主、透明、公平、有效”的原则全面推进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 合理定位, 加强区域合作, 提高中国在亚洲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我们应继续将自身定位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国, 从加强区域层面的协调合作开始, 推进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这是因为, 中国的崛起不能脱离亚洲, 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也必须以亚洲为依托, 只有在亚洲金融治理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威望, 才能为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同时也为我国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赢得更多的地缘经济空间。

(二) 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提高综合国力,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改革

面对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我国可能面临的压力, 我们一方面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 力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通过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我国赢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目前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中有很多共同的诉求, 所以我们应团结这些国家, 共同努力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更为彻底的改革。因此, 我国应积极利用“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谈、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 提高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问题上的共识度, 共同促进这一体系的变革。

(三) 加快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和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也会促进国际储备体系多元化的进程。事实上,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进程是同时进行的, 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已经成为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有助于实现我国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目标, 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 G20取代G7成为了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最核心的机制, 进而实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迁。围绕着国际储备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以及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等方面, 各主权国家之间、各国际组织之间不断增强沟通与交流, 为构建以G20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断奠定基础。在此背景下, 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全球金融,体系,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篇8

全球治理内容和形式的历史性变化，为大国力量重新组合以及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前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有利于推进构建“和谐世界”。中国需要进一步界定全球治理的总体框架和发展趋势，进一步明确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应明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联合多种力量，防止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矛盾焦点。中国应坚持以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为核心，逐步提升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应以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为主，以地区安全治理为基础，逐步积累应对全球安全治理的经验和实力。

2009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转折点。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和减排治理、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分别组成应对全球治理议题的战略伙伴、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世界贸易体系等不同领域中，日益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地位和作用正在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