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制

全球治理体制（共5篇）

全球治理体制 篇1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目前,我国的社会治理机制具有典型的“权力型”特点,这种“权力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以人为本”的核心格格不入。高校肩负着培育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神圣使命,理应充分体现人本思想,这是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也是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

一、全面把握社会治理体制的内涵

“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我国社会管理从理念到体制的升华。首先,主体不同,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党和政府,而社会治理的主体来源具有多样性,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和公民等也同样是合法主体的来源; 其次,管理的方式不同,社会管理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从自身主观意愿出发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想当然地自上而下为民做主,而社会治理是实现真正民主的一种新形式,它更多地鼓励参与者能够有效、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协商过程中,并达成共识,形成符合所有主体利益的策略; 第三,执行权威不同,社会管理的执行权威是政府的法律法规,而社会治理的执行权威除了法律法规还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从“社会管理” 创新到“社会治理”,体现了党对社会各方面的科学管理, 呈现出多方面、多领域、多覆盖、可持续的推进。

由此可以看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再是单方面的模式,而是一个全方位、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整体。其治理核心是以人为本。

二、全面理解高校学生工作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除了应以学生为本,还要以家长为本,以用人单位为本,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即把激发大学生潜能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以人为本”的功能放大、放宽。使学生真正自觉、自愿地成为参与者,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三、明确在社会治理创新引领下的高校“以人为本”学生治理体制的新任务

1.措施得当,全面解放和增强高校活力

社会活力、经济活力、企业活力、社会组织活力等词语在《决定》中多次出现,深化改革就是要各种活力竞相迸发。

高校活力的源头是学生。学生是学校治理的基础,高校根据学生的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在高校治理体制上下功夫。

首先,保障学生利益 ,解放和增强利益活力。实现高校发展成果惠及全体高校学生,只有这样,学生才有激情参与学校的治理,创造性才能得以发挥,学校才能充满活力。

其次,实施政社分开,解放和增强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学生社团组织,推进学生社团组织依法自治,凡是适合学生自己解决的事项放开手让学生社团组织承担,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组织中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增强高校活力。

再次,完善参与机制,解放和增强机制活力。在高校社会治理就意味着由“校长负责制”的管理变成包括教师、学生参与的共治。那么,参与主体的上级与下级、教师与学生就应该越来越平等,他们的行为同样受到学校规则约束并同样接受监督,学校治理与学生自治共同结合才能使高校活力得以展现。

最后,提升治理能力,解放和增强治理活力。在当前条件下,增强高校活力还必须维护高校的和谐与稳定,学校安定有序,学生就有了参与治理的良好校园氛围。如果高校一味地追求活力,却忽视了“公正的秩序”,那么活力很有可能变成“混乱”的活力。所以,在激发高校治理活力的同时,必须加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

2.措施有力,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

当前社会,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维权要求和平等对待要求也日益强烈,由于上下相互沟通等种种原因,引起了较多的社会内部矛盾。对此,《决定》指出要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节、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高校是一个社会团体,当代大学生除了具有以上社会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思想特征。第一,自主观念较强,他们崇尚自我奋斗,常常淡化集体观念; 第二,主体意识增强,大学生有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尤其是面临日趋严峻的就业压力,促使大学生们朝着全面方向发展,主动对接市场,积累社会适应资本,大大增强了主体意识; 第三,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当个人意愿和国家需要产生矛盾时,一些学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等思想存在; 第四,现代科技与信息化的浪潮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由于缺乏生活阅历和社会实践能力,促使大学生对一些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看法片面、盲目。 高校不是平静的港湾,自然会产生矛盾,因此,要求管理者进行人本管理,以一定的规范要求学生,但不束缚其发展, 保证其个性的充分发展和生命的健康成长。

要充分发挥学生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组织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进一步改进高校机关工作作风, 让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学生合情合理地诉求切身利益。着力解决高校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及时化解其中的不安定因素,加强对重点年级、特殊群体的排查调研,一旦发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解决。要建立心理危机预警干预机制的实践,切实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防范因学生人格问题,而酿成的矛盾冲突。积极探索合理的民主决策程序和规则,凡是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广泛征求学生建议。如果一些事项许多学生还不理解和支持,就暂时不实施,防止因决策失误而损害学生的根本利益,引发社会矛盾。

3.措施到位,全面建立和健全高校公共安全体系

大学校园安全问题频发,面对象牙塔安全隐患,高校理应顺应和反映时代的变化与要求,不断创新,拓展和延伸公共安全教育的新内容。除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法规、政治、外交、国防等国家安全教育、信息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安全教育外,还要注重对大学生掌握适当技巧应对各种灾难、野外遇险求救延长时间技巧、掌握救护知识减少生命威胁的应对安全教育; 注重平时保健,预防各种疾病等卫生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食品安全教育、善于人际交往,正确处理关系,自尊自爱自省,学会驾驭感情等心理安全教育; 抵制各种诱惑,远离黄赌毒害,增强责任意识,珍爱自己的生命安全教育; 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重视求职安全,遇险报警求助,智能化险的预防安全教育。

校园安全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国一些高校近年来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比如提出“精致化”学生工作理念的北京大学,开创了“心理排查”机制,第一时间了解每一个学生近期心理变化动态,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细致引导,给迷途中的学生带来温暖。他们还创造性地开展“燕园领航计划”,组织各方面正能量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内在价值。

当前中国面对复杂的时代形势呼唤多元治理、多中心治理、多层级治理、多维度治理的运行过程,这种模式也更适合于现代社会建设。同样,高校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对学生实行接纳、尊重、理解、期望、欣赏、关注、信任、平等的态度,努力实现教育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完善高校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增强高校活力,有助于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有助于全面建立和健全高校公共安全体系。

摘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能否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组织实施能否有效展开,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果能否为全体人民享有。基于社会治理体制下的高校采取“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体制,应赋予新的内涵和任务:措施得当,全面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措施有力,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措施到位,全面建立和健全高校公共安全体系。

关键词：高校,以人为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中美欧——体制不平等的全球图景 篇2

体制不平等的特殊性往往以悖论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中国体制以竞争为导向，因而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大大减少了贫困，却无法避免不平等的扩大。中国的体制不平等与西方工业化阶段的特征相一致，是公司化的各地、各级政府之间激烈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形式阻碍了中央制定的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其他福利政策的贯彻与执行，甚至阻碍了国家经济向需求拉动型的过渡。此外，中国的对外开放对体制不平等也有着重要影响，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与其他因素一同导致产能过剩的结果，而这些剩余产能也必须通过出口来消化。

当前美国的经济体制以金融为导向，迅速将福特时代的遗产挥霍一空，因其强烈的外部性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再加上生产网络的高度本地化，由此形成了一种永久的累积性贸易赤字。这恰好和中国的情况形成互补：竞争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永久性的产能过剩，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使美国经济获得了资金。两个经济体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自的经济活力也就取决于双方对这种依存关系的控制。与此相对应的，中美两国的不平等体制也相互关联起来。对美国而言，对中国产品进口的增加有助于温和而持续地改善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国储蓄向美国流入，也降低了美国的贷款和公共赤字的风险，缓解了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而言，生产领域的快速现代化带来了不平等状况的快速恶化，但投资与出口的旺盛活力大幅减少了贫困，也导致通过个人致富而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期望在全社会扩散开来。

欧洲的体制不平等状况相对缓和，是因为欧洲国家向来坚持市场监管、累进税制和高福利政策。然而，美国以金融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诱发了欧洲的危机，金融全球化暴露了欧元区的制度弱点。在危机前，充足的信贷支撑了欧洲财政和房地产泡沫;而在危机后，私人资本迅速从相对较弱的国家撤离，直接刺激了南北欧之间的迅速分化。北欧国家保持着高科技工业产品的相对优势，尚能维持较低的失业率和较高的福利。而南欧国家在世界市场上面对中国以竞争为导向的体制几无还手之力，社会福利制度因而失去了更多的经济保障。

全球治理体制 篇3

传统的政治领域主要指国家所管辖的领海, 领地与领空。从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确立开始, 随着主权国家的主权逐渐强化, 对于地缘空间的划分也逐渐清晰, 在国际上也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到了冷战时期, 随着美苏的技术发展和对外太空的探索, 政治领域也随之扩展到外层的空间, 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层空间的主权要求也逐渐明晰。随着外太空的扩展, 深海领域的扩展也在同时进行着。近几十年来国际政治领域在纵深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国际政治领域的扩展拉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政治领域从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空间。网络技术与网络所需设施相对现实空间中的扩展所需技术, 比如外层空间探测器, 取得相对比较容易, 所以与地域空间、外层空间和深海空间相比, 虚拟的网络空间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 从理论上而言,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可以进入。而实际上,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连上互联网, 这一事实说明网络空间已经形成, 成为新时代主权国家政治领域重要的部分组成。

二、信息主权的提出

与政治领域相关度最大的是国家主权的概念。传统的主权概念是指国家保护其疆域不受侵犯, 并且独立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力。对外表现为独立自主, 对内表现为至高无上。

信息主权可以看做一国主权的组成部分。信息技术的发展, 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方便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 而且信息主权与经济主权、政治主权与文化主权融会贯通, 政府部门顺应网络时代要求增设了专门应对网络信息的部门机构, 协调信息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结合。与此同时, 信息主权也具有它的独立性的特性。网络空间不像现实中的地域空间相对容易界定。因此, 哪些属于一国国内的信息主权, 哪些不属于, 国际上还没有达成较广泛的共识。一些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对境内外信息的传播控制较严, 而这招致其他国家的非议。

三、全球信息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信息主权关乎国家安全。基于上述认识, 由于每个国家信息化发展程度不同, 因此不同国家对信息主权有不同的要求。而这也是容易导致国际上新的矛盾爆发的点。另外, 传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 比如战争、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 也因为互联网准入门槛低, 传播快的特点, 而在虚拟政治领域找到新的方式与影响途径。下面将简要介绍几种新的虚拟世界中对国家安全危害的要素。

(一) 网络霸权

霸权主义, 某种意义上说是随着国家主权的诞生而产生的。政治权力的发展, 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是分不开的。简单地说, 政治霸权就是依靠自身综合国力而获取资源优势的能力综合。政治领域扩展到虚拟的空间, 同时也让资源的争夺扩展到了网络, 网络霸权应运而生。网络的强权, 主要表现为对信息的源头, 传播途径, 网络协议的制定等的垄断, 或者巨大的干涉力。网络的信息干涉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

网络霸权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首先, 是思想文化的灌输。互联网的出现, 使得文化的传播更加快速, 更加广泛, 更加透彻。再次, 是非法获得和改动他国信息。这一点往往与黑客行为相结合。通过网络渠道非法进入别国核心部门机构的网络系统, 窃取核心机密。或者修改其原始资料, 导致其系统瘫痪。

网络恐怖主义与现实的恐怖主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实施者可以是个人, 非政府组织, 也可以是国家 (国家恐怖主义) 。但是网络中的政府恐怖主义行为, 应当归结为网络战。因此, 这里所说的网络恐怖行为专指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实施的具有网络危害, 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

(二) 数字鸿沟

如果说上面的三种威胁都来自于国外, 并且对于国家的安全危害是较为直接的, 那么, 数字鸿沟给国家带来的更多是发展的阻碍, 导致的国家安全危害是间接以及深远的。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 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在接触信息通讯技术和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距。实际上, 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连入互联网, 被排除在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之外。信息化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核心, 正积极推动着全球科技的发展。可以说, 数字鸿沟是从国家内部网络信息化不足, 而最终导致地区问题的一个内发性的问题。

四、建立应对网络信息化威胁的全球治理体制

网络信息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威胁, 一方面是数字鸿沟造成的全球差距, 并引发的地区动荡;另一方面, 是传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与互联网的相结合造成的更具破坏力的影响。对于这两方面的威胁, 建立一个禁止其继续发生, 解决问题的机制是不现实的。一方面, 这涉及的成员很多, 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 信息主权使得体制框架不可能对于国内相关事务干涉过多。综合上述, 建立一个应对全球网络信息安全的机制, 目的在于抑制问题的恶性发展而不是完全铲除威胁。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各国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数字鸿沟, 一方面是传统全球威胁与互联网相结合造成的更加广泛的恶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 还必须建立一个监管机制, 防止体制内成员通过破坏体制要求而谋取利益。

(一) 从行为体成员入手降低问题难度

全球网络安全机制, 成员理论上应该囊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 以及非政府行为体。随着新成员的加入, 问题的解决难度也在增加, 使得合作成本不断上升。这时候容易导致两种情况, 一是拖延问题的解决, 这样既耗时间, 又耗钱财;一是牺牲实质性的内容, 做出妥协而达成协定。这样往往容易影响问题解决力度。针对成员增加而造成的困境, 有两种方法, 一是成立行为体集团, 即在全球网络安全机制下成立小的处理机制。另一种方法是充分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现在, 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上的作用越发的突出, 可以说在国际体制中他们正扮演着催化剂的作用。

(二) 软机制与非零容忍

对于网络霸权这样的行为, 国际社会上往往有其一定的容忍限度。对网络霸权的容忍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遏制困难大。网络霸权牵涉的方面广泛, 不仅是互联网上信息的垄断, 还包括现实中经济, 文化的强权支撑。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 因此在对于网络霸权的问题上, 更多的国家为了换取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 往往选择牺牲一部分利益, 甚至是一部分的信息主权。三是现阶段的全球网络规则仍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

对于问题的非零容忍, 并不代表着机制的瓦解与失效。因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安全应对机制, 要考虑国际社会背景的很多因素, 包括国家间的关系, 科技的发展程度, 而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理论角度来建立体制。

总结

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使得网络信息安全跨越国界, 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解决体制显得尤为重要。各个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但是, 任何一个国际行为体, 哪怕是个人, 都可以对全球的网络信息安全造成威胁。网络战争, 网络霸权, 网络恐怖主义和数字鸿沟都在挑战着国家的安全乃至地区的稳定。为了避免像“公用地悲剧”那样的情况发生, 成员的行为必须规范, 不能因一己之私利而破坏整个体制运作。结合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 建立全球体制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一个没有政府的治理环境中体制既可以避免变相霸权的出现, 也可以避免一般组织的执行软化。监管的机制使得每个成员都是监督者, 同时也是受监督者, 而关键的权威性解释可以树立某种公信力, 作为今后行动的参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网络的虚拟世界对现实国家安全的威胁仅靠建立一种管理体制是不够的。正如之前所说, 一些安全方面问题, 还牵扯到诸如经济、军事等部门, 需要各方面的协作与配合。网络信息化就像双刃剑, 作为科技的产物, 可以促进国家社会进步, 也难免会给国家带来安全的挑战。既然信息的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 潮流趋势无法回避, 明智的国家就应该积极应对, 在主动中求得有利地位, 避免再一次的落后而被挨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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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雾”治理关联体制改革 篇4

为了更清洁地利用煤炭，一些企业新上了煤制油、煤制气项目。由于中国油气体制改革滞后，油气管网掌握在少数上下游一体化经营的企业手里，不向第三方开放。已经生产出来的煤制气难以顺利地销往目的地。即便运到了销售地，一般一个城市就一个燃气公司，进入家庭的天然气必须从这一家公司购买。油气管输和城市管网的垄断经营压缩了煤制气企业的利润空间，形成了对煤炭转化的制约。

解决煤炭的清洁利用问题，关键还是要深化改革。一是改革电力调度方式，实行节能发电调度，让火电机组优先上网发电。现在地方下达的发电量计划没有“三定”方案和法定许可作为依据，在简政放权和电力体制改革中应予取消。二是下放大部分能源和重化工业审批权，减少各种不合理的前置审批，使规模大、污染处理能力强、经济性好的项目能够尽快上马。用先进的生产能力占领市场，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三是深化网络型垄断行业的改革。国家对网络运输实行单独定价、单独核算，并要求他们向第三方无条件开放。

中国与全球五大治理 篇5

中国能够着力推进的五个治理领域：国际金融体系、金融管控、国际税收、能源和气候变化

最

近发生于希腊的事件表明全球经济仍然面临着重大的短期和长期挑战。为应对广泛的国际经济挑战而寻求共同解决办法通常需要经过多年谈判，目前一体化的全球经济需要切实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多边论坛。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主要先进国家和新兴国家领导人通过二十国集团加强政策协调，以便有效应对它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对于二十国集团来说，中国2016年担任主席国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根本性转变迈出了重要一步，1999年二十国集团的成立就是在全球治理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催生的。如果中国成功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那么认为“二十国集团的作用主要是应对危机，在这个范围以外作用有限”的观点将会不攻自破。

中国在探索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应在二十国集团的现行框架中运作，不应对其进行激进的、令人争议的变革。中国应将工作重点集中于改进国际“游戏规则”，建立全球规范。本文探讨了中国能够着力推进的以下五个治理领域：国际金融体系、金融管控、国际税收、能源治理和气候变化。

国际金融体系治理

2010年，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协商确定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和治理机制进行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旨在提高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是确保全球经济治理决策符合经济现实的重要步骤。然而，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屡次阻挠（美国是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中唯一通过了上述改革措施但对决策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的行为损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誉，致使“二十国集团的承诺”受到人们的质疑。

如果美国仍拒不落实上述2010年改革措施，中国有可能推动各成员国就在该基金组织推行相对温和的“B计划”达成协议，因为意识到美国的否决权能够阻挠任何有损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地位的任何实质性举措。但二十国集团应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本取决于美国的行为，如果受到美国阻挠，这种改革可能无限期拖延。二十国集团应在自己的权限内积极行动。二十国集团应态度明朗，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获取和监督机制对所有国家都是公平的，不会偏向任何国家。此外，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审议特别提款权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国能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资产（即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继续依照客观标准体现主要货币。二十国集团还需要与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合作，共同确定用什么样的机制代替将于2016年底和2017年到期的大约3690亿美元双边贷款，这是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道防线。

金融管控治理

2016年将是金融管控议程的第8个年头。二十国集团这次将全力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震荡能力，降低对依靠纳税人资金救市的依赖性。

最根本的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2009年伦敦峰会上建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致力于国际金融管控、监督和政策协调以确保全球金融稳定的全球金融管控中心。这是二十国集团开展的第一次重大国际机构创新，美国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称之为全球经济治理“事实上的第四大支柱”。金融稳定委员会推动了广泛的技术性工作议程（即巴塞尔协议III框架）。这个工作议程旨在把银行的资本要求纳入二十国集团的政策体系。要点有：对大银行（“大而不倒”）的其他资本要求和失败情形下应遵守的规定；关于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影子”银行）的规定；加强金融业监督；旨在规范柜台交易型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行动。

尽管金融管控已取得长足进展，且在金融领域出现改革疲乏，但中国能够推进其他必要行动来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影子银行业需予以更多重视，该行业目前正在向全球扩张，但管控监督滞后于本行业的发展。对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功能应予以加强，尤其是监控新兴金融风险和了解大型新兴市场独特情况方面的功能（例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业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业）。2016年的工作重点是落实改革措施，了解改革活动的经济影响，推动新兴市场的进一步参与，以及金融管控的长期“发展性”。

2016年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还有：如何增加贸易信贷，以促进国际贸易复苏；如何用良好的金融管控、资本流动管理和其他“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构建健康、强韧的国际金融体系。

国际税收治理

自2013年以来，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税务方面的努力集中于税收体系的现代化，以此来终结银行秘密账户，防止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机构将其利润转向低税或免税的国家或地区。土耳其在2015年担任二十国集团峰会主席国期间，将监督二十国集团和经合组织，保障为期两年、包含15项内容的《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最后8项成果的实现。旨在规范国际税收领域自动信息交换的《统一报告标准》已发布，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国将于2018年实现税收信息自动交换。这有助于逐个终结银行秘密账户和解决逃税问题，因此是一个重大成就。2015年的重点工作将聚焦于税收机制缺陷和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等方面的问题，以此来大力解决最大且最令人瞩目的逃税问题，即跨国公司的逃税问题。

2015年完成的《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旨在提供各种建议。二十国集团2016年面临的挑战是怎样继续推进改革，并将这些建议转化为行动。中国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参与二十国集团长期税收议程和未来多边税收合作话语体系的形成。

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只是国际税收治理机制根本性变革的开端。企业逃税和避税问题是人们目前关心的问题，要使国际税收标准适应不断变化的错综复杂的全球业务运营和技术进步，就必须定期审查国际税收安排的基本原则，如母国和所在国之间的税收权益分配问题。另一种重要进展是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税收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应进一步推动发展中国家直接参与制订影响其自身的规则。随着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逐渐从建议转化为行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目前的能力尚难以符合二十国集团通过的税收标准。2016年将是中国帮助低收入国家切实改进其税收管理，以适应二十国集团税收议程的良好时机。

能源治理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一致认为，目前的国际能源机制滞后于国际能源市场的迅速变化。各国领导人认识到“加强能源合作是当务之急”，赞同能源合作原则。这些原则旨在加强国际能源机构的代表性和包容性，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这些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国际能源机构之间的合作，最大限度地避免职能重叠现象”。尤为重要的是，各国领导人要求其能源部长就怎样推进这些原则加强磋商。各国能源部长将于2015年10月举行首次会议。

他们将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为建立新型能源治理机制制订令人信服的前景规划。作为二十国集团2016年峰会的主席国，中国将明确促进国际能源议程所需的国际支持。目前中国已接受现行的国际秩序，支持二十国集团的行动，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是所有全球能源问题讨论的核心参与者之一。

二十国集团出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极有可能赞同建立新的有代表性的多边能源治理机构，将全世界所有重要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聚集到一起，共同应对能源治理领域的两个重大挑战：为世界各国建立可靠的、能够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同时促进未来向低碳平稳过渡。要建立新的有代表性的多边能源治理机构，需对其成员资格、治理机制、使命、运行程序和步骤、人事安排、资金的筹集与使用、该机构所在位置等方面的细节进行磋商。磋商内容还包括该机构与下列能源机构的关系：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论坛、能源宪章条约组织、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以及其他许多专门致力于能源政策和技术的组织。

新机构有机会以比其他能源机构广泛得多和深刻得多的方式影响全球能源市场。现有机构有的立足于矿物燃料，有的致力于探索可再生能源。国际能源署虽然也在发展变化并扩大了职能范围，但从本质上看仍是旧时代的产物。新机构的优势在于能够以整体性方式处理能源问题，因此避免了那种为应对危机而成立的机构（如国际能源署甚至二十国集团）所不可避免的“先天缺陷”问题。

气候变化治理

中国开始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的时间恰逢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巴黎会议召开的时间。中国许多地方都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人口密集的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尤为严重。如何处理这些环境问题是中国人经常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联合承诺降低碳排放。美国计划到到2025年较2005年减少排放26?28%的温室气体；而中国预计在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届时，非化石燃料在全部能源消费量中的比例将达到20%。 许多观察员将其视为环境保护问题的重大突破，是各国将在巴黎达成气候协定的前奏。这个气候协定内容广泛且具有约束力，能够实现本领域的“巨大飞跃”。从那时起，美国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与其他国家一道，于2015年6月在7国集团峰会上承诺到2100年实现全球经济“无碳化”。 中国承诺履行亚太经合组织协议，于2015年6月宣布硬性减排指标，承诺到203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GDP的比率降低60%-65%，低于2005年的水平。鉴于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复杂性，美中政治协定是否能够促使两国采取实际行动，还需拭目以待。气候变化仍是二十国集团议程中争议性较大的话题。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一向认为，二十国集团不应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起主要作用，各国应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平台作为主要的气候变化论坛。鉴于这些观点，二十国集团安塔利亚峰会不太可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各国更看重的是两周后在巴黎举行的气候会议。事实上，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国未能在布里斯班峰会上就减排承诺的期限达成共识。未能达成共识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巴黎气候会议的结果令人失望，二十国集团应采取积极行动，使公众确信至少在经济领域，通过多边途径应对重大挑战仍是可行的。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行动。作为二十国集团的主席国，中国很可能需要推动各成员国在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作用方面达成共识，以此来消除各国未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二十国集团应在2016年峰会上确保在能源治理领域，将下列任务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向低碳世界过渡，讨论贸易的“绿色”要求，促进气候融资项目，探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研发活动中采取共同合作型解决方案是否可行等。尽管做到这些非常艰难，但中国别无选择。重要的是，二十国集团能够“填补空缺”，显示其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处理政治危机的领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