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认同（共6篇）
全球认同 篇1
0 引言
瓷器是中国重要器物发明, 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并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典范。瓷文化圈是指以中国为核心构筑的瓷器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圈。以中国为核心的瓷文化圈在国内是以宋朝五大官窑和景德镇为原点进行扩散, 进而影响到东亚日本和朝鲜, 并和这些国家文化融合, 形成了具有区域文化特色不同的瓷器文化。元代, 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扩展, 西亚文化影响到中国瓷器装饰文化, 在文化交融中也促使了中国瓷器文化的变迁。明清时期, 随着欧洲全球性贸易展开, 中国瓷器大量出口到欧洲, 影响到欧洲社会的审美和生活习惯, 并形成了席卷欧洲的中国风。瓷文化圈的变迁, 作为世界文明互动共生的典范, 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很好个案。
目前学术界对陶瓷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外销瓷方面, 许多学者从瓷器贸易交流进行了研究, 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西贸易。但这种研究更多的侧重外销瓷本身和瓷器贸易, 而忽视器物背后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本文从全球化前工业文明时期到现代工业文明发达期两个时段来探究瓷器文化在不同语境下变迁背后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在第一个阶段, 中国瓷器文化拥有着相对优势的话语权, 对欧洲文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工业文明一直到今天, 西方现代化文明一直主导着世界文化发展方向, 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化, 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寻求出路是本文探究的主要内容。应该强调的是此处的全球化并非指冷战以后构筑起来的现代贸易体系下的全球化, 而是以欧洲发现新大陆为开端, 进而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 包括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下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1 前现代语境下的瓷器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
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开始了中欧直接贸易, 也拉开了世界全球化的大幕。1517年葡萄牙专使来华要求中葡之间建立通商贸易, 并在1534年实现正常贸易往来。此后, 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先后取得了海上贸易权利, 开启了中西贸易和文化交往。虽然, 我们无法统计出早期瓷器贸易确切数字, 但贸易量肯定是惊人的。仅17世纪,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瓷器贸易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100多万件[1]。而在1720年以后50年中英瓷器贸易中, 中国销往英国瓷器数量达到了将近3000万件的瓷器[2]。大量海洋沉船考古发掘从另外一个层面证明了中西瓷器贸易繁盛程度。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摩森号”沉船共有15万件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瓷器。1775年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打捞出来的瓷器就达50万件, 而这些仅仅是沉船瓷器数量的三分之一。1822年, 南洋“泰兴号”在打捞出35万件中国瓷器[3]。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中国瓷器竟多达57000多件, 他用127位全副武装的近卫骑兵换取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 成为中国瓷器受欢迎的最好诠释。但奥古斯都二世不是孤独者,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英国乔治四世在中国瓷器收藏方面也近乎痴迷。中国瓷器也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对于欧洲贵族家庭来说, 用中国瓷器餐具和茶具招待客人, 是身份象征和实力的体现。许多贵族用中国瓷器花瓶、瓷器雕塑来装饰自己的客房, 彰显主人与众不同的品位。许多人相信瓷器能够解毒, 甚至能够唤醒消失的灵魂。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画作《群神宴》中三个青花纹饰的瓷器就是圣洁的象征。精美的器型和漂亮的纹饰让欧洲社会对中国制造瓷器产生了更加疯狂迷恋, 瓷器超越了政治和历史成为全球性文化的代表。即使在欧洲人能够生产的时候, 开始阶段他们也是仿造中国瓷器。“18世纪欧洲生产的绝大部分瓷器似乎在技巧、外形、颜色、图案等方面都是仿效中国瓷器制成的, 特别是荷兰白釉蓝彩是这样[4]。”
在器物文化影响下, 欧洲社会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并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中国风格” (Chinoiserie) 潮流, 欧洲进入了对中国文化膜拜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兹对儒家文化赞叹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美、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 现在从东方来的中国, 竟使我们觉醒了[5]。”在他的影响下, 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也都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伏尔泰更是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绝口赞美, “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 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 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为世界上最好的[6]。”伏尔泰从中国文化进而上升到中国政治, 认为中国政治和国家组织是最好的, 体现了文化认同背后对中国的认同。此外, 欧洲传教士和哲学家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 尤其是以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为代表。这些经典著作伴随着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千家万户, 让大量欧洲人接受了中国文化。仔细探究我们可以发现, 正是在中国瓷器输入到欧洲一段时间以后, 才引起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赞美。器物承载的文化功能开始发挥出来, 对欧洲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 文化的引入更让西方社会接受中国的器物, 形成了器物和文化的良性互动。
大量瓷器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刺激了欧洲研制瓷器历程, 尤其是对瓷器狂热的奥古斯都二世。通过他的大力支持, 德国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类似中国的白质瓷, 开启了欧洲瓷器独立发展的历史。但奥古斯都二世明白烧制成功就意味着高额利润, 并绝对禁止研制人员离开迈森的工厂。真正将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欧洲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 他通过十多年在中国景德镇的观察和学习, 在1712年和1721年给欧洲耶稣会信中详细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方法, 引发了整个欧洲寻找高岭土的狂潮, 并最终烧制成功瓷器。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瓷器不再被追捧, 而中国文化也慢慢不被欧洲人所接受。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瓷器是中国文化象征, 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从接受中国瓷器开始的。
2 工业化语境下的瓷器贸易和文化激荡
陶瓷烧制成功, 让欧洲人能够根据自己文化特征来生产符合民族文化和审美需求的瓷器, 降低了对中国陶瓷需求。在18世纪末期世界全球化关键时期, 由于外销瓷数量削减, 中国失去了和世界交流机会。1792年,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 带来了英国生产瓷器。在被问及中英瓷器特点时候, 英国人认为中英各自自身优点。“而尤注意特拜歇尧之瓷器, 观玩多时, 问余:中国瓷器与贵国瓷器孰佳?系敝国有名出品, 苟非名品, 敝国钦使绝不敢带来增诸贵国皇帝。但敝国商船每来广东必购大宗瓷器以归, 销售于人。贵国瓷器既为敝国人士所欢迎, 其价值之高, 自可想见。究之各有其妙, 不能强判伯仲也[7]。”英国使团万里迢迢带来本国生产的瓷器, 就证明了英国人已经进入到相对成熟的瓷器烧造阶段。1851年, 英国举办了世界性“万国工业博览会”, 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大工业时代。这一时期, 欧洲瓷器生产采取了科学温控和材料分析, 并培养大量的陶瓷现代科技人才。德国迈森瓷厂为了提高绘画水平, 建立学校, 培养专门人才。在釉料方面, 欧洲能生产出比中国瓷器更为白净的白瓷;在画面和造型方面, 欧洲人也开始创新, 生产出画面更为艳丽、丰富的瓷器, 而这一时期中国制瓷业中心景德镇生产瓷器质量根本无法和欧洲相比, 陶瓷生产大国地位受到了挑战。更具威胁的是, 机器制造业在欧洲铺开, 瓷器生产进入大机器时代, 瓷器装饰工艺也由手绘变成了贴花。工整的画面和白净的釉面让欧洲瓷器在全世界畅销, 甚至进入中国市场, 并引起了社会各界担忧。“且外瓷输入, 转有喧宾夺主之势, 以产瓷最著之国反而外瓷充斥市场, 产业颓唐, 产品不善, 已可概见[8]。”
同中国传统瓷器相比, 欧洲日用瓷瓷质更白, 画面整齐划一, 瓷器没有瑕疵。就瓷器纹饰而言, 中国瓷器的画面仍然是传统画面, 20世纪初, 中国社会变革风起云涌, 大城市的上层社会和年轻人更能接受新颖的器型和纹饰。相对于中国瓷器用稻草包装不卫生, 欧美瓷器精美包装, 更能引起新型社会阶层的共鸣, 上海、广州、汉口等城市社会上层喜欢包装精美、瓷质优异的国外瓷器, 比如烟灰缸、电瓷瓶等。另外, 欧洲生活方式引进也带来新型器物类型, 而这种类型是传统中国瓷器缺乏的, 典型的代表就是咖啡具, 而这在当时恰恰是生活奢华的象征。
近代中国落后和欧美发达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也就使得欧洲和美国拥有现代化的话语权, 而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落后象征, 代表中国文化的瓷器就自然成为落后代表。民国时期, 曾经瓷器出口大国开始进口日本和欧洲的瓷器。“我国瓷器, 向为世人所爱好, 每年出口为数甚巨。但自近年以来, 国人购用外瓷日多。据江海关统计, 一月至九月, 外瓷进口者至为惊人, 价值二九一七七三海关金单位[9]。”甚至连曾经中国瓷器象征的景德镇也陷入困境。“社会所需要瓷器不会制, 而出品皆是陈旧式样, 不知改良, 以致不受社会欢迎。因此, 国瓷渐被洋瓷打倒, 尤以东洋瓷畅销各省, 而且渐渐销到江西, 销到国瓷出产地景德镇, 这岂非江西人的大耻辱[10]。”
值得玩味的是, 同欧洲接受中国文化一样, 在19世纪中期, 中国也从器物入手向西方学习, 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这一时期欧洲的器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手工艺品或者其他艺术品, 而是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的船只、枪炮和机器等。但中国人很快发现, 我们落后是因为以文化为主导的技术的落后, 并开始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的文化。这种此潮流影响下, 中国开始全方位的接受西方的器物和生活方式, 且一直持续至今。而这一过程, 和欧洲曾经接受中国器物和文化的方式惊人的相似。
3 文化交流与融合同背后的文化认同
法国年鉴学派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Braudel) 提出了“长时段理论”, 也就是“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11]。”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有许多因素, 以更长时段和更广阔视角来探究社会发展有助于更清晰全面的理解社会文化变迁。长时段分析中西瓷器文化交流能让我们更加清晰的透视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五百余年中欧瓷器贸易中正好经过了一个轮回, 其背后是中西文化在独特历史阶段的反映。如前所述, 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 引发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国社会对欧美陶瓷文化的欣赏也是同样的情况。但不同的是, 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和美洲市场是通过正常的世界贸易, 因此出现了先接触中国器物后认可中国的文化。而欧美瓷器进入中国市场是依靠战争, 虽然我们也是最早在战争中通过欧洲的武器认识到其文化, 但瓷器进入中国市场是在中国认同了西方文化以后才接受其作为文化象征之一的器物。
麦克尼尔认为, 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之中[12]。但这种交互也不是单纯被动的, 面对外来异域文化的冲击, 任何民族的反映都是带有本土性的。在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市场以后, 由于文化和审美之间差异, 他们希望能生产出自己需要的产品。因此他们在欧洲做好设计和画样, 然后带给中国来加工。在中国外销瓷中, 大量反映欧洲文化的基督教图案、家族图案和欧洲美术风格瓷器大量出现, 形成了著名的纹章瓷和克拉克瓷。尤其到后期, 欧洲人不满意中国瓷器图案, 他们开始进口白瓷到欧洲进行加工, 生产出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作品。在文化交流中, 中国瓷器艺人一直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 按照部分欧洲人设计的要求, 生产产品。虽然这同大量中国风格瓷器相比, 这些产品是少数, 但仍反映了文化认同的差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 在100余年近代化过程中, 我们深受欧美现代化影响, 尤其是欧美现代陶瓷烧造技术和各种写实创作技术, 但在陶瓷艺术创作方面中国仍然坚持自身的发展模式。就文化审美而言, 我们也很难完全接受欧美陶瓷艺术的审美, 因此, 无论是在日用瓷还是艺术瓷中, 都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印迹。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瓷器打开欧洲大门的时候, 正是欧洲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利益博弈激烈动荡的时期, 民众渴望一种自由、和谐发展的社会, 处于繁盛时期和谐、包容的中国文化正是欧洲社会民众所渴望的。因此, 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风”也就不足为奇了。相类似的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机械化和现代科技代表的欧美先进文化席卷中国以后, 中国人发现自己落后的核心是文化的落后, 改变文化就是要改变器物和生产方式。以这些为发端,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方运动, 西服、西餐、电影艺术、绘画、文学都是中国学习对象。在不同时空下的相对落后让各自对异域文化产生了好感, 并开始学习。但无论如何, 中西双方在学习中都实现了成功经验的借鉴, 无论这种借鉴的前提是和平还是武力。
4 结论
探究全球化语境下中西贸易, 没有那种器物像瓷器一样能如此全面反映中西文化在近代大历史背景下激荡融合。从中国发端的瓷文化圈近五百年的变迁也是世界文化和经济中心变迁的反映。由于异质性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互补引起了当时欧洲社会对中国瓷器的狂热, 但其背后更多的是文化认同, 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以后欧洲和日本瓷器在中国畅销的情况。16~18世纪, 中国文化处于文化繁荣时期且引领世界文化, 因此引起欧洲社会的追捧也不足为奇。同样, 19世纪以来, 以现代科技主导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面貌, 相对落后的中国去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也再正常不过。探究瓷器贸易背后的文化转向, 我们可以确知, 任何器物贸易背后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体现。
最近30多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力增强,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中国文化也迅速走出国门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中国艺术也有明确的方向, 但如何摆脱西方后殖民中心和西方文化中心霸权在中国艺术中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13]。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经济第二大国, 但中国文化由于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 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中国还没有取得与政治、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地位。尽管时过境迁, 我们仍然可以从过去中外文化交流中成功的经验中寻求方法和出路。其实, 这些经验也被其他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所借鉴, 近年来美国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苹果手机都是美国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器物文化交流中, 美国实现了对全世界文化的“入侵”, 成功的构筑起全世界的“美国模式”。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巨大差异的情况下, 中国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 且需要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以器物文化为主导, 构筑全方位的民族文化体系是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必然之路。
摘要：瓷器是中国的发明和创造, 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16世纪从葡萄牙发端的世界海洋贸易让瓷器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 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 构筑了以中国为核心并影响世界的瓷文化圈。但随着欧洲仿制中国瓷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开展, 引领世界先进文化潮流的中国瓷器便淡出了世界贸易舞台, 曾经的瓷器出口大国中国开始进口欧美生产的瓷器。前现代化和现代化不同语境下, 瓷器贸易境况转变的背后是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体现。
关键词：瓷文化圈,本土性,文化认同
全球认同 篇2
全球化时代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要有效开展，需要综合运用多种途径，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步骤，在多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真正培养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2016年9月13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发布，国家认同被列为中小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成员对所属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国家主权、国家制度、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的认可而产生的归属感。国家认同是维系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中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关键时期。
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中小学的国家认同教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中小学生由于涉世不深，他们鉴别能力明显欠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很容易出现扭曲。另一方面，某些西方国家企图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战略，没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我们每个人的爱国之心、立国之志和报国之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加强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是落实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
一、全球化时代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政治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在增强学生政治认同感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功利化取向，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育而轻德育，思想政治教育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国家认同观正在遭受强烈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小学更应进一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青少年的特点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用中小学生能够接受且乐于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
（二）通过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强化文化?J同
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文化认同，是其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们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根基。[1]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对当今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力有时可能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导致传统文化在一些中小学生心目中有淡化的趋势，使得他们对自己国家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缺少强烈的认同感。为了改善这样的局面，在中小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十分必要。
（三）通过历史教育强化历史认同
爱国必先知国，知国必先学史。历史是国家合法性的源渊，有国必定有史。历史记忆是构建国家认同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历史不是所谓的“主科”，因此一些中小学并不重视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导致许多学生的历史知识匮乏、历史意识淡薄。曾有学者对北京2，107名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在学生最不愿意学习的科目中，历史位列第三位。在学生对15门功课喜欢程度由低到高的排列中，历史位居第二，在被学生视为“枯燥、没意思的课”的排序中，历史位居第五。历史课在学生心目中的位置如此低下，不得不让人反思。[2]
中小学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历史认同感和民族价值观方面，具有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知之深，方能爱之切。在全球化时代，历史教育是提高我国青少年历史认同感的有效途径，故历史教育不但不能削弱，反而应该大大加强。
（四）通过母语教育强化语言认同
母语无疑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有了语言认同，国家认同才有载体。加强母语教育的实质就是强化语言认同，以此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在全球化影响下，我国掀起了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潮，一些中小学也开始出现重外语教学轻汉语教学的倾向，这是极为不可取的。要知道，中小学阶段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母语教育都应该在学校教育中占据核心地位。中小学要站在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高度，对母语教育予以高度重视，把学好汉语、写好汉字作为中小学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切实加强中小学生对本国语言的高度认同。
二、全球化时代加强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国家观念、文化观念等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国家认同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积极采取有效的途径培养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课程是实现国家认同教育的主渠道。当前，为了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各国都开设了相应课程，例如：俄罗斯的“公民学”“权利与政治”“政治学基础”；美国中学里的“美国政府”“美国文化”等课程。在我国中小学，除了专门开设语文、历史、传统文化、思想品德课程外，国家认同教育也要融入到中小学其他课程和课堂教学中。
然而，想要切实提高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效性，仅依靠课堂教学显然是不够的，还应积极开展有助于促进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活动，并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优势。
（一）活动育人：广泛开展国家认同教育活动
1.发挥爱国主义题材影视作品的感染力
中小学生认识事物离不开具体的感觉和形象，影视作品中直观的画面、生动的情节、典型的人物形象，比起抽象的知识和概念，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理解作品背后的深刻内涵。
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看似远离政治，实际上也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兵临城下》《珍珠港》《永不妥协》等影片就生动地体现了美国精神。这些影片既给学生带来了视听享受，又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对“美国精神”的认同。
我国同样有丰富的爱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例如《开国大典》《建党伟业》《林则徐》《大决战》等。观看此类艺术作品，可冲破时空、地域限制，帮助学生理解国家的历史，接受生动形象的国家认同教育。
2.重视日常仪式活动的教育意义
对中小学生而言，“象征”和“仪式”是符合他们认知特征的教育方式。[3]抽象的国家认同体现在仪式的每一个环节，伴随着仪式的进行而升华。仪式越庄重，对国家认同的神圣感越强烈。政治认同伴随着这种深沉的爱国之情而扎根。[4]
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活动是培养学生对国家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的重要方式，在很多国家都备受重视。如新加坡有规定：小学生每天到学校后，都要参加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并举行升旗宣誓，誓言的内容是：“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语言、宗教的异同，团结一致地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愿为国家的幸福、繁荣与进步而共同努力。”
在我国，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有着自己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仪式活动不能只是“走过场”，充分挖掘其中的教育价值，才是开展仪式活动的意义所在。
3.开展阅读经典活动，增强中小学生的文化认同
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中，阅读经典尤为重要，因为传统文化的精髓都集中体现在一些文化典籍之中。不少国家为传承本国传统文化，纷纷为学生开设经典必读书目，例如：美国教育部为中学生开列了《独立宣言》《解放宣言》《常识》等一系列经典必读书目；在新加坡，《战争结束》《新加坡之梦》《建国之父》《独立第一个十年》《认识东盟》也被推荐为中小学生接受历史与国情教育的必读书籍。[5]
我国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也曾推出以“亲近经典、承续传统”为主题的“中华诵?经典诵读”系列活动。除了国家层面积极倡导和开展阅读经典活动之外，各地方教育部门和中小学也广泛开展了经典阅读活动。事实证明，经典阅读活动是?鞒忻褡逦幕?精神和提升学生素质的良好载体。
4.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服务活动
社会服务活动能增加学生对国情的了解，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通过参与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工作，极大地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荣誉感。国外一些中小学也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例如新加坡教育部规定：中小学生必须选择参加一定的社会服务活动，并把分数计入成绩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多了解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为中小学生创造更多参与社会服务的机会。
5.组织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参观教育活动
博物馆、纪念馆、文化历史遗址是藏有丰富史料的文化场所，其生动的历史场景，容易唤起人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我国各类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这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良好载体。国家应加快这些文化设施的建设，免费向中小学生开放更多的文化场所。各地中小学应结合本地实际，充分利用好当地的教育资源，在丰富多彩的参观活动中对学生实施国家认同教育。
（二）媒介育人：发挥新媒体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优势
中小学要有效开展国家认同教育，除了充分利用广播、报刊、影视等传统媒体外，还必须紧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利用好各种新媒体资源。在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微博、微信、电子游戏、数字玩具已普遍进入中小学生的生活，成为他们日常必备的社交工具和学习的平台，是他们了解信息、表达自我、联系外界的主要渠道。新媒体技术集图、文、声、像于一体，形式活泼。将新媒体技术融入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之中，可大大增强其实效性。
法国就很重视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教育。早在1999年，法国参议院就开设了一个名为“少年参议院”的网站，对8―12岁青少年进行相关主题教育。网站集游戏与教育于一体，使青少年在娱乐中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组织的原则、制度、法规和相关政治知识。再以我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为例，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也要及时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可创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教育平台，还可以尝试把网络游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游戏为背景，赋予游戏一种精神并围绕此精神构建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这种方式，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网络游戏中，既能让学生享受到游戏的乐趣，又能从游戏中学到知识，有所感悟。
总之，全球化时代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要有效开展，需要综合运用多种途径，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步骤，在多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真正培养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参考文献：
[1]朱永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刻不容缓[J].民主，2014（2）：6-7.[2]刘颖.中学历史教学对民族认同感的培养[D].云南师范大学，2008.[3]曾水兵.加强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理性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12（11）：31-34.[4]冯建军.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J].社会科学战线，2012（7）：202-211.[5]谢东宝，梁鹏.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教育[J].中华民族教育，2010（6）：41-43.【马文琴，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全球认同 篇3
【关键词】全球； 中华民族； 文化认同； 影响； 构建
中国文化认同就是承认了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在文化软实力上的体现。从精神上给我国的发展提供驱动力，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作为一个合法、独立的国家与文化霸权主义抗争的重要后盾。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转变，了解中国文化认同的现状，探究在全球文化领域中中国文化存在的危机，明确每个人背负的中国文化认同的构建任务，不断为新时期的文化认同做贡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在全球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化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经历了许多次社会的转型。从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到后来小农经以及封闭文化，直到现在的民主、文明、开放型社会。每一种社会形态最终都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上留下烙印。这些社会形态的转变，无论从社会运动的影响程度上，还是从思想文化的轉变上来看，都是一种巨大的冲击。社会转型体现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它也是文化的转型，中华民族人民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文化行为也都在这些转变当中慢慢发生变化，最终沉淀在中华民族每个人的思想中。
（一）文化心态失衡导致出现认同构建的非理性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要提的就是改革开放。在这三十年内，我国的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的生活都产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此次变革体现出的特征是阶段性、跳跃性的。社会的转型，必然会导致文化变动的一阶段阵痛。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中国文化自觉地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展，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但是它同时也具有很多的盲目性，文化心态出现失衡的局面。但是我们因为身处其中，所以并未察觉文化的非理性发展状态。
由此可见，形成一个统一的、成熟的、理性的文化认同，仍然是现阶段需要我们中华民族共同努力的重要任务。中国文化认同的构建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是向内交互，还是向外交互，中国文化的认同之路都是需要我们长期为之努力的。在这一过程当中，必然会承受阵痛、迂回、碰撞，只有在慢慢探索中才能慢慢走向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二）历史遗留下的文化断裂状况，导致文化认同构建的非连续性
早我国的古代历史时期，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帝国制度，后来又在不断斗争中出现了帝国的覆灭与重建，在近代时期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巨大的历史变革导致中华民族文化的断裂，必然会导致文化认同构建的暂停。在中华民族由于封闭文化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击之下，中国人只能站在弱者的一面向西方倾斜。面对西方列强的文化灌输，有些人痛定思痛，有些人则不自觉深受其扰。中国文化的认同在这一时期，呈现不断否定的不稳定状态。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脚步过快，一些觉醒人士在对他者以及自我的认识上仍然不够充分，所以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新形势下的文化认同构建。到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再次出现断裂，人们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文化自觉的心态，当然这一过程的文化自觉伴随着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个文化断裂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认同必然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干扰。
（三）社会人感知高度差异导致文化认同差异
改革在国家发展的高度上市单维的，是向前不断发展的，但是从内部上看却是多维的，它向着多个方向同步在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冲突、矛盾和碰撞。文化认同的主体是人，人事有着主观思维的主体，每个人对文化的态度的出发点以及感知程度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文化感知是人对社会作用的反馈，人对文化认同的感知的差异必然会导致文化认同上的差异。从历史各个时期来看，中国社会的转型都充斥着文化感知差异，这都会大大影响文化认同的整体性。
1.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对待文化的态度必然受到主体文化知识水平的影响。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民主体群众，几乎不可能与受过高等教育，接受文化差异训练的民众主体相一致。在历史各个时期，我国的文化教育都很少出现均衡发展的情况。到了近代和现代，我国农村与城镇接受的教育水平仍然也没有达到一致的高度。我国的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阶层性特征。这这种状态下，很难达成统一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
2.经济水平差异
从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期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球各个国家都关注到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内部的状态老看，呈现明显的内部不均衡的状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很难形成整体性的文化认同。社会贫富差距大，就会形成一部分人出现自卑、自我否定的态度，另一部分人呈现个人主义欲望膨胀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构建。不仅会导致国家意识虚弱，甚至还会加剧金钱对文化发展方向的诱导。除此之外，社会正义的差距也会影响文化认同的构建。社会正义关系到民族信仰和信心。由于受到社会体制等的影响，我国的社会运行一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频发的群体事件、不正当竞争、贪污腐败、社会会阶层化明显等问题。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太多的问题没能及时得以解决，最终导致社会正义受到伤害，民众自觉形成文化自信不足的状态。那么就会很大程度地影响文化认同的构建。
二、全球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
（一）坚持民族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文化自信是保障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的基础，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保障中华文化构建的基本战略。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现代化发展也是为本土化服务的。那么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构建，它的本土化就可以说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具体点说，就指的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民族的文化就是时代的文化，时代的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几种体现。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二者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主体。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接受的现代化的文化知识以及社会普遍价值观去评论历史文化。其实，当代文化或者时代文化都是历史文化在当前社会的体现。
一切的中国历史都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一切的中华民族文化思想都是中华历史。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历史都要通过人们的思想被保存下来。从文化認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问题，而不能从割裂的某一时期去观察文化。应当按照发展的眼光，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去观察文化思想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的问题。要将文化认同的构建放置到历史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变化当中，也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发展角度。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能够指引文化发展的方向，保障文化发展性和延续性。这两者的结合，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安全服务。在坚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前提下推进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也是民族自信心养成的必然途径。因此，从文化认同的角度上来看，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保障自身文化的延续性和先进性，都要坚持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上述分析进行总结，中华的文化认同应当产生在历史文化和社会注意现代化这两个维度之上。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发展时期，自觉地坚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具体在民众身上，就是坚持民族自信心，用先进的文化知识武装自己，用改革创新的思想去弘扬新时期的时代精神。
（二）学习先进文化知识，坚持文化创新
上文已经提到，文化知识是影响文化认同构建的重要因素。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坚持文化学习与文化创新，能够保障我国民众从理性的角度看待文化认同。这是我国开展文化认同构建的发展战略，是保障中华文化紧跟世界文明发展步伐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推动，文化的推动需要文化的创造性，还依赖于民众对待文化的态度。文化创造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有机结合。是学习主体与他者的对话。文化创新虽然不是完全由文化学习来决定的，但是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才能在传承和发展上做好选择。
在文化学习的领域上，文化理论不足以及文化创新能力较弱也是阻碍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障碍。在我国的发展史上，发生了“五四”文化运动，以及一系列的“改革”运动，这些都是一定形式上的文化觉醒。但他们不仅仅使形式上，还有意识上，几乎都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模仿。从当时的文艺批评上来看，思想上都是西方存在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的借鉴。从我国的文化创新源头上开始，就出现了文化理论指导方向上的偏移，这必然会导致中华文化认同出现一段时期的僵化和分歧。在这种文化理论指导，和文化发展状态下，很难会形成受到全球文化认同的文化产品。也不可能满足民族自信心逐渐增长的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
三、结语
从国家文化安全，以及国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认可度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坚持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然后再不断扩充自身的文化知识，加深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理性分析我国文化形成的原因，以及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当中的优势。在文化认异和文化同一相结合的情况下，坚持文化认同构建，就必须要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下进行文化创新。并同时坚持达成文化认同的“互动性”原则，保障我国文化安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内部与外在的统一，把握文化未来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素玲，孙超. 现代性、全球性叙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J]. 学术界. 2013（07）
[2] 王素萍，谢慧峰. 论文化现代性的指涉、样态与价值[J]. 兰州学刊. 2010（03）
[3] 李忠红，胡辉华. 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现代性的超越[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03）
[4] 王素萍. 对文化现代性的哲学解读[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1）
全球认同 篇4
1 中医文化认同度和中医药事业的涨落
文化认同是人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 这种共识与认可能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 文化认同一旦形成, 事实上也就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支配人的行为、创造、左右人的观念的认同体系[1]。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生命、疾病、健康等内容的文化体系[2]。中国传统文化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易学的思维方式、道家的养生学、儒家的伦理思想、释家的修持之道都对中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中医从基本概念到理论、方法, 从思维方式到治疗手段都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在西学东渐以前,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统治地位毋庸置疑, 因此国人对中医文化的认同度很高, 这种较高的认同度反过来又为中医药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支持的良性循环。
但近代鸦片战争开始后, 西方的坚船利炮动摇了当时的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 并且随着西方科学传入中国, 不仅逐渐在数学、天文学、农学等许多领域取代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 而且极大动摇了国人对中医的文化认同, 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知识的典型代表的中医药的地位日益式微, 进入困境重重的尴尬境地。近百年以来, 多次出现过中医废存之争就是一个例证。表面上看, 这些争论的焦点是“中医是否科学”, 但仔细研读中医存废之争的过程, 不难发现, 中医药的命运实际上是和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联系在一起的。自从20世纪初, 当整个社会思潮倾向于推崇西方文化时, 不仅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批判和抨击, 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也随之受到各种质疑与责难。时至今日, 仍难以逃脱来自上个世纪除的质疑。20世纪是西方文化与科学在中国广泛转播、迅速发展的100年, 也是中医药面对挑战的100年。早在20世纪初, 以余云岫为代表的人即公开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 时至今日, 许多不断改头换面、重新包装的的“余云岫”仍在时急时徐地阻挠中医的发展。2006年, 中南大学张功耀教授指出“中医不科学, 中医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而且提出中药也都是些污物、异物、毒物, 不但需废医, 更需要废药”[3]。目前仍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医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 用药经验有可取之处, 属于经验学科范畴, 可以加以保留, 但中医理论 (文化) 应该废除, 如“反伪科学斗士”何祚庥就明确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 看看中医就知道了, 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其观点最大的特点是以文化为切入口攻击和否定中医药。中医在捍卫自身存在的正当性抗争中, 一度处处被动挨打, 甚至有些狼狈不堪, 究其根本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及文化遭到彻底否定, 中医的悲惨境遇只不过是中国文化命运的缩影。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加深, 中医文化的认同还面临着由于文化全球化而带来的的危机。
2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中医文化认同的危机
文化全球化指世界上各民族、国家或地域文化间广泛而快速地互动的现象与历史进程, 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向全球文化系统发展的一种趋势[4]。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化有更多的机会平等交流, 融合互补, 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冲击的机会和程度也随之增多。以医学文化为例: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西医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就对中医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中西医结合的过程, 不仅是科学技术层面的结合, 更多的是中西医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中医药文化认同感的强弱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强烈, 那么在西医文化的冲击下, 不但能够存在, 而且能找到新的发展、新的社会定位, 焕发出新的生机。但是, 如果没有强烈的文化认同, 那么在西医文化的冲击下, 中医药文化在和西医文化的融合中, 很容易迷失自己。
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中, 中医文化认同的构建尤其要注意“文化霸权主义”对自身的消殚作用。文化霸权主义是指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 凭借自己经济、政治优势, 通过文化渗透的方式, 竭力推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 企图削弱和取代别国的民族文化, 以推行强权政治的思想。理论上来看, 文化全球化可以使各民族文化在交流合作中相互影响、合作互动, 使文化的共性得到发展, 而且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推广到全球并不意味着抹杀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 因为只有个性文化的存在, 共性文化才有生存的载体和基础。照此看来, 文化全球化对于中医文化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机遇, 一方面它有利于中医文化吸纳多元文化中的精华、促进自身的创新性发展, 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给中医文化提供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推广自身价值观、确保自身意识形态安全, 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凭借其经济与科技上的强大手段, 积极谋取文化的主导权, 导致各国的民族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中或多或少都受到“同化”或者“弱化”的困境。中医文化也难以摆脱这种“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 出现文化认同危机。众所周知,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模式, 首先是谋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过程中, 再不遗余力地把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推向全球, 最终导致全球化过程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向欠发达地区推销其精神文化产品和价值观, 传播资本主义的世俗生活方式和典型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念, 力图使处于非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民众直接或间接地认同西方的价值观, 转而怀疑和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这种趋势中,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又为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目前网络传播所载送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 正在动摇着人们既有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 进而造成人们精神困惑, 消弱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3 “发掘、重构、输出”三步走的中医文化认同构建策略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医文化的发展和创新需要根据全球各种因素的变迁不断调整。
首先需要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利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积极发掘出中医文化中的优势, 对中医文化的特色进行批判性认同, 要在同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流中, 正视外来文化的冲击, 正视外来文化的优点。通过人类文明发展史可知, 各种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交叉、渗透的,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有可能会产生出创新的火花。在当今医学文化中占优势地位的西医文化正是在借助多种文化、多种学科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最多成就的, 因此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中医文化认同, 也需要和各种外来文化交流。 著名中医邓铁涛曾说:“要想完成中医药学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发展, 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采用多学科的最新成果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中医之振兴, 有赖于新技术革命。”可见, 结合多种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西医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来发展中医、构建中医文化, 是中医文化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也将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但是, 在借鉴和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在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借鉴和融合, 对于来外文化必须彻底分析并且要适度引入, 如果盲目照搬, 为了得到认同而拔苗助长, 反而会导致中医文化变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 更谈不上对其认同的形成。
其次, 要在理解、宽容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构中医文化, 使中医文化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要求、全球化的要求相适应, 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医文化在深层次上得到全面发展以及世界范围的认同。应该看到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 中医文化强调“治未病”的理念与医学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之间是相互关照、相互吻合的, 这不仅预示着中医文化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要求、全球化的要求相适应, 也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医文化认同得以构架的重要基础。现代医学模式经历了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随着医学的发展, 现代医学模式即将进入一种更为先进的科学的医学模式, 即“病人开展的自我保健和预防) 与被动 (医生开展的诊断和治疗) 相结合的新世纪医学模式[5]”。中医文化中许多优势特色正是未来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所擅长的预防、养生以及辨证施治、整体观与天人合一等理论和实践, 都将是未来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把中医分为针、灸、砭、药与导引几个部分组成, 其中导引医学属于内源性医学, 它特有的呼吸运动、肢体运动与自我穴位按摩于一身, 它是未来医学精粹中一个科学、实用组成部分[6]。”中医文化完全可以顺应未来医学模式的要求, 使自身的文化认同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正如卫生部长陈竺所言“用现代生物学手段, 用中医原始和质朴的、讲究整体、注重变化为特色的治未病和辨证施治理念来研究亚健康以及慢性复杂性疾病, 是东西方两种认知力量的汇聚, 是现代医学向更高境界提升和发展的一种必然性趋势”。
最后, 积极输出中医文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世界上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越来越多, 因此各个民族都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文化的多元性需要相互补充、相互呼应, 因此可以通过积极输出中医文化, 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和中医文化认同, 使中医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重要的一份文化资源。当然, 中医文化认同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和建立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据文献记载, 从公元5、6世纪起, 中医文化逐渐传播到日本、印度、朝鲜、越南、阿拉伯等地区, 这是中医文化得到世界认同的第一次活跃期,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 中医文化再次走向世界, 在这次活跃期中, 中医文化凭借其中的针灸文化作为排头兵迅速传播到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 开始谋求世界范围的文化认同, 这是一个前景看好, 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任重道远的过程。中医文化博大精深, 其基本知识难以在短期内被各国公众所了解, 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中医文化认同的困难之一。在加上国内外的中医药医疗市场上存在鱼龙混杂、管理不严的现状, 一些因为缺乏中医基本知识而导致的偶然事故, 往往被西方政府及其媒体过度宣传, 给中医文化的认同构建带来恶劣的影响。这种情况要求中医药要能够更加积极的“走出去”, 实际上, 到目前为止, 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和民间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关于中医药的英文版网站, 向国际宣传中医药的力度严重不足[7]。显然在积极整合国内相关资源的基础上, 推动中医文化的国际传播, 扩大中医文化的国际交流, 是提高中医文化的必由之路。具体措施包括:翻译中医古典文献中的经典著作, 并通过发行外文版的杂志、创办外文版的网站, 向世界各国和地区传播中医文化的核心理念;注重政府与国际组织间的交流, 让行政力量在中医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更多的作用;继续扩大国外的正规中医教育和中医医疗活动, 通过扎实的疗效为中医文化的认同提供土壤, 等等。
总之, 人的文化活动往往是受到已经形成的认同支配的, 某种文化能否存在存在并发展, 往往也取决于是否具备对其的文化认同。当人们认为一种文化有其存在的意义、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 那么人们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保留、改进、发展这种文化;相反, 如果人们认为一种文化没有存在的意义和现实需要, 那么这种文化的丧钟也就必然被敲响。可见,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中医药的发展能否走向世界,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对其的文化认同, 因此可通过“发掘、重构、输出”三步走的策略提高世界对中医文化的认同。
摘要：近年来, 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较为迅猛, 在某些医疗领域如针灸等甚至出现了全球性的“中医热”。但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中医的快速发展也受到了一些文化因素的阻碍。中医药独特的文化本性决定了消除中医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遇到的诸多难题的关键是要从文化建设入手, 构建中医药文化认同, 提高国内外消费者对中医药的认可。可通过“发掘、重构、输出”三步走的策略提高世界对中医文化的认同, 即利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积极发掘出中医文化中的优势、在理解宽容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构中医文化并积极输出中医文化。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中医文化认同,认同构建
参考文献
[1]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10.
[2]何其灵.对中医文化研究现状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 2001, 22 (6) :36-37.
[3]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 2006, 27 (4) :14-17.
[4]魏海香.对文化全球化及其相关概念的考察与辨析[J].新视野, 2008, (5) :70-72.
[5]魏慧, 王.未来医学模式——新世纪医学模式的思考和探索[J].未来与发展, 2009, (10) :2-5.
[6]魏慧, 王.未来医学的宗旨与21个亮点[J].未来与发展, 2010, 31 (5) :6-10.
全球认同 篇5
关键词：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社会语言学,语码转换
1 文化身份认同的定义
全球化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 也是目前世界发展的一大特征, 对世界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反正均产生巨大的影响。全球化、现代性的发展使社会文化的发展呈现多样性、流变性和断裂性改变 (韩震, 2005年) 。人们曾经熟悉的概念、习惯、生活方式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些变化在人们的心理上引起文化上的焦虑和自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入的思考: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应该选择和创造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能促进我们自身的发展?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该如何认同我们的文化?
所谓认同, 指种族认同、民族认同、社会 (群体) 认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等多种类型, 但最核心的内容是文化认同 (崔新建, 2004年) , 因为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的共同因素, 也是决定各种不同认同取向的决定因素。所谓文化认同, 就是人们对自身、人们之间、所属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文化符号包括语言和交际方式、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是文化认同的依据。
2 文化身份认同的特征
文化身份的内在特性包括它的建构性、多元性、继承发展性 (罗虹, 颜研, 2009年) 。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 研究发现文化身份的形成不是个体一出生就给定的, 它实际上个人通过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表意符号、行为方式、社交事件与他人、群体发生互动并建构的一系列特征的集合。具体因素主要包括该文化群体的语言, 外表形式特征, 心理结构等等。群体的交际语言、传统、生活习俗以及自身对于某些身份特征的认可、习得、选择和取舍都是在具体的事件中建构起来的。
同时, 文化身份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即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文化身份具有多重性、多样化的特点。个体对于自身以及他人文化身份的认知随着社会化进程, 受到其自身所属群体、参与的文化群体、周边文化群体文化观念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与个体活动发展空间扩张, 他对多个不同的文化团体了产生了忠诚归属感, 文化身份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但是在特定的情境和时间内, 多重的文化身份具有不同的显著性, 个性所展现的文化身份认同可能会有冲突。例如朝鲜籍的中国大学生, 在观看中韩球赛时候就会想到底是支持韩国还是中国队, 如果她是学习英语专业的学生, 被邀请参加大学生新年晚会节目演出时候她还会考虑是选择演唱英文、中文还是朝鲜语歌曲。
此外, 文化身份是可继承和不断发展变化的。一种文化身份包括传统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在群体成员之间得到继承, 通过群体成员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表现出来, 例如, 前文提到的女学生就是从她的家庭、亲友、民族群体中学习了民族的语言、行为方式等, 继承了她的民族文化身份。同时由于文化自身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交融而流动、发展, 这些文化身份特点会随着社会经环境等改变而赋予新的特征, 得到更新或者改变。例如这个大学生学习了汉语、英语或其他外语之后, 她的民族文化身份也会呈现新的变化, 展现的民族特点会与父母辈不同。
3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外语学习
全球化和现代性在促使社会转型的同时, 还直接引发了空前的文化危机, 使文化认同成为突出的时代课题 (崔新建, 2004年) 。现代性对于传统是替代性的否定, 现代文化对于传统的否定容易造成文化断裂。习俗、传统是往往是文化中最能代表一个群体特色、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是文化认同的载体, 但恰好也是是现代性首先攻击的对象和牺牲品。其次, 具有现代性的往往文化是强势的, 是一种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 容易破坏原有的文化秩序, 造成文化生态失衡。当原有的传统阵地被现代性文化所强势占领, 人们原来认同的文化特征被推翻, 原有的文化身份没有着落。最后, 现代性文化以物的依赖性而不是精神依赖性为中介, 带来了社会与人自身的普遍物化, 造成文化对人的否定和扭曲。现代性的文化本质是市场化的文化, 是文化的物化与技术化。这种脱离人的本质的纯技术纯物质性的文化, 容易导致人们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的市场性和技术性也反映在现今中国如火如荼的外语学习潮流之中, 这种“过热”的英语价值观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带来了“侵略性”的影响, 一如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省的文字里生掺入日本文字。在数字化、媒体化这些显著现代性影响下, 众多外语学习者, 从牙牙学语便开始接触外语及相应的文化。但是外语学习是把“双刃剑” (张正东, 2006年) , 学好了可以丰富母语文化, 提高智力, 满足国家民族开发发展的需要, 但是学不好也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 例如损伤母语文化、损伤民族自尊心等。另外有代表性的群体是外语教师, 他们像是站在这个潮流的“风头浪尖”的“弄潮儿”, 因为这个群体作为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化的教育者和传播者, 既是成功的外语学习者, 因为他们了解目的语, 也了解目的语文化, 对文化全球化有更深切的体会, 他们又是本国文化的“局内人”, 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 经历着本土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因此, 外语教师文化身份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沈映梅, 杨文伟, 2008年) 。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还影响着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外语学习者。例如, 调查显示, 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大学生正面临着种种的文化困惑和文化挑战, 他们的国家民族文化身份、校园集体文化身份、性别文化身份等认同现状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将文化身份认同概念引入高等教育理念, 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谢伯端, 2003年)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状态影响到民族未来的文化的状态。对于大学生、教师文化身份认同过程、特征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但目前还远远不够。
4 文化身份认同与语码转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许多东西, 都储存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语言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 因为社会群体的语言与该群体的文化身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管何种语言形式, 都能表明说话者在某既定文化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通过对不同语言变体的选择和转换, 说话者表明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表示自己与该语言集团的亲近或者疏远的心理距离。同时, 文化身份对语言使用也具有影响。说话者认定或者建构的文化身份差异也会反映到语言层面上, 表现为语言使用的差异 (罗虹, 颜研, 2009年) 。
所谓语码转换, 是指说话人在同一话语中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变体, 是在语言接触的环境中双语者会话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语言现象。在国际化程度日益发展的中国, 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在会话中加入外语的词汇或者短语, 甚至长段的话。报纸、杂志、网络论坛甚至个人电子邮件甚至手机短信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夹杂”的外语, 其中以英语为最。作为高层次的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育的承担者, 外语教师在课堂里使用英语, 并且有策略地使用汉语, 把英语--汉语的转换作为一种话语策略, 但是人们发现有些外语教师在课堂外的语言交际时也使用英语, 有时是“夹杂”一些英语的词, 有时是“夹杂”英语的短语和句子。他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和什么人进行这种语码转换?他们在课堂外进行转换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这种转换对于他们的文化身份构建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在文化分析的后殖民范式检视下, 我国高等教育暴露出深刻的文化殖民倾向, 一种从制度到人的彻头彻尾的文化殖民 (张斌, 常亚慧, 2009年) 。而作为文化传播、创造主体的大学教师的文化行为表现又最为明显。去殖民化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紧迫的文化使命, 而高等学校的主体—————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是我国高等教育去殖民化使命中最为基础而又特别关键的问题, 外语教师作为使用外国语言和紧密接触外国文化的群体, 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更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语言与文化认同、教师身份认同、语码转换与身份认同研究目前的研究也有所进展。上个世纪以来, 语言学研究获得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发展, 人们对语言与身份认同的理解经历了从认为“无”到认为“有”, 从单向影响到双向影响, 从群体行为到个体行为, 从本质决定到相互构建的、逐渐深入、全面的过程。早期变异语言学家认为二者具有相关和共变的关系, 语用学研究强调社会身份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具体的行为展现出来的,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个人语体风格的形成取决于心理上的身份认同与排斥, 交际社会语言学认为个体的社会身份是在具体交际活动中建构出来的。批评话语分析进一步揭示语言与身份的辩证关系, 认为人可以遵守或违反话语规范, 有意识地选择语体来建构主体身份 (谷小娟, 李艺, 2007年) 。近半个世纪以来, 语言和认同成为社会语言学、二语习得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语言学习和学习者认同关系的研究也呈现出从结构观向建构观发展的态势 (高一虹等2008) 。
具体来说, 语码转换的研究有几种不同研究路径, 如普通语言学主要是句法学路径 (如Myers-Scotton, 1993年) 、国内代表性的研究者有黄国文、王瑾等;社会语言学路径以祝婉瑾、陈立平 (2008年) 等人的研究为代表;语用学路径最有影响里的则是于国栋 (2001年) 的研究, 尤其是于国栋的“顺应性模式”被不少研究所采用;话语分析路径则有Peter Auer, Li Wei, Afagaran等。国际上语码转换与身份认同也是研究的趋势, 但是那些语码转换主要是发生在移民群体, 外语环境下的语码转换研究很少。但是总体上国内语码转换研究以理论介绍和综述、评述为主, 实证研究只占很少一部分。对于教师语码转换研究主要限于课堂语码研究, 如 (姚明发2012年) , 文化身份认同视角下的语码转换研究也寥寥无几。
5 小结
全球认同 篇6
关键词：全球化,青年,文化认同,“美国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就已经是中国青年渴望的新大陆。影片《中国合伙人》中的三位男主角在自己的“美国梦”相继夭折后, 转而去帮助其他的寻梦者实现“美国梦”。透过影片我们除了看到了青春、梦想, 也看到了中国青年文化认同的焦虑:为什么千千万万的大学生狂热地要去美国?在美国签证官面前, 他们为何如此心虚?成东青为何需要通过如此土鳖的炫耀来帮助孟晓俊重拾尊严?中国人的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美国人的认可?影片以“新东方”为原型, 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新梦想”一样, “新东方”已经成为如今中国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的“梦工厂”。
一、青年人的文化焦虑
如果说, 出国是为了在一个比较的平台上扩大视野, 更加了解自己的国家和文化, 固然无可厚非。然而多数青年人的留学动机似乎就是简单地想要一个国外的学位和留学背景, 当然还包括对欧美国家的宗教式的狂热向往。这种狂热不需要理由, 它是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传统:当近代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与别国的落差时, 其身份意识就陷入了虚无。而美国却仅用二百余年的时间就发展为人类史上继罗马帝国之后最强大的霸权, 在中国青年们憧憬的目光的中, 它俨然就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未来, 是实现他们理想的朝圣地。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奇迹成长的一代, 目睹了整个社会都在不惜一切地进行着原始积累, 物质和功利被这个社会无限放大。因此, 集体主义给他们父辈所强化的文化认同已经被个人主义、商品逻辑完全解构。他们又是接受信息教育的一代人, 更擅长利用网络获取最新资讯, 更容易接受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本是现代文化中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然而多元文化一旦和极端的怀疑论和虚无论合流之后便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相对主义, 终至失去任何共同的标准, 便人不再能判断善恶、真伪或美丑。”1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 缺乏历史根基和经验传统的年轻人很难保持自我的完整性。
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彼此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全球化时代, “强势文化”常常居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年轻人多数会以西方世界的价值为参照标准。除了在个人理想、社会理想层面, 他们有挥之不去的“美国梦”“欧洲梦”, 就连日常生活中也充斥着随处可见的美式大众流行文化。他们努力效仿着西方人的文化趣味, 消费着被西方世界所设定了符号意义的商品。然而, 他们始终未能购买到他们关于身份的想象, 反而陷入了消费的迷宫。正如张旭东所担忧的:“中国人变了, 以前是大群大群的政治蚂蚁;现在则是大群大群的同样没有个性的消费蚂蚁。”“如果他们的文化已经完全被消费主义吞没, 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吗?他们以前是大群大群地喊政治口号, 现在是大群大群地买东西、唱卡拉OK、泡星巴克。”2
二、文化认同的意义
文化认同主要指自己的成员对所处群体的文化的基本价值所持有的一种肯定性体认, 并受其影响, 它所回答的是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同质文化之间不存在认同的需要, 只有当与异文化接触时, 文化之间形成接触、碰撞, 以及混乱时, 才会出现认同的问题。
“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的核心危机 (the core crisis) 是自性危机 (identity crisis) ”, 3所谓的“自性危机”就是文化认同危机。自20世纪初,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封建帝制的推翻、五四运动的兴起, 青年们便开始主动学习西方。他们在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理论激励之下, 急切地抛开传统的束缚, 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80年代, “后现代”思潮开始不断涌入, 在青年的思想中激荡。当他们的思想、文化还没有完成理性的建构和反省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试图解构。到今天, 青年们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生出了新的迷惘:跟随着西方的脚步走了这么多年, 我们学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勃勃野心, 却始终没能找到归属感。学者余世存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这趟欲望号特快列车上, 你不上车, 就会被时代抛弃, 你上车了, 又会迷失自我。”
从宏观意识形态层面来讲, 文化认同是凝聚和延续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文化又是个体生活得以延续的一贯的方式, 它对于个体的意义也同样重要。因此, 文化认同并非仅仅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手段, 从微观个体层面来看, 它关涉到每一个中国人自我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尽管年轻人有时反感灌输式意识形态的教育, 而当他们想刻意去消解与这个国家的一切联系的时候, 往往会发现自我意识的动摇与混乱。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 文化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植入了我们的自我结构中, 因此弗洛姆认为文化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自我的冲突。文化是个体进行价值论证和选择时潜在的参照依据, 文化的断裂和迷失会对个体的存在意义造成极大地困惑和恐慌。
三、确立自己的参照系
青年是一个时代最为敏感的神经, 从他们的身上可以观看到整个社会的症候。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 给了人们关于文化认同一个规范、统一的答案:炎黄子孙, 龙的传人。未经反思的认同不算真正的认同, 因此很多青年人人更容易受“他者”文化的影响。事实上, 国家层面上的认同与个人心理层面的接受不能等同, 它不是一种灌输教育, 而是一个真实的自我追溯与反省的过程。
对于文化认同, 我国近代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思路:学习西方;回到传统。很显然, 单一地学习西方, 我们始终追逐别人的脚步, 而最终丧失了自我的认同。作为中国人, 青年人无法回避传统之根, 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家园意识, 集体记忆, 它总会在某个时刻被唤醒。而一味地强调“回到传统”, 实际可操作性不大。青年人都热衷现代社会的自由、个性、富足、时尚、国际化等特征, 这不仅是青年的需求也是时代的需求。“作为现代人, 我们今天的物质条件和整个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现代性的前提下的, 因此在现代性的前提下分西方和传统没有什么意义。”4
很显然,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重建青年人的文化认同有必要选择第三条道路, 即学习西方的同时激活传统, 让西方的现代文明与传统的经验都化作今天的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他们既离不开现代社会的理性与激情, 也需要传统给他们带来的家园意识, 这样才能适应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时依然保持自我的独立。
滴泉入海刀耕春秋
——李桦艺术传略
陈涛张李松 (安徽美术出版社安徽合肥230071)
摘要:今年是著名版画家、教育家李桦先生诞辰106周年, 作为20世纪中国版画界的一面旗帜, 长期以来, 李桦对于推动中国现代版画事业与版画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其从事版画艺术的一生, 更是中国20世纪现代版画事业发展的鲜活见证。
关键词:版画家;版画艺术;新兴木刻;艺术历程
一
李桦笔名浪沙、白浪沙, 斋号滴泉斋, 是中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版画艺术家之一。李桦先生1907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 青年时期的李桦天赋聪颖、酷爱艺术, 曾留学日本学习西方印象主义绘画。“九一八”事变后, 他立即回国投身到“反日救国”的爱国运动之中。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饱受列强的凌辱, 山河破碎, 风雨飘摇。残酷的现实社会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期的李桦, 受当时苏联进步思潮的影响和鲁迅先生“当革命时, 版画之用最广”的鼓励, 他决然地告别了吟风弄月的小品画风, 摆脱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桎梏, 用手中的刀笔作为武器, 全身心投入到用作品唤醒民众, 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兴木刻运动之中。1934年李桦组织创立了“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 这是上世纪30到40年代影响最大的木刻团体之一。鲁迅也对此寄予厚望, 希望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为“支柱与发展版画的中心”。在李桦的带领下, 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艺术家们抱着艺术为大众、为社会的艺术理想, 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民众疾苦与抗日救亡作品。1935年他创作了《怒吼吧!中国》, 以极其夸张变形的造型表现出中国在遭受极度凌辱后的怒吼。作品以通俗易懂形象、刚劲有力的线条, 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危险处境和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 以此来唤起民众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作品虽然受到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艺术风格的影响, 也正是这种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表现形式, 犀利的刀法运用, 极具动感的画面构成, 强烈的黑白冲击力, 让李桦为唤醒民众奋起抗争发出了时代最强的“呐喊”。
抗战胜利后, 时年39岁的李桦来到上海, 作为常务理事主持
在土耳其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文化冲突时, 帕慕克认为:“土耳其不需要为有两种精神, 属于两种不同文化, 有两个灵魂而感到担忧。”现代化不是西化, 不是质的概念, 现代是时间概念。同样传统也不是学习古人, 不完全是时间概念, 它还是一个质的概念, 人们可以随着时过境迁在此生发出更多符合时代的新精神。
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 甚至不是简单的学习西方, 回到传统, 或是将二者融合为一, 关键是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参照系。从而将多元文化的精神在自己理性的价值判断中进行转化, 包括对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确认。作为思想开放的青年人, 应以一个更为包容的姿态迎接多元文化时代的全面降临, 同时将之化作对自己文化进行反思和确证的精神养料。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之中, 通过自己的价值参照标准取舍、借鉴。这个参照标准, 不属于西方, 不属于传统, 而是属于今天的中国青年人的理性系统。
导师:刘承华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工作并积极筹办抗战八年木刻展。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的斗争精神的推动下, 李桦创作了《粮丁去后》《怒潮》《饥饿线上》《劳动后备军》《民主的行进》《团结就是力量》《民主死不了》等一批具有鲜明个人风格、深刻思想内涵和强烈时代精神的作品, 特别是组画《怒潮》, 以高度概括和极具动感的画面构成, 刻画出争取自由解放的英雄群像, 作品构图独特、气势恢宏、刀法刚劲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形象地再现了人民大众正以雷霆万钧之力, 排山倒海之势, 涤荡旧世界的“风云巨变”。应该说, 这一时期他的个人风格、艺术技巧、表现能力、思想深度达到了完美统一, 成就了他青年时期的艺术巅峰。这批作品不仅是中国现代版画的优秀代表,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李桦的生活环境和作品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那时起, 李桦先生曾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系主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等职务。虽然繁杂的日常事务、大量的组织活动和教学工作侵占了他的创作时间, 但他始终充满创作激情, 数十年间他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和时代风貌的一系列作品。以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夏日》《山区生活》《征服黄河》《晚风》和《山乡巨变》的系列插图;70至80年代的《双喜》《首都的清晨》《造船工人一双手》《补课》《夔门之秋》;80至90年代的系列“藏书票”等最具代表性。总体来说, 虽然他仍然延续现实主义的创作思路, 但画面的批判精神和表现象征主义的色彩有所弱化, 受民族传统版画语言和苏俄主题叙事的风格影响成了这个时期主要特征, 画面总体呈现出一种朴实、清新、洗练、大气的新艺术风格。
从1954年起, 李桦先生负责组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并被任命为系主任。自此数十年里, 他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为培育现代版画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将木刻艺术总结和概括为系统完备的教学方法, 如“14种刀法”“48种刀法组织”等有关木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湾:三民書局, 2008-3-1, 第63页.
[2].张旭东.上海故事.文汇报, 2002-10-4.
[3].李慎之, 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年, 第148页.