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治理（共12篇）
全球环境治理 篇1
摘要：在资源日益紧张和环境资源日益严重的社会, 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全球环境治理工作变的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是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和主体问题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治理措施的个人见解, 以供同仁参考!
关键词：环境管理,治理,措施
一、全球环境治理的必要性
建设生态型政府, 这是我国改革创新的一个新目标。这个目标与环境管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环境管理就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工作, 为它服务的。全球环境治理具体来说, 是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提出的建设性政策。从本质上而言, 它揭示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当前的国际政治关系十分复杂, 对于环境管理必须以一种全球的视野来对待, 分析与把握全球环境管理以及生态型政府构建之间的联系, 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环境管理, 顾名思义, 是以政府领导为主, 重视的应是管理阶层的建设。全球环境问题不仅关系着社会, 还关系着自然, 应引起重视。
全球环境问题有着3个明显的特征。范围全球性是它的第一个特征。简单而言, 就是指它的范围广阔, 覆盖了整个世界。这是全球或全世界普遍存在、全球或全人类共同面对和承受的环境问题。它的概念相当广阔, 但是其不等同于局部地区的环境问题, 只是通过局部地区的环境问题显示出来而已。二是整体相关性。不同局部环境问题因为条件的不同, 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可是地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其环境因素之间有着必然或者偶然的联系。在任何范围、种类、规模的局部环境问题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威胁性强是它的突出特征。环境问题危害全人类的身心健康, 威胁地球上所有国家的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 环境管理的地位明显上升, 政府不容忽视这项工作。
二、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内容
环境问题的区域性、整体性和危害性决定了环境治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环境治理是一项迫切的战略需要。这是环境问题从理论向实践的一个转变, 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突破。
环境治理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
1) 机制合作性。全球环境治理也是主要国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来实现的, 环境质量的方式多样。另一个角度上说, 环境治理是建立在国际市场之间的合作上, 环境治理关系着各个方面的利益, 涉及到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政府的权威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 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合作组织。当然这个不是千篇一律的, 不同层面的环境主体, 或者不同的环境问题有着差异。环境治理的权威要根据治理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全球环境治理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协商, 制定统一的全球环境规制, 使全球的所有国家共同遵守。
2) 主体多元性。由于只是一个国际问题, 因此与一般的环境质量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一般的环境治理行为仅仅依靠当地政府就可以被强制完成, 而全球环境治理行为体除了各国政府、有关政府部门以及亚国家政府当局等之外, 一些国际组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国家组织也是分类别的。有一类和二类等类别的区分, 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监督的作用, 使环境治理的质量得到了保证。
3) 范围广阔性。简单的环境治理最小仅仅是限定在特定的区域, 空间领域相对较小。而全球的环境治理应该另当别论, 它与国家联系紧密, 除了观察本国的环境治理问题之外, 对于其它国家的治理应给与关注, 以达到互利互惠的效果。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企业组织也是全球环境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参与者, 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主导者, 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主题, 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的追求。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往往不被他们重视, 甚至为了减少生产成本, 他们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这是全球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阻力。这些企业的基本功能只是为了向社会和个人提供商品或服务, 他们重视的是商品交换的过程, 在意的是商品交换的数量。作为赢利性组织, 一旦企业的私人赢利目的与环境治理工作发生矛盾与冲突时, 他们往往会选择前者。再加上政府应有的作用未能及时发挥, 企业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各项图利的行为, 对环境的破坏也加剧, 严重阻碍了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 尤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指导, 加强其环境保护意识, 督促环境质量工作的进行, 以提高全球的环境质量, 获得更加长远的利益。
三、加强全球环境治理的个人见解
要做好全球的环境管理与治理工作,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 呼唤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提出人性假设, 这是行为的动力。在某些领域, 如经济学中有经济人假设、私法学范畴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语境下的经济人等等, 这些证明我们可以将自然也假设成一个人类, 加强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这样一来个人是权利行使的基本单位, 市场、政府的关系可以被简单化理解, 可以简单地将它们视为一种合同关系, 各自行使着规定的责任。生态人假说有着得以存在的理论依据, 这种理论依据促进了人们对假设人的认知, 理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人类的共生性决定了在面对环境问题时, 人与人, 国与国, 人类与非人生命体之间的关联除了对抗这种方式之外, 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平衡, 即互惠互赢。要将道德独立于法律之外, 唤醒人性意识, 呼吁人们主动关心自然的变化。而具有生态意识和环境法治观念, 从长远角度来规划经济利益的人, 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战胜自然、天人相分现代工业文明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才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2) 亟需制度供给、实施到位的责任政府。这个措施的重点更加倾向于环境管理方面。政府是带有权威性质的机构, 在环境管理中起着领导作用, 相当于一个总的工程师。另外, 在环境治理中, 政府的治理理念影响着政府的行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政府决定着处理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模式。政府高效的治理措施影响着环境治理的结果, 因此在环境治理中, 重视的是第三主题的主动性, 而并不是忽略政府的功能, 无视其权威。这样做只会造成环境管理与治理的失败, 加剧环境恶化。
3) 善治方针。顾名思义, 善治是一种温和的管理模式, 实际它是一种平衡, 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权利的制约, 将过于集中的国家权力分散, 使其合理化。在我国历史上, 这个过程被形象地表述为“还政于民”。这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 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模式, 既有利于环境的管理与治理, 对社会进步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四、总结
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与知识的递增, 环境治理与环境管理工作渐渐被忽视, 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全球经济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 国家必须开展合作, 加强环境保护意识, 个人也应提高思想觉悟, 推动环境管理和环境治理工作协调开展。只有这样, 生态文明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生存的环境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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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 篇2
全球环境日渐恶化,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迫切要求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和全球市民社会组织共同行动起来,对已经发生的对国际社会有共同影响的环境问题和对全球环境有损害或潜在危害的`活动,本着全球伙伴和合作精神采取必要的共同行动和措施加以解决.全球环境治理框架设想的提出,为更加合理、更加全面地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作 者：王宏斌 冯艳玲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 刊 名：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9(3) 分类号：B1 关键词：全球环境治理 框架 设想
全球环境治理 篇3
关键词：全球治理；双向运动；市场；社会保护运动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81-02
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构成当今全球治理急需应对的两大重要议程。从表面上看，二者属于经济、环境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然而究其根本，这二者都是由于经济自由主义无限扩张，脱嵌于经济与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及资源环境约束保持的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背离社会文化约束所造成的恶果。卡尔•波兰尼早在20世纪中期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中就提出，应从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的互动中，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同时，他指出现代社会由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的作用所支配，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外一个要保护社会。19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却直接酿成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如果我们把这个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到21世纪，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气候问题的凸显，促使国际社会加大投入国际合作的力度，扩展全球治理的平台，并且以近年来二十国集团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主要活动内容，各国政府开始反思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着手共同应对危机。这显示出整个国际思潮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本文尝试借助波兰尼“双向运动”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和分析当今全球治理的本质及其特点。
一、波兰尼的“双向运动”
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别于主流经济思想的分析框架与分析方法。
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是他分析资本主义文明演化及特征的核心框架。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事实上是一种区别于以往历史时代的非嵌入（或脱离）社会关系的一种裂变，它将人的盈利动机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则，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超越于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超越于人类历史上的互惠、再分配及家计关系之上，成为完全以自利动机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准则，经济动机取代非经济动机并支配经济机制的运转。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不仅使市场直接脱离于既有的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约束，而且使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神话”。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不但对解释20世纪文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有效应对人类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种挑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更重要的是，波兰尼在他描述的这种社会“双向运动”的过程中，赋予了往往被视为消极、退让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保护运动”以正面建构的价值。因此，“波兰尼命题”表现为他重新定义了“大转型”:所谓“大转型”不仅仅指的是“自我调节市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改变，同时也意味着社会针对经济的市场化而自发产生了旨在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以此来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发起反击；在这种反向运动的作用下，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才是真正的“大转型”。
二、从G20到哥本哈根：来自国际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
世界经济在经历了近30年的金融扩张后，终于在2008年爆发出一场由美国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市场这个“魔术棒”再次失灵，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冰岛由于钟情于“炒金融”把国家建成基金公司，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当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多达12家金融机构倒闭，欧洲多家银行面临破产危机或被迫接受国有化之后，美欧的金融监管当局发现，市场根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法国总统萨科齐说：目前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也意味着它强加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关于全球化理念的失败，那种认为“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这已经证明自由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各国政府开始进行宏观调控，积极通过减税、筹资救市等方式挽救经济危机。自由市场的神化在经历连续的动荡后再也难以延续，开始遭到各方质疑，国家逐步寻求保护性措施化解自由市场带来的灾难。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保护运动呈现出与19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尽相同的特点，其中最明显的两点表现为：
第一，来自国际社会的以“全球治理”为形态的社会保护运动。与19世纪所不同的是，当今的社会保护运动不仅仅局限单个国家，甚至单个地区，而是以国际社会为范畴，以“全球治理”的形态而开展，它以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法等运作手段，构建自我保护的蓝图和具体行动纲领。在这个运动中，阶级利益已不是各国政府团结起来的基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或先于发展权的生存利益才是国际合作的动力。例如，成立于1999年的二十国集团，不仅包括七国集团、欧盟等发达国家，还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墨西哥、土耳其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85%，较之七国集团更具代表性，是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合适平台。同时二十国集团也为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良机。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是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也是现行无序国际金融体系的受害者。近年来，随着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的支撑力和带动力日益增强，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从内容还是进程上，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都受到来自世界多极化的挑战。新兴大国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创新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规范。从2008年开始，二十国集团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召开了多次金融峰会，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都强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中发言权的增加。根据2008年的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4个成员的SDR份额得以增加，从而提高了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IMF中的话语权，其中，中国的份额一次增加了50%。而根据尚未生效的2010年改革方案，中国的SDR比重升至6.39%，投票权跃居第三。
第二，经济自由主义的过度扩张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出的极端恶果是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问题急剧凸出。如果说在上两个世纪，经济“脱嵌”所造成的最坏后果是造成部分国家经济崩溃，引起局部地区社会动荡的话，那么在21世纪，经济“脱嵌”的程度不但违背了社会规律，更与自然规律发生了研究的冲突和矛盾，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加速恶化，甚至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挑战和威胁。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问题。2009年国际社会召开了一系列气候变化峰会，从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到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都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变暖的迫切要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从欧洲、美洲到亚洲、非洲，从南极到北极，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单枪匹马地独自应对全球变暖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加速气候变化行动的动力，各国将利用金融危机来大规模投资绿色产业和能源基础设施，实现绿色复兴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积极准备低碳经济转型。
正如波兰尼所预见的，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展，以往互惠式的交换模式逐渐消失，作为主体的人逐渐成为商品，在自由市场上被推来搡去，同时，作为自然环境的土地也在商品化，邻里关系与乡间风景在市場的侵蚀下被毁坏，河流被污染，社会逐渐原子化，作为道德层面的实体“人”正在消亡，货币成为联结人们的纽带，也成为社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波兰尼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内在要求。应对严峻的经济全球化挑战，全球性社会保护运动的再度兴起不可避免。然而，由于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出现的全球性双重运动，其实施效果可能弱于全球资本的扩张力。因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社会风险管理和社会保护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必将成为贯穿21世纪各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三、全球治理中的多元社会力量
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社会保护运动给国际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治理”逐步演变为一种“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的概念中，大国“垄断”和“操控”人类事务的模式被打破，代之以多中心（主权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公民运动）之间通过相对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形式相互作用。这一过程与当代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波兰尼指出，社会保护原则的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为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保护运动的行为体表现为多元和多层次的，是“由各种类型的其它集团组成的多元中心体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治理体系。”具体而言，“全球治理”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多行为体参与的互动过程，是一个包含全球的、国家的、地区的、地方的等多层治理的结构，它将建构一个由全球社会各层面的权威机构组成的新秩序，它既内在于国家，又超越国家；既通过国家，又不限于国界。它是一种与多元国际行动者推动的跨国发展进程相适应的新制度，主要体现了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以及以全球参与、国家共同治理为主体的全球合作模式体系。
从总体上说，全球治理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快速扩张，以及大多数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应付急迫的全球问题的强烈愿望，尤其反映了广大非营利组织要求在全球秩序中承担起新责任的强大愿望。尽管非营利组织从形式上看是一种组织，但从其他诸方面来看，它们时常起到了与社会运动一样的作用。国际非营利组织也与全球社会运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时常与之结盟，而且，它们比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有效地运作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然而，也应该注意到，在国际社会保护运动的初始阶段，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依然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进行理性比较与选择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的形成是国际社会自发兴起的社会保护运动影响所产生的一种结果。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或者转型期。这个调整对未来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过去二三十年间支撑全球化发展，或者说无条件支持经济自由主义扩张的动力现在正在减弱。在这个调整期，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将从全球化时代的释放市场力量向相反的方向转变，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参考文献：
[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全球环境治理 篇4
作为“理光全球环保行动”的一部分，理光于6月5日联合国世界环境日关闭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广告牌、公司标志牌灯光以及夜间照明设施，只有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理光100%太阳能环保广告牌除外。
“理光全球环保行动”始于2006年，其目的在于提升集团全球员工的环保意识，宣传企业的环保理念和行为。
“理光全球环保行动”开展至今已有7年，今年的主题是“THINK&ACT.Think and act on your own.”(思考与行动，从我做起)，鼓励集团员工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注重节能，组织和积极参与各项环保活动，并采取其他行动，以体现个人对环保事业的支持。
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 篇5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向纵深发展,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新兴大国的崛起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正在起引导作用。然而，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究竟面临着什么挑战？什么原因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低效率运作？“中国方案”如何回应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关切？上述问题的分析对于理解或者促进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关键词：全球失衡 治理 合作共赢
一、全球治理的背景与挑战
虽然全球经济治理越来越受关注，但对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仍然缺乏统一的观点，全球经济治理尚没有一致的概念。重要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治理涉及内容十分广泛，难以简单地进行定义。然而，综合世界经济发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来看，全球经济治理大致包含三层要素，即全球经济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及如何治理。尽管世界各国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但大国巨大的体量及较强的实力注定了全球经济运行通常由大国主导。这套国际规则与制度并非总是最优的，它是某一时期世界主要国家通过自身综合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博弈形成的，更多体现强国的意志。
全球化能够促进全球经济更快发展，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为世界带来巨大好处，那为何当前会出现去全球化的问题呢？观察当前反全球化的相关现象，全球失衡是最重要的原因。虽然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但世界各国从中得到的好处却并不相同。
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较大，这也就不难理解金融危机以来为何发达大国更热衷于推动去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大国对中国等国商品采取更严厉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显然与发达大国在全球化中收益下降有关。2016 年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酵突出了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的权责分配矛盾问题，欧盟一体化虽然推动了欧盟经济的发展。虽然欧盟与全球化并不一致，但欧盟代表着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发展，客观上也揭示了开放合作的问题所在。
二、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 篇6
不管怎样，决策者必须确保私营企业跨辖区边界交易活动的安全。他们必须应对经济学家所谓的“跨境外部因素”——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温室气体排放和大规模流行病的威胁。他们必须防止政府的政策彼此相左—当前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外汇政策。
他们做得如何？答案是：没有人们希望的那样好，但是比人们100年前的想像要好。
世界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期间创造活动的爆发中传承了很多东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如今的欧盟(European Union)）。
其中一些机构—特别是世贸组织和欧盟—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成员数量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他一些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能指出其客户取得的巨大进步。
然而，人们已经达成共识，世界需要更新和创新。这一点从以下几个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欧盟围绕宪法的争论，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全球失衡”讨论注入活力的努力步履蹒跚，人们对世界无力应对气候变化深感不满。
然而，失败的责任主要在于国内政治，而非国际机构。拒绝对贸易、温室气体排放或是汇率政策做出新承诺的，正是各国政府及其民众。
面对这些力量，国际组织确实是无能为力的。在原则上，每个人都同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投票权的分配是不可接受的，但在实践中，那些被呼吁同意削弱其发言权的国家则是例外。
对于其中一些（但不是所有的）困难，有一点是共同的：集体行动的问题。多样性的机构将无法提供公共物品，因为每个机构都会受到免费搭车利用他人成果的诱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政府、要让政府拥有强制力的原因。但是在国际层面上，没有政府，只有政府之间的自愿合作（虽然自愿的程度有深有浅），而随着这种合作自愿程度的加深，政府的力量也会更强大。
而这也不是唯一的障碍。政治观、利益、生活水准和环境条件的不同，都让自愿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多数国家现在都认识到了可预期的自由贸易政策可为它们带来的好处，因此也愿意做出国际承诺。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效力的源泉。同样地，历史也教会了欧洲人，联结他们的纽带比导致他们分裂的因素更加重要。分裂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然而，很少有国家做好了限制化石燃料消费的准备。限制化石燃料消费成本高昂，而且在政治上不受欢迎。除了在被强迫的情况下，多数国家也没有准备好让其货币和汇率政策接受国际机构的控制（只有在建立货币联盟等特殊情况下是例外）。
那么在实践中，世界如何前进呢？从很多方面来说，答案就是步调一致。
人们正在付出努力，力求让官方机构更务实、更具代表性、更有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各国有做出承诺的意愿。在全球贸易和环境等问题上，这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如果想要这样的结果，国内政治讨论就必须改变。各国政府和私人参与者之间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想法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所作所为，可以有助于推进这种转变。
官方与非官方团体（如企业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之所以有用，原因正在于此—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就提供了人们最熟知的这类场所之一。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本周在达沃斯召开。
位于官方团体和非官方会议之间的，是政府间的非正式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8个主要高收入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和俄罗斯（尽管在财政部长会议上不包括俄罗斯）。
八国集团最明显的弱点是不能够代表新兴的强国。为弥补这一缺陷，在1997-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于1999年宣布成立。它在八国集团的基础上，增加了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全球环境治理 篇7
一、全球核心价值理念需要地方治理过程中地方的认同
相同的、一致的价值理念或生存、发展观念可以调和、缓解、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全球价值理念的推崇, 并不是说对民族文化的磨灭, 甚至趋同。而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在全球范围归结出的共同的理想目标, 是诸多目标中最本质, 最根本的东西。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中写到:“要提高全球治理的质量, 最为需要的, 一是可以在全球之家中指导我们行动的全球公民道德, 一是具备这种道德的领导阶层。我们呼吁共同信守全体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 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 相互的尊重、爱心和正直。”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导下, 有利于形成人们良好的道德规范, 明确人们各自的权力与义务。
二、全球规制的建立需要考虑到各地方治理的不同国情, 体现公平原则
全球规制 (global regimes) 就是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的秩序, 实现人类朴实价值的规则体系。具体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国际规制的职能、所涵盖的地域和人员都极为广泛。从职能上说, 它包括了像北极熊保护协议这样比较狭窄的内容, 又包括了像南极洲和外层空间保护这些更加宽泛的内容。从地理上说, 它的范围可以像北太平洋上受到严格限制的能够从事海豹毛皮贸易的地域那样狭窄, 也可以像管理国际航空运输或核试验控制的全球性体制那样宽泛。在成员方面, 国际规制既可以像国际北太平洋渔业协会下成立的公海渔业协会那样只有两三个成员, 也可以像防止核武器扩散组织那样有100多个成员。 (2) 正如罗西瑙所言, 正是由于国际规制在维护当代世界秩序中的实际作用, 在国际生活中才会出现一种“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新治理体制。
但在一些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下, 在全球规制的制定中往往以一国或少数国家的意志为依据, 忽视个别小国的实际发展进程和具体国情, 导致规制的公正性失衡, 更多地向资源占据优势者倾斜。
三、全球治理的实施需要地方治理的参与
对全球治理实施过程中行动主体的探讨, 对有些人来说, 全球治理意味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来制定法律和政策。对另一些人来说, 它意味着简单地建立一些得到主权国家支持的促进共同理解和行动的制度。今天, 虽然仍有一些思想家支持一个世界政府, 更多的人则关注从其他实体产生和支持下的制度化权威。
如今在全球治理过程的行为主体主要包括: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跨国集团。甚至于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少数精英人物。例如斯蒂芬·吉尔、罗伯特·考克斯和马丁·休逊等强调“全球精英”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例如在涉及全球性的一些公共事务领域, 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相继担任了服务提供者、灾害救济者、政策分析者和推荐者、社会学习和问题解决者、地区冲突的调节者等多种身份。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 这种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的规模和数量正在逐年攀升, 相比与过去10年已经增长了4倍。
四、全球治理的内容需要以地方治理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全球治理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相应地, 全球治理的内容也就纷繁复杂。目前各国学者提出的需要对全球治理加以关注的问题, 包括:全球安全 (包括国家间或区域性的武装冲突、核武器的生产与扩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和交易、非防卫性军事力量的兴起等) 、生态环境 (包括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污染源的控制、稀有动植物的保护) 、国际经济 (包括全球金融市场、贫富两极分化、全球经济安全、公平竞争、债务危机、跨国交通、国际汇率等等) 、跨国犯罪 (例如走私、非法移民、毒品交易、贩卖人口、国际恐怖活动等等) 、基本人权 (例如种族灭绝、对平民的屠杀、疾病的传染、饥饿与贫困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公正等) 等等。 (3)
在设定全球治理所涵盖的范围时, 要更多地考虑到大部分国家, 多数地区的利益需求, 同时, 内容的包含面要尽可能广泛, 尽量解决一些关乎地方治理中的关键性和危机性问题。
五、全球治理的绩效需要各地方治理的监督、检验和评价
公共管理理论探讨中, 很多学者提出要把公共事务的执行者和绩效评估的检验者相分离, 安排由不同的人员或组织来承担政治和行政两种不同的职责。在全球治理过程中, 也需要一些地方组织和政府的监督和考评。这不仅有利于地方治理更多地关切全球治理事务, 并且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过程来, 而且有利于全球治理各项事务公正、有效地执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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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 篇8
一、全球治理的困境:民族主义与政府权威的增加
在一些学者看来, “诞生于冷战终结前后的‘全球治理’理论, 实际上是试图以减少‘政府’的统治为主要思考方向的, ……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 ‘没有统治的治理’终于走到了极端, 政府成为资本势力和金融市场的附庸”[1]。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操控正是“没有统治的治理”原则被践行的产物, 而它们的失败似乎佐证了这一观点, 即非国家治理主体不足以替代政府主导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全球经济衰退因此被许多人视为冷战后国际治理思路的失败。那么, 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批评是否公允呢?应该说, 假定跨国资本绑架政府进而推导出全球治理多元主体无法承担治理责任的逻辑是似是而非并且缺乏中间环节的。以国际金融寡头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固然已经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足以和各国政府分庭抗礼的治理主体, 危机爆发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确实可以找到非政府治理的很多典型特征, 但是以国际金融资本的道德瑕疵推导出多元治理主体都具有类似的治理风险是值得怀疑的。
第一个疑问在于包括高盛在内的国际金融寡头是否真的是在摆脱了各国政府监督之后才肆行无忌的?这样的判断显然有些因果倒置。尼古拉·布哈林早在《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 (1915) 中就已经指出, 金融资本的集中是自然的, 它一方面受到富裕工业化国家的强力支持, 另一方面又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与不发达地区进行财富划分和集中的任务[2]。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 跨国资本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政府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龌龊, 但本质上他们是无法区分彼此的。2011年7月1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高盛集团处以5.5亿美元罚单的事件佐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品大肆诈骗并直接诱使次贷危机出现以后, 高盛公司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其当年第一季度不到两周的利润。这一标杆性的判决标志着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各国政府承诺的金改联盟全面解体。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金融巨头纷纷逃过制裁并不是说他们的能力已经超越了政府控制范围, 而是说明各国政府与金融集团相互渗透和勾结状态的牢固。事实上, 政府作为监管者与被监管的金融企业关系暧昧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而是一个普遍性的国内问题。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所显示出来的跨国金融资本险情既不具备新的性质, 也不能揭示新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定性的话, 那么可以认为它是国内问题国际化以后引发的需要治理的问题, 而非治理失败的问题。
第二个疑问则是国际资本的道德瑕疵究竟是由其治理理念失误带来的还是由于国际治理不充分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已经一再告诫我们, 市场秩序的维持不能一味依赖行为体的个体理性和约束力。全球治理“无统治治理”的思想也不是要强调国际治理主体的不受约束。与之相反, 全球治理除了“由谁来治”的问题之外, 一直在持续探寻“据何而治”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者还更为重要一些。国际金融寡头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充当全球金融安全问题的解决者, 但是同样会在监管不足的情况下充当麻烦的“制造者”。毫无疑问的是, 它们的治理权利从未被视为天然正当的, 也没有任何全球治理主体的治理权利可以被视为天然的。从这一意义上讲, 出现重大危机虽然证明了金融巨头们握有太多未经授权的权力, 但是这只能证明全球治理的发展程度不足, 无法推导出现有治理方向错误的结论。
在考虑以上两个问题后, 我们发现以国际金融体系为例来判断全球治理发展程度并不适宜。但是2010年以后全球治理的发展出现了某种停滞乃至倒退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主义倾向在全球性问题中的强势复苏。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阴云久久无法消散, 极大地挫伤了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讲, 民族主义并未如全球治理的倡导者所期望的那样被共同威胁、共有身份和长期预期逐渐取代, 反而以公民权益最终捍卫者的身份在国际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再次走向前台。在国际合作进展顺利的乐观氛围下, 国际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也曾经与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谐共存。只是一旦衰退阴影造成资源稀缺和竞争加剧, 民族主义所强调的本民族利益优先原则就会重获重视, 这极大地动摇了国际治理所必须的共同体价值观和利他主义政策取向。从G-20国际发言权的增加到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责任分担困境、从美国在国际禁毒问题上立场的后退 (美国部分州大麻合法化的政策严重打击了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各国禁毒努力) 再到欧债危机中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博弈, 越来越多的例证显示全球性公共事务中的合作成本显著增加, 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时重要行为者开始趋向规避风险、转嫁成本。
二是政府间合作在全球治理中的比重更加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增加使各国政府更加频繁地介入到全球治理的具体事务当中。尽管按照安妮·斯特朗的观点, 由政府部门间合作建构的跨国政府网络本身就是国际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但是这种“全球网络政府”架构的缺陷几乎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政府部门的跨国合作并不以培育跨国认同为目标, 而是以政府行为的便利化为基本诉求。这意味着国际规制和国际公民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被政府权力的跨国延伸所抵消。同时, 与许多学者假定各国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将会改善政府的治理局限相反, 政府在治理问题上的诸多缺陷 (包括权力扩张本能、国际寻租、效率低下、越位与错位等) 也同时被嵌入国际性政府间合作机制当中。因此, 各国政府虽然可能会因为不熟悉或不重视而对新的治理领域和治理主体不加干涉, 但是只要政府意识到新的国际治理领域所具有的价值, 就存在着将其纳入政府控制的冲动。可以说, 政府间合作必须在国际机制、共有文化、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其他因素具有足够约束力的条件下, 才可能与后者保持长期稳定的和谐关系。目前, 随着在主权问题上观点更为传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言权的日益增加, 他们所强调的受监管的全球治理观点极有可能改变全球治理的发展态势。
三是政府对国际治理问题发言权的增加意味着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治理领域影响力的下降。跨国公司在全球性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使许多人假定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极其牢固。但事实上跨国公司的地位和权力是由国际资本在全球化进程的历史作用赋予的, 其他国际行为体包括各种类型的国际机制、组织都不具备与跨国资本类比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国际治理领域而言, 主权国家和跨国资本在权力和财富方面的支持都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西方国家及西方跨国资本长期充当了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资助人的角色。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大损失, 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目前对全球治理加以扶植和资助的兴趣已经大为下降, 而其政策调整更是造成了彼此间关系进一步走向紧张对立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IMF在内的各种国际机制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出现下降的局面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二、合作还是治理:政府间机制网络对全球治理的限制及其后果
总结国际治理在2010年以后面临的困境, 我们发现“无政府治理”所受到的挫折本质上是由各国政府对国际治理权力的垄断造成的。以国际金融寡头为代表的跨国资本与各国主权政府的结合, 促成了由少数精英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权力与财富高度垄断的局面。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体掌握了大量资源, 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其他国际治理主体的控制程度。尽管国际治理思想通常是以降低甚至抵制政府干预为目标的, 但是这种抵制只是带来了国际治理主体形式上的独立, 政府及其衍生工具 (包括各种受资助和扶植的国际组织、治理议案等) 依靠复杂的关联网络深入到国际社会网络的每个网格当中。一旦当这些支持被收回时 (就像国际气候谈判中主要国家纷纷拒绝承担责任时的情境) , 国际治理就立刻陷入了停滞乃至后退的局面。
如果我们假定目前的国际治理格局是建立在国家中心主义或者说政府间网络主导型的治理结构基础之上[4], 那么这种治理结构将会使国际治理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就引发了一个过去经常被忽视的理论问题:国家所支持的究竟是国际合作还是国际治理?很多中国学者似乎并未意识到区别二者的重要意义,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往往将国际合作视为广义的国际治理范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认知建构了一种二者似乎并不矛盾的假象。但201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后继效应向我们展示的结果是, 合作与治理仅仅是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一片乐观的情况下看起来近似, 二者在目标、手段上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各国经济形势困难的情境下尤为明显。按照海伦·米纳尔总结的普遍性“国际合作”概念, “当行为体通过政策协调过程, 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其他行为体的实际或预期偏好时, 国际合作就会产生”[5]。这种深受经济学思维影响的国际合作观将合作视为一种政策行为, 它依靠行为体 (主要是国家) 的偏好调整实现合作的结果。这种调整是功利性的, 它并不以行为体之间的身份重构为目的, 也不在价值层面上呼吁超过国家认同之外的新的认同关系。这意味着国际合作只要能够保证无政府状态下公共物品供给、化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行为即可[6]。
国际合作内蕴的经济理性与全球治理发生了剧烈碰撞。对于那些笃信全球治理的学者而言, 国际治理当然需要可持续的国际合作, 但是国际治理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国际合作存在, 更是为了构建一个与全球化发展程度相匹配的规制体系。俞可平先生为此强调, “全球规制在全球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 因为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确实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 全球治理便无从谈起”[7]。一个全球性规制体系的存在, 意味着传统的主权国家与其公民关系的解体和重构, 意味着国家要在主权让渡的基础上承认一种自身受到更严格限制的约束性规范。当然, 国家间的合作在客观上可能会逐渐演变为一种身份的重构过程, 但是这种长期性的过程绝不是国家本身所期待的, 只能说是国家间在必要合作基础上可能带来的附带后果之一。国家不是一定拒绝全球性规制体系的出现, 但是国家更愿意在严格的功能性框架内探讨规制问题。国家在国际治理问题上的不情愿态度直接决定了国际治理合作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国家为中心的、借助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的治理模型特别关注国际体系内与主权国家相关的功能性问题的解决, 它们依据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为全球治理内容排序, 并据此决定对治理性问题的投入程度, 努力使国际治理的节奏和幅度与国家的现实需要相适应。这就使全球治理的长远规划最后服从于国家的政治判断。政府间合作网络也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强化了自身的统治性地位。可以说, 功利性的国际合作在与国际治理具有一致性的同时, 其实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冲突性。而这种冲突性又成为2010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寡头的欺诈行为只有在得到其所在国政府的纵容后才能具有如此的破坏性, 而母国政府的纵容又以跨国金融公司对母国承担政治和经济义务为回报。那些把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仍然视为民族主义角斗场的政治家们需要跨国公司有力的支持, 尽管这种支持最终代价沉重, 但是争取其支持依然是西方各国政府的最主要职责之一。
一个用国际合作代替国际治理、主张政府间合作网络承担国际治理主要职能的治理体系, 必然要在国际治理进程中维护主权国家的既有体制、阻止竞争性的治理主体出现、保证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模式不受到损害和改造。政府间功能性合作网络的建设, 无须以反全球治理的姿态出现, 它们采取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 即融入全球治理结构、寻找代理人并控制这一结构, 最后达到“控制进而限制”的目标。在政府间网络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实践中, 政府的加入最初能够极大地加速全球合作的发展速度, 但是最终又会起到限制其他治理模式产生的作用。国际合作转向全球治理的艰难既是各国政府可以限制的结果, 也是现有全球治理模式局限性的产物。
政府间合作网络对国际治理的垄断态势给我们展示了令人担忧的前景。国家和其他治理主体的不平衡关系一旦长期化, 可能导致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规制化①, 政府对其他治理主体的控制方式内化为双方不平等的身份结构, 最终其他国际治理模式的发展空间完全被挤占———全球治理表现出令人窒息的单一性。做出这一假定的理由在于, 各国政府利用其它治理主体的虚弱现状, 做出长期性安排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了。在传统的国际治理实践中, 各国政府对非国家治理主体的控制企图往往会受到强烈的抵制。非国家治理主体可以依靠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广泛的国际支持与不间断的治理进展, 向全世界展示全球治理的乐观前景, 为自己谋取一种跨国性的独立身份。只要乐观的预期能够吸引足够的受众, 国际治理主体就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而抵制某一国家的影响力干预。而民族国家及其政府机构也只能在有限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对其施加有限影响。就控制手段而言, 国家也倾向于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而不愿意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但是, 随着经济危机引发了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 国家与其他主体间的原有平衡关系被打破, 控制手段的变化可能表现出两种新的变化。
一是柔性控制的范围加强。即便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国际机制、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公司对全球治理的价值仍然无法否认, 理性的国家也不会以完全控制为目的规制其他行为体的作用。但是非国家治理主体面临的困境是明显的。这就为国家强化其博弈立场提供了条件。
1. 议程的设计。
在传统的全球治理范畴中, 非国家治理主体往往利用提出议题、建立跨国协商框架的方式吸引国家参与到其不熟悉和不理解的新治理领域当中, 议程的设计和选择又反过来赋予了这些治理主体相应的权利。随着政府间网络的发展, 政府对于跨国领域的熟悉程度和提出议题的能力在增加, 普遍经济衰退的威胁又暴露了非国家治理主体的缺陷、增加了国家对治理领域投入的危机感和迫切感。对国际治理关注度的增加赋予了政府更大的决策冲动、直接介入和把握治理进程, 也使国家因为投入资源增加而获得了其他治理主体无法媲美的决策优势。
2. 选择和否决。
国家对全球治理议程兴趣的增加, 并不必然排斥非国家治理主体的作用, 在全球治理寻求超国家利益的情况下, 双方甚至可以密切的合作。目前的问题在于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关注是在民族主义情绪极大复苏的背景下发生的。国家政治结构的转型和经济衰退增加了国家的不安全感、强化了国家在国际领域的自利倾向。基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倾向介入全球治理的国家, 必然加强从本国视野考虑的治理议程问题, 关注国家在不同治理选项内的收益清单的比较。非国家治理主体能否做出倾向性的选择, 就成为国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欧债危机和国际气候谈判中, 国家间的冲突、国家和国际机制的冲突、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冲突都更加明显了。非国家治理主体几乎无法避免在冲突性的国家利益中做出选择的问题, 尽管其选择的初衷可能是中立的, 但是这种中立却很难在一个自由主义倾向衰退的世界里获得谅解。
3. 附带苛刻条件的资助。
非政府治理主体活跃程度与其资金来源紧密关联。以大型企业和政府注资为形式的各种基金会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存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全世界都将国际经济不景气的罪责归于以国际金融寡头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头上时, 各国政府对跨国资本的更严格监管已经条件成熟。在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债务信誉等级降级后受到的压力警告代表了这种趋势。金融资本和主权政府的进一步密切结合使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资金来源变得更加单一化。各国政府附加更多条件的资助已经条件成熟。
二是各国政府采用强硬控制的可能性增加。事实上, 包括国际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治理主体从未完全被各国政府接纳过。除了隐性的提防外, 很多对主权理解更为原教旨的国家都利用法律和政治手段强硬对待过他们认为有害于本国安全的跨国行为体。冷战后西方世界的扩张和全球经济外交的衰退, 降低了由西方世界发轫和推动的国际治理模式的威信。由于国际治理组织与西方国家历史性的普遍联系, 很多国家都会用更警惕的态度对待这些治理主体, 在面对他们认为损害本国主权利益的治理行为时, 采取强制措施的态度也可能更加坚决。从非国家治理主体与各国政府的冲突模式分析, 各国政府通常情况下会使用基于主权原则的国内法制惩罚治理组织的成员, 借以阻滞或控制这些组织的行为。而使用国内法制的基本理由则在于:非国家治理主体可能是跨国性的, 但是成员仍需要保持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民族国家也有权利对其忠诚度加以审查甚至以严厉的罪名加以制裁。把治理组织和组织成员分开对待, 成为可能的强制措施的基本逻辑。
三、合法性与威望: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迫切任务
以政府间合作网络为主导的国际合作是目前最具可行性的全球治理模式, 但同时也是发展前景最为有限的一种模式。国家间所期望的治理前景从目前看全无超越“国际合作”的渴望。因此, 全球治理应该警惕某一治理模式的垄断。多种治理模式的多元存在与相互竞争对于该进程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而任何治理模式对全球治理的垄断都是对全球治理价值理念的背叛。那么, 如果解决政府间合作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其他治理主体相对削弱之间的矛盾?在国内法制的基础上建构政府与非政府治理主体的法制化关系框架可以被视为一种功能性的解决办法, 强化非政府治理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威望则是根本性的议题。
为了重建倾斜的平衡, 按照任务迫切性的程度, 非政府治理主体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自己的地位。
首先, 非政府治理主体需要在民族国家体制内寻找足够的支持者, 获得他们的政治忠诚, 并将这种政治忠诚转化为政治层面的影响力。在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 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价值已经可以引起足够多人群的关注, 并进而形成较为固定的支持者群体。但是大多数支持者们更趋向于从技术性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责, 而不太愿意将其诉求诉诸于政治渠道。换句话说, 那些对全球治理支持并践行的人群 (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内的全球治理支持者) 并不总是意识到他们的行为需要形成政治压力才能得到解决, 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理解为政府的合作者或新领域的拓展者 (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成为政府职能的延伸) , 希望通过与政府某一部门对话或请求帮助来解决问题。从长远看, 非政府治理组织在支持者数量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 应该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诉求纳入实质性的政治程序当中, 寻找到稳定的渠道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和沟通, 将自己的需要嵌入国内政治利益博弈当中, 寻求在国家实施方针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其次, 获得政治影响力可以增加政府治理主体相对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 但是这种独立地位需要国内法框架内的确认。非政府治理主体依靠日益膨胀的规模和成熟的功能, 在某些功能领域的权威已经带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性, 他们和政府间治理网络相互交叉, 全球治理因此表现为各种新的权威领域的复杂结合[8]。但是一个被刻意模糊化的问题在于, 这些权威和国家主权的关系是缺乏明确分界的。在主权国家重视不够或者力不能及的地方, 新治理权威部分替代了政府的作用, 但是这种双方权利的分界是建立在默契当中, 而非法律确认的制度。这就给主权国家破坏默契、限制非国家治理主体的行为提供了足够的便利。显然, 仅仅获得合法注册无法保证非政府治理主体完成自身使命, 非政府治理主体需要在其组织形式、功能边界、募资渠道等多个方面获得明确的法律身份, 这是保证非政府治理主体生存和基本安全的必要措施。但仅仅依靠法律保障还不足以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非政府治理主体最终需要的是参与一国立法和行政过程的合法框架。在一个相对固定和公开的平台处理彼此关系会给政府与非政府治理组织之间划定明确的边界。
最后, 非政府治理主体需要重拾全球战略的理想与信念, 建立一个基于共同梦想的新型政治组织。无论如何, 全球经济衰退都显示了某些治理主体缺乏道德感的行为所带来的危害, 而这种危害又与非政府治理组织的松散、监督的匮乏和价值取向混乱等固有缺陷相关。全球治理是在认识到国家体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又因为自身的组织和价值局限被政府间合作所批判。如果不进行组织结构与信念的重塑, 非政府治理主体无法与各国政府维持必要的平衡。为了适应必须与政府合作的现状, 很多非政府治理组织都对自己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但是非政府治理主体必须意识到, 如果不能体现出特殊的价值、具有独特灵活的体制, 那么他们不可能与资源占优势的各国政府争夺民众的支持和政策的影响力。非政府治理主体所依托的是复杂多变、前景不明确的全球化进程, 其自身无法提供一个长期和可保障的政策议程, 这在很大程度是由环境造成的。因此, 如何没有高度的牺牲精神、责任感和有吸引力的远景畅想, 非政府治理主体是难以发展的。但是, 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机制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 为了实现与国家的和谐共存做出了过度的妥协和效仿, 最终使其精神层面的独立性和组织层面的独特性受到损害。在具备了现实政治影响力和国内法接受的合法地位后, 未来的非政府治理主体应该着力实现其募资渠道的多元化, 降低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同时, 这些组织应该保持与其他国际关系主体的均衡关系, 利用当前国际合作体制的功能缺失寻找自身的价值所在和职责所在。
非政府治理主体的生存对处于低潮期的全球治理而言意义重大。作为一种与主权国家原则、立场均有不同的治理主体,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解决办法的认知都体现出一种宝贵的不同。也正是他们的特殊性, 给了国际体系一个不一样的前景可能。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全球化存在与全球治理出现的前提, 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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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 篇9
通俗地讲, 全球治理指的是全球事务谁来管, 如何管。全球事务攸关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命运, 全球治理则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 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积极致力于全球治理及其变革, 既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也是对历史潮流的推动。
一年来, 中国充分利用主场外交,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作为今年最主要的主场外交, 二十国集团 (G20) 杭州峰会为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重要机遇。G20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过去一年, 作为2016年峰会主办国, 中国以峰会“三驾马车”的身份参与G20政策协调, 深度影响全球经济治理。
通过杭州峰会, 中国协调有关国家和国际机构, 重点引导G20在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推进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努力发掘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拿出应对世界经济难题的新方案, 谋划经济金融治理的新路径, 创造了峰会历史上许多“第一次”:峰会首次把创新作为全球恢复增长的新动力, 首次把结构性改革作为解决世界经济难题的主方向, 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 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 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 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在杭州峰会上突出发展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邀请了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杭州峰会, 包括非盟、东盟、77国集团等, 使杭州峰会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广泛、发展特色最鲜明、发展成果最突出的一次峰会。
一年来, 中国善用国际舞台, 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无论是出席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 联合国大会等国际和区域合作机制会议, 还是对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等国家的双方访问, 中国领导人都越来越多地谈及中国对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态度、明确立场和具体措施。
在利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亚太发展与合作的中国方案, 擘画了通往亚太共同体的路线图, 发出了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强音。在中方引领推动下, 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势头得以巩固:利马会议批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 并通过《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 确立了自贸区建设的目标和原则, 整合了可能的实现路径, 制定了各领域行动计划, 设立了进展报告机制, 使自贸区建设排除来自各方的干扰, 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号召力, 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李克强总理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 系统阐述我国可持续发展观, 并主持召开可持续发展主题座谈会, 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对世界各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起到了引领作用。李克强指出, 推进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的根本之策。
一年来, 中国在多领域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取得进展。通过“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方案, 通过杭州峰会巩固了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 通过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引领了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建设, 通过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促进了国际金融治理体制改革, 通过亚投行和金砖银行项目正式落地开启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新路径。
一年来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表明, 谋划全球治理变革在中国战略思维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 已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意志。今年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这是政治局集体学习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第二次关注“全球治理”话题。习近平在集体学习时强调, “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的集体自信和集体自觉。习近平在上述学习时指出, 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 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事实证明,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中国正在进入全球治理领导者的地位。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及其变革, 中国有能力, 有气魄, 也有清晰认识。
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年7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说,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 要由各国人民商量, 不能由一家说了算, 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结合习近平近年来的一系列论述看, 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 其核心内涵是共商、共建、共享。这是鲜明的中国特色。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已成为我国发展战略和理念的自然延伸。我国在国内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思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在国际上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路径: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上述思路、理念和路径是相互高度契合的, 这是中国外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结果, 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需要, 也是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持久动力所在。
G20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篇10
9月5日,G20杭州峰会落下帷幕。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本届杭州峰会成果显著。首次提出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构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中国提出共同构建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张,同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一脉相承,是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良方。在中国力推下,G20平台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政策综合运用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九大优先领域和四十八项指导原则,形成了一套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在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为推动G20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迈出了坚实一步。
一、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改革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受全球经济局势发展影响,变得更加脆弱,凝聚力显著减弱,已经无法支撑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改革。
发展中国家需要更为公平合理治理秩序。作为资源能源产出地、低附加值环节生产加工地,以及低端商品的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全球价值链上陷于低端位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很弱,多数情况下只是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受要素整合的规模经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和消费均保持较快增速,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和协商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是,受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约束,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空间与其能力仍无法匹配,自身经济的增长受到较大压制,且易受到发达经济体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对更公平合理治理秩序的需求迫切。
发达经济体需要破解治理体系发展僵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为代表的治理体系在二战以来管理和协调着国与国的经贸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伴随全球经贸格局的演变,主体多极化、利益多元化、联动复杂化,现有治理体系日益不能满足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以WTO为例,作为覆盖最广泛的经贸协定,对全球贸易的发展、市场的开放和秩序的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WTO协商一致才能进行改变的决策模式下,受经济产业结构、利益诉求和规则理念差异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发挥其自身优势、推动各成员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选择通过TISA和TPP等协定另辟蹊径。
经济危机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冲击巨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由虚拟经济层面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层面,市场供需发生逆转,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发达经济体以其需求决定发展中经济体供给的时代迅速终结,全球产业分工面临新的重要调整,再平衡期远离平衡态的治理体系产生调整乃至重构的巨大势能。危机冲击下,IMF等现有机制无法起到全面有效的维持稳定作用,在国际游资狙击和市场信心崩溃的相互加强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即便是对外贸依赖度较低的最不发达国家也会受到其他国家对外援助减少的较大冲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压力增强。
二、中国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中国正逐渐成长为全球大国,其行为受到更多关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应立足自身需求和价值取向,注重长远利益并寻求最优的路径组合。
明确战略重点需求与价值取向。作为全球经贸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双向投资量都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按照传统模式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空间在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禀赋的制约下将至极限,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作为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的受益者,中国需要在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符合自身需求的新规则。明确战略重点需求,坚持自身价值取向。战略重点既要能够解决中国传统加工贸易和重工业面临的发展瓶颈,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特点,将协调发展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全球治理的改革发展应有利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利益。
综合实施路径优化与动态同盟。全球治理体系应坚持公平与效益并重,在二者矛盾时以公平为先。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可能存在多条路径,而不同路径对于各国损益的影响可能差异较大。在寻求各方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目标认同的基础上,中国的态度和行动受到各方关注,应该在实施路径优化上发挥更为积极的引导作用。事实上,中国需要面向未来寻找长期利益的支撑点。尽管各国经济阶段、要素禀赋和产业环境存在差异,开放和发展的理念不同,但存在利益交集。为谋求优化路径的有效实施,既要广泛寻求共识,又要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不同阶段择重要伙伴,形成动态同盟关系,以实现改革效果的累加推进。
面向未来谋求中国利益最大化。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前提下,经济发展往往需要在当期与未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进攻与防守等多个二元甚至多元抉择中做出取舍。尽管中国仍在努力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中国不可能一直保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态。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特点已经与传统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已经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随着党中央、国务院所制订发展蓝图的实现,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地位的调整是渐进的过程,反映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角色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需要立足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提前布局。
三、G20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空间
G20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需要认识到受其自身机制特点的约束,G20机制的有效推动力仍然不足,且受各参与方意愿和能力的较大限制。
新兴经济体参与治理改革平台。作为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囊括了世界最发达经济体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10个新兴市场国家。新兴经济体首次获得与其全球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机会,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展平等对话,协调立场。G20成为新兴经济体表达自身利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在G20框架内,新兴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国际机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货币体系改革、发展问题等领域广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利用G20开展协商,新兴经济体发出倡议,寻求共识,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获得了重要进展,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多元利益方共建协商民主典范。与联合国、IMF和WTO等机制中采取“选票表决”的决策方式不同,G20的“协商与共识”方式是全球治理中为数不多的协商民主政治机制,为全球化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树立了新的范式。在G20机制下,国家无论大小,均享有平等的表达机会,可以就议题选择、内容设定、成果形式充分发表自身看法,有利于减少部分国家对G20成果内容的左右。G20本身的峰会形式以主要国家首脑宣言的方式,联合向全球释放强烈信号,形成明确的引导,有助于推动对全球层面重大问题的解决。协商民主的形式还有助于调动成员方的参与积极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创新思想和理念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获得合作共治机会。在当前的全球化发展水平下,只有主要经济体联合行动才能推动经济协调有序发展,需要共建合作治理的模式。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利益差异,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并不甘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而G20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国家领导人间定期对话交流平台实现了突破。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宏观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展问题等领域诉求不尽相同,但这种定期就国际关切的全球经济议题深入交流的机制为各国增强理解、求同存异、建立互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助于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成员间通过对话找到利益平衡点,增进合作,加强G20作为一种机制的可信度和可持续性。
四、以G20为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G20平台为主要经济体协调政策、扭转危机冲击提供了必要的信心支撑,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创造了重要平台与机制。当前全球经济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是渐进过程,需审时度势,立足长远。
立足五个发展,推动改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增强各方的参与意愿与发展支撑力。立足创新发展,应对经济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通过创新做大市场蛋糕,加快经贸活动复苏和发展动力;注重协调发展,在促进二十国经贸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由于协议的推动导致的负面外部性;着眼绿色发展,为各方切实推动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承诺提供充分保障;坚持开放发展,鼓励各方协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更为开放,削减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各类措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减少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实现共享发展,增强G20机制的生命力。在议题选择实现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对议题成果的受众进行充分衡量。利用中国的主场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经贸发展的支持,使其可以共享发展成果。
注重立场协调,谋求实现共同利益。治理体系改革立足G20中的各国不同利益诉求的特点,在把握大的共同点的同时注重对较小差异性的识别、分析与应对。关注以G7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集团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两大类需求,充分把握各国特点、需求和痛点。通过发展解决问题,既有支持发展、调动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又有防止弱势群体利益受侵害的保障机制。通过G20平台呼吁各国减少措施滥用,促进经贸活动的合理进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需要加强协同,寻找共同立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金融纪律、货币稳定、市场复苏等方面要求发达经济体承担与其地位相一致的义务与责任,也为其经济复苏和需求满足提供更为恰当的供给。
掌握平台性质,避免过多囿于双边。受其性质所限制,G20尚不能完全替代现有国际机制的作用,全球治理仍要注重发挥WTO等多边经贸机制的作用。在内罗毕举行的WTO第十次部长级会议后,各国态度出现分化。本次G20峰会在努力协调20国立场、充分肯定多边贸易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持续推动促进全球经贸活动,为包括20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提供了表达发展愿望的平台。在推动G20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了将多边平台变成双边机制。根据当前内外部局势,把握重点和难点,减少国与国之间的两两协商和单方面承诺,注重推动区域或集团的共同承诺,形成各方都可接受的表述,为全球其他国家的经贸发展产生较强的外溢性影响。
巩固已有成果,探索建立监督机制。治理体系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调整,需要逐渐积累。峰会在全面回顾历届峰会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对尚未完成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和可行性成果的成果,加大敦促和推动力度,增强G20相关成果的纪律性和有效性,探索机制性的保障。探索在G20框架下建立承诺的监督机制,为后续各国宣言的有效执行进行客观监督,从而提高G20承诺的质量。监督机制要求各方的承诺具有一定的可考察性,可以予以监督和考核。对于监督审核发现的问题,20国应该采取积极果断的措施敦促其尽快履行承诺,或采取其他措施对未遵守承诺的国家进行约束,或者在G20的平台内以公共义务完成情况等方式进行广播,敦促各方积极履行承诺。
全球治理与经济增长 篇11
全球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全球治理不是全球统治，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秩序，不是从上至下、权威的等级结构。它是与治理相关的行为、准则、机制的集合，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存在于世界不同层次。全球治理内涵丰富，其组成部分包括国际准则或国际法、标准和软法律等。
目前，全球仍有10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还有8.4亿人遭受饥饿之苦。全球每年有1300万公顷森林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严重损失。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譬如，德国国际发展合作政策的目标是促进消除贫困、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促进公平、保护环境等行动的全球化。近年，该部委发起了一些特别倡议，如“接纳难民，解决被迫迁徙的根源”、“保护气候，是行动的时候了”、“无饥饿的世界”。
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
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未来实施，世界系统面临着一些变化与挑战，如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和向更多极的世界转变（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又如许多新的角色，包括：私人部门、市民社会、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变得更相互依存。这使得南北合作已经不是有效范式，但仍然是联合国讨论的主要框架结构。未来的全球治理需要适应这些变化。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更多的环境内容纳入其中，并强调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目标确定方面考虑到普遍适用性、可变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框架，制定一些有约束力的标准、规则和法律，例如，国际税收、金融监管、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等方面。但是往往出现一些僵局，这就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将各方都拉到谈判桌上来打破僵局。各多边组织及治理工具之间应加强合作，例如，国际开发协会与绿色气候基金之间，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可以积极参与进来。
对于新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例如，亚投行等）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讨论很多。一方面，它们可以填补目前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部分缺口，增加公共品供给；另一方面，其产生也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反映新兴市场声音不够的回应。现存国际金融机构中新兴国家投资份额与其投票权仍很不对称。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其他投资领域均存在巨量融资需求。有预测认为，新建的多边发展银行（指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信贷规模未来可能与已有的两家大的多边发展银行类似，其影响将非常显著。由于其与现存多边金融机构之间在提供融资中存在竞争，如果其在借贷中实行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标准要求较低，则可能出现不良竞争情形。
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重要
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应加强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合作。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将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墨西哥这六大新兴经济体国家选为其全球发展伙伴，其选择依据包括是否为G20成员国、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性、经济规模在全球的重要性、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见表1）。这六大发展中的经济体在国际谈判和协商过程中扮演中心角色，并在南南合作中越来越活跃。有学者认为，目前从人类发展指数、基尼系数、性别不平等指标来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尚有待继续解决。从碳排放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仍待继续推动。
要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需要更多国家积极参与。德国与全球发展伙伴的合作有助于共同应对一些全球挑战，保障全球公共品提供，发挥更多外溢效应。德国及其伙伴希望能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不平等与不公平
在国际上，不平等问题研究涵盖的领域不只是收入分配，还包括经济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包括性别、种族、种性不平等）、国家间和国际上的不平等。
在减少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方面，人类取得了很大进展。从1970年到2006年，世界贫困率（按1987年美元价值计算，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所占比率）从26.8%下降到了5.4%。
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减贫
从实证分析看，人均收入增长率与最穷的10%人口收入变化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一定能促进减贫。实际上，既有促进减贫、贫困人口收入上升的经济增长，又有增加贫困的经济增长；既有增加贫困的经济负增长（或者说经济衰退），又有减贫的经济负增长。从多个国家的增长发生率曲线看，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弱的。而且各国的贫困情况具有区域不平衡特征，例如，巴西集中在东北，中国集中在西北。
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OECD国家整体的基尼系数均有所上升，意味着其不平等程度提高，巴西则有所下降。从1990年到2010年，也有许多发达国家和亚洲、中东欧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上升。收入分布曲线所显示的结果类似。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到2010年明显下降，但全球总体的基尼系数（代表全球不平等状况）几乎停滞不动。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并不具有明确的影响，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则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以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减贫。降低税负和转移支付可对此发挥积极作用。美日加英德法等国，在经过减税和转移支付调整后，相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基尼系数也明显下降。
总的来看，促进减贫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直接方式包括：（1）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和低收入者收入；（2）促进贫困地区发展；（3）通过发展教育、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就业帮助等将穷人融入生产过程，促进包容式发展。间接方式包括：（1）社保计划；（2）税收政策。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良好治理、初等教育发展、初级医保、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发展、促进公平分配的土地改革、促进金融深化等，对促进增长和减贫具有显著而良好的效果。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粮食市场自由化等方面尚没有一致共识（见表2）。
世界经济中的环境和社会标准问题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性成为全球治理关键目的之一，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标准也在快速地增加。法规与标准，两者均可规定某类产品的特定特征，如大小、形状、功能、商标、包装等。但法规一般要求强制服从，标准则是自愿遵守，如果达不到标准，受影响的只是那些偏好于达到这些标准的产品消费者。欧盟有许多生态环境标准，例如，欧盟生态标签、海产品管理委员会生态标签等。这些法规和标准旨在保证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和人身安全、保护动植物、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以及质量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更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此类管制和标准的快速增加。对生产者来说，管制和标准可能导致生产者成本明显提高，技术管制和标准可能演变为非关税贸易壁垒，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商需要承担检查、审查等步骤的所有成本。一些非透明的歧视性合格评定程序（CAPs）可能被利用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为了减少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成员方应在指定、采用和实施技术性措施时，遵守必要性原则、贸易影响最小原则、协调规则、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谈判进展迟缓的同时，很多国家在其体系外商谈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自贸协定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深度日益加深。自贸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政策工具，其内容已涵盖竞争与反垄断政策、劳动力市场管制、消费者保护、数据保护、资本自由流动、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启示
1.中国处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良好机遇期，与发达国家之间虽合作与竞争并存，但互惠合作仍是主基调。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经验，以使中方受益。与此同时，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将为全球治理领域带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会使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多地基于长远考虑，例如，在积极应对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2.德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中的许多因素值得中国深入研究学习。例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很好地平衡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重视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互动关系。
现阶段，中国扩大内需乏力，除了受供需结构不对称影响，还有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扩大、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平性有待提高等方面的因素。德国在收入分配公平、完善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均衡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很好，值得中国深入学习。而且，在德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农业合作社内的职工和会员参与治理程度高，保障了其利益公平分配，值得中国借鉴。其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平衡机制对中国改善国家治理体系也有借鉴意义。
此外，德国的农业金融和小微金融体系非常有特色，其发展经验对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等方面都很有借鉴意义。德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在保持经济稳定、重构增长动力中贡献很大，值得中方深入挖掘思考。
3.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德国不仅设置了完善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结构，还制定了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等私人部门和个体积极响应参与。这对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具有参考价值。
全球环境治理 篇12
1989年世界银行在一篇题目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的报告中, 首次用了“治理危机” (crisis in governance) 一词, 当即受到许多国家政府、国际社会、学术界的关注和引用, 一时间成为了政治界的热门词汇, 频繁地出现在政治发展研究的各种学术报告中, 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治理状况, 包括社会治理、基层治理、村社治理、危机治理、公共治理、国家治理等。同时, 也出现在西方的政府报告中, 随后又引申、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 以求解决国家之间或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发展等问题, 即全球治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治理及诸多与治理关联的词汇与相应的思维分析方法, 又在国际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分析框架, 用以研究和解决各国及全球面临的诸多共同的发展问题。“治理”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文的“领航” (steering) , 原意是指引导、统理 (govern) 或操纵之意, 经常与“统治” (government) 一词互换使用。但“治理” (governance) 与“统治” (government) 也有显著区别:第一, 主体不一样。治理主体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主体是政府;第二, 权力运行过程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 发号施令、单一向的管理;治理是上下互动、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及共同的目标。第三, 目的不一样。统治是为了控制 (political control) 、征服 (conquer) ;治理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solidarity) 、协调 (consoliation) 、共赢。当治理一词在普遍发展、民主化潮流与全球化的背景下, 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述语时, 它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二、当代“治理”概念的含义和定义
从当代“治理”的含义上看, 治理指的是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互动过程, 涉及到多个合作伙伴, 其中包括多个成员之间的系统协作伙伴关系, 为达到共同的目标, 团结一致, 通力合作, 建立自我管理网络;多个组织者和特定机构的关系, 也就是策划与承担者的关系, 有共同的目标,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达到“双赢”;多个各个平行组织之间的关系, 各个参与者拿出自己的资源, 共同协商、谈判、达成目标。概要的讲, 当代“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多种有效权威来维持秩序、协调矛盾、增进共同利益。而这里所提的“治理”权威与“统治”所需的权威在含义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治理虽然需要权威, 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 还可能产生或来自于民间、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基层群体等;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相应的, 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公共机构, 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 也可以是私人机构, 也可以是自治群体, 还可以是公共机构与非公共机构的合作。换句话说, 治理强调的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各种非机构的合作、强制与志愿的合作。所以, 治理是一个比政治统治、比政府管理更宽泛的概念。迄今,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被认为具有最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中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 也不是一种活动, 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 而是持续的互动。
三、当代“治理”的应用价值、理论特性和分析框架
从当代“治理”的使用价值上讲, 在社会的各个层次, 从一个国家最基层到跨国范围到全球都可以发现该词的应用领域。它对于加强市民文化, 促进志愿行动, 改善社会的民主基础, 加强基层自治, 促进国际合作, 以及在考虑国际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如何才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推进秩序和公正方面, 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从当代“治理”的理论特性上讲, 它力求打破社会科学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 即诸如民众与官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等;它认为政府不是管理或治理的合法权力的惟一源泉, 公民社会也同样是管理或治理的合法权力的来源;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它把有效的合作看做是两者或多方的合作过程;它把合作的目的设定为减少冲突、实现互利共赢;它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全新思维、途径和技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政治学及当代民主政治实践的新探索、新成果, 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当代“治理”的分析框架上讲,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 它也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其一, 它提供了新的政治分析视角和范畴, 例如它将社会资源引入治理分析, 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其二, 在分析政治发展时, 它比其它方法更加全面, 包含了制度分析、经济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许多内容, 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它方法的缺陷。其三, 它体现了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 尤其是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 强调公民自治和非政府的公共权威, 这些都深刻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民主要求。
当然, 治理理论也还不很成熟, 它的基本概念还不很清晰, 对其理解也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甚至误解;治理的分析框架也不是万能的, 不能以它去否定或贬低其它有价值的政治分析框架。尤其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用这一理论时, 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避免机械的照抄照搬。
摘要：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又一战略举措。“治理”的概念、理论、分析及其实践, 是最近20年在全球化、民主化进程中产生出来, 由政治学者们总结、上升为了当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新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 并广泛应用于从最基层到地方到国家到全球范围的公共治理领域, 以通过促进各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协商、互动、合作等途径来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和危机, 实现包容、互利、共赢的普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