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卫生（共7篇）
全球卫生 篇1
妇幼卫生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一部分, 实现我国妇幼卫生服务均等化, 向占人口2/3的特殊人群提供适宜、可及与均等化的保健服务, 既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体现, 也是全球卫生的要求, 是我国重返阿拉木图宣言, 为全世界践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全球卫生内涵及其背景
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 “全球卫生”概念也日益受到关注。
作为由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和国际卫生 (international health) 发展出来的新的概念, 全球卫生仍然包含卫生学 (hygiene) 和热带医学 (tropical medicine) 的内涵, 然而, 全球卫生的外延已明显扩展, 并不断顺应时代的变迁。Koplan JP等学者作为全球卫生执行委员会 (Global Health Executive Board) 成员, 在2009年对全球卫生进行了定义:①以人群为基础, 预防为中心;②主要对象为贫困、易感人群以及医疗卫生资源匮乏的人群;③需要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④强调健康是公益事业, 以及系统和结构的重要性;⑤需要多部门合作[1]。显然, Koplan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全球卫生与公共卫生、国际卫生三者均拥有共同的特点。
全球卫生定义中, 首先是强调“全球 (global) ”的卫生问题, 它不仅包括跨越国界的卫生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指严重影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卫生问题, 或者该卫生问题存在跨国性影响因素, 比如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城市化 (urbanization) 、消除脊髓灰质炎 (polio eradication) 。流行性传染性疾病, 如登革热、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HIV感染是典型的全球性卫生问题。全球卫生同时还关注诸如妇幼卫生、烟草控制、微量元素缺乏、肥胖、伤害预防、流动人口健康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等。因此, 全球卫生中“全球”的内涵是指卫生问题的广度 (scope) , 而非卫生问题的来源地 (location) 。基于这一层面, 全球卫生类似于公共卫生, 而非国际卫生, 全球卫生既可以关注国内卫生不均等性 (domestic health disparities) , 又可以涉及国际性卫生问题。全球卫生执行委员会还强调, 全球卫生还涉及卫生体系、卫生筹资、卫生人力资源的分布和培训等诸多方面, 这一层面上又超越了公共卫生所强调的卫生保健工作者能力建设 (capacity-building) 。
在关注现有健康问题的同时, 全球卫生还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行之有效的途径。目前活跃在全球卫生舞台上的行为体包括了政府及其卫生部门、跨政府机构如联合国、独立于联合国之外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健康相关的基金会、公私伙伴关系及慈善机构等, 如何在这些角色中取得协调、共促健康, 是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内容。此外, 全球卫生还倡导通过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途径来促进健康公平、增进社会福祉, 主张从体制出发, 改变传统的“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2]。
全球卫生的重要性使其被纳入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 也成为各国学者的研究热点。2007年4月, 巴西、法国、印度尼西亚、挪威、塞内加尔、南非和泰国等七国联合发表了《奥斯陆部长宣言》, 将全球卫生提上国家发展议程;同年,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向政府提交了《卫生是全球的》发展报告, 阐述了全球卫生的重要性, 得到政府首肯, 并于2008年正式发布全球卫生战略。同时, 有关全球卫生的论著和研究文献在近年来增速明显, 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也频频召开, 其重要性和关注度可见一斑。
2 重返阿拉木图宣言, 建立全球人类健康新世纪
人们认识到, 在向“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迈进的过程中, 大多数人群被遗落在后面了。这种丧失机遇的意识使人们回忆起30年前在阿拉木图引发对健康的价值观发生的革命性改革的原因。阿拉木图会议启动了“初级卫生保健运动”, 它发动卫生专业人士和机构, 政府及民间社会组织, 研究人员以及基层组织共同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在政治、社会及经济方面难以接受的” 卫生服务不均等问题。阿拉木图宣言明确了其所追寻的价值观:社会公正和人人享有更佳健康的权利, 参与以及团结。人们意识到, 为实现这些价值观, 卫生保健系统的运作模式及利用其他部门潜能的方式必须发生根本性变革。阿拉木图宣言特别强调医疗资源的均衡分布 (equitable distribution) , 即强调所有人不分贫贱、富贵、远近, 都能公平地获得医疗服务, 尤其是绝大部分医疗资源集中于城市, 应该设法提高在农村地区医疗及卫生的投资, 以减少城乡差距[3]。这与我们强调的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目标一致。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权衡诸多因素时优先考虑人群“对卫生及卫生保健的期望”并确保“ (他们的) 发言权和选择权能对卫生服务体系的设计及运作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要实现这些目标, 卫生系统必须对变化的世界提出的诸多挑战和不断增长的社会期望做出响应。这些响应包括对当今社会卫生系统的运作模式进行实质性的重新定向和改革。
2008年, WHO提出了《初级卫生保健:过去重要, 现在更重要 (Primary health care: Now more than ever) 》的年度卫生报告, 重申“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 同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要坚持的四项核心原则:全民保健、以人为本的服务、有益的公共政策和卫生事业发展的领导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年) 》两个文件首次提出的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 是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最基本的内容, 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的卫生目标, 是我国医改方案的“亮点”之一。
3 我国妇幼卫生服务均等化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 也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但是, 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比, 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和程度相对滞后, 社会公平性和普惠性的问题日益突显。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转型时期, 伴随着市场导向的改革日益深入, 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大量的政策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 使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妇幼卫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4]。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妇女儿童的健康需求仍不相适应, 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仍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 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中提出的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目标仍需要艰苦地努力。
3.1 妇女儿童生存状态与发达国家距离甚远
自1991年以来, 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呈持续下降趋势, 从1991年的61‰降到2004年的25‰。值得注意的是, 全国新生儿死亡占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63.9%。新生儿死亡率下降速度略缓。反观世界各国近些年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状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尽管世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已经较低或很低, 但是他们的这一指标仍在继续下降, 有些国家的降速甚至比部分中、高婴儿死亡率的国家更快。根据UNICEF 2009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 2007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仅为3‰～4‰, 其中既包括瑞典、卢森堡、冰岛、丹麦、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也包括摩纳哥、新加坡、斯洛文尼亚等较发达的国家, 它们占到全球国家 (地区) 总数的约10%左右[5]。由此可见, 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3.2 妇女儿童生存状态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马来西亚、泰国、越南, 甚至经济水平远不如中国的斯里兰卡等国家, 婴儿死亡率却持续显著下降, 追上并大大超越了中国。这提示, 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比, 中国妇幼卫生指标的改善还具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但同时也显示, 在现有的基础上改善我国妇女和儿童生存状态, 还面临众多的挑战。
3.3 巨大的地区和城乡差异
尽管儿童死亡率有了大幅度下降, 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在下降的水平和幅度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6-2004期间, 城市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2.8%, 农村地区下降了46.8%。在一类、二类和三类农村地区, 下降幅度几乎达到了50%, 但在四类地区, 只有15.7%。这些数据再度表明,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自1991年以来, 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1年的80.0/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下降的幅度和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农村的孕产妇死亡率约为城市的3.2倍, 而且城乡之间的差距从1996年的2.7倍扩大到2004年的3.2倍。2004年, 内地和边远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分别是沿海地区的4.1倍和7.7倍, 农村二、三、四类地区孕产妇死亡率最高, 分别是城市的2.9倍、4.4倍和5.3倍。
城乡之间5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率差距大约是3倍。2002年, 儿童发育迟缓的发生率, 农村是17.3%, 城市仅为4.9%;农村低出生体重儿的比例是9.3%, 而城市仅为3.1%[6]。
3.4 被边缘化的流动人口
逐渐加深的贫困, 较差的生活条件以及得不到或只能得到很少的产前和产后保健, 使一些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妇女处于较高的孕产期死亡风险中。2005年, 上海该类人群的孕产妇死亡率为48/10万, 而普通城市居民孕产妇死亡率只有1.6/10万;2004年, 北京流动人口中孕产妇死亡率为42/10万, 常住人口仅为18/10万[7]。
3.5 预防性服务不足
良好的生殖健康预防性服务, 如健康教育、产前检查、产后访视以及对生殖道感染的筛查等, 由于数十年来实行的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和政府对卫生系统的经费投入不足而受到削弱。过于强调回收成本, 向服务利用者收费和销售药品, 使卫生服务机构偏向于提供治疗服务。贫困农村地区对生殖健康服务的利用由于健康教育的不足、人们对服务质量的不信任以及服务质量低下而严重不足, 不平等现象加剧。
3.6 性别不公平现象卷土重来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曾评价认为, 中国是世界上“消失了的女性 (missing women) ”人数最多的国家[8]。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出生性别比攀升到了117[9]。婴儿期和儿童期都存在性别歧视, 2000年女婴死亡率达到33.7%, 而男婴死亡率则只有23.9%[10]。
3.7 与经济增长的不相称
近20年来, 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年度报告, 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在世界各国的排位均出现了序次“下滑”的局面。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奇迹”。相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的婴儿死亡率进入了下降缓慢的“平台期”:1997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33.1‰, 1998-1999 年不降反升, 出现徘徊, 到2002年这一指标才进一步降低到29.2‰。中国妇幼健康水平和妇幼卫生事业发展与国家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未能同步的现象较为突出。
4 反思
4.1 世界的经验
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降低还远没有抵达“谷底”, 下降还有很大的空间。因此, 中国过早进入“平台期”并不正常。一些妇幼卫生指标好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则表明:妇幼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以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而这要以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优先投入为保证。
在发达国家, 如芬兰, 其母婴服务设施和机构广布于居民区内, 助产士和公共健康护士定期访问家庭, 服务的可及性很强。同时, 所有相关服务都是免费的。虽然芬兰的妇幼服务设施的使用是自愿的, 但是无论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 几乎100%的家庭都使用母婴保健服务[5]。
因此, 在中国加强农村和社区妇幼卫生服务网络建设, 改善乡镇卫生院的产科服务条件, 强化和规范农村孕产妇转诊急救制度, 进一步提高贫困地区妇幼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切实解决农村和城市社区妇幼保健人力资源不足和服务能力低下的状况, 是有效降低我国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的必要途径。
4.2 进一步明确妇幼卫生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地位
4.2.1 高度认识作为典型公共产品的妇幼卫生所体现的社会共享性和公益性 明确界定妇幼卫生在促进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落实人口政策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等方面的基础作用。充分考虑妇幼卫生对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重大影响。 将妇幼卫生作为公共卫生优先发展的领域, 坚持政府领导、部门配合、法制保证、群众参与的原则, 制定国家妇幼卫生发展战略, 并将其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之中。
4.2.2 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妇幼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公共责任 明确妇幼卫生服务不能以市场为主导, 明确妇幼卫生应是政府优先考虑和发展的公共服务领域, 明确政府在推进服务可及性、均等化和普惠性方面的社会职责;大幅度增加对妇幼卫生的投入和财政保障, 妇幼卫生经费纳入公共财政的优先领域; 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 确保妇幼卫生公共产品的优先提供, 并实行基本服务项目由政府买单的免费服务;倾力改善妇幼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可及性, 保证社会最弱势和边缘的妇幼群体能够获得最基本的服务;履行调控职能, 实行政府规制;建立部门间的协调和合作机制, 加强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4.2.3 进一步明确改进和完善妇幼卫生服务模式重要性 妇幼卫生与一般意义的医疗卫生在服务理念、服务对象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妇幼卫生服务强调面向健康人群、面向基层、面向预防保健, 突出系统服务、系列服务、追踪服务和人性化服务的现代服务模式;重视对基层服务设施的配备、人员的培训、技术的指导 (手段) ;建立规范、及时和有效的转诊制度 (机制) ;加强服务的监测和监督 (必要途径) ;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妇幼卫生服务的完善和妇幼卫生水平的提高 (创新方式) ;出生缺陷的预防和干预, 儿童营养不良与伤害的避免和减少, 母亲生育安全, 妇女常见病的预防与治疗以及艾滋病的重点预防和保护等 (关注重点和难点) 。
5 实现妇幼卫生服务均等化
5.1 实现妇幼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原则
本着公平的原则, 所有妇女和儿童, 不论其生活或出生在何处, 都应有权利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包括产科和新生儿服务, 享受和利用预防保健、治疗和营养等有效干预措施, 确保妇女和儿童人人享有优质的产前、产时和新生儿期、婴幼儿期的基本保健服务以及儿童综合保健服务。
积极实施妇幼保健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解决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重大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
因地制宜地开展妇幼保健服务, 关注农村地区特别是二/三/四类农村地区, 关注城市贫困人口和流动人口。
5.2 为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进一步完善妇幼卫生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的同时, 加强执法监督和社会管理;将妇幼卫生指标明确纳入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规划, 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建立制度化、递增式的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机制, 保证妇幼卫生事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甚至超前;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增加对贫困地区和重点人群的资金投入;同时建立对基本妇幼卫生服务项目的资金导向机制, 增强妇幼卫生资金投入的效率和有效性。
5.3 妇幼卫生服务均等化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近年来特别是2009年以来, 我国在实施妇幼卫生服务均等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2009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启动, 9项中有3项与妇幼卫生相关。分别是为0～36个月婴幼儿建立儿童保健手册, 开展新生儿访视和儿童保健系统管理;为孕产妇开展每年至少5次孕期保健服务和2次产后访视;为适龄儿童接种乙肝、卡介苗、脊灰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11]。
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民生工程, 积极实施妇幼保健重大专项。例如,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12项民生工程促进和谐安徽建设的意见》中提出, 开展的以“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的民生工程, 其中包括婚前医学检查 (免费) :每对婚前检查基本项目财政补助108元, 所需经费省财政承担50%;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中央财政自2009年起对中西部地区按照活产数人均300元补助, 同时各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规定给予补助;儿童免疫接种 (免费) ;按照全省每年约83万名新出生儿童、人均接种22针次和每针补助3元安排补助经费;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共同承担;妇幼保健能力建设 (设备添加和房屋维修) :每年安排2 500万元, 安排25个机构建设, 各补助100万元, 地方财政负责安排项目工作和奖励经费。
妇幼健康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妇幼群体同时又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妇幼保健是满足人们基本健康需求、实现健康权利的重要途径。“儿童优先, 母亲安全”已成为各国政府和政要的共识。我国妇幼保健网络相对健全, 妇女儿童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危险因素相对清楚, 妇幼卫生国际合作经验有一定的积累。我们有理由相信, 率先实现妇幼卫生服务均等化将为全面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供示范。
参考文献
[1]Koplan JP, Bond TC, Merson MH, et al.Towards acommon definition of global health[J].Lancet, 2009, 373:1993-1995.
[2]Kickbusch I, Silberschmidt G, Buss P.Global healthdiplomacy:the need fornew perspectives, strategicapproaches and skills in global health[J].Bull WorldHealth Organ, 2007, 85 (3) :230-232.
[3]WHO.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8-Primary health care:Now more than ever[EB/OL].http://www.who.int/whr/2008/whr08-en.pdf.
[4]China Ministry of Health, WHO, UNICEF, UNFPA.Jointreview of maternal and child survival strategies in China[EB/OL].http://www.wpro.who.int/NR/rdonlyres/E6C29183-BC8E-4DEF-9A50-3606032E8CB4/0/MaternalandChildSurvivalStrategyinChinaENG.pdf.
[5]UNICEF.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9:Maternal and newborn health[EB/OL].http://www.unicef.org/sowc09/docs/SOWC09-FullReport-EN.pdf.
[6]陈春明.中国营养状况十年跟踪1990-2000[M].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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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en A.Missing women-revisited[J].BMJ, 2003, 327 (7427) :1297-1298.
[9]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10]Banister J.Shortage of girls in China today[J].J PopulRes, 2004, 21:19-45.
[11]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意见[Z].卫妇社发〔2009〕70号.
全球卫生 篇2
2007年世界卫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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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范文，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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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全球关注的精神卫生问题 篇3
抑郁症是全球一种常见病。2016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卫生统计年鉴显示，世界上将近6亿人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最普遍的就是抑郁症和焦虑。而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中，约四分之三的患者得不到任何治疗。在最坏的情况下，抑郁症会导致自杀。
精神疾病：全球严峻问题
根据世卫组织制定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版，精神疾病是指一系列的精神和行为障碍，包括造成精神负担的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焦虑症、痴呆等。
世卫组织发布的《2013-2020年精神卫生行动计划》中指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残疾率和死亡率偏高。比如说，主要患有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比一般人猝死的几率多40%～60%，主要因为他们可能患有的身体健康问题未被发现治疗，比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HIV病毒感染和自杀等。自杀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年轻人第二大死亡原因。
精神疾病经常是患癌症、心血管疾病和HIV感染等的原因。比如说，有证据表明抑郁症会易使人患心肌梗死和糖尿病，而患有这些疾病也会增加患抑郁症的几率。很多风险因素，比如社会地位低下、滥用酒精和压力过大是精神疾病同时也是一些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原因。总体上来看，精神疾病、神经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在全球疾病负担中占很高比例，达到了13%，而其中抑郁症就占到了4.3%，并且是世界范围内造成残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对于女性。
这些健康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样巨大：一项近期的研究报告表明，2011到2030年全世界因精神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会达到16.3万亿美元1。《行动》中涉及精神疾病的具体目标指出，到2020年各国的自杀率将下降10%；到2020年针对严重精神疾病（包括精神病、双向情感障碍和中重度抑郁症）的医疗服务将增加20%。
自杀与抑郁症
自杀是世界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每年逾80万人死于自杀，每40秒世界范围内就有一人死亡，75%的自杀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自杀最常见的手段是喝农药、上吊和使用枪支。
《世界卫生组织 2014精神卫生地图集》中国家数据统计报告指出，中国自杀率为每10万人口11.4例。
图：全球各地区年龄标准化自杀率（每100000人口），201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首份预防自杀报告：《自杀：一项全球要务》。报告中图表显示，2012年全球范围内自杀人口大约80万4000人，每10万人口中大约11.4人自杀，其中女性15人/男性8人。其中东欧地区、东非和西南亚为自杀率高发地区，中国、北美、南美人口自杀率居中。报告中显示，在世卫组织当年统计中，东南亚地区占全球人口的26%而自杀率却占全球自杀率的39%，故比例偏高。
据报告中自杀年龄段的统计数据，全球几乎所有地区无论性别都是15岁及以下人群自杀率最低，70岁及以上人群自杀率最高。有些地区随着人群年龄的增长，自杀率也增加；而在有些地区出现了青少年到中年阶段自杀几率高的峰值。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青少年和妇女的自杀率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而高收入国家的中年男性自杀率也远高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地区之间的差异。
报告中写道：普通人谈到自杀通常都是需要帮助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群开始重视自杀问题，往往是因为正在经历焦虑、抑郁和绝望并且觉得他们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报告中指出了和自杀有关的独立风险因素研究，其中绝望感作为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方面，经常被认为是精神疾病自杀风险或者是自杀未遂的导火索，而一个人的感受是否绝望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即对未来的期待、内心动力的丧失和是否有希望。人感觉绝望经常是被认为有这些想法，比如觉得“事情再也不会好了”或者“我看不到啥希望了”，大部分情况下都伴有抑郁情绪。
而在导致自杀的社会因素里，社会融入的压力和孤独感也是和抑郁有关的重要部分。世界上很多弱势群体，如接受社会救济的人员、背井离乡的难民、监狱的劳改犯、流浪汉、一个国家的新移民等都会被社会融入压力所困扰，这些人群尤其是年轻人遭遇的处境会使他们引发抑郁情绪和孤独感。
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希·费拉赫博士曾指出：“每一片刻都有将近800万美国人迫切需要专家帮助他们解除抑郁之苦，但不幸的是这些人中有一大半尚未意识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原因在于他们常把抑郁混同于普通的心情不快。”
针对全球范围内的中重度抑郁症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发布了《2013-2020精神疾病行动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前针对严重精神疾病的医疗服务增加20%。同时计划里也指出了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里很多医疗机构没有能力提供针对抑郁症最基础的治疗，因为很多医疗卫生工作者并未受过针对精神疾病诊疗的专业训练。
他山之石：各国职场预防抑郁症
美国：改变负面思想
除药物治疗外，美国专家还采用其他办法来对付抑郁症。据媒体报道，华盛顿大学的戈兰医生设计的一种“认知行为”疗法，核心是改变患者的负面思想。在一次小规模的试验中他证实，通过心理咨询，心理医生可帮助患者树立起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意识，从而把抑郁情绪“搁”在一边。他认为治疗抑郁症的最佳疗法应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双管齐下”。
法国：外出做健身操
法国的一些企业不惜花重金来消除职员的压力感，预防抑郁症的出现。有的公司安排每天中午12点或者傍晚，工程师和秘书手提运动包走出办公室做“健身操”，从而通过身体的放松达到精神的放松。企业雇佣的心理医生还会进行严格的监督，每天为每个职员写一份小结。一些企业还设立了休息室，放置着舒适的躺椅和床垫，以便疲劳的职员休息调整。室内配以柔和的光线，舒缓焦躁的心情。
英国：读书排遣
媒体报道英国的精神卫生医师几年前开始尝试一种预防与治疗抑郁症的新方法：医生不再给患者新型药物，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书名。患者拿着书单到当地图书馆里“抓药”。医师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从多本书中为他们开具处方。而这些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患者认识心理疾病，了解这些病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第二类帮助患者自主排遣，通过书中的科学方法来消除抑郁，例如鼓励患者学会写日记，将每天的感受都记录下来，在与日记本对话的同时舒缓了紧张的情绪。
日本：注重青少年心理疏导
日本曾调查过东京公立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调查的163所学校中有近半以上受访学生承认自己过去3年中有过自杀倾向。为呵护青少年的心灵健康，日本2009年就推出一套防治中学生抑郁症的视频教材。通过观看视频，很多中学生意识到抑郁症的普遍性，开始重视个人心理疏导。（编辑 李姝晴）
全球卫生 篇4
全球卫生(Global Health)也称为全球健康,以全球范围内人群的健康为关注点,而不是个别国家人群的健康。它重点关注那些超越国界的或者具有全球政治经济影响的健康问题与重大争议,而联合行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办法[1]。每个国家都有义务重视对卫生系统的建设并为此完善国家政治体系[2]。过去60年间,全世界在促进人类健康中取得了卓越成绩[3]。 在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形势及HIV流行、SARS恐慌、禽流感肆虐、核生化恐怖事件威胁下,各国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卫生并不再仅仅是自己的事务。
2全球卫生与中国国境卫生检疫的关系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是全球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为保障口岸区域卫生安全、防止传染病在口岸传入传出所做的工作与全球卫生目标一致。卫生检疫机关对艾滋病等传染病及因交通工具尤其是国际邮轮的食品和饮用水安全所致腹泻的防控,是全球卫生的一部分。全球关注的精神疾患及污染的水、空气等引发的疾病,体现在口岸的工作即对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入境限制,及微小气候监测、对造修船工人职业病的关注、口岸公共场所的控烟行动。卫生检疫机关通过预防接种和体检,结合宣传,促使出入境人员行为改变,并根据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行动计划,加强国际国内合作,制订疾病防控措施,促进健康,切合全球为实现MDGs目标的努力方向[4]。
3卫生检疫工作与全球卫生理念的差距
3.1健康促进规划能力不足全球卫生的实现需要科学的健康促进规划。质检总局无明确的口岸结核病 (TB)、鼠疫防控规划,仅有相应行业标准或预案,缺少执行力。有些传染病如霍乱、黄热病、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在国内不是防控重点,但在口岸却是需要密切关注的传染病,卫生检疫机关应如何制定科学的健康促进规划,值得思考。健康促进需要资金支持,目前口岸资金投入存在不合理现象。MDGs的Goal8的实现,需首先建立一个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可预测的和非歧视的交易和财政系统,明确最不发达地区的需求,上述原则适用于卫生检疫工作。
3.2伦理学运用能力不足IHR2005对卫生检疫工作中应遵循的人权、平等、透明、不歧视等原则有明确规定,但在《卫生检疫法》其《实施细则》中没有相应的文字说明。加之部分卫生检疫人员在受教育过程中没有了解机构审查委员会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的运作方式、人权的来源及其与健康的关系、科研和政策制定中的伦理学议题等,导致其在工作中伦理学观念模糊。全球卫生伦理学七大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人权和责任、平等、自由、民主、环境伦理、团结[5]。 在卫生检疫人员中,可能存在对患者资料安全存储和保密重要性认识不够的思想。当出入境人员被检出HIV时,是否应告知或规劝患者告知其配偶或性伴, 如何对待患者的隐私权[6],考验着卫生检疫机关的伦理学应用水平。
4将全球卫生理念运用到中国卫生检疫中
4.1口岸防控思路转变为保持卫生检疫的口岸地位,在做好HIV/AIDS等传统传染病防控的同时, 要研发新型快速检测技术,注重新发和热带传染病、 核生化因子的监测检测,加大航空器和国际邮轮检疫力度,探索更方便出入境人员的检疫查验方式,重视人权保护。
4.2更多伦理学考量卫生检疫工作者在工作中应注重运用伦理学框架的权力、角色、关系、责任(Rights, Roles, Relationships, Responsibilities)分析并解决问题[7]。 应本着自愿和保密原则,对出入境人员检测AIDS,但是HIV的高发病率使得人人监测成为必然要求。应平等对待出入境旅行者,对患者所居住地区的社会、 文化、宗教保持敏感,对检出的HIV/AIDS患者保密、 不歧视。保护公众不受传染病威胁,但是这些措施的执行应建立在预期结果内。在活动暂停期应重视关注民众权力,在适当时尽早恢复民众权力。科研应遵守纽伦堡宣言(Nuremberg Code),确保参与者知晓实验程序,有自愿选择和随时终止实验的权力。
4.3优化系统架构系统架构的优劣决定着执行效率的高下。各国对卫生系统的投入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占GDP的比重从阿富汗的1%到美国的13%不等。卫生系统的三大目标即良好卫生、对人群期盼的回应、财政的公平[9],适用于卫生检疫。在如何优化系统架构上,修订《卫生检疫法》,制定合理的健康促进规划。公平透明投入,通过研究各口岸经济政策、卫生情况来确定其卫生覆盖差距,明确哪些口岸应享有投入优先权;优化管理机制,专攻一项,提高成功率;利用清晰的指南、规范、算法指导工作,培养一批具有专业视野和监管方法的人才。通过“计划—预估—执行—测试—反馈”的总体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方法和卫生保健的六西格玛应用(Healthcare Six Sigma applications)[10],优化卫生检疫系统架构。
4.4口岸核心能力维持机制的建立建立动态管理制度,对核心能力监控、复验,以期不断提升。随着可能新发传染病的出现,今后继续投入资金很有必要, 但是同等重要的是投入时的态度[8],投入要建立在良好的口岸需求数据和证据分析上。
4.5构建中国特色口岸公共卫生体系中国特色口岸公共卫生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是全球卫生体系的组成部分。坚持“预防为主”,依托理论、技术、队伍创新和保障,致力于建成国境口岸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口岸卫生监督管理体系、国际旅行健康服务体系和口岸核生化反恐体系。卫生检疫机关制订了口岸公共卫生体系2014-2019年五年规划,将有效推动卫生检疫工作融入全球卫生框架的进程。
摘要：全球卫生概念逐渐被各国接受。中国国境卫生检疫工作是全球卫生的组成部分,其防控传染病在国境传入传出的职责与全球卫生促进全球人群健康的目的是一致的。卫生检疫机关努力做好传染病防控和国际旅行卫生保健等工作,但是在健康促进规划能力、伦理学意识等方面与全球卫生的要求存在差距。卫生检疫今后的工作应该注重转变口岸传染病防控思路,更多考量伦理学,优化系统架构和人力资源,加强合作,维持口岸核心能力,构建中国特色口岸公共卫生体系,使卫生检疫工作深度融入全球卫生中。
全球卫生 篇5
全球基金消除疟疾项目基本情况及工作要求 消除疟疾是我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庄严承诺，为此，2010年7月，卫生部在全国疟疾流行区启动了全球基金消除疟疾项目，2010年8月，湖北省卫生厅联合教育、财政、公安等12个厅局印发了2010-2020年消除疟疾实施方案。根据这个实施方案要求，湖北省到2015年要消除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我们荆州市到2012年要消除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省卫生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各级医疗机构发热病人疟原虫血片镜检及管理工作的通知》，荆州市卫生局下发了《荆州市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12年实施方案》，省、市两级卫生主管部门对各级医疗机构疟疾防治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虽然全球基金消除疟疾项目于去年7月1日就开始启动实施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有部分城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没有按要求开展“三热病人”（疟疾病人、疑似疟疾病人、不明原因发热病人）血检工作，大家回去后，要按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要求，认真部置好这项工作。一是要实行急、门诊当班医师首诊负责制，对就诊的“三热病人”开具疟原虫血片镜检化验单，劝导或指导病人接受疟原虫血片镜检。二是检验科要设置疟原虫镜检站，确定1-2名专兼职疟原虫镜检人员，并建立疟原虫镜检人员个人档案。三是门诊化验室要按操作规范开展“三热病人”疟原虫血片镜检，登记血检结果，保留全部血片（有关疟原虫血片镜检的实验耗材、登记本、玻片盒等已经通过防保科下发）。四是对出国到非洲、东南亚等国的回国人员要进行疟原虫血片镜检。五是对发现的疟疾病人要开展网络直报，并进行
规范治疗。4月，我们将对各城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按省卫生厅要求组织开展一次疟原虫血片镜检工作督查，并将督查结果进行全市通报。
本项目时间长，跨度大，要求高，希望大家认真对待，尽早建立项目工作机制，使全球基金消除疟疾项目的各项工作进入常态化。
全球卫生 篇6
关键词：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全球化,全球健康,交叉学科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 艾滋病、SARS、禽流感、埃博拉等传染性疾病的蔓延, 疾病无国界已成为广泛的共识, 诸多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亟待跨国界、跨学科、跨行业的联合行动和各种力量的汇聚才能得以解决。这就需要一大批既掌握公共卫生基本知识和技能, 又具备国际沟通和协调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原国家卫生部2011年发布了《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2011—2020年) 》 (以下简称《规划》) , 为我国未来十年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制定了总体目标和方向。《规划》在主要任务中提到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和“加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 探索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等, 这对公共卫生人才的需求和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全球化背景下, 培养与时俱进的公共卫生人才是高校面临的新课题。武汉大学作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交叉优势明显的综合性大学, 对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具有独到的优势, 经过不断探索, 逐渐形成了“全程双导师制”培养、培养过程与国际接轨、开设新兴交叉学科专业等特色。
一、实行“全程双导师制”培养, 促使理论与实践融合
导师, 是高校大学生学习和学术指导的直接承担者, 是与学生接触最为频繁、关系最为密切的师长。建立“导师制”, 可实现教书育人的有机统一, 实现知识传授和经验传授的有机统一, 实现专业引领和人生引领的有机统一。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不断探索, 多年来逐渐形成了“全程双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模式。
1.“全程双导师制”培养做法的特点。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紧密结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须满足社会、人类的公共健康需要, 解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公共卫生问题, 制定了每位学生自进校之日起, 配备一名校内教师作为“第一导师” (简称“一导”) , 一名校外导师作为“第二导师” (简称“二导”) , 以“一导”为主、“二导”为辅, 共同开展教学与培养工作的一种导师制度。学院从2006年开始在研究生教育中实行“双导师制”, 2007年又在本科生教育中推行, 随后逐渐过渡到“全程双导师制”。学院利用校外丰富的现场资源建立多个教学实习实践基地, 从国外合作高校、政府部门、省市疾控、医院、保健单位、科研机构、校内交叉学科单位等聘请了数十位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一定理论素质的专家行家、知名人士担任校外兼职导师, 让学生在校外兼职导师所在的单位实习实践, 针对实际问题开展研究。让校外导师参与到实践项目、实践课程教学、论文写作等培养环节, 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指导工作。
2.“全程双导师制”培养的三个层面。
博士生培养。主要通过校内博士生导师与国际知名大学和优势学科的专家教授合作, 联合培养博士生。学生入校后第一阶段, 在国内“一导”的指导下学习理论课程, 从事课题研究, 第二阶段在境外“二导”指导下, 到境外继续课程学习, 进行深入的课题研究。目前学院有半数的博士生在美国或香港的大学从事博士论文的课题研究和项目研究。硕士生培养。学院根据不同的专业研究方向, 聘请该领域经验丰富的校外“二导”, 由校内、校外两位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业。学生有较多机会参与校外导师的课题研究和工作现场实践, 促进了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的紧密结合, 为硕士生研究选题拓宽了思路, 也为地方科研注入新的活力。本科生培养。新生入学后, 可双向选择校内外“一导”、“二导”作为自己的指导教师。校内“一导”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兴趣、培养潜质, 帮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和职业规划, 指导学生利用武汉大学公选课平台合理选修课程, 解答学生专业学习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 引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校外“二导”指导学生合理安排假期进行社会实践、带着实际问题进行探究等, 引导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之中去。
3.“全程双导师制”培养的效果。
过“全程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探索, 学院学生在创新实践、科学研究和就业效果等方面成效显著。近些年来, 学院本科生已连续多年获批“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武汉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目前在研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10项, 结题5项, 分别获得优秀、良好的成绩;结题和在研校级项目57项、暑期社会实践26项, 学生参与面达86.6%。在“一导”“二导”的共同指导下, 7名本科生学位论文获评湖北省优秀学位论文, 9项实践创新成果获省级校级大学生科研成果奖;1名研究生的《湖北省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调查报告》研究成果被纳入2008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1名研究生主笔撰写《湖北省中医基本现状调查分析报告》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高度认可, 并授予学院“2009年国家中医基本现状调查优秀组织奖”;13名硕士研究生团队承担的“对全省17个市州实施医改以来的群众满意度的第三方评估”的结果报告被多家国家级媒体报道等。
二、培养过程与国际接轨, 让学生具备国际视野
《规划》强调, “国际合作是加快医学科技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武汉大学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 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 努力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全球意识和开放精神, 能承担国际合作、参与国际事务的高素质人才。学院先后与海外知名高校建立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了与国际发达高等教育的对接, 在师资队伍、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学生交流等方面融入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元素。
1. 师资的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首先需要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教师自身的工作与国际接轨, 能把学生带到与国际接轨的学习研究平台。近五年来,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外引内培, 教师学缘结构的国际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学院大力引进海外人才充实教学与科研队伍, 除大力引进专任教师外, 学院还利用境外优秀教师资源, 通过聘用美国杜克大学、夏威夷大学、韦恩州立大学和我国台湾中正大学等多位教授作为珞珈讲座 (客座) 教授, 进一步促进了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与多元化。同时, 学院制定专任教师出国研修计划。通过外引内培, 引进了国外先进教学理念, 开拓了教师国际视野, 提升了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为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2. 课程的国际化。
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的改革中,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国际接轨, 做好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结合专业和课程设置, 有选择引进外文原版专业教材, 如《全球健康》、《健康教育》等。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先进教学理念、教学内容, 开展教材建设, 在已有课程中增开国际性内容。在课程的国际化探索方面, 学院通过开办本科国际化试点班, 进行本科生国际化教育的探索与尝试。
3. 教学的国际化。
积极探索符合国际主流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 综合借鉴国外教学体系, 在教学改革中逐步与国际接轨。教学过程注重吸收国际上先进的培养内容和方法与本土教学方式方法的融合, 部分课程实行双语教学或全英文教学。《社会医学》、《健康教育》、《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医疗保险》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相关内容也要求由珞珈讲座 (客座) 教授讲授。在本科生教学中, 注重植入全球性、开放性教育理念, 引入国际上先进的专业知识等;学院在研究生教学中借鉴了美国MPH培养模式和做法, 重点打造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战略品牌等。
4. 学生的国际化。
多年来, 学院通过联合培养、科研实习、暑期交流、交换生等多种形式和国外高校、研究机构互派本科生、研究生学习交流。一是把学生送“出去”交流学习。近几年来, 学院通过“3+1+1”和“4+1+1”等联合培养项目与国外合作伙伴共同培养中国研究生9人, 实现短期交流本科生、研究生56人次。2008年以来, 学院每年选派3-5名学生作为“夏季交换生”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进行一个月的交流学习, 至今已派出25名学生。自2013年开始, 每年暑期选派10~15名学生赴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进行科研实习。目前, 学院又与泰国玛希隆大学签订协议, 双方建立实习基地, 自2015年开始, 互派学生进行中短期交流和科研实习。二是吸纳国外学生到中国学习。近年来, 学院接收国外学生来院短期交流和留学生来院学习达34人。近3年, 接收2名国外访问学者来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 5名中非友好项目学生、1名亚洲学生攻读硕士学位;接受美国、瑞典、日本等发达国家18名本科生、研究生进行为期4~6周的学习和联合培养。
学生通过国际交流, 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及优势课程, 开阔了国际视野, 具备了一定的全球意识和开放精神。如今, 学院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已结出硕果。自2012年来, 已有多名学生在国际学术论坛或国际大会上崭露头角, 发出中国大学生自己的声音, 展现中国大学生良好的素质和形象。
三、率先开设“全球健康学”专业, 培养特色人才
《规划》提到, “优化学科和专业设置, 推动以提高素质与能力为核心的医学教育改革”, “加强健康管理、心理卫生、公共营养、老年护理、社会工作等相关人才培养。促进新兴与交叉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发展。”武汉大学顺应医学科技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 推进医学科技的持续创新, 于2012年9月申报并成功获批在国内开设全球健康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全球健康学是一门以公共卫生学为基础的, 涵盖临床与基础医学、生物学、社会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学科。传统预防医学专业强调实践、创新能力, 注重在医学领域和医学模式下公共卫生技能的培养, 但在涉及需用全球视野通过跨学科、综合性来研究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时, 仅用传统的预防医学和相关专业知识已不能满足需要也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 需要培育新兴学科增长点, 通过跨学科融合, 应对日益凸显的全球卫生问题。
1. 成立全球健康研究中心, 打造全球健康学科平台。
武汉大学2011年6月成立了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该中心充分利用武汉大学的综合性学科优势, 通过整合校内与健康相关的学科资源, 共同研究全球性疾病流行与蔓延对我国产生的危害。中心下设人口与健康、环境与健康、行为与健康三个研究室, 聘请国际知名专家担任研究室主任, 根据研究领域的需要不断吸纳海内外、校内外、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通过凝聚国内外智力资源, 中心以健康不平等、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与健康的关系、突发事件与健康的关系等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逐步形成国际交流窗口和高水平智囊库。
2. 开设全球健康学本科专业和硕士专业。
全球健康学是具有高度国际化和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 系统培养全球卫生人才, 既是国家战略需要, 也是适应全球卫生合作和发展的需要。2007年起,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加快了国际化办学的步伐。随着视野的拓展、理念的更新, 在思考如何拓展新兴学科的过程中, 武汉大学逐步把申办新专业的目光聚合到全球健康上。学校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念, 在整合美国等国外高校相关课程体系的基础上, 于2011年正式向教育部申报“全球健康学”本科新专业。2013年, 武汉大学又申报获得了全球健康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全球健康学专业将充分利用武汉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的资源优势和学院国际化办学的先发优势, 培养一批能承担全球健康领域理论研究、政策评估、国际卫生资源整合、全球疾病控制等方面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全球卫生 篇7
一、两项目的组织管理情况
全球基金在项目执行国家或地区设立它的代理机构,直接对受赠国家或地区项目实施进行监督。我国国家级的管理和执行全球基金项目的机构名称为:中国全球基金项目中央执行机构,设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省市县(区)均设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立专户,实行专帐核算。按照全球基金的要求,为了加强全球基金项目资金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保证项目资金安全、有效,专款专用,以顺利完成各项目的预期目标,根据我国的有关财经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本项目特点,制定了《中国全球基金项目财务管理手册》,用于全球基金项目财务管理、核算等。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补助地方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财务规章制度,制订了《中央补助地方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用于中转项目资金的管理、核算等。要求专帐核算,未要求设立专户。
二、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差异
(一)艾滋病全球基金项目较中转项目资金拨付周期较短
主要原因有:一是全球基金项目资金通过专户拨付,国家项目办直接拨付到省项目办,省项目办直接拨付到本省各个实施项目的项目点,大大的减少了拨付环节。中转项目是由卫计委和财政部联合下文,由财政部下拨资金到省一级财政部门,以此类推项目资金到项目实施单位最少也要3-6各月时间。二是全球基金项目实施方案全部由中央执行机构制定,方案随着资金一同下到项目实施单位,资金一到项目实施单位随即就可以开展项目活动。中转项目是资金到省级,由省级制定本省项目实施方案,财政部门在依据方案下拨资金到实施项目的下一级财政部门,分级制定方案,分级下拨资金,极大的延长了资金拨付周期。
(二)物资采购方面存在的差异
一是艾滋病全球基金项目物资采购是,中国全球基金项目中央执行机构依据年初制定的项目实施方案,实行统一招标采购,中标单位根据招标要求,将中标物资采取不同的方式发送到各个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实施单位依据项目要求对项目物资进行核对验收,如无问题进行入库登记并签写物资验收报告单。有问题拒收并退回物资,由中标单位重新发放物资直至达标。中标单位依据物资验收报告单同招标单位进行结算。物资招标只是一次性工作,周期较短,物资到使用单位时效快,财务结算单一。二是中央转移支付项目物资采购均由项目实施单位所在地的政府采购中心招标采购,试想全国有多少个省、市、县区实施该项目,相同的一样物资要进行多少次重复采购,价格、质量、交货时间由于不同的生产供应商,差异很大。招标费用无形增加,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三、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差异
(一)账户的设立及内部控制方面
艾滋病全球基金项目要求设立专户,实行专户专帐独立核算。实行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授权批准控制;会计系统控制;预算控制;财产保全控制;内部报告控制;电子信息技术控制。中央转移支付项目由当地财政部门下拨到项目实施单位,无需设立专户,只是在单位经费账务下实行辅助明细账核算。实行国家、地方及单位控制制度。
(二)预算的制定与执行方面
一是预算的制定:艾滋病全球基金项目预算编制是由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相结合、自下而上编制、自上而下审批的方式进行。使经费预算与所要实施项目的每个环节紧密相连。待预算编定批准后,财务部门保留一份项目预算文本,以便监督经费支出是否按预算进行。将相应的支出与项目预算进行核对。中央转移支付项目预算编制是针对所要实施的项目进行总预算,没有将预算细化。二是预算执行:艾滋病全球基金项目是项目资金按照项目预算下拨,实际是每一季度初下拨本季度项目活动所需资金,使项目实施起来比较顺利。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是项目活动先开展,项目资金后下拨,实际是项目活动在前一年开展,项目资金在来年下拨,没有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严重影响了项目活动的顺利开展。
(三)财务审核与支付方面
滋病全球基金项目报销费用时,业务人员需填制《中国全球基金项目费用支出结算单》(以下简称“《费用支出结算单》”),并提供合法、合规票据及资料。除停车费、过桥过路费等小额发票可由一名经办人在原始单据背面签字外,其余单据均需由经办人及证明人两人在发票背面签字。业务人员将填制正确、完整的《费用支出结算单》及有关附属材料报送项目相关负责人签批。项目负责人必须在《费用支出结算单》上签批意见并署名。财务人员对项目负责人签批完整的《费用支出结算单》及所附原始单据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核,要素完整、手续齐备、金额准确后予以结算。各类费用支出必须在预算内进行,无预算的,财务人员应退票拒绝支付。全球基金项目是以结果为基础的投资,每项资金的下拨都对相应的工作目标。某项目资金在某一时期出现大量结余,说明该项目工作在这一时期未开展或未全面开展,达不到项目既定目标的实现。
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报销费用时,按照国家相关财务规定进行报销。取得原始单据时必须合规、合法,结算时能用公务卡结算的必须用公务卡结算。业务人员在报销时原始单据上需有经办人及相关证明人签字,附件必须完整。再经单位有审批权限的人员签字后,报财务部门审核,要素完整、手续齐备、金额准确后予以结算。项目完成后如有资金结余,项目单位要及时上缴其主管部门或经经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用于与该项目有关的业务工作。
摘要：艾滋病已成为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三大疾病之一,为此,全球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旨在降低该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形成了针对此病的各个防病机制。本文仅从财务督导角度分析艾滋病全球基金项目与中央补助地方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组织管理情况、资金管理情况、财务管理情况、三个方面各自存在的差异,各自如何确保该项目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从而达到项目目标的顺利完成。
关键词：财务督导,分析,项目,差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