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对话

全球性对话（精选9篇）

全球性对话 篇1

摘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让“失语”的中国武术渐入“独白”的困境。这无形中制约了中国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文章分析认为:这种状况是武术传承者作用于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而集体“无意识传承”的结果。这将导致中国武术面临“死亡”的危机。当务之急,唯有“对话”才能让中国武术走出困境,而“对话”不仅是针对中国武术自身,还应当在“和而不同”文化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和谐“对话”。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中国武术,对话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出现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对话意识、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意识、亲证意识等等。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联系空前紧密的同时也日益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和平利用空间问题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结果,而它反过来又强化着全球化的趋势。

全球化在给民族文化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正无情的冲击着有“东方瑰宝”之称的中国武术,甚至使得中国武术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探寻全球化时代中国武术困境的突围与超越之路,掌握中国武术的时代话语权,成为时代的召唤,成为民族的责任。

1“独白”:全球化时代中国武术传承的致命伤

对于一种文化的传承,大抵上有两种方式:“无意识的传承”和“有意识的创造”。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一直在被无意识的的传承着。传统社会里的各种优秀传统文化,如中国武术、中国医学、中国书法、中国戏曲等等,在文字、交通、信息不发达和外来文化冲击小的原始社会与农业社会里,人类多是运用口口相传或是模仿沿袭的方式“无意识”的传承着。这种传统被无意识的一代代传承下来,其结构相对稳定,变化相应缓慢,但并非一成不变。每一代个体在继承上一代人的传统时,都会本能地或不自觉的加入或多或少的个性化理解和筛选,甚至会在不同个体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经验下进行主观更新、变异和再创造,这即是“有意识的创造”。

诚然,不论是“有意识的创造”还是“无意识的传承”,文化的传承均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无意识的进行着。客观的讲,所有传统都是作用于外来文化而源源不断地被生产、被继承和被发明的。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言,传承不停,更新不止。

中国武术作为古老的民族优秀文化,在传承方式上也不例外。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农业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野蛮社会还是文明社会,“口传”、“身授”、“体验”与“再创造”,一直都是中国武术传承最主要的方式。如果说“口传”、“身授”是中国武术“无意识传承”的最主要表现,那么,“体验”与“再创造”就是中国武术“有意识创造”的进化过程。

众所周知,武术自产生之日起,便蕴含着野蛮与血腥。与其说是武术创造了技击,抑或是技击创造了武术,不如说是时代创造了武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环境下,会诞生特定的事物,即时代的产物。中国武术便是在这种特定而复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产生是时间的需要,是地域的需要,是文化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简言之,中国武术产生于被需要时代并在被需要时代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因此,在被需要的历史时代中,中国武术“无意识的传承”和“有意识创造”的过程是不自觉的,也是不间断的。

那么,中国武术究竟是被什么时代所需,并得以良好的传承与发展的呢?从宏观上说,是冷兵器时代。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里,中国武术不断的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不断进行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进化过程。从微观上看,冷兵器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充斥着武术文化,武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武术化相辅相成,武术受到个人和集体认可并赋予了重要的技击职能。而武术的“口传”、“身授”、“体验”与“再创造”的传承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不断进行着。

“口传”,是人类通过声音(言语、发声等)的方式描述武术技能的一种方式。而“身授”则是对肢体记录的武术技击方法的传习过程。在这种“口传”、“身授”的传承过程中,无论是“口传”还是“身授”均由于时代的需求而赋予武术技击对象以浓厚的色彩。这种传承方式不仅要求武者自身对“武技”的掌握和提升,更强调这种技能根植于“技击对象”。

诚然,时代也给武术提供了“体验”的实践机会,这是对武术“技击对象”的又一着重强调。通过“体验”,武者与“对象”进行肢体上的“交流”与“对话”,并对结果进行经验性地总结和“再创造”。这就是中国武术传承的方式,它蕴含了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也应该是中国武术传承的方式,“技击对象”贯穿武术传承的始终,并形成良性循环,滋养中国武术,促其茁壮成长。

这种状况一直按部就班的持续着,直到人类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打破了武术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一种状态,也打断了武术良性循环的进化链。这顿时让中国武术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无形的压力让中国武术渐渐“失语”,也迫使中国武术不再与人“交流”,悲壮的走上了一条“独白”之路。

“独白”是全新时代的中国武术;“独白”是中国武术“英雄无用武之地”;“独白”是抛弃技击对象的中国武术;“独白”是目光短浅于自我的中国武术;“独白”是自言自语的中国武术;“独白”也是语无伦次的中国武术。

在现代传承过程中,由于“体验”这一步骤的缺乏与不被需要,中国武术的传承方式在被动顺应时代的的情形下,逐渐对武术“技击对象”轻描淡写。这种无意识的传承方式淡化了“技击对象”在武术中的核心地位,而强化了武者对于自身形体动作的主观性。此时的武术是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无意识传承而衍生的新武术,是伪武术,也是被异化的武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传承中国武术的武者们集体无意识。

这种现象在现代武术传播中随处可见:武术传承者们在“口传”、“身授”过程中,无意识的总先强调武术动作的路线、方法、方位、要求等等,这种传承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充分让习武者的目光专注于自身形体动作的表象,从而忽略了这些技击动作的根源———“技击对象”。这也是现代武术技击“意识”缺乏,“精、气、神”丢失和武术“体操化”的症结所在。

2“对话”:全球化时代中国武术的救赎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让思想界风起云涌。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指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压缩,侧重能够与空间维度的考虑,那就是伴随着交通运输、信息传播等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时空意识和时空观念的变化。“整体意识”则意味着随着金融资本、商品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的跨国流通所带来的整个世界的高度组织化和一体化趋势,以及人们在观念上的全球性意识的形成。各种整体意识、全球意识、地球村意识等精神现象的出现,皆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

在全球化时代中人类生活的全面全球化和高科技化让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连为一体,各种文化元素错综复杂的交织,形成前所未有的碰撞、交流与对话,甚至是冲突、对立和融合。这样的时代背景,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中国武术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变局,对于中国武术而言,既蕴含着重大机遇,亦有重重危机显露。确切地说,中国武术已经走进了“全球对话的时代”(The Age of Global Dialogue),即由过去的“独白”走向今日的“对话”,而且中国武术今日面临的近乎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般的生死抉择———“或者对话,或者死亡”(Dialogue or Death)。

2.1 有意识的创造:建立全球化时代中国武术技击的对话语录

全球化时代下包括中国武术在内的所有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地方文化等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无处躲藏,如果任其自然,听之任之,终难逃边缘化的命运。在这紧要的关头,对中国武术的传承,更多的或者说是需要一种“有意识的创造”。客观地说,任何传统无不是在不断和外来文化的接触中被生产和被发明的。没有更新的传统是没有生命力的传统,而没有变异的传统也终将难逃被淘汰的命运。我们坚信,今天的传统是过去的时尚,而今天的时尚也是明天的传统。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绝对的时尚和传统。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有意识的创造”什么,才能让中国武术在全球化时代中具有生命的活力?如何创造呢?

首先,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中国武术表现技击的特质,它是区别于其他文化个体的特性,是武术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是武术魅力之所在。而创造,正是基于此展开。倘若我们的创造是建立在抛弃,甚至是违背武术本质特征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的创造无异于扼杀,武术也将面临“死亡”的困境。

因此,为了武术能够更好的表现技击,在技击对象缺乏的时代中,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创造“技击对象”,建立中国武术独特的技击话语。并通过这些技击性的“对话”向世人展示一种特殊的技能,展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美。

进而,基于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创造技击对象来改变当前武术传承的方式方法。无论是“口传”还是“身授”,先从技击对象入手。有了技击的对象,中国武术就不再“独白”,不再自我,也开始有了“对话”的端倪。因此,创造并培养“对象意识”理应是武术传承的第一步,它应该被郑重而反复的强调。这一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恰恰是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却正在遭受着武术传承者们前所未有的遗弃。

随着“对象意识”的逐渐形成,武术技击性的“对话”也由此展开:我们讲解正确的动作方法,是为了让技击变得有效;我们示范正确的动作路线,是为了让技击变得合理;我们拆分正确的动作结构,是为了让技击变得精准;我们展示精妙的动作节奏,是为了让技击变得强大……

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技击的“对象”而展开,这就是中国武术应有的技击性“对话”。如此一来,中国武术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便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时代的更新和文明的洗礼,从而,也经历了一次全面的艺术化升华。

2.2 和而不同:树立全球化时代中国武术的话语权

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的变化翻天覆地。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通,新的科技手段跨国界的运用,以及经济的一体化,同时更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视野,越来越切近的认识到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紧密关联,也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交流。在这个丰富多彩且变化多端的时代下,如何保护和弘扬中国武术的民族性,并让其融入世界的大家庭之中让世人共享,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世界一体化越强烈,全球共性的东西越多,世界对多元文化的需求也越大。因此,文化多样化将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武术作为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传承过程中,应遵循“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关于“和而不同”,《左传》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王对他的大臣晏婴说:“我与大臣们相处得很和谐。”晏婴问:“是怎样一种和谐呢?”齐王说:“我说对了,他也说对了,我说错了,他也说错了。”晏婴说:“这不叫‘和’,这叫‘同’”。那么,“和”与“同”有什么不同呢?晏婴说:“比如在做菜时,需要加各种佐料才能好吃,若不断地加水就不好吃;音乐,比如说弹琴,总是一个音调那是没法听得,而需要各种不同的音调和谐起来才好听。‘和’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同’总是一样的事物怎么会发展呢?”(《左传·昭公二十年》)

“和”与“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和”是指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掺和,它反映的是一种有差异的平衡或多样性的统一。“同”是指相同的事物的堆积,它反映的是无差别的同一或抽象简单的同一。就当今全球化时代而言,“和”即是经济、政治,人们观念、意识等的一体化。“不同”则是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因此,“和而不同”是一个辩证统一体。它的基础首先是“不同”,只有有了“不同”,经过交流、沟通和协调,才能达到相容、和谐的境地。

中国武术在追求“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往中,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们必须发掘、凸显和传承中国武术的精髓,坚持武术的技击对话精神与民族精神,并将它贡献给世界。

第二,在传承过程中,我们要有效的保护中国武术这一民族文化遗产,防止它的异化与被同化。

第三,我们要避免以为只有中国武术才是最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倾向,敞开心扉,以包容的心态向外来文化学习。

最后,我们要坚定民族信念,不屈服于压力,不屈服势力,不屈服于霸权,做到不卑不亢,有容乃大。

3 结语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中国武术带来了危机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新的时代搅浑了中国武术的“一池”清水,给沉睡的中国武术敲响了警钟,也一时混淆了我们的视听觉。但是,当浮华散去,喧嚣沉寂,杂质沉淀之后,中国武术的魅力将再度呈现,明白这一点,对于中国武术今天所面临的处境和命运,对我们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一处境和命运,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全球性对话 篇2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之际,如何才能拯救我们的`绿色家园?发展绿色经济似乎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作 者：李林  作者单位：《IT时代周刊》杂志社 刊 名：IT时代周刊 英文刊名：IT TIME WEEKLY 年，卷(期)：2009 “”(15) 分类号： 关键词： 

★ 探究绿色化工的进展及展望论文

★ 绿色在我手中

★ 在困境中成长崛起演讲稿

★ 节约能源，让绿色遍布全球

★ 《让我醉生梦死的城》诗歌

★ 陕西大学生近七成在西部就业

★ 纳米材料在化工生产中的应用

★ 绿色消费我在行动演讲稿

★ 绿色中国在我心征文

全球传播学界的前沿对话 篇3

全球传播的困境和出路

关于全球传播的现状，与会者主要是关注全球传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比如媒体奇观、传播压迫、国家形象的建构、全球传播的霸权主义以及传播的价值冲突与价值认同等问题，部分与会者还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Douglas Kellner教授探讨了全球化和媒体奇观的关系，重点分析了媒体奇观在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事件通常是通过传播媒介以媒体奇观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媒体因国家利益或信仰的不同而呈现出不一样的奇观。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体竞争的加剧，新闻和信息正在逐渐地作为媒体奇观而被建构。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Debra Bergoffen教授、Kathalene A. Razzano博士、Fan Yang博士和美利坚大学的Loubna H. Skalli博士在《见证的权利：21世纪的传播压迫》中提出了“见证的权利”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受到压迫、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和个人不得不见证他们自己受压迫的机会。她们认为，见证的权利包含了通过媒介化的或公共形式的机制传播个人受压迫的经历，个人受压迫的经历可以通过广播、录音机等传统媒介形式以及电子邮件、博客等新媒介形式进行传播，但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形式的权利。在她们看来，把见证的权利看成一项基本的人权可以为全球传播研究和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式。

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全球发展的重要一翼，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在全球传播中的弱势地位和以美英为首的西方传媒对中国的偏见这样一个现状，美国杜克大学中国传媒研究中心的刘康教授就如何打造中国国际形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传媒在打造自我形象的时候，依然是用单调和陈旧的“外宣”手段，从比较狭隘的角度来做自我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或者丰富多彩化，而因循固有的对外宣传模式的中国传媒，在把握和表述这种多元化方面是很欠缺的。他建议应该在传播方式和内容两方面重视丰富多彩和多元的中国形象。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李希光教授在发言中则提到了亚洲形象的塑造问题。他认为，亚洲形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亚洲形象似乎不仅受到经济的影响，而且受到全球媒体根据政策所设定的议题的影响。同时，他也指出，亚洲的形象比较模糊，亚洲国家应该使自己的形象更加贴近现实，这需要亚洲媒体做出更大的努力。全球媒介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形象，而是拥有文化的多元性。亚洲媒体如果能够独立地设置自己的议程，那么就能促进亚洲各个国家之间的融合和增进彼此之间的共识，从而推动我们的亚洲形象，让世界了解亚洲、认识亚洲。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传播艺术学院的Antonio Castillo教授通过对Telesur电视台的传播过程、传播动力和媒介策略的分析，深入阐释了Telesur电视台为寻求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在他看来，Telesur电视台是传播拉丁美洲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加强拉丁美洲融合的一种媒介外交手段，作为对美国在此地区霸权主义的一种抗衡。

德国汉堡大学媒介学院新闻系的Steffen Burkhardt教授认为媒介丑闻是全球传播时代的一种有趣现象，有着广泛的影响。媒介丑闻通过让受众思考社会中的道德角色，并采取自己的立场，从而对受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美国希望学院的Deirdre D. Johnston教授和英国伦敦大学的Nick Couldry教授也深入探讨了有关全球媒介伦理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媒体传播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学院的Stephen Reese教授和Jia Dai博士探讨了博客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她们认为公众参与博客不仅是娱乐消费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中国的十大名人博客和十大市民博客进行定量分析，她们指出，博客的出现无形中为博客参与者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空间，博客参与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并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对特定的形势进行反思，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民主的基础。同时，她们认为博客参与者每天正以微小的方式培养一种市民精神，也正是这种弥漫在博客领域里的市民精神最终将带来民主的革命。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传播艺术学院的Hart Cohen教授对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超越媒介形式的新传播生态和利益社区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数字媒介连同媒介融合、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发展在全球和地方媒介社区中创造了新的形态。当下的网络媒体已经改变了传统媒体生产、分配和销售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形式，出现了网络化的媒介形式，而这种形式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和其他相应的设施展示出来的。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的黄升民教授通过对数字传媒时代家庭与个人信息接触行为的考察，认为重聚是透析信息行为的必由之路。在他看来重聚的本质在于在大众市场呈现碎片化的情况下将受众重新聚集起来，既要紧扣受众特质，又要形成相对的规模。因此，受众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的特性尤为重要，这些特性便成为重新聚合的基础和纽带。

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系的Orayb Najjar副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网络电台Amman.net的创办历程。同时，他对20世纪早期电台和21世纪的网络电台的发展进行了对比，并且就网络电台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传播研究系的Hana S.Noor Al-Deen博士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的媒介时代，图像能够传递丰富的情感信息，一幅好的图像更是说服公众的强大武器。但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图像经常被处理、操纵来误导公众。在她看来，图像操纵不仅是对媒体公正的严重威胁，同时也是影响个人的强大工具。

另外，一些与会者还就新媒体的运用及其传播效果进行了探讨。例如，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的Rainer Winter教授主张利用网络传播手段建构起一个跨国公共领域；美国沙迦大学大众传播系的Mahboub Hashem教授探讨了传播新技术在美国向中东海湾国家移植高等教育经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乔木副教授则以手机短信为例，具体探讨了新型传播手段（途径）在信息控制背景下的政治影响。

全球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罗以澄教授、吕尚彬教授对渐进式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报纸角色转型过程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渐进式改革这一背景之下，报纸媒介与社会场域双向互动，导致报纸正在进行角色转型。而建构报纸的公共性和公共类报纸种群，整合报纸角色，这是报纸角色转型的应循路径。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刘琛副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爱尔兰大众传媒的转型研究》一文中，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三个控制因素入手，阐释了全球化背景下爱尔兰大众传播政策、传媒经济结构，及其流行文化的变迁对爱尔兰大众传媒转型的影响，并分析了这种转型的性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学院的郭光华教授以广东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为例，探讨了民生新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转向问题。在他看来，电视民生新闻已经出现了三个转向：对受众的态度从迎合转入引导；同政府的关系由“背靠背”到“面对面”；栏目自身的定位由混沌走向明晰。据此，他认为“后民生新闻”时代已经到来，所谓“后民生新闻”，是以急剧的城市化带来的不和谐现象为思考起点，以呼吁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来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为己任，在关注关心民生的基础上，注重对百姓生活中不文明现象的正确引导。

台湾政治大学的彭芸教授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传媒产业都面临着来自网络化的挑战，而台湾的传媒产业也不例外。通过对台湾电视和报纸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调查数据显示，未来三年，台湾电视媒体产业发展将会面临的挑战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品牌竞争力、栏目包装、质量保证、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和技术整合，而报纸产业发展将会面临的挑战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栏目包装、品牌竞争力、质量保证、储蓄金和成本控制、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

另外，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传媒产业的聚合或重组问题。例如，英国剑桥大学的Ying Lei教授从价值链的视角探讨了传媒产业的聚合度问题，并试图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的核心角色；而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的Ya-Ching Lee教授则探讨了 IT的使用及其在媒介产业重组过程中的功能。

研讨会的其他相关议题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邵培仁教授在《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一文中梳理了北美在生态学研究领域中重要的人物和主要的思想理论，一共整合成十种理论，即媒介时空论、媒介人体论、媒介场所论、媒介容器论、媒介情境论、媒介环境论、媒介进化论、媒介依赖论、媒介失控论、媒介控制论。

上海大学的戴元光教授回顾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30年历程，在他看来，前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了解与引进，后十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和吸收，近10年是传播学的本土建构。他认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初步形成了四大学术群：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术群、新闻传播媒介市场化产业化学术群、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和价值重构学术群和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为参照进行传播学本土建构学术群。

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的罗世宏教授对台湾低收入家庭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印证了他所提出的预设，即信息贫穷、社会排斥和公民参与这三者之间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但彼此却至少有互相强化的状况。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丁柏铨教授探讨了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公众舆论问题，他认为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公众舆论是积极性因素处于主导地位的舆论，其特征是：舆论中的积极因素得以弘扬，消极因素受贬抑、被消解。在他看来，积极性因素处于主导地位的公众舆论并不是“众口一词”或“异口同声”，而是允许“不一律”舆论与“一律”舆论共同存在。

另外，这次会议还宣布成立了全球传播学会，并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后5年将分别在阿曼、印度、莫斯科、澳大利亚和伊朗举行。除此之外，该学会还将出版发行一系列传播学学术著作和刊物，建立传播学学术网站，这些举措必将对全球传播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球性对话 篇4

在VUCA中, 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迟滞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大, 全球资产配置势头丝毫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让“中企究竟应如何融入世界”这一课题变得越发关键。

“以我们客户的情况来看, 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挑战是, 许多公司在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尚不成熟, 且对外国企业阐释自己的商业模式时无法被对方完全理解。”罗兰贝格全球CEO常博逸 (Charles-Edouard Bouée) 表示, 在VUCA世界里, 中国企业先要知道如何向外界解释自己的商业管理模式, 随后便要深思如何选择投资标的 (包括标的的地点、类别和成熟度) , 第三就是要努力适应并融入全球模式。

历史如镜。上世纪80年代, 日本企业“走出去”势头达到巅峰, 甚至呈现出“购下美国”的气势。到80年代末, 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物。然而这一切来得“虎头蛇尾”——三菱公司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 就因经营不善、难以承受巨亏, 而不得不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索尼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后来也被证明是日本亏损最大的企业并购案;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转让案更是收购美国资产的日企的沉痛教训。

尽管当前中国“走出去”的时代背景已和日本当年天差地别, 但引以为戒、查漏补缺对于我们来说仍是需要的。常博逸建议:“团队协作、汇聚各方经验对中国很重要, 还要让当地人民感觉‘一带一路’是一个极佳的转型机遇, 需要思考如何为当地人民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而非只是花钱买地, 否则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步入了“大定制时代” (Era of Mass Customization) , “当年日本是大规模生产高科技产品。然而, 他们把生产制造流程过度简化, 因此也‘杀死’了创新和个性化元素。”常博逸表示, 中国的华为能够符合客户需求, 并能以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 因而赢得了市场。

“走出去”可汲取日本经验

问:罗兰贝格在《2030年的大趋势》报告中分析指出七大因素将改变未来的商业世界, 其中全球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趋势。你认为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在这一轮全球化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常博逸:中国仍在受到旧的大趋势的影响, 如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问题等。

当前, 中国经济增长较快, 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以我们的中国客户的情况来看, 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挑战是, 许多公司在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尚不成熟, 且对外国企业阐释自己的商业模式时无法被对方完全理解。一旦企业决定走向全球, 该企业一定要向其海外合作伙伴或并购对象进行有效沟通, 包括公司的背景、规划、目的等。相较之下, 美国的建国历史较短, 商业模式就比较简单易懂, 因此对外解释起来就比较方便。

此外, 当资金投向国外之时, 投资标的如何选择?资产类别如何划分?资产质量如何保证?就投资标的而言, 中国往往有一种投资倾向——不是买最便宜的, 就是买最奢华的。但往往看上去最光鲜的企业, 盈利情况并不理想。例如英国老牌豪车品牌阿斯顿·马丁 (Aston Martin) , 其里程碑式的经典车型DB系列跑车为大家所追捧。但这家公司本身却从未盈利, 因此这不能算是一个理想的投资标的;而如果买一个很便宜的公司, 可能由于其运行趋势下行、市场份额缩水、传播理念不被接受等, 100万美元的低价就可以拿下, 但此后可能后患无穷。因此, 在选择资产标的时, 厘清资产的地点、类别和成熟度十分重要。

最后要想清楚, 当你买下资产之后要做什么?如果是房产, 那么你无需多动, 除非你希望将其从住宅场地变为商业地产。但如果买的是公司, 则必须知道如何管理, 寻找到一个正确合适的管理模式至关重要, 该模式需既有创意, 又有强大的领导力支撑。

总结而言, 对中国来说, 先要知道如何向外界解释自己的商业管理模式, 随后便要深思如何选择投资标的, 第三就是要努力融入全球模式。

今后,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资本走出国门, 尤其是当现在欧元贬值、中美互动频繁之际, 并购可能会更多。但失败案例也会无法避免, 就像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走出去”所经历的一样。

问:中国的“走出去”是否正在复制日本当年的模式,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常博逸:我并不这么认为。只是历史如镜, 可以让我们吸取经验教训。

日本当年走出去的失败经历主要源于几大因素:

第一, 日本当时资金过度充沛, 加之当时日本的房地产价格过高, 在日本人的眼里, 海外房地产的价格相对廉价, 但他们又没有选择真正适合的投资标的, 导致其在纽约、巴黎等城市遍地撒网购入标志性建筑, 因此买价颇高。

第二, 由于强烈的文化差异, 日本并未真正融入国际文化。当时日本公司董事会里的高管, 基本上没有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工作背景的人, 且本国文化较为排外。

此外, 日本企业当时管理模式、对外沟通也存在问题。

问:与当年相比, 世界已步入全新时代, 新兴经济体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且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当下比过去纯粹的房产投资更为重要。你认为对中国而言, 要借鉴的参照物是否也有所不同?

常博逸:就“一带一路”建设而言, 中国也可以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 并参照其成功案例。日本在印度、非洲、缅甸等都有基建投资。但最重要的是要为当地人民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问: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常博逸:对于成熟发达国家, 他们更希望买最好的资产;当前新兴市场资金充沛, 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为当地人民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当前, 中国“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倡议出发点很好, 但需要突破的是, 如何融入当地文化?如何让最好的中国企业参与其中?如何吸引全球经验丰富的人才为之献计献策?我认为欧洲在这方面经验丰富, 如欧洲的火车、地铁、大桥, 在工程建筑方面优势突出, 尽管那些建筑已经部分老旧, 但其经久耐用, 质量优于美国的基础设施。总体而言, 团队协作、汇聚各方经验对中国很重要, 并且还要让当地人感觉到“一带一路”是一个极佳的改造机遇。

“大定制时代”已经到来

问:就中日而言, 日本存在的是技术优势, 而中国则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你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常博逸:在上世纪70年代, 日本缺乏创新意识, 多是复制欧美模式;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 日本创新能力崛起, 有了Walkman (随身听) 、丰田 (Toyota) 等创新产物。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 中国在数字化方面仅次于美国, P2P、小米等都有领先优势, 因此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不逊于日本。区别可能只在于, 中国人口众多, 科技创新模式较当年的日本有所变化。因此, 不应仅仅在电子数码产品方面做类比, 而是要挖掘更多创新的服务、软件等。

问:以华为为例, 你是否认为在20~30年前的日本也有相似企业?

常博逸:上世纪80年代是产品创新的时代, 不过当时是大规模生产高科技产品。然而, 他们把生产制造流程过度简化, 因此也“杀死”了创新和个性化元素。

然而, 现在已经是2015年, 这是一个“大定制时代”, 不同客户各有想法, 尽管可能最后结果有所雷同。当前, 华为做得很好, 能够符合客户的需求, 并能以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 正因如此他们赢得了市场, 这也是为客户服务的文化。

华为和当年日本企业唯一可以做类比的是, 日本利用了当初时代下的比较优势, 而华为则有效利用了当前时代的比较优势。其时代背景不同, 即当时是大规模生产时代, 注重质量和成本;现在是大定制时代, 注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说不定风水轮流转, 也不能被某一种既定模式限制。

问:中国企业在让外界理解其管理模式时似乎效果并不理想, 你是否认为中国需要更多市场化改革或是市场化管理模式?

常博逸:并不尽然。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 是唯一一个至今仍存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政府权力集中, 而弱政府崩溃的风险很大;此外, 中国有很强的本国文化。这三大因素是全球企业建立管理模式的基础。

不过, 美国商业模式更为市场驱动, 管理风格更放任自由, 强调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 首先要厘清本国的商业管理模式, 以及了解海外国家的管理模式。如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模式各不相同, 甚至有的国家看似是美国模式, 但深挖后则大相径庭。因此, 如果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法更好地融入, 最后会陷入混乱。

问:前不久, 罗兰贝格携手全球风险投资公司e.Ventures计划在数字化领域为客户提供一系列新型服务, 该计划基于罗兰贝格一项名为Terra Numerata全球性的覆盖全产业的业务计划, 可否介绍一下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该计划何时应用于中国市场?

常博逸:全球化速度正不断推进。我倡导用“轻足迹”来应对新的商业环境, 这也正是我之前的新书《轻足迹管理》 (Light Footprint Management) 所要表达的。

其实“轻足迹”可以以三个字母概括, 即OTC——组织 (organization) 、技术 (technology) 、文化 (culture) 。更先进的组织会侧重精简、高技能的工作, 因为低技能、低附加值的工作会被机器所代替, 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就文化而言, 联盟是核心, 因为当前是共享经济的时代, 我们为何要聘人来做和他人相同的工作呢?我也是用这一理念来管理公司的。罗兰贝格旨在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企业, 不仅仅是为员工和股东创造价值, 更是为社区和客户创造价值, 并通过和真正的盟友合作来将我们的服务转化为技术和资本。

正因此, 我们和e.Ventures建立了合作关系。e.Ventures成立于1997年, 它是一家德国的全球初创企业风险投资公司, 在多伦多、上海等城市都有办公室。e.Ventures在风投领域经营多年, 在数据方面很有优势, 积累了大量先期评估商业潜力的经验和全球初创公司的资源, 并凭借这些数据和技能对投资标的百里挑一;对我们的客户而言, 这些数据、技术至关重要, 而我们公司在与客户接触的过程中也会生成众多数据。因此双方的数据可以共享, 这就是“共享经济”的本质, 免费分享, 互利共赢。

全球性对话 篇5

摘 要：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尽管一再强调西方先进文明对东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外部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主张用先进西方文明消解或取代传统东方文明，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东西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其意不在于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来消解东方文明的民族性，而是通过东方社会内部机制的彻底更新，既吸取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同时根除东方文明的落后性，使东方文明在具有世界性的同时而不失民族性。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所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当代全球文明对话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全球化；文明对话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033-03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把落后东方社会纳入晚年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他以俄国等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研究为题，探索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新规律，由此形成了有别于早期资本主义理论的东方社会理论。在这一理论中，马克思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普遍性与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原则，一方面分析了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可行性，一方面考察了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现实不确定性，给后来者留下了一道未解的谜题。如果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可行性的分析是放眼世界历史所做的逻辑推理的话，那么，他对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现实不确定性的考察则是扎根东方社会所做的现实考证。这表明，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尽管一再强调 “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世界历史环境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主张用先进西方文明消解或取代传统东方文明，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给我们喻示了一道这样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世界历史背景下东西文明的碰撞和交流？后来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东方社会正是在东西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一路踽踽前行的。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所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当代全球化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对话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图从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出发，立足全球化时代背景，对文明对话的必然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价值限度等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探索。

一、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看全球文明对话的必然性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主要以备受资本主义冲击的俄国农村公社为研究范例来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那么，当时的俄国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情形？在人类历史上，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欧亚民族的奇异融合体。因此，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俄国在东西方之间探寻徘徊的历史。18世纪开始的彼得大帝改革打开了俄国通向西方的大门，开启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俄国的东方色彩并未消失，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西方与东方相互斗争、彼此纠结的历史。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俄国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农奴制的残余也依然保留着，农民不仅没有挣脱农奴制的束缚，而且又套上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在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俄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阵痛，“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其中，民粹派试图为俄国找寻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大肆歪曲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一部分人热切期盼马克思对当时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发表看法。正是在和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的交往和论战中，为了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准确判断，探索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专门研究东方社会，进而形成了东方社会理论。

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背景来看，当时俄国社会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俄国国内民粹派故步自封，主张“向后看”，坚决反对西方文明对村社文明的入侵。也就是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俄国民粹派那里找不到一丝出口。马克思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当然，他既不是一味赞美西方文明的先进发达，主张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取而代之，也不是盲目讴歌东方文明的淳朴美好，主张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顽固抵御，而是详细考察和分析了东方社会所处世界历史环境和内部发展状况的双重现实，客观地指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历史条件下文明对话的必然性。首先，从东方社会的外围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无限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它并不满足于在民族范围内生存，它要打破民族界限，不断开拓世界市场，通过资本的扩张在世界范围内生存、发展、壮大。为此，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这个“世界”就是普天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这即是说，无论东方社会是否愿意或做何种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都会以势不可挡之态侵入东方社会，在那里传播自己的文明，而不管这种文明对东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其次，从东方社会自身发展来看，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自西向东拓展，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一味坚守之前的与世隔绝的生存发展状态，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被历史发展潮流所淘汰和淹没。东方文明固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毕竟是一种落后于西方文明的传统农业文明，如果不吸取和融合西方文明的一些先进性因素，或迟或早都会湮没于世界文明的大家庭。总之一句话，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文明对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时代使然。反而言之，如果拒绝文明对话，东方社会只能自取灭亡。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告诉我们，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东方落后国家是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中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的。西方文明作为一种高于东方文明的先进文明形式，不断地从外围冲击、碰撞传统落后、故步自守的东方社会，迫使东方社会改变原有的发展轨迹和前行方向，推动东方社会现代化加速超前发展。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先进西方文明的外来冲击和碰撞，东方落后国家就无法摆脱传统落后农业文明的禁锢和束缚，更无法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和融入世界历史的大家庭。基于此，马克思晚年大力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对东方社会发展和前行的积极外部推动作用。不过，马克思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进一步指出，东方社会借鉴吸收西方积极文明成果的目的不是要重走西方社会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不断加速自身发展进程，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这就告诉我们，在当代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先进西方社会，还是落后东方社会，都不能抵制外来积极文明成果，不能闭关自守谋求发展，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通有无，最大限度地实现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否则，就会犯别的国家犯过的错误，就会不断重复别的国家走过的老路，从而错失全球化发展带来的良好发展际遇。不过，在这里，有一个根本点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外来积极文明成果的吸取应该建立在自身机制变革和更新的基础之上，要符合自身发展实际。

二、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看全球文明对话的价值限度

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尽管一再强调 “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世界历史环境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主张用先进西方文明消解或取代传统东方文明，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文明对话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价值限度问题。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所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正确把握当代全球化历史条件下文明对话的价值限度问题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全球化，而与全球化同存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全球文明冲突的大量存在，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化发展进程。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提出 “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其中心点是：认为世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将受到文明冲突的左右[2]102。不可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碰撞产生过文明冲突甚至是暴力冲突事件，而这些事件也确实对全球化发展进程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完全由文明因素引发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任何一种表面上看来是文明冲突的事件实质上都有其深层经济或政治根源，而且，从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才是主流，文明对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同时又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体制和不同的文明形态之中，因此，必须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来更好地促进全球化发展进程，但与此同时必须把握好文明对话的内容和限度。

首先，要通过文明对话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处与世界的和谐发展，这既是文明对话的首要出发点，同时也是文明对话的根本主旨之所在。尽管西方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充斥着“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但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不同文明间关系的主流是不同文明在沟通交流中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竞争比较中求同存异，竞相发展，而唯有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才能有效遏制所谓“文明冲突论”的进一步滋生和蔓延，为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存与世界的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要尊重不同文明本身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这是文明对话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相对东方文明而言，作为一种先进文明的西方文明是一杆立在东方文明前方的标尺，如何向标尺靠拢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来消解东方文明的民族性，而是通过东方社会内部机制的彻底更新，既吸取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同时根除东方文明的落后性，使东方文明在具有世界性的同时而不失民族性。简而言之，落后东方社会的历史只有在实现内部机制根本变革和更新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先进西方文明，才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总的来说，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是为了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最终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而不是以一种文明形态消解另一种文明形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明对话的目的不是在全世界实现一种统一的文明形态，恰恰相反是要实现文明形态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发展，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和世界的长治久安。最后，要避免文明对话中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是文明对话必须遵循的价值限度。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文明是以国家为主要载体的，而不是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是由“超国家的机体”[3]2为载体，所以，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尊重和维护不同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保证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发展潮流，共同为全球化的阔步发展奏响和谐的音符。总之，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而是东西方民族共同参与创造的结果，只不过，不同国家和民族参与创造的方式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东西方文明相互碰撞，相互交融，而正是有了不同民族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才有了当代全球化的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未来和谐的全球化发展图景更有待于不同民族的共同参与创造，更有待于不同文明之间更深层次的对话和交流。

作为一个后起的东方大国，中国正大步行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道上。较之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还远远落在后面，正处于奋起直追的关键时期。众所周知，在当代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共同构成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主体力量，但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面对当代全球化这一发展现实，中国要使自己在当代全球化发展潮流中更好地立足、生存、发展和壮大，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要面向世界，主动构架中西文明对话的桥梁，积极吸取西方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因为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不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盘西化，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我们在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中西文明对话的同时，一定要扎稳根基，独立自主。面对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制定可行性政策和措施，抢抓机遇，迎接挑战，迎头赶上。只有这样，才能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和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全球性对话 篇6

活动引发了众多业内人士及媒体的思考, 近两年来, 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 各地保障房建设如火如荼, 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数量如何才能保证保障房的质量和性能?如何将保障性住房设计成为具备可持续性的优质资产?成为每位设计师都需考虑的问题

首场主题“保障, 亿万人的幸福生活——保障房设计大对话”论坛闪亮登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住宅与社区研究所副所长周燕珉女士带来《保障房设计研究与实践》的分享, 她认为:全国范围内都要大批量建设保障房, 这是推进住宅工业化和标准化的大好时机。保障房的建设要考虑未来的可变性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和设计者应提前想好十年、二十年后的变化, 想到今后这些建筑能够长期使用的可能。如在规划、建筑和设备部品设计上都能预先考虑好这些问题, 使套型能够灵活更改, 设备部品能够灵活的拆卸和替换, 那么若干年后的保障房就不会变成“鸡肋”。她的分享, 引得台下的阵阵掌声。来自日本当代著名华裔艺术家、建筑及艺术评论家方振宁先生带来了《记忆中的住宅》:他用新颖的视角告诉大家, 住宅就是建筑设计的原点, 住宅是超越时代的建筑设计的基础, 它不只是建筑的某个分类, 而是建筑师的全部理念思想和想像力的结晶。住宅设计的可能性, 一直是建筑界长久以来持续探讨的话题。特别是经过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洗礼, 住宅的现代性和它与日益变化的生活方式的协调问题, 就更促使建筑师不得不进行新的思考。

在曾经火爆的传统住宅市场成交表现逐渐黯淡的今天, 新政无疑很大力度的压缩了住宅市场的投资空间, 限制了投资客的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在此形势下, 旅游地产凭借其政策导向性和资源稀缺性优势深受投资客们青睐, 成为万众瞩目的楼市新宠。就这一时尚新话题, 主办方邀请到了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学会第六届青年建筑师奖获得者汤朝晖先生分享欧洲最前沿的旅游地产及城市地标性建筑, 探讨城市地标建筑的设计走向。我国在二十世纪末迎来了城市大规模的发展。新建筑群、新街区、新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城市面积也以几年内翻番的速度膨胀起来。发展的机遇与欧洲当年城市发展有相似性与可比性。由于中国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和欧洲国家大发展的时期有一个时间差, 汤先生的演讲告诉我们, 完全可以从西方城市及建筑设计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经验。

随后, 香港知名设计师——飞杰设计 (香港) 事务所首席设计师、中国国际环境艺术行业协会华南区首席执行官陈飞杰先生就城市地标建筑设计未来发展趋势与现场的设计师探讨:与欧洲或是国际上的先进建筑设计水平相比, 我国尽管存在着差距, 但造成我国目前城市缺乏性格, 缺乏魅力的根本原因, 主要并不来自于在建筑设计水平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而是来自于对非城市空间主角的大量性的民用建筑设计的无组织无秩序。他的分享发人深思, 作为具有城市蓝图缔造者的建筑师和设计师, 应该比别人更早觉醒。在全球化的设计趋势占主导的今天, 找出每一个项目根植于所在基地的的存在理据。减少建筑设计中的随意性、与建筑师过度的自我表现, 做到设计的各个层面都有理有据, 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同时对城市公共空间作出贡献。

广州的设计精英们悉数到场, 空间设计顾问工作室的崔华峰先生也亲临现场, 为广州的设计师带来了他的勉励和祝福。为期两天的图片展览和论坛得到了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这场设计界的盛会为打造中国人居环境贡献了一份力量。

全球性对话 篇7

Single“下一个十年”的意义

《通信世界周刊》:进入数据和全业务时代, 运营商网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华为提出的可通过全IP平台, 实现无线、固定宽带、城域网、OSS/BSS等网络组织部分的平台化, 从而支持不同技术体制的设备的“Single战略”, 在您看来, 这一整体战略对于提升运营商运营水平和盈利水平, 有何实质推动作用?

张宏喜:华为经过多年在无线、固定和IP网络的积累, 从2006年初就判断ALL IP技术将成为下一代网络的基础, 通过IP技术统一承载多种业务, 实现单一网络的目标, 从而制定了Single战略, 华为的Single战略包括以下几大核心内容。

从网络架构上看, Single网络是把“多张垂直网络”融合成“一张水平网络”;ALL IP技术是实现网络融合的基础;

从产品形态上看, Single网络是把网络每一层的“多种产品形态”整合成“统一的平台, 进一步是单一的设备”;超前规划的产品平台, 能够满足未来10年的流量增长和新技术对平台需求, 实现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即插即用, 实现未来10年的无代演进。

华为提出Single战略以后, 通过与全球客户的广泛合作与联合创新, 大家共同认为, Single网络是构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融合网络的最佳选择。基于ALL IP的Single网络是网络发展的必由之路, 通过一张网络支持各种技术, 实现一次部署支撑10年的技术平滑演进, 一个团队维护多种网络, 超越摩尔定律, 架构性降低OPEX, 从根本上解决技术演进和流量增长带来的成本问题, 从高大大改善运营商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通信世界周刊》:在“云、管、端”的大趋势下, 智能终端、智能管道、云计算的应用成为热点, 在管道方面, 由于电信业需要低成本、高能力的数据导向的新的网络架构, 扁平化、智能化及宽带化将成为最重要的发展趋势。您认为, Single战略是否能够完全满足这一需求?

张宏喜:扁平化和端到端网络融合, 是Single战略两大特点。“大容量、少局所”是电信和IT永恒的主题。受过去网络容量的限制, 网络汇聚的层次太多, 因此, 成本很高。IT领域的数据大集中, 也是这样的思路。华为业界领先的大容量“波分、路由器、云计算平台”为网络的扁平化奠定了基础。

在端到端的网络融合上, Single网络包括了接入、城域网、骨干、核心网、云计算平台、业务平台、OSS/BSS等端到端的融合, 从而是系统化的工程, 但网络每一层是标准的和独立的, 可以单独进行改造和升级, 走向融合。

今年6月华为与挪威电信巨头Telenor成功开通了位于全球最北端的LTE站点, 该站点采用了SingleRAN LT解决方案。

云战略的重点:开放合作

《通信世界周刊》:云计算不仅帮助网络实现按需购买、动态分享, 也使动态、虚拟网络的建设成为可能。Single战略在云计算的应用上, 有何具体内容?

张宏喜:如同IP改变电信产业, 云计算将改变IT产业。云计算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变革、产业链处于同样的起跑线, 为运营商和华为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云计算是华为Single战略的一部分, 即Single Cloud。华为云计算的战略包括三个方面。

1.构建云计算平台。云计算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通过“虚拟化服务器、无阻赛网络、全分布式存储”等面向云计算优化的硬件以及包含“虚拟化、分布式存储和数据库、并行计算框架、自动管控”等关键能力的云操作系统, 来构建华为云计算的竞争优势。

2.电信业务云化。华为在电信应用和运营支撑软件领域耕耘多年, 把电信业务、OSS/BSS等迁移到云上, 从而使得各种电信业务共享云计算平台, 提升整个运营的效率;同时, 云计算平台提供大规模、低成本的计算和存储能力, 能够支撑海量用户以及用户数据挖掘等业务的需求。

3.开放合作。开放合作是华为云计算最重要的战略之一, 通过与各个行业的伙伴合作, 提供各个行业的业务云解决方案;如电子医疗、智能电网、电子政务等等。

除了以上业务, 华为在云计算方面还为运营商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和系统集成服务, 通过与应用软件开发商合作, 帮助运营商向ICT转型, 帮助运营商在IT变革中发展新的业务, 扩展新的收入来源, 如计算和存储出租服务、Web hosting、在线软件服务等。

《通信世界周刊》:国内运营商在网络设备的更新上, 投入是巨大的但同时也是务实和谨慎的, 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厂商的“全网战略”予以全部采纳, 而是更为看重针对目前网络突出矛盾上的解决方案。据您了解, Single战略融入三大运营商的网络还需要分哪些阶段以及根据哪些需求决定?

张宏喜:Single网络是一个整网架构的发展方向, 但是, 网络发展和改造上, 是可以分步实施的, 并且网络的每一层之间的接口是标准的, 是可以独立实施的;具体实施的步骤需要综合考虑“业务发展、流量增长、成本结构、现网设备的生命周期、实施难度”等多种因素。一般来说, 网络的改造是比较容易的, 如SingleRAN、SingleMetro等, 因为网络设备相对来说是标准的, 业务系统和OSS/BSS的改造是比较困难, 这些系统标准化弱, 而且涉及到运营商的管理和计费等一系列的问题。

因此, Single战略在每个运营商的实施, 需要和运营商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根据具体的情况, 制定整体的演进策略以及分步实施的放方案。一般来说先改造网络, 然后改造相应的业务系统和OSS/BSS的管理系统。

实现Simple world的三大路径

《通信世界周刊》:在终端领域, 移动宽带、数字家庭、物联网将成为明显的行业趋势。终端目前也是华为的一大战略之一。Single战略是否也给华为的终端创新提供了支持?

张宏喜:作为“云、管、端”战略中重要一员, 终端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终端要成为带动网络增长的发动机, 如果产业是车, 终端就是方向盘、仪表盘。

终端的理念是“Smart Device, Simple World” (汇智、简悦) , 这个理念以“Simple”为目标, 与华为的Single战略一脉相承。Simple world要求终端必须具备以下四个特性:化繁为简、无处不在、情景智能、融合体验。

实现Simple world有3大路径:开放的业务云、易用的管理云、泛在终端。

此外, 华为Smart Device Solution有个人、家庭、办公、行业四大系列, 我们构建了从Device->Package->Solution的三层架构, 根据最终用户及运营商的需求情况, 提供系列化方案, 最终建立一个Simple World。

随着移动宽带向消费电子领域渗透, 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被连接, 由此带来MI模块以Mobile Wi-Fi等数据终端的巨大发展空间, 华为通过与高通的紧密合作, 率先推出承载最新技术的产品。此外, 电力、汽车、物流、支付、监控等行业应用领域, 为M2M模块 (即物联网) 带来新的市场空间, 华为终端正全力开拓行业终端市场。

固定、无线宽带的升级, 以及三网融合、OTT互联网视频发展, 使视频为重的媒体娱乐业务成为未来家庭业务的热点。华为终端针对家庭通信、娱乐、控制构建Connected Home的整体解决方案, 围绕三个中心 (接入、媒体、控制) 、两朵云 (业务云、管理云) , 正在提高一致性用户体验。

标准领域体现强者之音

《通信世界周刊》:除了在技术创新上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在标准化领域, 华为哪些标准化成果对于通信业的网络架构变革非常有意义, 而且引起产业链的积极反应?

张宏喜:对传送网而言, 早期基于语音的网络架构面临挑战。在业务分组化和多样化的当前, 华为主导的光传送网 (OTN) 的国际标准演进使得传送网架构具备了多业务的承载能力。在完成ODUflex无损调整标准之后, 对分组业务的支持将更加灵活;同时OTN将增加对以太网虚连接业务 (E-OTN) 和MPLS业务 (M-OTN) 的支持。设备架构方面, 板卡级的分组交换能力将过渡到统一交换平台, 同时兼顾波长交换、ODU交换和分组交换, 进一步简化网络架构层次, 最大限度降低网络的CAPEX和OPEX, 使网络部署更加灵活和经济。

华为在数据通信领域大力参加了IETF/IEEE/BBF的标准化工作, 目前实力处于第一阵营。数通/IP方面的重要变革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IPv6。华为在IPv6领域有几十篇标准贡献并且在IETF主导成立了Renumbering工作组以解决IPv6站点重编址问题。

2.数据中心。华为早些年在云计算/数据中心领域的IETF TRILL和IEEE 802.1上的标准布局正逐渐开花结果。华为在IETF主导成立了ARMD工作组已解决云计算带来的数据中心二层报文增长的问题, 正在IETF推动的数据中心策略迁移技术可以保证数据中心业务在节能或灾难情况下无宕机迁移, 将极大改善用户体验, 让云应用更加灵活。

3.视频。华为在IETF音视频传输 (AVT) 方向主导多篇重要草案和RFC, 并有高端专家担任3个相关工作组的主席职位。在IETF视频分发方向担任DECADE (网络存储技术) 工作组主席, 并掌握多篇核心草案的撰写权。

专家点评

“运营商选择的每种网络架构都应该与其发展战略和商业模式高度契合, 具体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则是各家设备厂商能够提供的最具价值的地方。”业内人士如是说。

针对华为Single战略对整个通信网络以及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 以及运营商的具体需求, 三位业内专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江苏邮电设计院通信技术研究院院长朱晨鸣

整体架构创新与细节完善同样重要

在“宽带化、移动化、智能化”趋势下, 无论是华为的Single战略还是其他厂商的同类战略, 其核心都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运营商多张网络并存、多种技术更新迭代的情况下如何减少重建成本, 如何控制OPEX;二是解决运营商网络建设的平滑演进, 提升网络的全业务运营能力。

分析一下华为Single战略可以看到在细节上的一些创新、融合思路与运营商实际建网需求的紧密契合度, 例如SingleRAN解决决了运营商站点资源稀缺、多网建设维护成本高等问题;整网交付、融合网管、IP可视化等服务和工具可帮助运营商提升运维效率、加深运营支撑、降低部署成本等等。

运营商选择的每种网络架构都应该与其发展战略和商业模式高度契合, 具体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则是各家设备厂商能够提供的最具价值的内容。

Single整个创新网络架构本身与各大运营商的网络现状和演进路线是一致的、适用的, 而整个战略中的一些产品设计细节更是运营商想要去关注的重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技委副主任陈如明

优化全网资源是务实的创新

华为继2009年成功推出SingleRAN作为X-RAN统一平台型解决方案之后, 又率先提出扩展面向全网的Single战略, 促使全网资源进一步联合优化:从站点资产、频谱资产、管线资产、用户资产和员工资产等五个维度, 帮助运营商全方位提升资产效率, 这是十分正确而务实的创新理念。

事实上, 提升收入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但在以IP多业务异构网络协同融合时代, 资源消耗与运营赢利往往矛盾凸显, 如何确保其赢利最大化才是运营商最根本的追求目标。运营商站点资产瞄准Broader (更宽) 、Closer (更近) 、Greener (更绿) 三大发展方向。频谱资产可借助MIMO、Single RAN、SDR等手段持续提升频谱效率;管线资产方面, 3DSingle All-IP可以帮助运营商在接入、汇聚、核心三层面同时借助IP微波平滑演进, 基于路由器的移动回传方案支持静态、混合和动态这三种路由方式, 实现UMTS/HSPA/LTE的灵活汇聚。同时借助各种技术制式的融合管理和全网端到端的融合管理完善员工资产, 促使人均效率的提升及运营成本的降低, 均为Single值得称道的思路与实施途径。

产业链应进一步加强有核心价值的全方位创新, 及密切注意加强系统架构创新方面的战略作用与有效实施, 包括由平台型Single RAN向架构型C-RAN的融合演进等。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项目经理朱裕忠

单/双边缘架构取决于运营商具体需求

从设备发展演进的角度看, 华为Single这类改变了传统的不同业务终结于不同业务网关、整合网络资源在一个平台上集成很多功能的单边缘架构应该是趋势。但实际运用中, 运营商出于管理维护等角度, 也会长期采用双边缘架构。根据运营商的具体需要, Single架构目前在中国移动的网络中应用较多。

中国移动从2008年开始发展全业务, 各省建网过程中, 单边缘及双边缘网络架构均有采用。采用单边缘架构的典型省份如江苏、浙江等, 采用双边缘架构的典型省份如广东、广西、云南等。

目前在各省份应用的过程中,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采用的单边缘架构体现出一定优势:其一, 组网架构简单, 按覆盖区域部署业务控制层设备, 无需分别采用BARS和SR分担同一区域的业务;其二, 业务开通便捷, 区域内的所有业务均在同一台设备上配置。

广东移动最终从管理维护角度考虑, 选择了双边缘架构, 但要求设备支持单边缘演进。

中国电信目前还普遍采用双边缘架构, 即BRAS承载家庭宽带、WLAN等业务, SR承载集团专线等业务。

采用BRAS和SR分设 (双边缘架构) 方式可带来维护界面分开、易进行故障定位的好处, 而且不同的用户业务设立不同的网关会有更好的体验;但在部分场景下采用合设 (单边缘架构) 方式, 可降低冗余备份成本, 并提高设备利用率。

全球性对话 篇8

无论是NGN、NGI还是NGB, IPv6正成为建设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绕不过去的一道门槛, 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作为IPv6领域的技术认证机构和标准协调组织, IPv6论坛今年格外繁忙。在今年的IPv6峰会召开前夕, 本刊独家专访了全球IPv6论坛主席Latif Ladid。

《通信世界周刊》:许多权威的科学家和监管者称, IPv4地址已经耗尽, 全球已无空余的地址可用。您可否给我们一些数据和细节, 来表明现状如何紧迫, 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求助于IPv6?

Latif Ladid:

2011年2月3号, IANA (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 从全球IPv4地址资源池中分配了最后的IP地址段。

全球五大地区注册机构 (例如亚太的APNIC) 将耗尽其所剩余的地区IPv4地址资源池。最近的趋势表明, 亚洲、欧洲、北美将会在1～2个月内耗尽其资源池, 时间大概在2011年6月1日前后。APNIC负责注册的计数器显示, 到2011年4月29号, 也就是离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亚太地区将完全耗尽其IP地址空间。

中国已成为IPv4地址最大的消费国, 也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大IP地址消费国。BGP Expert数据显示, 目前, 中国已分配了总数为3.14亿个IPv4地址, 但人均IP地址却少于0.25个;而美国却得到了15亿个IPv4地址, 人均达5.5个。

然而, 中国巨大的需求和所获得的IP地址数却极不匹配, 下面的一些列数字都佐证了这一点—

根据Internet World Stats的数据,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已跃居全球第一, 其用户总数达到4.2亿户, 互联网渗透率达到31.61%。中国也已成为Google全球的第二大用户国 (包括.com和.hk) 。另外, 在Alexa排名全球前20位的网站中, 中国占到了5个, 分别是baidu (第7) 、qq (第10) 、sina (第13) 、taobao (第15) 和google香港 (第18) 。中国还是全球移动通信用户数最多的国家, 达到8.63亿户。

在过去的10年间, 我们见证了“中国的技术和商业奇迹”, 而其他许多经济体却疲于维持生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中国已跃居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无疑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向IPv6迁移是中国必须要跨过的一关。而我们欣见, 用户的消费习惯正在发生变化,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需要更多的IP地址, 这将成为拉动中国和全球IPv6部署的最好机会。

《通信世界周刊》:在您看来, IPv6能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IPv6在我们的网络和业务层面全面部署后, 您能够预见到一个怎样的未来?

Latif Ladid:

IPv6从设计之初就迎合了许多部署场景, 它沿袭并进一步拓展了分组技术, 在过渡模型中不仅保持了对IPv4的支持, 而且支持一系列在IPv4时代并未严密设计和扩展的新的业务和商业模式, 例如IP移动性、端到端连接、端到端服务、hoc服务等。

在未来的理想场景中, IP可以与各种商品结合提供服务, 它可以低成本地部署于大规模的传感器网络、物联网、智能电网、云计算、车载IP服务等任何你所能想象的场景, 基于IPv6的新一代信息网络无疑将使未来的商品得到无穷的增值。

现在的互联网只是“电信式的互联网”, 只能保证单向通信体验。但互联网在设计之初, 就是为了保证双向通信的流畅性, 保证通信双方对称性、均衡的体验。IPv6的引入是一个契机, 正是要达到这一目的。

IP地址资源的稀缺性问题日益凸显, 在中国这样信息交流需求巨大的国家, 它大大限制了人们的通信需求, IPv6的庞大地址资源以及双向性通信保障, 无疑将进一步拓展未来的通信方式。随着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 移动互联网刺激了用户、运营商和各产业链主体的巨大需求, 越来越多的创新业务和盈利模式开始出现, IPv6在这一进程中扮演者关键角色。

2011年, IPv4地址耗尽的官方发布, 让世界各国开始正视这一问题。比如在美国, 许多ISP和电信运营商纷纷发布了向IPv6过渡的商用策略, 预计今年, 中国也将形成与美国同等水平的发展。

《通信世界周刊》:您认为目前中国IPv6的部署存在什么问题?您对产业链各主体有何建议?

Latif Ladid:

中国的主要问题是, 在过去的10年间, 尽管中国政府进行了政策推动和资金支持, 但许多承诺IPv6部署的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未能兑现其部署承诺。

中国已经分配了139个IPv6地址前缀, 这非常令人欣慰, 可是目前仅有27个得到激活。主要问题在于, 在中国, 采用前缀为32的IPv6地址的大型ISP主要将其用于测试, 而在欧洲前缀为19的IPv6地址却都已进行了业务部署。因此, 中国几乎没有任何IPv6商用服务提供, 在这方面已落入许多大国之后, 中国需要作出一些改变。事实上, 中国拥有非常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如果其公司管理层采取坚定的决心, 那么向IPv6过渡将十分迅速。

中国政府在过去的10年里花费了巨资以树立中国在IPv6领域的领导地位, 但这些年的缓慢进展应该引起足够的反思。

全球性对话 篇9

地点：沃尔沃汽车品牌体验中心

受访人：沃尔沃汽车集团生产制造副总裁 Magnus Hellsten

Q&A

Q = 《汽车周刊》A = Magnus Hellsten（沃尔沃汽车集团生产制造副总裁）

沃尔沃汽车集团生产制造副总裁Magnus Hellsten向记者一行介绍了生产制造环节的总体概况，他说，沃尔沃汽车在全球都有生产点，在瑞典有整车生产工厂，还有零部件生产工厂。同时沃尔沃汽车在比利时的根特也有生产厂房。在中国方面，北京主要负责商务管理，上海是沃尔沃汽车中国总部，成都工厂等其他工厂一起负责沃尔沃汽车生产制造。沃尔沃成都工厂预计今年六月份准备投产。

Q： 沃尔沃汽车成都工厂与沃尔沃瑞典工厂的生产质量是否会存在差异？

A： 对于沃尔沃来说，相同的产品，不管在哪个工厂生产，从产品质量讲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实现手段上会存在一些细微差异。如果到成都工厂参观就会发现，工厂使用的冲压机可能是国产的，但是工艺本身、模具本身是相同的，它的节拍可能是30秒，而这边可能是60秒，就是实现环节会存在细微差别。只是生产场地不同，至于工艺及最后的出品品质都是一样的。

Q： 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合资品牌国产化后，零配件包括原材料采购与原厂都是有差异的，不知道沃尔沃是否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A： 沃尔沃的生产基地并不是针对单一的市场，它瞄准的是全球市场。所以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厂房出产出来的产品，都是面向全球市场的，所以品质不会有任何差异。沃尔沃只有一个，各个地方的产品质量及目标都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中国有差异的说法。

时间：3月20日

地点：沃尔沃汽车瑞典托斯兰达工厂，董事会会议室

受访人：沃尔沃汽车集团生产制造高级副总裁 Lars Wrebo

Q&A

Q = 《汽车周刊》A = Lars Wrebo（沃尔沃汽车集团生产制造高级副总裁）

沃尔沃汽车集团生产制造高级副总裁Lars Wrebo先生介绍了成都工厂对于沃尔沃全球布局的重要意义。他说，2010年沃尔沃被吉利接手以后，沃尔沃把中国看成第二大市场，所以现在在中国开始新建生产厂房，未来会在中国提升市场占有率。

Lars Wrebo强调，一辆汽车只要是在沃尔沃的汽车厂房里面制造的，就一定要达到沃尔沃的标准。不管这个车是在成都生产的还是瑞典生产的，对于乘客来讲这两个车是完全一样的。为达到这个目标，沃尔沃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工厂使用的管理方法、供应商标准、厂房建设标准，都必须一致。

Q： 成都工厂跟沃尔沃跟瑞典工厂员工的经验和素质肯定有区别，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产品品质的一致？

A： 首先是管理层的经验，我们雇佣的管理层人员有可能并不完全具有沃尔沃体系的经验，但是他在其他的主机厂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员工可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个职业，有一些是我们从技校里面招来的，在生产SOP之前，我们会组织一些有针对性的培训，在员工合格之后他们才可以生产。我们也会采取送出去、引进来的办法，送到瑞典来培训，同时把瑞典有经验的员工引到中国工厂，陪伴着我们的人员共同成长。

Q： 我们的工人主要是从学校招募还是从社会上招募？

A： 沃尔沃汽车历年都是世界上排名比较靠前的最佳雇主，这也是北欧企业的特点。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在成都有一个招聘会，大概是三四百个职位，有三千多人过来应聘，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能够吸引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加入沃尔沃汽车。我会招一部分应届毕业生，我们会招一些有经验的人。但我们重点还是放在培训上，通过很好的培训系统，把新人变成了沃尔沃的人。

Q： 在人才储备和培养方面，你们有什么经验？

A： 沃尔沃在欧洲的传统是通过和技校、大学建立联盟。在技校里面，有沃尔沃的培训学校；在大学层面，我们与哥德堡大学、根特大学和成都当地的大学做了校际联盟，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上学期间接受沃尔沃的理念和知识。第二个就是我们公司的价值观，绝大多数公司可能是以技术为导向的，我们公司是以人的安全、以人为导向，我们相信这会吸引更多潜在的中国员工的新生力量。

Q： 您刚才介绍了沃尔沃在中国将在很短时间内新开三家工厂，能否介绍一下这三个工厂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